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Kongmiao and Imperial College museum），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15号，总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古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000余件，是中国国家二级博物馆。

孔庙和国子监始建于公元14世纪，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曾经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和皇帝祭孔的场所，两组建筑群都采取沿中轴线而建、左右对称的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建筑群。2005年3月成立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于2008年6月14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1961年3月4日，国子监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孔庙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3月17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入选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名单（第一批）。

孔庙

孔庙占地22000平方米，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得建筑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前院东面有碑亭、神厨、省牲亭、井亭；西面有碑亭、致斋所，并有持敬门与国子监相通。两侧排列着198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刻有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大成门外有乾隆石鼓和与之有关的两座清代石碑。中院的主要建筑为东西庑和13座御碑亭；后院崇圣祠独立成院，集合成北京孔庙完整的古建筑群体。

国子监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占地面积27000多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集贤门（大门）、太学门（二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彝伦堂、敬一亭。

馆藏文物

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2024年报显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藏品总数1866件(套)，珍贵文物数1073件(套)。主要包括：石器、石刻、青铜器、食器、酒器、铁器、瓷器、竹器、木器、玉器等。

趣闻秩事

南宋绍兴八年殿试探花陈修

南宋绍兴八年殿试探花陈修时年已73岁，尚未娶妻。高宗皇帝念其勤奋苦读的精神，特将一个施姓宫女许配给他，还赏赐了一批嫁妆。陈修的事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句“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历史沿革

要追溯孔庙的历史，当然是源远流长。史载，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前478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样说来，历史上第一座孔庙距今已有2488年了。

孔庙，又称文庙，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的圣庙。在中国，孔庙遍布各地，但孔氏家庙全国仅有两处，一在山东曲阜，一在浙江衢州。而北京孔庙规格最高，是元、明、清三朝皇帝举行国家祭孔的场所。除中国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国也都建有孔庙。

纪事

京城唯一保存四座牌楼的古巷――国子监街

北京历史上重要的街巷，常以牌楼为主要标志。然而随着城市的变迁，几乎已将这种标志冲刷殆尽。现今京城，唯一仍依清代规格保留下来的古老标志的街巷，仅存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又名成贤街）。横贯街巷四座一间式彩绘牌楼，将这条浓荫蔽日的小街，点缀的分外古朴庄肃，著名的北京孔庙就座落在这条街巷的东端。

由于孔子被誉为圣人，明代以后还享有某些与皇帝相等的待遇，故而在孔庙大门外东西两侧二十米处，各设一座清代下马碑，碑身正背两面，分别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满、汉、蒙、回、藏、托忒六种文字。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即便皇帝亲临，也要下辇步行，以表庙门森严、圣贤至上，孔子地位之尊。同时在孔庙大门前还设有镶嵌琉璃雕花砖影壁一座，以示孔庙的威严。

左庙右学―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兴建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笼络汉族民心，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祭祀孔子。据《元史·哈刺哈孙传》：“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六年（1302年），在今址建庙，元大德十年（1306年）建成，西邻国子监，（又称“太学”）构成左庙右学规制。

北京孔庙，占地22000多平方米，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成一条中轴线，三进院落，建筑左右对称，主体建筑依序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经历代多次扩建修葺，至民国五年（1916年），才最后竣工。至此，北京孔庙形成现今的规模和布局，成为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

国子监古代又称为太学，其历史其实更为久远，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便有了太学雏形，而夏商周也有各自名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周代天子有五学，分别为东西南北四学（即东序、瞽宗、上庠、成均）加上中央之学即辟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直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才正式设立国子监，并开设进士科，开创了科举取士的先河。

国子监始建于13世纪的元朝（1287年），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至今已有7百多年历史。

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大学，历来倍受国家重视，多有修建，尤其是经明永乐、正统年间分别进行的大规模修缮，清乾隆年间增建辟雍后，形成了今天的建筑规模和格局。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也曾对国子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致使这座古老的大学至今保存完好。196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子监平面整体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由三进大型院落组成，占地面积2万7千多平米，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排列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彝伦堂、敬一亭。主体建筑两侧有 “二厅六堂”、御碑亭、钟鼓亭等，形成传统的对称格局。国子监前院东侧由“持敬门”于孔庙相通。

国子监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包括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国子监又是全国唯一可以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学校：琉球、日本、朝鲜、越南、泰国、俄罗斯等国的学生，也曾在国子监读书。国子监为培养全国各族学生成长，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过积极的重要作用。

2001年至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和首都图书馆及少儿馆陆续迁出，孔庙和国子监又重新归于一体。2008年奥运会前夕，市委市政府和文物局又专门斥巨资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才终于有了今天孔庙和国子监焕然一新的面貌。2008年6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正式成立并全面对外开放。

孔庙和国子监的历史意义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作为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以及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曾经担负着如同现代北大、清华、中央党校以及教育部等的文化教育职能。1901年传统的书院被改为学堂（如京师大学堂），而后1905年，读经被废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孔庙和国子监的教育和行政职能也趋于式微，孔子、儒学教育全面弱化。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对重塑国民精神的重要性，现代教育改革也逐步开展，渐渐加大传统文化、儒学及其精神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比如，初中课本加入了一二十条《论语》，高中开设先秦诸子选修课。从而，孔子、儒学从体制外逐渐转到体制内，尽管是部分引进。我们今后应该继续努力加大传统文化元素的比重。

孔庙国子监是北京乃至全国的国学圣地。为全面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加快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推进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及《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意见》，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立孔庙、国子监为中心的国学文化展示区。并特别强调，要对孔庙、国子监进行文化功能复兴，修建高规格、高品位、高质量的“进士题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经碑林展示廊”，进一步提升文物环境和基础设施品质，建设世界儒学研究、传播中心，举办有影响力的弘扬国学活动，传承国学文化。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要以展示弘扬民族文化为核心，办好传统特色文化活动。首先是策划推出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等传统文化活动。其次是推广节庆文化，将现代文化活动与传统民族节日相结合，利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举办大型节庆活动，吸引北京友好城市和有相同节庆国家的文化组织参加。

纪年

孔庙

元大德六年（1302年），开始建造孔庙。

元大德十年（1306年），孔庙建成，西邻国子监，构成左庙右学规制。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特诏命孔子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立“加号诏书”石碑在大成门前。

元至顺二年（1331年），元文宗下诏恩准孔庙配享宫城规制，许孔庙四隅建角楼。

明永乐九年（1411年），孔庙修缮。

明宣德四年（1429年），修整大成殿及两庑。

明嘉靖九年（1530年），为祭祀孔子五代先祖，增建崇圣祠。

清乾隆二年（1737年），清高宗亲谕孔庙使用最高贵的黄琉璃瓦顶，只有崇圣祠仍用绿琉璃瓦顶。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祭孔礼仪为大祀，又对孔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将原来七间三进的大成殿改为九间五进。

民国五年（1916年），修缮竣工。

民国十七年（1928年），孔庙开始对外开放。

2005年4月，进行第一次大规模修缮，修缮以古建复原和维护为主，恢复清代的建筑规模和样式。

国子监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修建。

元皇庆二年（1313年），修建崇文阁。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以元朝故集庆路儒学为国子学。

洪武五年（1372年），实行监生实习历事制度。

洪武八年（1376年），设立中都国子学。

洪武十五年（1378年），改国子学、中都国子学为国子监、中都国子监。

洪武二十六年（1389年），革除中都国子监。

明永乐二年（1404年），恢复国子监名称。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以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原来的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

明嘉靖七年（1528年），修建敬一亭。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开始修建辟雍殿。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辟雍殿及琉璃牌楼、碑亭、钟鼓亭历时二年竣工建成。同年，乾隆亲临辟雍讲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末改革学制，设置学部，国子监裁废，其教育行政功能并入学部。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原址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民国七年（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址到故宫的端门与午门。

1956年，辟雍殿作为首都图书馆。

2005年，首都图书馆迁出。

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文物局对国子监进行大规模修缮。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2006年，孔庙和国子监成立北京国子监和孔庙管理处。

2008年6月14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挂牌并正式对外开放。

2010年，“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成立。

2022年1月27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1月31日除夕闭馆一天。

2022年11月25日起，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扩展内容

• 《元史·哈刺哈孙传》

孔庙

孔庙占地22000平方米，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前院东面有碑亭、神厨、省牲亭、井亭；西面有碑亭、致斋所，并有持敬门与国子监相通。两侧排列着198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刻有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是研究我国科举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中院的主要建筑为东西庑和13座御碑亭；后院崇圣祠独立成院，集合成北京孔庙完整的古建筑群体。

先师门

孔庙大成门

大成殿

大成门是古代举行祭孔典礼的地方，是孔庙的主体建筑，面阔九间，台基四周有白石护栏，前后三出陛。中陛有雕龙御路，黄琉璃筒瓦单檐庑殿顶，东西稍间内置鼓悬钟各一，两侧放置清乾隆年间仿制的石鼓10枚。

崇圣祠

崇圣祠在大成殿后，自成一座独立的小四合院。南面为正门——崇圣门三间，北面正殿为崇圣祠五间，东西各有配庑三间。崇圣祠及崇圣门为绿琉璃筒瓦歇山顶，配庑为灰筒瓦硬山顶。

大成殿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建筑，是供奉孔子神位，祭孔时皇帝行礼的地方。现存大成殿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扩建而成，五进九间，双层飞檐，四坡五脊，通高33米，黄色琉璃瓦，顶部正脊两端均装饰龙形鸱吻，殿内金砖铺地，整体规制，与故宫太和殿无二。

大成殿前宽敞月台，高于地面2m，月台由汉白玉雕云头石栏三面环绕，东西两端各有16级台阶，前级正中嵌有一块7米长、2米宽的大青石浮雕，石面上下雕有二龙戏珠，中间盘龙吞云吐雾、宝珠火焰、云水波涛、蔚为壮观。

大成殿与月台的和谐统一，犹如白云托扶的天上楼阁，令人不禁心弛神往。

清代自康熙皇帝始，每一皇帝即位，照例要到国子监讲学，原讲学处为国子监内彝伦堂，乾隆49年（1784年）增建辟雍，讲学处改在辟雍，称“临雍”。然后在孔庙大成殿悬匾一方，有的皇帝即便不“临雍”，也要照例题匾悬挂。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1916年遵教育总长范源濂指示，将清帝题匾取下，改悬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题匾。1985年，所有题匾重新复原陈列。只康熙题“万世师表”匾，改悬大成殿前檐下。

跨进大成殿堂，迎面绣有吉祥图案的金色幔帐簇拥着供奉的孔子神位木龛，龛两边的楠木大柱，一幅乾隆御笔名联越然其上：“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辟之宫墙”。正龛内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的木牌位。正位两旁，设有配享的牌位，复圣颜子（回）、述圣孔子（伋 ）、宗圣曾子（参）、亚圣孟子（轲），称为“四配”；东西两侧设有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孙师、朱熹牌位，称“十二哲”。

大成殿内的礼器、祭器、乐器皆为祭孔大典及平时供奉所用，多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遗物，包括有尊、爵、卣以及笾、豆等，乐器中的编钟、编磬、柷、敔、篪等在现今乐器中，已很难见。

大成门

进入先师门，迎面便是重基石栏的大成门。大成门与主体建筑大成殿同取孔子对中国古文化做了“集大成”之意。大门前后三出陛，中为螭陛，左右各十三级台阶。门内悬钟、置鼓各一，每逢皇帝祭孔，鸣钟108响，击鼓360通。钟鼓齐鸣，百官就位，庄严肃穆。

大成门内两侧有石鼓十枚，为清乾隆年间仿照先秦石鼓刻制而成。原物在唐代陕西歧山出土，因其形状似鼓故称“石鼓”。鼓上文字内容为游猎古诗，称为“猎碣”。石鼓被称“国中之宝”，乾隆皇帝因“惜其岁久漫漶，所存不及半……”故而重新刻制。原物早年辗转徙迁，曾置放在孔庙，现今存放于故宫博物院。乾隆石鼓之文字，为今人习石鼓文书法的重要范本。

东西两侧的石鼓旁各立有一碑，东侧碑文记载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刻石鼓之经过，西侧碑是清代大书法家张照草书唐代韩愈所作的《石鼓歌》。张照手书，苍劲有力，刚柔相济，属难得的书法珍品。

戟门

戟门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种具有特殊意义和用途的门，以下是关于它的介绍：

历史渊源与象征意义

• 历史渊源：戟门起源于古代帝王外出时，在止宿处插戟为门的做法，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的建筑形式。
• 象征意义：唐代之后，朝廷允许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在自家门前立戟显示身份，戟门成为权势和地位的象征，门前立戟数量越多，主人地位越高。

建筑特点

• 屋顶形式：戟门屋顶形式多样，如太庙戟门为黄琉璃筒瓦屋面，单檐庑殿顶；西安孔庙戟门则采用歇山式单檐九脊顶。 
• 开间与布局：通常面阔三间或五间，中间为大门，两侧为配室或旁门。如西安孔庙戟门，面开三间，平时大门关闭，边门仅在祭祀时打开，中门只有考中状元者祭拜孔子时才可通行。
• 装饰与构件：檐下常施斗拱，门安装铺首，戗脊上装饰仙人、走兽等。走兽数量依建筑物大小和等级而定，明清规定戗脊上走兽最多11个，最少3个。

相关规制

• 立戟数量：北宋时，赵匡胤下令在全国各地文庙施行立戟礼制，大成殿主门门洞内竖十六支戟。宋徽宗时，将文庙戟门所立之戟增加到二十四支，此后历代沿袭。
• 使用场合：主要用于皇家祖庙、孔庙、文庙及三品以上官员府第等。在皇家祖庙和孔庙中，戟门是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对祖先和孔子的尊崇。

著名的戟门

• 北京太庙戟门：位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尚为明代规制，是皇帝祭祖场所的重要建筑。 
• 西安孔庙戟门：是西安孔庙古建筑群中珍贵的明代建筑，是祭孔时整理仪容和陈列礼兵器的场所。 
• 平遥文庙戟门：平遥文庙大成门亦称戟门，是联系贯通第一、第二进院的建筑物，体现了文庙建筑的庄严凝重。

崇圣祠

崇圣祠座落在孔庙第三进院，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是祭祀孔子五代先祖的家庙。殿顶采用绿色琉璃瓦，它与大成殿之间有崇圣门相隔，独成一体，绿瓦映古柏，更显幽深清宁。现崇圣祠用于展演《大成礼乐》乐舞。

大成礼乐

礼乐文化是古人将“礼教”与“乐教”并提而形成的教化体系，它们的本义是以礼为教、以乐为教。从孔子开始，儒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视礼乐的传统。孔庙国子监是元明清三朝国家行礼仪、宣教化的场所。在孔庙崇圣祠，推出的《大成礼乐展演》项目，是对博物馆传统陈列展览的丰富和创新，它能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新感受，在与演员的互动中体味传统礼乐文化的博大精深。

《大成礼乐》是以传统礼乐为素材，经过提炼、改编成为具有观赏性的集乐曲、乐舞、吟诵三位于一体的演出，他继承了孔子的“礼”“乐”之美学思想，将“礼”的内容赋予“乐”的形式，以“乐”求“礼”，以“乐”载“道”，以“道”育人，从音乐美学、舞蹈美学、声乐美学的角度，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台好看好懂的节目，真正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礼乐的“肃穆、庄重、典雅、含蓄、和谐、纯正”之美；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感受到孔子思想的时代精神，并起到教化人们思想，传递“以礼修身，以乐感人”的艺术宗旨。

第一幕：《学而》——舞者手捧竹简，在舒缓的音乐背景下，迎着朝阳，恭敬虔诚地诵读《论语》。仿佛引领我们回到孔子时代，那个治学严谨的礼制社会氛围中。并从中感受出儒家文化精神内核。

第二幕：《福兮》——一群美丽的女子，迈着优雅的步子，长袖飞扬，衣带飘飘，灵动曼妙间演绎一段汉代宫廷乐舞。雍容不失柔媚，庄重又显欢快。

第三幕：《关雎》——《关雎》是诗经的首篇，是一首描写一位青年男子炙热追求一位美丽善良姑娘的恋歌。在唯美，优雅，华丽音乐背景下，运用现代表现手法，将古典舞的含蓄、柔美、典雅，和男中音的浑厚大气结合在一起。把关雎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和美学理念呈现在观众面前，并融入到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中，代代延承。

第四幕：《大同》——在一片祥和、庄重、肃穆奏乐声中，舞生行进有序地表演祭孔“八佾舞”。通过诵读《礼记.礼运》大同篇，再现天下大同，千秋宁和的景象。表达了古人对大同社会追求的理想。让人们感知到：古人和谐思想与和谐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的积极意义。

进士题名碑

孔庙院内198座进士题名碑，记载了元、明、清三代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进士题名始于唐代雁塔题名，据说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于是后人相继仿效。

孔庙院内题名碑是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开科取士后建立的。元代开科16次，明代又曾把元代的刻名磨去刻上本朝进士姓名，故元代题名碑已不多见，仅有的三座是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校长）吴苑掘地时发现的。

明代77座，清代118座。著名人物有：明朝护卫北京城将领于谦、明末大将军袁崇焕、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禁烟首领林则徐等。其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代末科进士题名碑上还刻有“沈均儒”的名字。沈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还有一些事迹、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传奇人物，如刘墉（刘罗锅）、纪昀（纪晓岚）等，也均碑上有名。

刘墉、山东诸城人，按其才华本应成为状元，但一般考官决定不了，必须皇帝御批。乾隆皇帝拿到刘墉试卷后，看其名字为“墉”，说 “状元怎能用庸碌之人”，于是召见刘墉，见其矮小、鸡胸、罗锅。便想为难他一下，让他以自身长相为题作诗一首，刘墉即刻吟到“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弄得乾隆皇帝哑口无言，但乾隆还是御批为二甲二名。

进士题名碑于2011年完成保护棚的修缮工作。

雁塔题名

一、成语释义与出处‌

‌基本含义‌

“雁塔题名”指唐代进士及第后在大雁塔（位于西安大慈恩寺）内题写姓名以纪念荣耀的习俗，后演变为汉语成语，代指科举考中进士。其近义词包括“金榜题名”，反义词为“名落孙山”。

‌文献出处‌

五代·王定保《唐摭（zhí）言》卷三：“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

成语最早见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进士题名始于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新科进士在“过关宴”后集体至慈恩寺塔下题名。

二、历史渊源与仪式流程

‌起源传说‌

据传，进士张莒（jǔ）游慈恩寺时偶然题名于塔壁，引发其他进士效仿，后逐渐被官方推崇为固定仪式。唐代将此誉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

