美国造P-51D野马战斗机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手中陆续缴获、接收了一批P-51战斗机。1949年8月，以这批战斗机为基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开国大典上，该中队9架P-51战斗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是其中的一架。
P-51战斗机是美国航空公司研制的一种下单翼单座战斗机，1942年10月首飞，次年9月装备使用，后发展了A、B、D、K等型号，被世界航空界公认为达到了螺旋桨战斗机制造技术的顶峰。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9.85米
- 翼展：11.28米
- 机高：2.64米
- 动力装置：1台V-1650-7液冷活塞式发动机，起飞功率1066千瓦
- 实用升限：12771米 最大速度：703千米/时（高度7620米）
- 武器装备：12.7毫米机枪6挺，2枚炸弹或6枚火箭弹
南苑飞行中队
南苑飞行中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立前，最早担负要地防空等任务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分队。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今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编有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有飞机10架，其中P-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型教练机2架。10月增编1个空运分队，有2架C-46型、1架C-47型运输机，后又增加19架飞机。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作战、紧急空运以及接送中央领导人等任务。
1949年开国大典，人民空军开国受阅的主力战机
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正当战车师坦克方队隆隆通过天安门时，天空中传来了阵阵飞机的轰鸣声。飞在最前面的是九架野马式P-51型战斗机，它们排成三个“品”字形分队，随后是轰炸机分队、运输机分队、教练机分队。接着，又出现了三个“品”字形的P-51型战斗机分队……
天上轰鸣的机群与地上隆隆的坦克分队遥相呼应，浑然一体，形成了威武雄壮的立体阵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欢呼雀跃，欣喜若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等开国领袖们举目仰望，向驾驶着P-51等飞机的新中国空军健儿频频挥手致意，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作为开国阅兵中的空军领头战机P-51，今天的人们对它可能不太熟悉，但它却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P-51型战斗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惊人的速度向北欧和西欧进击，与欧陆一海之隔的英国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和危机。1940年春，英国派出一个飞机采购团向美国订购战斗机。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答应在较短的时间内为英国生产一种新式的战斗机。经过120天的研制，10月11日样机制成，10月26日试飞成功。新机服役编号定为P-51。英国人给它取名为“野马”。
美国研制的这批“野马”在英国“骑手”的驾驭下开始竞逐蓝天。英国空军利用P-51战斗机实施“零高度攻击”（在十米高度以下飞机高度表指示为零），猛烈打击德军地面部队和运输线。1943年秋，战斗性能大大超过A型机的P-51B型机问世，它首先装备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三五四战斗机大队。1944年3月在著名的柏林大空袭中，P-51战斗机击落德机41架。6月，大批P-51战斗机参加了支援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年下半年，P-51已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制空权。
1943年秋，P-51战斗机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参战。中印缅战区的第三一一战斗机大队和中国战场上的中美航空兵部队首批装备了P-51战斗机。在抗日战争最后两年中，中美飞行队的P-51战斗机以广西、湖南西南部地区为依托，发挥其作战半径大的优势，不断深入到湘北、鄂、粤及沪宁一带日军占领区，猛烈袭击日军的机场、运输船队。在P-51等飞机的冲击下，日军失去在中国的制空权。1945年春，P-51战斗机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立下了大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P-51战斗机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欧洲战场上，P-51战斗机就出动13873架次，投弹5668吨，击落敌机4950架，击毁地面敌机4131架，被誉为“歼击机之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P-51战斗机，装备其空军部队。国民党空军运用P-51战斗机在各个战场上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8年9月，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在北平驾驶一架P-51战斗机飞往吉林四平降落起义。随后，又有数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P-51战斗机投向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从此拥有了P-51战斗机。
1948年辽沈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缴获、搜集一批国民党军的P-51战斗机。东北航校还在吉林公主岭专门成立了P-51飞机训练队，培训P-51飞机驾驶员。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又缴获、接收了一批P-51战斗机。
中央迁入北平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空袭，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1949年8月15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了飞行中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也是第一支空军部队。中央军委航空局从东北航校和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抽调了一批飞行员和十多架P-51战斗机，还有一些其他型号的飞机。P-51战斗机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的主力战机。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体同志抓紧训练。参加受阅的飞机共17架，其中P-51战斗机9架，蚊式轰炸机2架，C-46运输机3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信机1架。9架P-51型战斗机编为“品”字形的一、二、三分队；2架蚊式轰炸机编为“一”字形的第四分队；3架C-46运输机编为“品”字形的第五分队；1架L-5通信机与2架PT-19教练机合编为“品”字形的第6分队。这样，17架飞机拟形成一个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
10月1日下午，当受阅的第一、二、三分队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又接到地面指挥员的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P-51战斗机驾驶员按照命令，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方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9架P-51战斗机再一次通过了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开国大典阅兵结束后，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办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陆海空军代表。大家频频举杯，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庆祝阅兵的圆满成功，当朱总司令来到空军代表跟前时，他高兴地对驾驶P-51等飞机的飞行员说：“你们飞得好嘛，从现在起，我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飞行中队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之后盛大的阅兵式上，尚未正式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这次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是如何组织的？
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中队，成立仅一个月
1949年的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就在这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突然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30颗，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形式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这次空袭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接命令，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飞行中队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当时，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如何编队？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飞机老旧，型号多种。高的高、低的低，快的快、慢的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二、空地配合。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地面队列不可能去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三、空中联络。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地沟通和联络呢？
四、高度多少？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高了看不清，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
