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简称“军博”，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位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9号，坐落于北京天安门西面的长安街延长线上，建筑面积15.9万平方米，陈列面积近6万平方米。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中国第一个综合类军事博物馆。1959年，军博筹建；1959年3月12日，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60年8月，军博正式开放；2012年9月，军博对展览大楼进行加固改造，2017年7月，加固改造工程竣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文物以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中国古近代军事史和世界军事史为主。馆藏特色文物为武器、军服、证章和军事题材艺术品等。馆藏文物包括飞机、大炮、舰船、导弹、枪械、弹药、冷兵器、勋章、证章、印章、钱币、陶器、瓷器、器具、服装、旗帜、文献、笔记等。有一级文物1793件/套，大型武器装备250余件，艺术品1600余件，对外军事交往中受赠礼品2551件。截至2024年末，军博藏品数量212252件/套。

2007年9月，军博被评为“公众喜爱的中国十大经典红色景区（点）”。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评定军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4年，军博上榜百度百科榜，被评为年度人气博物馆。2017年12月，军博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同年12月2日，军博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2024年10月，“问勇路”路牌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历史沿革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庆祝建国10周年，在北京新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博物馆和展览馆。同年10月12日在军事博物馆陈列大楼建筑工地隆重举行开工典礼。

1959年7月，军事博物馆陈列大楼建成；同年3月12日，中央军委第167次会议议定：“正在筹备的军事博物馆，可以定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60年5月13日，总后勤部军械部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移交武器、器材、弹药1525件；同年8月1日，正式开放，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

1962年夏，毛泽东主席为军博题写馆名。军博报总政副主任肖华并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意，请毛泽东主席为军博题写馆标。毛主席欣然同意，在6页信笺纸上写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1个大字。同年8月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共有红军馆、抗日馆、解放馆、抗美援朝馆、现代馆、兵器馆、民兵馆、礼品馆、综合馆。

1965年8月，军博鉴定出馆藏一级文物936件，其中红军馆229件，抗日战争馆206件，解放战争馆263件，抗美援朝馆159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馆62件，兵器馆17件。

1967年1月中旬，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军博闭馆。

1970年10月13日，军博按试行编制组建领导机构，取代“革委会”。周础任政委，耿学文任副馆长。并建立临时党委。馆下属共3个处级单位：政治部、管理处、陈列宣传处。

1975年10月29日，军博历史综合馆（原综合馆之改称。因其缺少建国后的内容）开始内部预展。

1977年4月，《毛泽东主席纪念展览》经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领导人批准，进行内部展出。同时对内开放的还有已陈列就绪的3个历史分馆。

1979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1号”及其返回舱，由国防科工委交军博收藏。

1981年7月，军博历史综合馆撤除。

1982年3月，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军博是该学会发起单位之一，副馆长秦兴汉、马仲廉参加成立大会，被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秦兴汉为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同年8月1日，进行重大调整修改的兵器馆和经过进一步修改的现代一分馆正式开放。

198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馆正式开放。

1987年1月1日，军博试行全周开放制度，每周7天都开馆，改变星期一闭馆的惯例，只在元旦、“十一”各闭馆1天，春节闭馆2天，每年可增加约57个开馆日。

1988年7月1日，军博《中国古代战争馆》《中国近代战争馆》正式开馆。

1994年8月1日，军博试行分馆制并开始运行。

1995年12月22日，北京市首批博物馆注册登记颁证会在北京市文物局召开，军事博物馆成为首批注册的55所博物馆之一。

1998年4月7日，革命战争馆东一、二、三层楼于6月起陆续撤展。同年8月25日，军博干部按新编制开始定岗定位。同年10月21日，军博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确定从1998年11月1日起展览大楼全面闭馆维修。

2001年2月13日，军事博物馆大楼中央空调安装工程开工典礼仪式在军博举行。

2004年2月18日，《土地革命战争馆》《抗日战争馆》《全国解放战争馆》开馆仪式在军博举行。

2008年3月1日，军博在首都博物馆界第一个免费开放。

2010年7月，军博展览大楼加固改造工程立项。

2012年9月21日，军博展览大楼加固改造工程举行开工典礼。

2017年7月，军博展览大楼加固改造工程竣工。

2021年，军博启用新的藏品信息管理系统，按文物藏品类型实施数字化工程。

2022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闭馆，于2023年1月1日起恢复开放。

2024年10月，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关于推进城市副中心博物馆建设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加快建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等一批重点博物馆。

建筑布局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陈列面积近5.9万平方米。主楼建筑高94.7米，南北两侧各4层，楼顶装有直径6米的巨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全馆有43个陈列厅（区）。正门上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匾额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

展出内容

综述

按中央军委和军委政治工作部明确要求，军博主馆（复兴路9号）展陈，以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体，在陈列形式上包括叙事型的军史陈列、器物型的兵器陈列、美术型的艺术品陈列、科普型的科技陈列等；正在筹建的通州分馆，以新中国武器装备发展史和中国古近代军事历史为主，以世界近现代军事藏品展示为辅。

基本陈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陈列

本展览主要展示1921年至1949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内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为主线，重点是人民军队战史、军史，突出军事特色，处理好军战史与党史、革命史的关系，处理好人民军队建设史和作战史的关系。展示面积6300平方米，位于展览大楼二层东、西各3个展厅，共6个展厅，展出照片图表等1200余张、文物2400余件、艺术品43件、图表制字94幅。

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陈列（筹建中）

本展览主要展示1949年至2017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辉煌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内容以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发展为主线，按历史时期编排，突出每个时期的特征，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作战史、改革史。

兵器陈列

本展览分三个展区，负一层中央大厅陈列坦克装甲车辆、各型火炮、U2飞机残骸、红旗2号导弹，一层中央大厅陈列飞机、导弹和舰艇，二层东、西、南3个回廊陈列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弹药、刀具等。展示面积18500平方米，主要展示中国人民军队曾使用、缴获和研制的2500余件武器装备。

中国历代军事陈列

本展览位于展览大楼一层东侧3个展厅，展示面积3152平方米，展出照片图表470余张、文物1300余件、艺术品60余件、图表制字130余幅，主要展示先秦至民国成立中华民族数千年军事文明，以历代战争和军队建设为主线，是战争实践、军事制度、兵器装备、军事思想等。

（2022年1月25日起中国历代军事陈列停止开放，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军事科技陈列

本展览分别位于负一层、一层和二层的6个展厅内，展示面积7500平方米，设置陆军重武器装备技术、陆军轻武器装备技术、海军武器装备技术、空军武器装备技术、导弹武器装备技术、核武器与核技术和平利用展区，通过介绍国防科技、诸军兵种军事技术知识，开展国防教育和军事科普教育。

红色记忆——馆藏革命军事艺术作品陈列

本展览位于展览大楼三层北侧3个展厅，主要展示军事博物馆馆藏的革命军事题材的艺术作品，分油画厅、雕塑厅、国画厅，展示面积3693平方米，展示油画、雕塑和国画作品共140件。

馆藏文物

文物综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文物以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中国古近代军事史和世界军事史为主。

馆藏特色文物为武器、军服、证章和军事题材艺术品等。

馆藏文物包括飞机、大炮、舰船、导弹、枪械、弹药、冷兵器、勋章、证章、印章、钱币、陶器、瓷器、器具、服装、旗帜、文献、笔记等。有一级文物1793件/套，大型武器装备250余件，艺术品1600余件，对外军事交往中受赠礼品2551件。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品数量184000件/套。截至2024年末，军博藏品数量212252件/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全军各大单位调拨、个人捐献和转让等方式，对中国人民军队历史文物和中国近现代文物进行系统征集，奠定军事特色鲜明的红色大馆的文物优势地位。采取捐购结合的方式，加大对世界军品的征集，征集到具收藏和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近2万件（套）。

2022年2月28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百集精品纪录片《战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重要藏品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代表性文物有：秦兵马俑、西汉铁铍、汉代钩镶、隋铜虎符、元至正十一年铜铳、明洪武五年碗口铳、明洪武十年铜铳、明东司房锦字号象牙腰牌、明王忬象牙腰牌、清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太平天国铁炮、左宗棠印章、丁汝昌战袍、“镇远”舰铁锚、金陵机器局造铜炮、加特林机枪、叶挺北伐战争使用的指挥刀、朱德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手枪、毛泽东送给袁文才的皮裹腿、贺龙的狮钮印章、红军的第一部电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周恩来的红星奖章、泸定桥铁索、贺龙题写的“兴盛番族”锦幛、黄土岭战斗击毙阿部规秀的迫击炮、杨靖宇的印章、左权的转轮手枪、八路军军工部生产的“八一”式马步枪、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代表日军投降时呈缴的战刀、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辆坦克“功臣号”、北平（今北京）城门钥匙、黄继光的朝鲜金星奖章、王海驾驶的米格15战机、头门山海战英雄炮艇、U2飞机等。

古近代文物

“镇远”舰铁锚

年代：近代 尺寸：长4.15米 质地：铁

“镇远”舰是清朝海军北洋舰队主力铁甲战列舰之一，锚重约4吨。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驶抵中国。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镇远”舰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舰队，后来日本为炫耀战绩，将“镇远”舰铁锚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被迫将铁锚归还中国。

威远将军炮

年代：清

尺寸：口径21厘米、炮长71厘米

质地：铜

炮身后部刻有满、汉铭文：“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总管监造御前一等侍卫海清监造官员外郎勒理笔怗式巴格匠役伊邦政李文德。”此炮杀伤面积大，在平定中国西北部葛尔丹叛乱和清军多次对敌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火铳

年代：元

质地：铜

元代的金属管形火器是中国乃至世界兵器史上的一大创造。此火铳结构合理，铸造精美，整个铳铸有加强箍六圈，铳口外沿及前膛部位铸三圈箍，药室上下铸两圈，尾銎铸一圈。药室呈球形隆起，尾銎中空不安木柄，以用手持。此铳为单兵使用，铳的前膛、药室、尾銎部位有铭文“射穿百札，声动九天”“龙飞天山”“至正辛卯”铭文。此铳是现存最古老的火铳之一，对研究古代兵器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文物

平型关战役中缴获日军的三八式步枪

文物等级：国家一级

文物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武汉军区

说明：该枪为日本造6.5毫米三八式步枪，系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

尺寸：长577厘米

重量：18000公斤

质地：钢铁

文物等级：国家一级

文物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坦克一校

周恩来、任弼时在延安使用的收音机

年代：抗战初期

尺寸：长49厘米、宽31厘米、高24厘米

质地：金属、塑料

这是一台美国马萨诸塞国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波段收音机。抗战初期，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使用这台收音机听新闻。由于日伪军对边区实施封锁，中国人民军队通讯器材非常缺乏，为收听各方消息和新闻，任弼时将此收音机交给延安八路军总部电台人员使用。1959年，由通信兵部移交军事博物馆。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时呈交的战刀

年代：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9日

尺寸：刀长90.6厘米

质地：钢、木、铜、蛇皮

日本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9月2日正式签字，9月9日，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冈村宁次将其战刀呈缴给中国受降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由何呈送蒋介石。冈村宁次，日本战犯，侵华日军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并在总统府缴获了这把战刀。刀柄及护手两侧各有日本皇花，为铜镀金。附装刀的木盒上刻有：“日本投降代表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呈缴自佩战刀一柄，谨呈委员长蒋，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华民国卅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1959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兵器陈列室移交军事博物馆。

藏品保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库房，建筑面积约1.8万平米，下设藏品库、珍品陈列室、总账室、摄影室、3D数据采集室、修复室、武器保养车间等功能区，配备恒温恒湿系统、环境监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讯系统、安防系统，成为集文物管理、陈列展示、文物保护、文物信息采集和安全防范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信息化、专业化藏品库房。

作用价值

军事博物馆主要从事收藏、研究、陈列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历程和人民军队建设成就的文物、实物、文献、资料，以及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军事历史和世界军事史的文物、实物、文献、资料。围绕党和国家及军队的中心工作，举办各种专题性、时事性、纪念性展览。接待国内外来宾和观众的参观访问。组织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组织开展与国内外博物馆之间的业务交流。

中国造轰-6轰炸机

编号为20210的轰6甲轰炸机，轰6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西安飞机制造厂，简称：西飞，代号：172厂）参照前苏联中型喷气轰炸机图-16研制的。60多年过去了，轰6的型号已经无计其数，但是轰六甲这个型号只有两架，中国第一颗氢弹，就是由展厅中的这架飞机运载到空中进行投弹实验的。

该型机是中国仿制苏联图-16双发高亚音速中程轰炸机，1964年3月开始仿制，1968年12月首发，1969年2月装备部队。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6人
• 机长：34.8米
• 翼展：32.99米
• 机高：10.36米
• 动力装置：2台涡扇8涡轮喷气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9500千克力
• 实用升限：13100米
• 最大平飞速度：983千米/时
• 武器装备：23毫米航炮7门，弹仓内可运载航空炸弹和核弹，正常载弹量3000千克，最大载弹量9000千克

轰-6（代号：H-6，英文：Xian H-6 Strategic Bomber）轰炸机，简称：西飞，代号：172厂）在20世纪50年代末，参照前苏联中型喷气轰炸机图-16研制。

轰-6轰炸机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引进自苏联图波列夫图-16轰炸机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生产的中型双发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之一，并仍在继续改进生产之中，短期内还将继续服役下去。

发展沿革

第一架轰-6原型机于1966年10月完成，用于静力试验。

1968年12月24日，采用国产涡喷-8发动机的轰-6首飞成功，1969年轰-6批量投产。

轰-6主要担任战术战略轰炸、侦察、反舰、巡逻监视等多种任务。该机是中国空军战略轰炸力量的核心，并不断对动力、航电及机载武器进行改进和发展多种特种平台，预计将服役至2020年左右。轰-6已有十余种改型，其中最新改型轰-6K/G可以发射空地远程巡航导弹，大大提高中国空军的战略打击能力。

命名规则

根据航空工业官微首次公布的军民机产品品牌命名规则，轰炸机：轰-6K命名为战神，轰-6N命名为雷神。

服役事件

2019年10月1日，在国庆阅兵式上，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首次亮相，轰-6N不仅可以空中受油，而且能够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

2024年11月29日，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当天双方在日本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9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人民空军”发布的图片显示，轰-6N参加了此次战略巡航。

2025年5月，轰-6发射大型导弹画面发布。

它虽服役半个多世纪，却仍为中国空军的主力

原文：它虽服役半个多世纪，却仍为中国空军的主力 ——棱镜带你看军博

轰-6服役于1969年，至今已经服役了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其改进型仍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

说到轰-6，就不得不说他的前身，苏联的图-16（Tu-16）轰炸机。图-16轰炸机是由苏联的图波列夫设计局于1950年开始研制的一款双发高亚音速轰炸机，于1952年首飞，1955年交付使用。

图-16采用流线型机身和后掠机翼，动力系统采用两台涡喷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M0.86，实用升限11000米，航程7200千米。

1958年，中国与苏联签订协议引进图-16轰炸机并命名为轰-6，1986年首架轰-6首飞成功并于1969年装备部队。轰-6采用悬臂式中单翼，双梁盒式结构，机组乘员为6名，设有两名领航员和一名尾部机枪手。

轰-6的发动机舱位于机身的两侧，采用了涡喷-8发动机，使得其巡航速度为M0.75，巡航高度9000米，最大航程5760千米。

轰-6的自卫武器系统由7门23毫米航炮组成，其中1门位于机头处，2门位于机尾处，其余4门位于机背。此外，轰-6的弹仓最大载弹量达9000千克，可以容纳多种炸弹。

轰-6自服役以来就不断进行改进，并屡建战功。到目前为止，轰-6的最新改进型为轰-6K，绰号“战神”轰炸机，并多次西出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我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有力的提升。

作为一款服役50多年的空军“老兵”，轰-6不断改进、推陈出新，始终充当我空军的战略重器。而在我国下一代战略轰炸机服役之前，技术成熟、性能可靠轰-6仍将是我军实施空中战略威慑的有效大杀器。

轰6数量几乎是美俄的总和，中国打造了全球最庞大的轰炸机梯队？

原文：轰6数量几乎是美俄的总和，中国打造了全球最庞大的轰炸机梯队？

中国现役轰炸机的数量几乎是美俄的总和。

这个结论相比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但这还真不是在“夸大其词”。

截止2025年，美国对外宣布自备有包括B2、B52等在内的158架轰炸机，但实际上因为美国轰炸机机队整体存在严重的老化问题，只有大概76架现役轰炸机处于“可执行任务”的状态；

俄罗斯方面则服役有包括图160、图95等在内的137架轰炸机，且这些轰炸机的整体状况要好一些，绝大多数“可执行任务”。

二者加起来的数量为213架的样子，而中国主役的轰6轰炸机，据《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的记录，现役至少有231架。

如此一比较，很多人开始好奇——中国为何要打造出一支全球最庞大的轰炸机梯队呢？

现役军机中的“常青树”

轰6绝对称得上中国现役军机中的“常青树”。截止如今，轰6家族已经在中国空军服役了50多年的时间。

自中国实现从苏联获得的图16国产化（国产化版本其实就是轰6）后，我国就开始以之为基础，研发各种改型，以满足我国空军对常规轰炸的战术需求、建立基本空基核力量以及战略战术侦察力量的需求。

刚开始受限于航空工业的落后，我国研发出的三个“改型”——轰6甲/乙/丙，较原始轰6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其中甲型号主要是在弹舱内部增加了恒温空调设备以及检测设备等；乙型号则是在弹舱内部增加了大型航空照相机，以充当侦察机使用；丙型号在弹舱内部增设了电子战系统等。

不过这三个“改型”的数量都不多，并且有一部分在经过特定试验后，又被拆掉了“改造”部分，作为“原始轰6”返回部队继续服役。

后来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中国开始较大幅度的改进轰6。

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西飞为原始轰6增设了新一代领航系统，如此形成的轰6型号被定名为轰6C。

而在轰6C问世的前后，中国还发展出了轰6丁/D。

其中1974年提出并开始尝试研制的轰6丁，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海军对反舰导弹载机的迫切需求；

轰6D则是在丁型号的基础上，又于机头部位增设了245型轰炸雷达以及射击指挥仪，使其具备发现200公里外大型水面目标的能力。

轰6D之后，我国进一步改进，这一次开出了一朵“并蒂莲”——海军航空兵有了轰6G；空军航空兵有了轰6H。

其中轰6G主要换装了新型座舱显示、航电系统以及雷达，并采用了新型的GPS/INS惯导系统，轰6家族从此多了个可以完成精确打击水面目标的成员。

轰6H则在换装航电系统的同时，特别更新了火控系统，还配备了中继数据吊舱。

以轰6G和轰6H为基础，中国航空工业再次发力，有发展出了航电、火控系统得到进一步强化的轰6M，这款轰炸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兼容中国海空军的绝大多数导弹武器。

在轰6M以后，中国又进一步发展出轰6J/K/N三个全新阶段改进型号。

轰6J/K对机体进行了重新设计，换掉了发动机，还增加了大型头部雷达等设备，全面更新了航电系统，并首次改成了“双人制飞行机组”，其中轰6K已初步具备战略轰炸机的某些特点；

而轰6N则是在轰6J/K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稳定的可执行战略打击任务的能力。

在这样不断的改进发展过程中，中国也逐渐建成了超过美俄轰炸机数量总和的全球最庞大轰炸机梯队。

发展大规模轰炸机梯队的原因

至于中国发展这样一支轰炸机梯队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

首先就是保持自身战略核威慑能力了。

正如前文我们说的，轰6改到轰6K/N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对外进行战略核威慑了。

我们要清楚，对于中国这样地大物博但又面临严重地缘压力的合法拥核国，追求完整的“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非常必要。

而轰6K的服役，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

对此加拿大《汉和》杂志就曾特别撰文指出：

“挂载6枚射程2000公里的CJ-10A空射巡航导弹的轰6K已经具备了战略轰炸机的某些特点，与作为战术轰炸机研制而成的轰6家族基础型号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从航程和载弹量上来看，轰6K还是与美俄列装的世界级先进战略轰炸机存在明显差距，轰6K之后的轰6N，则在航程上做了进一步优化，强化了中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再者，中国需要一个庞大的轰炸机梯队去应对外部威胁。

就像我们在上个原因中提到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地缘压力，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有足够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

虽说轰6K之前的轰6家族成员，没有办法针对美国关岛、中途岛以及夏威夷群岛等实施航空突袭，但压制日韩等周边小国是足够的。

最后，中国需要维持一条高效而稳定的轰炸机生产线。

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开始研制轰20以后，就有不少人开始讨论，是否还需要继续生产轰6。

最后美国用自身经历提醒了我们——必须继续生产！

继续生产轰6，可以让中国保持拥有一条高效稳定的轰炸机生产线，若是未来爆发战争，中国就可以全速运转这条生产线，保障前线的装备需求。

不然就会像美国一样，而今美国急需全新的轰炸机以替换现役的那些严重老化的轰炸机，可开启B21生产线很花钱，但重启已经关闭的B2生产线，更花钱，着实要命得很。

50年前的产物，轰6为何让美国不安？

原文：50年前的产物，轰6为何让美国不安？美媒：数量几乎是美俄总和

很多人好奇，一款在50年前就问世的轰炸机，为何能一直活跃在当今国际舞台？

有美媒说它的数量几乎是美俄的同类机型之和，这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轰6的数量与发展

轰6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前苏联的图16轰炸机，早在五十多年前，中国就引进并实现了国产化。

看似老旧的机型，却通过不断技术改进，衍生了多个版本。

美媒称轰6的装备数量几乎是美俄轰炸机数量的总和，这背后不仅意味着中国对空军机队的持续投入，也暗示着该机在反舰和远程打击领域的潜力。

之所以能在数量上领跑，除了生产体系的多年累积，还离不开其成本相对较低、维护相对便捷的优势。

相比西方一些更新型号动辄数亿美元的造价，轰6以较经济的手段维持了规模化生产，加之多年成熟的工业体系为后续改进提供了稳定基础。

这种“老机迭代”的模式，为中国空军在重要地区形成一定的引导与威慑力量，也让轰6在国际舆论中获得了不少关注。

二、轰6的技术演进

虽然轰6的整体气动布局看上去与早年并无太大区别，但其电子系统、发动机和火控等方面不断革新。

比如轰6K换装了更先进的发动机和航电设备，更适合现代化远程打击任务，而轰6N则进一步强化了挂载和作战半径。

有外媒报道，轰6N或具备覆盖更广区域的能力，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在战略纵深和威慑层面的应对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于轰6系列的改造不仅局限于“延寿”或“翻新”，而是结合新一代导弹和制导武器，实现了远程巡航和反舰打击的多重用途。

这里体现的并不是单纯追求“机体数量”，而是在平台基础上不断叠加强大的武器系统，使老型号在现代战争中依旧能“发光发热”。

三、轰6的未来战略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军用航空技术日新月异，新一代轰炸机层出不穷，中国也在积极研发隐身轰炸机轰20，这已成各大军事观察者的讨论重点。

未来轰20若服役，将与更新后的轰6系列形成“新旧结合”的模式，不仅延续轰6在反舰与巡航打击方面的优势，也能进一步拓宽中国战略空军的作战选项。

对于外界而言，轰6数量的增长以及不断提升的作战效能，更多是对中国空军战略定位的一种信号：

既要满足当下的区域性防务需求，又要放眼更广泛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老机型不一定意味着落后，适时升级和适度规模化，反而能让一款“老兵”继续发挥可观作用。

这种取舍与坚持，也为其他国家思考如何延长装备服役周期提供了参考。

结尾

轰6早已超越单纯的装备范畴，而是折射出一个国家在技术积累与军事规划间的平衡探索。

它在一次次升级中见证了时代变迁，也在日益多元的全球安全格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或许正是这份坚守与创新，让“50年前的产物”至今仍备受关注。

“充满战斗氛围”！国防部中外媒体新春招待会“在轰炸机翅膀下”举行

原文：“充满战斗氛围”！国防部中外媒体新春招待会“在轰炸机翅膀下”举行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郭媛丹】单兵自热食品、战斗口粮、射击模拟器…29日晚间，充满“战斗氛围”的2024年国防部中外媒体新春招待会在军事博物馆举行。

进入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于两侧的大红匾额，既喜庆又耀眼，中间赫然耸立着一架雄伟的中国造轰-6轰炸机。会场不仅只有在发言台之后作为布景的这一架飞机，放眼望过去，整个场地停放的都是各型战机和导弹。

作为国防部的媒体招待会，除了辉煌历史和军事文化的展示，和军品有亲密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单兵自热食品、战斗口粮跻身其中，这种日常难得一见的军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怀着好奇和憧憬去探究一二。

招待会不仅氛围够热烈，人气也足够旺，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致辞，200多位来宾中到处都是熟悉的面孔，除了作为主场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和张晓刚，还有国新办新闻发言人寿小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此外，空军发言人谢鹏、海警新闻发言人甘羽等各军种发言人也在其中。媒体记者们是不肯错过这个攀谈的大好机会，小圈聊得热火朝天。

但最为火爆的是军旅书法家现场展示书法作品，四位军旅书法家的 “档位”前人潮涌动，求字者还需排队等候，其中一位书法家介绍，他一晚上写了两百多个“福”字，最受欢迎的一副对联是“龙腾九州健笔著文章，国际合作铁肩传友谊”，流露出大家对幸福的追求，对军队的喜爱。拥有和平、祥和的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因为有足够强大的国家实力，有200万解放军在守卫边疆，保卫着人民的安全。作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团队在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中守护着舆论高地，讲述中国军队的故事，发出中国军队的强音。

功勋喷气式歼击机

这架飞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驾驶过的苏联造米格-15战斗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英勇作战，取得辉煌战果。其中，王海率领的飞行大队与敌空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王海本人驾机击落击伤敌机9架，荣立特等功和一等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各1枚。飞机上的9颗红星就是他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标志。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10.1米
• 翼展：10.08米
• 机高：3.7米
• 动力装置：1台RD-45F离心式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推力2270千克力
• 实用升限：15200米
• 最大平飞速度：1041千米/时（高度3000米）
• 武器装备：30毫米航炮1门，23毫米航炮2门

王海

王海（1926年1月19日-2020年8月2日），原名王永昌，汉族，山东烟台人，1944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参军，大专学历。空军上将军衔。正大军区职离休干部、空军原司令员。

王海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司令员等职，是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1988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空军上将军衔。2021年2月17日，王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2020年8月2日，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人物生平

1944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参军。

1944年为山东威海青年中队队员，在山东革命大学学习。

1946年6月参军，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机械队学员、机械员、飞行员。

1950年5月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毕业后，成为共和国空军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先后任空军第4航空学校飞行队飞行员，空军第4混成旅驱逐10团29大队中队长。

1954、1955年间，王海是空军歼击航空兵师副师长、师长，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斗。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中，他的师担负协同陆、海军夺取制空权并掩护陆军登陆作战的任务。

王海先后担任过飞行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

1975年，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1982年11月任空军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3年11月起）。

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2020年8月2日，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王海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物事迹

1951年4月25日，王海作为空3师第9团第1大队大队长，随空3师一起奉命编入志愿军空军战斗序列，开始执行战斗任务。11月18日下午2时左右，志愿军空军第9团和苏联空军在朝鲜肃川上空迎击美国空军，王海大队以5∶0结束战斗，王海本人击落2架敌机。12月15日，王海大队再度迎战美国空军，以4对12的劣势创下6∶1的惊人战果。

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他率领人民空军年轻的第一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敌机29架，本人击落敌机9架。因功勋卓著，该大队后来被命名为“王海大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仍陈列着一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歼击机，这就是王海当年驾驶过的功勋飞机。

晋升军衔

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

获得荣誉

在抗美援朝空战中，王海共击落击伤敌机9架，先后荣立过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空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他所带领的“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

王海曾荣获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2021年2月17日，王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人物评价

在朝阳下俯冲，迎着西风开火。空中的尖刀，以一当十；疆土的坚盾，巡天卫国。山河已无恙，祖国的雄鹰已飞得更高，你刻在机身上的星星，是战士们的巡航坐标。（感动中国）

王海大队

“王海大队”是一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大队。朝鲜战争爆发后，该大队在大队长王海的带领下，先后2次入朝作战，升空迎敌80多次，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的年轻飞行员们不畏强敌，敢于空中拼刺刀，击落击伤敌机29架，创造“15：0”空战奇迹，涌现出王海、孙生禄、焦景文等战斗英雄，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在朝鲜上空建立起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发展历史

1951年11月18日，朝鲜清川江畔，战火弥漫该大队奉命迎击北犯之敌；机群到达清川江附近发现低空有60多架F-84飞机盘旋活动，趁敌机未察觉，大队长王海当机立断发挥米格-15战机垂直机动性强的特点迅速爬升至6000米高空，然后急速俯冲直扑敌机经过连续猛攻，王海和僚机焦景文各击落2架敌机，4号机孙生禄将一架敌机打得凌空开花，创造5:0辉煌战绩。

两次入朝参战面对强大对手，他们以“空中拼刺刀”的血性胆气驾驶米格-15战机升空迎敌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创造“15:0”空战奇迹。在朝鲜上空建立起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涌现出王海、孙生禄、焦景文等战斗英雄，该大队因此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所获荣誉

2023年，大队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2022年8月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王海大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社会评价

从抗美援朝时几乎没有空战经验到如今驾驭新质作战平台，“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们5次在空军作战部队率先改装新型战机，始终奋飞在捍卫祖国利益的最前沿。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警巡任务到前出日本海飞越对马海峡，大队飞行员与外军机多次激烈较量，有力彰显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空军“王海大队”：锻造敢打必胜的长空利剑

原文：空军“王海大队”：锻造敢打必胜的长空利剑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王海大队”是空军首批列装歼-20的作战部队，70多年前，大队在朝鲜战场迎战强敌，击落击伤敌机29架，创造了“15：0”的辉煌战绩。进入新时代，从飞越巴士海峡、对马海峡，到巡航台岛、维权斗争，“王海大队”以不畏强敌、一往无前的血性胆气，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华东某机场，随着数架歼-20飞机接续升空，“王海大队”一场战斗资格考核即将进行，2名刚刚完成歼-20改装的飞行员要通过空战夺取制空权，而“王海大队”几名资深教员则以兵力和技术上的优势不断制造压力。

面对防守，新飞行员们综合运用侧翼佯攻等战术，达成既定目标，技术动作和武器操纵等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歼-20是国产新型隐身战机，作战体系构成复杂，涉及众多学科领域。

换装歼-20之初，“王海大队”肩负着先行探路的重大责任，如何快速将新机性能转化为战斗力，成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们先后验证探索了空战相关多个模块能力，还首开超气象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的先例。如今，“王海大队”不仅实现全员换装转型，还建立了歼-20飞行员培养模式，帮助多支部队完成新机改装和人才培养任务，成为空军新机人才储备基地。

从抗美援朝时几乎没有空战经验到如今驾驭新质作战平台，“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们5次在空军作战部队率先改装新型战机，始终奋飞在捍卫祖国利益的最前沿。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警巡任务到前出日本海飞越对马海峡，大队飞行员与外军机多次激烈较量，有力彰显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为什么是“王海大队”？

原文：为什么是“王海大队”？

70多年前，他们在朝鲜上空与强敌交战，打出了赫赫威名。历经70多年的时空传承，新时代他们的战斗力水平始终走在空军前列。

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飞行大队？

请让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来了解这个英雄的团队——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空军“王海大队”

英雄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王海大队”，你首先会想到哪个词？相信许多人会脱口而出：英雄！

是的，这是一个英雄辈出、英模辈出，人人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团队。

1951年10月，该大队组建刚满一年，飞行员人均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就飞赴抗美援朝战场。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凭借“勇敢不怕死”的战斗血性，击落击伤敌机29架，曾创下“15:0”辉煌战果，打出了“英雄的王海大队”威名。

在朝鲜上空与强敌交战80多次，“王海大队”飞行员人人是刀锋、人人有战功，每架飞机都刻有代表击落击伤敌机的红星。大队长王海率领机群大破“罗圈阵”，击落5架敌机，其余60多架被打得四散逃离；飞行员孙生禄以一战十与敌“肉搏”，掩护大队击落击伤敌机6架，在体力几近透支的情况下，驾驶熊熊燃烧的飞机冲向敌机群，壮烈牺牲……

70多年来，“闻战则喜、英勇顽强、敢打必胜、有我无敌”的英雄基因代代相传。新时代的“王海大队”以不畏强敌、一往无前的血性胆气，飞出一条条崭新的战斗航迹，近年来在空军重大演习比武中12人次夺得“金头盔”、6人次夺得“金飞镖”，先后涌现出一批研战奋飞、向战精飞的胜战刀锋，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有实力才能有底气，实力是练出来的。他们锚定“世界一流、战胜强敌”的目标，任何时候都只争第一、不当第二，丢了第一、就是失败。那年，大队在一次实弹比武中败给兄弟部队。但他们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反思，深感“胜利只能高兴一秒，反思却要用力十分”，更清楚“胜利找不到原因等于失败，失败找不到原因等于更大的失败”。他们把对手“一剑封喉”的视频截图做成浮雕挂在空勤楼，至今还在警示激励着年轻飞行员。每次训练，飞行员们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载荷拉到最大、实弹打到边界、远海飞到尽远、低空达到极限……

当祖国需要时，“王海大队”总能挺起脊梁、勇于担当，人人闻战则喜、不惧生死。有一次任务情况紧急，不少飞行员把自己的工资卡交到教导员手中嘱咐道：“如果我回不来，请把工资卡交给我的家属。”当问到还有什么担心时，他们都说：“没有什么担心的，就担心不让我上！”

新时代的“王海大队”，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空域，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延伸拓展中，始终是空中战场的“制胜先锋”。

血性

英勇顽强的血性胆气，是“王海大队”的传家宝。首任大队长王海说：“敌人是一个人，我们也是一个人，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带的大队没有一个孬种！”现任大队长杨俊成经常讲：“飞行员要先讲血性，再讲战术。‘王海大队’决不允许有孬种！”

2013年11月23日，我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当天，该大队飞行员即驾驶战机飞赴管控空域，开始执行警巡任务。作为空军首批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歼击机部队，面对外军军机挑衅，他们用“祖国利益不容侵犯”的铮铮誓言，宣誓了新时代人民空军捍卫国家主权和空防安全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东海防空识别区划设以来，他们始终肩扛使命、枕戈待旦，一次次展翅海空，守护国家安全。

一次，某外军军机不顾我方多次警告抵近我领空。大队飞行员李德兵立即指挥编队展开战斗队形，自己驾驶战机直接迎头对向外军军机，迫使对方急转掉头。在回忆这次空中对峙时，李德兵眼神坚定地说：“我们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一口气！”

敢

开创某型机昼夜间空中加油先河，探索形成飞行训练大纲规范，率先创建新机人才储备基地，蹚开航空兵部队训练模式改革新路……翻看“王海大队”5次率先改装新机的发展历史，每一次改装的背后都写满了“敢”字。

“敢打必胜，敢为人先，敢于担当”，这12个字勾勒出大队官兵做顶天立地人、干开拓创新事的价值追求，成为他们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内在驱动力。

同以往率先改装不同，歼-20是国产新型隐身战机，这次改装既没有现成作战使用经验遵循，也没有系统的教科书参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前行路上的诸多未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深知，用好高新作战平台，只有敢于争当科技创新运用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才能为新质战斗力插上腾飞的翅膀。

从单机思维到体系思维，从实兵对抗到人机交战，他们敢想敢尝试、勇闯无人区，既做出题者、又当答题人。为提升空战对抗的难度强度，他们运用模拟机将智能模拟目标引入作战空域，虚实结合展开对抗。智能目标没有人的生理心理客观条件限制，能构建现实中无法达成的作战训练条件，飞行员每次面对的都是边界极限挑战。

空中加油训练中，他们从摸索空中一次加油，到实现空中多次加油，不断挑战生理心理极限，歼-20持续制空作战时间被一次次突破。如今，空中加油成为该大队基础普训课目，由他们总结的一套成熟空中加油模式，在兄弟部队推广。

既有突破自我的胜战追求，又有放眼全局的博大胸怀。他们不仅输送出一大批飞行骨干，还在向外输送人才过程中，及时分享先行探索总结的改装训练、战斗力成长成果经验，帮助多支部队完成新机改装和人才培养任务，有力助推空军新质战斗力加速生成。

学习

“打败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比敌人更快更好学习”，“王海大队”把学习研究作为夺取胜利的密码，使他们能够始终抢抓转型发展机遇，勇立战斗力建设潮头。

抗美援朝战场上，几乎没有空战经验的先辈们，凭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败了强大敌人。当年油灯、汽灯的微弱光芒，照亮的却是这支部队的视野和前景，更让以学习力助推战斗力的智慧基因，深深植根于官兵血脉。

“无论战争形态怎样演变，人对武器的学习掌握始终是制胜重要因素。”这是“王海大队”在战争准备中得来的深刻认知。改装歼-20后，带来使命任务拓展和备战节奏加快，大队飞行员钻研新装备进入忘我状态，有的飞行员坦言：三天不学习，心里就着急，主要怕跟不上大队的节奏。

歼-20作战体系构成复杂，涉及等众多学科领域，飞行员学习涉猎的范围比上大学时要多得多、更深得多。用“最强大脑”驾驭国之重器，没有深厚的理工基础，根本无法驾轻就熟。他们运用工程化思维，对歼-20作战任务、技术性能、作战指标等进行“理解—分析—解构”，最终形成“能力需求—指标级别—训练方法”垂直解构体系。

飞行员王立是空军首位“金头盔”和“金飞镖”的双项获得者，被空军授予“矢志打赢先锋飞行员”荣誉称号，荣获空军“空天勇士”重大贡献奖。作为王立的徒弟，年轻飞行员严毅恒把成为王立那样的“学习型”飞行员当作目标追求。他尝试着在空战中打败王立，来检验自己的学习积累、空战本领。在一次空战强化提高训练中，严毅恒在王立传授的战术打法基础上，用自己的思考理解，深度研究进攻窗口、脱离时机等关键环节，与王立空中交手逐渐能打个平手。飞行员胡新潜心研究总结技战术运用心得，形成了7本厚厚的“飞行宝典”，助力后续改装飞行员缩短成长周期……翻阅“王海大队”飞行员一摞摞的学习成果，既是日积月累的厚度，更是学战研战的深度。

凭借强大的学习力，飞行员李德兵精研战法、人机合一，夺得空军首届“金头盔”，改装歼-20后他再夺“金头盔”；飞行员王磊苦学打赢本领，一次次向飞行极限发起挑战，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飞行员汤书杳深钻细研装备弹药，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金飞镖”得主……

志愿军空军闻名遐迩的“王海大队”

原文：志愿军空军闻名遐迩的“王海大队”

1985年的春天，一位中国将军访问美国，与一位美国将军的会面，却意外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战火记忆。当美国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加布里埃尔上将微笑着对王海上将说：“我早就知道你，我就是被你打下来的”时，历史仿佛穿越时空，将两位曾经的对手连接在一起。王海，这位在朝鲜战场上击落击伤9架美军飞机的传奇飞行员，一时竟想不起这位美国将军究竟是从哪架飞机上跳伞的。

然而，这句带着些许戏谑的开场白，却预示着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敌我的特殊对话，也引出了一个英雄团队——“王海大队”的传奇故事。他们是如何从初战的失利走向辉煌的？这段历史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这次特别相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数月后，上将加布里埃尔回到中国，参观了中国航空博物馆。馆内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上的九颗红色星星特别吸引了他。这九颗星标志着驾驶员王海击落或损坏了九架敌机。

那时，加布里埃尔眼前历史碎片像拼图一样拼凑完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年是被那架战斗机击落的。但看到的只是王海一个人的战功，实际上王海带领的航空兵第3师第9团1大队也取得了不少辉煌成就，他们一起写下了空战中的辉煌篇章。

时间回溯到1951年10月，满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王牌师”开赴丹东前线，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然而，初登战场的“王海大队”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11月，空战的号角正式吹响，兄弟团队捷报频传，而“王海大队”却屡屡空手而归。

他们只看座舱仪表，没注意外面的飞机情况，结果飞机起飞后搜了好几次，却没发现敌人，空战就变成了白忙一场。

连续的失败让大队飞行员承受了巨大压力。王海回忆道：“那时是我们飞行员最艰难的时期，别人能击落敌机，我们却做不到，压力非常沉重。我整天脑子里都是敌机和空战的事，晚上躺床上也睡不着，只能去卫生队拿安眠药。”

”面对“出师未捷”的困境，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

11月8日，王海带1大队飞越清川江，发现美军12架飞机。但双方速度极快，飞机一闪而过。他们正要转身追击，带队长机评估形势后，决定不攻击。

美军飞机却突然回转，从背后向1大队袭来。危急时刻，7号机飞行员马宝堂单机掉头迎敌，用“新战术”冲散了美机编队，成功掩护了大队安全返航。虽然没有取得战果，但这却是“王海大队”与敌人的第一次真正交锋。

翌日，他们再度出动，首战告捷，成功击落一架敌机。不过，王海对这场战斗不太满意。他很快发现，队伍在配合作战、使用战术以及控制弹药方面还有不少问题。

战后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并且总结了重要经验。王海明白，作为空中指挥官，他不仅要勇敢坚强，还必须在紧张激烈的空战中保持冷静，迅速作出决定，并率领团队发挥团队协作的力量。

汲取了教训的“王海大队”开始逐渐成熟，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屡创佳绩。11月18日，他们以少胜多，在与184架美机的空战中取得了5：0的辉煌战果。12月15日，他们再次以少胜多，击落击伤敌机6架。

截止1952年1月14日第一次轮战结束，“王海大队”共击落击伤敌机15架，创造了15：0的惊人战绩，一跃成为全空军的“王牌大队”。王海、孙生禄、焦景文三位飞行员也凭借着卓越的战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王海大队”的胜利，不仅仅是勇敢和技术的胜利，更是战术和智慧的胜利。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也在与志愿军的交锋中不断反思。美军飞行员曾感叹志愿军飞行员是“一批坚强勇猛的斗士”。

美军歼击机联队最高长官杜克逊也指出，美军最初无法适应志愿军“无规律的作战方式”，甚至“乱了章法”。为此，美军开始调整战术，采用小编队、多批次、“鱼饵”战术等新的作战方式，试图扭转战局。

1952年5月，“王海大队”和空3师再次入朝作战，却一度陷入被动。5月13日和15日，他们连续遭到敌机偷袭，损失惨重。王海的战机也在一次空战中被击伤，被迫跳伞逃生。

面对新的挑战，“王海大队”和全师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开始采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指导原则。

新战术关键在于四机编队，犹如蜂群般紧密协作，共同作战。刘亚楼用比喻说明，领头的飞机如同蜂王，其余的则似蜂群，紧随蜂王并保持联络，以此打造出强大的战斗力。采用此战术后，很快便改变了被动状态。

在第二次轮战中，空3师共击落击伤敌机50架，“王海大队”的战绩依然领先，击落击伤敌机14架。

在“王海大队”中，除了王海，还有许多优秀的飞行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空中突击手”的孙生禄。他曾在一次空战中单机对敌8机，并在另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长机，英勇地与敌机展开搏斗，最终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真正含义。

1988年，王海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是“王海大队”的荣耀。“王海大队”的传奇故事，永远铭刻在人民空军的史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空军战士。从最初的失利到最后的辉煌，“王海大队”的战斗历程，是一部充满勇气、智慧和牺牲的英雄史诗。

他们的经历说明，不停学习、总结、创新是赢得竞争的关键。

米格走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1951年中期以后，中国与苏联空军MiG-15（米格-15战斗机）多次成功地拦截美军战机，在鸭绿江南岸平原一带上空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一般认为“米格走廊”的飞行员来自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而实际上主要是由苏联飞行员秘密驾驶。斯大林命令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向中国派遣航空兵师，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并严格限制其飞行员作战区域，南不超过平壤至元山一线，西不越过海岸线。

名称由来

米格走廊是美国空军对朝鲜鸭绿江入黄海口的附近区域的称谓，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喷气式飞机对战的地方。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F-86佩刀战斗机多次与苏联的米格-15在此地发生遭遇战，这一地区因而获得了米格走廊的称号。美方一度以为“米格走廊”上的驾驶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事实上是苏联作为空军主力秘密参战。出于保密考虑，苏军飞行员的作战区域被限制在平壤一元山一线与西海岸线之间。联军通过监听无线电通信获知了苏联的介入，不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军方面也选择缄默的态度，以免战事扩大。

朝鲜战争美苏空军较量

中苏出兵朝鲜的决策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和争执，这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

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一一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也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赴苏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作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毛泽东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也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苏联空军便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参战。而朝鲜人民军空军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北朝鲜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的空军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刚刚组建的中国空军第4师直到1950年12月21日才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基地，随苏联空军进行训练。一个月以后，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动了几架飞机参加空战。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在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一一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苏联空军进驻中国东北基地的具体日期不详，但根据1950年7月5日和13日斯大林致罗申电及7月2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内容推断，至少有一个苏联空军师是在8月进驻沈阳地区的。其他论著也有此说法。

在斯大林眼中，苏联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1950年11月，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一五一和三二四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六十四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六十四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一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六十四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座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美国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至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一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战场扩大及“米格走廊”的形成

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一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至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B-29和B-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至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土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场。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人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一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六十四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至3个航空团增加到4至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一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

与此同时，第六十四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1架F-84飞机和1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六十四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

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六十四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六十四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至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人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空军

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空军力量非常弱小，至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时，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只有各型作战飞机117架。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在志愿军参战以后，人民解放军突击扩建了空军作战部队，至1950年底，先后扩建组成了6个歼击机师，每师辖2个团，装备飞机50架左右，另有1个轰炸机师和1个强击机师。从1950年12月底起，陆续加入志愿军投入作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志愿军空军作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50年12月至1951年8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主要是进行参战准备，其中第4师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练习。从1950年12月下旬开始，空军第4师加入志愿军序列，开赴东北安东（今丹东）机场，以大队为单位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投入实战演练。此时，第4师飞行员刚刚完成米格-15飞机的飞行训练，平均每人仅飞行20小时左右，飞行技术尚不熟练，更谈不上空战经验。但这些飞行员都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挑选的优秀年轻干部，作战勇敢，战斗意志顽强，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1951年9月中旬至12月底为第二阶段。志愿军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以掩护平壤以北地区铁路运输及机场修建和取得作战经验为目的，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作战。

1952年1月至12月底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空军已能独立作战，并采取以老带新的方法，继续以师为单位实施轮番作战锻炼。根据第一线机场的容纳限度，每轮作战部队保持3~4个师。每个新参战的师，经过实战取得经验后，即由新的部队接替作战。第3、第4师轮流执行了带领新部队作战的任务。这一阶段作战主要是打击美军的F一86飞机，除继续掩护铁路运输外，还担负保卫清川江以北朝鲜的工业设施和鸭绿江桥，特别是保卫水丰发电厂的防空作战任务。

1953年1月至7月为第四阶段。志愿军空军在作战中，又有新的进步，在取得同美军F一86大机群空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了反击美军混合机群作战的经验，并开始在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条件下进行空战。1953年志愿军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以大胆、勇敢、积极、顽强的作战，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促进朝鲜停战实现，仍然以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桥等重要目标和清川江以北铁路运输为主。1月至7月，志愿军空军先后参加轮战的部队有：第3、第4、第6、第12、第14、第15、第16、第17师和第2师的一个大队，其中第16师是初次作战。

朝鲜战争空战结果

在两年多的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第64独立歼击航空兵军的编制内共有10个歼击航空兵师、21个歼击航空兵团、2个轰炸航空兵师又3个大队，共72000人轮番参战，最多的1952年达到25000~26000人；总共出动63000多架次，战斗起飞2457批次、26491架次，进行了1400多次空战，共有20820人次飞行员参加过战斗飞行，击落击伤敌机1106架，其中有330架B一29“空中堡垒”轰炸机；高射炮兵击落击伤敌机222架；苏联空军的损失为335架飞机和135名飞行员及164名地勤人员。有22名各自击落敌机10架以上的飞行员分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一大批飞行员、指挥员、地勤人员、高射炮兵和其他参战官兵各以其英勇的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获得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分别颁发的奖章或勋章。苏联第64独立歼击航空兵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不可否认、有目共睹的辉煌战绩，真实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先后共有12个师赴朝作战，实战366批4872架次，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牺牲空勤人员116名。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米格-15战斗机

米高扬米格-15战斗机（俄文：Микоян МиГ-15，英文：Mikoyan MiG-15，北约代号：Faggot，译文：柴捆），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

米格-15各型总产量超过18000架，曾装备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保加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38个国家，是苏联制造数量最多的一型喷气式战斗机。

米格-15战斗机，于1947年开始研制，1947年6月首飞成功，1948年批量生产、装备苏联空军。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首次大规模投入空战，显示了良好的飞行和作战性能。

发展沿革

研制背景

米格-15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一种高亚音速喷气战斗机。该型1946年开始设计时，受到苏军缴获的纳粹德国Ta183（代号：乌鸦）型喷气式飞机的影响很深，但总体设计还是苏联设计师完成。

苏联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燃气涡轮发动机的研究工作，但进展远远落后于英德两国。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后，苏联缴获了大量有关喷气发动机的研究资料。依据这些资料苏联卫国战争中最负盛名的雅科列夫设计局和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简称"米格设计局"）同时展开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分别利用德国喷气发动机和苏制飞机的机体，研制出雅克-15和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1946年4月24日，两种飞机同时作了首次试飞，通过了鉴定，开始批量生产，并装备苏联空军。这是苏联的第一批喷气式飞机。

因发动机性能差、推力不足，米格-9飞机时速只有800千米，无法截击高速轰炸机。米格设计局随即按空军的要求开始研制更新型的喷气式歼击机，机型定为米格-15。此后不久，英国人的第一次"慷慨大方"导致了米格-15的诞生。苏联设法从英国进口了25台先进的"尼恩（Nene）"和"德文特"涡轮喷气发动机。

研制历程

1947年6月，米高扬设计局使用一台"德文特"发动机制成了第一架米格-15原型机。

1947年6月2日，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试飞成功。它与当时的美国喷气式战斗机相比，有多方面的优势。它穿透力强，可打穿当时飞机上使用的所有装甲。苏联的克利莫夫发动机中心很快仿制出推力更大的"尼恩Nene"发动机，定名为RD-45型发动机，为米格-15的批量生产创造了条件。1948年底，米格-15开始大量装备苏联空军，最初集中部署在莫斯科周围，并迅速成为苏军的主力歼击机，主要用来对付美军的轰炸机。

米格-1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代战斗机中的优秀机型。苏联专家吸收了德国技术，完善了后掠翼设计，并应用于米格-15。它采用了半硬壳结构，为全金属（铝合金）机身，机翼为后掠中单翼，尾翼很大，带后掠角向后倾斜，水平尾翼高高装在垂尾上，成为米格-15的显著标志。

米格-15初期发展并不顺利，受限于发动机技术始终无法试飞，直至英国工党政府同意出售英国制的涡轮喷气发动机之后，研发才有了转机。米高扬设计局的工程师对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Nene”喷气发动机进行了逆向工程设计，成功制造了4800磅推力的新发动机。

安装了新发动机的N-310（米格-15的初始研发代号）战斗机，1947年6月首次试飞。但因为第一架样机制造粗糙、存在隐患，首飞着陆时机毁人亡。第二架样机通过重新设计改进，1947年12月再次试飞成功。

米格-15战斗机于1948年6月投入生产，成为苏联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早期批产型采用英国罗.罗公司的RD-45型"Nene"喷气发动机，中后期批次则采用苏联仿制改进的克里莫夫VK-1型发动机。

技术特点

气动布局

米格-15是苏联第一种后掠翼喷气式飞机，已初具现代战斗机雏形。

米格-15采用头部进气，机身上方为水泡形座舱，内置弹射座椅。飞行中气流在头部由进气道内的隔板分为左右两股。机翼位于机身中部靠前，后掠角35度，带4枚翼刀，翼下可挂两只副油箱或炸弹。机翼穿透机身，与进气道内的隔板共同作用，将进气气流分为四股。在机翼前缘内放有一定量的铅，以降低机翼对扭曲刚性的要求。

动力系统

米格-15战斗机的动力装置为一台BK-1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推力2700千克。

武器系统

米格-15战斗机有三门机炮：一门H-37型机炮，两门HC-23KM型机炮，能携带200发炮弹。

航电系统

米格-15的航电设备有：瞄准具、无线电台、无线电罗盘、高度表、信标接收机等。

米格-15未装备雷达，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

衍生型号

米格-15比斯

米格-15比斯（俄文：MИГ-15БИС，英文：MiG-15bis）是米格-15的最主要改进型，该型换装了推力2700千克的的克里莫夫VK-1型发动机，飞行性能有所提高，整机重量有所增加，机体尺寸稍有变化。外形上，米格-15比斯翼刀带有一个缺口，而米格-15没有这个缺口。

米格-15比斯可携带多种武器（航弹或57毫米火箭弹），完成复杂气象甚至夜间良好天候情况下的截击、护航、侦察、战术轰炸等多种任务。

米格-15比斯于1949年投产，到1950年年底，该型号成为前苏联空军的主力歼击机。后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相继仿制该型战斗机。

乌米格-15

米格-15双座教练型，又称“乌米格-15”（уMИГ-15，MiG-15UTI）。

型别概览

• I-310：米格-15原型机研制编号
• 米格-15：第一型量产单座战斗机
• 米格-15P：米格-15bis的单座全天候拦截机 ，为安装雷达而拆除37航炮，仅保留2门23毫米口径航炮。
• 米格-15SB：单座战斗轰炸机
• 米格-15SP-5：米格-15UTI的双座全天候截击机
• 米格-15T：靶机牵引机
• 米格-15bis：改进型单座战斗机
• 米格-15bisR：单座侦察机
• 米格-15bisS：单座护航机
• 米格-15bisT：单座拖靶训练机（机上拖机枪射击用的练习靶）
• 米格-15UTI：双座教练机
• 中国米格15：中国仿制的米格-15，单座战斗机
• 中国米格15教练机：中国仿制的米格-15UTI，双座教练机
• Lim-1：波兰生产的米格-15 单座战斗机
• Lim-1A：波兰生产的米格-15侦察机，装有AFA-21 摄影机
• Lim-2：波兰生产的 米格-15bis
• Lim-2R：波兰生产的米格-15bis对地攻击侦察机，摄影机装在座舱罩内前端
• Lim-2A：波兰生产的改进对地攻击侦察机
• SB Lim-1：波兰生产的米格-15UTI训练机，装有RD-45引擎
• SB Lim-2：波兰生产的米格-15UTI训练机，装有VK-1引擎
• S-102：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米格-15战斗机
• S-103：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米格-15bis战斗机
• SB Lim-2 (米格-15UTI)

服役动态

广泛外销

各型米格-15战斗机曾装备的国家：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亚美尼亚、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刚果、古巴、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埃及、芬兰、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色列（缴获埃及米格-15战斗机）、伊拉克、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越南（北）、巴基斯坦、朝鲜、波兰、罗马尼亚、索马里、苏联、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

米格-15战斗机的足迹遍布东欧、亚洲、非洲、南美、中东地区的38个国家。

中国装备

在20世纪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为了对抗美国空军，1951年2月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表示希望增购5架米格-15，加上原有的米格-15，组成4个歼击机团参加朝鲜战争。当时美军已经在朝鲜投入了F-80、F-84、F-86等先进的战斗机或战斗轰炸机，其中F-86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其性能比米格-15原型机明显高出一筹，与米格-15比斯相当。而此前苏方大力推销给中国的米格-9性能更为落后，无法在朝鲜与美军战斗机抗衡。经斯大林批准同意，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米格-15战斗机。

中国首次获得米格-15，是在1950年10月。当时，在中国华东地区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巴季茨基部队即将回国，苏军向中国有偿转交了该部队使用过的38架米格-15歼击机。同时移交的还有其他一些作战飞机。随后，东北地区的别洛夫部队移交给中方122架米格-15。需要明确，苏联方面从未向中国无偿提供武器装备。

1952年8月苏联开始向中国出售“米格-15比斯”改进型歼击机，1952年底中国已拥有6个师的米格-15“比斯”。但此时距离朝鲜停战只有半年，“比斯”发挥出来的作用就较为有限。1953年12月23日，中苏两国政府换文，苏联同意将制造米格-15比斯（含发动机）的许可权授予中国。但后来计划改为向中国移交米格-17的生产技术。

中国空军获得米格-15及米格-15比斯型战斗机进程：

• 1950年10月13日，驻上海苏联空军部队向中国空军移交38架米格-15。
• 1951年苏联赠送372架米格-15飞机，包括12架乌米格-15。中国于1951年6～8月间分3批进口，仅支付运输费。
• 1950～1951年间，中国从苏联共进口（转让）米格-15飞机654架。
• 1951～1958年，中国从苏联进口乌米格-15飞机357架。
• 1952年苏联交付348架米格-15比斯，于当年8月23日至10月17日，从满洲里、绥芬河陆路口岸入境。
• 1953年5～10月，中国第二批进口134架米格-15比斯。
• 1952～1955年，中国共进口（转让）米格-15比斯飞机1460架。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用演出170多场的全部收入，加上卖掉自己轿车的钱，捐购了1架米格-15战斗机。

苏军实战

1、朝鲜战争空战中，苏联空军飞行员驾驶米格-15秘密参战。1950年11月10日，苏美空军在中国丹东地区上空首次交战。苏军第28歼击航空兵师中尉飞行员谢戈列夫击落美军P-51“野马”战斗机1架。11日，该师又在同一地区击落美军F-80“流星”战斗机和P-47“雷电”战斗机各1架。12日，由第50歼击航空兵师139团大队长哈里科夫斯基少校率领的两架米格-15战斗机，在朝鲜新义州附近击落号称“超级空中堡垒”的美军B-29轰炸机1架。14日，该团的8架米格-15战斗机与美军一个庞大的机群相遇。战斗中，苏军击落美军轰炸机3架。在战争初期空战中，苏军仅损失2架米格-15飞机。

2、1951年上半年，苏美空军由初战时的小规模空战发展到较大规模空战。据苏联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飞行员作战记录显示：1951年4月12日，美国空军出动152架飞机对中朝边境安东鸭绿江铁桥及其附近的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其中B-29轰炸机72架、F-80和F-84战斗机48架、F-86“佩刀”战斗机32架。苏联空军第50歼击航空兵师共出动歼击机60架与美机展开空中格斗。这次空战持续40分钟，苏军共击落美机34架，其中B-29轰炸机20架、F-80战斗机14架，而自己无一损失。这一天也被美国空军官员称为“朝鲜战争空军最黑暗的一日”。

3、1951年下半年，随着朝鲜战争战线南移和中朝边境地区的新机场建成，苏联空军逐渐深入朝鲜腹地支援中朝地面部队作战。在此期间，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也大大增强，中苏飞行员在许多空战中开始并肩作战。1951年10月24日，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中苏空军共40架米格飞机同时起飞迎战，击落美国1架F-84战斗机和1架B-29轰炸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的中苏两国米格-15飞机在清川江上空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战斗机组成的美国机群，击落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

4、入朝作战的苏联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许多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航空师长阔日杜布作为地面指挥员指挥部队击落美机258架；克拉马连科少校驾驶米格-15战斗机，在1951年10月顺川大桥上空的一次空战中，被美军3架飞机夹击。他连续做了几十个螺旋滚转和极限过载跟头摆脱了困境，并抓住机会开火，将美军上校的座机打得凌空爆炸。朝鲜战争期间，他创下了一人击落美机23架的突出纪录。

5、据战后统计，朝鲜战争中苏联飞行员共击落美机1097架，苏军损失飞机345架，200多名飞行员在战斗中阵亡。

中国实战

1、朝鲜战争空战中，中国空军驾驶米格-15战斗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同时中国志愿军空军共被敌机击落231架，牺牲飞行人员116名，其中有正副团长8名，空勤主任3名，正副大队长9名，正副中队长14名，其他空勤人员82名。

2、中美空军首次空战。1951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当日上午，美国空军出动F-84型战斗轰炸机20架，沿朝鲜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进行轰炸，阻滞中国后勤供应。中国志愿军空军第4师师长方子翼令第10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6架米格-15型歼击机起飞迎击。李汉等驾机接近安州时，发现美F-84型战斗轰炸机正在1000米高度上对清川江桥进行俯冲轰炸。李汉遂率队向美机发起攻击。此时，一批美机从志愿军空军编队上方对头冲过，另一批于右前方向南飞去。李汉迂回到4架美机左后侧400米处，瞄准长机开炮，将其击伤。3号机李宪刚、4号机张洪清向其他美机开炮，未能命中。6号机赵志财被美机击伤，跳伞时因高度过低而牺牲。此战，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第一次空战，击伤美机1架。中方被击落一架，牺牲飞行员一名。

3、中国首次击落美国飞机。1951年1月29日，美国空军16架F-84战斗机，在新安州地区上空活动，企图袭击清川江大桥。中国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团大队长李汉率2个中队共8架米格-15飞机起飞迎战。在地面指挥所的指挥引导下，他们利用阳光，隐蔽迅速地迂回至美机后方，抢占高度和有利位置。乘美机尚未发现时，李汉令第2中队掩护，率第1中队进行攻击。李汉咬住美机1架，逼近至400米开炮，当即将其击落。在追击中，他又击伤美机1架。此战，中国空军首开击落美机的纪录，自己无伤亡。

4、1951年9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安州地区与美国空军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5时许，美国空军出动作战飞机5批112架，袭击朝鲜顺川、安州、平壤等地区铁路。志愿军空军第4师32架飞机奉命起飞迎击。第12团副团长李文模率领16架米格-15型歼击机，在苏联空军112架飞机配合下，在6000米高度直飞安州。飞至安州上空时，与20余架美机遭遇，双方相距仅1000米。李文模编队来不及区分兵力即投入战斗。1大队大队长李永泰率队攻击左下方8架美军F-84型战斗轰炸机。2、3、4号机先后开火，因射击角度不当未获战果。随后，2批8架美军F-86型战斗机从左、右后方偷袭。李永泰左转上升占位准备反击时被美机击中，僚机权太万随即将美机驱逐。李永泰迂回到美军2号机尾后实施攻击，因航炮已被打坏，攻击未成，左转弯退出后，遭4架美军F-86型战斗机围攻。李永泰临危不惧、沉着应付，上升高度至12300米摆脱美机，驾驶中弹30余发、受伤56处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5号机陈恒、6号机刘涌新在掩护李永泰、权太万的过程中，与6架美机格斗。陈恒在其驾驶的飞机被击中后，跳伞成功。刘涌新驾机击落美军F-86型战斗机1架，后飞机被美机击中，因跳伞高度过低而牺牲。

此战，志愿军空军首次参加100余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首次击落美国空军F-86型战斗机记录。

5、1951年10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清川江桥上空的空战。当日9时42分～10时9分，132架美机活动于朝鲜新安州、顺川、永柔等地区上空，其中一批F-80战斗机轰炸扫射清川江桥。10时11分，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团团长阮济舟率领20架米格-15型歼击机，在苏联空军98架歼击机协同下，前往清川江桥上空打击美军战斗轰炸机。在清川江桥东南上空，该团1大队发现20余架美军F-80型战斗轰炸机。激战中，副大队长李宪刚击落美机1架；中队长褚福田在吴奇掩护下击落美机1架；中队长赵明在张洪清掩护下击伤美机1架；飞行员吴奇击伤美机1架。随后，该团2大队发现另1批美机。副大队长侯书军在何有珍的掩护和配合下，击落美机1架。此战，基本保持双机、四机作战，长僚机配合密切，取得击落美军F-80型战斗轰炸机3架、击伤2架的战果。中国空军被击落飞机1架，飞行员孙悦昆跳伞成功。

6、1951年1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永柔地区上空的空战。当日10～11时，发现6批128架美机向朝鲜清川江、定州、博川地区进袭，其中2批50余架美机在介川、宁边方向策应。10时26分，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7团副团长孟进率领22架米格-15型歼击机，在苏联空军掩护下，打击活动于介川地区上空的20余架美空军F-80、F-84型战斗轰炸机。在师指挥所引导下，该团编队飞至朔州上空，团长机孟进令2大队为攻击队，在6000米高度搜索前进；3大队为掩护队，保持高度7000米。编队进入战区后，左转弯进行搜索，因美机群向南飞离，团长机决定不予追击。3大队未听到团编队左转弯的命令，脱离团编队向南前进，于顺川上空发现10余架(实际是24架)F-84型战斗轰炸机，高度4000米。大队长机牟敦康向团长机报告后，率领大队占据高度优势，从美机群右侧上方突然展开攻击，打乱了美机队形。此时，团长机奉师指挥所命令率1、2大队返航。3大队乘美机群混乱之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大队长牟敦康双机与4架美机格斗，击落美机1架；副大队长赵宝桐击落美机2架。此战，共击落美机3架。

7、1952年2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在朝鲜肃川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0时33分，在朝鲜平壤以南大同江一带发现8架美军F-80型战斗轰炸机，高度6500米；另有28架F-86型战斗机向昌城一带进犯，其中6架经定州至宜川后，转向朔州地区活动。13时39分，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团出动22架米格-15型歼击机，以团“品”字形编队，高度7000～8000米，时速800千米，经铁山沿朝鲜西海岸飞往平壤以南地区，打击美军F-80型战斗轰炸机小机群。编队至清川江上空时发现12架F-86型战斗机北犯。为执行打敌战斗轰炸机小机群任务，置这群敌机于不顾，领队长机吉世堂率队下降高度向目标区继续前进。至肃川上空时，3大队大队长邹炎发现美机企图尾随攻击志愿军空军机群，随即右转率6号机周永宽追击4架F-86型飞机，至大馆洞地区时又发现6架F-86型飞机，从其右后上方追来，企图袭击志愿军空军的机群。空战中，2架美机咬住邹炎的飞机，邹炎即上升至7000米，摆脱美机，安全返航。2号机胡树和发现右前方有2架F-86型飞机向其逼近，即一面报告长机一面右转脱离，但仍被美机击伤，后摆脱返航。3号机褚福田见2号机胡树和被美机攻击，遂率僚机赵计良右转迎击，褚福田连续3次攻击，将美长机击落。4号机赵计良在长机褚福田追击美机的同时，发现右前方高度5000米有2架F-86型飞机，一面报告长机一面左转切半径，向美机射击，击落1架。6号机周永宽见2架F－86型飞机由尾后攻来，向右脱离时左机翼中弹。赵计良即左转加大油门追击美机，在600米距离上开炮，将美机击伤。此时，2大队在顺川上空发现20余架美军F-86型飞机企图尾随攻击，遂急右转投入攻击。长机郑刚与6架F-86型飞机格斗，击伤美机1架，自己被美机击中，跳伞成功。此战，击落美军F-86型战斗机2架、击伤2架，己方被击落1架、击伤2架。

8、1952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军在朝鲜镇南浦地区上空进行的空中作战。当日10时30分，英军飞机在朝鲜平壤以南地区活动。10时45分，志愿军空军第3师技术检查主任林虎率领第9团2、3大队米格－15型歼击机8架，经铁山沿西海岸利用云层隐蔽出航，直插镇南浦地区，采取迂回战术打击敌机。编队飞至镇南浦上空，开始左转弯向北搜索敌机。带队长机林虎利用地面高射炮射击敌机的硝烟，判断敌机位置，率领编队右转弯，利用云层发现英军FMK-5型飞机4架，立即投入攻击。英军飞机企图利用云层脱离，第9团以双机为单位紧追不舍。战斗中，3号机张守兰、4号机朱志敏各击落英机1架。5号机刘志田见敌机钻入云层欲脱离，在僚机罗沧海掩护下，绕其后方，击落敌机1架，接着又将迎面飞来的1架敌机击伤。此战，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击落英军飞机3架，击伤1架。

9、1953年7月19日上午，美国空军出动两个机群袭击新义州和义州机场，遭到志愿军空军猛烈反击。下午3时5分至4时15分，美国空军又出动由各型飞机168架组成的混合机群，活动于铁山、龟城和中国安东（今丹东）地区，企图再度袭击新义州和义州机场。志愿军空军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抓住时机，采取多梯队，连续出动的战法，英勇反击。 下午3时25分，志愿军空军第6师第16团由曲成率领12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组成第一梯队起飞，至义州机场上空，迅速投入战斗，对正向义州机场准备俯冲投弹的4架F-86型美军飞机展开攻击，一下子打乱了美机编队。美机来不及进入目标，便慌忙投弹后，右转向海面飞去。志愿军空军第3中队4号机沈洪江对溃散的美军单机发动攻击，直追到距美机200米处开火，击落F-86型美机一架。志愿军空军第1中队4号机郭树武与美机空战，击伤F-86型美机一架。

下午3时37分，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团由大队长褚福田率领8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组成第二梯队起飞，至义州上空与美机展开空战。褚福田一举将美长机击伤，其余美机慌忙逃窜，战斗结束。

志愿军空军完成保卫重要目标任务后，无任何损伤，全部胜利返航，以击落1架、击伤2架美机的战绩，为抗美援朝最后一次空战划上一个句号。

美获米格

朝鲜战争的空战中米格-15显示出的优良性能，使美军千方百计想弄到一架完整的米格-15，以揭开它的秘密。美军先采取“空中围捕迫降”，没能得手。后来，又用俄、中、朝3种文字印了100多万张传单，声明驾驶米格-15飞机“投诚”，可得到100万美元的重奖，仍无所获。

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两个月后，朝鲜人民军的一架米格-15误入韩国境内，美国才如获至宝，立即将米格-15运往美国，反复研究，但价值已经不大。

总体评价

据苏联国家档案资料记载：1950年11月至1952年1月，苏军击落的美机与自己损失飞机的比例为7.9∶1；1952年为2.2∶1；1953年为1.9∶1。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争中，驾驶米格-15对美机为1:1.42胜率。在美苏喷气战斗机的较量中，米格-15一直占上风。

米格-15在第一代喷气战斗机中性能优异，其飞行速度、火力、机动性远远优于美国的F-80和F-84，只有美军的F-86性能相当。米格-15的37毫米机炮可轻松地击穿F-86的飞机装甲，虽然在水平盘旋、俯冲加速性和作战半径上不如F-86，但由于推重比大，爬升性能出众，因此在垂直机动性方面压倒了美国当时的所有同类飞机。由于米格-15的垂直机动能力优秀，所以米格-15和F-86的性能各有优劣。（《名机点评》、“人民网” 评）

全军挂像英模邱少云

邱少云（1926年7月12日-1952年10月12日），男，汉族，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挥师入川。驻扎在雅安城的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响应人民解放军号召，率部起义。邱少云也随所在部队官兵一同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补进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三班，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1951年初，邱少云所在的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奉命参加抗美援朝，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奔赴朝鲜参战。1952年10月中旬，邱少云所在营奉命担负潜伏任务。潜伏前，邱少云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为了消灭盘踞在平康和金化之间的三九一高地的美李匪军，把战线向南推进。志愿军阵地到三九一高地之间，有着三千米宽的开阔地，这是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志愿军决定把部队潜伏在敌人阵地的前沿。1952年10月12日，为了不暴露目标，不影响作战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痛苦，直到最后英勇牺牲。

1953年6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邱少云记特等功，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光荣称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授予“模范青年团员”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赠邱少云“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各一枚。2009年9月14日，邱少云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9月25日，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

上甘岭战役一等功臣蒋诚

蒋诚（1928年12月-2023年1月5日），原名蒋启高，男，汉族，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隆兴镇玉河村，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12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月随部队入朝作战；1953年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一等功；1955年2月退伍返乡务农；2023年1月5日，蒋诚在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4岁。

2019年9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授予蒋诚“中国好人”称号；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等单位授予蒋诚中国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人物生平

• 1928年12月，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隆兴镇玉河村。
• 1949年12月，蒋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成为解放军某部机炮连战士。
•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 1951年1月，蒋诚所在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建制，3月由长甸河口口岸入朝参战，时年23岁的蒋诚被提拔为机炮连副班长。
• 1952年6月，蒋诚在朝鲜金城由张云介绍入党。
• 1951年4月22日-1951年11月，蒋诚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先后参与第五次战役、金城以南地区防御战斗等大小战斗400余次，并重创土耳其旅。
•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蒋诚随部队负责坚守537.7高地。
• 1952年11月1日，蒋诚所在的12军开始投入上甘岭战役。战役中负责第一阶段战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已在半个月的战斗中拼光了5600余人。蒋诚与战友们，随即奔赴前线。
• 1952年11月8日，蒋诚所在的92团到达上甘岭，上级要求3天时间准备，11日发动反击，战役中荣立一等功。
• 1953年12月，蒋诚担任中国人民志愿某营机枪连班长。
• 1954年，朝鲜战事结束，蒋诚随部队从朝鲜战场归国。
• 1954年12月，蒋诚因营房建设中贡献突出，再获三等功。
• 1955年2月10日，退伍返乡务农创业。
• 2023年1月5日，蒋诚在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4岁。

担任职务

1953年1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营机枪连班长。

人物事迹

参军入党

• 1949年12月，蒋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正式改名为蒋诚，寓意“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入伍后，蒋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营机炮连战士。
•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 1951年1月，蒋诚所在部队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建制，随后入朝参战。
• 1952年6月，蒋诚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随部入朝参战到火线入党，蒋诚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坚持战斗

•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先后投入10余万兵力，对上甘岭及其附近地区展开了历时43天的反复争夺战役。战役中蒋诚荣获一等功的战功。
• 1952年11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的部队开始投入上甘岭，战役中第一阶段战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已在短短半月的战斗中拼光5600余人，全师27个步兵连有16个是被打光后重建的。
• 1952年11月8日，蒋诚所在的32团到达上甘岭，上级要求3天时间准备，11日发动反攻。此时，上甘岭最重要的537.7高地已陷入最危急境地，该高地4个连日夜血战后，仅剩24人退守7号坑道，并且连续11天断水断粮；反攻战斗中，蒋诚带领班里战士在敌人炮火封锁下，以重机枪歼敌400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还击落敌机一架。蒋诚腹部受伤、自己把流出肠子塞回去，他身负重伤情况下仍不下火线，配合步兵完成了任务，对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美国造P-51D野马战斗机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手中陆续缴获、接收了一批P-51战斗机。1949年8月，以这批战斗机为基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开国大典上，该中队9架P-51战斗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是其中的一架。

P-51战斗机是美国航空公司研制的一种下单翼单座战斗机，1942年10月首飞，次年9月装备使用，后发展了A、B、D、K等型号，被世界航空界公认为达到了螺旋桨战斗机制造技术的顶峰。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9.85米
• 翼展：11.28米
• 机高：2.64米
• 动力装置：1台V-1650-7液冷活塞式发动机，起飞功率1066千瓦
• 实用升限：12771米 最大速度：703千米/时（高度7620米）
• 武器装备：12.7毫米机枪6挺，2枚炸弹或6枚火箭弹

南苑飞行中队

南苑飞行中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立前，最早担负要地防空等任务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分队。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今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编有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有飞机10架，其中P-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型教练机2架。10月增编1个空运分队，有2架C-46型、1架C-47型运输机，后又增加19架飞机。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作战、紧急空运以及接送中央领导人等任务。

1949年开国大典，人民空军开国受阅的主力战机

原文：1949年开国大典，人民空军开国受阅的主力战机——P-51野马战斗机

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正当战车师坦克方队隆隆通过天安门时，天空中传来了阵阵飞机的轰鸣声。飞在最前面的是九架野马式P-51型战斗机，它们排成三个“品”字形分队，随后是轰炸机分队、运输机分队、教练机分队。接着，又出现了三个“品”字形的P-51型战斗机分队……

天上轰鸣的机群与地上隆隆的坦克分队遥相呼应，浑然一体，形成了威武雄壮的立体阵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欢呼雀跃，欣喜若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等开国领袖们举目仰望，向驾驶着P-51等飞机的新中国空军健儿频频挥手致意，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作为开国阅兵中的空军领头战机P-51，今天的人们对它可能不太熟悉，但它却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P-51型战斗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惊人的速度向北欧和西欧进击，与欧陆一海之隔的英国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和危机。1940年春，英国派出一个飞机采购团向美国订购战斗机。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答应在较短的时间内为英国生产一种新式的战斗机。经过120天的研制，10月11日样机制成，10月26日试飞成功。新机服役编号定为P-51。英国人给它取名为“野马”。

美国研制的这批“野马”在英国“骑手”的驾驭下开始竞逐蓝天。英国空军利用P-51战斗机实施“零高度攻击”（在十米高度以下飞机高度表指示为零），猛烈打击德军地面部队和运输线。1943年秋，战斗性能大大超过A型机的P-51B型机问世，它首先装备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三五四战斗机大队。1944年3月在著名的柏林大空袭中，P-51战斗机击落德机41架。6月，大批P-51战斗机参加了支援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年下半年，P-51已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制空权。

1943年秋，P-51战斗机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参战。中印缅战区的第三一一战斗机大队和中国战场上的中美航空兵部队首批装备了P-51战斗机。在抗日战争最后两年中，中美飞行队的P-51战斗机以广西、湖南西南部地区为依托，发挥其作战半径大的优势，不断深入到湘北、鄂、粤及沪宁一带日军占领区，猛烈袭击日军的机场、运输船队。在P-51等飞机的冲击下，日军失去在中国的制空权。1945年春，P-51战斗机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立下了大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P-51战斗机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欧洲战场上，P-51战斗机就出动13873架次，投弹5668吨，击落敌机4950架，击毁地面敌机4131架，被誉为“歼击机之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P-51战斗机，装备其空军部队。国民党空军运用P-51战斗机在各个战场上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8年9月，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在北平驾驶一架P-51战斗机飞往吉林四平降落起义。随后，又有数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P-51战斗机投向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从此拥有了P-51战斗机。

1948年辽沈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缴获、搜集一批国民党军的P-51战斗机。东北航校还在吉林公主岭专门成立了P-51飞机训练队，培训P-51飞机驾驶员。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又缴获、接收了一批P-51战斗机。

中央迁入北平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空袭，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1949年8月15日，人民解放军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了飞行中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也是第一支空军部队。中央军委航空局从东北航校和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抽调了一批飞行员和十多架P-51战斗机，还有一些其他型号的飞机。P-51战斗机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的主力战机。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体同志抓紧训练。参加受阅的飞机共17架，其中P-51战斗机9架，蚊式轰炸机2架，C-46运输机3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信机1架。9架P-51型战斗机编为“品”字形的一、二、三分队；2架蚊式轰炸机编为“一”字形的第四分队；3架C-46运输机编为“品”字形的第五分队；1架L-5通信机与2架PT-19教练机合编为“品”字形的第6分队。这样，17架飞机拟形成一个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

10月1日下午，当受阅的第一、二、三分队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又接到地面指挥员的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P-51战斗机驾驶员按照命令，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方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9架P-51战斗机再一次通过了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无缝，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开国大典阅兵结束后，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办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陆海空军代表。大家频频举杯，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庆祝阅兵的圆满成功，当朱总司令来到空军代表跟前时，他高兴地对驾驶P-51等飞机的飞行员说：“你们飞得好嘛，从现在起，我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飞行中队参加开国大典

原文：这支飞行中队参加开国大典，让朱德感叹“成为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之后盛大的阅兵式上，尚未正式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说，是在开国大典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建立。那么，在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之前，这次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是如何组织的？

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中队，成立仅一个月

1949年的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就在这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突然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30颗，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由于当时北平的防空体系尚不完善，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雷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以超低空编队快速突防形式进入北平，在完成轰炸后又迅速逃离返航。

这次空袭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接命令，连夜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于9月5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飞行中队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当时，从航空局领导到普通飞行员，谁也没有参加阅兵飞行的经验。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他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如何编队？当时飞行中队的飞机装备，几乎全是来自缴获或者起义的国民党的飞机，飞机老旧，型号多种。高的高、低的低，快的快、慢的慢，如何把这些形形色色完全不相同的飞机编到一个队伍中呢？

二、空地配合。编队飞行与地面人员和车辆的列队行进，是完全不同的。在空中完成任何一个动作，复杂程度和训练难度都要大大高过于地面，地面队列不可能去配合空中进行训练，怎么办？

三、空中联络。飞行员们来自各地，语言不同，飞行习惯、空中应对方式都彼此不熟悉，如何保证在空中有效迅速地沟通和联络呢？

四、高度多少？飞机在空中编队采用什么高度才比较合适呢？高了看不清，低了一方面声音干扰大，另一方面是飞机速度快，转眼就飞过去看不见了。

五、是否带弹？飞行中队还担负着保卫北平防空的任务，必须高度防备国民党的空袭。当时的国民党轰炸机飞行员夜间起降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以最近的国民党控制的机场到北平的空中距离计算，如果敌机想天黑前返场回基地，轰炸必须在午间前完成。所以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时，也是不得不考虑应对国民党空袭的因素。如此一来，就提出了飞机是否带弹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选谁来飞？

周密准备，大典前两天接密令“带弹受阅”

为此，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组织力量加紧制定了一个包括受阅飞机型号、架数、编队以及飞行员情况等内容的初步方案，并向聂荣臻进行详细汇报。聂荣臻再次强调：空中受阅与地面受阅不同，难度大，影响也大，一定要搞好，你们要抓紧时间，周密计划，确保万无一失。

常乾坤受领任务后，军委航空局迅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进一步明确飞行计划，作出工作部署。计划由5种机型组成混合编队，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显示出整个队形的严密、完整、紧凑、壮观，又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让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为此，参加受阅的指挥员和飞行员进行了反复研究。

计划制订之后，军委航空局开始调集飞机、选调飞行员、拟定编组、确定航线和加强安全保障等。明确空中受阅飞行的总领队，由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兆文在受阅训练中负伤，临时决定抽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东北老航校刘善本负责。

9月2日，17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梯队，正式在南苑机场投入飞行训练。为增强受阅效果，周恩来特别要求，领队的9架战斗机飞行速度快，通过天安门后可以转回去接到教练机后面，再通过一次天安门，这样看上去就有26架飞机受阅飞行了。

9月23日，邢海帆、邓仲卿、刘善本、方槐等人作为各分队的领队，驾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做第一次实地预演。9月28日下午，各分队长机根据新研究的方案，在天安门上空再次实地预演。

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两天时，飞行员阎磊、赵大海和邓仲卿、王玉珂等4人接到秘密通知，让他们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通知是分头秘密下达的。内容是：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他们要带弹参加受阅，准备随时从空中受阅转入反空袭作战。

带弹空中受阅，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个想法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而且，执行带弹任务的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几十年之后，阎磊回忆那个令他心潮澎湃的夜晚，说出了当年没有说出的肺腑之言：“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极大信任。”

此外，在参加开国阅兵飞行前，所有参加飞行的飞行员们还有一件庄严的事情———阅兵宣誓。多年后，受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仍然清楚地记着誓词中的每一个字：“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10月1日凌晨5时，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进入南苑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也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等人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最后检查。

下午3时，庆祝活动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亲手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朱德宣读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

下午4时，空中阅兵指挥部接到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立即组织受阅机群从南苑机场依次起飞，按预定航线、速度和高度出航，先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待命。下午4时35分，空中受阅机群接到分列式开始的命令，编队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向西，朝天安门飞去。

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型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组成3个“品”字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第1分队长机由受阅飞行总领队邢海帆担任，左右僚机为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为阎磊、王延洲；第3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为谭汉洲、毛履武。紧接着是2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的第4分队，列成“一”字排开队形，长机飞行员是邓仲卿，僚机飞行员为王玉珂。第5分队由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品”字队形，长机是刘善本，飞行员有谢派芬等人。排在最后的第6分队，是由1架L-5型通信联络机和两架PT-19型教练机组成的“品”字队形。长机飞行员方槐，左、右僚机飞行员分别是安志敏、任永荣。

6个分队通过后，最先飞跃天安门的9架P-51型战斗机按照预定方案，随即绕到东郊，接续在第6分队后再次通过天安门。

下午4时41分，空中分列式结束，受阅飞机全部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继续担任空中警戒。开国大典空中阅兵，拉开即将诞生的人民空军的精彩序幕，在空军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晚，党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参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和陆、海、空军人员。席间，朱德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第一支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

原文：第一支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在保卫北平防空安全中应运而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这一天，国民党空军3架P-51型飞机，窜至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扫射。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B-24型重型轰炸机再次轰炸南苑机场。当天，周恩来召见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询问南苑机场被炸情况，要求提高警惕，认真做好防空工作。

6月，周恩来再次召见常乾坤时明确指示，在大批空军部队组建之前，迅速组建一支防空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常乾坤回到灯市口航空局，连夜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组织人员起草建立防空作战分队的计划。

7月31日至8月8日，军委航空局在北平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飞行中队的具体编组问题以及各项落实措施。会议确定，组建的飞行中队为混合飞行中队，下辖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和1个地勤分队。所需飞机和空、地勤人员，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尽快集中到北平。

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飞行中队成立不久，徐兆文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发动机故障被迫跳伞后负伤，由在公主岭负责飞行训练的邢海帆代理中队长。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官校教官，受训于美国，在抗日战争中曾击落1架日军零式飞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投身到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工作。

飞行中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飞行中队装备的飞机最初有10架，其中P-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 架，PT-19 教练机2架。尽管飞机数量有限，但大家的战斗警惕性和积极性非常高，每天昼间保持2至4机战斗值班。国民党空军一旦来袭，可以立即升空迎战。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突击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后，于9月5 日正式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

1949年9月中旬，朱德在聂荣臻、常乾坤等人的陪同下，视察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中队的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并到飞行员宿舍，询问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大家为建设人民空军多作贡献。

飞行中队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根据军委航空局部署，空中受阅编队以飞行中队现有飞行员为主，不足的再从东北航校抽调，飞行中队和军委航空局能飞行的同志全部参加。抽调各型飞机17架，并拟订20天的飞行训练计划，以及多机种使用南苑机场一条跑道的日程安排，飞行训练重点是编队课目。9月2日，17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梯队，正式在南苑机场投入飞行训练。10月1日，按照计划，空中受阅机群圆满完成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为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实力，从东北老航校调来10余名飞行员，还有一部分地勤人员。同时增调作战飞机19架，其中P-51型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型轰炸机各1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空运任务，飞行中队又增编1个运输机分队，装备美制 C-46 和 C-47 型运输机共3架，分队长由谢派芬担任。随着队伍的扩大和形势的需要，飞行中队不仅担负着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为一个军种正式建立，大力创办航空学校和航空兵部队成为当务之急。1950年初，空军将飞行中队轰炸机分队的全部飞行员和飞机，战斗机分队的部分飞行员和飞机，调配给新建的航空学校，将3个作战分队缩编为2个。同年2月，运输机分队调出，在北京西郊机场单独成立一个空运队。7月26日，空军将缩编后的飞行中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歼击机大队”。随着空军各航校学员陆续毕业，空军开始成批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年11月19日，“空军独立第一歼击机大队”番号撤销，人员、飞机分配到空军各航校和航空兵部队。

我军第一支飞行中队虽然只存在了1年零3个月，但在担负首都防空任务的同时，出色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任务，向世人展示了人民航空力量的威武形象和高超技术，为人民空军大批组建部队培养了战斗骨干，为防空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知识链接：P-51型战斗机

该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单翼单座单发平直翼活塞式战斗机，绰号“野马”，1940年由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机长10.20米，装有6挺机枪，最大平飞时速745千米，实用升限12700米，航程1530千米，乘员1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好、航程远、火力强等特点。1943年装备部队，共生产15000多架，在“二战”后期战果显赫。

开国大典上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

原文：他曾是“飞虎队”队员，唯一击落过日美两国战机的中国飞行员，开国大典上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

有这样一位中国空军的老飞行员：他经历了60年漫长而离奇的航空生涯……曾亲眼目睹遇空袭后珍珠港满目疮痍的惨状；参加过飞越“驼峰”天险的著名航行；也曾参加了武汉空战、上海空战，与日军一决雌雄；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空中分列式上也有他矫健的身影，并且是空中分列式中第一个飞越天安门上空的人。最为传奇的是，他是唯一击落过日军战机和美军战机的中国飞行员，他的名字叫邢海帆。

参加对日空战

邢海帆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农村。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卢沟桥事变。血气方刚的他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强健的体魄和扎实的文化功底，使这位身高近1.80米的大个子青年顺利地考入了国民党空军览桥航校12期，先后在成都、柳州陆军军官学校受训，1939年到云南楚雄、昆明，接受初、中、高级飞行训练。后经航校总顾问陈纳德考试合格，于1941年10月到美国留学深造。

当时，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又是中国的抗战盟邦。这一年，战争阴云密布，太平洋上早已不太平。日本法西斯业已露出了凶恶的杀机。正当他们乘坐的船航行在奔赴美国的南太平洋航线上时，收音机中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日军飞机偷袭了珍珠港！三天后，他们途经夏威夷，亲眼目睹了当时珍珠港被空袭后的惨状。战争使人猛醒，战争更燃起人们的激情。邢海帆在美国刻苦学习、训练，心系惨遭日寇涂炭的祖国。一年之后，他以精湛的飞行技术和优异的理论学习成绩毕业，回到了日夜思念、灾难深重的祖国。也许是考虑到他飞行技艺好，想让他多带出一些好飞行员的缘故，回国后，上级分配他到已迁至印度拉合尔的国民党“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培训第16期1、2班和第17、第18期飞行学员，他们经过飞行筛选和预备训练后再派到美国受训。

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对法西斯的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转为全线守势。中国政府接受美国陈纳德建议，于这年10月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又称中美空军联队，由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歼击机大队联合组成，中方空军是第1、第3、第5大队，美方人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成员和一部分“飞虎队”的飞行员。各大队又各由4个中队编成。从司令部到各级指挥层，都有相应的中、美双方的指挥官。中、美空军双方官兵并肩作战，参加对中印缅战区的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反攻。开始，第3大队不断出击敌后海南、香港、九龙一带，扫荡敌方海运与军事设施，屡获战果。

由于邢海帆积极要求参战，一年后调至著名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28中队任分队长，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其间曾多次去印度接收新购进的美式新型战斗机P-40N和P-51，并驾驶这些飞机飞越“驼峰”天险回国，使这些新装备及时投入抗日空中战场。此后，邢海帆又被调入国民党空军前线作战部队，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空中生死搏斗。

当时，日本空军在中、美空军的联合打击下，由强变弱。中国空军的作战目的，主要在获得战场上的空中优势，以减轻陆军遭受日军的空中威胁。所以，运用兵力侧重于以歼击机部队主动出击，强行轰炸扫射敌之重要基地。为了对抗日军在河南的攻势，第3大队以梁山、安康为基地，频繁出动，袭击敌地面目标，阻击敌地面攻势，邢海帆多次参与出击任务。

1945年1月上旬，邢海帆参加了对敌武汉空军据点的强行攻击，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空中战役，他所在的大队担任主攻突击任务，助攻和间接掩护任务则由第5大队和美军空军第14航空队的部队承担。连续3天，他们共出动飞机近1000架次，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对武汉地区的王家墩、徐家棚、南湖等3个日军机场，进行突袭。当时，邢海帆是28中队的分队长，带队参加主攻突击，任务是轰炸扫射机场上和地堡里的日机，每架飞机都携带两捆带降落伞的炸弹，这种炸弹便于在低空投掷，专门用来破坏飞机和杀伤人员。第一天，当飞临徐家棚机场上空时，只见停机线上整齐地排列着20多架盖着蒙布的轰炸机，那正是经常利用夜间骚扰我机场的日军轰炸机。猎物诱人，邢海帆不禁高兴得大叫起来，哪管敌人的地面强烈防卫火网，立即带队俯冲下去，一阵猛射后，接着投弹轰炸，滚滚的浓烟顿时笼罩了停机场。第2天继续出动，邢海帆继续担负突击南湖机场的任务，轰炸扫射疏散隐蔽在地堡里的敌机。第3天出动，邢海帆担负掩护任务，没有遇到敌机。两天的突击，3大队击毁地面敌机多架，邢海帆自己驾驶的飞机也中弹10余发，幸能勉强飞回了基地。这次空中战役，总共击毁敌机71架，击伤57架。从此敌人在武汉地区的空中力量，基本上被消灭，直到日本投降，敌空军在武汉地区再也没有力量组织起象样的空中抵抗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邢海帆参加过数十次对空、对地作战行动，先后驾机击毁日军20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晋升为空军上尉。

在国民党空军中最早成立共产党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妄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扼杀于血泊之中，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

1945年11月，第3大队调驻徐州，邢海帆所在的第28中队进驻济南，这都是为打内战作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当局密令第3大队，先是进行侦察，后来命令对解放区和解放军扫射投弹。邢海帆不愿打内战，屠杀自己同胞，便借故返乡为父奔丧、探亲和结婚等理由，请假外出达半年之久。归队后，在多次的言谈中也流露出对打内战的不满情绪。

1946年10月邢海帆被调入览桥空军官校。当时，官校教育长胡伟克曾是印度拉合尔航校的负责人，邢海帆在他手下工作时，胡对邢的技术能力和为人均很了解，此人相当器重邢海帆。

当时，国民党空军政治部门已截获邢海帆给未婚妻李之的数封信件，内容多是谈及反对打内战之事。政治部门告诉胡伟克，说邢海帆政治思想上有问题。胡伟克说，由他负责处理。可是事后，胡伟克从未向邢海帆提及此事，反而任命邢海帆为教育处的副官，负责学校的训练计划，后又让邢海帆兼任辅助教育室主任，负责模拟教学。

邢海帆原计划驾驶飞机到解放区。胡伟克有3架专机，均由他负责掌握，很容易到手。但邢海帆又怕这样不明不白地飞过去，引起共产党怀疑，想找到党的关系后，有人介绍再过去。这时，邢海帆开始积极寻找党，他曾经冒着特务盯梢的危险，3次到上海找关系，但均无结果。他每晚都收听延安、邯郸、张家口、延边的广播，了解解放军反攻的情况。

1947年春，邢海帆的好友赵立品也设法从部队调到官校来当教官了。二人曾一起参加过对日作战，且志趣相投。赵立品调到官校来时，邢海帆还助了他一臂之力。那时赵还没有结婚，住在“罗汉堂”(即未结婚者的宿舍)，一个房间里住两个人。另外的一个人是刚从l大队调来的飞行教官，名叫吕云荪。他是1939年的中共秘密党员。1942年，他根据党的意图，考入国民党军空军官校第20期。1946年他从美国受训回国后，分配在第l大队。他与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汤恩伯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不久也从内战前线设法调到官校，既是避开打内战，也是来做官校中党的发展工作。他明白，官校中的教官大体分两类，一是表现不好，部队推出不要的；二是不愿打内战，借故避开的。

吕云荪与赵立品住在一起，了解了赵立品的思想，又从赵那里了解邢海帆的心事，知道他们是反对打内战的。于是，他有意和邢海帆、赵立品接触，经常谈天说地，分析形势，议论时事，互相谈得很投机。有一次，吕云荪介绍一位名叫杨德成的朋友给邢海帆认识。杨德成与邢海帆谈乡情，谈学习，谈生活近况，谈爱好，后来就谈到时局发展、内战前途等等。原来，杨德成是中共上海局派来的联络人，以后又多次与邢海帆联系，实际是对邢海帆进行考察了解。1947年9月26日下午，邢海帆按约到杭州市学士路54号吕云荪家，杨德成和赵立品也在。杨德成告诉邢海帆，党组织已经批准由杨德成和吕云荪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了。

邢海帆高兴地紧握着杨德成的双手激动万分，连连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杨德成还告诉邢海帆，赵立品也已成为中共党员了，组织上决定，由吕云荪、赵立品和你3个人在官校组成一个临时中共地下支部，吕云荪任支部书记，今后，上级党组织与你们的直接联络人就是我。党支部的任务是3条:一是发展组织，二是收集情报，三是长期潜伏。从此，邢海帆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

官校的中共党支部是在国民党军空军中最早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它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耕耘播种，发展革命力量。

成为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队长

1948年春，有一天，胡伟克的机要秘书张安汉突然来说，他从密电中得知空军官校要准备迁台湾，迁台前要对官校人员进行政治清理，邢海帆是他们注意的对象。邢海帆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并研究如何尽快撤走。

1948年6月底，邢海帆以孩子生病为由，请假到了上海，并在组织的帮助下和赵立品、刘沧洲以及邢海帆的爱人和孩子、弟弟邢平一起，由上海坐船到天津，转北平，再辗转进入解放区沧州青县。

不久，邢海帆一行从沧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住在东黄泥的中央社会部招待所。李克农、罗青长接见了他们。原来，党中央准备让他们去东北老航校工作。后来，华北军大校长兼政委叶剑英同志来中央开会时，从李克农同志那里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很高兴。他说：“国民党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扫射，请你动员他们留下来，给我们那里讲讲防空知识吧。”邢海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1948年8月，邢海帆和赵立品、刘沧洲到获鹿县华北军大担任防空教员，讲授防空的课程。到的那天，叶剑英亲切地接见了大家，给他们很多教益和鼓励，并设宴招待。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已经展开，古都北平即将回到人民手中。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军管会，任命叶剑英为军管会主任。1949年2月1日，大家进城参加北平军管会航空处(后为华北军区航空处)的接收工作。

1949年4月20日晚，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当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迅速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这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晚宴，招待当时在北平的空军起义人员。邢海帆也被邀参加。席间，周副主席作了长时间的重要讲话，他首先向大家宣布了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全场顿时欢呼雀跃。周副主席肯定了驾机起义人员飞向光明的爱国正义行动，并从时局的发展，解放军的今后任务，讲到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厚望。他要大家加强学习改造，努力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空军的发展。周恩来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一直成为鼓舞邢海帆前进的力量。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军空军从陕西汉中起飞了6架B-24型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建立空中力量。为了加快训练飞行员的步伐，东北老航校专门在公主岭机场成立了P-51战斗机飞行训练队。邢海帆原来就是飞P-51的。1949年6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邢海帆去公主岭，让邢海帆恢复一下技术，以后又任命他为飞行训练队的主任，负责P-51的训练任务。

南苑机场被炸后不多久，周恩来向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等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南苑建立一支飞行队的决定。飞行队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空军部队，担负北平防空并保卫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重任。队长是徐兆文，中共党员，曾打入国民党军空军当飞行员，做党的地下工作。南苑飞行中队成立不久，有一次，徐兆文因飞机故障，跳伞负伤，邢海帆即被调往飞行中队代理队长。

担任开国大典飞行领队接受检阅

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成立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原阅兵计划中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到会场上空散发传单。9月中旬中央决定，阅兵时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参加。

这是中国第一次空中受阅，过去国民党军空军也没有搞过，何况时间已十分紧迫。聂荣臻当时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他把常乾坤同志找去交代，飞机参加受阅“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准备参加受阅的飞机一共17架，9架P-51型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3驾C-46型运输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这些飞机都是从国民党军那里起义或接收来的，机种复杂，各有各的高度、速度，就是同一类型飞机，速度也不一样，而且飞机又破旧，是经地勤人员日日夜夜抢修好的。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抽调来的。空中集合不能乱七八糟挤在一起，必须编队飞行，精确地计算出高度、速度来，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邢海帆过去学过领航，于是，找来了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北平地图，权作航图。在图上用尺子量了又量，航线终于标定了，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处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往天安门。为了做到确有把握，毛泽东批准了飞行队先在天安门上空试飞几次的请示。有一次试飞时，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中南海举行，周恩来正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使正在聚精会神听报告的代表们开始交头接耳，有点坐不住了，他们以为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来空袭了。周恩来立即察觉到了，笑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他们也在训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顿时，一阵欢呼声盖住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代表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4时，参加受阅的飞机接到起飞命令，依次鱼贯起飞。此刻轰隆隆通过天安门的是威武雄壮的坦克方队。突然，蓝天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17架飞机排着整齐的队形，飞过来了。邢海帆担任这次飞行的领队，这是他一生飞行生涯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邢海帆知道，这支空中钢铁巨流是代表年轻的人民空军，接受领袖和人民的检阅。

邢海帆领着机群，平展双翼，握紧驾驶杆，一丝不苟地操纵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频频挥手致意，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翘首含笑仰望。广场上30万军民挥舞着帽子、手帕、围巾……

邢海帆与他的那些刚刚从东北老航校毕业的老红军、老八路飞行员们一起，圆满完成了空中分列式。他是这次飞行任务的空中指挥员，并且第一个飞过天安门上空。与他编队一起飞过天安门的战友们绝大多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高级领导人。一些观看空中分列式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几乎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受阅结束后，朱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陆、海、空的受阅代表也被邀赴宴。邢海帆和战友们连飞行服也没有换就匆匆赶去。朱总司令高兴地举起酒杯，来到大家面前，风趣地说：“你们飞得很好，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在朝鲜国土上空与美空军兵戎相见

1950年6月，空军组建混4旅，邢海帆被调往该旅第11团任飞行大队长。数月后，又调往航空兵第2师。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鸭绿江边，此时已担任飞行副团长的邢海帆又奉命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参加了更为惨烈的朝鲜空战。

部队驻在丹东大孤山机场，邢海帆多次与侵朝之美空军交战。这年11月，邢海帆驾驶米格15型战斗机于朝鲜平壤上空，与2架美空军F-80型战斗机遭遇。空战中，他当即击落美机一架，另一架也被邢海帆击伤后坠毁。当年美国培养出来的中国飞行员，现在竟狠狠地教训起“老师”来了。然而，侵略者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在轮战的4个月中，邢海帆驾机率部属起飞战斗70余次，击落击伤美军飞机各一架，荣立二等功。战友们都说：“跟着邢副团长空战，干净利索。”

几十年后，当邢海帆接待美国朋友，谈及抗战中并肩战斗，朝鲜空战兵戎相见，究竟为什么时，他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战斗员，也是共产党员！我是为祖国而战！为和平而战！”这位老飞行员的回答铿锵有力。20世纪50年代末，组织调邢海帆到刚刚组建的空军学院任教，为新中国的空军培养更多的优秀指挥员，邢海帆在教学工作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把自己精湛的飞行技艺、指挥才能、实践经验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一点一滴地传授给学员。

离休后的邢海帆依然是奉献余热不止，努力为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中美航空界民间往来以及航空联谊等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98年夏，邢海帆在北京病故。这位为中国军事航空事业、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飞行员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历程。他的传奇故事将流传到永远。

飞行员曾签下生死状

原文：72年前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员曾签下生死状，内容让人泪目

“1架、2架、3架……26架”

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阅兵仪式上，最令人振奋的是飞机方阵的出现。

看着飞机列队从头顶飞过，广场上30万群众欢呼雀跃，仰头用手指着飞机，一架一架数着数。

中国空中战鹰的出现，更让在线的外国记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新中国根本就没有组建空军，这些飞机的出现简直太神奇了。

他们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我自己的空军！”并在之后大肆报道：“开国大典上，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飞行演习。”

其实，飞机出现在阅兵台上空，当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中国空军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1日，比开国大典整整晚了一个月，那么参加阅兵式的飞机又是怎么来的呢？人们看到的，真的是26架飞机吗？

揭开这些秘密，还要从解放初期说起。

1946年3月，我党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东北老航校”。

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的摇篮”，利用从东北各地搜罗来的30多架旧飞机，开展了艰苦的飞行训练。

到1949年7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12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40多名领航员和各类航空技术人才。

同一时期，为了加强北平的空中防御，周恩来授意，在没有组建空中部队之前，必须先成立一支航空作战队。

当时，我党的空军力量非常薄弱，所有的飞机都不是“自己”的，不是缴获敌人，就是从敌方投诚过来的飞行员带来的。

基于这一点，飞机也就五花八门，什么型号的都有，外型高矮胖瘦各不相同，而且大部分机型老旧，性能不好。

尽管如此，我党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1949年8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

这支队伍不仅保卫着北平的防空安全，还领到了另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上参加阅兵式。

阅兵式上出行空军方阵，在旧政府执政的时候都不曾有过，不得不说，我党当时有如此决定，是何等的大胆和有魄力。

在精心挑选后，确定了参加阅兵的飞机和飞行员。

参加检阅的飞行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那就是飞行技术和政治思想都要过硬。

这里面有老红军干部飞行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飞行员，有从国民党空军中发展的地下党，还有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飞行员。

参加阅兵的飞机有一部分是苏联授助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

有9架P-51型战斗机，2蚊式战斗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3架C-46型运输机，一共17架飞机。这是飞行中队的全部家底。

这样一支“拼凑”起来的受阅空军队伍，飞机型号不同，快快，慢的慢，怎样保持方阵整齐一致？这些飞行员又能顺利地完成飞行训练吗？

这些问题，在训练中还真都遇到了。

2

从飞行中队接到任务后，他们便开始在南苑机场紧张地训练。

飞行员们来自五湖四海，语言和飞行习惯各不相同，起初的沟通和协作也很吃力。

好在大家技术水平过硬，再加对阅兵任务有神圣的使命感，所以很快克服了飞行速度、相互配合等问题。

不过，他们在训练时，也遇到了几乎危及生命的险况。

飞行员邓仲卿驾驶“蚊”式战斗机训练时，刚起飞离地，飞机的左轮胎便发生破裂，飞机开始倾斜，邓仲卿凭着熟练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返航着陆，避免了危险发生。

机械员检查才发现，飞机轮胎上扎了块弹片。

原来，是此前国民党轰炸南苑机场时，遗留在跑道上的弹片没清理干净，才扎坏了轮胎。

这些偶尔出现的弹片，似乎在传达着战争的脚步并未走远的信号，也让飞行员们更加迫切地想要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空中展示自己的力量。

除了轮胎破裂，还发生了另一起飞机坠毁事件。

在一次训练中，中队长徐兆光飞到河北一个县城时，突然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眼看飞机无法操控，徐兆光被迫跳伞，飞机随即坠毁。

跳伞时徐兆光的靴子掉了，落地后他的脚被庄稼地里锋利的高粱茬子扎得鲜血直流，赶来的老乡们将他抬出来，救治后又赶着马车将他送回了部队。

由于脚部受伤严重，不能再执行飞行任务，成了他莫大的遗憾。

训练中的险情，并没有吓退飞行员们，但他们却被一个问题难住了。

那就是，阅兵式上，飞多高合适？

飞得太高人们看不清，飞得太低不仅噪音大，而且速度快，相当于瞬间一闪而过，还是看不清。

飞行高度是个十分专业的问题，对于阅兵式该以什么标准高度飞行，谁也没有经验。

怎么办？时任北平市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聂荣臻帮着解决了问题。

在8月的一天，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带着两个飞行员去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

在这里，他们“偶遇”了一位苏联空军将军。

工作结束后，聂荣臻吩咐：“你们留下来，陪苏联空军将军吃烤鸭。”

外皮金黄，肉质鲜嫩的北京烤鸭上桌后，立即勾起了苏联空军将军的食欲，宾主皆欢，席间气氛异常融洽。

这时常乾坤适时问道：“聂总长，我想请示一下，飞过天安门时，高度怎么确定？”

聂荣臻一边吃着饭，一边头也不抬地指了下苏联将军：“这个问题你问他。”

苏联将军正吃着高兴，立即接过来话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就这样，一个专业难题迎刃而解。

3

前面说过，训练时是17架飞机，为什么开国大典上出现了26架飞机，多出来的9架是哪来的？

这背后还有个小故事。

开国大典的筹委会主任是周恩来，他看到飞行编队图后，提出了意见：“17架飞机，显得有些少了。”

飞机的确有些少，而且飞机又不可能慢动作飞行，飞过天安门上空，会让人觉得忽地一下就没了。但是其他仅有的几架飞机还有战备任务，实在没办法再增加飞机。

这时，周恩来帮着出了个主意：“能不能让领队的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后，再飞回来接在最后面的教练机后面，再飞一遍？”

这个办法解决了大难题，经过训练，完美地达到了效果。

在开国大典上，17架飞机分成6个梯队渐次起飞，分别以“品”字形，“一字形”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先通过的9架战斗机，在空中指挥下，随即加大速度，向右后转弯，绕了一圈后正好与队列最后的教练机相衔接，毫无破绽，所以观看阅兵的人们和外媒都以为是26架飞机接受了检阅。

虽然这些飞机都是拼凑出来的，机型又老又旧，而且数量也少得可怜，但还是展示了我们的空中力量，让人无比振奋。

朱德事后就激动地说：“直到今天，我才算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在阅兵前，还有着让人感慨万千的小插曲。

因为飞机老旧，很难保证飞行过程中不发生故障，而开国大典上有很多领导人和无数观众，万一出现差池，将是不可逆转的大事故。

所以，参加阅兵的每个飞行员写下这样的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或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短短一句话，昭示了他们拼了命也要完成好这个任务的决心。

这样的誓言，至今读了都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

而且在飞行前，为防止突发空袭，有四架受阅飞机是秘密携弹飞行的，以随时进入战备状态。至于哪架飞机上装有武器弹药，只有飞行员本人知道，方阵里的其他飞行员都不知道。

一边接受阅兵，一边随时准备战斗，可见当时的状况有多艰难。

4

1949年的阅兵式上，我们没有自己的飞机，如今72年过去了，我国的战机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

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空军近200架飞机组成梯队飞越长空。

其中有世界领先的歼机运输机和轰炸机，歼-20战机也首次以五机编队亮相。

强大的空军阵容展示了大国实力，我们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72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如巨龙腾飞在中华大地，中国人民正在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今天，“山河无恙，国富兵强”，是我们告慰先烈最美丽的语言。

雄鹰展翅：新中国第一个飞行中队纪事

原文：雄鹰展翅：新中国第一个飞行中队纪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

5月4日，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空军突然派出六架B-24战斗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炸毁飞机两架，炸伤C-46、B-25飞机各一架，并炸毁机库一座，房屋196间，伤亡24人，使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卫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预定于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49年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

红五角星在战机上“展翅”

7月31日至8月8日，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专门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十架战斗机与十二名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8月15日，华北军区航空处根据上级的决定，将在北平的飞行、地勤人员集中起来，在南苑机场组建了第一个飞行中队，下辖三个飞行分队和一个机务分队。10月初，上级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中队领导，成为第四空运分队。

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以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机多是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起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起义人员驾驶过来的，最初装备十架飞机，以后各类飞机最多时达三十余架。其中P-51战斗机十九架，P-47飞机一架，“蚊”式快速轰炸机三架，B-25中型轰炸机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一架，C-47运输机两架，C-46运输机三架，小北美教练机一架，PT-19教练机两架，L-5联络机一架。

飞机上的机徽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李裕设计，图形为一个“八一”字样的红五角星，但考虑这样在空中不便和苏联飞机区分开，经飞行中队同志提议，参考美国机徽样式，又在红五角星的左右两边各添上一个横道，表示飞机展翅的样子。飞行服原来是日本式的连身服，也是飞行中队同志建议改成夹克式的。

飞行中队的人员组成

飞行中队长徐兆文，又名徐思义，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分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4期，后在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他于1939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按党的指示继续在国民党空军中工作，曾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有关国民党空军非常重要的情报，立过大功。

政委王平阳是从陆军调来的政治干部，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一看就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因身体经常有病，没多久就调走了。

第一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赵大海，又名赵立品。他原是国民党空军三大队飞行员，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受训于美国空军，1944年回国后参加对日作战，建有战功。抗战胜利后不久，前往空军军官学校当飞行教官，于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按党的指示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不久就随叶剑英同志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

第二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杨培光，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第1期，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上尉分队长，多次参加过对日作战。1948年9月自北平驾驶P-51战斗机起义，在四平机场降落。退休前为空军某航校副参谋长。

以上两个飞行分队均装备P-51战斗机，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等。

第三轰炸机分队分队长邓仲卿，原是国民党空军轰炸部队上尉分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曾到美国受训。北平解放时，他没随国民党部队撤走，经我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华北军区航空处报到。飞行员有王玉珂、任永荣等。

第四分队分队长谢派芬，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曾在美国受训，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1948年11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该分队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于希和、王恩泽、王洪智、唐宛体、李福遇、江富考、魏雄英等。

以后，为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军委航空局又从东北老航校陆续选调林虎、孟琎、刘玉堤、阮济舟、吉世堂、李汉、徐登昆、李国治、刘跃西、马杰三、牟登康、陈亮、李宪刚等十三位同志，在公主岭机场进行P-51战斗机改装训练后，充实到飞行中队的战斗分队。

地勤分队分队长为刘平凡，有机务人员四十余人。当时航空器材和维护设备都十分缺乏，虽然从国民党空军中接收了一部分航空器材，但多未经清理。机务人员勤勤恳恳，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了战斗飞行和空中运输等任务。

担负防空作战和受阅飞行任务

1949年9月5日，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当时飞行员们的战斗警惕性和积极性非常高，尽管飞机数量有限，每天在机场仍保持两至四架P-51战斗机值班，从上午6时到下午5时都处于临战状态，随时都能升空作战。这对保卫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党中央、保卫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颇耐人寻味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能作战的飞行中队的飞机全是原国民党空军的，当时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人员也几乎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和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国民党依靠美国建立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不断分化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人民方面，成为人民夺取和保证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当时，北平正在召开第一届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飞行中队的责任非常重大，每天拂晓就有十多架战斗机在进行试车检查，从很远就能听到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北平城内风传共产党调来大批空军，驻扎在南苑机场。传闻的数字先是几十架，以后变成了上百架。这种传闻虽不确实，但也无害，因为它使敌人弄不清虚实，起到了一种威慑的作用。

1949年5月4日以后，国民党空军飞机就再也没敢来北平地区骚扰了。

9月上旬，飞行中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队飞行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加紧训练，准备迎接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完成主席、总理交办的任务

开国大典后的一天，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油江随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奉命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

周总理说：“我奉主席命令，责成你们两人负责，从飞行中队准备两架运输机送新疆的委员们回去。你们要亲自负责检查，保证安全送到，万无一失。准备妥当后向我报告。”

油江立即从飞行中队调集最优秀的空勤机组，选最好的两架C-46运输机来担任这项任务，并亲自检查飞机发动机和机上设备。最后，确定谢派芬、杨宝庆两个机组执行此项任务。

一切准备妥当后，油江立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当晚就接到通知，叫次日早晨去向周总理当面汇报。油江随常乾坤局长到达总理会客厅后，周总理亲自听取了汇报，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油江满怀信心地向总理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

周总理点点头，把在客厅坐着的赛福鼎同志介绍给常乾坤和油江，说：“这就是你们要送的客人。”飞机当天起飞，乘坐杨宝庆机组的是赛福鼎同志，谢派芬机组送包尔汉等同志。为此，油江在航空调度室日夜值班，飞机沿途飞行的情况都及时地报告总理办公室。由于天气不好，加之包尔汉不适应飞行的颠簸，谢派芬机组当天在太原着陆。杨宝庆机组当日飞到兰州着陆。次日，谢派芬机组到达兰州后，两机一起飞往新疆，安全到达目的地，胜利地完成了主席、总理交给的任务。

随着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国民党经常派海军舰只到渤海湾大沽口外巡弋，妄图封锁我海上交通运输线。据此情况，飞行中队多次奉命派P-51战斗机到大沽口外侦察。而且地面备有挂好炸弹的P-51飞机，随时准备出击，原想动用B-25、B-24飞机进行突击，后因敌舰逃逸，才未实施。1950年3月，飞行中队曾轮番派出8架次飞机，连续到大沽口外掩护香港来的商船。

第四分队是运输机，名义上是飞行中队建制，实际上常年分散在各地担负专机任务，如接送全国各地政协委员、中央和各野战军首长，除此而外，还执行过救灾、送医、送药，运送钞票和拍摄电影，观察地形，支援进军西南、西北和华东的任务。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等首长都乘坐过飞行中队的飞机。当时运输机虽然不多，但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航迹。那时，地面设施非常简陋，连南苑机场都没有一个长波电台，更没有雷达，飞行时不得不用当地广播电台导航。气象保障就更差，机械修理仅北平、上海、沈阳几个主要机场有小修理厂。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任劳任怨，都愿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的空军事业。

迎接朱德总司令的校阅

1949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有一说是9月，但据当时在华北军区航空处任职的李裕、飞行中队飞行员阎磊向笔者回忆，原计划是在9月，可实际上是在国庆后即10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区唐延杰参谋长以及空军的常乾坤、王秉璋等人陪同下，到南苑机场视察和检阅飞行中队。

为迎接检阅，那天天刚亮，飞行中队全体人员一起出动，把三十多架各类型美式飞机沿东西旧跑道一字排开，所有机组成员都穿上工作服，情绪高昂地站在飞机前边。飞行中队人数不够，还特地从南苑机械大队借调部分教员和学员参加校阅。

朱德总司令一向关心人民空军的建设，早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刚刚组建飞行中队时，他就提出要看看飞行中队和南苑修理厂，油江在延安就熟悉总司令，也非常希望总司令到现场检查工作，但出于安全问题又不敢去请。因此，朱总司令见到油江就说：“油江！你为什么不让我看飞机呀？”油江报告说：“现在秩序还有点乱。”总司令又说：“乱到什么时候呀!有什么不得了哇!”油江没有办法，就请示聂荣臻司令员怎么办？聂司令员告诉油江说：“把飞机都集中到南苑机场，将飞行人员、机务人员和飞机排列成检阅式，加强警卫，请总司令校阅。”