‌庆典仪式‌

1. ‌曲江宴饮‌：皇帝先设宴庆贺新科进士。 ‌2. 集体题名‌：推选善书者用墨笔题写姓名、籍贯及及第时间于塔壁，若日后晋升卿相则改为朱笔。 ‌3. 附加活动‌：包括杏园探花、曲江泛舟等，形成“长安几于半空”的盛况。

三、文化意义与著名案例

‌社会象征‌

该习俗体现了唐代对科举功名的极致推崇，题名者期望“与雁塔并高”“名垂青史”。明代喻茂坚曾仿效此制，在陕西乡试后率举人题名雁塔，并立碑强调“德业与名共垂不朽”。

‌文人轶事‌

• ‌白居易‌：27岁中第后题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炫耀年少得志； -‌ 刘沧‌：以“紫毫粉壁题仙籍”自比登仙，反映进士的狂喜心态。

四、消亡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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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

北宋神宗年间大雁塔火灾导致唐代题名尽毁。另有说法称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非进士出身）因嫉妒下令清除题名。

‌### 后世影响‌

尽管实物不存，但“雁塔题名”作为文化符号仍被引用，如明代碑刻仿制及现代廉政教育类比。

十三经碑林

“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是儒家的13部经典著作。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孔庙的十三经刻石共有189座，原存放于国子监东西六堂，1956年修缮国子监时移至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道内。

十三经是研究儒学的珍贵史料。我国虽有“熹平石经”、“开成石经”，但都有不同缺陷，唯乾隆石经有独特之处。

蒋衡，清雍正年间江苏金坛恩贡生，游历长安时，见“开成石经”众手杂书，紊乱不堪，深以为憾，决心自书一部十三经。于是，从雍正四年（1726年）至乾隆二年（1737年），历时12年，完成了这部63万字的经文手书，字体工整，一丝不苟。乾隆五年（1740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蒋衡手稿转献朝廷，收藏于大成懋勤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钦命和珅、王杰为总裁，彭元瑞、刘墉为副裁，负责考订蒋书经文，并动工刻石。彭、刘以宋、元善本十三经校订蒋衡手稿，并把俗题字改为古体字，同时考证经文异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碑刻成，立于太学。同时以墨拓本颁行各省。彭因功受赏太子太保衔。和珅为此嫉恨，命人一夜挖去碑上经彭改过的古体字。嘉庆八年（1803年）和珅被贬，嘉庆帝又命学者纪晓岚、董诰等人重新校订并补齐被和珅挖去的字，至此“乾隆石经”得以还本来面目。

与“十三经刻石”同处在一起的还有从国子监彝伦堂移来的清康熙帝御笔《大学碑》。《大学》选自《礼记》一书，内容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理。康熙书法功底深厚，气势磅礴。除此之外，北京孔庙尚有清乾隆登基60年（1795年）时镌刻的《御制说经文》碑13座，《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满、汉文碑各1座。

国子监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它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明代永乐，正统年间曾大规模修葺和扩建，清乾隆四十八年又增建“辟雍”一组皇家建筑，形成现在的规制。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占地面积二万七千多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集贤门（大门）、太学门（二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彝伦堂、敬一亭。古代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国子监不仅接纳全国各族学生，还接待外国留学生，为培养国内各民族人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子监主体建筑经历7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最高学府校址，国子监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集贤门（大门）

太学门（二门）

琉璃牌坊

踏进太学门，迎面是一座高大华美的三门四柱七座的琉璃牌楼。在北京，类似的牌楼不止这一座，但国子监琉璃牌楼地位特殊，与众不同，别具一格。一是因为它位于皇帝讲学宫殿“辟雍”的前面，可以说是辟雍的大门，牌楼顶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具有典型的皇家建筑特征。而其他琉璃牌楼都是建在寺庙内，用绿色琉璃瓦为顶。二是牌楼上没有任何宗教饰物。牌楼中门上方，南北两面分别书写的“圜桥教泽”、“学海节观”横额，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其含义都与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辟雍殿

辟雍殿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古代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辟雍殿矗立在国子监的中心位置，平面呈正方形，深广各17.7米，每边三间面阔，三三得九，意为九州，均为大红色木质门窗。四角重檐攒尖顶，覆黄琉璃瓦。四面辟门，四周环以回廊和水池，池周为汉白玉雕护拦。池水四壁有喷水龙头，璧池的水是在外院的东西各挖一眼水井，井上盖有亭子，称为“井亭”。水井挖有暗沟，分别通往里院的东、西三堂后引入的璧池。池上架有四周石桥，通向辟雍四门，构成周代“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

彝伦堂

彝伦堂位于国子监二进院辟雍殿北侧，原名崇文阁，建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是国子监藏书的地方。明代永乐年间予以重建并改名为彝伦堂，清康熙皇帝亲题大堂中门上方“彝伦堂”横匾。曾是皇帝讲学之处，兴建辟雍殿之后，则改为监内的藏书处。彝伦堂的建筑形式为单檐悬山顶，面阔七间，后带抱厦三间，室内面积500平方米，室外月台面积400平方米，是国子监里最大的厅堂式建筑。

敬一亭

敬一亭位于在彝伦堂之后，是国子监的第三进院落。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内有御制圣谕碑等7座。亭东为祭酒厢房，西为司业厢房，是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谕其副职司业的办公地。

十三经碑林

二厅六堂

鲤鱼跃龙门

鲤鱼跃龙门，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间传说，发生在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所在地区（一说——陕西韩城黄河龙门）。

传说只要鲤鱼能够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为真龙。还有传说龙门为应龙开辟，有诗赋赞曰：“阙之所成兮，得应龙之伟力”，当鲤鱼跃龙门时，就会有应龙盘旋上空。

科举制度推行后,鱼跃龙门被用来比喻科举中试，于是龙门在国人心里就有了神圣的地位。

“鲤鱼跃龙门”的传说流传下来，也影响了日本等地，日本风俗在男孩节悬挂鲤鱼旗，就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像鲤鱼一样跳过龙门成龙。

赠崔侍郎

《赠崔侍郎》（郎一作御），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两首同题酬赠诗，酬赠对象是同一个人，但不是同时同地之作。李白集中，现存有酬赠崔侍御诗十一首，除了两首之外，其余都是在金陵一带写的。李白《赠崔侍御》的两首诗，都表达了对仕宦的殷切。

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

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

风涛倘相见，更欲凌昆墟。

黄河鲤鱼

古代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龙门还没有凿开，黄河里的鲤鱼逆流向上，到达龙门前的湖中，只要跳过龙门，就会变化成龙。但是除了个别的跳过去化为龙以外，大多数都过不去。凡是跳不过去，从空中摔下来的，额头上就落一个黑疤。据说直到今天，这个黑疤还长在黄河鲤鱼的额头上呢。

成语典故

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宋·陆佃《埤雅·释鱼》）

大禹凿门和鲤鱼登龙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水经注》、《三秦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据《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据《名山记》载：“河水至此山，直下千仞，水浪起伏，如山如沸”。

清乾隆《韩城县志》载：“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龙门”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凿，亦称禹门渡。

关于“禹凿龙门”，《吕氏春秋》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

《三才图会》记载：“此处两山壁立，河出其中，赛约百步，两岸断壁，状尽斧凿，形状似门，故称“龙门”。

《太平广记》卷四六六“龙门”条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而清张澍辑《三秦记》复云：“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鱼，故云曝腮龙门。”后世民间传说，遂谓为鲤鱼跳龙门。

《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馀，黄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车马。每逢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后以喻举业成功或地位高升。

唐·元弼有《鱼跃龙门赋》。

明 高明 《琵琶记·南浦嘱别》：“但愿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宫。”

《水浒传》第一一三回：“正是了身达命蟾离壳，立业成名鱼化龙。”

唐李白《赠崔侍御》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即用此典。人们还用“登龙门”来比喻因得到有力者的援引而致显耀。在科举时代，参加会试获得进士功名的，也被称作为“登龙门”。

鲤鱼跳龙门，既是这个优美传说的形象表述，更寄托着祈盼飞跃高升、一朝交运的美好愿望。尤其是那些指望子弟靠读书应试博取功名前程的人家，都把它当作幸运来临的象征。

历史传说

传说一

相传，禹辟伊阙以后，水流湍急，游息于孟津（今洛阳下辖县）黄河中的鲤鱼，顺着洛、伊之水逆行而上，当游到伊阙龙门（今洛阳龙门石窟所在地）时，波浪滔天，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赠崔侍御》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从此，每逢暮春季节，就有无数金色鲤鱼循著黄河逆流而上，聚在禹门下，奋力跳跃，偶有一跃而过者，便化为苍龙，腾飞九天之上。化龙飞升的禹门叫「龙门」，「一跃龙门，身价百倍」意即如此。

传装中，常以龙头鱼身的鳌鱼来表现「鲤跃龙门」的典故。本堵表现滚滚江浪中，鲤鱼在龙门下吐津迫，而跃过龙门成龙的鳌鱼，展翅欲飞冲天的模样。

传说二

传说东海里的一大群金背鲤鱼、白肚鲤鱼、灰眼鲤鱼，听说禹王要挑选鱼类中的优秀者跃上龙门，管护龙门，无不惊喜万分，纷纷跃跃欲试。于是它们成群结队，沿黄河逆流而上，向龙门游来。

灰眼鲤鱼被河水中的泥沙呛得喘不过气来，就掉头游了回去。金背鲤鱼和白肚鲤鱼摆成一字儿长蛇阵，迎风顶浪，日夜不停地逆流而上，在一个风平浪静、艳阳高照的中午来到了龙门山前。它们把头扬出水面，仰望龙门胜景：两边高山入云，陡崖千丈；中间黄水滔天，巨旋相连。龙门山上一条百丈石质巨龙昂首向天。河水翻滚，水珠飞溅到龙头之上，构成了奇异的仙境洞天。

鲤鱼们看到龙门胜景，心旷神怡，便纷纷向禹王请命要跃过龙门。禹王喜道：“鱼龙本是同种，凡能跃上龙门的便可羽化成龙，管理龙门。”

众鲤鱼一听，立即鼓鳃摇尾，鼓出全身力气向龙门跃起。谁知跃出水面一丈多高，就跌落下来，摔在水面。但它们并不灰心，日夜苦练跳跃之功。练了七七四十九天，跃起的高度提升到七七四十九丈。但要跃过百丈龙门还差之甚远，有的鲤鱼慢慢有些灰心了。

禹王看见众鲤鱼肯吃苦，就点化它们说:“一根筷子易折断，万众一心移走山。”

金背鲤鱼听了，若有所悟，便对大家说：“禹王说的话是要启发大家同心协力啊！咱们各跳各的，怕永远也跳不过去。”

众鲤鱼说：“你说得对，那你给大家想个办法呀！”

金背鲤鱼说：“我倒想了一个办法，叫‘垫背法’。我拼力一跃，到最高度时，另一位兄弟跃起来，在我的背上踩一下，再用力一跃，也许就能跃过龙门。”

言罢，便自告奋勇愿做第一条垫背鱼。它跃起原先练就的四十九丈高度，第二条鲤鱼落在它的背上，再跃了四十九丈的高度，但是，还差两丈啊。禹王看见后，暗暗挥手，扇过一阵清风，鱼借风力，便跃上了龙门。

这办法，众鲤鱼看得清清楚楚，便依法飞跃，一条条鲤鱼都跃上了龙门，最后就剩下那条垫背的金背鲤鱼了。忽然一股激流冲撞在龙门河心的巨石上，腾起滔天巨浪。金背鲤鱼顾不得疲劳，趁着激流跃上浪尖，又猛然用鱼尾猛击巨浪，竟跃上了蓝天白云间，一眨眼又轻轻飘向龙门之上。禹王看见了，惊叹不已。他赶紧拿出彩笔，随即在金背鲤鱼的头上轻轻点了一点红。霎时，鱼龙变化，金背鲤鱼变成了一条金黄色的巨龙。禹王就命令它率领众鲤鱼管护禹王带领百姓亲手开凿的龙门。

龙门在哪里

“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有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和陕西交界处龙门、四川河津龙门（龙门山）、重庆龙溪河畔等不同说法。正式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汉代辛氏所著《三秦记》。这个传说主要讲述了鲤鱼成功跃过龙门后化为龙的故事，寓意着努力奋斗、逆流而上。

洛阳龙门传说

传说中黄河鲤鱼跳过龙门（今称禹门口），当时龙门还未凿开，伊水流到这里被龙门山挡住，形成了一个大湖。居住在黄河里的鲤鱼听说了龙门的美景，都想去看看。它们从黄河出发，经过洛河，再顺伊河来到龙门，跃过龙门而化身为龙。

黄河龙门传说

这个传说发生在山西和陕西两省交界处的黄河段上的龙门景区。每年春天，大批鲟鱼洄游至龙门穴洞之处集结，临产卵前两三天，雌雄鲟鱼追逐跳跃，形成“鲤鱼跃龙门”的壮观景象。

河津龙门传说

河津（四川）地名来源于龙门，当地传说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聚集在龙门下，无法上游。而在每年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成功跃过龙门的鲤鱼便化为龙。

龙门山传说

在在龙门山（四川）河东界，每年春天都有黄鲤鱼逆流而上，成功跃过龙门化为龙。

龙溪河畔传说

很早以前，在一个叫作宁河龙溪河畔（重庆）的地方，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有一天，一条大黄孽龙降临此地，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它要么呼风唤雨破坏庄稼，要么吞云吐雾残害生灵，使得整个峡谷乌烟瘴气，人民生活不得安宁。每年六月六日，它生日这天，强迫人们献上一对童男童女、十头大黄牛和一百头猪羊供它享用。否则，它就会发怒作恶，吞噬人畜，破坏田园。

在这个困境中，有一位名叫玉姑的聪明俊美的小姑娘，她下定决心要除掉这条恶龙。经过多次寻找，她终于在云台观找到了云台仙子，请求仙子赐予她力量。仙子告诉她，要想除掉恶龙，就必须牺牲自己。玉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

仙子指引玉姑去寻找鲤鱼仙子，寻求帮助。玉姑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在鲤鱼洞找到了鲤鱼仙子。仙子告诉她，要想消灭恶龙，就必须跳过龙门。跳过龙门，意味着牺牲生命，但玉姑毫不畏惧，表示愿意为民除害。

在玉姑坚定的信念感动下，鲤鱼仙子赐予她神奇的力量。玉姑带着仙子的祝福，回到了家乡。在她准备跳过龙门的时候，无数的鲤鱼聚集在水面上，为她加油鼓劲。玉姑鼓足勇气，奋力一跃，终于跳过了龙门。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龙门后的山峰裂开，一条应龙从山峰中飞出，陪伴着玉姑。玉姑成功化身为龙，与应龙一起升腾在天空，降下甘霖，滋润大地。从此，宁河龙溪河畔的人们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

辟雍大殿

走近辟雍大殿，人们会被这座黄瓦红柱的宏伟建筑所吸引。辟雍可以说是世上唯一一座专门供皇帝讲学用的宫殿；建筑形式独一无二。

辟雍建于清乾隆48年（公元1783年），是座四四方方建筑，通高34米，除石基外，全部为传统的木质结构。大殿为两重屋檐，上覆黄色琉璃瓦，檐角翘起，四条屋脊直达顶部，顶端做成圆型，铜包鎏金，既所谓四角攒尖，鎏金宝顶式建筑。大殿正面屋檐之下，高挂着乾隆皇帝书写的“辟雍”匾额，这块华带匾边框为七彩九龙祥云圆雕，其精美程度在北京的名匾中也是极其罕见。辟雍四周建有围廊，红色檐柱、廊柱多达数十根，柱间建雀替，大木构架绘以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彩画。四面开门，门窗装饰三交六碗菱花图案。高大的石基下建水池环绕，池岸用汉白玉做护栏，构成“辟雍环水”的古代形制。池水之上东南西北各建一座石梁桥通达四门，连接内外，构成了辟雍的独特建筑风格，体现了辟雍深邃的历史内涵。“辟雍”一词起源于我国三千年前的周代，据史料记载“天子之学曰辟雍”，辟雍四面环水，是周天子学习、议事的场所。辟雍最早是建在湖心小岛上的大房子，周边是水，水的外边是树林，天子不仅可以在里面学习文化政治知识，还可以在四周捕鱼狩猎，古时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可以在这里学习演练，是一处即安全又安静的好地方。也正是由于这种优美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它的名称。据汉代大学者蔡邕解释：辟雍的“辟”字与玉璧的“璧”通用，就是指周边的水环绕一周，湖水清澈透明，形成圆型，就像一块无暇的玉璧；“雍”为水中陆地；而“辟雍”这座大房子就建在上面，是玉璧的中心，所以取名辟雍。

辟雍的兴建与清乾隆皇帝有关，乾隆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君主，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几下江南，耗尽国力，是清由盛而衰的“高宗”皇帝。他登基的第二年，就亲临国子监讲学，可那时太学还没建辟雍，

皇帝讲学是在后边的彝伦堂内设座。乾隆不甚满意说：“以天子讲学于彝伦堂，只可以说是视察学校，而不能说是“临雍讲学”。他几次提议建辟雍，但都因故没有实现。直到乾隆48年，年逾古稀的乾隆终于下了死命令：“国学为人文荟萃之地，规制宜隆，辟雍之立，元明以来典尚阙如，应增建以臻完备”。派当时担任工部尚书的刘墉主办此事，让他“兼理国子监事物”。我们知道，辟雍建筑跟水密不可分，大殿有水环绕才能叫“辟雍”。但国子监内没有水，又不能把辟雍建在荒郊野外有湖有河之地。另外，辟雍没有可参照的建筑物，只凭书上简单的文字记载，要达到既符合古代形制，又要美观实用，实为一道难题。但这些都没有难倒刘墉和他手下的能工巧匠们，时间不长，辟雍环水工程的设计就搞出来了。首先以开凿深井，取地下水注入环池，解决了辟雍环水问题，又在环池搭建四座石桥，直通辟雍四门，形成了既实用又具观赏性的环桥造型。自乾隆48年春动土，到49年冬竣工，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创造性地建成了辟雍环水工程。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夸赞说：“辟雍建筑复古而不泥古，循名以务实”。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国学新建辟雍环水工成碑记》，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高大的石碑上，矗立在辟雍前东西碑亭中。又将他对古时候天子在辟雍内进行敬老尊贤活动时所谓“三老五更”的认识，写成《三老五更说》一文，也用两种文字，分别刻在石碑的背面。这样两座御碑，相同的内容，也成了国子监碑亭的特色内涵。另外，还把国子监里报时的钟鼓，移到琉璃牌坊稍前方的左右两侧，造就高台阶的钟鼓亭，构成了以辟雍为主，包括东西碑亭、琉璃牌坊一组皇家级建筑，为国子监整体建筑群增添了几分高贵的气息和美感。