五、是否带弹？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间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时，也是不得不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的因素。如此一来，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周密准备，大典前两天接密令“带弹受阅”
为此，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组织力量加紧制定了一个包括受阅飞机型号、架数、编队以及飞行员情况等内容的初步方案，并向聂荣臻进行详细汇报。聂荣臻再次强调：空中受阅与地面受阅不同，难度大，影响也大，一定要搞好，你们要抓紧时间，周密计划，确保万无一失。
常乾坤受领任务后，军委航空局迅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进一步明确飞行计划，作出工作部署。计划由5种机型组成混合编队，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显示出整个队形的严密、完整、紧凑、壮观，又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让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为此，参加受阅的指挥员和飞行员进行了反复研究。
计划制订之后，军委航空局开始调集飞机、选调飞行员、拟定编组、确定航线和加强安全保障等。明确空中受阅飞行的总领队，由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兆文在受阅训练中负伤，临时决定抽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东北老航校刘善本负责。
9月2日，17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梯队，正式在南苑机场投入飞行训练。为增强受阅效果，周恩来特别要求，领队的9架战斗机飞行速度快，通过天安门后可以转回去接到教练机后面，再通过一次天安门，这样看上去就有26架飞机受阅飞行了。
9月23日，邢海帆、邓仲卿、刘善本、方槐等人作为各分队的领队，驾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做第一次实地预演。9月28日下午，各分队长机根据新研究的方案，在天安门上空再次实地预演。
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两天时，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准备随时从空中受阅转入反空袭作战。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几十年之后，阎磊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此外，在参加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10月1日凌晨5时，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进入南苑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也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等人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最后检查。
下午3时，庆祝活动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亲手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朱德宣读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
下午4时，空中阅兵指挥部接到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立即组织受阅机群从南苑机场依次起飞，按预定航线、速度和高度出航，先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待命。下午4时35分，空中受阅机群接到分列式开始的命令，编队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向西，朝天安门飞去。
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型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组成3个“品”字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第1分队长机由受阅飞行总领队邢海帆担任，左右僚机为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为阎磊、王延洲；第3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为谭汉洲、毛履武。紧接着是2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的第4分队，列成“一”字排开队形，长机飞行员是邓仲卿，僚机飞行员为王玉珂。第5分队由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品”字队形，长机是刘善本，飞行员有谢派芬等人。排在最后的第6分队，是由1架L-5型通信联络机和两架PT-19型教练机组成的“品”字队形。长机飞行员方槐，左、右僚机飞行员分别是安志敏、任永荣。
6个分队通过后，最先飞跃天安门的9架P-51型战斗机按照预定方案，随即绕到东郊，接续在第6分队后再次通过天安门。
下午4时41分，空中分列式结束，受阅飞机全部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继续担任空中警戒。开国大典空中阅兵，拉开即将诞生的人民空军的精彩序幕，在空军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晚，党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参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和陆、海、空军人员。席间，朱德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第一支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
1949年1月31日，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这一天，国民党空军3架P-51型飞机，窜至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扫射。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B-24型重型轰炸机再次轰炸南苑机场。当天，周恩来召见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询问南苑机场被炸情况，要求提高警惕，认真做好防空工作。
6月，周恩来再次召见常乾坤时明确指示，在大批空军部队组建之前，迅速组建一支防空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常乾坤回到灯市口航空局，连夜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
7月31日至8月8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飞行中队的具体编组问题以及各项落实措施。会议确定，组建的飞行中队为混合飞行中队，下辖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和1个地勤分队。所需飞机和空、地勤人员，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尽快集中到北平。
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飞行中队成立不久，徐兆文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发动机故障被迫跳伞后负伤，由在公主岭负责飞行训练的邢海帆代理中队长。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官校教官，受训于美国，在抗日战争中曾击落1架日军零式飞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投身到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工作。
飞行中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飞行中队装备的飞机最初有10架，其中P-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 架，PT-19 教练机2架。尽管飞机数量有限，但大家的战斗警惕性和积极性非常高，每天昼间保持2至4机战斗值班。国民党空军一旦来袭，可以立即升空迎战。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突击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后，于9月5 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1949年9月中旬，朱德在聂荣臻、常乾坤等人的陪同下，视察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中队的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并到飞行员宿舍，询问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大家为建设人民空军多作贡献。
飞行中队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根据军委航空局部署，空中受阅编队以飞行中队现有飞行员为主，不足的再从东北航校抽调，飞行中队和军委航空局能飞行的同志全部参加。抽调各型飞机17架，并拟订20天的飞行训练计划，以及多机种使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日程安排，飞行训练重点是编队课目。9月2日，17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梯队，正式在南苑机场投入飞行训练。10月1日，按照计划，空中受阅机群圆满完成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为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实力，从东北老航校调来10余名飞行员，还有一部分地勤人员。同时增调作战飞机19架，其中P-51型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型轰炸机各1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空运任务，飞行中队又增编1个运输机分队，装备美制 C-46 和 C-47 型运输机共3架，分队长由谢派芬担任。随着队伍的扩大和形势的需要，飞行中队不仅担负着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为一个军种正式建立，大力创办航空学校和航空兵部队成为当务之急。1950年初，空军将飞行中队轰炸机分队的全部飞行员和飞机，战斗机分队的部分飞行员和飞机，调配给新建的航空学校，将3个作战分队缩编为2个。同年2月，运输机分队调出，在北京西郊机场单独成立一个空运队。7月26日，空军将缩编后的飞行中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歼击机大队”。随着空军各航校学员陆续毕业，空军开始成批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年11月19日，“空军独立第一歼击机大队”番号撤销，人员、飞机分配到空军各航校和航空兵部队。