那天，朱总司令兴致勃勃，不时地走到飞机前仔细地观看，询问飞行员和飞机情况，并进入座舱里观看各种仪表和操纵系统。他对B-24感兴趣，专门登上B-24飞机察看。朱总司令前来校阅，就像春天的太阳一样，温暖了每个干部和战士的心，大家无不感到鼓舞。人民空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新兴军种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正如朱总司令所期望的，这些人民空军的种子，总有一天要发芽开花，成长壮大。

油江向聂司令员报告：“准备完毕，请开始校阅。”聂司令员说：“你去报告总司令，请总司令校阅，并由你陪同总司令校阅。”于是，油江跑步到总司令面前，敬礼报告：“请总司令校阅飞行中队。”然后，油江陪同总司令绕场一周，检阅了飞机和机组人员。受到校阅的全体指战员情绪很高，精神饱满，庄重严肃。当时，总参谋部的同志拍了照片，油江一直珍藏在身边。

改番号为“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

1949年末和1950年初，空军相继建立起六所航空学校和几个军区空军。上级将原在东北老航校受过训的全部飞行员，一部分起义、报到的飞行人员调往航校和军区空军工作。

1950年2月，由于专机任务十分繁重，原建制已不能满足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第四分队脱离飞行中队的建制，到西郊机场单独成立空运大队，仍隶属于华北军区航空处。以后的空军航空兵运输师都是由空运大队发展扩大起来的。随着人员的减少，飞行中队将第一、二、三分队缩编为两个分队。

1950年6月，飞行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集中到天津张贵庄机场改装苏式拉-9歼击机，教官都是苏联飞行员。

阎磊回忆说，苏式飞机和美式飞机的最大不同点，一是手刹车，一是脚刹车。拉-9飞机是手刹车。由于拉-9飞机机身短粗，机头很大，视线受影响，所以苏联教官叫飞行员在着陆时，戴上飞行眼镜，打开座舱罩，把头伸出左面看着地面着陆，这对驾驶P-51的飞行员很不习惯。最后还是按以往做法，不开座舱罩，两眼前视，这样，着陆仍然保持得很好。苏联教官看都是老飞行员，也就不再勉强了。

1950年6月，空军混成第4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为了部队发展的需要，徐兆文、赵大海、邓仲卿、毛履武、王延洲、刘卓生、王树荣等相继调走。

7月26日，空军首长命令将飞行中队的番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下辖两个飞行中队，一个机械中队，杨培光任副大队长，孙力之任政委，阎磊任第一中队长，谭汉洲任第二中队长，飞行员有任永荣、禹庆荣、周远才、胡业祥、周济榜、黄兴等。8月中旬，该大队换装了苏式战斗机，装备拉-9歼击机十二架，乌拉-9型教练机一架，继续担任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

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以改装的九架苏式拉-9飞机编队，配合空军第4混成旅第12团的十九架苏式杜-2轰炸机，再次参加了空中受阅飞行。总领队是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刘善本同志。

1950年11月，苏联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协议，派了一个米格式喷气机师驻南苑机场，担任防空值班任务，使首都的防空更有了保障。此时，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空军于1950年11月24日发布命令：“奉军委11月19日电令，将配置在南苑机场之驱逐机大队并入航空学校，其具体的办法：（1）九名飞行员，四名并入第六航校、三名并入第三航校、两名并入第七航校。（2）全部机械人员，并入四个航校，具体数字由空军工程部协同华北空司决定之。”

至此，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的番号正式撤销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重任，载入我军的光辉史册。

虽然第一个飞行中队不复存在，但从中走出的飞行员却像种子一样，在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抗美援朝空战时，李汉首开人民空军击落美军战斗机纪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玉堤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两架；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刘玉堤再次击伤敌机一架。1952年12月，空军授予其“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荣誉称号。已经担任团职干部的赵大海、陈亮、孟琎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多岁。林虎、刘玉堤、徐登坤、徐兆文等走上空军领导工作的岗位……

P-51战斗机

P-51战斗机（英文：P-51 Fighter，编号：P-51，代号/绰号：Mustang，译文：野马，通称：北美航空P-51“野马”，改称：F-51），是美国一型螺旋桨式战斗机。

P-51战斗机为单座单发平直翼布局，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在二战期间最有名的战斗机之一，也是美国海陆两军所使用的单引擎战斗机当中航程最长，对于欧洲与太平洋战区战略轰炸护航最重要的机种。

P-51战斗机由美国北美航空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研制，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最初应邀为英国研制，装英国“梅林”发动机，1940年10月26日首飞，公司型号NA-73。1941年8月首先提供英国空军使用，美军以XP-51的型号试用。1941年12月正式被美军采用，广泛用于欧亚战场，二战后仍有不少国家使用，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为止。

发展沿革

研制背景

1934年，美国实行了航空邮政法案，宣布飞机制造企业控股航运公司是违法行为，北美航空被剥夺了对东方航运和环球航运的控股。经历一系列混乱的合并分割后，北美航空的规模大大缩小，在前景堪忧的情形下，时任董事长布里奇将公司移交给具有航空制造业深厚背景的詹姆斯.H.“德国佬”金德柏格，金德柏格接受的同时提出条件允许他的好友兼同事约翰.利兰“李”艾伍德担任副总裁。

1938年初，金德柏格为了寻找商业机会，进行了数次欧洲之旅，因此有机会能够接近观察一些将要在二战中使用的作战飞机。二战爆发后，金德柏格急切搜集来自双方的作战报告，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尽管金德柏格没有设计战斗机的经验，但他与艾伍德合作描绘出了一种战斗机的大致轮廓。北美为此于1939年夏成立了一个项目小组，由雷蒙德.H.赖斯、埃德加.舒默德，拉里.韦特和E.H.霍基等组成，其中埃德加.舒默德曾经为威利.梅赛施密特工作。

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后，亨利.舍尔夫（HenrySelf）爵士率领英国采购委员会匆忙赶赴纽约为皇家空军（RAF）寻找堪用的美国作战飞机。尽管性能比不上喷火和Bf-109，英国还是订购了大量的贝尔P-39飞蛇和寇蒂斯P-40战鹰。舍尔夫也接触过北美航空公司，向其订购了一批NA-16教练机，命名为“哈佛”（Harvard）。

1940年4月，英国采购委员会再次召见北美航空的总经理金德柏格，要求北美为RAF按许可证生产寇蒂斯HAWK87（P-40D）。金德柏格回答巧妙，他表示如果的确必须这样做，北美航空会接受，为生产P-40需要进行准备，所花费的时间足以设计出一种比P-40更好的战斗机，英国委员会认为可以接受金德柏格的建议，1940年4月10日正式批准，附加条件是在120天内准备好原型机，北美公司将该项目称为NA-73。接下来北美还要过军方这一关，当时的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C）具有无条件禁止任何飞机外销的权力，无论是否涉及陆军利益。

建造沿革

1940年5月4日，陆军勉强同意北美对英国出口新型战斗机，条件是要北美免费提供两架NA-73样机给USAAC测试。

1940年5月23日，英国与北美正式签署了NA-73X原型机合同，5月29日，北美获得了英国320架的意向采购，能否成为现实则要视原型机的试飞结果。北美航空实际上在1939年夏就已经开始NA-73的雏形设计，因此很快就完成细节设计了，北美航空承诺可以自1941年1月起交付生产型飞机，RAF被称之为野马I型。

1940年9月9日，在英国订单下达后的102天，北美在英格伍德完成了最后的组装工作，大大提前于120天的最后期限。但这并不是一架完整的飞机，由于艾利森的延误没有安装发动机，并且由于缺少新的碟刹，暂时安装了AT-6教练机的轮子，原型机没有涂装，也没有安装机枪，发动机交付延迟的原因是这属于“政府特供设备”，NA-73X是一项私人投资没有获得比P-40更高的优先权。最后安装的发动机是没有涡轮增压的艾利森V-1710-F3R。

1940年9月20日，北美与美国陆军签署的合同中，同意将第4和第10架NA-73移交给美国陆军，这两架飞机获得了XP-51的型号。

1940年10月26日，退伍军人试飞员万斯·布里斯（VanceBreese）驾驶NA-73X首飞。NA-73X空重2847.82千克，正常重量3613.07千克。试飞结果表明比使用相同的发动机P-40快40.23千米/时。经过试飞后，北美对腹部散热器进气口和放气门进行了几项外形上的改动，散热器进气口下移，上唇低于机翼下表面，避免吸入附面层的紊流。在NA-73X的第五次试飞时，试飞员保罗.巴尔弗（PaulBalfour）忘记切换油箱，导致燃料用尽发动机停转后迫降在一个农场中，飞机翻覆。这次事故导致原型机维修了好几个月，但没有过度拖延整个野马项目。NA-73X于1941年1月11日复飞并继续效力于初期的发展计划，1941年7月15日退役。

自1939起，战争中美国总计生产了15575架的野马，仅次于P-47雷电，另外澳大利亚按许可证生产了100架，最终共生产了约15875架P-51各型号，是二战美国战斗机总生产量第二名，仅次于P-47战斗机。由于生产数量的庞大以及卓越的设计，野马战后在一些国家一直服役到1980年代，并且民间还保有150余架能飞的野马。

服役历程

1941年3月，“租借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在此之前英国空军对野马Ⅰ型进行了试飞，认为该机拥有极为优良的中低空性能，因此很快就订购了一批用于低空攻击和侦察。“野马”战斗机获准军援英国后，鉴于“租借法案”规定武器要经由美国军队转交英国，因此美军将“野马”战斗机编号为P-51。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正式全面参战，美国陆军航空队也开始装备P-51战斗机。同样，美国的P-51战斗机也是专司中低空对地攻击任务，美国甚至在P-51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种俯冲轰炸机。但总体而言，这时的P-51战斗机还只是一种性能并不突出的中档战斗机。

1942年，英国试飞员建议为P-51战斗机换装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最新研制的发动机。换装后的试飞结果显示，飞机性能有了明显提升。美国工厂根据英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开始大规模生产英国发动机，并将原有“野马”战斗机做了若干设计改进以适应新式发动机。英国发动机使得P-51在保持较好的低空性能的情况下高空飞行性能上赶上了德国战斗机，而且换发后的P-51大大节油，再加上新配上的副油箱，P-51成为了第一种能从英国直飞德国腹地的战斗机。换发后的P-51战斗机同时承担高空作战任务、低空侦察与攻击任务。

1943年4月，P-51装备照相侦察型，6月装备攻击型A-36。随后，战斗型P-51A、P-51B、P-51C、P-51D先后投入批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英美军队开始向德国战领区和德国本土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空袭柏林的作战中，英国参战的轰炸机主要有“兰彻斯特”式、“哈里法克斯”式、“斯特林”式和“惠灵顿”式。这些飞机尽管载弹量大、航程远，但自卫能力较弱，面对德军“福克”式战斗机和“梅塞斯密特”式战斗机的拦截，战损较大。美国参战的轰炸机是比较先进的B-17和B-29轰炸机，其自卫能力强。但是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掩护，盟军在轰炸初期仍然遭到重大挫折。轰炸机的战损率高达9%，这样高的战损率对于要进行长期的战略轰炸的盟军来讲，是无法承受的。此外，盟军战斗机需要实施“零高度攻击”（在10米高度以下飞机高度表指示为零）以打击德军地面部队和运输线，但盟军飞行员担心遭到德军高射炮火的攻击，常常不敢把飞机降到理想的投弹高度，结果大量的弹药无法命中目标，造成极大的浪费。有的飞行员则担心德军战斗机的攻击，没有飞到目标上空就慌忙投掉炸弹，算是完成了任务。

二战后，P-51不仅参加了朝鲜战争的部分战斗，还提供给很多国家充作美国军援。为了弥补教练机的不足，第7航校修复改装了13架双座教练机，是主力教练机型之一。

技术特点

气动结构

P-51战斗机布局没有特别之处，但采用先进的层流翼型，高度简洁的机身设计，合理的机内设备布局，这使它的气动阻力大大下降，并且在尺寸和重量与同类飞机相当的情况下，载油量增加了3倍。这使它的航程达到1370千米，足以掩护B-17轰炸机进行最远距离的攻击。

早期虽然在动力上只能采取和P-40相同的仅搭配一级增压器的亚利森液冷发动机，但相较于P-40，该机以更先进的进气配置与总体布局使冷却和空气动力效率大为提高，并纳入层流翼设计进一步强化高速性能。之后改装搭配有二级二速的机械增压器的英国梅林发动机，使其高空性能突飞猛进，北美公司还针对新发动机带来的问题逐一修改，进一步提升其飞行性能。

该机起落架的轮距适中，在整备不良的地面降落时较以往的同级战斗机来得稳定，在地面滑行时具备一定程度安定性的同时亦有理想的操控性，所以获得必须经常在战地机场上起降的前线飞行员们好评。

动力系统

美军二战时期主力战斗机无论是液冷或气冷发动机都倾向采用涡轮增压器以强化高空性能的方针，但P-51由于非美军内定机种，设计初期无法取得涡轮增压器配额；故早期野马（P-51A、A-36A）采用与P-40相同、仅搭配一级一速机械增压器的亚利森V-1710液冷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当飞行高度超过12000英尺之后，输出功率下降很快，使得高空性能不佳。

1942年，北美航空公司和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合作，将P-51的发动机改装成由英国劳斯莱斯公司授权美国派卡德公司生产的的梅林发动机（V-1650）。该发动机装有两级两速的机械增压器，充分改善15000英尺以上的功率输出，P-51B/C/D战斗机使用该型发动机。

经过这项改进，P-51“野马”战斗机的性能得到很大提高，其高空最大速度由原型机的614千米/小时提高到709千米/小时。

武器系统

P-51战斗机在不同型号中采用过不同的武器装备：NA-73构型的P-51（美式称呼）或“野马Mk.I”（英式称呼）采用4挺12.7毫米勃朗宁重机枪及4挺7.62毫米勃朗宁轻机枪。NA-83构型的P-51采用2挺12.7毫米重机枪及4挺7.62毫米轻机枪。英国皇家空军的NA-91构型“野马Mk.IA”部份采用过4门20毫米希斯潘诺机炮。NA-87/NA-97构型的A-36A为俯冲轰炸机型，有6挺12.7毫米重机枪。机鼻下方两挺，左右两翼各两挺。NA-99构型的P-51A取消了A-36独特的机鼻下方机枪，故只有4挺12.7毫米重机枪。美国陆航的P-51B/C亦采用4挺12.7毫米重机枪。（此时期的野马型号因弹链供弹角度设计问题，经常卡弹。此问题在D型之后解决）。P-51D装备6挺12.7毫米机枪，备弹1880发。内侧两挺各400发，外侧四挺各270发。

航电系统

二战时期，MustangI多用于低空侦察任务并配属给英国空军陆地协作司令部，并在飞行员座椅后的左侧座舱玻璃倾斜安装了一台照相机，右侧对应水平安装了一台照相机。

2010年，美国空军重新购置100架P-51战斗机，从美军拟装备的战机性能来看，所购买的P-51战斗机均经过一定的改装，成为“新野马”。其中机载设备使用先进的综合显示器；安装了自动驾驶仪和卫星导航系统等。

服役动态

1943年秋，P-51战斗机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参战。

1943年10月17日首批8架P-51B抵达昆明巫家坝基地，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AVG，俗称飞虎队）第23大队第76中队成为首批在中国使用“野马”的单位。

1944年3月，的柏林大空袭中，P-51战斗机击落德机41架。6月，大批P-51战斗机参加了支援诺曼底登陆作战。1944下半年，P-51已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制空权。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P-51战斗机出动13873架次，投弹5668吨，击落敌机4950架，击毁地面敌机4131架，被誉为“歼击机之王”。

1944年11月，中国空军首次接收美军移交的P-51B型，1945年2月后开始大量接收，后期改为性能更强的P-51C、D、K各型，最初配属中美混合联队的3、5大队。第5大队第28中队是中国空军第一个接收“野马”的单位。

1943年11月25日，中美双方出动B-25D轰炸新竹机场，美14航空队出动8架P-51B掩护B-25D。当抵达台湾外海后中美机群立刻爬升到130米。从西南方向接近新竹机场。当机群抵达时恰有一群约20架96舰爆正在飞行训练。P-38G先上前攻击，P-51B随即迅速脱离编队冲上去抢先开火。两型机在空中击落12架敌机。P-51B还转入对地扫射，摧毁了大约12架敌机。

1943年12月1日，中、美空军大规模出击香港，8架P-51B再次担任护航任务，但在完成任务后返航至中山县上空时遭到10架敌战斗机拦截。一架P-51B被击落。这也成为在中国战区损失的第一架“野马”。

1943年12月24日美国第14航空队6架P-51B、24架P-40N战斗机从桂林出发，掩护28架B-24重型轰炸机大举袭击广州天河机场。15时20分，中、美空军机群在广州北部上空突遭敌10架中岛一式“隼”战斗机自8千米高空俯冲而下的偷袭，P-51B凭借优异的爬升性能和加速性能，立即摆脱了日机的攻击，并很快利用性能优势扭转了被动局面，确保轰炸机顺利完成了任务。随着各型P-51不断到来，中、美空军逐渐掌握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无论是最初的P-51B还是后来的P-51D都对日本主力战斗机具有绝对性能优势。

1944年8月19日，装备”疾风”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第22飞行战队到达汉口，与P-51战斗机抗衡，并于次日开始在湖南一带袭击中、美空军轰炸机。由于中、美空军对此没有思想准备，这些”疾风”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定的空中优势。随着P-51D部队采用从欧洲战场引进的垂直机动战术，“疾风”的优势变为均势。由于各地日军纷纷要求第22战队支援，该战队疲于奔命，仅一个月时间就损失了一半的飞机，战队长岩桥也在奔袭西安的战斗中毙命。中、美空军凭借P-51战斗机熟练上的优势，将装备”疾风”的日军第25、85战队先后从白螺矶和汉口步步逼退至南京、上海、北京甚至汉城。

1944年12月18日中、美空军出动B-29和P-51、P-40上百架，对汉口日军基地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日军尽管事先得到情报并调集侵华战斗机部队主力迎战，但依然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绝大部分战斗机都在此役覆灭。1945年后，日本战斗机见到P-51就躲，P-51均采用铝质蒙皮的银色涂装，与P-40迷彩大为不同，因此日机只要见到反射阳光的银色飞机便逃遁而去，很少主动与P-51交手。

1945年初，美国海军陆战队攻下硫磺岛后，P-51也进驻岛的上的机场以为轰炸日本的B-29轰炸机护航。

1945年1月5日，中、美空军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日军武汉据点，P-51B和P-40N轮番进入低空扫射．将机场上所有目标悉数消灭。待P-40N扫射过后，P-51B随即进入攻击航线，沿敌停机线投放炸弹。其后两天中、美空军的大机群继续出动，使用燃烧弹和杀爆弹轮番轰炸，将敌机全部摧毁在掩体内。经过3天的猛烈轰炸．日军武汉基地群被彻底摧毁。

1945年2月10日为配合盟军在菲律宾的登陆作战，第3大队出动12架P-51战斗机从老河口出发远征日海军航空队在青岛的机场。P-51在这次远程奔袭中击毁了地面敌机45架，而未见敌机升空应战。

1945年3月7日，第3大队的10架P-51D战斗机从老河口长驱直入南京，扫射、轰炸了明故宫机场和下关码头。7中队的中国分队长王光复击落日机1架，美国飞行员击落日机3架。空战中7中队队长叶望飞和王光复的座机都曾中弹，但却顺利脱离战场返航。途中王光复因座机不支而跳伞，后获救返队。叶望飞却在迫降时不幸负重伤牺牲。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为了配合攻势，第3大队40架P-51战斗机全体出动远程奔袭上海各机场。P-51D机群于7时整白陕西安康基地起飞，经过4小时的跋涉抵达上海的江湾、大场机场。P-51D机群飞临目标上空后，立即分散搜寻目标。邢海帆冲向江湾机场时发现有一架敌机正在跑道上强行起飞，他立即将其击落，成为这场战斗中唯一获得空战战果的飞行员。随后3大队的两个攻击中队脱离航线拉起到长江口上空，再转回搜索江湾、大场机场的目标，但没有发现敌人疏散隐蔽的飞机。担任掩护的17中队在黄浦江以东上空遭遇几架日本战斗机和返航的轰炸机，遂将其悉数击落。

1945年4月2日、3日3大队战斗机群又连续出击上海。3大队从安康出动后，以武汉、南京等敌占中心城市为航迹检测点，每临一地必下降高度对照地标．却未遭任何日军飞机阻拦。在这次任务中第3大队没有因战斗而损失P-51D，却因故障和飞行疲劳损失了3架P-51D和1名美国飞行员。

1945年5月中旬以后中美、航空兵向敌后纵深发展，同年5月8日3大队出动P-51D战斗机20架护航B-24前往天津轰炸，5月28日第3大队4架P-51D从安康出击河南商丘的日军，第23中队飞行员董斐成在低飞扫射时被敌高射炮击中牺牲。

1945年5月31日，中国空军4大队出动P-51D战斗机16架远征南京明故宫机场，地面炸毁敌运输机1架，与敌占数量优势的30架三式-“飞燕”战斗机发生空战。4大队飞行员充分发挥P-51D的速度优势，从高空俯冲而下对日机发动凌厉攻击。由于日军有经验的飞行员已经损失殆尽，空战很快便成为一边倒的屠杀。中方称击落10架日机。中方一架P-51D返航时因故障迫降在霍山西南的沙滩上。

1945年6月1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8架P-51战斗机从恩施出击徐州敌军机场，分队长严仁典在低空攻击时被地面炮火击中，跳伞后阵亡。这是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后一位P-51飞行员。

1945年8月14日，中美混合联队第5大队的P-51D从芷江出发，4架P-51D前往湖南醴陵轰炸敌仓库，4架P-51D出击湘潭之敌，2架P-51D前往宝庆进行气象侦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21日，野马负责押解日方代表乘坐的飞机到芷江投降，中国抗战获得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P-51用于国共内战，1948年9月23日一架第4大队的P-51由北平起飞到吉林四平机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之后又有两架，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锦州找到几架，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五修理厂，先后修理了36架，令解放军可用的P-51达到39架，当中大部份是P-51D，其余是P-51K。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总共有9架P-51参与开国大典。

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北平起飞，先飞到辽源机场，遭到地面炮火猛烈射击，被迫继续北飞，后在四平机场降落。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第4大队23中队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青岛起飞，在沈阳北陵机场降落。

1949年1月14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28中队中尉飞行员阎承荫驾驶1架美制P-51战斗机从南京飞机，飞抵济南张庄机场。(阎承荫的三哥就是在抗战时期发明了空中降落伞雷的著名飞行教官阎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P-51也入朝参战，成为“联合国军”的对地攻击机，这是螺旋桨战机最后的用途。

总体评价

由于P-51，在盟军最高防御力代表的P-47与盟军最高综合机动性代表的“喷火式”战斗机之间，取得了向来难以两全的最佳折衷，而又能以远低于前两者的生产与后勤成本供应前线，同时还具备盟军中最高水平的高速巡航性能与高速操控性，在盟军迫切需要高空高速护航机种，以图反攻的重大时间点上，在众多竞争者之中率先达成此等均衡性，因此拔得头筹。成为后期欧陆空战中的主角，并获得"最优秀战斗机"之名。

P-51战斗机是二战中盟军最优秀的全能活塞动力战斗机之一，也是盟军空权的象征，击落了4950架敌机，占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欧洲上空击落总数的48.9%，并击毁了4131个地面目标，另外还击落了超过230枚V-1飞弹，甚至还击落了德国空军最精锐的喷气式战斗机。功能、尺寸与当时英国的喷火战斗机、德国的BF-109战斗机、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相当。

日本造立川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这架飞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收缴的，后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使用最多的机型，通常称为“99高教”。

1946年3月东北老航校成立之初，缺乏初级和中级教练机，学员们直接用99式高级教练机训练；器材不足，就用各种废旧材料代替；没有汽油，就用酒精做燃料。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上，培养出人民空军第一批飞行员、领航员和地勤人员，为人民空军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2人
• 机长：8米
• 翼展：11.8米
• 机高：3.64米
• 动力装置：1台日立98式1型活塞式发动机，功率331千瓦
• 实用升限：8180米
• 最大速度：349千米/时（高度2000米）
• 武器装备：7.7毫米机枪1挺

赤色高练：人民军队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原文：赤色高练：人民军队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1946年3月1日，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成立。

由于缺乏可用的初级及中级教练机，航校学员只能直接使用日本制造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进行训练。

飞行教员训练班的刘风首先试飞，成为直上高教第一人。

1946年7月21日，航校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开始在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上放单飞，吴元任成为直上高教的第一个学员。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创造了人民军队“直上高教，一步登天”的辉煌纪录。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是东北民主联军最早大批量缴获并投入使用的飞机，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使用最多的飞机。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原型飞机称为Ki-55飞机，简称“九九高练”。

是由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研制的下单翼高级教练机，由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川崎航空机工业株式会社制造。

Tachikawa Ki-55，盟军代号Ida（艾达）。

1935年以后日本飞机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1937年前后日本研制生产了九七式战斗机、九七式轻爆击机、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等飞机都是下单翼飞机，日本陆军急需同类教练机。

九九式高等练习机是为取代日本陆军老旧的双翼教练机，于1938年在低速安定性好的下单翼Ki-36九八式直接协力侦察机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现代化教练机，设计师远藤良吉。

99式高等练习机与98式直协侦察机的机体结构相同，通信和轰炸设备去除，拆掉了机后的可旋转机枪，取消了机轮整流罩，但保留了机头固定机枪，后座增设了复式操纵系统。

1939年4月首飞，1939年7月被日本陆军正式采用。

Ki-55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乘员2人，机长8米，翼展11.8米，机高3.64米，机翼面积20平方米，空重1292千克，全重1721千克，采用两叶可变距螺旋桨，动力装置为一台日立ハ13甲式风冷单列星型9缸活塞发动机，起飞功率510马力（2300 转/分）；

飞机最大平飞速度350千米/小时（高度2200米），巡航速度235千米/小时，实用升限8150米，高度3000米爬升时间6.9分，最大航程1060千米，起飞滑跑距离235米，着陆距离290米（着陆速度100千米/小时）；

飞机武器装备为7.7毫米八九式固定机枪1挺。

1940年，99高练开始全面部署，作为新型教练机在日本陆军飞行学校被广泛使用。

除了与98式直协侦察机一样有翼尖失速的缺点之外（因此严禁在低空突然转入机动），99高练机具有良好的低速飞行性能及操纵性能，而且使用简单、易于维护。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几乎是一架完美的高等练习机”。

至1943年，日本共生产了1386架九九式高等练习机，其中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制造1075架，川崎航空机工业株式会社制造311架。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除装备旧日本帝国外，也装备韩国空军、泰国皇家空军以及伪满洲国飞行队、中国国民党空军、中国共产党空军。

1945年，日本战败后，九九高练即从日本陆军早早退役。

日本由此成为99高练最早退役的国家。

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并在平顶堡缴获了100余台ハ13甲式发动机及汽油与备件。

后东北民主联军在辉南县朝阳镇又缴获一批九九高练。

老航校修理厂厂长徐昌裕、熊焰领导日本与中方技术人员，一共修好了九九式高级教练机20架及大量ハ13甲式发动机。

经航校修理以及拼凑后，总计约有30架九九高练机可以使用，成为了航校主力教练机。

东北老航校早期使用的99式高级教练机，为隐瞒身份免遭国民党空军空袭，机身上仍涂饰国民党空军机徽。但仍与国民党空军有细微差别以便我军识别，后来国民党空军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之后涂装沿用日本样式：上部是绿、土棕、黑色的迷彩，以使国民党空军空中不易察觉；下部是醒目的橘红色，以方便地面我军人员观察。机徽则是红五星中间嵌入一个“中”字。

最后，又使用统一的标准的解放军空军机徽。

Ki-55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作为东北老航校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高级教练机，为人民空军培训了大批早期飞行员。

正是因为99高练良好的低速飞行与安定性能，才为我军飞行学员直上高教创造了必要条件。

所以，在人民空军的发展历程中，99高教也算是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在航空学校使用。

1953年，最后14架99高练从第七航校退役。

中国成为99高练最后退役的国家。

东北老航校在1946年3月至1949年9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人才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目前已知仅保存有3架，一架在泰国皇家空军博物馆，另两架分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因此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立川99教练机

立川99教练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航空兵的高级教练机，该机1945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日军手中缴获。

发展沿革

立川99教练机，是日本于1939年生产的一种高级教练机。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日军手中缴获了这种飞机，是东北老航校和第7航校的主力教练机型。

在东北老航校期间，飞行学员使用它进行训练。飞机的涂漆还沿用日本的方式，上部绿、土棕、黑等色迷彩，下部却是醒目的橙红色，而不是和天空近似的蓝、灰色。它的机徽是一个红五星，中间是一个“中”字，这是任弼时同志为东北老航校专门设计的，可以算是我军最早的机徽版本。该机为我人民空军早期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朝鲜战争中涌现出的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张积慧等均是使用99式高教机完成的飞行训练。该机于1953年全部退役。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是日本立川飞机出产的一款教练机。

中文名：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

英文名：Tachikawa Type99 Advanced Trainer(Ki55)

机型概述：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是东北民主联军最早缴获的飞机，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使用最多的高级教练机。在人民空军中通常称为“99高练”。

二战时期，日军的高级教练机是初级教练机与作战飞机间的过渡机型。99高练是日本立川飞机厂将98式直协侦察机改型而成的高级教练机。立川飞机厂于1938年研制成98式直协侦察机，由于该机飞行员视界开阔、飞行速度范围宽、机动性和起飞着陆性能好，因而于1939年4月决定将该机改型成操纵训练用的高级教练机，制式型号为99式高级教练机，工厂编号キ55。高教机与直协机的机体结构完全相同，主要区别是在后座增设了复式操纵系统，拆除了机头的固定机枪和后座的可旋转机枪等武器装备。从外观上看，教练机取消了机轮整流罩，外表漆由绿色改为橙黄色。99式高级教练机在立川、川崎两间工厂累计生产了1386架。

9 9式高级教练机主要供日本国内的飞行学校使用，也有部分供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作日常训练用。1945年底组建的晋察冀军区航空站，曾于1946年初在张家口机场修复1架99高练，但被国民党空军飞机空袭击中烧毁。1945年10月底，东北民主联军成立航空队，即开始收集航空器材。在沈阳郊区奉集堡机场缴获日军第4练成飞行队各型飞机46架（完好的16架），其中包括若干架99高练。1945年底修复首架99高练及30台发动机，由日籍飞行教官林弥一郎（当时改名为林保毅）完成试飞。

1945年11月开始用于东北和张家口之间的联络飞行，部分筹建航校的人员就是从张家口乘99高练（或98直协）飞往东北。1945年12月从奉集堡空转通化时，2架99高练因迷航迫降在鸭绿江边。1946年3月中旬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残缺不全的99高练。1946年3月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200余台发动机、汽油及备件，运回通化机场。4月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机场又缴获一批99高练及发动机，在公主岭机场缴获30余台发动机和数十副螺旋桨。1946年7月21日正式开始在东北老航校用于训练新飞行员。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已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办法训练新飞行员！

到1948年，东北老航校修理厂通过修理拼凑共恢复20架99高练。加上缴获的完好飞机，共有30架可以使用，还有6架待修，成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主力教练机。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3架99高练，均在第七航空学校使用。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均陈列有该型飞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是1946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先后辗转移至牡丹江、东安（今黑龙江密山）、长春等地。在短短的3年零9个月里，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成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航校历史

筹备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后，侵华日军在东北遗弃飞机和航空器材较多，具有创办航空学校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决定，抽调30余人，由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负责人王弼、常乾坤带队，于1945年10月，分批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1945年9月底，原驻辽东侵华日军航空大队300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率领下，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

10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将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12月上旬，航空队移驻通化。12月下旬，选调110人到航空队。1946年1月1日，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筹建航空学校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作为主要任务，在搜集到120余架破旧飞机、200多台飞机发动机和一批其他航空器材、设备、油料后，3月1日，由中共中央选派的航空技术干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合编，在通化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常乾坤任校长，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校务处、供应处，辖1个学生大队。全校共631人，有30—40架经过修理可以使用的飞机。

初建阶段

当航空学校准备开始飞行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铁岭，直逼四平，国民党空军飞机频繁轰炸通化机场。1946年4月，全校转移到牡丹江市。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王弼为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为迅速培养教学骨干，学校选定过去学过飞行的部分人员组成飞行教员训练班，学员编成2个飞行班（飞行第1期甲班12人、乙班31人）、1个机械班（机械1期40人），开始航空理论教育。飞行第1期甲班学员于7月开始飞行训练。11月，机械2期57人开学。

训练阶段

按照飞行训练常规，要按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顺序进行。当时，航空学校只有4架破旧“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和一些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提出，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通过反复试验和严格训练，取得成功。

随着飞行训练时间增加，面临缺乏油料的严重困难。从资料查到，日本投降前，曾因缺乏油料，一度用无水酒精代替汽油进行飞行训练。学校通过反复试验，以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获得成功。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心和支持下，1946年9月，生产出可用作飞机燃料的酒精。10月，马文任航空学校第一政治委员，王弼任第二政治委员。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飞机经常到牡丹江地区侦察、扫射，11月，全校迁至东安（今密山）。

1947年2月，飞行第1期乙班克服技术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开始飞行训练。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编队飞行时，采用晃动机翼的办法互相联络；飞机上没有时钟，转场飞行时，学员把闹钟绑在腿上计时；没有航空地图，学员们对照普通地图进行描绘；飞机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机务人员就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将轮胎、螺旋桨拆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没有充气设备，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没有棉衣，自己动手用面袋缝制；细粮和蔬菜不足，自己开荒种菜、养猪、磨豆腐，改善生活。9月，为加强对航校的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空学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航空学校政治委员。

发展阶段

1948年1月1日，学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归东北军区建制。3月，形势好转，全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市。4月—10月，机械第1、2期学员，飞行第1期甲班、乙班学员相继毕业，共毕业飞行员43名、领航员24名、机械人员97名，全部留校工作，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辽沈战役结束后，1949年3月，学校迁到长春市，训练规模扩大，除开办第2、第3期飞行班和第3、第4期机械班外，还创办通信班、气象班、场站班，全校发展到3 500人，在校学员320余名。5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机务处、供应处、卫生处、管理科、通讯科、场站科、队列科，辖第1、第2飞行大队，第3、第4大队（机械）和警卫营。

1949年12月13日，该校停办，所属人员调往新组建的航空第七学校等单位。该校先后共培养各类航空人员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创办、发展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

航校人员

创建航校人员

• 张开帙：航校早期创建者之一，空军少将军衔。
• 魏坚：1945年11月开始参加东北老航校早期的筹建工作，中央组织部最早选派创建航校的人员之一。
• 王麦林：张开帙夫人，曾任航校教员、指导员、编译室主任等职。
• 方子翼：教官，1955年少将。
• 王弼：航校副政委、政委。
• 常乾坤：航校副校长、校长，1955年中将。

教官

飞行主任教官有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人。一直到1958年前后，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的协议，这批日本军官才能先后回国。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参见词条：日籍解放军）

学员

航校决定从山东抗日大学和延安炮校、山东大学挑选一批学员学习飞行。他们是飞行第1期甲班12人：姚 峻、孟 进、刘耀西、张建华、翟满绪、吴元任、李熙川、张风岐、阮济舟、于希和、吉世堂、龙定燎。飞行一期乙班一31人： 刘玉堤、张积慧、孟力、王勃、白云、刘洪德、林虎、韩明阳、陈继发、王洪智、王恩泽、李永宽、牟敦康、李宪刚、李汉、徐登坤、相玉刚、姜宗奎、徐东和、张文亮、马杰三、李向民、吴玉润、林军、高月明、慕宗惠、钱焕章、马周全、华龙毅、李国治、陈亮。

由于没有初、中级教练机，航空学校加强地面演练、增加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使学员直接飞高级教练机。造就了王海（航校二期的学员）、刘玉堤、张积慧、李汉、邹炎、徐怀堂、王天保、高月明等空军飞行员，其中多人后来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大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时，参战的空四师十团二十八队飞行员全部是航校的毕业生。

航校飞机

主要飞机型号

东北老航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各地的日军手中缴获的，有各型日制飞机120余架。航校以其中的46架（可飞的36架）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

国际四式基本练习机（Kokusai Ki-86 Cypress）

通常称为“英格曼练习机”。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先后缴获了10余架不完整的国际4式基本练习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初期，经拼凑修复4架该型飞机。1946年6月7日首次使用该机带飞学员时，即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事后检查其余3架也有故障，遂停止使用。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5 Ida）

通常称为“九九高练”。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余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方法训练新飞行员。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都陈列有该型飞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4 Hickory ）

通常称为“双发高练”。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加上先前1945年9月初，八路军民兵在山东根据地缴获日军1架该型机。此后共有5架“双发高练”在东北老航校作双发运输机和高级教练机使用。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双发高练”4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1年这批飞机被用于训练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批女飞行员。1952年这4架飞机退役。

满飞二式高等练习机（Manshu Ki-79b）

此机是双座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二式高等练习机”。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几架“满飞（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位于哈尔滨）2”式高等练习机，但因备件不足而无法使用。随着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城市和飞机工厂，缴获了大量飞机器材，2式高等练习机才得以恢复使用。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式高等练习机3架，均在第7航校使用。1953年，这3架飞机退役。战后印尼至少拥有该型机九架之多。

中岛一式战斗机“隼”（Nakajima Ki-43 Oscar ）

二战时大坂基地的一式战斗机，通常称为“隼”式战斗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4月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同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先后缴获了1式1型战斗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隼”式战斗机5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这5架飞机退役。

中岛二式重型战斗机“钟馗”（Nakajima Ki-44 Tojo）

该机是日本中岛公司在1938年与1式战斗机同时研制的防空用重型高速战斗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队缴获了一批中岛2式战斗机。国军曾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18分队。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也缴获了3架中岛2式战斗机2型乙，在航校用于飞行训练。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架中岛2式重型战斗机，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川崎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Kawasaki Ki-48 Lily）

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接替93式轻轰炸机。由日本川崎航空机公司于1937年12月研制，各型累计共生产2000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缴获了一批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由于数量众多，国军曾于1945年10月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5中队。东北民主联军也缴获该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1架99式轻空炸机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该机退役。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Mitsubishi Ki-51 Sonia）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是一种性能介于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之间的机型。1938年2月，日本三菱公司按军方提出的要求，开始研制用于袭击地面目标的袭击机。三菱公司以九七式轻轰炸机为基础，减小尺寸、减轻重量，设计了一种战场侦察机兼袭击机。九九式乙型为袭击机，机身下部增设了装甲板，左右机翼各增装了1挺12.7毫米机枪；外翼下可挂4枚小型炸弹。九九式甲、乙型在三菱工厂生产到1944年，累计生产1472架。侵华日军从九九式飞机刚投产即将其广泛用于中国战场，其中包括军侦察机和袭击机。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九九式乙型袭击机。航空学校用于飞行训练，直至1953年最后4架退役。

三菱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Mitsubishi Ki-15 Babs）

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ki-15-II）司令部侦察机主要用于战略性的远程照相侦察、相当于现代的战略侦察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孙家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1948年下半年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修复后用于飞行训练。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时，还有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2架，均在航校使用，1951年退役。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Tachikawa Ki-36 Ida）

该机是日军将九八式直协侦察机改变用途而成的联络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98式飞机在1944年停产，累计生产1333架。侵华日军曾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98式直协侦察机，以后又将部分该机转为联络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缴获了该型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8式联络机2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三菱一〇〇式运输机（Mitsubishi Ki-57 Topsy）

三菱公司于1939年8月在九七式重轰炸机基础上研制的人员运输机，采用了与九七式重轰炸机相同的主机翼、动力装置、着陆装置等。1940年9月，首架一〇〇式运输机制成。适合载运伞兵。该机的日本民用型号是（日文）MC-20。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该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唯一的一架MC-20运输机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退役。

三菱九七式单发轻轰炸机（Mitsubishi Ki-30 Ann）

三菱97式攻击机（原名97式轻爆击机）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第一种单翼全金属攻击机。是原三菱93式的后继机，该机除翼下装有炸弹挂架外，机身腹部也设有开放式的炸弹舱，采用带有半整流罩的舱盖；1938年后由三菱飞机厂及日本陆军航空工厂联合生产，至1940年止共出厂686架。1938年1月首次配属陆军航空队第9飞行队在中国华北战场出现。曾参加徐州会战和在华南战线上使用，亦参加初期的太平洋战斗；在中国东北则驻有第32飞行队，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搜集日本飞机时曾获得3架，曾提供其航校训练用。

三菱一〇〇式3型乙防空战斗（拦截）机（Mitsubishi Ki-46-III Dinah）

1936年日本三菱飞机厂生产的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以其速度快、续航运的优点为轰炸机开道而横行壹时；为了再提高侦察机的性能，军方向三菱再提出设计壹种高度在6000米以上，速度达到600公里埘，能续航6小时以上的快速侦察机；1937年12月27日由久保富夫工程师负责设计，1939年11月制出原型机，1940年又继续制出8架作试验，随后小批量生产26架试用，等到量产时该机共有4个修改型，除设备上有所改进外，主要是机头型状作了修改，其中的III型曾改作防空战斗机而称为“III乙”型，共改造过75架。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接收两架。其中一架编入1949年3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机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川崎2式双座重型战斗机“屠龙”改型丁（Kawasaki Ki-45 Nick）

川崎2式是一种装有重武器的双座重型战斗/攻击机，该机根据作战任务而有5种修改型，也供夜间作战之用，能作攻击、轰炸、导航多种用途·其中II、III型曾配用于东北和华中战场基地。当1944年秋美国驻成都基地的B-29空袭东北鞍山的日本军事经济要地时，“屠龙”所属的第28战斗飞行队和第16独立航空队曾多次参加对B-29的截击战斗：后来，当苏军进攻东北时，“屠龙”丙型曾在机头安装37mm的机炮对苏联坦克进行低空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接收的3架”屠龙”是属于”改丁’型，后曾调入1949年3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飞机徽记

1946年至1947年 飞机以青天白日徽外镶白圈涂装机身与机翼。尾翼则是四蓝条间三白条。

1947年至1949年 飞机以五角星内镶中字徽涂装机身与机翼。尾翼则是四红条间三白条。

航校荣誉

1950年9月，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同年12月，空四师十团二十八队被空军司令部确定为首批参战的部队，飞行员全部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是新中国空军的精华。此时，人民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

在朝鲜上空，年轻的中国空军很快就有了与强敌的第一次交锋。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平均飞行时间只有200多小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仅15小时的中国年轻的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喝过”成千上万吨航空汽油、飞过数千小时的美国空军“老油条”们，丝毫没有胆怯。大队长李汉首战即击伤敌机，8天以后，也就是1951年1月29日，与敌再次交锋时，李汉又首创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先河。这一天，喷气式飞机打掉敌机的世界首创，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空战的史册。

初战胜利，对整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乃至全中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随后，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不断地在朝鲜战场上创造战争的奇迹。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的威名远扬世界，5名空军一级战斗英雄有3名出自东北老航校，他们是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邹炎、王天保、高月明等4名毕业学员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据统计，凡参加抗美援朝的东北老航校毕业学员人人都立有战功。

纪念场馆

黑龙江省密山市是拥有空军赠送飞机最多的地方。为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密山市多方筹措资金，建成成了东北老航校历史纪念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

东北老航校：从抗战遗物到新中国空军摇篮

原文：东北老航校：从抗战遗物到新中国空军摇篮

东北老航校的成立与发展

航空学校的创立背景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于1946年3月1日在吉林通化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成立。这所学校在短短的3年零9个月内，克服重重困难，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东北地区遗留大量日军飞机的背景下成立的，得益于延安派遣的专业人员和日军的投诚。中共中央决定派遣30余名干部，由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负责人王弼和常乾坤带领，于1945年10月分批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

初期发展与合并

10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并在12月上旬将航空队移驻至通化。随后，在12月下旬，又有110人被选调至航空队中。到了1946年1月1日，航空队进一步扩编为航空总队，并在14日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学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吸引各类专业人才，确立了其在中国航空发展中的地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筹建航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经过努力，他们成功搜集到了120余架破旧飞机、200多台飞机发动机以及一批其他航空器材、设备和油料。

迁移到牡丹江市及进一步发展

1948年1月1日，学校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并归东北军区建制。3月，全校迁回牡丹江市。战争结束后，学校迁移不断，从通化到牡丹江再到长春，逐渐扩大规模，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辽沈战役结束后，学校于1949年3月迁至长春市，训练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全校人数已发展到3500人，在校学员320余名。战争胜利后，学校将各种缴获和接收的飞机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重要飞机介绍

满飞二式乙型高等教练机

满飞二式乙型高等教练机，源自中岛九七式战斗机的改良，通过拆除武装并增设第二个座位，同时降低发动机功率，成为一款专为训练而设计的飞机。东北老航校曾使用此型教练机进行飞行员训练，这种教练机曾是东北老航校的重要训练工具，在飞行员的培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岛一式“隼”战斗机

中岛一式战斗机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卓越的性能，在战争时期展现了不凡的实力。被东北老航校用作训练用途，作为战时日军的重要战斗机之一，被用于解放军早期的飞行员训练。

中岛二式“钟馗”战斗机

中岛二式“钟馗”战斗机是日本陆军在二战期间研制的一种创新型战斗机，以其先进的设计理念和独特的功能而著称东北老航校用作高级飞行员的训练。尽管最终因缺乏备件而退役，但其象征着日本飞机制造的精湛工艺。

三菱一百式司令部侦察机

三菱一百式司令部侦察机因其出色的侦察功能被老航校用于重要训练任务。这款二战时期日本陆军最出色的侦察机被盟军赋予了“黛娜”的代号。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具备侦察、对地攻击和俯冲轰炸多重功能，曾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军训练中使用。这款飞机的设计精巧，实用性强。

三菱九七式轻型轰炸机

Mitsubishi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场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盟军称为“安妮”。东北老航校缴获并修复后用于训练，作为日本陆军的重要轰炸机型之一。

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三二型

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三二型是日本海军的重要机型之一，作为教学用具被用于飞行训练。东北民主联军在1945年10月缴获了3架此类飞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这款日本训练运输机飞行员的主力机型，曾被老航校用作训练运输机飞行员的主要机型。

三菱一百式运输机

三菱一百式运输机在战争中被广泛使用，为日军的运输主力。东北老航校将其用于训练和运输，为早期航空运输奠定了基础。

川崎九九式“莉莉”轻型轰炸机

川崎九九式轻型轰炸机是二战末期日本陆军的主力轻型轰炸机，作为教练机使用，为战争结束后的训练所用。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作为侵华日军的重要侦察工具，用于东北老航校的侦察和训练，是日军重要的联络工具。

为人民航空事业培养“种子”——东北老航校创建始末

原文：为人民航空事业培养“种子”——东北老航校创建始末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初期诞生在长白山下，起飞在牡丹江畔，创造了马拉飞机、直上高教、酒精代替航油等一个个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孕育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东北老航校精神，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的摇篮，是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新中国空军的许多著名战斗英雄，当年就是从这里飞上蓝天，威震长空，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老航校培养出来的各类航空人才，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大批干部从延安奔赴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14年的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

1945年8月30日，刘少奇召见王弼［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军委航空学校）校长］传达党中央关于在东北创办航校的决定，并指示：选派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搜集航空器材，为创办航校做准备。9月下旬，任弼时、刘少奇召见常乾坤［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军委航空学校）教育长］时指示：尽快赶到东北设法创办航校，给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打下基础。在常乾坤等人动身那天，周恩来专程赶来送行，嘱咐大家：“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1945年9月2日，第一批建校人员王弼、刘风、蔡云翔等人乘飞机离开延安，飞向东北。10月2日，第二批建校人员魏坚、林征、吴恺、张开帙、许景煌、马杰三、熊焰、龙定燎等20余人由延安赴东北。10月15日，第三批人员常乾坤、油江、吴元任、李汉、于飞、张华等20余人由延安赴东北。10月中旬，曾和蔡云翔一起策划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人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几经周折，也于12月底到达东北，加入筹建航空学校的行列。

千方百计寻找航材

搜集飞机和航材的工作是在复杂动乱的形势下进行的，筹建航校的3批人员在到达东北后就兵分几路，凡日军可能留有航材的地方都派人去寻找。气候恶劣，日伪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搜集航材的人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一次，顾光旭在搜集航材时误入日军“731”细菌部队试验室，落下终身残疾。也有的同志在搜集航材时惨遭敌人毒手。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搜集航材的人员走遍了东北30余座城镇和50多个机场，共搜集到各种日式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油料数百桶，航空仪表200多箱，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辆马车。这些为航校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日本飞行队基础上改编的沈阳航空队

1945年9月9日，驻沈阳奉集堡机场的一支日本飞行队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下，向南逃跑，在本溪以西的山区凤凰城一带被曾克林、唐凯部队包围。东北局获悉情况后，决定收编这支飞行队，为我们创办航校服务。

1945年10月初，处于重围之中走投无路的林弥一郎飞行队向我军投降。10月中旬，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局委员伍修权在沈阳召见林弥一郎，亲自做争取教育工作，进一步阐述我党的政策，林弥一郎及飞行队300余人在感召下表示愿意参加航校的筹建工作。

10月下旬，这支日本飞行队正式改编为沈阳航空队，由刘风、蔡云翔等人负责航空队工作。11月9日，又任命黄乃一为航空队政委。11月下旬，又先后派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姚峻、李熙川等到航空队工作。

为了加强对航校筹建工作的领导，东北局于1945年11月中旬成立了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任主任委员，委员有王弼、常乾坤（在赴东北途中）、黄乃一（秘书长）、刘风、蔡云翔和林弥一郎。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

妄图独占东北的国民党，1945年11月16日攻占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面对严峻形势，航空队根据东北局指示，向通化地区转移。到通化后，航校的筹建工作遂由驻通化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和政委吴溉之负责。

1945年11月，抗大山东分校的1000多名学员奉命进军东北，于11月下旬到达通化地区。经报请东北局批准，从中挑选104名学员，又从炮校挑选5名学员，共109人到航空队学习。这是进入航空队的第一批学员。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朱瑞、吴溉之分别兼任总队长和政委。航空总队下设教导队、民航队、学生队、机务队、修理厂等机构，共有500多人。航空总队的成立，标志着航空学校已经初具雏形。

1946年2月3日，国民党特务孙耕尧勾结曾任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的藤田实彦，以暗藏的3000多关东军为骨干，组织了1.3万人的反共武装，在凌晨发动了旨在推翻新生人民政权、破坏航校筹建的暴乱。由于我军事先掌握情报，端掉了暴动指挥部，仅用两小时就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毙敌1000余人，俘虏3000余人，为通化建立巩固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朱瑞任校长，吴溉之任政委。在开学典礼上，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作了重要讲话，祝贺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诞生。

航校刚刚成立，国民党军队就攻占了沈阳、辽阳等地，战火即将烧到通化。为此，航校奉命向北转移，于1946年5月迁至牡丹江。这是航校第一次大搬迁，任命常乾坤为校长、王弼为政委。6月1日，航校代号改为“六一部队”。

在牡丹江实现了“一飞冲天”的梦想

1946年5月中旬，航校编成飞行教员训练班，飞行一期甲班、乙班，一期机械班，并开始学习航空理论。

7月，飞行一期甲班开始飞行训练。据吴元任回忆：一期甲班学员的训练就要开始了，但是当时航校只有四架“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木制机体经过风吹雨淋，已破旧不堪。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怎么办？有的同志在研究讨论中提出：干脆一步登天，直接上“九九”高教机训练（直上高练）。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直上高练的可能性和具体困难。常乾坤校长总结大家的意见，以飞机性能发展的科学数据，说明直上高练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增加地面练习和带飞时间、教员严格要求、学员刻苦学习、没有把握不放单飞等措施，增加了教学人员的信心。

7月下旬的一天，天空蔚蓝，一架“九九”高教机的尾翼被拴上了红布条。这是新飞行员放单飞的标志。第一个放单飞的正是吴元任，他曾在新疆八办航空训练班和安塞工程学校学习过，有基础，训练进度快。当常乾坤一声令下，吴元任驾机滑行，机头抬起来了，飞机离开了跑道，飞上了天空。在航校任教的日籍教官由衷地赞叹：“奇迹，真是奇迹！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的道理！”

直上高练成功了！虽然飞机只飞了一个起落，但却是了不起的一步。甲班12名学员平均只由教员带飞了15个小时，就驾驶“九九”高教机实现了“一步登天”的梦想。

以酒精代航油

1946年夏开飞以后，随着学员人数增多和飞行场次增加，油料消耗越来越大，开始紧缺。航校从缴获的日本有关资料中发现，日军曾进行过烧酒精的试验。校领导于是决定，由蒋天然、顾光旭等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试验。 经过上百次试验，在把汽化器喷嘴加大到2.5毫米、酒精纯度提高到96%的情况下，调整进气阀和排气阀的间隙及点火位置，发动机可以正常运转。因酒精难以直接启动发动机，就增加一个汽油箱，开车时先用汽油启动，然后转用酒精。经过多次地面试车，发动机最大转速符合飞行要求。

为了尽快生产大批量高纯度酒精，6月初，航校派徐昌裕、胡华钦和郦少安、熊焰分别接管哈尔滨两家酒精厂，筹备生产高纯度酒精。

9月上旬，航校副校长白起和日籍教员黑田驾驶装满酒精的飞机飞上蓝天，上升、下滑、平飞、转弯，一切正常并稳稳着陆，试飞成功。用酒精代替航油，是航空训练保障史上的重大创新。

航校由牡丹江迁至东安

1946年10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委派马文任航校第一政委，王弼改任第二政委。11月中旬，航校校部由牡丹江移驻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市）。

据机械班第一期学员何培元回忆：“一期机械班是老航校培养的第一批机务人员。到1947年，多数同志就已独立维护飞机。当时一架飞机交给你，不分机械、电器、仪表、军械，从维护到修理一切都由你管。我们白天在机场工作，晚上在油灯下学习理论，到毕业时，个个都成了多面手。”

由于机械设备缺乏、零部件不足，所以维修工作都靠手工操作，体力消耗很大。一副螺旋桨，一套机轮，拆下来，装上去，几架飞机轮换使用。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几个人排队干，一两个小时才能打完。加油时，先从大桶倒入小桶，再提到飞机上加入油箱。严寒季节为启动发动机，要先燃起柴火加温，再用手摇启动，常常是几个人轮流摇上一百几十圈才能启动成功。经常是发动机没启动起来，很多人已累得满身大汗。当时既没有棉皮工作服，又没有棉手套，手上常常被金属粘掉肉皮。

航校的机务工作非常艰苦，但是大家为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建立自己的空军，再苦再累也心甘。

航校在东安不断发展壮大

1947年2月，在新疆学习航空的方子翼等29人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到达东安。东总任命刘善本为航校副校长。4月初，根据刘善本的建议，航校从机械班选调24人组成领航班开训。

5月，飞行一期乙班开始飞行训练。日籍教员筒井重雄回忆带飞学员林虎时的情景说：“凌晨3时，大家就起了床。早饭大改善，白面馒头，大碗里是漂着肉花的白菜炖粉条。到了机场，天还没亮，只见中日机械师们早已忙起来了。我驾驶的53号飞机是用多架飞机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不仅发动机、仪表、机翼、尾翼、起落架等不是同一架飞机上的，就是机身、机翼上的蒙皮也足足有50多个大小不一的补丁。第一个带飞林虎，当我和林虎分别在后前舱坐好后，韩明阳、王洪智等几个学员和地勤人员轮流摇开大摇把，油门接通三次后，飞机才启动。我轻轻地松开刹车，稳稳地起步滑行，在缓缓地拉起升空后，我用右手捅了捅前舱的林虎，冲回过头来的他做了个‘自己试试’的动作。林虎使劲一点头，就毫不迟疑地握住操纵杆试着操作起来。后拉、前推、左搬、右压，飞机随着林虎的动作上升、下俯、左转、右拐。尽管是第一次飞行，我发现这个‘老八路’出身的学员真是一块学习飞行的好料！”

9月26日，东北局和东总对航校领导班子作出重大调整，任命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大副政委吴溉之兼任航校政委，常乾坤改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立航校临时党委；调整了组织，成立第一、二飞行大队。

12月5日，中央军委电询东北局：“建设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你处关于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如飞机集存的数量种类，修理装备的能力，机件汽油的储蓄，空军人员的训练和数量，空军基地、航空站及工厂的准备以及可能发展的条件等，统望电告。”12月12日，东北局复电军委，全面报告了航校的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3月下旬，校部由东安搬回牡丹江。4月，飞行二期开训。6月，航校决定由王弼等负责组织试制滑翔机。7月27日，试飞成功。1948年12月8日和1949年1月2日，航校根据指示，连续两次召开党委扩大会，吴溉之、常乾坤、王弼等校领导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就航校的形势、任务和方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根据刘亚楼的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召见了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常乾坤在汇报了我党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了十分高兴。在汇报过程中，许多领导同志不时插话询问，气氛极为热烈。毛泽东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名时，毛主席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中共中央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下一步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3月19日，中央领导同志在详细听取了航校情况汇报后，采纳了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决定立即成立军委航空局。军委规定，航空局的任务，主要是指导与协助各大军区、各野战军接收新解放区之机场、设备、航空机械、器材及人员等工作，并在军委直接领导下作必要的调剂，以便逐步地、有计划地建设人民空军与人民航空事业；同时规定，航校建制上仍继续隶属东北军区，其所需干部及经费等均由东北局负责解决，在业务方面，与军委航空局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到了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需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由东北老航校人员组成的17架飞机空中受阅编队飞过天安门。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12月，中央军委命令，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组建七个新的航空学校，分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至七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共培养出多种航空技术人员537名。其中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机务人员322名，场站、气象、通讯、仪表等人员65名，为人民空军、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输送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为人民航空事业培养“种子”的历史使命，对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老航校：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原文：东北老航校：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创办航校落户通化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指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央东北局。9月17日，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进行了磋商。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为此，中央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1945年末，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中央作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我党、我军的许多机关、学校先后进驻通化，包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炮校等军事院校，为后来建立东北老航校储备了大批干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伪统治时期，日军在东北建成了不少航空训练基地，战败投降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和器材，机场不下160座。中央领导审时度势，预见这是创建空军力量的重大机遇，于是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加快人民空军建设的步伐。

对于航校建校的选址，中央领导最终把目光聚焦在位于今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仅一条界江（鸭绿江）相隔的，素有“边城”之称的南满重要战略要地通化。

艰苦卓绝的创办之路

经历长期革命战争洗礼，共产党把早日建立空军摆上议程，并做过充分的准备，专门培养了一批航空人才。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党中央决定将创办航校的任务交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派往苏联学习过航空的王弼、常乾坤等同志。

1945年9月至11月，中央组织部从延安航空研究小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选调30多名干部开赴东北筹建航校。1945年9月2日，王弼、刘风率领起义的汪伪“建国号8.20”机组人员蔡云翔、顾青等从延安飞赴东北。由于飞机发生故障，王弼等人留下，其余人在刘风带领下，从陆路抵达沈阳，后至通化。10月初，常乾坤等20多名同志从延安启程于年底抵达通化。

为加强对创办航校的领导，1945年9月18日，中央任命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负责航校筹建工作。11月，东北局成立以伍修权为主任委员、黄乃一为秘书长的航空委员会。1945年10月，东北局将归降我军的日本空军第二航空队林弥一郎所部300多人改编为沈阳航空队，并指派刘风、黄乃一、蔡云翔、林弥一郎负责航空队。1946年1月1日，根据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成立航空总队，共有500余人。在通化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宣布朱瑞任总队长，吴溉之任政委，航空总队下辖教导队、民航队、机务队、修理厂等。

1945年11月，东北局书记彭真指示，航空总队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航材，组织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要尽快恢复技术。老航校创业者顶风冒雪，足迹遍布东北各地，收集各种破旧飞机120架，发动机3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2000大桶。国民党派飞机空袭，并指使日伪残余和土匪破坏，加之东北气候严寒，许多同志身负重伤甚至终身残疾，有的误入日军毒菌场，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朱瑞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白起任副校长，顾磊、黄乃一任副政委。

托举起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

解放战争岁月里，东北老航校被迫四次转移，先后辗转于牡丹江、东安（密山），最后落户长春。1949年11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先办航校、再创空军”的指示，先后成立了7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陆续选派骨干力量输送到各个航校，这些优秀的航空人才后来成为建设人民空军的重要技术骨干。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6架美制B-24轰炸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我军组建第一支战斗飞行部队——南苑中队，由东北老航校一期甲乙班学员及国民党起义加入东北老航校的人员组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军委决定空军组织机群通过天安门，参加空中分列式接受检阅。邢海帆、刘善本、林虎等来自东北老航校的20余名飞行员驾驶P51战斗机、C-46运输机等5种机型17架战机组成编队机群，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新中国的检阅。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1950年9月，美国侵略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派出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赴朝参战，飞行员全部是东北老航校毕业学员。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200多架战机和人均飞行时间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不畏强敌，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以“出奇制胜、近战歼敌”的空战战法，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空军原司令员王海、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刘玉堤，还有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张积慧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东北老航校为人民空军的建立准备了骨干，成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建军史上的重要篇章与精神传承

原文：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建军史上的重要篇章与精神传承

1946年3月1日，在吉林通化的通化二中操场上，一场盛大的仪式正在进行。600多名官兵整齐地排列着，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当10时整，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现在正式成立！”这一声音，如同巨石落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花。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整个操场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氛围中。

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为“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它不仅承载着培养空军人才的使命，更在人民空军建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东北老航校的创始人们凭借废铜烂铁，将一架架破旧飞机修复并投入使用。仅仅建校三个月后，学校便开始了飞行训练，采用速成教学法，使得一群原本放牛的少年得以实现飞行梦想。令人瞩目的是，在短短三年九个月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就为即将诞生的人民空军输送了560名各类航空技术人才。

由于战火不断，校址多次迁移，老航校人展现了非凡的毅力，他们曾创造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的壮举。在飞行训练中，他们不拘常规，勇于探索，甚至尝试用酒精替代汽油，直接飞上高级教练机，创造了多个奇迹。

捡飞机办学

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初期，由于缺乏飞机资源，校方不得不广泛搜集。他们奔波于东北各地的日伪机场，历经艰辛，最终搜集到120多架各式破旧飞机、300多台发动机、100余箱仪表、近2000桶油料以及大量其他航空器材。这些航材的运输全靠人力，包括肩挑和马拉，被运回航校。当时修理的飞机，许多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缺少机翼，有的没有轮子，甚至有的没有尾翼，被戏称为“十不全”。为了修复这些飞机，大家只能采用拆东补西的方法，即从同一型号的飞机上拆下可用的零部件，来弥补被维修飞机的不足。

因陋就简修飞机

在东北老航校，机务人员面临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飞机的维修全凭手工完成。他们需要不断拆装螺旋桨和机轮，几架飞机之间轮换使用这些部件。为飞机轮胎打气时，他们甚至需要排队等候，用自行车气筒手工打气，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在严寒的冬季启动发动机更是困难重重，他们需要先点燃柴禾加温，再通过手摇启动，通常需要几个人轮流摇上一百多圈才能成功启动。对于风挡的修理，由于缺乏明胶玻璃，他们只能用白铁皮制作风挡外形，再镶上普通玻璃来应对。发动机修好后，因为没有专门的试车台，他们就巧妙地利用报废的飞机机身和前舱仪表板等制作简易试车台。最终，这些修好的飞机上布满了补丁，最多的一架飞机甚至有一百多个补丁。

手工打气，轮番上阵

在东北老航校，为飞机轮胎打气是一项繁重的任务。由于缺乏专门的打气设备，机务人员只能依靠自行车气筒手工操作。他们轮流排队，耐心等候，往往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才能为飞机轮胎充气完毕。这种手工打气的场景，在东北老航校的维修车间中成为了常态。

酒精替代汽油，创新实践

在汽油供应紧张的背景下，东北老航校的领导们决定探索用酒精作为飞机燃料的可行性。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副校长白起的支持，他曾在法国留学时了解到酒精作为飞机燃料的先进技术。经过校领导们的商讨，决定召集中日两国的技术人员共同进行试验。他们历经数百次的调试发动机喷油嘴、优化混合汽条件，并进行了多次地面试验，最终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一创新实践，不仅缓解了汽油供应的压力，也为飞机燃料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发动机喷油嘴的改装与试飞

为了使发动机适应酒精燃料，机务人员精心改装了喷油嘴。随后，副校长白起与日籍教官黑田共同驾机进行试飞。试飞过程中，飞机尾部冒出浓重的黑烟，令人担忧，然而当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时，现场的人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庆祝这一初步的成功。

马拉飞机

在1947年的东北老航校，东安修理厂应运而生，它坐落于原日伪加工厂的旧址上。由于飞机体积庞大，难以直接运往机场进行总装，因此，他们不得不采用马车进行运输。虽然从修理厂到机场的路程仅有五六公里，但因路面坎坷不平，往往需要几十名工人耗费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将飞机艰难地运至机场。当时，马拉飞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卸下机翼，将机尾与马车绑在一起，进行倒拖运输；其次是把飞机拆解成若干大块，分别装载在马车上进行运输；最后一种方法则是将飞机架在前后两辆相连结的马车上，通过马车组进行运输。

人推火车

在从哈尔滨至牡丹江，再至东安航校的航材运输途中，机车因燃煤质量不佳而蒸汽不足，导致火车行驶乏力。当火车爬至老爷岭前的陡峭上坡时，速度愈发缓慢，最终停在了半山腰。面对这一困境，老航校的前辈们毫不犹豫地跳下火车，在夜色中肩并肩、手挽手，齐声喊着号子，艰难而坚定地将火车推上了老爷岭。

历史长河中的辉煌篇章

在条件艰苦的办学环境下，老航校依然能够培育出众多杰出的飞行员，他们的卓越成就不断为学校赢得荣耀时刻。

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辉煌时刻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驾驶着17架战机，以编队形式飞越天安门广场。他们克服了飞机机型复杂、排练时间短等重重困难，严格遵守飞行规定，完美地完成了飞行任务，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掌声。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再次展现了他们的英勇与智慧。他们飞行时间虽短，但凭借出色的战术素养和精湛的飞行技术，与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王牌展开了激战。李汉等飞行员在初次交锋就取得了击伤敌机的优异成绩，随后更是创造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历史。

王海大队的传奇战绩

其中，王海大队更是成为了传奇。他们在空战中屡次创造佳绩，一次就击落了4架敌机，共计击伤、击落敌机29架，创造了志愿空军的新纪录。王海个人也以一己之力击伤、击落敌机9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的殊荣。

王海率领的飞行大队的辉煌战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率领的飞行大队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斗能力。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尽管飞行时间仅有百小时，却在这场空战中独树一帜，创造了志愿空军部队一次击落敌机4架的惊人纪录。他共计击伤、击落敌机8架，因此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立特等功。

刘玉堤与张积慧的辉煌战果

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刘玉堤与张积慧两位飞行员脱颖而出，展现了卓越的战斗技艺。刘玉堤，这位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虽飞行时间短暂，却在此次空战中独树一帜，以一己之力击落敌机4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立特等功。而张积慧，这位曾被教官暂缓单飞的学员，在抗美援朝时任四师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他先后击落美军4架F86佩刀战机，其中一架更是击落了美国空军号称“双料空中王牌”的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的座机。

东北老航校的卓越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扬威名于世界，培养出5名一级空战英雄、4名二级空战英雄，9名飞行员获得特等功和一等功。从1946年3月1日成立到1949年11月结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东北老航校共计培养出各类航空技术干部560名，为人民空军的建立、成长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航校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东北老航校在探索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这一精神一直被视为弥足珍贵的传家宝，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如今，人民空军已经从当年的“马拉飞机”“酒精代汽油”发展成为一支由多兵种、多机种组成的现代化高技术军种，“东北老航校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新一代空军人不断前行。

东北老航校：从困苦中创造历史的航空奇迹

原文：东北老航校：从困苦中创造历史的航空奇迹

东北老航校的创立与挑战

东北老航校，全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于1946年3月1日。这所学校的创立并不平坦，它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学校最初在通化设立，但随着国民党军队的逼近，航校不得不在1946年4月迁至牡丹江。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威胁，还遭遇了土匪的频繁袭击，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然而，即便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也从未放弃。最终，他们的迁移专列在宁安站停靠，尽管两地间的铁路桥已经被破坏，运输只能依靠人力，但东北老航校的师生们不屈不挠，在达子香盛开的山岗上，在日军遗留的海浪机场安顿下来。

克服困难实现初期训练

初建时期的航校，在校领导常乾坤、王弼等人的带领下，与教官们共同编创教材。他们齐心克服文化差异进行教学，编写了《航空学教程》和《飞行原理》等重要教学资料。学校环境复杂，飞行教官团队和学员的文化层次差异明显，但共同的目标与努力让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试飞初教机失败后，校领导果断决策，停飞初教机，直接进行“九九”高练机的飞行训练。为了加速飞行员的培训进程，航校成立了多个训练班级，包括飞行员训练班、飞行一期甲乙班和飞行一期机械班。这些班级中涌现出了许多像刘风、吴恺、姚峻、吴元任等优秀的学员。在复杂条件下，航校通过创新和团队协作，成功开展了飞行员的训练。

航校的创新与成就

酒精代替油料的创新

当时，飞行用油极度紧缺，航校师生们通过不懈努力，成功用高纯度酒精代替油料。他们改造发动机喷油嘴，实现了这一创新，解决了燃眉之急的同时，也创造了一项航空史上的奇迹。吴元任更是成为首位独立驾驶“九九”高练机的学员，在教官带飞不足12小时的情况下，便完成了升空的壮举。

频繁搬迁中的培养与损失

1946年秋季，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随着战事愈加紧张，航校不得不在11月中旬从牡丹江迁往东安市（现密山市），并选定了原日本关东军机场作为新校址。这一时期，学校还在桦南的千振机场和汤原机场增设了训练场地。频繁的搬迁对学校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飞机受损严重。然而，机械班的学员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迅速掌握了飞机维修的技能，多数人都能独立完成维修工作。同时，国民党空军对训练场地进行轰炸，迫使航校师生们经常在凌晨二三点起床准备早飞，避开敌机的袭击。

航校的发展与贡献

来自延安的新力量

1947年初，东安迎来了新的力量。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29名曾在新疆盛世才航空大队学习飞行的人员，包括方子翼等，以及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如刘善本等。这些新力量的加入，为航校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航校还与苏联达成了油料供应协议，通过用当地物资换取苏联油料，结束了以酒精代油的飞行历史，从而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飞行训练保障。

重要历史时刻与成就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标志着学校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东总”也做出了将学校由守转攻、向内地回迁的重要决定。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从密山迁回牡丹江，并在这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王弼、顾光旭等人组成的攻关小组，凭借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决心，成功制造出第一架“八一”式滑翔机，并实现了首飞的成功。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航校的实力，也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3月，为了进一步壮大航校力量，党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迁往长春，并在此建立人民空军。这段历史不仅因为这段经历值得永远铭记，更是因为学校更名和迁至长春标志着发展新阶段，为国家航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望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原文：回望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一

1932年4月，红军占领漳州。

时任红11师政委刘亚楼得到一个消息后翻身上马，甚至一时顾不得武器弹药的“丰收”。

这是一处机场内的荒草地，一架再没法耀武扬威的飞机趴在那儿。银灰色，双层翼，机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辨。

刘亚楼沉默地围着缴获的飞机转了几圈，又坐进机舱摸摸、看看。谁也不知道他此刻为什么沉默。但这位22岁的师政委、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思考的一定和眼前陌生又“熟悉”的飞机有关。

几年后，长征的红军将士又因敌人的飞机感受到另一种苦涩的“沉默”。老红军方子翼说：“长征路上，每逢敌机来了，就命令不许说话，大家甚至连粗气都不敢喘……”

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杜黑在著作《制空权》里写下力透纸背的两句话：“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制空权除了依靠一支强大的空军外是无法夺取的”。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远征中，深刻体会到没有“制空权”的艰难与痛苦。

拥有从天空俯冲鹰击的能力是多么珍贵且重要。很早，我们就意识到：要有空军，要有一支能够护卫蓝天高地的空军。没有一个理由，能让志在解放中国的共产党人旁置飞天的梦想。

1940年冬，延安枣园的窑洞前，创建空军的构想第一次舒展了羽翼。党中央决定要建学校，培养航空人员。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1941年春，在八路军第358旅任侦察参谋的刘玉堤未满18岁，距离成长为那只在朝鲜天空叱咤风雷的战鹰，还有10年。当他得知自己入选学员队、要被培养成飞行员时，一时间难以相信是真的。

就在此前两年的那个秋季，他和两名抗大的同学正在吃早饭，日军飞机猝然临空，一阵狂轰滥炸。一位同学被炸得血肉模糊，牺牲在刘玉堤抬的担架上。刘玉堤当然想要飞天，想要杀敌。

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困难重重的现实环境，让我党成立空军的梦想暂时落了空。

清醒地认识现实困难，且敢于战胜现实困难，是历史赋予这支军队的能力。太多次，发展壮大的希望并没有向共产党人径自走来，但共产党人总会义无反顾地努力奔向它。人民空军，是肯定要建起来的。

像刘玉堤一样，一群点燃了蓝天梦想的人，仍然在为了飞行、为了蓝天，默默积蓄力量。

终于，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拔地而起。

二

1951年，一位名叫李汉的年轻人率队飞临朝鲜定州以西上空，对敌机进攻。

敌机调转机头，迎面扑来。这名飞行时间少得不能再少的飞行员，首次把敌机紧紧套进瞄准环，用力按下炮钮。

不可一世的敌机冒出浓烟，径直坠落。

中国空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战，就是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狭路相逢。这场“轻量级拳击手与重量级拳击手不公平的较量”，却生生打出了一个“米格走廊”奇迹。

空战奇迹的序幕，始于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从老航校起飞。李汉打下美军飞机的惊天一炮，其实在东北老航校就已经击发了。

1945年9月，曾在枣园前向毛泽东勾勒人民军队战斗于云层之上壮丽景象的常乾坤，即将把脚印踏在“开天”之路上。

临行前，刘少奇同志一再叮嘱：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苦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一声令下，一支队伍奔向东北，向蓝天进军。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行员刘玉堤、王海、张积慧、林虎等，都在其中。这群年轻人选择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把自己作为一枚石子投向时代激流中。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办航校的过程，有太多太多的困难。

惟其艰辛，更显勇毅。搜集飞机、航材和设施时，刘风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从战火里抢降落伞、风挡等物资。骊少安等人搬运残碎飞机和发动机，驾起马车爬犁，一路坎坷颠簸。林虎和战友付出千辛万苦，把残破的飞机送上车皮和火车头。还有人累坏了身体，有人被日军遗留的细菌病毒感染，有人在抢运时被火车轧断手脚，有人失去了生命……

老爷岭上，运送物资的火车在爬坡时，耗尽了“力气”，只能艰难蠕动。这些未来的蓝天雄鹰跳下火车，用人力推动着车轮爬上山的顶峰。这是世界空军发展史中震撼人心的一幕——人的能量推动着钢铁巨兽向上攀登。

顶峰上，他们在夜空下纵情欢呼。和长征时的“不敢高声语”截然相反，未来雄鹰的初啼响亮如雷：“我们胜利了！”

三

办航校，有些问题绕不过、避不开——没有初教机，会不会让底子单薄的航校重蹈5年前那个功亏一篑的结局？

常乾坤猛地一拍桌子，决策越过初、中两级，直上“九九”高教机。

“不可能。”被俘后为我所用的日籍飞行员林保毅摇着头反对。他用世界各国探索的“三级训练法”告诉众人，这一决定将要面对的生死风险。

这是一次蕴含着力量和勇气的激烈争辩。常乾坤说，这一飞关系着航校的生死存亡，不能有半点差池。

可他们的基础，是怎样的薄弱啊。

年轻的飞行学员们把自己的心神魂魄完完全全放进了学习中，恨不得把航空知识拌饭吃下去、枕在枕头上梦进去。奇冷无比的夜，他们笑着作诗：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窝子里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

最终，带教不到15小时的、年轻的“鹰”们，成功飞越了“不可能”。那是一个看似很平凡的日子，一架尾翼拴着红布条的“九九”高教机安全着陆了。林保毅说，全世界空军不敢做的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做到了。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标志——被强敌封锁占据的天空，已经被人民军队撕开了属于自己的一角。

属于人民空军的时间在加快。

老航校成立第4年，常乾坤向党中央汇报了老航校一路的艰苦创业。两个月后，毛泽东点将刘亚楼组建人民空军，告诉他：将来我们一个大国的军队没有空军怎么行？

又过8个月，林虎等人驾驶战机组成的空中编队飞临开国大典上空。天安门广场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千万杆红旗沸腾。没有担惊受怕，没有慌乱躲避，人们用尽力气把眼睛和耳朵贴上天空……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

1年后，年轻的中国空军的飞进速度，面临着一次能否赶上超音速的挑战——米格-15，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机，依旧没有教练机。

刘亚楼曾说，苦难即使像高山，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把它填平。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

年轻的空军雏鹰再次令世界难以相信，他们成功直上米格-15。

这年，第二次“一步登天”的刘玉堤27岁。他随后开赴朝鲜上空，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4架美机的纪录。

从延安到东北，从地面到空中，人民空军的故事是传奇中的传奇。

1952年2月10日，张积慧将有着3000小时以上飞行经历、朝鲜战场“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斩落。

1953年4月7日，韩德彩把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击落。不服气的费席尔被俘后要求见一见将他击败的对手。当未满20岁、稚气未脱的韩德彩站到他面前时，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确实成长为驰风挟雷的“天兵”。

老航校为什么能战胜曲折和挫败而攀登云端，人民空军为什么能击败力量对比空前悬殊的对手，而且越战越强？

答案在人民空军的历史群峰中，在连绵不绝的英雄雕塑群里。

历史的天空，是精神的天空。雄鹰被精神武装着。

四

今天，传奇还在继续。

人民空军“由空到天”向高处拓展，“由陆向海”向远处延伸，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向着“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

东北老航校步入了历史，空军航空大学接过了接力棒。2020年7月23日，习主席在视察该大学时叮嘱：“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那个洋溢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家园依旧清晰可见。它枝繁叶茂、浓荫泽被，继续孵化更多共和国雏鹰的成长。

蓝天都记得。它会记得林虎所说，那架他和战友争着上天试飞、身上有100多个“补丁”的教练机；它会记得老一辈飞行员的飞机，飞到空中一个轮子掉落后、单轮落地的英勇；它也会记得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运油-20、歼-20和歼-16带来的惊喜。

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讲述曾经的荣光，却不能不为创造更大的荣光而枕戈待旦、殚精竭虑。

这是个战争模式迅猛迭代的大时代。超视距空战来了，无人机群打击来了，军事变革汹涌澎湃，空中作战领域的你追我赶惊心动魄。

当“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伟大目标摆在新时代人民空军的面前时，我们必须拥有超越前人、拥抱变革的决心，必须拥有锐意进取、开拓新路的坚定意志。 到了我们为后人坚实自己肩膀的时候了。

中国造强-5强击机

该型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双发超音速强击机，1958年开始研制，1965年6月首飞，1968年11月批量生产装备部队。主要用于低空、超低空打击地面或水上战术、战役纵深目标和有生力量。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15.65米
• 翼展：9.68米
• 机高：4.33米
• 载弹量：1000千克（正常），1500千克（最大）
• 动力装置：2台涡喷6喷气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2600千克力，单台加力推力3250千克力
• 实用升限：16500米
• 最大平飞速度：1240千米/时（高度5000米）
• 武器装备：23毫米航炮2门，机身下课挂载炸弹或子母弹箱，机翼下可挂各种炸弹、火箭弹、空空导弹或副油箱。

强-5（英文：Q-5或A-5，北约代号：Fantan，译文：番摊）强击机，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在歼-6（苏联米格-19）战斗机基础上研制的一型单座双发超音速强击机。

该机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原南昌飞机制造厂）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种强击机。该机1958年开始研制，1965年6月首飞，同年底通过初步设计定型。该机有多种改型。强-5系列飞机自1968年成批生产，2012年10月25日交付最后一架。

强-5系列各型机大量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成为中国对地攻击的主力作战型号之一。强-5强击机于1985年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也是中国第一种出口的作战飞机。

发展沿革

研制背景

中国空军组建之初，因沿海岛屿解放作战而十分重视对地攻击，并组建强击航空兵，配备从前苏联引进的伊尔-10强击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等两栖作战中，苏制伊尔-10强击机作战能力突出，给中国军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为寻求后继机型，中国空军下达了超音速强击机的研制任务。

1958年8月南昌飞机厂根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的设计强击机的要求和航空工业局的安排，开始正式研制强击机，陆孝彭任总设计师。

研制历程

强-5，研制初期命名为“雄鹰302”，是中国在歼-6/米格-19战斗机的基础上，参照西方攻击机的设计风格研制。该机一改苏联喷气式飞机的机首进气为两侧进气，重新对机身结构融合设计，加装防弹装甲和防弹玻璃以及轰炸射击瞄准具，同时采用歼-6的发动机和尾翼设计。从外形看，强-5类似于将全新设计的前机身与歼-6的发动机及后机身结合而成。

在初步确定强击机的总体布局方案后，1958年11月在沈阳完成飞机的木制样机。于1960年完成图纸和有关计算工作，以及大部分工艺装备和3架飞机的80%的零件制造。随后强-5试制转往南昌飞机制造厂继续进行。

1961年8月国防科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确定该机下马，仅留下陆孝彭等14人继续试制。

1962年底该机恢复研制，1963年7月完成首架飞机的总装。1965年6月5日强-5首次试飞成功。随后，强-5飞机通过国家鉴定，被批准初步设计定型。

1966年，中央军委同意小批生产10架强-5飞机。1968年，强-5飞机试飞鉴定后，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亲笔圈阅批准，强-5飞机投入了成批生产，开始装备部队，成为中国空军主力机种，从此揭开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并大量装备部队的历史，填补了中国航空工业的一项重要空白。

技术特点

气动布局

强-5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结构，后机身装两台与歼-6相同的涡喷-6涡轮喷气发动机，带有加力，机翼是后掠中单翼，前缘后掠角55°，上翼面有较大的翼刀。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后掠角分别为55°和57°，平尾为斜轴全动式。

强-5的设计以歼-6战斗机为基础，重新机体设计。为提供良好的对地观察条件，原来的机头进气设计被改成了两侧进气。同时加装了座舱装甲。因此强-5实际上是全新的机身加上米格-19的机翼、尾段组成的。陆孝彭还采用了新颖的面积率设计，即“蜂腰”外形，另外在气动、操纵等系统上也采用了不少改进举措。飞行员向下视角达到13.5度，有利于对地攻击，但向后视野较差。

设计修改使强-5的多项性能比歼-6下降。强-5的空重增加了约1360千克，无外挂重量增加了约2130千克，加上气动外形阻力增加，使其最大平飞速度比歼-6降低了M0.23。由于增设了内部武器舱以及机载设备重新安置，内部油箱容量减少，所以作战半径随之减小。尽管外部大型副油箱可弥补机内载油量的减少，但其基本载油量还是偏少，最多只有2275升。在机翼的4个外挂点当中，外侧的一对可挂载容量为760升的副油箱。另外，强-5的起飞和着陆速度与距离有所增大，而爬升速度和升限有所减小。强-5超低空飞行高度仅为50米。

动力系统

强-5后机身装两台与歼-6相同的涡喷-6涡轮喷气发动机，带有加力，单台最大推力25.5千牛（2600千克），加力推力31.87千牛（3250千克）。机体结构以铝合金和高强度合金钢为主要材料。起落架为可收放前三点起落架，前轮和主轮都装有盘式刹车和刹车压力自动调节装置。上述部分基本照搬歼-6。

武器系统

强-5机身有长约4米的机身内部武器舱，可挂载两枚250或500千克的航空炸弹。机腹下两个武器舱也能挂载250或500千克炸弹。机翼下还有两个外挂梁。飞机使用两台WP6涡喷发动机。1965年6月4日强-5试验样品机顺利首飞，1969年底开始批量生产，70年代初开始列装部队。部分飞机经过改装后可挂载一枚0.5-2万吨级核弹。新近生产的强-5每侧机翼下增设了一个PL-2（苏联K-13A“环礁”导弹的改型）红外近距空对空导弹挂点，用于自卫。强-5设置内部弹舱，从而降低飞行阻力，具备舱内带弹条件下超音速飞行的能力。最初设计的基础型强-5采用了两门30毫米机炮，安装在机头两侧，空速管在右主翼外端。由于这种机炮布局在发炮时，炮口硝烟容易被进气口吸入导致发动机停车，后改为在两翼根处安装两门23毫米机炮。因此最终定型时候，强-5左右翼各一门23毫米机炮。

航电系统

强-5主要航电设备有无线电罗盘，无线电高度表，信标接收机，射击轰炸瞄准具等。弹射座椅与歼-6相同，属于低速型，可在250-850千米/小时的速度范围内保证实全弹射。应急时飞行员可操纵座椅左右扶手下装的应急弹射手柄。机上液压系统工作压力为205.9×105帕（210千克/平方厘米）。冷气系统分为主系统和应急系统，工作压力为107.87～127.49×105帕（110～130千克/平方厘米）。空调系统由发动机压气机引气，对密封座舱增压调温。座舱挡风玻璃采用酒精防冰液防冰。灭火系统包括二氧化碳灭火瓶和火警信号装置。

系列型号

强-5基本型

强-5基本型即原型，内部携带1000千克武器载荷而不带外挂时，能勉强做超音速飞行。为了获得所需要的作战半径，该机必须携带副油箱，但这样又使在抛掉副油箱前只能做亚音速飞行。强-5在执行任务时，其飞行剖面通常是低-低-低或高-低-低-高，低空飞行的速度极限值规定为马赫数0.98。随着强-5后续型号的出现，该机已全部退役。强-5原型采用了两门30mm机炮，安装在机头两侧，空速管在右主翼外端。由于这种机炮布局，炮口硝烟易被吸入导致发动机停车，后改为在两机翼根部安装两门23mm机炮。因此最终定型时候，强-5左右翼各一门23毫米机炮，有6个外挂点，每个机翼下2个，机腹下2个，可挂导弹、火箭、炸弹等。机腹位于内部武器舱舱门两侧的两个外接点可各携带一枚重250千克炸弹。位于主起落架舱外侧的两个外接点通常携带57毫米或90毫米火箭弹吊舱。新生产强-5每侧机翼下增设了一个PL-2红外近距空空导弹挂点，用于自卫。

强-5甲

强-5甲，是战术核武器投掷专用机型，实际上是中国氢弹试验的投掷机型，机身下部弹舱去掉舱门，形成一个大的凹陷，用半埋式外挂体积较大的氢弹——也说明中国当时的核武器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1967年11月9日，空军党委下达任务，研究用飞机投掷小型原子弹的可能性。当时考虑过使用米格-15比斯、米格-17挂载原子弹的方案，后由于这两型飞机的有效载荷难以满足要求而放弃。当时，只有尚在试飞阶段的强-5能满足要求。

1970年4月，空军、三机部和核工业部派员到320厂，商讨将强-5飞机改装成核弹载机，并实现甩投的可行性。在接到空军要求之后，320厂于1970年正式开始改型研制特种武器载机。为满足运载核弹的要求，320厂对强-5做了多项改进：取消了原有弹舱，在机腹部位设计一个较大的凹陷，采用半埋式方式挂装氢弹；借鉴了从美国F-4飞机残骸上缴获的推脱装置，设计了带有推脱装置的弹架，通过甩投方式保证氢弹与载机分离；加装一个时统开关，可以发出信号，告知地面测试飞行员拉起飞机投掷氢弹的时间，指挥部同时计算出氢弹爆炸时间。此外，飞机还装上了上仰甩投瞄准具、高精度弹伞延时器、专用核弹监测与控制系统、电动锁死弹钩装置等。此外，为了避免核爆产生的强光损害飞行员的眼睛，设计了座舱遮光罩，当投放核弹时，座舱遮光罩将自动关闭。

为了增大航程，强-5甲增加了燃油携带量，机内燃油增加到2155升，机外燃油增加到1560升，共计3715升，增加的油量可以保证强-5甲携带核弹飞到核试验场上空甩投并返回。

强-5甲的改型研制自1970年4月开始。1970年8月1日，第一架强-5甲上天，10月底完成6架飞机的改装任务。1971年12月30日，试飞员杨国祥驾驶11264号强-5甲第一次甩投氢弹，由于推送装置电路短路造成氢弹连投3次没能投下，杨国祥驾机携带氢弹返航并安全着陆。1972年1月7日，试飞员杨国祥驾驶11264号强-5甲甩投氢弹试验成功。考虑到强-5甲的航程较短，1974年开始酝酿加大航程问题。1977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狂飙”1号核弹及强-5改型研制的主要战术技术要求。1977年底，320厂完成改型图样的设计任务。1979年6月，总参谋部和国防工办联合通知停止增大航程用于运载核弹的强-5改型研制，整个过程耗资292万元。

强-5甲型机身内增加燃油2155升，机外增加1560升，增大了航程；加装124厂的以燃气螺栓为核心的弹射式弹架；采用5714厂的上仰甩投瞄准具；加装核弹检测与控制系统、电动锁死弹钩装置。氢弹采用了高精度的弹伞延时器。

强-5甲型也为中国空军提供了一种战术核攻击的手段，在对抗坦克集群时有较大实际意义。1971年12月31日，该型0266号机首次试验甩投氢弹，没有成功，该机被迫带弹返航着陆。

1972年1月7日，中国空军杨国祥再次驾驶强-5甲执行甩投氢弹任务。在做完一系列规定动作后，强-5甲甩投氢弹离机，氢弹准时准点起爆，飞机安全返场，完成氢弹试验。

强-5乙

强-5乙，是为海军研制的鱼雷攻击机，以鱼雷为主要武器，1970年试飞，带副油箱时最大航程是2120千米。机头改为下倾5度的钝头圆锥，座椅升高，这样飞行员向下的视野很好。机头改进的另一目的是加装火控雷达，采用的317雷达具有具有地形跟踪和回避能力。

强-5乙型未正式装备中国海军，因为水面舰艇防空火力已大大加强，强-5乙的生存力不足以满足作战需求。并且机载设备配套问题未能解决。

强-5乙型曾经试验过挂YJ-8K（鹰击-8K）空舰导弹，1978年8月此方案通过审定。1978年到1980年，YJ-8的模型弹、自控弹均已试射成功。但强-5乙还没有定型，于是YJ-8的试射改为以24型快艇为平台进行，最后YJ-8发展成了舰舰导弹。

强-5乙型已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

强-5Ⅰ

强-5Ⅰ型，是针对强-5航程较短等问题，于1977年4月开始实施的加大航程的改型机方案，包括7项重大改进项目，如将炸弹舱改为油箱舱，加大主油箱，并增设一个软油箱；改用加力推力为36.8千牛的涡喷-6甲Ⅲ型发动机等，改型机命名为强-5Ⅰ。强-5Ⅰ的研制要求动力更强，加速性要好，攻击时又要有最小的稳定推力，以利于飞机减速瞄准和射击。涡喷-6甲Ⅲ型发动机提高了推力，并增设了零级防喘系统，可以满足上述要求。航空发动机设计人员将沙丘驻涡稳定性理论和火焰稳定器设计原理，应用于涡喷-6甲Ⅲ型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火焰稳定器，使该发动机在可能达到的贫油、高油范围内，具有加力接通可靠、燃烧稳定的特点，排除了对飞行有致命危害的震荡燃烧。改进后发动机加力增加2%，耗油率降低了1.5%，性能有所提高。

强-5Ⅰ型飞机在研制过程中，成功地进行了风洞、静力、抛坐舱盖、电网络、电磁兼容性和前起落架摆震等试验。试飞结果表明，该机航程和作战半径增大，着陆滑跑距离缩短130米，最大平飞速度、最大上升率、实用升限均有所提高。强-5Ⅰ后来还采用了全复合材料双梁式薄壁结构垂直安定面。该翼面的蒙皮、长桁条、梁、肋皆由碳纤维/646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成。这使强-5Ⅰ型的垂直安定面直接减重19.5千克，零件数量减少29.5%，紧固件数量减少45%，取得显著的减重效果，提高了维护效率。

强-5ⅠA

强-5ⅠA，是进入1980年代后对强-5Ⅰ型机载电子设备进行改进的型号，换装了新型射轰-l甲光学瞄准具，提高了对目标的射击精度，同时还增加了护尾告警器和干扰投放器，整体性能又有提高。强-5ⅠA成为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主要机型。强-5ⅠA型大量借鉴出口型A-5C飞机结构方案，增加两个翼下外挂梁，可挂载500千克航空炸弹。安装新型瞄准系统，保证机炮和炸弹、导弹的战斗使用。机身中部配备加油系统。部分飞机还装备了自卫系统。1985年1月强-5ⅠA开始批量生产，其中有40架出口到了朝鲜。强-5IA翼展9.68米，长15.65米，高4.335米，空重6375千克，最大起飞重量9486千克，带外挂武器时为11830千克。

强-5ⅠA和A-5C都是后掠式中单翼飞机，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式。两个进气道位于机身尾部两侧，两台WP-6加力涡喷发动机与歼-6动力装置相同。单台最大静推力25.5千牛，最大加力推力31.87千牛。机翼前缘后掠角55度，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后掠角分别为55度和57度，平尾为斜轴全动式。机身结构以铝合金和高强度合金钢为主要材料。起落架为可收放前三点式。上述部分基本上完全仿制米格-19。个别型号使用的WP-6A改进型发动机最大静推力29.4千牛，最大加力推力39.7千牛。机身内部燃油箱共有5个，前3后2，总容量3640升。从1998年起，开始装备空中加油系统，空中加油作业由在轰-6轰炸机基础上改装而成的加油机完成。改装后的新型强-5外有外挂副油箱，最大容量760升，能使机载燃油总量增至5168升。飞行员座舱盖向后上方打开，观测角为飞机基准轴心下方13.5度。新型弹射座椅能让飞行员在故障飞机以250-850千米/小时的速度坠地时仍有机会逃生。巴基斯坦空军的A-5C使用的是MK10座椅和防弹座舱，能防护高射机枪和火炮。座舱内还有增压和空调系统。

强-5ⅠA和A-5C配备各种机载无线电电子设备，包括CT-3无线电台、YD-3敌我识别系统、WL-7无线电罗盘、WG-4低空无线电高度表、XS-6信标接收机、瞄准导航设备。为保证平飞或俯冲时稳定投掷炸弹，发射空地导弹，安装有SH-IJ或ABSIA光电瞄准仪。之后系列的改进型强-5还装备有液晶显示器、弹道参数计算机、ALR-1激光测距和目标指示仪。航电设备主要是2套液压系统，其中主系统控制起落架、襟翼、气动刹车和发动机喷管，辅助系统通过副翼和全动稳定仪纳入控制电路。强击机的武器配备较为强悍，最大载弹量2000千克。每个机翼下都有1门23毫米23-2K单管机炮，弹药基数100发。共有10个武器挂点，机腹两侧各2个，外下各3个。主要挂载250千克航空炸弹，包括中国研制的250-2和250-3型，美国的MK82和“蛇眼”，法国“迪朗达尔”等。机腹下挂梁可挂载常规炸弹，包括500千克航空炸弹或270千克BL755集束炸弹，以及中国研制的C-801反舰导弹，也可挂载8枚57毫米火箭弹，或者7枚68毫米、90毫米火箭弹，或者4枚130毫米火箭弹。外部挂架还可挂载中国研制的“霹雳-2”、“霹雳-2B”、“霹雳-7”空空导弹，或者美国AIM-9、法国R550导弹。而在A-5C基础上改装而成的A-5D还能使用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

强-5Ⅱ

强-5Ⅱ（西方称为A-5B），是在强-5I的基础上又做了4项重大改进而成的。4项改进是：采用压力加油系统；安装护尾告警器；换装射击轰炸瞄准具；增加外挂武器和安装电动投弹器等，作战性能又有提高。1970年代后期，强-5的生产转变为生产强-5Ⅱ型，产量逐步减少。但得到了北朝鲜数量较大的订货。Ⅱ型同样去掉了内部武器舱，代之以一个固定油箱。附加的固定油箱容量使强-5Ⅱ的总内部载油量增加到3720升，这一附加油箱分布在三个前机身油箱和两个后机身油箱之间。机身上附加了一对外接点，其载重量与原有的两个外接点相同。这对外接点加上在强-5前型上已增设的用于接自卫用导弹的机翼外侧外接点，使强-5Ⅱ的总外接点达到10个。只要将机体重心移动保持在平均空气动力弦的31.5%到38%的许用范围内，便可增加多种外接装载方案。尽管标准的外载武器仍然是4枚250千克，但最大外部载量可达2000千克。在这种情况下，最大机翼载荷从无外接时的341千克/平方米增加到429千克/平方米，而功率载荷从14950千克/千牛增加到18830千克/千牛。

强-5的主要武器为中国自行研制的250/500/1000-3系列低阻爆破炸弹。该系列炸弹弹体细长，弹道性能好，气动布局阻力小，适合装备在高速作战飞机上。简要性能参数如下：250-3型：全长2.1米，弹体直径0.28米，弹重217千克，装91千克TNT500-3型：全长2.87米，弹体直径0.371米，弹重469千克，装220千克TNT1000-3型：全长3.5米，弹体直径0.5米，弹重980千克，装431千克TNT此外在250/500/1000-3系列的基础上，发展了250/500/1000-4系列减速炸弹，超低空水平轰炸性能提高，已装备强-5使用。

强-5Ⅲ

强-5Ⅲ型飞机，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出口型飞机，也称A-5C。1983年1月，强-5Ⅲ型飞机通过技术鉴定。同年3月，第一批Ⅲ型出口巴空军。1983年2月，巴空军接受了其首批订货42架强-5Ⅲ的第一架。首批12架强-5出口。这批飞机组装备了巴空军第16中队，取代原来的B-57战术轰炸机，并重新装备第26中队。强-5Ⅲ型在Ⅰ型的基础上，中国方面按照巴基斯坦的改进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制。改装的内容主要有：加大航程；增加外挂架，以挂载巴基斯坦的导弹、炸弹和集束炸弹；组合挂梁也改为整体铸造；换装先进的超高频电台、敌我识别器等类的32项设备，座舱布置也有修改。

强-5M

强-5M，是中国与意大利合作的改型，以强-5Ⅱ型为基础换装了西方导航攻击电子设备。1986年7月，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意大利飞机公司签订协议，意大利飞机公司航空电子系统和设备部将承担一项为期30个月的研制计划，任务是为强-5M（A-5M）加装西方的新型电子设备。强-5M装备的新型电子系统，基本上是意大利与巴西合作研制的AMX攻击机的电子系统，这将显著提高该机的近距空中支援和战场遮断作战能力。

强-5M计划使用功率加大的涡喷-6AⅢ发动机，单台静推力29.42千牛，加力36.78千牛。该型发动机与以前各型强-5所装备的发动机不同之处是，它采用了可调进口叶片定子、重新设计了第一级压气机和利用改进的材料彻底修改了热段。该发动机还采用了加力燃烧室稳定器，能保证加力燃烧室稳定燃烧的工作范围更大、并让能量损失减少。该型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提高到2450千克，而最大加力推力提高到3750千克，不过耗油率相对有所增加。

强-5M于1986年8月开始改装工作，1988年8月飞机总装完成，8月30日第一架样机首飞成功。强-5M型飞机保持了强-5型飞机优良的低空性能，而且有效地提高了飞机的导航精度和攻击突防能力。其导航精度可达0.80海里/小时，瞄准误差不大于3毫弧度。1988年9月，强-5M型飞机模型在英国范堡罗航空博览会上展出，当时国外报刊称强-5M型飞机为90年代世界重要的强击机机种之一。

强-5M外挂点增加至12个，据称其武器外接方案多于22种。机身的4个外接点可备携带一枚250千克的炸弹，如中国的250-3，美国的Mk82或“蛇眼”，法国的“迪朗达尔”或类似型号的炸弹；最内侧的机翼外接点（7、8号位置），可携带内装8枚57毫米或68毫米、或者9枚90毫米的火箭弹吊舱；紧靠主机轮胎外侧的外接点（5、6号），可携带500千克或250千克炸弹，或272千克的BL-755集束炸弹l机翼中段外侧外接点（3、4号），可携带火箭吊舱、250千克炸弹或760升副油箱；最外侧的机翼外接点（1、2号），适于携带250千克炸弹、PL-5或PL-7红外自导引导弹，或400升副油箱。

虽然强-5M的空重要增加140千克而达到6634千克，而且无外接起飞重量也会相应地增加，但最大起飞重量将仍为12000千克。预计该机在无外挂状态，在高度11000米时，最大平飞速度将从M1.12增大到M1.2，即从1190千米/小时增大到1210千米/小时；在海平面高度将从M0.987增大到M1.0，即从1210千米/小时增大到1225千米/小时。其他方面，强-5M的性能实际上与强-5C相同。在携带2000千克外接载荷、保留10%余油、飞低-低-低任务剖面时，其典型作战半径为300千米；飞高-低-低。高任务剖面时为400千米。据中、意联合研制组说，新航空电于系统高灵活性和模块性，以及涡喷-6与涡喷-6A发动机的互换性，已为将早期的强-5改装为一种经济实用的新型飞机创造了条件。

强-5M采用意大利AMX攻击机的航电系统。引进该航电系统对中国战斗机的发展影响深远——它让中国航空科技界第—次接触了中央数字计算机、双余度数据总线、头盔显示器、惯性导航系统、平视显示器和大气数据计算机等十七项先进技术。强-5M在国外的试飞打靶结果也令中国的飞机设计人员大吃一惊——改进航电之后的强-5M对地攻击的效能提高了数十倍！

强-5K

强-5K，是对外合作的强-5Ⅱ改进型。是在强-5Ⅱ的基础上加装法国汤姆逊公司及其它一些航电设备故型，主要包括大视场平面显示器、第二代机载激光测距仪、惯性/导航攻击系统、电视摄像机、无线电高度表、全向雷达告警系统、中央计算机、大气数据计算机等。K型在强-5Ⅱ基础上加装了法国汤姆逊公司和萨吉姆公司的LISS91惯性导航系统，VE110平视显示器及TMV630激光测距机。

1986年6月，法国汤姆逊公司表示愿意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提出用其生产的惯导攻击系统改装强-5C飞机。

1987年4月29日，空军向总参谋部上报《关于用法国汤姆逊公司电子火控设备改装2架强-5飞机事》请示，5月12日总参谋部批复同意。6月17日，空军与法国汤姆逊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由汤姆逊公司牵头，联合包括萨吉姆公司在内的一些法国公司为强-5K改装现代化的导航与攻击系统，主要包括VE110型平显器、TMV630型激光测距仪、ULISS91型惯导/攻击系统、无线电高度表、大气数据装置、仪表板和传感器、电视摄像机、电气线路和发电系统等。

1987年7月开始进行改装设计。

1988年3～4月在杭州笕桥机场对强-5Ⅱ型02号机进行局部改装和试飞，随后进行了部分重要部件试验，1988年9月17日首飞。

1989年5月26日完成设计定型试飞，8月16日航定委批准强-5C飞机加装惯导/攻击系统设计定型，并命名为强-5K飞机（后称强-5E）。

该项目在1989年取消。

强-5K飞机后来又有不少改进，如采用国产多普勒雷达、平显组成的多普勒导航/攻击系统，加装消极干扰设备，增大航程等。

1989年强-5K试飞成功，经过空军实战实验，将所得的数据用计算机处理后认为强-5K的导航精度比强-5Ⅱ提高70倍，即飞行600千米后其导航误差由42千米降低到0.6千米，作战效能提高10倍。以攻击一座100米长的公路桥为例，出动一个团的强-5Ⅱ（24架）仅能摧毁半个桥孔，而2架强-5K就能摧毁整个桥梁。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空军最终放弃这个改进计划。

强-5C

强-5C，是针对巴基斯坦的出口型飞机，也称强-5Ⅲ。1983年1月，强-5C型飞机通过技术鉴定。同年3月，第一批Ⅲ型出口巴空军。1983年2月，巴空军接受了其首批订货42架强-5C的第一架。首批12架强-5出口，成为中国外销的第一种自行设计的战斗飞机。这些飞机组编了巴空军第16中队，取代了第7中队的B-57战术轰炸机，并重新装备第26中队，之后有更多的强-5交给巴方。C型在I型的基础上，根据巴基斯坦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了改进。改装的内容主要有：加大航程；增加外挂架，以挂载巴国的导弹、炸弹和集束炸弹；将组合挂梁改为整体铸造；换装较先进的超高频电台、敌我识别器等32项设备，座舱布置有所修改。但其改进还是很有限的，其出厂单价低于500万美元。主要设计者为石屏、丁宝贵、童承祖等。1982年试制出3架样机，9月7日首飞，到12月共飞行130架次，共101小时，性能达标。后其弹射座椅被马丁·贝克公司的PKD10型零高度零速度弹射座椅所取代，增加了一些西方仪表设备.并且为在机器外侧外挂点采用了AIM-9“响尾蛇”空空导弹挂架，以取代中国造的PL-2、PL-2B或PL-7导弹。1985年初，按巴基斯坦首批42架订货合同生产的最后13架飞机交付。这时巴空军又订购了98架强-5C，以装备三个中队，并作为补充消耗的储备。

强-5C和歼教-7、歼-7MG参加了87年巴黎航展，当时是中国军用飞机首次较正式、较大规格的参加外国航展，引起了西方传媒不少注意。

强-5D

强-5M下马后，中国空军在强-5C的基础上开发了强-5D，在1990年代后期首飞。解放军曾计划用强-5M来更新现用的强-5，但可能出于经费等原因，并没有实施。强-5D电子设备的改进以两台中央数字计算机和一条双余度数据总线为核心，加装现代化导航、攻击系统。新的探测装置和设备包括惯性导航系统、平视显示器、大气数据计算机、三自由度陀螺仪组、测距雷达、RW-30雷达警戒接收机、姿态指示器、水平位置指示器、静变流器和模态接制器，还有把新硬件与保留下来的8项原有设备连接起来的接口装置。并对冷却、电源、燃油、电子战、照明等系统做了改进。为了容纳新型设备和增设外接点，除了对飞机头部做不大的设计修改外，对外翼也做了适当的结构修改。雍正球任强-5M总设计师，设计工作于1987年6月完成，总更改量为28.8%。

根据1990年代初期空军提出的强-5重大改进要求，即具备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执行昼夜精确对地打击的能力。重点包括加装用于夜间攻击及飞行用的前视红外搜索跟踪吊舱，激光指示器低空导航吊舱以及为飞行员配备夜视系统；加装电了战吊舱及反辐射导弹，提高现代电子对抗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配备光电瞄准吊舱、飞行员夜视镜等；具备投放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加装激光制导炸弹；具备更强的电子对抗能力，添加主动电子干扰吊舱和反辐射导弹；换装新一代显示，导航及数据处理系统，提高战场感知能力和自主作战能力，不过，由于90年代初中国在相关设备、武器的研制方面仍处在实验室阶段．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加之当时的外部环境也不能保证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来实现强-5的改进要求，以致这种改型到90年代中期也没能完全实现。但考虑到强-5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国主要的空中战术打击力量，于是在降低标准后，一种被称为强-5D的改型在90年代中期由南昌飞机公司完成研制。

强-5E

强-5E，是强-5型的激光制导炸弹投放平台。该机外挂点减少到7个。但重要的是靠近翼尖的2个挂架上，可挂2枚中国产LS-500J激光制导炸弹。强-5E的航电设备和机载武器可以说是该型机变化最大的地方。它在强-5D的基础上加装，新一代机载计算机、惯性导航/GPS综合导航系统、新一代主/被动电子战系统、武器外挂管理系统以及用于目标搜索、跟踪和照射的前视红外吊舱。机载武器也改用中国新研制的500千克激光制导炸弹。这种制导炸弹在性能上相当于国外大量使用的“宝石路”系列激光制导炸弹，但在外形结构上却与俄罗斯的KAB-500L激光制导炸弹相似，其战斗部装药量达到350千克。可以穿透厚1.5米的钢筋混凝土或深10米的中密度土层，命中精度小超过2米。由于强-5本身载弹量小，所以LS-500J较轻，有效射程仅12千米。对于该弹的其他性能尤其是CEP。据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内部人士称，强-5E已携带LS-500J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较理想。

在机体结构上，精确打击型强-5也有了一些变化，首先进步加大了机腹部的油箱体积，机腹部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外凸部分。从外观上看这个新油箱至少可以装下1000千克以上的燃油。由于机腹下增加了这个新型油箱，原来布置的4个武器外挂架被取消，所以其外挂武器的能力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其机翼下布置的6个挂架中只有位于中间原挂载760升副油箱的挂架可以满足挂载500千克激光制导炸弹的要求．因此一次只能挂载2枚500千克激光制导炸弹。而机翼外侧挂架也不再用于挂载空空导弹，而是在加强结构强度后改为挂载400升副油箱。这样，精确打击型的武器外挂架数量虽然明显少于以前的各型强-5，但在同样携带1吨弹药的条件下，其作战能力及攻击效果有了极大提高。同时机内载油量增加了20%以上，其航程以及作战半径也相应提高了15%，特别是在执行500千米以内的战术空中打击任务时显得游刃有余。新型精确打击型（攻击型，照射型）强-5在21世纪初期完成研制工作。经过试飞鉴定，其各项性能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2004年后开始了小批量生产。

从公开的照片，这批改进后的强-5与以前公开的强-5改进型相近，都加装机头探测系统，但不同的是新改进的强-5用大容量的副油箱替代了以前强-5的机腹保形油箱。本猪觉得有些网友说的有道理；强-5这个新改型可能用的是强-5D上面的容量为1150升的副油箱，以满足加大航程和作战半径的需要。除了副油箱，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出现强-5机头下那个鼓包的特写；可以看见透明的黑色玻璃和里面的光学镜头，似乎可以证明强-5装备的是光电吊舱。

强-5F

强-5F，携带激光目标指示吊舱的平台，2000年首次露面。该机一般与强-5E协同作战，尚未见到该机携带任何武器的图片流出。按网上未确定的信息，长约2米的激光目标指示吊舱由成都研制，半埋入于机腹。该吊舱可为携带激光制导武器的空中平台指示攻击目标。1个该吊舱可同时指挥4个平台。在试验中，4架强-5E在1架强-5F的指挥下，1分钟内投下8枚LS-500J激光制导炸弹，8个目标被同时摧毁。强-5F所携带的前视红外吊舱在性能上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大量使用的“蓝盾”吊舱基本相当，可以昼夜对地、对海实施搜索、跟踪和锁定。激光照射器既可为激光制导炸弹提供照射服务，又可为普通空地武器的使用提供支持，并具有辅助导航等功能。其电视、前视红外探测器对地面目标的搜索距离根据气象条件不同分别为8～15千米不等，激光照射距离在5～10千米。

强-5G

强-5G，是强-5系列的一种加了机身保形油箱的新改型。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的强-5系列飞机展板上，有一副强-5G型战机照片，并标注“加机身保形油箱”。

强-5的原型机载油量不大，加上其采用耗油量很大的涡喷发动机，所以需要较大的副油箱才能保持较大的作战半径，后来改装加大航程机，将机腹弹舱改变油箱，载油勉强超过2吨。

强-5的主要作战任务来看其主要打击目标是对方修筑坚固的导弹掩体、机堡等目标，这些目标按照北约标准建造，可以抵抗250千克级炸弹的直接命中，所以强-5必须要挂载500千克级的炸弹，这样就占据原本挂载副油箱的挂架，载油的减少加上激光制导炸弹增加的重量和阻力使其作战半径更有所降低，就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弥补。这是强-5要增加机腹保形油箱的原因。

但新的油箱占据机腹4个挂架，影响武器配置，并且其安装位置对于多采用低空突防的强-5来说也比较容易受到对方防空火力的攻击。

强-5G机头下方的凸起为光电转塔，用于目标的标定和指示。类似的A-10机头偏后一点就装有AN/AAS-3激光目标指示吊舱，在新世纪A-10已经装备光电吊舱的情况下，美国空军仍旧对其进行升级。

强-5J

强-5J，是强-5双座强击教练机。中国空军长期以来都使用歼教-6喷气式教练机来训练强-5的飞行员，由于这种教练机的使用时间已长达30多年。机体寿命已到限，同时随着一大批新型作战飞机的服役，歼教-6的性能也不再能满足新型作战飞机的飞行员的训练工作，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数量庞大的歼教-6机群开始大量退役，由歼教7和新一代的练-8来担负新型机飞行员的训练工作。但是强-5的性能与歼教-6较为类似，而从强-5在中国空海军中的服役时间及在役数量看，该型机仍将会使用一段时间。这就使歼教-6大量退役后如何保证强-5飞行员的训练问题凸显出来。而在强-5的基础上发展双座型教练机无疑是最便捷、最省时、效果也最理想的办法。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研制双座教练型强-5。

2005年2月，被称为强-5J的双座型首飞成功，它在强-5单座机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座舱，舱内的仪表布局与强-5单座基本一致，后座升高286毫米，获得5度的视野。但机内燃油明显减少，载弹量和航程都较单座型有所减少，可以执行强5的所有飞行及攻击作战训练。

强-5KJL

强-5KJL，是强-5新火控雷达型。2008年4月，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展出了用于强-5改进的国产KLJ-7雷达模型。该雷达由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研制，以往展出时一直是与超-7飞机联系在一起的。该雷达是一部多功能X波段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采用高、中、低脉冲重复频率全波形设计，具有全方位、全高度、全天候对目标探测、跟踪能力；采用1553B总线和复合视频与火控系统交联为其提供必要的信息；与敌我识别器配合共同完成敌我识别任务；配合控制航空机炮、格斗导弹、火箭弹和炸弹的发射与投放；完成中远程导弹制导。该所在展台上展出一款改型强-5战机模型，其模型底座上注明KLJ-7脉冲多普勒机载火控雷达。该模型在机载武器挂载方面有很大改观，其翼尖可携带两枚空空导弹，机腹下也增加了两排武器挂架，可加挂四枚无控航弹。模型机首显示该机将装备KLJ-7火控雷达。

强教-5

2014年3月26日，在当日晚间的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节目中，报道了中国空军航空兵某部强-5强击机的训练情况。引人关注的是，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一架双座版强-5强击机，该机型比较罕见。

2005年2月28日，强教-5同型教练机由空军第四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胡战仓驾驶首飞成功。

强教-5教练机是空军为满足强-5飞行员的培训要求和扩大强-5飞机使用范围，在320厂1架强-5自用机基础上，经大修改装而成，用于完成强-5飞机改装训练和战术训练科目。

强教-5教练机是洪都集团为满足强-5飞行员的培训要求和扩大强-5飞机使用范围，对公司一架强-5自用机进行大修并改装而成。该机将座舱盖向后开启改为右侧翻转开启，保证前后舱开舱一致性，后座舱眼位较前舱抬高了286毫米，使后舱能够前视界达5度，前后驾驶舱操纵完全相同，且能够联动，后舱飞行员可控制前舱飞行和攻击训练的操作。强教-5教练机改装方案既可在现役强-5飞机上应用，也可在新生产的飞机上实施。

服役动态

装备出口

强-5投产后生产了上千架，除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外，还曾出口到朝鲜、巴基斯坦。

• 孟加拉：空军
• 缅甸：空军
• 朝鲜：朝鲜人民军空军
• 苏丹：空军
• 巴基斯坦：空军

巴军评价

据西方媒体报道，1981年，新上台的巴总统齐亚·哈克希望中国提供战机、坦克和大炮等现代化武器，以抵消来自苏联和印度的双重军事压力。随后包括120架歼-7（F-7）战斗机和95架强-5III（A-5C）攻击机在内的大批装备按照巴方的要求，经西方技术的改装后进入巴军队服役。前者后来发展为当地人称为“天雷”（Skybolt）的F-7M/P战斗机，而后者则被当地人称为“山鹰”（Shaheen）。

相对于国内型号，强-5III攻击机更换和增加了32项设备，重点包括：增加了北约标准外挂架，以适应携带法制AM-39飞鱼空射型反舰导弹和美制MK-82炸弹，使飞机具有对水面目标的打击能力；对飞机火控软件进行调整，可挂载自卫用美制AIM-9L/M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提高飞机的空战能力；换装测距雷达和激光制导器，以导引反舰导弹；增加机内载油量，使作战半径（高—高—高状态）达到600千米；换装较先进的甚高频电台，增大通讯联络能力；换装新型敌我识别器；将23毫米双管机关炮改为30毫米单管机关炮，增强反坦克能力。