当年刘墉他们在内部结构的设计中，四角位置原设计有四根立柱做支撑，该设计上报乾隆帝审批，乾隆批转户部尚书和珅审议，和珅提出：可不可以把四根立柱去掉，改成斜角架大梁的办法。这一提议立即被采纳。仅这一项改动，即节省了4400两银子，又使殿内没有柱子遮挡，整体显得更加宏伟宽敞，结构更趋合理，而且造就了辟雍殿内穹隆顶的特点，一举多得，实在高明。看来和珅虽是个大贪官，但也确有过人之处。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斜角架梁的建筑结构。斜梁、额方采用金龙合玺彩绘，是最高规格的。殿内地面满铺“金砖”。辟雍是一座方形殿宇，有人会问，古时候皇家宫殿都是九间制，就连门钉都是九九八十一颗。辟雍为何是面阔三间。其实辟雍也是九间制，你不妨在中间划一个“井”字，稍一琢磨就清楚了。皇帝的宝座就安放在正中一间的中心位置。

日晷

日晷（sundial），又称“日规”，指的是古代利用日影位置的变化来测量时间的一种计时仪器，“日”指“太阳”，“晷”表示“影子”，是指太阳的影子，其原理是利用太阳的投影方向来测定并划分时刻，通常由晷针（表）、晷面（带刻度的表座）、底座组成，常见形式有地平式日晷、赤道式日晷。

日晷利用太阳射影的方向来测量时间，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上时，指针的影子投向晷面，指针影子慢慢地由西向东移动。晷针影子在盘上移动一寸所花的时间称为“一寸光阴”，而“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但是，在阴雨天和夜间就会失去效用，且在春分、秋分时期无法使用。在古代，人类通过太阳投射在地面上的影子，传递了时间流逝的信息。古人将这一自然现象转化为计时工具。日晷应运而生，成为古代文明重要的计时仪器。中国古代日晷的刻度划分精细，将一天划分为100刻。中国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地平式日晷是隋代的“短影平仪”，而在考古实物方面，诸如呼和浩特的汉代晷仪，也是地平式日晷的早期实例。“日晷”这一名称的普及，始于清代。在古代欧洲较为常见的是垂直式日晷，这种日晷于垂直的墙面悬挂。

日晷承载着人类对时间的理解与探索，从古代中国、北非、中亚到欧洲，日晷作为重要的时间工具，跨越不同的文化与地域，展现了人类在追求计时精度方面的智慧与创新。日晷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与演变，体现了人类对时间无尽探索与深刻理解的历史过程，每一台日晷背后，都是对自然界与宇宙奥秘的敬畏与追求。

名词释义

日晷有两层含义，一般指的是第2个含义。

(1)“日”指“太阳”，“晷”表示“影子”，“日晷”的意思为“太阳的影子”。

(2)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又称“日规”。

日晷通常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铜制的指针叫做“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圭表中立竿的作用，因此，晷针又叫“表”；石制的圆盘叫做“晷面”，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使晷面平行于天赤道面，这样，晷针的上端正好指向北天极，下端正好指向南天极。

晷面两面都有刻度，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每个时辰又等分为“时初”、“时正”，这正是一日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日晷显示的都是视太阳时，有些在设计上作了变更，可以显示标准时或是日光节约时间。 日晷不但能显示一天之内的时刻，还能显示节气和月份。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笨重而且看不到阳光的时候不能用，比如阴天和晚上。

这项发明被人类所用达几千年之久，直至1270年在意大利和德国才现早期的机械钟，而中国则在1601年明代万历皇帝才得到二架外国的自鸣钟，清代时虽有很多进口和自制的钟表，但都为王宫贵府所用，一般平民百姓还是看天晓时。

工作原理

在一天中，被太阳照射到的物体投下的影子在不断地改变着：

第一是影子的长短在改变。早晨的影子最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子逐渐变短，一过中午它又重新变长；

第二是影子的方向在改变。在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早晨的影子在西方，中午的影子在北方，傍晚的影子在东方。从原理上来说，根据影子的长度或方向都可以计时，但根据影子的方向来计时更方便一些。故通常都是以影子的方位计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晷针上的影子慢慢地由西向东移动。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好像是现代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以此来显示时刻。

早晨，影子投向盘面西端的卯时附近；当太阳达正南最高位置（上中天）时，针影位于正北（下）方，指示着当地的午时正时刻。午后，太阳西移，日影东斜，依次指向未、申、酉各个时辰。

分类

日晷依晷面所放位置、摆放角度、使用地区的不同，日晷可分成地平式、赤道式、子午式、卯酉式、立晷等多种，应用范围也不尽相同。

按晷面的摆放角度，可分为：地平式、垂直式、赤道式。

地平式日晷

地平式日晷亦称水平式日晷（The Horizontal SundialE），地平式日晷的晷面必须严格水平，晷面和晷针之间的夹角就是当地的地理纬度。晷面刻度需要利用三角函数计算才能确定。适合低纬度的使用。

由于日晷的产生是从观察阳光下竖直物体影子的方向变化而开始的，因此最早的日晷可能是地平式日晷。但它必须在使用其他计时工具进行精确计时的条件下，根据表影随时间变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刻划，这显然是不方便的，但如果采用均匀刻划的方法又会带来相当大的计时误差。这是地平式日晷重大的缺陷。

地平日晷制造容易，安装简便，除了把它作为一般的测时工具外，常常在城市广场、花园、道路、小区、寺堂、学校、码头和游览点等都可看到它的踪影，显得非常别致和美观。

赤道式日晷

赤道式日晷（The ERquatorial Sundial）的晷面为赤道面，依照使用地的纬度，使赤道式日晷的晷面平行于赤道面。晷盘上的刻度是等分的，夏季和冬季轴投影在晷盘上的影子会分在晷盘的北面和南面。适合中低纬度地区使用。若将晷盘改为圆环则称为赤道式罗盘日晷。

赤道式日晷亦称斜晷。赤道式日晷是日晷世界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也是中国古代最经典和传统的天文观测仪器。 赤道式日晷的明确记载初见于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中提到的晷影图，但晷盘是木制的。后世改用石质晷盘，金属晷针。北京故宫等处保存的都是清代制造的石质赤道式日晷。

极地晷

极地晷（The polar Dial）晷盘与晷针平行，即晷盘与地平面的夹角和地理纬度相同，并朝向正北。时间的刻画可以用简单的几何图来处理，投影的时间线是平行的线条，适合各种不同的纬度使用。

垂直式日晷

垂直式日晷亦称立晷。它是晷盘面垂直于地平面刻度盘面采用垂直方向的日晷。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在一些古代和现代华丽的中层建筑的向南和向北(东西方向)以及向东和向西(南北方向)的墙上，附建有各种不同色调、大小和风格相异的日晷雕塑。

垂直式日晷有标准向南、向北和向东、向西四个面，可分为三种：“垂直向南日晷”、“垂直向北日晷”和“垂直向东和向西日晷”。

垂直向南日晷（Vertical Direct South Dial）刻度盘面朝向正南且垂直地面的日晷。这一种日晷较适合在中纬度（30～70）使用。

东或西向垂直式（Vertical Direct East or West）刻度盘面朝向正东或正西且垂直地面的日晷。这一种日晷只能在上半日（东向）或下半日（西向）使用，但全球各纬度都适用。

投影日晷

投影日晷不设置指时针，仅在地平面依地理纬度的不同绘制不同扁率的椭圆，在其上刻划时间线，并将长轴指向正东西方向，短轴指向南北向并刻上日期，指示立竿测量时刻的正确位置。

折叠式日晷

一种便于携带的日晷称为折叠式日晷，含有以绞链结合在一起的两个小晷面，通常会折叠起来放在平整的小盒子内，以方便放在口袋中。晷针则是在两晷面之间的带子，当带子被扯紧拉直时，两个晷面会互相垂直，一个面形成垂直式日晷，另一个面则是水平式的日晷。

让两个晷面以不同的角度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投影)，折叠式日晷便可以自行调整。当两晷面显示出相同的时间，而且绞链是水平的，折叠式日晷指示的是当地的视太阳时。另外，当绞链朝向北方(在北半球时)，折叠式日晷被旋转了一个角度，晷针才能与地球的自转轴平行，则当正午、日出与日落时，折叠式日晷的时间不会受到纬度改变的影响，但是在早上9点和下午3点，纬度每偏差1度，在两个晷面上的时间便会相差4分钟(肇因於日晷在错误的纬度上)。

折叠式日晷可以像指南针一样来使用，甚至可以测量纬度。有些折叠式日晷附有小的铅锤和分度器来读取正确的纬度；也有些附有指南针，可以测量地理上的特徵。在古代，大型的(1公尺以上的)摺叠式日晷曾经被用於航海上。

等高仪日晷

等高仪日晷(Elevation sundial)可以显示正确的日期，是使用在导航与天文学上的日晷。在设计上是一个平坦的小圆环，有一个小把手，或是像表链上的饰物，还是小装饰。 当以把手将环悬吊起来时，小孔会在环的内侧投下阴影，经由环内的标示可以显示时间，但在测量时，使用者必须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通常这个小孔被设置在一片可以滑动和锁住，用来调整日期的金属片上。

注意事项

1. 使用日晷，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有一根指时针（Gnomon），这根指时针与地平面的夹角必须与当地的地理纬度相同，并且正 确的指向北极星，也就是都有一根与地球自转轴平行的指针。观察这根指针在指定区域内的投影，就能确定时间。

2. 由于日晷必须依赖日照，不能用于阴天和黑夜。因此，单用日晷来计时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种类的计时器，如水钟，来与之相配。

3. 春分到秋分期间，太阳总是在天赤道的北侧运行，晷针的影子投向晷面上方；从秋分到春分期间，太阳在天赤道的南侧运行，晷针的影子投向晷面的下方。所以在春分以后看晷盘的上面；秋分以后看晷盘的下面。

文献记载

人类使用日晷的时间非常久远。日晷不但能显示一天之内的时刻，还能显示节气和月份。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笨重而且看不到阳光的时候不能用，如：阴天和晚上。

中国最早的可靠记载是《隋书·天文志》中提到的袁充于594年(隋开皇十四年)发明的短影平仪(即地平式日晷)。赤道日晷的明确记载初见于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二中提到的晷影图。

记载日规的文献

唐·柳宗元《问答·晋问》：“当空发耀，英精互绕，晃荡洞射，天气尽白，日规为小，铄云破霄。”

记载日晷的文献

1.日影

《周髀算经》卷上：“故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冬至日晷长，夏至日晷短。”

《艺文类聚》卷七七引 北齐·邢劭《景明寺碑》：“及日晷停流，星光辍运，香雨旁注，甘露上悬。”

唐·方干《赠上虞胡少府百篇》诗：“日晷未移三十刻，风骚已及四千言。”

元·柯丹邱《荆钗记·续姻》：“日晷渐长人尽悦，绣纹弱线添些。”

明·马中锡《中山狼传》：“相持既久，日晷渐移。”

2.时光

宋·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

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周文忠公》：“日晷已促，不得尽言。”

3.古代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

《汉书·艺文志》有《日晷书》三十四卷。

清·钱泳《履园丛话·艺能·铜匠》：“测十二时者，古来惟有漏壶，而后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风雨，则不可用矣。”

国子监与清代官学教育

我国古代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创设于隋文帝初年，始称国子寺，隋炀帝时改称国子监。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一直保留延续到清代学部成立以前。不过到了明清两代，国子监常与国学、太学相混称，既保留国子监的教育行政职能，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现在北京国子监的二门上仍悬挂“太学”匾额。清代以前，国子监隶属礼部，清代则由皇帝直接过问，国子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

国子监地位的提高，说明了清代统治者对国子监的重视。顺治九年(1652年)清世祖福临亲自视察国子监，以后历代相沿，成为定制，称为“临雍讲学”；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为国子监题写“彝伦堂”匾额，并重修国子监；雍正九年(1731年)清世宗胤批准祭酒孙嘉淦的请求，将国子监南面方家胡同的142间官房拨给国子监，成为“南学”，大门悬挂“钦赐学舍”的匾额；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高宗弘历亲自命礼部、工部仿《礼经》旧制，在国子监彝伦堂南面建造辟雍，又在辟雍南面为“向学重教”专门建造一座毫无宗教色彩的琉璃牌坊。乾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亲临辟雍，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讲学典礼，其临雍之仪、讲学之礼又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不仅如此，顺治皇帝还为国子监开列教条教规；康熙皇帝亦为官学作《御制学校论》；雍正皇帝修正《圣谕广训》；乾隆皇帝的《训饬太学士子及司训等官》恭刊在南学的率性堂中。国子监彝伦堂内恭悬六位皇帝对国子监的六道敕谕。

应该说重视官学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只是历朝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如汉武帝时，“置明师”“兴太学”，培养人才，推行教化，“教化行而习俗美”；唐太宗时，为适应加强统一和专制的需要，“重振儒术，兼容佛道”，“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明太祖在给中书省的命令中写道：“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清政府对官学的重视如前所述。那么清代统治者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

顺治皇帝在他为国子监开列的教条教规中，明确颁布了清代的教育政策：“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设祭酒、司业及厅堂等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康熙皇帝在他的《训饬士子文》中不惜笔墨，谆谆告诫说：“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拳拳，兹训表颁到尔等，务共体朕心，恪守明训。”雍正皇帝的话更是坦率真挚：“读书乡荐之人，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实有一体联属之意，爱养培护。”一国之君，把读书之人当股肱耳目一般爱养培护，其目的正是为了“异日俱可做朕股肱耳目”。这是清代统治者所以重视官学及办学之宗旨的最好注解。

国子监在清朝皇帝的直接过问及重视下，正规而严格，系统而完备。国子监内建有四厅六堂，即：绳愆厅、博士厅、典薄厅、典籍厅；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四厅是国子监职官办公的地方，六堂是学生上课的地方。国子监的职官设置为：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薄、典籍等。祭酒、司业总理学校事物；监丞、典薄、典籍为管理人员；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教师。国子监的学生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学习课程有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同时每日练习楷书600字以上。国子监学生的待遇也很丰厚：监内肄业生每人每月得膏火银二两五钱；每年的11月、12月得煤炭银五钱；衣服、被盖、文具等由政府供给；婚娶、奔丧、生病等有假期和补助；每逢大课——即每月15日的考试，则“官给膳食”“发银二钱”，逢年过节或参加重大活动亦有赏钱。如乾隆皇帝临雍讲学后，“赐群臣宴于礼部”“赏二进讲大学士暨祭酒、司业锻匹各二；监丞、助教等官锻匹各一；肄业暨观礼诸生赐白银如制”。此例亦成为定制，嘉庆、道光皇帝临雍讲学，都“赐宴恩赉如定制”。国子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授官，也可参加科举。

纵观国子监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清王朝，为挽救其逐渐衰亡的命运，不断加强思想文化专制，表现在官学教育上，他们只是重视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约束和控制，以为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对办学的投入、教学的管理等等，却并不重视，尤其忽视对学生真才实学的培养。

顺治皇帝曾为国子监开列如下教条：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为非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肯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二、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三、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为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害，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

四、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五、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六、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勿妄行辨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

七、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八、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上述八款教条作为清世祖御制的晓示生员碑，立于太学门左侧，明令学生恪守谨记。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既要学生忠于朝廷，又不许他们干涉现实政治；既要学生做“忠臣清官”“凡利国爱民之事，更要留心”，又不许他们对军民一切利病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既要学生“忠厚正直”，又不许他们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从而剥夺了学生的一切权力。

清代国子监学生最多时不超过300人，远非明朝可比。就是这300人，还因房舍坏乱而被分成内班和外班，只有内班才能住舍，进而废除了“坐监”制，同时允许学生在寓所肄业，只需初一、十五到监即可。国子监监舍又因年久失修，“木植砖瓦间有糟朽，油漆彩画渐多剥落”“渗漏坍塌者甚多”“所有六堂并公所各处房间，情形较前次所报加甚”“肄监生于栖身或有未便”。

清代国子监学生的来源也名目繁多，光贡生就有6种，即：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又有4种，即：恩监、荫监、优监、例监等。这些学生分散在全国，大多并不在监学习，只领膏火，只等授官，无心向学。自开了生员可以纳资入监之门后，捐监之风大开。纳监的监生只要向户部交一笔钱，就可以领取一张“护照”，然后再向国子监交一笔钱，即可领取“监照”——即大学毕业证书。这笔钱国家规定不上缴，由国子监的官吏皂役摊分。到清末，每年甚至有几十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买证书便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的人。国子监的课业也很稀松乏味。学生在监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章，写端正严谨的楷体，因此所出人才少之又少，甚至庸滥无为，被纳入京师“十可笑”之列。即：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以国子监为代表的清代官学表面上完备发达，实际上已经有名无实，空疏而腐败，成了科举的附庸。

清代统治者将科举作为维系统治、稳固政权的救命稻草，将其作为士子入仕的唯一阶梯，又以入仕后的恩宠荣耀和荣华富贵来吸引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心，使人们趋之若鹜。同时，又延续明制，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只有取得官学的资格和身份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学校就被拴在了科举这架马车上，成了科举取士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附庸。而在科举考试中又沿袭明代的成法，以八股文取士，学校教育的重点也只好放在八股文上。学校失去了教育功能，失去了独立性，名存而实亡；学生丢掉了学问，专习科场文字，无真才实学。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各级清代官学教育，已经变成了以培养封建国家官吏为目的的治术教育，并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渐衰亡走上了穷途末路。(责任编辑：墨翰）

清代北京孔庙释奠礼程序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占地两万两千平方米，距今已有七百年历史。

北京孔庙，属“国庙”之一，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祀孔子的地方。据文献记载，祭祀孔子的仪式有三种，即“释奠”、“释菜”和“释币”。其中释奠，是祭祀孔子礼仪中规格最高的一种。所谓“释奠，是设荐组馔酌而祭，有音乐而没有尸据文献记载，最早始于西周，“周制凡始立学必释典於先圣及行事必以币……”[ 唐 杜佑撰《通典》卷五十三·礼十三 吉十二 中华书局 1984年2月 第303页。]。起初，释典礼只是古人对有德行的先师，表示纪念的仪式。后来释奠礼成为祭祀孔子的最高传统礼仪。历经汉、隋、唐、宋、元、明不断完善，发展到清代，已形成一种规模宏大，程序繁复，等级严格的礼仪制度。