我军第一支飞行中队虽然只存在了1年零3个月，但在担负首都防空任务的同时，出色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向世人展示了人民航空力量的威武形象和高超技术，为人民空军大批组建部队培养了战斗骨干，为防空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知识链接：P-51型战斗机
该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单翼单座单发平直翼活塞式战斗机，绰号“野马”，1940年由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机长10.20米，装有6挺机枪，最大平飞时速745千米，实用升限12700米，航程1530千米，乘员1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好、航程远、火力强等特点。1943年装备部队，共生产15000多架，在“二战”后期战果显赫。
开国大典上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
有这样一位中国空军的老飞行员：他经历了60年漫长而离奇的航空生涯……曾亲眼目睹遇空袭后珍珠港满目疮痍的惨状；参加过飞越“驼峰”天险的著名航行；也曾参加了武汉空战、上海空战，与日军一决雌雄；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空中分列式上也有他矫健的身影，并且是空中分列式中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的人。最为传奇的是，他是唯一击落过日军战机和美军战机的中国飞行员，他的名字叫邢海帆。
参加对日空战
邢海帆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农村。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卢沟桥事变。血气方刚的他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强健的体魄和扎实的文化功底，使这位身高近1.80米的大个子青年顺利地考入了国民党空军览桥航校12期，先后在成都、柳州陆军军官学校受训，1939年到云南楚雄、昆明，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后经航校总顾问陈纳德考试合格，于1941年10月到美国留学深造。
当时，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又是中国的抗战盟邦。这一年，战争阴云密布，太平洋上早已不太平。日本法西斯业已露出了凶恶的杀机。正当他们乘坐的船航行在奔赴美国的南太平洋航线上时，收音机中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日军飞机偷袭了珍珠港！三天后，他们途经夏威夷，亲眼目睹了当时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战争使人猛醒，战争更燃起人们的激情。邢海帆在美国刻苦学习、训练，心系惨遭日寇涂炭的祖国。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到了日夜思念、灾难深重的祖国。也许是考虑到他飞行技艺好，想让他多带出一些好飞行员的缘故，回国后，上级分配他到已迁至印度拉合尔的国民党“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培训第16期1、2班和第17、第18期飞行学员，他们经过飞行筛选和预备训练后再派到美国受训。
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对法西斯的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转为全线守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陈纳德建议，于这年10月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又称中美空军联队，由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歼击机大队联合组成，中方空军是第1、第3、第5大队，美方人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成员和一部分“飞虎队”的飞行员。各大队又各由4个中队编成。从司令部到各级指挥层，都有相应的中、美双方的指挥官。中、美空军双方官兵并肩作战，参加对中印缅战区的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反攻。开始，第3大队不断出击敌后海南、香港、九龙一带，扫荡敌方海运与军事设施，屡获战果。
由于邢海帆积极要求参战，一年后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其间曾多次去印度接收新购进的美式新型战斗机P-40N和P-51，并驾驶这些飞机飞越“驼峰”天险回国，使这些新装备及时投入抗日空中战场。此后，邢海帆又被调入国民党空军前线作战部队，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空中生死搏斗。
当时，日本空军在中、美空军的联合打击下，由强变弱。中国空军的作战目的，主要在获得战场上的空中优势，以减轻陆军遭受日军的空中威胁。所以，运用兵力侧重于以歼击机部队主动出击，强行轰炸扫射敌之重要基地。为了对抗日军在河南的攻势，第3大队以梁山、安康为基地，频繁出动，袭击敌地面目标，阻击敌地面攻势，邢海帆多次参与出击任务。
1945年1月上旬，邢海帆参加了对敌武汉空军据点的强行攻击，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空中战役，他所在的大队担任主攻突击任务，助攻和间接掩护任务则由第5大队和美军空军第14航空队的部队承担。连续3天，他们共出动飞机近1000架次，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对武汉地区的王家墩、徐家棚、南湖等3个日军机场，进行突袭。当时，邢海帆是28中队的分队长，带队参加主攻突击，任务是轰炸扫射机场上和地堡里的日机，每架飞机都携带两捆带降落伞的炸弹，这种炸弹便于在低空投掷，专门用来破坏飞机和杀伤人员。第一天，当飞临徐家棚机场上空时，只见停机线上整齐地排列着20多架盖着蒙布的轰炸机，那正是经常利用夜间骚扰我机场的日军轰炸机。猎物诱人，邢海帆不禁高兴得大叫起来，哪管敌人的地面强烈防卫火网，立即带队俯冲下去，一阵猛射后，接着投弹轰炸，滚滚的浓烟顿时笼罩了停机场。第2天继续出动，邢海帆继续担负突击南湖机场的任务，轰炸扫射疏散隐蔽在地堡里的敌机。第3天出动，邢海帆担负掩护任务，没有遇到敌机。两天的突击，3大队击毁地面敌机多架，邢海帆自己驾驶的飞机也中弹10余发，幸能勉强飞回了基地。这次空中战役，总共击毁敌机71架，击伤57架。从此敌人在武汉地区的空中力量，基本上被消灭，直到日本投降，敌空军在武汉地区再也没有力量组织起象样的空中抵抗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先后驾机击毁日军20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
在国民党空军中最早成立共产党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扼杀于血泊之中，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
1945年11月，第3大队调驻徐州，邢海帆所在的第28中队进驻济南，这都是为打内战作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当局密令第3大队，先是进行侦察，后来命令对解放区和解放军扫射投弹。邢海帆不愿打内战，屠杀自己同胞，便借故返乡为父奔丧、探亲和结婚等理由，请假外出达半年之久。归队后，在多次的言谈中也流露出对打内战的不满情绪。
1946年10月邢海帆被调入览桥空军官校。当时，官校教育长胡伟克曾是印度拉合尔航校的负责人，邢海帆在他手下工作时，胡对邢的技术能力和为人均很了解，此人相当器重邢海帆。
当时，国民党空军政治部门已截获邢海帆给未婚妻李之的数封信件，内容多是谈及反对打内战之事。政治部门告诉胡伟克，说邢海帆政治思想上有问题。胡伟克说，由他负责处理。可是事后，胡伟克从未向邢海帆提及此事，反而任命邢海帆为教育处的副官，负责学校的训练计划，后又让邢海帆兼任辅助教育室主任，负责模拟教学。
邢海帆原计划驾驶飞机到解放区。胡伟克有3架专机，均由他负责掌握，很容易到手。但邢海帆又怕这样不明不白地飞过去，引起共产党怀疑，想找到党的关系后，有人介绍再过去。这时，邢海帆开始积极寻找党，他曾经冒着特务盯梢的危险，3次到上海找关系，但均无结果。他每晚都收听延安、邯郸、张家口、延边的广播，了解解放军反攻的情况。
1947年春，邢海帆的好友赵立品也设法从部队调到官校来当教官了。二人曾一起参加过对日作战，且志趣相投。赵立品调到官校来时，邢海帆还助了他一臂之力。那时赵还没有结婚，住在“罗汉堂”(即未结婚者的宿舍)，一个房间里住两个人。另外的一个人是刚从l大队调来的飞行教官，名叫吕云荪。他是1939年的中共秘密党员。1942年，他根据党的意图，考入国民党军空军官校第20期。1946年他从美国受训回国后，分配在第l大队。他与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汤恩伯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不久也从内战前线设法调到官校，既是避开打内战，也是来做官校中党的发展工作。他明白，官校中的教官大体分两类，一是表现不好，部队推出不要的；二是不愿打内战，借故避开的。
吕云荪与赵立品住在一起，了解了赵立品的思想，又从赵那里了解邢海帆的心事，知道他们是反对打内战的。于是，他有意和邢海帆、赵立品接触，经常谈天说地，分析形势，议论时事，互相谈得很投机。有一次，吕云荪介绍一位名叫杨德成的朋友给邢海帆认识。杨德成与邢海帆谈乡情，谈学习，谈生活近况，谈爱好，后来就谈到时局发展、内战前途等等。原来，杨德成是中共上海局派来的联络人，以后又多次与邢海帆联系，实际是对邢海帆进行考察了解。1947年9月26日下午，邢海帆按约到杭州市学士路54号吕云荪家，杨德成和赵立品也在。杨德成告诉邢海帆，党组织已经批准由杨德成和吕云荪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了。
邢海帆高兴地紧握着杨德成的双手激动万分，连连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杨德成还告诉邢海帆，赵立品也已成为中共党员了，组织上决定，由吕云荪、赵立品和你3个人在官校组成一个临时中共地下支部，吕云荪任支部书记，今后，上级党组织与你们的直接联络人就是我。党支部的任务是3条:一是发展组织，二是收集情报，三是长期潜伏。从此，邢海帆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
官校的中共党支部是在国民党军空军中最早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它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耕耘播种，发展革命力量。
成为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队长
1948年春，有一天，胡伟克的机要秘书张安汉突然来说，他从密电中得知空军官校要准备迁台湾，迁台前要对官校人员进行政治清理，邢海帆是他们注意的对象。邢海帆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并研究如何尽快撤走。
1948年6月底，邢海帆以孩子生病为由，请假到了上海，并在组织的帮助下和赵立品、刘沧洲以及邢海帆的爱人和孩子、弟弟邢平一起，由上海坐船到天津，转北平，再辗转进入解放区沧州青县。