首批24架强-5III山鹰攻击机在1983年交付巴基斯坦空军，其加挂飞鱼导弹沿阿拉伯海沿岸部署，成为巴空军的反舰主力，巴基斯坦希望以强-5III机群构成其快速打击平台，以抵销印度海军对巴基斯坦对外贸易航线的威胁。随后交付的强一5III则取代B-47而成为巴空军的对地攻击主力，部署于巴基斯坦东北部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它携带激光制导炸弹来对付印度的坦克部队。由于巴空军对强-5III深感满意，在全部95架交付使用后.又追加引进另外75架飞机的合同。

1987年11月，巴基斯坦举行“真主之剑”三军协同演习，由强-5III发射的6枚飞鱼反舰导弹准确命中50千米外的水面目标。而携带激光制导炸弹的强-5III机群轻而易举地摧毁前进中的“敌”军装甲集群和战术导弹阵地。最令人吃惊的是，在与幻影V战斗机进行的模拟格斗中，作为攻击机的强-5III也取得出色成绩，接连“击落”多架法制战机，使在场的各国武官大为震惊，尽管事后法国达索公司声称是因为强-5III将幻影V战机诱至对其不利的低空近战所致，但由此看出强-5III具有优越的低空性能。在随后举行的阅兵式上。4架强-5III还表演掠地80米高度的通场倒飞15秒。1986年，名声远播的强-5III型攻击机获得出口孟加拉国的16架订单，成为南亚地区家喻户晓的“空中神鹰”！

在2001年巴基斯坦空军两个编队的强-5曾猛烈轰炸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阵地令对手付出惨重代价。

存在不足

强-5存在着不少缺点：最致命的缺点是导航及火力控制电子设备落后，使得对地攻击和夜间及恶劣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偏弱。改装西方导航攻击电子装置后的强-5M型，对地攻击能力才有所增强。

由于中国空军对地支援的新型歼轰-7、苏-30造价都较高，生产速度也不太快，一时也不可能全部淘汰装备数量很大的强-5。且中国周边潜在敌对势力的防空能力也参差不齐，强-5仍有发挥空间。对强-5予以适当改进，改装新型电子设备，换装少量精确制导武器，是性价比较高的途径。

南昌飞机制造公司迫切希望继续改进强-5系列。强-5D项目花的钱很少，E/F两型号也不会耗资太多，有较明显的效果。但尽管如此，强-5机体本身毕竟是老旧设计，已不能满足现代空地作战的需要，在E/F型装备之后老强-5预计将逐步退役，让位给成飞的FC-1、歼-7E等低档战斗机和歼-10多用途战斗机。

最后停产

2012年10月25日，中航工业洪都举行最后一架强五飞机总装交付仪式。1958年8月强五飞机正式在南昌飞机制造公司上马，陆孝彭任总设计师，1965年强五原型机首飞，从1968年投产以来已有48年。

坠机事件

2013年8月23日，大连瓦房店复州城镇莲花村发生飞机事故，空军一架飞机坠落在玉米地里;据称，飞行员为避免飞机坠落到人口稠密区域而放弃跳伞逃生的机会，壮烈牺牲，这架坠毁的军机型号为强-5强击机。

激光吊舱

据2014年8月18日媒体报道：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俄罗斯《潜望镜-2》杂志等媒体揣测，解放军实施了两项装备升级工程：一是老式强-5攻击机完成改装，二是新型红旗-16A防空导弹形成作战能力。值得关注的是，这两种装备可能分别被部署在东海前沿的两座基地，这标志着解放军加强了东海战备，以防美军在中日爆发冲突时，攻击解放军的“对日大本营”。

强-5虽然是老式战机，但解放军为它加装了中国自主生产的WHD-7型激光制导吊舱。该吊舱此前用于装备中巴联合生产的“枭龙”战斗机，其性能获得好评。加装这款吊舱后，强-5战斗机可通过红外、电视和激光3种方式追踪并锁定目标，其有效探测距离分别是15千米、22千米和13千米，从而具备了一定的精确打击能力。

不仅如此，解放军还为新型强-5装备了中国国产雷石-500J型激光制导炸弹，其最大射程达到12千米。它与俄罗斯生产的KAB-500KR型制导炸弹很相似，是解放军较先进的滑翔制导炸弹。强-5加装激光制导吊舱后，可用激光照射目标，雷石-500J能通过识别照射点实施精确打击。

由于东海防务是中国空军承担的重点任务之一，解放军东南沿海基地陆续进驻了新型歼-16战斗机和歼轰7A战斗轰炸机。不过，这两种机型的产量可能有限，难以满足部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强-5进驻东南沿海可形成“高低搭配”。

从歼轰-7A和强-5的武器系统来看，中国空军可能对这两种机型进行了任务分工，前者基于航程远、载弹量大的优点，可使用射程超过220千米的KD-88远程空对地导弹，发动远程打击，而强-5可使用短程激光制导炸弹实施战场支援，用于战术攻击。

总体评价

强-5强击机，是中国空军对地攻击的主力机型，主要用于低空、超低空对地面或水面战术、战役纵深目标和有生力量进行攻击，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是第一款由第三世界国家研发成功的喷气式强击机。

强-5各型飞机的性能在长达40余年的生产、服役经历中不断得到改进提高。再加上各国飞行员对其产生的好感和信赖，该机仍是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前线航空兵的主力机种，并且经过航电系统和机载武器等升级后，继续担负着对地支援的重任，将服役至本世纪初。

由于强-5参照的原准机歼-6气动设计陈旧，机体结构老化，所以强-5的性能提升潜力不大。加之该机作战半径小，航电系统水平低，对地攻击的持续火力不足等，强-5退出现役是不可避免的。（“新华网”评）

为何在强-5退役后，中国就停止研发攻击机了？

原文：为何在强-5退役后，中国就停止研发攻击机了？

强-5攻击机曾经是中国空军执行对地打击任务的主力机型，它从上世纪50年代研发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历经多次大幅升级改进。不过，为何中国在强-5退役之后，就再也没有研发新的攻击机呢？

强-5的坎坷研发之路

在我国空军的各类机型中，强-5的坎坷程度是极其少见的。

上世纪50年代，为了给缺乏对地打击手段的空军填补战力空白，航空工业部决定参考苏联的米格-19，研发一款专用于低空高速突防的攻击机。最终，这一项目被沈阳飞机制造厂承包，并研发出了一款名为“东风-106”的原型机。

实事求是的讲，东风-106的各项参数的确比较一般，但这已经是当时我国航空工业水平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了。

然而，由于在50年代末，国内各地掀起了名为“大跃进”的浮夸风潮，因此表现平平的东风-106原型机遭到了冷落。所幸，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坚持保留了东风-106的图纸，并把它们交给了南昌飞机制造厂，以便在完成其他机型生产研发的空暇期进行断断续续的生产制造。

在“大跃进”的浮夸风潮被叫停后，东风-106的价值才被越来越多的专家、领导认识到，因此东风-106以“雄鹰302”的新代号重新列入国家生产计划。到了60年代末，雄鹰302通过了各项战斗调校与测试，具备了大规模生产服役的条件，此时它才获得了“强-5”的正式代号。

单是在整个70年代，强-5在各家飞机制造厂就一共生产了1300余架，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主力机型之一。

强-5性能究竟如何？

那么，强-5作为空军对地打击任务的主力，究竟有没有胜任这一职责呢？这点从我国飞行员对它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了。

总体来看，凡是驾驶过强-5的飞行员，都会对它优秀的下方视野印象深刻。强-5具有十分狭窄的锥形机头，而且特意把进气道移到了机身两侧，保证飞行员从高空观察地面时不会有任何阻挡，这也体现了它对地攻击的职责。

而且，强-5虽然是一款主业为对地的攻击机，但依然具备一定的对空能力。它后方搭载的国产涡喷-6发动机以推力大闻名，因此强-5整机的推重比十分出色，飞行员可以操纵它完成许多高难度战术机动，躲避敌机的航炮轨迹。

在搭配与歼-7同款的火控瞄具后，强-5也可以用航炮攻击拦截自己的敌机。而且由于它在低空的飞行性能比较出色，在低空缠斗时，强-5的表现往往会给人惊喜。

而且，在强-5半个世纪的服役生涯中，中国航空界也对它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大幅提升了强-5的战斗力。第一次升级后的机型是强-5A，主要是升级了油箱容积，用新型复合材料进行了减重。

第二次升级是强-5B，主要是新加装了航电系统，具备了基本的电子对抗能力，也让强-5顺利地从二战体系过渡到了现代战争体系。

第三次升级是强-5D，这是它升级幅度最大的一次。技术人员在引入西方技术的情况下对航电系统进行了全面更新换代，包括加装光电瞄准吊舱、精确制导武器等配置，使强-5具备了基础的信息化战场性能。

强-5被时代淘汰的原因

从强-5的升级之路可以看出，我国航空界的专家们一直没有放弃这款立项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机型，不停地在上面加装符合现代战场需求的新系统。与它命运相似的还有轰-6，如今已经升级到了轰-6N的型号，且仍处于服役状态。那么，为何强-5却在强-5D之后就停止了升级，被空军淘汰了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攻击机”这个概念本身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空军体系了。在中国空军建立之初，关于战斗机，我们其实是分为两个思路的：一个是专用于空战的歼击机，一个是专用于对地打击的攻击机，这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各国空军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歼击机”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加持，逐渐发展出了“多用途”的新思路。代表机型就是美苏研发的第四代战斗机，不仅有出色的对空能力，而且同样具备优秀的低空攻击能力，把“攻击机”的任务抢走了。

显然，从列装成本来看，把许多功能集成在一款机型上，更有利于压低战机数量，减少维护成本，而且也有简化体系、增加部署效率的优点。

因此，中国后来也逐渐采纳了这种多用途机型的研发思路，制造出了歼-11、歼-16等多用途歼击机。此时，功能单一的强-5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不仅技术升级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也无法与具备超视距打击手段的第四代战斗机竞争。最终，为了现实考虑，空军决定让强-5攻击机就此退役。

中国第一代战术氢弹，有去无回的越肩轰炸！

原文：西伯利亚单程快车：中国第一代战术氢弹，有去无回的越肩轰炸！

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67年，由轰-6甲型中型轰炸机携带的第一颗实战型氢弹，成功投放到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场的靶心，进而一个比“比太阳还亮10000倍”的巨大闪光火球升起，向世界宣告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氢弹。空投核弹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核威慑手段之一。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开始向中国边境地区调派兵力，当时苏联在蒙古、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部署的针对中国的钢铁洪流，在满洲里对面的外贝加尔军区有26万地面部队，共计3100辆坦克，3900门火炮，200架直升机。在远东军区部署37万部队，拥有6000辆坦克，5800门火炮，300架战机。此外在黑河以北的乌克兰卡空军基地部署了苏联第二大战略轰炸机部队。在重型武器尤其是坦克装甲车辆的数量上，苏军上述两个军区就可以完全压制规模超过500万的中国军队，而且苏军的武器技术水平远远超过中方。

面对苏联装甲突击集群的巨大压力。中国军队首先是想到了最具威力的反坦克武器——氢弹，核打击在对抗苏联坦克集群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当时的氢弹体积巨大，像轰-6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装载后对飞机的航程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设计当量为200万吨左右，实际爆炸当量高达330万吨，这枚氢弹的重量也高达4吨左右，只能由比较大的轰炸机来投放。

于是中国想到了强-5强击机。强-5是中国自制的第一代超音速攻击机，从1968年开始服役，并大批量生产。最早型号的强-5在机头附近安装的是两门30毫米机炮，但因为后期改进，这两门30毫米机炮被撤换成机翼下方的两门北方工业23-2K型23毫米机炮，每一门机炮备弹100发。强-5拥有6个外挂点，机腹内有2个、每个机翼下方也各有2个，可以发射的导弹包括霹雳-2、霹雳-5和霹雳-7短程空对空导弹等，另外还允许发射LJ-500型激光制导导弹。在内武器舱和舱门两侧的两个交接点还允许各挂载一枚250千克以下的炸弹。

最早的强-5性能并不好，和传统的苏联军机一样，容易损坏、耗油严重等都一直在困扰着其设计人员。在1976年研制的强-5I新版本中，部分问题得以解决，并大幅加强了航程和载弹量，这主要是强-5借鉴了歼-6战机，并重新完成了机体设计，自此之后经过强-5的不断改进，才有了我们今天依旧可靠，老当益壮的5爷。直到2012年正式停产，可谓战机中的“59”，在我国空军还没有新式的空中支援平台服役并替代强-5的情况下，5爷还需要继续服役数年之久。

经过广泛调研和评估，认为强-5强击机速度快、机动性好、低空突防能力强，最后批准作为投放小型化氢弹的载机平台。在70年代，我国专门研发装备了一种实战化的小型战术核武器——“狂飙一号”氢弹，该弹长约2米，弹径约0.5米，战斗全重大约210公斤，使用专门设计的强-5甲核攻击机。

强-5强击机的标准型，为了超音速飞行，设计了一个内置弹仓，机腹里有一个小型弹舱。由于“狂飙一号”氢弹的体积超过了强-5内置弹仓，技术人员参考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军F-4攻击机的挂载结构，改造后的强-5甲拆除了弹舱的舱门，采用半埋式挂载的方式装载一枚狂飙一号核航弹，机上还改装了投掷核弹的上仰甩投瞄准具、高精度弹伞延时器、专用核弹监测与控制系统、电动锁死弹钩装置，增加了地形显示器等超低空突防设备，以及相关的核弹检测控制系统。

由于投放的是核弹，为了保证我们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强-5甲采用上仰甩投的方式来投放核弹。首先，强-5飞机先从低空进入目标区，然后猛的拉起飞机，进行近似垂直的大角度爬升，在飞机高速爬升的一瞬间将核弹抛出，完成投弹后的强-5甲立即转弯脱离核弹投掷空域，加速离开危险区。强-5甲采用这种投弹方案，能够躲过氢弹的杀伤范围，还可以获得较大的加速度尽快离场。

这个漂亮的甩投动作，并不是我们空军发明的。最早是由北约方面想出来的，他们管这个动作叫战术甩投轰炸，包括向前甩投轰炸（Pop-up）和越肩轰炸（Over the shoulder）两类动作，向前甩投一般用于目视无法看清目标时，要在目标之外另外寻找一个参照物，飞机通过目标上空的同时开始半滚拉起，在机头上仰角大于90°之前的某瞬间投出炸弹。越肩轰炸一般用于目视可见目标，战机首先从低空掠过目标，然后快速地将飞机拉起，以一个大角度爬升到一定的高度，做出一个翻筋斗动作，在筋斗顶端时向后甩出核弹，接着以“殷麦曼滚转”脱离现场。

美军最早使用F-100C超级佩刀战机来进行甩投和越肩核轰炸，这是用于替换F-84和F-86的第一代超音速战机。该机是主要部署在西欧盟国，用于当第三次世界战争爆发时，执行投放新型核炸弹的任务。轰炸目标主要是被占领地区的机场、铁路站点、桥梁等重要节点，北约方面希望可以借助核轰炸来迟滞或遏止苏军庞大的坦克集群军的恐怖攻势。因为投放的是核炸弹，所以为了保护飞行员，该机投放炸弹时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术动作。

美国波音B-47“同温层喷气”战略轰炸机也能够进行甩投作业。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动作，是要确保在飞机飞离前核炸弹还没有爆炸。一旦核炸弹从飞机上投放，飞行员只有短短几十秒时间来逃离该区域。当核炸弹被飞机上仰甩投出去后 ，会呈一条弧线朝着目标飞去，并在400多米的空中引爆（核弹在空中爆炸会得到最大的冲击波和杀伤力）。通俗一点说，就是飞行员要玩命的将战机剧烈拉起，把核炸弹甩的更高一点，以便在核炸弹达到预定高度引爆时，飞行员拥有更长的时间来逃离现场。

美国人为了减轻驾驶员执行低空核轰炸任务的负担，还专门搞了甩投和越肩轰炸计算机，提前输入参照物和目标的位置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合适的进入速度与拉起角度。

现代战争条件下，甩投核弹也并未过时，图为美军的F-15E战斗机测试新型B61-12核弹。

不得不说，这种近乎特技的投弹方式是令人惊叹的。如果其不是用于投放核炸弹的话，相信大家是愿意看到有飞机在自己的头顶作出如此惊艳的飞行动作来的。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这种颇具想象力的投弹方式逐渐消失。不过，在很多航展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战斗机做出弗罗洛夫轮盘机动，从这个动作中我们不就可以看到有战术越肩轰炸的影子了吗！

1970年8月，强-5甲特种武器机首次试飞成功，随后中国生产了6架强-5甲交付部队。1972年1月7日，中国实施了一次强-5甲强击机上仰甩投氢弹的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投掷小型氢弹的实弹。如果中苏在70年代爆发全面战争，解放军空军的强-5甲核攻击机可以携带核弹，从海拉尔机场起飞，直接突击苏联后贝加尔地区的战略薄弱地带、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编组站和重兵集结地。

由于强-5甲的燃油较少，在执行低-低-低任务剖面时，典型作战半径仅为300公里，改装后的强-5甲也仅为500公里。苏联境内的很多地面目标的距离都超过了强-5甲的作战半径，所以这架核攻击机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西伯利亚单程快车”！

科罗廖夫的军事客厅

我国强5攻击机挂氢弹应对苏联，单程作战有去无回

原文：1979对越作战，我国强5攻击机挂氢弹应对苏联，单程作战有去无回

任何人，任何国家想要阻挡我国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为此，我们不惜使用氢弹。1979年我国就在中苏边界，差点就用上小型的战术氢弹，也就是最强核武器，这是怎么回事？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我国给全世界一个出兵理由就是越南背信弃义，在边境多次挑事打死打伤我边军民，我方不得不自卫还击。

实际上不能看表面，当时的越南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抱紧了苏联大腿，要打柬埔寨，老挝等国，建立他们所谓的印支联邦。这个所谓联邦面积多达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破亿。最让我国难以接受的是，越南打算和苏联一道南北夹击我国，苏联负责在北方陈兵百万，用苏联钢铁洪流威胁我北部边境，甚至威慑首都，随时随刻攻下东北重工业区，复刻当年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后洗劫东北的惨剧。

苏联的盟友越南，同时还要配合苏海军封锁我们南海出口。两国联合起来要扼杀我国和西方的商道，阻挡我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抹杀我国的发展权。

同时，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大肆侵略柬埔寨，国际都知道柬埔寨是中国小弟，外号“柬钢”。这对于我国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和俄乌战争一个道理。

很快，我国防患于未然，把人数最多，最精锐的甲种师，坦克装甲车歼击机轰炸机等绝对主力，纷纷调到西北、中蒙和东北边境，准备迎接苏军南下侵略。把乙种师调到广西云南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本质上还是看不起越南人，甚至我军还在南疆作战的部队里新招募了众多毫无经验的新兵，匆匆训练一两个月就拉上越南战场，觉得打越南足够了。

事实上，苏联还是太怂了，因为当时中美刚刚建交处于蜜月期，美国卡特总统通知苏联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美军也有必要应对手段。苏联是只纸老虎，即便1978年苏联越南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条约》。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持续28天，以及后续的10年轮战，苏联愣是没敢出动一兵一卒入侵我国东北。

最终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还是怂了，《苏越条约》形同废纸，苏联就这么轻而易举卖了盟友越南，整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场上没有看到苏军一兵一卒。

在遥远的中国北部边疆，更是没有看到苏军南下的任何踪迹。

但是，苏军之所以不敢南下入侵我国，还是因为我军却是下了狠心！

在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前，我国先后集结了200多万部队，全都是甲种师，纷纷进入北方边境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均按照预先号令进入临战，要知道，对越南我们出境作战只用了17个师，累计才22.5万部队而已，且都是乙种师。

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主要是为了防止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其中，我国空军部队的当时装备的是落后的强5攻击机，以及轰5和轰6等轰炸机，相对于苏联装备来说非常落后。

因此，我空军为了弥补自身装备上的速度、轰炸、突防性能不足的缺点，也是为了震慑敌人，直接在强5攻击机的基础上进行强化，我国的核武器专家甚至专门研发了一块专门适合强5搭载的战术氢弹，这款战术核武器绰号“西伯利亚单程快车”。这款携带氢弹的强击机，则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之后，我国专门为苏联开发的“礼物”。

1969年随着我国在西北中苏边境冲突中吃亏，中国空军和320厂加快改装强-5强击机为氢弹攻击机，携带战术氢弹执行攻击苏联境内重要目标。强-5核攻击机可以从海拉尔机场起飞，突击后贝加尔的苏联战略薄弱地带、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编组站和重兵集结地。

但是这款飞机却是单程的，为了提高速度和突防能力，不得不减轻燃料和自身飞机重量，为了投放氢弹迟滞苏军进攻，这类飞机的飞行员早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不到半年，这款加强版的强5特种武器机首飞成功，随后完成6架强5特种机的改装并交付部队，1972年中国实施了一次强-5强击机地空上仰甩投氢弹的试验，实验圆满成功，轰击效果极为震撼，足够弥补我国在常规武器上的不足。

1979年，这类强5氢弹强击机，大量装备在了我国北部边境预防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苏军的进攻，只要苏军敢来，就让你们尝尝人类第一次氢弹的轰炸。

苏联算了一笔账，觉得没必要为小小的越南牺牲自己的百万钢铁部队，更何况自己的核心利益是在欧洲而不是东南亚，没必要为了越南和一个联合国五常国家爆发核战争。于是勃涅日列夫最终也只能是口头上支持越南，气的越南战争狂徒黎笋抑郁成疾，没几年就绝望而死。

为了祖国回不来就不回来了……

原文：单刀赴会？其实是十死无生，为了祖国回不来就不回来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去不复还”用来形容强-5甲攻击机携带“狂飙一号”氢弹突袭前苏联的计划实在是太贴切了，也透漏出其中的无奈和悲壮。

为何有用强击机携带战术氢弹突袭苏联这一惊天计划?

它又是为什么被称为“西伯利亚单程特快”？

01.中苏交恶

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决裂始于1960年，当时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限期撤走全部援华专家，销毁全部援助资料，撕毁全部援助经济合同。

随后，苏联同时在新疆，东北和外蒙古边境线附近加大了军事力量的部署。它们犹如三把悬在中国头上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中国。

由于当时中国同时交恶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一时间所处的国际战略局势十分糟糕。

1964年，毛主席开始在中国中西部13个省进行部署进行三线建设，一大批重工业企业开始由东北和沿海向中西部内陆搬迁，主要生产方向也由民用生产转向军工生产。

也是从此开始，十几年间1100多个大型工矿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中国腹地大西北和大西南建设起来。

1969年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当年3月发生了著名的“珍宝岛事件”。双方动用了重型武器互有伤亡，最终我军对苏军的入侵进行了三次反击，保卫了领土完整。

同年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以三百人的兵力埋伏我军三十名边防巡逻兵，将我军巡逻战士和同行的一名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一名翻译全部杀害。

随后，中苏边境局势越来越紧张，小型摩擦不断。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军队数量急剧增加。

更为险恶的是，苏联在蒙古也驻扎了第39集团军近5万人，直接威胁数百公里外的首都北京。

这支驻蒙的第39集团军拥有2000余辆坦克、2500余辆装甲车、1400余门火炮、190架固定翼飞机和130架直升机，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精锐之师。

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面对的是苏联远东军区，当时拥有陆军5个集团军近37万人。这支苏联陆军的精锐之师装备了6000多辆坦克，8700多辆装甲车，5800多门火炮和2000多架各型飞机。

我国的西北边境的新疆，同样面对苏联重重军事压力，而且由于远离内地，无法及时得到援助，压力更大。

同时，苏联在远东地区驻扎的庞大的太平洋舰队更是对我国北方沿海所有城市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

除了陆军和海军，空军和火箭军更是苏联的强项。在伊尔库斯克驻扎着装备数百架轰炸机的苏联空军第30集团军，准备随时对我国内陆各大城市实施大轰炸。

因此，整个70年代在中苏1万多公里的边境线上，百万苏军构成了对我国最大的外部军事威胁。

02.悲壮的反击计划

70年代是苏联最强盛的时刻，面对苏联钢铁洪流的突击，即使是军事实力远超中国的北约集团，也是压力山大。

他们演练的从来都是如何抵御苏联的钢铁洪流进攻，而不是反击苏联。

当时甚至计划牺牲荷兰，比利时等国，采用炸水坝，扔核弹等措施来迟滞苏联的坦克海和“蝗虫群”般的米-24机群的突击。

据说，根据沙盘反复推演，我国部署在东北的甲种野战集团军面对苏军的猛烈攻势甚至无法迟滞3天。

因此中国也制定了相当悲壮的反击计划。

03.西伯利亚单程特快

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水平远超我国的北约集团面对苏联的钢铁洪流突击尚且瑟瑟发抖，更何况底子更薄，工业更弱，武器更加不如人的中国？我们又能如何不紧张？

于是我国把希望寄托在克制苏联钢铁洪流战术的氢弹上。

1972年1月7日，我国使用强-5甲强击机进行了一次上仰甩投的氢弹爆炸试验，这是我国第一次投掷小型化氢弹的实弹试验。

为什么必须使用强-5甲强击机？

因为当时我军装备的轰-6中型轰炸机携带重型氢弹轰炸苏军坦克群，成功率实在太低。

当时苏军拥有数以千架的战斗机，绵密的野战防空火力网和完善的雷达预警系统。轰-6速度缓慢而且体型巨大，很可能尚未投弹就被击落。

而使用强-5甲强击机携带小型化的氢弹，低空突击苏联坦克集群和铁路枢纽成功性远大于使用轰-6加重型氢弹的组合。

在强-5甲加小型氢弹这一组合试验成功之后，我军就制定了一个极其悲壮的计划：

一旦苏军入侵，空军装备的强-5甲强击机就要挂载着氢弹，从海拉尔一带战备机场起飞，采用“三低”模式（低空起飞，低空巡航，低空轰炸），突击苏联后贝加尔地区的装甲集群聚集地和大型火车站枢纽等关键军事节点，瘫痪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迟滞苏军攻势。

然而，强-5强击机是在歼-6的基础上研制而来，胎里面就带着“短腿”的毛病。再加上采用“三低”模式飞行，作战半径仅仅300余公里，而要攻击的许多苏联目标已经超出了强-5的攻击范围。

所以用强-5甲强击机去攻击预定的苏联目标，注定了是一场单程轰炸，飞行员必定是有去无回。

而它也有了一个悲壮的名称“西伯利亚单程特快”。

04.为了祖国回不来就不回来了

70年代的苏联百万大军压境，庞大的钢铁洪流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是我们当代人无法想象的。

而能够携带小型氢弹的强-5甲，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遏制苏军突击的手段之一。

对于强-5甲的飞行员来说，每次的任务训练都是出击，投弹，返航一遍遍演练，但是他们心理清楚一旦战争来临，这就是荆轲刺秦式的同归于尽战术。

但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他们身后就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亿万父老乡亲，当命令下达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信念。

据说当时在秘密挑选飞行员培训时，许多人都是写了血书，甘愿为国赴死。

幸而战争的阴云终于散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足以睥睨亚洲，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胆敢侵犯中国的领土。

遥想当年，面对强敌的战争威胁，我们没有退缩，反而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迎战。

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不复百年前的屈辱。

这样的祖国怎么能够不让人迷恋？

这样的祖国怎么能够不让人骄傲？

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不让人安心？

配套“狂飙一号”，注定有去无回的两款强-5

原文：单程核突击，配套“狂飙一号”，注定有去无回的两款强-5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虽然采用“地爆”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核反击能力。但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了基础接下来就相对容易，对于核弹来说要怎么投送出去才是关键，战略核威慑、战略核反击都取决于载弹平台是否成熟可靠。于是两条腿走路，1966年首次完成导弹核武器发射，结束了有弹无枪的历史，1967年空基平台的图-16完成氢弹投放。

大家都知道珍宝岛冲突之后双方关系一落千丈，以T-62坦克为代表的钢铁洪流带来巨大压力，要知道当时装备反坦克武器对其完全无效。现实威胁摆在眼前军工开始全方位打造新式反坦利器，包括后来的红箭-73、69式火箭筒等，60-70年代大量演练平原打坦克，包括炸药包、单兵火箭筒，甚至手榴弹都在考虑范围。平原不比山丘地带，无遮无挡下近身反坦成功率太低，在此基础上有了核弹小型化的战术性应用讨论。

当时苏联在边界至少部署了8000多辆各式坦克，这样的规模对于地面有限的反坦能力来说完全不够用，因此基于空军战术核打击成为重点。此前虽然有了轰-5、轰-6成功投掷核弹，但这两款机型明显突防能力太弱，真要在战时出动只能成为野战防空的标靶。

1967年，空军下达指令开始研究用飞机投掷小型原子弹的可行性，当时考虑使用米格-15以及米格-17作为载机平台。不过一向以小巧灵活著称的米格小飞机，体量太小很明显载荷满足不了需求，现役战机无效只能寄希望于正在研制中的强-5。

当时还叫“雄鹰302”的强-5，改装自歼-6双发战斗机，体型较米格-15\17载荷自然也有所提升。再加上它的对地攻击定位很符合设想，1970年4月，空军、三机部等派人到320厂商讨改装核弹载机，并实现甩投可行性。接下来厂方以需求为基础进行了各种改装，包括取消原内置弹舱改为半埋式以增大挂载空间，借鉴从击落F-4战机残骸获得推脱装置，研制出带推脱装置的弹架，通过甩投方式保证核弹与载机分离。另外还有上仰甩投瞄准具、高精度弹伞延时器、核弹监控与控制系统等，为避免氢弹爆炸时对人眼产生损害，还设计了座舱遮光罩（投出后自动关闭）。

为增大航程还增加了燃油携带量，内油增大到2155升，外油增大到1560升，增加的燃油可以让强-5安全飞抵试验场并返回。不过相对实战而言，增加出来的航程都将消耗在低空突防上，实际还是会形成单程核突击。

1970年8月1日，首架强-5甲试飞成功，同年10月底完成6架载机改装工作。1971年12月30日，强-5甲首次进行实弹甩投试验，由于推送装置电路故障造成氢弹连投三次未甩出。安全带弹返回后于第二年1月7日完成试验，不过由于强-5甲航程太短不足以保证飞行员安全返航，接下来开始了增大航程的改进工作。1977年，大航程改型已完成图样设计，但两年后该项目被下马总耗资292万元。

强-5甲的下马并不奇怪，由于苏联野战防空体系阵容强大，再加上地面雷达网进步神速。传统中高空进入俯冲轰炸的老套路，在前线战斗机以及野战防空拦截下，生存概率首先就很难保证。基于这种背影强-5甲计划采用超低空突入，以地形为掩护避开雷达探测，尽量压缩被发现时间缩小被拦截半径。超低空飞行、超音速突袭，用于攻击苏联二线装甲集群、装备集结地，似乎成了最佳方案。

不过最大作战半径仅600公里的强-5，在采用最耗油超低空突袭后，实际作战半径肯定大减。抵近目标后的各种机动，更将耗尽最后一点油，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是带着核弹单程突防，理论上投弹之后再返航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狂飙一号”作为战术核弹，爆炸当量在10万吨以下，对于坦克装甲集群大致命中就可以达到效果。战事开启时强-5甲将携带战术核弹出程，目标后贝加尔地区战略地带、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和重兵集结地，很显然这些目标大都超过作战半径。抵达目标后采用上仰甩投方式，以近乎垂直大角度爬升并将核弹抛出，完成投弹后转向加速回航（400米空爆），不过航程不足的强-5注定成为“西伯利亚单程快车”。正是这种一去无回，再加上70年代后期防空系统发展更加神速，强-5甲连带它的增程型都无果而终。

美国造BQM-147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残骸

20世纪60年代起，美军大量使用BQM-147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对中国进行空中侦察。1964年至1970年，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先后击落该系列飞机19架。这里陈列的是被击落的第3架残骸。

该系列无人机是美国特里达因瑞安公司在AQM-34“火蜂”无人靶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1962年研制，共发展了27个型号。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147H型）：

• 机长：8.53米
• 翼展：8.18米
• 机高：2.01米
• 飞行高度：18000米

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

原文：美军无人机出入我领空如入无人之境，周总理：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

1964年，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机BQM-147，频频侵入我国领空挑衅侦察，我飞行员多次截击均无功而返。周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北越发动大规模空袭。8月29日，为掌握我军动向，防止朝鲜战争重演，美军祭出最新研制的BQM-147“火蜂”无人侦察机，深入我国西南空域拍照侦察。

这架无人机由美军运输机从冲绳携带至南海上空投放。无人机经过海南上空时，被我雷达发现。海南空军随即起飞歼-6战斗机升空拦截，然而飞行员当时连无人机的影子都没看到，只听到一声声BQM-147特有的怪叫声。

首次侦察得手，美军对这款飞机信心倍增，侦察活动愈发猖獗。在之后一个多月里，这款无人机多次入侵我国领空。我军飞行员数次驾驶歼-6拦截，不但一无所获，还在一次截击途中，损失了一架战斗机。

那是10月13日，一架BQM-147从广西闯入，快速飞向雷州半岛。雷达捕获敌机踪迹后，飞行员邹广如从广东遂溪驾驶歼-6升空迎敌。在1.76万米高空，3次锁定无人机开炮，均未击中目标后，邹广如毅然决定将敌机撞下来，谁料关键时刻，飞机突然失速进入螺旋坠毁。幸运的是，邹广如成功跳伞。

BQM-147出入我国领空如入无人之境，不但是对我主权的蔑视，更是对我国防安全的重大威胁。周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10月15日，就在歼-6坠毁两天后，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赶赴广东遂溪，召集指战员商议对策。

对症才能下药，歼-6截击BQM-147屡屡失手，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主要是升限射击的问题：歼-6升限17500米，BQM-147升限虽有2万米，但其侦察飞行高度也在17500米左右。如此说来，歼-6其实是可以击落BQM-147的，那为何实战中屡次失手呢？

这是因为极限高度对于歼-6几乎是一个禁区。17000多米的高空，空气稀薄，升力小，歼-6抖动严重，平飞几秒就会自动掉高，稍不注意就会失控坠毁，这也是邹广如坠机的原因。

在极限高度，安全飞行尚且不易，遑论开炮射击。炮弹强大的后坐力，炮口喷出的瓦斯，都可能导致飞机失速坠毁。另外在极限高度，飞机反应迟钝，机动性能差，晃动严重，这也无疑增加了击落无人机的难度。

针对以上症结，我军最终制定了一套“跃升攻击”的战法。所谓跃升攻击，就是飞行员爬升至1.6万多米，开足马力将飞机速度拉满，然后在准确的时机，以正确的角度，突然拉升，使飞机凭借强大的升力和惯性，冲上极限高度。到了一定高度后改平，然后迅速占位、瞄准、射击、脱离。当然，这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很高。

为了早日击落美军无人机，打击美军嚣张气焰。歼-6作战分队的飞行员不畏艰险，反复练习跃升攻击战法，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和准备，技术上突飞猛进。美军对此则一无所知，他们依旧派出无人机大摇大摆地闯进我国空域，殊不知死期将至！

11月15日中午，一架美军BQM-147以1.76万米的高度，780公里的时速，再次从南海上空闯入我国领空。我军雷达发现无人机后，立即派出一架歼-6前往截击！

驾驶这架歼-6的飞行员叫徐开通，是驻遂溪机场的空1师作战分队中队长。按照作战方案，徐开通操作战机爬升至1.62万米高空，然后开足马力将飞机提升至最大速度。据敌机15公里时，徐开通看到了BQM-147的拉烟尾迹。

当和敌机相距3.8千米时，根据地面雷达操作员的指令，徐开通突然操控战机跃升至1.75万米，然后迅速该平飞机，从敌机后下方5度角，对准敌机肚皮冲去。

由于无人机体积小，距离太远难以射中，因此当两机相距只剩450米时，徐开通才打出第一炮。可惜的是，此次射击由于用力过猛，飞机向左晃动，炮弹偏离目标从敌机左外侧滑过。

徐开通立即修正瞄准，在相距300米时再次发起攻击，然而由于操作过急，机头未能拉住，炮弹最终从敌机下方穿过。

两次射击未中，徐开通并没有慌，他冒着撞机的危险继续靠近敌机。

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徐开通屏气凝神，紧盯敌机，在距离仅剩230米时第三次射击！

打中了！嚣张的BQM-147腹部冒起黑烟，随即变成一团火球。此时两机已近在咫尺，徐开通立即操作战机带左坡度脱离敌机，就在这时，敌机残骸从机身上方几米处一掠而过，场面异常惊险。这架无人机最终坠入广西北海涠洲岛附近海域。

从发现敌机到将其击落，此次空战仅耗时3分20秒。徐开通首创我军击落美军无人机记录，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荣立一等功！包括徐开通在内的有功人员，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次战斗，我军积累了击落美军无人机的基本经验。随着这些宝贵经验的不断推广，至1971年，人民空军、海航共击落21架美军“火蜂”无人机。我们还利用多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修复出一架完整的样机，并成功试飞。1972年，在美军“火蜂”无人机的基础上，我国还成功研制出无侦-5无人侦察机！

美国BQM-147G无人机

原文：美国BQM-147G无人机：曾连续入侵我国，被先后打下17架

进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军侦察机频繁入侵我国领空，偷猎我国的军事秘密，但是在我军歼击机和地空导弹部队的拦截下美军侦察机损失惨重。于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军决定换一种采用相对廉价且政治风险较小的方式来偷窥我国，这就是无人机侦察。

1964年11月15日美军的一架BQM-147G无人侦察机秘密进入了我国雷州半岛上空进行侦察任务， 面对这架“不速之客”，我军人员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64年8月底（当时越南战争全面爆发，美国人急于了解我国的态度和动作），一架从DC-130运输机上释放的BQM-147G无人侦察机就入侵我国海南岛上空执行侦察任务，不同于有人侦察机，这种无人侦察机的灵活性极高，当时我军对这种新型的侦察设备并不了解，所以初期的拦截行动均没有取得成效。

到了10月13日另一架BQM-147G无人侦察机再次入侵雷州半岛上空，我军空1师立马起飞了一架歼6进行拦截，随后飞行员在1.6万米的高空发现目标并立马开火，但在此之前我军基本上没有拦截这种小型无人机的经验，在几次攻击无果后，歼敌心切的驾驶员准备直接驾机撞向这架无人机，结果由于当时的飞行高度已经是歼6的极限（1.76万米），高空空气稀薄导致动力不足，再加上飞机过猛的机动动作，导致这架歼6进入了螺旋状态，随后战机失速，高度急速下降，最终飞行员只能无奈跳伞，出击不成反而损失了一架战斗机，这让战士们的士气一下子下降了一大截，如何击落这架讨厌的“空中小偷”就成为了当时我国空军的当务之急。

随后我军人员针对BQM-147G的特点进行了军事调整，由于该无人侦察机重量轻、飞行高度高，不需要从机场起飞，挂到运输机的机翼下方可实现随时随地释放，灵活性极高，面对这些特点我军精简指挥保障人员，反复进行针对该无人机的拦截演练，对于开头入侵雷州半岛的那架BQM-147G无人机来说，等待它的是天罗地网。

早上12时左右1架歼6战斗机在空军第一师中队长徐开通的驾驶下紧急升空，随后在地面引导人员的指挥下这架歼6进入了BQM-147G无人机的航线，准备在半路截击这架“空中小偷”。12时30分左右歼6战斗机发现了入侵的BQM-147G无人机，在1.7万米的高度上歼6战斗机连续开火，从1500米的距离一直打到了140米的距离，最终这架BQM-147G无人机中弹坠入了大洋。至此我军首次击落了入侵领空的无人侦察机，为此有功人员还受到了领导人的接见。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美军的BQM-147G无人侦察机，该机属于美军BQM-34“火蜂”无人机大家族的一员，起初是作为靶机而研制的。1951年这型由美国海陆空三军联合研制的无人机实现了滑翔试飞，随后进行了带动力试飞。作为一款用来测试其他武器的靶机，通俗点来说作为一款挨打的目标，该无人机需要具备优秀的飞行性能，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检验武器装备的能力。所以该靶机能够以0.9马赫的速度飞行，机动性非常的灵活，即使是在脱离控制的情况下，也能在多普勒导航雷达和程序控制机构的帮助下按预定飞行程序进行飞行，据说在美军内部就连F-4战斗机加“麻雀”空空导弹的组合有时候还搞不定BQM-34无人机。

随后在表现优异的BQM-34“火蜂1型”靶机的基础上，美军发展出了用于各种任务的无人机，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47系列，该系列一共有24种型号，可以执行侦察、夜间侦察、监视、电子战在内的众多任务。其中BQM-147G无人侦察机最大飞行高度为1.83万米，最大航程3000公里，最大滞空时间为4小时25分，机上装备了一具HR-233型号相机，可以通过DC-130运输机进行部署，通过伞降回收后经过检修可以反复使用，性价比极高，所以被美军当成了一种廉价的侦察设备，即使是在11月15日被首次击落后，美军也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从1964年11月15日击落第一架BQM-147G无人机到1969年10月28日，在这短短5年间我军一共击毁了17架美军入侵我国领空的无人侦察机，其中航空兵部队击落14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了3架。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这一数值上升到了21架。到了后来我国空军部队还打出了经验，虽然这种小型无人侦察机体积小且重量轻，不容易瞄准，飞行高度也高，可以从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空投释放，而且大量非金属复合材料也让雷达难以捕捉。但是其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0.9马赫的飞行速度远远要低于战斗机，且没有主动规避能力和反击能力。这就意味着歼击机一旦接近目标，美军的无人侦察机就是案板上的肉。

根据这些经验当时的空军人员得出了结论：雷达的精确制导再配合目标航线的精确锁定，只要克服了歼击机最大飞行高度的问题，击落这些美军无人侦察机就完全不是问题。现如今在我国军事博物馆内，静静地躺着一架全身通黑的BQM-147无人侦察机残骸，向往来的游客诉说着50多年前的故事。

航空技术从天而降？

原文：航空技术从天而降？中国拿到2万块美军战机残片 吃透25项相关技术

美军于50年代初开始研制和装备无人侦察机，“火蜂”I型是美陆、海、空三军装备的一种高亚音速无人机，主要用于空中监视、照相侦察、电子对抗等，也可用于对地攻击，海军型称为BQM-34A型。60年代初美国在它的基础上生产了一种新型的无人侦察机，命名为BQM-147G型，美国发动侵越战争期间，为了窃取中国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情报，又为避免有人驾驶侦察机在中国领空侦察时被击落后飞行员被俘，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故开始使用BQM147G型无人侦察机来执行这一任务。

1964年8月29日，美军1架DC-130型运输机从冲绳嘉手纳基地起飞，翼下挂载BQM-147G型无人机，飞抵南海上空投放。随后，无人机高度上升至1.75万米，时速750千米，从海南岛海口首次入侵中国领空，穿越雷州半岛，经广西南宁、梧州广东兴宁、福建漳州，从厦门出海，到台湾北部湖口上空伞降回收。接着在9月初至10月上旬，美军又连续在中国南部诸省入侵侦察6架次。当时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对这种无人机性能和活动特点不甚了解，虽每次都出动歼击机进行拦截，但均末获战果。

我机初战失利的消息引起了空军领导机关的关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于翌日即亲自率工作组赶赴雷州半岛空军某部，现场调查了战斗的详情，并和指战员们一起研究对付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的对策，而后也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抗方法。或许是美军无人侦察机入侵我国领空得逞，未遭致命性打击而侥幸返回、使得美军错误地认为，中国空军对付不了这种高空侦察机；或许是美军急于搜集我军事情报，自10月13日美军侦察得手后，便开始连续不断地使用“火蜂”高空无人侦察机对我国中南、西南浅近纵深地区进行空中侦察。

1964年11月15日，地面预警雷达发现在海南岛陵水东170千米处上空有美军1架BQM-147G，空军驻遂溪机场的空1师作战分队的徐开通奉命驾驶歼-6起飞拦截，其高度跃至1.75万米改平，从敌机后下方以5°进入角进入，在距敌机230米处瞄准敌机腹部第三次开炮，一直打到距敌机140米，击落了这架入侵的无人机。

这一架无人侦察机被击落以后，美军贼心不死，并未停止用无人机对我国边境地区的侦察活动，1965年1月2日，中国空军某部在广西南宁地区击落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1架。同年4月3日又击落1架。尽管在这期间，美军对高空无人侦察机做了不少改进，提高了侦察机的战术、技术性能，特别是高空飞行性能，使其最大爬升高度可达21000米，并改变了入侵活动战术，但都没有摆脱其被击落的命运。中国空军越战越勇，越战越有经验，而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却有来无回。至1968年，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共击落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达20架之多，由于其都坠毁在我国境内，中国也拿到了近2万块美军战机残片。

而且由于当时BQM-147H无人机是采用伞降回收的，碰巧有两架被击落时将其回收伞打开了，落地时基本完好，解放军把这两架美军战机也收入了囊中，最新航空技术从天而降，我国当然不会放弃研究的机会。当年北航就开始对击落的无人机残骸进行测绘分析，而且对BQM-147H无人机进行恢复，不过我们虽然得到了投放出的无人机，但地面控制站，作战指挥车都在千里之外，仍然毫发未损，这些设备我们不可能拿到，必须由我们自己从零开始研制。恢复BQM-147H任务下达后，北航上下都非常重视，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一工作，最多时达2000余人。经过10个月的努力，两架BQM-147H无人机修复完成了。

1970年9月18日上午8点，恢复完成的BQM147H无人机在吉林进行了首次投放试飞，经过33分钟的飞行，高度达13000米，航程306千米，速度700千米/小时，无人机及地面控制站一切工作正常，伞降回收成功。这次无人机的投放试验，标志着我国无人机的研制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不仅吃透了当时25项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机技术，还自主研制出了与之相匹配的地面控制站，为下一步自主研制无人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AQM—34无人侦察机

美军装备20架。该机是在火蜂Ⅰ靶机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相继有24个以上的型号投产问世。它主要执行侦察、监视和电子战等多种任务，曾大量投入越南战场。

该机可由地面用火箭助推发射，或由母机带到空中投放；靠自带的降落伞在陆上、水上或空中回收。以AQM—34A为例，其动力、尺寸、重量和性能的主要特点是：装1台推力为7.7千牛的J69—T—29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飞机全长6.98米全机最大载重量1134千克，空重680千克，最大载油量446升；飞机最大平飞速度1112千米/时，使用高度范围6米～18300米，最大航程1282千米。机载主要设备有：飞行控制系统、多种导航系统、遥控系统、遥测系统、照相机、电子对抗装备等。

BQM-34火蜂无人机

美国特里达因·瑞安飞机公司研制的一种装涡轮喷气发动机、可回收并重复使用的无人驾驶靶机，也是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无人机之一。该机的主要任务是用于鉴定各种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系统，并用以训练战斗机驾驶员和防空部队等。它的有些改型还能执行侦察、电子战、飞行试验、携带炸弹或导弹进行对地攻击等任务。除供美陆、海、空三军使用外，还向北约成员国及其他国家出口。

产品介绍

BQM-34火蜂无人机是美国研制开发的一种无人机。

BQM-34火蜂无人机

BQM-34火蜂无人机除作为美国陆海空三军的靶机外，还改型用于侦察、监视、电子战、对地攻击、飞行试验和研究任务等。1951年交付使用。主要机型有十多种，典型机型为Q-2C。到1986年6月，“火蜂”1各型共生产6411架，北约各国和日本都使用该机。用助推火箭在地面或舰艇上用发射架发射，也可用C-130运输机带到空中投放。用降落伞回收。

主要由遥控系统和遥测系统组成。装有一台J-69-41A涡喷发动机，推力8.54牛，翼展3.94米，机长6.98米，最大速度（高度15240米）1176千米/小时，最大巡航速度（高度15240米，重量816千克）1015千米/小时，使用高度范围6-18300米，最大航程1282千米。

基本资料

• 研制国家：美国
• 型号：BQM-34火蜂无人机
• 研制单位：赖安航空公司（ryan aeronautical co）
• 现状： 退役。
• 续航时间：4时25分
• 亚音速飞行：700~800千米每小时
• 侦查工具：HR-233相机

结构特点

火蜂的机翼是中间悬挂式的，后掠，翼尖有一个倾角，发动机在腹部有一个膨胀的喷射口，进气口为椭圆形，初期口为圆形。机身是圆形而且向后逐渐缩小，鼻部比较尖，尾部为锥形，腹部有一个副翼。水平尾翼为上部高挂形，后掠。

型号演变

“火蜂”的公司编号为.124型“火蜂”Ⅰ。美国空海军的编号为BQM-34，陆军的编号为MQM-34。该机由美国三军联合支持发展。早期的原型机于1951年3月进行滑翔试飞，同年夏天进行带动力装置的试验。该机的最初生产型代号叫XM-21，于1953年春最先交美陆军使用。接着又有供美陆、海、空军使用的各种改型，按时间顺序排列代号分别为124-E(陆军用)、KDA-1、KDA-4、XKDA-2A、AQM34C(海军用)、Q-2A、XQ-2A、XQ-2B、Q-2C、BQM-34A(空军用)等等。其中较为典型的是Q-2C型，后来美三军使用的或向国外提供的大多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Q-2C于1958年2月开始研制，同年12月13日首次试飞，1960年1月25日第一架批生产型飞机飞行。到1986年1月，“火蜂”Ⅰ靶机各型共生产了6400多架，其中1280架为Q-2A和KDA等早期型别。该机除供美三军使用外，还供北约组织成员国使用。日本也买专利由富士重工业公司进行仿制生产。

美国海军还将摩托罗拉公司的综合跟踪和控制系统(ITCS)与现有靶机组合，这种改装的飞机叫BQM-34S。空军的BQM-34A装有“织女星”无人机跟踪和控制系统。

到1986年1月1日，美三军和其他国家用“火蜂”Ⅰ靶机进行武器系统的研制、试验和鉴定以及教练飞行共计达32000多次。

“火蜂”Ⅰ靶机性能良好，价格便宜，采用“积木式”结构，因而改装方便。瑞安公司先后在“火蜂”Ⅰ的基础上作了多种改型，发展出用于各种不同任务的无人驾驶飞机系列，即147型、234型、255型和259型等系列。

147型系列是军用编号为AQM-34的一个庞大的系列，可执行侦察、监视和电子战等多种任务。最早的147型于1962年开始研制。属于该系列的型别超过24种、较新的有下述型别：

• 145G(XQM-103)　无人驾驶研究机，用于研究与无人驾驶飞机有关的近期或远期技术项目，如无人驾驶飞机与遥控操作手间的关系、飞机的大过载机动、联合行动下的目标捕获、遥控技术及机载分系统的鉴定和评价。
• 147H(AQM-34N)　为中空无人侦察型。它的续航时间长，在敌方区域能利用多普勒导航雷达和程序控制机构按预定飞行程序进行飞行，执行照相侦察任务。该类飞机曾广泛用于对越南战场后方进行侦察。
• 147T(AQM-34P)　高空监视型。具有大的翼展，曾用于越南战场。
• 147TE(AQM-34Q)　高空监视型。该机除翼展大外还具有较长的翼弦，曾在越南使用。
• 147TF(AQM-34R)　高空监视型。除头部外，其余部分的外形与147TE型相似。该机能在18300米高度以上以780公里/小时的速度- 巡航。可带HYCONHR233A照相机。1971年曾向以色列提供。
• 147SC(SQM034L)　低空照相侦察型。它带有由多普勒导航雷达和数字式程序机构组成的自动程序导航系统。该型中有3架曾被改为带电视摄像机进行实时侦察的无人驾驶飞机。编号为AQM-34L(TV-1)，曾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
• 147SD(AQM-34M)　低空照相侦察型，为AQM-34L的发展型，共生产78架。配有数字式程序机构的多普勒导航系统并装备费尔柴尔德公司的KS-120A或F415Y照相机。
• 147SRE(AQM-34K)　低空夜间侦察型。除机身稍短外，其它与147系列中别的型号类似。
• 255型(AQM-34V)　是用于执行电子战任务的型别。这种无人驾驶飞机能对敌方进行主动电子干扰，还可以撒布欺骗敌方防空人员的箔条等。1974年美空军订货，1976年底交付。
• 瑞安公司还发展234及259系列主要用于试验无人驾驶飞机执行某些战术攻击任务及防御压制任务，以及验证无人驾驶飞机执行一部分目前由有人驾驶飞机执行的任务的可能性。

实战表现

越南战争中aqm-34q型147火蜂无人机飞行500多次，进行电子窃听、电台干扰、抛撒金属箔条及为有人飞机开辟通道等。

1967年3月到1971年7月中，aqm-34n型火蜂共执行了138次任务。他由dc-130飞机发射，在预先编制的程序控制下飞行。有一些在降落在中国。约有65%被回收。

美国造U-2高空侦察机残骸

U-2高空侦察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高空战略侦察机，1955年8月首飞，1956年5月装备。

为使用U-2高空侦察机侦察大陆，台湾国民党空军于1960年11月专门成立了第35中队，俗称“黑猫中队”。1962年1月，U-2高空侦察机开始对大陆进行侦察，人民空军针锋相对地展开反侦察斗争。9月9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南昌市郊首次击落1架U-2高空侦察机。至1967年9月，共击落5架该型侦察机。这架飞机残骸是由4架飞机残骸拼成的，主体为第4架。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机长：19.1米
• 翼展：30.9米
• 机高：4.8米
• 射程：5633米
• 最大飞行时间：8至9小时
• 最大升限：27430米
• 最大速度：821千米/时

U-2侦察机（英文：U-2 reconnaissance airplane，编号：U-2，代号/绰号：Dragon Lady，译文：蛟龙夫人，通称：洛克希德U-2），是美国空军一型单座单发高空侦察机。

U-2侦察机被设计用于高空执行全天候侦察任务，在和平时期、危机、小规模冲突和战争中为决策者提供重要情报。此外亦用于电子感应器研发、确认卫星资料和校准。虽然首飞已经六十多年，但U-2仍然活跃于前线。

U-2侦察机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研制，于1955年8月秘密完成首飞，1956年开始装备美空军，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CIA用来侦察敌后方战略目标，可作为战术侦察机。该机曾征战全球，侦察过苏联、古巴、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但是也有15架在其他国家的领空被击落。U-2生产线曾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启动。2005年12月23日由美国国防部核准的预算文件中要求U-2最晚于2011年全部退役，并于2007年年初将部分U-2退役。U-2的使命将会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制造的“全球鹰”无人机和侦察卫星取代。但由于“全球鹰”还未能全部完善，U-2退役计划被再度推迟。

发展沿革

研制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不声不响地开始了。由于传统的情报收集手段不能满足要求，苏联人的远程轰炸机、弹道导弹、潜艇和核武器等重点研制计划从西方世界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美国迫切需要获得苏联重点国防建设方面的情报，所以，美国军方准备着手研制一种新型高空侦察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雇于柯达公司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理查德·莱亨出现，并在欧洲负责美国空军侦察部队照相器材的管理与维护。战争结束后，莱亨回到美国潜心研究照相侦察技术。1946年和1948年，莱亨两次向美国军方提交报告，认为美国需要研制一种携带高分辨率照相机的高空侦察机，高度是成功进行越境空中侦察的关键。当时苏联最好的歼击机米格-17战斗机最多只能达到13000米的高度，如果设计的新型侦察机能在20000米高空飞行，“米格-17”就奈何不了它，而地面防空火炮就更不用提了。

最初，莱亨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但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让美国军方想到了用莱亨的“新型高空侦察飞机”来监视苏联军队在远东地区的部署情况。美国军方一开始使用的侦察飞机是波音公司的RB-47，但随着苏联防空力量的逐渐强大，RB-47侦察机已经失去了进入苏联领空遂行侦察任务的优势。这时，美国军方才不得不考虑研制一种飞得更高的飞机来执行这种“高空走钢丝”的危险任务。

建造沿革

1954年4月，位于加福尼亚州的洛克希德公司高级研发中心著名的“臭鼬工厂”向美国国防部递交了研制新型高空侦察机的报告，极力推荐其总工程师凯利·约翰逊提出的CL-282项目方案。它就是U-2侦察机的前身。约翰逊以喷气滑翔机为设计原型，用XF-104原型机的机身和尾翼为基础，加上翼展长达21.54米、展弦比为10的机翼，作为新型高空侦察机的主要结构。其飞行高度可达22250米，足以避开当时苏联各种高射炮、导弹和战斗机的截击；任务半径为3200千米，有效载荷为270千克；发动机采用通用公司刚刚研制出来的J73发动机。

CL-282项目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总统智囊团的注意。该智囊团的任务是向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战略建议，如何采取有效手段来对付苏联的核突袭。在充分了解CL-282项目的设计理念和可能扮演的角色后，智囊团极力向总统推荐这个项目：发展高空侦察力量，及早探知苏联核武器的发展情况，以谋求战略上的先发制人。经过总统智囊团的游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4年11月24日批准了该项目，并把计划的主导权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但空军还是为这个秘密计划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取消了他们原来与贝尔公司签订的订单，并正式将洛克希德的新飞机命名为U-2侦察机（U指多用途）。

U-2项目的安全保密工作，是自10年前“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来最严密的。承包商把合同给了“前台”的公司，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对洛克希德公司起主导作用的身份进行保密。经过挑选，内华达州沙漠中一个干涸的湖泊被选中作为飞机的试飞地点，并被冠以“大农场”的代号。

1955年7月24日，U-2的001号原型机由一架C-124运输机从伯班克秘密运至“大农场”试验基地。

1955年8月4日，U-2的001号原型机进行了首飞，并打破了由英国人保持的22707米升限的世界记录。虽然U-2的试飞很顺利，但在降落时还是出现了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在9月22日出现，U-2在19500米的高空飞行时，J57发动机第一次出现了空中熄火的故障，重新启动后发动机恢复工作，又飞行了20千米。但在飞机下降到18000米高度的时候，发动机再次熄火。这次一直下降到10000米的时候，发动机才恢复正常。要知道，设计制造一套能够在高空中连续安全运转八九个小时的动力装置并非易事。在新发动机换装之前，在17000至20000米的这段高度内又多次出现了类似的故障，U-2试飞员把这段距离戏称为“不毛之地”。由于飞越苏联领空的任务是极端危险的，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初想雇佣一些外国飞行员来执行这些任务。这样即使是在敌方上空被击落了，美国也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外国飞行员，中情局不得在美国空军寻找飞行员。经过挑选定下的人与中情局签订为期2年的服务合同，从军队退役加入到U-2侦察机项目中。为了保密，这些人对外的身份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雇员。所有飞机、情报传感器和生命保障系统的维护工作聘请非军方技术代表完成，高空侦察目标的选择和任务计划则由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位于华盛顿的项目司令部下达。

服役历程

1956年5月，首批4架U-2侦察机开始服役，1956年7月2日开始做侦察任务。

1956年7月4日，U-2侦察机飞越苏联领空，7月5日对莫斯科进行侦察。

1958年3月，U-2开始对中国进行侦察。

1960年5月1日，U-2在苏联首次被击落，并使U-2飞机公布于世。

1962年9月9日，U-2侦察机首次在中国被击落，有资料显示在中国共计损失五架。

1962年10月14日，U-2侦察机在对古巴进行侦察飞行时发现了在建的苏联导弹发射基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13天的对抗，最后以一架U-2侦察机被击毁而结束，算得上具有黑色幽默味道。U-2侦察机的改进型U-2R新开发后为TR-1侦察机。U-2R飞机曾参加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用作战术侦察机。

1963年4月，约翰逊正式申请对U-2进行上舰改装，内容包括加强起落架和增加尾钩，目的是使其登上航空母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坎宁安率领一个秘密研究小组访问了佛罗里达州的美国海军机场和航空母舰。海军负责该项目的官员是马丁·卡门上尉，他很快就被项目吸引住了。研究小组认为让U-2上舰的想法是可行，“白鲸”计划于是步入正轨。

1963-1964年冬，“臭鼬工厂”把两架U-2A改装成了U-2G舰载型。增加的尾钩来自美国海军T-2A喷气教练机，被安装在尾轮前的支撑发动机和机翼安装点的机身加强隔框上。飞行员拉动座舱中的一个T形手柄就能放下尾钩，后机身下方增加了小型尾钩整流罩来降低气动阻力，同时“臭鼬工厂”还为尾钩设计了塑料盖板，平时盖住尾钩以避免泄密。U-2G的单支柱起落架、尾翼和机身舱壁都经过了加强，足以承受着舰时对结构施加的额外载荷。美国海军的舰载机能够承受高达6米/秒下沉率，而U-2只能承受四分之一的下沉率。为了防止尾钩脱钩后拦阻索勾住尾轮，尾轮舱门还增加了金属偏转支架。U-2G还增加了放油系统以降低着舰重量，洛克希德当初在设计U-2时取消了很多标准设备，放油系统就是其中之一。舰载改装使U-2G增加了约160千克的重量。在改装飞机的同时，中情局也开始培训U-2舰载飞行员。CIA的U-2部队被称为“G分遣队”，驻扎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偏远的北基地。分遣队拥有8名飞行员和几架飞机，做好了随时前往世界各地执行侦察任务的准备。在“白鲸计划”中，G分遣队的所有飞行员都必须通过上舰考核。不久后，中情局特别行动办公室（OSA）就决定把U-2R投入实战。

1964年5月初，“突击者”号从旧金山启航，只带着船员和6架麦道公司F-4“鬼怪II”战斗机以及一艘护航驱逐舰，舰载航空联队的其他飞机都被留在了航空站里。但是舰上却搭载了U-2维护台架，包括照片判读员在内的U-2支援人员，以及该型的新型侦察相机。“鱼鹰”行动就这样开始了。这艘航空母舰正前往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处偏远海域，准备让U-2侦察一个政治敏感目标。中央情报局已经获得许可，让U-2飞越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新核试验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法国失去了在该国的核试验场，为此在太平洋穆鲁罗阿环礁建设了新的核试验场。

2002年4月，U-2进一步改进并开始无人驾驶改装。

2005年6月22日，美国空军一架U-2侦察机在返回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基地途中在该国坠毁，造成飞行员死亡。

2005年8月，完成了美海军通信数据链系统（CDLS）的关键改装测试，增强战场数据传递能力。

2006年6月，改进型号U-2S“龙女”（Dragon Lady）高空侦察机飞抵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2007年3月，有表明至少有3架U-2飞机发现了漏油问题，美国空军停飞了全球范围的U-2侦察机，做集体维修。

2011年3月，美国政府计划将32架的U-2延役至2015年，而奥巴马政府则试图执行一项九千一百万美金的预算案，以维持U-2机队的服役。

2011年6月29日，美国一架U-2S侦察机在中国北方附近外海3万米的高度飞行，我军两架苏-27战斗机立即升空拦截，U-2S侦察机发觉后立刻返航。

2016年9月20日，美国加州尤巴城附近，美国空军一架执行训练任务的U-2侦察机在萨特孤峰山（Sutter Butte Mountains）坠毁，两名飞行员一死一伤。

2017年6月6日，驻韩美军U-2侦察机部队于五月底临时迁移至位于日本冲绳嘉手纳的驻日美军基地。这是负责执行监视朝鲜任务的美国空军部队首次被迁至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

2020年8月下旬，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擅自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严重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严重违反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及相关国际惯例，中方对此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技术特点

设计特点

U-2侦察机的飞行高度很高，所以也被洛克希德的工程师们起了“天使”的昵称。在总体设计过程中，凯利·约翰逊遇到了难题，即如何在油箱容量和结构重量这两方面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为了能够执行长距离的飞行任务，U-2不得不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料，但由此增加的重量却让它不能飞到规定的安全高度。所以在U-2最初型号的设计中，约翰逊不得不对飞机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减重，一些一时半会还用不上的设备在设计中被去掉，一些设备的功能也被简化。如安装在U-2侦察机上的驾驶员座椅最初没有安装高度调节装置，如果由身材矮的飞行员驾驶飞机，就不得不在座椅上垫羊毛毯来增加高度。

气动结构

U-2侦察机在设计上采用了全金属悬臂中单翼，使用洛克希德公司的专门翼型。机身为细长的圆截面全金属半硬壳薄规格蒙皮结构，后机身两侧有液压操纵阻力板。悬臂全金属结构尾翼为正常布局，平尾可由液压操纵绕前缘改变安装角。由于机身细长，采用了独特的双主轮自行车起落架，主轮与尾轮均向前收入机身。可拆卸的机鼻、驾驶舱后的机舱内及机翼下的设备舱内，装有通信、导航、着陆仪表等系统。由于只装了一台喷气发动机，所以U-2侦察机的爬升速度比民用客机还要慢，驾驶时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另外，U-2上装有高分辨率摄影组合系统，能在4小时内、在15000米高空，拍下宽200千米、长4300千米范围内地面景物的清晰图像，并冲印出4000张照片用于情报分析；可以安装合成孔径雷达，穿透遮障侦察浅层的地下设施；还可以安装全景摄影、多光谱分析仪，以及能接收雷达信号、通信信号的电子侦察设备等。U-2侦察机虽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系统，但是它能在导弹来袭时撒出干扰金属箔片来干扰导弹、保护自己。

U-2侦察机使用的航空燃料也必须重新研制。普通航空燃料不可能在20000米高空正常使用，新型燃料则是一种特殊的低挥发、低蒸发压力的柴油。由于是在高空中长时间飞行，所以加压服的研制也很重要。早期的MC·2和MC-3型局部加压服，飞行员穿上后会很不舒服，特别是手腕和脚踝处，那里是局部加压服的缝合处。飞行员穿上加压服后，吃饭、喝水也成了大问题。第一代加压服没有考虑到飞行员如何“方便”，后来改为插入导尿管进行排尿，再后来改为用一种外置的水囊来排尿，这样飞行员才稍微舒服了些。为了减少消耗，飞行员往往在飞行任务的前一天吃少量富含高蛋白质的食物，避免在执行任务时内急。另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飞行员都只从他的头盔中获得氧气。U-2项目在加压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后来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

动力系统

U-2侦察机采用常规布局，机翼为大展弦比中单翼，其动力装置为一台J57（推力为48.9千牛）或J75-P-B发动机。飞行时高度是25000米以上的平流层，是普通飞机的2倍以上。飞机外表为了避免反射阳光涂成黑色，并加大机翼使其具有滑翔机特征，飞机在起飞时机翼两端有补助圈滑器，着陆的时候机翼端做为地面接触先着陆，后补助器滑行移动。在巡航高度（70000英尺）飞行时最高速度与失速速度仅相差18千米/小时，被认为是最难操纵的军用机。

为了减轻结构重量，机身全金属薄蒙皮结构，机身十分细长，也导致了U-2具有明显缺点。在1969苏联红军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时，导弹在飞机附近爆炸，爆炸产生的气浪导致飞机坠落，在坠落前飞机已被严重破坏。飞行员穿有特殊的增压服，根据报道增压服为宇航员用服装，具有生命维持装置。

侦照设备

U-2侦察机装备有8台照相侦察用全自动照相机，胶卷长3.5千米，可将200千米宽5000米范围的景物拍成4000张照片。4部电子侦察雷达信号接收机，无线电通信侦收机，辐射源方位测向机和电磁辐射源磁带记录机。U-2侦察机每6年或4000飞行小时就要进行一次定期基地级维修（PDM）。这项维修工程需要拆掉飞机的机翼和尾部，拆掉所有内部设备，用塑料喷丸除掉油漆，检查机身是否腐蚀或存在结构损坏。U-2侦察机擅长高空照相，机上装有长焦距航空相机，相机内装有宽20厘米、长2500米的底片，可以持续九小时多角度拍摄地面目标。据说，只要飞12架次，就能拍摄整个美国。

U-2侦察机照相的清晰度很高，在18000米的高空，地面人员的活动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此外，U-2高空侦察机还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不仅能侦察到对方陆空联络、空中指挥的无线电信息，还能测出对方的雷达信号。

衍生型号

U-2A

U-2侦察机首个量产型号，使用J57-P-37A发动机；

U-2B

U-2B是使用J57-P-31发动机的改进型；

U-2C

使用J75-P-13发动机的改进型；加大了发动机的推力，使U-2飞机可以飞到22738米，并从1959年以来成为美军的主力侦察飞机。

U-2D

改以双座，第二名飞行员负责照相舱的工作。

U-2E/F

加装了空中受油设备，使飞机空中停留时间长达14小时。

U-2G

加固起落架、加装着陆钩及扰流板的舰载改型，后项目取消；

U-2EPX

可以从航空母舰起降。

U-2R/TR-1

加大机身、机翼，翼下装有大型侦察吊舱，使用J75-P-13B发动机；外形比以前大了约1/3，更换了更新型的发动机，使飞机变得更加平稳和易于操纵，空中不加油可飞行15小时，巡航高度达22555米，高精度相机使其可以分辨地面10厘米的大小物体。这种U-2的改进型侦察机，曾在海湾和波斯尼亚地区执行过任务。

ER-2

U-2的改装型，作为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机，主要用于大气测量。

服役动态

初航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最终决定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之前，U-2先对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进行了一次试探性侦察。这次试探性侦察飞行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还是被地面防空雷达发现，只不过是没有收到正式的官方抗议而已。U-2侦察机首飞成功的消息传到白宫后，总统依然没有批准飞越苏联上空的侦察计划。在等待的过程中，U-2也没有闲着。1956年7月2日，2架U-2分别对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侦察，照片非常清晰。种种迹象表明，对苏联进行越境高空侦察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苏联上空的天气开始转睛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终于批准了对苏联的高空侦察任务，希望侦察飞行能最大限度地覆盖苏联重要目标，特别是轰炸机基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抗议很敏感，所以把U-2的行动期限定为10天。其实此时总统的心情很复杂，既对能收集到高质量的情报感到兴奋，又对可能引起的后果感到担忧。

195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U-2开始执行飞越苏联领空的行动。它首先从威斯巴登起飞，然后飞到波兰城市波兹南，再飞向白俄罗斯，之后向北转直到列宁格勒，最后飞越苏联的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后返航。这次成功的飞行总共历时8小时45分钟，覆盖了苏联高度机密的明斯克和列宁格勒，那里有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基地、海军造船厂和军事训练场等敏感目标。第二天，U-2又对莫斯科等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8小时侦察。虽然两次行动获得了成功，但均被苏联的防空雷达准确的地捕捉到，而且“米格”飞机都在U-2的下方出现，只是由于它们的飞行高度太低对U-2侦察机没有构成任何威胁。据分析，苏联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座重点城市的雷达探测能力是最弱的，也许这是因为自信的苏联人认为没有什么敌方的飞机能够飞到这些城市上空的缘故吧。

此后，U-2又侦察了乌克兰等地，最远一次一直飞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才返航。根据U-2发回的情报，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实际上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以前的数字是被夸大了。在此之前的数次红场阅兵中，苏联用他们手中仅有的十几架远程轰炸机重复通过红场上空，让美国误以为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至少拥有100架“米亚-4”重型喷气轰炸机。但U-2带回的照片证实这些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大大缓解了美国对于苏联“战争机器”的恐惧情绪。

苏联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外交照会，并附上了U-2侦察机入侵的详细路线图。照会中，苏联表达了对于美国飞机飞越其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强烈不满，并且认为非法进入他们领空的是美国空军的一种双引擎中型轰炸机。苏联人的这些判断是经过询问执行拦截任务的“米格”飞机驾驶员而得出的结论，由于这些“米格”飞机无法靠得更近，所以不能准确描述U-2侦察机。没有任何美国军用飞机飞越苏联上空，苏联的指责是蓄意的捏造。随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对美国入侵其领空的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但美国对上述两国的抗议不予理睬。

由于艾森豪威尔最初被告知的是苏联的防空雷达无法探测到飞行在20000米高空的飞行器，但这次接到苏联的照会和U-2侦察机入侵路线图后，他开始怀疑以后的侦察任务是否必要、是否安全。总统的信心受到了极大打击，他怕这样的间谍活动一旦被美国人知道后，自己也难以交代。U-2侦察机对华约国家的越境高空侦察任务被暂时中止了。虽然U-2侦察机在欧洲的行动暂时中止了，但在埃及却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了报复美、英收回对埃及阿斯旺大坝项目的投资，决定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迫使西方投资方退出公司。苏伊士运河是一条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100多英里长的狭窄水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实早在“苏伊士危机”爆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打算在土耳其的南部城市阿达纳部署U-2侦察机。但由于飞机和人员仍在训练中，这项部署计划一直拖到1956年9月初。在“苏伊士危机”的促使下，8月29日，2架U-2侦察机离开德国威斯巴登对地中海地区执行侦察任务。由于目标距离太远，它们在阿达纳作短暂停留并补充燃料。第二天，U-2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发现了集结的英国作战部队，战争很明显已经迫在眉睫。

美国当然不希望看到由于2个欧洲国家对埃及使用武力，而让中东地区对西方世界产生反感，从而给苏联进行渗透的机会。为了给英国施加压力，同时也向英国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是不希望看到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爆发冲突的。

1956年10月29日下午，以色列的伞兵部队进攻西奈半岛，随后是机械化部队深入埃及领土，“十日战争”正式爆发。就在战争爆发前三天，根据U-2侦察机发回的照片，美国人已经知道以色列可能会马上对埃及动手了。10月31日晚上，英、法军队介入冲突，轰炸了主要的埃及军用机场。冲突爆发后不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双方停火，此时苏联也扬言说要出兵保护埃及。艾森豪威尔立即要求U-2对叙利亚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苏联的军队进入叙利亚。U-2带回的情报显示，在叙利亚没有发现任何苏联的飞机与部队。由于总统的特别关注，从11月7日到12月12日，U-2对叙利亚共进行了14次侦察。1956年11月7日，英、法两国决定停火，月底开始从埃及撤军。这次事件中，美国政府一直掌握着主动，这要归功于U-2提供了快速而又及时的情报。

1957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没有批准U-2进入苏联的敏感地区，但对苏联边境地区的侦察往往会在无意中成为越境侦察。1957年3月18日，一架在苏联南部边境地区搜集地面雷达部署情况的U-2，由于飞行罗盘的故障进入了苏联领空。由于当时云层很厚，飞行员没有意识到已经进入了苏联空域——直到看到飞机下方出现了试图拦截他的苏联战斗机。

折翼

1957年5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态度终于开始松动。U-2侦察机从此可以对苏联的边疆地区进行侦察，如苏联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贝加尔湖和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1957年7月8日，一架从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起飞的U-2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侦察，这是U-2首次从美国本土起飞执行对苏联地区的侦察任务。1959年6月9日，U-2飞越苏联乌拉尔地区，对苏联的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侦察。侦察结果显示，苏联正在扩大它们的导弹发射基地。这年的下半年，U-2侦察机又多次对苏联地区进行了飞越行动。但行动进行得越来越艰辛，苏联的防空系统对U-2侦察行动的预警时间越来越短，跟踪时间也越来越长。

秘密侦察行动依然继续，直到1960年5月1日，一架从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机场起飞的U-2侦察机被苏联防空军的S-75防空导弹（北约代号SA-2防空导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被俘。关于这次事件，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由于U-2侦察机是美国军方最高机密，如果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军方在U-2侦察机上的弹射座椅后面安装了自毁系统，当飞行员弹射后70秒将启动自毁系统炸毁飞机。但鲍尔斯驾驶U-2被击中后不敢冒这个险，他不知道到底是先弹射还是先自毁，所以自己先弹射保命了，压根儿没有打开自毁系统，使得苏联人在地面上找到了U-2较完整的残骸。其实，选择五一国际劳动节对苏联进行侦察是相当愚蠢的，虽然这天苏联防空军的值班人员可能不是很多，但空中执行任务的苏联军用飞机同样也很少，苏联的雷达可以轻易地在“寂静的天空”中发现并跟踪U-2侦察机。围绕击落产生了一系列的版本，最离奇的编造是：苏联情报机关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侦知白沙瓦是U-2飞机的主要基地之一。他们不动声色地派遣了一个名叫彼得的特工，以勤杂工的身份打入白沙瓦空军基地。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彼得“偶然”地结识了美军机械师罗伯特。他投其所好，通过玩纸牌很快成了罗伯特的密友。从罗伯特那里，彼得探听到了U-2将在5月1日零点起飞，进入苏联执行任务的绝密情报。据苏联情报机关后来透露，彼得在将情报通知苏联间谍机关后，连夜潜入机场停机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截磁性钢丝插进U-2的高度仪。飞机上的高度仪是一种根据机舱外部气压的大小来测量高度的仪表，由于磁性钢丝的干扰，虽然高度仪的指针指在20000米，可实际高度可能只有不到15000米。关于一名苏联间谍潜入U-2飞机上用一根带有磁性的螺钉替换了高度表上的一颗，使鲍威尔误认为到了安全的2万尺高空.据Oleg Penkovsky，一名为西方服务的GRU特务称一共发射了14颗导弹击落U-2.据2010年CIA的解密文件，很长期间美国高层都不相信鲍尔斯的飞行回忆，认为他是叛逃者，原因在于NASA提供的监测报告显示U-2飞机最后的飞行是从65000英尺降到了34000英尺。一名飞行员称他驾驶一架改造后去掉了武器的苏-9用尾流干扰了U-2使它坠落，他说如果被导弹击中U-2的飞行员不可能生还.2000年Sergei Khrushchev（赫鲁晓夫之子）写书称Mentyukov根本没有撞中U-2，第一颗导弹在U-2近处爆炸从而撕掉了尾翼使得飞行员得以逃伞.

U-2在苏联上空被击落、鲍尔斯被俘使毫无准备的美国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最初，苏联方面没有任何动静。美方不知道鲍尔斯的死活，认为在20000米的高空，飞行员即使从飞机中弹出来也很难存活；而且U-2飞机上有自毁装置、不会有把柄落在苏联人手里。所以极力否认，只是由NASA出面，宣称只是一架搜集气象资料的飞机迷航。可苏联人很快将U-2飞机残片找到、拼好，并对生俘的美国飞行员公开审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出面承认，是他亲自批准这些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的。

鲍尔斯被俘后，U-2侦察机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坠落会引起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鲍尔斯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原定在5月中旬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强高峰会议的流产和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的取消。东西方冷战再起，接着是古巴导弹危机，人类几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鲍尔斯事件”后，美国彻底停止了U-2侦察机对苏联地区的飞越侦察活动，U-2的身影开始频繁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远东地区出现。1961年4月，U-2侦察机多次对古巴进行侦察，为即将进行的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做准备。“猪湾入侵”失败后，U-2每个月就要对古巴进行一次侦察。到了1962年的春天，中央情报局获得了苏联在古巴活动增多的报告，U-2对古巴的侦察增加到每月至少2次。侦察情报显，古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萨姆”防空导弹，对古巴的侦察也变得越来越危险。1962年10月14日，理查德·海泽尔少校驾驶U-2发现苏联在古巴开始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由此拉开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濒临战争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的序幕。在U-2侦察机提供的导弹照片和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苏联终于从古巴撤出了弹道导弹。从某种意义上说，U-2侦察机成了挽救世界的“救星”。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如果让苏联在美国的“后院”部署弹道导弹成功，接下采解决问题的方法恐怕就只有战争了。经过这番折腾，U-2侦察机更是家喻户晓，爱尔兰一个乐队还以U-2作为他们乐队的名字。

击落

U-2从1956年6月开始对苏联进行侦察。屡次遭到苏联防空军的米格-19P等战斗机迎击。不过，能对U-2产生威胁的战斗机并不存在。在1960年5月1日在苏联领空由CIA所属的U-2侦察机侦察时，苏联S-75地对空导弹进行了迎击，U-2被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逃生并被苏联俘虏作公开审判，以间谍罪起诉。美国以KGB特工佐鲁道夫-阿贝尔做交换。

关于这架飞机之所以被击落产生出一系列谣传，最有名的是因为这架飞机被苏联的特工在仪表盘上做了手脚，飞行的高度未达到2.5万米，但仪表盘却显示达到飞行的高度已达2.5万米。最终被苏联的S-75防空导弹击落。

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共击落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5架。

侦察

2020年8月25日，美国U-2高空侦察机擅自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严重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严重违反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及相关国际惯例，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甚至造成海空意外事件，是赤裸裸的挑衅行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总体评价

U-2上舰显然不容易。正如坎宁安所指出的：“舰载机的操作、起飞和回收将永远属于特种作业，对甲板工作人员和飞行员都提出了相当高的技能要求。”此外，高度机密的U-2上舰行动还对海军经过精心磨练的舰载航空兵作业程序造成了干扰，甚至需要在甲板下方找个秘密舱室对U-2拍摄的底片进行冲印和初始判读。坎宁安预言日后的U-2上舰任务都需要“国防部最高级别官员”的批准。

陈毅：用竹竿捅下来的

原文：“打不下来的U-2”被我军首次用导弹击落，陈毅：用竹竿捅下来的

1962年9月9日，中国空军打破了“U-2侦察机无法被击落”的说法。

当时的中国军方，被外界认为技术落后，空军装备不行，面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对手，几乎没人认为我们能有所突破。

可是，事实却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陈毅在面对记者时笑着说：“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到底，这个简单的回应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技术突破与军事博弈？

美国的U-2侦察机，自1956年投入使用以来，几乎成为美国获取情报的利器。

U-2的设计理念，是通过极高的飞行高度，躲避地面防空武器的追击，最初的设计高度，可以达到21,000米。

面对U-2，中国空军显得毫无办法，美国利用U-2在中国上空的飞行，轻松地获取了大量情报，侦察活动，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几乎没有任何防空导弹，能够达到如此高的高度，更不用说击落它。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技术处于落后状态，防空力量薄弱。

美国的高空侦察机，肆无忌惮地飞行，无人能阻挡，这种局面，没有让中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妥协。

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寻找突破口。

面对空中的U-2侦察机，地面防空的技术难题，成了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难题。

1961年，正值中苏关系遇冷时期，中国在技术和战略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愈加明显，尤其是对中国核设施的监视。

每一次U-2的飞行，都在向中国传递一种无形的威胁——无法摆脱掌控，美国通过U-2侦察机，收集情报，更是对中国的一种侮辱和威慑。

中国的防空技术，曾被认为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这些侦察机，每隔一段时间，就能侦察到中国的军事动向，迅速将情报传递回美国。

中国军方深感威胁，尤其是在经过了，朝鲜战争的洗礼后，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面对U-2这种让人束手无策的高空侦察机，军方的防空专家们没有放弃，必须做出改变。

为了应对U-2侦察机的威胁，中国开始着手发展地空导弹技术。

中国的导弹技术起步较晚，刚开始时根本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来面对美军先进的空中力量。

中国利用有限的资源，不断进行实验，研发出了具有一定威胁的防空导弹。

1960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萨姆-2型地空导弹，这是中国防空力量的一个重大突破。

萨姆-2导弹被认为能够击落空中敌机，是对抗美军高空侦察机的关键武器。

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这种导弹系统，成功部署到实际战斗中。

萨姆-2型导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除了射程和精度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操作人员的训练，和系统的协调问题。

那时，中国的军事技术整体上，处于薄弱状态，很多人员的操作经验几乎为零。

解放军的技术人员，积极学习苏联的导弹技术，同时加紧进行自主研发。

萨姆-2导弹系统不是全然依赖外部的技术，包含了复杂的雷达锁定系统和火控设备，关键在于如何精准地，打击高空高速飞行的敌机。

每一发导弹的发射，背后都是一次精密的计算与预测。

目标速度、飞行高度、导弹的飞行轨迹、雷达锁定系统的稳定性……这些都决定了，导弹是否能够命中目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军地空导弹部队，进行了大量的实战演习。

每一次的发射，都成为中国防空力量的一次试炼。

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防空部队的技术人员和操作员们，从最初的不懂操作，到后来能够熟练掌握这些，高精尖的武器装备，每一次进步都让人惊叹。

1962年，中国终于完成了对萨姆-2导弹系统的有效部署。

导弹部队的成功建设，为后来的战斗提供了基础，而就在此时，U-2侦察机的频繁出现，激起了中国军方的强烈反应，中国空军，终于迎来了挑战美国的机会。

U-2侦察机的威胁已经持续了数年，空中的美国侦察机，依然在中国上空肆意横行。

中国的导弹部队，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实践，终于可以迎接这场空中的挑战。

所有的准备工作，所有的技术储备，都为了这一刻的来临。

美国的U-2侦察机，进入了中国的空域，根据情报，U-2将在一天之内，多次飞过江西省鄱阳湖一带。

导弹部队得到了指令，开始严密监视。

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操作员们进入了战斗状态，开始全程锁定目标，这一刻，所有的训练、所有的技术，最终都要付诸实践。

1962年9月，U-2侦察机再一次飞越江西鄱阳湖的上空。

中国的防空部队早已严阵以待，雷达屏幕上，敌机的身影逐渐清晰。

指挥员冷静地观察着飞行轨迹，整整一个上午，雷达屏幕上都没有消失过，那架不断逼近的U-2侦察机的信号。

它像一只无形的眼睛，悄无声息地扫过中国领土，收集着情报，监视着一切。

这一次，导弹部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

指挥员指挥下，操作员们开始调整，射击角度和发射准备，目光紧紧锁定着即将到来的目标。

面对这架高空飞行的敌机，萨姆-2导弹的发射将决定一切。

每一秒钟的等待都异常紧张，空气仿佛凝固了，导弹发射的瞬间，所有人的心跳几乎都停顿了。

只见一条火龙划破天空，朝着远处的U-2侦察机扑去。

导弹突破了云层，飞速接近，就在最后的几秒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U-2侦察机瞬间被爆炸吞噬。

整个过程迅速而决绝，完全打破了美国，对中国防空能力的高估。

中国的防空力量，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也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军力的崛起。

几十次的演习，数不清的测试，换来了这一刻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信的宣言。

面对美国的超级武器，中国成功地迎头而上，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军力的偏见。

击落U-2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

中国军方的反应迅速而低调，既没有过多的庆祝，也没有做过多的宣传。

陈毅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以一贯的幽默风格回应了外界的关注：“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这句话，瞬间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经典的名句。

对于陈毅来说，这是一种自信的表达，在面对强敌时，能够从容自若、充满幽默感，既是一种外交技巧，也体现了中国在困境中，逆袭的决心和实力。

陈毅的那句“用竹竿捅下来的”，显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在西方媒体和一些国际观察者眼中，中国一直处于技术落后的局面，无法与美国等军事强国抗衡。

而这次成功击落U-2侦察机，却给了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中国能够打破外界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拥有了足以捍卫自己领空的能力。

陈毅的幽默回应背后，是中国自信的体现。

陈毅以他独特的外交风格，将这种胜利转化为一种轻松的语言，让中国军力的崛起，更具震撼性。

从战略角度来看，击落U-2侦察机，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防空能力和技术实力。

冷战期间，尤其是对抗美国的背景下，任何一次军事胜利，都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

U-2的击落，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的军事能力，也为中国的国防发展，树立了新的信心。

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轻视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强大实力的民族，能够捍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主权。

在面对敌人的威胁时，中国不低头，迎难而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参考资料：

• 李伟. 《中国防空导弹发展史》.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 王建国. “U-2侦察机事件与中国防空技术的突破.” 《军事历史》, 第29卷, 第3期, 2017, 页码45-58.

我们击落了U-2高空侦察机

原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我们击落了U-2高空侦察机

今天是9月9日，可能很多人觉得平常，但对于解放军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62年前的今天：1962年9月9日，中国地空导弹部队首次成功击落了著名飞贼——绰号“蛟龙夫人”的美制U-2高空战略侦察机。

虽然国民党集团在1949年就退守台湾，但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要扩大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于是美台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由台湾当局出人，美国出装备，共同对大陆进行战略侦察。最初美台倚仗着装备技术优势，在大陆上空来去自由，但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解放军开始重点关注本土防空作战，美台的侦察机随之开始大量损失，最后美国人开始把压箱底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台湾，这就是RB-57D高空战略侦察机。

RB-57D侦察机是美国在英国“堪培拉”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基础上加大翼展，更换发动机从而研制的一款高空战略侦察机，该机的最高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超过了当时红色阵营装备的所有战斗机和防空武器的拦截高度，因此该机在窜入大陆活动时，虽然每次都能被防空雷达发现，但是却从来没有被击落过。这种情况一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变化：在1959年新中国建国10周年国庆时，台湾的RB-57D侦察机再一次飞临北京，但这一次RB-57D被腾空而起的秘密武器一举击落，整个过程干净利索。

这种能够在2万米高空击落RB-57D的秘密武器，就是中国刚刚从苏联引进不久的“萨姆-2”防空导弹，而中国地空导弹兵也创造了全球第一个用导弹击落飞机的世界记录。不过美台并不甘心失败，很快他们又拿出了最后的王牌——U-2高空侦察机。

U-2侦察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根据F-104战斗机的机体，加上超大的平直翼设计而来的单发单座战略侦察机，该机最大飞行高度可达惊人的27000米，并且可以在21300米的高空稳定飞行，这比RB-57D还高了一千多米，依靠着高空飞行的优势，U-2得以在整个红色阵营上空横行无忌，不过美台当局还是忘记了一点：解放军手里有先进的萨姆-2地空导弹。

不过大概是受了RB-57D被击落的刺激，U-2飞机虽然在大陆横行，但却从不来北京。为了击落这个空中飞贼，经过中央领导研究决定，当时解放军的5个地空导弹营，只留一个保卫北京，其余4个营全部悄悄派出去全国设伏，打击U-2！这样一段著名的“导弹打游击”的故事由此诞生。当时为了配合地空导弹打游击，空军部队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在1962年8月底，解放军连续两天从南京起飞轰炸机前往南昌，造成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假象，而蹲守在台湾的U-2果然按耐不住，猎物上钩。

在1962年9月9日早晨，一架U-2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直扑大陆纵深，目标直指南昌。很显然这架U-2目的就是侦察解放军轰炸机密集调动的原因。但是U-2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是解放军的一次“钓鱼执法”，先通过轰炸机的调动，引诱U-2出动，然后再由地空导弹部队提前设伏，将其击落。

果然在U-2直扑南昌的同时，地空导弹二营不负众望，一举击落了这架U-2侦察机，创造了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击落U-2的记录。从1962年到1967年的5年时间里，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南征北战，总共击落了5架U-2高空战略侦察机，而迄今为止，全球一共仅击落7架U-2，其中苏联击落一架、古巴击落一架，其余五架全部是中国击落。我国创造了击落U-2最多的历史记录！

中国的无敌击落纪录

原文：全球最致命的U-2侦察机：中国的无敌击落纪录

U-2侦察机：中国科学家的创新之路U-2侦察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侦察能力的先进武器装备，备受世界关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侦察机曾长时间盘旋于中国上空，成为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其高空侦察特性使得普通战机和炮弹难以击中，即便在直线侦查任务中被敌方雷达发现，也很难将其击落。

据悉，全球仅有7架U-2被击落，而其中有五架却毁在一位中国科学家的手中，这位科学家就是张履谦。当U-2首次出现时，中国无法从苏联采购唯一具备攻击U-2能力的导弹——萨姆-2号导弹，因此开始了仿制之路。张履谦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他设计了一套系统，通过雷达扫描飞机位置，传达给导弹，引导萨姆-2号导弹攻击目标。

1962年，中国成功使用萨姆-2号导弹在江西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这一消息传回美国，引起了一片哗然，美国不得不对U-2进行紧急升级，加装雷达侦察报警系统，以感知导弹信号并发出警报。然而，中国科学家并未束手无策。面对U-2的升级，他们研究出了“近快战法”。

这种方法利用其他雷达先对U-2进行照射跟踪，避免了U-2上的报警系统被触发。等到U-2进入导弹射程后，再转换为萨姆-2号导弹信号，使得U-2难以躲避，从而成功击落两架U-2侦察机。然而，美军并未罢休。1964年，美军U-2侦察机再度现身，这次他们采取了新的对抗方式，几乎让中国导弹难以击落。

在这场技术博弈中，中国科学家始终保持着创新的劲头，不断寻求应对之道。张履谦的研究发现，U-2可能已经安装了干扰系统，这导致我国发射的导弹在制导过程中发生偏移，难以准确命中目标。面对这一挑战，他建议改变发射信号为连续照射信号，从而实现导弹的连续制导。

这一创新方法的成功应用，帮助我国成功击落了又一架U-2侦察机，并将这项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次胜利也标志着我国军事科研力量的不断发展，红旗-2号导弹的成功使用更是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次成功击落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军在防空领域的地位。这段历史充分表明，技术的不断创新对于军事实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至此，我国共成功击落了五架美军U-2侦察机，而其中张履谦功不可没。如今，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为祖国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他的智慧和毅力在军事科研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杰出代表之一。

被竹竿捅下来的黑鸟

原文：被竹竿捅下来的黑鸟：U-2侦察机全解

U-2侦察机的研制背景主要源于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抗。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传统的情报收集手段无法满足需求，苏联的重点国防建设项目如远程轰炸机、弹道导弹、潜艇和核武器等，在西方世界的视野中消失了。为了获得苏联重点国防建设方面的情报，美国军方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空侦察机。在这种背景下，U-2侦察机应运而生。

它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照片，用于分析敌方军事部署、基础设施等情况。此外，U-2侦察机还具备电子侦察能力，可以检测对方的雷达无线电信息和雷达信号。

U-2侦察机的研发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美国军方开始寻找一种能够在高空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和实验，洛克希德公司最终设计出了U-2侦察机。该飞机采用了单座单发的设计，配备了高分辨率的照相机和电子侦察设备，能够在高空长时间滞留并执行侦察任务。

U-2侦察机具有出色的侦察性能。U-2侦察机还具备穿透云层和障碍物的能力，可以探测浅层地下设施。

U-2侦察机自1956年开始装备美国空军以来，一直活跃在军事侦察领域。它也有15架U-2侦察机在其他国家的领空被击落。尽管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但U-2侦察机仍然以其出色的侦察性能为美国军方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U-2侦察机与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冷战期间，美国曾多次派遣U-2侦察机对中国进行侦察活动。这些侦察活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和抗议。1962年，一架U-2侦察机在中国上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U-2侦察机作为一款高空侦察机，在冷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以其出色的侦察性能和可靠性为美国军方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U-2侦察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限制。尽管它仍然具有一定的侦察能力，但在现代战争中可能已经无法适应所有的需求。因此，对于U-2侦察机的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其历史背景、性能表现以及现代战争的需求等因素。

7架被击落，5架在中国

原文：美军U-2侦察机，全球仅7架被击落，其中5架在中国领空

七架，仅仅七架U-2侦察机被击落，这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多，但这可是当时最先进的玩意儿，号称能飞到平流层，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有多难打下来，对吧，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七架里，竟然有五架栽在了咱们手里，想想都觉得热血沸腾，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段历史，感受一下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0年代，那真是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新中国才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际局势又紧张得跟拉满的弓似的，美军的U-2侦察机就像一只讨厌的苍蝇，整天在我们头顶上嗡嗡乱飞，刺探情报，简直让人恨得牙痒痒，这U-2啊，可不是一般的飞机，飞得高，飞得快，普通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根本够不着，雷达虽然能发现它，可当时的导弹技术又跟不上，你说气人不气人。

咱们国家也不是吃素的，一看这不行啊，必须得想办法把这玩意儿打下来，当时唯一能和U-2抗衡的，就是苏联的萨姆-2号导弹，可是，我们想买，人家还不卖，怎么办，自己造呗，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简直比登天还难，但咱们硬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愣是搞出来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人——张履谦，他可是咱们防空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克难关，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可以引导萨姆-2号导弹精准打击U-2的系统，这就好比给导弹装上了眼睛，让它能“看到”目标，精准打击。

1962年，江西上空，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随着一声巨响，一架U-2侦察机被萨姆-2号导弹凌空打爆，这消息传回美国，那可是炸开了锅，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竟然能把他们的“王牌”给打下来，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赶紧给U-2升级，加装了雷达预警系统，希望能躲过导弹的攻击。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咱们的科学家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很快就研究出了“近快战法”，简单来说，就是用其他的雷达先跟踪U-2，等它进入萨姆-2号的射程之后，再突然切换信号，让U-2来不及反应，直接被击落，这一招，又干掉了两架U-2。

美国人这下可慌了，他们又想出了新的招数，给U-2加装了干扰系统，这下我们的导弹又开始打不准了，眼看着U-2又开始在我们头顶上耀武扬威，张履谦老爷子坐不住了，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破解之法，他建议将发射信号改为连续照射，让导弹一直锁定目标，这样一来，干扰就失效了，这一招又奏效了，又干掉了一架U-2，这技术含量，杠杠的！

后来，咱们的红旗-2号导弹也研制成功了，这可是完全自主研发的，性能更加先进，又成功击落了一架U-2，至此，我们一共击落了五架U-2侦察机，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奇迹，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和汗水，是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真的让人感慨万千，那时候的条件那么艰苦，技术那么落后，但我们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五架U-2的残骸，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不仅象征着我们国防力量的提升，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如今，张履谦老爷子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明星，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我们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像他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无私奉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学习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你说，对不对？

中国造红旗2号地空导弹

该型导弹是中国制造的第一代地空导弹，1966年3月开始装备部队，用于打击高、中空敌机和其它空中目标。

1967年9月8日，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使用该型导弹在华东地区击落国民党空军美制U-2高空侦察机1架。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有效射程：12至32千米
• 作战高度：3至24.5千米
• 目标最大飞行速度：420米/秒
• 制导方式：无线电指令制导

“红旗”2号地对空导弹是中国仿苏联萨姆-2导弹研制的导弹，其外形与萨姆-2地对空导弹相似，但在性能上作了21项技术改进。该导弹由二级火箭组成，一级火箭由固体燃料推进器、连接舱和稳定尾翼组成，用于起飞加速；二级火箭由战斗部、无线电引信、液体火箭发动机、导弹控制系统和弹体组成，用于续航飞行和击毁敌目标。1967年9月8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对空导弹在浙江嘉兴上空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红旗-2地空导弹：强弓长箭射天狼

原文：红旗-2地空导弹：强弓长箭射天狼

在今年盛大的国庆阅兵式中，“红旗”系列的多型导弹集体亮相。看着这些导弹威武的身形，无数国人为之欢呼雀跃，为之热血沸腾。

自豪之余，也让人不由想起红旗-2地空导弹（下文简称“红旗-2”）。作为我国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2及其改进型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我国的防空导弹已经由单纯的仿制走上自行研制的道路。50多年后，我们回望来路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有了红旗-2的成功研制与不断改型，此后一系列新型防空导弹的研制才有了坚实的技术与人才基础，我国的万里长空才有了不断刷新与升级的钢铁屏障，得以保持和平与安宁。

如今，“红旗”系列的防空导弹已经涵盖了中远程、中高空到近程超低空的火力范围，形成了“红旗漫天”之势，成为我国防空力量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一架硕大的飞机残骸，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军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残骸的旁边有标牌，标牌上有文字说明，提示参观者这架飞机残骸是由4架U-2高空侦察机残骸拼起来的。

在U-2高空侦察机残骸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矗立着红旗-2。作为曾经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强弓”，此时的红旗-2通体已被刷成银白色，若不留心，很难在诸多展品之间发现它。但是，走近细看，就会发现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凌厉之势，犹如时刻就会腾空而起。

如今，作为功勋兵器之一的红旗-2更像一个功成身退的老兵，精神矍铄却悄然无声。如果人们不去细细探问，很难知道它也曾经一飞冲天、建功苍穹。

名副其实的“高端”赶考

红旗-2的前身是红旗-1，而红旗-1则是苏联S-75地空导弹的仿制产品。

作为苏联第一代实用化的防空导弹系统，S-75地空导弹由拉沃契金设计局和“金刚石”中央设计局联合研制，最初目的是为了防范携带核弹的美英战略轰炸机对苏联主要城市实施核打击。

从研制时间上看，这型导弹从1953年11月开始研制到1957年12月通过技术验收，前后用了4年多时间。如果不是苏联前期研制的S-25防空导弹系统为其提供了大量铺垫与经验教训，S-75地空导弹的研制时间可能还会更长。

从研发的背景到初衷，从研发所用时间到研发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S-75地空导弹系统当时都属于高技术含量的高端兵器。

此后的战绩也证实了这型防空导弹的性能与威力。从1958年起装备苏联国土防空军后，1960年5月苏军就用它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击落U-2高空侦察机。

而研制红旗-2则是要在这样的高起点上再进一步，通过自主研发，赋予红旗-1先前所不具有的抗干扰等多种能力。

显然，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高端”赶考，而且是一场迫在眉睫的赶考。

当时，在我英勇的防空部队官兵接连击落美蒋U-2高空侦察机之后，对手采用了新改进的机载电子预警系统，该系统能在飞机被导弹锁定后指令干扰机自动发射干扰信号，成功躲开导弹攻击。

如何使地空导弹重获高空摧毁U-2侦察机的能力？成了当时摆在我国导弹研发人员面前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不用去赘述研发红旗-2时我国研发人员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只要明白一点：研制红旗-2，是要对红旗-1和S-75地空导弹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就可以知道其难度。

以解决导弹抗干扰问题为例，研究人员夜以继日地分析试验。针对敌机预警系统发出的干扰信号比真实回波信号滞后0.3个微秒的特点，他们设计出一个“去伪存真”的电路，这个电路可以滤掉干扰信号，留下真正的敌机信号。随即，该电路被成功加入红旗-2武器系统中。而像这样的问题，在研发红旗-2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在性能上做了21项改进。

从1965年开始研制，到1967年6月定型。两年多时间里，我国技术人员完成了一次大考。自主研制的红旗-2不仅继承了红旗-1射程远、拦截空域大、杀伤威力强的优点，而且大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综合性能得到很大提升。

用自己的“竹竿”捅下飞机

回看过去那段历史，人们细心分析就会对先辈们更加充满敬意。1958年我国引进了5套S-75地空导弹和62枚导弹。1959年10月7日，地导2营就首开纪录，击落窜犯的敌RB-57D高空侦察机。至1965年1月，防空部队的官兵先后4次击落入侵的U-2高空侦察机及数架无人驾驶飞机。从列装到形成战斗力，时间之短让世界震惊！

如此机智英勇、战力惊人的部队官兵，换装红旗-2后能否再立功勋、续写传奇？这既是对英雄的防空部队官兵的挑战，也是对红旗-2真实战力的检验。

与红旗-1相比，红旗-2增加了燃料舱容量，加大了前翼面积，增加了射高与射程，还有针对性地加装了“28号反干扰电路”。作为一种用液体燃料提供动力的导弹，它的最大射程达到35公里，最大射高为27公里，发射准备时间仍然较长。

关键的一战很快到来。1967年9月8日上午，我军雷达侦测到，敌U-2高空侦察机从江苏启东入陆，经金山飞往杭州湾方向。而此时，距离红旗-2的定型时间只有两三个月。

地空导弹14营的6发导弹接电同步做好发射准备后，带有干扰机的U-2高空侦察机却避开导弹火力范围，擦边飞向杭州湾。但就在解除接电指令下达仅半分钟后，敌机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再次直飞嘉兴。

当敌机距地导14营阵地35公里时，指挥员立刻下令打开制导雷达。敌机见势不妙，立即施放干扰，向左侧大坡度逃跑。我雷达操纵员打开反干扰雷达，保证了正常跟踪，同时连续发射3发导弹。一分钟后，第二发导弹一举命中目标，敌上尉飞行员黄荣北毙命于座舱内。

我国再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消息震惊了世界，而研发该型导弹的技术人员和使用该型导弹的防空部队官兵更是欣喜异常。在此之前，防空部队官兵用S-75地空导弹击落U-2高空侦察机时，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戏称，U-2高空侦察机是“用竹竿捅下来的”。那么这次，则是英勇的官兵用我们自己的“竹竿”捅下了这架号称世界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

当时的人们不会知道，这根“竹竿”背后，隐藏着多少科技人员夜以继日的呕心沥血。简单的一个“捅”字，又不知凝聚着多少人的智慧与汗水。

如果没有钱文极、陈怀瑾、吴大观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辛努力、倾心付出，就不会有红旗-2的诞生。如果没有我雷达部队等部门的通力协作，没有我军官兵创造的“弹炮结合、协同作战，动静结合、机动歼敌，巧妙示形、以假隐真，疏散配置、集中使用”等战术战法，也不可能击落U-2高空侦察机。

到上世纪60年代末，我国具备了批量生产红旗-2的能力，年产量可装备25个营。

从一枝独秀到蔚然成林

在北京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航空博物馆里，有一处模拟地空导弹阵地。这个阵地由红旗-2和制导站组成，部分重现了红旗-2当年在防空作战中的场景。

而在今年9月本报刊登的《军队系统“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及事迹简介》中，笔者又看到了“岳振华”这个名字，这位中国首批组建的地空导弹营的首任营长，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带领部队4次击落美蒋高空侦察机。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这些，都彰显着一个事实：功臣永远被铭记。

作为我国空军的主力防空导弹，红旗-2在长期服役过程中，一直在与敌航空兵器的斗智斗勇中不断改进。最初它发展出以坦克底盘做载车的红旗-2B以及使用卡车做载车的红旗-2J，后来又推出了红旗-2F、红旗-2P和红旗-2乙等型号。红旗-2甲和红旗-2乙先后参加了1984年和1999年的阅兵式。

每一次改进都意味着性能的提升，每一次改型都汇聚着新的战力，每一次成功升级都使我国“高空篱笆”扎得更紧。

在此过程中，我防空官兵用红旗-2又击落过3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和1架米格-21战斗机，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也屡屡建功。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技术的发展，早期的红旗-2性能上已经难以适应现代作战需要，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老兵永不凋零。红旗-2研制成功的意义在于，它迈出了我国自主研制防空导弹的关键一步，并通过不断改型，攻克了难以胜数的科研难关，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掌握地空导弹系统研制技术的人才队伍，建起了完善的地空导弹生产体系，为我国自行研制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兵虽老，但家族繁盛，“红旗”仍然漫卷长空，这也许最能诠释当年那些峥嵘岁月红旗-2横空出世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我国防空导弹家族的常青树

原文：我国防空导弹家族的常青树，红旗-2防空导弹

我国“红旗”系列防空导弹是从仿制苏联而起家的。红旗-1防空导弹是中国根据前苏联C-75型(北约命名为SA-2)地空导弹系统仿制的半固定式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1958年6月开始仿制，1964年12月10日，中国仿制“斯-75”型地空导弹成功，命名为红旗1号导弹系统。

该系统由导弹、发射架、制导站等组成。导弹动力装置由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液体火箭发动机两级组成，导弹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弹长10.90米，弹径0.65米，翼展2.56米，发射重量2160千克，最大速度3马赫，射程13-29千米，射高3-22千米，战斗部为高能破片杀伤型，单发命中率68%,主要用于攻击高空、高速飞机和飞航式导弹。不过由于该系统机动性差，命中率低，易受电子干扰，故不久就不再生产。

通过对红旗1号导弹系统的仿制，中国防空导弹研制、生产、试验达到了初步配套，科技队伍也迅速成长，为走向自行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不断派高空侦察机对中国大陆进行侦察、窜扰。1959年10月至1965年1月，中国防空导弹部队用红旗-1防空导弹多次击落入侵的U-2型高空侦察机及无人驾驶飞机。但后来的入侵飞机采取了欺骗式干扰，红旗-1已不能适应严峻的电子战形势，急需研制抗干扰能力强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1965年4月，有关部门对改进设计抗干扰能力强的中高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进行了分析论证，确定了研制方案，开始研制红旗-2导弹系统。为加快进度，整个研制试验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本试制阶段，使用战斗弹11发，分别对不同高度和不同速度的模拟目标伞靶和中速、中空靶机进行射击。第二阶段为遥测弹和补充试验阶段，目的在于摸清控制系统性能和气动力系数在高空的变化情况，检验数学模型的正确性。

红旗-2导弹于1967年6月27日定型，随即装备部队。红旗-2导弹系统的基本作战单位为营，包括6部发射架及底盘、24枚导弹和1个制导站。导弹长10.84米，发射重量2322千克，最大速度3.8马赫，射程7-35千米，射高1-27千米，战斗部为高能破片杀伤型，单发命中率73%-92%。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抗干扰能力强，不仅具有迎向攻击能力，还具有侧向攻击和尾追攻击能力。1967年9月8日，我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在浙江嘉兴首次用新研制的红旗-2防空导弹，在有干扰的条件下击落一架U-2高空侦察机，证明了该导弹采取的抗干扰措施非常有效。在以后的国土防空作战中，用红旗-2导弹又击落过3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和1架米格-21战斗机。

红旗-2的研制成功及其在防空作战中取得的辉煌战果，标志着我国防空导弹的发展已由单纯的仿制走向自行研制的道路。而且在长期的生产、使用过程中，研制人员和使用部队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采用新技术，对导弹和制导站不断进行改进，发展了红旗-2B、红旗-2F、红旗-2J、红旗-2P等多种改进型号，使其作战能力不断提高，并一直服役到现在，是我国防空导弹领域的常青树。

当年令美国U2侦察机胆寒的国产杀器

原文：当年令美国U2侦察机胆寒的国产杀器——红旗-2地空导弹

红旗-2地空导弹是中国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它的前身是红旗-1，而红旗-1则是苏联S-75地空导弹（北约代号：萨姆-2）的仿制产品。

S-75地空导弹最初是为了防范携带核弹的美英战略轰炸机对苏联主要城市实施核打击而研制的。中国于1958年引进了S-75地空导弹。

1964年1月，为满足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国防部五院提出在红旗一号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红旗二号导弹的任务。经过努力，1967年红旗-2导弹研制设计定型，批量装备部队。

红旗-2继承了红旗-1射程远、拦截空域大、杀伤威力强的优点，并且提高了抗干扰能力，综合性能有很大提升。1967年9月8日，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14营使用红旗-2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一架 U-2侦察机，经此一役，红旗-2型地空导弹成为中国空军防空部队装备序列中的重要力量，陆续装备200多个防空导弹营。

红旗-2及其改进型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的防空导弹已经由单纯的仿制走上自行研制的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还曾在红旗2型防空导弹的基础上，研发出代号为“B610/8610/M7”的战术导弹系统并出口，该导弹射程150千米，速度3.8马赫，将原有的防空战斗部换为对地高爆战斗部，装药170公斤。其部分技术被一些中东国家所借鉴，用于研发自己的战术弹道导弹。

红旗2号地空导弹是我军装备数量最多的全天候、中高空、中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担负要地防空任务，用于对付敌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和侦察机等。我国还向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等国家提供了红旗-2武器装备。

红旗-2防空导弹在国土防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保卫国家领空安全做出了贡献。

S-75防空导弹（萨姆-2地空导弹）

S-75（北约代号：SA-2防空导弹）是苏联第一代实用化的防空导弹系统，1954年10月由拉沃契金设计局和KB-1设计局（即“金刚石”中央设计局）联合设计，1957年莫斯科五一节阅兵式公开。

S-75 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为了防范携带核弹的美英战略轰炸机对苏联主要城市实施核打击。但自从问世起，它对抗的第一个目标却是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频繁穿越苏联、中国和古巴领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

进入 60 年代，随着美苏核力量主力由轰炸机转为战略核导弹，S-75 的目标定位再次发生改变：从一种纯粹国土防空武器转变为以国土防空为主，兼顾野战防空；以打击中高空目标为主，兼顾低空目标的通用型防空导弹，并在后来的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中大显神威。

• 中文名：S-75防空导弹系统
• 外文名：S-75 Surface-to-Air Missile
• 前型/级：S-25/萨姆-1防空导弹
• 次型/级：S-125/萨姆-3防空导弹
• 研制单位：“金刚石”中央设计局
• 研制时间：1953年11月20日
• 服役时间：1958年
• 定型时间：1957年12月11日
• 国 家：苏联
• 导弹类型：中高空防空导弹

发展沿革

早期尝试

1945 年随着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得到了不少德国留下的航空遗产，其中就包括“瀑布”和“莱茵女儿”导弹，并开始以此为原型研制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当时这个任务落在 NII-88 研究所身上。可是后来这个项目突然被中止，原因是 NII-88 的竞争对手——1 号特别技术局（SB-1 设计局）在背后施加影响。这个局很有来头：技术负责人是当时著名的雷达专家 Pavel N. Kuksenko，而局长则是 Sergei L. Beria——当时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儿子，他们建议从头研制一套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因此到了 1951 年，最初的研究项目都停止了，所有人都被转去从事新型 Berkut（意为“金鹰”，也正是 Beria 和 Kutepov 二人名字缩写）系统的研制工作。斯大林看到美军 B-29 轰炸机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后，指令“金鹰”系统必须在一年内研制完毕并装备部队，承担起保卫莫斯科的重任。

“金鹰”是个很庞大的体系，主力是 56 个围绕莫斯科周围构成两道环形防线的导弹团。每道防线由一部 B-200 大型雷达站和 60 具导弹发射架构成。采用的导弹是由当时苏联最优秀的飞机设计师拉沃金（就是二战中“拉”系列战斗机的总设计师，战后拉沃金在与米格设计局竞争新一代喷气式战斗机中落败，从此退出战斗机设计领域专攻导弹设计）主持设计的 V-300 导弹——实际上是一枚单级火箭。这段时间苏联政坛发生地震：斯大林病故，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逮捕枪决，政治运动波及到科技领域，其子 Sergei L. Beria 被赶出 SB-1 设计局。剩下的技术人员在继任领导者——著名导弹设计师 S.A. Respletin（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拉斯普列京）领导下组成新的 KB-1 设计局——就是后来著名的 Almaz（金刚石-安泰）设计局的前身，这个设计局后来垄断苏联防空导弹总体设计领域长达半世纪之久。Berkut 系统也被重新命名为 S-25 系统。

S-25 系统耗资巨大，撇开要构筑专用的导弹阵地不说，光围绕莫斯科市构建两条环形公路消耗的水泥就抵得上当时苏联整整一年的产量。到 1954 年 3 月第一个 S-25 防空导弹团部署完毕；1956 年 6 月开始承担战备值班任务。而美国同类产品——“奈基”防空导弹系统早在 4 年前就开始部署了，更尴尬的是由于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本盯准 B-29 轰炸机进行开发的 S-25 系统的性能已经严重落后，根本无法满足要求。迫不得已之下苏联人又尝试研发铁路机动的 S-50 防空导弹系统和 DAL 系统，但很快就无疾而终了。

正式研制

正当苏联人为了 S-25 的性能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一种中型防空导弹系统却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就是 S-75 系统。与之前的 S-25 相比，S-75 的定位要低一些：保卫除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外的苏联城市和军事目标，因此其技术指标也不像前者那么苛刻。更重要的是担纲 S-75 总体设计的就是拉斯普列京，此前他也主持设计了 S-25 系统，在地空导弹设计领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针对 S-25 暴露出的问题，S-75 的总体设计思路有一些变化：

首先 S-25 系统采用固定阵地部署，机动性很差，部署起来很不方便，敌机只要在其射程外拐个弯就可以轻易绕开它；其次由于采用的是单级火箭，V-300 导弹的重量很大但射高不足，无法拦截高空高速目标；最后 S-25 系统中 B-200 雷达同时承担了搜索、跟踪目标和引导攻击的任务，由于苏联在电子元器件方面技术落后，B-200 雷达的跟踪精度很低。于是，拉斯普列京对 S-75 系统的设计方案提出了三点针对性改进意见：

• 首先 S-75 系统需要具备一定的机动性，有利于快速转移和部署；
• 其次为了对抗高空高速目标，新导弹必须具备较好的高空高速性能，但不过分追求射程；
• 最后为了在保持搜索距离的前提下提高雷达跟踪精度，S-75 系统的雷达系统只能采取按照功能分置的设计原则进行射击，就是测距雷达和跟踪制导雷达分别设计。

这三条构成了 S-75 的基本设计原则。

S-75 系统于 1953 年 11 月 20 日开始研制，由“金刚石-安泰”设计局的 Boris Bunkin 设计团队全权负责该项目研制工作。为了追求更高的制导精度和更小的体积，科研人员打算用新型 V 波段（发射波长 6 厘米）制导雷达来代替 S-25 系统上 N 波段（发射波长 10 厘米）雷达。但是由于苏联电子工业水平限制，V 波段制导雷达迟迟不能定型，倒是 N 波段雷达上的关键部件——新型磁控管已经研制完毕。不得已之下 S-75 系统分成两个型号并行研发：使用 RSNA-75 低频雷达作为制导雷达的 SA-75“德维纳”系统；和使用性能较为先进的 RSN-75 高频雷达的 S-75N“德斯纳”系统。两个系统都用苏联境内的河流命名，这一命名习惯后来贯穿苏联防空导弹系统研发历程始终。

而在导弹弹体设计方面，由于拉沃契金忙于 S-25 和 DAL 系统导弹部分的设计，不得不成立一个新团队负责 S-75 的弹体设计，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拉沃契金的副手之一——Pyotr Grushin。Grushin领导的团队就是后来著名的火炬机械制造设计局的前身。