一、北京孔庙祀位布局

清史文献记载，“世祖定中原，以京师国子监为大学，立文庙。制方，南向。西持敬门，西向。前大成门，内列戟二十四，石鼓十，东西舍各十一楹，北向。大成殿七楹，陛三出，两庑各十九楹，东西列舍如门内，南向。启圣祠正殿五楹，两庑各三楹，燎炉、瘗坎、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皆如制。”从这段文献记载中，我们可初步了解北京孔庙的建筑格局。

孔庙共有三进院落，中院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其主要建筑有大成殿，大成门，东西两庑，燎炉。大成殿，是祭拜先师孔子、四配、十二哲的地方，祀位的布局：“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两两相对，东西向，侧立在先师左右。十二哲：“先贤闵子、先贤冉子、先贤端木子、先贤仲子、先贤卜子、先贤有子、先贤冉子、先贤宰子、先贤冉子、先贤言子、先贤颛孙子、先贤朱子。”俱东西向，排在左右两侧“四配”的后面。东、西两庑是祭拜孔子弟子，先贤、先儒的地方。“……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公冶长、南宫适、公析哀、商瞿、高柴、漆雕开、樊须、司马耕、商泽、有若、梁鳣、巫马施、冉孺、颜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孙龙、漆雕徒文、秦商、漆雕哆、颜高、公西赤、壤驷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处、鄡单、奚容蒧、罕父黑、颜祖、荣旗、句井疆、左人郢、秦祖、郑国、县成、原亢、公祖句兹、廉洁、燕伋、叔仲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谷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王通、杜子春、韩愈、司马光、欧阳修、胡安国、杨时、吕祖谦、罗从彦、蔡沈、李侗、陆九渊、张栻、许衡、真德秀、王守仁、陈献章、薛宣、胡居仁，……”。每逢春秋丁祭，按照大成殿、东、西两庑祀位等级不同，举行释典仪式。

清代皇家祭祀孔子释奠礼，分为皇帝亲祀释奠和遣官释奠两种。自太宗文皇帝遣官致奠先师，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在京师文庙祭祀孔子行释奠礼，直至清末。（责任编辑：墨翰）

二、皇帝亲祀释奠程序

据文献记载：“先期一日，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大成殿外阶下，分左右悬。至日五鼓，銮仪卫设法驾卤簿于午门外。日出前六刻，太常寺卿诣乾清门告时。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前引后扈，如常仪。……皇帝至庙门外降舆，赞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导，由中门入，至更衣大次少憩。…赞引官恭导皇帝入大成门中门，由中阶升，入殿中门，至拜位前，北向立。”清代，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崇德元年，……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十一位皇帝亲诣释典，均按释奠礼仪式操作。

亲祀程序：

一、乐部将祭孔典礼中使用的乐器，提前一日摆放在大成殿外阶下。

二、第二天凌晨，皇帝更换祭服，前后仪仗、陪祭百官等，前引后扈。

三、皇帝行至庙门外降舆，由赞引官、太常寺官恭导中门进入。更衣。

四、赞引官引导皇帝穿过大成门中门，沿中轴路直行，由中门进入大成殿，行至拜位前，向北站立。

五、鸿胪寺官引导陪祀王公，在大成殿外台阶上竖立，百官在台阶下，左右序立，面向北。

六、太常寺赞礼郎带领分献官台阶下，夹甬道竖立。

七、典仪官，相当于现在的大型活动，仪式主持人。高声喊：“乐舞生登歌，执事官各共迺职”。乐舞生、执事官各就各位。之后的典礼乐章，都由典仪官主持，喊礼。

八、赞引官奏“就位”。皇帝行至拜位前竖立，开始迎神。

九、司乐官赞：“举迎神乐，奏昭平之章”。典礼正式开始，凡是每个乐章开始，都由司乐官唱赞。

十、赞引官奏：“就上香位”。并恭导皇帝诣先师香案前，司香官跪进香。

十一、赞引官奏：“上香”。皇帝向先师进上三次香，第一次上炷香，次香、三上瓣香。

十二、赞引官奏：“复位”。皇帝回到原来的位子。

十三、奏：“跪拜兴”。皇帝行二跪六拜礼，王公、百官均随行礼。

十四、奠帛，行初献礼。司帛官奉篚，司爵官奉爵进献。

十五、奏宣平之章，舞羽龠之舞，司帛官来到先师位前跪献，并行三叩礼。

十六、司爵官来到先师位前立献，奠正中。退下。

十七、分献官分别给四配、十二哲、两庑先贤、先儒位前上香，奠献如仪。

十八、司祝至祝词，跪在案前，三叩首，奉祝版，跪案左，音乐暂时停止。

十九、皇帝跪，群臣皆跪。

二十、司祝读完祝文，诣先师位前，跪安于篚内，三叩首，退下。

二十一、音乐奏起，皇帝率群臣行三拜礼，礼毕，站立原位。

二十二、行亚献礼，奏秩平之章，舞羽钥之舞。舞蹈与初献相同。

二十三、司爵官诣先师位前献爵，奠于左，仪式如初献。

二十四、行终献礼，奏叙平治之章，舞羽钥之舞，舞同亚献。

二十五、司爵官诣先师位前献爵，奠于右，仪如亚献。

二十六、分献官同样按四配、十二哲、两庑先贤次序献礼完毕。音乐停止，舞生退。

二十七、彻馔，奏懿平之章。

二十八、彻馔完毕，送神，奏德平之章，皇帝率群臣行二跪六拜礼。

二十九、“有司奉祝、次帛、次馔、次香，恭送燎所。

三十、皇帝面向西立拜，等候祝帛走向燎所。

三十一、“祝帛燎半”，音乐奏起“礼成”。

三十二、恭导皇帝由大成门中门退出。

三十三、皇帝更衣，音乐停止。

三十四、皇帝行至庙门外，乘舆启程。

祭祀礼仪结束。

每逢皇帝亲临祭祀孔子，朝内各衙门要提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如：工部要在皇帝出行的前一日，从先师门到大成门，铺设棕毯，在大成门东设帐篷。太常寺派遣分献官，负责四配、十二哲献礼，承祭官负责崇聖祠。先师孔子位前配备司香、司帛、司爵官各一人，四配设四案，每案配备司香、司帛、司爵官各一员，十二哲设总案两个，每案配备司香、司帛、司爵生各一名，司罇生四名，捧福生一名，接福生一名，捧胙生一名，接胙生一名。东、西庑先贤、先儒各设总案两个，司香、司帛、司爵生各案一名，司罇生两名。以上各配备官员，都由太常寺的官员承担。并且，还要进行各项祭祀仪式的前期操练，释奠仪式正式开始后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三、遣官释奠程序

皇帝派遣官员到北京孔庙祭祀孔子，在清朝是常有的事。当朝皇帝，如遇他事不便的情况下，采取派遣亲王、官员替代祭祀孔子，被称为“遣官释奠”。早在皇太极时期，“崇德元年，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顺治二年，皇帝定春、秋丁祭，派遣大学士一人行礼，翰林官员二人分献四配、十二哲，国子监监丞、博士分献两庑。康熙年间，曾派遣文官、武臣一同来到京师文庙，祭拜孔子、四配、十二哲及两庑先贤。虽是遣官释典，但程序一点马虎不得，甚至比皇帝亲祀更有过之。

遣官释典程序：

正祭日五鼓，都到文庙集合。

陪祀、分献各官由鸿胪寺官引导，至两旁门排队等候。

承祭官作为主祭官，由太常寺官引导，从大成门左门进入。

太常寺赞引官，引导承祭官到盥洗处，赞引官赞：“盥洗”，承祭官盥洗毕完，由赞引官引导至台阶下。

陪祀官，由鸿胪寺官引导，来到行礼处。

典仪官高声喊：“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分献官各就位！”

赞引官赞：“就位”。承祭官站在祭拜队伍的最前面，陪祀、分献各官随后。

典仪官高声喊：“迎神！”司香官各奉香盘进。

协律郎高声喊：“迎神乐！奏昭平之章！”音乐奏起。

赞引官赞：“就上香位。”司香官各自就位案旁站立。

承祭官，在赞引官的引导下，由大成殿左门进入。

赞引官赞：“诣至圣贤师孔子位前。”承祭官来到香案前。

赞引官赞：“跪”。承祭官跪，行一叩首礼，礼毕复位。

司香官跪着进香，赞引官赞：“上香”。承祭官站立上柱香，三上瓣香。然后跪拜一叩首，复位。

赞引官赞：“诣復圣颜子位前”，跪拜、上香仪式均与祭拜先师相同。

次赞：“诣宗圣曾子位前”，祭拜仪式同前。

次赞：“诣述圣子思子位前”，祭拜仪式同前。

次赞：“诣亚圣孟子位前” 祭拜仪式同前。

四配祭奠完毕。十二哲分献官祭拜开始，仪式与四配相同。

赞引官赞：“旋位”。并引导承祭官、分献官退出大成殿，回到原来的位置。

赞引官赞：“跪，叩，兴。”承祭官、分献官、陪祀官同时行三跪九叩礼，礼毕。音乐停止。

典仪官高声喊：“奠伯爵！行初献礼！”司帛官奉篚，司爵官奉爵进入。

协律郎高声喊：“初献乐！奏宣平之章！”音乐奏起。

赞引官赞：“就奠献位”司帛官、司爵官各行至案旁。

承祭官，在赞引官的引导下，从大成殿东台阶上，由左门进入大殿。

赞：“诣至圣先师位前。”承祭官行至案前站立，赞引官赞：“跪。”承祭官跪拜，行一叩首礼，礼毕，起立。

赞引官赞：“奠帛。”司帛官奉帛跪进，承祭官手接丝帛，拱举进献。

赞引官赞：“献爵。”司爵官奉爵跪进，承祭官手接爵杯，拱举进献。同时行一跪一叩礼。礼毕，起立。

赞引官赞：“赴读祝位。”引导承祭官就读祝位。

读祝官行至祝案前，行一跪三叩礼，礼毕。捧祝版立于祝案左侧，音乐停止。

赞引官赞：“跪。”承祭官、分献官、陪祀官、读祝官同时跪下。

赞引官赞：“读祝。”读祝完毕，读祝官捧祝版行至正位帛案前，跪下，将祝版放入帛篚内，行三叩礼，退下。

音乐奏起，赞引官赞：“跪，叩，兴。”承祭官、分献官、陪祀官同时行三叩礼，礼毕，起立。

赞引官赞：“诣复圣颜子位前。”奠帛、献爵仪式如同先师礼仪。

随后次赞：“诣宗圣曾子位前”，次赞：“诣述圣子思子位前”，次赞：“诣亚圣孟子位前”，奠帛、献爵仪式同上。

十二哲分献官行至哲位前，奠帛、献爵，仪式同上。

赞引官赞：“旋位”。并引导承祭官、分献官退出大成殿，回到原来的位置。音乐停止。

典仪官高声喊：“行亚献礼！”司爵官奉爵进入。

协律郎高声喊：“亚献乐！奏秩平之章！”音乐奏起。

赞引官赞：“就献爵位。”司爵官行至案旁站立。

承祭官，在赞引官的引导下由东侧台阶上，从大成殿左门进入。

赞引官赞：“诣至先师孔子位前”，承祭官行至案前，赞：“跪”，承祭官行一叩首礼。礼毕，起立。

赞引官赞：“献爵”，司爵官奉爵跪进，承祭官接过爵杯，拱举进献，奠于左。同时行一跪一叩首礼。礼毕，起立。

赞引官赞：“诣复圣颜子位前。”献爵仪式如同先师礼仪。

赞引官次赞：“诣宗圣曾子位前”，次赞：“诣述圣子思子位前”，次赞：“诣亚圣孟子位前”，献爵仪式同上礼仪。

随后十二哲分献官行至哲位前，献爵，仪式同上礼仪。

赞引官赞：“旋位”。并引导承祭官、分献官退出大成殿，回到原来的位置。音乐停止。

典仪官高声喊：“行终献礼！”司爵官奉爵进入。

协律郎高声喊：“终献乐！奏叙平之章！”音乐奏起。

赞引官赞：“就献爵位。”司爵官行至案旁站立。承祭官和分献官跪叩献爵，仪式过程俱如亚献礼仪。不同之，爵奠于右。

赞引官赞：“旋位”。承祭官、分献官各自复位。音乐停止。

文舞生，行一跪一叩首礼，礼毕，退至两旁。

典仪官高声喊：“赐福胙（肉食）！”

赞引官赞：“诣受福胙位。”引导承祭官行至殿内。

捧福胙二生，行至案前。拱举，在右旁跪。接福胙左旁跪。

赞引官赞：“跪”，“饮福酒。”承祭官跪下受爵。拱举，授接福生，接福生退下。

赞引官赞：“授胙。”承祭官受胙，拱举，授接胙生，接胙生退下。

赞引官赞：“叩，兴。”承祭官行三叩礼，礼毕，起立。

赞引官赞：“旋位。”并引导承祭官复位，行谢福胙礼。

赞引官赞：“跪，叩，兴。” 承祭官、分献官、陪祀官，同时行三跪九叩里。

典仪官高声喊：“撤馔！”

协律郎高声喊：“撤馔乐！奏懿平之章！”音乐奏起。

撤馔完毕，音乐停止。

典仪官高声喊：“送神。”

协律郎大声喊：“送神乐！奏德平之章！”音乐奏起赞引官赞：“跪，叩，兴。”承祭官、分献官、陪祀官同时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起立。音乐停止。

典仪官大声喊：“捧祝、帛、馔香，恭送燎位！”司祝官、司帛官在前面，行一跪三叩礼。祝在前，其次是帛，捧馔香官在后。

一行依次，由大成殿中门，沿中路出，送至燎位。

承祭官，退向西侧站立。目送祝、帛、馔香。

典仪官高声喊：“望燎！”音乐起。

赞引官赞：“诣望燎位。”同时，引导承祭官至望燎位。

祝帛焚烧一半，赞引官赞：“礼毕”，音乐停止，官员人等退下，祭祀典礼结束。

从上述祭祀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出，遣官祭奠先师孔子、四配时，是由承祭官担任献礼，分献官向十二哲献礼，陪祀官向两庑献礼。历代遣官祭祀较为严格，一般承祭官 “……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皇帝亲祀，遣亲王、官员替代祭祀，有着严格等级之分，释奠要按照不同程序献礼。

例如：皇帝亲临孔庙释奠先师，是从大成门中门，沿中轴路直行，由中门进入大成殿祭拜。遣亲王、大臣释奠先师，只能从大成殿的东台阶上，由左门进入大殿祭拜。在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明代奸相严嵩，也曾替代嘉靖皇帝祭祀孔子，因未按遣官释奠程序献礼，由大成殿中路台阶行至大殿时，殿旁一棵柏树将其乌纱帽挂落掉地。不久严嵩死后，人们认为是这棵古柏有知，能辨别忠奸，并称此树“触奸柏”或“辨奸柏”。虽然这是一种传说，但它反映出那个年代释典礼规制的严格性。

清朝礼制中，祭祀分为三等，即大祀、中祀、群祀（亦称小祀）。文献记载：“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光绪末，改先师孔子为大祀，殊典也。天子祭天地、宗庙、社稷。有故，遣官告祭。中祀，或亲祭、或遣官。群祀，则皆遣者。[]”清初祭祀先师孔子，列入中祀范围。之后，至清末提升为大祀，祭祀级别提高。

孔子是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建的儒家思想学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的治国理念。历代封建帝王统治者都以最高的礼仪——释典礼祭拜孔子。

尽管释奠先师的仪程，根据历代对孔子的尊号变更，而有所改变。从献牲进香，礼仪的增减，到六佾八佾，舞乐安排，再到拜礼占位的仪式细节。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改变，只有，迎神奠帛，三献读祝，撤馔，送神的基本礼仪形式，却是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直到清朝灭亡，也同时宣告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

试析国子监南学的历史演变

作者：白雪松

清代国子监原有南学一处，雍正九年（1731年）创设，是为国子监学生学习住宿之所。然关于南学发展演变迄今无人做系统之阐述，概皆因史籍所载多属寥寥，乾隆、道光两朝《钦定国子监志》亦不详明。笔者不揣冒昧，搜求史料，网罗旧闻，亦可略见其梗概，试为钩沉之。

一、南学的创设和乾隆时期的发展

清代康雍两朝，国子监得到皇帝的重视而不断发展，皇帝不仅多次视学，还下令修葺讲堂、学舍。雍正五年（1727年），八旗子弟就学者众多，官学已不能容下，皇帝应允了时任顺天学政孙嘉淦的奏请，分给八旗官学学舍。到了雍正九年的时候，国子监也面临着同样的学舍不足问题。“太学生名为坐监肄业，率假馆散处。遇释奠、堂期、季考、月课，暂一齐集。监内旧有号房五百余间，修圮不时，且资斧不给，无以宿诸生。”据孙嘉淦《请给官房疏》的记载，那时各省的拔贡云集京师，有一部分依靠教书或投亲在外居住，而大部分还是必须在监居住的，这部分约有三百多人。可是国子监六堂只是用来上课的地方，监内无法提供住宿和休息的处所，所以这些拔贡们大多在国子监附近租住民房。恰逢国子监门外街南至方家胡同有一处闲废的官房无人居住。这处官房距离国子监不过数步之遥，旧有二百余间，当时仅存一百四十二间，无论从距离上还是从面积上来讲都恰好适合当做学舍之用。于是当时已升任国子监祭酒的孙嘉淦奏请“将此官房赏给国子监衙门。臣等即于皇上每年赏给公费银两内动支，修葺完好，令拔贡及助教人等居住其中，就近肄业。”雍正皇帝“将毗连国子监街南官房一所，赏给本监，令助教等官及肄业生等居住，是为南学。”这便是南学的创设由来。

南学设立之后，以在国子监就读的士子群体来划分，“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这就是说，大部分士子居住和学习都在南学这片学舍，顾名思义，因这片学舍在国子监之南。还有一部分士子在外居住学习，但考试的时候需要回到国子监去赴试，所以国子监衙署即被称为北学。

乾隆初年开始，南学逐渐发展并走向完备。乾隆治国重视儒术，一向看重儒家士子的培养，尤其留意太学的建设，他“以大学士赵国麟、尚书杨时、孙嘉淦领太学事，官献瑶、庄亨阳辈综领六堂，世号‘四贤五君子’。”设博士满汉各一人，执掌阐明经说，教授士子，考校他们的课程文章，并协助六堂助教、学政和学录共同经理南学事宜。