不久，邢海帆一行从沧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住在东黄泥的中央社会部招待所。李克农、罗青长接见了他们。原来，党中央准备让他们去东北老航校工作。后来，华北军大校长兼政委叶剑英同志来中央开会时，从李克农同志那里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很高兴。他说：“国民党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扫射，请你动员他们留下来，给我们那里讲讲防空知识吧。”邢海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1948年8月，邢海帆和赵立品、刘沧洲到获鹿县华北军大担任防空教员，讲授防空的课程。到的那天，叶剑英亲切地接见了大家，给他们很多教益和鼓励，并设宴招待。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已经展开，古都北平即将回到人民手中。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军管会，任命叶剑英为军管会主任。1949年2月1日，大家进城参加北平军管会航空处(后为华北军区航空处)的接收工作。
1949年4月20日晚，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当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迅速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这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晚宴，招待当时在北平的空军起义人员。邢海帆也被邀参加。席间，周副主席作了长时间的重要讲话，他首先向大家宣布了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全场顿时欢呼雀跃。周副主席肯定了驾机起义人员飞向光明的爱国正义行动，并从时局的发展，解放军的今后任务，讲到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厚望。他要大家加强学习改造，努力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空军的发展。周恩来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一直成为鼓舞邢海帆前进的力量。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军空军从陕西汉中起飞了6架B-24型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建立空中力量。为了加快训练飞行员的步伐，东北老航校专门在公主岭机场成立了P-51战斗机飞行训练队。邢海帆原来就是飞P-51的。1949年6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邢海帆去公主岭，让邢海帆恢复一下技术，以后又任命他为飞行训练队的主任，负责P-51的训练任务。
南苑机场被炸后不多久，周恩来向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等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南苑建立一支飞行队的决定。飞行队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空军部队，担负北平防空并保卫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重任。队长是徐兆文，中共党员，曾打入国民党军空军当飞行员，做党的地下工作。南苑飞行中队成立不久，有一次，徐兆文因飞机故障，跳伞负伤，邢海帆即被调往飞行中队代理队长。
担任开国大典飞行领队接受检阅
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成立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原阅兵计划中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到会场上空散发传单。9月中旬中央决定，阅兵时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参加。
这是中国第一次空中受阅，过去国民党军空军也没有搞过，何况时间已十分紧迫。聂荣臻当时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他把常乾坤同志找去交代，飞机参加受阅“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准备参加受阅的飞机一共17架，9架P-51型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3驾C-46型运输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这些飞机都是从国民党军那里起义或接收来的，机种复杂，各有各的高度、速度，就是同一类型飞机，速度也不一样，而且飞机又破旧，是经地勤人员日日夜夜抢修好的。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空中集合不能乱七八糟挤在一起，必须编队飞行，精确地计算出高度、速度来，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邢海帆过去学过领航，于是，找来了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北平地图，权作航图。在图上用尺子量了又量，航线终于标定了，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处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往天安门。为了做到确有把握，毛泽东批准了飞行队先在天安门上空试飞几次的请示。有一次试飞时，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中南海举行，周恩来正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使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开始交头接耳，有点坐不住了，他们以为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来空袭了。周恩来立即察觉到了，笑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他们也在训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顿时，一阵欢呼声盖住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代表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4时，参加受阅的飞机接到起飞命令，依次鱼贯起飞。此刻轰隆隆通过天安门的是威武雄壮的坦克方队。突然，蓝天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17架飞机排着整齐的队形，飞过来了。邢海帆担任这次飞行的领队，这是他一生飞行生涯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邢海帆知道，这支空中钢铁巨流是代表年轻的人民空军，接受领袖和人民的检阅。
邢海帆领着机群，平展双翼，握紧驾驶杆，一丝不苟地操纵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频频挥手致意，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翘首含笑仰望。广场上30万军民挥舞着帽子、手帕、围巾……
邢海帆与他的那些刚刚从东北老航校毕业的老红军、老八路飞行员们一起，圆满完成了空中分列式。他是这次飞行任务的空中指挥员，并且第一个飞过天安门上空。与他编队一起飞过天安门的战友们绝大多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高级领导人。一些观看空中分列式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几乎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受阅结束后，朱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陆、海、空的受阅代表也被邀赴宴。邢海帆和战友们连飞行服也没有换就匆匆赶去。朱总司令高兴地举起酒杯，来到大家面前，风趣地说：“你们飞得很好，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在朝鲜国土上空与美空军兵戎相见
1950年6月，空军组建混4旅，邢海帆被调往该旅第11团任飞行大队长。数月后，又调往航空兵第2师。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鸭绿江边，此时已担任飞行副团长的邢海帆又奉命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参加了更为惨烈的朝鲜空战。
部队驻在丹东大孤山机场，邢海帆多次与侵朝之美空军交战。这年11月，邢海帆驾驶米格15型战斗机于朝鲜平壤上空，与2架美空军F-80型战斗机遭遇。空战中，他当即击落美机一架，另一架也被邢海帆击伤后坠毁。当年美国培养出来的中国飞行员，现在竟狠狠地教训起“老师”来了。然而，侵略者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在轮战的4个月中，邢海帆驾机率部属起飞战斗70余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各一架，荣立二等功。战友们都说：“跟着邢副团长空战，干净利索。”
几十年后，当邢海帆接待美国朋友，谈及抗战中并肩战斗，朝鲜空战兵戎相见，究竟为什么时，他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战斗员，也是共产党员！我是为祖国而战！为和平而战！”这位老飞行员的回答铿锵有力。20世纪50年代末，组织调邢海帆到刚刚组建的空军学院任教，为新中国的空军培养更多的优秀指挥员，邢海帆在教学工作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把自己精湛的飞行技艺、指挥才能、实践经验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一点一滴地传授给学员。
离休后的邢海帆依然是奉献余热不止，努力为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中美航空界民间往来以及航空联谊等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98年夏，邢海帆在北京病故。这位为中国军事航空事业、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飞行员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历程。他的传奇故事将流传到永远。
飞行员曾签下生死状
“1架、2架、3架……26架”
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阅兵仪式上，最令人振奋的是飞机方阵的出现。
看着飞机列队从头顶飞过，广场上30万群众欢呼雀跃，仰头用手指着飞机，一架一架数着数。
中国空中战鹰的出现，更让在线的外国记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新中国根本就没有组建空军，这些飞机的出现简直太神奇了。
他们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我自己的空军！”并在之后大肆报道：“开国大典上，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飞行演习。”
其实，飞机出现在阅兵台上空，当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中国空军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1日，比开国大典整整晚了一个月，那么参加阅兵式的飞机又是怎么来的呢？人们看到的，真的是26架飞机吗？