Grushin 在设计 S-75 系统的导弹部分时，也充分吸取了 S-25 的经验教训。S-75 系统的导弹为两级火箭。发射时一级火箭起到助推器作用，燃烧完毕后自动脱落，二级火箭推进导弹继续飞行。这样导弹的灵活性和对抗高空高速目标的能力也越强。1955 年 4 月，代号为 1D（1 号项目）的导弹在苏联卡普斯金亚尔导弹试验场试射成功。

1957 年 12 月 11 日，SA-75 系统通过技术验收，当年计划生产 40 架发射架和 1,200 枚导弹，实际生产了 30 架发射架和 621 枚导弹。而按照 1956-60 年的苏联“五年计划”规定，需要生产足够装备 265 个导弹营的装备外加 7,220 枚导弹。自此苏联国土防空军终于拥有了可以大量部署并具有实际作战能力的防空导弹系统。

技术特点

基本情况

每个发射营装备六枚发射架成六边形布置。导弹为两级发动机，第一级固体燃料助推段工作4-5秒，弹径0.645米；第二级发烟硝酸-煤油液体发动机工作22秒，弹径0.5米，推力2650千克。发射营的火控系统站能跟踪一个目标，利用三个信道同时制导三枚导弹拦截目标。

战斗部重195千克，内装135千克炸药，低空杀伤半径65米，高空杀伤半径250米，平均精度75米。单发杀伤概率70%，三发杀伤概率95%。

载车为吉尔ZIL-157半拖车，最大时速35公里。

发射架为CM-63单臂全回转，重8400千克，最大仰角65度，电驱动，再装填时间10分钟。

雷达组成

“匙架”（Spoon Reset）预警/搜索雷达，作用距离275千米 “边网”（Side Net）测高雷达。

“刀架”（Knife Rest）指示/跟踪制导雷达，作用距离65千米。

“扇歌”（Fan Song）制导雷达距离达发现目标距离70千米以上，自动跟踪距离55千米，采用机械双天线双波束扫描方式，能够同时跟踪6批目标和制导3发导弹攻击一个目标。

服役动态

苏联以连为单位，中国以营为单位使用。

SA-2虽然老旧但是曾经也是仅有击落高空侦查战机战果的导弹1957年12月苏联政府批准定型，1958年起迅速装备苏联国土防空军，到1960年已达到1000具以上发射架。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协议引进C-75防空导弹系统。1958年10月6日，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1营在北京成立；12月6日，北京军区空军组建了地空导弹第2营；1959年1月18日，南京军区空军在徐州组建了地空导弹第3营。1959年4月，空军地空导弹各营赴西北靶场进行实弹打靶。1959年9月担负首都防空作战值班。1959年10月7日，地空导弹第2营在营长岳振华指挥下在北京通县张家湾上空击落”台湾空军“飞行员王英钦上尉驾驶的RB-57D侦察机，这是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1960年5月1日苏军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击落美U-2高空侦察机，俘获美军飞行员鲍尔斯。

越战期间，北越大量使用 SA-2 对抗美军，初期效果甚佳，每射击 2~3 枚即有一次战果，但随着战事延长，美军的科技能力与电子作战能力远超出苏联的估计， 至1969 年之后，已经是每射击 70 枚才有一次战果，北越空防除数量优势外，几乎是破产边缘。

1964年12月，中国仿制的红旗-1防空导弹系统初步定型，取得了击落敌机的战果，但没有大量生产和装备。对S-75小改提高了电子对抗能力的红旗-2防空导弹，主要目标是U-2侦察机，于1966年试制成功。1967年6月定型。

埃及仿制型号为“Tayir as Sabah”

2021年5月31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叙利亚政府军防空系统战斗编组军官表示，叙利亚军人在防空部队演习中使用S-75防空导弹系统击落一架无人机。叙利亚政府军的一名军官还表示，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苏联S-75防空导弹系统依旧有效。他说：“如果仔细维护它的技术状态，它会非常好用。维护这个系统并不难，叙利亚军人拥有使用这种系统的丰富经验和技能。这种系统非常可靠，一切取决于军人如何使用它。”他还表示，S-75防空导弹系统也曾被用于与恐怖分子的作战。他说：“我们用它对付现代化的无人机。我们的一个连队发射了一枚导弹，击落了一架这样的无人机。那是一年前的事情。”

相关事件

2015年11月10日，《兵器》杂志编辑发布的一组照片，展示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又一种脑洞大开的土造武器——车载大口径火箭弹（约700毫米），似乎比中东其他武装派别使用的卡桑火箭强大很多。

根据肖描述，这种火箭弹是从萨姆-2防空导弹改造而来的，其粗短的身躯可以看到其尾段的翼面和火箭发动机段（原防空导弹的固体燃料助推器），导弹前端的战斗部段看起来则像是中东战乱地区常见的武器作坊产品，两者对比可以看出，原装导弹助推器的工艺水平比前面的战斗部段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SA-2导弹是苏联制造S-75“德维纳河”防空导弹的北约代号。这种导弹设计工作始于1953年，1957年投入使用，是设计时间较早的著名防空导弹，被许多国家广泛使用，我国就曾仿制该型导弹，并命名为红旗-2型。根据相关信息，叙利亚拥有275枚S-75防空导弹，因此也很容易被反政府武装（包括“伊斯兰国”IS）获得。

因为高空防空作战的需要，原本S-75“德维纳河”防空导弹虽然不细（弹径700毫米），是一种修长秀美的导弹（长度10600毫米）。然而，叙利亚反对派将其助推器段直接拆下来当做火箭发动机，加上一段长度相当的战斗部段，使得整个火箭弹变得非常粗短矮胖。这种火箭弹搭载在一辆普通的中型卡车上，其液压杆与火箭发射导轨看起来像是翻斗车的零部件，车体后方还有驻锄，以应对火箭弹发射时巨大的冲击力。

型号谱系

• SA-2A：S-75 德维纳河Dvina (Двина)装备“扇歌”-A制导雷达、V-750或V-750V 导弹。1957入役。有效射程8-30km，有效射高450-25,000 m
• SA-N-2A：S-75M-2沃尔霍夫河-M Volkhov-M (Волхов)。在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捷尔任斯基”号上尝试安装了1座双联C-75导弹发射架和配套的雷达、弹库，效果并不成功。
• SA-2B：S-75 杰斯纳河Desna (Десна)，“扇歌”-B制导雷达，V-750VK或V-750VN 导弹。1959入役的第二代系统。装备了更强大的助推段发动机。有效射程500-30，000m，最大射程34km.
• SA-2C：S-75M 沃尔霍夫河Volkhov。 “扇歌”-C 制导雷达，V-750m导弹。 SA-2B的改进型，1961年入役。V-750m导弹射程提高到43km，最小射高降低到400m.
• SA-2D：“扇歌”-E制导雷达，V-750SM导弹。有效射程6-43km，有效射高250-25000m.
• SA-2E：“扇歌”-E制导雷达，V-750AK导弹。可装15kT核弹头或295kg常规战斗部。
• SA-2F：“扇歌”-F制导雷达，V-750SM导弹。1968入役，针对越南战争与中东战争的教训加强的抗干扰能力。
• S-75M：伏尔加河Volga(Волга)，1995年设计。

总体评价

S-75系统与现代化欧美雷达相比，操作过程复杂，进入战位与接敌反应速度慢，抗干扰性能差。 但据说南盟击落F-117隐形战机的SA-2，就是因为这种老式大波长雷达可以微调后短暂侦测到F-117这种初期型隐形战机，美方对此说法尚无定论。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频道近期报道，自1957年开始装备以来，S-75防空导弹系统成为同类型导弹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型号。

空军的军徽一直就是红色八一吗？

原文：我国空军的军徽一直就是红色八一吗？其实它还有这些变化

1949年以前，东北老航校曾经使用过两种我军的机徽。45年10月至47年5月，使用了和当时旧政权空军机徽一样的基本图案，只是围着带齿的圆形图案加了一个白圈，飞机尾翼4蓝3白的横道改成了4红3白的横道。

1946年4月，东北老航校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到1947年，航校的训练飞行空域范围增大，旧政权的飞机又经常到解放区骚扰。而东北老航校原来使用的机徽又很难和旧政权的空军机徽相区别，为此，东北老航校正式提出了更换机徽的请示。在研绘机徽草案时候，五角星是尖头的，政工人员提出不要锋芒毕露。所以就改成了平头。

1947年5月7日，这个机徽就正式启用。航校机构通知说：“我航校飞机，最近练习飞行，经常练习于东安，千振地区之间，为便于识别，特制定以红五角星中间加中字（全红色）为该校飞机符号，我各部队注意识别，勿生误会，特此通知。”这个机徽从1947年5月一直使用到1949年9月，共两年零4个月。

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新的空军要有新的形象。1949年三月，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专门听取了东北老航校领导的为建立人民空军的工作汇报及组件的具体建议。中央决定立即成立航空局，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做准备。

航空局的工作十分繁忙，机构领导亲自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新机徽在报经中央批准以后，于1949年10月1日开始启用。

1949年，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受阅的17架飞机都是“运输大队长”送给我军的礼物。这17架飞机全部喷了新的油漆，机身上喷涂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熟悉的带金黄色边缘红带的八一五角星机徽。同时，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新机徽的飞行中队。

到了21新世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空军结合国际潮流，吸取了国际经验。空军飞机不再注重鲜艳显眼的标志图案，飞机本身也是涂刷了低可视度的涂装。一些轰6轰炸机身上最早开始涂装低可视度的八一机徽。虽然在这个高科技的年代，雷达情报系统让人们摆脱了目视搜索敌情的工作。因为军用飞机毕竟是军事用途比较注重伪装效果，所以我们看见的空军飞机经常有各种迷彩伪装图案，以及低调的八一机徽标志。在近距离战斗和战场伪装上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小小的一枚八一机徽看似简单，其实承载着我国空军历史沿革发展。在这背后浓缩着中国空军几代人的奋斗历史故事和空军新时代的未来发展。参考资料：《航空知识》

歼击机

战斗机也称歼击机，20世纪40年代曾称作“驱逐机”，是用于在空中消灭敌机和其他飞航式空袭兵器（如巡航导弹）的军用飞机。它是仅次于侦察机，最早出现的军用机种。其主要任务是空战、夺取制空权，也可为己方轰炸机或运输机进行沿途护航，或拦截入侵的敌机。现代战斗机普遍装有航空机炮、格斗导弹、航空炸弹等武器，还有火力控制系统、电子对抗设备和通信导航识别系统。具有速度大、上升快、升限高和机动性强等特点。

战斗机起源于一战前夕。二战中，活塞式战斗机在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上达到顶峰。二战末期，出现了喷气式战斗机。二战后，喷气式战斗机开始取代活塞式战斗机。越战之后，喷气式战斗机追求高速、高空转向，提高机动性，并完善航空电子系统和机载武器系统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航空电子系统和机载武器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开始追求隐身性、超机动性等性能。1913年由法国生产的索尔尼埃L型飞机被公认为世界航空史上第一种可有效进行空战的飞机。1915年，德国装备了机枪-螺旋桨射击协调装置的福克E1飞机是世界上第一种具有实战价值的战斗机。1956年7月19日，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试飞成功。2018年2月9日，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由于战斗机的诞生，航空作战史开始进入了真正的空战时代。战斗机是空战的主要武器，是对地面目标突击的重要武器，在战争中具有广泛作用。战斗机性能也是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军用飞机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志。

战机分类

按用途，可分为制空战斗机和多用途战斗机两大类；按重量，可分为重型和轻型两种。广义上还包括专门用于国土或地区防空的截击机和对空对地两用的战斗轰炸机。

发展沿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率先把地面机枪装在飞机上用于空战，随后出现了专门的战斗机。这期间的战斗机多是双翼木质结构，采用活塞式发动机，主要武器为机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斗机的结构发展为单翼全金属结构，机上装机枪或航空机关炮，机内装有无线电通信设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塞式战斗机的飞行速度为750千米/时，升限12000米。较著名的战斗机有美国的P-51、英国的“喷火”、苏联的拉-7、德国的Fw.190和日本的“零”式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喷气式战斗机开始投入使用，如德国的Me-262，速度达到900千米/时左右。

20世纪50年代初，喷气式战斗机已基本取代活塞式战斗机。到60年代，喷气式战斗机的最大速度为M2.0左右，实用升限接近20000米，并开始装备空空导弹，机载设备日趋完善。较著名的战斗机有美国的F-104、F-4，苏联的米格-21、米格-23，法国的“幻影”Ⅲ等。

70年代，根据多次局部战争的经验研制出一批机动性好、格斗能力强的战斗机，如美国的F-15、F-16，法国的“幻影”2000，苏联的米格-29、苏-27等。这些飞机均已大量装备部队。80年代以后，新型战斗机已试飞或装备使用的有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研制的“台风”、法国的“阵风”、瑞典的JAS.39“鹰狮”、俄罗斯的苏-37和美国的F/A-22、F-35等。这类战斗机的共同特点是布局新颖，发动机推力超过飞机重量，放宽静稳定度、火力和机动能力强，起降滑跑距离短，F/A-22还具有隐身特性和不开加力进行超声速巡航的能力。

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起生产歼击机的航空工业。1956年7月，歼-5歼击机试飞成功。1958年，歼-6歼击机首次试飞。1966年，开始生产歼-7歼击机。1969年7月，歼-8歼击机首次试飞。在歼-8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歼-8Ⅱ全天候歼击机于1984年6月试飞成功。90年代研制成功新一代歼击机。所有这些飞机都先后投产并装备部队。20世纪50～60年代，有些国家把装有雷达、适于全天候作战，主要用于拦截敌机的战斗机称为截击机。当时的截击机比一般战斗机上升快，增速性能好，作战半径大，但格斗能力差。由于现代战斗机基本上都装有雷达，有较大的作战半径，可完成截击机的任务。70年代后，除苏联外其他国家已不再研制专用的截击机。21世纪初俄罗斯仍保持并发展原有的米格-25与米格-31截击机。

1. 机体。除某些主要受力部件常用合金钢制成外，其他部分多用铝合金。20世纪70年代以来，碳素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逐渐增多。新型合金材料，如铝锂合金已应用。机身或机翼上通常装有可收放的减速板，必要时可用来减慢飞行速度。

2. 动力装置。普遍采用小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在后机身内安装1～2台，总推力约为飞机正常起飞重量的100％～120％。发动机进气口设在机身两侧或腹部。90年代的战斗机有的采用长方形的二元喷口，可在一定方位角上减弱喷射气流的红外辐射；有的采用可偏转喷口，便于利用折转喷射气流技术（称推力矢量技术），提高战斗机机动能力和起降性能。

3. 飞行控制系统。已发展为电传操纵和光纤操纵，并可与其他系统交联，用计算机进行统一管理。飞行员操纵飞机需要的各种信息都可按照不同飞行模态在平视显示器和多功能下视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头盔瞄准具也得到了应用。

4. 无线电通信与导航设备。以超短波通话为主，不少机型还装备有调频短波电台和其他通信设备。能直接与陆军、海军部队联络，也可使用全球通信卫星系统。很多战斗机的领航设备配备了完全自主式的惯性导航系统和卫星定位系统。

5. 火控系统。由目标参数测量设备、计算机、载机参数测量设备、显示设备和瞄准控制设备等组成，主要用来保证各种机载武器发挥最大作用。80年代的战斗机都有雷达，有的还安装激光测距仪或其他光电探测设备。

6. 电子对抗设备。已成为现代战斗机机载设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中的雷达告警装置和红外告警装置，在敌方雷达跟踪或有空空导弹逼近时发出警告，并可显示跟踪雷达的方位及类型。此外，有的飞机还装备红外、激光等多种电子干扰设备，以及敌我识别装置。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战斗机，高空最大速度为2000千米/时以上，超低空允许最大速度1350千米/时，升限18500米左右。多数战斗机不带副油箱时的最大航程约2000千米，带副油箱时为5500～6000千米。作战半径大于800千米。从马赫数0.9增速到马赫数2.0约需2分30秒。从海平面上升到10000米高度约需1分30秒。海平面最大爬升率超过300米/秒。低空慢速盘旋最小半径约450米。飞机的允许载荷因数9.0g。有的战斗机瞬时盘旋角速度为30度/秒。机头能在短时间内偏转很大的角度，有利于发射格斗导弹。新型战斗机维护简便，有的机体蒙皮60％面积可以打开，以便进行快速维修或更换其中部件。更换一台发动机，3人1小时即可完成。有的飞机再次出动时间，包括加油、挂弹等，单机不超过15分钟。

重要部件（如发动机、雷达等）采用单元体结构，发生故障时可按单元体调换。机上各系统都有自动检测功能，出现故障后可用字符或声音告知飞行员，同时自动记录备查。由于机上设备和系统自动化、一体化与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战斗机装有飞行和作战软件，并在飞机使用过程中不断对软件进行维护、纠错、修改和发展，以适应敌情和作战环境的变化。新型战斗机每架都可配备2～4枚中、远距导弹和2～4枚格斗导弹，另有航空机关炮作为辅助武器。机载火力控制系统可保障使用多枚空空导弹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格斗中，飞行员双手不离开油门杆和驾驶杆，即可使用雷达和全部机载武器（称两杆技术），便于集中精力注视目标，提高作战效能。目标信息可在本机组中各机共享，并可由地面、预警机及卫星直接提供。有些战斗机还有很强的对地攻击能力，可挂数吨炸弹或多种空地导弹，总的作战效能远远超过20世纪50年代的轻型轰炸机。

战机划代

国际

关于战斗机的划代，有过“传统四代划分”“俄罗斯五代划分”和“美国五代划分”等几种方法。

“传统四代划分”只覆盖超声速战斗机，将20世纪50年代早期服役的一倍声速战斗机列为第一代，将稍后服役的二倍声速战斗机列为第二代，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以高机动性为主要特点的战斗机列为第三代，将21世纪开始服役的综合性能更高的战斗机列为第四代。

“俄罗斯五代划分”大体同上，但把“传统四代划分”中的第二代变后掠翼飞机（米格-23、F-111）单列为一代，称为第三代；其他划分相同，故而多出一代。这种划分法一直由苏联采用，并沿用至俄罗斯。

“美国五代划分”把喷气式战斗机列为第一代，把高亚声速、后掠翼战斗机列为第二代，低超声速战斗机和Ma2一级的战斗机都列入第三代，而第四、第五代以综合性能提升为主来进行划分。

2024年7月，英国“暴风”战斗机是贝宜系统公司正在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计划于2035年投入使用，将逐步取代“台风”战斗机。

中国

可以称其为“新五代划分法”，各代典型特征和代表机型概述如下：

第一代战斗机：含早期喷气式及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亚声速和高亚声速战斗机（Ma0.6~0.98），代表机型有米格-15、F-86和中国歼-5。

歼-5战斗机（英文：Shenyang J-5或F-5，北约代号：Fresco，中文：壁画），是中国沈阳国营112厂（现称：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仿制的单座单发第一代战斗机，是中国制造并装备空军的的第一种高亚音速喷气战斗机。该机参照苏联米格-17φ（米格-17F）型战斗机研制，采用机头进气的后掠式中单翼机气动布局。歼-5飞机是全金属结构，体积小，重量轻、低空机动性能好，装配中国产“涡喷-5”型发动机。

第二代战斗机：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服役的Ma1一级、低超声速战斗机（Ma1.3～1.5），代表机型有米格-19和中国歼-6。

1963年12月5日，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简称“航定委”）主任委员曹里怀在歼-6飞机试制定型鉴定文件上签字。

第三代战斗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服役的Ma2.0一级的战斗机，代表机型有米格-21、F-4、F-104和中国歼-7、歼-8。

第四代战斗机：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的、以高机动性为主要特点、综合性能显著提升的战斗机，代表机型有米格-29、苏-27、F-14、F-15、F-16和中国歼-10、歼-11。

第五代战斗机：21世纪开始服役的新一代战斗机，代表机型有F-22、F-35、苏-57和中国歼-20。

中国歼击机

中国歼击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主要用来歼灭空中敌机和其他空袭兵器的飞机，其特点是速度大，上升快，升限高，机动性好。

1956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歼-5在沈阳首飞成功。揭开了中国制造喷气式歼击机历史新篇章，为自行设计制造歼击机奠定基础。

中国歼击机的一代机型到第五代机型科技不断发展，研究出了歼-20、歼-31、歼-11B等各种机型。

发展沿革

发展进程

新中国建国后，迅速开始了仿制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工作。中苏政府于1951年10月正式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同年4月18日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飞机的维修工作。1951年底航空工业局共下属18个工厂，职工近一万人。1951年12月，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要在3到5年的时间里试制成功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及米格-15。后歼击机项目改为试制更加先进的米格-17喷气式歼击机。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1956年9月8日，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种歼击机歼-5--喷气式，即米格-17Ф型，随后获批准批量生产。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歼击机的国家之一。

2015年3月11日，由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7架歼-10表演机赴马来西亚参加兰卡威国际海空展，并进行飞行表演。曾在国庆60周年首都阅兵庆典上飞越天安门的4名歼击机女飞行员，将驾歼-10首次进行海外飞行表演。这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继2013年参加莫斯科航展完成海外首秀后，再次飞向国际飞行表演大舞台，向世界展现中国力量、精神和文化。

作战用途

歼击机是用于歼灭敌方飞机和其他空袭兵器的飞机，亦称战斗机。具有火力强、速度快、机动性好等特点，是航空兵空中作战的主要机种，也可用于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现代的歼击机设备已经相当先进，不仅有各种导弹、机关炮，还有完善的全方位雷达和抗电子干扰系统等先进设备。歼击机的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说自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不久，就有了歼击机。但最初军方并不重视飞机对战争的作用，开始时只是搞一些侦察活动。后来有人将炸药搬上飞机，在侦察敌军阵地时，扔些炸药下去，因此出现了轰炸机。可是不久，各国都有了飞机，有时两国的侦察机在空中相遇，为了表示对敌人的愤怒，双方的飞行员只挥一挥拳头。以后，飞行员又把各种枪支带上了飞机，这样歼击机就出现了。于是很快引起军方的重视，纷纷研究起歼击机来。

机型系列

歼击机的命名方式为：“歼”加序号。歼击机的外文编号为：汉语拼音首字母加序号。

一代机型

歼-5

1956年7月19日，中国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歼-5的原型机由试飞员吴克明驾驶成功首飞，这架机身前部印有鲜红的“中0101”字样的银白色歼击机的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掌握喷气技术的国家之一。歼5战斗机一亮相，就在东南沿海击落美制台湾来犯战机八架，其后更为中国的国土防空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该机全部采用中国自制零件制造组装。

二代机型

歼-6

1964年1月，沈阳飞机厂成功地仿制出前苏联米格-19型超音速歼击机，命名为歼-6，该歼击机于1959年9月23日首飞成功，它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进入了超音速时代。六十年代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歼6，印巴战争中歼6共击落一架米格-21，八架苏-7和三架英制“猎人”战斗机。当时在巴的美国顾问认为歼6技术水平相当高，爬升率比印度的米格-21和巴基斯坦当时拥有的美制F-104都快，低空缠斗性能好过当时亚洲除F-86外的所有战机，随着时代的进步装备数量曾高达3000架的歼-6已逐步退出现役。

歼-6战斗机（英文：Shenyang J-6或F-6，北约代号：Farmer，中文：农夫），是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工业公司制造的单座双发超音速喷气战斗机，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局部制空权，也可执行一定的对地攻击任务。

歼-7

1967年6月，中国为了国土防空和夺取战区制空权，以苏联米格-21战斗机为基础，研发了单座单发轻型超音速歼7战斗机。因为当时中苏交恶，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从前苏联得到的有关米格-21战斗机的大部分技术资料，到手的资料也有有很多的错误，使得该机的研制过程步履维艰，最后经过负责此项目的沈飞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艰苦努力，硬是看着样机，用“照猫画虎”的方式成功的仿制出了歼-7战斗机。通过歼-7战斗机的研制，中国走完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开发战斗机的全过程，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歼-7战斗机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的主力战斗机，仍在中国国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歼-8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歼-8型歼击机可以看作歼-7的双发放大型，采用两台涡喷-7甲发动机为动力，单台加力推力大约59千牛，机载设备最初的设想采用火控雷达为核心的全天候火控系统，但是由于机载火控雷达迟迟未能取得突破，中国空军决定先研制采用雷达测距器的白天型，然后再研制装备火控雷达的全天候型，最终歼-8基本型装备的机载航空电子系统基本上是歼-7相关设备的改进型，包括测雷-2雷达测距器、JHK-03瞄准具以及导弹射击计算机等构成歼-8白天型的机载火控系统，中国沈阳飞机公司从1965年开始研制歼-8基本型，1969年首次试飞成功，但是该机拖延到1979年才设计定型，1980年正式装备中国空军。

三代机型

歼-10

为了不在未来的战场上受制于人，中国于1988年开始了歼-10歼击机的完全自主的研发，该机是中国空军历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战斗机了。自从外界第一次发现它的存在起，各种关于它的传闻就一直没有中断，据说歼-10采用了中国20年改革开放中所开发积累的大量先进技术，如四重数位数字电传操纵系统、翼身融合技术、整体玻璃座舱、复合材料以及部分隐身技术等。因此歼10的任何动静都牵动国际军事观察家的神经，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还绘制了种类各异歼10三维立体模拟构 。

四代机型

歼-10B

根据当代空战需求，换用相控阵雷达，一体化蚌式进气道，自主研发的太行发动机的歼击机。

歼-11

俄罗斯苏霍伊公司出口到中国的苏-27重型歼击机，对空作战为主要用途。歼-11战斗机是中国购买的俄罗斯专利及授权的苏-27SK（苏-27的外销版）的国产组装飞机，属于三代半战机。该机由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建立生产线，俄罗斯供应主要零件与系统，建立生产与组装能力。

歼-11B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参考俄苏-27歼击机，自研配件在中国生产的重型歼击机。歼-11B重型战机是中国在引进前苏联/俄罗斯的苏-27SK后为提高航电系统效能而自行研制的第四代国产空中优势战斗机。在苏-27SK战机的设计基础上，换装了国产综合火控系统、全玻璃化座舱、四余度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涡扇10“太行”涡轮风扇发动机等核心部件。歼-11B重型战斗机将成为中国空军未来执行远程空优作战的主力。

歼-15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参考俄苏-33自主研发的中国首款舰载歼15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歼-16

沈阳飞机公司以歼-11BS作为基础，参考俄罗斯苏-30战机武器性能，研制出歼-16重型多用途双座歼击机。

五代机型

歼-20

歼-20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成飞公司研发的中国第五代隐身重型歼击机，采用两台国产涡扇10B发动机、DSI两侧进气道、全动垂尾，鸭式布局。该机于2010年10月14日完成组装，2011年11月4日歼20实现首飞，历时18分钟，这标志着中国隐形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歼-31

歼-31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沈飞公司研发的第五代隐身中型双发战斗机，采用双发、单座、固定双斜垂尾、蚌式进气道。

歼-35

歼-35A采用总体/气动/隐形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翼身融合、双后掠外倾垂尾、全动平尾的正常式布局，是隐形与反隐形作战体系的规模组成力量，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面作战，主要遂行夺取并保持制空权任务，打击敌方三/四代战斗机、地面/海上防空力量，拦截敌方战斗机、轰炸机、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

无人战机

暗剑无人机

由一航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的“暗剑”无人作战飞机具有超音速、超高机动能力和低可探测性，主要用于未来对空作战。2006年10月底，“暗剑”无人作战飞机在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引起轰动。“暗箭”设计独到，完全有别于当前无人机发展趋势，也与流行的B-2隐形轰炸机类型的无人机设计不同，很可能具备无人机空战能力。这个概念是西方也未提及的。

世界上大多数无人机都选择亚音速，但“暗剑”装有鸭翼和两具垂直斜翼的设计，表明它可能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可操作性和隐形能力也较为突出。此外，“暗剑”的发动机进气道位于机身前部下方，这与歼-10战斗机如出一辙，有助于提升战机的灵活性。 “暗剑”在气动设计上采用了类似B-2和F-117混合体的箭形翼身融合布局，机身部分在垂直方向上呈现出箭头形状的三角形，扁平的流线型机身和机翼圆滑过渡成整体升力面，机体设计能够与可伸缩前翼、常规机翼、尾翼组成适合高速和大过载机动飞行的整体布局。从外形上推测，“暗剑”应具有超音速、高机动能力和隐身性能，已经达到国际战斗机技术的较高水平。而且在珠海航展中曾经出现过的“战鹰”前掠翼隐身战斗机与“暗剑”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对中国新一代作战飞机平台寄予期盼的同时，又使其蒙上了一丝神秘色彩。。“暗剑”无人机的动力装置采用机腹进气布局和单台发动机，按照其技战术要求以及国内航空发动机的基本条件，可以判断该机是一种体积大于J-7而略小于J-8的中型战斗机。

利剑无人机

由中航工业设计制造的“中国利剑隐身无人机”在2012年12月13日总装下线，2013年5月开始，媒体曝光了“中国利剑隐身无人机”开始地面滑行测试的消息，本次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无人机隐身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未来空对地打击手段将趋于多样化。

从外形上看，“中国利剑隐身无人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飞翼，翼身融合且无明显过渡，与达索公司的“神经元”、美军的X-47B较为相似，后者采用了全飞翼、背部进气布局，该气动有利于飞行器提升隐形性能，全外形雷达隐身技术已经逐渐开始成熟并应用于无人机平台上。

2013年11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洪都飞机集团公司制造的“利剑”无人机在中国西南某试飞基地首飞成功。

歼-5

歼-5（英文：Shenyang J-5/F-5，北约代号：Fresco，译文：壁画）战斗机，是中国沈阳国营112厂（现称：中航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仿制的单座单发第一代战斗机，是中国制造并装备空军的第一种高亚音速喷气战斗机。

该机参照苏联米格-17Φ（米格-17F）型战斗机研制，采用机头进气的后掠式中单翼气动布局。飞机全金属结构，体积小，重量轻、低空机动性能好，装配中国仿制“涡喷-5”型发动机。

歼-5研制从1954年10月开始，1956年7月13日全部采用中国自制零件的第一架歼-5完成总装。1956年7月19日，歼-5原型机由试飞员吴克明驾驶首次试飞成功。歼-5自1956年9月正式投入批量生产，到1959年5月停产，共生产767架。在歼-5的基础上，成都飞机厂研制歼-5甲和歼教-5飞机，分别于1964年11月和1966年试飞成功。歼-5的研制装备，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战斗机的国家之一。

发展沿革

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朝鲜战争空战中面对美国空军的现实威胁，中国开始了仿制生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工作。

1951年4月18日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飞机的维修工作。1951年7月，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苏联航空工业专家组来到中国。1951年8月9日，航空工业局向中央报告了《航空工业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中苏政府于1951年10月正式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

1953年10月24日，航空工业管理局拟定了沈阳国营112厂（1957年6月15日更名为国营松陵机械厂）扩建为米格-15喷气式飞机制造厂的总体设计任务书，其中明确了要在1957年之前，建成年产1000架喷气式飞机的制造厂，并完成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试制任务。

由于苏联政府认为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已属于落后型号，即便是试制成功也将落后于时代，难以满足中国防空作战的需要，所以在1954年10月，建议中国停止试制米格-15歼击机，改为试制米格-17Φ歼击机。1953年11月25日，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移交米格-17Φ歼击机的制造许可证。与此同时，二机部四局正式向112厂下达了试制米格-17Φ歼击机的命令，并要求于1956年10月1日前试制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赴苏考察

沈阳国营112厂选派了由熊焰、王新、叶正大、庄树山、孟勤功、章华、易志斌等7人组成考察组，前往苏联共青城126厂对米格-17的生产进行考察学习。由于苏联所有型号的米格-17飞机都已停产，生产线上生产的是米格-19飞机，并开始向超两倍音速的米格-21飞机过渡进行前期生产准备。经与苏方协商，考察组改为通过米格-19飞机的生产线，了解和掌握喷气式飞机研制的全过程。

根据引进试制计划，整个试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用苏联提供的部件装配飞机；第二阶段是用苏联提供的组合件装配飞机；第三阶段是用苏联提供的零件装配成组合件，再装配成部件，最后再装配成飞机；第四阶段是用自制零件装配成组合件，再装配成部件，直至总装成国产飞机。为了缩短试制周期，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工厂采用了四个阶段平行交叉作业的快速试制方法。实践表明，四个阶段平行交叉作业法的确很成功。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需要几年的试制周期。

1954年10月，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接受了飞机试制任务，工厂命名为“东风101”。1955年4月，前苏联提供的米格-17Φ飞机成套技术资料和图纸到齐，工厂立即组织翻译和绘图，同年9月开始制造飞机。至1956年2月，整个飞机的14719种253550个零件全部制造完毕。

1956年7月19日，中国东北某机场，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歼击机腾空而起。在飞机机身前部，印着鲜红的大字：中0101。这个代号的意思是，新中国生产的喷气式歼击机的第一批第一架。

首飞告捷

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1956年9月8日，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歼-5，即米格-17Ф型。为了确保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首次试飞成功，工厂提前在1955年底就通过组织程序，请求空军选派一名优秀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担此重任。空军便把选派试飞员的任务交给了空军航空兵某师李永泰副师长。最后确定由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吴克明担任试飞，吴克明的成功完成了首次试飞亮相。

1955年12月5日早上，吴克明正式接到要向中央领导同志作飞行表演的通知，表演结束后，试飞员吴克明与观看表演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合影。这次试飞表演任务完成后，吴克明被调到112厂，进行第一架国产喷气式飞机首飞的准备工作。根据总装进度推算，国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将提前在7月中旬下线。1956年7月19日，吴克明驾驶“中0101”飞机进行跃升、俯冲、盘旋、通场等预定的试飞科目，吴克明驾驶“中0101”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后，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验收投产

首飞成功后，吴克明进行了高强度综合性科目的试飞试验。他在15天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19次综合性能试飞试验，并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和排除。最后的试飞结果表明：“中0101”号飞机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已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标准和要求。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工厂曾称之为“东风” 101 歼击机，代号 44 号机；空军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中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1956年9月10日，国营112厂（现中航工业沈飞）隆重召开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飞机试制成功祝捷大会，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和司法部部长史良、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会祝贺。聂荣臻为歼-5飞机剪彩，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给112厂20万元奖金，并向苏联专家颁发了感谢状。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体职工发来了贺电，勉励工厂“再接再厉，为进一步提高航空工业的技术水平，确保航空产品质量和取得成批生产的经验而努力”。

1956年9月19日，首批生产的4架歼-5飞机交付部队使用。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参加了国庆阅兵，正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的毛泽东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而今开始都能造了。”

停产回顾

1959年5月，国营112厂因转产新机型，歼-5飞机停产。

歼-5飞机于1955年初投入试制，1956年7月13日完成总装，7月19日首飞成功，9月投入批生产。随即，歼 -5 飞机正式列编，装备空军、海军航空兵。歼-5总共生产1994 架。其中， 歼-5飞机767 架，歼-5甲124架，歼教-5教练机1087架，歼侦-5侦察校射飞机16架。

技术特点

气动布局

歼-5采用单座、单发、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布局，机翼后掠角45°，为双梁结构。机翼内侧有角度可控的后退式襟翼，副翼偏转角范围为±18°。尾翼垂直尾翼分成上下两段，下段固定在后机身的承力斜框上，上段可拆卸。垂直尾翼后缘是方向舵，转动角度为25°，水平尾翼后掠角为45°，安装在垂直尾翼下段顶部，其后缘的升降舵，向上可转动32°，向下为16°。机身全金属半硬壳式构造，外形为圆形截面的流线体。圆形机头进气道。机身后部装有可操纵的减速板。

起落架舱在机翼根部，主起落架收在机翼的两个舱内。起落架前三点式起落架，均为单轮。前起落架收入前机身下部的轮舱内，主起落架收入机翼内。主起落架装有缓冲器，前起落架装有减震器和减摆器。主轮轮胎压力为8.34×105帕。座舱密封式单人座舱，应急时舱盖可抛掉。座椅是可弹射的，可以保证飞行员在紧急时迅速安全地脱离飞机。系统操纵系统为硬式操纵。副翼调整片和升降舵调整片为电操纵。液压系统用于收放起落架、襟翼、减速板、可调喷口和操纵副翼。冷气系统用于刹车、密封座舱、应急收放起落架和应急刹车等。

动力系统

歼-5动力装置装是一台涡喷-5型（WP-5）离心式喷气发动机，带加力。最大推力25.50千牛（2600千克），额定推力2400千克，巡航推力2160千克，加力推力33.15千牛（3380千克），不同状态耗油率介乎2吨/小时到1.05吨/小时之间。机内燃油1170千克，外挂两个400升副油箱。该发动机是苏联克里莫夫设计局的VK-1F发动机的仿制品，VK-1F是米格-17的发动机。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后，开始组织发动机生产，学习苏联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在苏联的援助下，引进了VK-1F的专利制造权。1956年6月包括中国知名发动机设计师吴大观在内的队伍，在沈阳航空发动机厂（现“沈阳黎明机械公司”）仿制成功涡喷-5。1964年生产任务转由西安红旗机械厂负责，1966年转产定型投入批量生产。

歼-5的机载设备有超短波指挥电台、无线电罗盘、无线电高度表、信标接收机、敌友识别器、护尾器、测距器等。

武器系统

歼-5的最主要的空战武器是三门固定机炮。这一机炮火力配置偏向于拦截敌方大型飞机如轰炸机，符合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中力量对比的情况。武器机头左侧下方装两门23毫米机炮，机头右侧下方装一门37毫米机炮。备弹量为200发。机上装有光学半自动瞄准具，有两具照相枪。左、右翼下可各挂一颗100～250千克的炸弹。机翼为后掠式中单翼，副翼的偏转角范围为±18度。机头左侧下方装两门23-1型23毫米机炮，机头右侧下方装一门31型37毫米机炮。装弹量为200发。23-1机炮初速680米/秒，射速800发/分，弹种包括航23-1杀燃、航23-1杀燃曳光、航23-1穿燃、航23-1训练自炸弹。37-1型初速690米/秒，射速400发/分，1954年开始研制，开始时因考虑到该炮性能落后、苏联已有后继型号，故仅计划少量生产以避免浪费，后来因为歼-5需求量增加，最终生产了236门后于1959年停产。机翼下可挂两枚100-250千克的炸弹。

在实际作战中，这三门火炮与美军战斗机的火力配置相比，在空战中存在以下缺陷：一、美军战斗机，例如F-86拥有更为先进的火控系统，例如高精度的光学瞄准具和相关的火力计算设备，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枪弹威力上的缺陷；二、歼-5火炮威力虽大，备弹量却比美军战斗机要低得多，不利于进行争夺空优的作战；三、三门火炮的弹道性能差别很大，导致炮弹散布过大，射速也过低，这使得与敌方飞行速度快的战斗机交战时效能大大低于攻击大型飞机时的效能。

衍生型号

歼-5飞机后来有两种改进型：第一种是歼-5甲，第二种是歼教-5。

歼-5甲

歼-5甲（J-5A），是中国成都飞机厂在歼-5基础上改进研制的全天候型战斗机，工厂命名为“东风104”。该机于1961年8月开始设计的，经过15个月的设计开发，1962年10月，发出了全套歼5甲设计图纸和资料，展开了全面试制工作。1963年3月开始制造零件，1964年6月完成总装，1964年11月11日歼-5甲首飞成功，试飞员为吴有昌。该型机1964年11月30日定型。1968年5月停产，共生产了124架。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美蒋飞机P2V经常夜间低空入侵沿海各省进行侦察骚扰，中国虽有一些进口的、配备搜索瞄准雷达的米格-17PF夜间截击机，但已不够满足紧迫的需求。而且中苏关系破裂后，已不可能再进口该机，因此，急需在歼-5基础上发展一个夜战型号。这一研制任务交给了成都飞机厂并任命1960年春调入成飞厂的屠基达为歼-5甲飞机的主任设计师。

歼-5甲没有设计图纸和生产资料，只有两架实物飞机和全套歼5图纸。工装飞机外型和结构是按飞机实物严格测绘的，但强度计算、外载荷计算、静力试验任务书和技术条件等则是按自行设计方法制定的。结构全面测绘完毕后，经分析对比，发现有36项部件，包括机翼、后机身与歼-5大同小异，没有原则性差别，经报告上级批准后，改用歼-5图纸。在这种情况下，自主设计的图纸仍占全机的60%，一万项零件中，与歼-5不同的占50%。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说：“歼-5甲是成都飞机厂的发家机。”

歼教-5

歼教-5（JJ-5，FT-5），歼教-5是在歼-5甲的基础上改型设计的全天候双座喷气教练机，由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公司负责。而在苏联，米格-17/19没有教练型，飞行员要在米格-15的教练型上训练。

歼教-5于1964年设计，1966年5月8日试飞，同年12月定型并装备部队，到1968年为止共生产了1061架。

该机研制工作始于1964年初，1965年初歼教-5的研制任务正式下达，详细设计开始了。歼-5甲的总设计师屠基达再次担当重任，不仅主持设计同时兼任飞机试制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提出的设计指导思想是，在满足教练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的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设计现场，屠基达强调最多的是：设计员笔下有黄金，一点一线都联系着飞机的制造成本，设计资料不能留下祸根。有问题，设计时改好了，只需花1元钱；试制时改好就可能花百元、千元；批生产时再改，可能就得花万元、几十万元，不能不算这笔账呀，因为国家、工厂眼下还很穷。什么样的思维，造就什么样的创造精神和工作态度。设计图纸发出后，屠基达带领设计人员深入车间，和工人一起动手准备试验，一起做实验，一起解决试制中的问题，努力推动飞机由图纸转化为实物。试制工作出现了又快又省的局面，整个飞机的研制费只花了100多万元。原型机于1966年4月出厂并进行静力载荷实验。

歼教-5除装备空军、海军之外，还援助或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

靶-5

靶-5（Ba-5）靶机，是以歼-5为基础研制的无人机。该靶机将驾驶员座舱内原来的飞行员座椅移除后的空间，用于安装自动化飞行控制系统。几百架退役歼-5已经被改装用于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测试。

另外，中国空军还探索使用靶-5无人机用于对地攻击的可能性。这样靶-5就成了重型巡航导弹，一次航距平均以六百公里计算，所携六百五十千克炸药加上一千公里左右的余程航油有巨大破坏力，相当于中程巡航导弹。

靶机的种类繁多，按其性能有从低速到超声速，从低空到高空靶机。按动力装置有活塞式、涡轮喷气式、冲压喷气式和火箭发动机等类型靶机。还有仿真缩比靶机、战斗机改装的靶机等。靶机有一次使用的，也有多次使用的。靶机上的专用设备有脱靶量指示器、模拟红外辐射和雷达截面积（RCS）的设备、电子和光学干扰设备以及高速照相机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研制成功了一些靶机，主要作为制导武器检验和打靶训练使用。

用米格-15比斯飞机改制的靶-5乙，其外形尺寸、结构强度、雷达和红外特征等，均为真实实体目标，对兵器的制导系统、引战配合较逼真，用于检验战斗部杀伤效果等。

歼-5退出装备序列之后，部分状态较好的飞机还有剩余寿命，于是空军某基地将该机改为无人靶机，模拟飞机、导弹飞行状态。用于鉴定各类航空兵器的性能，供战斗机飞行员和高射炮、地空导弹、雷达操纵人员演练和打靶。

歼侦-5

歼侦-5型侦察校射飞机是在歼教-5飞机基础上改型设计的，主要用于侦察、观察和校正弹着点，以提高地面炮兵对敌打击的精度和效率。

1972年7月26～28日，在芜湖市召开了歼教-5飞机改装炮兵校射机的方案讨论会。1972年9月14日，611所根据会议精神提出了改装设计方案：将炮舱油箱切割出盛60升燃油的位置，把航甲13-40相机和航甲11-10相机按前后顺序安置于前机身6～8框原炮位内，并固定在炮架梁上。将信标机天线移至后机身。

1975年先后改装了16架歼教-5炮兵校射机，提升了炮兵航空照相侦察能力。1986年空军侦察校射大队撤编，所装备的飞机调歼击机部队作教练机。

服役动态

空战实例

歼-5飞机装备部队后，在国土防空任务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使用歼-5飞机击落过F-84、F-86、RB-57A和F-4B等多种入侵飞机。

1、1958年1月7日，海军航空兵4师2架歼-5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A高空侦察机，为航空史上首例同温层空战。

2、1958年7月至10月，中国空军歼-5击落“台湾”空军的2架F-84G和6架F-86F，并有其他小冲突战例。1958年9月歼-5编队又与台湾24架F-86配有新型AIM-9B响尾蛇导弹的编队在浙江温州上空遭遇，该战双方互有损失但是互相史料记载不一，空军飞行员王自重因掉队被其中12架F-86围困。王自重单机击落敌两架F-86后，被F-86携带的AIM-9“响尾蛇”导弹击落。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战中空空导弹取得的战绩。但当天F-86发射的AIM-9中有一发未爆炸，坠落后被中国军民发现。这枚AIM-9被送往苏联，苏联在此基础上研制成功了K-13（AA-2）空空导弹，中国的进口仿制品即霹雳-2空空导弹。

3、1960年2月16日，台湾海峡及福建、粤东地区天气晴朗。16时许，驻台南机场的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出动4架F-86，其中两架携带着“响尾蛇”空空导弹，由特技飞行表演小组“雷虎”小组长带队，航向280度、高度10000米，大摇大摆地直奔福建、粤东沿海地区。驻福建地区的空军某部随即以8架歼-5型飞机升空迎战。大队长王子民驾驶的歼-5先后两次开炮，击伤一架F-86，中国空军歼-5飞机全部安全返航。

4、1965年4月9日，四架中国空军歼-5战机于南海上空与美国海军的F-4B遭遇，发生近距离空中冲突。解放军于该次事件中可能击落一架美国海军所属的F-4B战机。然而，根据解放军驾驶员在1994年的调查中回忆指出，当时四架歼击机飞行员均未收到开火的许可，中国空军歼-5在拦截期间，F-4B匆忙发射AIM-7“麻雀”导弹，不料歼-5拐弯半径小得以逃脱，脱靶的AIM-7竟然飞向远方的一架F-4B，并将其击落。

5、1966年1月9日，空24师歼-5飞机在海面超低空击落国民党空军HU-16运输机1架。

6、1966年5月12日，空21师歼-5飞机击落美军RB-66电子侦察机1架，被护航的美军F-4C用导弹击落1架歼-5。

7、1967年4月24日，中国空军4架歼-5战斗机在中国广西板兴地区上空，击落美国F-4B战斗机一架。此次空战，中国歼-5从发现美机到将其击落，只用了3分钟。

8、1968年2月14日，海军航空兵六师18团副大队长陈武录、飞行员王顺义驾驶歼-5双机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国海军A-1H“空中袭击者”舰载攻击机2架。

9、1970年2月10日上午9时左右，海南陵水机场突然警铃大作，雷达发现有敌机入侵海南。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周新成和祁德起立即驾驶歼-5战机起飞迎敌。两人起飞三四分钟后就发现了目标，然而亚音速的歼-5战斗机战斗中只能飞到1.6万米高度，而“萤火虫”无人机正在1.8万米的高空悠然飞行，根本无法靠近。但是已经熟悉无人机飞行特点的中国飞行员并未着急，他们知道，无人机很快便会降低高度。两人驾机跟踪了一段时间后，“萤火虫”果然开始按预定程序降低了高度准备加速逃离，一下就落入歼-5的火力范围内。周新成抓住机会连开数炮，击中敌机尾部，无人机拖着长长的火舌一头栽进海南岛五指山的一片森林中。

装备出口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装备歼-5外，中国还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丹、索马里、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10国援助、出口国歼-5各型战斗机。

另外美国有的民间航空爱好团体购买过歼-5。

总体评价

歼-5采用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布局，机动性好、火力凶猛、生存力强。机身为金属结构，体积小，重量轻。歼-5采用了后掠翼，但后掠角由35度增大到45度，进一步提升超音速性能；机翼上增加了一片翼刀达到每侧三片以提升低速性能；使用改进版的VK-1F离心式喷气发动机，其推力更大、响应更快，歼-5使用的是VK-1F的中国产仿制型号涡喷-5。歼-5装备一门37毫米机炮加两门23毫米机炮，火力凶猛且威力强大，37毫米炮弹可以在飞机上撕开一个近1米的口子，23毫米炮弹则可以在机体上撕开一个近半米的口子。而同时期，美制喷气式战斗机多装备12.7毫米航空机枪或20毫米机炮。不过，歼-5的武器系统也有缺陷，那就是备弹相对较少。

歼-5的研制使中国结束了不能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的历史，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中国航空工业跨进喷气技术时代。（“中国军网”评）

歼-5歼击机，自装备中国部队以后，屡立战功，在福建前线和广西击落击伤入侵敌机多架，创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多起战例。（《名机点评》评）

中国造歼-6歼击机

歼-6（英文：Shenyang J-6或F-6，北约代号：Farmer，译文：农夫）战斗机，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工业公司研制的一型单座双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

歼-6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局部制空权，也可执行一定的对地攻击任务。该机是中国根据前苏联米格-19仿制和发展的制空战斗机，1958年初开始研制，1960年投入批生产，1964年首批歼-6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到1983年停产，共生产了5205架。

歼-6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中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在各次实战中，歼-6共击落20多架各型飞机，而自己没有一架被击落。2010年6月12日歼-6战斗机正式退出中国空军装备序列。

该型机是中国仿制苏联米格-19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1961年12月开始仿制，1963年9月首飞，12月定型，1964年装备部队，多次改进改型，形成歼-6飞机系列。主要用于争夺制空权和国土防空，也可用于对地攻击。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12.54米（不含探空管）
• 翼展：9.04米
• 机高：3.89米
• 动力装置：2台涡喷6涡轮喷气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2600千克力，单台加力推力3250千克力
• 实用升限：17500至17900米
• 最大平飞速度：1450千米/时（高度9000米）
• 武器装备：30毫米航炮3门，火箭弹发射器2组或航空炸弹2枚

该型机乘员1人，机长12.54米，翼展9.04米，机高3.89米，最大平飞速度1450千米/小时，实用升限17900米，最大航程2200千米，装备30毫米航炮3门，机翼下挂架可挂火箭弹发射器2组或航空炸弹2枚。

该型机以苏联MiG-19战斗机为原型，于1961年开始仿制，1963年9月23日首飞成功，1964年被正式定型为“歼-6歼击机”，是我国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该机体型小，重量轻，机动性好，适于近距离空战格斗。

1964年12月18日，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谢翔鹤驾驶着RF-101侦察机，大摇大摆地进入浙江上空实施照相侦察。就在他刚进入浙江上空的时候，解放军海军航空兵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驾驶歼-6起飞迎击。谢翔鹤有所察觉时为时已晚，王鸿喜利用3门航炮，将其击落于浙江温岭以东海面，谢翔鹤跳伞被俘。

1964年至1968年期间，歼-6战机先后击落20多架敌机，包括美制RF-101侦察机、F-104、A-3B、F-4C“鬼怪”、各型无人侦察机等。

发展沿革

历史背景

1953年5月25日，美国空军YF-100在首次试飞中成功突破音障。1954年1月5日，苏联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米格-19的SM-9/1原型机首飞成功。从此战斗机进入了超音速时代。

米格-19是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轻型战斗机，是前苏军装备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西方给绰号“农夫”(Farmer)。1951年开始设计，1953年9月原型机首次试飞，1955年初开始装备部队。米格-19装备部队时，可以说是一种性能比较好的轻型战斗机，能够满足当时强调高速截击的防空任务，具有易于操纵和使用维护简便的特点。除前苏联空军外，华约各国以及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古巴、印尼、伊拉克、朝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乌干达、越南等国的空军都装备了这种飞机，生产总数超过10000架。该机于1961年停产。米格-19的设计要求是结构简单、轻巧、灵活、爬升快、高速性能好、能超音速作战、火力强等。

中国引进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空军，主力仍然是朝鲜战争后期换装的米格-15。在超音速时代，这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性能已明显落后。

为了跟踪新的战机发展趋势，中国军方一直关注苏联的战机发展并寻求技术引进。

1955年3月，苏联米格-19刚刚装备部队。1956年6月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就计划开展米格-19及其发动机的仿制，并且进行了一些生产准备工作。

为了获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方面的政治支持，时任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向中国转让军事技术方面作了重大让步。1957年9月，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转让军工产品制造问题。10月中苏两国签定协议，由苏联向中国出售米格-19飞机的制造技术，并提供全套技术资料、样机和部分散装件、成品附件。由于米格-19的发展已结束，中国可以得到比较成熟且成系列的产品。苏联当时开出的备选清单上包括了米格-19S（昼间战斗型）、米格-19P（全天候截击机/航炮型）和米格-19PM（全天候导弹截击机）。这是米格-19家族中3个主要型别，搭配使用基本上可以满足空军昼间争夺制空权和夜间拦截的需要。按照当时的双方协议，上述3个型号中国均有采购。

在签署许可生产协议的时候，中国选择米格-19P作为仿制型号，购买了该型飞机和发动机的整套图纸，并定点在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飞机、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生产发动机。按照1957年协议，苏联于1958年上半年陆续将米格-19P的图纸发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黎明发动机厂。1958年8月仿制前期准备基本完成，遂正式开始仿制工作。仿制的米格-19P在国内被称作东风103，这是当时中国国内航空工业提出发展的一系列“东风”型号之一。

仿制起步

歼-6甲（东风103）：在仿制过程中，沈阳两厂全部采用自行编制的工艺资料和自己制造的工艺设备。1958年12月17日，东风103由王幽淮驾驶首飞成功。1959年4月26日，国家鉴定委员会正式鉴定验收。

歼-6的整个试制周期，比歼-5（米格-17F）大约缩短了一半。1964年11月，航空工业部统一国产飞机命名，东风103改称歼-6甲。

由于质量不过关，早期生产的歼-6甲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973年11月，空军提出新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其中一条是：为解决夜间作战的需要，建议重新恢复歼-6甲的生产。当时歼-5甲夜间战斗机（米格-17PF）已经陈旧不堪。1974年，贵州飞机厂根据空军要求重新仿制歼-6甲，以便担负夜间作战任务。1975年12月21日，新歼-6甲首飞成功。1977年，该机设计定型，少量投产。

早期的沈阳飞机厂歼-6甲就是完全仿制米格-19P，主要特点是：机头延长，以安装分体式PR-1雷达；照相枪在进气口右方；空速管位于右翼尖；固定武器为2门23毫米航炮。

贵州仿制的新歼-6甲改进最突出的一点是：对“射雷-2”机载雷达进行改进，使之除了配合航炮射击外，还可以用于控制霹雳-2号空空导弹，从而扩大了歼-6甲的机载武器种类，增强了其作战能力。由于这一改进，新歼-6甲翼下增加了两个挂架，用于挂载霹雳-2号导弹。但由于制导体制不同，无论早期还是后期的歼-6甲都不能使用霹雳-1导弹。除此以外，新歼-6甲还采用了I型火箭弹射救生系统、双发启动系统、主起落架应用盘式刹车等共计7项改进。歼-6甲（歼-6基本型）1964年投产，1984年停产，共生产3562架，中国空军、海军大量装备并输往国外的就是这种型别。

59式（东风 102）：由于只购买了米格-19P的生产许可证，中国并没有图纸可供直接仿制昼间战斗型米格-19S。而在结构上，米格-19P和米格-19S相差并不大。因此，根据上级决定，由沈阳飞机制造厂负责，以米格-19P为基准，参照米格-19S进行设计，生产出歼击机（称东风 102）。在实际设计中存在问题，没有进行结构强度计算，强度仅及设计指标的86%。东风102于1958年12月开始设计，1959年2月进入试制阶段。9月30日，吴克明驾驶东风102完成首次试飞，至12月6日试飞完成。按照当时的命名规则，东风102被空军命名为59式歼击机。但试飞结果表明，59式不仅性能难与米格-19S匹敌，甚至连基本的飞行品质都不能保证，强度不足导致飞机飞行中严重抖动，因此该型机并未装备部队使用。

59式的主要特点是：前机身参照米格-19S前机身自行设计，并在进气口增加了铝制激波锥；后机身照搬采用米格-19P；机翼按米格-19S机翼测绘，而空速管仍按照米格-19P的方式布置于右翼尖；翼下有一对固定前伸发射梁，但在当时而言并无可供挂载的导弹。

歼-6乙（东风 105）：歼-6乙实际上是南昌飞机厂仿制的米格-19PM。除了翼下4个固定挂梁外，该机在外观上和歼-6甲几乎没有区别。南昌飞机厂仿制米格-19PM始于1958年11月，当时南昌飞期望通过仿制工作实现由螺旋桨飞机制造厂向喷气式飞机制造厂的跨越。1959年3月，南昌飞机厂开始按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仿制米格-19PM（当时称东风105，后曾短暂称为59乙，直至1964年统一命名为歼-6乙）。1959年9月28日，南昌仿制米格-19P成功，11月28日通过国家鉴定，随后生产了7架。1963年，第一架米格-19PM试飞合格，以后制造了19架。

退出现役

2006年8月，歼-6歼击机全部退出中国空军战斗部队序列。

2010年6月12日，中国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歼-6飞机，正式退出中国空军训练部队编制序列。从济南军区空军某训练基地最后退役的批歼-6飞机，一直担负飞行员改装训练任务。这批飞机将在月底前完成就地拆卸工作，地面转运至空军某编余飞机储存中心后组装封存，作为空军编余战斗力继续储备。

技术特点

米格-19虽然是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但本身具有明显的过渡型的特点。在前苏联以及装备该机的部分原华约国家空军中，该机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很快被米格-21所取代。

在中国空军中，虽然歼-6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主力歼击机，并且航空工业部门也对该机进行了改进，但由于米格-19基本设计的局限性，加之中国航空工业技术储备不足，使得歼-6家族的性能水平仍未能取得明显突破。

气动结构

歼-6的总体布局沿袭自米格-19，后虽经多次改进，仍无明显变化（除了强-5这个衍生型）。

歼-6总体布局特点是：头部进气，大后掠中单翼，低平尾，单垂尾加单腹鳍（歼教-6为双腹鳍），单座双发。这种布局是由米格-17发展而来，从米格-15到米格-17再到米格-19，其总体布局其实是一脉相承。米格-15的布局为早期喷气式战斗机的经典布局之一，其布局比较合理且成熟。而米格-17和米格-19的出现，重点在速度的突破，都沿用米格-15的布局特点。在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中，美国北美F-100、法国达索“超神秘”也分别沿袭了前身F-86、“神秘”的布局特点。

歼-6战斗机的机翼为全金属中单翼，1/4弦线后掠角55°。高速对称翼型，顺气流方向翼根处相对厚度8.73%，翼尖处8%。机翼上表面装有导流片，下表面有扰流片，与副翼的操纵联动。机身半硬壳式结构。头部有进气道，为圆截面形，尾部转变为椭圆型。尾翼全动水平尾翼后掠角55°，相对厚度7%。垂直尾翼由垂直安定面和方向舵组成，后掠角56°，顺气流翼型的相对厚度8%。起落架为液压收放前三点式。主起落架上装有双面刹车的KT-37机轮，其尺寸为660×200B，轮胎压力为10.79×105帕（11千克/厘米2）；前起落架上装有双面刹车的KT-38机轮，尺寸为500×180A，轮胎压力为6.86×105帕（7千克/厘米2）。

从布局上看，米格-19的设计思想是稳妥，超音速。当时米格-17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已经可以突破音障，这是米格-19沿用其布局的原因。新型轴流式涡喷发动机的问世为超音速提供动力保证，大后掠翼提供低阻力保证，这就是米格-19超音速的基础。不过，由于米格-19的设计针对的是超音速，同时也由于苏联航空工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以及装备研制思路等原因，该型并未采用更多的先进技术。

由于机翼后掠角太大，翼尖失速问题比较严重。多次在战斗中失速进入螺旋，70年代在歼-6上频繁发生的螺旋事故，为了解决螺旋事故，歼-6沿用米格-19的设计，采用一对大翼刀来解决了翼尖失速问题，而F-100用复杂的全自动前缘缝翼，就效果而言，自动缝翼比翼刀好得多。这个设计，既有传统设计思想的影响，也有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后来米格-21的初期选型中，其E-2原型机才开始应用前缘襟翼）。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设计易于仿制，但不利于发展先进的航空技术——歼-12设计之初曾考虑设置前缘缝翼，后来从简取消；到了1990年歼-7E出现，前缘襟翼才开始实用化，而该机装备初期前缘襟翼时仍然事故不断。

歼-6Ⅲ改进的时候，机翼是改进重点之一。通过调整机翼的关键参数来获得更好的超音速性能，实际上改变了原始的翼型设计。机翼后缘内侧设有后退式襟翼，与米格-17相同。这种襟翼除了具有单缝襟翼的优点外，放下时还可以增大机翼面积，进一步改善起降性能，但结构比较复杂，只能用于起降状态。后缘襟翼在起飞状态下偏角为15°，着陆状态下偏25°。机翼外侧为传统副翼，由于后掠角较大，副翼效率受影响。

从改进效果来看，歼-6Ⅲ的高速性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幅度有限，除了基本布局的局限性外，发动机推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歼-6Ⅲ的改进还导致了机静稳定性减小。由于歼-6采用大后掠翼，歼-6Ⅲ减小了翼展等于减小了重心后的机翼面积，导致飞机焦点前移，减小了静稳定度。飞机飞行中出现的纵向操纵过灵，这实际上是静稳定性减小的表现——因其导致飞机纵向操纵力矩变小，飞行员只需很小的杆位移即引起飞机俯仰姿态明显改变。第三代战斗机多利用这种设计来减小配平阻力，提高敏捷性，但对于连增稳系统都没有的歼-6Ⅲ来说，飞机难以操纵。后来歼-6Ⅲ改延长前机身，其目的就是为了调整飞机重心，使之与前移的焦点匹配，保持适当的静稳定性。而同样采用歼-6Ⅲ机翼的歼-6Ⅳ，由于其头部安装了截击雷达，起到了调整重心的作用。

动力装置

歼-6战斗机装2台WP-6涡喷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为25.5千牛（2600千克），加力推力为31.87千牛（3250千克）。歼-6的发动机仿制工作曾经遇到重大挫折。在1960～1962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沈阳黎明发动机厂在1963年实现涡喷-6装机首飞。实际上，涡喷-6投入批生产的时间是1959年，由于“大跃进”年代出现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仅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研制出的涡喷-6先后出现多起大的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正常交付。

1961年年初，工厂针对涡喷-6发动机质量问题展开了优质过关活动。同年10月，涡喷-6发动机所需的金属材料、成品件，国内能全部供应和试制供应的分别达到98%和96%。197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应用有限元法等方法对喇叭形涡轮盘应力分布进行计算分析和实验分析，排除了涡喷-6发动机连续发生涡轮轴断裂的故障，使歼-6飞机得以正常飞行。

武器系统

歼-6战斗机的主要武器是航炮。由于作战要求的不同与性能的限制，歼-6各型分别独立或混合装备了23-1型或30-11型航炮，数量1～3门。其中30-1航炮由于广泛装备歼-6各型。

23-1型航炮系仿制苏联NR-23航炮，为管退式单管炮。NR-23炮口径23毫米，初速690米/秒，射速850发/分，后座力25.48千牛，采用弹链弹带供弹，全重仅39千克。可用弹种包括杀伤燃烧曳光弹、穿甲燃烧曳光弹。与之相比，国产23-1航炮在射速和后座力方面有些微波动，寿命为6,000发。30-1型航炮系仿制苏联NR-30航炮，为管退式单管炮。NR-30炮口径30毫米，初速780米/秒，射速900发/分，最大后座力58.84千牛，弹链弹带供弹，全重66千克。寿命2,000发。可用弹种为杀伤爆破燃烧弹。国产30-11航炮初速和重量略有波动，射速略低。

导弹系统方面，歼-6服役的时候，也是空对空导弹开始实用化的时候，因此在歼-6的武器系统上也体现出过渡和混合的特点。进入1970年代后，随着国产霹雳-2号导弹定型投产，后期生产的歼-6也进行了改进，可以挂载该型导弹，增强对空作战能力。最初只有引进的米格-19PM和仿制的歼-6乙可以挂载霹雳-1号导弹。但该型导弹性能较差，发射限制多，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贵州飞机厂重新仿制歼-6甲时，增加了该机挂载霹雳-2号导弹的能力。不过霹雳-2号无法挂载于机翼内侧前伸挂梁，因此在副油箱挂点外侧增设一个挂点，用于挂载霹雳-2号——苏联在其K-13导弹投产后，也曾以这种方式改装米格-19P，与新歼-6甲非常相似。后来出口给巴基斯坦的歼-6也沿用了这一改进（挂载的是美制“响尾蛇”导弹）。关于导弹挂载能力的改进，多见于出口巴基斯坦的歼-6照片。

作为一种前线歼击机，米格-19的对地攻击能力相当薄弱，歼-6也继承了这一特点。该机在不带副油箱时，可以在该挂点挂载50~250千克的炸弹；或者利用机翼内侧挂点携带UB-8-57火箭发射器，所用的S-5K57毫米火箭弹为对地攻击型，S-5M为对空型。在机翼内侧挂点设计上，苏联和大部分米格-19用户均采用机翼后缘挂梁（位于主起落架舱后），而民主德国和中国则采用了前缘延伸挂梁，并为整个歼-6家族所沿用。文革期间，中国空军为提高歼-6的对地攻击能力，增设了外挂炸弹架，增强了攻击火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轰炸/攻击设备，歼-6对地攻击能力并没有获得显著改善，仍然是一种只能执行简单对地攻击任务的歼击机。

机载航电

歼-6战斗机的密封座舱内装有零高度火箭弹射座椅，可保证地面滑跑零高度安全弹射。系统内有两套液压系统，用于收放起落架、襟翼、减速板，操纵加力燃烧室的可调喷口、水平尾翼和副翼。冷气系统用于机轮的正常和应急刹车，应急放起落架和襟翼、抛放减速伞、抛放座舱舱盖、装弹、喷射防冰液等。电源系统由直流电源、交流电源和蓄电池组成。机载设备无线电设备包括通信电台、雷达测距器、无线电高度表、陀螺磁罗盘、信标接收机、敌友识别器、护尾器等，仪表设备包括驾驶领航仪表、发动机仪表以及飞机附件仪表等。

衍生型号

歼-6甲

歼-6甲全天候战斗机，即米格-19P，头部机炮取消，可带两枚霹雳-1空空导弹，空速管在右翼尖。进气道上端和隔板中央加装了RP-1测距雷达（搜索距离2千米），1954年7月首飞，1955年开始大量生产。甲型是由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于1958年开始，同时仿照米格-19波型研制的。后因质量问题，于1974年移交贵州飞机厂重新研制，并在1975年12月首飞。发动机采用2台涡喷-6发动机，单台推力25.497千牛，加力推力31.871千牛。1958年，中国在引进米格-19歼击机的同时，引进了苏制K-5M型空空导弹。这种导弹可全天候使用，缺点是无线电驾束制导体式较为原始，难以跟踪具有较佳机动能力的飞机，只适合攻击轰炸机等大型飞机。米格-19或歼6歼击机的翼下可挂4枚K-5，导弹采用尾追攻击，通常一次发射2枚，以保证命中。

歼-6Ⅰ

歼-6Ⅰ高空截击型，由沈阳飞机厂于1966年研制成功，提高了升限，三航炮，进气口有铝制整流锥。换装了推力更大的涡喷6甲发动机，增大了机翼和襟翼的面积，减少了不必要的设备和结构重量，取消了翼根航炮，只保留了机头右下方的1门。

歼-6Ⅱ

歼-6Ⅱ是歼-6Ⅰ进一步发展的昼间高空截击型，具有高空高速拦截能力，实用升限17500米。用于打击美高空无人侦察机。

歼-6Ⅱ的主要特点是：改进进气系统，自59式之后首次在歼-6上进气道中央加装可调激波锥，改善高速条件下的进气效率并减小阻力；进气口唇口半径减小，增加8个辅助进气门；发动机仍采用加大推力的涡喷-6甲，推力29.42千牛，最大速度1548千米/时；由于歼-6Ⅰ仅装备1门30毫米航炮，火力不足，因此在机头左下方增加1门23毫米航炮；此外，歼-6Ⅱ也沿用了歼-6Ⅰ的方法，拆除不必要的照相枪、信号枪等设备，进一步扩大机翼面积，以求减轻重量。

1969年，沈阳飞机厂开始改进研制歼-6Ⅱ。当年3月25日，歼-6Ⅱ首次试飞成功。该机仅生产2架，至1980年退役。就当年的实际情况来看，1968年美国停炸北越，1969年打击美高空无人侦察机的战斗已接近尾声，至1969年底美军即停止了使用无人侦察机侦察中国西南边境的行动。因此歼-6II改进的进展虽快，但服役时已几无用武之地。

歼-6Ⅲ

歼-6Ⅲ高空高机动型，1969年8月5日首飞，换装三门30mm航炮，进气道同歼-6Ⅱ，减速伞舱移到垂尾底部。换装涡喷-6甲发动机，使全机推重比提高到0.988。增设两级可调进气调节锥。减小了翼展，延长翼弦，增加翼面积，使翼载减小6千克/平方米。

歼-6ⅢG

歼-6ⅢG是沈阳飞机厂针对歼-6Ⅲ出现的问题进行的改进设计型号。1974年5月开始研制，1975年8月1日首飞成功。仅生产2架原型机。后歼-6ⅢG的编号赋予按照该型号标准进行改进的歼-6Ⅲ飞机。

歼-6ⅢG的主要特点是：前机身长度比歼-6Ⅲ增加375毫米；航炮配置不变，但增加翼尖导弹挂架，可以挂装霹雳-2红外制导近程空空导弹；采用零高度低速度火箭弹射座椅。

歼-6Ⅳ

歼-6Ⅳ夜间截击型，针对目标是夜间高空侦察机。由沈阳飞机厂于1970年开始设计，1970年9月首飞，1971～1974年共生产7架。

歼-6Ⅳ主要特点是：进气口唇口半径减小，捕获面积增大；机头延长，按照歼-6甲的模式布置分体式雷达；拆除机身航炮，仅保留两门翼根航炮；机翼采用歼-6Ⅲ的机翼；没有关于发动机的记载，但按常理推测应为涡喷-6甲。

从改进特点看，歼-6Ⅳ主要针对目标是夜间高空侦察机。但从产量和新歼-6甲的出现看，歼-6Ⅳ并未令中国空军满意。

歼侦-6

歼侦-6战术侦察机，用于对浅近纵深、宽大正面目标进行照相侦察，获取战役战术情报。

中国空军侦察航空兵当时多采用现役飞机改装的方式获得侦察平台。在1953年前主要使用拉-11，1954～1955 年更新为米格-15，1956年后增加了伊尔-28P。歼-6服役后，以其高速度成为改装侦察机的首选。

沈阳飞机厂改装出的第一批歼侦-6（中低空昼夜侦察型）于1967年7月制成并装备部队。根据部队要求，沈阳飞机厂继续改装歼侦-6高空昼间侦察型。该型机1971年4月2日由刘建凡操纵完成首飞，后装备部队。

1975年，歼侦-6高/中低空两用侦察型试飞成功并装备部队。1976年1月，沈阳飞机厂按照上级指示开始研制全新的歼侦-6，而不是利用歼-6机体作改装。新的歼侦-6机体结构、系统设备原则上采用两用侦察型方案。1976年12月歼侦-6设计定型。

歼侦-6的主要特点是：保留歼-6的基本设计，但在机腹下增加侦察设备舱（凸出机身外），以安装航空侦察相机；2门翼根航炮保留，但拆除机身左下那门航炮。歼侦-6自1970年研制至1984年共生产133架。

歼教-6

歼-6系列的双座教练型。1966年10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批准了歼教-6改型方案。1967年沈阳飞机厂投入试制工作。1970年11月6日歼教-6在王春友操纵下首飞成功。1973年11月，歼教-6设计定型并投入批生产。至1986年停产，总产量615架。

在歼-6型喷气式飞机上加装第2个座舱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结构设计工作，其中涉及到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和操纵使用方面等技术难关。

歼-6飞机的剩余推力有限，为了增设座舱后飞机阻力不过分增加，仍然能达到超音速的飞行能力，设计者们想出了很多办法。他们在机身上找到合适的延长位置，保证了机身外形的相对流线光洁。此外，飞机相应改装了燃油系统、操纵系统、仪表系统及最新的火箭弹射座椅。

综合了几种不同设计的优点，歼教-6保持了原型飞机的大部分性能，成为中国的第一种超音速教练机，其综合性能远远优于中国以前使用的喷气式教练机。

歼教-6型飞机从1966年7月开始研制到1975年正式交付部队使用，跨越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由于政治运动干扰，设计和生产都无法正常进行。然而，歼教-6型飞机的研制人员艰苦奋斗，在几间极其简陋的小平房内不懈攻关，最终取得了成功。有关部门对这一机型的评价是：设计很成功，性能优于歼教-5型教练机，稳定性和操纵性都符合要求。歼教-6型飞机大量生产，广泛地装备部队，并向多个国家出口。

歼教-6的主要特点是：采用串列双座布局，前风挡和座舱盖增加80毫米，前座椅头靠降低40毫米，后座椅提高70毫米，以改善后舱视界；风挡同时换成34毫米无机钢化胶合防弹玻璃；前机身自9号框前加长375毫米，以容纳增加的后舱；增加一套后舱设备和机内通话器；机头罩右上方装3型航空照相枪；增设全罗盘、信标机和无线电高度表；发动机仍采用较旧的涡喷-6；取消2门翼根航炮，只保留1门机身航炮；翼下有一对前伸挂梁，可以挂载火箭发射器；后机身单腹鳍改为双腹鳍，补偿前机身加长和座舱升高造成的方向安定性下降；减速伞舱上移至垂尾根部。

歼教-6主要用于歼-6、强-5飞行员的高级飞行训练。在歼-7、歼-8装备部队后，歼教-7服役之前，歼教-6还担负着对这两型飞机的飞行员训练任务——但由于气动特性差别太大，训练效果较差。1974～1975年，空军螺旋事故严重，空军和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于1976年2月10日至12月4日在11航校进行螺旋性能试飞，使用歼教-5、歼-6、歼教-6飞机。但在随后进行的螺旋普及训练中，歼教-6两次出现发动机断轴现象，即停止使用该机进行螺旋训练，以至该机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歼教-6由112厂于1966年开始研制，1970年11月6日，由试飞员王春友驾驶首飞成功，1973年开始装备部队，总产量600多架。

变稳BW-1

BW-1即“变稳1号”，是中国第一代变稳机，歼教-6用于科研试飞的重要改型。

1980年代，中国航空工业开始涉足先进的电传飞控系统领域。变稳机作为电传飞控系统的重要检验手段之一，研制势在必行，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在确定变稳机平台时选择歼教-6。在当时来说，歼教-6是仅有可用的双座超音速平台——歼教-7至1985年才试飞成功。但在第一个变稳机方案全部推倒重来后，歼教-6仍被选为变稳机平台，歼教-6虽然老旧，但各种特性均已掌握，这对于检验电传飞控系统是有利的；而歼教-7性能虽好，且机翼特点更接近现代战机，但当时中国还没有掌握三角翼飞机的尾旋特性（直至1990年代末才突破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理论）。

1984年飞行事故后重新研制的变稳机就是BW-1，该机加装了数字式气动变稳系统、模拟式电液伺服人感系统、数字式目标跟踪显示系统、机载数据采集记录和遥测发射系统、试验信号放大器、大气扰流信号发生器和各类传感器、变换器、电气和液压副件等共136项。在外观上，BW-1加装了一个机腹设备舱和背鳍鼓包。1989年4月22日，BW-1首飞成功。至当年9月28日，BW-1完成全部闭环试飞。

弹射试验机

1970年前后，歼教-6弹射试验机开始研制，至1973年11月定型，主要用于弹射救生系统空中弹射试验。

1976年，开始研究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1983年，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获国家立项，至1986年首飞成功。1989年首次进行弹射试验。2001年6月21日，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完成高速弹射试验，标志着中国首次按照国军标进行的平飞、俯冲、滚转、俯冲拉起、倒飞、大速度弹射试验全部完成。

在服役过程中，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完成了多种弹射救生系统的鉴定试飞，为中国弹射救生系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装备出口

中国歼-6战斗机各个型别，不但大量装备中国空军和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而且出口装备了多国空军，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总计780架出口到十几个国家，受到所在国空军的欢迎。

无偿援阿

从1962年至1970年的9年里，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飞机有歼-6、歼-7、初教-6、歼教-5、直-5、轰-5和运-5等7种飞机共167架，还有活塞7、涡喷6两种发动机共71台，以及各种航空零备件。

阿尔巴尼亚是使用歼-6的独有欧洲国家。1961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发生分歧而转向中国，中国随之援助了阿尔巴尼亚大量的军备。阿空军前后共接受了70架歼-6。1990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下台之后，这些歼-6在将红五星外套的军徽改成了黑色双头鹰之后，仍继续服役。

巴军装备

1965年印巴战争以后，美国对巴基斯坦采取了包括武器禁运在内的制裁。巴基斯坦的国防决策者因此选择了歼-6作为巴空军新一代的主力战机。1965年12月20日，第一架中国歼-6战斗机交付给巴基斯坦空军，从此拉开了歼-6在巴基斯坦服役的历史。在长达三十四年的时间里，巴基斯坦空军总共接收了253架歼-6战斗机，巴基斯坦空军曾有十个战斗机中队同时装备这种战机。

首卖埃及

1979年5月2日和5月3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埃及空军在开罗签订了两个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6型飞机44架、歼教-6飞机6架、涡喷-6发动机220台、涡喷-8发动机28台，还包括备件供应和发动机修理，总成交额1.67亿美元。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向国外卖飞机。

1979年7月中方第一次收到了埃及的预付款2700多万美元。由于该次出口合同执行得好，1980年4月5日在北京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又与埃及签订了出口60架歼7飞机及备份发动机、备件和测试设备的合同，总成交额2亿多美元。

东南亚

越南（北越）是接受中国歼-6的另一个国家。1972年5月-7月，歼-6飞机就在越南参加空战8次，击落美机7架。一度迫使美国空军赴巴基斯坦试飞歼-6，了解其制胜奥秘。 孟加拉国空军的24架歼-6来自巴基斯坦空军的转赠。孟空军的歼-6采用了与巴基斯坦空军一样的灰色迷彩涂装，机头处和垂尾上都涂有黑色战术编号。孟加拉国自独立之后就始终没有遭遇战争，歼-6也无施展的机会。

歼-6在柬埔寨的命运堪称“悲惨”。1975年越南与红色高棉发生边境冲突，1977年中国援助了柬埔寨政府16架歼-6。这些飞机被装箱自海路运抵柬埔寨的磅清扬机场，但最终只组装完成6架。后来越南入侵柬埔寨，掳走了这些飞机。

服役动态

实战运用

从1964到1968年，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歼-6击落击伤各型美国战机22架，包括RF-101、A-3B、A-3D、A-6A，以及性能远在歼-6之上的F-104、F-4B、F-4C，而歼-6却未被击落一架。

击落RF-101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党空军启用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的RF101超音速侦察机。歼-6装备中国空军后，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应对台湾RF101的侦查活动。

1964年12月18日，国民党空军的一架RF-101进入浙江侦察，解放军海航4师飞行员王鸿喜驾驶歼-6起飞迎击。在9700米高空，瞄准RF-101猛烈开炮。敌机飞行员从座舱里弹出，飞机坠海。

1965年3月18日，国民党空军派出2架RF-101执行例行侦察任务。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18师立即指挥54大队副大队长高长吉驾驶歼-6起飞迎战。10时35分，发现敌机。RF-101发现被拦截，立刻放弃侦察，高长吉打开加力，抓住后面一架RF-101，距离600米时三炮齐发，将RF-101打得凌空爆炸。在击落RF-101的整个过程中，从接敌开始到击落敌机，都是在超音速条件下进行的，高长吉在3分40秒的过程中连续做了16个高难度的动作，从11000米高空追到2000米，从600米距离打到480米，一次射击解决战斗。被击落的飞机是国民党空军第6大队4中队中校政治辅导官张育保驾驶。这是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在超音速飞机的极限速度条件下作战并取得战果。世界空战史上超音速条件下击落敌机的纪录就此诞生。

击落无人机

从1964年到1967年，中国空军、海军航空兵共使用歼-6歼击机击落11架美国高空无人侦察机。

1. 1964年11月15日11时53分，中国雷达报告于海南岛陵水以东170公里发现美国BQM-147G型无人侦察机1架，航向西北，高度1.76万米，时速780公里。5分钟后，空1师驻遂溪机场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奉命驾驶歼-6飞机起飞拦截。

12时20分，歼-6爬高到1.62万米。吸取第一次飞行员仰射攻击失利的教训，徐开通不慌不忙，按照反复练习的跃升动作，2分钟后冲高至1.75万米，距目标1500米。这时与美国无人机基本处于同一高度上，理想的射击条件已经形成。徐开通放下减速板，从目标后下方5度角进入攻击位置。距离400米时，徐开通两次齐射，距离230米时，又是一个三炮齐发，无人机一头栽下。此战创造了战斗机在平流层击落敌机的记录，也为尔后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一连串的胜利提供了借鉴。

2. 1965年1月2日13时55分，空1师驻南宁作战分队副中队长张怀连，驾驶歼-6在17700米高空又击落美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

3. 1965年3月24日13时许，美军一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海南岛万宁上空。中国海军航空兵王相一受命单机起飞截击。13点50分，王相一驾驶歼-6在高度16000米、距美机3800米时跃升逼近到射击距离，连续3次开炮。美机左翼起火，坠入海中。

4. 1965年3月29日，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再次犯境，中国海军航空兵10团副大队长舒积成奉命驾歼-6单机截击。在距离39千米处，舒积成发现了美机，为了确保命中，他一直迫近到距敌110米，此时敌机的投影已超出了瞄准具光环，黑影几乎罩住他的座舱盖。舒积成狠狠按动炮钮，敌机左右两翼同时中弹，差点撞在舒积成的飞机上。美国无人机坠落在三亚以北地区。

5. 1965年4月3日，中国空军十八师中队长董小海驾歼-6飞机于广西崇左县上空，在超过歼-6飞机极限高度的1.81万米高空，两次改出失速，在美国无人机5次蛇形机动后，终将其击落。

6. 1965年4月18日，美国无人侦察机又从1．83万米的高度入侵中国领空，偷摄中国导弹基地。空1师驻南宁作战分队张怀连又一次驾驶歼-6出征迎敌。张怀连从1．65万米高度拉起，盯住压在头顶上的敌机，在距敌机还有100米高度差时，一面谨慎地修正航向，一面继续拉杆上升瞄准。终于和敌机拉平了，就在飞机自动下掉的一瞬间，张怀连按下了炮钮，3条火龙直扑敌机准。无人机中弹起火。张怀连的飞机也失速反扣下去，在万米高空中翻滚。张怀连没有慌张，采用早就练就的一套动作，制服了下坠的飞机，在1.35万米的高度上恢复了平飞状态。

击落F-104C

1965年9月20日，一架美国空军F-104C战斗机接近中国海南岛西部领海，中国海航飞行员高翔、黄凤生驾驶歼-6双机起飞迎敌。F-104C是全天候多用途高速战斗机，最大速度2400千米/小时，升限21000米，装备20毫米“火神”6管航炮一门，可携带2~4枚空空导弹。作为第二代超声速战斗机，F-104C的各项性能都优于歼6歼击机。美机由西向东横穿中国雷州半岛，高翔、黄凤生的歼6双机在地面雷达指挥下，占据有利位置隐蔽接敌，并利用敌机转弯的时机，切半径进入射击位置。高翔在接近到291米的进距离时开炮射击，一直打到39米时才脱离。由于距离太近，敌机爆炸的碎片打伤了高翔战机的发动机，造成右发停车。F-104C的飞行员跳伞后被中方俘获。这一战例创造了多项纪录：用第一代超声速歼击机击落第二代超声速战斗机；首次在空战中击落F-104C战斗机；39米的世界空战史上最近交火距离；首次在中国领空击落美机并俘获美国飞行员。

击落RA-3D

1965年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9师在广西凭祥地区击落美军RA-3D型侦察机的空中作战。当日11时47分～12时43分，美军出动飞机3批13架次4次入侵广西凭祥、宁明地区进行侦察。12时18分，驻广西吴圩机场的空军第9师第25大队副中队长张运宝等4人驾驶歼-6型飞机4架到龙州地区上空待战。12时31分，美军1架RA-3D型侦察机从隘店附近侵入中国领空，高度10000米，深入中国领空30千米。地面指挥员命令张运宝等4机投掉副油箱，增速爬高，争取战术优势。12时36分，张运宝报告在右前上方5千米处发现RA-3D型侦察机。地面指挥员下令实施攻击。张运宝4机轮番攻击，击落美机。此战，在敌机快进快出、作战时机短暂的情况下将其击落，是一次成功的反擦边窜扰空战。张运宝荣立一等功。

击落A-3B

1966年4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6师在广东雷州半岛上空击落美国海军A-3B型攻击机的空中作战。当日下午，空军防空警戒雷达发现1架大型飞机侵入广东省雷州半岛上空。驻遂溪机场空军第26师飞行员杨建全、李来喜分别驾驶歼-6型飞机起飞拦截。升空后飞行员在飞机左下方距离9千米处发现目标，由于歼-6型飞机速度过大，杨、李双机瞬间冲了过去，丢失目标，长、僚机散队。经地面引导，僚机飞行员李来喜再次发现目标。为查明该机国籍及型号，李来喜3次逼近目标观察。当确认为入侵美国军用飞机后，李来喜在距离目标300米处进行攻击，发射炮弹190多发，敌机中弹起火。李脱离后再次进入攻击，直到敌机坠海才返航。后查明该机为美国海军A-3B重型攻击机。

击落F-104G

1967年1月13日上午，台湾国民党空军一架RF-104G侦察机在F-104G战斗机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福建省漳州上空，高度1.1万米，时速2000公里/小时。中国空军航空兵第24师立即起飞两批8架歼-6迎战。空8军指挥所引导第一批歼-6以小于对方600公里的时速，大角度接敌。F-104G在最大速度、加速性、上升率、作战半径、武器装备、机载设备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但是中国飞行员却胸有成竹。此前，人民空军展开了在负速度差的条件下引导截击、空中射击的研究，研究出了“采取大角度斜对头进入，进行拦阻射击”的战法。这种方法虽然命中概率不高，但是一种小速度飞机打大速度飞机的有效办法。在空战中，空军的4架歼-6战机在晋江上空与4架F-104G斜对头遭遇，3号机飞行员胡寿根在负速度差条件下,采取斜对头拦阻射击，连发48弹，击落F-104G型战斗机一架。

击落F-4C

1967年6月26日，在海南岛文昌县附近上空发现一架美F-4C战斗机。飞行员王柱书和吕纪良驾驶两架歼-6起飞，在高空巡逻待战。F-4是典型的第二代战斗机，绰号“鬼怪”，它比F-104更加先进，是当时美军主力战机。

美机不断接近中国领海线，但总在要进入中国领空之前飞出。F-4载油量大，续航时间长，而歼-6的载油量有限，无法长期滞空。但歼-6也不能出公海迎战。这就要求歼-6双机把握住机会，在敌机进入中国领空的一刹那将其击落。当F-4C在距离海南岛陵水机场55千米处右转，第3次侵入中国领空时，早有准备的歼-6双机在地面引导下，打开加力，向左急转机动到F-4C后方，在距离250米时王柱书三炮齐发，将F-4C右水平尾翼打掉，紧接着赶到的吕纪良再次三炮齐发，将F-4C肢解。

击落A-6A

1967年8月21日，美国海军A-6A攻击机2架侵入中国广西境内，中国空军十八师2架歼-6起飞迎敌。中国飞行员运用歼-6的机动性做出负荷达8.2G的斜筋斗反转动作，将飞机拉到美机尾后，抵近至500米开炮，将两架美机击落。

国外战绩

歼-6在1972年5月28日～7月28日期间，曾在越南升空作战39次，与敌遭遇13次，空战8次，击落敌机7架。

在1971年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飞行员驾驶歼-6击毁敌机12架，包括一架米格-21、8架苏-7、3架“猎人”，歼-6损失6架。20世纪60年代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的歼-6，在印巴战争中击落1架米格-21、8架苏-7和3架英制“猎人”战斗机，自身只损失3架。

击落苏-7

1971年，印巴之间爆发第三次战争，在这场难解难分、势均力敌的对阵中，F-6（即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歼-6）等到了扬名的机会，最经典的空战发生在1971年12月8日。当天，巴方雷达发现印度空军的两架苏-7战机试图低空偷袭巴空军里萨勒瓦拉基地。巴基斯坦飞行员哈斯米中校驾F-6起飞迎击。为了抢时间，哈斯米在滑行过程中便果断抛掉副油箱，打开加力紧急起飞。飞机刚刚爬升到2000米高度便发现目标，哈斯米立即操纵F-6占据有利位置。来袭的印度战机发现不妙慌忙掉头，边做摆脱动作边加速逃离。但为时已晚，F-6战斗机已抵近至600米处，哈斯米当即发射一枚“响尾蛇”空空导弹，一架苏-7被打得凌空爆炸。另一架惊慌之中俯冲至50米后迅速拉起，试图急上升转弯摆脱F-6，但机动能力极佳的F-6没有给他机会，迅速跟踪至350米处三炮齐发，第二架苏-7也一头栽下。

中东鏖战

歼-6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中广受欢迎。1974年坦桑尼亚空军接收了12架中国支援的歼-6；1977年赞比亚空军也装备了12架歼-6战斗机；苏丹空军也进口了歼-6以加强其对地攻击能力。1977-1978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边境战争，索马里空军从中国得到一批歼-6，这些歼-6多采用沙漠迷彩涂装。两伊战争中，歼-6同时现身交战双方的空军中。这些歼-6都不是中国赠予或出售的。伊拉克的歼-6是1983年埃及赠送的，共40架。伊拉克空军用这些歼-6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军的歼-6还在伊拉克空军服役，由于多国部队空中力量的压倒优势和大规模“电子屠杀”，歼-6连升空的机会都没有。

改装机型

改无人机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2013年1月号刊文称，在福建连城基地，有越来越多的歼-6无人攻击机进驻。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空军启动了歼-6改装为作战无人机的项目。主要改装是机炮武器系统，取消了副油箱，瞄准具航电系统，弹射座椅，氧气系统。机翼下安装六个挂架，可下挂2~6枚250千克口径的航空炸弹。改装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改进自动驾驶仪，增设地形匹配导航系统。退役歼-6改装的无人攻击机，相当于一枚1500千克的战斗部、射程600公里左右、航路比较固定、能够低空地形匹配飞行的巡航导弹。可以攻击敌人的地面固定目标，如机场、军港、指挥中心、导弹发射阵地等等。此外还可以扩充多种用途，比如装载水雷后，可在敌方防空火力密集水域和港口进行无人航空布雷。该机还可以充当无人侦察机，或者在作战时充当诱饵机，引诱敌方暴露雷达和导弹阵地，或损耗敌方的防空导弹，让解放军的主力战机增强打击效力。

改装靶机

2013年12月24日，中央7频道首次曝光歼-6战斗机改装的无人靶机，这是用旧的退役战斗机改装的歼-6无人靶机，非台海前线的歼-6无人攻击机。歼-6作为战斗机飞行性能良好，歼-6退役飞机部分状态较好的还有剩余寿命，改装成靶机可以有效提高现役飞行员的实战能力。改装靶机可以模拟飞机、导弹飞行状态。用于鉴定各类航空兵器的性能，供战斗机飞行员，或为高射炮、地空导弹、雷达操纵人员演练和打靶。

2015年1月初中国央视曝光中国金头盔飞行员蒋佳冀驾驶战机实弹演习的画面。歼-11战机对目标发射中距导弹，导弹将歼6无人靶机凌空打爆，形成巨大火球。

实物展出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航空航天展品巡礼——歼6战斗机。

总体评价

歼-6飞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苏联米格-19С飞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是中国80年代以前的主战机种之一，主要用于夺取前线制空权，也可用于对地攻击。（“中国空军”评）

歼-6飞机尺寸小、重量轻、推重比大、爬升率高、俯冲增速快、机动性好，适于近距格斗空战。飞机结构简单，使用维护方便，价格便宜，是世界上同类飞机中最便宜的。（“新华网”评）

歼-6推重比达0.86，中后期改进型全机推重比更是达到了0.988，因而拥有非凡的爬升率，可以在1分06秒内爬升到10000米高度，以近4倍的优势将与其同时出现的美国F-100远远甩在了后面。凭借着超越时代的推重比所造就的加速性和机动能力，以及气动外形所赋予的优秀盘旋能力，这种在苏联仅作为过渡机型的第一代跨音速战斗机，在中国却成为了守卫着祖国领空、夺取中低空制空权的主力战机。（“凤凰网”评）

中国空军、海航飞行员驾驶歼-6战斗机，多次击落飞行高度超过歼-6静升限的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并取得了击落美军F-105、F-4C等先进战机的战绩。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1年，中国飞行员驾驶歼-6先后击落包括RF-101A、F-104C、高空无人侦察机、F-4C、RA-3D、A-6A等机型的21架战机。（“东方网”评）

歼-6甲

歼-6甲（代号：J-6A，英文：SAC J-6A，曾用代号：东风-103）全天候战斗机，是我国制造的第一型超声速飞机。该机是中国仿制的苏联米格-19P战斗机，1954年7月首飞，1955年开始大量生产。

歼-6甲型是由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于1958年开始，同时仿照米格-19波型研制的。后因质量问题，于1974年移交贵州飞机厂重新研制，并在1975年12月首飞。米格-19或歼6歼击机的翼下可挂4枚K-5，导弹采用尾追攻击，通常一次发射2枚，以保证命中。

1975年5月，歼6甲飞机首飞成功，经过技术和火控性能试飞后，于1977年初，达到并获得设计定型。歼6甲飞机的研制成功，与苏联米格-19飞机相比，不仅火控系统增强了攻击能力，并有零高度、小速度救生能力的座椅。

发展沿革

歼-6甲（代号：J-6A，英文：SAC J-6A，曾用代号：东风-103）全天候战斗机，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型超声速飞机。该机是中国仿制的苏联米格-19P战斗机，头部机炮取消，可带两枚霹雳-1空空导弹，空速管在右翼尖。进气道上端和隔板中央加装了RP-1测距雷达(搜索距离2千米)，中国制造的米格-19飞机于1954年7月首飞，1955年开始大量生产。

歼-6甲型是由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于1958年开始，同时仿照米格-19P型研制的。

1964 年 11 月，航空工业部统一国产飞机命名，东风103改称歼-6甲。

歼-6甲后因质量问题，于1974年移交贵州飞机厂重新研制，并在1975年12月首飞。发动机采用2台涡喷-6发动机，单台推力25.497千牛，加力推力31.871千牛。 1958年，我国在引进米格-19歼击机的同时，引进了苏制K-5M型空空导弹。这种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导弹可全天候使用。缺点是无线电驾束制导体式较为原始，难以跟踪具有较佳机动能力的飞机，只适合攻击轰炸机等大型飞机。米格-19或歼6歼击机的翼下可挂4枚K-5，导弹采用尾追攻击，通常一次发射2枚，以保证命中。

1975年5月，歼6甲飞机首飞成功，经过技术和火控性能试飞后，于1977年初，达到并获得设计定型。歼6甲飞机的研制成功，与苏联米格-19飞机相比，不仅火控系统增强了攻击能力，并有零高度、小速度救生能力的座椅，具有明显的科技进步点。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研制历程

歼-6甲是112厂根据许可证仿制米格-19П而成的全天候截击机，主要供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使用，曾命名为“东风”103歼击机，工厂代号45号机。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政府签订协议，由苏联向中国提供米格-19П全天候截击机的制造权，提供样机、部分飞机散件和全套技术资料。

1958年，中国从苏联购进米格-19П全天候截击机装备部队，同时引进的图样资料运抵沈阳。112厂1958年2月收到米格-19П飞机技术说明书，开始进行仿制准备，1958年7月图样到齐。

首批仿制飞机2架，其中02架静力试验机于1958年11月24日总装完成，开始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加载100%时破坏，达到要求。

112厂试制的第一架原型机于1958年12月17日出厂，12月19日由王幽淮操纵首飞成功。到1959年2月16日，经过26架次/10小时5分的试飞之后便宣告试飞合格，1959年4月26日国家验收定型，5月投入批量生产。7月9日，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了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报告，同意歼-6甲批量生产。

歼-6甲的试制工作是在“大跃进”时期进行的，其周期比歼-5还要短50%，由于严重违背科学规律，出厂的飞机和发动机陆续出现多起严重质量故障。飞机在制造中盲目更改工艺、材料，有些材料用错，有些材料选用了未经试验的代用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出现进气道铆钉脱落、座舱漏气、平尾抖动等问题，根本无法正常飞行，更谈不上作战使用了。1959年12月12日，01架歼-6甲飞机在飞行中导管漏油，引起发动机失火。

112厂生产的歼-6甲，试制时用外汇约4000万卢布，1961年单价为175万元，1963年单价为163.46万元（实际成本156.67万元）。到1960年12月20日停产，共生产83架，加上从苏联运来的1架样机共计84架。这些飞机无法交付使用，只得返修。第一架返修的歼-6甲飞机查出大小故障1401个，更换部件、焊接件多达58项。到1964年完成全部返修工作。1962～1964年陆续交付空军作战部队69架，交航校地面教学用12架，补充静力试验2架。

1958年8月15日，一机部四局在沈阳召开会议，决定320厂也仿制生产米格-19П全天候截击机，以便使该厂获得制造喷气式飞机的能力。9月，112厂将资料移交320厂，9月25日320厂设计室根据112厂提供的图样、技术条件，加上部分样机补充测绘的图样、新编的技术条件和利用附件厂的技术条件开始发图试制。

1959年2月24日，320厂组装的第一架米格-19П飞机由王幽淮首飞成功。但是这架样机在第二次滑行时，出现了发动机失火烧毁的事故。直到8月21日才恢复试飞，9月28日按照飞机交付验收大纲飞行合格。

1959年11月27日，国家鉴定委员会对320厂仿制生产的歼-6甲型飞机进行了鉴定验收，并同意进行小批量生产，当年交付1架。

1960年9月，由于缺乏配套备件，同时飞机上的钢材、镁合金件、焊接件相继发生质量问题，仿制工作和试生产都陷入停顿状态，连续3年没能继续交付飞机。1962年8月开始分解返修，1967年6月停产，320厂共生产歼-6甲飞机7架。

技术特点

歼-6甲飞机机身为半硬壳式，头部为圆截面的雪茄形，尾部转变为椭圆形。为了装雷达，歼-6甲机头上部装有帽沿式玻璃钢蜂窝鼻罩，机头进气道中央是玻璃钢蜂窝锥体。前机身有座舱、油箱、机身炮、发动机、电气无线电设备、前起落架和液压冷气系统附件；后机身装有两台涡喷发动机及其加力燃烧室、两个油箱、操纵件、减速伞装置、喷口操纵系统等，后机身上还装有3个减速板。座舱盖由固定风挡和活动部分组成，应急时座舱盖活动部分可以抛掉。歼-6甲翼根装两门30-1航炮，机头没有装航炮。

歼-6甲所使用的发动机为仿制苏联图曼斯基设计局РД-9Б型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涡喷-6型发动机。

歼-6甲飞机采用全金属中单翼，机翼上表面装有导流片，下表面有扰流片，与副翼的操纵联动，空速管位于右翼尖，翼根部分装有航炮。水平尾翼平面形状为箭形，垂直尾翼由垂直安定面和方向舵组成。

歼教-6

歼教-6（英文：SAC JJ-6，中国代号：JJ-6，外贸型号：FT-6），是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厂（简称：沈飞）在歼-6歼击机基础上改型研制的超音速喷气教练机。这是歼教-5装备部队之后，中国空军首次拥有超音速教练机。

1966年10月，第三机械工业部（即：航空工业部）批准了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上报的歼教-6改型设计方案，试制开始。 1970年11月6日，歼教-6首飞成功。1973年5月，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教-6设计定型，歼教-6开始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截至1984年，歼教-6共生产615架。

歼教-6曾出口到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

发展沿革

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停产歼-5战斗机的同时己开始考虑从苏联引进性能更好的超音速战斗机米格-19制造专利。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定协议，由苏联向中国出售米格-19飞机的制造技术，提供全套技术资料、样机和部分散装件、成品附件等，由沈阳飞机制造厂（简称：沈飞）进行研制和组装。第一架仿制生产的米格-19完成首飞后投入了小批量生产，装备空军部队试用。进入60年代后，沈阳飞机制造厂开始批量制造米格-19型战斗机，被正式改名为歼-6战斗机。截止到60年代末，中国军队己装备了近400架歼-6战斗机（包括各种单座改型），部分一线航空兵部队完成了由歼-5向歼-6战斗机的换装，歼-6开始逐渐成为了中国空军的主战装备。

歼-6在气动布局和飞行性能上与歼-5己经有了很大不同，为更好、更快地使原歼-5飞行员过渡到歼-6，空、海军非常需要一种可以快速培训歼-6战斗机飞行员的超音速教练机，但苏联的米格-19战斗机并没有发展双座教练型，

因此，沈飞于60年代中期开始在单座歼-6的基础上研制适合训练歼-6飞行员以及其它超音速战斗机飞行员的歼教-6教练机。由于没有原准机进行参考，所以歼教-6完全称得上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教练机。

当时国内大量使用的乌米格-15和歼教-5教练机都是高亚音速教练机，没有超音速教练机给部队飞行学员掌握超音速飞行驾驶技术带来很大的难度。不但培训时间长，花费也高。但苏联的米格-19战斗机并没有发展双座教练型。同时空军部队当时使用的喷气式歼击机都是单发飞机，不能满足双发歼-6的训练科目，也无合适的进口飞机来满足训练需要。为此，空军于1965年底提出了改型设计超音速教练机的战术技术要求，研制任务下达给了沈阳飞机制造厂，由该厂工程师程不时主管设计工作。1965年空军提出了超音速教练机的战技术要求后，沈阳飞机制造厂（简称：沈飞）就开始研究把歼-6基本型改装为超音速教练机，并进行了初步设计。1966年8月5日沈飞上报了新型超音速教练机的总体方案。1966年l0月15日，第三机械工业部（即航空工业部，简称：三机部）批准了改型设计方案，要求1967年底生产出数架交给空军航校试用。由于没有原准机进行参考，所以歼教-6完全称得上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教练机。

研制历程

1967年3月，经过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的联合批谁后，沈阳飞机制造厂一组成了研制小组开始了详细设计工作并投人试制工作。1966年10月完成了木质样机，开始进行详细设计，到1967年3月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图纸，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高低速风洞试验以及各系统的模拟试验。1970年年中，用于静力试验的原型机总装完成，在1970年7月到9月期间完成了全机静力试验，达到设计强度的110%。而用于试飞的原型机干1970年10月总装完成，1970年11月6日，在飞行员王春友的驾驶下首飞成功，到1971年7月10日试飞结束，完成了试飞大纲规定的科目，共飞行了54个起落、16飞行小时。试飞结果表明，前后舱视界、双操纵系统、机载设备配置均基本达到设计要求。1971年又试制出五架，其中两架交付飞行试验研究所进行全面的试飞鉴定，另外三架于1972年1月开始交付空军部队试用。在经过2930飞行小时、1291个起落的试飞和试用之后，表明新型超音速教练机满足了空军所提出的战技术要求。1973年11月，由国家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批谁设计定型，投入小批生产，并被正式命名为“歼击教练六型”飞机，简称歼教-6。由于歼教-6和歼-6的机体结构大致相同，因此大多数工艺装备与歼-6飞机相同，新增的工艺装备仅有140套，只占总数的5%。到1975年12月，已经交付了44架供空军部队使用。1975年12月18日，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召开生产定型会议，批准歼教-6型飞机生产定型，转入正式批生产。到1986年停产为止，一共生产了634架。

歼教-6型飞机从1966年7月开始研制到1975年正式交付部队使用，跨越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由于政治运动干扰，设计和生产都无法正常进行。

有关部门对歼教-6机型的评价是：设计很成功，性能优于歼教-5型教练机，稳定性和操纵性都符合要求。歼教-6也曾出口到其他国家。

1976年12月18日，在沈阳召开了歼教-6生产定型会议。会议批准生产定型后，转入大批量生产，1977年生产120架，1978年达到最高峰，年产180架。道1985年底共生产634架。歼教-6除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以外，还军援到朝鲜、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好索马里等国。

按1975年统计，歼教-6单机售价65万元（成本为61.88万元），工时为35300小时，金属材料消耗量为9400千克。随着生产的熟练，1981年单机工时降为23400小时，成本56.96万元，价格64万元。歼教-6成本低是因为大多数工艺装备与歼-6相同，工人生产多年已非常熟练，歼教-6新增的工艺装备仅140套，不到总数的5%。

技术特点

气动总体

作为同型教练机，歼教-6同样保留了歼-6大部分特点，整体气动布局仍然采用机头进气、大后掠中单翼、低平尾、单垂尾和双发设计，但采用了前后串列双座舱布局。为避免歼教-5后舱视界不良的问题，歼教-6的后座舱设计时提高了7厘米，而前座舱降低了4厘米，后舱前视视界增加了5度。为容纳增加的后座舱而不大幅度减少机内油量，歼教-6的机身较歼-6加长了37厘米，但即使这样，其最大航程和续航时间仍较歼-6有一定的减少。由于机身加长以及重心的变化，歼教-6的纵向飞行稳定性变得较差。为解决这一问题，歼教-6将歼-6的双腹鳍改为了面积加大的单腹鳍，使纵向稳定性基本达到单座歼-6战斗机的水平，同时减速伞舱移至垂尾根部，着陆滑跑距离大为缩短。

在歼-6型喷气式飞机上加装第2个座舱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结构设计工作，其中涉及到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和操纵使用方面等技术难关。

歼-6飞机的剩余推力有限，为了增设座舱后飞机阻力不过分增加，仍然能达到超音速的飞行能力，设计者们想出了很多办法。他们在机身上找到合适的延长位置，保证了机身外形的相对流线光洁。此外，飞机相应改装了燃油系统、操纵系统、仪表系统及最新的火箭弹射座椅。

歼教-6飞机的翼展9.00米，机长12.92米，机高3.89米，机翼面积25.0平方米，最大起飞重量8932千克，空机重量5625千克，最大平飞速度（高度11000米）M1.22，实用升限16000米，最大航程94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0分，起飞滑跑距离750米，着陆滑跑距离（用伞）634米。

机体结构

歼教-6与歼-6基本型的结构大体相同，但座舱改为串列双座布局，前机身自9号框前加长375毫米以增设飞行教员的后座舱，机身长度增加到10.803米。前风挡和座舱盖增高80毫米，前舱座椅降低40毫米，后座椅提高70毫米以改善后舱飞行员的视界，由于不需要承担作战任务，前风档没有采用防弹玻璃（歼-6基本型有），改为14.5毫米厚的防鸟撞无机钢化胶合玻璃。增加了一套后舱的操纵系统、仪表设备和机内通话器。由于歼教-6的前机身加长并且座舱加高带来了航向稳定性下降，为此在飞机的后机身下部的固定单腹鳍两侧各加装了一个小一些的侧腹鳍。减速伞舱由机腹上移到垂尾根部，增加了机翼内油箱。

动力航电

歼教-6发动机同样采用了歼-6所使用的2台加力推力3250千克的涡喷-6（WP-6）涡轮喷气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25.48千牛，加力推力31.87千牛。但由于机体结构重量的增加，其整体飞行性能较歼-6有所下降。

歼教-6的航电系统基本上与歼-6相同，只是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一套后舱操纵、显示设备和舱内通话器。为了便于检验学员射击效果，机头罩右上方安装有一部3型照相枪，而前舱瞄准具头部右侧安装有一部4型照相枪。。由于是双座教练机，自然增加了一套后座舱全套设备和JT-2A机内通话器。歼教-6未装应急静压系统，也没有装护尾器和识别应答机。另外还包括WL-5A全罗盘，XS-5信标机，262无线电高度表和盘式刹车系统。

机载武器

歼教-6飞机的机载武器只保留了机身右侧的一门30毫米机炮（备弹30发），在机翼下同样设有4个外挂架，可用于挂载副油箱、火箭发射器及250千克以内的炸弹，以满足飞行员对空、对地攻击训练的要求。

歼教-6只保留了机头右侧下方的一门30毫米口径机炮用于射击训练，取消了翼根两门机炮，相应的备弹量减少为55发，而机翼下方两个前伸发射梁可挂火箭弹发射器。前机身加长375毫米，机腹加装双腹鳍，前座舱风档加高80毫米代替了原有的防弹玻璃。前座椅头靠降低40毫米后舱座椅提高70毫米，用34毫米厚的无机钢化胶合玻璃取代原有的防弹玻璃。取消机翼机炮，保留机头右侧一门30毫米机炮。

服役情况

歼教-6装备中国空军后，主要用于歼-6、强-5飞行员的高级飞行训练。在歼-7、歼-8装备部队后，歼教-7服役之前，歼教-6 还担负着对这两型飞机的飞行员训练任务——但由于气动特性差别太大，训练效果较差。1974～1975年，空军战斗机飞行螺旋事故严重，空军和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于1976年2月10日至12月4日在 11 航校进行螺旋性能试飞，使用歼教-5、歼-6、歼教-6飞机。但在随后进行的螺旋普及训练中，歼教-6两次出现发动机断轴现象，即停止使用该机进行螺旋训练，以至该机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歼教-6飞机大量生产，广泛地装备部队，并向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出口。

歼-6及其各种改进型一共生产了3500多架，而歼教-6的数量虽只占1/6，但它在中国空军装备及训练体制发展建设中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歼-6战斗机的装备数量庞大，加之在其基础上研制的强-5攻击机总数近5000架，所以歼教-6入役后主要从事这两种飞机飞行员的高级飞行训练，而基础训练仍然使用第一代的歼教-5。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歼教-6为海、空军培训了大量的歼-6和强-5飞行员，保证了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斗力。

在20世纪70年代歼-7批量服役以及更新型的歼-8战斗机开始小批量装备部队后，歼教-6仍担负着这两型战斗机飞行员的早期飞行训练任务。虽然歼教-6的气动布局使歼-7、歼-8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在当时歼教-7教练机的研制仍然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歼教-6在歼-7、歼-8飞行员的初期培训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衍生改型

歼教-6飞机除用于部队的作战训练外，还在一些特种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歼教-6基础上发展的变稳试验机和空中弹射试验机。这两个特种机型对中国机载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和新一代航空弹射座椅的研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变稳机

歼教-6的变稳试验机通常称为“电传操纵变稳型空中试验机”（代号：BW-1），其主要用途是对第三代战斗机采用的电传操纵系统的构成、特点进行空中飞行验证，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实现从机械操纵向数字式电传操纵转变铺平道路。歼教-6变稳机根据需要将前舱改装为试飞员舱，采用了新研制的第一代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出于安全考虑，后舱仍然保留了原有的机械操纵系统，两套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连通或断开。如果飞行中前舱电传操纵系统出现故障，可以由后舱立即断开电传操纵系统而改为机械操纵，以保证飞行试验的安全进行。在改装中，BW-1变稳机要加装数字式气动变稳系统、模拟式电液伺服传感系统、数字式目标跟踪显示系统、机载数据采集记录和遥测发射系统、试验信号放大器、大气扰流信号发生器和各类传感器、变换器、电气和液压副件等设备，虽然拆除了原歼教-6机上的部分无关设备，但机上空间仍然无法满足要求。经过考虑，最后在不过大影响飞机性能的前提下，在机背和机腹处各增加了一个设备舱才满足了众多新设备的安装要求。歼教-6变稳机的发动机采用了2台涡喷-6甲，新发动机将沙丘驻涡稳定性理论应用到加力燃烧室火焰稳定器上，起到了加力接通可靠、燃烧稳定的效果，特别是对飞行有致命危害的振荡燃烧现象被彻底消除。发动机的推力较涡喷-6增加了2%，耗油下降了1. 5%,整体可靠性和稳定性有了明显增强，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歼教-6变稳机的总体飞行安全。

歼教-6变稳机的飞行性能，由于增重较多，各方面性能比原型歼教-6有较大下降，但未对飞行试验产生不利的影响。歼教-6变稳机的研制工作从70年代末期开始，80年代初完成了中国第一套变稳飞机自动控制系统，随后安装在一架编号为007的歼教-6上进行试飞。但在1984年年底进行的一次试飞中，由于变稳系统存故障，电传操纵系统没有及时断开而恢复机械操纵，导致飞机坠毁。在总结经验和改进系统设计之后，新一代变稳系统研制成功，1986年进入实机改装，1988年11月完成初审评定，1989年4月，编号为008的歼教-6变稳机实现了首飞，同年9月完成了中国战斗机首次电传操控试飞，标志着中国现代飞行控制系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弹射机

1983年，中国正式批准了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项目。1988年6月，编号为009的试验机首飞成功。1989年5月，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首次采用新研制的四型弹射座椅进行了水平状态下、高速条件下（飞行高度2800米，飞行速度700千米/小时）的弹射试验。试验表明，改装后的弹射试验通用舱没有破损，强度满足正常试验要求，弹射力不会给飞机安全带来不良影响，为后来进行新一代弹射座椅的研制和定型铺平了道路。

20世纪90年代后，歼教-6高速弹射试验机先后完成了新一代歼-10战斗机上的HTY-5型、教练-8教练机上的HTY-7A型（前后座舱）、歼-7G/E以及歼-8F型战斗机上的HTY-6型等多种新一代具备在复杂姿态下、零高度、零速度以及飞行速度在1100千米/小时以内实施安全弹射救生能力的火箭弹射座椅的定型试验，为增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整体作战能力以及缩短与国外现代战斗机弹射救生系统所存在的技术差距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总体评价

歼教-6飞机，是中国研制装备的第一型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教练机。试飞员们对歼教-6飞机的评价是：设计是成功的，性能优于歼教-5型教练机，稳定性和操纵性都符合要求。 由于该机研制中，综合了几种不同设计的优点，歼教-6保持了原型歼-6飞机的大部分性能，其综合性能远远优于中国以前使用的喷气式教练机。

歼6战机有多经典？

原文：中国空军史上列装数量最多机型：歼6战机有多经典？

要论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以来，哪款战斗机生产年限最长、生产数量最多，非歼-6莫属。

歼-6是沈阳飞机厂以苏联米格-19为原型仿制的战斗机，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生产装备最多的机型。歼-6总共生产了5000多架，并出口多个国家。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歼-6的服役历史堪称航空装备生产与改进的成功经典案例。

备受青睐的米格-19

在新中国制造出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两年前，1954年1月，米格-19战斗机原型机试飞成功，这是苏联首款具有实用价值的超音速战斗机。

但米格-19的前景在当时并没有被苏联航空界看好，就连总设计师米高扬都是抱着一种“交差”的态度。米格-19在苏联量产后没多久，就被性能更先进的米格-21取代。

根据苏联航空装备研制一代、装备一代、外贸一代的思路，三代机的设计思路刚刚浮现在设计师的脑海里，二代机米格-21顺利投产，作为一代机的米格-19技术就被整体打包或拆分，向各国售卖。

我国在当时国土防空作战的需求方向，是对付东南沿海地区的侦察机。

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截击轰炸机与截击侦察机的作战方式并不一样。截击轰炸机一般要“迎面攻击”，绝不能让对方飞到目标区域。而截击侦察机如果“迎面攻击”，则可能逼迫对手返航，让对手另择时机再来。

长此以往对方会根据我方歼击机数量和部署情况来增加侦察机数量并调整部署，给国土防空造成较大的装备负担。

所以在防御侦察机时，可以先放任侦察机飞抵目标区域，随后利用其油料不多、航线难以改变的特点，在返航路上予以歼灭。只要不让对方把情报带回去，防御即是成功。

但这也要求歼击机不仅能够“迎敌”，还要善于“追击”，对歼击机的飞行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米格-19能以1.38倍音速飞行，与歼-5飞机相比，每秒能快10米左右，正符合截击侦察机的高速要求。所以我们当时格外青睐米格-19。

1957年，中苏两国签定协议，由苏联向中国出售米格-19飞机的制造技术，并提供全套技术资料、样机和部分散装件、成品附件。1958年8月，仿制工作正式开始。

大幅提升的性能

歼-6能够与歼-5拉开如此大的差距，主要是发动机工作原理发生了变化。

歼-5飞机采用的是涡喷-5发动机，空气被吸入发动机后，通过风扇被“甩”入周围的几个小燃烧室。空气在燃烧加压后，从尾喷口喷出，同时带动涡轮旋转，吸入新的空气。采用这种进气方式的发动机就被命名为“离心式涡轮喷气发动机”。