一方面，南学作为学舍，其建筑格局很快定型并渐有改进。由于是在原有官房的基础上修葺而成，所以南学主体建筑基本上都是四合院的形式，从方向上看与国子监平行，坐北朝南，房屋数量大，规模完备。南学大门南向，在方家胡同，门上悬额“竖书‘钦赐学舍’”，门内有耳房。主体建筑分公所和六堂两部分，由南学大门内折而西，即为祭酒司业公所，处南学中部。六堂分列东西，“东为率性、修道、广业，西为诚心、正义、崇志，分门出入。直北有复道，后为总门一间。门侧房一间，门者处之。门外隙地一区，东西广二十余丈，南北长三丈许，周缭以垣，垣中有门，与公廨周垣相对。”公所和六堂皆南向，六堂“東西序各三楹，耳房各一楹” ，“凡各堂正屋助教学正学录居之，东西序及号舍肄业诸生居之”。曾经有学者统计，其中公所共十六间，率性堂共二十七间半，修道堂三十间，诚心堂四十间，正义堂三十间，崇志堂二十九间半，广业堂二十七间半。部分院落植有桑槐，其中率性堂有槐树两株桑树一株，修道堂后院桑树一株，西院槐树两株，诚心堂桑槐各一株，正义堂槐树一株，公所槐树两株，共十一株。在国子监和南学的交通上，自从赐给南学后，就在国子监前门照壁的左边开了个便门供出入，但尚不能通车。“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国子监，乃于照壁左右立栅栏门以通车舆，又于集贤门左右墙间各立栅栏门。自是从东直达署内不必由集贤左门进矣。”南学建筑的逐步完善和正常运转，加之乾隆四十九年辟雍的建成，使得“国学规制斯为隆备”。历经清代中后期一百多年，南学除了房屋时有倾倒坍塌，不断修缮外，其整体建筑格局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南学的学制也逐渐详备完善。南学设立后，采用宋儒胡瑗经义、治事分斋教课的方法，“明经者，或治一经，或兼他经，务取《御纂折中》、《传说》诸书，探其原本，讲明人伦日用之理。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务穷究其源流利弊。考试时，必以经术湛深、通达事理、验稽古爱民之识。三年期满，分别等第，以示劝惩。”乾隆三年（1738年），时任刑部尚书兼领监事的赵国麟就意识到“南学学规向来并未奏明，诚恐日久渐弛以致诸生罔知遵率”，建议乾隆裁汰在外读书不住南学的学生，并要拟定学规另行呈报。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裁去外班一百二十名，止留内班一百八十名，俾诸生安心肄业。”乾隆四年，赵国麟又对教师队伍做出要求，规定学正学录六堂助教应当严格考核士子的课程。任课教师不论是专教一门的、轮班教授的还是居住在南学的，教导士子“必须朝夕讲诲，稽其课程，察其勤惰，辨其优劣，禁其浮嚣”。凡是认真执行的教师予以记功，京察时列为优等，荒于职守者重则立即参奏，轻则予以记过，京察列为下等。又分别设内班画到簿和器用簿。内班画到簿由博士厅和六堂轮流掌管，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由博士到南学值日，其它日子则由六堂助教、学正、学录分别值日。值日教师负责在每日清晨的时候集齐士子在内班画到簿上画到，画到后士子们可以不限学科的向教师提问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凡是临时有事无法画到者必须注明请假缘由、日期时刻，无故缺席者罚改为外班。画到簿在每月的月底呈交绳愆厅备案。器用簿由典簿厅掌管，详细记载南学一切用具器物及其所在地，皆盖有公章备案。同年，赵国麟又奏增南学规条。学规规定：一、在学学生出入南学应严格限制并必须登记事由，月底由监丞呈送祭酒司业查核，凡肆意出入以致屡次旷课的学生勒令退学，凡包庇学生隐瞒不报的堂官记大过；二、教导士子首在行为端正，凡有剽窃文章者一经发现即行勒令退学；三、严格把关学生请假的审批，以前不论请假长短学习期限都可以累积，现在以请假事由轻重酌情给予假期，超期者不得累积；四，监生的录取更加详明审慎，选择学生要以文章品行为主，年少轻佻及年老衰迈者一般不予收录；五、考核课程应有明确的准则，以前月考仅试四书五经，现今教学既然实行经义、治事两分之法，那么“嗣后季考、月课，出《四书》题一道，《五经》讲义题各一道，治事策问一条”，以此考察学生的实学水平；六、考试区分优劣等第，以前成绩仅分一二三等，错误百出的试卷也列在三等末尾，如今谬误众多的试卷列为附三等，屡次都考附三等的考生即遣返原籍，开缺别补。

乾隆皇帝对南学士子寄予厚望，曾作《训饬士子文》一篇。史载：“御制‘训饬士子文’石刻，乾隆五年十一月御笔，钤宝二，曰‘乾隆御笔’；曰‘所宝惟贤’，立石在南学率性堂正中柱间。碑，阴刻。”其文曰：“成均课士之道，惟贵躬行实践，不在多立科条。如徒视为具文，虽再增条款，又复何补？是惟在国子诸生自知黾勉，则古称先务期明体达用之儒，勿役役于禄位功名之念。而司训课之责者，又复善为诱掖，切加劝惩，则辟雍钟鼓，教化聿兴，而珪璋特达之士，亦从此辈出矣。”于此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乾隆皇帝想表达的三点想法：一是士子读书学习贵在躬行实践、致力实学，而不是困于科条；二是在学士子也应自知自勉，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做明体达用之人，而不是醉心功名利禄；三是教师要善于诱导，切实奖惩。做到了这三点，自然教育振兴，人才辈出。而从此文刻石立于南学率性堂正中，以及其上 “所宝惟贤”四字钤印，又可看出乾隆皇帝对南学士子的期许之情和盼望人才的切切之意。为此，乾隆皇帝为南学配备了强大的师资队伍，“六堂讲师，极一时之选。举人吴鼎、梁锡玙，皆以荐举经学授司业。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贡生官献瑶、王文震，监生夏宗澜，皆以潜心经学，先后被荐为本监属官。分长六堂，各占一经，时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当时南学师生人才济济，皆刻苦学习，力求精进，并讲求实学，品行端正，达一时之盛。作为国子监新的教学和住宿区，可以说南学的创设及发展完备，使得国子监进入到了有清以来培养人才最为兴盛的时期。

二、嘉道之后的渐衰与同光时期的整顿

乾隆之后，国子监尚能维持往昔的繁荣局面，嘉庆皇帝继承了乃父乾隆遗意，仍旧重视教育，兴学育才，对于最高学府国子监也倾力扶持。早在乾隆在世的时候，嘉庆皇帝即于嘉庆三年临雍讲学，为国子监生增广乡试中额。所以国子监在乾隆去世后的嘉庆时期仍延续了之前形成的周详完备的格局和学制，当然南学也不例外。彼时国子监南学仍是人才荟萃之地，整个清朝还处在日益崇尚文治的氛围之中，士子们仍奋发向学，刻苦磨砺。但比起南学创设之时，毕竟历时已久，南学房屋已多有损坏。嘉庆七年（1802年），御史曹锡龄上《请修南学疏》即讲到南学年久失修，加之雨水渗漏，房屋坍塌者甚多，士子栖身多有不便。嘉庆便下诏命总理工程处督修。

道光时期，国子监开始走下坡路，南学的局面日益下滑，只能勉强维持。众所周知，清朝的中衰始于乾隆，嘉庆虽试图补救却也无力挽回，道光朝则是清朝衰象剧显之时。此时政治腐败、白银外流，加之用兵西陲，国库空虚，道光皇帝虽勤政图治、克勤克俭，但依然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尤其是道光二十年开始的鸦片战争，直至道光二十二年签署《南京条约》，成为中国历史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分水岭。在这样整个王朝全面衰落的大背景下，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也深受影响。道光皇帝虽重视教育，了解人才是治国之本，道光三年也曾临雍讲学，但在国力日衰的境况下，却再也没有余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振国子监的辉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国子监所辖八旗官学连年学风颓废、有名无实的情况下，道光帝甚至“核减教习月费学生膏火”。相比之下，在以节俭出名的道光帝时期，国子监南学的经费没有被削减而能够勉强维持下来，已是万幸。虽说如此，但随着整个清王朝白银的不断外流，货币贬值已现端倪，南学师生到手的银两购买力逐渐下降，日子已不如原来好过，而且南学的运转随着日用消耗，必定日久生弊。

最显著的就是房屋建筑的损坏日益严重，维修却不及时。南学讲堂及住房在嘉庆七年总理工程处勘估休整后，历时三十年并未大修，凡房屋损坏只是遇有零星段落小修小补一下。至道光八年，南学六堂、公所及各处房屋均已损坏情形甚重，国子监曾咨行工部派员估修，但预算在千两以上，道光就因拮据到拿不出这笔钱而作罢。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时任管学大臣李宗昉便不得不上书称“所有六堂并公所各处房间情形，较前次所报加甚，似修葺未便再延，”认为若再拖延不修，则难以继续使用，造成士子无读书之所的局面。在这样急迫的情况下，道光帝才勉强予以修整，但修整并不彻底，有不少缓修之处。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管学大臣特登额再次奏请“南学学舍亟应修葺、请旨饬部勘估办理”。此时距上次勘修又已过去十余年，上次缓修的房屋多已倾斜，上次已修的也多有渗漏，均难以用于住宿。但修理费用的预算又在千两以上，工部未便擅自做主，只得由国子监再次禀明节俭的道光帝：“六堂学舍并公所房座，除大木材料尚属坚实可用均毋庸更换外，其各房间墙垣倾颓、瓦片脱落、门窗损坏，以及料物不齐应行添补之处，现在情形较重，若不及时修葺，日久敧圯愈多，所费更巨。”道光帝害怕日后花费更多，这才念在南学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份上批准修缮。

咸丰年间，国子监及南学的境况可谓是陷入低谷。无论是教职人员和学生的质量，还是办学经费及师生的补助，都极大的下跌，以致南学的运转几乎难以为继。整个咸丰时期几乎都在紧张的战事中度过，咸丰皇帝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位，但咸丰元年（1851年）即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咸丰三年南京失守后，清政府丧失了江南这片主要的赋税补给基地，财政上陷于窘迫的境地。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更使得清政府内外交困，财政上极度紧张。由于战事紧张，朝廷缺钱，咸丰皇帝为补给军需不得不多方筹措。教育虽是立国之本，但此时在咸丰的眼中必须让位给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为此，扩大财路与节省开支的措施也轮到了国子监的头上。这其中主要有两项措施对国子监和南学的正常运转造成了重大打击。

其一，是放宽捐纳国子监官员及贡监生的限制，造成南学教师学生质量严重下滑。咸丰之前，也一直有捐监存在，但是对于捐监生户部执照、监照的更换和查验比较严格。比如遇到乡试捐监生必须将执照呈验核查，过期者必须补办齐全。咸丰年间则逐步大幅放宽规定，咸丰二年准许新捐纳的贡监生可不必查验执照，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即可参加乡试。咸丰六年（1856年），为了支援军需，在火器营报捐岁贡，等同于正途出身，“准其报捐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并准其捐正印等官”。既然国子监的中下级官员可以花钱买到，又有对捐纳贡监生的宽松政策，就必然导致南学培养人才的质量下降。

其二，是大幅削减国子监廪给和学生膏火银，使得南学师生生活陷入困顿，无法继续学业。根据定例，南学建立后清廷由户部“岁发帑银六千两给诸生膏火”，咸丰四年却仅仅折发一千二百两。这使得南学士子的经济状况顿时拮据起来，只得外出兼职以资糊口，以致学业荒废。

在运转艰难的情境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城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又直接造成了国子监南学的瘫痪。

国子监南学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逐步衰落，嘉道两朝学制相沿不改，各项规定逐渐变成一纸空文，积习相沿，学务日渐废弛，学风日益不振，又添咸丰朝两项弊端及英法联军的占领，则彻底跌入谷底。

随着咸丰朝战事的过去，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开展，满清王朝走入了一段“同光中兴”小有恢复的时期。在同治、光绪两朝这段时期内，清政府对国子监做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用以恢复太学的元气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些举措恰是针对咸丰朝的两项弊端而来。

一是收紧对学制的执行力度，整顿学务。早在道光末年，皇帝就曾下诏整饬南学住学者百余人，但“监规颓废已久，迄难振作”。同治二年（1863年），针对南学“并无生徒肄业，期满仅寻数人赴监，谓之交功课，其实并无功课可交，即可得官”的局面，清廷下令国子监必须认真整顿，严革核查监生功课及出勤，实施奖惩。凡月考点名之时，六堂助教、学正学录必须上堂识认学生，严防冒名顶替。考取新班的学生，也由各堂助教查验各生年貌籍贯。若发现有冒名顶替者，惟本堂助教、学正学录是问。上课的学生，须随身带有执照，以备随时查验。同治九年，确定四十个名额，只考选文行优异的学生令其居住南学，并严立课程，凡不守学规的学生随时淘汰除名。同时还专派助教一名居住南学每日严加约束稽查。同治十二年十月，针对国子监乡试录送太滥的状况，清廷又大力整顿士习文风，严定国子监乡试录送人数，不得滥送。光绪九年，严查南学冒名顶替，对各衙门官员给南学士子所出证明字据及学生监照认真核对查验，顶替之人及为之具结的官员参处严办。光绪十年（1884年）又颁定《录科防弊章程》，在乡试上收紧了对国子监考生身份的核查，杜绝重考现象，严明并加大对违规者的惩罚。

二是恢复并加大办学经费拨款，提高学生膏火银和奖赏力度。同治二年，南学学生膏火奖赏等项由户部实发增至三千两。内班生膏火银每月一两，外班生二钱，内班生还能在冬季十一、十二两个月领到煤炭银二钱五分。月考也从优奖赏，一等一名四两，二三名三两，四五名二两，六至十名一两，十一名至二等一名八钱。自同治九年开始，赏银又恢复到咸丰四年以前的旧额，每年发给实银六千两，派驻南学的助教月薪提升至十两。此时琉球官学生也已入监读书并同内班生一样居住南学。清廷又特拨琉球官学津贴五百两，规定在琉球官学生学成归国后，除对考取前列的琉球学生加给奖赏外，剩余津贴提归南学。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南学的经费。光绪二年（1876年），又增加南学常住学生名额二十名，共计六十名，强调每年赏银六千两仍须按库平实发。八旗官学原本自有月考季考奖赏，国子监又曾给予津贴增加八旗官学生考试的赏银，光绪九年清廷将这部分银两裁撤，归入南学，全部用于增加南学学生的考试奖赏。光绪十二年，南学学生的膏火银增至每名每月八两，此外尚有用于校录、内外班奖赏及周济贫困生的款项每月三百余两。

同光年间的整顿，极大的改善了国子监南学的境况。经济上的保障和奖励不仅使南学士子能够衣食无忧潜心向学，也使得南学再次有能力修理房屋、制备器具、添设夫役，用来改善士子们的读书生活环境。学制上的严格执行又使得浮华的学风逐渐褪去，转向务实。同治元年在考试命题上兼考策论，“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以后随着名额的限定、赏银的恢复及膏火银的提升，文风又稍稍兴起。光绪十一年又允许各省举人入监，叫做“举监”，其后举人、贡监生均得入监，等待国家的选拔。可以说，同光年间清廷对国子监南学的整顿和支持又基本恢复了南学为国家培养士子造就人才的功能，其局面颇为兴盛，培养了一批人才。例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后入学国子监的举监严寅亮，日后出任清廷宗室官学教习，兼国子监南学斋长。其书法雄强劲健、独辟蹊径。他是颐和园门额擘窠大书的实际题写人。园中匾额18方，楹联23副，也均出自他的手笔。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深入，南学士子仍局限在闭门造车的帖括之学，不仅是学习内容、治事方法，其眼界视野、思想观念更是停留在过去，鲜于变通。国子监南学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国家兴学育才，但培养出来的学子早已不符合国家社会在近代转型中的人才需求。其主要功能的丧失显示出南学已落后于时代，无法与时俱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监臣也曾试图于南学添设科学，但终究未及实现便随着国子监与科举的裁撤废除而改作他用。

三、晚清民国以来的演变

光绪末年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国子监的裁撤，南学也丧失了其承担的供国子监师生读书住宿的职能而用作他途。在从国子监脱离出来之后，南学这块地方仍先后成为过不同文化单位的驻地，直至其原有的院落房屋完全毁坏湮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变法失败，只保留了京师大学堂，但是学习西学开始成为教育的主流。随着近代性质学堂的不断涌现，办学模式、学校管理及教学内容上均开始向近代化迈进。反观国子监的教育却依然故我、墨守成规，专讲究做文章，而毫无实用。后来南学稍改章程、按照学堂的办法添练体操居然也成了新闻，却因贡监生的年龄过大而难见功效。可见南学已经逐渐式微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分别从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广渠门攻入北京并实行分区占领。东城区北部包括国子监南学被日军占领。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掠，为了不受亡国之辱，曾当过国子监祭酒并在任上发现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王懿荣自杀殉国，时任国子监祭酒熙元也“目击时艰，忧愤难已，仰药殉难”。南学师生也无法入学读书而逃亡四散。距上次被英法联军占领后四十年，南学又再次陷入瘫痪的境地。

辛丑议和之后，清廷各个衙署各项规制均有待恢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任工部尚书的张百熙奏请将京师大学堂与国子监南北两学归并一处，以国子监衙署为基址拓广之，将国子监衙门正名为大学。在教学上“招集京外通博之才酌採中西有益政治各种学问严定章程，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实事求是”，期望十年之后能有人才出乎其间。如此，则既能恢复国子监南学，又能促使古代官学向近代大学教育转变。这种努力固然是好的，但终因时局艰危而未能成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国子监南学设立满蒙学堂，从而取消了南学肄业学子。在清廷设立学部、国子监被裁并入后，该学堂附属于八旗第三及第六两小学，其后并入西城丰盛胡同设立的满蒙文高等学堂（后改为筹边学校）。至此，国子监下属的南学就完全不存在了。