揭开这些秘密，还要从解放初期说起。
1946年3月，我党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东北老航校”。
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的摇篮”，利用从东北各地搜罗来的30多架旧飞机，开展了艰苦的飞行训练。
到1949年7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12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40多名领航员和各类航空技术人才。
同一时期，为了加强北平的空中防御，周恩来授意，在没有组建空中部队之前，必须先成立一支航空作战队。
当时，我党的空军力量非常薄弱，所有的飞机都不是“自己”的，不是缴获敌人，就是从敌方投诚过来的飞行员带来的。
基于这一点，飞机也就五花八门，什么型号的都有，外型高矮胖瘦各不相同，而且大部分机型老旧，性能不好。
尽管如此，我党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49年8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
这支队伍不仅保卫着北平的防空安全，还领到了另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上参加阅兵式。
阅兵式上出行空军方阵，在旧政府执政的时候都不曾有过，不得不说，我党当时有如此决定，是何等的大胆和有魄力。
在精心挑选后，确定了参加阅兵的飞机和飞行员。
参加检阅的飞行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那就是飞行技术和政治思想都要过硬。
这里面有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飞行员，有从国民党空军中发展的地下党，还有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飞行员。
参加阅兵的飞机有一部分是苏联授助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
有9架P-51型战斗机，2蚊式战斗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3架C-46型运输机，一共17架飞机。这是飞行中队的全部家底。
这样一支“拼凑”起来的受阅空军队伍，飞机型号不同，快快，慢的慢，怎样保持方阵整齐一致？这些飞行员又能顺利地完成飞行训练吗？
这些问题，在训练中还真都遇到了。
2
从飞行中队接到任务后，他们便开始在南苑机场紧张地训练。
飞行员们来自五湖四海，语言和飞行习惯各不相同，起初的沟通和协作也很吃力。
好在大家技术水平过硬，再加对阅兵任务有神圣的使命感，所以很快克服了飞行速度、相互配合等问题。
不过，他们在训练时，也遇到了几乎危及生命的险况。
飞行员邓仲卿驾驶“蚊”式战斗机训练时，刚起飞离地，飞机的左轮胎便发生破裂，飞机开始倾斜，邓仲卿凭着熟练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返航着陆，避免了危险发生。
机械员检查才发现，飞机轮胎上扎了块弹片。
原来，是此前国民党轰炸南苑机场时，遗留在跑道上的弹片没清理干净，才扎坏了轮胎。
这些偶尔出现的弹片，似乎在传达着战争的脚步并未走远的信号，也让飞行员们更加迫切地想要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空中展示自己的力量。
除了轮胎破裂，还发生了另一起飞机坠毁事件。
在一次训练中，中队长徐兆光飞到河北一个县城时，突然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眼看飞机无法操控，徐兆光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跳伞时徐兆光的靴子掉了，落地后他的脚被庄稼地里锋利的高粱茬子扎得鲜血直流，赶来的老乡们将他抬出来，救治后又赶着马车将他送回了部队。
由于脚部受伤严重，不能再执行飞行任务，成了他莫大的遗憾。
训练中的险情，并没有吓退飞行员们，但他们却被一个问题难住了。
那就是，阅兵式上，飞多高合适？
飞得太高人们看不清，飞得太低不仅噪音大，而且速度快，相当于瞬间一闪而过，还是看不清。
飞行高度是个十分专业的问题，对于阅兵式该以什么标准高度飞行，谁也没有经验。
怎么办？时任北平市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聂荣臻帮着解决了问题。
在8月的一天，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带着两个飞行员去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
在这里，他们“偶遇”了一位苏联空军将军。
工作结束后，聂荣臻吩咐：“你们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外皮金黄，肉质鲜嫩的北京烤鸭上桌后，立即勾起了苏联空军将军的食欲，宾主皆欢，席间气氛异常融洽。
这时常乾坤适时问道：“聂总长，我想请示一下，飞过天安门时，高度怎么确定？”
聂荣臻一边吃着饭，一边头也不抬地指了下苏联将军：“这个问题你问他。”
苏联将军正吃着高兴，立即接过来话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就这样，一个专业难题迎刃而解。
3
前面说过，训练时是17架飞机，为什么开国大典上出现了26架飞机，多出来的9架是哪来的？
这背后还有个小故事。
开国大典的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他看到飞行编队图后，提出了意见：“17架飞机，显得有些少了。”
飞机的确有些少，而且飞机又不可能慢动作飞行，飞过天安门上空，会让人觉得忽地一下就没了。但是其他仅有的几架飞机还有战备任务，实在没办法再增加飞机。
这时，周恩来帮着出了个主意：“能不能让领队的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后，再飞回来接在最后面的教练机后面，再飞一遍？”
这个办法解决了大难题，经过训练，完美地达到了效果。
在开国大典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渐次起飞，分别以“品”字形，“一字形”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先通过的9架战斗机，在空中指挥下，随即加大速度，向右后转弯，绕了一圈后正好与队列最后的教练机相衔接，毫无破绽，所以观看阅兵的人们和外媒都以为是26架飞机接受了检阅。
虽然这些飞机都是拼凑出来的，机型又老又旧，而且数量也少得可怜，但还是展示了我们的空中力量，让人无比振奋。
朱德事后就激动地说：“直到今天，我才算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在阅兵前，还有着让人感慨万千的小插曲。
因为飞机老旧，很难保证飞行过程中不发生故障，而开国大典上有很多领导人和无数观众，万一出现差池，将是不可逆转的大事故。
所以，参加阅兵的每个飞行员写下这样的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或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短短一句话，昭示了他们拼了命也要完成好这个任务的决心。
这样的誓言，至今读了都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而且在飞行前，为防止突发空袭，有四架受阅飞机是秘密携弹飞行的，以随时进入战备状态。至于哪架飞机上装有武器弹药，只有飞行员本人知道，方阵里的其他飞行员都不知道。
一边接受阅兵，一边随时准备战斗，可见当时的状况有多艰难。
4
1949年的阅兵式上，我们没有自己的飞机，如今72年过去了，我国的战机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
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空军近200架飞机组成梯队飞越长空。
其中有世界领先的歼机运输机和轰炸机，歼-20战机也首次以五机编队亮相。
强大的空军阵容展示了大国实力，我们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72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如巨龙腾飞在中华大地，中国人民正在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今天，“山河无恙，国富兵强”，是我们告慰先烈最美丽的语言。
雄鹰展翅：新中国第一个飞行中队纪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
5月4日，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空军突然派出六架B-24战斗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炸毁飞机两架，炸伤C-46、B-25飞机各一架，并炸毁机库一座，房屋196间，伤亡24人，使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卫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预定于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49年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
红五角星在战机上“展翅”
7月31日至8月8日，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专门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十架战斗机与十二名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8月15日，华北军区航空处根据上级的决定，将在北平的飞行、地勤人员集中起来，在南苑机场组建了第一个飞行中队，下辖三个飞行分队和一个机务分队。10月初，上级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中队领导，成为第四空运分队。
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以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机多是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起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起义人员驾驶过来的，最初装备十架飞机，以后各类飞机最多时达三十余架。其中P-51战斗机十九架，P-47飞机一架，“蚊”式快速轰炸机三架，B-25中型轰炸机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一架，C-47运输机两架，C-46运输机三架，小北美教练机一架，PT-19教练机两架，L-5联络机一架。
飞机上的机徽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李裕设计，图形为一个“八一”字样的红五角星，但考虑这样在空中不便和苏联飞机区分开，经飞行中队同志提议，参考美国机徽样式，又在红五角星的左右两边各添上一个横道，表示飞机展翅的样子。飞行服原来是日本式的连身服，也是飞行中队同志建议改成夹克式的。
飞行中队的人员组成
飞行中队长徐兆文，又名徐思义，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分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4期，后在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他于1939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按党的指示继续在国民党空军中工作，曾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有关国民党空军非常重要的情报，立过大功。