而歼-6飞机装配的涡喷-6发动机，空气直接从一级风扇吸入，流动更加流畅，燃烧效能也大幅提升。由于涡喷-6发动机当中的空气是沿着轴方向流动的，所以被称为“轴流式”发动机，这也是到目前四代机为止，主流的发动机布局方式。

发动机工作原理的变化，正是歼-6性能远超歼-5的奥秘所在。

暗藏玄机的机身结构

为了能够使机身承受超音速飞行时的强度需求，歼-6飞机采用桁（héng）条式机身结构。

机身内的桁条和隔框组成飞机的骨架，而外部的蒙皮，承受的是通过桁条与隔框传递来的二维方向的力，每个格子范围内的铝合金蒙皮就像一张纸，同样重量的材料，虽然撕开很容易，但平面拉扯时却需要费很大的力，这就是利用材料自身来提升结构受压稳定性。

因为蒙皮作为飞机的外壳，也需要承受一定的力，所以桁条式机身结构也被称为“半硬壳式结构”。

桁条式机身的优点是载荷分散传递，通俗地讲就是飞机各个部分受力较均匀，所以能够通过重量更轻的材料，承受更大的载荷。

但任何设计都有其两面性。桁条式机身结构也存在缺点：是在开较大舱口时，受力结构会发生变化，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设计难度较大。

所以，为了适当降低设计师的工作强度，歼-6飞机的结构，被分为前后两段。整个机身从头到尾共有36个隔框，就像一条鱼的肋骨。由机头进气口到机翼翼根末端为前半部分，里面是飞机的前20个隔框，从21框开始为后半部分。

歼-6飞机机身主要受力部分是前起落架、机翼、尾翼、发动机，所以它们对应的隔框都做了加强设计，可以适当多分配重量，其它普通框则争取轻量化设计。

歼-6飞机整体继承了歼-5的后掠翼设计，这也是机头进气战斗机中，最后一款后掠翼方式的机型。

后掠翼的优势是提高了临界马赫数，但缺点也十分明显。首先是容易增加飞机结构重量，其次是襟翼和副翼效率降低，而且气流容易顺着机翼方向流向翼梢，造成失速，集中表现为飞机进入螺旋失控状态，导致机毁人亡。

为了减小翼梢失速对飞行品质带来的影响，歼-6飞机表面增加了很多安定面。

其中翼刀的设计是为了阻断空气向翼梢聚集。其实翼刀设计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同期西方国家航空领域已经开始研究前缘襟翼自动控制与飞机性能之间的关系。苏联虽然也有类似研究，但由于前缘襟翼结构复杂、成本较高，所以当时没有推广采用。

与歼-5飞机相比，歼-6为了适应高速飞行的需要，将水平尾翼安装在垂直尾翼上的“十”字布局改为了机身安装全动水平尾翼。

在早期的测试机型中，水平尾翼设计沿用了歼-5安定面与升降舵结合的设计结构，这种设计在临近音速飞行时，升降舵和安定面的夹角处会产生激波效应，导致偏转效应下降。改为全动水平尾翼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先进的超音速战斗机，不仅水平尾翼，包括鸭翼，都沿用了全动控制面设计。

这种直接与机身连接的控制面，不仅效果更好，而且连接机构的强度也可以适当增加，更适应高速飞行需求。高速飞行时也需要让飞机保持安定性，在空中飞行的飞机就像水里游的鱼，所以歼-6像鱼一样，有了背鳍和腹鳍一样的安定面。

后来的测试和使用证明，歼-6飞机的结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在静力测试时，载荷达到设计值的102%。这个数据如果不达标，飞机飞上天就容易散架；如果过高，说明有些部位的材料用多了，造成性能指标浪费，也是不理想的。所以，能够在设计中把握一个合理的静力载荷指标，难度相当大。

如果说歼-5飞机实现了我国对于喷气式战斗机从无到有的梦想，那么歼-6飞机则是开启了我国航空工业部门制造优质作战飞机的新篇章。歼-6飞机让我们从完全仿制进入到了改进设计的阶段，为中国人自己设计高性能战斗机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歼-7

歼-7（中国代号：J-7，英文：Chengdu J-7/F-7 fighter aircraft，北约代号：Fishbed，译文：鱼窝）战斗机，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厂研制的一型单座单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歼-7是仿制的苏联米格-21Ф-13型。该机后转产至成都飞机制造厂和贵州飞机制造厂，进行后续改进改型、批量生产。

歼-7战机是中国首款两倍音速歼击机，共有两万多个零部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达到两百多项之多，是新中国自歼-6以来最复杂的航空系统工程，标志着中国在当时拥有自主生产世界先进二代机的能力。歼-7战机外观设计紧凑、轻小灵活，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和使用维护简单的特点，曾大量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歼-7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战场前线制空权，也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属于典型的第二代战斗机。歼-7的技术特点是突出高空、高速特性，具有轻小灵活的特点，低成本、高效率和使用维护简单等。歼-7战斗机曾批量出口到世界多个国家。

发展沿革

历史背景

1953年6月，当朝鲜战争快结束时，苏联政府国内各飞机设计局尽快研制性能更好的超音速歼击机。此前米高扬设计局的米格-15飞机在朝鲜上空大出风头。沿袭着米格-15的成功设计经验，米高扬设计局先后研制出来性能更好的米格-17以及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米格-19，而这两种飞机气动布局与米格-15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都采用了机头进气的后掠翼布局。朝鲜战争的经验及喷气技术的发展使飞机设计师们确信，将来喷气式战斗机的空战必然会在更高的高度和速度下进行，飞机的飞行速度将大于两倍音速。

为了使飞机达到两倍音速以上的飞行速度，米高扬设计局采纳了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建议的一种带有中心可调节激波锥体的机头进气形式，通过这个激波锥产生的斜激波对迎面而来的气流进行压缩减速，同时通过锥体的前后移动来改变进气道口气流截获面积，实现进气流速、流量和发动机进气需求之间的最佳匹配，保证发动机能够在各种飞行条件下都能稳定地工作。

另一方面歼击机的机翼形式也进一步的改进。负责空气动力学研究的苏联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院除了建议米高扬设计局继续加大后掠机翼的后掠角度外，还提供了一种新型的57度后掠角三角翼的机翼选型方案。经过研究试验，三角翼方案的性能优异，特别是在高空高速性能方面大大超出了军方所预想的战术技术指标，于是最终采用三角翼的方案被选中为新一代的前线歼击机，并被正式命名为米格-21。其后安装了推力增大的Р-11Φ-300型发动机的米格-21Ф型（亦称：米格-21F）飞机于1959年正式投入了批生产，开始装备苏联空军前线歼击航空兵。

米格-21服役后很快被西方的情报人员发现，北约组织为了方便识别称其为“鱼窝”（Fishbed）。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米格-21飞机被大量生产，各种改进改型累计多达几十种，总生产数量超过了5000架。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国家还引进了该机的生产许可进行了仿制。此外米格-21还被苏联大量出口到世界上至少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参加过六十年代之后的所有局部战争，当下仍然是很多国家的主力歼击机。

研制进程

引进技术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前苏联米格-21战斗机产生兴趣，计划从苏联引进米格-21。当时由于中苏关系已出现裂痕，苏联并不想提供该型号战斗机给中国。

但随着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形势的变化，苏联需要中国支持，于是1961年中苏签署协定，授予中国米格-21F-13飞机及R-11F-300发动机的制造许可证，由苏联提供包括全套生产技术资料，飞机、发动机散装件，以及当时国内缺少的成品、原材料。

1961年3月，以刘亚楼任团长，丁仲和、徐昌裕任副团长以及包括有一批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材料方面专家在内的中国航空技术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开始进行引进谈判。在谈判期间，中方的专家们分专业对米格-21进行了初步了解，还参观了当时生产米格-21飞机的高尔基城飞机制造厂，此前这个工厂还从没有让中国人参观过。经过二十几天的谈判，3月30日刘亚楼代表中方与苏方签订了《关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К-13导弹的米格-21Ф型飞机的生产许可权、技术资料和关于生产带有К-13导弹的米格-21Ф型飞机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

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在1961年8月至1962年10月期间将无偿地向中方提供米格-21Ф-13型飞机（含Р-11Ф-300型涡喷发动机和К-13型红外制导空空导弹）的全套生产图纸和技术资料（注：协定并没有规定包含飞机相关的设计资料），并有偿地提供120架份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导弹所需的部分原材料、毛坯、成品及附件，同时还向中方提供一架样机、两台发动机以及飞机、发动机、导弹的部分散装组合件，整个协议共需支付给苏联的费用为人民币9，032万元。同时中国空军还将直接购进12架米格-21Ф-13型飞机，首先装备在空军第十一航空学校，通过该航校对飞机性能进行熟悉为后续其他部队换装打下基础。米格-21Ф-13型飞机引进装备部队后被称为一九六二年式歼击机，简称六二式歼击机。空军第十一航空学校是1953年1月5日成立的一所飞行学校，后来专门负责空军战术技术训练试飞的任务，并常年担负战备值班和打击高空侦察机及无人机的任务。两倍音速的米格-21成为中国引进的最后一种米格歼击机，之后不久，中苏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谷，而长达十年的苏联对华航空技术援助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研制过程

1962年5月18日，中国航空研究院与航空工业局发出《关于共同组织米格-21飞机技术摸底，为仿制及进一步自行设计做好准备的联合指示》。

但随着中苏交恶，苏联并没有完全履行协议，实际上中国没有获得米格-21的大部分的技术资料，到手的文件又有很多错误，实际对歼-7的研发生产有用的就只有几架样机，这给试制带来了困难。最后经过负责此项目的沈飞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技术摸透和研究，根据苏联提供的米格-21样机制造出歼-7原型机。

在此之前中国飞机设计科研机构曾构思过东风-113高空高速战斗机的方案，但因工业基础薄弱无法满足设计要求，很快被迫放弃。

1961年国内开始对米格-21进行系统的“技术摸透”工作，并赋予这一新歼击机代号“62式”。

1962年5月，航空研究院和航空工业局联合做了“技术摸透”部署，目的是为自行设计先进的歼击机准备好技术基础。

“技术摸透”的步骤，首先是根据仿制需要，摸清主要的生产技术问题，包括技术关键和材料；其次是仿制，通过试验研究，摸透其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和技术特点。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在对米格-21的“技术摸透”中，完成了飞机强度计算报告的校核、机头锥强度计算、机翼的强度与刚度计算、飞机战斗性能分析、空气动力特性校验计算等39项课题；进行了27项3300次高低速吹风试验；安排了进气道、飞机共振、座椅地面弹射、飞行等64项试验。通过这些计算和试验，一方面补充和校核了设计技术资料，同时也学习和掌握了原设计的方法，为设计生产积累了经验。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前后开展对西方国家5种歼击机和高空侦察机的系统分析，提出了研究报告，绘制了部分图纸，搜集整理了某些飞机可供借鉴的技术。沈阳飞机厂和发动机厂还在试制中逐一解决了钛合金件成型、整体壁板化学铣切、整体机头罩加工、整体密封油箱装配、非金属蜂窝锥体制造等工艺技术关键，完成了各项技术攻关。其中包括26种新合金、涂层等新材料，试验并掌握了46项新技术和新工艺。“技术摸透”为歼-7的研制和自行研制更先进的歼击机，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1964年，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正式将“62式”改名为歼-7。

歼-7的原型机于1964年初开始生产，1965年11月完成机体静力试验。第一架生产型歼-7，与早期制造的歼-7一样，由沈阳飞机工厂制造。

首飞成功

1966年1月17日，沈飞公司研制生产的歼-7战机在首席试飞员葛文镛的驾驶下首飞成功。

技术特点

气动布局

歼-7是一种设计紧凑、气动外形良好的单发战斗机，采用了三角形机翼、后掠尾翼、细长机身、机头进气的总体布局。大后掠切尖三角形中单翼，翼展7.15米，翼面积23.0平方米，前缘后掠角57度，后缘垂直于机身轴线，下反角2度。采用对称翼型，机翼根部相对厚度5%，翼尖相对厚度4.2%，翼根弦长5.97米，翼尖弦长0.46米，展弦比2.22，尖削比12.5，安装角0度，没有设置前缘扭转角。采用三角翼使歼-7飞机得以在发动机推力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飞行速度达到了M2.0以上，升限也超过了20000米。为了阻止机翼上表面附着面层向翼尖的堆积而引起失速，左、右机翼上表面靠近外侧处各安装了一个小翼刀来进行阻挡，以减缓翼尖气流分离。

结构设计

歼-7飞机的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复合结构，圆形横截面。机身结构由4根大梁、36个主隔框及长桁和蒙皮等组成。为便于检查和拆装发动机，机身分为前后两段，对接面用快卸螺栓进行连接。机身各隔框、长桁和蒙皮材料主要为硬铝，而少数承受较大载荷的加强框则用铬锰硅合金钢制成。前机身段内设有驾驶舱、电气无线电设备、机身机炮、前起落架、燃油箱和液压冷气系统附件等。后机身段安装有一台发动机及其加力燃烧室、发动机喷口、操纵系统、燃油箱和减速伞舱等。

机身前段是由头部进气道口到机翼翼根末端，共有28个主隔框和4个辅助隔框。机身的最前端为采用整体加工的一个机头罩，形成进气道的进气口，中部隔框两侧装有与机翼相连的接头。机身前段的4根大梁都布置在机身上、下大的舱门开口部位，是此段机身结构中承受弯矩的主要构件，也是舱门开口处的加强构件。机身前段蒙皮普遍较薄，在机头罩后两侧进气道的外壁采用厚3.5毫米的单层整体壁板，以适应超音速飞机为减小阻力而要求进气道唇口较尖锐的需要。机身前段后部大开口较少，采用的蒙皮较厚。

机身后段由隔框、长桁、蒙皮和机尾罩等组成。其结构特点是长桁数量多，桁条结构较强，没有设置大梁，弯矩引起的轴向力由长桁和蒙皮承受。机身后段共有8个主隔框和5个辅助隔框，机身后段开口较少，大多数长桁是连续贯穿整个后机身的。尾喷管采用了引射式收敛喷管，机尾罩分为两段安装在隔框上，前段由铝合金板材制成，后段由高温合金钢板材制成，将发动机喷管完全包住形成固定外罩的引射器。这种结构的特点是重量轻、喷管及后体的综合设计较为简单，但是亚音速巡航阻力大和超音速推力损失大。

动力系统

歼-7飞机的后机身安装一台按照苏联的Р-11Ф-300发动机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仿制的涡喷-7型发动机，这是一种带有加力燃烧室的轴流式双转子涡轮喷气发动机，由双转子轴流式压气机、环管燃烧室、双转子燃气涡轮、加力燃烧室与可调尾喷管四大部件组成，此外还有燃油系统、起动系统、冷却系统、防冰系统等主要系统以及带动发动机和飞机附件的传动装置。发动机全长4.6米，最大直径0.9米，总重1151千克，最大推力3900千克，加力推力5750千克，推重比5，最大耗油率0.97千克/千克推力.小时，加力耗油率2.3千克/千克推力/小时，体现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喷气发动机的技术水平。

座舱仪表

歼-7飞机的密封式座舱位于机身第6~11隔框之间，由座舱左右壁板、前后隔框隔板以及座舱地板和座舱盖组成，为气密式座舱。座舱内的仪表设备根据工作的重要性、使用的经常性方面的考虑分别配置在仪表板、左右操纵台和座舱左右侧壁及驾驶杆上合理的部位。仪表的配置是将一些飞行员需要经常观察的航行驾驶仪表和发动机仪表配置在前方中央仪表板上，以便飞行员迅速准确地进行判读。而像一些飞行中不需要经常观察的或比较次要的辅助仪表如液压、冷气等系统的压力表则配置于左右仪表板与左右操纵台上这些不大醒目的地方。这样既可以在需要时查看这些辅助仪表，又不至于挤占经常需要看的重要仪表的安装位置。一些同类的、性质近似的或需要对照观察的仪表配置在一起，例如升降速度表、航空地平仪和空速表比较集中地安装在飞行员的正前方，使飞行员能够方便地根据这三个仪表的指示来操纵飞机的上升或下降。将发动机的仪表及液压系统压力表集中配置在一起，以便能够及时了解发动机和液压系统总体的工作情况。

武器系统

歼-7飞机是国产战斗机的武器由以机炮为主转变到以导弹为主的转折型号，从歼-7到歼-7Ⅰ、歼-7Ⅱ，机炮由一门增加到两门，而到歼-7E、歼-7G又减少到一门。而空对空导弹则从两枚增加到最多可挂四枚，从只能尾追定轴发射提高到全向离轴发射。歼-7系列飞机的机翼下挂架除能挂载导弹和副油箱外，还可悬挂两组57毫米口径的57-2型空空火箭弹或90毫米口径的90-1型空地火箭弹发射器，也可以挂载多种航空炸弹用于对地攻击。特别是多用途功能增强的歼-7Ⅲ型飞机可以挂载8枚100-2型或4枚250-2型或2枚500-2型航空爆破弹。

歼-7飞机配装有航空机炮、空对空导弹、空空火箭弹等多种武器。歼-7飞机安装的是口径为30毫米的30-1型机炮，是西安昆仑机械厂（847厂，西安昆仑工业公司）仿制苏联НР-30型管退式单管航空机炮，其采用后坐力加燃气复进，靠射击时产生的火药燃气压力带动各活动部件自动完成全部射击循环。机炮由炮管、进弹机、冷气装弹机构、炮箱、机心、电发火机和总装零件共6种部件、163种零件组成，结构简单，装拆方便。全长2.15米，宽0.18米，高0.186米，重量66千克。采用电操纵射击，射击初速为780米/秒，射速900发/分钟，寿命为2000发。机炮供弹方式为弹链弹带供弹，装弹方式为气压装弹，弹药类型一般为杀伤爆破燃烧弹。

衍生型号

中国研制的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歼-7系列如下：

歼7基型

歼7基型是基于米格-21F-13原型测绘仿制。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或38枚火箭。进气道进气锥可分三级调节。发动机为一台涡喷-7涡轮喷气发动机，推力38.245千牛，加力56.388千牛。涡喷-7是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于1963年按前苏联R-11F-300发动机开始仿制的，1966年12月国家验收，1967年小批生产。1968年转至黎阳公司试制，1970年开始批量生产。首翻期为100小时，总寿命300小时。1980年后涡喷-7基本停产。在使用初期出现了不少影响可靠性、耐久性与维修性的结构问题，通过改变结构、更换材料和改进工艺，基本排除故障。改进包括，新工艺制造的涡轮叶片和部分重要零部件，加力燃烧室和压缩器则重新设计。后期的涡喷-7的涡轮叶片从31片减少到24片，更大地提高了可靠性，减少了发动机对喘振和失速颤振的敏感性。

到1966年4月底，中国制造了12架歼-7战斗机。在这段时间，试飞中的原型机，前后共完成了29个起落，飞行速度达到了M2.02。歼7原型机于1967年获得生产许可证。生产转移初期的歼7型机，全部由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

1964年和1965年航空工业部确定成都飞机厂和贵州飞机厂也生产歼-7。后来基型歼-7大约生产了十几架。

基于歼-7基型，歼-7衍生了众多的改型，包括Ⅰ型、Ⅱ型、Ⅲ型、A型、B型、E型、M型、MG型、PG型、P型、MP型、FS型、MF型等。

歼-7Ⅰ

歼-7Ⅰ昼间防空型是由成都飞机公司制造的歼-7飞机的第一种型号，由于国际形势和中苏之间的矛盾的变化，出于“生存与安全”的考虑，中国决定将东北和沿海的国防工业逐步向内地转移。第三机械工业部根据战备要求，决定将由沈阳生产的歼-7转往更为安全的大后方工厂生产。同时由于沈飞承担了歼-8高空高速战斗机的任务，故歼-7基型研制成功后，研制工作交由成飞执行。

该机的基本方面与沈阳制造的歼-7型机相似。主要改良项目有6项：在飞机左侧增加一门30毫米机炮、机头进气锥由原来三级调节改为随飞行速度作无级自动调节、进气口的唇口半径由0.5毫米加大到2.0毫米、换装采用了高温涡轮和空心涡轮叶片的涡喷-7乙型发动机增大推力、将座舱盖加高70毫米和扩大机翼整体油箱，简称“6改”。

1970年4月12日，首架“6改”的歼-7改良型试飞，共投产34架，被称为歼-7Ⅰ型，后来又改称歼-7A型。

1972年5月成都飞机制造厂决定先落实前三项改进，其余项目等工艺成熟后再加入生产型上。

1973年6月“3改”歼-7Ⅰ型试飞成功，到1981年停产为止共生产188架（含34架“6改”歼-7Ⅰ型）。其中40架军援朝鲜。同时歼-7Ⅰ装备有霹雳-2导弹。1958年中国空军在实战中缴获美蒋空军美制AⅠM-9B红外制导空空导弹两发，并于1970年成功仿制К-13导弹，命名为霹雳-2。部队一度在歼-7Ⅰ上配用航空火箭弹用于拦截无人机。霹雳-2已基本退役。

歼-7Ⅱ

歼-7Ⅱ是Ⅰ型的进一步改进型，1978年12月30号由余明文驾驶完成首飞。该机外观上最大的变化是座舱盖。Ⅰ型的铰接式前座舱盖是向前打开的，与驾驶员座椅连在一起。原本的用意是在弹射时可对驾驶员起到屏蔽保护作用。但由于这种联动系统比较复杂，15把锁需在1.5秒内按程序做完17个动作，再加上加工质量粗糙，所以这种救生系统弹射容易出现故障导致伤亡。在实际使用中发生了几次带盖跳伞不成功的事故，其救生系统被飞行员称为“活棺材”。因此Ⅱ型座舱盖改为向后开启，前风挡固定。在风挡前方，布置有一个电子设备舱，由于是从上至下逐层布置，要拆卸底层的设备（例如YD-3应答机），就必须先拆卸上层的设备，操作异常繁琐。Ⅱ型还采用了于1975年开始自行研制的可靠性更高的Ⅱ型（HTY-2）火箭弹射座椅。该弹射座椅装有一枚大推力弹射火箭，弹射时加速平稳，减小了飞行员脊柱受伤的可能性，具有更高的弹射轨迹。弹射条件为地面高度，时速超过260千米。在空中弹射时，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达到890千米/小时。但该型弹射座椅直到1984年才被使用，1985年连续5次挽救了遇到飞机故障的飞行员。

阻力伞舱移至垂尾根部。在机腹内沿纵向中心线，增设了一个容量为720升的超音速副油箱，增加了载油量，以扩大作战半径。落实“6改”，座舱盖改为向后开启，前风挡固定。改装涡喷-7乙（WP-7B）型发动机，静推力为6100千克。该型发动机利用了已在WP-7A发动机上的新型材料，以及结构和机械加工工艺方面的成功经验。其维修间隔时间得到成倍增加，达到200小时，推力也有所提高。涡喷-7乙采用了新的燃烧室火焰筒、新的高温轴承、密封技术和合成燃油。重新设计的加力燃烧室，采用了新隔热措施，可避免歼-7战斗机普遍存在的后机身被烧事故。

到1986年停产为止共生产各型歼-7战斗机375架，其中贵州飞机制造厂生产了约100架。

1991年6月，中国空军发现歼-7Ⅱ型后机身因发动机温度影响受损，引发大规模停飞，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原成都飞机制造厂）经过半年针对性试飞，摸清了问题所在，并于1992年1月到5月期间派员到海空军对服役中的歼-7Ⅱ型进行维修，让飞机恢复正常使用。而1992年之后生产的歼-7系列也作了同样改进，之后再也没发生类似事件。

歼-7ⅡA

歼-7ⅡA是歼-7Ⅱ的改型，于1983年3月7日由余明文驾驶首飞。ⅡA型加装了引进的英国马可尼公司的7项先进航电和火控设备。空速管缩短，移到机头右上方，并改为固定式。雷达天线罩得到改进。垂尾顶部安装有甚高频（VHF）天线。歼-7ⅡA可以看作是后续发展的歼-7M的前身。

歼-7ⅡH

歼-7ⅡH中国从1982年开始跟以色列谈判引进怪蛇-3型红外线导引导弹，很快就达成生产许可协议共引进全套生产技术，国产型被称为霹雳8型。

1983年8月2日，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歼-7Ⅱ型改装霹雳8型导弹的任务，1984年3月完成改进设计，1985年3月首架改装型试飞成功，1985年9月9日通过技术监定，被命名为歼-7ⅡH型，后来又改称歼-7H型。由于霹雳8型导弹（120千克）比原本的霹雳2型导弹（75千克）重，需要在机头增加配重。歼-7ⅡH型使用的GJ3-D通用武器挂梁可以同时使用霹雳2型、霹雳5乙型（仿制自美国的AⅠM-9D型导弹）和霹雳8型导弹，还首次加装箔条/热焰弹投放器。

1986年2月歼-7ⅡH型开始装备部队，到1993年停产为止共生产221架。另外中国海军装备的版本称为歼-7HH型，主要为应付高盐分环境下使用作出一些改良。可使用霹雳8型红外制导空空导弹。

歼-7B/M

歼-7M是歼-7ⅡA型为基础重要的出口型号，1983年8月31日首飞。改革开放之初，航空工业部决定以歼-7飞机为窗口引进英国的航空电子火控设备，为空军改装100架歼-7，点名让成飞的屠基达同志参与并主持专家组与英国马可尼公司谈判。屠基达等中方人员经过对平视显示器、武器瞄准计算机、数字电路等先进技术的学习、咨询和谈判，初步确立了引进马可尼火控设备的方案。采用了大量西方先进电子设备。M型的空速管移到了机头锥的上方，偏向右侧，歼-7Ⅱ则设在机头下面。换装寿命延长的涡喷-7乙（WP-7BM）发动机。

由于国民经济调整，上级决定撤消马可尼引进项目，空军也表示不要改装后的飞机。但屠基达认为，歼-7实现平视显示和快速热线射击非常重要，并且4000万人民币的合同预定金、银行信贷、保险、手续费等也已支付。因此兼任歼-7M型外贸歼击机总设计师的屠基达，与领导机关研究后决定用马可尼电子火控设备先装在M型上出口，解决缺乏引进资金这一矛盾。最终成飞制造上先通过10架飞机的制造，做好1300多项新零件的工艺鉴定工作。引进合同和到2亿多美金的出口合同胜利实施，以引进设备改装的歼-7M型诞生了。

歼-7从Ⅰ型、Ⅱ型到通过出口发展到M型，前后共达30多项改进。1985年歼-7M型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又荣获国家首枚大型复杂武器装备金质奖。歼-7M飞机在第一个出口合同之后，从1987年起，又开创了向其他几个国家改型出口的途径，成为中国独有在国际军机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飞机。该型号引进国外7项电子火控设备，提高了弹射座椅的性能指标，翼下挂架可挂霹雳-2、霹雳-7导弹或西方近距空空导弹。为此进行了相应的外挂系统改进工作。翼下增加了一对外挂点，可挂火箭、炸弹、副油箱（机身挂点800升，翼下挂点500升）。但是，歼-7M型机头增加了配重，这使得空重增加，对飞机性能有不利影响。采用了新型防鸟撞风挡。起落架得到了加强，换装寿命延长的涡喷-7乙（WP-7BM）发动机，推力3420千克，加力推力6100千克。WP-7BM是国内延寿改型涡喷-7乙B的出口型号，1981年通过技术鉴定，首翻期为200小时，总寿命为600小时。

歼-7M型改进的核心是采用了大量西方先进电子设备，包括GEC·马可尼航空电子公司的平显和目标瞄准计算机，即956平视显示器HUD和武器瞄准计算机WAC；一部新型抗干扰测距雷达；一台新型大气数据计算机，以及新型雷达高度表和敌我识别系统、无线电通讯保密电台等。此外，1985年，618所、西工大、132厂完成了“歼-7M操稳品质计算”和“取消配重放宽静稳定性控制律计算”的合同，并曾计划“开展歼-7M型飞机应用ACT技术”。

歼-7M型的武器装备包括两门30毫米毫米机炮、两枚导弹、57或90毫米火箭弹发射器、50到250不同等级的普通炸弹。中国空军也以上述标准改装了一批歼-7，代号歼-7ⅡM。

歼-7M型曾出口孟加拉16架，缅甸24架，伊朗18架，津巴布韦22架。1987到1993年，歼-7M型共出口多达164架。1984年，在争取埃及的订单时，歼-7M败于法国幻影战斗机之下，说明即使歼-7M型在价格上有很大优势，但飞机性能仍然是资金富裕的外国客户主要考虑的问题。

1981年4月中航技公司在约旦访问时接到80~110架改良型歼-7的采购意向，但用户提出5项改良要点：弹射座椅的工作速度范围扩大至180~850千米/小时并应把下限进一步改良至130千米/小时、飞机要能使用法制R550短程空对空导弹、飞机机翼需增加一对挂架以供挂载480升副油箱、HF-5火箭筒或2枚100千克炸弹、装有英国制造的7项电子火控设备和延长飞机机体、发动机及其他部件的寿命。由于约旦要求的交机时间紧，中航技公司决定先以第一、二、五项改良内容交付应急，并称为歼-7B型，后期再完成其余两项改良的歼-7M型。

1981年6月签约规定1982年10月交付全部歼-7B型飞机、1983年10月开始交付歼-7M型飞机，并于1984年第二季前完成交付。定货量为20架歼-7B型、60架歼-7M型。1982年以歼-7Ⅱ型为基础改装了两架装有英国航电的歼-7ⅡA型作测试用，1982年12月型1984年3月共试飞197架次，到1984年4月中英双方同意改装完成，1984年7月开始生产并于1985年5月完成全60架歼-7M型的交机。但该批飞机最后并没有在约旦空军服役，而是转口到伊拉克。其后歼-7B型也出口到埃及、苏丹，而歼-7M型则出口到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津巴布韦等国。

歼-7ⅡM

歼-7ⅡM型为歼-7M型的国内使用版本，航电使用歼-7M型上的授权生产版本，而敌友识别器和弹射救生系统沿用歼-7Ⅱ型版本，发动机为改良型涡喷-7乙B型。歼-7ⅡM型跟歼-7ⅡH型同样可以使用霹雳2型、霹雳5乙型和霹雳8型导弹，也同样在机头增加配重。1986年开始交付部队使用，产量不详。

歼-7Ⅱ隐身机

歼-7Ⅱ隐身技术验证机主要验证了座舱、雷达罩和进气道隐身技术。

座舱，完成了座舱雷达截面积（RCS）的计算分析，对座舱骨架齿状边缘内结构采用吸波材料进行研究。

雷达罩，完成了原理样罩的传输特性、天线方向图和RCS测试，测试结果与原理样罩的电磁性能基本一致。

进气道，开展了进气道流场计算，根据飞机强度规范计算了进气道飞机振动谱，并按照此振动谱进行了结构模拟件的振动试验，进气道喷涂吸波材料的可靠性试验。

对验证机进行了座舱、进气道等的专题技术研究及相关地面试验。其中隐身对比飞行试验RCS测试试验结果表明：整机的隐身技术指标完全达到设计目标，座舱、进气道研究也达到技术指标要求。

歼-7Ⅲ/ⅢA

歼-7Ⅲ/ⅢA（又称：歼-7C/D）型是测绘和仿制罗马里亚、孟加拉的米格-21MF全天候型飞机，配备仿制自米格-21MF型的P-13F-300型发动机的涡喷13型发动机。1978年2月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考察了该国装备的米格-21MF型飞机；回国后1978年6月在会议上决定要发展以米格-21MF型为基础的歼-7大改型飞机，由成都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设计所、沈阳飞机制造厂和贵州011基地共同承担设计工作；8月中国派出两批人员分别到罗马尼亚和孟加拉，考察并测绘了当地的米格-21MF型飞机，还带回了座舱盖、机炮和一些成件；12月从埃及购买了米格-21MF型和米格-21UC型样机各一架并于1979年初运抵中国，同月歼-7大改型正式命名为歼-7Ⅲ型，后改称为歼-7C型。

1979年3月歼-7Ⅲ型改为由成都飞机制造厂为主承担厂，4月决定以样机为基础仿制、改良之后再做。1980年12月完成总体设计，1982年1月完成全部图纸。1984年1月11日02号原型机完成总装，2月6日01号原型机完成总装，3月25日由埃及运到中国的米格-21MF型飞机在修复后首飞，4月12日01号原型机首次地面滑行试验。

1984年4月26日，歼-7Ⅲ型在成都飞机厂首飞上天。1984年5月2日03号原型机也完成总装，5月11日至11月19日，03~06号原型机先后首飞。1987年4月用于装备歼-7Ⅲ型的JL-7型雷达完成定型，11月27日，用于装备歼-7Ⅲ型、仿制自米格-21MF型配备的P-13F-300型发动机的涡喷13型发动机完成定型，12月9日歼-7Ⅲ型飞机设计定型。1988年首8架歼-7Ⅲ型出厂，但由于涡喷13型发动机生产进度问题，直至1989年12月30日首批8架歼-7Ⅲ型才交付中国空军部队。歼-7Ⅲ型于1996年停产，只生产了17架。

1988年，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和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共同对歼-7Ⅲ型进行改进，称为歼-7ⅢA型，后改称歼-7D型。歼-7ⅢA换装增大推力的涡喷-13F1型发动机、由HK-03D瞄准具换成抬头显示器、JL-7A型火控雷达，组合式电子反制系统，新型箔条/热焰弹投放器等。主要改进是换装增大推力的涡喷-13F1型发动机、由HK-03D瞄准具换成抬头显示器、JL-7A型火控雷达，组合式电子反制系统，新型箔条/热焰弹投放器等。

歼-7Ⅲ型1991年8月20日首飞，1994年11月设计定型，1995年开始装备中国空军跟海军航空兵，1999年停产，产量只有32架。由于中国空军在90年代初引进了远比歼-7系列先进的苏-27战斗机，歼-7Ⅲ/ⅢA的总产量不到50架。

歼-7E

为了应付20世纪90年代中国空军的歼-6和早期型歼-7的退役潮，同时解决歼-7Ⅱ型挂载霹雳-8型空空导弹时需要在机头增加100多千克配重的问题，1987年开始成都飞机制造厂开始了以歼-7Ⅱ型为基础改进，主要改良顶目为：提高稳定盘旋角速度。提高稳定盘旋角速度，要受三个条件的限制：一是最大载荷限制，一般不超过8-9个g；二是失速限制，要求尽量提高Cy，并尽量降低翼载荷；三是可用推力的限制，要求尽量提升推重比。由于歼-7E将原三角翼改为双三角翼，并安装了前后缘机动襟翼，使该机的Cy大幅提升；此外，由于换装了涡喷-13F发动机（发动机推力6560千克）可用推力增加460千克，这些都对稳定盘旋性能的提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由于涡喷-13系列发动机中更大推重比的新机型已批量生产，歼-7E的机动性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余地。

改进后的歼-7在中低空稳定盘旋性能与F-16A基本相当，这对于持续空中格斗尤为重要。水平机动性能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瞬时盘旋性能，通常是以减速来达到，因此不受可用推力限制，只受承载能力和失速限制。由于歼-7E的翼载荷较小，因此，歼-7E在瞬时机动性上占有优势。歼-7改型由于Cy大幅提升，翼载荷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该机的失速表速将会比歼-7Ⅱ的210-220千米/秒有较大程度的放宽，提升歼-7E的瞬时盘旋性能。

歼7-E换装新设计的双三角翼、改善中低空机动性，每边翼下设有两个挂架。提高稳定盘旋角速度。每边翼下外侧挂架能够使用副油箱，内部装有整体结构油箱并取消左翼根部的机炮、以增加载油量，把原来重力加油改为压力加油方式，换装涡喷13F型发动机，抬头显示器，新型航电系统和新型箔条/热焰弹投放器等。

歼-7E于1990年5月18日首飞，1993年5月设计定型，同年8月开始交付部队使用，到2001年停产为止共生产了260多架，用以替代退役的歼6系列和歼-7Ⅰ型飞机。另外中国海军使用版本称为歼-7EH型，跟歼-7HH型同样为应付高盐分环境下使用作出一些改进。

歼-7E飞机在机动飞行性能上达到了国外第二代战斗机的较好水平并已接近第三代战斗机的水平，同时在有效武器载荷和作战半径上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改进的电子设备也提高了飞机的总体作战效能。

歼-7MG

歼-7MG型是以歼-7E型飞机的技术改进歼-7M型飞机。由于歼-7M型的热卖，当1993年5月歼-7E型设计定型后，成都飞机工业公司马上计划以歼-7E型飞机的技术改进歼-7M型飞机，并跟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及贵州黎阳发动机公司合资改装了一架飞机，称为歼-7MG型（"G"为改进的意思）。歼-7MG型尚未改装完就参加了1996年珠海航展，并引起多国的兴趣。1998年改装完成的歼-7MG型飞机在珠海航展上进行了飞行表演。事实上歼-7MG型飞机并没有真正出口，只是改装了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三架自用飞机。其中0143号飞机是歼-7M型的原型机，负责航电系统测试，而0142及0144号飞机则改装了双三角翼。

歼-7MG型飞机后来成为了巴基斯坦的歼-7PG型、孟加拉的歼-7BG型、纳米比亚的歼-7NM型、尼日利亚的歼-7NI型和斯里兰卡的歼-7GS型的研发基础。

歼-7G

歼-7G型是以歼-7E型为基础改进的型号，换装了整体式风档，头盔瞄准器、仿制自以色列EL/M2001多普勒雷达的新型JL-7系列雷达和Ⅲ型敌友识别器和全向雷达警告器等等，而且有手不离杆（HOTAS）设计。

歼-7G于2002年6月28日首飞，2004年7月通过定型设计，2005年公开，2006年11月装备部队。歼7-G装配了新型航电设备、火控雷达可选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Super Sky Ranger或意大利GRIFO-7型多功能雷达、可使用中国及西方各型短程空对空导弹。

歼-7G主要在雷达、平显和头瞄等30多个方面实现了改装，使飞机的综合性能跨上新台阶，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种低成本、高效能的武器平台。歼-7G参加了2009年中国国庆60周年大阅兵。

歼-7EB/GB

八一飞行表演队用机。歼-7EB型是E型基础上拆除了武器和相关电子系统，并装上特技飞行需要的高精度仪表，为接替于1989年停产的歼教5作为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新坐驾。1992年初八一飞行表演队装备的歼教5使用寿命快装完结，正寻求新坐驾，而当时主要由教练型（K-8）高级教练机和歼-7E型战斗机竞争，后来八一飞行表演队选择了歼-7E型飞机。1994年12月2日首架歼-7EB型首飞，并同年交付全部12架，共选用传统的红白色表演涂装。

“八一飞行表演队”于1995年7月7日首次使用歼-7EB型飞机进行表演，并于2000年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中国·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表演。后来经过多年高强度使用，原本的歼-7EB型剩余使用寿命不再适合当表演机，部分送回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修改回作战型，并于1999至2000年间再次交付12架歼-7EB型飞机，并改用新型蓝白表现涂装，但这批飞机没使用多久就被歼-7GB型取代，同样交回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修改回作战型。

歼-7GB型则是2004年开始接替歼-7EB型飞机成为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新坐驾，同样采用蓝白表演涂装，拥有跟G型一样的整体式风档和特技飞行需要的装备，还首次安装了编队飞机灯和拉烟盒。歼-7GB型于2005年6月15日在天津杨村机场为外国驻华武官团进行了首次公开表演。

由于歼7系列己于2006年停产，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已挑选歼-10为后继机。

歼教-7

由于歼-7系列还有改良自歼-7的歼-8系列的飞行特性跟之前的教练机歼教-5和歼教-6相差很远，飞行员培训困难，空军急需新的教练机，后来决定在歼-7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教练机。本来准备在成都飞机制造厂仿制，后来决定把仿制任务交给贵州011基地（即后来的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正式命名为歼击教练机七型飞机，简称歼教-7。

1979年5月米格-21UC型样机由成都运抵贵州安顺的011基地双阳飞机制造厂。1981年1月4日国防部批准了歼教7型的设计指标：极速2.05M、实用升限17300米、最大航程1000千米、正常起飞重量7700千克、最大最飞重量8500千克，最大外挂能力1300千克。歼教-7是以歼-7Ⅱ型为基础，1979年2月从埃及购买的米格-21UC型双座教练机样机运抵中国，随即决定以此为基础参照仿制，改装米格-21UC型的前后座舱和加大型背鳍，机腹由单腹鳍改为双腹鳍，机身侧两块减速板改为机底一块，把翼根处的30毫米机炮取消并改装机底挂架以容纳可拆掉的半埋式双管23毫米机炮，其余飞机结构和机载设备尽量用回歼-7Ⅱ型的。1981年歼教7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但由于歼教7飞机没列入国家计划，经费不足，研制进步缓慢，011基地先后自筹资金2300万元填补缺口。1983年歼教7终于被列入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研究速度才加快起来。到1983年3月歼教7的全部设计图纸完成，工厂随即开始5架原型机的零件制造。1985年4月9日01号原型机组装完成，随后用于静力试验的02号原型机也完成组装，6月12日完成整机静力试验，7月5日01号原型机首飞成功，11月8日01、04、05号原型机转飞到西安阎良飞行试验院进行国家鉴定试飞，1987年8月11日完成全部试飞科目。1987年11月13日通过设计定型，1988年2月4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歼教7飞机定型，开始小批量生产。由于歼教7是以高空高速型构型的歼-7为基础，所以低空机动性差，降落速度快，后座飞行员视野差，后座飞行员需要使用潜望镜降落。

歼教-7A

随着改良型的歼-7和歼8陆续加入空军服役，歼教-7的航电设备跟部队服役飞机出现落差，1994年2月空军提出要求，贵州飞机设计所开始对歼教-7飞机进行改进设计，并名命为歼教-7A型。以歼教-7为基础，飞机加装了抬头显示器和视频系统、空中管制系统、新型飞行记录仪、座舱盖天线及新型供氧设备。此外还对机身和机载设备进行改进工作，改善了飞机的维护性。1995年5月24日歼教7A型首飞成功，1996年12月7日通过设计定型审查，随后开始生产并交付部队使用。

歼-7无人机

中国将退役歼-7研制改装成空靶无人机和攻击无人机。

白色涂装

2014年2月，网络上曝光了部分白色涂装的歼-7型战斗机。该机依靠本身具有飞行性能好、轻小灵活、低成本、高效率和使用维护简单等技术特点。在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里，曾经有一小部分歼-7战斗机刷涂了纯白色的涂装方案，十分罕见。

出口系列

中国研制生产的歼-7多款改型战斗机，出口装备了多国空军。

歼-7A

歼-7Ⅰ衍生出歼-7A出口型，发动机采用涡喷-7乙（WP-7B）型，加力推力提高到58.8千牛，寿命延长。1965年，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黎明机械公司联合在涡喷-7甲的基础上改型发展乙型。01批次发动机性能与涡喷7-甲相同。1969年转至黎阳公司和贵州航空工业集团第二设计所继续研制改进，成为02批。1979年8月正式定型，首翻期100小时，总寿命300小时。

A型的减速伞舱移到了垂尾根部，改变了减速伞力矩，缩短了着陆滑跑距离，同时避免了降落后开伞时尾焰的灼烧，这一改进为后续的改型沿用。为适应外国客户的需要，换装了部分电子设备。另外为布置空空导弹加装了一些电缆。A型于80年代前后出口埃及90架，12架出口到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16架。出口埃及的歼-7A后来改进到了歼-7B的水平。Ⅰ型和A型与米格-21早期型号一样，采用宽翼弦垂直尾翼。

歼-7ⅡK

歼-7ⅡK型为歼-7ⅡH型的基础军援缅甸的版本，对外称为F-7BK，使用了歼-7M型的机翼和涡喷-7乙C型发动机，但没有使用歼-7M型的进口设备。1990年首批交机歼-7ⅡK型10架和歼教7K型2架，到1999年为止交付歼-7ⅡK型58架和歼教7K型14架。

歼-7BS/GS

歼-7BS型是在歼-7ⅡK型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机载设备以降低成本以出口到斯里兰卡，发动机为涡喷-7乙Ⅳ型，对外称为F-7BS。1991年10月交付4架歼-7BS型和1架歼教7BS型。另外斯里兰卡于2007年再跟中国购买4架歼-7GS型，除小部分航电设备根据要求修改后，其余跟国内使用的歼-7G型一样。

歼-7ⅡN

歼-7ⅡN型是歼-7Ⅱ型基础上出口津巴布韦的改良型，对外称F-7BN。采用歼-7M型的机翼、发动机和燃油系统，能够使用法制R550魔术导弹，但其他航电使用中国国产货以降低成本。1987年交机8架，与之前军援的4架歼-7Ⅱ出口型一起服役。1991年津巴布韦再次进口两架歼教7Z型飞机以自行训练飞行员。

歼-7MP/P/PG

巴基斯坦于1983年歼-7ⅡA型试飞时已对歼-7M型飞机表示兴趣，并研究以此替代服役中的歼-6型飞机。1983年12月巴基斯坦派出2名飞行员到中国试飞歼-7ⅡA型，中国于1984年6月9日派出歼-7ⅡA型和歼-7M型各一架到巴基斯坦试飞，并跟巴基斯坦空军的歼6、强5、幻影5及F-16进行模拟对抗，巴方提出采购55架的意向。由于巴基斯坦方面要求大量改进，直到1985年才签下首批20架的订单，称为歼-7MP型，对外称F-7P。歼-7MP型主要为歼-7M型基础上安装巴方要求的航电设备，座舱增加后视镜，仪表板调整，改装英国的零零弹射椅，使用西方武器并同时使用四枚对空导弹的能力和维护性改良。1988年7月26日20架歼-7MP型交机。

巴基斯坦后于1987年底决定增购40架，并提出一些改良要求。新一批飞机主要改良了部份机载设备和使用国产零零弹射椅。1989年9月开始歼-7P型开始交机，巴基斯坦同时订购的歼教-7P型则1991年起开始交机15架。1991年美国取消了巴基斯坦的F-16后续订单，于是1993年巴基斯坦空军再次订购32架歼-7P型以填补战力空隙。另外1993年巴基斯坦军方又选中了意大利Grifo-7雷达升级歼-7MP/P型机队。

1997年中巴双方又开始谈判进口以歼-7MG型为基础的新飞机，经多年谈判后中巴两国于2001年6月23日签订合同，引进歼-7PG型战斗机和歼教-7PG型战斗教练机，最终进口了57架歼-7PG型和9架歼教-7PG型飞机。歼-7PG型跟歼-7MG型周样使用带前后机动襟翼的双三角翼和整体式风档，但左右翼根各一门30毫米机炮，雷达最后选用了意大利Grifo-7。

在印巴冲突中，巴方曾经借助地形与路基雷达视界的优势与印度Su-30MKI战机低空，山谷间得不到完整的空情保障的劣势，利用F-7P飞机成功的逼退了携带炸弹的印军Su-30MKI飞机，实现了二代机对三代机“以劣胜优”的战斗记录。

2009年12月，巴基斯坦空军F-7PG美军F-22战机在中东沙漠进行联合演练。参与演练的F-22A来自兰利空军基地第27战机中队第1战机联队。

歼-7MB/BG

歼-7MB型是在歼-7M型基础上出口孟加拉的机型，基本上跟歼-7M型一样，但使用涡喷7C型发动机。1989年4月签订14架购机合同，同年10月交机。后来孟加拉空军又购买了9架歼教7BB型。2006年孟加拉空军再次购买12架以歼-7MG型型成基础的歼-7BG型和4架歼教7BG型，以填补把米格-29卖掉后的战力空隙。

歼-7N

歼-7N型为出口伊朗的歼-7M型飞机。1990年底至1991年初其交机30架，此外还交付了数架歼教-7BⅠ和歼教-7N型飞机。

歼-7NⅠ

歼-7NⅠ型为以歼-7MG型为基础，出口到尼日利亚的飞机。尼日利亚于2005年跟中国订购了12架歼-7NI型飞机，但由于资金问题这批飞机2007年才开始生产。

歼-7NM

歼-7NM型为以歼-7MG型为基础，出口到纳米比亚的飞机。2005年8月跟中国订购了12架歼-7NM型和2架歼教-7NG型飞机，歼-7NM型飞机于同年交机，而歼教-7NG型飞机肮在2006年10月23日交机。

歼-7FS

20世纪90年代成都飞机制造公司研制成功了歼-7FS试验机。歼7FS是96年8月由成飞、黎阳发动机公司，某航空附件研究所、某航空复合材料特种结构研究所、成都清江仪表厂、陕西凌云电器总公司、西北光学仪器厂、陕西千山电子仪器厂等9个单位自筹数千万元，分担风险进行研制的预研验证机，型号总师陆英育。首机用成飞训练用的139号歼-7Ⅱ机改造。1997年2月提出总工艺方案，1997年6月发图。1998年6月8日下午，在空军第三试飞大队大队长钱学林的驾驶下，以发动机最大状态起飞，经过22分钟飞行后正常着陆。飞机和发动机各系统及仪表工作正常，成功地实现了首飞。2001年完成首飞试验。2003年初，FS型完成全部试飞科目。经过仅仅22个月的共同努力，8家军工企业为FS型共完成工时5万个，新制专用零件2100项，新制专用工装432项，新研及改进成品27项，地面试验34项。歼-7FS共造了2架，一架用于试飞，另一架用于静力试验。

歼-7FS与原有歼-7系列战斗机的最大区别是，改变了原机头进气方式，即演变为下颌式进气，这种进气方式与美国的A-7“海盗”攻击机类似。这种改进有两个优点：首先增加了机鼻的容积，便于安装大功率的机载雷达；其次，提高了大仰角飞行时的进气效率，从而使飞机的姿态机动能力增强。

原歼-7系列战斗机因机头进气锥空间有限仅装备小功率的测距雷达，歼-7FS原型机使用以色列EL/M2032型雷达，也可使用国产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也可装下颌式进气的设计使得无需大幅改动机身结构，只需改动座舱前一段的机身，这使得FS型的这种改进设计适合于改进歼-7和米格-21的早期型号。歼-7FS通过上述巧妙改进之后，雷达舱允许装置的雷达扫描天线直径超过了600毫米，可装美国APG-68、俄罗斯“甲虫”雷达等先进火控雷达作为标准装备。“甲虫”雷达为多功能脉冲多普勒雷达，可以制导多种导弹，其对雷达反射截面为3平方米的目标的搜索/跟踪距离，前半球超过70千米，后半球为40千米。它还具有上视、下视能力，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并能引导中距空空导弹同时攻击其中的2个目标，这赋予了歼-7FS视距外空战能力。

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动力性能，歼-7FS换装了涡喷-13FⅡ（WP-13FⅡ）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黎阳发动机公司在原歼-8Ⅱ型战斗机上装载的涡喷-13（WP-13）型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推力进一步增加到78千牛（约8000千克），这使得歼-7FS的机动能力较原歼-7系列战斗机有了大幅提高。如最大爬升率从139米/秒增加到199.8米/秒；在5000米高度，从0.6马赫加速到1马赫的时间由35秒减少到28.7秒；起飞滑跑距离也缩短了200米等。

歼-7FS还将逐步改善其机载电子设备，计划更换雷达冷却系统（有效增加雷达工作性能和开机时间）、电路系统、飞行参数记录系统、武器管理系统、GPS导航系统和多功能座舱显示器。并计划将机翼修改为与歼-7MG相同的“双三角翼”，以进一步提高其近距格斗时的机敏性。

歼-7MF

歼-7MF，是成飞在歼-7FS型之后成飞推出的最新改进计划。成飞将歼-7的下颌进气方式改为机腹进气，彻底解决机头空间狭窄的问题。

歼-7MF主要面向外国客户，特点主要有：一是安装大尺寸火控雷达，获得以中程半主动/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进行超视距空战的能力；二是提高发动机寿命、推重比和航程；三是单机价格为800万美元，只相当于法国幻影-2000/5价格的五分之一。

歼-7MF新换装了经过歼-7MG验证的双三角机翼和前缘机动襟翼，使其中低空机动能力大为增强；为进一步改善动力性能，歼-7MF换装了涡喷-13FⅡ（WP-13FⅡ）型发动机。推力增加到78千牛（约8000千克），这使得歼-7MF的机动能力较原歼-7系列战斗机有了大幅提高，其中低空机动能力大为增强。再加上设计的机翼油箱，使得它的速度达到2.05马赫，作战航程增大了一倍，达到2000千米；同时对战机的电子、火控系统进行了全新现代化改装，使用了新式机载雷达、火控系统和新型空空导弹。其整体作战能力在与国外三代战机的模拟对抗试验中表现良好。

据2002年珠海航展的信息，歼-7MF转为采用沈阳黎明发动机公司的涡喷-14“昆仑”发动机，该发动机可靠性和可发展性优于涡喷-13。

原来的歼-7系列战斗机的机载雷达只能装在直径狭小的进气口整流锥内，既便是加大了进气锥的歼-7Ⅲ，也仅能装备小功率的测距雷达。歼-7系列采用的一些小型雷达，如GEC-马可尼公司的“空中巡逻兵”226型火控雷达。作用距离基本在20千米左右，只能跟踪/攻击单一目标，且无法赋予战斗机进行视距外空战能力，与第三代战斗机相差甚远。歼-7MF型机头则允许安装更大的雷达。如安装先进的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将赋予歼-7MF接近于第三代战斗机的空战能力。歼-7MF采用整体风挡，视野广阔，外挂点增加到7个，而原来的歼-7MG仅有5个外挂点。

美国歼7

在20世纪80年代中美“蜜月期”期间，为了解歼-7原型米格-21的性能，美军曾向中国购买2个中队的歼-7战斗机，共计30架，用来当做假想敌进行演练。

停产：

歼-7系列飞机已于2006年停产。

服役动态

击落无人机

1966年1月3日14时26分，中国雷达在云南蒙自以南270千米处，发现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从河口侵入中国国境，直窜蒙自，尔后经开远、马关地区回窜。中国空军驻蒙自高空作战分队共起飞歼-7飞机2架，歼-6飞机3架截击。航空兵飞行员鲁祥孝以时速1300千米速度向敌机逼近，在18300高度发现敌机，用活动光环瞄准，在距敌880米时，一次发射火箭32枚，击中敌机。敌机残骸坠落于越南境内。

1966年2月7日，中国空军空三师大队长冯全民驾驶歼-7飞机用火炮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这次战斗创造了在高空超音速、大速度差条件下近战歼敌的典型战例。

1967年6月12日，空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在广西地区执行拦截美国空军无人驾驶侦察机任务，在距离目标57米时用火炮将入侵的BQM-147H无人驾驶侦察机击落，创造了超音速两倍的战斗机在最短距离上击落无人机的范例。

1968年1月20日，空三师副大队长韩永武和飞行员周永成，驾驶歼-7飞机在20000米高空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

1968年3月7日，空三师副中队长江文兴和飞行员王志跃驾驶歼-7在云南蒙自上空击落美空军BQM-14H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

斯国作战

歼-7G是在歼-7E型飞机基础上主要对雷达和火控电子设备进行改进，作战性能有了很大提高，它是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歼-7型号，能接受预警机指挥配合其他战斗机进行体系作战。作为歼-7G型机飞机主管副总工程师方锦星，承担了该型号的研制工作并如期完成。

歼-7G的中国产多普勒雷达配合头盔瞄准具可以充分发挥“霹雳”空空导弹的离轴发射能力，弥补了老式歼-7由于瞄准具视场小，限制“霹雳”空空导弹打击范围的缺陷。再加之“手不离杆”的设计，使飞行员能够通过设置在操纵杆上的按钮和开关来实现雷达、发射武器的所有功能。

2007年中航技与斯里兰卡签订歼-7GS外贸飞机合同。根据斯里兰卡空军的要求，该型除更换部分机载设备外，其他与歼-7G飞机基本相同。交机后的2008年，歼-7GS在首次出战中，驾驶歼-7的斯里兰卡飞行员一度锁定了猛虎组织的飞机，但飞行员对头盔瞄准具系统掌握不熟练，加之猛虎飞机飞的又低又慢，歼-7速度较快，因而痛失战机。

2008年9月9日3时许，瓦武尼亚空军基地两架歼-7GS战斗机分别飞往伊拉纳马杜和普特胡库里普，使用航空炸弹破坏了猛虎组织的两条跑道，使两架轻型飞机难以降落。另外一架歼-7GS开始使用机载雷达搜索，发现了一架飞往穆莱蒂武的轻型飞机。3时50分许，飞行员获得攻击指令后，打开火控雷达，按照方锦星教授的办法锁定前下方低空飞行的轻型飞机，随即发射了一枚空空导弹。几秒钟后，轻型飞机中弹爆炸。

非洲参战

1978年11月，乌干达领导人阿明决定发动攻击坦桑尼亚的战争，坦桑尼亚迅速组织了顽强的抵抗行动。坦桑尼亚空军向前线投入了一个歼-7Ⅰ歼击机大队，而它是当时东非最先进的战机，在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中发挥了大作用。尽管乌干达有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直接支援的雇佣军，但坦军还是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彻底击溃乌军，阿明被迫逃往沙特阿拉伯。

中国装备

•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90架J-7，40架JJ-7（已退役）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30架J-7D/E（已退役）

外国装备

• 孟加拉国：23架F-7MB/BG在役
• 埃及：74架F-7在役
• 伊朗：21架F-7和FT-6在役
• 缅甸：25架F-7M和6架FT-7在役
• 纳米比亚：6架F-7NG和2架FT-7在役
• 尼日利亚：12架F-7和2架FT-7在役
• 朝鲜：134架F-7在役
• 巴基斯坦：144架F-7P/PG（2015年退役，由JF-17替换），7架FT-7在役
• 斯里兰卡：9架F-7/GS/BS和1架FT-7在役
• 苏丹：20架F-7在役
• 坦桑尼亚：11架F-7在役。2013年新购12架F-7TN战斗机和2架FT-7TN教练战斗机。
• 也门：18架F-7在役
• 津巴布韦：7架F-7在役
• 阿尔巴尼亚：12架F-7A在1969-2004年在役，在1980年代早期升级过，现已退役。
• 莫桑比克：已退役
• 伊拉克：空军80架F-7已退役。

出口中东

从1982到1983年，歼-7Ⅱ至少有150架以上出口到埃及、伊拉克和苏丹。

2005年，尼日利亚与中国达成了购买12架歼-7NI超音速战斗机和3架FT-7NI战斗教练机的协议，该协议还包括其他支持设备和空对空导弹武器等，共计2.51亿美元。

歼教-7曾出口伊朗52架。

对美出售

美国是美洲地区的一个使用歼-7飞机的国家。在越南战争中苏制米格-21战斗机的出色表现使美军大为意外，于是美国除了通过各种渠道来收集这种飞机的技术情报外，还开始设法来弄到米格-21来进行实际飞行测试，试图找到这些飞机的弱点并用这些飞机对美军飞行员进行假想敌模拟训练。1966年的一天，一名伊拉克飞行员驾驶米格-21Ф-13飞机叛逃到了以色列，后来这架飞机被以色列交给美国，使美国得以第一次有机会真正接触到米格-21。美国还从以色列进口了一批被称为F-21的“幼狮”战斗机来模拟米格-21，因为这种飞机的飞行特性与米格-21比较接近。

进入八十年代，中美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开始进入一段“蜜月期”，于是美国有了从中国获得在飞行性能上几乎和米格-21一样的歼-7飞机的可能。作为中美一系列军事技术合作的内容之一，美国先后从中国购买了15 架歼-7Ⅱ出口型和1架歼-7M型飞机。这些飞机装备在拉斯维加斯西北部托诺帕试验靶场的空军4477“红鹰”测试评估中队。2003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至少还将两架缴获的伊拉克空军的歼-7B飞机运回了国内进行测试。

驾机叛逃

1983年8月7日，孙天勤架歼-7Ⅱ叛逃事件

歼-7M首飞前夕，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已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期间孙天勤秘密策划了准备叛逃飞行过程的各个细节。当日起飞后，孙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行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

坠毁事故

2012年12月4日上午9点，广州军区空军某部在组织正常飞行训练时，一架歼-7飞机在起飞上升过程中突发机械故障，飞机状态无法控制，坠落在广东省汕头市郊区，飞行员跳伞成功。

2012年7月11日，巴基斯坦空军一架歼-7战斗机在进行常规训练时坠毁在旁遮普省。飞行员则安全逃生。巴基斯坦三军公关部表示，飞机坠毁可能是因为“技术原因”。

2022年6月9日，空军一架歼-7飞机在训练中失事，坠入湖北襄阳某机场附近，造成地方民房受损。发现2名群众受伤，1名遇难，飞行员跳伞成功。飞行员和受伤群众已送医院检查治疗。

总体评价

歼-7系列战斗机，是中国自行研制、大量装备并批量出口的一型优秀的第二代战斗机。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2013年5月29日报道，中国根据俄罗斯原版设计图纸制造米格-21系列战斗机中的歼-7战斗机已有50年历史。歼-7战斗机的总产量超过2400架。直到2013年，中国还在出口歼-7改型战斗机。从很多方面讲，歼-7战斗机都是米格-21系列中最先进的机型。（“新华网”评）

据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2016年9月30日报道，自1965年第一架真正中国生产的歼-7首飞以来，这个歼击机家族就不断衍生发展，到2006年停产，40多年时间里，中国总共生产了超过4000余架，除装备中国空军和海军外，还向多达30多个国家出口，是中国最知名的军机出口品牌。（《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评）

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歼-7系列在仿造和自主研制战斗机方面具有奠基意义，没有这一艰辛过程，就没有如今令国人自豪并得到国际航空界称赞的歼-10、FC-1“枭龙”等战机的腾飞。

歼-7战斗机是一种高效费比的装备选择，有利于各机型优化配置：歼 -10、歼-11和苏-30等先进战机可前出一线，守护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南海空域，反制美日侦察机对华抵近侦察；歼-7战机则可在二线警戒待命，应对边境、海岸线附近的异常空中情况。对于那些未遵守相关规定擅自起降、飞行的民间小飞机，歼-7能在短时间内对其实施跟踪、查证或迫降。即使“低慢小”航空器具有危险性，配备机炮和导弹的歼-7也有足够强的威慑火力。可以说，守护中国空防安全，歼-7完全能够胜任“飞行警官”的角色。（中国军网 评）

中国造歼-8歼击机

该型机是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种歼击机，为单座、双发高速歼击机，1966年底开始研制，1969年7月首发，1980年12月装备部队。具有中距作战和近距格斗能力，主要用于空中格斗和夺取制空权，兼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经多次改进，形成多品种、多用途的系列机型。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19.25米（不含空速管）
• 翼展：9.34米
• 机高：5.41米
• 动力装置：2台涡喷7甲涡轮喷气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4400千克力，单台加力推力6000千克力
• 实用升限：20800米
• 最大平飞速度：2693千米/时（高度大于13600米）
• 武器装备：23毫米航炮2门，PL-2/2乙空空导弹2或4枚，火箭弹发射器2或4组

歼-8（英文：Shenyang J-8或F-8，北约代号：Finback，中文：长须鲸）战斗机，是中国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飞）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设计研制的双发高空高速截击战斗机（歼击机），属于第二代战斗机，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种第二代战斗机。是中国空军和中国海军航空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主力战斗机种之一，正逐步退役，被歼-10和歼-11所取代。歼-8主要承担制空与拦截任务。在设计上参考了苏制米格-21战斗机（歼-7），装备两台WP-7甲涡喷发动机，加长了机头，提高高空战斗能力。基本型装备两台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LMC)生产的涡喷-7A航空发动机，最大马赫数2.2。一门23毫米双管机炮七个外挂点。可使用霹雳-2、霹雳-5、霹雳-8短程空对空导弹，霹雳-11中程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以及无制导航弹与火箭弹。

歼-8原型机于1969年7月5日首飞成功，1979年完成设计定型，1980年开始服役。之后，相继研制出歼8白天型，全天型，歼8Ⅱ。特别是在歼8白天型飞机基础上研制出了歼8Ⅱ型飞机，歼8Ⅱ型飞机适用于国土防空作战。在歼-8Ⅱ基础上又先后开发出歼-8IIM、歼-8III、歼-8D、歼-8F、歼-8T等改进型号。

1985年11月，歼-8战斗机获中国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歼-8Ⅱ战斗机获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歼-8系列战斗机在30多年的服役岁月里，一直活跃在与对手主力战机对抗的最前沿，为捍卫祖国的海空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

发展沿革

历史背景

1963年7月，在中国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技术报告会上，来自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顾诵芬提出了一款新型歼击机的设计报告。

经过几年的认真准备和反复酝酿，航空工业拉开了研制新型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序幕。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在新机改进改型方案会议上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性能更好的歼击机。同年10月，新型歼击机开始方案论证。在论证会上，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提出了飞机装单台发动机和双台发动机两种方案。前者是全新研制的大推力发动机的方案，后者是采用成熟发动机（涡喷7甲）进行改型试制的方案。在航空研究院院长唐延杰主持下，会议确定采用双台发动机方案。这个正确的选择，稳妥，可靠，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是歼-8飞机能够研制成功的前提。

研制进程

1965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了沈阳飞机制造厂提出的新型歼击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和研制任务，同时也赋予了这款歼击机一个新名字：歼-8。

沈阳飞机厂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歼-8飞机试制的准备工作。国家领导人对歼-8飞机的研制十分关心。1965年8月14日，贺龙副总理在沈阳听取歼-8研制情况汇报时指示：“歼-8要早日搞出来”。8月18日，聂荣臻元帅在给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的信中，详细阐述了新飞机设计所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对歼-8飞机研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高方启的领导下，由副总工艺师罗时大主持制订了歼-8工艺方案。这个总方案是在综合了前苏联和英国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方案采用了新的工艺协调方法，即以明胶板的模线为依据，使用光学仪器、型架装配机、划线钻孔台。局部置规、局部模胎相结合的协调方法。后来的实践表明，全机11400多个零件。1200多项标准件，从100多个组合件直至前后机身对合，机身机翼对合，以及发动机、油箱在飞机上的安装，基本上都是一次成功。新方法还大大减少了工艺装备，加快了歼-8飞机的试制进度。

正当研制顺利进展之时，高方启于1966年1月29日因病逝世。航空工业部派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刘鸿志到沈阳飞机厂兼任第一副厂长和总工程师，全面领导歼-8飞机的现场设计和试工作。1966年11月，刘鸿志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工作，厂所联合成立歼-8研制指挥部，工厂副厂长王新负责全面组织领导工作。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科技人员、工人还是照常上班，歼-8研制工作没有停顿。

歼-8飞机研制工作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阳飞机厂承担。歼-8飞机的研制方案突出高空、高速、增大航程、提高爬升率、加强火力等性能。针对歼-7飞机的缺点，逐项加以改进，各项性能指标均有提高：一是最大速度为马赫数2.2；二是最大升限2万米以上；三是最大爬升率每秒200米；四是基本航程1500公里，最大航程2000公里；五是规定了在高度为1.9万米空中的作战时间；六是安装改进设计的航炮和空空导弹；七是安装搜索距离较大的雷达。歼-8飞机采取机头进气，大后掠角、小展弦比、薄三角翼、下平尾、双腹鳍的空气动力布局形式。选用两台涡喷7甲发动机，飞机的推重比为0.89，优于歼-7飞机。

1965年9月，歼-8飞机设计工作全面展开。总设计师黄志千5月在国外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新机研制的技术工作由叶正大领导，以王南寿为负责人的总设计师办公室具体组织。同年12月，歼-8飞机木质样机通过审查，1966年3月，设计人员到工厂与工人、工艺人员结合进行现场设计。1966年底，发出全套飞机图纸，1967年初，发出相应的生产文件，工厂亦立即开始试制。顾诵芬时任歼-8飞机副总设计师。

研制中，歼-8的水平尾翼，关系到飞机是否能安全起飞和降落。然而，在中国研制歼八战机时，条件受限没有可用的试验设备-大尺度风洞，只能用模型进行水平尾翼的测试。

歼-8的具体方案设计在1964年秋季开始，目的就是为了发展一种性能超过米格-21、综合作战性能可以与国外同时期超音速战斗机相对抗的机型。歼-8正式研制在1965年5月，作为自行发展超音速战斗机的第一步，主要用来锻炼技术队伍和积累先进战斗机的设计经验，并且用来填补性能更加全面的歼-9型战斗机完成前的装备空白。

成功首飞

1968年7月，首批两架歼-8飞机完成总装。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进行首次试飞。上午9时半，试飞现场总指挥、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命令放飞。飞行员尹玉焕驾驶着歼-8飞机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安全降落。从歼-8飞机方案论证到首飞，其间经历总体布局、技术设计、木质样机审查、发图、新机制造、试验等阶段，历时4年10个月。

1968年9月15日，歼-8型飞机02架进行了整机静力破坏试验。当加载到92%设计载荷时，中机身多处折断，试验结果不合格。面对挫折，广大技术人员没有气馁，继续攻关，到1968年12月加强了结构的薄弱部位，验证和澄清了各种技术问题。

1969年7月5日上午9时许，在沈阳飞机制造厂机场上，试飞员王焕进行了首次试飞，高度为3000米，时速500公里，取得了圆满成功。

此后，歼-8型飞机在阎良试飞研究所继续进行试验，由鹿鸣东担任试飞员。在继续试飞中，飞机遭遇了跨音速抖振故障，很长时间不能超过音速。设计人员反复攻关，采取多种办法，终于在1977年彻底排除了跨音速抖振故障。紧接着，歼-8型飞机又解决了发动机空中停车等重大技术难题。

1978年6月，王昂驾驶歼-8进行高空作加力边界试验，飞机在高空时突然双发同时停车。他一面观察飞机下滑情况，一面起动发动机。12000米的高度里他连续3次轮番起动发动机失败，转眼飞机就跌落到近3000米高度。

王昂终于第六次尝试时，发动机启动成功。这时飞机距离地面仅有1500米。王昂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飞机，取得了歼-8飞机无动力情况下在高、中、低空中的准确下滑率。地勤人员也根据王昂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原因，消除了隐患。

1979年12月31日，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同意歼-8型飞机设计定型。1980年3月2日，国家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在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试飞中，歼-8累计飞行1025个起落，共计663个飞行小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

1986年2月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8飞机生产定型。

歼-8型飞机从首飞到设计定型，历时10年之久，其研制过程是“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过程，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

歼-8Ⅱ研制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各国战斗机设计思想出现转变，不再追求“更高、更快”，而是着眼改进飞机的中低空机动性能，完善机载电子设备、武器和火控系统。为适应这一潮流，部队装备新需要，沈飞公司在歼-8的基础上研制了歼-8Ⅱ飞机。1984年6月12日，原型机首飞成功。1988年3月18日，歼-8Ⅱ设计定型。同年10月15日，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正式批准歼-8Ⅱ飞机设计定型。顾诵芬时任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

衍生型号

歼-8系列

1、歼-8白天型

歼-8的原型机在1969年7月5日首飞成功，1979年12月31日正式定型。由于交流供电系统和雷达系统的进度问题，原计划的“全天候型”蜕变成了只安装直流电和测距器的“白天型”，动力装置为两台WP-7B发动机，固定武器系统为两门30毫米机炮，另可挂载4枚霹雳-2空空导弹。白天型后来大多按照全天候型的标准进行了改进。

2、歼-8A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最初为歼-8配套的射雷-4型火控雷达研制成功，根据空军的要求，沈阳飞机公司开始研制歼-8全天候型飞机，编号为歼-8Ⅰ型（上世纪90年代随着空军编号的改变，该机被改称为歼-8A），射雷-4型机载火控雷达是我国第一种单脉冲火控雷达，对于RCS=5的目标最大探测距离可以为20公里，与该雷达配套的射瞄-8光学瞄准具是我国第一种采用陀螺稳定的瞄准具，射瞄-4、射瞄-8与机载导弹火控计算机构成歼-8全天候型的火控系统，令人遗憾的是，歼-8配套的霹雳-3型空空导弹研制迟缓，这样空军决定仍旧给歼-8配套现有的霹雳-2型空空导弹，根据空军要求，我国相关厂所对霹雳-2进行改进，改进后的霹雳-2乙重点提高抗干扰和引信早炸的的问题，主要是采用致冷硫化铅导引头，并且采用了新的光学透镜，提高了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对于原来的红外近炸引信进行了改进，为了提高导弹的机动性能，还使用了来自霹雳-5乙翼面舵，整体性能相当于美国的AIM-9E空空导弹，其他武器包括；两门23-2双管23毫米航炮、机载57毫米航箭等武器，新的导弹结合新的机载火控系统，让歼-8全天候的作战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歼-8全天候型于1977年开始研制，1982年试飞成功，1985年设计定型并装备部队。

3、歼-8E

为进一步提高歼-8A的性能，沈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推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案。资料显示，歼-8E在1996年的3月31日首飞（与歼-8ⅡM的首飞同天）。由于歼-8各型（指机头进气的歼-8系列）在1987年就停止了生产，E型都是在A型机上完成改进的。歼-8E垂尾顶部有两个小黑点，是新安装的全向告警天线，也是识别A型和E型的主要特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新型歼击机陆续装备部队，歼-8型歼击机在空军的地位开始下降，不过考虑到当时空军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歼击机数量有限，新机由于数量偏小，被做为空军的“拳头”部队和“种子”飞机来使用，因此仍旧使用歼-8型歼击机执行日常紧急拦截作战飞机来使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歼-8机队的作战能力，空军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和提高，主要项目包括：用JL-7AG型火控雷达替代了原来的SL-4型火控雷达，与后者相比，JL-7AG的探测距离提高到30公里左右，武器改装为霹雳-5乙空空导弹，同时相应对光学瞄准具进行了改进，以支持霹雳-5乙的离轴发射能力，还就是加装了全向雷达告警系统和箔条/照明弹投放架，提高飞机的电子战能力，改进后的歼-8被称为歼-8E。

4、歼-8R

是在歼-8白天型基础上衍生的战术侦察型，配备了引进的照相侦察吊舱，内装长焦距相机。

5、歼-8ACT

在歼-8A基础上发展的技术验证机，用于模拟式三余度电传操纵系统的技术验证。1989年1月首飞成功。为歼-8ⅡACT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歼-8Ⅱ系列

歼-8Ⅱ是沈阳飞机研究所设计，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歼-8”基础上研制的全天候高空高速歼击机。

1981年，顾诵芬被任命为歼-8Ⅱ飞机的总设计师，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1984年6月，歼-8Ⅱ飞机试飞成功，不久投入生产。由于对歼-8系列飞机的重大贡献，顾诵芬被誉为“歼-8之父”。

1983年投入试制，1984年6月12日首飞成功，研制周期仅为17个月。1996年3月31日，歼-8ⅡM型首飞成功，成为一种多用途战斗机。其主要改进有：换装了俄罗斯“ZHUK-8Ⅱ”雷达和R-27中距空空导弹；配备了全惯性/全球定位组合导航系统；多功能显示系统；使飞机可以全天候对目标进行探测、识别和攻击；可完成自主导航，空空拦截，空中格斗等多种任务。发动机也换装为两台大推力“涡喷-13B”发动机，提高了机动性。中国生产型的“歼-8ⅡM”称为“歼-8ⅡD”，并加装了空中受油系统，可以通过“轰油-6”空中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

歼-8B

歼-8B即歼-8Ⅱ型，为适应新的作战要求，沈飞对歼-8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将进气方式改为两侧进气，在头部空间安装了208雷达（即SL-5，原计划采用的SL-8雷达进度未能赶上），发动机改为WP-13AⅡ，并更换了一些新设备。1984年6月12日，原型机首飞成功，1988年10月15日，通过设计定型，这是歼-8B的01批次，因雷达性能较差，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和装备。208型单脉冲火控雷达是在歼-8使用的204型的基础上研制的，理论上可以导引超视距发射的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02批次除了安装计划中的SL-8雷达外，还加装了刚刚研制成功的新型大气数据计算机、平显火控系统、通讯/导航/数据传输系统等新型设备，初步具备了中距拦射能力和一定的对敌攻击能力。02批次1989年11月首飞，1995年12月定型。

全机相对歼-8的总更改率达70%以上。中美双方曾于1987年签订了向中国出口能改进55架次歼-8Ⅱ的相关设备的合同，总金额高达5.5亿美元。该计划被称为“和平典范”。两架歼-8Ⅱ在89年初运到美国，由美方人员试飞评估并进行改进。美方试飞力量可观，动用了爱德华兹基地"空军飞行试验中心"（Air Force Flight Test Center）6510中队。美方试飞项目主管是5700飞行小时的资深试飞员，曾撰写美军飞行学校教材。同时中方约20名技术人员前往纽约长岛格鲁门公司工厂、代顿空军基地进行培训学习。但1989年夏该计划停顿后，美官方和企业都尽量避免提及所有与中国的军事合作计划，以免被指为"援助中国"。

歼-8C

歼-8C是“和平典范”项目的替代品，用以实现歼-8B的02批次上没有完全实现的中距拦射能力，该型机采用了以色列的EL\M-2034（中国国产型号JL-9）雷达。此外为座舱增加了多种显示设备，包括下视显示器（Multifunction Display System MFD）和新式平视显示器（Head Up Display System HUD），具体型号不详，估计类似F-16相应部件。新型火控计算机可为歼-8Ⅱ飞行员提供格斗、空空导弹、快速射击、前置跟踪等。快速射击时，计算机模拟连续弹丸流的命中点，飞行员从而可以迅速捕捉到快速开炮拦截敌机的准确时机。前置攻击时，计算机将瞄准光环投射在由目标距离、飞机动态、距变率决定的适当位置，飞行员调整飞行姿态使光环套住目标，即可瞄准攻击。空地作战时也有多种状态供不同用途。除此以外，还加装了1553B数据总线等“和平典范”工程中未能获得的关键设备，性能较02批次再上一个台阶，但似乎没有大量生产。

歼-8D

歼-8D是歼-8B的改进型，空军和海航的许多歼-8D基本都是在原有的歼-8B上改进而来的，部分D型的垂尾顶端的有与E型相同的雷达告警天线。歼-8D在歼-8B的基础上换装了新型的雷达（中国国产SL-5A，后期部分换装了KJL-1），换装了较多的航电设备。D型立项时间稍晚于C，故编号次之，主要是为了实现空中受油能力，而且主要是B型接受改进而来的，故大规模类似C型般全盘置换火控和航电设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因为D型都服役在海空的拳头部队，设计时主要是考虑提升探测和火控能力。

歼-8ⅡM

歼-8的出口型号，它同样在B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改动幅度较大。为了提高机体寿命，还动了结构和材料上的脑筋。雷达换成了俄罗斯的“甲虫-8”，火控、综合显示、电子对抗、导航等系统都有换装了国内外的新设备，发动机也换成了WP-13B。可挂载弹种也囊括了中、俄两国的绝大多数品种。该型机1996年3月31日首飞，但始终没有外销纪录。

歼-8ⅡACT

在歼-8ACT的基础上，沈飞自1992年开始又开展了验证数字式四余度电传操纵系统的计划，在歼-8B的基础上加装了电传系统，并在主翼前段加上了一对小型的固定式鸭翼，意在使飞机的气动重心前移。1996年12月31日，该机首飞成功，全部试飞项目在1999年6月结束。

歼-8Ⅲ

歼-8Ⅲ01号机于1993年12月12日首飞成功，1995年10月转场试飞院参与定型试飞。然而由于配装的“昆仑”发动机和XX71G型雷达问题层出不穷大大拖延试飞进度，发生两次坠毁事故最终促使歼8Ⅲ工程下马。

歼-8F

歼-8F和歼-8G此二型号可使用中远程导弹，重点针对敌防空网和大型舰船编队。试飞期间使用了涡喷-13B发动机，2000年底首飞。所使用的中远程导弹类似于采用四台冲压发动机的俄罗斯Kh-31系列超音速导弹。该系列导弹主要有反舰、反辐射两种型号。

F型被认为是首款真正的“多用途”战斗机并且还是歼-8Ⅱ系列中功能最强大的一个型号。J-8F增加的新功能包括新的火控雷达（JL-10或1492型）、能够发射PL-12（SD-10）主动雷达制导中程导弹（MRAAM）、“镜面”坐舱以及更强大的WP-13BⅡ涡轮喷气发动机（每台二次燃烧的推力可达~7000kg）。此外，F型战机的空对地/对舰攻击能力也被加强。与J-8D改进型一样，J-8F可能还装有空中加油管。

歼-8F在外观方面与J-8Ⅱ系列的早期改进型总体上相似。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两个机翼上的两个翼栅（以前改进型只有一个）以及机鼻处的雷达天线罩新的火控雷达具有无线电命令转发器，能够在PL-12MRAAM进行“超视距（BVR）”攻击期间对其进行中途更正。该雷达还可用于引导俄制MRAAM，如R-27（AA-10）和R-77（AA-12）。该雷达同时改进了空对地和空对海模式，可发射一系列精确制导武器，包括激光或卫星制导炸弹和俄制Kh-31反舰导弹。

歼-8F可作为PLAAF现有四代战斗机的相对廉价的辅助。F型首飞于2000年，并在2004年春季首次成功试射PL-12MRAAM。F型于2003年进入PLAAF服役并且仍在生产。

歼-8FR

歼-8FR战斗机同时具备侦察能力和空战能力。

歼-8FR侦察机以歼-8F战斗机为基础研制。与早期的歼-8R将航空照相设备置于外挂吊舱中不同的是，歼-8FR上的23毫米机关炮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则是照相器材。除了执行侦察任务外，歼-8FR仍具备较强的空战能力。该机可携带两种型号的空对空导弹。此外，歼-8FR还可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延长飞行距离。

歼-8FR还可携带红外照相机或合成孔径雷达，以便在夜间或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中国军方还为这些侦察机安装电子情报和信号情报侦察吊舱。

歼侦-8F

歼侦8F是沈飞用J8ⅡF的机体改装的战术侦察型。歼侦8F不仅装备了光学侦察设备，还装备了电子侦察设备，是解放军战术战役侦察的重要节点。

歼-8G

歼-8G于2006年首飞定型，并已列装驻新疆空军部队。歼-8G是中国研制的新歼8超音速攻击机代表作，主要特点是它的高空高速特点，能在25000米的高度进行超音速巡航，由于其最大速度达到2.5马赫，是中国空军现役战机中速度的极值。歼-8G的发动机采用中国新研制的昆仑涡喷发动机，推重比达到美标准的7.5，在加上涡喷发动机的加速特性好的特点，能很快就能加速到最大速度，这对于快速进入和快速脱离战场很有帮助。

歼-8T

2009年9月23日，歼-8T首次以模型方式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展出。该型号进行了气动改进，改进了机翼从而获得减阻增升、改善起降条件和提高机动性能的效果；还增加了模块化多任务舱。

服役动态

列装入役

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截止2010年底，解放军空军共有60架歼-8A型，108架歼-8B型，36架歼-8D型，24架歼-8F型，48架歼-8H型在役；另有20架歼侦-8，24架歼侦-8F型在役，此外还有12架歼-8EG型在役，用于防空和反雷达任务。

2、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

2010年48架歼-8A/B/D/F在役。

退出现役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11年10月开始退役歼8。因为其1969年首飞，但直到1980年才正式服役，等到服役时已经属落后，所以生产总量并不多。由于歼8机动性较差，所以如今大多被用于执行侦察和电子战任务。截止2011年初，中国大约有300架歼8还在服役。

歼-8Ⅱ战斗机是中国曾经的主力战斗机，虽然中国已经装备了歼10、歼11等战机，但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歼8Ⅱ战斗机在发挥余热。

中美撞机

中美撞机事件，又称81192撞机事件，发生于2001年4月1日。当天，一架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飞行，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Ⅱ战斗机监视拦截，其中一架在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确认死亡。而美国军机则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中国指责美机故意撞向歼-8战斗机，并在没有通知和许可的情况下降落于中国领土；而美国说法，EP-3是被失控的歼-8战斗机所撞击，并被中国的另一架歼-8带到陵水飞机场。中美双方对此事件依然存在争议，未达成共识。

总体评价

1985年11月，歼-8战斗机获中国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歼-8Ⅱ战斗机获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自从1980年服役以来，歼-8相继研制出歼-8白天型，全天型，歼-8Ⅱ等多个系列机型。特别歼-8Ⅱ型飞机，是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主力战斗机种之一。在三十多年的漫长服役岁月里，歼-8不仅准备对抗ⅠDF、F-14、F-2和F-15等各型战斗机，就是面对“猛禽”F-22也可能要上去缠斗一番。在中国空军的武器装备还并不强大的年代，歼-8捍卫着中国的蓝天。

歼-8Ⅱ战斗机是中国曾经的主力战斗机，虽然中国已经装备了歼-10、歼-11等战机，但仍然有一定数量的歼-8Ⅱ战斗机在发挥余热，继续巡航值班。（《人民日报》、中国航空新闻网、环球网 评）

作为自主产权第一机，歼-8放飞的是中国人的梦想，挺起的是中国人的脊梁。歼-8飞机的研制之路充满艰辛坎坷，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们，用激情、热血甚至生命，生动诠释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的科技报国精神。

歼-8系列战斗机在30多年的服役岁月里，一直活跃在与对手主力战机对抗的最前沿，为捍卫祖国的海空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半个世纪的歼-8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航空工业不断壮大的宏大叙事，虽历经坎坷和曲折，却硕果累累。在此过程中，歼-8不仅作为一款战斗机型驰骋蓝天守卫陆域海疆，同时还承担了大量试验飞行任务……这些验证飞行所取得的经验和数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航空事业的后续发展。（中国军网 评）

中国造歼-8E歼击机

该型机是歼-8的改进型，1991年开始研制，1992年11月首飞，1993年定型。其外形与歼-8基本相同，主要改进是使用平面显示器替代了瞄准具，机身上增加告警天线和应答装置。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1人
• 机长：19.25米（不含空速管）
• 翼展：9.34米
• 机高：5.41米
• 动力装置：2台涡喷7甲涡轮喷气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4400千克力，单台加力推力6000千克力
• 实用升限：20500米 最大平飞速度：2693千米/时（高度大于13600米）
• 武器装备：23毫米航炮2门，PL-5乙空空导弹2或4枚，火箭弹发射器2或4组

歼-8的多个型号介绍与识别方法详解

原文：歼-8的多个型号介绍与识别方法详解

一、歼-8的多个型号介绍与识别方法详解

1969年7月5日，歼-8原型机成功首飞，至今已历经55载风雨。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歼-8不断演变，衍生出众多型号。本文旨在全面梳理歼-8系列的所有型号，包括已量产和未量产的，同时，针对每种型号，我们将详细阐述其独特的识别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歼-8系列的一个显著特征变化是其进气方式，即机头进气与两侧进气。因此，我们将根据这一关键特征，分两条线索来深入剖析和介绍。

二、机头进气型号

歼-8白，作为歼-8系列的初代型号，于1969年7月5日成功首飞，并在历经十年的设计与改进后，于1979年12月31日最终设计定型。这个型号可以被视为歼-7的升级版，机身被拉长并配备了双发引擎，然而其性能仍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仅能在白天进行作战，因而被戏称为“歼-8白”。在识别上，该型号的特征较为明显，可以通过其独特的机头进气设计和相对较长的机身来进行判断。

• 独特的机头进气设计
• 座舱盖采用前翻式结构

歼-8I，亦被称为歼-8A，是在歼-8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型号。其显著的变化是装备了迟来的204单脉冲雷达，从而赋予了它全天候作战的能力。同时，原有的30毫米机炮被替换为性能更为出色的23毫米机炮，并针对一些细节进行了优化改进。通过这些升级，歼-8I展现出了其独特的识别特征。

歼-8I的独特识别特征包括：

• 机头进气设计，这是其战斗机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 后翻的座舱盖，为飞行员提供了更为舒适的作战环境。
• 垂尾前缘采用了复合材料，绿色部分与机身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提升了美观度，还增强了结构的耐用性。

值得注意的是，歼-8白与歼-8I这两种机型一共仅生产了83架，如今它们均已退役，成为了航空历史中的一部分。

歼-8E，这个型号可能不为大众所熟知，但看其编号，或许会误以为它是机头进气的型号。实际上，歼-8E是在歼-8A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主要针对雷达进行了升级，以支持发射霹雳-5乙空空导弹（相较于歼-8白和歼-8A，其只能使用霹雳-2乙）。值得注意的是，歼-8E并非全新生产，而是在原有的歼-8A生产线上进行改进，因此其生产数量相对较少。

在垂尾顶端增设了全向雷达告警天线，其余设计则参照歼-8A进行。

歼侦-8，亦被称为歼-8R，是由歼-8白进行改装而成的战术侦察机，数量稀少，仅制造了8架。其独特识别特征在于：

• 机腹位置挂载了专为侦察设计的航空吊舱；
• 每个歼侦-8都拥有独特的空军侦察团4位数战术编号，与其他作战部队的5位数编号相区分。

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歼侦-8已经全部退役。

三、两侧进气型号

歼-8II，亦被称为歼-8B，是在80年代初期开始研发的新机型，堪称歼-8系列的一次重大改进。此次改进的核心在于将原先的机头进气设计转变为两侧进气，从而为机头腾出了宝贵空间，以便安装208雷达，并支持发射国产的霹雳-4导弹。这一转变使得歼-8B具备了超视距作战能力。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霹雳-4导弹项目的中途终止，歼-8B的超视距作战能力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

四、两侧进气型号的特点

歼-8II（又称歼-8B）在两侧进气设计的基础上，增添了诸多特色。其雷达罩采用绿色设计，不仅美观大方，更融入了战术隐身元素。此外，该机型翼下增设了一对挂点，使得挂点总数增加至7个，相较于机头进气机型，挂载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歼-8D作为歼-8B的进一步升级型号，主要增益在于其空中加油功能的加入。这一改进使得歼-8D能够显著提升作战能力，从而改变了中国海空军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态势。经过空中加油，歼-8D的作战半径可扩展至1200公里，极大地增强了其远程打击能力。

• 机头右侧增设的雷达受油管
• 配备绿色雷达罩
• 垂尾处新增全向雷达告警天线

上述提及的歼-8B/D机型所配备的208单脉冲雷达，其性能相对落后，仅能在20公里左右的距离内发射A弹，这样的有效射击距离在实际作战中显得意义有限。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另一款机型——歼-8H。

90年代，为了进一步提升歼-8机型的作战能力，新型的歼-8H机型在歼-8D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进。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换装了性能更为先进的1471多普勒脉冲雷达，这使得歼-8H具备了发射中距弹的能力，从而大大扩展了其作战范围。经过多年的研发与改进，歼-8H于2000年成功首飞，并在2004年定型服役。然而，由于其产量有限，歼-8H并未成为大规模装备的主力机型。

• 主翼升级为双翼刀设计（此前为单翼刀）
• 配备了黑色雷达罩
• 具备挂载霹雳-11导弹的能力

歼-8BH与歼-8DH

鉴于歼-8BH与歼-8DH是基于相同的机体进行升级，因此，歼-8H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提升已服役的歼-8B/D机队的性能。经过升级的歼-8BH与歼-8DH，不仅在成本上实现了优化，更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了中国海空军的战斗力，使其在2006年前后备战压力巨大的时期，能够迅速增加一批具备发射中距弹能力的战机，从而成功应对了挑战。

• 黑色雷达罩设计
• 具备挂载霹雳-11导弹的能力

其他技术特性可分别参照歼-8B与歼-8D机型进行了解。

歼-8F，这款于2002年首飞的新机型，搭载了全新的1492型雷达，使其具备了发射霹雳-12主动中距弹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歼-8F成为国内首款具备此能力的战机，这一成就甚至早于歼-10。尽管歼-8F在2005年才服役，且当时歼-10的产能正在爬坡、歼-11B尚在试飞阶段，但凭借其卓越性能，该型号仍赢得了空军的大量订单，直至2010年后才逐渐停产。

2009年，空1师选拔了16架歼-8F战机，盛装亮相于国庆阅兵式，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歼-8F卓越性能的有力印证。

• 双翼刀设计
• 配备黑色雷达罩，但侧面存在缺口
• 具备挂载霹雳-12的能力

歼-8DF

这款机型是在歼-8F技术基础上，对歼-8D型号进行下沉改进而成的，并非全新生产。其识别特征主要包括：

• 与歼-8DH极为相似，唯有在挂载霹雳-12导弹时，才能准确辨别出其身份。
• 歼侦-8F，亦被称作歼-8FR，是源于歼-8F平台所衍生的侦察机型。
• 将原本机炮的安装位置，改为了侦察吊舱的配置。

歼侦-8F的其他设计特性，可参照歼-8F平台进行了解。

目前，仅有部分歼-8F和歼侦-8F仍在继续服役。歼-8F因其配备的霹雳-12中距弹以及其尚存的使用寿命，预计将能服役至2030年。而歼侦-8F，凭借其高速侦察能力，在现代战场上仍具有重要意义，但预计未来可能逐渐被无人侦察机所替代。

五、上述所提及的均为已量产并服役的歼-8型号，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歼-8III，则属于未量产或仍在试验阶段的型号。

在歼-8系列的众多型号中，歼-8III堪称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款。它曾被寄予厚望，被誉为一款能够展现国家军工实力的“争气机”。然而，由于“新机配新发”带来的项目风险过高，导致两架原型机在试验中坠毁，最终该项目不得不遗憾地终止。其独特的识别特征包括：

歼-8III与歼-8F在外观上颇为相似，但可以通过机身的3位数编号来进行细致区分。

歼-8G

歼-8G是基于歼-8H平台进行改进的反辐射作战验证机，其特色在于机翼中间挂点的增强挂载能力，能够承受高达1吨级的重量，从而使得挂载和试验鹰击-91反辐射导弹成为可能。然而，随着歼-8F的成功研发并具备反辐射能力，歼-8G的存在价值逐渐减弱，其相关技术最终被转入储备并停止了进一步发展。

识别特征：

• 机腹位置增设了测频天线罩，其余设计则参照歼-8H进行改进。

歼-8ACT

歼-8ACT，即“主动控制技术验证机”，是在歼-8A型01批02架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改装而诞生的。这款飞机于1988年12月8日成功首飞，然而在1991年4月23日的一次试飞中不幸坠毁。要识别这种飞机，可以注意其独特的外观设计。

歼-8ACT机身两侧各配备了一对鼓包荚舱，这一设计特征与其他歼-8A型飞机保持一致。

歼-8IIAC验证机，是在歼-8II的03架原型机基础上进行改装而成的。这架验证机于1996年12月29日首次试飞，并在1999年圆满完成试飞任务后，被珍藏于沈飞航空博物馆。其独特之处在于其鲜明的识别特征。

进气道前配备了一对固定鸭翼，其设计参考了歼-8B的特点。

歼-8IIM是90年代为满足外贸需求而研发的一款机型。它基于歼-8B的原始设计，并配备了俄罗斯的“甲虫”雷达系统等先进的航电设备。然而，遗憾的是，这款飞机并未获得任何实际的外贸订单，同时在国内也未被采用。其识别特征如下：

黑色雷达罩是其显著特征，其他方面则与歼-8B相似。尽管未获得实际外贸订单或国内采用，但歼-8IIM仍频繁参展，其机身侧面印有独特的歼-8IIM字样，并配备有别具一格的表演涂装，使得它成为展会上极易辨认的焦点。

歼-8家族可谓枝繁叶茂，成员众多。

揭秘中国歼系列战斗机的发展历程

原文：揭秘中国歼系列战斗机的发展历程

一、歼5歼击机（1956年首飞）

由沈阳飞机制造厂仿制苏联米格-17F战斗机而成，是中国第一款国产喷气式歼击机，最大起飞重量5909公斤，机身长度11.36米，机身高度3.8米，翼展9.6米，航程202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1145公里/小时。共生产约767架，曾击落美国F-4B战斗机，开创了亚音速飞机击落超音速飞机的先例。

二、歼6战斗机（1958年首飞）

中国仿制苏联米格-19战斗机而成的第一款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8824公斤，机身长度12.54米，机身高度3.88米，翼展9.04米，航程22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1452千米/小时。是我国装备最多，击落敌机最多的国产喷气式超音速战斗机，据统计该型号战斗机共生产约5205架，现正逐步改造为无人机攻击机和靶机。

三、歼7战斗机（1966年首飞）

北约代号“鱼窝”，是中国基于苏联米格-21战斗机研制而成，最大起飞重量8655公斤，机身长度13.95米，机身高度4.1米，翼展7.15米，航程14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后期改进型号歼-7E、歼-7G已经具备一定的第三代战斗机技术水平，于2013年停产。

四、歼8战斗机（1969年首飞）

北约代号“长须鲸”，为沈飞集团研制的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最大起飞重量17800公斤，机身长度19.25米，机身高度5.41米，翼展9.34米，航程22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2马赫。现仍有约70架服役，从外观来看与歼20隐身战斗机有一些相似。

五、歼轰7战斗轰炸机（1988年首飞）

外号“飞豹”，为中国自行研发的第一款全天候多用途超音速歼击轰炸机，最大起飞重量24.5吨，机身长度21米，机身高度6.22米，翼展12.8米，航程22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1.7马赫。截止目前仍有约240架飞豹在我军服役，2023年珠海航展上展出的歼轰7A2可携带AKD-20和鹰击12反舰导弹，可配合歼20等先进战机在取得制空权后，携带大量弹药在防区外对海对地打击。

六、歼10战斗机（1998年首飞）

外号“猛龙”，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第四代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33吨，机身长度14.57米，机身高度5.3米，翼展8.78米，航程25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歼10战斗机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仿制和参考对象的前提下，完全依靠自主能力研制成功并量产的第四代战斗机，在中国航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外号猛龙，也开启了中国空军龙系列战机爆发式增长的时代。20架出口的歼10C战斗机也是目前巴基斯坦最主力战斗机，在与卡塔尔台风战斗机对抗中以0-9的压倒性优势获胜。

七、歼11战斗机（1998年首飞）

外号“应龙”，为中国以苏-27战斗机为蓝本研制的第四代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33吨，机身长度21.9米，机身高度5.93米，翼展14.7米，航程439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500公里/小时。

八、歼15舰载机（2009年首飞）

外号“飞鲨”，为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固定翼舰载战斗机，属于四代半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27000公斤，机身长度22.28米，机身高度5.92米，翼展15米，航程35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4马赫。

九、歼16战斗机（2011年首飞）

外号“潜龙”，是中国在歼11B战斗机基础上研制的第四代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35吨，机身长度21.95米，机身高度6.36米，翼展14.7米，航程39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1480千米/小时。歼16战斗机即是对地对空对海的多面手，还能加装电子吊舱进行电子作战，近年来复杂南海局势皆有它的身影，美国日本军队接连处分换将也有它的作用，细品！

十、歼20隐身战斗机（2011年首飞）

外号“威龙”，北约代号“火焰獠牙”，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重型隐身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37000公斤，机身长度20.3米，机身高度4.45米，翼展12.88米，航程50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鸭翼布局，双座版，无人机控制平台，这些独一无二的特点是歼20优于其他五代机的显著领域，未来战争中歼20引领的中国空军有如何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的第一款国产战斗机，为何叫歼5，而不是歼1？

原文：中国的第一款国产战斗机，为何叫歼5，而不是歼1？

中国的歼系战斗机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从歼5到歼31，共有十几种型号，但是你知道吗，中国的第一款国产战斗机，并不是歼1，而是歼5。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第一款国产战斗机叫歼5呢？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一、歼5的诞生

歼5是中国沈阳飞机公司制造的高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是苏联米格-17φ的仿制型。1953年，中国从苏联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并在沈阳飞机厂进行了仿制，命名为歼2。1954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φ的图纸和样机，要求中国仿制。1955年初，沈阳飞机厂开始试制歼5。

1956年7月19日，试制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

歼5自1956年9月投入批生产，到1959年5月停产，共生产767架。歼5主要用于昼间截击和空战，也具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其改进型歼5甲机头装有雷达，主要用于夜间截击空战。

二、歼1的失踪

那么，既然歼2是从苏联引进的米格-15的仿制型，为什么没有继续按照数字顺序命名呢？为什么没有出现歼1呢？

其实，在1950年代初期，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喷气式飞机项目，就是歼教1。这是一种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也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和第一种喷气式飞机。该机制造了3架，用于全机静力试验和试飞。后来，因中国空军飞行员训练体制调整，没有继续研发、项目终止。

由于歼教1没有正式服役和批量生产，所以它并没有被正式列入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序列。因此，在后来的命名中，并没有使用歼1这个编号。

三、歼3、歼4的尴尬

除了歼1之外，还有两个编号也没有被正式使用过，那就是歼3和歼4。这两个编号原本是分别用于从苏联引进的米格-9和米格-19的改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两个改型都没有成功。

米格-9是苏联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在朝鲜战争中曾与美军F-86“剑麻雀”交战。1950年代初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9的图纸和样机，并授权中国仿制。但由于当时中国航空工业水平较低，无法解决米格-9上存在的一些技术缺陷和难题。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后，最终放弃了仿制计划。

米格-19则是苏联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在水平飞行中突破音障的战斗机。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9的图纸和样机，并授权中国仿制。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的时期，仿制工作进展缓慢。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后，最终在1961年才完成了仿制，命名为歼6。

由于歼3和歼4的仿制计划都没有成功，所以这两个编号也没有被正式使用过。

四、歼系战机的发展

从歼5开始，中国的歼系战斗机就一直沿用数字编号的命名方式，直到现在。从歼5到歼31，共有十几种型号，涵盖了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各个阶段，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进步。

其中，有些型号是从苏联或俄罗斯引进或仿制的，如歼6、歼7、歼8、歼11、歼15等；有些型号是完全自主研制的，如歼10、歼16、歼20、歼31等；有些型号是基于其他型号改进或发展的，如歼8Ⅱ、歼10B、歼11B等。

除了数字编号之外，中国的歼系战斗机还有一些别称或代号，如“飞豹”、“枭龙”、“鹘鹰”、“猛鬣狗”等。这些别称或代号通常是为了方便对外交流或出口而使用的。

中国退役后的战斗机都去了哪？

原文：中国退役后的战斗机都去了哪？1956年4月23日第1架歼击机试制成功

1956年，歼5在中国诞生，是苏联的米格17喷气式战斗机。

在1953年，中苏达成协议，由苏联提供全部技术和生产设备，帮助中国完成米格15的仿造工作。

在1954年，中国提出想要仿造更先进的米格17，苏联研究后表示同意。

米格17是苏军在1952年开始服役的先进飞机，在当年来说已经是最先进的。

沈飞在1956年4月23日大体完成仿造，7月正式首飞，1957年开始服役，共制造了1900多架。在1990年，所有的歼5退出现役。

至于歼6也就是米格19，制造了4500多架，也在2010年全部退役。

即便比较先进的歼7，也就是米格21，在2013年已经停产。现役的2400多架歼7，也大批量的退役。在2023年，解放军现役歼7减少到200多架，预计几年内就会完全退役。

仅仅是歼5、歼6、歼7的总数就有8000多架，一旦退役就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那么，退役后的战斗机到底怎么处理？

大体这几个用处：

第一，销毁、回收。

战机的材料是比较值钱的，交给专业工厂进行拆卸还能卖不少钱。

常见的老式战机都是使用优质铝材制造，都是相当不错的。

驼峰航线的美军C47经常坠机，当地山民将飞机残骸的铝制部分捡走，自制成脸盆、桌椅板凳之类，往往能使用几十年都不会坏。

除了单纯的机体材料以外，一架飞机大约90%的零部件或材料能被回收再利用。除了发动机、武器系统、弹射装置等部件会被拆解保存，航空仪表盘、紧急滑梯、机轮、刹车系统、起落架和航电设备，经过检验符合技术要求后，往往可以重新进入二手机航材市场。

第二，博物馆。

大家有兴趣去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里面有海量的飞机，总数高达近300架。

现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基本都有军事博物馆，或者军事教育基地，大多有战斗机作为展品。

博物馆的展品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还以有特殊荣誉的战机或者独特的战机为主。

如几千架退役的歼6，能够展出的往往是击落敌机较多的。

歼10的01号机，就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展出。

在我们南京，国防园内就有多架战机作为展品。

另外，还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南航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也有不少战机。

第三，出售。

老旧战机性能尚且不错的，往往可以出售到第三世界国家。

一些非洲国家买新飞机出不起钱，就购买一些中国快要退役的老旧战机，也包括运输机。

这些飞机虽然服役时间长了，性能还是不错的，关键还可以以低价格出售，属于皆大欢喜的生意。

解放军曾经出售过二手的歼7，主要卖给对战斗机要求不高的非洲国家。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这些米格21的性能足够用于实战，性价比最高。

第四，封存。

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封存了一些战机。

这里就要提一提，解放军空军编余飞机储存中心，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鲁山军用机场。

这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规模的编余飞机储存中心。

鲁山军用机场位于小小的河南鲁山县城，本来是一个大型军用机场。

鲁山军用机场建立于60年代，之所以被解放军重视，因为它距离国防部秘密地下指挥基地只有80公里。这个地下指挥基地的规模很大，有大量地下指挥掩体和作战掩体，花费巨资修建而成。由于规模太大，地下工程和配套的鲁山军用机场直到1973年才完工。

鲁山军用机场的地位特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备机场，面积高达2700亩，可以停放大量战机。

不过，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而80年代解放军又开始大裁军，将过时的战机批量退役，数量逐步超过千架。

考虑其中大部分战机的情况较好，仍然具有战斗力，单纯的送到工厂回炉太可惜了。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些战机呢？

80年代是中美蜜月期，解放军派出一个考察团，专门考察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在美国中部沙漠地区，气候非常干燥，一年也不会下一次雨，非常适合存放战机。

在这个巨大的基地，存放着从二战以来高达5000多架的各种型号美制战机。其中相当一部分战机状况较好，经过维护和检测后，可以用于实战。

中国考察团认为这种模式很好，回国后决定也建立一个类似的基地。

经过反复研究，解放军最终选择了鲁山军用机场，由空军副司令员林虎负责。

鲁山军用机场在1990年，正式成为空军编余飞机储存中心。

之所以选择鲁山，一来这里有现成的大型机场和众多空军掩体，二来鲁山县四季比较干燥，全年平均气温15度左右，适合战机的存放。

在1990年，鲁山军用机场的规模还很小，仅有一百架规模，更多用于战机的转场和维护。

到了1991年情况就不同，短短1个月内鲁山军用机场就接受了全国各地数百架战机，包括一部分比较先进的歼7。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鲁山军用机场成为一个融飞行保障、航空修理、飞机储存为一体的多功能航空基地。

它不是战机坟墓，而主要停放有一定剩余飞行寿命，或者还有一定实战价值的战机，主要作为战备战机。

除了停机山洞外，平时机场上就有数百架退役的歼5和歼6战斗机。

虽然这些战机大多不可能继续作战，仍然保持着相对完好的状态，而不是单纯当作金属垃圾。

其中一些战机，仍然具有作战的能力。

鲁山军用机场，机务分队平均每人负责四五架飞机，几乎天天在机场搞维护。得益于存储中心工作人员的悉心呵护，该储存中心先后调出400多架各型飞机，全部达到一次性起动成功、一次性试飞成功、一次性转场成功。

这些战机会陆续彻底报废，目前还有战略储备的意义。

如果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战机的数量也很重要，即便是一些落后的战机也可以对地攻击。

目前鲁山军用机场有大概2000多架战机，分为20多种型号，包括比较先进的歼8和米17。

第五，靶机、无人机。

只要在战机上安装简易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用于军事演习和测试重要武器。在最初将退役的歼5战斗机改造为靶五乙取得良好效果后，解放军又研制歼6无人靶机。1995年歼6无人靶机首飞成功，让成千架退役歼6变废为宝，成了超音速无人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还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中国研制新一代大型尖端高速无人机打下了基础。

2015年报道：央视曝光中国金头盔飞行员驾驶战机实弹演习的画面。歼11战机对目标发射中距导弹，导弹将歼6无人靶机凌空打爆，形成巨大的火球。

自然，这些战斗机也可以作为无人机使用。

乌俄战争中，各种无人机大放光彩，前线几乎成为无人机战争。

一切地面目标，都是双方的无人机威胁下，连单个步兵也难以逃过猎杀。

目前我们明确知道，歼5已经大量改装为无人机。

在2002年，外媒发现了不少歼5改装的无人机。这些歼5可以携带650公斤炸药，安装自动飞行控制仪器，可以作为自杀式巡航导弹使用。

至于歼6，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造。2016年外媒报道，解放军空军在福建和广东的两个机场部署了大量的歼6无人机，用于对雷达站进行攻击，为此还修建了连体式机库。

歼6无人机的性能就更优秀，可以携带2到6枚250公斤炸弹，射程高达600公里，作为巡航导弹使用。

歼6无人机有很多作用，比如作为诱饵机、侦察机、布雷机等等。

不过，歼5和歼6无人机总体是比较落后的。这是因为，虽然改造为无人机，战斗机还是要按照以往的标准进行维护、检测、加油、装弹等等。这就等于在维护一架战斗机，相比现代化无人机，这个性价比不高。

而解放军今天的无人机，性能其实远远高于歼5、歼6无人机，性价比也高得多。

从追赶到超越：中国歼击机地崛起之路

原文：从追赶到超越：中国歼击机地崛起之路

在现代战争的天空舞台上，歼击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主角之一，它不仅是国家空中力量的核心象征，更是捍卫领空主权的坚实盾牌。回顾中国歼击机的发展历程，那是一部充满挑战与突破、汗水与荣耀的奋斗史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起步，到如今与世界强国并肩的卓越成就，中国歼击机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

仿制起步：歼-5开启喷气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航空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中国急需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来保卫国家领空。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中苏政府签订技术援助协定，中国开始了仿制生产喷气式歼击机的艰难历程。1956年9月8日，沈阳飞机厂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歼-5，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正式踏入喷气时代，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歼击机的国家之一。

歼-5以苏联米格-17Ф型为蓝本，具备火力强、速度快、机动性好等显著特点。它装备了3门机炮，可携带火箭弹和炸弹，最大平飞速度达0.9马赫，实用升限16000米 。在服役期间，歼-5凭借出色的性能，多次击落入侵敌机，捍卫了国家的领空安全，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中国空军早期的主力作战机型。

自主探索：歼-6、歼-7迈向超音速时代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航空技术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开始尝试在仿制基础上进行自主探索。1964年1月，沈阳飞机厂成功仿制出前苏联米格-19型超音速歼击机，命名为歼-6。歼-6是中国第一种国产超音速歼击机，于1959年9月23日首飞成功，它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进入超音速时代。歼-6为单座双发超音速喷气战斗机，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局部制空权，也可执行一定的对地攻击任务。它的大量装备，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20世纪60 - 70年代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

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土防空和夺取战区制空权的能力，1967年6月，中国以苏联米格-21战斗机为基础，成功研发出单座单发轻型超音速歼7战斗机。歼-7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机动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其飞行性能、火力和侦察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能够适应多种复杂的作战环境。歼-7系列战机经过不断改进和升级，衍生出多个型号，成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实战中战果最辉煌的国产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出口到多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也展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

艰难突破：歼-8撑起国产高空高速战机一片天

20世纪60年代，面对高空高速侦察机的威胁，中国决定自主研制一款高空高速歼击机。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这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采用机头进气、双发、三角翼气动布局，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2马赫，实用升限20500米 ，主要用于国土防空作战，拦截高空高速敌机和侦察机。

歼-8的研制过程充满艰辛，克服了技术基础薄弱、工业配套不完善等重重困难。在后续发展中，歼-8不断改进升级，如歼-8Ⅱ改进为两侧进气，换装更先进的雷达和航电系统，增强了多用途作战能力。歼-8系列战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截击机，为保卫国家领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航空工业在艰难中突破自我的重要标志。

弯道超车：歼-10实现国产三代机的跨越

20世纪80年代，世界航空技术迅猛发展，第三代战斗机已成为主流。为了不在未来战场上受制于人，中国于1988年开始了歼-10歼击机的完全自主研发。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面临着技术封锁、资金紧张、人才短缺等诸多难题，但中国航空人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1998年3月23日，歼-10成功首飞，这是中国航空工业从跟踪引进到自主研制的重大跨越。歼-10是一款单发、鸭式布局的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具有高机动性、先进航电系统和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它装备了先进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可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并攻击其中最具威胁的目标。武器系统丰富多样，包括空空导弹、空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具备制空、对地、对海攻击等多种作战能力。

歼-10的研制成功，带动了中国航空工业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培养了大批航空人才。歼-10系列飞机不断改进发展，歼-10B换用相控阵雷达和一体化蚌式进气道，歼-10C进一步优化性能，增强了信息化作战能力，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作战机型之一，多次参加国际军事演习和飞行表演，展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先进水平和中国空军的强大实力。

印巴冲突中的“猛龙”歼-10C

歼-10C作为歼-10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被称为“猛龙”。它采用单发、单垂尾鸭式气动布局，配备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拥有超过1200个T/R组件 ，探测距离突破220公里，具备同时跟踪12个目标，并打击其中威胁最大的6个目标的能力。歼-10C的航电系统实现了真正的多用途自动切换，电子战能力也十分强大。

在武器挂载方面，歼-10C可搭载多种先进弹药，包括射程可达150公里以上的PL-15E先进空空导弹。在2025年5月7日的印巴空战中，巴基斯坦空军的歼-10C大放异彩。当天凌晨，印度空军发动突袭，巴方歼-10C紧急升空迎敌。凭借雷达性能优势，歼-10C在超视距外率先发现印军战机并提前锁定。利用PL-15E的射程优势，在印军“阵风”战机射程外果断发动攻击，据巴军公布战果，成功击落3架“阵风”、1架苏-30MKI、1架米格-29和1架以色列产的“苍鹭”无人机，其中至少3架“阵风”战机是被歼-10C击落，极大地扭转了空战局势。

走向巅峰：歼-20引领五代机新时代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第五代战斗机成为各国竞相研制的焦点。中国航空工业紧跟时代步伐，开启了歼-20的研制征程。2011年11月4日，歼-20实现首飞，历时18分钟，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标志着中国隐形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经过多年的试飞和改进，歼-20于2017年正式列装部队，中国空军自此迈入五代机时代。

歼-20是一款具备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特点的隐形第五代制空战斗机，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它采用了先进的DSI两侧进气道、全动垂尾、鸭式布局等设计，配备两台国产涡扇10B发动机，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歼-20的航电系统高度信息化，装备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等，能够实现对目标的全方位探测和跟踪，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保持强大的作战能力。武器系统方面，歼-20内置弹舱可携带多种先进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具备强大的制空和对地攻击能力，可在战争中执行“踹门”任务，摧毁敌方关键防空节点，为后续作战力量开辟安全通道。

除了上述主要机型，中国还拥有其他多种型号的歼击机，如歼-11系列（包括歼-11B、歼-11BS等，是中国购买俄罗斯专利及授权的苏-27SK的国产组装改进飞机，属于三代半战机，具备远程制空作战能力）、歼-15（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参考俄苏-33自主研发的中国首款舰载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可在航母上起降，执行对空、对海作战任务 ）、歼-16（沈阳飞机公司以歼-11BS为基础，参考俄罗斯苏-30战机研制的重型多用途双座歼击机，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兼具空战与对地/海攻击能力 ）等，这些机型共同构成了中国空军强大而完备的歼击机体系。

中外对比：与美俄并驾齐驱

在当今世界，美国和俄罗斯一直是航空强国，拥有先进的歼击机技术和庞大的装备数量。与美国相比，中国歼击机在技术水平和装备规模上既有差距，也有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五代机机群，如F-22和F-35，其中F-22在隐身性能、发动机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采用的菱形机头与S形进气道设计，配合吸波复合材料，将雷达反射面积控制在0.01平方米以下 ，装备的F119-PW-100发动机推力达15.6吨，能以1.82马赫持续巡航。但中国歼-20也有自身亮点，通过DSI进气道与等离子体隐身技术的结合，雷达反射面积压缩至0.05平方米，换装WS-15发动机后最大飞行速度提升至2.2马赫 ，并且在信息化作战能力方面，歼-20的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可同时追踪60个目标，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在四代机方面，中国歼-10、歼-16等数量可观且性能先进，歼-16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兼具空战与对地/海攻击能力，在规模上与美国的F-16、F-18等四代机机群形成有力竞争。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歼击机发展后来居上。俄罗斯的苏-57是其现役唯一的五代机，虽然具备强大的机动性和载弹量，最大载弹量达10吨 ，但在隐身性能上存在短板，受制于直通式进气道设计，其正面雷达反射面积超过0.5平方米 。而中国歼-20在隐身性能上明显更优。在四代机领域，俄罗斯的苏-27、苏-30、苏-35等机型虽然性能出色，但数量相对有限，且部分机型面临升级改进的需求。中国则拥有大量先进的四代机，如歼-10系列、歼-11系列、歼-16等，形成了更为完备的作战体系。