在向近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科举，并于年底设立了学部，用以统率各省次第兴办的新式学堂。同时裁撤最高学府国子监，“所有该监事务，即归并学部。其余未尽事宜，著该尚书等即行妥议具奏。”这其中的“未尽事宜”，自然包括国子监衙署、南学的日后用途和南学士子们的出路。国子监归并学部后，“设国子丞一人，秩正四品，总司文庙、辟雍殿一切礼仪事物，”还设有典簿、典籍、奉祀官、通赞官、书记官等人员来维持国子监和孔庙的正常运转。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即奏请将南学改为师范学堂，用以符合兴办新学的时代趋势。对于旧日南学的学生，学部也设法给予一部分出路和安置：对于学业已满三年，但仍滞留京师无力回乡的学生，本多系贡监生，符合吏部考职的旧例，允许学部及督同国子监丞严加考试，文理通达者即可咨送吏部授以州吏目典史等官。这其中举人可不拘科分年限由学部直接咨送吏部。至于其他五贡廪贡仍照旧例咨送吏部以教谕训导选用。（责任编辑：墨翰）

国子监街四牌楼历史考

作者：常会营

牌楼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有华人聚集的唐人街大多立有牌楼。北京历史上重要的街巷，常以牌楼为主要标志。然而随着城市的变迁，这种标志几乎被岁月冲刷殆尽。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这些地名，随着标志性牌楼的拆除而改名西单、东单、西四、东四，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能了解这些名称后面的具体含义了。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里的牌楼不仅是极为重要的文物古建筑，属于人类文化瑰宝，还有烘托北京城整个市容风格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今京城，唯一仍依清代规格保留下来的古老街巷，仅存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又名成贤街。

国子监街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南为方家胡同，北为五道营胡同。国子监街是京城唯一保存四座牌楼的古巷。横贯街巷四座一间式彩绘牌楼，将这条浓荫蔽日的街道，点缀得分外古朴庄肃，著名的北京国子监和孔庙就座落在这条街巷的中端偏东。两组建筑坐北朝南，东为孔庙，西为国子监，符合古代“左庙右学”的规制。街上四座牌楼，东西街口各一座，额枋曰“成贤街”，国子监大门两侧各一座，额枋曰“国子监”。

据考察，北京现存街道上的明、清牌楼有6座，即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楼、颐和园东门外的牌楼。笔者所要着重考察的是：牌坊和牌楼是怎么发展演变而来的？成贤街与北京的坊有什么历史联系？国子监街四牌楼到底是建于何时？民国至现今有哪些变化？这是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带着种种疑问，笔者搜集了诸多历史典籍和研究论著，并参考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逐步对其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一、牌坊和牌楼的历史演变

牌坊和牌楼的起源和发展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牌楼与春秋以来的里坊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北宋中期随着里坊制的解体，出现了脱离坊墙的独立的牌坊。这一观点可谓有史可证，但并不全面。

关于牌坊的起源，民国时乐嘉藻先生认为，现在的牌坊，来源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设于道周围或者桥头及陵墓前面的，这是由古代华表发展来的。华表的设立，本来是为了道路标志所用的，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也变成了装饰之物，就是牌坊[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页]。而据乔云飞、罗微的研究，华表的起源很早，汉代时候便有人认为它是由古代流传的尧时的“诽谤之木”演变而来。当初尧帝将之立于桥梁，在柱头上相交而成。秦朝废弛，汉代开始恢复，“大板贯柱四出”的华表,可以在许多汉画像石刻及元画中看到,其形状为木柱上用两块十字交叉的板。它主要位于官署、驿站和路口、桥头两边,是作为一种识途的标帜。晋代华表以横木相交于柱头，状如花，形如桔槔，在大路交通要道都设置，当时西京称之为“交午柱”。华表开始出现在陵墓前,作为坟冢的标志物,约始于东汉,多为石制。到南北朝时,陵墓前使用华表更为流行。在明清有的民间冢墓前面仍可看到立两座石制的标竿[参见乔云飞、罗微：《牌坊建筑文化初探》，载于《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二是设于公府坛庙大门之外的，是由古代的乌头门而来。《唐六典》上记载说，六品以上官员，仍用乌头门。乌头门类似现在的棂星门，而乌头门也有变为牌坊样式的[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页]。据金其祯先生的研究，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对如何建造“乌头门”作了详细规定和介绍,云“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揭,三日阀阅,今呼为棂星门。”由于“乌头门”含有族表门第之意,因此“乌头门”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又被称为“阀阅”。由于“乌头门”起了标榜“名门权贵、世代官宦”之家的作用,因此成了上层等级的代名词,后世所称的“门阀贵族”、“阀阅世家”也即由此而来[参见金其桢：《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三是用以旌表忠贤贞烈，是由绰楔之制发展而来的。之所以变名为坊者，是度量绰楔的设置，或者在坊门，或者是按照它的规制，美其名曰坊。牌与榜相同，是用来揭示的，旌表之法，必然有词书写于片木制上，揭示给民众。所以牌，是用来书写字的片木，坊，是用来支持或装饰此牌的建筑物。[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86页]据乔云飞、罗微的研究，乐嘉藻所言的旌表忠贤贞烈的绰楔之制，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汉代亦延续下来，而唐宋时尤甚[参见乔云飞、罗微：《牌坊建筑文化初探》，载于《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据乐嘉藻所言，华表、乌头门、绰楔之形制，都是两柱相对而立，后世的棂星门以及现在简单的牌坊，也用两柱，除了棂星门外，无论用在何处，现在都叫坊了。其形制则由两柱进为四柱，也有用六柱的[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6-87页]。

周代的揭橥与上面三类中的华表和绰楔相近，可以称得上牌坊的初始来源。而根据乐氏后面的注解，我们可以知晓，最早原始氏族部落门前各有一图腾竿状物以便区别。后来的华表有学者认为即来源于这种图腾杆子。诚如是，则原始部落门前的竿子便可称得上是华表（乃至牌坊）的最早来源。总之，乐氏认为，由周之揭橥，变为汉之华表及五代之绰楔，后来由绰楔而又变为牌坊，即今之节孝坊、乐勅坊等。而据金其祯的研究，最迟在春秋中叶，已经出现了衡门，亦可看做牌坊的原始雏形[参见金其桢：《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由华表演变来的，现在仍有最古式之华表，即现在道口之指路牌。另如有用作装饰用的，如宫门外及陵墓上之华表。有用作牌坊式者，如北京各大街、各胡同口之牌坊；玉蝀桥、积翠桥等两端之牌坊及陵墓上之牌坊[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8页]。那么，据此可推知，国子监街两旁的“成贤街”牌坊，其主要功用，应该还是起一种标示街道的意思，与此义相合。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汉之华表，再往上推可以至周代的揭橥。而联系到揭橥的造型及功能，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尧帝时期于桥头设立的“诽谤之木”。

在唐时有乌头门之形制，似由对立的两柱之中，加以门扉，置于大门之外，此样式变为后世的棂星门，现在仍有，如各坛庙之棂星门[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8页]。据此可知，孔庙属于坛庙，孔庙大门一般都有棂星门，北京孔庙大门称“先师庙”，其形制虽与其他孔庙不同，但也曾称为棂星门[据乐嘉藻先生对“棂星门”之注解：灵星即天田星，古时祭先祭灵星。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在郊外筑祭台，外垣置灵星门。宋景定《建康志》载，移灵星门用于孔庙，即以尊天之礼尊孔。后来以门形如窗棂，故改称灵星门为棂星门]。北京的天坛圜丘坛、地坛方泽坛、日坛内坛等皆有棂星门，它是坛庙的重要标志。也有用作牌坊式的，各公署大门外之辕门牌坊，也属于此类型。据此可知，国子监街上的“国子监”牌楼，应该由此而来，因为国子监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最高官员祭酒清初曾经是正三品，后改为从四品。因此，“国子监”牌楼应是作为公署而设的。这一形制应该是由唐之乌头门发展而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晓，无论是坛庙还是衙门公署，它们应该都具有一定的品级，是君主制时代权威等级制度的一种象征。

牌楼和牌坊是有一定区别的，牌楼上面有斗拱楼檐遮盖，牌坊则无，因此成贤街和国子监牌坊应称牌楼更为合适，但这种区分主要是近现代学者如梁思成、罗哲文先生等提出的，之前则相对模糊。根据梁思成先生《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他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而阙最初见于春秋时代，是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而到了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祠庙、陵墓、官宅都建起阙，作为铭记功绩和装饰之用[巴玥、栗功：《探究中国传统牌坊建筑的历史性与文化性》，载于《作家杂志》，2011年第8期]。因此，我们可以将“阙”看成是牌楼形制的原始蓝本。

牌楼的出现似乎很早，据欧阳修《新五代史·杂传第二十七》所载：“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处直率兵救之。战于沙河，为梁兵所败。……初，有黄蛇见于牌楼，处直以为龙而祠之。”（《钦定四库全书?五代史卷三十九》）可知光化三年（900年）即在唐昭宗李晔执政时期，便出现了牌楼之称，由此可知，牌楼的出现似乎可以追溯到唐末。

元代似乎亦有牌楼之称，根据《元史·百官志第三十六》：“牌楼口千户所，秩正五品。”（《钦定四库全书·元史卷八十六》）另根据《明集礼卷一?吉礼第一?祀天》：“执事斋舍在坛外垣之东南，牌楼二，在外门外，横甬道之东西。”《明典汇》载，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1370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由此可知，在明初洪武年间确实已经有牌楼存在。但查看此时典籍中的牌坊、牌楼之划分似乎如前面所言不是那么明显。例如，明代《对山集?阌乡儒学记》：“庙东西又牌坊二，盖自洪武时县令金元亮创为，至今已百有四十岁，岁远人亡，可知其陋否也。”（《钦定四库全书》）

明清时期,立牌坊成为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封建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或经地方学校选拔、考核，选送到国子监读书的岁贡、恩贡、拔贡、优贡、例贡、副贡等，可在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地方官府按规定“牌匾银”官方出资建功名坊。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廷试进士赐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司建状元坊予以旌表。圣旨建坊正是自此开始的。那么，这就更加证明了上边的推论，即洪武年间已经有牌坊（牌楼）存在，但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和不易的事情，只有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以及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才能经政府审核批准后出资建功名坊。（责任编辑：墨翰）

三、国子监街四牌楼何时建

据《钦定四库全书卷六十八·明史》载：“永乐十五年，作西宫于北京。……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丹墀东曰文楼，西曰武楼，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左曰东角门，右曰西角门，东庑曰左顺门，西庑曰右顺门。正南曰午门，中三门翼以两观，观各有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午门左稍南曰阙，左门曰神厨，门内为太庙，右稍南曰阙，右门曰社，左门内为太社稷。又正南曰端门，东曰庙街门，即太庙右门也。西曰社街门，即太社稷坛南左门也。”

又据《钦定四库全书卷四·钦定日下旧闻考》：“（永乐）十八年九月，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明史·成祖本纪》）原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髙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五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十八年冬告成。（《明成祖实录》）”

由此可知，“（永乐）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所言主要是指故宫。《钦定四库全书卷四·钦定日下旧闻考》载“原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结合上述二则材料可知，庙社是指太庙和社稷坛（《春明梦余录》：“太庙在国之左，永乐十八年建庙。京师如洪武九年改建之制，前正殿九间，翼以两庑，后寝殿九间，间一室主，皆南向，几席诸品备如生仪。”）郊祀应是指天坛（《春明梦余录》：“天坛在正阳门外，永乐十八年建。初，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称为天地坛，后既分祀，乃始专称天坛。又京师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行礼如前仪。”又《钦定续文献通考》：“成祖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郊坛成。建于正阳门南之左，缭以周垣，周九里三十步，规制礼仪悉如南京”。）

那么坛场还包括哪些呢？根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先农坛成。”又据《明一统志》：“钟楼，明永乐十八年建。盖迁都北京、营缮宫阙时也，后亟毁于火。”又“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山川坛成。原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缭以垣墙，周回六里。”（《明成祖实录》）又“原法昌寺在县治东北，永乐十八年建。”（《寰宇通志》）又“神乐观在天坛西南，明永乐十八年建，处乐舞生之有事于郊庙者，领以提?知观太常寺。”（《畿辅通志》）又“成祖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太岁坛成”。（《钦定续文献通考》）又“永乐十八年，北京朝日坛成。建于东长安门外，春分日致祭。……永乐十八年，北京夕月坛成。建于西阜成门外，秋分日致祭。”（《宣德鼎彝谱》）

那么坛场里面是否包括孔庙、国子监呢？我们所能查到的史料只有“永乐十八年，礼部言国子监生岁益增，又会试下第举人例送监，今学舍隘不能容，请以监生南人送南京国子监，下第举人发还原学进业，以待后科。自今岁贡生员，请如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州二年，县三年贡一人。从之。”（《钦定四库全书·礼部志稿·酌处监生岁增》）

据《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永乐二十年八月辛卯，皇太子令工部脩北京国子监。”由于以上的史料中并未提及孔庙、国子监修缮，所以永乐二十年（1422年）皇太子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就显得非常关键了，成贤街四牌楼是否在此时建成，就成为一个关键点。另外，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十·学志二·建修》：“正统九年春三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新建太学成，是否在此时建成贤街国子监四牌楼，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永乐年二十年（1422年）八月，太子朱高炽命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这一史料照常理应该非常关键，但所能查到的史料中也止此一条而已，且根本就未提“成贤街”三字，更遑论成贤街四牌楼之树立。而且根据史料推断，相对而言，这应该是应付急用的修修补补，因为该年政事异常繁忙，根本就无暇顾及大修国子监。就在这一年的春三月永乐皇帝开始外出作战：

丁丑，以亲征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谕之曰：“军国之务，重当明勤，慎以处之，明则能照物，恕则能体物，勤则无怠事，慎则无败事，脩是以率下，庶几其可。”

戊寅，軷祭于承天门，遣官告旗纛、太岁、风、云、雷、雨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晚次榆林。

辛巳，驻跸鸡山，虏之寇兴和者，闻上亲征，遂夜遁，诸将请急追之，上曰：“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踰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敕前锋都督朱荣等令驻兵雕鹗，俟大军至乃行。仍敕将士严备御。（《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

永乐二十年（1422年）夏五月甲戌日，永乐皇帝敕告皇太子：“朕今已至闵安，将及开平，去京师渐远，中外庶务悉付尔处决，军机重事则令五府六部商议至当，启汝而行，不必奏来，仍敕文武群臣协辅导。”（《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皇太子朱高炽就是在这样的授意下对国子监进行修葺的。对国子监进行大修大建并修建牌楼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性较小，一是永乐皇帝不在京师，朱高炽始终惧怕其父（即便给外出征战父亲送蔬菜水果表孝心，都受到永乐帝斥责，时在该年夏五月庚辰），如此大事自然不敢擅决；二是当时恰遇大灾之年，又要进行战争，财力受到限制。

永乐二十年夏五月，“广东广州等府飓风、暴雨、潮水泛溢，人溺死者三百六十余口，漂没庐舍千二百余间，坏仓粮二万五千三百余石。事闻，皇太子令户部遣人驰驲抚问”（《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又永乐二十年六月，“是日（注：乙卯），直隶广平、邯郸、成安、肥乡、真定无极、藁城、大名、浚魏、河南襄城县霪雨伤稼。癸酉，皇太子免南北直隶并山东、河南郡县被水灾粮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马刍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余束”（《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一方面永乐帝对外征战需要巨额军饷，一方面夏五月广东广州等府飓风、暴雨、潮水泛溢，夏六月直隶广平、邯郸、成安、肥乡、真定无极、藁城、大名、浚魏、河南襄城县霪雨伤稼，南北方受灾严重，人员大量伤亡，房舍成片倒塌，粮食坏烂减产。又要筹集军饷，又要抗洪救灾，又要免粮安民。刚过仅仅两个月，八月，太子朱高炽又命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可知此时国库空虚，财力匮乏，对于北京国子监的修葺不可能是大规模的，此时新建成贤街四牌楼可能性并不大。

根据常理推论，新建成贤街四牌楼，首先必须有成贤街之实。若无成贤街存在，何谈成贤街之牌楼？根据《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五：

（洪武十五年五月）上谓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国学新成，朕将释菜，令诸儒议礼。……礼毕，学官率诸生先序立成贤街，恭伺驾还。明日，祭酒率学官上表谢。上从之。

这里是《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成贤街，结合历史，我们知道这里的成贤街是南京的成贤街。考察文献内容，可知此处是明太祖朱元璋为表达对孔子及儒学的推崇，让礼部尚书刘仲质与儒臣定释菜礼之仪式，并视学仪。制定出来后，朱元璋满意，听从了。时在洪武十五（1382年）年五月。又“洪武十四年（1381年）夏四月丙辰朔，诏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七）据上所述，所谓国学新成，应该就是指南京鸡鸣山下的国子监。由此可知南京国子监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改建，十五年（1382年）建成，成贤街也于此时正式出现。

另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二，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辛卯朔日，明成祖朱棣效法其父朱元璋，为推崇孔子及儒学，让礼部进献视学仪注，并亲自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博士、助教讲经，并发表圣谕赞颂孔子之道。但是，这里所谓的成贤街依然是在南京。因为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宣布定都北京，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才正式迁都北京，在奉天殿朝贺，大宴群臣。[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北京历史纪年》，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第138页。]

《明实录》中首次出现北京的成贤街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根据《明实录·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

正统九年三月辛亥朔，上幸国子监。……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毕，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

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辛亥朔，明英宗驾幸国子监，率文武百官于孔庙大成殿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此条材料非常重要，其特殊性在于，上面刚刚提到，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也就是说，新建太学（国子监）完成刚刚一个月，明英宗便迫不及待地来孔庙国子监行释奠礼（释菜礼），而且前往太学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了。而且此段文字“成贤街”两见，即“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以及“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而这里的“成贤街”，已经是指永乐迁都北京之后的北京的成贤街了。而通过这一史料，我们可以将北京成贤街的出现时间上推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那么，成贤街上是否有四牌楼存在呢？正如上面提到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鉴于大明国子学规模小，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遂改址，在南京鸡鸣山下扩建大明国子监。恰恰在这一年，《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了成贤街，朱元璋也首次临雍视学。明英宗此举与太祖朱元璋可谓如出一辙，新建太学（国子监）完成刚刚一个月，明英宗便迫不及待地来孔庙国子监行释奠礼（释菜礼），而且前往太学临雍视学。如果朱元璋彼时的南京成贤街已经有牌楼，那么明英宗此时的北京成贤街有牌楼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通过《明实录》中的记载，我们亦知道，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以至清世祖（顺治）等都曾驾幸国子监，率文武百官于孔庙大成殿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应该说，这一仪式初创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并由明成祖、明英宗等后代皇帝所效法。而且，这历次视学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有成贤街出现，可知成贤街已经被后代所沿用，直至清代。