政委王平阳是从陆军调来的政治干部，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一看就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因身体经常有病，没多久就调走了。
第一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赵大海，又名赵立品。他原是国民党空军三大队飞行员，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受训于美国空军，1944年回国后参加对日作战，建有战功。抗战胜利后不久，前往空军军官学校当飞行教官，于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按党的指示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不久就随叶剑英同志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
第二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杨培光，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第1期，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上尉分队长，多次参加过对日作战。1948年9月自北平驾驶P-51战斗机起义，在四平机场降落。退休前为空军某航校副参谋长。
以上两个飞行分队均装备P-51战斗机，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等。
第三轰炸机分队分队长邓仲卿，原是国民党空军轰炸部队上尉分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曾到美国受训。北平解放时，他没随国民党部队撤走，经我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华北军区航空处报到。飞行员有王玉珂、任永荣等。
第四分队分队长谢派芬，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曾在美国受训，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1948年11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该分队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于希和、王恩泽、王洪智、唐宛体、李福遇、江富考、魏雄英等。
以后，为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军委航空局又从东北老航校陆续选调林虎、孟琎、刘玉堤、阮济舟、吉世堂、李汉、徐登昆、李国治、刘跃西、马杰三、牟登康、陈亮、李宪刚等十三位同志，在公主岭机场进行P-51战斗机改装训练后，充实到飞行中队的战斗分队。
地勤分队分队长为刘平凡，有机务人员四十余人。当时航空器材和维护设备都十分缺乏，虽然从国民党空军中接收了一部分航空器材，但多未经清理。机务人员勤勤恳恳，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了战斗飞行和空中运输等任务。
担负防空作战和受阅飞行任务
1949年9月5日，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当时飞行员们的战斗警惕性和积极性非常高，尽管飞机数量有限，每天在机场仍保持两至四架P-51战斗机值班，从上午6时到下午5时都处于临战状态，随时都能升空作战。这对保卫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党中央、保卫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颇耐人寻味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能作战的飞行中队的飞机全是原国民党空军的，当时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人员也几乎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和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国民党依靠美国建立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不断分化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人民方面，成为人民夺取和保证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当时，北平正在召开第一届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飞行中队的责任非常重大，每天拂晓就有十多架战斗机在进行试车检查，从很远就能听到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北平城内风传共产党调来大批空军，驻扎在南苑机场。传闻的数字先是几十架，以后变成了上百架。这种传闻虽不确实，但也无害，因为它使敌人弄不清虚实，起到了一种威慑的作用。
1949年5月4日以后，国民党空军飞机就再也没敢来北平地区骚扰了。
9月上旬，飞行中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队飞行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加紧训练，准备迎接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完成主席、总理交办的任务
开国大典后的一天，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油江随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奉命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
周总理说：“我奉主席命令，责成你们两人负责，从飞行中队准备两架运输机送新疆的委员们回去。你们要亲自负责检查，保证安全送到，万无一失。准备妥当后向我报告。”
油江立即从飞行中队调集最优秀的空勤机组，选最好的两架C-46运输机来担任这项任务，并亲自检查飞机发动机和机上设备。最后，确定谢派芬、杨宝庆两个机组执行此项任务。
一切准备妥当后，油江立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当晚就接到通知，叫次日早晨去向周总理当面汇报。油江随常乾坤局长到达总理会客厅后，周总理亲自听取了汇报，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油江满怀信心地向总理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
周总理点点头，把在客厅坐着的赛福鼎同志介绍给常乾坤和油江，说：“这就是你们要送的客人。”飞机当天起飞，乘坐杨宝庆机组的是赛福鼎同志，谢派芬机组送包尔汉等同志。为此，油江在航空调度室日夜值班，飞机沿途飞行的情况都及时地报告总理办公室。由于天气不好，加之包尔汉不适应飞行的颠簸，谢派芬机组当天在太原着陆。杨宝庆机组当日飞到兰州着陆。次日，谢派芬机组到达兰州后，两机一起飞往新疆，安全到达目的地，胜利地完成了主席、总理交给的任务。
随着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国民党经常派海军舰只到渤海湾大沽口外巡弋，妄图封锁我海上交通运输线。据此情况，飞行中队多次奉命派P-51战斗机到大沽口外侦察。而且地面备有挂好炸弹的P-51飞机，随时准备出击，原想动用B-25、B-24飞机进行突击，后因敌舰逃逸，才未实施。1950年3月，飞行中队曾轮番派出8架次飞机，连续到大沽口外掩护香港来的商船。
第四分队是运输机，名义上是飞行中队建制，实际上常年分散在各地担负专机任务，如接送全国各地政协委员、中央和各野战军首长，除此而外，还执行过救灾、送医、送药，运送钞票和拍摄电影，观察地形，支援进军西南、西北和华东的任务。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等首长都乘坐过飞行中队的飞机。当时运输机虽然不多，但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航迹。那时，地面设施非常简陋，连南苑机场都没有一个长波电台，更没有雷达，飞行时不得不用当地广播电台导航。气象保障就更差，机械修理仅北平、上海、沈阳几个主要机场有小修理厂。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任劳任怨，都愿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的空军事业。
迎接朱德总司令的校阅
1949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有一说是9月，但据当时在华北军区航空处任职的李裕、飞行中队飞行员阎磊向笔者回忆，原计划是在9月，可实际上是在国庆后即10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区唐延杰参谋长以及空军的常乾坤、王秉璋等人陪同下，到南苑机场视察和检阅飞行中队。
为迎接检阅，那天天刚亮，飞行中队全体人员一起出动，把三十多架各类型美式飞机沿东西旧跑道一字排开，所有机组成员都穿上工作服，情绪高昂地站在飞机前边。飞行中队人数不够，还特地从南苑机械大队借调部分教员和学员参加校阅。
朱德总司令一向关心人民空军的建设，早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刚刚组建飞行中队时，他就提出要看看飞行中队和南苑修理厂，油江在延安就熟悉总司令，也非常希望总司令到现场检查工作，但出于安全问题又不敢去请。因此，朱总司令见到油江就说：“油江！你为什么不让我看飞机呀？”油江报告说：“现在秩序还有点乱。”总司令又说：“乱到什么时候呀!有什么不得了哇!”油江没有办法，就请示聂荣臻司令员怎么办？聂司令员告诉油江说：“把飞机都集中到南苑机场，将飞行人员、机务人员和飞机排列成检阅式，加强警卫，请总司令校阅。”
那天，朱总司令兴致勃勃，不时地走到飞机前仔细地观看，询问飞行员和飞机情况，并进入座舱里观看各种仪表和操纵系统。他对B-24感兴趣，专门登上B-24飞机察看。朱总司令前来校阅，就像春天的太阳一样，温暖了每个干部和战士的心，大家无不感到鼓舞。人民空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新兴军种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正如朱总司令所期望的，这些人民空军的种子，总有一天要发芽开花，成长壮大。
油江向聂司令员报告：“准备完毕，请开始校阅。”聂司令员说：“你去报告总司令，请总司令校阅，并由你陪同总司令校阅。”于是，油江跑步到总司令面前，敬礼报告：“请总司令校阅飞行中队。”然后，油江陪同总司令绕场一周，检阅了飞机和机组人员。受到校阅的全体指战员情绪很高，精神饱满，庄重严肃。当时，总参谋部的同志拍了照片，油江一直珍藏在身边。
改番号为“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
1949年末和1950年初，空军相继建立起六所航空学校和几个军区空军。上级将原在东北老航校受过训的全部飞行员，一部分起义、报到的飞行人员调往航校和军区空军工作。
1950年2月，由于专机任务十分繁重，原建制已不能满足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第四分队脱离飞行中队的建制，到西郊机场单独成立空运大队，仍隶属于华北军区航空处。以后的空军航空兵运输师都是由空运大队发展扩大起来的。随着人员的减少，飞行中队将第一、二、三分队缩编为两个分队。
1950年6月，飞行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集中到天津张贵庄机场改装苏式拉-9歼击机，教官都是苏联飞行员。