中国当前最先进的战机当属歼-20，作为五代机，它相比四代半的歼-10C有着代差优势。歼-20具备高隐身性，采用多种隐身设计与材料，使其雷达反射截面积远小于歼-10C，能够更隐蔽地接近敌方目标发动攻击；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可快速抵达作战区域，掌握空战主动权；航电系统更为先进，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等设备，赋予其全方位的态势感知能力，能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先敌发现、先敌攻击 ，这些都是歼-10C所不具备的关键优势。

中国六代机的研发已经吵的沸沸扬扬，但是官方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应该是研发的差不多了，只待择机公开亮相，这一定是领先全世界的存在。这也让美西方国家包括印度十分焦虑，他们深切的感觉到在航空领域，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已经将六代机项目加大立项投资，印度专家建议，印度直接研发七代机，实行弯道超车，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

中国歼击机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创新的壮丽篇章。从最初的仿制起步，到如今在五代机领域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跨越。每一款歼击机的诞生都凝聚着无数航空人的智慧和汗水，见证了中国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的飞速提升。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中国歼击机必将继续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为捍卫国家领空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世界航空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后掠翼

早期的飞机一般都采用平直翼，当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飞机会在高速俯冲时因解体而坠毁。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飞机会遇到极大的激波阻力。这时，飞机要么速度难以再提高，要么承受不住巨大的冲击力而粉身碎骨。为了克服和减小激波阻力，人们一改平直的机翼形状，提出了后掠翼设计方案。

后掠翼就是前缘和后缘均向后掠的机翼，表征机翼后掠程度的指标是后掠角，即机翼前缘与水平线的夹角。后掠翼的气动特点是可增大机翼的临界马赫数，推迟激波的到来，并减小超音速飞行时的阻力。后掠翼的出现是机翼形状的一次重大变革，对飞机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后掠翼的优点

降低飞行阻力

飞机前行的时候，飞机对前方空气产生压力，压力波以声速一层一层地向外传递，声速是空气性质的分界线。亚声速飞行时，前方空气在压力波推动下有序地向两侧让开飞机。然而，当飞机速度达到声速时，压力波不再可能赶在飞机前面把前方空气有序地向两侧分开。相反，压力波挤到一起，密度剧增，这就是所称的激波。激波的锋面在正好是声速的时候是平直的。随着速度的增加，激波的锋面变成圆锥形，锥的后倾角度随速度增加而增加，锋面背后的空气重新回到亚声速。如果平直的机翼后掠，“躲”到机头引起的激波锋面的背后，就可以避免机翼本身引起的激波阻力。

事实上，后掠翼避免机翼本身引起激波阻力的作用在飞机速度还没有达到超声速时已经体现出来了。机翼是通过对上表面气流加速以形成上下表面气流的速度差、进而导致压力差而产生升力的。当垂直于机翼前缘的气流流速接近音速时，机翼上表面局部地区的气流受凸起的翼面的影响，其速度将会超过音速，出现局部激波，从而使飞行阻力急剧增加。采用后掠翼的话，迎面气流按后掠角分解成垂直于机翼前缘的分量（法向分量）和平行于机翼前缘的分量（展向分量），法向分量产生升力，展向分量不产生升力。后掠角等于零时，法向分量和迎面气流相等；后掠角越大，法向分量越小。因而与平直机翼相比，只有在更高的飞行速度情况下才会出现激波(即提高了临界马赫数)，从而推迟了机翼面上激波的产生，即使出现激波，也有助于减弱激波强度，降低飞行阻力。

后掠翼的问题

翼尖失速

翼尖先失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机翼上表面的翼根部分，因翼根效应，平均吸力较小；在机翼上表面的翼尖部分，因翼尖效应，平均吸力较大。于是，沿翼展方向，从翼根到翼尖存在压力差。

这个压力差促使附面层内的空气向翼尖方向流动，以致翼尖部分的附面层变厚，动能损失较多，容易产生气流分离。另一方面，由于翼尖效应，在翼尖部分的上表面前段，流管变细，吸力增大；而在上表面后段，流管变粗，吸力减小。于是，翼尖上表面的后缘部分与最低压强点之间的逆压梯度增大，这就增强了附面层内空气向前倒流的趋势，容易形成气流分离。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当迎角增大到一定程度，机翼上表面的翼尖部分首先产生气流分离，形成翼尖先失速。

翼尖失速后，轻则左右机翼失速程度不对称，飞机自动倾转，重则突然上仰然后整机下坠。飞机起飞或降落阶段机头抬起，迎角比较大，离地又不高，出现翼尖失速是致命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附加的气动布局措施，如机翼几何扭转、设置翼刀、减小后掠翼翼尖部分的后掠角、机翼前缘锯齿和缺口等。

升力效率较低

后掠翼相对于平直翼来讲在亚声速时升力效率较低，因为当自由流吹过后掠翼时由于展向分速，总速度被分解掉了一部分，实际有效的法向分速就降低了，升力也降低了。此外后掠翼的临界迎角就比平直翼小，当后掠翼达到临界迎角时，其最大升力系数就小于平直翼的最大升力系数。

扭转刚度差

后掠翼扭转刚度差，在相同的展弦比和梯形比下，后掠翼的真实长度比平直翼长，垂直于机翼刚度轴的弦较短，又采用了相对厚度较小的翼型，因此后掠翼显得细长而薄，弯曲刚度有所降低。后掠翼的气动合力作用点向翼尖靠近，使弯矩和扭矩增大。所以总的来说，后掠翼的强度、刚度特性都差，后掠角越大，这一问题越突出。后掠翼的制造比平直翼要麻烦，翼根不仅要承受机身重量带来的应力，还要机翼上扬造成的向前扭转的应力，需要大大加强结构，带来较大的重量。

后掠效应

后掠翼根部由于纵向元件长度不同，因而前缘纵向元件受力减小，后缘纵向元件受力增大。这种载荷向后缘集中的现象叫做“后掠效应”。后掠角越大，后掠效应越严重。

后掠翼的诞生历史

在人类有动力飞行的前40年里，一般飞机都采用直机翼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后掠翼异军突起，成了高速飞机普遍采用的机翼形式。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战争才使航空技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事实上并非如此，早在1935年，关于后掠翼的设想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就已经孕育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布兹曼(Adolf Buseman)，当时他还是德国德累斯顿的一个年轻学者。那时候，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是一片萧条景象，但年轻的布兹曼踌躇满志，正在为“给飞机插上后掠翼”，让人类飞行得更快，而不懈地努力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飞机设计突飞猛进，其间涌现出了不少胆识超群的飞行员和想象力极为丰富的飞机设计师。是他们使世界上的飞机飞得更高、更远和更快：飞机的飞行高度延伸到了同温层；能做不着陆的洲际飞行，先是飞越大西洋，而后是太平洋;伴随着国际性空中竞赛，飞机的速度记录日新月异，其中“施奈德杯”(chneider Cup)是当时为世界航空工业竞争而专门设立的奖项，1920年夺得此奖的飞机时速为167公里，而到了1931年，当英国飞机第三次蝉联此项比赛的胜利时，其时速已达547公里了。随着飞行事业的发展，针对飞机的各种学术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

布兹曼在德国领导研究后掠翼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当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比较高的速度后，翼面会出局部超音速流，后掠翼可以推迟局部超音速流的出现，对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具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对军事航空来说意义更大。于是，在后掠翼提出一年后，德国军方就将其纳入了秘密研究计划。从此，布兹曼也在世界航空界的公共场合中消失了。

由于后掠翼的应用价值已被认识，为了保密起见，布兹曼的研究所被秘密地迁到了隐蔽性非常好的不伦瑞克森林里。在这里，布兹曼和他的同伴们潜心工作，得出了大量关于后掠翼的风洞实验数据。实验表明：机翼后掠不仅在超音速和高亚音速时可减小阻力(波阻)、增加升力、使飞机突破“音障”变得容易，而且可大大提高飞机高速飞行时的稳定性。当时，德国的梅塞施米特( Messerschmitt)飞机公司的工程师们对这一研究成果感到异常兴奋，他们准备立即将其应用于军用飞机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成功地将后掠翼技术应用到了世界上最早的喷气式战斗机Me一262和最早的实用火箭飞机Me一163上。到战争末期，经过多次改进的Me一262飞机的机翼后掠角达到了45度。Me一163飞机甚至只有后掠的主机翼，没有水平尾翼，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出现的三角翼飞机的前身。从现代超音速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两种飞机的设计都是成功的，只是由于当时德国军飞行员对其性能和驾驶不熟悉，使其未能在空战中表现出较大的优势，因而未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当时的作战飞机中，这两种飞机的速度是很高的，曾引起盟军飞行员的关注。早在1941年的最初几次飞行中，Me-163的飞行速度就超过了998公里/小时(马赫数0.84)，这在当时是最快的飞机，只是由于保密，这一速度记录未能被国际航联所承认。

二战结束后，布兹曼及其同事一起离开了不伦瑞克，也离开了家人，被盟军带到了英国逗留了九个月左右。美国人充分认识到布兹曼这个人才的巨大价值，聘请他到弗吉尼亚的NACA(即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身)兰利研究中心工作，不久他的家属也被接往美国。为了让世界航空界了解阿道夫·布兹曼的存在，美国人在加拿大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

在战后的混乱日子里，所有盟国的军队都在搜寻布兹曼的研究成果，包括后掠翼的实验数据和其它资料等，一旦发现，便迫不及待地被抢劫一空。

二战以后不久，苏联人很快将搜集到的数据和资料派上了用场，著名的米高扬飞机设计局借鉴于布兹曼的后掠翼研究成果，研制出了米格-15喷气式后掠翼战斗机。美国人则利用布兹曼的数据对直机翼的FJ-1进行了重新设计，最后变成了北美公司的F-86“佩刀”后掠翼战斗机，该机的机翼可以说完全是Me-262的翻版。

这两种后掠翼飞机都在1947年进行了首次飞行，但米格-15飞机由于保密而不为人知，直到它出现在朝鲜战场后才引起轰动，舆论哗然。当米格-15参战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西方的一些航空权威竟然不敢相信，在一段时期内他们还以为米格-15是出自于德国工程师之手。米格-15的问世，在世界航空史上曾产生过前所未有的冲击。后发展了多种型别，共生产了15000多架飞机，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著名战斗机之一。

应该说，当时的苏联人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布兹曼的成果和数据，而美国人则是拥有了布兹曼本人。双方的成果—米格-15和F-86--一后来成了朝鲜战场上的对手，并在空中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这两种飞机的出现代表着战斗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们的飞行速度都达到了1094公里/小时。据介绍，F-86的是最大飞行速度达到过1152公里/小时。

米格-15和F-86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布兹曼的后掠翼技术得到认可。此后，后掠翼被世界上所有的高速飞机所采用，几十种、几百种，无人计数。后掠翼成了飞行器突破“音障”的重要“功臣”之一(另一个是喷气式发动机)，后来又成了超音速飞机的代名词，阿道夫·布兹曼功不可灭。

从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后掠翼的诞生是曲折的、近乎戏剧性的，但后来的应用和发展却是顺利的、有条不紊的。开始是所有的超音速飞机和高亚音速飞机都采用后掠翼，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三角翼、变后掠翼和不对称的斜机翼等。三角翼是后掠翼的自然衍生物，它可以改善机翼的升阻比特性，同时有利于飞机的结构设计、提高机翼强度和增加翼内可利用空间。可变后掠翼可随飞机速度、高度等飞行状态调节机翼的后掠角大小，以获得最佳飞行效果，兼顾高低速飞行的需要。今天，后掠翼技术仍在不断发展，如美国的NASA多年来一直在对斜翼机、前掠翼等形式进行探讨和试验，并做出了试验机，取得了一些成果。

空军试飞员

试飞员（Test Pilots）专门担任飞机飞行试验任务的飞机驾驶员。早期的飞机设计者通常自己充当试飞员，主要凭个人经验通过驾机试飞摸索出飞机存在的问题。

详细介绍

测试一架飞机需要测试其在特殊情况下的机动性并进行记录。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被试飞的飞机的性能是否符合设计标准。试飞是检测一架新飞机或者对现有飞机的修改是否能胜任其飞行任务的关键步骤。

现代飞机日益复杂，尽管有了先进的机载测试设备和地面试验设备，但在评定飞机性能、监控飞机各系统的工作情况等方面试飞员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试飞员通常是从飞机设计的初始阶段就参加工作，从使用和安全的角度对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在试飞中，试飞员除按要求安全地完成飞行动作外，还要从理论上解释各种飞行现象，准确地报告飞行情况，提出改进建议。新飞机在研制过程中虽已进行过大量而完善的理论计算和各种地面试验，但在进行第一次飞行和高难度科目飞行时仍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遇到异常现象时，试飞员应能准确判断和及时妥善处置，因此试飞员必须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献身精神。试飞员一般是从有经验的飞行员、航空院校毕业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挑选，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须经过专门的严格的培训。试飞员的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试飞理论和技术、地面飞行模拟器操作和空中飞行训练。有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还设有专门的试飞员学校，学制通常为8～9个月。

在1950年代，试飞员的死亡率高达每周都有一名试飞员死亡。在1960年代以后，由于航空技术的成熟、更佳的地面测试以及模拟实验的导入，危险性已大幅降低。

历史

试飞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活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Royal Aircraft Establishment（RAE），整个二十年代，试飞活动在英国和美国分别由RAE和NACA（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所推动。50年代，NACA转变成NASA，在这些年里面，作为验证飞行器的操作性和稳定性的工作，试飞越来越参与很多科学研究领域。

世界上最古老的试飞员学校如今叫皇家试飞员学校，在英国皇家空军Boscombe Down。在美国，“美国空军试飞员学校”位于Edwards空军基地。“美国海军试飞员学校”位于马里兰州的Patuxent River的海军空军基地。

试飞员欧仁·勒菲弗，1909年第一位在驾驶动力飞机时丧生的飞行员。

资格

理解测试计划；

• 能够按照计划执行任务，在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操作飞机；
• 仔细记录每一次试飞的结果；
• 对飞机的细微动作保持敏感，也就是在飞机出现异常情况时能够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
• 能够在试飞期间飞机出现特殊情况时短时间内快速地解决问题；
• 能够在同一时间应付多个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在试飞过程中非常常见。

著名试飞员

• 尼尔·阿姆斯壮
• 约翰·格伦
• 查克·叶格
• 霍华德·休斯
• 艾伦·宾
• 哈尔·乔丹
• 皮特·康拉德
• 艾伦·雪帕德
• 艾德加·米切尔
• 詹姆斯·艾尔文
• 约翰·杨
• 查尔斯·杜克
• 尤金·塞尔南
• 艾琳·科林斯
• 下川万兵卫
• 埃里希·瓦西兹
• 吴克明
• 李中华
• 刘刚
• 李国恩 …………

中国试飞事件

• 1952年，为满足抗美援朝作战需求，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3名空军飞行员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短短9个月将473架修理修复的飞机送上蓝天。
• 1956年，试飞员吴克明驾驭第一架国产歼-5飞机，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飞出8个G的过载，一次试飞3次发动机空中停车等极限课目，助推中国航空跨入喷气时代。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年轻的中国空军试飞员用一年时间飞出了新中国第一架“争气机”，从此中国航空工业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成为世界公认的“死亡禁区”。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就曾因飞机进入尾旋而殒命苍穹。面对这一制约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和部队战斗力建设的瓶颈，试飞员李中华和战友们挺身而出，舍生忘死，攻克了这一世界性飞行难题。
• 1993年8月28日，试飞员刘刚驾机升空试验，飞机在空中解体爆炸。
• 1993年10月16日，汤连刚、张海等8名试飞员，在蓝天白云间胜利完成了“惊天一吻”——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三机空中对接加油。
• 2009年7月28日，在试飞员李国恩的建议下，空军“飞行品质及人机功效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歼-15舰载机从设计制造到实现首飞，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相关信息

上世纪50年代末，刚刚走过从修理飞机到仿制飞机阶段的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考虑自行研制飞机。1959年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成立，并开始着手试飞员队伍的培养工作。

1958年，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毕业的王昂和一批其他航空院校的毕业生，经过严格选拔，成为我国第一批大学生飞行员，并由此迈出了成长为优秀试飞员的第一步。

当年，航空部门考察了国外试飞员的选拔培训工作后得出结论，试飞员要具备大学学历，可以从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中选拔。但相对于外国空军飞行员高学历的情况，我国空军飞行员的学历普遍偏低。因此，选拔并培养试飞员的目光就落在了地方航空院校毕业的大学生身上。

特殊要求

试飞工作对飞行员的要求很高。试飞员与普通飞行员的最大不同是，他们所驾驶的飞机从未有人飞过。试飞员的综合素质要高，既要有深厚的理论和知识底蕴，有高超的飞行经验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诚实的个人品格。

试飞员在飞行结束后，通常要回答三个问题：今天飞了什么动作？飞机发生了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其中第一个问题大多数试飞员都能回答。而对飞行中飞机出现的问题，一个合格的试飞员也可以感觉得到。但最关键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求试飞员从现象看出本质，了解到底是飞机的什么部位出现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供设计人员参考以修改飞机设计。还有，一个优秀的试飞员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过去的机载测试记录手段不完善，只有一个能记下12组数据的示波器记录仪，其他的试验情况都需要试飞员的口头描述。试飞员要用相应的技术语言将问题明白无误地说出来，这就要求试飞员的航空理论知识要扎实，充分了解飞机的设计思路和特性，尤其是对存在的问题要十分清楚。

试飞员还要经过各种机型的训练，这样才能建立起各种飞机的飞行经验和鉴别对比能力。在评测飞机的飞行品质时，才能给出准确的评判。通常，试飞员还要在空军作战部队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了解飞机在实战中的表现，这样在试飞时才能有的放矢，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建议。 虽然现在试飞的试验记录设备和技术比较完善，但对试飞员的要求没有变。

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要有能力合理安排试飞科目和进度，这样可以提高每架次飞行的试验效率，缩短飞机试飞定型时间。一些特殊的飞行动作和性能是试飞员飞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师在纸面或计算机上得出来的。前苏联试飞员普加乔夫在苏-27上创造的“眼镜蛇”机动，就是一个典型。

选择试飞员这个职业，首先是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其次是希望获得他人的尊敬。做试飞员是不能强求的，一定要自己愿意，他自己就是怀揣着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做点什么的强烈愿望加入到试飞员队伍中来的。而且无论面对生死考验、利益诱惑，从来没有动摇过。

试飞员不仅要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广博的知识、过人的胆量，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诚实是试飞员的基本素质，要真实地记录和反映飞机所出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以及所做的改进都得到了验证，自然会得到设计人员的认可与尊敬。

试飞员要争取多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加入国际上的一些试飞员协会。试飞员之间最具有共同语言，交流是没有国界的，很多重要问题在私下交流中可以很自然地获得。参加这些试飞员协会组织的年会，认识更多的朋友，对试飞员知识面的拓宽、飞行技术的进步是很有益处的。

过去的20年，我国一共招收了三批大学生试飞员，他们经过理论培训，并到空军部队获得飞行经验。经我们自己的试飞员学院培训，再被送到国外培训，如俄罗斯格罗莫夫试飞院、西方国际试飞员学校等。目前这批试飞员都取得了双学士学历，其中还有一些在试飞员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张景亭、李中华、徐勇凌等就是这批大学生试飞员的杰出代表。

在西方国际试飞员学校，中国试飞员在变稳飞机上真实感受了数字电传操纵系统飞机的飞行品质。变稳飞机可以模拟F-16、“阵风”、“台风”、JAS-39等第三、三代半战斗机的飞行品质，这些飞机都采用了数字电传操纵系统。它与机械操纵系统的飞机不一样，人机耦合后会发生“飞行员诱发振荡”。驾驶电传操纵系统的飞机，在特定情况下，如果飞行员操纵动作过猛，会导致舵面偏转达到极限，从而使飞机进入发散的不稳定状态。由于是电传操纵，飞行员从驾驶杆上得到的响应并不是从飞机 控制面传回的真实响应，而是模拟生成的，一旦出现滞后或延迟，飞行员采取的控制措施就会与飞机控制面的动作相叠加，使这种振荡加剧、发散，最终造成坠机事故。

国外采用电传操纵系统的战斗机在试飞中大都发生过坠机事故。JAS-39战斗机2次发生“飞行员诱发振荡”，造成飞机坠毁。美国的F-22也是这个原因造成2架飞机坠毁。在我国某型第三代战斗机的试飞工作中，一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发生了“诱发振荡”，试飞员钱学林由于在变稳飞机上体验过了“诱发振荡”，并且知道如何处理，用已经掌握的技术保住了飞机，安全着陆。

有过变稳飞机以及其他各型飞机的飞行体验，他们就具备了对比和鉴别的能力，这对安全顺利地完成我国第三代机试飞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飞员队伍是一个特殊的团队，需要经过长期的培养。初级试飞员在优秀的飞行员基础上，经过一年的培养 ，就能从事一些基本的、单一性的试飞科目，如一些不影响飞行安全的改装改进试飞等。中级试飞员要经过3～4年时间的试飞锻炼，能完成70%～80%的试飞科目。而高级试飞员需要6～7年的时间，才可以飞任何陌生的机种。因为未经定型的新飞机都是没有说明书的，所有飞行操纵方法都需要试飞员自己去摸索。新飞机的飞行手册往往是由试飞员在定型试飞完成后，与总设计师单位共同编写的。

我国试飞员队伍的建设并不乐观。从地方大学招收培养试飞员的工作陷于停顿。实践证明，这种试飞员培养方式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好的制度和方式 要坚持。只有切实关注试飞员队伍的培养与维持，中国的新机研制工作才能连续、正常地向前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掌握了第三代战斗机的研制技术，设计人员已经把目光瞄准了第四代战斗机。即使从现在开始新型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估计也要十几年后才能看到它的首飞。在此期间，没有后继的优秀试飞员，第四代战斗机的各种预研课题就无法在飞行中得到验证。而我国第四代战斗机是否能够顺利研发成功，是与一支优秀的试飞员队伍分不开的。

试飞员制度

试飞员工作具有高危险性，他们长期在高空、高辐射、大负荷、纯氧等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会患上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对他们采取的人事和养老制度来进行管理。我国现行试飞员工作制度是参照空军飞行员制度制定的，试飞员工作到四十几岁后就停飞了。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简称试飞院，坐落于西安市阎良区，创建于1959年，是经国家授权的军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国家级鉴定试飞机构，是国家级的飞行试验技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国家“飞机适航认可实验室”。

主要任务

1. 承担军民用飞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等航空产品的鉴定试飞及民机适航审定试飞工作
2. 承担飞行技术及试飞方法研究；负责编制各种飞行试验条例、条令、标准、规范和手册
3. 承担飞行测量试验技术研究，开展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与生产；开展各种试验机的研究和模拟试验技术，人机工程的研究，为探索航空新技术和有关型号研制提供技术支持
4. 负责培训国内外试飞员（飞行员），试飞工程师、机务人员及技术考核；开展飞行试验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等

发展现状

1. 近50年来，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拥有了承担研制新机、改型机、航空发动机等试飞任务以及多种机载设备的鉴定定型和民机适航审定试飞的综合实力。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试飞科技队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3500多名，高级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1000多名，其中：中央军委任命的试飞英雄3名；国家级专家2名；中国航空金奖获得者2名；中国国防科技511工程专家5名；省部级专家23名；中航工业院级专家20名；6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们是中国航空工业的精英，也是航空试飞人的杰出代表。
2. 拥有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现设有管理部门15个，基层单位15个；2003年，我们确立了一分为二的管理框架，即以军品为主的科研主业部分和以经营、三产为主的辅业部分。拥有完善的飞行试验专业。从飞机性能、飞行品质、结构完整性、动力装置、综合航电和机械电气等航空专业到试飞测试、飞机改装、可靠性等四性研究、飞机驾驶、机务保障、场务保障等专门技术，我院航空器飞行试验体系共设28个专业系统，120多个专业。
3. 拥有30多种用于飞行试验的各类型飞机。拥有30多种用于飞行试验的各类型飞机，其中包括自行研制的多轴变稳试验机、弹射试验机、电子试验机、飞行试验台等多用途的专用试验飞机，借助于这些试验平台相继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验证试飞。空中综合模拟试验机的自主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五个拥有多轴变稳机的国家之一。

取得成绩

1. 拥有从地面到天空、专业配套齐全的研究性实验室和试验设施。拥有自主研发的具有六自由度运动平台、计算机成像的全任务数字式实时飞行地面仿真系统；拥有多种规格的发动机试车台以及航电仿真实验室等多种空中专业试验平台。利用这些实验室和试验设备，可以承担各类预先研究试飞和支持型号定型试飞的试验。
2. 拥有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航空测试能力和自主研制配套能力。在机载采集记录、地面遥测监控等方面的规模、技术和手段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具备强大的航空测试设备的研制配套能力。其中，为型号试飞自行研制的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单架飞机可同时采集、记录、处理6000个参数。
3. 拥有齐全的飞行试验场务保障设施。拥有两条长3400米的军用特Ⅰ级标准跑道；建有夜航灯光系统的机场，可昼夜组织飞行试验；拥有气象、雷达、微波仪表着陆、导航通讯等一系列先进的场务保障设施。
4. 拥有强大的飞行组织和保障能力。能同时承担20个型号、40架新型飞机的试飞任务，具备了混合场次、大强度综合试飞能力，并始终保持着高效试飞状态，推动了各型号科研试飞任务的进度，从而使我国军用飞机的型号试飞水平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5. 拥有可靠完善的质量、安全、保密保障体系。于 1997年通过质量体系认证，2004年通过转版认证。2003年通过国家一级保密资格认证，先后荣获国防科工委质量先进单位，中国一航安全生产先进单位、重点保密先进单位、质量工作先进单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2014年9月17日，中航工业试飞中心在青海省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歼击机高原起降性能试飞任务，此次试飞是两型发动机装机状态的首次高原试验。

获得荣誉

2005年10月，获得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的“第一批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2022年4月，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航电所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2023年5月30日，入选2023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技术特点

全院拥有飞行力学、强度、飞行品质、颤振、动力装置、机载设备、电子、武器火控、高空防护与救生、测试、自动控制及辨识技术等120多个专业，构成相互配套、系统完整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体系；两条长3400米的国家一级跑道，配有国际通用标准的全天候飞行导航保障设备；现有大型实验室1.4万平方米，正在新建的实验室1万平方米，有空中试车台、弹射、变稳、电子特设、航测、飞播等试验研究机及飞行模拟台、天线试验场、激光雷达站、地面标准试车台、微波着陆系统等大型设备36项，自行研制的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达到国际九十年代先进水平,空中综合模拟试验机居国际前列；1997年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中国的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

吴克明，1929年出生于浙江萧山，中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

人物履历

中国的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是吴克明。

吴克明，身高1米71，1929年出生于浙江萧山。1949年5月，吴克明在老家浙江萧山的湘湖师范毕业后参军入伍，同年12月他进入航校学习飞行。歼-5、歼-6战机首飞试飞员，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斗起飞数百次、空战十余次、击落2架美制F-86战斗机。是我空军海上跳伞成功的第一人。

人物事迹

1955年初，中国空军开始装备米格－17ф。曾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大显身手的空4师（现空1师）最早进行改装，在空4师首先进行改装的是4个人，吴克明是其中之一。成功地改装了米格－17ф以后，吴克明被上级有关部门派往另一个师进行帮教，回到原部队时已是11月份了。

“奉上级指示，师里研究决定调你去沈阳飞机制造厂，搞新机的试飞工作。”副师长李永泰的谈话让吴克明感到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吗？试飞我可是从来没搞过呀！”吴克明困惑地回答。李永泰看出了他的心思，风趣地说:“在朝鲜打空战不也是给逼出来的嘛？！搞试飞也是同样，不懂就向飞机厂的技术人员学，一学就会了。”

就这样，吴克明当天就收拾好了飞行用具赶到了沈阳。在沈空军训处换了介绍信，军训处派车把他送到了112厂。到112厂以后，吴克明看到了一架崭新的米格－17，这是按苏联部件组装的样机。厂长牛荫冠和党委书记何戈热情地对他说:不久以后我们自己的就出来了，到时就看你的了。吴克明一看暂时还飞不上，就想回部队，他知道改装米格－17ф的任务太重了，自己作为全师最早改装的4个人之一，应先回部队忙一段再说。

吴克明打完招呼就坐火车回到了部队。他打开自己的家门，还没坐下，就听有人推门而进，循声一看，原来是112厂的试飞办主任刘忠宽。

“我到家还没沾凳子呢！”

“快跟我们走吧，有任务。”刘忠宽帮他把刚打开的门关上，就和他上了追过来的小车，一溜烟又回到了112厂。

到底是什么任务呢？厂里没跟他详细说,只是让他试飞那架苏联样机。试飞这架用苏联部件组装的样机非常顺利。

吴克明知道，工厂也是借这次试飞看看他的技术，因此，他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特技全都飞了出来。飞完以后，吴克明见到了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见到焦若愚来看飞行表演，吴克明心想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人来看？果然让他猜着了，1955年12月5日上午，吴克明又进行了一场飞行表演。飞机一升空，他便做了一个上升横滚，然后是半滚倒转、斤斗、低空大盘旋、超低空大速度通场……表演结束后，他才知道刚才是为刘少奇做表演。

过了几天，吴克明一看国产的歼击机还仅要一些日子才能造出来，部队的改装、训练那么紧，便堤出要回部队。于是，他又回到了部队。

首飞歼－5

1956年初，吴克明所在团调到沈阳某机场，这下，离工厂是更近了。但吴克明和部队的领导都只是把工厂的试飞当作临时任务，吴克明回部队后更是把心思放在部队工作上，他们当时的观念认为一线部队才是最要紧的。在这期间，虽然第一架飞机尚未出厂，但工厂曾几次来话让吴克明过去。部队领导怕吴克明这么弄真就完全过去了，他们还想使用他哩。正好这时远在辽西的一个团的夜航大队要改装中国第一种带机载雷达的米格－17ф，领导对他说:“吴克明你也去，帮他们改装一下。”这自然有一石二鸟之意，让他去改装是真的，另外借此机会让他“躲”起来省得112厂来要人。1956年6月初，改装快完的时候，师长邹炎找到吴克明:“吴克明你快回来，你不回来我就要犯错误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吴克明很惊讶。

“国防部叫你去工厂。”邹师长的语气中透着只好割爱的无奈。

这次，吴克明是彻底地到了工厂，不仅是铺盖,关系也一古脑儿全“端”。工厂算是给他上了一次事实胜于友辩的哪头重哪头急的国防教育课。

到了工厂，飞机还没出来，吴克明便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走访，当他从生产准备车间到总装车间粗略地看了一遍后，便深深感到造一架飞机真是太复杂了。有一点他由衷地高兴看，那就是虽然这种飞机的图纸是别人的，但我们做了一些工艺上的改进，并且所有的工人都是我们新中国自己的工人，看着那些工人那么快就掌握了制适当时最先进战机的技术，他心想我们的国家没有道理不强盛。

试飞前，吴克明被任命为空军第一试飞大队第一任大队长。

“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一进座舱，吴克明便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所有的标示都是中文不再是以前的俄文了，这种标示最直接地向他展示着亲切。

点火、加油、离地。吴克明轻松地驾着0101号中国第一架国产歼击机升空了。

第一次升空虽然只做了简单的大盘旋，但吴克明感觉这飞机比“老大哥”的操纵起来更灵活一些。

成功了，中国大地上一片沸腾。

接下来的飞行是各种特技、各种故障的测试。

一切都很顺利。光是空中停车，吴克明就曾在一次试飞中连续进行过三次。他不怕空中停车，因为即使在空中停车了再也发动不起来，他也能轻松地进行迫降。因为，他在米格－15和乌米格机上曾进行过两次迫降。

两次迫降

最早的一次迫降发生在1950年7月，那时，吴克明在抗美援朝的二线机场进行训练，只飞了20多个小时。在一次编队飞行时，突然，他感到余光看到有什么东西跳了一下，飞快地扫一眼表盘，原来有一个充电按钮调皮地把头冒了出来。

这可不行，你冒出头来，飞机就没电了，飞机没电我就不好玩了。吴克明毫不客气地把它摁了下去。可这家伙就是不听招呼，摁下去，一会就又跳出来,如此反复，吴克明不干了，用一个手指摁住它不松开。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了，它“嗵”地着火了，座舱里立马烟雾腾腾。不好，只有返航了，朝着机场的方向，吴克明努力地驾驶着飞机往回飞，最后，油也不够了，他便把飞机朝辽河飞去，在江河边上，选了一块西瓜地冲了过去。飞机往前冲了100多米以后，没想到遇到一个大埂，腾地跳了起来，吴克明心想，这要是扣过来，可就打不了美国佬，在咱后方“光荣”了。没料，飞机没扣过来。大概是饱餐了一顿西瓜太高兴了，蹦了这一下便老老实实地趴着。头天，飞机没拖上来。第二天，辽河发大水，飞机便泡了一个澡。第三天，飞机才起驾踏上回家的路。说起这次迫降，吴克明很有点调侃：“这就是没文化的后果，因为后来才知道，那个按钮是个保险按钮，出故障了，它就自动断开,发现以后，赶紧飞回来就得了，强摁下去自然保险按钮就不保险了。”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这笑声，只有那种经历了太多的生与死，经历了太多的惊心动魄的人才会发出的那种爽朗、大无畏的笑声。

后来，他又有过一次迫降的经历。

宝贵的经历就是财富。在后来的试飞中，吴克明每每飞到飞机性能的极限，在试飞飞机的过载时，他老是达不到要来的8个过载，他把自己掌握的难度最大的特技做完也只能达到6个，怎样才能把设计的数据完完全全地飞出来呢？他犯愁了。这时，一位不是飞行员而又对飞行做过许多研究的苏联工程师对他说：“你猛地大速俯冲，又猛地拉起，飞一个V看看。”

这样飞，弄不好飞机会在空中解体，但吴克明还是要试试。

果然，8个过载就这样飞出来了。至此，这种飞机的各种测试飞行全部圆满结束。后来，这种飞机曾一度是中国空军的主力飞机。

1959年，吴克明又试飞成功了歼－6战机。

首飞告捷

这次试飞表演任务完成后，吴克明被调到112厂，进行第一架国产喷气式飞机首飞的准备工作。根据总装进度推算，国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将提前在7月中旬下线，这就意味着首次试飞也将比预定的国庆节大大提前。吴克明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严格的地面演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保证首飞成功。

首飞的前一夜，吴克明久久不能入睡。从开始学习飞行的那天起，他就期盼着什么时候能飞上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飞机，没想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更让吴克明兴奋不已的是，这第一架国产喷气式飞机将由他自己来首飞，他既感到荣幸，更感到责任重大。尽管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首飞，但他早已下定决心，无论明天遇到多大的风险，也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首飞成功。想到这里，他赶忙把思绪收了回来，把第二天首飞的所有动作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把座舱图默背了一遍，直至确信自己飞行前的各项准备确实已经“天衣无缝”，这才放心地睡了。

1956年7月19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吴克明像往常一样带好飞行装具，驱车来到沈阳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他领受了试飞任务书后，便径直向那架已经做好飞行准备的“中0101”飞机走去。此刻，这架银白色的战鹰在晨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夺目。吴克明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看着全是中文标识的开关和仪表，不由得感叹道：“这才是我们的飞机！” 他按程序对座舱设备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启动了发动机。顷刻，发动机便像一头蓄力已久的雄狮突然怒吼起来，大地也随之开始颤抖。紧接着他便开始做地面滑行试验，尤其是飞机在高速滑行时，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纵性，这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当他确认一切就绪时，便把飞机滑向起飞线待命。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驾着“中0101”号呼啸腾空，紧接着跃升、俯冲、盘旋、通场……这架凝聚着无数航空人心血的第一架战鹰正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地面上有千百万双眼睛都在期盼着“首飞告捷”！当预定的试飞科目完成后，吴克明便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按时返航。最后，当他把“中0101”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后，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我们自己的飞机”

首飞成功后，吴克明进行了紧张的综合性科目的试飞试验。他在15天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19次综合性能试飞试验，并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和排除。最后的试飞结果表明：“中0101”号飞机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已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标准和要求。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1956年9月10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临沈阳，参加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上午10时，聂荣臻元帅在赵尔陆部长和史良部长的陪同下，亲自为飞行表演的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号剪了彩。接着登上观礼台观看了飞行表演。

执行这次飞行表演任务的飞行员仍然是吴克明。由于“中0101”号飞机全部试飞科目都是由他亲自完成的，这时他对这架飞机的特性已经摸得很熟了，所以他更是以百倍的自信驾机升空，进行一系列高难度的特技飞行表演，为的是向军委首长全面展示新型装备的优良的性能。这次的飞行表演动作编排得紧凑、连贯、惊险……

飞行表演结束后，吴克明立即跑向礼宾台向聂元帅报告：“报告首长，经验证，国产歼击机性能一切良好，请指示。”

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连连说：“很好！很好！”当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来贺电，祝贺56式飞机试制成功！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幸运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振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当崭新的4架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队呼啸飞过天门广场时，整个广场上的人民群众都沸腾了。

这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的毛泽东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都能造了。”

晚年，吴克明在空军的一所最高学府里欢度着自己幸福的时光。

科研试飞英雄王昂

王昂，1935年生于上海市，1958年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毕业，经过严格选拔，成为我国第一批大学生飞行员。1966正式成为一名试飞员。那正是我国航空工业走上自我研制、试飞工作逐步精益求精的年代。在1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他先后征服了国产歼-6和歼-8两代歼击机的“俯仰摆动”和“发动机失火”问题。曾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1980年1月3日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获“一级英模勋章”。后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国家第一代空军试飞员，曾经担任过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人物生平

王昂，195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热爱飞行事业，刻苦钻研航空理论，掌握多种国产歼击机驾驶技术。

从1958～1979年，共安全飞行2853架次、1126小时。其中新型机科研试飞578架次、327小时，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1970年6月，驾机做中空特技飞行，当做完下滑倒转动作、拉起上升时，操纵系统突发故障，飞机剧烈摆动下降。他果断地减低飞行速度，控制摆动，驾机安全着陆。1975年9月，进行新机种科研试飞，在8000米高度，仪表出现抖动，左发动机加力燃油导管断裂，燃烧气体从操纵连杆联结处冲出将机体穿透，情况十分危急。他迅速关掉加力，沉着关闭发动机，使用刹车驾机着陆，保住了飞机和试飞资料，为新机种提高质量、早日定型做出了贡献。他建议并获准主持一种空空导弹的引爆试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试验经费。

1980年1月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他科研试飞英雄称号。

1982年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试飞研究所所长。1985年2月，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91年2月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艺高胆壮

多年来，由于我国年轻的航空工业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给科研试飞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王昂在承担各项科研飞行中，以共产党员的高度革命责任感，精心掌握业务技术，艺高胆壮，机智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情况，曾多次化险为夷。

一九七0年六月二十八日，他驾驶国产歼击机作性能试飞。在飞机力臂调节器严重故障的情况下，他判断准确，处置得当，多次战胜了剧烈的纵向摆动和左右摇晃，终于安全着陆，换救了飞机，对改进国产歼击机提供了可贵资料。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他驾驶一种新型歼击机，按预定计划完成了一万二千五百米高度上的试飞后，正准备在八千米上进行M数1·5的检飞动作。当他打开加力，M数增到1·24时，整个仪表出现了抖动。

他当即报告了地面，并继续增速。可是当M数超过1·35后，抖动并未消失。怎么办？是进还是退。他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次试飞任务，如果有点不正常就退回来，一种新型机种的性能何时才能试得出来？转眼两、三秒钟过去了，当M数增到1·41时，抖动加剧，仪表也看不清了，随即听到"嘣、嘣、嘣"三声巨响，好象有重物打击飞机尾部一样（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左发动机加力燃油导管断裂后，燃烧气体从操纵连杆联结处冲出，把垂直尾翼根部打了三个大洞）。他果断地采取了应急措施，才使抖动停止。

他一面继续观察飞机工作情况，一面收油门，下降高度。当下降到四千米时，听到进气道声音粗糙、发动机震动，他意识到飞机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决不是一般问题，必须争取尽快落地。可是，当飞机在顺风两米的条件下接地时，又放不出减速伞（据事后检查，减速伞已烧坏），他立即关闭左、右发动机，并使用刹车。飞机速度仍然很大。突然间他发现一辆自行车载着两个人在右机翼前方出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一下把应急刹车拉到底，左轮当即爆破，飞机从骑车人身边擦过，冲出跑道三十多米才停住。

事后检查，这次故障是左发加力燃油导管断裂引起，飞机后部在空中已严重烧伤。如果处置不当，必然导致严重后果。王昂艺高胆大，化险为夷，为保护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安全，为新型歼击机早日定型作出了贡献，再次荣立三等功。人们称赞说，王昂不仅是一名科研试飞的尖兵，也是一面安全红旗。

勇于探索

王昂能够驾驶我国现有各种高速歼击机长期安全飞行，而且成为全团飞行员中完成科研试飞项目最多、飞行时间最多的一个，是同他发扬勇于探索，善于钻研的精神分不开的。

每当刚出厂的新飞机从外地飞来时，他总是不满足于听取一般的介绍，而要认真询问飞机的特点、试飞性能以及各种数据。每次飞行下来，不管多忙、多累，也总要坚持当天就把飞行情景、感受、试飞质量、操纵要领和体会写在飞行日记上。

王昂有较高的业务理论水平，但他从不满足。他不仅钻研国内飞行技术资料，还自学英语、日语，加上在大学时学的俄语，能经常直接阅读《宇航周刊》、《飞行安全》等外文资料。他体会到，作为一个试飞员，知识多了，脑子就活，胆子就壮，办法就多，技术就可以发挥得更好。一次，王昂接受了试验国产仪表的任务。它要求飞机在跑道上空作梅花瓣式的飞行，从不同角度通过跑道进行照相，鉴定仪表性能。根据计算，一次只能作五、六个梅花瓣。 王昂结合自己的飞行经验精确计算，勇于实践，巧妙地飞出了十三个梅花瓣，从而大大减少了起落架次，为国家节约了资财。

1978年6月3日，他驾驶新型歼击机在一万七千米高空作加力边界试验。当左发动机接近加力到百分之九十八左右时，突然"嘣"的一声，双发同时停车。他毫不慌张，迅速把油门拉到停车位置，转向机场，并报告指挥员。当飞机下降到一定高度时，他重新开车，但是，一次、二次、三次，左、右发轮番起动，都没有成功。这时飞机急速下沉，王昂明白，按照出厂规定，三千米以下开车不成，就来不及跳伞了。他十分镇定，一面作进机场迫降准备，一面不放过最后的开车机会，终于第六次在三千一百米高度开车成功，飞机安全落地。地勤人员根据王昂提供的富油的线索，找到了原因，消除了隐患，又经过严格试飞，证明这种国产新型发动机性能良好，定型投产。

专心飞行

王昂所以能够不畏艰险，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一个根本原因，是他热爱党指定的战斗岗位--航空事业。

一九五八年十月，他从北航毕业后，被选送到航校学习飞行。在党的教育下，他逐渐懂得了建设一支强大人民空军的重要性，感受到手中驾驶杆的分量，一心扑在学习飞行技术上。

五年后，王昂调到科研所当试飞员。在这里，他从国外书刊杂志中，看到了世界航空事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心头焦急。为了祖国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他决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林彪鼓吹"突出政治"，他横眉冷对，坚持钻研飞行业务；"四人帮"叫嚣批"唯生产力论"，他全然不顾。他坚信乌云总会散去。粉碎了"四人帮"，祖国前程似锦，王昂斗志更旺。

人们赞扬王昂的飞行事业心，夸他不为空中遇到的艰难险阻而动摇，不为林彪、"四人帮"挥舞的大棒所吓倒，也夸他不为家庭困难处境所干扰。

王昂家里确有不少实际问题。他是独子，双亲早年退休随军，父亲双目失明，母亲长期瘫痪，爱人在工厂工作，子女还小，一家六口，家务全靠他和爱人操持。他克服困难，从没有因家务事影响飞行。一次，他父亲从门诊所听到有人谈论儿子在试飞时飞机尾部烧了，经历了艰险，当晚把王昂叫来，说就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王昂劝慰老人不要耽心，耐心说明只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飞行，就可以保证安全。他还说：试飞是党交给的任务，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去努力完成。老人打消了顾虑，更加支持儿子专心飞行了。

人物历程

• 1935年11月27日 生于上海市。1953-1958年 在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制造专业学习。
• 1958-1960年 在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
• 1961-1965年 任空军部队战斗机驾驶员。
• 1966-1984年在航空工业部飞行试验研究所任试飞员、试飞大队长、试飞团副团长、所长。
• 1985-1988年 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
• 1988-1993年 任航空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副部长。
• 1993-1999年 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科技委主任。
• 1999年 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主要论著

1. 王昂.飞行力学及飞行试验技术2000年的展望.中国航空学会成立20周年论文集，1984：4-8
2. 王昂.抓住机遇加快航空工业发展.航空工业经济问题，1992-1993：2-4
3. 王昂.关于航空工业的改革与发展任务.航空企业管理，1994 （2）：10-12
4. 王昂.开创“九五”转包生产新局面.航空工业经济问题，1994-1995：6-11
5. 王昂.飞机飞行品质和空中飞行模拟.航空科学技术，1995（5）：2-6
6. 王昂.WTO与中国通用航空.环球飞行，2001（1）：30

一生的梦想就在飞翔的机翼上

原文："科研试飞英雄"王昂:一生的梦想就在飞翔的机翼上

翻开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史，王昂是一个闪光的名字。可以看到，由他试飞或者担任领军重任的定型飞机数量超过20种，为中国航空科研、制造、试飞事业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8年，风华正茂的上海小伙子王昂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了。此时的他本可以有多种选择，但王昂决定：去当飞行员，他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这个承诺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背着背包，带着一架手风琴，远赴荒凉的渭北。为了保密，刚刚组建起的新中国尖端试飞机构大门上挂出的门牌是：国防部第六研究所。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从小在大上海长大的王昂来到阎良，住进了干打垒的房子里。

作为一名试飞员，勇敢是必须的，但仅仅只有勇敢是绝对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控制风险的敏感性、冷静坚毅的性格、完备充分的知识结构。

在歼8长达8年的设计定型试飞中，总共试飞280架次、185小时。试飞故障率高，比如飞机起飞后机身伞舱和设备舱着火，又比如发动机意外停车。这些问题都被王昂遇到了。

当年在现场的试飞院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飞机在空中就冒烟了，指挥员大声地喊：跳伞！但是，飞行员没有跳。飞机冒着黑黑的浓烟开始下降。飞机还在落地中，机尾的黑烟中就窜出了火焰，后机身在跑道上就被烧掉了。王昂及时采取了应急刹车，飞机在最后一刻停在跑道尽头。

“我根本没想到跳伞”，王昂说，“这架飞机是独生子，就这么一架，如果我跳伞了，就前功尽弃了。”

后来，歼8后机身的通风隔热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这架歼8型战机如今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歼6型战斗机是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在歼6性能定型试飞的攻坚阶段，飞机“俯仰摆动”问题成了前进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这一天，王昂驾歼6飞机进行“飞机性能”试飞，做完半滚倒转、退出俯冲后，他拉起转入上升。

机头半仰，窗外碧蓝的天空中，一朵白云擦窗而过。突然，飞机在加力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纵向俯仰摆动和左右摇晃。在巨大的晃动中，座椅上固定人体的安全带绷断了，王昂的身体被反复弹起，头部重重地与座舱盖反复撞击，额头流出的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流。随着摆动频率的加快，他已有些不能自制，牙齿咬伤了自己的内腮，身体特别是头部剧烈的疼痛使他几乎昏迷过去，但是一个优秀试飞员的潜质让他用仅存的一点意识牢牢抓住驾驶杆，脚踩油门、上升高度，进行着一系列的紧急处置。

飞机仍在继续下沉，大片的云朵从窗前飞一般地上升而过，他已经能看见翼下的山峰露出的尖顶。

情况越来越紧急，驾驶舱内的弹射救生把手近在咫尺，他只要用手一拉或一握，在1到2秒钟内就可以安全脱险，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架歼6，是我国第一架整机试飞的飞机，它的身上凝结着几十万航空人多少年的希望。

王昂迅速调整姿势，在飞机晃动的间隙关闭了液压操纵的电门，改用电动操纵。改为电动操纵后，飞机反应迟钝，操纵更加困难，已经受伤的王昂每一次操控动作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飞机的摇摆俯仰停止了，他终于操纵着飞机飞回了机场。

当地面人员打开变形的座舱盖时，脸颊肿胀、眼睛渗血的王昂语气平静地说：查一下操纵。一缕血沫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

后经过地面人员检查，发现整个副翼全部撕裂，翼尖受损，飞机永久变形了。金属的机身尚且如此，何况机舱中的血肉之躯。王昂究竟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他从不对人提起。那时候，他的家就在试飞院。父亲眼睛不好，母亲瘫痪，一双儿女幼小，妻子还要上班，所以，每天飞行结束，他都要骑自行车赶回家帮忙做些家务，再连夜返回试飞员宿舍。当天傍晚，王昂像往常一样回家。他专门换上件厚实的长袖衫，把头上的纱布拆掉，戴上了帽子。

晚上，王昂与孩子有说有笑，隔着门大声与父母聊天。妻子付希君知道，丈夫是在用这种方式宽慰家人。

王昂驾机安全着陆，不仅挽救了飞机，而且对改进歼6飞机的操纵系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数日后，故障鉴定结果出来了：飞机力臂调节器故障。

作为空军的主战飞机之一，无数飞行员操纵过歼6，但年轻的飞行员们鲜有人知道，那根看上去并不特别的飞机驾驶杆，是一名试飞员冒着生命危险试飞出来的。1980年1月3日，中央军委授予空军试飞团两位副团长滑俊、王昂“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并颁发一级英模奖章。

上世纪80年代，一款新型歼击轰炸机歼轰7列入日程，代号七○工程。王昂作为歼轰7型号行政总指挥，为这款新机的研制试飞耗尽心力。这一年，歼轰7实现首飞。第二年，进入定型试飞。

歼轰7飞机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只有歼击机、轰炸机而无歼击轰炸机的历史。1999年，歼轰7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航空人给这款线条流畅、造型独特的飞机起了一个带劲儿的名字：飞豹。

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飞豹”参加了国庆50周年阅兵式的空中分列式。这一天，正在北京的王昂早早地站到了阳台上，他要亲眼看着他熟悉的战鹰飞过。上午十时，随着轰鸣声与欢呼声，庞大的机群飞过来了。当他一眼看到战机那熟悉的英姿时，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在繁重的新机研制和定型试飞工作的同时，王昂有了更具远瞻性的思考。强大的航空工业是支撑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的重要命脉，因此，对位于“宝塔”顶端的试飞试验平台以及试飞员的需求，从数量到质量都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王昂着手抓飞行试验条件建设和试飞员的队伍建设，建起了发动机空中试验台，筹建设立试飞员学院，为航空工业培养阶梯式试飞员队伍。

在他的直接主抓下，国家有关部门与空军联合，前后4次选拔出一批批试飞员苗子。他亲自登上讲台给这些年轻的新试飞员上课，他结合自己的经历，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大家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试飞员。经过王昂等人的共同努力，对这批试飞员的培养获得巨大成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后来的科研试飞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6年，国家重大专项工程新歼机10号工程立项，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航空界的歼10飞机。王昂再次受命，出任新歼击机的行政总指挥。工程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因体制改革，航空航天二部合并为航空航天工业部，王昂的工作面临重大的选择。他本来可以有其他更高的岗位可以选择，但他对有关领导表态说：“我还是想继续搞我的航空。”他离不开他的飞机，他一生的梦想就在飞翔的机翼上。

上级同意了。王昂出任总工程师，怀着不变的初心，继续坚守在航空事业上。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从立项研制到首飞成功，历时13年。

首飞那日，天气不好，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捏着一把汗。留空18分钟中，试飞员雷强不仅完成所有规定动作，还豪情满怀地加飞了一个绕场，他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看到中国航空人的气魄。

机场沸腾了。总设计师宋文骢当场激动得哭了，王昂也心潮澎湃。他上前与宋文骢紧紧拥抱。王昂个子高，他把宋总花白的头搂在胸前，那一刻两人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对于歼10的公开亮相，西方媒体说：这一天，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歼10工程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里程碑式的壮举，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三代战斗机，从立项设计到最终定型完成，王昂参与、指导、领导了全过程。国外同等型号的飞机在试验过程中的重大事故率是100%，而歼10在长达6年的飞行试验中，从未发生重大人机事故，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10号工程再度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05年9月，王昂获得第一届航空航天月桂奖终身成就奖。这是航空工业系统的最高荣誉奖。

随着中国航空工业体制的再次调整，王昂担任了中国一航科技委主任。还在三代机研制阶段，王昂就开始构思能满足第三代战斗机训练要求并能担负一定作战任务的新一代教练机。新型教练机被命名为教9，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山鹰。

首飞前的攻坚阶段，王昂来了，还带着一群专家、试飞工程师。他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跟着小伙子们一起日夜颠倒地干。

首飞成功了，那天上万人的机场上一片欢腾。可在晚上的庆功宴上，人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王昂，他已经悄悄离开了。小车穿行在宁静的夜色里，他靠在车窗旁睡着了。在他心中，鲜花、彩带都不重要，甚至荣誉、奖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首飞成功了。

教9的成功有着特殊的意义，此后由他力主建议研发改进型“海山鹰”，对后来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着舰训练的培训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几十年里，一位又一位飞机总设计师步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的殿堂，一个又一个科研团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位又一位青年才俊从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总工程师或者走上首席岗位的时候，人们都不会忘记，在他们身后，有一个人给予了他们最真实最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2018年4月28日，王昂作为英雄航空人的代表，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与全国人民再次见面。83岁的他步子有些蹒跚，多年的飞行，特别是当年试飞大载荷科目时的冲击使他的膝盖严重受损了。但上场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丢掉了平时一直拄着的拐杖。当屏幕投影上一架架大飞机掠过的时候，白发苍苍的他，举起颤抖的手，向挚爱一生的天空敬礼。

科研试飞英雄滑俊

滑俊， 人民解放军科研试飞英雄。陕西省长安县人。

人物简介

滑俊，194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扶眉战役、兰州战役。1950年4月学习飞行，1951年毕业于空军航空学校。历任空军飞行员、副中队长、大队长，试飞团副团长。至1979年安全飞行1 892架次、1440小时。1960年8月开始参加科研试飞，参加新型航空技术装备科研试飞的二十年中，潜心钻研飞行技术，能熟练掌握国产多种型号歼击机驾驶技术，在新型机种试飞和新武器试射中，多次遇到险情，临危不惧，沉着处置，化险为夷。 在几种歼击机上试飞了实用升限、最大M数和新型火炮、导弹试射等项目，共试飞三百三十五架次。遇有飞机受损、空中停车、刹车失灵等险情时，都能沉着处置，化险为夷。为发展我国航空事业获得大量的科研数据。先后立功四次。被誉为“科研试飞的排头兵”。

至1980年10月，他共参加科研试飞369架次、200小时，获取了大量数据，并提供了仪器所不能记录的资料，为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贡献。先后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1980年1月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他和王昂科研试飞英雄称号。1983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8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空军某试飞团副团长。1987年7月，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

2017年12月，获得第四届“长征人物奖”。

英雄事迹

1978年10月，他驾机执行高空试飞时，两台发动机突然同时停车，飞机从2万米高空急剧下降，4次开车均未成功。飞机降至6千米时，他继续沉着冷静地按空中开车程序再次起动，终获成功，驾机安全着陆。1978年1月，他主动承担未定型高速歼击机空中打炮试飞任务。第二次试飞时，主冷气导管震破，主用刹车系统失灵，他镇定地按预定处置方案操纵，使飞机在离跑道末端200米处停下，避免了严重事故。

歼8试飞，他保全飞机到最后一刻！

原文：歼8试飞，他保全飞机到最后一刻！

用自己身体的极限，来测试出飞机的极限，以保证之后飞行员们的安全。

这群以身试险的人，叫“试飞员”。他们为新型飞机的定型投产，作出巨大贡献。

01 愿望

飞上自己研制生产的，先进作战飞机，一直是滑俊的最大愿望。

成为一名试飞员，滑俊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从1950年开始学习飞行，20多年里，他飞过螺旋桨飞机，也飞过喷气式飞机。

1980年12月开始装备我空军部队、依托国产力量研制生产的歼8I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饱含着滑俊的心血和汗水。

当时，年近半百的滑俊，已是试飞团副团长，他本可以不用再飞，但他向党委递交了决心书——主动承担歼8试飞的任务。

02 险情

在一次后机身测温试飞中，歼8双发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迅速坠落。

两万米高空，飞机以接近声速的状态在飞行，突然间，机身开始强烈抖动，试飞员滑俊的视线开始摇晃，接着模糊，整个机舱也随之振动。

这一天，滑俊执行的试飞任务是将某新型歼击机保持在一个高度和速度的情况下，获得飞机极限加力1分钟的数据资料。

虽然曾经在试飞过程中也出现过高度危险的情况，但这一次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常现象。

“当时我跟指挥员报告，最低限度有可能把飞机保存下来，人在不在都没什么关系”，滑俊回忆道。

03 保住飞机

千钧一发之际，滑俊首先想到的是保住飞机。一架飞机的研发成本巨大，一旦被“放弃”，所有的测试数据也会全部消失。

每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至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尤其是试飞初期，高故障率更是不可避免。

滑俊很清楚：如此强烈的振动会使飞机的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顷刻间功能丧失、设备损毁，严重时甚至整机会在瞬间解体。在向地面指挥员报告了情况后，他迅速关加力、收油门。最不想见到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加力一关，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飞机开始迅速坠落，滑俊一边尽力保持高度，一边按照程序重启发动机。一连4次开车尝试，全部失败，飞机高度掉到8000米。

滑俊在顷刻间面临数重危机：他既要集中目力寻找机场，又要密切注意飞机状态，同时继续操作开车。

04 坚持飞行

这一年是1978年，飞机上逃生技术远没有今天先进。启动逃生系统，需要一定的高度指标，滑俊已经接近了逃生的临界值。

《空军飞行人员飞行大纲》规定，飞行员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跳伞逃生，弃机保人。

此时的滑俊完全可以按下逃生座椅下的按钮，但造成的结果是飞机坠毁，数据丢失，故障原因无法查清，该型飞机研发可能就此无限期中止。

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继续稳稳地坐在座椅上，按程序开动启动按钮：第5次启动，无果。第6次启动，还是没有成功。

高度已经下降到了4000米，从发生故障到现在，滑俊在高空坚持飞行了6分钟。

1949年3月入伍的滑俊，此时已经在飞行副团长的位置上干了4年，是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的价值，比飞机还要不可估量。

他第7次开动按钮，这一次，飞机所在高度层的空气条件有所改变，滑俊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发动机声音。

他驾驶着飞机，徐徐降落，加力后飞机平飞时间最大数值的宝贵科研数据成功拿到。

“我只想着一定要把飞机完好无损地开回去！”

从设计图纸到成品，试飞员是第一批和他们亲密接触的人，他们驾驶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没有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

在那样的生死抉择里，他们坚定的信念，对飞行事业不懈的追求，让他们很难做出跳伞的选择。他们一次次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让飞机定型后，飞行员们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

一层 导弹展区

中国造东风一号地地导弹

该型导弹是中国在苏联提供的R-2导弹基础上制造的第一种地对地导弹。1958年9月命名为“1059”，后命名为“东风一号”。1960年11月5日发射成功。

主要战术技术技能：

• 弹长：17.68米
• 最大直径：1.65米
• 翼展：3.56米
• 动力系统：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 最大飞行速度：2165米/秒
• 飞行时间：442秒
• 最大射程：590千米
• 弹头重：1300千克
• 起飞重量：20400千克

中国造东风二号地地导弹

1960年3月，中国开始研制中近程导弹，将该型导弹命名为“东风二号”。1962年3月21日，首次飞行试验失败。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进行试飞，获得成功。1966年装备部队。

主要战术技术技能：

• 弹长：20.9米
• 弹径：1.65米
• 动力系统：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 最大射程：1300千米
• 起飞重量：29800千克
• 弹头：1500千克高爆弹头或1枚1290千克的威力2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DF-2A）

东风，又见东风

原文：东风，又见东风

每次读到有关东风系列导弹的历史，火箭军某旅三级军士长谢中华都会热血沸腾——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说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出自《红楼梦》。毛主席巧妙地将它用于评价世界形势，并做出了“东风一定压倒西风”的精妙论断。

正是在这个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论断下，中国战略导弹以“东风”为名，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砺剑征程。

对战略导弹部队来说，那是“梦开始的地方”。谢中华的梦，则开始于南国那个春天。

当时间的年轮走进新世纪，人民军队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某型东风导弹列装部队，“导弹发射先锋营”应运而生。

组建初期，面对一无教材、二无装备、三缺人才的困难，官兵们用纸箱当面板、麻绳当电缆。当时，谢中华还是新兵。他们那一代导弹号手赶朝阳、追月光，收集整理出150多万字的资料和数据，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组建半年，先锋营成功发射某型号第一发导弹，并打出了原第二炮兵历史上的最佳精度。

脚步为何如此急迫？谢中华说，因为他们承载着党的重托，寄托着人民的期望。使命在肩，他们一刻不敢松懈。

如今，已成为营里“元老”的谢中华，依然奋斗在发射架下。当年的故事成为营队的传说，在新兵中口耳相传。

去年，先锋营在全旅率先配装某新型号导弹，战友们个个都在抓紧学习新装备。谢中华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那些同自己当年一样年轻的身影，不惧风雨，不畏艰难，人人都憋着一股冲劲。

谢中华也看到了新的变化——

营队新成立了“砺刃”工作室，官兵利用模拟训练系统，可随时组织操作训练，同步实现图像传输、态势分析……

那些曾经用过的纸箱、麻绳，早已保存在荣誉室里；年轻的官兵接过前辈手中的“剑”，在新时代继续冲锋。

当新时代的号角吹响，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先锋营官兵收拾行囊再出发，始终把铁血忠诚写在战旗上，把红色信仰融进血脉中。

训练归来，谢中华愈发确信——我们的舞台永不落幕，新的东风又将吹起。

军博探秘：“东风一号”导弹的辉煌历程与独特意义

原文：军博探秘：“东风一号”导弹的辉煌历程与独特意义

踏入军博的兵器大厅，目光所及之处，首先便是那引人注目的“东风一号”导弹。军博珍藏的此枚训练弹，重达1.7吨，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珍品。

军博兵器大厅中的“东风一号”导弹，不仅是一件历史的见证，更承载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崭新篇章。这款导弹，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种类型，于1960年11月5日在西北的严寒中腾飞，标志着中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诞生，不仅改写了中国不能制造导弹的历史，更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自主研发能力的崭新崛起。而“东风一号”的命名，更是深意蕴藏，源自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象征着中国导弹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不屈精神。

“东风一号”导弹，这款全长17.68米、最大直径1.65米的导弹，以其4个尾翼和3.56米的翼展展现出独特的造型。其弹头重达1.3吨，飞行时间为442秒，起飞重量为20.4吨，射程远达590公里。在关闭发动机时，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165公里/秒，弹道最大高度则达到1.68万米，推力为370千牛。尽管其外形与苏联P-2导弹相似，但“东风一号”却重了约100公斤，且射程增加了30公里，彰显出其不凡的性能。

而“东风一号”导弹背后的故事更是令人感动。在仿制过程中，尽管面临苏联专家的撤离等重重困难，但聂荣臻元帅始终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奋发向前。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也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科研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仿制出“东风一号”导弹。这款导弹不仅是中国导弹事业的里程碑，更承载着中国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技术的坚定决心。

这款导弹采用液氧与酒精混合燃料，燃料全部实现中国自主研发。尽管在1957年苏联曾向中国提供8枚P-2导弹的教练弹，但并未装填燃料。1960年6月，当中国准备试射时，苏联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燃料，试图阻碍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然而，中国科学家、军人和工人迎难而上，自行研制出合格液氧，并在9月10日首次成功试射P-2导弹，为“东风一号”导弹的试射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东风一号”导弹在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争气弹”，这一称号也见证了“两弹一星”精神的初步形成。

“东风一号”导弹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两弹一星”事业的杰出元勋，任新民院士，为这款导弹的诞生倾注了毕生心血。其成功研制，不仅象征着我国在自主研发制造导弹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更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一大飞跃。每当走进军事博物馆的兵器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屹立的“东风一号”导弹，它激发起人们内心的民族自豪感，成为每一位到访者必留影纪念的珍贵之地。

为什么火箭叫“长征”，导弹叫“东风”？

原文：为什么火箭叫“长征”，导弹叫“东风”？

在中国，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快递”品牌——东风和长征，“长征快递”负责送上天，“东风快递”负责送上“西天”。

它们并非普通的“快递”，而是代表着中国国防科技的两大利器，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导弹叫“东风”、火箭叫“长征”呢？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东风导弹的命名，源于我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中的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导弹研制刚刚起步。

毛主席在一次演讲中就世界形势进行了论述，认为世界上有两股风：东风、西风。

于是他引用《红楼梦》中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分析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基于此寓意，在1958年，我国导弹研究院将正在研制的中近程导弹“1059”命名为“东风”导弹。

1960年，“东风一号”试射成功，这枚导弹代表着我国在该领域技术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自此，“东风”成为了我国陆基弹道导弹的专属名称，东风导弹的名称也传承了下来。

从第一代“东风”导弹开始研制算起，时至今日已快70年时间了。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东风”系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演变，发展成为包括近程、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强大家族。

2019年的国庆阅兵上，火箭军携“最强东风快递”登场。

它们以速度快、精度高、打击力强而闻名，是中国维护和平、捍卫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

这些东风导弹是中国新一代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素有“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之称。

其“业务范围”覆盖全球，所以东风导弹也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东风快递”。

“长征”火箭，勇毅向前

如果说“东风快递”带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那“长征”火箭，则更让每一个国人骄傲与自豪。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命名，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史紧密相连。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战略转移，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毛泽东就曾在《七律·长征》中高度概括长征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歌颂红军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1966年，中国第一枚火箭定名为“长征一号”。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使用的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从那时起，“长征”这个名字就与中国的航天事业紧密相连。

而以“长征”为命，寓意中国的航天事业会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一切困难，到达胜利的彼岸。

截至目前，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拥有退役、现役共计4代20种型号。

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不同类型卫星及载人飞船的能力。

例如，上个月发射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使用的就是长征二号F遥十九运载火箭，成功将三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东风”和“长征”，一个负责守护国家的安宁，一个负责将梦想送上太空。

它们不仅仅是两个名字，更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象征和体现。

国之重器的命名传奇

其实，不止“东风”和“长征”，我国还有很多武器装备的命名也是十分有深意的。

例如我国的“鹰击”反舰导弹，便是取自于毛主席名篇《沁园春·长沙》中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防空导弹“红旗”、反潜导弹“长缨”，则是取自《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还有诸如潜射导弹“巨浪”、空空导弹“霹雳”、巡航导弹“长剑”、反坦克导弹“红箭”等赫赫有名的超级武器工程项目。

这些装备都是决定国家国防安全的顶尖战略武器。

让世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东风系列导弹创造奇迹背后的感人故事

原文：东风系列导弹创造奇迹背后的感人故事，聂帅：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

1955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接着又决定发展导弹，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当时视导弹为航空的一部分）。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成立，由从美国归来的火箭专家钱学森任院长，专门研究导弹。后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把导弹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由此，我国导弹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近程到洲际，逐步发展壮大起来，铸就了国之重器——东风系列导弹。

首枚仿制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

鉴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导弹研究要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策略，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认可。按照这一策略，我国的导弹研制工程拉开了序幕。

1956年底，苏联因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尖端技术援助领域开始有所松动，向中国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P-1模型弹（该导弹是苏联仿制德国V-2导弹所生产的），一发是供教学用的解剖弹，一发是完整的可供拆装的导弹。这两发P-1导弹在我国导弹事业创建史上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拆装、测绘和反设计，五院的研制人员初步掌握了导弹的基础知识，为后续研制工作做了技术上的准备。

1957年9月，聂荣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同意在导弹、原子弹试验方面对中国予以援助。12月，从苏联引进的两枚P-2导弹及一套地面设备运抵北京云岗。P-2导弹是P-1导弹的改进型，并非苏联的最先进的型号。聂荣臻说，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仿制导弹总比我们从头摸索便捷多了，应当好好学习，并要求五院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对P-2导弹的仿制，因而这枚仿制导弹也被称为“1059”导弹。

1958年春，五院明确仿制P-2导弹的分工：一分院负责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二分院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五院和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等单位联合组建了教导大队，进行导弹运输、测试、起竖、指挥、发射和实战操作等训练和演习。这个教导大队也是解放军导弹部队的雏形。

P-2导弹的仿制工作以五院为主，全国有1100多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同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聂荣臻指示五院：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日子里，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地处西北戈壁的酒泉基地就更显困难。一次，军委正在开会，周恩来突然来到会场说：“我建议今天的会改一下议题。我是来为酒泉基地募集粮食、物资的。聂老总告诉我，他们正在沙漠深处挨饿，那里甚至连挖野菜都没有条件呀！导弹是共和国的鲲鹏，只有让它吃饱，它才能飞得高。我们一定要争取半个月之内，最好一个星期之内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

几个军区的司令员当场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粮食、物资支援基地。周恩来还给正在基地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打电话嘱咐：“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导弹！”几天之后，总参谋部、各大军区就给酒泉基地运去了大米、面粉，还有治疗浮肿病的药品。

这些东西无异于雪中送炭，给基地全体人员以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经过不懈努力，研制团队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研制出“1059”导弹，准备11月5日试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导弹，4日，聂荣臻亲自抵达酒泉发射基地，他抚摸着导弹的墨绿色弹体，叮嘱道：“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5日清晨，聂荣臻在张爱萍、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指挥所。9时整，随着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10分钟后，导弹准确地命中550千米外的预定目标区。发射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潮水般的欢呼，聂荣臻情不自禁地和大家拥抱在一起。当晚，在简陋的基地食堂举行庆功宴，聂荣臻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成功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军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0年12月6日和12月16日，第二发、第三发“1059”导弹再次发射成功，继而先后生产了两批30发导弹。1964年，“1059”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其名字来源于毛泽东的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家族的第一位成员诞生。

首枚自行研制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

在开展“1059”导弹仿制时，聂荣臻就指示五院要突破仿制到自行研制这一关，并迅速地发展提高，建立我国自己的高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用我们的双手设计和制造出我国自己的导弹。在东风一号导弹首次飞行试验成功的庆祝宴会上，聂荣臻再次强调：“1059”发射成功，标志着仿制阶段将要结束，开始转到自行研制阶段了。

1960年3月，五院一分院就组织了自行研制导弹的方案制定与论证工作。六七月间，东风一号导弹仿制进入关键阶段，一分院已经完成了东风二号的方案设计。

东风二号为近中程导弹，是在东风一号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因此弹体结构和发动机50%与东风一号相同。改进的部分包括：弹体全长21米，在原来17.7米的基础上有所加长，以增加推进剂容量；为了减轻重量，液氧贮箱改为单层结构，尾段也由钢制的锥形大尾翼改为铝合金小尾翼；发动机推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射程比东风一号提高一倍。

从仿制到自行研制是一个质的飞跃，东风二号研制团队迎难而上，很快完成了初步设计。1961年春，设计图纸陆续下达试制厂，研制团队攻克了各个技术难关，不到1年时间，弹体、发动机和控制系统都相继生产出来，随后对弹体结构进行了静力试验，对发动机进行了各种试车，并完成了控制系统地面仿真试验。

1962年3月4日深夜，一列由20多节客、货和特种车辆组成的专列，载着东风二号第一发试射弹和120多名试验队员，外加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排部队，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启程，前往酒泉导弹发射场进行首飞试验。3月8日专列抵达试验基地，11日导弹移交给发射部队。至20日，部队完成了试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3月21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然而，起飞后几秒导弹即出现了摆动和滚动，并明显地偏离射面，18秒时发动机起火，随即关机，69秒时导弹在离发射塔680米处坠毁，数十吨液氧、酒精燃起大火，冒起的烟尘形成像核爆炸一样的蘑菇云，地面被炸出一个深6米、直径22.6米的大弹坑。现场人员都惊呆了，不少人流下了痛心的眼泪，有的甚至号啕大哭。

面对首发失败，钱学森传达了聂荣臻的慰问和鼓励：“不要追查责任，但要总结经验教训。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吃一堑，长一智，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4月9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办公会上又指出：“东风二号试射未达到目的，不要泄气，这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作为试验工作，这是正常现象。”

在艰苦而细致的分析、研究、计算、试验的基础上，1962年5月至6月，召开了9次故障分析会议，最终从两个方面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一是在导弹总体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细长弹体在飞行中的弹性问题，弹体在飞行中的弹性振动与导弹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稳；二是弹体与发动机的结构强度存在薄弱环节，导致弹体与发动机结构损坏而起火。

根据产生故障的原因，制订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提出了动力装置的可靠性、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弹体的强度及增加安全自毁装置等设计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确定了在总体方面的改进，即：将仪器舱移到酒精箱与液氧箱之间；液氧箱改用强度更高的材料；动力装置提高强度和可靠性；发动机推力定为40.5吨，射程为960千米。

东风二号的这次失败，提高了研制人员对导弹研制规律的认识，总结出了对中国航天后来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三条经验：一是系统把握。控制好，弹体好，两个组合在一起还不一定就好，必须从系统角度考虑匹配问题。后经钱学森的不断总结提炼，从理论上发展成系统工程学。系统工程学渗透到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地面试验。导弹上了天就毫无办法了。必须在地面做好充分试验，包括仿真试验、模拟试验、综合试验等，在地面上做完后，再做发射试验。三是预先研究。研制一个型号前，应有充分的预研究，先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制一个型号。这三条经验成为大家的共识，并在研制实践中自觉遵循，坏事终于变成好事。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研制团队先后完成了大量的研究、设计、试制和试验工作，成功地进行了发动机性能和可靠性试车，以及多次全弹地面试车。

1964年6月29日，经过改进的东风二号导弹再次进行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证明改进后的设计方案是正确的，生产质量和发射操作是优良的。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两发东风二号导弹，均获得成功。

从此，中国导弹科技队伍初步掌握了自行研制弹道导弹的技能，迈出了独立设计、研制的坚实的第一步。

首枚导弹核武器：“东风二号甲”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世震惊。但有西方媒体嘲笑中国“有弹无枪”，说的是原子弹只是“子弹”，没有导弹这支“枪”配套。

其实，1964年5月，五院和二机部就开始了“两弹结合”早期方案的研究、设计和论证，开始为原子弹造“枪”做准备了。同年9月17日，领导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对“两弹结合”试验做了部署，要求抓好“小”“枪”“合”“安”四件大事。“小”指的是原子弹要小型化；“枪”指的是研制原子弹的运载工具，改进“东风二号”导弹；“合”，指的是“两弹结合”，为适应原子弹的要求，导弹必须要做许多相应的技术改进。“安”，指的是安全。按照中央的要求，“两弹结合”先分导弹、核弹头两条线进行。

导弹一条线由以五院为基础组建的七机部负责。1965年2月开始，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原一分院）采取提高导弹发动机推力和比冲，增加液氧自动补给装置，减轻结构重量，采用全惯性制导系统等措施，将发动机推力提高到45.5吨，提高射程和改进控制系统性能。改进后的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甲”。1965年11月13日，东风二号甲进行了首次试飞，取得成功，之后进行了10余次的飞行试验，表明该型号导弹已可作为一种实战武器批量生产。

核弹头一条线由二机部负责。弹头小型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进展，1965年5月14日进行飞机空投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此后，核武器研究所就核弹头的体积、重量、环境要求等主要技术问题集中力量攻关，研制出与导弹配套的总重1290千克的核弹头，并于1966年初开始各种地面试验。

就原子弹头与导弹的“结合”问题，二机部、七机部的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多次技术论证与协调，并按分工开展了研究试验工作。

“两弹结合”很快进入试验阶段。同类试验，美国是射向太平洋，苏联是射向北极，而中国则是在本国国土内进行，这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创。

由于试验在国土内进行，因而最突出的是安全问题。周恩来一直为此问题揪心。1966年6月30日，他访问巴基斯坦等国返回北京途中，特地在酒泉试验基地停留，到发射场观看中近程导弹发射合练，检查“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从“两弹”衔接到发射操作再到人员疏散，每一细节他都问得非常仔细。他严肃地提问：“万一掉下来怎么办？掉到了有人的地方怎么办？”他叮嘱，发射时一定要组织甘肃、新疆相关地区居民的疏散，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16个字也成为国防科研试验的指导方针。

10月7日，基地进行了“安全自毁系统”的导弹飞行试验，在地面控制下成功实现空中安全自毁，达到预定的试验目的。10月13日和16日，分别进行了两次“冷试验”（不装核材料），两枚运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并在弹着区内预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炸药部件，从而进一步检验了导弹及引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经过多次运载火箭模拟试验和核弹头空投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进入了最后阶段。

10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两弹结合”的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发射区和弹着区试验准备情况的详细报告，并对“热试验”（装核材料进行核爆炸）的准备情况和试验安全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他强调：“两弹结合”关系很大。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他们的挑战！并委托聂荣臻亲赴试验现场主持试验。

聂荣臻从北京启程前，10月24日晚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谁说中国人搞不成核导弹，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你聂荣臻是常胜将军。10月25日，聂荣臻到达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对试验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和部署。

26日凌晨，装载导弹、核弹头的运输车，顶着大风驶往发射阵地。27日凌晨，完成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9时，核导弹点火腾空而起，向西飞行。头体分离后，核弹头按预定弹道，经过894千米的飞行，飞到弹着区上空，9时9分14秒，核弹头在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生成一个巨型蘑菇云，测定爆炸威力为1.2万吨TNT当量，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新华社就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发表了新闻公报，外电则惊呼：“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世界，对西方来说神话般地不可思议”。

确实不可思议：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用了13年时间，苏联用6年，而中国仅用2年。

通过这次试验，表明我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967年12月，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定型，随之进行小批量生产。1969年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正式列装部队，是第一代为我国站岗放哨的战略核导弹。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首枚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号”

1965年3月20日，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七机部《地地导弹发展规划》（亦称《“八年四弹”规划》），即从1965年到1972年这8年时间里，研制出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四种型号的导弹。

东风三号的研制也非一帆风顺，1965年12月26日和1967年1月12日，东风三号两次试射，两次弹头落点与目标偏差较大。研制人员在马扎山大沙漠里跋涉5天，找到发动机残骸，分析出故障原因，并对导弹加以改进。1967年5月，东风三号准备第三次飞行试验。试射前在做燃料泄出测试时，弹体瘪进去一块。钱学森认为只要继续加注燃料，内外压差平衡后，就会恢复原样。于是他在发射命令上签了字，但不管他怎么解释，基地作试部长和基地司令员都不敢签字。按规定，仅钱学森一人签字是不能发射的。基地将情况汇报给聂荣臻。聂荣臻的回答十分干脆：“技术上的事钱学森说了算！他说可以发射，我同意。”5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

东风四号导弹第一级以东风三号导弹为基础稍加改进，第二级为新设计的。1970年1月30日，东风四号导弹首射成功。“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以该导弹作为第一、二级，承担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当时东风四号射程为4000千米，不足以适应战略需要，急需增加射程。1970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增程方案。1976年5月15日和8月25日，改进的东风四号导弹两次飞行试验相继成功。

东风五号导弹的研制于1965年3月启动。刚刚完成东风二号研制任务的一批科技人员转战到东风五号的研制现场。到1966年7月，东风五号大部分方案设计报告完成，只有控制与弹头两个分系统还在继续论证。

东风二号、三号、四号三者之间都有技术继承性，而东风五号研制的技术跨度较大。研制团队面临着大推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计算机制导技术、推力矢量控制技术、新型突防技术、地下井热发射技术等十大关键技术的攻关难题，且个个都是“拦路虎”。譬如，在东风五号之前的导弹上没有用计算机。东风五号要采用一种新的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当时的计算机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研制人员重新推导出制导方程和关机方程，计算机采用只有加减法的增量计算机方案，减少计算机的复杂性，少用了近1/3的集成电路，解决了小型化难题。

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东风五号各项研制工作受到干扰。一如张爱萍所言：“东风五号生于乱世，先天不足。”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欲用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北京以及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是年的冬天，叶剑英在视察国防科技工作时说：“没有洲际导弹，毛主席睡不着觉啊！”于是，国防科委要求东风五号在1970年“十一”前实现第一次发射，为国庆献礼。

1970年5月，在北京地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东风五号大会战（“705”大会战），北京市共有11个工业局、5个区、6所高校以及中央部属的12个单位参加。然而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许多单位是仓促上阵，赶制的产品存在诸多隐患。

然而，到了1970年9月，导弹的控制系统还没齐套。为了献礼需要，必须再加快进度。可欲速而不达，许多设备在试验时就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导弹发射也只能延期。1970年11月，东风五号开始总装测试，因每个分系统都是带着问题组合起来的，各分系统接口之间匹配存在很多问题，导致总装测试中问题迭出。导弹一般总装测试只需要1个多月，而东风五号从进入总装厂开始，没日没夜地一干就是100天。副总设计师梁思礼干了50天就累得尿血，只得住进医院。

1971年6月，东风五号导弹01批次首发遥测弹终于完成总装。6月25日，首发遥测弹出厂运往发射基地。基地测试中问题依然不断，结果又搞了将近100天，最后所有问题基本解决。从开始研制到竖立发射场，东风五号已历时5年。但第一次飞行试验究竟搞与否，争论很大。

9月8日，距预定发射日期还有2天，周恩来把屠守锷、梁思礼、王永志等技术负责人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表示，到了这个程度，成功的希望很大，放弃这个机会，物质损失不算，还损失了时间。发射即使出了问题，可汲取教训，也是一种收获。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当即拍板同意发射。

9月10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终于点火发射。导弹起飞正常，一、二级按时分离，只是二级发动机提前6秒关机，致使导弹偏离了目标区域，试射基本成功。

随后，总体设计部门针对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10项较大的改进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导弹的可靠性和作战使用性能。

经过1年多的努力，1972年12月26日，东风五号迎来第二次飞行试验。相比首次飞行试验，这一次大家信心很足。然而，在一级发动机点火过程中，由于电爆管短路，导弹自动紧急关机，发射中止。尽管发射失败，但导弹弹体还是完好无损的。

1973年4月8日，更换了发动机的东风五号导弹再次进入发射场，但导弹起飞仅仅43秒，由于控制系统突然断电，导弹因失稳而自毁。

遭受接连挫折的研制人员没有停下脚步，在他们的努力下，由东风五号改装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取得了重要进展，长征二号连续三次成功地将中国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

“文革”结束后，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研制也步入正轨。研制团队集中力量重新复核，重新设计，重新搞东风五号02批，研制进度明显加快。1978年10月5日，东风五号02批第一枚遥测弹，在酒泉试验基地低弹道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78年、1979年又进行了6次试验，均获成功。国防科委决定，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从酒泉基地向南太平洋发射，试验代号“580”。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奉命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2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5月18日凌晨2点，我国首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于酒泉试验基地的发射台上。上午10时整，东风五号拔地而起，直刺云天。导弹飞行29分57秒，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射程9070千米，飞向了预定海域。

万里之外的北京指挥大厅内掌声雷动。东风五号全程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代洲际导弹。它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长期垄断。

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感叹：“洲际导弹这个东西，你叫他杀手锏也好，叫他核王牌也好，我是叫它‘打狗棍’。有了它，任何人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当晚，张爱萍挥毫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清平乐》：

东风怒放，烈火喷万丈。霹雳弦惊周天荡，声震大洋激浪。莫道生来多难，更喜险峰竞攀。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

中国东风一号导弹传奇

原文：“东风”破晓：中国东风一号导弹传奇

一、引言

在新中国的军事发展历程中，东风一号导弹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中国导弹事业前进的道路。作为中国第一代地对地导弹，它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60 年 11 月 5 日上午九时许，“东风一号” 导弹从我国酒泉发射场腾空而起。这一声轰鸣，打破了戈壁的宁静，也标志着中国向掌握导弹技术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开启了中国导弹事业的新纪元。

东风一号导弹的研制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发展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成为当务之急。1955 年秋，钱学森回国，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1956 年，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随后中央决定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在中苏合作期间，苏联转让了相关技术和资料，但在 1960 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打倒。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科研人员要依靠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仿制 P - 2 导弹决不能动摇。在选择发动机试车用的推进剂时，外国专家断言我国生产的液氧和酒精不可能达标，但总设计师梁守槃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国产推进剂并取得成功。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导弹许多部件要靠外地企业来生产，全国约有 1400 多个单位直接和间接参与了工作，涉及多个领域。正是这种全国协作的精神，使得东风一号导弹最终成功发射。

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发射，不仅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续航天型号的研制奠定了人才、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基础。它凝聚了无数无名英雄的智慧和汗水，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它的名字 “东风一号”，来源于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寓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强大。

在今天，我们回顾东风一号导弹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的辉煌，更是为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东风一号导弹的性能参数

1. 外观尺寸

东风一号导弹高 17.68 米，最大直径 1.65 米，翼展 3.56 米。这样的尺寸使其在众多军事装备中格外引人注目，彰显着大国重器的威严。

2. 重量

弹头重 1.3 吨，导弹起飞重量（总重）20.4 吨。这个重量承载着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与期望，也体现了我国在导弹制造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3. 飞行参数

飞行时间 442 秒，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里，东风一号导弹展现出了强大的性能。最大射程 590 千米，能够精准打击目标，为国家的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关闭发动机时导弹最大飞行速度 2165 米 / 秒，如闪电般划破天际，展示出惊人的速度与力量。弹道最大高度 168 千米，在高空划出一道壮丽的轨迹，象征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崛起。

三、东风一号导弹的研发历程

1. 研制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国的核威胁如乌云般笼罩着新生的共和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发展导弹和原子弹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难题。1955 年秋，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国，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中国迅速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启了导弹技术发展的征程。

2. 苏联援助阶段

（1）签订协议，苏联转让相关技术文件和模型，协助勘选导弹试验靶场场址。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苏双方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在导弹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转让了用于生产 P - 1 和 P - 2 陆基作战战术弹道导弹的训练和作战模型、许可证和技术文件。1957 年 12 月 30 日，第一批 17 名苏联专家来华，主要任务是协助我国勘选导弹试验靶场场址。经过仔细论证，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场址最终确定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

（2）苏联专家来华，共同推进导弹研制工作。

苏联专家的到来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在他们的协助下，我国组建了教导大队，进行导弹运输、测试、起竖、指挥、发射和实战操作等训练和演习，这个教导大队也是解放军导弹部队的雏形。P - 2 导弹的仿制工作以五院为主，全国有 1100 多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项工作。

3. 苏联止援，自力更生

1960 年，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技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聂荣臻指示承担仿制工作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研人员：“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 P - 2 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要搞出来。”

苏联不仅撤走了全部在中国的专家，甚至连一张图纸都没有留下，导弹基地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但基地官兵没有被困难打倒，他们把自力更生的决心投入到发射工作中，刻苦钻研各种相关技术。在选择发动机试车用的推进剂时，外国专家断言我国生产的液氧和酒精不可能达标。总设计师梁守槃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国产推进剂并取得成功。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导弹许多部件要靠外地企业来生产，全国约有 1400 多个单位直接和间接参与了工作，在这张全国协作网上，主要承制厂就有 60 多家，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多个领域。正是这种全国协作的精神，使得东风一号导弹最终成功发射。

四、东风一号导弹诞生中的困难与突破

1. 推进剂难题

在东风一号导弹的研制过程中，推进剂问题曾一度成为巨大的挑战。外国专家断言我国生产的液氧和酒精不可能达标，然而，总设计师梁守槃并没有被这一断言吓倒。他凭借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反复论证国产推进剂的可行性。在无数次的实验和分析中，他不断探索液氧和酒精的最佳配比以及使用方法。最终，他成功地证明了国产推进剂完全可以满足东风一号导弹的发射需求，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 缺少资料

当时，我国在导弹研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缺少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及试车规程方面的资料。这无疑给研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带领团队勇敢地迎接挑战，他们不畏艰难，自行编制任务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编制出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试车台设计任务书，为东风一号导弹的发动机试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3.

由于当时我国的生产条件有限，东风一号导弹的许多部件无法在一个地方生产完成。于是，全国约 1400 多个单位参与到了导弹部件的生产中，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多个领域。在这个庞大的协作网络中，主要承制厂就有 60 多家。各个单位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时完成了各自承担的任务。这种全国协作的精神，不仅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发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东风一号导弹的历史意义

1. 技术突破

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研制标志着中国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它是我国第一代地对地导弹，从无到有，凝聚了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和汗水。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我国在导弹研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通过自主研发和全国协作，成功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例如，在推进剂问题上，外国专家断言我国生产的液氧和酒精不可能达标，但总设计师梁守槃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国产推进剂并取得成功。这一突破为我国后续航天型号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 国防影响

东风一号导弹具备中程导弹研制和发射能力，这对我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期，美国的核威胁如乌云般笼罩着新生的共和国。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发射，打破了当时国际上的核垄断，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和国际地位。它标志着我国具备了中程导弹的研制和发射能力，使我国从核威慑国家转化为核大国。在现代战争中，导弹的技术水平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研制，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东风一号导弹的发射也对当时的国际核垄断格局产生了冲击，促进了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对世界和平和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3. 精神价值

东风一号导弹的研制和发射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图纸都没有留下的艰难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技术。基地官兵和科研人员没有被困难打倒，他们把自力更生的决心投入到发射工作中，刻苦钻研各种相关技术。在全国协作的过程中，1400 多个单位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按时完成了各自承担的任务。这种全国协作的精神，不仅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激励着后人不断创新发展。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爱国奉献精神，也鼓舞了无数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六、结论

东风一号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里程碑，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的诞生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是中国航天人不懈奋斗的结晶。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面对重重困难，中国航天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成功研制出了东风一号导弹。从推进剂的难题到缺少关键资料，再到全国协作的伟大壮举，每一个环节都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

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爱国奉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新时代，东风一号导弹的精神将继续激励中国航天人不断前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创新，勇于突破，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东风一号导弹不仅仅是一枚导弹，它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强大。让我们以东风一号导弹为榜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60年东风一号发射

原文：1960年东风一号发射，究竟有多震撼？直接撼动西方主导地位

中国和苏联彻底撕破脸了！1958年，苏联居然用长波电台和海军舰队来引诱，想侵占中国的主权，从那时候起，中苏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缝了！

为了给我国施加压力，苏联开始挑唆印度在我国边界制造冲突。这一举动让我国的军民们感到十分愤怒！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一直相当紧密，保持着友好的状态。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之前，苏联不仅派工程师来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还给中国提供了各种高科技产品的技术支持。

中国的第一颗导弹“东风1号”原本打算在苏联的协助下实现重大突破，但这一切却在1960年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得遥不可及！

1960年夏季，赫鲁晓夫不仅把所有在华的导弹技术专家全部召回，还把所有的设计图纸也带走了。

另外，苏联还取消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甚至要求中国偿还在抗美援朝期间对志愿军的武器援助。

苏联的一系列举动，让中国人民深感受伤。自那时起，为了打破外面的经济和技术封锁，中国的工程师们在巨大压力下苦干，最终造出了“东风1号”这个战略“神器”。

我国研发“东风1号”导弹的原因，有很大的背景原因。首先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保障国家安全，增强自我防卫能力。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发展导弹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遭遇了一系列困难。技术上的瓶颈、资金的短缺，还有人员的培训和技术积累，都给研发带来了不少挑战。工程师们不仅要克服技术难题，还要在信息封锁下摸索前进，付出了很多努力。“东风1号”的出现，改变了我国的军事格局，增强了国防实力。它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威慑能力，也推动了整个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技术的进步，对国家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研发过程，无疑是我国自主创新和国防建设的里程碑。

1960年8月18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我国自主研发导弹的相关事务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意见。

“赫鲁晓夫如果不提供给我们尖端技术，那也挺好，如果真要给了，那可就难以偿还了。”毛主席语气坚定，眼中流露出对自主研发的期待和信心。

那个时候，苏联的技术专家们还没完全离开中国，有的在靶场拆解装备，还有的忙着装箱导弹研发和设计的资料。

中国人历来是非常尊重科技人才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尽管赫鲁晓夫与中国的关系有点微妙，但我们从来没有对苏联的技术人员掉以轻心。

不过，苏联的专家们似乎对我国的人才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竟然在欢送宴会上，一边享受着美味的饭菜，一边趾高气扬地讥讽：“要是没有我们的支持，中国的导弹可怎么飞得起来？”

为了造出一枚属于中国的导弹，为了不输这一口气，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奋勇战斗的老革命战士们，也开始埋头苦学科研知识，努力搞懂导弹的运行原理。他们用那满是老茧的手，认真地画图纸、算数据。

就这样，这帮技术人员和老红军战士，依靠拼凑出来的导弹研究资料，终于制定出了一整套属于中国的导弹测试和发射流程。

导弹测试和发射的理论基础已经建立，接下来便是紧锣密鼓的实践阶段，然而，各种各样的挑战随之而来……

食物的短缺是首要问题，因为研发基地属于机密，发射场设在西北大漠，环境真心不咋好。

官兵和技术人员们，长时间吃不上水果和蔬菜，连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让痢疾、水肿、夜盲症等病痛困扰着科研人员，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啊。

“东风1号”最终成功发射了！在物资极其紧缺的情况下，科技人员们通过团结协作、灵活应变，发挥了超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巧妙地调整了发射流程和设备配置，确保了测试的顺利进行。这种拼劲和韧劲，真是让人敬佩！

千磨万击依然坚韧，任凭东南西北的狂风。

1960年11月5日，在西北荒野的靶场上，代号“1059”的导弹高高耸立，静静等待着冲破天际的瞬间。

可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发射试验，所有的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了进行测试实验，科研人员和官兵联手把钢板打造成导弹的发射台。为了确保导弹在测试、加注和发射时所需的气源能稳定地输送到气瓶以及贮存箱等容器，科研人员甚至把自己睡觉用的床板拆下，制作成了配气箱。

在发动机配件不够的情况下，我军的官兵们用红色柳条编制了一个能转化火箭推进剂能量并生成推力的装置，确保了发动机能够顺利运转。

这还包括用旧床板钉出来的程序配电器，用黄泥做的陀螺仪，甚至是用萝卜雕刻的爆炸器……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在大多数人看来，导弹是无比强大的武器，谁能想到在最初的时候，居然还要靠柳条和萝卜这些“自然物”来制作，真是能看出当时中国科研的艰苦啊。

1960年10月27日晚上，东风1号经过了整整5天5夜的运输，终于安全到达了西北大漠的靶场，随后便进入了发射前的调试阶段。

1960年11月5日9点02分，“东风一号”导弹正式启动发射任务…

在一股强劲的火力推动下，东风一号闪耀着亮眼的光芒，起飞时引发了漫天的尘土。

大家的目光都牢牢盯着东风1号，哪怕满头是灰，烈焰热浪让人睁不开眼，可谁也不想错过关于“东风1号”的那一刻，真是一场神圣的时刻啊…

经过七分三十七秒紧张的等待，靶场那边传来了令人震惊的好消息：“东风1号精准打击目标，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款自主研发的导弹，也是中国走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在导弹发射前，周总理特地来到地下指挥所，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还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鼓励。在发射的关键时刻，发射连长甚至亲自向周总理请示情况。

当周总理表示同意发射后，随着发射连长铿锵有力地喊出“点火”， “东风1号”便如同一道闪电般腾空而起。

当靶场传来导弹准确击中目标的好消息，周总理和一群科研人员齐刷刷地站起来欢呼，紧紧握手，相互拥抱。

周总理觉得，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的路。

咱们的“东风1号”成功发射了，将来还有“东风2号、3号、4号”呢，未来肯定会有自己的“洲际导弹”。

在那个艰苦的时刻，党和国家一直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想着东风2、3、4等各种型号，甚至还考虑过“洲际”导弹。

在那个四面受敌的时代，我国连颗自主卫星都没造出来。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咱们竟然能把东风系列导弹研发到世界顶尖水平，真是让人佩服党中央的韧劲，也让人钦佩科研人员的坚持。

中国的“东风1号”问世，对咱们国家来说，真是历史性的一刻。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在导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还展示了我们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当时，正值国际形势复杂的时期，“东风1号”的成功，让我们在战略上增强了自信，也为后续导弹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升了国防实力，推动了整个航天事业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不断前行，东风的崛起势必会压制西风的强势。在这场全球博弈中，咱们国家逐渐展现出卓越的力量，越来越多的成就将书写出新的篇章。随着时代的变化，未来的格局也会随之而改写。

西方国家现在真的是有点慌了！回到上世纪60年代，美苏之间的对抗让全球军事科技迅速提升，那些让人眼红的洲际导弹仿佛随时都能掌控各国的命脉。

那会儿的中国连颗自己研制的卫星都没搞定呢。毛主席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中国一定得发射自己的卫星。连计划都定了一堆，就是因为没法子运输火箭，最后只好搁浅了。

可见当时中国对导弹技术的研究是多么急迫。幸好咱们中国人性格韧性十足，西方国家越是封锁我们，我们越能静下心来，耐得住性子。

经过各种努力，“东风1号”终于诞生了。虽然这枚导弹没有被正式列入部队，但它的出现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来说依然是个里程碑。

东风1号诞生于中苏关系紧张之前，采用了苏联提供的P-2地对地导弹模型进行仿制。当时，苏联一共给中国送来了9枚样弹和4枚解剖弹，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在探索的阶段。

在苏联专家带走研究资料和技术人员后，这个导弹的研发工作便交给了一群刚毕业的年轻学子。

除了钱学森，能让这些年轻学生深入研究导弹的有效条件，唯有一些流传于海内外的书籍和课堂笔记了。

东风1号的成功发射，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导弹工程师，还顺便培养了一批专注于不同导弹型号的科研人才，同时也为将来我国的导弹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风1号的顺利升空，一举打破了西方对我国航天技术的封锁，同时也弥补了中国导弹发展史上的一项空白。

继东风1号之后，我国总结经验教训，在1964年顺利发射了“东风2号”弹道导弹。

在“东风2号”成功爆炸后，同年10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彻底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

随着东风1号导弹的发展到东风3号，我国的中程弹道导弹技术几乎达到成熟，开始在军队中服役。

随着第二代东风导弹各型号的顺利研发，中国在洲际导弹领域的研究技术，已经成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前些年服役的东风41号洲际导弹，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

这正应了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形势特点就是，东风战胜西风。”

这不仅是东风系列导弹名称的由来，也是毛主席眼光独到，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壮举。

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必再向西方低头，或者听任他们的冷嘲热讽。

“东风快递”不光实现了自主研发，甚至还超越了曾经风光无限的美国。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美苏的“抛弃”和“压迫”。

若没有这些挑战，中国绝不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更不会明白就算是曾经在同一阵营的伙伴，也会有变化和动摇的一天。

俗话说：“宝剑锋利得靠磨砺，梅花的香气则来自于严寒。”尽管中国的发展之路波折不断，然而未来依旧充满希望。

东风1号发射，震撼世界，打破西方霸权

原文：东风1号发射，震撼世界，打破西方霸权

我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为了向我国施压，苏联开始煽动印度在我国边境制造事端，此举引起了我国全体军民的强烈反感！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一直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关系。在关系出现裂痕之前，苏联曾派遣工程师援助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各种高科技产品的技术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于1960年夏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导弹。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取消了所有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甚至要求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援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程师在压力下开始研发导弹，这其中就包括“东风1号”导弹。那么，“东风1号”导弹的研发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它又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让我们一起探索。

东风一号的研发并非一帆风顺。在研发之初，苏联的技术专家们并未完全离开中国，他们还在拆卸靶场的装备，将导弹研发和设计的资料装箱带走。

然而，面对赫鲁晓夫的拒绝，我们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自主研发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这句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共鸣。

我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最终成功研发出了东风一号，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赫鲁晓夫与中国关系敏感，但中国人向来尊重科技人才。在那个年代，我们从未忽视过苏联的技术人员。然而，苏联专家们并未对我们的人员表示出应有的尊重。

在欢送宴上，他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傲慢地嘲笑：“为了制造属于中国的导弹，甚至是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军队的老革命战士们，已经开始认真学习科研书籍，掌握导弹运行原理，用他们满是伤痕的手，努力尝试画图纸和计算数据。”

这让我们深深感到，尊重每一个为国家奋斗的人，是实现科技进步的重要前提。

这组技术人员和老红军战士们，凭借手中的东拼西凑导弹研究资料，创造性地制定了中国导弹测试和发射的流程。导弹测试和发射理论已经在手，接下来他们将全力以赴，迎接实践阶段的挑战。

在西北大漠的发射场，由于研发基地的机密性质和恶劣的环境条件，官兵和技术人员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挑战。他们的餐桌上，只有罐头和压缩饼干作为主要食物来源。

"东风1号"的发射成功了吗？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科技人员们是如何完成发射测试的呢？在1960年11月5日的西北荒芜靶场上，虽然代码不同寻常，但所有的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都为这次来之不易的发射试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东风一号的研发团队和军人一同努力，将钢板打造成导弹发射台进行测试实验。为了确保导弹测试、加注和发射过程中的气源稳定输送，科研人员甚至将自己睡觉的床板拆下来，改造成了配气箱。

在发动机配件不足的情况下，我军官兵用红色柳条编制了一个能够将火箭推进剂能量转化为推力的组件，保障了发动机的正常运行。

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了其他各种创新措施，体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匪夷所思！在普通人眼中威力无穷的导弹，在创世之初，竟然连柳条和萝卜这种“生物”品种都用上了，可见当时中国科研环境的恶劣程度。

经过5天5夜的运输，东风1号导弹顺利抵达西北大漠靶场，并正式进入发射前的调试阶段。9点02分，“东风一号”导弹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开启了中国导弹事业的新篇章。

在强大的火力驱动下，东风一号火箭发出耀眼的光芒，起飞时翻滚起万丈尘烟。人们紧紧地盯着它，尽管灰尘和热浪让人难以睁眼，但没有人想错过这个神圣的时刻。

紧张的计时开始，经过7分37秒，靶场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这张图片记录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瞬间，也象征着中国迈向航天大国的里程碑。周总理亲自来到地下指挥所，为所有工作人员加油打气，见证了导弹发射这一历史时刻。

发射连长在关键时刻亲自请示周总理，最终得到总理的点头同意，导弹发射成功。这个瞬间，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更象征着中国在航天领域的不断突破和进步。

当靶场传来导弹成功命中目标的消息时，周总理和科研团队的成员们立刻起身欢呼，他们激动地互相握手、拥抱。周总理表示，“东风1号”发射的成功标志着我们的科技实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我们将推出更多的“东风2号、3号、4号”，并最终拥有自己的洲际导弹。

在艰苦的环境下，党和国家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不遗余力地推动东风2、3、4等型号的研发，并梦想拥有"洲际"导弹。

在那个四面楚歌的时代，我国连一颗自主的卫星都未曾拥有。然而，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我国仍然成功地将东风系列导弹推向了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的“东风1号”是我国航天事业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有能力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彻底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毛主席的坚持和我国科学家的努力，使得我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急需导弹技术研究，而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人的坚韧性格使得我们能够在西方封锁下保持冷静，最终“东风1号”成功诞生。

在中苏交恶前，苏联提供了9枚样弹和4枚解剖弹，虽然我们还在摸索阶段，但成功总是在不断的尝试中取得的。

在苏联专家带走研究资料和技术人员后，这枚导弹的研发重任就落在了尚未完全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肩上。他们利用有限的条件深入导弹研究。

最终，东风1号的成功发射，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导弹工程师，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导弹研究型号的科研人才，为我国未来的导弹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子弹是战略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不仅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我国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

尽管在东风1号发射之前，中国面临着西方社会的科技封锁，但我们并没有放弃，而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继续推进导弹科技的研发。

1964年，我国成功发射了东风2号导弹，并在同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标志着我国在导弹和核武器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他们的努力让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正在为全球科技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我国在东风2号导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迭代实现了中程弹道导弹技术的成熟，并在军队中广泛应用。随后，第二代东风导弹的成功研发，标志着我国在洲际导弹领域的研究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列装的东风41导弹，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技术的巅峰之作，其高超的突防能力和精确的打击精度令人瞩目。

东风41导弹的命名源自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名言，体现了他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远见卓识和伟大贡献。如今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依赖西方国家的技术或言论来评价自己的武器，也不需要承受他们的冷嘲热讽。

而“东风快递”的成功研发，更得益于美苏当年对中国的“抛弃”和“压迫”，使得我们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的研发并超越美国。

如果没有这些困难的磨砺，中国可能无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更无法意识到即使曾经的盟友也会有改变和动摇的可能。

正如那句话所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了曲折和挑战，但正是这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前途必定光明。

从苏联援助到中国突破的历史见证

原文：东风一号导弹：从苏联援助到中国突破的历史见证

01 东风一号导弹的背景与研制历程

东风一号，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地对地导弹，以其单级液体燃料驱动的近程弹道导弹特性，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的重大突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风一号的研制始于苏联提供的P-2导弹援助，仿制工作在中苏合作背景下展开。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正式起步。在这期间，刚刚归国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担任院长一职，他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骨干和优秀大学毕业生，还亲自撰写了中国的首本导弹教材——《导弹概论》，为五院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导弹知识。

苏联援助与仿制起点

继苏联在1958年6月向我国提供P-2导弹武器系统后，国防部五院随即着手进行仿制工作。同年9月，这款导弹被命名为“1059”，随后又更名为“东风一号”。在苏联的援助下，国防部五院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

艰难的自力更生之路

在1960年，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爆发了大论战，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随后下令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撤走了在华的苏联专家。面对苏联援助中断，中国科研人员依靠自身努力，逐步攻克了重重技术难关。在1960年9月10日，中国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使用苏联专家曾预言会爆炸的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发射象征着中国导弹技术的重要突破和科技实力的提升。

02 东风一号的历史意义与陈列

里程碑时刻

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中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在钱学森的指挥下点火升空，几分钟后便准确命中预定目标。这一壮举不仅标志着中国结束了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更标志着中国在导弹技术领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东风一号导弹的成功发射象征着中国导弹技术的重要突破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其战术技术性能在当时堪称领先，为后续的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现陈列与观众敬仰

陈列在原兵器馆大厅的东风一号导弹，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这枚导弹，作为中国导弹技术的起点，承载着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现陈列于军博展览大楼一层兵器大厅的东风一号导弹，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东风一号作为历史的见证，静静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让人不禁回想起那段不朽的历史。

镇远舰铁锚

该铁锚原是清朝北洋水师（即舰队）“镇远”舰上使用的。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北洋水师惨遭失败，全军覆没。战后，日本侵略者把“镇远“舰上的铁锚由山东威海卫劫往东京，陈放在上野公园，夸耀其军国主义的胜利。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政府才被迫将此铁锚归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并取得光荣胜利的历史见证。

锚重4000千克，锚长4.15米。

人民海军的鱼雷艇和导弹艇

原文：人民海军的鱼雷艇和导弹艇——以小博大的功勋装备

人民海军成立之初，结合当时国家的经济、科研实力，以“空、潜、快”为建设方针。“空”是海军航空兵，“潜”是潜艇，“快”就是鱼雷艇、导弹艇了。他们不仅及时守护了我国海岸线，还创造了多次杰出战例。今天我们就盘盘鱼雷艇和导弹艇。

鱼雷艇

人民海军成立之初从苏联购买了两型鱼雷艇，123型和183型。

123型鱼雷艇（北约称P-4级）是人民海军的老兵，采用铝合金船体，排水量21吨，最高航速42节。他们在服役期间多次取得“小艇打大舰”的战果。（军博改造前，陈列在广场的123型鱼雷艇。如今它已经被修缮一新，陈列在馆内）

1954年10月，为打击国民党海军对浙江沿海的袭扰，人民海军派出多艘123型鱼雷艇在高岛附近海域设伏。11月14日凌晨，4艘鱼雷艇出击，一举击沉1430吨的“太平”号护卫舰。

1958年在金门附近的海战中，该型鱼雷艇击沉国民党海军4000多吨的“台生”号运输舰和470吨的“灵江”号、“瀛江”号炮舰。

这型鱼雷艇从外观上容易识别：和后来的鱼雷艇相比，他没有配备雷达，矮小舰桥上的桅杆真是一根“杆”。艇上两侧各有1具457毫米鱼雷发射管；全封闭舰桥的中部后上方和艇艉有2个机枪塔，配备双联装机枪（123型为12.7毫米口径，123-K型为14.5毫米）。

6602型鱼雷艇，是苏联183型鱼雷艇（北约称P-6级）的仿制型号，1955年建成第一艘并加入人民海军服役。采用木质艇体是其一大特色。他满载排水量66吨，最高航速45节。

他和123型鱼雷艇一样，也创造过“小艇打大舰”的战果：1965年8月6日，在闽东海战中击沉1250吨的“剑门”号扫雷舰、900多吨的“永昌”号巡逻舰。

通过炮塔和雷达，很容易把他和123型区分：2座炮塔位于艇艏和艇艉，配备双联装的25毫米机关炮，炮管是上下布置；舰桥后的桅杆上，有一个圆形的雷达天线罩。主武器依旧是两侧各1具鱼雷发射管，但口径变成了533毫米。

6625型鱼雷艇，后改称025型，是以苏联184型水翼鱼雷艇为基础仿制，1963年开始生产并服役。艇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在前部下方有水翼装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早期型号的水翼不能收放。

艇载武器为2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2挺双联装14.5毫米机枪。识别特征非常明显：机枪在艇体中部和艉部；舰桥上的桅杆顶，有一个“短棍”外形的雷达天线。

026型鱼雷艇，是上面025型（6625型）的钢质艇体版本，分为两个亚型：026-Ⅰ是滑行船型，026Ⅱ是水翼船型。

艇载武器没有变化，但布局变化大，因此也容易和025型区分：2座双联装14.5毫米机枪，分别位于舰桥前和艉部；雷达天线从舰桥上，移到了舰桥后一根独立的桅杆上。

027型鱼雷艇是1966年开始研制的大型鱼雷艇，1984年1月开始服役。最明显特点就是两侧各搭载2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艇体尺寸增大，满载排水量约100吨。艇载武器还有2座双联装25毫米机关炮，布置在舰桥前后。雷达也是“短棍”形状的。

027Ⅱ型变化不大，只是把艇体材料换成了新型钢板。027ⅡB型则是在027Ⅱ型的基础上，更换了艇载电子设备，雷达天线从“短棍”形变成了“圆柱形”。

027系列鱼雷艇据报道只建造了3艘，因为此时导弹艇已经兴起，作战能力上可以全面代替鱼雷艇。

导弹艇

024型导弹艇是以苏联183P型导弹艇为基础研制的，1966年完成下水、试航、导弹试验等一系列工作，正式进入人民海军服役。（陈列在军博广场西侧的024型导弹艇）

021型导弹艇是在苏联6621型导弹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首艇于1963年8月下水，1965年服役。

最明显的识别特征就是4个“上游”反舰导弹发射装置，61式双联装25毫米舰炮布置在艇艏和艇艉。

021-1型导弹艇是021型的第一个改进型，前后的舰炮从人工操作的双联装25毫米，换成了全自动的69式30毫米双联装。在后部两个导弹发射装置中间，还加装了用于火控的炮瞄雷达。

021G型导弹艇则是改装了全新的反舰导弹，“鹰击”系列。左右还是各2个发射架，但尺寸小了很多。

037ⅠG型导弹艇是以037系列猎潜艇为基础研制的，排水量其实已经超过了500吨，艇载武器中火炮更强悍。

2座双联装反舰导弹发射架布置在艇艉，2座双联装37毫米全自动舰炮分别位于艇艏和上层建筑后，舰桥前还有2座双联装14.5毫米机枪。

037Ⅱ型导弹艇以037Ⅰ型猎潜艇为基础研制，首艇在1991年服役。和037ⅠG相比，037Ⅱ的武器配置和布局有较大变化：2座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从艇艉前移到主桅杆后，而且从双联装变成了三联装；主桅杆后增加了一个小桅杆，不高，顶部有一套光电探测系统；后部的1座双37舰炮换成了2座双联装30毫米舰炮；舰桥前的14.5毫米机枪取消了。整个上层建筑都布置得更加简洁流畅。

022型导弹艇是全球第一种采用高速穿浪双体船型的导弹艇，造型特殊，大家一眼就能认出。蓝白黑三色迷彩涂装，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全艇在外形上充分考虑了隐身化设计，因此看不到明显的导弹发射装置。导弹隐藏在艇艉两侧大型的倾斜结构内，外界推测一共有8枚“鹰击”系列导弹，火力十足。自卫武器是艇艏的1门30毫米近防炮，射速高。舰炮和舰桥之间还有多管的干扰弹发射装置。

功勋鱼雷快艇

这艘鱼雷快艇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购买的。1954年，国民党军“太”字号军舰经常在浙江大陈岛和渔山列岛一带海面进行骚扰，炮击沿海地区。为保障沿海地区人民和船行安全，人民海军快艇部队奉命打击敌人。11月14日0时5分，当国民党海军“太平”号出现在浙东海面时，隐蔽在高岛的4艘鱼雷快艇快速接近，发射鱼雷。“太平”号在一阵猛烈的爆炸和颠簸中，燃起熊熊大火，误以为是遭我空军袭击，利用大小火炮盲目对空射击。由于动作神速，又利用了夜间掩护，4艘鱼雷快艇乘机安全返航。7时15分，1430吨的“太平”号军舰，在拖带返航途中沉入海底。

此战是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组建以来的首次胜利，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光辉战例。捷报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嘉奖，表彰此次作战有功的部队。这里陈列的参加过这次作战的4艘鱼雷快艇中的一艘。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艇长：19.3米
• 艇宽：3.7米
• 最大航速：42节
• 排水量：21吨
• 武器装备：450毫米鱼雷2枚，12.7毫米双联装高射机枪2挺

击沉“太平”号护卫舰战斗

1954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鱼雷艇第31大队在浙江以东海域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卫舰的海战。

1953年后，逃踞浙江省东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残部，以大陈岛为依托，经常向温州湾、三门湾一带海域袭扰，并常在夜间派出舰艇在大陈岛与渔山岛、大陈岛与一江山岛之间海域游弋。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袭扰活动，并为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等岛屿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1954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决定派鱼雷艇6艘在高岛附近海域设伏，寻找有利战机对国民党海军舰艇实施攻击。11月14日零时5分，高岛雷达站发现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卫舰驶入伏击海域，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4艘立即做好战斗准备，零时52分，在岸上指挥所引导下接敌，1时28分展开攻击。1时37分，“太平”号被鱼雷击中，于7时42分在高岛东南18海里处沉没。此次战斗，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部队行动隐蔽、迅速，鱼雷发射准确，一举击沉护卫舰1艘，创造了海军鱼雷艇部队首次成功的战例。

军博专号：击沉太平舰

原文：军博专号：击沉太平舰，中国鱼雷艇终于找到了趁手的家伙

击沉太平号，中国鱼雷艇终于找到了趁手的家伙

在军博里面有两艘半舰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艘导弹艇是安放在前庭中的，没有放置在大厅里。在军博的馆内只有一艘414炮艇、一艘158鱼雷艇展出。在展馆里放两艘舰艇，也已经很惊人。船这种东西，都是海上看着小，走近了才明白是庞然大物，比坦克、飞机更难放进展馆，能放进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这两条艇都是不过几十吨的迷你战船，414艇也不得不把桅杆放下来，不然就顶到天花板啦！

军博中展出的158号P-4型鱼雷艇，是人民解放军鱼雷艇部队的功勋快艇。

这艘鱼雷快艇在1954年11月的海战中，参加了对美制蒋舰太平号护航驱逐舰的奇袭。

在这次海战中，我东海舰队31鱼雷艇大队的4艘鱼雷艇在指挥员朱洪禧率领下，于深夜伏击了刚刚完成大陈列岛北部巡逻任务，正在返航的太平号。实战记录如下——

1时35分30秒，155艇在与敌距离约10链时发射2条鱼雷，并释放烟幕、打开消音器，以35节航速撤出战斗。157艇于1时34分50秒向左转向缩小敌舷角，1时36分20秒，距敌5链，发射鱼雷2条，同时也释放烟幕，高速撤离战斗。156艇位于157艇左右侧，1时36分40秒，该艇发射鱼雷2条。

此时，“太平”舰开始射击，发射曳光弹。我158艇跟进157艇转向，打开消音器，采取35节高速向敌冲击；1时37分距敌舰5链，发射2条鱼雷。敌舰以火炮向我舰射击，当我艇转向后，发现鱼雷命中敌舰，海面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和黑烟。