北京孔庙国子监前成贤街名称的出现时间，目前只能追溯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而成贤街四牌楼此时很可能树立。我们可以借助相关材料进一步考证。根据《彭惠安集》：“臣忝备藩司，职在牧民。……伏惟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艰以自给，比之国初无经营征战之事，无创作营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财之多也。……初牌坊少树，今街衢充斥矣。”（《钦定四库全书》）

明代彭韶(1430-1495年),字凤仪,谥惠安,福建莆田人。明英宗天顺元年(1475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四川按察副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明清时布政使别称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由文中可知，当时彭惠安应该是任广东布政使之职。而观其文意我们可知，在明朝开国之初，牌坊应该是非常之少的，而到了他生活的年代(1430-1495年)，牌坊已经是遍布坊巷街衢了。北京孔庙国子监前成贤街的出现时间，目前我们追溯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正处于彭惠安生活的时代，这也为成贤街四牌楼的树立提供了旁证。

此外，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明英宗诏令太监阮安，都督同知、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领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落成之日，奉英宗谕旨，将京城九门中的五座城门更用新名，即将南城垣的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分别改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城垣的齐化门改为朝阳门；西城垣的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其余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四门仍旧。另参考阎崇年先生新著《大故宫》：“正统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内城九门楼建成之后，崇楼峻阁，固若金汤，崔巍宏丽，焕然一新。”[阎崇年：《大故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30页]由此可知，正统年间，北京九门之外才各立牌楼，也即永乐、洪熙和宣德年间，九门之外尚未立牌楼。九门作为北京内城重要门户，正统年间才在其外各立牌楼，可知其他地方牌楼是很少有树立的。这与上面一则材料是相吻合的，也说明了正统年间牌楼才得以广泛树立。

另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十·学志二·建修》：“正统九年春三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谨案：先是，太学因元之陋。正统元年，李賢上言：‘国朝建都北京，佛寺时复修建，太学日就废弛，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至是落成。有‘御制重建太学碑文’。”[【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65页]

明英宗视学应在正统九年三月。而通过《钦定国子监志》和《日下旧闻考》所载，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信息“先是，太学因元之陋（旧）”。也就是说，在明英宗新建太学之前，太学是因循着元代之陋（旧）的。所以正统元年（1436年），李賢上言说，国家建都北京，佛寺时时修建，太学日渐废弛，如何能示法于天下。所以请求以修佛寺的费用，用来修建太学。明英宗听从了。由此来看，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其修建规模和程度明显要超过永乐二十年（1422年）皇太子令工部脩北京国子监。不然，李賢也不会在正统元年（1436年），仅仅十四年之后，上书明英宗要求修举太学了。根据《钦定国子监志·建修》所载：“正统八年，修国子监先师庙。（谨案：孙承泽《学典》：‘正统元年，李賢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明史·英宗纪》：‘正统九年，新建太学成。释奠于孔子。’盖是役创议于元年，下诏于八年，工成于九年也。）”[【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55页]可知，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正式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

还有一条新发现的重要信息资料，同样来自《钦定国子监志》。在《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四·金石志十二·诸刻》中，记载了明代的《文庙国子监图碑》：

上为图，下为记。记二十五行，剥蚀难辨。首行题《文庙国子监创建志》。志中先记殿宇内、外，次御碑，（即明英宗御制新建太学碑。）次圣像，次彝伦堂，（以下字缺，疑即东西讲堂）及绳愆、博士二厅，率性、修道各堂，鼓房、钟房、斋房、典簿厅、（碑载典簿厅十五间。《春明梦余录》云三件，盖据《明太学志》嘉靖十年改建之后而言）典籍厅、（碑载三十九间。《春明梦余录》云五间）会馔堂、共廨房、厨井、仓库各房，无不备载。又记东、西牌楼四座，旧碑十通，号房二十二号五百二十一间。后记器用。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在太学门右，南向。[【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140页。]

由“又记东、西牌楼四座”可知，在立《文庙国子监图碑》时，已经有东、西牌楼四座，应便是成贤街国子监四牌楼。而参考后面“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可知正统十二年（1447年）国子监街四牌楼已经树立起来。

综合种种资料和有价值信息，笔者推测成贤街四牌楼的修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这一修建很可能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密切相关。如果从正统元年（1436年）李賢上言开始，到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到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成，通过一年的大规模修缮，重修后的太学为之焕然一新。根据《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御制重建太学碑》，“北京故有学在宫城之艮隅，庳隘弗称，乃正统八年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庙右学，高广靓深，所以奉明灵居，来学凡百，所需靡不悉备材出素具，役不及民。明年春成”可知，正统八年（1443年）秋，明英宗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到正统九年（1444年）春天，新建太学成。不过一个月，明英宗便如太祖朱元璋一样前往临雍视学，而此时史料上第一次出现成贤街。明英宗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北京的牌楼得以广泛树立。成贤街四牌楼很可能便是在此背景下，借英宗新建太学之时得以树立。而后，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一月，明英宗又立《文庙国子监图碑》，树立在国子监太学门右。（责任编辑：墨翰）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子监街及四牌楼

民国年间，国子监街仍称“成贤街”。经考证为民国初年（1912年左右）绘制的《北京地图》（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盛，绘制地图普遍采用西法，在城门、寺庙等多处还著有外文），上也标有国子监、孔庙及成贤街。而国子监内又标有“历史博物”，“历史博物”应即1912年于国子监内设立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8年迁往故宫端门和午门。

查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此时的国子监、孔庙统称为国子监，前为成贤街。此图反映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的总体风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11日，“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对北平的文物古建进行大规模修缮。初期工程分两期，孔庙、国子监为二期第三、四两项，各三万元，时间计划为二十五年（1936年）4月至9月底，前三月（1-3月）为准备期。后因工程量大、进度慢等原因，古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对文物古建修缮的数量、规模、时间等进行了调整，推迟了大约一年。更新后的文物整理第二项即为孔庙和国子监，特别提到大成殿丹陛石阶雕龙石刻的保护。关于此次大规模维修的内容和时间，先师庙门西侧墙壁以及太学门内东、西两侧墙壁皆有刻石记录。其中，太学门内东侧墙壁刻石记载：“国子监辟雍、彝伦堂、琉璃牌楼、太学门东西碑亭、钟鼓亭等修缮工程及成贤街木牌楼改筑钢筋混凝土工程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三十日开工，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六日完工。”经过此次修缮，成贤街的木牌楼正式改筑为钢筋混泥土结构。

查考证为民国三十年代（1941年左右）由苏甲荣（毕业于北京大学，工作于北京大学，日新舆地学社的创始人）绘制的《北平市全图》，国子监、孔庙及成贤街俱在，而在国子监里又有图书馆存在（应为南学，为京师图书馆）。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地图，北平市政府工务局绘制的《北平市城郊地图》，可知此时国子监、孔庙属于内三区。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子监街及四牌楼

1953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北京城的牌楼随即面临三种命运，即保、迁、拆。根据政务院制定的文物保护原则，在公园和坛庙内的牌楼得以保存，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四处牌楼外，其余的全部被迁移或拆除。自1954年1月至1956年9月，在北京城内展开了大规模拆除牌楼等文物古建之战，至此北京城内跨街牌楼仅剩四座，即成贤街两座和国子监两座，其余都销声匿迹。

1956年，成贤街改称“国子监街”，“文革”之中一度改名“红日北路九条”，后恢复原称。鉴于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国子监街于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又被公布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它是全市唯一一条以街命名的市级文物保护街道。

为迎接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以及实现“人文奥运”宏伟计划，国家和市政府斥资逾亿，大规模修缮孔庙和国子监，恢复其旧有的规制和格局。自2005年至2007年，历时三载，终告工成。2008年6月14日，是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北京孔庙和国子监，这两座国子监街上最著名的古建筑，正式定名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近百年来又一次实现了综合对外开放（1928年北京孔庙国子监曾全面对外开放）。经过全面修缮后的孔庙和国子监，已经恢复了历史上的格局与规制。

2009年6月10日，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在京揭晓，北京国子监街成功当选，入选理由是：“有700年历史的北京国子监街，延续着两千年的中国文脉。多年来，国子监街因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厚的文化气息，成为国学文化物质载体，并因此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它也是北京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条牌楼街。”（以下图片来自“新华网”）

通过对于国子监街及四牌楼的历史考察，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国子监街及四牌楼悠久辉煌的历史，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故事，更应关注的是这些辉煌历史和生命故事背后所凝聚和沉淀的价值及意义。历史从来不是过去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不管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从来未曾真正地终结过。我们需要用思维补缀历史，用视角切换历史，用情感触摸历史，用存在诠释历史。人因历史而存在，历史因人而新生！ (责任编辑：墨翰）

乾隆石鼓考证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内大成门两侧置有乾隆石鼓十枚、“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阴附“重刻石鼓文音训”）御制碑一通以及清代书家张照草书唐韩愈《石鼓歌》碑一通。这三种文物作为一个系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孔庙藏乾隆石鼓的藏品整体。

首先，这十枚乾隆石鼓的出现有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文物背景。在政治上，乾隆石鼓的出现是为了昭示乾隆皇帝不朽的文治武功；在学术上，乾隆石鼓的刻制受到了乾嘉时期求实重证的朴学风气影响；在当时现实的文物背景下，乾隆石鼓的出现也是出于对日益风化残损的周石鼓保护的角度出发。

其次，乾隆石鼓从鼓文内容的撰定、鼓文篆字的摹写，到鼓文的刻制，是乾隆时期君臣十数人共同合作完成，可以说是一项集体智慧的产物。而其放置位置的选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其特定意义的。（责任编辑：墨翰）

一、刊刻背景

作为乾隆石鼓的刊刻工程，并非一日之功。关于具体的刊刻时间，北京孔庙大成门外东侧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文末交代的非常详细：“乾隆五十有五（1790）年岁次庚戌正月上元丙申日御制并书。”这是乾隆皇帝书写此文时候的时间，乾隆石鼓的刊刻与此时间相去不远，故，乾隆石鼓的刊刻时间在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这个时间正可以与乾隆版《国子监志》互相印证。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值八十岁。

就相关的文献记述来看，乾隆石鼓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学术和文物背景。

1、政治背景。

除了乾隆皇帝认为当时的周石鼓文“所存不及半，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的原因外，还要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诸大臣皆以为乾隆皇帝开疆拓土、宾服内外的文治武功不让成周的宣王，勒石铭鼓也是自然之理：

“皇上秋狝木兰，自辛巳至己酉，凡卌次矣。惠远诘戎，亲御骑射；効鲜颁获，进宴赐食。蒙古诸藩，拜觞上寿；降人贡使，预观羡服。故能鸿勋九奏，刻石西极之西，勒铭南溟之南。视宣王之功北不越太原，南不越江淮，不啻倍万过之。而犹有取于石鼓者，寓古垂型，则我皇上奋武之训也。”[（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9页。]

“重排十章，亲制十鼓……亦命于文庙镌制排列，用以昭武功而光文治。”[（清）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四，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

“木兰”本为满语，意为捕鹿。一般情况下是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又称“秋狝”。清代皇帝有秋天到木兰围场巡视习武、行围狩猎的传统。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家狩猎场所，处河北省东北部承德，绵延千里，与内蒙草原、兴安岭相接，乃百兽汇聚、万灵栖息的天然所在，被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年（1681）选定为皇家狩猎场。皇帝在“秋狝”期间往往会见边境贵族诸王，因此称“惠远诘戎”。自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近三十年间，乾隆皇帝秋狝于木兰围场多达四十余次，这项活动直到乾隆皇帝八十多岁时才停止，由此可见其尚武风气。乾隆皇帝统治期间，疆域达到有清一代之极盛，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比西周宣王统领中原时自是“倍万过之”，因此，乾隆诸臣认为，刊刻石鼓是昭显乾隆皇帝鸿烈武功的一个重要方式。

除了显示乾隆皇帝的不朽武功之外，在当时的人看来，刊刻石鼓也是显示乾隆皇帝惶惶文治的一个重要方式。据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乾隆石鼓是作为乾隆后期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中的一环出现的。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九年(1794)，译成《满文大藏经》；乾隆四十年（1775），编成《天禄琳琅》；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承德热河文庙建成；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成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辟雍；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刻乾隆石鼓；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乾隆石经；乾隆五十七年（1792），修成《八旬万寿盛典》。

稍加属意，即可发现，这些浩大的文化工程基本都是在乾隆皇帝晚年，即其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的，正如乾隆帝自己在《御制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中所说，“即如四库全书及以国书译汉蔵经，皆始于予六旬之后，既而悔之，以为举事已晚，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四库全书则早参考装潢毕，以贮之阁；而所译汉藏，兹亦将告毕，就此非天恩垂佑，俾予虽老而善成此二事乎？”四库全书在乾隆石鼓刊刻之前九年已告成书，而译《满文大藏经》工程则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即乾隆石鼓刻成后四年完工，所以，乾隆皇帝说“而所译汉藏，兹亦将告毕”。

正是由于四库全书以及翻译《大藏经》等工程的顺利完成，使得乾隆皇帝对乾隆石鼓的刊刻充满信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当他看到文庙周石鼓“岁久漫漶”的现状时，以“读书之人”自任的乾隆皇帝认为保护周石鼓的重任，“千古读书人所不能任”，遂一方面对周石鼓进行有效保护的同时，萌生了刻制乾隆石鼓的想法。

刊刻乾隆石鼓既是全国性的文化工程中的一环，也是当时北京孔庙国子监相关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当时的工部左侍郎邹奕孝所言，“上右文典学，御制诗文积数万首，钦定四库全书，重排石鼓文，建辟雍，定礼器乐谱，制作大备。”[（清）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卷九十八，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

2、学术背景。

周石鼓自从唐代太宗贞观时被发现之后，由于其在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和书法学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历代学者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石鼓刻制的具体时间的考证；其二是对石鼓内容的考释。

自元代以降，周石鼓因自然及人为故，致存字之数日减，从出土之初的七百一十余字损至不足四百字。尽最大可能恢复石鼓文本初之面貌也就成为了后来部分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明代的杨慎、陶滋二人。

明代杨慎是周石鼓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有《杨慎传》，称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

杨慎的石鼓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石鼓文音释》一书中，其在《录石鼓文音释序》中称，其师李东阳对杨慎说，“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当为继绝表微，手书上石”，“丹书未竟”，李东阳便已辞世，六年以后，杨慎在李东阳本的基础上著成《石鼓文音释》。

杨慎的《石鼓文音释》一书在明清之际是有其接受的，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版本学家钱曾在其《读书敏求记》一书中这样推崇杨慎及其《石鼓文音释》：

“石鼓之辨明矣……杨慎得东坡本于李文正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恐其本只存，久而失传，为序其所由来，刊行于世。”[（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这一说法被后来的四库馆臣所驳斥，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之八十七谈到：

“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

彭元瑞、沈学诚等人在《御制重排石鼓文恭跋》一文中认为，杨慎以一己之臆断，妄造石鼓全文，其所造全文字数与其集子中所云字数又不一，断杨慎为历代石鼓文研究过程中的伪学术：

“明杨慎乃造为七百二字全文，其集复云六百五十七字。以矛攻盾，作伪无疑也。”[（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页。]

彭元瑞在《内藏汪由敦临石鼓文恭跋》一文中从七个方面对杨慎说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和驳斥：

“石鼓之有全文，盖自明杨慎始，昔人辨之綦详矣。石鼓始见称于唐，而杜甫诗曰‘陈仓石鼓久已讹’；韦应物曰‘风雨缺讹苔藓涩’；韩愈曰‘年深岂免有缺画’。慎自云得宋本，岂唐讹缺，而宋反全乎?其谬一也。慎又云，所得乃苏轼手摹本。轼诗已有‘画肚’、‘钳口’之叹，且得二一遗八九矣。其谬二也。北宋言石鼓者，欧阳修、梅尧臣具载字数，皆在轼官凤翔前，岂前者少而后反全乎?其谬三也。慎托为得自李东阳，东阳诗曰：家藏旧本出梨枣，拾残补缺能几何？是东阳所藏，非石本，且亦不不全，且以全者予慎乎？其谬四也。又多傅会《诗》、《书》之文，如‘会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六辔沃若’、‘归格艺祖’之类，诸家皆无之。其谬五也。第八鼓薛尚功仅八字，潘迪一字，而慎亦有全文，不应自宋至元二百余年间，此鼓刓弊独速。其谬六也。即慎之文，第八鼓较余九鼓特少，可见作伪之力，有时而穷。其谬七也。”

从彭元瑞的辨析中可见，唐宋诸家皆称石鼓漫漶，而杨慎却以宋本称全，此时序逻辑谬误。苏轼接触石鼓是自其官凤翔时始，而此前欧阳修、梅尧臣所载字数尚不及慎所云之“苏本”，此亦时序逻辑之误。李东阳自己尚称其本残缺，而杨慎却称全，此自相矛盾。慎本中多《诗》、《书》文字，诸家无，是孤说无据之伪。第八鼓从杨慎所云北宋时的全本到南宋薛尚功时的存八字再到潘迪时的仅存一字，其风化速度与其它九鼓有天壤之巨，于理为谬。最后，杨慎在为第八鼓作伪时，仅为二十七字，与别鼓六七十字相去甚远，彭元瑞认为是杨慎力不从心的作伪之证。

后来的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唐兰在《石鼓文年代考》文中均对慎说予以申驳；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亦斥杨慎《石鼓文音释》一书为伪作。[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4页。]

稍后于杨慎的明代正德年间进士陶滋也力图恢复石鼓文全貌，著《石鼓文正误》一书，陶滋在其自作前后二序中称，其因偶然机会得到苏轼石鼓摹本，在苏本六百一十一字的基础上亲自到孔庙石鼓旁进行校勘，考订疑义，著成《正误》一书：

“滋以正德戊寅岁作《石鼓文正误》，甫成编，以谏止南狩触罪，坐斥桥门。一日过僚友国博陆君俊卿家，见几上有旧书一册，取而阅之，乃宋苏文忠公石鼓文摹本也；刻之者为维扬欧氏本源，欧得之于甬东杨氏准，不知杨得之何人。滋幸天之未丧斯文也，因假归参校同异。滋藏旧本四百六十五字，苏本六百一十一字，九鼓篆籀皆完，惟一鼓仅存其半。惜薛尚功辈为音释时不获见此。盖文完则义足，而字之辨也易；文阙则义晦，而字之辨也难。矧石鼓之字画奇古、句读聱牙、颐复阙其文乎?然诸家音释之误无足怪者。滋合旧编重为删定，摭诸家之说，并引经传语可为证者载于下，将质诸博洽君子云。”[（明）陶滋：《石鼓文正误》后序，明嘉靖刻本。]