阎磊回忆说，苏式飞机和美式飞机的最大不同点，一是手刹车，一是脚刹车。拉-9飞机是手刹车。由于拉-9飞机机身短粗，机头很大，视线受影响，所以苏联教官叫飞行员在着陆时，戴上飞行眼镜，打开座舱罩，把头伸出左面看着地面着陆，这对驾驶P-51的飞行员很不习惯。最后还是按以往做法，不开座舱罩，两眼前视，这样，着陆仍然保持得很好。苏联教官看都是老飞行员，也就不再勉强了。
1950年6月，空军混成第4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为了部队发展的需要，徐兆文、赵大海、邓仲卿、毛履武、王延洲、刘卓生、王树荣等相继调走。
7月26日，空军首长命令将飞行中队的番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下辖两个飞行中队，一个机械中队，杨培光任副大队长，孙力之任政委，阎磊任第一中队长，谭汉洲任第二中队长，飞行员有任永荣、禹庆荣、周远才、胡业祥、周济榜、黄兴等。8月中旬，该大队换装了苏式战斗机，装备拉-9歼击机十二架，乌拉-9型教练机一架，继续担任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
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以改装的九架苏式拉-9飞机编队，配合空军第4混成旅第12团的十九架苏式杜-2轰炸机，再次参加了空中受阅飞行。总领队是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刘善本同志。
1950年11月，苏联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协议，派了一个米格式喷气机师驻南苑机场，担任防空值班任务，使首都的防空更有了保障。此时，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空军于1950年11月24日发布命令：“奉军委11月19日电令，将配置在南苑机场之驱逐机大队并入航空学校，其具体的办法：（1）九名飞行员，四名并入第六航校、三名并入第三航校、两名并入第七航校。（2）全部机械人员，并入四个航校，具体数字由空军工程部协同华北空司决定之。”
至此，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的番号正式撤销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重任，载入我军的光辉史册。
虽然第一个飞行中队不复存在，但从中走出的飞行员却像种子一样，在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抗美援朝空战时，李汉首开人民空军击落美军战斗机纪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玉堤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两架；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刘玉堤再次击伤敌机一架。1952年12月，空军授予其“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荣誉称号。已经担任团职干部的赵大海、陈亮、孟琎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多岁。林虎、刘玉堤、徐登坤、徐兆文等走上空军领导工作的岗位……
P-51战斗机
P-51战斗机（英文：P-51 Fighter，编号：P-51，代号/绰号：Mustang，译文：野马，通称：北美航空P-51“野马”，改称：F-51），是美国一型螺旋桨式战斗机。
P-51战斗机为单座单发平直翼布局，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在二战期间最有名的战斗机之一，也是美国海陆两军所使用的单引擎战斗机当中航程最长，对于欧洲与太平洋战区战略轰炸护航最重要的机种。
P-51战斗机由美国北美航空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研制，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最初应邀为英国研制，装英国“梅林”发动机，1940年10月26日首飞，公司型号NA-73。1941年8月首先提供英国空军使用，美军以XP-51的型号试用。1941年12月正式被美军采用，广泛用于欧亚战场，二战后仍有不少国家使用，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为止。
发展沿革
研制背景
1934年，美国实行了航空邮政法案，宣布飞机制造企业控股航运公司是违法行为，北美航空被剥夺了对东方航运和环球航运的控股。经历一系列混乱的合并分割后，北美航空的规模大大缩小，在前景堪忧的情形下，时任董事长布里奇将公司移交给具有航空制造业深厚背景的詹姆斯.H.“德国佬”金德柏格，金德柏格接受的同时提出条件允许他的好友兼同事约翰.利兰“李”艾伍德担任副总裁。
1938年初，金德柏格为了寻找商业机会，进行了数次欧洲之旅，因此有机会能够接近观察一些将要在二战中使用的作战飞机。二战爆发后，金德柏格急切搜集来自双方的作战报告，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尽管金德柏格没有设计战斗机的经验，但他与艾伍德合作描绘出了一种战斗机的大致轮廓。北美为此于1939年夏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由雷蒙德.H.赖斯、埃德加.舒默德，拉里.韦特和E.H.霍基等组成，其中埃德加.舒默德曾经为威利.梅赛施密特工作。
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后，亨利.舍尔夫（HenrySelf）爵士率领英国采购委员会匆忙赶赴纽约为皇家空军（RAF）寻找堪用的美国作战飞机。尽管性能比不上喷火和Bf-109，英国还是订购了大量的贝尔P-39飞蛇和寇蒂斯P-40战鹰。舍尔夫也接触过北美航空公司，向其订购了一批NA-16教练机，命名为“哈佛”（Harvard）。
1940年4月，英国采购委员会再次召见北美航空的总经理金德柏格，要求北美为RAF按许可证生产寇蒂斯HAWK87（P-40D）。金德柏格回答巧妙，他表示如果的确必须这样做，北美航空会接受，为生产P-40需要进行准备，所花费的时间足以设计出一种比P-40更好的战斗机，英国委员会认为可以接受金德柏格的建议，1940年4月10日正式批准，附加条件是在120天内准备好原型机，北美公司将该项目称为NA-73。接下来北美还要过军方这一关，当时的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C）具有无条件禁止任何飞机外销的权力，无论是否涉及陆军利益。
建造沿革
1940年5月4日，陆军勉强同意北美对英国出口新型战斗机，条件是要北美免费提供两架NA-73样机给USAAC测试。
1940年5月23日，英国与北美正式签署了NA-73X原型机合同，5月29日，北美获得了英国320架的意向采购，能否成为现实则要视原型机的试飞结果。北美航空实际上在1939年夏就已经开始NA-73的雏形设计，因此很快就完成细节设计了，北美航空承诺可以自1941年1月起交付生产型飞机，RAF被称之为野马I型。
1940年9月9日，在英国订单下达后的102天，北美在英格伍德完成了最后的组装工作，大大提前于120天的最后期限。但这并不是一架完整的飞机，由于艾利森的延误没有安装发动机，并且由于缺少新的碟刹，暂时安装了AT-6教练机的轮子，原型机没有涂装，也没有安装机枪，发动机交付延迟的原因是这属于“政府特供设备”，NA-73X是一项私人投资没有获得比P-40更高的优先权。最后安装的发动机是没有涡轮增压的艾利森V-1710-F3R。
1940年9月20日，北美与美国陆军签署的合同中，同意将第4和第10架NA-73移交给美国陆军，这两架飞机获得了XP-51的型号。
1940年10月26日，退伍军人试飞员万斯·布里斯（VanceBreese）驾驶NA-73X首飞。NA-73X空重2847.82千克，正常重量3613.07千克。试飞结果表明比使用相同的发动机P-40快40.23千米/时。经过试飞后，北美对腹部散热器进气口和放气门进行了几项外形上的改动，散热器进气口下移，上唇低于机翼下表面，避免吸入附面层的紊流。在NA-73X的第五次试飞时，试飞员保罗.巴尔弗（PaulBalfour）忘记切换油箱，导致燃料用尽发动机停转后迫降在一个农场中，飞机翻覆。这次事故导致原型机维修了好几个月，但没有过度拖延整个野马项目。NA-73X于1941年1月11日复飞并继续效力于初期的发展计划，1941年7月15日退役。
自1939起，战争中美国总计生产了15575架的野马，仅次于P-47雷电，另外澳大利亚按许可证生产了100架，最终共生产了约15875架P-51各型号，是二战美国战斗机总生产量第二名，仅次于P-47战斗机。由于生产数量的庞大以及卓越的设计，野马战后在一些国家一直服役到1980年代，并且民间还保有150余架能飞的野马。
服役历程
1941年3月，“租借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在此之前英国空军对野马Ⅰ型进行了试飞，认为该机拥有极为优良的中低空性能，因此很快就订购了一批用于低空攻击和侦察。“野马”战斗机获准军援英国后，鉴于“租借法案”规定武器要经由美国军队转交英国，因此美军将“野马”战斗机编号为P-51。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正式全面参战，美国陆军航空队也开始装备P-51战斗机。同样，美国的P-51战斗机也是专司中低空对地攻击任务，美国甚至在P-51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种俯冲轰炸机。但总体而言，这时的P-51战斗机还只是一种性能并不突出的中档战斗机。
1942年，英国试飞员建议为P-51战斗机换装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最新研制的发动机。换装后的试飞结果显示，飞机性能有了明显提升。美国工厂根据英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开始大规模生产英国发动机，并将原有“野马”战斗机做了若干设计改进以适应新式发动机。英国发动机使得P-51在保持较好的低空性能的情况下高空飞行性能上赶上了德国战斗机，而且换发后的P-51大大节油，再加上新配上的副油箱，P-51成为了第一种能从英国直飞德国腹地的战斗机。换发后的P-51战斗机同时承担高空作战任务、低空侦察与攻击任务。
1943年4月，P-51装备照相侦察型，6月装备攻击型A-36。随后，战斗型P-51A、P-51B、P-51C、P-51D先后投入批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英美军队开始向德国战领区和德国本土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空袭柏林的作战中，英国参战的轰炸机主要有“兰彻斯特”式、“哈里法克斯”式、“斯特林”式和“惠灵顿”式。这些飞机尽管载弹量大、航程远，但自卫能力较弱，面对德军“福克”式战斗机和“梅塞斯密特”式战斗机的拦截，战损较大。美国参战的轰炸机是比较先进的B-17和B-29轰炸机，其自卫能力强。但是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掩护，盟军在轰炸初期仍然遭到重大挫折。轰炸机的战损率高达9%，这样高的战损率对于要进行长期的战略轰炸的盟军来讲，是无法承受的。此外，盟军战斗机需要实施“零高度攻击”（在10米高度以下飞机高度表指示为零）以打击德军地面部队和运输线，但盟军飞行员担心遭到德军高射炮火的攻击，常常不敢把飞机降到理想的投弹高度，结果大量的弹药无法命中目标，造成极大的浪费。有的飞行员则担心德军战斗机的攻击，没有飞到目标上空就慌忙投掉炸弹，算是完成了任务。
二战后，P-51不仅参加了朝鲜战争的部分战斗，还提供给很多国家充作美国军援。为了弥补教练机的不足，第7航校修复改装了13架双座教练机，是主力教练机型之一。
技术特点
气动结构
P-51战斗机布局没有特别之处，但采用先进的层流翼型，高度简洁的机身设计，合理的机内设备布局，这使它的气动阻力大大下降，并且在尺寸和重量与同类飞机相当的情况下，载油量增加了3倍。这使它的航程达到1370千米，足以掩护B-17轰炸机进行最远距离的攻击。
早期虽然在动力上只能采取和P-40相同的仅搭配一级增压器的亚利森液冷发动机，但相较于P-40，该机以更先进的进气配置与总体布局使冷却和空气动力效率大为提高，并纳入层流翼设计进一步强化高速性能。之后改装搭配有二级二速的机械增压器的英国梅林发动机，使其高空性能突飞猛进，北美公司还针对新发动机带来的问题逐一修改，进一步提升其飞行性能。