——《击沉“太平”号》

太平号是国民党海军排名第七的主力战舰，原为美国海军的“德克尔号”（USS Decker，编号DE-47，也翻译为“戴克尔号”），建造于费城海军船坞，1943年服役。依据二战租借法案提供给蒋介石政府的海军使用，但因此后舰员需要在美接受培训，回国时已经到了1946年，未能赶上抗日战争。该舰在海军名将林遵指挥下曾参加收复南海诸岛。它的标准排水量1140吨，如果在炮战中会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击沉的目标，但是面对人民海军发射的鱼雷，它就显得相当脆弱了。

中雷后的太平号挣扎良久，还是在拖航中因进水过多而沉没。

这次战斗为我军在收复浙东列岛争夺制海权中关键一战，难怪立功的158艇会被送进军博了。

这时忽然想起来，似乎曾在哪里见过放鱼雷艇的房子。

威海卫刘公岛保存至今的北洋水师鱼雷艇维修车间。

海边遗存的雷轨，当年北洋水师的鱼雷艇就是在它上面被拖进车间进行维修的。

也只有这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感受到158艇的价值，它不仅是人民海军鱼雷艇部队第一次胜利的参与者，而且是中国海军百年发展鱼雷艇终于结出硕果的见证者。

1884年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在战斗开始不久便遭到法军雷艇的突袭而重伤沉没。应该说，这艘中国海军参战的唯一巡洋舰被击沉，严重影响了此后的战局。

不久，法军雷艇再次在石浦海战中偷袭我驭远号巡洋舰得手。

也许正是因为这几次的教训，使中国海军在随后的发展中十分重视鱼雷艇部队的建设。从清朝到民国，鱼雷艇队多次建立，多次毁灭，其中不乏英勇作战之士，但作战成果与预期相距甚远。

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福龙号鱼雷艇突袭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纪座舰西京丸，若林钦绘。

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海军的总体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与武器的缺陷有关。可以说，中国海军是直到引进158艇这一代苏制P-4型鱼雷艇，才真正找到了称手的家伙。

清代海军最早装备的雷艇，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鱼雷艇，而是马尾海战中法军所用的“杆雷艇”——在快艇上安装长杆，顶端放置雷体，直接撞击敌舰起爆。

1880年从英国购买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上，便装有这种仿佛枪骑兵一样的杆雷艇。当时马江海战还没有发生，李鸿章已经开始重视雷艇这种武器，是因为看到美国南北战争中雷艇的作用。不过由于技术发展，这种杆雷艇在我国海军中并未被用于实战。

真正参加实战的是北洋水师的鱼雷艇，比如前面提到攻击过西京丸号的福龙号，便是购自德国的大型远海鱼雷艇。北洋水师专门设有鱼雷艇队，虽然在最后的威海卫保卫战中表现不佳，但此前不乏英勇的战斗。

可惜，当时鱼雷技术还在襁褓之中，更适合于攻击固定目标，而北洋水师将其用于海战有些揠苗助长，福龙号攻击西京丸的鱼雷，远了航速太慢被规避，近了发射时会往深水钻，从敌舰船底钻过，没能爆炸。

北洋水师覆灭后，清末重建海军时建立鱼雷游击队，先后购买过辰级、湖级鱼雷艇各四艘（广东地方海军也发展过一批），航速23节左右，如果在甲午海战中可算快艇，但此时正是世界海军技术高速发展之际，随着蒸汽轮机投入使用，世界主力舰艇的航速普遍提升到30节左右。这些鱼雷艇根本追不上对手，无法发挥作用，大多只能重做巡逻艇使用。

抗日战争前，国民党方面有感自身海军力量薄弱，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必须另辟蹊径，因此设立电雷学校，专门发展鱼雷艇和水雷作战。他们从德国和英国各引进过一批鱼雷艇，建立了史可法、岳飞、文天祥各中队，在抗战初期曾潜入黄浦江，夜袭日军在华舰队旗舰出云号。

可惜的是，这次奇袭中鱼雷（日军称为水雷）只击中了出云舰舷侧的栈桥，未能成功。

史-102号鱼雷艇在战斗中被击伤搁浅。

这次作战的教训是选用的快艇放雷方式不佳——英式快艇虽然航速快，目标小，但过于简陋。

鱼雷放置在尾部卡槽中，攻击时转向将其“甩”向目标，很难瞄准，故此命中率低，白白浪费了难得的机会。

而击沉太平号的158艇属于我国从苏联获得的P-4型高速鱼雷艇（123艇），我军据此于1950年9月组建4个鱼雷艇大队，31大队便是其中之一。P-4型鱼雷艇属于铝制艇体，排水量25吨，装备457毫米鱼雷发射管两具，航程和待机时间短，防御不足，性能并不十分突出。而且苏联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是旧艇，有的发动机只有几十个小时使用寿命，速度也普遍从设计的48节降低到42节左右。

但它依然是人民海军第一型进攻型武器，航速足以对国民党海军和周边其他国家海军的主力舰艇构成威胁，而固定式前向发射管可以使鱼雷艇以艇首指向目标的方式完成瞄准，命中率较高。

这一切都使它摆脱了此前历代中国海军使用鱼雷艇的缺陷，配合人民海军敢于刺刀见红的战斗作风，可说如虎添翼，终于在作战中取得了成功。此后，我鱼雷艇部队取得了八六海战、击沉洞庭号、崇武以东海战等一系列胜利，威名大震。

这之后，我国曾从苏联引进更大型的P-6鱼雷艇并仿制成功，自行开发湖川级高速水翼鱼雷艇，达到了鱼雷艇技术的巅峰。

在今天，鱼雷艇已经逐渐成为边缘化的海战武器，替代它的是导弹艇和高速潜艇，它们具有更高的作战效率。但是，回顾中国鱼雷艇的发展，依然让我们仿佛重现百年来历代海军军人努力为这个国家建设海防的身姿。

鱼雷艇创造奇迹，击沉太平号驱逐舰

原文：六十四年前海军的辉煌胜利：鱼雷艇创造奇迹，击沉太平号驱逐舰

导语

1954年11月14日爆发（《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等说14日，《世界鱼雷艇战史》说15日，存疑，本文采纳14日之说）的渔山列岛海战，又称击沉“太平”号战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的初战。在这次战斗中，人民海军鱼雷快艇第31大队第1中队4艘鱼雷快艇（155、156、157、158号）在海岸雷达站的引导下，利用夜暗条件，在14日凌晨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而自身无一损失。以小搏大，初战告捷，直接击沉“太平”号的158号鱼雷快艇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海战装备

此战人民海军鱼雷快艇第31大队装备的鱼雷快艇是苏联123bis型（又称P-4型）。该型艇最高航速48节，但由于鱼雷快艇的主机寿命短，且苏联出售给中国的艇都是二手的，因此不能发挥出最高航速。

“鱼雷快艇的主机寿命很短，中国进口的部分P-4鱼雷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主机在使用500小时后就要进行修理，修理后的主机只能再用250小时到300小时。而1951年进口的第一批18艘鱼雷艇中13艘未修过，主机接近翻修期，剩下的寿命最多的160小时，最少的仅64小时，7艘在100小时以下。翻修过的5艘主机剩下的寿命均在300多小时。123型快艇本来航速普遍在48节以上，而根据中国自己的测试，进口艇的航速最大只有42节，显然是因为机器磨损而显著下降。”——《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1页

123bis型鱼雷快艇装备四挺12.7mm DShK机枪，安装在两座MTU-2型双联机枪座上，一座位于中部，一座位于尾部。装备450mm鱼雷发射管两具，向前固定安装，使用450mm 45-36N鱼雷。

DShK机枪射速600发/分钟，有效射高2500米，由于本次海战中不存在空中目标，其攻击能力可以忽略。

450mm 45-36N鱼雷的战斗部重200kg，41节下射程3000米，32节下射程6000米。Seekrieg 4的鱼雷列表中虽然不存在这种鱼雷，但该型鱼雷是基于1932年从意大利阜姆（今克罗地亚里耶卡）购买的鱼雷开发的，因此可以类比战斗部重量相同的意大利45cm W200鱼雷，伤害等级设定为C。

据舟山基地司令部通信科的刘金禄回忆，此战人民海军岸上指挥所引导鱼雷快艇部队的是一台美制SO-8舰用对海雷达。SO-8是SO雷达系列中的小型版，而SO雷达主要用于美军的鱼雷快艇，可想而知SO-8体积更小。SO-8的角度分辨率为4度，距离分辨率未知，但SO和SO-1雷达对驱逐舰目标的距离分辨率都是200码。SO-8对驱逐舰的探测距离是12海里，对水面航行的潜艇探测距离是5海里。本次海战中，这部雷达在15海里的距离上探测到了“太平”号，可能与架设高度较高有关。

刘金禄回忆：“那时，敌人舰艇差不多每天晚上（白天怕我飞机轰炸不敢出来）都用舰炮轰击我雷达天线，但均未得逞。因为雷达天线安装在靠近山顶，炮打低了，炮弹不是在滩头就是在山坡上爆炸；打高了炮弹又飞到山后面去了。”——《通信兵故事13：恪尽职守篇（下册）》

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原为美国“埃瓦茨”（Evarts）级护航驱逐舰“德克尔”（Decker）号，1945年租借给中国海军，1948年正式移交。

可见，“太平”号的DP为40，123bis型鱼雷快艇发射的一枚45-36N鱼雷使其失去战斗力的概率为92%。实战中，“太平”号确实是在被一枚鱼雷击中后，失去战斗力，最终在拖航中沉没的。

该级舰装备的对海武器有三座Mk 22型3英寸/50火炮，两座位于前部，呈背负式布局，一座位于尾部。装备Mk 1博福斯40mm双联高射炮一座，位于中轴线上。装备厄利孔20mm高射炮九座，均为单装，一座位于中轴线上，其余八座分布在两舷。“太平”号在当时的装备情况有待考证，但武器型号没有变化。

Mk 22型3英寸/50火炮射速约15-20发/分钟，射程13350米，有效射高9270米，可发射穿甲弹（AP）、高爆弹（HC）、对空弹（AA）和近炸引信对空弹（AA VT）。

博福斯40mm高射炮在高射时射速120发/分钟，平射时由于重力作用，射速有所提高，可达140-160发/分钟，可发射穿甲弹（AP）和高爆弹（HE），发射穿甲弹时最大射程为8795米，发射高爆弹时最大射程为10249米，有效射高6797米。

厄利孔20mm高射炮的实际射速约250-320发/分钟，射程4389米，有效射高3048米，可发射高爆弹（HE）、高爆燃烧弹（HE-I）、高爆曳光弹（HE-T）和穿甲弹（AP）。

在Seekrieg 4中，Mk 22型3英寸炮的攻击力为3，其高爆弹装药为0.34kg TNT。博福斯40mm高射炮的高爆弹装药为0.067kg TNT（HE Mark 1炮弹）或0.068kg TNT（HE Mark 2炮弹），其攻击力数值可以据此比例推算，设为0.6。厄利孔20mm高射炮的高爆弹装药0.011kg，其攻击力数值按比例设为0.1，曳光弹的装药量只有0.005kg，其攻击力数值设为0.05。博福斯和厄利孔的穿甲弹均不装药，对鱼雷快艇的伤害可以忽略。

SL雷达是美国二战期间大规模装备在护航驱逐舰以及更小的舰艇上的对海雷达。在Seekrieg 4中最大探测距离18海里。而对标准排水量750吨以下的目标，Seekrieg 4认为小型舰艇（标准排水量3000吨以下）上安装的一般的对海雷达的探测距离会从44000码下降到25700码。参照SL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其对这类目标的探测距离约为19500米。这对鱼雷快艇大小的目标显然不合理。

时任“太平”号通讯官的回忆如下：“约在一点三十分左右，雷达发现方位330有四个快速目标。我一听报告，立刻拿望远镜往这个方向搜索，看见少许白浪花，……”——《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3-404页

可见，“太平”号上的雷达对鱼雷快艇大小的目标的最大探测距离和目视发现此类目标的距离差别不大。

此战中，虽然人民海军岸上指挥部和鱼雷快艇进行过多次无线电联系，但“太平”号始终没有发现这些信号，可以认为“太平”号此战没有无线电测向能力，可能是不知道人民海军鱼雷快艇的无线电发报频率。

如果把海战比作一场戏，现在“演员”和“道具”已经备齐，下面就到“前情提要”的时间了。

战前态势

经过1954年5月的东矶列岛战役，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矶列岛，后在东矶列岛的田岙（又名高岛）架设了一部从原国民党海军舰艇上拆下的一台SO-8舰用对海雷达，设立田岙岛（高岛）观通（观察、通信）站，密切监视大陈列岛和渔山列岛之间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人民空军此时进驻浙东，威胁到国民党海军舰艇的安全。国民党海军为防范空袭，只能在夜间巡逻大陈列岛和渔山列岛附近海域，这给鱼雷快艇进行夜袭提供了良机。为此，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组织了针对性训练，力求首战告捷。

9月24日，鱼雷快艇第31大队秘密进驻高岛，但由于风浪过大，一直无法把握出击的机会，一个多月后返回石浦港。11月1日，第31大队1、3分队再次秘密进驻高岛，副大队长季智良在田岙观通站开设了岸上指挥所。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制定了鱼雷快艇部队引导导航组织和通信联络组织的计划，由舟山基地司令部通信科负责组织实施和提供通信器材及人员保障。岸上指挥所各部门架设了有线电话，对鱼雷快艇开设了四个短波无线电专向和网路。指挥所对上也是依靠短波通信。

来自舟山基地司令部通信科，负责开设鱼雷艇指挥所通信枢纽，现地组织实施这次战斗的观察通信保障任务的刘金禄回忆：“在田岙岛北岙的沙滩上架了一顶帐篷，就算是临时信号台，担负与待机的鱼雷艇和临时停泊舰艇的视觉通信任务。这个临时信号台，只有1名信号兵、1付手旗、1只手电筒和1架望远镜。10月31日傍晚，鱼雷艇从定海港由4艘护卫艇拖带，于11月1日20时隐蔽抵达 田岙岛锚地。为了隐蔽我作战企图，将帆船靠在鱼雷艇的外侧，以挡住敌人的视线。每天晚上指挥所向鱼雷艇队通报敌舰艇活动情况时，先用电话告诉信号兵，再用灯光信号发给艇队。这方法既不及时，又易产生差错。我们就试着用新的被复线当水线，与鱼雷艇沟通电话，我们一直担心被复线经不住海水浸泡而短路，可被复线经海水一个多月的浸泡，始终未影响通话质量。这样，我们就解决了岸上指挥员与锚地指挥员的有线电通信问题。”——《通信兵故事13：恪尽职守篇（下册）》

根据这段话还可以推断出鱼雷快艇在高岛的泊地可能是北岙。海上指挥所开设在155号艇上，由中队指导员朱红禧和副中队长铁江海负责。抵达当晚雷达即发现目标，但敌舰提前返航，攻击未果。12日下午1时许，3分队由于没有注意到潮汐变化，两艘快艇搁浅，螺旋桨受损，不得不拖回定海修理。当日2分队抵达高岛接替3分队。13日晚，雷达又发现目标，鱼雷快艇当即出击，但很快海上气象变坏，鱼雷快艇不得不返航。按计划，15日鱼雷快艇部队必须返回舟山，因为大风浪季节即将来临。机会就在14日凌晨来到了。

国民党海军的方面，负责大陈列岛和渔山列岛附近海域巡逻的是“太”字号护航驱逐舰，疑为显示存在，每次出动三艘。

“台湾海军当时有六艘‘太’字号军舰，分为两组，每组三艘，轮流在大陈岛执行任务，每三个月轮换一次。每组内的三艘军舰也轮流担任旗舰，轮流执勤。巡逻的方法是定点定线，区域北到渔山，南到大屿，全程约19海里，并规定，每天晚上一定要出海巡逻，白天则视状况而定。巡逻时，不管用何种速率，从日落到日出，一定要两度到达南北端点。照规定的航线，不能离开航线5海里以上。每艘‘太’字号军舰巡逻五天，然后回基隆整备。‘太平’舰与‘太康’舰、‘太和’舰分为一组，担任1954年9、10、11月三个月的巡航任务。”——《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2页

“太”字号驱逐舰在10月中旬的一次出击可以侧面印证这种说法。

“10月中旬的一天，3艘国民党海军美制‘太’字号护航驱逐舰从大陈北上东矶列岛，炮击头门山岛的130毫米海岸炮阵地。”——《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3页

11月13日夜，“太平”号驶出大陈港。时任“太平”号通信官的马顺义中尉这样描述：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上级本来下令不要出海巡逻，在大陈港区内抛锚警戒即可。因为连巡好几天，不出任务，官兵心情都轻松下来，副长、轮机长都在官厅打桥牌打到很晚。我因为要值零点到四点的更，所以很早就睡了。通信官的房间在官厅隔壁，中间仅隔一条帘子，当天二十二时半左右，我听到他们说：“电报来了，今天晚上又要出去，要暖机了。”我也就醒来。’”——《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3页

时任“太平”号航海官的陈学才中尉回忆，“太平”号的出航目的不是巡逻，而是去渔山岛接劳军的康乐队回大陈岛。

“据‘太平’号航海官陈学才中尉回忆，‘太平’号深夜出航并非以前传言的例行巡逻，而是连续三晚上被派往渔山岛接劳军的康乐队（类似于文工团）回大陈岛，前两次都在半路上被叫了回来，原因是康乐队延期，结果第三夜就遇袭了。”——《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9页

时任人民海军鱼雷快艇第31大队1中队指导员的朱红禧的回忆指出，“太平”号这次出航的航线有些异常。

“这时在岸上担任指挥员的纪智良副大队长听了记录员的报告后，发现敌舰这次活动的航线有些异常，他立即走到航海业务长面前仔细查看了一下标在图上的敌舰航迹，果然与往常不同，平时敌舰出来活动总是先由南向北巡逻一遍，然后再回到大陈岛，这一次却不是这样，而是一直向东北方向的渔山列岛开去。”——《击沉“太平”号——记人民海军第一次鱼雷战》

11月14日0时5分，田岙观通站发现目标，指挥所判明是台湾海军“太”字号军舰。但当日气象预报是中浪，风力4级，能见度2.5海里，按照条令不能出击。副大队长纪智良求战心切，派出158艇观察海面实际气象情况。海上实际气象情况如何，有不同的说法。

“中浪，风力2-3级，能见度良好，符合鱼雷艇作战要求。”——《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4页

“海上风浪2～3级，轻浪，视距2～3海里，适合鱼雷艇出击作战。”——《击沉“太平”号》

“马顺义说：‘是日天候尚佳，海象两级到三级，非常好。但能见度较差，有低云层。’”——《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3页

尽管叙述有些出入，但气象情况适合鱼雷艇出击是可以确定的。纪智良立即命令第31大队1中队四艘鱼雷快艇进入一级战备。0时23分，纪智良命令1中队进入位于五棚屿以东1海里处的待机地点。1中队于0时50分抵达待机地点。

大幕已经拉开，主演即将登台。

海战复盘

11月14日0时5分，田岙观通站发现目标。雷达测得的目标参数有多种说法。

“方位137度，距离15海里，航向50度，速度12节。”——《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2页

“田岙观通站雷达在方位147度，距离15海里处，发现自大陈锚地出航的敌军舰1艘。”——《通信兵故事13：恪尽职守篇（下册）》

“该目标航向62度，速度12节……”——《“铁拳头”显神威--击沉“太平号”护卫舰的功勋鱼雷快艇》

0时52分，1中队以89度航向开始接敌。

0时57分，岸上指挥所发现接敌速度不够，命令快艇增速至23节。

本文在图上作业时，出于简化目的，假设0时52分到0时57分为均匀加速至23节，0时57分后保持23节匀速前进。

1时25分，“太平”号进入高岛雷达的盲区。

这片高岛雷达的盲区可能是位于田岙岛东偏南方向的东矶岛造成的，可以根据在推测雷达站的位置，比较随意地划出一片可能的雷达盲区。如果根据《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所言进行图上作业，从0时5分到1时25分，“太平”号航行了16海里，它的位置应当在下图中蓝色线段的右上端点处。这个位置位于可能的雷达盲区外，与交战过程中“太平”号一直处于雷达盲区中的情况不符。

此外，不论航向是50度还是62度，都不指向渔山列岛。“太平”号要去渔山列岛，必须中途改变航向。

关于“太平”号被击沉前的航速和航向，“太平”号上的马顺义回忆：“我们出海以航向正北000，速率十节向北往渔山方向航行……”——《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3页

《世界鱼雷艇战史》认为这是建立目视接触时“太平”号的航速和航向：“当时‘太平’号以10节航速向正北行进，鱼雷快艇的出击正对其左舷。”——《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7页

考虑到“太平”号是正常航行，出海后保持10节的航速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推测。假如12节是雷达测速得到的，那么可以采信12节一说。但高岛的雷达并没有测速功能，航速12节可能是根据测量多个时刻下目标位置后进行图上作业得出的，带有较大误差。故本文采信10节一说。综合起来，本文认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目标参数是：方位147度，距离15海里，航向62度，速度10节。据此进行图上作业。可能的误差来源主要是雷达测角误差（正负4度）、测距误差（正负约0.1海里）、测航向误差、测速误差以及雷达站位置误差。

本文无法解决的疑点在于“太平”号何时转向正北。由上图可见，在1时25分，“太平”号恰好位于南渔山的正南方。不妨假设“太平”号就在此时转向正北。

1时26分，155艇发现右前方灯光一闪，纪智良命令“快艇向闪光方向加速前进”。

1时28分，1中队发现目标，朱红禧用望远镜识别，确认目标为“太平”号，下令“向左展开，准备战斗”。

这四艘鱼雷快艇的加速度不好确定。在Seekrieg 4中，对舰艇的加速度规定为：舰艇在2分钟内最大可以增加其最大航速的三分之一。根据这一规则，1时26分1中队的速度为23节，在1时26分到1时28分这两分钟内，1中队的平均速度可以达到37节。

约2分钟后，“太平”号的雷达和舰上当值的马顺义都发现了这四艘鱼雷快艇。

“‘约在一点三十分左右，雷达发现方位330有四个快速目标。我一听报告，立刻拿望远镜往这个方向搜索，看见少许白浪花，表示他们正在加速。……并下令警戒中的舰尾的三十二炮（太平舰三门三吋炮之一）和驾驶台前的四十公厘炮，对准方位330，距离6000码追瞄。’”——《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3-404页

可以发现，马顺义的回忆和之前的图上作业对不上，而之前的图上作业中，最大的假设就是1时25分“太平”号转向正北。但不论怎样调整“太平”号转向的时刻，都无法同时满足方位330，距离6000码两个条件。本文只能放弃采纳此回忆。

此外，方位330是左舷30度，处于左前方。“太平”号位于舰尾的三英寸主炮理应无法向这个角度射击。相比之下，下面的说法更可信，因为“太平”号的2号主炮是指向前的。

“枪炮官周官英中尉立即指挥2号3寸炮、1号2号40毫米炮和中甲板官员步台侧的1门20毫米炮向左舷射击，同时舰长操船进行了规避，及时躲过了至少2-3枚鱼雷。”——《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7页

还有一条经常被提到的信息，即“太平”号相对1中队处于距离37海里，左舷45度的位置。

“1时28分，快艇编队在距离37海里，左舷45度处发现目标。”——《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第402页

“……右前方发现灯光一闪，随即熄灭，事后推测可能是敌舰人员开舱门使舱内灯光外泄，这时在海图室作业的葛绵绵也报告，敌舰应在距离37海里，左舷45度处。”——《世界鱼雷艇战史》第634页

但37海里这一距离实在太大，要知道田岙观通站发现“太平”号时，“太平”号与雷达的距离才15海里，到此时怎会还相距37海里呢？况且155艇已经在“右前方发现灯光一闪”，“太平”号怎么会跑到左舷45度去呢？考虑到苏联海军习惯以链为海上距离单位，人民海军可能也如此，1链等于0.1海里，或许原文是37链，此后以讹传讹，成了“37海里”。相对而言，下面的说法更可靠。

“1时28分，一中队发现敌舰，距离20～30链。”——《击沉“太平”号》

20～30链即两三海里，这符合之前天气预报中提到的能见度2.5海里。假设1时28分“太平”号与1中队的距离是2.5海里，那么可对此前的图上作业进行修正。

发现“太平”号后，155艇上的海上指挥部立即向岸上指挥部报告，并通报各艇组成左梯队接敌，以155、156艇主攻，157、158艇牵制。但这一战术没有奏效。155艇为了避免妨碍其他艇的动作，向右转向避让，156艇则为取得一定的提前角向左转。这样，主攻两艇的距离迅速拉大，负责牵制的157和158艇则插入其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单横阵。此后很难继续追踪每一艘快艇的航迹，本文的图上作业到此为止。

战斗打响

具体描述鱼雷发射情况的文献仅有一篇——《击沉“太平”号》。

“1时35分30秒，155艇在与敌距离约10链时发射2条鱼雷，并释放烟幕、打开消音器，以35节航速撤出战斗。157艇于1时34分50秒向左转向缩小敌舷角，1时36分20秒，距敌5链，发射鱼雷2条，同时也释放烟幕，高速撤离战斗。156艇位于157艇左右侧，1时36分40秒，该艇发射鱼雷2条。此时，‘太平’舰开始射击，发射曳光弹。我158艇跟进157艇转向，打开消音器，采取35节高速向敌冲击；1时37分距敌舰5链，发射2条鱼雷。敌舰以火炮向我舰射击，当我艇转向后，发现鱼雷命中敌舰，海面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和黑烟。”——《击沉“太平”号》

兵棋推演

Seekrieg 4兵棋推演的第一步，是对环境因素的量化。海战发生时风力2-3级，在Seekrieg 4中，这样的风力不影响各种海上作业。能见度2.5海里，约合5063码。查表得知，一艘40DP的舰船对一艘1DP的小艇的能见度在完美条件下为18400码，夜间能见距离减少60%，即夜间完美气象下的能见度为7360码，可见当时海上能见度为夜间完美气象下的69%，对应的能见度等级为8级（37%～85%），属于能见度较佳。1954年11月14日是农历十月十九，但马顺义回忆当晚有低云层，因此海上是否有月光尚待考。

实战中，“太平”号没有对鱼雷快艇形成有效杀伤，这固然可能与国民党海军缺乏训练有关，但经过分析，客观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平”号发现1中队四艘鱼雷快艇之后，首先进行跟瞄，再等值更军官向舰长报告后开火。考虑到可能双方时钟存在误差，以及有些炮弹打得太偏没有被人民海军指战员注意到，“太平”号的开火时刻不会早于1时30分，不会晚于1时36分。Seekrieg 4以2分钟为一回合，经过这样分析，在被鱼雷命中前，“太平”号的射击机会有一到四个回合。

下面根据Seekrieg 4的高级命中率规则估算“太平”号的Mk 22型3英寸/50火炮的命中率。

上表中的第一回合命中率和后续回合命中率，都是先通过最右侧一列的各项修正值加和得到各自的命中修正值，然后查命中率表得到与命中修正值对应的命中率得到的。对于命中修正值为负数或零的情况，也认为其命中率为1%。这是因为Seekrieg 4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手工兵棋，模拟随机数只能依赖骰子。Seekrieg 4为了模拟1到100这100个随机整数，采用两个不同的正十面体骰子分别代表随机整数的个位和十位。因此Seekrieg 4规则中，命中率的最小值为1%。这意味着“太平”号的Mk 22型3英寸/50火炮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对鱼雷快艇的命中率为1%；在有月光的情况下，对鱼雷快艇的命中率在第一回合为1%，后续回合为2%。

Mk 1博福斯40mm双联高射炮和厄利孔20mm高射炮缺少对海火控系统，其命中率远远低于1%，但根据规则，还是将其命中率设定为1%。此外，这些火炮几乎不根据上次射击的水柱进行校正，只能进行弹幕射击。根据规则，命中率为1%的火炮在进行弹幕射击时，其命中数减少40%。

查命中部位表，得该距离下哑弹率为15%。考虑到123bis型鱼雷快艇干舷和上层建筑低矮，可以将规则中击中上层建筑的概率（20%）去除，其命中效果合并到击中指挥塔（15%）的概率中；考虑到123bis型鱼雷快艇无炮塔，把击中炮塔的概率（10%）去除。在上述两项修正的作用下，最终的有效命中率还会再下降45%。由于123bis型鱼雷快艇的吨位太小，一发有效命中的3英寸炮弹不论击中何处，都会使其失去战斗力。

Seekrieg 4的规则对射速也有规定。对于需要观测水柱校正的射击，在目标距离2500码以内时每根炮管最大射速为每分钟5发，在2600码到5000码时，最大射速为每分钟4发。弹幕射击的最大射速是其两倍。考虑到1时35分155艇距离“太平”号约1海里，近似认为1时34分以前二者距离大于2500码，1时34分以后二者距离小于2500码

Mk 22型3英寸/50火炮的高爆弹伤害值为6（基础伤害值为3，高爆弹伤害为基础值的2倍），只要命中一发且不是哑弹，就可以使一艘123bis型鱼雷快艇失去战斗力。下面分情况讨论“太平”号的Mk 22型3英寸/50火炮使鱼雷快艇31大队1中队任意一艘艇失去战斗力的概率P1。

博福斯40mm高射炮的高爆弹伤害值为1.2，有效命中一发以上也可使一艘123bis型鱼雷快艇失去战斗力。下面分情况讨论“太平”号的Mk 1博福斯40mm双联高射炮使鱼雷快艇31大队1中队任意一艘艇失去战斗力的概率P2。

不论有无月光、是否为第一回合，博福斯40mm高射炮的命中率均为1%。由于弹幕射击规则，实际命中一发以上需要在计算中命中两发以上。根据二项分布公式可以计算得到下表。因为Seekrieg 4会对伤害取整，所以这两发必须在同一回合命中才能造成伤害。

厄利孔20mm高射炮的高爆弹伤害为0.2，高爆曳光弹伤害为0.1。分别需要有效命中五发和十发才能使一艘123bis型鱼雷快艇失去战斗力。根据二项分布的特点，可以知道一门命中率为1%的炮弹在一回合内命中这么多发的概率是多么低下。博福斯40mm高射炮使一艘123bis型鱼雷快艇失去战斗力的概率已经如此低，厄利孔20mm高射炮杀伤力更可以忽略不计。可见，“太平”号对鱼雷快艇的主要威胁来自具备完善对海火控系统和单发杀伤能力的3英寸主炮，且杀伤概率与有无月光和开火时刻密切相关。

由于155艇对“太平”号建立目视接触时的相对距离只有2.5海里，四艘鱼雷快艇即便以35节的航速，也能在四到五分钟航行完这段距离，而实际上鱼雷分别是在建立目视接触后7（155艇）、8（156、157艇）、9（158艇）分钟时才射出。这说明本战中的四艘鱼雷快艇进行了机动，发挥自身速度和灵活性远远超过“太平”号的优势，寻找合适的敌舷角。因此这里敌舷角均取80度，实际可能更接近90度。

首先计算155艇的鱼雷命中率。距离1海里，合1852米，代入公式，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得到0.33。查鱼雷命中率表，0.33对应的命中率为6%。这就是155艇的鱼雷命中率。可见，历来评价155艇过早发射鱼雷，是有原因的。

其他三艘艇的距离只有0.5海里，只有155艇的一半，代入公式得到0.66。查鱼雷命中率表，0.66对应的命中率为32%。这是其他三艘艇的鱼雷命中率。

对于当时45-36N鱼雷采用何种引信，我没有找到资料。但二战时期广泛采用在鱼雷上采用磁性引信的国家只有德国和美国，因此45-36N鱼雷更可能是碰撞引信。碰撞引信的可靠性普遍好于磁性引信，这一点在Seekrieg 4的规则中也有所反映：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如1943年9月以前的美国鱼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索“MK14铁棍”），碰撞引信鱼雷的哑弹率为15%，磁性引信鱼雷的哑弹率为20%。

每艘艇发射两枚鱼雷，共计八枚，哑弹率15%，则命中“太平”号且不哑弹的鱼雷数的数学期望是1.734枚。

“太平”号被一枚鱼雷命中后还能保持战斗力的概率只有8%，故“太平”号遭遇此次鱼雷攻击后失去战斗力的概率约为84.1%，也就是除去不被鱼雷命中、命中的全是哑弹和被一枚非哑弹鱼雷命中但还能保持战斗力这三种情况以外的概率，可谓凶多吉少。实战中，“太平”号被一枚鱼雷命中前机舱和通信室之间，当即失去战斗力。“太平”号没有当场沉没，还能缓慢倒车，一直等到拖航舰艇赶到才沉没，对它而言已经算一个相对“幸运”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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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飞荇猪，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尤其是最不要脸的铁血网，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太平舰只有1000吨为什么如此有名？

原文：太平舰只有1000吨为什么如此有名？1954年11月14日太平舰被击沉

太平舰为何名声在外，尽管它仅有1000吨的排水量？1954年11月14日，台湾海军接收的美国驱逐舰太平号在渔山岛附近被解放军第31大队的鱼雷快艇击沉，这一事件被称为太平舰事件。

太平舰属于美国埃瓦茨级护航驱逐舰系列，这类舰艇是专门设计用于执行护航任务的驱逐舰。

二战期间，美国共生产了97艘舰艇，其中32艘转交给了英国。太平舰从设计阶段就被定位为护航驱逐舰，其核心职责并非与敌方主力舰队对抗，而是为运输船队提供保护。该舰的首要任务是反潜作战，应对德国潜艇的威胁。此外，它还承担防空任务，拦截可能袭击运输船的远程轰炸机。

太平舰的糟糕表现，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其设计理念的缺陷。这种设计思路直接导致了战舰性能的低下，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驱逐舰通常以高速著称，许多型号的航速能突破35节，并且配备强大的鱼雷攻击能力，能同时发射多枚鱼雷。然而，太平舰的职责并非与敌方舰队正面交锋，而是执行护航任务。因此，它的最高航速仅为19节，巡航速度维持在15节左右，与商船的航行速度相近。

这艘驱逐舰并未配备常规的鱼雷系统，仅装载了百余枚专门用于对抗潜艇的深水炸弹。

太平舰的船体总重量达到1200吨，配备了三门76毫米口径的通用火炮，这些火炮既能对空射击，也能打击水面目标，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空中防御。

此外，该舰还配备了4门28毫米口径和9门20毫米口径的防空炮，主要用于应对空中威胁。

从性能指标来看，太平舰作为驱逐舰并无突出之处，整体表现平平无奇。该舰在设计上缺乏创新，作战能力也仅处于中等水平，难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海军装备。其各项技术参数与同期同类舰艇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整体战斗力较为一般。综合评估，太平舰在驱逐舰领域只能算作一款中规中矩的产品，不具备特别出众的作战效能或技术特点。

1944年二战期间，这艘军舰主要在美国本土用于训练任务，一直服役到战争落幕。期间虽然承担过几次护航工作，但并未取得显著战果。

按照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在1944年承诺向中国提供一批海军装备，包括两艘护航驱逐舰、四艘扫雷舰和两艘护航巡逻舰。这些舰艇的援助旨在提升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能力，以更有效地对抗日本侵略者。

1945年，太平舰正式加入中华民国海军序列，成为两艘护航驱逐舰之一。这艘军舰的服役标志着中华民国海军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为后续的海上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作为护航驱逐舰，太平舰在维护海上航线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加入使海军在执行护航任务时更加得心应手。

太平舰刚返航回国，便立即被委以重任，前往执行收复南沙群岛的军事行动。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沙群岛。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周边国家开始觊觎这片海域，试图侵占。然而，当时的民国海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尽管有意收回南沙，却缺乏足够的军舰执行任务。1946年7月，太平舰刚返回国内不久，便在同年10月接到命令，要求其必须夺回南沙群岛。

法国海军在10月5日进入南沙群岛水域并计划建立军事设施，这一举动使得局势变得紧迫，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南海在这个季节经常遭遇强风和暴雨，海况极其不佳。太平舰由于仅有1000吨的排水量，难以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航行。因此，太平舰与中业号登陆舰在11月抵达海南岛后，连续两次尝试南下均因台风被迫返回。直到12月9日，太平舰第三次尝试南下，最终在12月12日成功抵达南沙群岛，并在最大的岛屿登陆。官兵们拆除了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纪念碑，并竖立了象征中国主权的石碑。为了纪念太平舰，该岛被更名为太平岛。

太平岛作为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拥有该地区唯一的淡水资源，目前处于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

自1956年以来，太平岛一直由中国实际掌控。尽管在50年代初，国军因战事失利曾短暂撤离该岛，但此后数十年间，该岛始终处于中国的有效管辖之下。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对太平岛的主权主张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太平舰最初为人所知，便是因为这一事件。

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展开，太平舰在初期并未展现出显著的军事价值，其主要任务仅限于运送撤退的国民党部队。这一时期，太平舰的角色相对被动，缺乏重大的战略影响。

1949年10月，金门战役成为太平舰首次展现实力的舞台。当月25日，解放军出其不意地在大金门登陆，导致国民党守军一度难以招架。作为台湾的战略要地，金门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台湾的安全态势。如果解放军成功占领金门，台湾将面临严峻的战略困境。

从军事角度来看，金门是台湾防御体系中的关键屏障。守住金门，就能有效阻挡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确保台湾本岛的安全。换句话说，金门就是台湾的第一道防线，只要这道防线稳固，台湾就能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因此，金门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台湾的整体防御态势。

25日，太平舰作为主力舰，带领其他战舰迅速赶往澎湖支援。当时海况极其恶劣，太平舰在巨浪中倾斜达到40度，情况十分危急。但任务紧迫，太平舰不得不顶着风浪全速前进，最终抵达大金门。到达后，太平舰与同行战舰合力，将解放军在滩头的所有民用船只全部击毁，彻底封锁了金门解放军的撤退路线，最终导致对方全军覆没。

太平舰不仅针对解放军在大嶝岛和小嶝岛的炮兵阵地展开火力压制，随后更是将炮火延伸至金门滩头区域，实施直接打击。

在这场战役中，太平舰虽有所贡献，但其火力配置仅包括三门大口径火炮，导致其炮击压制效果并不显著。

在海南岛战役期间，太平舰的表现乏善可陈，不仅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反而遭到解放军海岸炮火的打击，导致舰体受损。舰务官罗俊钧在战斗中牺牲，第三舰队司令王恩华也在此役中受伤。这场战役进一步暴露了太平舰的作战能力不足，成为其军事行动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在随后的岁月里，太平舰持续在近岸海域执行巡航与侵扰任务。这艘军舰以浙江大陈岛为基地，开展常态化海上巡逻，对浙江沿海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其长期驻守与频繁活动，使该区域始终处于紧张态势之中。

1952年3月，太平舰在大陈岛以南约20海里执行巡逻任务时，拦截了3艘来自大陆的可疑渔船。尽管对船只进行了全面搜查，并未发现任何武器或通讯设备，但由于船上既无渔网也无渔获，舰长桂宗炎决定将所有渔民押上军舰，并移交给大陈岛防卫司令部处理。虽然这3艘渔船最终被放行，但此类事件在当时并不罕见。

太平舰在浙江海域的活动严重干扰了当地渔民的日常作业、商业贸易以及海上运输的正常运行。因此，解放军将太平舰视为必须清除的重大威胁。

1954年10月25日，华东军区海军负责人张爱萍前往高岛确认了相关情报，随后下令对太平舰发起进攻。

解放军选择袭击太平舰，主要是基于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太平舰的巡逻路径是固定的，必须严格遵守预定航线，无法随意调整。这条航线途经多个岛屿，为解放军从苏联引进的鱼雷艇提供了理想的伏击环境。此外，尽管太平舰排水量达到1000吨，但其作战能力主要集中在反潜和防空方面，对舰攻击能力较弱，难以有效应对鱼雷艇的快速突袭。

为应对解放军在沿海部署的大量战机，太平舰等军舰被迫调整策略，改为夜间行动，以避免遭遇空袭。同时，鱼雷艇在夜色掩护下发动突袭，成功率显著提高。

1954年11月初，解放军派出4艘鱼雷艇，悄悄埋伏在一江山岛东北方向的小岛附近。这支队伍由副大队长纪智良、中队指导员朱洪禧和副中队长铁江海共同指挥，他们在那里隐蔽待命，持续守候了超过十天。

这艘P4型鱼雷艇是从苏联引进的，是解放军海军首批装备的鱼雷快艇。它采用铝制船体，虽然排水量仅20多吨，但速度能达到48节。不过，它的航程较短，只有400海里，主要用于近海作战，不具备远洋能力。防御方面也比较薄弱，即使是小口径火炮的攻击对它来说也很致命。尽管如此，它配备了两具457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重达900多公斤的鱼雷，其中战斗部就有200多公斤。即便是敌方的主力舰，一旦被这种鱼雷击中，也会遭受重创甚至沉没。

太平舰的排水量仅为1000吨，这种体型的军舰极其脆弱，只需一发鱼雷命中就足以使其沉没。

11月14日午夜时分，太平舰被解放军雷达锁定。随后，四艘鱼雷艇迅速出击，在雷达的精准指引下展开了攻势。

深夜1点28分，鱼雷艇观察到了太平舰的照明信号，随即展开了鱼雷攻击。前三艘艇发射的六枚鱼雷均未命中目标。然而，158艇大胆接近至仅几百米距离，成功发射鱼雷并命中太平舰的舰艏仓库，造成严重损害。此次袭击导致28人丧生，其中包括副舰长宋季晃和轮机长周相辉。

在遭到攻击时，太平舰迅速调整航向并展开火力反击，成功避开了多枚鱼雷的袭击。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该舰最终仍未能幸免，被一枚鱼雷击中，导致严重损毁。

即便是排水量达到4000吨的巡洋舰，只要被这种鱼雷击中，也会遭受严重损伤，更不用说只有1000吨的太平舰了。

太平舰的鱼雷爆炸瞬间，周官英中尉回忆道，爆炸的冲击让所有人瞬间失去意识，无论是否受伤。巨大的爆炸声几乎无人能听到。爆炸过后，炮架严重变形难以操作，舰桅的固定钢索全部断裂，小艇和救生筏被抛入海中，军官舱室的地板几乎全部塌陷，无线电报机等设备也被震倒。李长孝舰务官补充说，军官的餐桌消失不见，甲板被炸出一个直径十多尺的大洞，许多军官可能掉入其中，包括副长宋季晃中校和接替他轮机官职务的张才储。轮机长室外，有人紧贴墙壁站立，触摸时感觉皮肤似乎被剥离。

太平舰在战斗中遭受严重损伤，三艘邻近的军舰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援助，并协助拖拽该舰继续前行。尽管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持续努力，太平舰最终还是未能避免沉没的命运。

或许你会好奇，太平舰的雷达系统为何没能及时探测到那些鱼雷艇的靠近。

太平舰装备的海面搜索雷达技术较为陈旧，其探测小型目标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该舰的雷达系统在识别和追踪小型舰艇或低空飞行器时，表现尤为不佳，难以有效应对现代海战中的复杂态势。这种技术缺陷使得太平舰在执行海上警戒和侦察任务时，面临较大的局限性，影响了整体作战效能。

解放军在山顶部署的地面雷达系统，能够有效监测距离15海里外、排水量达1000吨的太平舰。这种雷达布局充分利用了制高点优势，显著提升了探测范围和精度。通过这种部署方式，解放军实现了对周边海域的有效监控，特别是对太平舰这种中型舰艇的追踪能力得到了明显增强。这种雷达系统的配置，体现了解放军在沿海防御方面的战略考量和技术实力。

解放军的鱼雷艇部队巧妙地利用岛屿作为掩护，避免被敌方发现。一旦接到作战指令，他们便迅速启动引擎，在雷达系统的精准引导下全速驶向目标区域。

当鱼雷艇逼近到肉眼可见的范围内，大约相距三四海里时，太平舰的雷达才侦测到潜在威胁。据当时担任太平舰通讯官的描述：“大约在凌晨一点半，雷达在330方位捕捉到四个高速移动的目标。接到报告后，我立即用望远镜朝那个方向观察，发现了一些白色的浪花，……”

太平舰迅速采取行动，周官英中尉指挥2号3寸炮、1号和2号40毫米炮以及中甲板步台侧的20毫米炮向左舷开火。与此同时，舰长迅速调整航向，成功避开了至少两到三枚鱼雷的袭击。

鱼雷艇的航行速度相当惊人，短短3海里的路程对它们而言轻而易举。即便面对如此近的距离，它们依然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近距离攻势。

太平舰之所以沉没，主要原因是它太大意了，完全没料到会被人埋伏。这种轻敌的心态让它措手不及，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简单来说，就是太平舰太自信了，结果吃了大亏。

与太平舰迟缓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解放军的鱼雷艇部队展现了卓越的作战能力。他们以零人员损失的代价，成功击沉了敌方一艘主力战舰。这次行动充分体现了鱼雷艇部队的高效作战水平和精准打击能力，为整个战局带来了关键性的转折。在战术运用和执行力方面，解放军鱼雷艇部队远胜于对手，展现了强大的实战能力。

有趣的是，太平舰的生还船员们认为，舰艇的编号22，两个数字相加等于4，这个数字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他们相信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

从那时起，台湾军方在给军舰编号时，特意避开了所有加起来等于4的舷号组合。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数字4在中文里发音和“死”相似，被认为不吉利。为了避免这种忌讳，军方在制定舷号时，会特别留意确保各个数字的总和不会出现4。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反映了在军事管理中注重细节的态度。

年轻时哪懂得世道艰难，遥望北方中原，豪情壮志如高山般坚定。

深夜的瓜洲渡口，战船在飘雪中静静停泊，秋风吹过大散关，铁骑的嘶鸣回荡在山谷间。

我曾自诩为边疆的坚固堡垒，如今却只能对镜自怜，看着斑白的鬓发无声叹息。

《出师表》这篇传世之作，堪称千古绝唱，千百年来无人能与之比肩。

奇袭击沉国民党“太平”号驱逐舰

原文：1954年朱洪禧指挥渔山列岛海战，奇袭击沉国民党“太平”号驱逐舰

朱洪禧，山东潍坊市寒亭区人，前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一九八八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朱洪禧一九四三年参加八路军。参加了胶东保卫战和潍县、济南等战役。后转入海军。后历任海军舰艇中队指导员，海军舰艇支队副参谋长，海军舰队军训处副处长，海军水警区司令员，海军基地参谋长、基地副司令员。

一九五四年朱洪禧任海军舰艇中队指导员时，率舰艇中队以小博大击沉台湾海军太平号护卫舰，一战成名!

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一天，驻泊在青岛的鱼雷快艇三十一大队一中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中队6条艇马上准备去外地执行任务。出于保密的需要，上级没有交代具体任务。当天夜里，一中队从青岛登艇起航，在登陆艇的拖带下，经过几天航渡，来到了舟山。到舟山，上级将作战任务才明确下来。使用鱼雷快艇对活动于大陈至渔山列岛和一江山岛之间的敌人舰艇实施一次狠狠的打击。

指战员们一听说有仗打，马上来了精神，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立即着手进行战前准备工作。首先，他们对敌我双方的装备情况进行了分析。

当时，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组建不久，艇只是从苏联买来的。这种快艇吨位小，排水量只有20吨左右，装备的主要武器是两管450毫米鱼雷和12.7毫米高射机枪。其显著特点是，速度快，最高航速可达52节，体积小，机动性好，杀伤威力大，被称之为海上“铁拳头”。艇上的人员是组建海军时从陆军优秀战士中选拔出米的，他们个个英勇善战，素质较高。国民党海军则主要装备“太”字号护卫舰、扫雷舰和猎潜艇等大、中型舰艇多艘，以及其他小型舰艇。

从理论上计算，击沉敌人1艘驱逐舰或护卫舰，只需一至两条鱼雷就够了。一艘快艇装备两条鱼雷，如果参战舰艇都能做到放得出，打得准，击沉敌舰是不成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把参战兵力紧紧“拧”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击敌的海上“铁拳头”。为实现这个目的，经过各级领导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战斗指挥所来组织领导部队进行训练和作战。

经过仔细侦察发现，敌舰每天18时到23时都从上、下大陈岛出来巡逻，虽然每次派出的数量不等。但每天必定有一次。针对敌舰的这个规律，指挥室确定了作战样式，即快艇编队在夜间依靠岸上观通站的雷达引导，对敌舰实施突然攻击。

接着，艰苦的战前训练开始了。训练也全部安排在夜间进行，日落出航，凌晨回港。夜间训练非常疲劳，有的同志累得连操纵机器时都忍不住打瞌睡，而那些晕船的同志则有时连胆汁都吐了出来。正值炎热的夏季，机舱温度经常达到40度以上。练一夜回来，艇员就个个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海上练兵很苦很累，但是为了打击敌人，大家都咬着牙坚持训练。

经过一次次训练和总结，在广大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掌握了快艇在岸上雷达引导下对敌舰实施鱼雷攻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指挥所又组织艇长以上干部进行多次图上推演和模拟实兵演练。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敌前练兵和各项准备以后，鱼雷快艇编队正式向待机点转移。

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6艘鱼雷快艇在护卫艇大队艇只拖带掩护下，从舟山群岛起航，悄悄向进入待机点，高岛驶去。一路上，小巧的鱼雷艇藏在高大的护卫艇“身”后，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高岛锚地。到高岛锚地后，又转入石浦待机点待机。把待机点转移到石浦是指挥员给敌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陷阱”。

鱼雷艇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有隐蔽地掩护和良好的保障条件，而石浦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兵不厌诈”。正因为这里不具条件，就更容易使敌人麻痹大意，而我军则可以利用敌人的麻痹，对敌舰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进入待机点以后，为了防止敌人侦察，鱼雷快艇与停泊在这里的登陆艇紧紧地靠在一起，一艘挨一艘，然后又在艇只上面做一了伪装。这样无论从天空往下看，还是从海上往里看，都难以发现。虽然国民党飞机经常在待机点巡逻，但始终也没有发现鱼雷艇。

就这样，部队在石浦一直等到十一月中旬。期间曾有一次作战机会，但因为海上风浪太大，没有出海。为了抓住敌人，鱼雷艇编队开始海上待机。

十一月十三日晚，指挥所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中队指导员朱洪禧立即抓起电话，大声说：“什么情况？”“敌舰已经从大陈岛出来，”电话里传出岸上指挥员的声音，“你们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是，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朱洪禧放下电话，马上通知部队准备出航。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欣鼓舞，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下子把敌舰打到海底！

14日0时许，指挥所命令一中队4艘快艇进入一级战备。这一声命令，抖落了艇员们艰苦待机15个昼夜的疲劳，大家以十分敏捷的速度奔向自己的战斗位置。马达响了起来，轰隆隆的声音使山峦震颤。4艘快艇象脱缰的战马，昂首驰出港湾。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战艇成单纵队，首尾相随，等速前进。大海在沉睡中被搅醒，平静的海面犁出一条白色的浪带。

0时50分，编队进至五棚屿以东1海里处待机。就在鱼雷艇编队待机的时候，岸上指挥所也紧张而又有秩序地工作着。雷达兵紧紧地盯着荧光屏上的微小亮点，记录员不断报告敌舰的方位和距离，绘图员紧持着标画在大海图上，通信业务长及时准确地把敌舰活动情况通报给鱼雷快艇。岸上担任指挥员听了记录员的报告后，发现敌艇这次活动的航线有些异常。平时，敌舰出来活动总是先由南向北巡逻一遍，然后再回到大陈岛。这一次却不是这样，而是一直向东北方向的渔山列岛开去。

指挥员思索片刻，判明了敌人的意图。过去敌舰都是在夜间18时至19时出来，天亮返回大陈岛，而今天是0时以后才出来的，说明敌舰要赶在天亮前返回去。如果要想在天亮前返回去，敌舰就必须抄近路，赶时间，走直线返回大陈岛。

指挥员果断地命令：“抓住机会，就在它去渔山列岛的路上干掉它！”命令迅速传达到鱼雷艇编队。鱼雷艇编队在岸上雷达的指引下，穿过风浪，高速向战区驶去。

1时25分，敌舰进入我高岛雷达盲区，岸指命艇队自行搜索目标，鱼雷快艇上没有雷达，艇队在茫茫的夜海中，凭借月光仔细地搜索、辨认着。1时28分，站在艇首前的王景春突然报告：“右前方发现灯光！”大家按照他手指的方向凝神一看，果然在右前方有一闪一闪的灯光出现。这时，在海图室作业的葛绵锦也报告，在左弦45度处发现敌舰。

“加速前进！”编队指挥员兴奋地下达了命令。鱼雷艇怒吼着在海浪里穿过。不一会儿，敌舰在月光下呈现到指战员的视野中。有个同志突然惊喜地大声说：“‘太’字号！是敌人的‘太’字号军舰！我们逮着大家伙啦！”

国民党“太”字号军舰是美制护航驱逐舰，标准排水量为1520吨，设计航速为21.5节，有官兵220名。它的火力配备也比较强，武备包括50倍口径76毫米火炮4门，40毫米高射机关炮4门，20毫米高射机关炮10门，K炮4座，攻潜炮一组，深水炸弹轨2组，还有两组48发火箭炮。如果能把它干掉，的确是件又过瘾又解气的事儿。

朱洪禧高兴地把望远镜交给副队长，“没错，就是‘太’字号。你也看看。“是它！哈哈，可逮着大鱼了！”副队长高兴了。“通信兵，向岸上指挥所报告发现敌舰！”接着，他又拿起无线电，“全队注意，向左展开，准备战斗！”

“按第一作战方案，开始攻击。”岸上指挥所下达了攻击命令。担任主攻的一五五、一五六艇隐蔽接近敌舰，一五七、一五八艇担任阻击，高速向敌舰身后迂回。一场激烈的海战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1时35分，敌舰依旧茫然不知地前进，根本不知道已经被我鱼雷艇编队咬住。当我艇距敌舰只有10链，在敌舷角120度的时候，铁江海副中队长命令各艇施放鱼雷。随着艇长一声口令，一五五艇艇身猛地一震，两条鱼雷呼啸而出。鱼雷攻击以后，一五五艇马上灵活地转了一个弯，退出了发射位置。接着，一五七艇以距敌5链提前角5度发射鱼雷，一五六、一五八艇以距敌5链提前角10度先后发射鱼雷。各艇发射后立即撤出战斗。

我艇转向后，看到敌舰驾驶台前升起了一股又高又黑的浓烟。“打中了！打中了！”大家欢呼跳跃，相互拥抱庆贺，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直到这时，敌人才像从梦中惊醒过来一样，但仍然以为是被飞机打中了，一个劲向空中乱放炮。

鱼雷艇编队马上向岸上指挥所报告：“命中敌舰，我艇队无一伤亡。”敌舰被我击伤后，丧失了机动能力，在海面上漂泊了近两个小时，舰尾翘起，舰首低着头沉在水里，随着潮水慢慢向西漂去。3时30分左右，敌人才派出扫雷舰、护卫舰和护卫艇各一艘前来救援。1个小时以后，这3艘舰艇靠上了被击中的“太平”号，其中1艘护卫舰慌忙系上缆绳，拖着“太平”号就往回走。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火红的太阳从海天相连处冉冉升起，朝霞的光辉把大海涂得火红，也把战士们兴奋的脸庞映照得英姿焕发。这时，国民党军舰“太平”号的字样也在阳光下显露出来。它被拖带着越走越慢。

7时15分，“太平”号军舰急剧下沉，那艘拖带的护卫舰见势不妙，马上把拖带缆砍断。顿时“太平”号舰尾高高翘了起来，头深深栽到海里，海水慢慢浸过驾驶台，漫上舰桥。7时45分，连它那高高的桅杆也沉到了海底。

“太平”舰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海战中被击沉的第一艘驱逐舰以上之战斗舰艇，亦为世界战史上第一艘被鱼雷快艇击沉之主力舰只。

渔山列岛海战,是新中国人民海军鱼雷艇部队首战，消耗鱼雷8条，击沉护航驱逐舰1艘，击毙中校副舰长宋季晃中校以下官兵29人，伤敌37人，上校舰长唐廷襄以下145人逃生，人民海军无一伤亡。渔山列岛海战后,国民党海军再次缩减巡逻范围，只以小型炮舰及扫雷舰巡逻于大陈到一江山之间，主力舰只都龟缩到大陈附近及东南海面。

作者@辉心之旅

我以我文写众生，且吟且唱且前行！

感恩遇见！感谢有你！

海上轻骑兵首获战果

原文：击沉太平号，海上轻骑兵首获战果，有教训更有遗憾

太平”号驱逐舰，原名"戴克尔"号，属于美国“艾瓦兹”级护航驱逐舰。二战后，国民党海军接收“戴克尔”号后，将其改名为“太平”号。不久，国民党海军又接收了几艘同级舰，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太康号，太和号，太仓号，由于舰名当中都含有一个“太”字，这批军舰就被称为太字号，后来它们成为50年代台湾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只。“太平号”驱逐舰更是当时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之一,凭借其在技术和装备上的相对优势,经常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带游弋。

1954年底，解放军准备向盘踞在浙东沿海的大陈列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虽然解放军的空军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已经羽翼渐丰，逐渐夺取了浙东沿海的制空权。而此时，解放军海军还比较弱小，战舰基本都很老旧，战斗力有限。迫切需要在浙东沿海给予国民党海军以重创，以夺取大陈列岛附近海域的制海权，为日后登陆大陈列岛提供保障。

当时的情况，打击国民党海军的重任就落到了新组建的解放军海军的鱼雷快艇部队身上。由于，鱼雷快艇具有攻击力强、速度快、机动灵活的特点，被称为“海上轻骑兵”。但是，当时解放军的鱼雷快艇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海港。可是，如果从海上南下驰援浙东沿海必然被国民党军队侦察到。

为了将鱼雷快艇隐蔽部署到浙东沿海，解放军采取了“瞒天过海”的策略。毕竟，当时解放军装备这种鱼雷快艇只有20吨的排水量，也就是说一艘鱼雷快艇的总重量只有20吨，比很多坦克的重量都要轻。于是，解放军通过铁路运输从青岛将六艘鱼雷快艇隐蔽调派到浙东沿海前线，在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完成部署，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

1954年10月31日夜，大陈列岛上的国民党海军雷达观测站的雷达兵在荧光屏上发现了六个小亮点，只见这群小亮点围着高岛锚地海域绕了一圈便全都按原路返回了。国民党军队雷达兵根据经验判定，这是一支解放军护卫舰编队的例行巡航。

岂不知，在这一常规巡航里面暗藏玄机。解放军再次施展“瞒天过海”的策略。在这只舰队中，每艘护卫舰的舷侧都拖带着一艘鱼雷艇。由于护卫舰的体积大大超过鱼雷艇，而且编队航向正好垂直于对方的观测站，因此对方雷达只能发现一个小白点并错误地认为只是一艘护卫舰。

利用高岛地形的遮蔽，在围着高岛转圈时，护卫舰编队像母鸡下蛋一样迅速将一艘艘鱼雷艇放下后隐蔽在了高岛埋伏下来。尔后护卫舰继续前进。因此在敌人的雷达看来，所有舰只全部返回了基地。就这样，解放军海军的六艘鱼雷快艇就在敌人的鼻子尖下埋伏了起来。

艰苦待机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1954年11月15日凌晨， “太平”号驱逐舰驶入高岛附近海域，隐蔽在高岛的四艘鱼雷快艇如一支支离弦之箭扑向“太平”号。在夜幕与大风的掩护下迅速地接近目标。4艘鱼雷艇相继射出了8条鱼雷。随着一声巨响，一枚鱼雷准确命中目标，“太平”号驱逐舰的右舷舰首被撕开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大洞，海水开始大量涌入，“太平”号主机受损，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至当天早上8点左右，“太平”驱逐舰沉入大海。

随着“太平”号被击沉，本就士气低落的国民党海军再也不敢派出舰艇进入大陈列岛附近海域，从而为解放军1955年1月发动解放大陈列岛的一江山岛战役扫清了障碍。同时，击沉“太平”驱逐舰也成为年轻的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部队在实战中获得的首个战果。

当然，解放军海军的鱼雷快艇部队还是一直年轻的队伍，实战中获得战果固然可喜，同时也有一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比如在高岛隐蔽待机的时候，由于对于当地海浪潮汐的规律了解不足，导致隐蔽的六艘鱼雷快艇之中有两艘搁浅，当战机出现时，只能有四艘鱼雷快艇出击，减少了进攻的力量。还有，攻击得手之后撤离战场的时候，机械照搬苏军作战条例，释放烟幕，反而在夜间暴露了目标，遭到了对手的炮击。这些经验教训也成为了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的宝贵财富。

被击沉的“太平”号驱逐舰也是充满了遗憾。因为，这艘军舰曾经可以以另外一种姿态留在历史之中，但真正的历史却没有如果。

1946年底，“太平”号驱逐舰和“中业”号坦克登陆舰远航南海，收复二战中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并在南沙群岛最大的天然岛屿~鸟屿上建立中国政府界碑和中国政府收复南沙群岛的纪念碑。为纪念“太平”号驱逐舰收复该岛的行动，该岛更名为太平岛。时至今日，太平岛仍在中国台湾军队的控制之下，其上所立的中国政府界碑和中国政府收复南沙群岛的纪念碑成为证明中国对于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的重要历史证据。

如果此时的“太平”号驱逐舰能够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它在历史中的背影或许会很完美。但是，历史真的不能假设。1949年10月，“太平”号驱逐舰参加了金门战役，！最后，他作为新中国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的首个战果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之中！

头门山海战英雄艇

这艘炮艇原为国民党海军抗战胜利后接收的日本中型炮艇。1949年4月23日，包括该艇在内的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25艘舰艇于南京长江江面起义，此后该艇编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命名为414号。

自编入人民海军后，该艇屡建战功。1950年7月10日，该艇在浙江披山海战中，先用艇艏撞伤敌大型木壳炮艇“新宝顺”号，然后将其击沉。1951年6月23日夜，该艇在承担护渔护航任务中，在浙江头门山附近海域于敌船遭遇。战斗中，414号艇单艇冲入敌群，与4艘敌船激战，全艇人员英勇顽强，灵活机动，打乱了敌船的队形，在兄弟艇的配合下，击沉、击伤敌机帆船各一艘，保护了我900多搜渔船和3艘货船的安全。战后，该艇被华东军区海军授予“头门山海战英雄艇”光荣称号。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艇长：17米
• 艇宽：3.8米
• 航速：11节
• 排水量：25吨
• 吃水：1.2米
• 武器装备：25毫米机关炮1门，7.7毫米机枪1挺

军史文物｜头门山海战英雄艇

原文：军史文物｜头门山海战英雄艇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为数不多的舰艇中，有一艘功勋卓著的中型炮艇414艇——“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这艘炮艇曾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也见证了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南京笆斗山起义的光荣时刻，更是人民海军创建初期不畏牺牲保卫海疆的功勋。

抗战时期，日本海军针对我国南方水网密集的特点，研发了一款中小型内河炮艇，称为内火艇（炮艇型），该艇总计建造77艘，其中的大部分部署在我国南方地区。因为其排水量25吨多，国内称为日制25吨型炮艇。该型艇吃水较浅、机动灵活，适合江河湖泊行驶，也能在近海风浪较小的区域行驶。采用平甲板艇型，驾驶室为装甲半埋式结构，艇上部配有机枪和迫击炮，艇体的后半段为载员舱，可搭载约两个班的陆战队人员，主要用于水网密布地区小规模的快速登陆或对地火力支援作战。

该艇长18米、宽3.5米，动力为300马力双柴油机，最高航速11节，最大吃水深度1.2米。艇首配备迫击炮一门，驾驶舱顶部靠后位置装备九三式13毫米单/双联机枪一挺，乘员舱上方配备三式重机枪一挺。

日本战败投降后，其在中国境内残存的25吨型炮艇被国民党海军接收。1948年9月，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同解放军方面建立起秘密联系，下定了起义的决心。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华东海军成立的当天，林遵率领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30艘舰艇、海军官兵1271人，在南京笆斗山长江江面光荣起义，被毛泽东、朱德称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头门山海战英雄艇”便是参加这次起义的一艘炮艇。

新中国成立后，该型炮艇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批炮艇部队的主力，被赋予近海保卫任务，并参加了一些海上作战。该艇原隶属于华东海军温台巡防大队，曾在披山、檀头山、东矶列岛等浙东沿海剿匪作战中屡建功勋。

1950年7月11日，华东军区以414艇在内的该型炮艇4艘、登陆艇2艘及装载陆军2个步兵营的机帆船30余艘组成登陆输送队突袭披山岛。12日拂晓到达披山岛海域后，炮艇即向停泊在该岛锚地内的国民党军艇船发起突然袭击，多艘国民党军艇船仓皇逃出锚地。护航艇队以3艘炮艇进行追击，并集中火力攻击其“精忠1号”炮艇，迫使该艇投降。另1艘炮艇将国民党军“新宝顺”号炮艇堵在锚地内，向其猛烈射击，后开足马力猛撞其尾部，致使该艇后舱进水。随后，2艘增援炮艇接舷近战，跳上该船使用炸药包和手榴弹将其炸沉。披山海战，以小艇撞大舰、跳帮作战等海上拼刺刀战法，表现出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为以后的海陆协同作战积累了不少经验。

此时，这些为数不多的炮艇经过十多年服役，许多艇况已不是很好，这次又暴露出在海战中原有武器装备火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海军对武器装备进行了适当升级改装，部分在驾驶舱顶部换装了一门九六式25毫米机炮或者72K型25毫米机炮。

1951年6月23日，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3艘运粮船由坡坝港驶往海门，另有900多艘渔船由石浦返回台州，请求人民解放军海军进行护航。当时，浙江沿海这一带经常遭遇海匪和国民党海军的袭击与骚扰。为防止敌舰截击商船，保护海上交通和渔民生产，华东军区海军舟山基地决定派出温台巡防大队的炮艇分队在海匪可能袭扰的南、北泽岛海面地区设伏。

6月24日凌晨，4艘炮艇（411、413、414、416）由石浦港起航，天亮时达到设伏海域，但海上雨雾弥漫，只能靠听觉辨别。忽然，战士们听到西南头门山方向海上有枪声，立即高速出航。指导员陈立富率414艇一马当先，途中因为发现可疑敌情，416艇离队前往检查，411、413两艇又出现机器故障掉队，只剩下414艇继续朝枪声密集的方向驶去。414艇到达白沙山岛以东海面，看到海匪配有火炮和机枪的4艘大型机帆船，其中1艘三桅大机帆船拦头截住了3艘运粮船的去路。其余3艘正把运粮船压向岛岸，准备抢劫。414艇毫不犹豫地选择战斗，首先击伤其中一艘大型机帆船，救出了被围困的运粮船。敌船见势不妙掉头向头门山岛方向逃窜，414艇不顾敌船火力威胁紧追不放。当海匪船驶到头门山附近海域时，以为可以获得岛上国民党军的火力支援，便掉过头来反击。

414艇毫不示弱，冲到距离海匪船100米左右的地方，独自向一艘三桅大机帆船猛烈射击。战斗中414艇机枪发生故障，敌船乘机反击，1发炮弹击中414艇艇尾油桶，后甲板燃起大火，艇上5人负伤，枪炮兵王维福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随后416艇很快跟上，411、413两艇排除故障也赶到，4艇会合共同打击敌船，于一江山岛以南将1艘双桅机帆船击沉，其余敌船见势不妙慌忙向一江山岛、大陈岛方向逃去。此次我海军炮艇部队果断追击，击沉敌大机帆船1艘，击伤3艘，击毙海匪30多人，掩护了3艘运粮船安全通过和900多艘渔船生产。

在这次头门山海战中，414艇深入敌群，孤艇作战，战绩突出，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传为佳话，被华东军区海军命名为“头门山海战英雄艇”，指导员陈立富和枪炮兵王维福获得“战斗英雄”称号。1952年后，国产52甲型炮艇量产服役，该型炮艇陆续退役，414艇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决死一战，守护航道

原文：英雄炮艇414艇：决死一战，守护航道

在1951年的一个宁静清晨，中国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的414艇，成为了英雄的代名词。这艘小而坚韧的炮艇，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决死之战，捍卫了三门湾航道的安全。

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的国民党势力企图干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交通要道，其中包括三门湾航道。这条狭长弯曲的航道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但它被国民党部队切断，导致交通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护航一支庞大的船队通过这危险的水域。

任务的复杂性在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庞大的舰队与解放军的小炮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414艇和其它几艘炮艇必须巧妙地绕至南泽和北泽附近，埋伏等待时机。这个计划的成功关键在于出其不意，为船队创造一个机会，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任务。

于是，414艇、411艇、413艇和416艇在1951年6月23日下午，降下国旗，伪装成普通的渔船，等待护航任务开始。船队启程后，他们迅速前进，以伪装掩护船队的运动。然而，当远处传来枪炮声时，他们明白船队可能遭遇了敌人，不得不加速前进。

突然，414艇遭遇了浓雾，其它几艘炮艇也相继发生故障。此时，414艇成为唯一前进的炮艇，迷雾中前进着，直到意外地闯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个时刻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韧和智慧。陈立富指挥下的414艇，面对四艘庞大的敌船，只有12名官兵，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但他们不犹豫，立刻采取了行动，展开了决死反击。

陈立富的智谋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迅速发出信号，让敌人误以为414艇是“自己人”，从而停止了对船队的进攻。然后，414艇开火，迅速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迫使他们掉头逃离。

但这只是战斗的开始。敌人很快分成两队，从左右两侧发起进攻，头门山岛上的敌人也加入了战局。414艇被包围，但陈立富和他的战士们不屈不挠，英勇反击。

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最终让中国的货船安全通过了三门湾航道。但414艇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继续与敌人周旋。他们的坚韧和勇气，让人肃然起敬。

414艇的故事，是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典范。他们的无畏和智慧，捍卫了国家的利益，确保了重要的航道畅通无阻。这个故事应该永远被铭记，让我们怀念那些英勇的海军官兵，他们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捍卫了国土和人民的安全。

在今天，我们可以从414艇的故事中汲取坚韧和智慧的力量，继续捍卫和发展我们的国家。这个故事是中国军人的荣耀，也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414艇，永远的英雄！

在上文所述的英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414艇和其它几艘炮艇官兵的非凡勇气和坚韧，他们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地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这个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韧和智慧，以及在面临危机时的英勇无畏。

首先，414艇的指挥员陈立富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非常出色的领导能力。他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决策，通过伪装和愚弄敌人，制造了出其不意的机会，让414艇能够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冷静和智慧在战场上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挽救了船队，也挽救了炮艇和船员的生命。

其次，414艇的官兵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坚定。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他们的表现证明，中国军人在危机时刻能够克服困难，决心维护国家的利益。这种勇气和坚韧是中国军队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原因之一。

这个故事还凸显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尽管414艇只有12名官兵，面对数百名敌人，但他们紧密协作，相互支持，取得了胜利。这个团队精神不仅是414艇的成功关键，也是中国军队整体实力的象征。

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时刻准备应对不测事件的重要性。414艇本来是执行护航任务，但意外情况的发生迫使他们迅速转变为攻击角色。这表明，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中国军队必须具备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迅速应对各种挑战。

最重要的是，414艇的故事是中国军队的荣耀，也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这个故事不仅弘扬了中国军队的传统，也激励了年轻一代，鼓舞他们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努力奋斗。

最后，这个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它提醒我们珍惜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也让我们铭记那些为此英勇献身的军人。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和尊敬那些无论在何时都愿意冒生命危险，捍卫国家的英雄们。

总而言之，414艇的英雄故事是中国军队坚韧和智慧的杰出体现，它激发了我们的爱国情感，让我们铭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无私付出的英雄。这个故事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军队的荣耀。愿我们继续传承和发扬这种英雄精神，为国家的繁荣和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414艇，永远的英雄！

开国少将林遵

林遵（1905年8月—1979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福建省福州市人。1949年4月率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国民党海军枪炮员，国民党福州海军学校（马尾海校）队长，“宁海”舰航海官，“自强”舰副舰长，国民党政府赴英国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团海军副武官，国民党海军“永绥”舰代理副舰长，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大队长，国防部研究院海军研究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海军参谋，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国民党海军驻美国舰队指挥官，国民党海军进驻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舰队指挥官，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系副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7月16日，林遵同志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5年8月，林遵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一个海军世家，原名林准，字尊之。父亲林朝曦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届鱼雷班，曾任烟台海军学堂教习、烟台海军学校教官、南京海军雷电学校教官、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学监，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舅父也在海军供职。此外，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号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林则徐从弟曾孙）。正是受到祖辈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林遵从小就树立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对海军情有独钟。他先在私塾读书，12岁进福州西城小学，毕业后入格致中学学习。

1922年，林朝曦奉调出任南京海军雷电学校学监，林遵也随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读书。

1924年，林遵以优异成绩考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

1926年，在校期间，林遵与中共党员郭寿生相识。郭创办中共外围组织“新海军社”，主编《新海军》月刊，林遵是“新海军社”的成员，《新海军》月刊的热心读者。为响应北伐，他们在校内宣传革命，抨击军阀。

1928年，山东军阀张宗昌怀疑该校师生暗通南方国民革命政府，恼羞成怒，下令逮捕学生，封闭学校。北京政府交通部把烟台海校学生转送到福建马尾海校。林遵等尚未毕业的第18期（也是最后一期）学生随校并入福州马尾海校续完学业，并于当年分配到南京鱼雷枪炮训练班见习。

1929年7月，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决定派遣首批学员赴英留学。林遵经海军部政务次长陈绍宽亲自考核，得以入选。同年11月5日，林遵自上海启程辗转赴英。留英期间，林遵等虽饱受歧视，但为“师夷长技”以卫海疆，仍忍辱负重，发愤苦读。他们先后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和朴茨茅斯海军专科学校修完了枪炮、水中武器、通信和航海等各专业。

1934年8月，林遵学习期满回国，先后在“宁海”舰、“海容”舰当枪炮员、航海官，不到半年，被调到福州马尾海校当队长。不久，林遵又调任“自强舰”副长。

1937年3月，时任“自强”舰副长的林遵被召到海军部，他将以海军上尉武官的身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海军部长陈绍宽的随员，参加“赴英祝贺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团”赴英。5月下旬，林遵在伦敦又接新令：去德国接收订购的6艘潜艇和1艘潜艇母舰，并负责管理在那里学习潜艇技术的10名学生。

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德、日加紧勾结，一拖再拖交船时间，以至于毁约。接艇无望，国内又烽火遍燃，林遵等人忍无可忍，再三请求回国参战。

1939年5月，林遵愤而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任国民党海军“永绥”军舰代理副舰长。

1940年，国民海军实行分段封锁布雷，林遵任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少校大队长，在长江中游的贵池县一带活动。1月20日，林遵指挥部队在两河口江面布下15具漂雷，炸沉日军一艘大型运输船和一艘汽艇，受到上级嘉奖。11月，林遵又率领队员27人在贵池、西河口、黄石矶冒险布雷，击沉敌舰1艘、汽船4艘、大火轮1艘。为此，林遵先后获甲种乙等陆海空军奖章、甲种二等光华奖章和陆海军甲种一等奖。林遵和他的布雷大队屡屡给日军沉重的打击。日军贴出布告，宣称捉到姓林的队长将给以重奖。

1941年9月，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切断日军长江水道补给线，林遵亲率30余名布雷官兵，冒险深入敌后贵池地区。因日军沿江搜缴民船，一时找不到船只布设水雷。林遵便带头跳入江中，将水雷且推且泅，奋力布放到中流。当他们泅水返回时，被日军包围在江边一块狭小地域内，形势危急。在敌人狙击下，布雷队伤亡3人，余者急泅返秋浦河南岸，随即又被冲散。林遵和几名队员潜入茂密的玉米地才躲过了搜捕。10月5日，林遵等人由营救部队接应、当地群众掩护乘隙脱险归队。才脱虎口，林遵便又率领部下投入到紧张的布雷战斗中，在贵池、铜陵、大通江面重新布设水雷，炸沉了5艘日军舰船。据统计，仅林遵所在的第二布雷游击总队在5年多时间里，转战于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共布放水雷1370具，炸沉日军大小军舰、运输舰等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毙伤敌5000余人。海军开展的机动灵活的布雷游击战，使日军在占领宜昌数年间不能溯江而上进犯四川。林遵因功擢升海军上校。

1942年2月，林遵通过同学林祥光介绍，到重庆国防部研究院学习军事科学。

1944年，林遵毕业，被分配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任海军参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林遵受命为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上校副武官，同时被临时调任国民党海军驻美国舰队指挥官，负责率领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进行战术科目训练的八艘军舰的一千名中国海军官兵回国。这8艘军舰是：各1400吨左右的护航驱逐舰“太康”和“太平”号；各约800吨的猎潜艇“永春”、“永兴”号；扫雷舰“永顺”、“永宁”、“永定”、“永胜”号；还有1艘1400吨的“峨眉”号运输舰。由中国的海军军官指挥一支舰队横渡太平洋，在旧中国海军史上还是第一次。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林遵率队顺利回国后，这支舰队就被解体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电令：“峨眉号”驶往青岛，另有八舰直接到南京，接受打内战的任务。抗战胜利后，侵占西沙、南沙群岛的日军撤到海南榆林港向中国军队投降。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先后被法国、日本侵占了几十年，日本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和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的《日本投降书》的有关条款，由中国政府派遣海军舰队与行政长官前往接收。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国民党政府在收复台湾后，决定收复南海诸岛主权，派舰队到西沙、南沙群岛勘界立碑，并留兵驻守。同时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内务部、海军总司令部、联勤总部等部门派员，随舰队前往接收。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第二署海事处负责筹办进驻西沙、南沙群岛事宜，最终确定由驱逐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中业”号和“中建”号、扫雷舰“永兴”号组成“前进”舰队，执行此项任务。经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提名，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的林遵担任舰队指挥官。

1946年7月，林遵任国民党海军进驻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舰队指挥官。

1946年10月上旬，负责收复南沙诸岛主权的“前进”舰队在上海高昌庙海军基地成立。摆在舰队指挥官林遵、舰队副指挥官姚汝钰上校、参谋长彭兆荃上校面前的主要有四大难题。一是缺少航海资料，时任“太平”舰少校副舰长的何炳材回忆：“当时西沙群岛的航海资料和航法可在航路指南查到，但南沙群岛的航海资料和航法，不论中外航路指南均无阐述，只说这是‘危险地带’。”更危险的是，南沙海区没有灯塔或任何航标，海面上常有二战时遗留的漂雷出现。二是航行海域气候恶劣，西沙、南沙海域春季风力一般在4、5级，夏、秋季多雨多台风，而冬季多强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三是气象预报不准，当时，在抗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南海气象站尚未恢复，无法给舰队提供及时可靠的气象预报。四是航行途中缺少避风锚地，虽说西沙群岛的锚地尚可，但南沙群岛底质多为碎石、沙子和珊瑚，容易走锚。在此情况下，前往南海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舰队中不少官兵顾虑重重。林遵坚持认为：收复南海主权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唯有克服困难，争取在限期内完成任务。经研究，林遵决定将舰队兵分两路，由他亲率“太平”舰和“中业”舰两舰进驻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长岛，舰队副总指挥姚汝钰率“中建”舰和“兴业”舰两舰进驻西沙群岛的最大岛屿——林岛。舰队除携带长途航行所需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和南海地理、气象资料外，还准备了派驻岛上的卫戍兵力及其生活必需品，包括一个连官兵居住的活动房屋，以及计划在岛上繁殖的猪、牛、羊等牲畜和蔬菜种子等。为防止途中意外事件发生，林遵特意下令各舰备足枪炮弹药，增设高射机枪，并在吴淞口海面进行了一次演习。10月26日，舰队在上海集中，29日由吴淞口起航，经舟山群岛、珠江口直驶虎门。

1946年11月8日，舰队由虎门驶进海南岛的榆林港。林遵一面命令各舰补充淡水食物，一面寻觅当地熟悉海情的渔民了解西沙、南沙群岛的详细情况。10日，随着林遵的一声令下，舰队起锚出海。不料，刚驶出港口10多海里，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小山似的巨浪把舰艇一会儿抛上浪头，一会儿又狠狠地摔进低谷。惊涛骇浪中，“中业”和“中建”两舰横摇至30度，大有倾覆之险。雪上加霜的是，舰队旗舰——排水量1430吨的太平舰发动机出现故障，难以远航。出于安全考虑，林遵下令舰队返航，等待天气转好。几天后，大海恢复了平静，碧空万里如洗，舰队再次起航。当地人有个形象的比喻：南海就像泼辣妇人的脸，说翻就翻，毫不留情。果然，老天爷似乎有意要考验前进舰队官兵的意志，狂风骤起。顿时海面上巨浪汹涌，波涛翻滚。舰队与狂风恶浪整整搏斗了一天，行进近百海里。这时，黑压压云层笼罩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富有航海经验的林遵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台风的前兆，如果继续前行，可能舰毁人亡。于是果断下令返航，至次日凌晨安全返回榆林港。两次无功而返并没有动摇林遵收复南海主权的决心。为稳妥起见，林遵命令姚汝钰率“永兴”和“中建”两舰于11月23日趁风浪稍减之机，先行出航，于次日凌晨抵达林岛。官兵们登岛后，发现原有建筑尽被破坏，即搭建营房，构筑工事，修建炮位，竖起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正面刻有“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君然立”，背面刻有“卫我南疆”4个字。同时将岛名按所乘军舰名改为永兴岛，另一个大岛屿命名为中建岛，以示纪念。随后，“永兴”和“中建”两舰又完成了西沙群岛地图测绘工作。至此，收复西沙群岛的任务初告成功。两年后，参与首次登岛行动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海事处上尉参谋张君然再次奉命登上永兴岛，担任西沙管理处少校主任，重立“南海屏障”碑。如今，此碑仍立于永兴岛上，向后人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时光荏苒，40多年后，199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永兴岛西沙军港立起一座20余米高的大理石碑。朝海方向为一幅巨大的《中国南海诸岛图》，朝岛方向刻有“中国南海诸岛工程纪念碑”，上书：“南海诸岛沧桑千年，炎黄子孙创业今朝，今于永兴岛立碑铭志，以昭千秋。”

1946年12月9日，天朗气清，风平浪静，正是出海远航的最佳时机，林遵第三次下达了出航指令，目标直指长岛。是日晨8时，舰队满载国人的期待，缓缓驶离榆林港。这次航行格外顺利。12日11时左右，“中业”和“太平”两舰先后在长岛西南岸外下锚。上岛后，林遵、李敦谦及政府接收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进驻仪式，并拍照留念，宣布将长岛按所乘军舰名改称太平岛，南沙群岛第二大自然岛被命名为中业岛。官兵们发现岛上西南部有座日军修建的纪念石碑，上方绘着太阳旗，下方刻有“大日本帝国”。林遵立即下令将侵略者宣扬战功的石碑毁掉，在原址上筑起一块高约1米的水泥石碑。正面刻有“太平岛”3个字，背面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左右两面分刻“太平舰到此”和“中业舰到此”。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受国民党政府委托，随舰队参加了这次行动，负责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分，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工作。根据实地测绘结果，郑资约绘制完成了“国民政府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图、石岛图及南海诸岛新改名及旧名称对照表”，后编入《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一书，由上海商务书局正式出版。书中在中国南海地图上画出一条“U”形段线，以标明中国南海疆界。15日，林遵率舰队官兵和政府代表，与驻岛官兵依依话别后，离开太平岛，先后巡视了南沙群岛北部的南钥岛、中业岛、双子岛等岛屿，然后返航驶回榆林港。就这样，南海主权收复与进驻任务宣告顺利完成。曾被法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的南海诸岛，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际社会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都不持异议。中国军队甚至是坐着美国的军舰收复南海一些岛礁的。按照一般常理，林遵应该受到重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把海军总司令部撤消，成立了“海军指挥部”，由陈诚兼任主任，逼海军元老陈绍宽下台。不久，又恢复“海军总司令部”， 由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桂永清当上了海军总司令。林遵是陈绍宽的部下，属被排挤的“马尾系”，只给他安排了个有职无权的海军点验委员会副主任。

1948年2月，林遵突然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驻防长江地区。林遵知道这是让他率队配合国民党陆军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此时，第二舰队只有3艘护航驱逐舰，3艘炮舰及2个炮艇队，都是些破旧的小舰只。其中，“ 永绥”舰还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座舰。这明明是桂永清为了保存实力，舍不得把较好的主要舰艇部署在长江，准备随时逃往台湾，而要第二舰队在长江一线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内战、当炮灰。林遵对何去何从感到进退两难。林遵正在郁闷之际，同乡兼地下工作者吴石来访。吴石对林遵推心置腹，两人秉烛夜谈一直到天亮。吴石为林遵认真分析当前局势，并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其考虑。下策是替蒋介石卖命，图个加官进爵、荣华富贵；中策是学晚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保持中立，告老还乡；上策则是率领舰队起义干革命。听了吴石的“三策之论”，林遵心中渐渐明朗。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同志早就想到时任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是突破长江天堑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在解放军渡江前夕能争取林遵起义，既可瓦解国民党长江防线中的水上“钢铁堡垒”，加速渡江战役的胜利进程，又可为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海军创造条件。为此，毛泽东特地致电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吴克坚选派得力干部去与林遵接洽。为了策动舰队起义，党中央通知上海地下党，设法通过郭寿生（林遵曾经的海军同乡同学）同林遵取得联系。从1948年开始，到1949年4月23日起义为止，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第三野战军策划第二舰队起义，执行策反任务的林亨元、郭寿生、孙克骥等人，曾先后近10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驻地镇江，会见林遵。林遵会见中共策反人员都是以游览金山寺为掩护，边游览，边密谈。随着游览次数的增加，谈的内容也逐渐深入而具体。为使起义顺利进行，林遵做了精心的准备。首先在一些中级军官中物色了阙晓钟、欧阳晋、戴熙愉、王熙华等人做助手。这些人有的是林遵的军校同学，有的在抗战时期曾共御外侮，有的则参加了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远航，彼此间交谊很深，都赞同林遵的选择，并协助林遵做其他军官的工作。随后，林遵重新制定了《海军实力部署方案》，以集中力量、重点防守为借口，将所属舰艇相对集中在几个港口。这样既便于舰队一起举事起义，同时只要解放军避开这几个港口，就可顺利渡江。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在邓兆祥（1955年少将）舰长率领下于上海吴淞口起义。林遵得到鼓舞和推动，即派亲信参谋欧阳晋去找郭寿生，进一步商量起义的具体事项。中共中央社会部通知第三野战军速与联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原苏北兵团副政委吉洛（姬鹏飞），在淮安召见时任第三十一旅政治委员孙克骥（1955年少将），对执行这一任务作了明确交待。孙克骥也是福建人，同乡关系好做工作。在抗日战争以前，孙克骥在白区工作过，有白区工作经验，也有部队工作经验，在军事、政治上都能拿得起来。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接着桂永清命令林遵的第二舰队全部集中南京江面，并要林遵23日拂晓前到海军总司令部报到，接受新任务。林遵犹豫不决，考虑再三，还是去好。他不计个人安危说：“万一我回不来，就由戴参谋长代理我指挥，起义的计划不能改变！”当晚，林遵率领第二舰队各舰艇到南京笆斗山江面锚泊待命，自己登岸到总司令部去。桂永清见林遵来很高兴，拉着手就说：“总部决定，凡停在南京江面的舰艇，全部都交给你指挥，驶往上海。路遥知马力，国难见忠臣，这是党国和蒋总裁对你的信任和重视。”林遵故意面有难色说：“此事关系重大，我恐难承担，恭请总座坐镇指挥，我当全力效命。”桂永清鼓励他好好干，即使最后只剩下一艘军舰，也要为你请功，呈请任命你为海军副总司令，并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林遵装作勉为其难的样子，只得回到舰队。林遵既回，立即发信号，通知各舰舰长和炮艇艇长马上到旗舰开紧急会议，传达总部的命令后又说：“我不能盲目听命而置大家于不顾，我当听取大家意见，再作最后决定。”很快，分成了两派，有人主张起义，有人反对。林遵见时机成熟，胸有成竹说：“现在以无记名投票形式决定是否起义？”结果参加投票的16人中8人赞成起义，2票反对，5票弃权。于是，林遵郑重宣布：“第二舰队决定全体起义！”又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4月23日，林遵率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舰艇30艘、官兵1271人，于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1949年4月23日））。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起国民党海军集群起义，参加起义的计有“永绥”、“楚同”、“惠安”、“江犀”、“吉安”、“美盛”、“联光”、“安东”、“太原”等军舰和16艘炮艇。。当天，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成立，这一日也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联络部部长张普生拉着林遵的手高兴地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第三野战军首长欢迎你们，并祝贺你们起义成功。”国民党获悉，马上派6架飞机，对着舰艇狂轰滥炸。林遵指挥各舰反击。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通知各舰舍舰保人，让起义官兵全部离舰上岸，安全转移。4月30日，由林遵领衔以及参加起义的舰（艇）长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5月1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题为《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致林遵等人的复电，鼓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复电中，毛主席称赞这次起义是“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5月，林遵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林遵所率的起义舰艇和官兵成为建设人民海军的重要力量。

建国之后

1949年9月27日，林遵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特邀代表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

1951年1月，林遵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后任海军系副主任。

1955年9月，林遵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林遵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副院长，并由刘伯承元帅推荐，参加《辞海》军事条目的编审工作，为培养合格海军人才作出重大贡献。

1972年4月，林遵因患鼻咽癌，先后在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治疗休养，1974年病愈。

1975年5月，林遵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马龙）。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努力发挥着“老海军”的优势，为培养海军高级指挥军官，为中国海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全力倾注着自己的心血。但是在特殊时代，有着特殊背景的林遵的入党问题一次次被耽搁下来。病中的林遵一直为自己多次申请入党未获批准而心力焦灼，他对前来探望他的海军首长不断重复着自己的愿望。

1977年6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诞辰56周年前夕，林遵将军在病榻上忍受着鼻咽癌术后化疗的疼痛折磨，再一次提笔给海军领导和党委写信，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十六年来的成就感到欣慰与鼓舞。老将军激动的写到，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前景正呈现在眼前，建成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前景正呈现在眼前，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前景也呈现在眼前”，他希望通过海军党委转达向党中央最崇高的致意和对党56岁生日最热烈的祝贺。林遵在信中写到“我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后，受到党的关怀、信任、重视和培养，政治思想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世界观逐步得到改造。我深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的起义是党指引的，我能获得新生，能够有今天，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曾数次写信给海军首长和海军党委，提出入党要求。1975年10月，党终于同意了我的申请，允许我填写入党志愿书，但迄今尚未批下。我再次请求海军党委将我的入党问题提上日程，使我在有生之年能够更好的为党、为人民、为人民海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时任海军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很快对林遵的信作出“建议提交常委讨论决定”的批示。8月16日，海军党委正式批复东海舰队党委“海军党委常委一致同意林遵同志入党，其党龄从1977年8月12日算起”。此后，林遵任东海舰队党委委员。

林遵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7月16日，林遵因鼻咽癌复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遵照林遵生前的遗言：“我一生爱海军，爱海洋，又是东海舰队的副司令，坦骨东海，正是死得其所。”骨灰撒在东海里。林遵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轶事

张爱萍一请林遵

起义初期，林遵不愿意与华东海军合作，工作很难开展。张爱萍于是决定亲赴南京面见林遵。张爱萍到南京后的当天下午，便去拜会了林遵，首先称赞他率部起义的壮举，代表华东海军向他表示欢迎，接着向他介绍了筹建华东海军的情况和打算。面对热情洋溢的张爱萍，林遵只是礼节性地应付着。张爱萍没有理会他的不恭，仍然态度非常诚恳、谦虚地向他请教建立人民海军的事情。可林遵淡淡地说：“建海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们陆军只要会放枪就行，不需要多少文化。可是海军就不同了，没有文化是不可能当海军的，一般士兵都要求初高中以上文化，军官则要求更高学历。按照解放军的目前水平，恐怕连军舰都开不动。”张爱萍没有因此而生气，和颜悦色地与他协商：“能否派出两名舰长到上海接收军舰。”林遵却对这位海军司令员说：“你少管我二舰队的事，二舰队的官兵是不能随便调动的。”张爱萍见林遵这种态度，感觉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起身告辞，临走时仍然诚恳地请林遵对建设人民海军多给予指导。通过会见林遵一事，张爱萍感觉“把两个跛子（即陆军的政治上强，但不懂技术；原海军人员懂技术，但政治上差）绑在一起”并非易事。他在思考如何让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心悦诚服，真心实意地为海军建设献策出力。他认为最起码要尊敬人家，不能歧视。首先要解决称谓问题，大家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如果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仍旧用“国民党”或“旧海军人员”来称呼，很容易在思想上造成距离，感情上产生隔阂。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要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改变近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历史，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所以更应该精诚团结，施展自己的本领。张爱萍要求不再用“国民党”或“旧”的字样，一律称之为“原海军同志”，这样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增进友谊，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张爱萍二请林遵

如何做通林遵的思想工作一直是张爱萍的一个心结，这时，他想到了在南京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是著名军事家，德高望重，即使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向刘伯承汇报此事后，刘伯承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张爱萍让时任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办公厅主任的孙克骥约请林遵。孙克骥曾经做林遵的工作，对他比较熟悉，并且把在上海的原国民党海军办公厅少将主任、中共地下党员金声也请来一起见刘伯承。交谈中，刘伯承对林遵率部起义表示赞赏和欢迎，也谈了组建人民海军的重要，请他和金声等海军专家为海军建设多做贡献。林遵态度依旧，明确表示：陆军不能接管海军，解放军的文化水平不足以建设海军。刘伯承见林遵不买账，便循循善诱做他的思想工作，说：“人对任何新知识都有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解放军战士的文化低是事实，但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嘛！正是因为他们不懂，才请你们来教他们，有你们这些老师和专家，还愁学不会吗？”听了这番话，林遵只是沉默不语。但是刘伯承却明察秋毫，看清了他的心思。待林遵、金声离开后，刘伯承对张爱萍说，看来林遵想当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张爱萍爽快地说，那就请他当嘛！刘伯承说，那样就不是人民海军了。随后，张爱萍给党中央打了一份报告，请求任命林遵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张爱萍三请林遵

如何让编入海军的解放军官兵尽快掌握舰船技术，一方面是让新海军老老实实地向原海军学习，另一方面也得让原海军真心实意地教授新海军。带着这个问题，张爱萍第三次去请教林遵。当时，林遵的态度依然冷漠而坚定：“没有好办法。”张爱萍并未灰心，仍然耐心地探寻：“有没有个途径，让新海军尽快地掌握些简单的基本的海军知识？”林遵摇头说：“没有。”接着，他严肃而又认真地说道：“科学技术嘛，就是要扎扎实实一点一点地学习的，没有速成法。要培养一个舰上的水兵，首先其本人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经过一年半的专科训练，才能上舰工作；至于海军军官，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化，并且要懂英语，还要经过专科学习，然后再实习、见习，需要4至5年的时间，方能独立工作；对各专业部门长和舰长的要求则更高了，不经过再次入学深造，那是不允许也不可能担当此任的。”张爱萍觉得他说的当然不无道理，但如照此宏论，我们的计划就会统统“泡汤”。当时的解放军内不要说高中生，就连初中生也是凤毛麟角。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第二天，张爱萍即带领海军机关进驻上海市武昌路9号原国民党海军补给总站。他专程去拜会了金声，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国民党海军在撤离上海时，其内部不少正直的爱国之士毅然脱离所部隐蔽身份留了下来。这批人大多分散在上海各个角落，或躲到了外地，在青岛、福州、广州等几个海军基地都有这种情况。还有一批国民党海军的元老，他们正统观念强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只是年事已高，大都在福州休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张爱萍立即召开了临时党委会，决定从国民党海军旧部人员中招贤纳士。1949年6月12日，华东海军发布了两则通告：一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通告（人字第一号）》，另一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司令部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通告（登字第一号）》。张爱萍还在金声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原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时辅，消除他的顾虑，令徐时辅非常感动。不久，在张爱萍的启发下，徐时辅茅塞顿开，借鉴1945年美国培训国民党海军的速成训练法，制订出了新海军训练方案。这个方案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得到张爱萍的赞赏。徐时辅被任命为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1949年8月15日，华东区海军学校成立，徐时辅兼职教育科长，首批学员只用了2个月就学会了军舰操作技术。这令林遵大开眼界，连连称赞，观念开始有了转变。

张爱萍四请林遵

为进一步调动林遵等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的积极性，张爱萍向陈毅建议：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张爱萍、林遵、金声、曾国晟等人。当张爱萍向毛泽东介绍林遵时，毛泽东紧紧地握着林遵的手高兴地说：“你是林则徐的侄孙，久闻大名啊！你的先人林则徐是抗英英雄、民族英雄，全国敬仰啊！你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率部起义，同样是英雄壮举，可钦可佩可喜可贺呀！”张爱萍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海军筹建情况，并介绍了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我们建设的海军是人民的海军，人民海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必须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团结奋斗，保卫我们的海防。你们原海军人员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新海军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同志有优良政治工作制度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同志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人民海军而奋斗。”之后，毛泽东还与他们合影留念。毛泽东的接见，令林遵等人十分激动，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毛泽东的谈话，当听到毛泽东对他们的称赞和鼓励时更是心潮澎湃，深受鼓舞和启迪。他们一致表示，一定为人民海军的建设竭尽全力。两个小时的接见谈话，在林遵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受益终生。1950年4月23日，在南京长江草鞋峡江面举行了华东军区海军一周年生日庆典暨舰艇命名典礼。张爱萍建议以革命圣地的地名命名人民海军的第一批舰艇，陈毅和粟裕批准了这个意见。当时获得命名的战舰有51艘、登陆舰艇52艘、辅助船31艘。林遵主持典礼仪式。时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的粟裕和军委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爱萍率领全体海军指战员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像前庄严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民的海上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今天，蒙受中央人民政府颁给我们庄严的旗帜、光荣的称号，我们感到无限光荣和责任的重大……我们保卫这光荣的旗帜和称号，永远像保卫祖国的尊严一样。”

所获荣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人物评价

林遵同志不幸逝世，是我海军建设事业的一大损失。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林遵同志当时任原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他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号召，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切关怀下，毅然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加速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毛主席称赞这次起义为“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生前都亲切地接见过林遵同志。三十年来，林遵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他积极参加人民海军建设，特别是在院校建设、培养干部的工作中作出了成绩，为建设人民海军，保卫我国海防作出了贡献。他一贯积极努力工作，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严于律已，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在党的长期教育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近年来虽在病中，犹十分关心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海军建设。林遵同志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对在台湾的故旧十分怀念，病中仍时时盼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为此做了不少工作。

礼炮

中国第二代礼炮

1984年初，中国恢复礼炮迎宾仪式，成立礼炮队，采用仿日本九四式75毫米山炮作为礼炮并进行改装，铁箍木制炮轮换为橡胶轮，采用继电器控制，电动击发，由人工按动开关实施鸣放，炮口加装喇叭形扩声器。同年10月1日，经改装的100门礼炮作为第二代礼炮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这是其中的1门。

苏联造BM-13火箭炮（喀秋莎）

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某团使用该型火箭炮，迅速、准确地进行了10次齐射，摧毁了“联合国军”8个阵地，杀伤大量敌人。在反击597.9高地的战斗中，该团在两次齐射中就歼敌数百人。为此，被上级机关授予“百发齐放、震破敌胆、战士最爱你、敌人最怕你”奖旗一面。这门炮是该团使用的火箭炮之一。

该型炮是苏联沃罗涅什共产国际制造，俗称“喀秋莎”。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从苏联引进。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弹长：1450毫米
• 弹径：132毫米
• 弹重：42.5千克
• 高低射界：+7度至+45度
• 方向射界：左右各10度
• 初速：70米/秒
• 射速：16发/7至10秒
• 最大射程：8470米
• 装填速度：5分钟
• 全重：6.2吨
• 运载车型：吉斯151

中国造1963式107毫米火箭炮

该型炮是中国1961年研制的第二代火箭炮，1963年定型，1966年生产。重量轻，可快速分解组合，操作简便，适于在戈壁、山地、丛林和水网等地区作战，也可4管或8管射击。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107毫米
• 定向管长度：900毫米
• 高低射界：0度至+60度
• 方向射界：左右各15度
• 初速：314米/秒
• 射速：12发/7至9秒
• 再装填时间：50秒
• 最大射程：8500米
• 全重：613千克（带12发弹）

炸药发射筒

炸药发射筒又称“飞雷筒”，是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11旅工兵连连长聂佩彰主持研制的，当年9月首次参战，显示出巨大威力，被推广到各野战军。淮海战役期间，该工兵连在攻打李围子战斗中用“飞雷筒”炸毁敌前沿阵地上的鹿砦和集团工事，为步兵开辟了通道，荣获“飞雷立功”奖旗一面。

该炸药发射筒口径200毫米，单次抛射药量约10千克，射击距离300米，杀伤半径15米，能在半径二三十米的范围内产生强烈震荡力。

日本造九二式70毫米步兵炮

这门炮是1944年初新四军第16旅第48团缴获侵华日军的。同年8月的长兴战斗中，该团用此炮配合步兵攻打白鱼埠据点，迫使该据点内一个连的伪军缴械投降。

该型炮是日本1928年研制，1932年（日本神武纪年2592年）定型，命名为“九二式步兵炮”。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70毫米
• 高低射界：-6度至+51度（低姿态） +13度至+70度（高姿态）
• 方向射界：40度
• 初速：197米/秒
• 最大射程：2830米
• 全重：212千克

日本造九一式105毫米榴弹炮

1948年，人民解放军炮兵某连在解放四平战役中，用这门炮摧毁国民党军防御工事，为步兵冲锋开辟道路，荣立集体一等功。该炮获得“功臣炮”称号，并在开国大典受阅。

该型炮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仿制法国的陆军野战压制火炮，1931年（日本神武纪年2591年）暂定为“九一式十粴榴弹炮”，次年正式定型，1936年装备。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105毫米
• 高低射界：-5度至+45度
• 方向射界：左右各20度
• 初速：454米/秒
• 最大射程：10800米
• 全重：1500千克

日本造四一式75毫米骑炮

这门炮是1948年华东野战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某团9连在济南战役中，用此炮采用直接瞄准射击的方法，摧毁国民党军碉堡和车站附近的核心工事，为步兵冲锋开辟了道路，后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击毁敌装甲列车2辆，受到华东军区首长通令嘉奖。

该型炮是日本骑兵专用炮，1907年以三八式野炮为基础开始研制，1908年（日本明治41年）完成试制，定型为“四一式骑炮”。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75毫米
• 高低射界：-8度至+16.5度
• 方向射界：7度
• 初速：522米/秒
• 最大射程：8350米
• 全重：916千克

法国造M1897式75毫米野炮

这门炮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缴获国民党军的。

该型炮法国1897年研制的，1898年定型，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后反坐装置的火炮，被认为是现代火炮的鼻祖。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76.2毫米
• 高低射界：-11度至+18度
• 方向射界：6度
• 初速：575米/秒
• 射速：15发/分
• 最大射程：8000米
• 全重：1190千克

苏联造M1939式37毫米高射炮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独立第11营2连在开城地区击落美飞机30架。其中，该连3班使用这门炮先后击落没记10架。防盾上的10颗红星，就是辉煌战绩的见证。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37毫米
• 高低射界：-5度至+85度
• 方向射界：360度
• 初速：880米/秒
• 射速：80发/分
• 最大射程：8500米
• 最大射高：6700米
• 有效射高：3000米
• 全重：2100千克

日本造八八式75毫米高射炮

1946年5月，人民军队在东北抚顺地区缴获国民党军高射炮27门，后以这27门炮为基础组成第一支高炮大队，为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炮是其中的一门。

该型炮是日本1925年研制的野战防空炮，1928年（日本神武纪年2588年）定型，命名为“八八式七粴野战高射炮”，用于城市、交通枢纽的野战防空。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口径：75毫米
• 高低射界：0度至+85度
• 方向射界：360度
• 初速：720米/秒
• 最大射高：9100米
• 全重：2450千克

这3辆功勋坦克，你都认识吗？

原文：这3辆功勋坦克，你都认识吗？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负一层兵器大厅里，陈列着各式装甲车辆：有我军装甲兵发展史上的第一辆坦克，有解放战争中功绩卓著的“功勋号“坦克，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威震沙场的215坦克，有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中缴获的坦克，当然也不少不了我国自行研制的各式坦克、装甲车······

今天出场的这三辆坦克，分别由日本、美国和苏联制造，在加入人民军队序列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人民军队早期装甲力量的中流砥柱。

01 “功臣号”坦克

它是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东北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与在东北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的东北民主自治军，在沈阳九一八工厂（原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侦察敌特活动时发现了它。

被修理好后，正巧碰上炮校设立坦克大队——当时各解放区中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坦克部队，于是这辆普通的日造坦克传奇般地成为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

加入人民军队序列后，它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因为其资格老、机件旧，被坦克手亲切地称为“老头坦克”。

1948年，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作战中，“老头坦克”和另外3辆坦克一起掩护步兵突破国民党守军的老城外围工事。其他3辆坦克被击伤掉进河沟，无法作战，“老头坦克”孤车冲向敌军阵地，先后5次负伤，几次边修边打，一直猛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对着敌司令部猛烈开炮，迫使敌军打出了白旗。战后，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这辆坦克为“功臣号”坦克。

在开国大典中，“功臣号”坦克光荣地参加了阅兵式，并作为领头战车，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02 “功勋坦克”——568号M3A3轻型坦克

它是国民党军“转送”给人民解放军的，也是华东坦克大队的首批“士兵”。

1947年1月鲁南战役打响后，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奉命开赴前线接收缴获的大炮，结果意外地在战场上发现了国民党军队丢弃的一些坦克，有的身陷泥沟，有的被我军击毁。炮兵大队共搜集到美制M3A3坦克17辆、日制坦克6辆，最终有6辆美制M3A3坦克被修好。现陈列于军博的568号坦克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正值华东坦克大队诞生，这6辆M3A3坦克便成为华东坦克大队的首批“士兵”。

1948年济南战役中，568号M3A3坦克连续摧毁敌人多个碉堡、工事，为步兵冲锋扫清了障碍，因此被华东野战军授予“功勋坦克”称号，炮手沈许也被誉为“铁人英雄”。此后，“功勋坦克”又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屡立战功。

03 英雄的215坦克

它是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车。

1953年7月，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当时在石岘洞北山346高地上，敌军3辆坦克严重威胁着志愿军的阵地。于是志愿军某部2排排长兼215号坦克车长杨阿如率215号坦克在内的3辆坦克，冒暴雨开赴前线准备消灭敌人的3辆坦克，配合步兵争夺石岘洞北山。

志愿军战士和215号坦克顽强坚持战斗了3天3夜，最终胜利完成了任务，并安全撤回后方。

在这次战役中，215号坦克共击毁敌M46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完成了七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

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名为《英雄坦克手》的电影，讲述了志愿军装甲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奇功的故事，电影主人公的原型正是215号坦克的车长杨阿如。

功勋坦克

这辆美国造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是人民军队在1947年鲁南战役缴获国民党军的。1948年随华东野战军坦克大队参加济南战役，在攻打永固门战斗中，炮手沈许勇敢作战，摧毁国民党军碉堡、工事多个，为步兵冲锋开辟了道路，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为此，沈许被誉为“铁人”英雄，这辆坦克被授予“功勋坦克”称号。

该型坦克是美国车辆和铸造公司20世纪40年代研制的轻型坦克，主要用于快速机动作战及侦察、警戒任务。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4人
• 武器装备：37毫米火炮1门 7.62毫米机枪2挺
• 装甲厚度：12至55毫米
• 发动机最大功率：162千瓦
• 最大速度：58千米/时
• 最大行程：112千米
• 最大爬坡度：30度
• 越壕宽：1.8米
• 涉水深：1米
• 通过垂直墙高：0.6米
• 全重：14.3吨

“功勋坦克”战旗——战功卓著　铁甲雄风

原文：“功勋坦克”战旗——战功卓著　铁甲雄风

1947年1月2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发起鲁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缴获了一批美制坦克。不久，华东野战军以被修复的6辆坦克为基础组建了坦克队，其中状况相对较好的一辆坦克被命名为102车“朱德号”。

1948年9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坦克部队奉命参加济南战役永固门进攻战斗。上级赋予的任务，是以坦克火力摧毁和压制永固门两侧敌地堡、火力点，支援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步兵冲击、登城。受领任务后，坦克部队开展了紧张的战前整训工作。当时该部共有70多人，而能参战的坦克只有4辆，于是部队提出：谁驾驶得最好，射击最准确，就让谁首先参战。最终，102车“朱德号”炮手沈许等脱颖而出，被批准首批参战。

永固门是济南外城东南门，敌人在此修筑了完善的防御体系：城墙上有掩蔽部，城门外两侧有单个和集团地堡，城墙外沿有电网，距城墙约20米处有壕沟，在永固门至防御前沿埧王桥之间，还有暗堡、明堡，并遍布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9月22日17时，坦克部队向永固门发起冲击，首先摧毁埧王桥西南敌2个集团地堡，而后逐段向前跃进，至距敌50米之内实施抵近射击，300多发炮弹射向敌军工事。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当属102车“朱德号”。该车发扬我军近战歼敌的光荣传统，一度进至距敌仅20多米处，连续射击80多次，命中率很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

经过激战，永固门外围和两侧阻碍我步兵前进的大量子母地堡群和火力点均遭摧毁和压制。碉堡内的敌人本欲顽抗，但见到我军坦克的威力后，纷纷溃逃，乱作一团。被俘的敌保安第6旅少将旅长徐振中战后回忆：“那天你们的坦克群迫近，我的整个旅秩序大乱，无法指挥……”在坦克和炮兵火力支援下，我步兵部队迅速打开永固门突破口，成功突入城内。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16日，102车“朱德号”等3辆坦克，奉命配合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第17师，对敌据守的前、后黄滩阵地发起攻坚。18时30分，我军坦克部队出击，但101车不慎掉进战壕。紧随其后的102车发现后，冒着纷飞的弹雨用钢缆将101车拖回。17日黄昏，102车利用战场能见度低且坦克未更换涂装的优势，冒充国民党军坦克到敌后黄滩阵地侦察，取得珍贵的第一手情报。随后，第17师调整进攻部署，102车再次出击，以准确火力摧毁了敌方多个地堡和火力点，有力支援了步兵作战。

12月4日，102车等4辆坦克，调整配属给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第29团，负责攻歼驻守郭庄、前平庄之敌。强渡洪河并以火力掩护步兵过河后，101车负责监视前平庄之敌，102车指挥201车、202车，引导步兵向郭庄攻击前进。不甘被歼的敌军以密集火力向我军坦克射击。102车多处中弹，火炮瞄准镜被打坏。炮手遂打开炮闩，直接瞄准射击，对敌火力点发射30余发炮弹，有力掩护了201车、202车向郭庄西南侧的穿插。

102车车长在指挥本车射击的同时，仔细观察战场，及时为其他坦克提供敌方火力信息。接着我坦克部队2辆正面攻击、2辆侧翼迂回，向前平庄守敌发起进攻。期间，102车再次中弹，履带先后被打断，其他坦克也被击伤。敌见此情景，发动疯狂反扑，102车在原地连续向敌猛烈还击。后来，坦克火炮发生故障无法使用，车组成员便将车载机枪拆下实施游动射击，吸引敌人炮火，并用曳光弹为兄弟车组指示目标，逐个歼灭敌战防炮和火力点。102车的英勇行为，对打退守敌的疯狂反扑起到关键作用。不久，在兄弟部队的增援下，我军全歼守敌。

1949年9月，鉴于102车“朱德号”坦克在济南、淮海战役中的优异表现，华东野战军授予该坦克“功勋坦克”光荣称号，炮手沈许被授予“坦克英雄”荣誉称号。

华东野战军“功勋坦克”背后的故事

原文：华东野战军“功勋坦克”背后的故事【1】

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整齐列阵，饱含对历史的致敬、满怀对未来的期望，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在100面荣誉战旗中，有面战旗绣着“功勋坦克”字样。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华东野战军授予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大队102车“朱德号”坦克的荣誉。遥想当年，“功勋坦克”和东北野战军坦克大队的“功臣坦克”，一南一北，并称为人民装甲兵早期两大先进典型。“功臣坦克”车组涌现了“钢铁英雄”董来扶，“功勋坦克”车组也出了位“坦克英雄”沈许。

功勋坦克美国造

“功勋坦克”是1辆美制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它是由M2A4、M3、M3A1一路发展而来。1940年6月，美国车辆和铸造公司在采用装甲板铆接结构的M2A4轻型坦克基础上，采取将最大装甲厚度增加至38毫米、加强悬挂系统、加大诱导轮并使之着地、延长履带接地长度、延长车体后上部、取消炮塔侧面观察窗，将火炮复进机移到炮尾前下方，使之处于炮盾保护之下，以及加强发动机舱室顶装甲板以防御来自空中的打击等措施，改进设计了M3轻型坦克。

M3于1940年7月完成设计，但在1941年3月投产时，用代号为D38976的焊接炮塔取代了原设计的D37812铆接炮塔。M3被美军以南北战争时南方骑兵将领斯图亚特的名字命名。它的一大识别特征是车体前装甲板和侧装甲板是垂直的。在其生产过程中不断根据用户反馈进行改进。

从1941年6月开始，新生产的M3开始采用D39273焊接炮塔。这种炮塔从顶部看外形类似马蹄铁。其整个侧后部分是由一整块钢板弯曲成形，然后再和顶部和前部焊接到一起。从1941年9月中旬开始，M3坦克开始安装火炮稳定仪。根据英军在北非的作战经验，从1941年10月开始，M3开始安装两个25加仑可抛弃型附加油箱，用以增加车辆的行程，并在正副驾驶员舱口及炮塔侧面手枪射击口上方加装新型潜望镜。车体后部加装储物架。从当年11月起，M3坦克车长指挥塔上多了4条观察缝。

很多人误以为二战期间美军坦克都用汽油发动机。但实际上，从1941年6月开始，美国车辆和铸造公司生产了1 285辆换用T1020柴油机的M3“斯图亚特”，占M3全部5 811辆产量的22%。由于当时美国陆军认为柴油机不如汽油机可靠，而且在汽油机一统天下的装甲部队中引入柴油机将让后勤维修保障复杂化，因此这些柴油机版的M3“斯图亚特”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供装甲兵训练，只有小部分在只能捡陆军“洋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并投入了太平洋上的岛屿争夺战。

在M3停产后，美国从1942年6月至1943年初，又生产了4 621辆改进型M3A1“斯图亚特”。它与M3的主要区别是取消了炮塔顶部的小指挥塔及车体两侧的机枪。由于改用焊接车体的M3A2并未投产，因此1943年投产的M3A3便成了M3系列中最后一个量产型号。

M3A3车体前部装甲倾斜48度，车体两侧装甲倾斜20度。这么做虽然缩减了车体内部空间，但却明显增加了车体防弹性能，应该说得大于失。M3A3车内由前至后分别为驾驶舱、战斗舱和动力舱。乘员组4人：车长、炮长、驾驶员和机电员。驾驶员和机电员位于车体前部，驾驶员在左，机枪手居右。他俩的舱门上都装有1具潜望镜。机电员除了负责对外联络、检修车载机电设备，还要负责操纵1挺M1919A4型7.62毫米航向机枪。

M3A3坦克的战斗舱位于车体中部，其上安有M44型炮塔。车长和炮长位于炮塔内，车长在右、炮长在左，他们的上方各有一扇舱门。炮塔正中装有1门仰俯角-10～20度的M6型37毫米坦克炮，炮口初速752米∕秒，理论射速30发∕分。配用的穿甲弹和高爆榴弹高达174发。火炮右侧装有1挺M1919A5型7.62毫米并列机枪。车长舱门外装有1挺M1919A4型7.62毫米高射机枪。3挺车载机枪虽分为2个型号，但枪口初速均为854米∕秒，理论射速400～500发∕分。每挺备弹2 500发，全车枪弹携行量共计7 500发，分装在30个250发容量的弹药箱里。

M3A3坦克的动力舱位于车体后部，装1台7缸W670-9A型汽油发动机，转速达2 400转∕分时输出功率为252马力。汽油机发出的动力经变速箱、传动轴传递到位于车体前部两侧的主动轮。

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车长5.02米，车宽2.52米，至炮塔顶部高2.56米，炮塔正面装甲厚44毫米，战斗全重14.7吨，公路最高时速50千米∕小时，最大公路行程216千米，最大爬坡度60%。按美军配置，每位M3A3车组成员均随身携带1支M1911A1型11.43毫米自动手枪，随车还备有M1型“汤姆森”冲锋枪及Mk.2型手榴弹，以备车组成员下车战斗时使用。此外，M1919A4型航向机枪及防空机枪也可从车上拆下来，装上随车携带的三角架后使用。