该机起落架的轮距适中，在整备不良的地面降落时较以往的同级战斗机来得稳定，在地面滑行时具备一定程度安定性的同时亦有理想的操控性，所以获得必须经常在战地机场上起降的前线飞行员们好评。
动力系统
美军二战时期主力战斗机无论是液冷或气冷发动机都倾向采用涡轮增压器以强化高空性能的方针，但P-51由于非美军内定机种，设计初期无法取得涡轮增压器配额；故早期野马（P-51A、A-36A）采用与P-40相同、仅搭配一级一速机械增压器的亚利森V-1710液冷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当飞行高度超过12000英尺之后，输出功率下降很快，使得高空性能不佳。
1942年，北美航空公司和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合作，将P-51的发动机改装成由英国劳斯莱斯公司授权美国派卡德公司生产的的梅林发动机（V-1650）。该发动机装有两级两速的机械增压器，充分改善15000英尺以上的功率输出，P-51B/C/D战斗机使用该型发动机。
经过这项改进，P-51“野马”战斗机的性能得到很大提高，其高空最大速度由原型机的614千米/小时提高到709千米/小时。
武器系统
P-51战斗机在不同型号中采用过不同的武器装备：NA-73构型的P-51（美式称呼）或“野马Mk.I”（英式称呼）采用4挺12.7毫米勃朗宁重机枪及4挺7.62毫米勃朗宁轻机枪。NA-83构型的P-51采用2挺12.7毫米重机枪及4挺7.62毫米轻机枪。英国皇家空军的NA-91构型“野马Mk.IA”部份采用过4门20毫米希斯潘诺机炮。NA-87/NA-97构型的A-36A为俯冲轰炸机型，有6挺12.7毫米重机枪。机鼻下方两挺，左右两翼各两挺。NA-99构型的P-51A取消了A-36独特的机鼻下方机枪，故只有4挺12.7毫米重机枪。美国陆航的P-51B/C亦采用4挺12.7毫米重机枪。（此时期的野马型号因弹链供弹角度设计问题，经常卡弹。此问题在D型之后解决）。P-51D装备6挺12.7毫米机枪，备弹1880发。内侧两挺各400发，外侧四挺各270发。
航电系统
二战时期，MustangI多用于低空侦察任务并配属给英国空军陆地协作司令部，并在飞行员座椅后的左侧座舱玻璃倾斜安装了一台照相机，右侧对应水平安装了一台照相机。
2010年，美国空军重新购置100架P-51战斗机，从美军拟装备的战机性能来看，所购买的P-51战斗机均经过一定的改装，成为“新野马”。其中机载设备使用先进的综合显示器；安装了自动驾驶仪和卫星导航系统等。
服役动态
1943年秋，P-51战斗机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参战。
1943年10月17日首批8架P-51B抵达昆明巫家坝基地，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AVG，俗称飞虎队）第23大队第76中队成为首批在中国使用“野马”的单位。
1944年3月，的柏林大空袭中，P-51战斗机击落德机41架。6月，大批P-51战斗机参加了支援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下半年，P-51已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制空权。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P-51战斗机出动13873架次，投弹5668吨，击落敌机4950架，击毁地面敌机4131架，被誉为“歼击机之王”。
1944年11月，中国空军首次接收美军移交的P-51B型，1945年2月后开始大量接收，后期改为性能更强的P-51C、D、K各型，最初配属中美混合联队的3、5大队。第5大队第28中队是中国空军第一个接收“野马”的单位。
1943年11月25日，中美双方出动B-25D轰炸新竹机场，美14航空队出动8架P-51B掩护B-25D。当抵达台湾外海后中美机群立刻爬升到130米。从西南方向接近新竹机场。当机群抵达时恰有一群约20架96舰爆正在飞行训练。P-38G先上前攻击，P-51B随即迅速脱离编队冲上去抢先开火。两型机在空中击落12架敌机。P-51B还转入对地扫射，摧毁了大约12架敌机。
1943年12月1日，中、美空军大规模出击香港，8架P-51B再次担任护航任务，但在完成任务后返航至中山县上空时遭到10架敌战斗机拦截。一架P-51B被击落。这也成为在中国战区损失的第一架“野马”。
1943年12月24日美国第14航空队6架P-51B、24架P-40N战斗机从桂林出发，掩护28架B-24重型轰炸机大举袭击广州天河机场。15时20分，中、美空军机群在广州北部上空突遭敌10架中岛一式“隼”战斗机自8千米高空俯冲而下的偷袭，P-51B凭借优异的爬升性能和加速性能，立即摆脱了日机的攻击，并很快利用性能优势扭转了被动局面，确保轰炸机顺利完成了任务。随着各型P-51不断到来，中、美空军逐渐掌握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无论是最初的P-51B还是后来的P-51D都对日本主力战斗机具有绝对性能优势。
1944年8月19日，装备”疾风”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第22飞行战队到达汉口，与P-51战斗机抗衡，并于次日开始在湖南一带袭击中、美空军轰炸机。由于中、美空军对此没有思想准备，这些”疾风”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定的空中优势。随着P-51D部队采用从欧洲战场引进的垂直机动战术，“疾风”的优势变为均势。由于各地日军纷纷要求第22战队支援，该战队疲于奔命，仅一个月时间就损失了一半的飞机，战队长岩桥也在奔袭西安的战斗中毙命。中、美空军凭借P-51战斗机熟练上的优势，将装备”疾风”的日军第25、85战队先后从白螺矶和汉口步步逼退至南京、上海、北京甚至汉城。
1944年12月18日中、美空军出动B-29和P-51、P-40上百架，对汉口日军基地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日军尽管事先得到情报并调集侵华战斗机部队主力迎战，但依然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绝大部分战斗机都在此役覆灭。1945年后，日本战斗机见到P-51就躲，P-51均采用铝质蒙皮的银色涂装，与P-40迷彩大为不同，因此日机只要见到反射阳光的银色飞机便逃遁而去，很少主动与P-51交手。
1945年初，美国海军陆战队攻下硫磺岛后，P-51也进驻岛的上的机场以为轰炸日本的B-29轰炸机护航。
1945年1月5日，中、美空军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日军武汉据点，P-51B和P-40N轮番进入低空扫射．将机场上所有目标悉数消灭。待P-40N扫射过后，P-51B随即进入攻击航线，沿敌停机线投放炸弹。其后两天中、美空军的大机群继续出动，使用燃烧弹和杀爆弹轮番轰炸，将敌机全部摧毁在掩体内。经过3天的猛烈轰炸．日军武汉基地群被彻底摧毁。
1945年2月10日为配合盟军在菲律宾的登陆作战，第3大队出动12架P-51战斗机从老河口出发远征日海军航空队在青岛的机场。P-51在这次远程奔袭中击毁了地面敌机45架，而未见敌机升空应战。
1945年3月7日，第3大队的10架P-51D战斗机从老河口长驱直入南京，扫射、轰炸了明故宫机场和下关码头。7中队的中国分队长王光复击落日机1架，美国飞行员击落日机3架。空战中7中队队长叶望飞和王光复的座机都曾中弹，但却顺利脱离战场返航。途中王光复因座机不支而跳伞，后获救返队。叶望飞却在迫降时不幸负重伤牺牲。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为了配合攻势，第3大队40架P-51战斗机全体出动远程奔袭上海各机场。P-51D机群于7时整白陕西安康基地起飞，经过4小时的跋涉抵达上海的江湾、大场机场。P-51D机群飞临目标上空后，立即分散搜寻目标。邢海帆冲向江湾机场时发现有一架敌机正在跑道上强行起飞，他立即将其击落，成为这场战斗中唯一获得空战战果的飞行员。随后3大队的两个攻击中队脱离航线拉起到长江口上空，再转回搜索江湾、大场机场的目标，但没有发现敌人疏散隐蔽的飞机。担任掩护的17中队在黄浦江以东上空遭遇几架日本战斗机和返航的轰炸机，遂将其悉数击落。
1945年4月2日、3日3大队战斗机群又连续出击上海。3大队从安康出动后，以武汉、南京等敌占中心城市为航迹检测点，每临一地必下降高度对照地标．却未遭任何日军飞机阻拦。在这次任务中第3大队没有因战斗而损失P-51D，却因故障和飞行疲劳损失了3架P-51D和1名美国飞行员。
1945年5月中旬以后中美、航空兵向敌后纵深发展，同年5月8日3大队出动P-51D战斗机20架护航B-24前往天津轰炸，5月28日第3大队4架P-51D从安康出击河南商丘的日军，第23中队飞行员董斐成在低飞扫射时被敌高射炮击中牺牲。
1945年5月31日，中国空军4大队出动P-51D战斗机16架远征南京明故宫机场，地面炸毁敌运输机1架，与敌占数量优势的30架三式-“飞燕”战斗机发生空战。4大队飞行员充分发挥P-51D的速度优势，从高空俯冲而下对日机发动凌厉攻击。由于日军有经验的飞行员已经损失殆尽，空战很快便成为一边倒的屠杀。中方称击落10架日机。中方一架P-51D返航时因故障迫降在霍山西南的沙滩上。
1945年6月1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8架P-51战斗机从恩施出击徐州敌军机场，分队长严仁典在低空攻击时被地面炮火击中，跳伞后阵亡。这是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后一位P-51飞行员。
1945年8月14日，中美混合联队第5大队的P-51D从芷江出发，4架P-51D前往湖南醴陵轰炸敌仓库，4架P-51D出击湘潭之敌，2架P-51D前往宝庆进行气象侦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21日，野马负责押解日方代表乘坐的飞机到芷江投降，中国抗战获得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P-51用于国共内战，1948年9月23日一架第4大队的P-51由北平起飞到吉林四平机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之后又有两架，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锦州找到几架，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五修理厂，先后修理了36架，令解放军可用的P-51达到39架，当中大部份是P-51D，其余是P-51K。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总共有9架P-51参与开国大典。
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被迫继续北飞，后在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949年1月14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飞机，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就是在抗战时期发明了空中降落伞雷的著名飞行教官阎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P-51也入朝参战，成为“联合国军”的对地攻击机，这是螺旋桨战机最后的用途。
总体评价
由于P-51，在盟军最高防御力代表的P-47与盟军最高综合机动性代表的“喷火式”战斗机之间，取得了向来难以两全的最佳折衷，而又能以远低于前两者的生产与后勤成本供应前线，同时还具备盟军中最高水平的高速巡航性能与高速操控性，在盟军迫切需要高空高速护航机种，以图反攻的重大时间点上，在众多竞争者之中率先达成此等均衡性，因此拔得头筹。成为后期欧陆空战中的主角，并获得"最优秀战斗机"之名。
P-51战斗机是二战中盟军最优秀的全能活塞动力战斗机之一，也是盟军空权的象征，击落了4950架敌机，占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欧洲上空击落总数的48.9%，并击毁了4131个地面目标，另外还击落了超过230枚V-1飞弹，甚至还击落了德国空军最精锐的喷气式战斗机。功能、尺寸与当时英国的喷火战斗机、德国的BF-109战斗机、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