M3A3在外观上与M5A1极为相似，主要识别特征有两个。一是M3A3车体后方的动力舱无突起，车体上方平坦，而M5A1因为要容纳双发动机，因此动力舱上方装甲板明显突起。二是M3A3车体两侧装甲板有20度的倾角，而M5A1车体两侧是垂直装甲。

运输大队送上门

M3系列坦克产量虽十分可观，但到二战中后期，无论是火力、机动性，还是防护性能均已落伍。因此它在美军中多用于训练和战场侦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将其大量提供给英国、苏联等战时盟国，而中国也位列其中。

从1943年起，中国驻印军开始在印度兰姆迦接受美式训练。当年10月，驻印军战车训练班正式开班，由前交辎学校辎重兵科教育处长蔡宗濂担任训练班主任。依靠从加尔各答港接收的145辆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200辆6轮大卡车和50辆吉普车，以及刚从战车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中国驻印军成立了“中美第一暂编战车群”，下辖7个战车营。战车第1营于1944年3月投入胡康河谷作战，不仅多有斩获，而且曾打下日军第18师团团部驻地瓦鲁班，击毙日军大佐2名、中佐1名、大尉1名以下500余人，缴获该师团司令部关防。战车第2营虽也奔赴前线，但多数时候是作为战役预备队使用，参战次数、规模和战果均不及战车第1营。

抗战胜利后，战车第1营、第2营获准携所装备的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乘船返回上海。1945年冬，这2个战车营在徐州地区与原48师142团大部人员合编为战车第1团，下辖3个战车营。1946年年中，国民党军统帅部将2团制的整编第80旅从整编第26师战斗序列中调出，加强战车第1团第1营，炮5团及炮4团1个营、搜索营、工兵营和汽车团，编成第1快速纵队。这支摩托化部队共计拥有美制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24辆、美制M1型105毫米榴弹炮24门、美制“道奇”10轮大卡车上百辆，以及部分M3装甲侦察车和M3装甲输送车、美制“威利斯”吉普车和美制中吉普，其火力和机动性在国民党军中首屈一指。

1946年12月，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向鲁南发起进攻，扬言要“攻下临沂过新年”。

我军2辆坦克走错路，王耀武误判，成就“济南第一团”威名（一）

原文：我军2辆坦克走错路，王耀武误判，成就“济南第一团”威名

70周年国庆阅兵，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整齐列阵，饱含对历史的致敬、满怀对未来的期望，气势如虹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在100面荣誉战旗中，有一面战旗绣着“功勋坦克”字样。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授予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大队102车“朱德号”坦克的荣誉。遥想当年，“功勋坦克”和东北野战军坦克大队的“功臣坦克”，一南一北，并称为人民装甲兵早期两大先进典型。“功臣坦克”车组涌现了“钢铁英雄”董来扶，“功勋坦克”车组也出了位“坦克英雄”沈许。

沈许于1925年出生在广东惠阳，1944年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对日作战中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46年5月，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东江纵队2583名战斗骨干开始北撤山东，沈许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在北撤途中，多次战胜蒋军企图将其围歼的阴谋，于当年7月5日走海路抵达山东烟台。根据总指挥部“保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方针，东江纵队北撤部队到达烟台后南移临沂，进入华东军政大学等学校学习。

1947年3月3日，以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第3中队为基础，加上在华东军政大学第5大队学习的40余名原东江纵队连、排干部，以及10余名懂坦克技术的解放战士，组成了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科学校坦克队。坦克队下辖3个区队和1个器材保管组。第1、第2区队为坦克队，各装备3辆M3A3。其中，第1区队3辆坦克状况相对较好，被分别命名为101车“毛泽东号”、102车“朱德号”、103车“陈毅号”。第3区队为修理分队。沈许因为综合素质高、有一定文化而被上级选中，成为第1区队102车“朱德号”的炮长。

从1947年3月3日成立，到1948年9月济南战役这一年半时间里，人才、技术、弹药、油料、器材无一不缺的华东坦克队，一直在蒋军的重点进攻中频频转移、防空袭。队员们在转移间隙抓紧时间，虚心向解放战士学技术，尽可能维持坦克的技术状态。期间先后因事故损失了2辆M3A3，但在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又从战场带回2辆堪用的M3A3。以这2辆坦克为基础，新成立了坦克2队。原坦克队改称坦克1队，二者都隶属于新成立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摩托大队。

1948年9月17日，对沈许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所在的坦克1队参加了济南战役。他们当天的任务，是配属渤海纵队第7师，摧毁济南外围重要据点历城的前沿地堡群，掩护步兵架桥，尔后以火力支援步兵发起冲击。

9月17日晚，坦克1队按计划发展进攻。包括沈许所在的102车“朱德号”在内的4辆M3M3，顺利突破了敌第一道外壕，但在进至第二道外壕前时，因步、炮、坦协同脱节，致使进攻受阻。长时间在敌第二道外壕前逡巡不前的我军坦克，成了守敌集中攻击的目标。我4辆坦克先后受损，并有乘员受伤。因无夜视器材，沈许冒着生命危险，打开舱盖探头观察敌火力点，连续发射30余发炮弹。不过，即便如此，坦克火力攻击效果仍然很差，最终我军4辆坦克被迫退出战斗。

虽然初战失利，但我坦克兵却并未气馁。在9月21日支援华野9纵25师73团进攻济南外城东南角的永固门战斗中，坦克兵们向步兵指挥员提出了坦克在黄昏前先行发起攻击，为步兵开辟通路的建议，并得到了采纳。

9月21日16时，9纵炮兵开始向永固门实施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坦克1队开始敌前运动。冲击过程中，蒋军9架战机轮番向我坦克1队实施俯冲轰炸和扫射。沈许所在的102车“朱德号”无所畏惧，驾驶员为在硝烟中看清道路，不顾危险开窗驾驶。“朱德号”迅速超越前车，成为坦克队的“领头羊”，一路向西疾驶，一直开到济南东北角花园庄渤海纵队进攻阵地上。沈许瞅准机会，先后开炮摧毁3个敌地堡。

“朱德”号虽然带着另1辆M3M3走错了路，闹了个乌龙，但却阴差阳错地达到了“调虎离山”的效果。济南守将王耀武战前判断永固门是华野主攻方向，故而在此集结了重兵。结果战斗打响后，王耀武接到2辆我军坦克在济南东北角大杀四方的报告后，急令部署在永固门的战防炮部队立即驰援花园庄方向。

几乎在王耀武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我坦克1队副队长叶培根骑着自行车赶到花园庄战场，召唤这2辆走错路的M3A3坦克转向南开，到马家庄后再向西赶到永固门前沿，沿公路两侧展开战斗队形。

我军坦克部队和守军战防炮部队几乎同时开始转移，但坦克的机动速度却不是战防炮所能比拟的。18时40分，当坦克1队4辆坦克悉数抵达永固门外发起冲击时，刚刚失去战防炮支援的守敌顿时惊慌失措。在此战中被俘的永固门守将、保安第6旅少将旅长徐振中事后供称：“那天你们的坦克群迫近来，我的整个旅秩序大乱，无法指挥……”而曾饱尝蒋军坦克肆虐之苦的我军指战员，见到自己坦克冲锋在前，帮他们敲掉一个又一个地堡时，士气空前高涨。

坦克1队这4辆M3M3不负步兵老大哥重托，它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抵近敌阵地，用火炮挨个“点名”。短短1小时内，就摧毁了永固门两侧8个集团地保及20余个各种火力点。其中，沈许所在的102车“朱德号”，最近曾驶到距敌火力点20余米处，先后开了80余炮。在坦克火力的有力支援下，9纵25师73团于20时许，从永固门左侧城墙1个宽约6米的豁口突入城中，成就了“济南第一团”的威名。

102车“朱德号”本欲冲入城中加入巷战，但不幸陷入弹坑，无线电台也损坏了。沈许为了求援，只身冲过敌火力封锁线，向上级汇报情况。完成任务后，他又回到原地，与战友们一道将坦克伪装了起来，以免遭敌空袭而损毁。在之后的两天一夜时间里，沈许和车组成员在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守护着自己心爱的“铁马”，直到全城解放。

济南战役结束后，摩托大队用缴获装备扩编成坦克大队。沈许所在的坦克1队和坦克2队合编成坦克第1中队，共有7辆M3A3轻型坦克。坦克第2中队编有1辆日制1式坦克，5辆日制95式坦克。此外，坦克大队侦察班中还编有2辆日制94式超轻型坦克。

坦克大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6日，包括102车“朱德号”在内的3辆M3A3，奉命配属华野6纵17师，对黄伯韬第7兵团第44军3个步兵团据守的前、后黄滩阵地发起攻坚。

当天18时，我军开始炮火准备。18时30分，我军3辆坦克开始出击，为步兵开辟通路。不料，101车“毛泽东号”在试图辗过战壕时，不慎掉进沟里。该车车长、驾驶员跳出车外抢救，但均因疲劳过度先后昏倒。紧随其后的102车“朱德号”发现这一情况后，炮长沈许跳出车外，冒着纷飞的弹雨将101车驾驶员背到安全地带，并将本车钢缆挂在101车车尾牵引钩上，指挥本车驾驶员操纵坦克，将101车“毛泽东号”从沟里拖了回来，一齐回到己方阵地。

11月17日黄昏，102车“朱德号”载着华野6纵17师师长梁金华，利用战场能见度不佳及坦克未更换涂装的优势，冒充蒋军坦克，开到44军后黄滩阵地实施侦察。在得到第一手情报后，梁金华调整攻击部署，指挥部队于当日19时许再次发起进攻。102车“朱德号”再次出击，用火力帮步兵清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12月4日，102车“朱德号”奉命和其他3辆M3A3轻型坦克一道，配属华野第4纵队10师29团，攻歼驻守郭庄、前平庄的李弥第13兵团第8军170师509团。当天17时，我军4辆坦克从郭庄西面1000米外的洪河徒涉点实施强渡，用火力掩护步兵过河。此后，101车“毛泽东号”负责监视前平庄之敌，102车“朱德号”指挥201、202车，引导步兵向郭庄攻击前进。守敌以密集火力封锁河堤地带，用战防炮从正面和右翼向我军坦克射击。

激战中，102车“朱德号”先后中弹13发，两条履带均被打断，火炮瞄准镜也被打坏。炮长沈许通过炮膛瞄准，以最快的速度对敌火力点发射了30余发炮弹，掩护201车、202车向郭庄西南侧穿插。当坦克炮发生故障后，沈许仍然鼓励战友们继续坚持。他们将车载机枪拆下来，在敌阵地实施游动射击，吸引敌人炮火，以掩护、救援伤员，并用红色曳光弹为兄弟车组指示目标。在沈许的带动下，我军参战的4辆坦克虽先后受伤丧失机动能力，但都在火线上坚持战斗，用准确的火力逐个歼灭敌战防炮和前沿火力点，摧毁敌指挥所。沈许的英勇行为，为支援29团打退守敌的反冲击起到了关键作用。后在4纵11师32团的增援下，我军最终攻克了郭庄和前平庄。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华野坦克大队扩编为战车团，又于1949年11月17日又扩编为战车师。102车“朱德号”坦克在这两轮整编中，始终留在部队战斗序列中，并最终将车号更改为568。

1949年9月，鉴于沈许和他所在的102车“朱德号”坦克在济南、淮海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华东野战军命名该坦克为“朱德号功勋坦克”，授予沈许“坦克英雄”称号。

1950年11月，该战车师接收苏制装备，改编为坦克2师入朝参战。沈许那辆老旧的M3A3坦克转隶坦克兵训练基地，继续为我军坦克部队建设发挥余热。后几经辗转，这辆坦克最终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朱德号功勋坦克”荣誉由坦克2师5团1连102号车（59式中型坦克）继承，现为东部战区陆军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合成1营1连102号车（96A式主战坦克）。

在战争年代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的“坦克英雄”沈许，于1950年9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此后，他继续在坦克部队服役，历任坦克连长、坦克团作战股长、副团长、师技术部副部长等职。1966年转业到交通部广州黄埔港务管理局工作。

1984年，沈许以交通部黄埔港务管理局纪委书记、正局级干部的身份离休。离休之后的他，仍像在职时那样保持着谦逊、低调、不搞特殊化的作风。哪怕是晚年经常需要往医院跑，也从不动用组织特别照顾发予的速诊证，而是和群众一样排队候诊、取药。2015年3月6日上午7时36分，“坦克英雄”沈许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

老英雄虽已逝世，但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一代又一代解放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光大！

我军2辆坦克走错路，王耀武误判，成就“济南第一团”威名（二）

原文：我军2辆坦克走错路，王耀武误判，成就“济南第一团”威名

夜色渐浓，1948年9月的济南城外，战火与晚霞交织成一幅血红的图画。在这场决定性的济南战役中，一个看似简单的导航错误和一次情报误判，正在悄然改写战局的走向。两辆坦克，编号不详，却由于一个未按计划行动的偶然决定，从主力队伍中分离出来，误入了城市的东北角——一个本应安静的战场边缘。

在指挥中心，济南守将王耀武紧盯着战场地图，信心满满地部署兵力在他认为最可能遭受重攻的永固门。他的判断基于最新的情报，所有迹象都指向这里将成为战斗的焦点。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一条紧急情报打破了夜的寂静。

沈许与102车“朱德号”在济南战役中的英勇表现

1948年9月21日下午，沈许所在的坦克1队在炮兵的激烈射击下开始了对济南城的进攻。炮弹在天空划出一道道尾迹，炸响声不断在城墙外回荡，浓烟与尘土遮天蔽日，形成了战场上一副壮观而又混乱的景象。沈许驾驶的102车“朱德号”紧随其后，坦克轰鸣声响彻云霄，震动着每一个战士的心扉。

随着坦克队缓缓前行，沈许操作“朱德号”紧跟在炮击的烟雾中，前方的敌阵地逐渐显露出轮廓。坦克的重型履带在破碎的土地上碾过，留下了一串深深的痕迹。沈许严格按照战前的计划和路线，带领着坦克1队向敌人的防御工事逼近。随着距离的缩短，敌军的火力也越来越密集，子弹与炮弹像雨点般落在坦克的装甲上，发出连串刺耳的金属撞击声。

尽管面临激烈的抵抗，坦克1队并未停下脚步。沈许在指挥“朱德号”冲锋的同时，还需不断调整方向，避免敌军的集中火力。此时，他发现前方不远处的敌军地堡正向他们开火，他立刻下令对该地堡进行瞄准射击。坦克炮管轰鸣，一发炮弹精准击中地堡，爆炸声中，地堡的一角被摧毁，烟尘中可见敌军士兵的惊慌失措。

此刻，坦克1队中的其他坦克也开始各自执行战斗任务，有的对敌人的射击点进行压制，有的则继续向城墙深处推进。战场上的声音是震耳欲聋的，每一次炮弹的落地都伴随着土石的飞溅和火光的四射。沈许和他的坦克队伍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展示了难以置信的冷静和精确。

随着攻击的深入，沈许所在的“朱德号”越发显得勇往直前。在一次向前突破时，他们不慎驶入了一片被炸过的坑洼地，坦克一度陷入困境。然而，坦克的强大动力和沈许的驾驶技术使得“朱德号”很快脱困，继续其任务。前方的火力点接连被摧毁，坦克1队在沈许的带领下，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防御线，为步兵的进攻铺平了道路。

“朱德号”的冲锋与敌机的挑战

在浓烟和尘埃覆盖的战场上，“朱德号”坦克成为了一个冲锋的象征。当蒋军的战机从天而降，开始对地面目标执行俯冲轰炸和扫射时，战场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战机的引擎声和尖锐的炮火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战场上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

尽管面对如此强烈的火力压制，“朱德号”的坦克驾驶员采取了一个非常规举措：他打开了坦克内部的观察窗，以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外面的环境。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定，因为任何时候坦克的窗户开启，都可能成为敌方火力的直接攻击目标。然而，这种冒险的行为使得“朱德号”在混乱的环境中能够更准确地导航，有效地躲避敌军的集中火力。

随着战斗的继续，飞机的扫射和炸弹的爆炸造成周围地面爆炸声不断，坦克被迫在不断变化的战场地形中穿行。坦克驾驶员需要极其精准的操作技能，以避开大坑和废墟，确保坦克可以在战场上维持高速移动。此时，“朱德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快速超过了前方的其他坦克，而且还在移动中对敌人阵地进行了有效的打击。

成为队伍的“领头羊”后，“朱德号”率先冲破了敌军的第一线防御。坦克的主炮和机枪开始对敌人的掩体和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每一轮炮击都精确打击敌军的防御工事，为后续的坦克和步兵提供了攻击的突破口。坦克上的机枪手也不断调整射击角度，对抗试图接近的敌军步兵。

在持续的火力支援和机动突破下，敌军的防线开始出现动摇。此时，后方的坦克和步兵队伍也紧随“朱德号”穿过了被破坏的敌防线，迅速扩大了突破口。战斗的节奏明显加快，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有效地压制了敌军的反击能力。

王耀武的误判与坦克1队的奇袭

地图和地形的熟悉程度常常决定着战局的走向，这一点在济南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朱德号”及其伙伴坦克因导航错误误入战场东北角时，这一偶然的失误意外地转化为战术上的优势。原本根据战前情报，济南守将王耀武坚信永固门将是敌军的重点攻击方向。因此，他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包括炮兵和机枪阵地，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防线。

然而，就在永固门的重兵准备迎战之际，王耀武接到了前线传来的急报：两辆坦克在东北角花园庄区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王耀武的高度重视，他意识到如果花园庄方向的防御被突破，整个城市的东北防线都将面临崩溃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调动了原本部署在永固门的部分兵力，包括一些炮兵和机动步兵，前往花园庄加强防御。

部队的迅速调动虽然在意图上是为了堵住新的突破口，但这一行动却无意中削弱了永固门的防守力量。而此时，永固门外的坦克1队正等待着进攻的最佳时机。当得知部分敌军已经离开永固门防线时，坦克1队加快了攻势的准备。

与此同时，王耀武所调派往花园庄的部队在到达目的地后，发现敌军的进攻远不如预期的激烈。两辆迷路的坦克虽然在初期造成了混乱和恐慌，但并未有更多的敌军随后到达，这让守军的指挥官感到困惑。王耀武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情报上的误判，但此时要重新调动部队回到永固门已为时已晚。

坦克1队的决定性突破

随着傍晚时分的到来，济南的天空被战火映照得一片赤红。坦克1队的四辆坦克在18时40分集结完毕，整装待发，位置就在永固门外。随着一声令下，这些铁甲巨兽开始向敌军的阵地发起了有力的冲击。

敌阵在坦克强大的火力和冲击力面前迅速陷入了混乱。原本依赖炮兵支持的敌军，由于之前的兵力调动，此刻缺乏足够的炮火覆盖，只能依靠现有的步兵和轻型火炮进行抵抗，这在坦克的强攻下显得捉襟见肘。

“朱德号”和其它三辆坦克以密集火力和战术配合，高速移动着穿透敌军的防线。沈许驾驶的“朱德号”在战斗中尤为活跃，他准确地操作着坦克炮塔，一发又一发的炮弹精确打击着敌人的防御工事。炮弹落点的爆炸不断在敌军阵地上掀起泥土和火光，烟雾中敌军的尖叫声此起彼伏。

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坦克队一路推进，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永固门两侧的集团地堡和多个火力点。每一个被摧毁的目标都极大地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使得坦克1队的突破更加顺利。坦克的履带在碎石和尘土中轰鸣，坦克前行的路径上布满了被摧毁的工事和废墟。

此时，战场上的局势已明显倾斜。沈许操作的“朱德号”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发射了80余炮，成为摧毁敌防御力量的关键力量。随着每一轮炮击，敌人的阵地被进一步瓦解，坦克部队的推进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随着夜幕的降临，战场上的烟尘和火光交织成一幅充满硝烟的图画。坦克1队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永固门的战场态势，敌军的抵抗力明显减弱。炮火和机枪声逐渐稀少，只剩下坦克的轰鸣声和偶尔的爆炸声回荡在空中。

最终，随着坦克1队的深入，步兵部队也迅速跟进，利用坦克队开辟的突破口，穿越永固门的破损城墙，向城内迅速推进。

济南战役的胜利与“济南第一团”的诞生

随着坦克部队在永固门外的成功突破，步兵部队紧跟其后，迅速填补了坦克所开辟的空间，并开始扩大战果。当夜色完全降临之时，步兵部队已聚集在城墙外，准备最后的冲锋。20时许，9纵25师73团在坚实的火力支援下，集结兵力向已被坦克部队严重破坏的城墙发起冲击。

此时，永固门附近的城墙已被坦克部队连续炮击造成的爆炸和坦克撞击严重破坏，城墙上出现了宽约6米的巨大豁口。步兵们借着这个豁口，携带着枪械和爆破设备，展开了密集的攻势。由于城墙已遭严重损毁，步兵的进攻遭遇的阻力大大减少，使得他们能够更快速地穿越城墙。

步兵通过豁口冲入城中的场面是壮观而激烈的。他们一边快速移动，一边清除残余的敌军抵抗力量。战斗的声音在城内回荡，枪声、爆炸声与呼喊声混杂一体，显示了战斗的激烈程度。城内的敌军在突如其来的攻击下，组织抵抗的能力大为减弱，无法形成有效的防御。

随着步兵部队的深入，整个济南城的防御体系开始崩溃。步兵们迅速占领了关键的城市地标和军事要塞，确保了攻势的持续进行。在这一过程中，73团表现出的英勇与效率，赢得了“济南第一团”的荣誉称号，成为解放济南的关键力量。

功臣号坦克

这辆日本造九七改中型坦克是1945年11月人民军队从日本关东军沈阳坦克修理厂收缴的，是人民军队最早的一辆坦克。因为它的机件旧、历史老，被坦克手们亲切的称为“老头”坦克。

该坦克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攻打锦州、解放天津等战役。1948年11月攻打锦州时，共产党员董来扶驾驶它，单车突入国民党防御纵深，胜利完成任务。为此，董来扶荣立大功，车组乘员记集体三等功，该坦克被授予“功臣号”坦克的光荣称号。1949年开国大典时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4人
• 武器装备：47毫米火炮1门 7.7毫米机枪2挺
• 装甲厚度：15至25毫米
• 发动机最大功率：184千瓦
• 最大速度：38千米/时
• 最大行程：300千米
• 最大爬坡度：33度
• 越壕宽：2.53米
• 涉水深：1米
• 通过垂直墙高：0.79米
• 全重：15吨

功臣号坦克

功臣号坦克，是人民军队1945年11月从沈阳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缴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

该坦克为日本研制的97式中型坦克改型，装备1式47毫米口径火炮1门，97式7.7毫米口径机枪2挺，乘员4人，装甲厚度10～25毫米，战斗全重约15吨，发动机功率149.2千瓦，最大速度40千米/时。

1945年12月1日，人民军队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宣布成立，该坦克加入人民军队序列，编号“102”。该坦克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攻打锦州、解放天津等战役战斗。在1948年攻打锦州作战中，董来扶等驾驶该坦克孤军冲向敌军阵地，消灭敌军火力点多处，为步兵扫除了前进障碍。因战功突出，战后此辆坦克被命名为“功臣号”，全体乘员记集体三等功，驾驶员董来扶和机枪手吴佩龙荣立一等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董来扶驾驶“功臣号”坦克作为坦克方阵的首车，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该坦克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功臣号坦克历经5次更新换代，与过去59式坦克相比，99A式主战坦克具备全天候精确打击能力，能够实现战场感知、态势共享和协同攻防等作战效能，让中国人民解放军“钢更多气更足”、更有打赢底气。

历史沿革

坦克概况

97式中型坦克，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备的最成功坦克之一。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1937年设计定型，1938年装备部队，总生产量为1500辆，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广泛使用。

97式“奇哈”中型坦克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备的中型坦克，日本定名为“97式中战车”。97是日本天皇纪年2597年（西元1937年）的后两位元数位，“奇哈”是日本假名的汉语音译。该坦克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于1937年制成。1938年开始装备日军，一直服役到1945年，共装备了1500多辆。其中三菱重工业公司生产了1224辆，日立的龟有工厂和相模工厂生产了300多辆。

坦克获取

1945年8月8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驻南泥湾的八路军炮兵学校里接到中央军委指示：派人到东北战场，收缴日军坦克，建立特种兵部队。孙三等人穿越封锁线，艰难跋涉，直到1945年11月，才到达沈阳。此前，从延安来的干部高克已在沈阳日本人开的“918坦克修理厂”里发现有几辆日军的97式改坦克。高克和战友进入了“918厂”。乘人不备，他和俘虏的日本人各驾着一辆正在修理的坦克，冲出了修理厂大门开走。此两辆九七式改被称为101号和102号。

高克指挥坦克开到一个破工厂里隐藏起来。当时，国共内战爆发后，国军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高克接到命令指挥两辆坦克和装甲车进行转移。当时车队还带走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但车队行驶到沈阳市郊一个村子休息时，他们叛变而且破坏了101号和一辆装甲车。正巧，孙三带人来接应。孙三他们费尽周折，搞到了修理器材和零部件，但是，没有时间修好被破坏了的101号坦克和装甲车。这样，孙三和高克他们只驾着那辆102号坦克，到达了当时的炮兵司令部驻地马家湾子。

1945年12月1日，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特种坦克大队"在沈阳马家湾子成立，全队共有30人但只有一辆坦克，就是那辆102号。孙三为坦克大队大队长，高克为副大队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解放军坦克大队成立后来，发现从日军那里收缴的坦克车车龄长、资格老、型号杂、毛病多，解放军战士称它们为“老头坦克”。战士董来扶驾驶的“老头坦克”就是从沈阳“918坦克修理厂”缴获来的那辆老坦克，它也是解放军坦克大队的第一辆坦克。为了赶在辽沈战役前把这辆“老头坦克”修理好，董来扶和战友们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终于把它修复一新。

日本投降后，共有350多辆各型97式坦克成为人民军队的战利品。不过，那些坦克不是战场上缴获的而是人民军队的指战员把从铁路沿线、荒山密林中搜集到的日军遗弃的坦克和器材重新恢复组装而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人民装甲兵部队创建时的艰辛。

技术特点

总体结构

97式中型坦克战斗全重15.3吨，乘员4人，车长和炮手在炮塔内，驾驶员在车体前部的右侧，机枪手在驾驶员的左侧。该坦克车姿低矮外廓尺寸小，坦克车身总长5.52米，车宽2.33米，车高和89式坦克（2.56米）相比要低得多，为2.38米，从而减小了中弹面积。

该坦克炮塔位于车体纵向轴线偏右位置，该种不对称的布置方式，在其他各国的坦克中很少见。估计可能是由于车宽较窄，再加上横向重心平衡上的考虑，而不得不将炮塔布置的偏右。

武器系统

97式坦克与89式坦克相比火力增强了，弹药基数增大。该坦克主要武器为1门97式57毫米口径短身管火炮，俯仰角为-9度至+11度，与89乙坦克的90式57毫米火炮相比虽然火炮口径相同，但结构上有不少改进。火炮炮弹的初速提高到420米/秒，比90式火炮提高了20%。火炮配用的弹种有榴弹和穿甲弹，弹药基数120发，其中榴弹为80发，穿甲弹为40发。日本军方人士认为，“战车支援步兵作战，比和敌方战车作战更重要”，因此，配备的弹药基数较大。其穿甲弹可以击穿1200米距离上的50毫米厚的钢装甲。

该坦克的辅助武器是2挺97式7.7毫米口径重机枪，1挺为前机枪，由机枪手操纵射击；另1挺为炮塔后机枪，多由车长操纵向后射击，以发扬后方火力，也是二战日本坦克的一大特点。炮塔的形状也和89乙式坦克相似，为“歪把梨子”的形状，但机枪和火炮的轴线是平行的。机枪弹的弹药基数为4035发。

动力系统

97式坦克的动力装置为1台12缸风冷柴油机，最大功率170马力。发动机位于车体后部，其动力通过一根很长的传动轴传递到车体前部的变速箱和差速器。该种布置在二战的日本和美国的坦克中较常见。

该坦克的行动装置也很有特色，悬挂装置采用水平螺旋弹簧悬挂，第1、6负重轮为独立悬挂，第2~5负重轮为2个一组的平衡悬挂装置。主动轮在前，诱导轮在后，车体每侧有6个中等直径的负重轮、3个托带轮，每侧有97块钢质履带板。采用风冷柴油机和前轮驱动方式，是97式坦克推进系统的特点。

装甲防护

97式坦克的车体和炮塔为钢制装甲，采用铆接结构。装甲厚度为：炮塔正面、侧面和后部均为25毫米，顶部为10毫米；车体正面为25毫米，侧面和后部为20毫米，顶部为10毫米，底部为8毫米。坦克车体采用铆接结构，是早期坦克的特点，抗弹性能比较差。

97式坦克的其他装置，无线电通信采用半环形天线，也是97式坦克的特点之一。发动机排气管处装有消声器，是二战的日本坦克中经常采用。

结构特点

97式中型坦克战斗全重15.3吨，乘员4人，车长和炮手位于炮塔内，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的右侧，机枪手位于驾驶员的左侧，炮塔位于车体纵向中心偏右的位置。主要武器为1门97式57毫米短身管火炮，可发射榴弹和穿甲弹，携弹量120发（榴弹80发、穿甲弹40发），其穿甲弹可以在1200米距离上击穿50毫米厚的钢质装甲。辅助武器为2挺97式7.7毫米重机枪，携弹量4035发，其中1挺为前置机枪，另1挺装在炮塔后部偏右的位置。

服役动态

战斗经历

人民军队缴获的97式中型坦克加入人民军队序列后，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因其资格老、车龄长，部队的坦克手索性称它为“老头坦克”。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攻打锦州作战中，“老头坦克”因故障太多，本来没有承担任务。在车组成员坚决要求下，它才有了上战场的机会。

1948年10月10日晚，锦州外围战打响了。董来扶驾驶的“老头坦克”在最后面压阵。国民党军队以猛烈的炮火挡住了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坦克部队的4辆坦克受阻，董来扶驾驶着“老头坦克”改变了行进方向，避开了敌人的炮火。董来扶的“老头坦克”爬过一道道壕沟，碾过一道道铁丝网，冲到了敌人的炮楼前。炮楼在发炮，射出一发发炮弹。董来扶驾驶着“老头坦克”，走着“Z”字路线，避开敌人炮火。他找到了有利位置，“老头坦克”发火了!一口气打下好几个敌人碉堡，为部队进攻扫清了障碍。在其后的战斗中，董来扶的“老头坦克”从压阵车变成了冲锋车，越过了一个个障碍，攻下了一个个碉堡。一次夜战中，董来扶的“老头坦克”滑进了污水壕沟里。董来扶开着小油门，慢慢往上爬。待爬出壕沟时，突然加大油门，“轰”一声，“老头坦克”又冲上地面，一下子把敌人碉堡炸平。

战后，“老头坦克”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为“功臣号”。

平津战役中，“老头坦克”在敌人集火打击情况下，摧毁敌人一个又一个碉堡。特别是在进攻金汤桥战斗中，它主动出击，吸引敌火力，先后摧毁敌3个暗堡、5个火力点，率先攻克金汤桥。

参加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阅兵时，新中国尚无批量生产坦克的能力，故坦克方队全部由缴获的外国坦克组成。坦克方队的头车是一辆就是解放军的“功臣号”坦克。

1950年，董来扶被授予“钢铁英雄”称号。如今，“钢铁英雄”和“功臣”号坦克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史册。功臣号坦克后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50年9月，董来扶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称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中国坦克博物馆陈列的97式中型坦克，是1955年苏联军队驻旅大地区的第7机械化师临撤离前，赠送给沈阳军区装甲兵的。

五代传承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志愿军坦克部队里的装备不能满足战场需求，但那时中国尚无研制和生产坦克的能力，从头进行设计制造时间上也来不及，因此从苏联购买了一部分T-34中型坦克和少量的IS-2重型坦克。该批坦克在战场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进攻阶段为步兵扫清火力点和障碍物；在防御和对峙阶段为步兵提供支撑点，在更长距离上发扬火力，击毁敌人坦克、车辆和杀伤敌人步兵集群，并在适合的时机上从侧翼跃出切断敌军的进攻队形。志愿军坦克第２师４团２连的215号更是在战场上一举击毁5辆敌军坦克，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

1959年，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59式坦克开始列装部队。从此，老“功臣号”坦克光荣退役，但“功臣号”作为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车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1集团军某旅坦克5连编制序列中一直延续。“功臣号”教育官兵勿忘革命历史，赓续红色基因，让“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功臣号”精神薪火相传。

2018年7月1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7套《军事报道》消息，拥有70年光辉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支装甲部队“功臣号”连已经换装99A式主战坦克。在“地表最强”的解放军第五代“功臣号”入役的同时，当年仅靠一台日本“老头坦克”打天下的“功臣号”所在部队也已经发展为解放军新一代“土豪旅”。功臣号”坦克历经五次换装更，从缴获的日本坦克升级为最新锐的99A主战坦克。

总体评价

坦克素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时，新中国尚无批量生产坦克的能力，故坦克方队全部由缴获的外国坦克组成。方队的头车是一辆解放军缴获的日本97式中型坦克，尽管该车防御能力不强，火力也谈不上充足，但在解放军战士的操纵下，仍然能够屡建奇功。在历次战斗里凭借车组乘员高超的战斗技巧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该型坦克为进攻中的步兵们扫清了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在开国大典上，作为头车的97式中型坦克因为在作战时表现优异，故在车身上喷涂有“功臣号”三个大字。

“功臣号”作为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车号，在部队编制序列中一直延续，成为连队精神传承的重要窗口。它将光荣历史和“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功臣号”精神带给了一代又一代官兵。（中国军网 评）

“功臣号” 坦克的历史荣光

原文：“功臣号” 坦克的历史荣光

有一位“老兵”，它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它曾身经百战、功勋无数,作为领头车参加了开国大典，接受毛主席检阅。今天，小乐为你讲述“坦克一哥”——“功臣号”的故事。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展区的显著位置，停放着一辆颇有年代感的“老古董”坦克——车身上红色的五角星和“功臣号”三个大字熠熠生辉，墨绿的车漆、高昂的炮管，在天津百姓夹道欢迎背景的映衬下，显得精神抖擞。

资料显示，它由日本三菱重工在1937年设计，长5.49米，宽和高均为2.38米，重17吨，最高时速每小时40公里，装备坦克炮1门及机枪1挺。

它就是“功臣号”，它的故事堪称传奇。

1945年11月的一个晚上，夜色很浓，两个矫健的身影摸进了沈阳九一八工厂（原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其中的一个，正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高克。他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日本人投降后遗留在工厂的两辆坦克。

尽管一路小心翼翼，但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是吸引了反动派的注意。高克和队友冒着枪林弹雨，驾驶着两辆坦克闯出工厂大门，左冲右突，在老沈阳城中上演一幕坦克版“速度与激情”。

转移过程充满曲折，其中一辆坦克不幸被叛徒破坏。两天后的傍晚，高克驾驶着剩余的那辆坦克，来到了当时东北炮兵司令部所在地。坦克行驶的隆隆声惊动了司令部，大家惊喜地跑出来，围着坦克转了一圈又一圈。

就这样，东北坦克大队成立了。“坦克大队”听上去很高大上，但其实家底只有“功臣号”一辆坦克。寒酸是寒酸了点儿，但是毛主席说过，“坦克和大炮敌人会给我们送来”，大家都坚信，总有一天坦克大队会名副其实。

在各解放区中，东北坦克大队是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坦克部队。一论资排辈，“功臣号”便成为我军的“坦克一哥”。由于它资格老、设备旧、培养的驾驶员多，大家都亲昵地叫它“老头坦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著名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它参加了两个。

1948年攻打锦州时，正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老头坦克”迎来最佳拍档——驾驶员董来扶。由于坦克大队是初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想打得漂亮，驾驶员的操作能力很重要。

战斗中，“老头坦克”负责掩护步兵突破老城外围工事。猛烈的炮火中，同行的其他3辆坦克被击伤掉进河沟，无法作战。“老头坦克”孤车冲向敌阵，先后五次“负伤”。董来扶冒着生命危险，爬出驾驶室，边打边修，将敌军火力点一一打掉。

乱军之中取敌上将首级，这一战中，“老头坦克”颇有当年赵子龙在长坂坡曹营中七进七出的风范。战后，第四野战军将它命名为“功臣号”，记集体三等功，董来扶荣立一等功。这便是“功臣号”名字的由来。

之后，“功臣号”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又参加了平津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功臣号”再次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立下战功。

后来，“功臣号”参加了北平入城式和西苑机场阅兵式。在开国大典上，“功臣号”由董来扶驾驶，作为领头车，载着八一军旗，光荣地驶过天安门广场。

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1959年，“功臣号”光荣地退出现役。从修理厂到展览台，“功臣号”走了14年，这也是人民军队从弱到强的14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一身功勋的“老兵”不断用它传奇的经历，向后来的人们讲述着人民军队的历史与荣光。

人民军队装甲兵史上第一车——“功臣号”坦克

原文：人民军队装甲兵史上第一车——“功臣号”坦克

人民军队装甲兵史上第一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与在东北坚持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民主自治军。11月的一天，在民主自治军工作的高克等人到沈阳九一八工厂(原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侦察敌特活动情况，无意中发现那里有几辆日军的坦克。随后，他奉命带领几名战士将其中两辆坦克开到沈阳铁道西，停放在一个被破坏的工厂里。高克留下几名战士看护坦克，又带领几名工人继续寻找车辆和器材、零件。晚上，组织人员进行修理。在几名老工人的帮助下，经过十几天的收集和修配，修好了两辆坦克、两辆装甲车、两辆牵引车和一辆汽车。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大举进犯，已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东北民主自治军准备撤出沈阳。司令部命令高克等驾驶坦克和车辆向吉林通化转移。经过一天行进，坦克和车辆由于故障太多，不得不停在沈阳西北的小桥子屯。当时，由于临时拉进来的工人中混进的敌特分子趁高克带领战士打探道路未回之机发动暴动，将坦克和车辆大部分破坏后，逃回沈阳。只有一辆坦克在部分工人的保护下，得以幸免。高克等人返回后，看到如此情景，非常痛心和气愤，为了保全这剩下的一辆坦克，只好暂住在小桥子屯等待部队来人接应。

民主自治军司令部失去了同高克等人的联系后，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安全，派出了曾学习过坦克技术的孙三带领骑兵警卫排向沈阳西北寻找，经过两天的四处打探，终于在一天傍晚于小桥子屯找到了他们。

此时，沈阳附近的敌情越来越严重，上级要求高克、孙三等带上可以带走的坦克器材迅速转移。可坦克由于破坏严重无法行进，必须去搜集器材，重新修理。经研究决定，孙三率警卫排再闯沈阳九一八工厂抢器材，高克率领剩下人员修理坦克。

孙三带人抢回一车的器材、零件，高克等人修理好了坦克。此时，国民党军已沿着北宁路开始向沈阳方向进攻。为避免损失，高克、孙三等驾驶着那辆修理好的坦克和一辆装满器材、零件的汽车，向东北炮兵司令部所在地马家湾子开进。

当他们到达马家湾子时，坦克的隆隆声惊动了炮兵司令部全体人员，他们围着坦克转了一圈又一圈。时任东北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的朱瑞紧紧握着高克和孙三的手说：“你们开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们给我军带来了一支装甲部队。”当晚，炮校首长宣布东北局的决定，在炮校附设坦克大队，任命孙三为大队长，毛鹏云为政委，高克、刘大祥、霍舒亭为副大队长。东北坦克大队是当时各解放区中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坦克部队，这辆普通的日造坦克传奇般地成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

这辆日本造97式中型坦克加入人民军队序列后，先后参加了绥芬河剿匪、三下江南等战役战斗。因为其资格老、机件旧，被坦克手亲切地称为“老头坦克”。在1948年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作战中，东北坦克大队首次参加了大规模城市攻坚战。“老头坦克”和另外3辆坦克一起掩护步兵突破国民党守军的老城外围工事。战斗中，其他3辆坦克被击伤掉进河沟，无法作战，“老头坦克”孤车冲向敌军阵地。由于敌军炮火猛烈，“老头坦克”先后五次负伤，但坦克驾驶员董来扶冒着危险，几次爬出坦克，将坦克修理好，然后再开动前进继续进攻，坦克手们用坦克炮将敌军火力点一一消灭，为步兵扫除了不少前进的障碍。“老头坦克”边修边打，一直猛冲到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对着敌司令部猛烈开炮，迫使敌军打出了白旗。战后，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命名这辆坦克为“功臣号”坦克，荣记集体三等功。董来扶和机枪手吴佩龙荣立一等功。

辽沈战役结束后，“功臣号”坦克又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攻打天津战役中，“功臣号”坦克再立战功。随后，“功臣号”坦克和它所在的战车团参加了北平入城式和西苑机场阅兵式。

在开国大典中，“功臣号”坦克光荣地参加了阅兵式，并被作为领头车，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的装备不断更新，“功臣号”坦克也光荣退役，但因为它的卓越功绩，被送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几十年来，这辆人民装甲兵的功勋坦克不断以其传奇的经历，向人们讲述着装甲兵的历史与光荣。

开国大典留下的重量级文物

开国大典那天，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位坦克战斗英雄董来扶驾驶着“功臣号”通过天安门。现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

坦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登上战争舞台，便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坦克成为纵横战场的骄子。1937年秋天，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挥着手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大炮，但是有一批懂技术的干部了。有人，就一定能把特种兵建立起来，坦克和大炮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

事实验证了这位伟人的预言。那是1945年11月的一天，我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工作人员高克等人英勇机智地从敌人手中夺来一辆日式坦克。当他们把这辆坦克开进东北炮兵司令部所在地马家湾子时，坦克的隆隆声惊动了炮兵司令部全体人员。时任东北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的朱瑞紧紧握着高克等人的手说：“你们开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们给我军带来了一支装甲部队。”12月1日，朱瑞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坦克大队成立，这辆日式坦克被取名为102号，成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历史上的第一车。

随后，102号坦克参加了攻打锦州、解放天津等多次战斗，屡显神威，战功赫赫。在1948年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作战中，它担任了掩护步兵突破国民党军把守的老城外围工事的任务。102号坦克驾驶员、战斗英雄董来扶回忆说：“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人的炮火、手榴弹不停地在坦克周围爆炸，坦克多次被打坏，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顾不上停下来修理，只能边打边修……”战后，第四野战军将102号坦克命名为“功臣号”坦克。

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移到北平，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包括“功臣号”在内的装甲部队。随后，在开国大典上，董来扶驾驶着“功臣号”坦克作为首车，率领100多辆中、重型坦克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今天，我们还能从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中看到“功臣号”的英姿。

“功臣号”坦克光荣退役后，因其功勋卓著，1959年被送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功勋兵器陈列在兵器馆的前厅。

“功臣号”与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受阅坦克方队的领队车长董来扶驾驶着“功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

这是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这是共和国第一次大阅兵。

当开国领袖、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气势壮观的受阅方队频频挥手致意的时候，万众欢呼，举国沸腾，惊天动地。

当共和国第一代坦克兵、战斗英雄董来扶驾驶着“功臣号”坦克行驶在坦克方队最前列，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他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60年过去，现已83岁高龄的老英雄董来扶在新年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开国大典的阅兵盛况，仍然激动不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下午3时，在阵阵礼炮声中，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战车第一师由99辆坦克、50辆装甲车和107辆运输车组成了坦克方队和摩托化步方队，战斗英雄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是领队坦克。当坦克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他惊喜地看到毛泽东主席被“功臣号”三个大字所吸引，频频地向“功臣号”坦克挥手致意。

老英雄对记者说，这已经是毛主席第二次向“功臣号”坦克挥手致意。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战车师喷涂一新的40辆坦克、100辆汽车与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一起，威武雄壮地排列在西苑机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作为一个讨饭娃出身的坦克兵，董来扶能见到毛主席，激动得热泪滚滚，感到无比幸福。

对董来扶来说，最幸福的是参加1950年9月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他被授予“坦克战斗英雄”称号。在会议期间的宴会上，他作为装甲兵的代表幸福地向毛主席敬了酒，毛主席那慈祥的笑容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0年编印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中，记者找到了董来扶的名字。在这位坦克英雄的照片下，刊载了他的英雄事迹：“董来扶，是坦克部队中立功最多、技术熟练的‘功臣号’驾驶员。在锦州战役的5次战斗中，每次均胜利完成任务。”

“‘功臣号’坦克是由‘老头’坦克改名的。”董来扶谈起这件往事更是神情激动。

那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日本人留下的沈阳“九一八”坦克修理厂发现有两辆日本坦克。一辆坦克被日伪人员破坏，剩下的一辆就是后来为我军屡立战功的“老头”坦克，也是我军拥有的第一辆坦克。

董来扶从我军第一辆“老头”坦克说起，为记者描绘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成长壮大史。

今天，记者随老英雄董来扶重访他的老部队——北京军区某装甲师。他在这个师担任过坦克团的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在坦克训练场上，老英雄一眼就看到“功臣号”坦克，显得异常激动。这辆“功臣号”坦克是这个装甲师为新一代坦克命名的。

老英雄高兴地拉着新“功臣号”坦克车长的手说：“你我都是‘功臣号’车长，我是老坦克手，你是新一代坦克手，一代比一代强啊！”新车长李晓龙给老英雄介绍道：“如今，我们驾驶的坦克是‘三代同堂’，随着电脑装进坦克，实现装甲战车从信息传输到火力控制数字化。凭借可视化数字通信网等信息系统，指挥员可感知数百平方公里的战场态势，战场侦测能力更强了：嵌入简易火控系统等武器平台，装备火力打击能力更猛了，精确度更高了，作战效能更强了。”

老英雄越听越兴奋，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好！老部队有老传统，又有现代化新装备，那就更有战斗力，更加战无不胜了！”

当记者采访完老英雄回到北京，特地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恭敬地参观老“功臣号”坦克时，眼前又好像浮现出战斗英雄董来扶正在驾驶着他心爱的坦克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第一次检阅……

回眸“功臣号”坦克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的建立，是经历了一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苦历程。现存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功臣号”坦克，是我军的第一辆坦克，东安(密山)是我军装甲兵的摇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为抢胜利果实，把“接收大员”从峨眉山派往东北，改伪满军为国民党军。当时，因为时局关系，我党人员奉命撤出沈阳。我党领导机关指示，尽快把战利品运出沈阳。日军破坏了的坦克，能修几辆就开出几辆。当时30多岁的沈阳民主自治区司令部保安大队长高克(曾任东北装甲兵司令部技术部长、黑龙江省农机厅副厅长、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副厂长等职，1992年10月19日病逝，终年82岁)在一次奉命检查沈阳一家军工厂时，发现了几辆坦克，当过司机的高克格外高兴：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用小米加步枪，靠两条腿，打了20多年的仗，还没有坦克呢，得想办法把坦克开出去。时间紧，任务急，高克与负责收拾坦克的战士们，深夜潜入坦克库抢修。在拂晓前，高克便把一辆十八吨日式坦克发动起来。敌人闻声赶来，高克驾驶坦克迎着枪声闯出了大门。当敌人清醒过来，坦克已经走出沈阳十几公里了。这就是我军第一辆坦克。但它百“疾”缠身，不断发生故障。高克与战友凭着勇敢和机智，经过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开到了通化，开进我炮兵学校的大学。朱瑞司令员高兴地说：“你们开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们给我军带来了一支装甲部队。这辆坦克标志着我军机械化开始。1945年12月初，炮兵司令朱瑞，宣布成立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当时只有这么一辆坦克)。

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东北，形势骤然变化，8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炮兵学校的坦克大队迁至东安(密山)市。

“老头号”坦克称谓的由来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的坦克大队(东北战车大队)1000余人，在大队长孙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原山西省军区副政委，正军职)、副政委霍舒廷、副大队长丁铁石(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原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副兵团职)的带领下，选择东安(现密山第三中学一带)为营房。对开来仅有的三辆能开的坦克和一些零散部件开始了维修，组装学习和训练。东北战车大队到东安后，又改称东安战车团，这是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即现在军委装甲兵第一师一团。他们在东安用拆东补西的办法，修出了20多辆坦克、50多辆汽车，先后参加了攻打吉林哈达湾、四平街和辽沈战役，威风凛凛，立下了战功。据当年坦克连指导员蓝曼回忆，我军第一辆坦克“资格”最老，机器最旧，培养出的坦克手和修理工最早，战士喜爱它、敬重它，亲昵地称之为“老头号”坦克。1948年，我东北解放大军围困了长春，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即将到来。我们这支小小的坦克部队，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紧张起来。当时，为了部队训练需要，“老头号”坦克已经拆得七零八落，它还能上战场吗?

在这个关键时刻，这匹老骥有幸遇到了一位好骑手，他就是东安战车团的学员董来扶。“老头号”坦克能参战立功，还真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过程。蓝曼回忆说：当年董来扶和车长牛生贵一起写了一份请战书。保证“老头号”能上阵杀敌。于是，他与全车乘员一起，抢修“老头号”坦克。饭在车边吃，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儿，机油把头发粘成绺也顾不得洗。没几天，同志们都消瘦下来。天天抹得满脸油黑的董来扶，两腮虽深深塌陷，但他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

接到出发的命令，全团的坦克都上了火车，唯有“老头号”坦克，还停在车库里不能发动。这时，董来扶再次向领导保证，只要坦克拖上火车，在赶到前线之前，定能把坦克修好。在他们的一再保证下，大家都提着心把“老头号”坦克拖上了火车。在开往前线的火车上，董来扶和全车乘员夜以继日，餐风饮露，一直陪伴在“老头号”坦克身边。聚精会神地检修毛病，真是功到自然成，当到达驻地，“老头号”坦克在隆隆声里，大摇大摆地走下火车时，战友们都围了上来，把董来扶高高地抬起。这匹老骥，将在董来扶的驾驭下和战友们一起驰骋在解放锦州的战场上。

“老头号”成为“功臣号”坦克

“老头号”坦克参加第一次冲击，是在锦州外围突破敌人防线的战斗中，坦克在炮兵火力的掩护下，冲过了几道战壕，碾过数道铁丝网之后，前面便出现了一大段开阔地。这是敌人有意布防的，这样，可使我们的坦克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对坦克非常不利。为了避免坦克被敌炮火击伤，董来扶双手轮换急拉操纵杆，使坦克蛇行前进。只见坦克周围腾起一股股炸烟，敌人的炮弹一颗颗都落空了。当坦克冲到铁路桥前时，一道石墙挡住了坦克的去路。这时，步兵很难前进一步，石墙上面，敌人的机枪封锁了步兵前进的道路。一阵阵密集的火力，压得步兵抬不起头来。坦克炮一阵猛烈的轰击，石墙被打开了，步兵在一阵喊杀中冲过了石墙，敌人的防线被突破了。

经过短暂的停歇后，“老头号”坦克又开始了第二次冲击。这时，步兵已进入巷战。敌人在街道口堆起各种障碍物，碉堡星罗棋布，步兵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很大的牺牲。正当坦克碾过障碍，摧毁了碉堡领步兵前进的时候，董来扶发现，车温突然升到95度。他马上意识到：机油冷却器被弹片击伤了，机件润油受到影响。董来扶冒着炮火进行战地抢修。夜已经降临了，枪声和火光就是战斗命令。董来扶开着修好的坦克向火光冲去，把第二梯队的步兵带到锦州老城下，胜利完成了第三次冲击。第四次冲击，是“老头号”坦克单车完成的战斗任务，消灭了敌人的火力点，攻克了敌人固守的火车站。

最后一次冲击，是攻打锦州老城。这是解放锦州的最后的一次战斗。当时，敌人龟缩在老城里，妄图依仗城墙和护城河进行顽抗。这是一次激烈的战斗。“老头号”坦克迎着炮火走在坦克队列的前面，且战且进。炮弹和手榴弹像冰雹一样从城墙袭来，河岸烟尘四起，河中水柱冲天，一场大战正在紧张时刻，坦克冷却器第二次被击伤。坦克虽不能行动，但并没有停止战斗。它充分发挥了坦克的火器威力，紧紧压住敌人的炮火。炮手只几发炮弹，便打掉了城内的敌人指挥所。当敌人的指挥所起火时，一阵喊杀声震动了整个战场，步兵像一阵暴风，纷纷越过护城河，爬上了城墙。这时，从坦克的瞭望孔可以看到城上的敌人已打出了白旗。

在解放锦州的战役中，“老头号”坦克立了功勋。经上级批准，正式命名为“功臣号”坦克。而董来扶荣获”坦克英雄”称号。“功臣号”坦克一直随着战争的胜利前进。从沈阳出发进关，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北平和平解放，它参加了入城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坦克方队最前方的坦克就是东安战车团学员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坦克，“功臣号”坦克上的旗手是东安战车团参谋李世雄；第二批两辆并列的坦克上靠天安门一侧敬礼的是东安战车团副团长丁铁石，丁铁石左侧向天安门敬礼的是东安战车团政委毛鹏云，他们率东安战车团的指战员驾驶99辆坦克与装甲车在轰鸣声中威武地驶过天安门。

英雄的215坦克

这辆中国人民志愿军215号坦克是苏联造T-34/85中型坦克。1953年7月，该坦克全体成员以机智勇敢的战斗动作，创造了单车突袭，击毁敌人重型坦克3辆的光辉战例，有力地支援了石砚洞北山防御部队的作战。

这辆坦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共击毁敌人重型坦克5辆，击伤1辆，击毁化学迫击炮9门、汽车1辆，摧毁敌地堡26个，坑道和指挥所各一个，出色地完成了7次配合步兵作战任务。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集体特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5人
• 武器装备：85毫米火炮1门 7.62毫米机枪2挺
• 装甲厚度：18至90毫米
• 火炮射速：3至4发/分
• 发动机最大功率：368千瓦
• 最大速度：55千米/时
• 最大行程：300千米
• 最大爬坡度：30度
• 越壕宽：2.39米
• 涉水深：1.3米
• 通过垂直墙高：0.79米
• 全重：32吨

215号坦克

215号坦克是一辆苏制T-34-85型坦克，乘员5人，车长杨阿如、炮长徐志强、驾驶员陈文奎、装填手兼预备炮长师凤山、无线电员许世德。

历史事件

1953 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在石砚洞北山某高地上，敌人的3辆坦克严重的威胁着志愿军的阵地，必须先拔掉这颗钉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某部2排排长兼215号坦克车车长杨阿如。上级指示他务必在8日晚9点30分之前消灭346高地上的3辆敌军坦克，配合步兵争夺石岘洞北山。

7日夜里，杨阿如奉命率3辆坦克，冒着暴雨开赴前线。前进的道路泥泞不堪，在距敌人1200多米的地方，215号坦克陷进了泥坑里，战士们迅速跳下车，进行抢挖，可是坦克还是一动不动。怎么办？杨阿如及时向指挥所报告了情况。了解到215号的处境后，指挥所断然下达命令，陷在泥里也要打！这3辆坦克对反击部队威胁极大，在战斗发起前5分钟内必须消灭掉。接受命令后，他们当即决定，后边两辆坦克先退回去，由215号坦克单独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此时，天色已晚，夜幕成了最好的保护网。大家分头找来了各种草木，用泥土将215号坦克隐蔽的像小山丘一样。战士们躲在坦克掩体里，对敌人的3辆坦克进行认真观察。次日度过了漫长的白天，敌人丝毫没有发觉。

黄昏时分，车长指挥215号坦克开火了，连续准确地射击，击毁敌人的M26坦克2辆，击伤1辆，完成了消灭敌人坦克的任务。

趁着夜色，他们马上把215号坦克隐蔽起来。第二天，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了，硝烟和焦土笼罩着阵地。坦克上所有的窗门都关起来，偶尔只能打开驾驶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无线电员、炮长、驾驶员相继昏倒了。指挥所要求他们留下两个人，把其他人员撤下去。可谁也不肯离队。就这样全体乘员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215号坦克上，共同度过了生死攸关的两天两夜。

紧张的抢救坦克工作开始了。排障救车的关键是伐木。只有把路垫好了，坦克才能开出来。已经十分疲惫的乘员们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先将自己伪装起来。把泥和草捆在身上，然后爬到几百米以外的山上把被敌人炮火炸断的树干，用绳子栓住，然后捆在腰上往回拖，有时连滚带爬，就这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往返数次，终于在临近傍晚时聚集了70多根木头，垫平了道路。

战斗的胜利

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紧张的炮击准备工作，驾驶员陈文奎整理弹壳，炮长许世德检查弹头，预备炮长师凤山担任炮长射击。战斗打响了，师凤山以准确的技术，仅用了11分钟，以44发炮弹的代价，击毁敌M26坦克2辆，地堡12个，机枪巢3个，小口径炮3门。就这样215号坦克的乘员们在坦克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不畏艰难、沉着应战，顽强坚持战斗3天3夜，并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安全地撤回了后方。在英雄坦克的有力配合下，志愿军最终完全控制了石岘洞北山阵地。

功勋

215号坦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击毁敌M26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地完成了七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集体特等功一次，车长杨阿如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陈文奎和师凤山记二等功一次，徐志强记三等功一次。

英雄的215号坦克

原文：英雄的215号坦克

这辆Т-34/85中型坦克，原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1师，编号“215”号。炮管上清晰可见的6颗红星，记载着这辆英雄坦克的辉煌战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该坦克先后击毁敌坦克5辆，击伤1辆，击毁敌迫击炮9门，汽车1辆，摧毁敌地堡26个，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7次配合步兵作战。为表彰他们的战功，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为全体乘员记集体一等功，车长杨阿如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陈文奎、师凤山记二等功一次，徐志强记三等功一次。1953年10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车长杨阿如“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该坦克乘员5人，车长8.1米，车宽3米，车高2.74米，装甲厚度18～90毫米，战斗全重32吨，发动机功率368千瓦，最大时速55千米/小时，最大行程300千米，装备85毫米火炮1门，7.62毫米机枪2挺。

该型坦克由苏联哈尔科夫坦克厂生产制造，1940年1月装备苏军，有10种改进型号，最主要型号为Т-34/76和Т-34/85中型坦克。

看“英雄坦克手”如何出奇制胜

原文：抗美援朝战场上，它击毁5辆敌重型坦克！看“英雄坦克手”如何出奇制胜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战斗故事片《英雄坦克手》，影片讲述志愿军装甲兵215号坦克的英雄坦克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奇功的故事。215号坦克先后击毁美军坦克5辆，击伤1辆，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存放着这辆编号为“215”饱经炮火硝烟的苏制T-34坦克。215号坦克炮管上印有6颗红星，标志着该坦克曾经的辉煌战绩。

其实，“215号”英雄坦克只是志愿军装甲兵的一个缩影。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中，还看不到坦克的身影。那时我军装甲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刚刚成立，力量还很薄弱，共有2个师零1个团，400余辆坦克，主要是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和日制97式中型坦克，这些坦克性能较差，磨损严重，缺乏零部件，多数已经难以有效使用。

为适应朝鲜战场作战形势，1950年11月起，T-34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SU-122自行火炮陆续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

志愿军装甲兵部队于1951年3月开始入朝，首批入朝部队为坦克第1师（辖第1、第2团）、第2师第3团、第26师第53团，并由第1师师部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7月开始参加作战。11月，坦克独立第1团入朝。1952年6月，坦克第3师率第5、第6团及第2师第4团入朝，并由第3师师部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轮换首批入朝的坦克部队。1952年10月，坦克独立第2团入朝轮换坦克独立第1团。1953年1月，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改称装甲兵第1指挥所，负责指挥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装甲兵部队。同时以坦克第1师师部和坦克第2师师部部分人员组成装甲兵第2指挥所，率坦克第1、第2团、独立第3团和战防炮兵第401团、坦克第2师炮兵团入朝，归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领导，担负朝鲜西海岸抗登陆作战任务。

志愿军装甲兵参加作战后，在正面战场上基本保持4个团160余辆坦克的兵力。在初期作战中，主要是集中使用，以连、排为单位，实施遮蔽阵地射击，压制所谓“联合国军”远射程炮兵，消灭其浅近纵深内集结的部队，摧毁其观察所、指挥所和通信枢纽。

朝鲜境内河流纵横，山路崎岖，不利于坦克运动，而制空权又掌握在敌人手中，志愿军装甲兵面临严峻挑战。当时志愿军炮兵较少，为增大我远程炮兵的火力密度，装甲兵部队决定采用超越射击方式配合步兵作战。超越射击就是以坦克炮隔着遮蔽物，打击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目标，临时充当支援火炮。

1951年秋马良山战役，志愿军装甲兵大显神威。这次作战，坦克第1师第1团配属第64军。其中坦克第1团第2连是由人民装甲兵第一位“全国战斗英雄”董来扶亲自带领的。至9月上旬，坦克第1团已经通过间接瞄准射击方式压制和打击了敌军目标19次，支援步兵进攻5次。在实战中，我军装备的T-34坦克的85毫米坦克炮在数千米距离上仍具有较好的射击精度，而重坦克的122毫米加农炮有效射程更远。

志愿军司令部在马良山作战总结指出：“根据经验，凡我有坦克之地区，敌坦克即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给我作战有甚大便利。”担任主攻的第64军第191师致函坦克1团称赞：“你们以准确的射击技术，摧毁敌人坚固地堡，圆满完成任务，配合步兵取得辉煌战绩。”

马良山战役的胜利，是志愿军第一次采取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有力策应了临津江东岸第47军防御作战，确保了临津江西岸地区的安全，标志着志愿军完成了运动防御到阵地防御的转变。

志愿军坦克部队在配合步兵作战的同时，不断摸索适于装甲兵部队作战的有效方法，坦克伏击战就是其中之一。阵地战阶段，敌人的坦克侦察群和游动的坦克经常在我军阵地前骚扰。为了避免敌飞机和火炮攻击，装甲兵就在我阵地前沿、敌坦克必经要道两侧、隘路口、道路交叉口等处，构筑掩体坑道工事，利用夜间占领阵地，严密伪装。发现敌坦克后，志愿军冷静掌握有利射击时机，把敌人的坦克放到最有效的射击距离内（通常是500至1500米），一举击毁。

采取抵近射击的方法，参加防御和反击作战，先后参加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

在1953年6月进行的石岘洞北山战斗中，志愿军坦克第4团配属第23军对防守石崛洞北山的美军和防守281.2高地之南朝鲜军实施反击，在10多天的战斗中出动坦克25辆次，作战11次，击毁敌坦克14辆、击伤4辆，摧毁敌地堡67个、火炮11门，配合步兵完成了进攻任务。在1953年7月进行的金城战役中，志愿军坦克部队以20辆坦克协同步兵参加了进攻作战。

自1951年3月至1953年7月，入朝参战的装甲兵部队先后有坦克第1师、坦克第3师全部和坦克第2师大部，坦克独立第1、2、3、6团和4个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共14个坦克团、2个炮兵团、1个摩托步兵团、3个高炮营、2个工兵营。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在没有制空权、装备数量处于绝对劣势（坦克数量最多时仅为所谓“联合国军”的七分之一）的情况下，不畏强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法，共参战246次，出动坦克998次，配合步兵消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共击毁击伤坦克74辆，击毁火炮20门，摧毁地堡864个。高炮分队对空作战1200余次，击落敌机109架，击伤460架，涌现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和先进集体，荣立一等功14人，荣立二等功229人，荣立三等功5313人，有197个单位荣立集体功，其中，战绩突出、堪为楷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有：“功勋战车”（志愿军第16军第46师坦克团第1连104车）、“人民英雄坦克”（志愿军装甲兵坦克第2师第4团第2连215车）、“战功车”（志愿军第16军第46师坦克团第5连501车）。

215号坦克共击毁敌M46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地完成了七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1953年7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集体特等功一次，车长杨阿如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

英雄坦克手

原文：英雄坦克手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内，一辆坦克威严伫立。坦克长8.15米、宽2.99米、高2.74米，战斗全重32吨，炮塔上印着编号215，炮管上印有红色五角星，解说词上标注着：英雄的215号坦克。

深受影迷喜爱的经典战争电影《英雄坦克手》，讲述了志愿军坦克手不畏强敌、英勇作战，为战友们打通出击道路的感人故事。片中主角坦克的原型，就是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战功的人民英雄坦克215号。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志愿军坦克2师坦克4团2连215号坦克，受命潜入石岘洞北山南侧，消灭346.6高地上的3辆敌军坦克。

此时，志愿军坦克部队还是一支年轻部队，作战经验不足，在人员训练和装备数量上都无法与“联合国军”正面抗衡。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新生的坦克部队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多次成功反制敌军坦克，有效支援步兵作战。215号坦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1953年7月6日，215号坦克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夜色和大雨的掩护下，缓缓朝着预设阵地前进。通向阵地的是一条只够一辆坦克通行的道路，那是工兵们冒着炮火花了20多个夜晚，用泥土、木料和石头铺成的。

距离目标阵地不到300米，坦克突然遇到弹坑，猛地颠簸起来。驾驶员陈文奎加大油门想冲过去，坦克吼了几声，向上一挺，半斜起车身，接着又向下一沉，无法动弹了。

排长杨阿如立即指示联系工兵，同时组织展开自救。工兵赶到后即刻投入救援，然而到了后半夜，坦克仍无法驶出弹坑。战士们用树枝、藤条和泥巴把坦克伪装成一个大土包，炮长徐志强将炮管摇向车后，使它看起来“像一根靠在土包上的木头”。

“首长批准就地开炮。”7月7日，命令传来。这时，敌人的坦克就在346.6高地的主峰上，侧面正好朝着215号。徐志强根据杨阿如的指引，提前标定好密位。

黄昏时分，大家各就各位，瞄准第一辆敌军坦克，连续发射3枚穿甲弹，目标被击中燃烧起来，大火照亮了高地。另两辆敌军坦克反应过来，慌乱开始还击，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215号周围。但215号毫不畏惧，连续发射5发炮弹，第二辆敌军坦克燃起大火。坦克手们越战越勇，第三辆敌军坦克也被击中。

据专家分析，被击毁的3辆M46坦克是二战后美军研制的，火炮口径90毫米，正面装甲超过100毫米。而215号坦克是苏联二战前研制的T-34坦克改进型，火炮口径85毫米，正面倾斜装甲厚度才60毫米。

“敌人武器比我们还先进，为啥他打不胜咱，咱能打胜他？”多年后，年迈的坦克预备炮长兼装填手师凤山接受采访时说，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鼓足一口气打败强敌，是因为“大家有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

三辆坦克被端后，高地上敌人的炮火更加密集地袭来。215号坦克依旧无法动弹，随时可能被敌军击中，处境十分危险。当时情形下，弃车是最安全的选择。但英雄坦克215号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人不能离武器，就是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坦克。”年迈的师凤山回忆往事仍然语气坚定。

7月8日，敌军的飞机和地面炮火对山下空地进行轰炸，弹片和石头不断落到215号坦克上。笼罩坦克的硝烟从缝隙钻进来，使人难以呼吸。炽热的太阳烤着坦克，舱内就像一个大闷罐，战士们又饿又渴，有人甚至出现昏迷症状。师凤山自告奋勇外出找水，刚掀开坦克舱盖，敌人的一排炮弹就打了过来。他猛跑到河边，成功给战友们带回了水。

突然，346.6高地再次传来坦克的炮声，又有两辆敌军坦克出现在高地上。上级指示：明晚9点击毁它们。为把坦克救出弹坑，坦克手和工兵们一起挖泥土、搬石头、运木料，敌人的冷炮不停在周边落下，石头划破了双手……大家全然不顾，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没有一个人害怕退缩。

7月9日夜，215号坦克重新点火，在轰鸣声中开出弹坑，很快到达新的射击阵地。坦克手们转动炮塔，瞄准敌军坦克开炮。两辆敌军坦克还没来得及还手，就被干掉了。215号身陷险境绝地反击，一连摧毁击伤敌军5辆坦克，有力配合志愿军步兵作战，并最终占领石岘洞北山阵地。

资料显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15号坦克除击毁击伤6辆敌军坦克外，还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出色地完成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称号。

“打仗是一口气。咱心里不害怕，一打一个准，一害怕一哆嗦，就打不准了。”师凤山说。为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英雄坦克打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抗美援朝战争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奠定了新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的重要象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耿化敏教授认为，215号坦克凝聚着的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动力。

坦克英雄杨阿如

原文：坦克英雄杨阿如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解放军报微信将陆续推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文物背后的故事”系列文章，一起回顾那段英雄岁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区内，静静地伫立着一辆T-34型坦克。聚光灯下，一身军绿的它显得沉稳、庄重。岁月的气息悄然弥漫开来，这让它前伸的炮管上那六颗红五角星格外引人瞩目。这就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称号的215号英雄坦克。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同年7月，我坦克第2师第4团2连在夏季反击战役中担任主攻美军石砚洞北山阵地的作战任务。战斗中，敌军在石砚洞北山346高地派出3辆M46坦克，像是插入志愿军阵地的一颗钉子，对我方造成严重威胁。志愿军独立坦克第4团2连2排排长兼215号坦克车长杨阿如受领了“拔钉子”的任务：在7月8日晚9时30分前消灭高地上的3辆敌军坦克，配合步兵争夺石砚洞北山。

向预定阵地开进那日，正值雨季，许多巨大的弹坑都被积水掩盖。7日夜，杨阿如和车组成员冒着暴雨开赴前线，3辆坦克驶入一片开阔的泥泞地时，崎岖难行。一发炮弹突然在215号坦克正前方落下，泥地瞬间被炸出一个大坑。驾驶员陈文奎立即刹车，但为时已晚，巨大的惯性把坦克带进了深坑，淤泥漫过挡板，动弹不得。

此处距敌阵地仅千余米，不易隐蔽，情况万分危急！弃车求存还是拼死一搏？杨阿如与战友们毅然选择了后者。杨阿如和战友们跳下战车，垫木头、挖泥土，用尽办法，但重达32吨的坦克依旧动弹不得。新命令很快下达：其他2辆坦克先行撤退，由215号坦克单独承担消灭敌坦克任务。

如此作战环境，要想完成任务，难度可想而知。在夜色掩护下，坦克手们再次跳下战车，用泥土、碎石、草木将坦克伪装成一个小土包。为使其更加逼真，他们抹平了周围20米内履带碾压的痕迹，摆正了几株被撞倒的植被……

高地上的敌军似乎有所觉察，对这片开阔地的炮击更加猛烈、密集。伪装后的215号坦克门窗紧闭，车内闷热不堪。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大家咬紧牙关继续对敌方阵地进行认真观察，仔细记录高地上敌军动态。

8日黄昏，正当大家准备实施自救时，346.6高地上突然出现了敌人3辆坦克。如不马上将其消灭，我军防守北山的步兵将遭受重大损失。炮长徐志强迅速标定了敌人坦克的位置，只听杨阿如一声令下：“打！”轰轰几声巨响，几枚穿甲弹飞向敌坦克，敌一辆坦克顿时火光四溅。敌炮火迅速向我还击，215号坦克顽强应对，又是一阵连发，敌人的第二辆坦克也应声起火。剩下的一辆坦克见势不妙慌忙躲进掩体，215号又接连打出10多发爆破弹，把掩体炸得粉碎，敌坦克的炮身也被打成了两截。这使杨阿如他们更加坚信，只要战术运用得当，照样能以弱制强，取得胜利。

一连摧毁、击伤敌3辆坦克后，215号坦克的方位暴露了，虽然敌步兵不敢擅动，但坦克周围爆炸声已四起。是丢下坦克撤退？还是等在原地挨炸？机智的驾驶员陈文奎想出一计，他迅速发动坦克，猛踩一脚油门，让发动机大声吼叫，然后慢慢降低油门，逐渐压低发动机声音，最后把坦克熄火，故意制造我方坦克已经撤出阵地的假象。敌人上当了，他们的炮火沿着坦克可能退却的道路，狂轰滥炸地延伸了2千多米。原地未动的215号坦克毫发未损。

趁着夜色，大家再次利用地形把坦克伪装了起来，门窗几乎都被覆盖，只能偶尔打开驾驶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由于缺氧，无线电员、炮长、驾驶员相继昏倒。指挥所允许只留下两个人，其他人员全部撤出。可谁也不肯离开。在重型装备紧缺的那个年代，坦克就是坦克兵的命根子，大家为了保住坦克宁愿把命拼上也都不肯离开，在狭小的空间里共同捱过了生死攸关的两天两夜。

10日早上，215号坦克收到指挥所新命令：消灭敌方高地上新调进的2辆坦克。面对新的作战命令，已经十分疲惫的官兵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再次行动起来。首先要把坦克开出来！他们把混合了泥土的草堆捆在身上，以躲开敌机侦察和狙击手偷袭，爬到几百米以外的山上寻找被炮火炸断的树干。经过了不知多少次往返，他们终于在临近傍晚时聚集了70多根木头，垫平道路，将坦克开出了弹坑。

午夜，战斗打响，215号坦克仅用11分钟，就击毁敌M46坦克2辆、地堡12个、机枪巢3个、小口径炮3门。在215号坦克的有力配合下，志愿军最终控制了石岘洞北山阵地，实现了“人与装备最佳结合”的生动演绎。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215号坦克“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集体特等功。

这只是215号坦克参加的众多战斗之一。有关资料显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车长杨阿如、炮长徐志强、驾驶员陈文奎、装填手兼预备炮长师凤山、无线电员许世德，驾驶215号坦克，共击毁敌重型坦克5辆、击伤1辆，击毁敌迫击炮9门、汽车1辆，摧毁敌地堡26个、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出色完成7次步兵协同作战任务，战功赫赫。

英雄本平凡，不平凡的是他们的精神和这种精神的赓续。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会忘记，杨阿如率领的班组和他们驾驶的215号坦克，更不会忘记215号坦克身上所承载的重大意义。

（特别鸣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来源解放军报微信

59式中型坦克

中国造59式中型坦克

该型坦克是中国制造的第一种中型坦克，1958年9月试制，1959年定型生产，同年参加国庆十周年阅兵。主要用于消灭敌有生力量，摧毁敌技术兵器和防御工事。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4人
• 武器装备：100毫米火炮1门 7.62毫米机枪2挺 12.7毫米高射机枪1挺
• 火炮直射距离：1100米
• 火炮最大距离：16000米
• 火炮射速：7发/分
• 发动机最大功率：382.5千瓦
• 最大速度：50千米/时
• 最大行程：440千米
• 最大爬坡度：32度
• 越壕宽：2.7米
• 涉水深：1.4米
• 通过垂直墙高：0.8米
• 全重：36吨

中国造59-2式中型坦克

该型坦克是59式中型坦克的改进型，在火炮威力、生存能力和通信距离上有了较大提高，主要用于消灭敌有生力量，摧毁敌技术兵器和防御工事。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4人
• 武器装备：105毫米火炮1门 7.62毫米机枪2挺 12.7毫米高射机枪1挺
• 火炮射速：7发/分
• 发动机最大功率：382.5千瓦
• 最大速度：50千米/时
• 最大行程：540千米
• 最大爬坡度：30度
• 越壕宽：2.7米
• 涉水深：1.4米
• 通过垂直墙高：0.8米
• 全重：36吨

苏联造T-62中型坦克

这辆坦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于1969年3月，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缴获苏军的。

T-62坦克是20世纪50年代末发展的一代新型主战坦克，1962年定型，1964年批量生产并装备，有10种改进型，是最先采用滑膛炮的坦克。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4人
• 武器装备：115毫米滑膛炮1门 7.62毫米机枪1挺 12.7毫米高射机枪1挺
• 装甲厚度：炮塔30至220毫米 车体15至100毫米
• 火炮俯仰范围：-4度至+17度
• 发动机最大功率：426.6千瓦
• 稳定器：双向稳定
• 最大速度：50千米/时
• 最大行程：公路650千米 土路450千米
• 最大爬坡度：30度
• 越壕宽：2.85米
• 涉水深：1.4米
• 通过垂直墙高：0.8米
• 全重：37.5吨

中苏T-62坦克争夺战

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3月15日上午，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苏军被击退，乌苏里江的冰面上遗留下十几具苏军尸体和一辆被炸断履带的T-62坦克。由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西方也对我实施全面技术封锁，我国在研制69式中型坦克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元帅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珍宝岛战况，当勃列日涅夫得知有1辆T-62中型坦克被打瘫在珍宝岛的江汊上，勃然大怒，命令一定要把这辆坦克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把它炸沉到江底。从1969年3月16日至4月29日，中苏双方围绕这辆T-62坦克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在炮火掩护下，我方把已沉入江底这辆坦克抢了过来。

战役背景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不断在两国边境制造摩擦，克格勃领导的边防军频繁对正常作业的中国边民施暴，尤其在乌苏里江中方一侧珍宝岛。1969年3月，苏联太平洋边防军区第57、69边防总队企图武力“清除”中国边防军和渔民。3月2日，中国军人遭苏军武力挑衅后被迫还击，完全控制珍宝岛。

战役经过

经过几天零星交火后，于3月15日组织最猛烈的进攻，还将二线正规军加强给边防军。曾在2日吃过亏的苏联第57边防总队长德莫克拉特·弗拉基米罗维奇·列昂诺夫上校亲自跳上一辆编号545的T-62坦克，率队从珍宝岛南翼包抄解放军。

列昂诺夫自认为得计，却犯下致命错误，他不清楚岛上的中国守军有多少人，也不清楚解放军在什么地方埋伏了反坦克武器。况且新来的苏联坦克兵全是义务兵，技艺并不纯熟，还是头一回参战，连坦克电台都忘记和掩护的步兵分队调到同一频率。

据俄方档案显示，列昂诺夫坐在最前面的545号车里，率另两辆坦克从西面狭窄的河汊逼近珍宝岛。因之前和苏军BTR-60PB装甲车较量过，中方预见到苏军要采取坦克突击，所以提前在冰面上布设用白布伪装的反坦克地雷。苏军坦克出现后，解放军立即用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攻击，这本是概略性袭扰射击，由战斗英雄杨林指挥的炮班打出的炮弹奇迹般地在545号车炮塔左侧下方打出缺口。吓坏的545号车组慌忙向岛西南方转移，在离岛约400米的河汊冰面上触雷，左侧履带被炸断。545号车组经车底安全门弃车逃离，其中列昂诺夫与545号车驾驶员库兹明被击毙，其余两辆坦克慌忙南撤。

当T-62坦克触雷丢弃时，苏军第135师慌忙在乌苏里江东岸摆开一个完整的师属炮兵团，用60门火炮向中国境内纵深5~7公里，正面3~5公里范围进行火力覆盖，同时用该师第199团第2营集团冲锋，试图控制545号车并将其拖回，但均被解放军击退。此后两天，中苏两军只要发现对方接近坦克就猛烈射击，其间只有两国侦察兵能趁天黑摸到坦克旁边。

硬抢不能奏效，苏军决定将545号车爆破炸毁。从3月30日起，苏军先后两次爆破，但每次都只把炸药放在坦克下面而不是坦克内部，爆炸冲击波仅把坦克炸得跳了几下。无奈之下，苏军从乌苏里斯克调来几门240毫米重型迫击炮，对T-62所在江面反复射击，试图炸开冰面，让坦克沉入水下。然而，苏军的企图并未得逞。

50年前，解放军智夺T-62坦克

原文：50年前，解放军智夺T-62坦克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不断在两国边境制造摩擦，克格勃领导的边防军频繁对正常作业的中国边民施暴，尤其在乌苏里江中方一侧珍宝岛。1969年3月，苏联太平洋边防军区第57、69边防总队企图武力“清除”中国边防军和渔民。3月2日，中国军人遭苏军武力挑衅后被迫还击，完全控制珍宝岛。

但苏方不甘心，经过几天零星交火后，于3月15日组织最猛烈的进攻，还将二线正规军加强给边防军。曾在2日吃过亏的苏联第57边防总队长德莫克拉特·弗拉基米罗维奇·列昂诺夫上校亲自跳上一辆编号545的T-62坦克，率队从珍宝岛南翼包抄解放军。他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坦克能沿结冰的河汊插入解放军后方，而他本人曾在过去几个月里与中方武装对峙时上过岛，自认为熟悉那里的地形，用坦克实施“穿透”，无疑能迅速动摇中国人的斗志。

列昂诺夫自认为得计，却犯下致命错误，他不清楚岛上的中国守军有多少人，也不清楚解放军在什么地方埋伏了反坦克武器。况且新来的苏联坦克兵全是义务兵，技艺并不纯熟，还是头一回参战，连坦克电台都忘记和掩护的步兵分队调到同一频率。

据俄方档案显示，列昂诺夫坐在最前面的545号车里，率另两辆坦克从西面狭窄的河汊逼近珍宝岛。因之前和苏军BTR-60PB装甲车较量过，中方预见到苏军要采取坦克突击，所以提前在冰面上布设用白布伪装的反坦克地雷。苏军坦克出现后，解放军立即用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攻击，这本是概略性袭扰射击，由战斗英雄杨林指挥的炮班打出的炮弹奇迹般地在545号车炮塔左侧下方打出缺口。吓坏的545号车组慌忙向岛西南方转移，在离岛约400米的河汊冰面上触雷，左侧履带被炸断。545号车组经车底安全门弃车逃离，其中列昂诺夫与545号车驾驶员库兹明被击毙，其余两辆坦克慌忙南撤。

当T-62坦克触雷丢弃时，苏军第135师慌忙在乌苏里江东岸摆开一个完整的师属炮兵团，用60门火炮向中国境内纵深5~7公里，正面3~5公里范围进行火力覆盖，同时用该师第199团第2营集团冲锋，试图控制545号车并将其拖回，但均被解放军击退。此后两天，中苏两军只要发现对方接近坦克就猛烈射击，其间只有两国侦察兵能趁天黑摸到坦克旁边。

硬抢不能奏效，苏军决定将545号车爆破炸毁。从3月30日起，苏军先后两次爆破，但每次都只把炸药放在坦克下面而不是坦克内部，爆炸冲击波仅把坦克炸得跳了几下。无奈之下，苏军从乌苏里斯克调来几门240毫米重型迫击炮，对T-62所在江面反复射击，试图炸开冰面，让坦克沉入水下。然而，苏军的企图并未得逞。

苏军如此担心T-62落到解放军之手，中方同样明白它的重大政治和技术意义。沈阳军区迅速组成代号“62小组”的坦克抢救分队前往珍宝岛。

3月28日凌晨4时，62小组乘铁路闷罐车到达乌苏里江西侧的东方红车站，29日下午乘坐卡车，带着绞盘、钢丝绳等到达江边的前线指挥部。

苏军当时几乎每天都派米-4直升机在T-62上空盘旋，只要发现中方有什么动静，就马上呼叫苏军开炮。到了晚上，苏军从下米海洛夫卡哨所方向打起大功率探照灯照射T-62所在冰面，防止中方趁夜抢走坦克。但由于冰面反射的缘故，苏军探照灯很难看清坦克周围的情况。62小组决定在晚上抢拉坦克。

抢拉之前，62小组在中国一侧江边开阔地上安装好机械绞盘，并趁夜色把钢丝绳连接到坦克上。深夜，62小组开始用绞盘拖拉坦克。但由于绞盘声音太大，苏军很快察觉中方意图，一面用探照灯从各个方向交叉照射，一面开炮阻拦。苏军炮火不但砸开了冰面，还打断接好的钢丝绳，使T-62坦克前部沉入江中。为防止中方继续抢拉，苏军又集中火炮对T-62所在江面反复射击，最终令坦克于4月2日完全入水。之后，苏军撤走珍宝岛对岸的炮兵，只留下3挺14.5毫米机枪、探照灯和主动红外夜视仪等装备，不分昼夜对坦克周边袭扰射击，阻止中方回收。

针对前一次抢拉的失利，一条“土办法”应运而生。首先，62小组从农场借来4辆拖拉机，开到江面中方一侧的空地上，日夜不停地垦荒作业，麻痹苏军。10天后，苏军看到对面大片黑土地已初具农场规模，拖拉机还在工作，就逐渐停止射击。其次，面对没入水下的坦克，62小组请来海军潜水员，将钢缆挂到坦克车体牵引钩上，同时又在江底挂上与车体分离的炮塔。为了不使苏军发现，4月28日晚和29日凌晨，我方通过人工绞盘先后将炮塔和车体分别拖到岸上隐藏起来，第二天又悄悄地把坦克炮塔和车身先后运到距岸不远的小树林后面。

4月29日晨，苏联边防军通过高倍观察镜发现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泥地上有一道深深的拖拉印痕，说明中国在珍宝岛“坦克争夺战”中取得完胜。

打捞出水的T-62很快就被送到北京展出，用战利品向国内外证明珍宝岛事件真相，中国获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

（《新民晚报》3.4 石宏 张韶华）

中苏为一辆坦克展开激战：中国为何一定要搞到T62

原文：中苏为一辆坦克展开激战：中国为何一定要搞到T62

坦克对于中国军队来讲是地地道道的“外来品”。当其作为陆军突击兵器出现于一战战场上时，中国的军队甚至还不知晓这种武器。而当坦克在二战战场上横冲直撞之时，中国的军队也只能通过购买或是缴获的方式让坦克在进攻阵形中有所表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坦克工业的发展史依然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装甲兵配属的坦克多是日本和美国生产的。1950年才开始大批量地从苏联进口坦克，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军队使用的坦克基本上为“苏联造”。

中国在长期的战乱中看到了坦克在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的角色。新中国成立，相对平稳的国内形势为中国坦克工业赢得了发展之机，一大批技术专家已经开始潜心钻研坦克制造的原理和奥秘。当时和中国关系正处于战友加兄弟“甜蜜期”的苏联给予了中国足够多的支持。到1956年，中国已经可以生产T-34坦克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虽然还生产不出成型的坦克，但这几种关键的大部件可以独立生产还是让中国坦克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实际上，在那时中国制造坦克的目光已经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看起来是生产出了T-34坦克的主要部件，但中国却是从苏联进口了15辆T-54坦克作为原型车来进行研究。

中国的坦克发展史其实就是一条采购、缴获、引进、仿造、改造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内蒙古第一机械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坦克开始进入仿造阶段。1958年，中国终于生产出了第一辆坦克。这种型号的坦克在1959年被确定定型生产，被称之为59坦克。

59坦克虽然为中国的坦克“头胎”，但在其诞生的时代，与当时正服役的如美国M8、日本61式等坦克比较，其水平并不逊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坦克都是围绕着这一型坦克进行改造和完善，并迅速衍生出其改进型系列，继而在其用途的扩展中又研制出几种变形车，形成了以59式坦克为基本车的一个车族。至今为止，59式坦克是我国生产最多的坦克型号，并出口了8个国家。

中国自从生产出了59坦克之后，几乎每隔十年便会定型生产出另一种型号的坦克。后来便又有了69式坦克和79式坦克。69式坦克得名是缘于在1969年开始研制，仅时隔5年，便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69式坦克的诞生是在中苏断交的大背景下，全凭中国的专家完成，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坦克，一经成功，便在全军装备了大约1000辆。这浩浩荡荡的装甲车阵被称为“一代坦克”。

在研制69式坦克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

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3月15日上午，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苏军被击退，乌苏里江的冰面上遗留下十几具苏军尸体和一辆被炸断履带的T-62坦克。由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西方也对我实施全面技术封锁，我国在研制69式中型坦克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元帅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珍宝岛战况，当勃列日涅夫得知有1辆T-62中型坦克被打瘫在珍宝岛的江汊上，勃然大怒，命令一定要把这辆坦克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把它炸沉到江底。从1969年3月16日至4月29日，中苏双方围绕这辆T-62坦克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在炮火掩护下，我方把已沉入江底这辆坦克抢了过来。

这辆T-62坦克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其率先使用大口径滑膛炮，开创了20世纪60年代坦克火炮使用滑膛技术的先河。该型坦克安装了先进的火炮双向稳定器，同时还安装了大功率发动机，弹架油箱设计别具一格。藏有这么多技术秘密，中苏双方围绕着瘫在冰面上的这辆坦克展开殊死争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今，这辆坦克陈列于军事博物馆内，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隐藏在它背后的秘密。这一战证明，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反坦克武器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这促进了中国坦克和反坦克技术的大发展。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79式坦克总体布置与前几型坦克基本相同，没有太大的改动，更突出的优点是所配用的钨合金弹芯脱壳穿甲弹可在常规距离上击穿较大厚度的均质或复合装甲。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和西方建立了良好关系，从而可以引进技术，中国开始了“二代坦克”的研制，这就是广为人知的80系列坦克。80式的研制意义在于使中国第一次全面地研制一种新型坦克，中国获得了研制坦克宝贵的系统综合技术。但无论如何，80式坦克的研制年代使它刚研制成功便成了落后的产品。（作者：国家人文历史 胥得意）

珍宝岛战役，解放军缴获世界最先进的T62坦克，苏联密谋摧毁

原文：珍宝岛战役，解放军缴获世界最先进的T62坦克，苏联密谋摧毁

1969年，中苏两国在边界地区爆发了激烈冲突，这场对抗发生在冷战时期的紧张氛围中。

1969年3月15日，苏联部队开着6辆装甲车，气势汹汹地冲上了中苏边境的一座小岛。这座岛地形复杂，密林丛生，高低起伏，这些自然条件正好帮了我们大忙。苏军想借着装甲车的火力，迅速拿下岛上的重要据点，没想到被我们迎头痛击。我们利用岛中央的高地和周围的树林作掩护，打出了漂亮的反击战。靠着快速移动和精准的枪法，我们顺利击退了苏军的第一波攻势。

隔日，苏方大幅加强了此次军事部署。破晓时分，晨曦微露，小岛四周已被引擎的轰鸣声包围。成排的坦克和装甲车正从彼岸源源不断驶来，在水面激起连绵的波浪。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辆T-62主战坦克，作为苏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它们配备了强劲的火力和厚重的防护装甲。随着这些装备的加入，岛上的战斗局势迅速升级，变得更加紧张激烈。

针对敌方装甲力量的威胁，我们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结合岛上的地理环境，我们在重要通道布设了爆炸装置，同时安排了隐蔽的射击阵地。当敌方战车和装甲部队向岛内深入时，我们的精准射手和炮兵团按计划展开火力打击，成功遏制了敌人的攻势。

一辆T-62坦克在行进过程中不小心踩中了我们事先埋好的地雷。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这辆坦克的履带和底盘被炸得稀巴烂，完全动弹不得，只能原地趴窝，成了一个活靶子，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了。看到这情况，苏联的其他坦克都傻眼了，赶紧停下脚步，开始重新盘算接下来该怎么办。有些坦克觉得情况不妙，干脆调头就跑，生怕自己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勃列日涅夫的指令与周恩来的安排

一听说一辆顶尖的T-62坦克陷在敌占区，勃列日涅夫马上急了，他二话不说就下令部队无论如何都要把坦克弄回来。他太清楚这辆坦克的技术含金量和对苏联军队士气的意义了，所以特别强调这事不能拖，必须尽快搞定。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一听到消息就立马行动起来。他火速发了个急电，命令前线部队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辆坦克给保住。周总理心里清楚得很，这坦克可不光是件厉害的武器，更是个值钱的情报宝贝。要是能让咱们的军队好好研究研究，肯定能大大推动咱们国防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炮兵部队早已在周边区域构建了严密的火力封锁线，所有火力点都经过周密规划，重点封堵了敌方可能展开救援行动的通道。尽管苏联军队反复发起突击，试图撕开这道防线，但在我们强大的火力压制和有利的地形优势下，每次进攻都被成功击退。

为了应对中国军队的持续进攻，苏联指挥官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炸掉坦克周围的冰层，让这些装甲武器沉入水底，确保它们不会落入对手手里。他们迅速派出工兵和爆破小组，带着重型爆破设备赶赴现场。这支专业队伍在冰面上安放了大量炸药，准备一次性将坦克及其周边冰面彻底炸毁。

但事情进展得并不如预期。我们派出的侦察人员和无线电监听设备很快发现了苏联军队的行动，随即调整了火炮攻击方向，集中火力打击他们的爆破小组。在密集的炮火压制下，敌方工兵部队难以准确定位并安装爆炸装置，整个行动受到了极大干扰。

面对爆破任务进展不顺和时限逼近的双重困境，苏军匆忙执行了爆破方案，结果导致这辆坦克迅速沉入水底。

苏联军队在逆境中的应对方案

军方计划用高科技方法处理坦克回收问题。为此，他们从哈尔滨运来了专门的重型装备，比如大功率绞车和起重机械。这些工具特别适合在困难条件下搬运和吊装大型物体。

这些装备经过漫长的旅程，穿越密林和险峻的山路，终于抵达了边境小岛。在岛上，解放军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展开了艰难的救援工作。第一步，他们需要确保工作区域的安全，因为这里仍然处于我军炮火的覆盖范围内。他们使用了伪装网和烟雾弹，以此来降低在操作时被苏军发现和袭击的可能性。

一切防护准备妥当后，施工队伍着手架设临时救援设施。重型起重机被稳妥地架设在坚实的地基上，牵引装置与坦克的残余部分紧密相连。由于坦克一半陷在冰冷的河水中，给操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工作人员只能穿上防水装备，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水下忙碌，既要绑牢吊索，又要仔细检查各个连接点。

经过数天的紧张操作，整个过程都格外谨慎，以防发生意外。解放军工程团队不断微调起重设备的角度和力量，确保重量分布均匀，避免坦克在起吊过程中破裂或遭受更多损伤。在技术人员的紧密协作下，经过多日的不懈奋斗，这辆T-62坦克最终平稳地从水中被吊起。

间谍行为频繁发生，边境局势持续升温

苏联的秘密情报组织克格勃，以培养顶尖间谍和构建全球情报网而著称。在东西方对抗的年代，这个机构训练了大量特工执行秘密行动，窦祥松就是其中一员。他在中国的经历充满是非，从最初的偷窃行为逐渐升级为恶性犯罪。传闻他在一次冲突中误伤人命，这一事件使他成为了警方的通缉目标。

担心在中国被抓后会面临重刑，窦祥松选择连夜偷渡出国，跑到苏联寻求庇护。苏联的情报部门克格勃发现了他，觉得他既然已经躲过了中国的追捕，正好可以用来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于是，克格勃对他进行了专门的培训，计划把他培养成一名反华积极分子。

1969年5月，中苏边境局势剑拔弩张，克格勃决定再次启用窦祥松返回中国。他们的策略是借助窦祥松在坦克调动环节制造混乱，特别是在苏联无法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收回坦克的局势下。窦祥松被悄无声息地送进中国后，他的举动显得鲁莽且自大，这暴露了他一贯沉溺于安逸懒散的生活态度。

一到中国境内，窦祥松就不想再走远路了。他竟然直接在路边拦下了一辆路过的拖拉机，想偷个懒，轻松到达目的地。这种大胆冒失的举动让他格外引人注目，最终也成了他计划泡汤的主要原因。

正巧，庄树宝从这条路上经过。他是附近镇上的居民，和窦祥松的父亲窦顺仁是老相识，虽然跟窦祥松本人没打过什么交道。看到窦祥松时，庄树宝觉得有些反常。他留意到窦祥松神情慌张，举止异常，心里不由得起了疑。想到自己和窦家的交情，再加上自己的直觉，庄树宝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便打算做点什么。

庄树宝下车后并没有马上对窦祥松动手，而是先一步赶到了最近的边防哨所。他向驻守的士兵详细说明了看到的情况，特别提到了窦祥松的长相和举动。边防部队得到消息后十分重视，马上组织人员展开了行动。

窦祥松搭乘拖拉机没多久就下了车，眼看快到目的地了，他正打算按照克格勃的安排进行下一步。可他却没发现自己早已被人盯上。还没等他行动，边防官兵就迅速把他控制住了。

中苏两国在科技与军事领域的进步

窦祥松落网后，其同伙的破坏计划接连失败。为确保T-62坦克顺利抵京，部队实施了全方位安保方案。沿途部署了重型拖车和专业护卫力量，全程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既防范了可能发生的破坏行为，又保证了装备运输的安全。从出发地到北京，每一段路程都安排了专人值守，确保万无一失。

坦克行进途中会经过多个关卡，每个关卡都设有通讯系统和应急小组，随时准备处理突发状况。随行保障小组全程待命，及时解决机械故障，保证坦克在长距离运输中不出问题。同时，侦察部门加大了对潜在风险的监测力度，防止任务执行过程中遭遇意外阻碍。

这辆T-62坦克经过数日跋涉，顺利到达北京。随后，它被送进军方研究基地，供专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仔细钻研。他们对坦克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全面检测，从动力系统到射击控制系统无一遗漏。同时，研究团队还对坦克的防护装甲、炮塔转动装置以及内部驾驶空间设计展开了细致的考察。

科研团队还专门为T-62坦克研制了克敌制胜的打法和装备。他们搞出了能抓住这种坦克防护短板的特制炮弹，并且研发了打得更准、穿透力更强的炮管系统。这些创新既让咱们的防守更靠谱，也让进攻火力更猛。

经过深入分析这种苏联制造的装甲车辆，我们的国防科技水平实现了明显进步。

张敏卿. 探究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起因与解决方案[J]. 兰台世界, 2006(10S): 67-68

在珍宝岛战役中缴获的这辆T62坦克，改变了中国坦克

原文：在珍宝岛战役中缴获的这辆T62坦克，改变了中国坦克

1969年3月15日，乌苏里江上的冰面被履带碾得嘎吱作响。

苏联边防军上校列昂诺夫举着望远镜，看着自己手下的T-62坦克排开上珍宝岛，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玩意儿可是苏联最新型的坦克，115毫米滑膛炮能把中国那些老掉牙的59式轰成渣。

"排长，老毛子的铁王八上来了！"趴在战壕里的新兵小王声音都在发抖。老兵李大山吐掉嘴里的烟头，眯着眼睛数着越来越近的坦克："慌啥？让他们再近点...就是现在，拉雷！"轰的一声巨响，领头的那辆T-62像喝醉酒的熊一样，歪歪扭扭地瘫在了冰面上。履带被反坦克地雷炸断，炮管都杵进冰里了。

这下可把老毛子急坏了。这辆T-62可是他们的宝贝疙瘩，要是落到中国人手里，那还得了？接下来的几天，苏联人跟疯了似的，炮弹不要钱地往冰面上砸，想把坦克沉到江底去。中国边防战士也不含糊，顶着炮火硬是把坦克的关键部件都给拆了下来。最后老毛子急眼了，直接炮击冰面，让这辆T-62沉到了江底。

"娘的，老毛子越想要，咱越不能给！"工程兵老刘带着人，硬是用绞盘把沉在江底的铁疙瘩给捞了上来。这玩意儿运回北京的时候，军工研究所那帮专家眼睛都直了。115毫米滑膛炮、双向稳定器、红外夜视仪，全是当时最顶尖的技术。有个老工程师摸着坦克的炮管直咂嘴："咱以前那些坦克炮，打出去的炮弹能飘到姥姥家去，看看人家这精度！"

要说这T-62的来历也挺有意思。1960年的时候，一个伊朗军官开着美国最新的M60坦克投奔了苏联。老毛子一测试，脸都绿了——自家的T54坦克炮根本打不穿M60的正面装甲。苏联陆军司令崔可夫气得直拍桌子："赶紧给老子搞个能揍M60的新坦克！"T-62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本来就是个临时凑数的过渡产品，谁知道后来成了苏军的主力装备，前后生产了两万多辆。

这辆被缴获的T-62可给中国的坦克研发帮了大忙。以前咱们的69式坦克打靶，炮弹能上靶就不错了。现在有了T-62做参考，技术人员终于搞明白了啥叫射击稳定器，啥叫夜视仪。有个参与仿制的技术员后来回忆："拆开老毛子的稳定器一看，好家伙，原来是在炮管上装了个会转的陀螺！这主意咋就没人早想到呢？"

最让专家们开眼的还是那门115毫米滑膛炮。以前咱们都是线膛炮，打出去的炮弹转得跟陀螺似的。老毛子这个滑膛炮看着简单，可穿甲能力愣是强出一大截。后来咱们的69式坦克就借鉴了这个设计，再往后发展出来的125毫米滑膛炮，现在都成了99式坦克的标配。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这辆T-62本来是苏联人拿来显摆的，结果反倒成了中国坦克技术的"启蒙老师"。当年在珍宝岛上为了抢它，中苏两边可是真刀真枪干了好几仗。现在这辆坦克就摆在军博的地下一层，身上的弹孔还清晰可见。有时候参观的人多了，讲解员就会指着那些弹痕说："瞧瞧，这就是当年老毛子急眼了，想把它炸沉时留下的。"

有个经常来军博转悠的军事迷发现个有趣的事：咱们后来研发的坦克，从69式到79式，再到现在的99式，都能找到点T-62的影子。就像老辈人常说的，好东西要学，但要学得聪明。这辆T-62教会了中国坦克工业最重要的一课：光会造不行，还得知道为啥这么造。

现在去军博参观的人，很多都会在这辆T-62前面多站一会儿。有些上了年纪的还会跟身边的孩子念叨："当年为了这个铁疙瘩，可没少流血流汗。"孩子们可能听不懂，但他们能感觉到，这个锈迹斑斑的老坦克身上，藏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69年珍宝岛反击战，我被紧急派往前线：抢一辆T-62坦克，弄懂技术

原文：69年珍宝岛反击战，我被紧急派往前线：抢一辆T-62坦克，弄懂技术

1969年初，苏军出兵侵犯我国的珍宝岛，我国边防部队旋即发起自卫反击作战。

时值初春，寒潮未退，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仍结着冰层，苏军竟然驾驶坦克踏上冰层，结果导致五辆T-62坦克陷入冰层。

战斗结束后，我国为了缴获苏军入侵的证据，特意成立抢救分队，尝试拉回一辆T-62坦克。

本文就以抢救分队成员熊克芳的第一视角，来讲述这次惊心动魄的行动。

一、抵达前线、架设装备

那年，我33岁，是抢救分队中的唯一一位女同志，领导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我参加这次行动，或许是因为我正在研究坦克发动机系统。

记得领导找我谈话时，曾特别叮嘱我要做到严格保密，不能将行动的消息透露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

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我将儿子托付给了一位亲戚，亲戚问我干什么去，我只说是去北京出差。

大约是在2月28日凌晨4点钟，我们乘坐一辆铁路闷罐车来到东方红车站，然后又被军用卡车拉到了前线指挥部。

在前线指挥部，我终于弄清了我的主要任务，原来是到现场观察苏联T-62坦克的发动机。

T-62坦克是苏联的新一代坦克，其发动机比59式坦克多了60马力，这意味着发动机会产生更高的热量，而苏联专家采用了什么样的新型冷却系统，是我们想不通的。

我到现场就是要观察T-62坦克发动机的大致构造，还有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多了什么东西。

前线的条件当然是艰苦的，领导也不会为了我单独搭一个帐篷，我就和其他男同志挤在一个帐篷里，我睡在最里面。

那天傍晚，我们开始行动，基建工人将绞盘和钢索等设备抬上卡车，我们一起乘坐卡车悄悄来到乌苏里江边。

在距离T-62坦克沉没1公里的小山上，基建工人推下钢索，我们就在乌苏里江边架绞盘，随时准备抢拉坦克。

为什么说是“抢拉”呢，因为苏联不想让我们得到T-62坦克，他们不想留下入侵中国的证据，也不想将让我们窥探T-62上的新型技术。

苏联的飞机一直在T-62坦克上空盘旋，只要周围有一点动静，飞机就会向下扫射和发射炮弹。

二、火线奔跑、频发事故

我们通过观察江面上的情况，发现不少区域都出了裂缝，人要想站在冰面上，必须要借助一些长木板才行。

任务艰难，我们下定决心争取胜利，为了抢在乌苏里江冰层融化前接近T-62坦克，我们只能顶着苏联飞机扫射奔跑。

每当听到上膛的声音，就会有同志高喊“趴下”，等炮弹爆炸后，我们会立即起身，利用苏联飞机投射下一方炮弹的间隙跑100米。

作为第一批行动的队员，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排除万难，不惧牺牲，坚决争取胜利！”

我们一起喊着口号，誓要完成这项任务，终于在苏联军队彻底发现我们前，我们来到了T-62坦克旁边，解放军战士协力将钢索套在坦克上，后面的基建工人则用绞盘拉坦克。

这时，苏联军队发现了我们，于是开始用迫击炮进行轰炸，钢索被炸断了，T-62坦克的甲板也被炸沉了，抢拉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苏联军队打炮的干扰，解放军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就是让4辆拖拉机两两对开，制造耕作的假象，掩盖拖拉坦克发出的声音，效果很明显，苏联军队打炮的频率变低了。

我始终记得自己的任务，必须调查T-62发动机，原本我想踩着履带爬上车身，没想到脚一滑，整个人瞬间掉进了冰窟窿里。

身边的两名战士发现情况后，立即将我从冰水里拽了上来，又给我找来了一件新棉衣，他们都劝我先回去，可是这点困难怎么能让我退步，我再次爬上坦克，从炮塔出口进入了内部。

当时，我想拆下连接发动机的空气瓶和一些部件，可惜没带工具，我就用手仔细摸了两遍发动机外表面。

与印象中的59式坦克发动机外表面作了对比，我感觉两者没有什么差别，就这样，我完成了领导交代的任务。

三、拉回坦克、弄懂技术

参加抢拉工作的不是只有我们，还有自来水公司的潜水员和北海舰队的潜水员，他们主要负责水下工作。

因为苏联军队的炮击，连接钢索牵引钩已经没入水中，这就需要潜水员下水去重新挂钩，每次下水前，潜水员都要喝白酒暖身，否则在冰水里，四肢很快就会僵硬。

T-62坦克被拉上来后，先是拉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以此向国内外证明苏军侵略我国的事实，之后又送到坦克厂作了分解。

经过研究和分析，我们才发现T-62坦克使用了115mm滑膛炮，西方那是还没有装备这种口径的炮，其火力是不言而喻的。

T-62坦克的车身采用了低火线和驾驶后座下调等技术，从而保证车重和车体积满足火力的需要。

至于T-62坦克发动机的冷却散热系统，我们利用分解和试验相结合的方式，终于弄懂了增加60马力的冷却散热技术。

T-62坦克的水散热器与59式的大小相同，但是内部却采用了管带式，59式坦克是管片式，这样做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加水散热器的空气流通量，这种改动，我用手是摸不出来的。

另外，T-62坦克的火控系统也作了改变，性能同样有显著提高，如激光测距仪、也将红外瞄准镜和昼间瞄准镜。

稳定的火控系统能够降低车体对火炮的干扰，尤其是在坦克行进或停车期间，火炮的命中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后来，我国根据这些新技术，开发出了性能更好的红外夜视仪、大功率柴油机和双向稳定器等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T-62坦克改变了我们对主站坦克的认知，它既具备中型坦克的灵活，也具备重型坦克的火力，不久之后，我国装甲部队就装备了更为先进的69式坦克。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也从中年迈入了老年，回忆这桩往事，我深深感觉到和平生活真的来之不易。

珍宝岛战役，解放军缴获世界最先进的T-62坦克，苏联密谋摧毁

原文：珍宝岛战役，解放军缴获世界最先进的T-62坦克，苏联密谋摧毁

前言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辆特殊的坦克。这辆坦克产自前苏联，是他们入侵我国领土的见证。为了消灭罪证，也为了阻止我军研究坦克，苏联不惜收买叛徒，意图炸毁坦克。解放军该怎样才能化解这次危机？

珍宝岛危机

朋友变敌人，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随着苏联的胃口越来越大，渐渐地，他们竟然试图干涉我国内政。面对我国领导人坚定地拒绝，苏联恼羞成怒，中断了对中国的全部援助项目，使我国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

自从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就再也不掩饰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在军事方面，苏联将大批军队调往中苏边境，双方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中国和苏联之间相连的边境线很长，在关系恶化之后，经常会出现摩擦。

苏联军队经常没事找事，跑过来和解放军打架。渐渐地，肢体冲突已经不能满足苏联人了。他们开始开车撞人，或者是使用一些冷兵器攻击解放军，造成多起流血受伤事件。其中，珍宝岛地区发生的冲突最多。乌苏里江将中国和苏联隔开，而珍宝岛就位于乌苏里江中心。就是这个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了引发中苏冲突的火药桶。

苏联想和中国开战，总要找个理由，于是他们就将目光集中在了珍宝岛上。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从1968年开始，苏联就经常派军队登上珍宝岛，还多次打伤边防战士。不仅如此，苏联军队连附近的渔民也不放过。中国渔民在珍宝岛附近捕鱼，结果直接被苏军抓走了。

1969年3月2日，苏联又和之前一样，大摇大摆地登陆珍宝岛，俨然将这里当做了自己家的后花园。自此虽已入春，但是乌苏里江还没有解冻，苏联直接把军车开到了珍宝岛上。中国军队上岛巡逻，又受到了苏军的攻击，伤亡6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苏军寻衅滋事，我军一忍再忍。结果换来的是苏军越来越过分的袭击，这次竟然直接对边防战士开枪了，致使战士受伤，我军被迫开始自卫反击。虽然苏军是有备而来，但是我军战士积攒了太多的怒火，苏军也没有占据上风。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苏联军队被我军战士赶出了珍宝岛。

但是，苏联人的目的就是要挑起争端，自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果不其然，3月15日，苏联又集合了6辆装甲车，掩护苏军强行登岛。营长冷鹏飞带着一个加强排，对苏军展开反击。在有利的地形掩护下，战士们击退了苏军的第一次进攻。

但是，没过一会儿，苏联方面又出动了5辆装甲车和6辆坦克，试图用火力阻止我军的支援部队登岛。我军使用的反坦克武器只有56式反坦克火箭筒，但也是仿制苏联的武器，数量也不多。战士们只能使用手雷等武器，与敌人的坦克对抗。

到了下午，苏军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借助猛烈的炮火，苏军不断向前推进。苏军采用步兵和坦克相结合的战术，导致我军战士难以展开近战。最终，我军采用迂回分割的战术，将苏联步兵与装甲、坦克隔离开来，这样苏军不得不与我军展开近战。到了第二天，苏联军队出动的坦克、装甲车数量高达50 多辆，其中还有当时苏军最先进的T-62型主战坦克。

T-62型坦克

眼看战斗的局势越来越胶着，苏军又调来了几辆坦克。其中，T-62型主战坦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先进的。我军使用的反坦克武器，在T-62面前根本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既然不能和坦克硬碰硬，那就只能智取。对付坦克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地雷。履带是坦克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炸毁的部位。只要炸毁坦克的履带，那坦克就变成了一个铁疙瘩，进退两难，对我军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用地雷炸坦克，我军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作战经验。但是，珍宝岛的情况太特殊了。敌人察觉不到地雷，才会直直地撞上来。可珍宝岛处于乌苏里江上，战士们没办法把地雷埋到江面上。就算钻个洞，把地雷埋进去，雪白的江面也会直接把地雷的位置暴露出来。这样，地雷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毕竟苏联人也不是傻子，看见地雷还往上冲。

再加上，苏联在二战期间，汲取了大量坦克作战的经验，肯定会提前准备，避开地雷阵。但事已至此，我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大家只能放手一搏。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地雷容易暴露的问题，既然它是黑色的，那罩上一层白布就行了。战士们说干就干，开始用白布制作口袋，先把地雷装进去再埋进雪里。这个方法果然很有成效，茫茫江面上只能看到一个个雪堆，却没有地雷的身影。

为了将苏军坦克吸引到地雷阵里，我军战士以自身为诱饵，主动向苏军开火。用人来攻击坦克，丝毫没有胜算，纵然战士们知道这次任务是有来无回，也没有任何怨言。为了身后的国家和人民，战士们毅然决然地向苏军坦克开了第一枪。苏军自然不会手软，在发现战士们的身影之后，立刻调转枪口，朝战士们开炮。

很快，在战士们的“引领”下，苏军的坦克开到了地雷区。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苏军的一辆坦克被炸坏了履带，动也不能动。其他坦克见势不妙，急忙掉头，哪里还顾得上战友的死活。虽然成功击退了苏军的坦克，但是这场战役并没有结束。

在这之后，苏联还派出了直升机，对中国领土进行轰炸。随后，又向岛内加派士兵，试图将这辆坦克拖回。我军战士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坚持与苏军战斗了9个多小时，在猛烈的炮火下，击退了苏军发起的3次进攻。在这天的战斗中，我军战士还成功击毙苏联军队的指挥官，而这辆坦克也被留在了江面上。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刚开始的时候，苏联就颠倒黑白，利用国际舆论造势。苏联政府宣称，这场战役是由中国军队挑起的，而他们是被迫进行反击。这句声明传回国内，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谁都没有想到苏联人竟然会这么无耻，被他们打伤的边防战士伤口还没有愈合呢。更何况，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哪里来的苏联守军呢？

苏军失去了一辆坦克的消息，被勃列日涅夫得知后，他勃然大怒，勒令军部尽快将坦克拖回来。而周总理也急电战场前线，让他们务必要保住这辆坦克。为了给我军制造麻烦，苏军派出了爆破组，试图将坦克炸毁。但是我军看穿了他们的念头，苏军的攻势被击退。之后，苏军又派出了伞兵，准备来个出其不意的行动。

但我军提前设置了炮排，苏军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坦克。一不做二不休，苏军眼看阻止不了我军，就打算直接炸穿江面，让坦克直接沉入水底。苏军集中火力，对着江面轰炸了好几天，终于将冰面炸碎。这下，苏联人才算放心。在他们看来，要想将一辆重达几十吨的坦克，从几十米深的江里捞出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咱们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当时天气非常寒冷，而我们使用的潜水用具又非常落后，难以抵挡刺骨的江水。为了保证潜水员的安全和任务的成功率，军区派出海军潜水员，分为好几个小组，轮流下潜，成功将缆绳固定在了坦克上。

之后，军区又专门从哈尔滨调来大型绞盘和吊车。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4月底，成功将坦克打捞了上来。这下，勃列日涅夫知道后，又睡不着觉了。为了防止我军破获坦克的先进技术，勃列日涅夫准备派遣克格勃组织中的人，潜入中国，炸毁坦克。克格勃组织是什么？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这么放心地把任务交给他们？

派出特工，意图摧毁坦克

为了消灭罪证，苏联无所不用其极，但一一失败，只能派出特工。

克格勃是苏联的情报机构，里面培养了很多特工。随后，他们选派了一个特工，此人名叫窦祥松，听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窦祥松出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虎头镇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窦顺仁欺压良善，无恶不作。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窦祥松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窦祥松家自然被镇压了，他就成为了没人管的二流子。

窦祥松好吃懒做，每天在镇子上偷鸡摸狗，搅得街坊邻里都不安生。后来，窦祥松变本加厉，竟然杀了人。可他不想坐牢，就翻越国境，逃到了苏联。像窦祥松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只会怪别人。逃到苏联的窦祥松，对新中国充满了怨恨。

这样的经历，自然被克格勃组织看重，并将他培养成了一名特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窦祥松也掌握了一些技能。这次秘密炸毁T-62坦克，是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1969年5月，苏联人悄悄地将窦祥松送入中国境内，准备在运送途中，炸毁坦克。

他们将行动地点设置在黑龙江密山县小冲坡。窦祥松背着一个包，里面装的烈性炸药，只要一颗就能炸毁T-62坦克。他提前埋伏着这里，等时机一到，就炸毁坦克。按理说，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应该会想办法避开人群，以确保自己不被发现。可窦祥松享受惯了，连路都不愿意走。他在路边拦了一辆拖拉机，让人家捎他一段路。

中国人民团结互助，看到有人想接蹭车，司机大哥就答应了。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两个人，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窦祥松上车之后，一副“大爷”的样子，随手就掏出一张钞票给司机大哥当做路费。当时那个年代，物价低，乡下人就更不会随手给别人这么多钱了。窦祥松的行为，让车上的几人起了疑心。

这个50多岁的人就坐在窦祥松傍边，他越看越觉得窦祥松眼熟。这个人叫庄树宝，他虽然不认识窦祥松，但他认识窦祥松的父亲窦顺仁。而窦祥松和窦顺仁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庄树宝马上想到了几年前逃往苏联的窦祥松，怀疑窦祥松回来不怀好意。

于是，庄树宝提前在半路下了车，迅速赶往当地的边防部队报告了这件事。边防部队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忙派兵找到了那辆拖拉机，还有正在做着美梦的窦祥松。就这样，苏联人的阴谋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T-62坦克被成功运往北京，我国军方根据这个坦克，研制出了仿制坦克和反坦克武器。这下，苏联再也不能仗着T-62坦克耀武扬威了。如今，这辆T-62坦克被存放在博物馆里，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美国造M26潘兴重型坦克

这辆坦克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缴获美军的。

该型坦克1942年研制，1945年3月定型装备。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5人
• 武器装备：90毫米火炮1门 7.62毫米机枪1挺 12.7毫米高射机枪1挺
• 装甲厚度：25至101毫米
• 发动机最大功率：368千瓦
• 最大速度：48千米/时
• 最大行程：160千米
• 最大爬坡度：31度
• 越壕宽：2.4米
• 涉水深：1.2米
• 通过垂直墙高：1.17米
• 全重：41.73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