“……滋躬诣鼓旁，详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犹隐然有迹可辨也。乃笔之以归，沈潜其义，参考诸说，是扦取之，误者正之，其未详者，不敢强为之说。鼓之所自，诸家考辩已明，不复容喙。乃以王氏《辩疑》及古今歌咏附载于后，以见是鼓也直为周宣之物，好异者不烦饶饶云尔。”

然而陶滋的这种疏于实证的冒进学风同样受到了四库馆臣的攻排，《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之“石鼓文正误二卷”目下云：

“是编以薛尚功、郑樵、施宿等石鼓训释不免舛讹，因亲至太学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阙画，仍多影响揣摩。其《后序》踵杨慎之说，谓曾见苏轼摩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四库馆臣认定其为步杨慎之后尘，《石鼓文正误》为失考传讹之作。

乾隆君臣推崇韩愈那种求严谨、重保护之风，摒弃杨慎、陶滋那种游谈无据之学，这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的学风倾向是一致的，正是在乾隆、嘉庆年间，重考据、弃妄谈的乾嘉学派达到了巅峰。故可以推断，乾隆石鼓的出现与清代朴学的兴盛存在着某种默契的关联。再深一层，乾隆石鼓的刻制动机在一定意义上是明清两代学术风气交锋、更替的一个缩影。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乾隆皇帝刻制石鼓，有效地达到了“以广韩愈之见，而绝杨慎之赝”的目标。

3、文物背景：

关于周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历来聚讼纷纭。唐代诗人韦应物认为石鼓为周文王时作；唐代韩愈、宋代苏轼、赵明诚等人认为石鼓为周宣王时作；宋代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至秦始皇间作；郭沫若认为石鼓为秦襄公时作；唐兰、马衡认为石鼓为秦献公时作。至马衡时，石鼓为晚周秦刻石基本论定，此见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公认。

周石鼓从其产生之日起，到乾隆时，已经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历经风雨沧桑和历史变迁的周石鼓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已是满目疮痍。所以，当乾隆皇帝在孔庙看到周石鼓的时候，感慨“惜其所存不及半，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

由于在统计方式上的区别，周石鼓残存字数在各个时代均有不同的结果。周石鼓文原有确切字数已不得而知，徐宝贵先生根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原文之复原及其考释》等资料推断，唐以前周石鼓所有重文、合文共计超过七百一十字。

唐宋时期，周石鼓残字不计重文、合文五百零三字，加上重文、合文共五百五十一字；元代计存约三百九十九字；明代所存字数不计重文、合文共计三百七十九字。

周石鼓早在元代潘迪作音训时，所存字仅为三百九十余字，而到了乾隆时期则进一步残损，存字更少，相较元代潘迪时又减少了八十九字：

“其时国子司业潘迪撰音训碑，今在鼓旁，仅存三百九十九字……则今所存，较迪时复缩八十九字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1069页。]

周石鼓质地坚硬，不易磨损，其坚顽程度可与人们日常所用来碾压粮食的“碓硙”相匹敌。诚如北宋张师正在其《倦游杂录》一书中所言：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棂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宋）张诗正：《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曾就学于国子监的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认为这种坚顽的石质，之所以会逐代蚀损，除去自然风化之外，人为因素是周石鼓“日益漫漶”的主要原因，其在《赵氏铁网珊瑚》一书中感慨道：

“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拓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然不动。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质顽性坚，若世为碓硙者哉！”[（明）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周石鼓文字日益漫漶之由，一方面是受年长日久、风吹日蚀等自然因素之影响，此外，较为频繁的人为传拓活动，成为元代以后周石鼓文字进一步脱落的直接原因。

对此，明人王祎在其《跋石鼓临本》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石鼓拓本流传带来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岐阳石鼓，三代石刻之仅存于今者也……国朝既取中原，乃辇至京师，置国学庙门下，于是拓本日以广，而字画益漫漶不可辨矣。”[（明）王祎：《王忠文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代著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在其《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曾云：“古人文字，不可不公海内大雅之学，藏而不传，与未藏同，与靳古遗古同。”这也是历代金石学者重视传拓的主要原因。然而，正是这种“拓与刻之功与藏器并”的思想，一方面使石鼓拓本因为频繁的传拓活动而得以广泛流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古之功，同时使得周石鼓本身却在出土之后遭遇了巨大的损坏。相反，在其出土之前，由于没有遭受各种损折，故出土之时“完美如初”。

这就牵扯到周石鼓的石质分析及其抗蚀性的问题。

马衡先生认为，周石鼓属于花岗层岩，石皮和石骨之间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蚀导致内外层逐步分离，加之后来椎拓等人为因素，遂致使刻有文字的石皮逐步剥落：

“余适董其役，得以摩挱而审辨之。石质坚顽，审为花冈岩。其剥泐之状，异于常石。乃石皮受风雨寒暑之侵蚀，渐次与石骨分离，日久则脱落一层，石骨暴露，十石如出一辙。存字之处，石皮完好。亦有巳分离而犹未脱落者，扣之，则其声虚廓而不贸。倘遭外力压抑，可即时脱落。当靖康之际，剥泐程度虽不若今日之甚，当已入于此种状态……其损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时，修縆大索，长途挽致，遂使石皮脱落，可断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后，至于今日，昔在孔庙大成门左右，有大厦盖覆之，有疏棂扄鐍之，保护不可谓不周，然五百年来，又损五十余字，皆分离之石皮，经椎拓而脱落者也。”[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6—177页。]

马叔平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接触，从周石鼓的岩石质地角度出发，分析了元代以来周石鼓正是因为石皮离骨加之久经椎拓，最终导致石皮文字脱落、残损多达八十余字。

从周石鼓被发现时的存字七百余，至乾隆五十五年的存字三百一十，这一千一百多年之中，周石鼓损字过半，达到了四百字之多。而这其中，从元代到乾隆时，由于人为传拓等因素而导致周石鼓文字损落者竟达近百字。

所以，当乾隆皇帝看到这种现象时，慨叹“更虑岁久漫漶，并此不可复识”！

二、刊刻过程

乾隆石鼓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集体智慧和力量的凝聚和结晶。作为一项浩大的皇家御制工程，从当时的乾隆皇帝、诸大臣到刻石的匠人都参与到了其中。

1、乾隆石鼓的参与者。

①撰文作者。

关于乾隆石鼓文字内容上的斟酌拟定，乾隆皇帝在其《御制诗集》中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述：

“兹用幸翰苑之例，亲定首章，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即用文中字并成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非因难以见巧，实述古以传今。于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鼔井井有条而不紊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1048页。]

乾隆皇帝亲自参与了乾隆版石鼓文十章文字中的第一章和第九章，中间八章文字则是由大臣彭元瑞补充、撰写成章。就乾隆石鼓的文字数量而言，乾隆石鼓鼓面文字（十天干序号除外）共计三百三十一字，其中含重文二十四。这三百三十一字的内容由乾隆皇帝和大臣彭元瑞二人共同完成。

乾隆皇帝作为乾隆石鼓的创意之人，其对乾隆石鼓的历史出现和形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除了推动乾隆石鼓的重排刊刻之外，乾隆皇帝亲自撰定了乾隆石鼓中的第一鼓和第十鼓的内容：

“兹用幸翰苑之例，亲定首章，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即用文中字并成末章。”[（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乾隆皇帝亲临锡宴，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四十字为韵，乾隆帝赋东字及末音字二韵，其余饬诸臣各分一韵赋诗。

乾隆皇帝所拟第一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三；第十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一。即在乾隆石鼓本文内容中，乾隆皇帝拟定了两鼓共六十四字的内容，其中含重文四字。

除了石鼓文本文之外，乾隆皇帝还拟定了并亲自书写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在这篇重刻序言中，乾隆皇帝指明了重刻石鼓的大致背景和用意，并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了解大清王朝及皇帝重道崇文的良苦用心。

乾隆皇帝对石鼓青睐有加，除了亲自参与乾隆石鼓及其序言的撰定之外，他还作《石鼓赞》、《石鼓诗》、《石鼓文诗》、《石鼓歌》等石鼓相关诗文数篇。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命人订版制作了石鼓墨锭，以重其事，据《清实录》卷一三五四《高宗纯皇帝实录》之记载，在乾隆石鼓刊刻当年，乾隆皇帝就曾亲自赐予臣子御制集石鼓诗序墨锭：“再赏福康安、阮光平、御制集石鼓诗序墨刻各一分。随报发去。俾得一同祗领。”

乾隆石鼓鼓面文字内容的主要作者为大臣彭元瑞。

彭元瑞作为乾隆石鼓的主要撰文者，重排编纂了第二鼓到第九鼓的内容。

“……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非因难以见巧，实述古以传今，于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条而不紊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又字辑五，号“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二甲第八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礼、工、户、兵、吏五部尚书。《清史稿》卷三百二十有其传。彭元瑞是纂修《四库全书》和刊刻乾隆石经的副总裁，此外，他还担任纂修《续三通》、《清会典》等总裁，也是当时的学者和楹联名家，与蒋士铨合称“江右两名士”。作为乾隆时期的名臣，乾隆皇帝对彭元瑞也是器重有加：

“彭元瑞与蒋士铨皆江西人，同举进士，入翰林。有文名，而元瑞擢用至侍郎，乃因奉职恪勤，亦练达政务，非仅以词翰受知也。”[（清）龚嘉儁修，李楁纂：《杭州府志》首卷之五，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彭元瑞受到皇帝器重，非惟其文辞见长，更兼其恪尽职守、达于政务、勤勉有加故。除了乾隆石鼓，彭元瑞还参加了诸如四库全书编撰、淳化阁帖释文、乾隆御制文集《万寿盛典》纂辑、《皇朝礼器图式》纂修、《钦定大清会典》编修、皇极殿灯联撰写等当时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

彭元瑞所拟定乾隆石鼓中的八鼓内容计合二百六十七字，含重文二十。其中，第二鼓凡三十五字；第三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六；第四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五；第五鼓凡三十七字，含重文一；第六鼓凡三十三字，含重文四；第七鼓凡三十四字；第八鼓三十四字，含重文二；第九鼓三十字，含重文二。

作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御制工程，彭元瑞在其《恩余堂经进三稿》中也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右重排石鼓文》，以纪其事：

“周宣遗猎碣，岐狩坐明堂。凹尔陈仓臼，魁然祭酒墙。韦苏徒獭祭，迪慎只萤光。文压退之退，制高皇陵皇。旧新留并寿，声震集成章。耆武右文治，滦庠庋并彰。”[（清）彭元瑞：《恩余堂经进三稿》卷五，清乾隆刻本。]

彭元瑞在诗中断定石鼓为周宣王时遗存，陈述了石鼓历经沧桑，历数韦应物、苏轼、潘迪、杨慎等诸多研究石鼓的历史人物，在感叹他们力量有限的同时，于诗之终篇点明乾隆石鼓彰显了乾隆皇帝文治武功彪炳后世的十全形象。

②释文诸臣。

乾隆石鼓除了十枚石鼓之外，尚有与十石鼓息息相关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及其碑阴所附“重刻石鼓文音训”，此音训系乾隆之诸臣共同完成，包括王杰、彭元瑞、董诰、金士松、沈初五大臣。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七旬万寿恩科殿试状元，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史部、右都御史、军机昆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职。《清史稿》有传，历仕乾隆和嘉庆两朝。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管理礼部事务臣王杰”。

王杰担任东阁大学士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释文乾隆石鼓的时间是在其担任东阁大学士后的第五年进行的。

除了担任乾隆石鼓的释文之任外，王杰还是《乾隆石经》的总裁官、《四库全书》的副总裁。

彭元瑞。彭元瑞不但拟定了乾隆石鼓正文中八鼓的内容，还参与了乾隆石鼓“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之碑阴所附“重刻石鼓文音训”相关内容的撰文工作，“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吏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管理管理国子监事教习庶吉士臣彭元瑞”。

董诰，（1740－1818），字雅伦，一字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董邦达长子，善书画。乾隆二十九年（176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董诰参与了《四库全书》及《乾隆石经》两个重大工程，担任《四库全书》、《乾隆石经》副总裁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董诰”。

金士松（1730－1800），字亭立，号听涛，江苏吴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侍读、广东学政、顺天学政、礼部侍郎等职，官至兵部尚书。曾担任《四库全书》的总阅官、《乾隆石经》的校勘官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吏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臣金士松”。

沈初（1735－1799），字景初，号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历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石经》校勘官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兵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臣沈初”。

③察书人。

关于“察书”之意，《辞海》这样解释：“察书，谓校正勘定他人书写的文字。”即文字的校对工作。

金简，字可亭，朝鲜人。生时未详，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历任户部汉右侍郎、户部满右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金简曾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石经》副总裁之职。在《四库全书》文字刊刻方面贡献尤巨，创造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序。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察书：武英殿总理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御书处事务臣金简”。

④摹篆人。

乾隆石鼓的鼓面文字遒劲洒脱，工稳朴茂，深得先秦遗意。其书写者为赵秉冲。

赵秉冲（？－1814），字谦士，号研怀，上海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钦赐举人，官户部侍郎。秉冲博雅好古，嗜金石之学，能摹印，书工真、草、隶、篆四体。赵为国子监生，后以篆隶俱佳故，被派办石鼓文。

乾隆四十四年，蒙大学士于敏中、阿桂荐举，奉特旨：“缮写篆字监生赵秉冲，着照从前陈孝泳、杨瑞莲之例在懋勤殿行走。”

“（乾隆）四十七年，谕监生赵秉冲在懋勤殿行走已经四年，着加恩赏给内阁中书，遇缺即补，仍准其一体会试。”[（清）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八十五，清光绪刊本。]

但是直到乾隆五十四年，赵秉冲一直未能补缺，所以在乾隆五十四年的十月，被以户部主事之职补用。就在当年的十二月份，赵秉冲被委派为户部员外郎，负责办理乾隆石鼓的篆文事宜，《清实录》之《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四五载云：

“戊辰。谕曰、赵秉冲在懋勤殿行走有年。尚属勤慎。前经赏给户部主事。兹因其办理石鼓篆文。应书职衔。着加恩以本部员外郎补用。”

由此观之，乾隆石鼓虽然刻成于乾隆五十五年，但是自乾隆五十四年起，赵秉冲就已开始奉旨着手乾隆石鼓的摹篆工作。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摹篆：懋勤殿行走户部员外郎臣赵秉冲”。

⑤监刻人及刻工。

乾隆石鼓的监刻人及刻工均来自当时的御书处。

御书处为内务府下属机构，初名“文书馆”，康熙二十九年（1690）改为御书处。主要负责管理、摹刻、刷拓皇帝诗文、法帖手迹等事宜，并制造墨及朱墨等用品，下设刻字作、裱作、墨刻作、墨作。有兼管、库掌、匠役等共百余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归并武英殿修书处。《四库全书》、《乾隆石经》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中，均有御书处官员的广泛参与。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监刻：御书处六品司库监造臣盛格；镌字：司匠小臣长寿”。

当时的内务府司库为六品职衔；司匠为八品职衔。

综上所述，在乾隆石鼓的刊刻过程中，仅署名石上者就达十人。这其中，除乾隆皇帝外，有释文大臣五人；察书臣、摹篆臣、监刻臣和镌字臣各一人。（下图为北京孔庙藏部分乾隆石鼓）

2、乾隆石鼓放置位置的选定。

关于现今乾隆石鼓的存置位置，即北京孔庙大成门外两侧的确定，实际与当时周石鼓的位置相对应，所以，要了解乾隆石鼓现今存放位置的原因，就首先必须考定周石鼓存放于北京孔庙时的情形。周石鼓来到北京孔庙大成门内之前，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旧在陈仓野中，韩昌黎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舆之太学，不从。郑余庆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遂至散失。宋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府学庑，已失其一。皇佑四年，向传师搜足。大观二年，归于汴京。诏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后移至宝和殿。金人破汴，辇至于燕，置王宣抚家，复移大兴府学。元皇庆，移至文庙戟门内。”[（清）孙承泽撰，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2页。]

文中所言宋司马池知凤翔时所丢失、后被向傅师搜回的那枚石鼓为第六鼓，因经五代之乱，流落民间，被凿以为臼。至乾隆庚戌（1790）年春，乾隆皇帝在此鼓石臼周围平面上题刻诗跋。其辞曰：

“石鼔歌掘臼科，弗知其意所云何。兹因考古十之质，爰命图真一有窠，慨叹曾充舂杵用，伤形已阅岁年多。言行国学历珍弆，重道崇文功不磨。命图十鼔形以来，漫漶缺裂，固数千百年物之常。其第十鼓平面，则凿为大孔，圆径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因恍悟即昌黎之所谓‘臼科’也。科者，坎坎者陷，非俗所谓‘臼窠’乎？则昌黎之语，乃举其实，而其为臼窠，自唐时已然矣。呜呼！为此者实庸愚小人，不足罪。兹虽珍重护惜以永厥年，安知数千百年之后，不复遭剥蚀割凿之灾乎？而重用其文以成十鼔之全，又非拘于形而泥于古乎？其幸在兹矣，慎亦在兹矣。乾隆庚戌春御题。”

到了元代大德十一年，时任大都教授的虞集记载了周石鼓走进北京孔庙大成门内时的情形：

“大德之末（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置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疎棂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元）虞集：《石鼓序略》，自吾衍《周秦刻石释音》，丛书集成本，第15页。]

从虞集的记载可以看出，先是虞集从“泥土草莱之中”寻找出了周石鼓。隔了不久，即皇庆元年（1312）二月，由于助教成均的建言，当时兵部派车载运石鼓入孔庙大成门内，同时对周石鼓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俱云“元大徳十一年，虞集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系载之未详之误；元潘迪在其音训碑中认为，“圣朝皇庆癸丑（皇庆二年，1313），始置大成门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

据《元史》卷二十四之《仁宗本纪》记载：

“（皇庆元年）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关于大都路学，据《元史·选举志》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这里的南城国子学位置即是在金枢密院基础上改建的宣圣庙，至元十三年（1276），将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学，署提举学校所，兼具学校及教育行政管理之能，及城东国子监立，大都路学降为大都路地方学校。]

《资治通鉴后编》对此的记载在《元史》的基础上，显得更为详尽：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燕京之始平也，宣抚使王楫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石鼓列庑下。及国子监立，以其庙为大都路学。至是，复徙石鼓于国子监。”[（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述引文中指称的“国子监”与现在我们所指称的国子监不完全对等，引文所言之“国子监”实际指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元明清时期，除了用“国子监”指称之外，还常用“太学”来指称孔庙和国子监整体。如明代沈一贯曾作《观太学石鼓歌》、清代曾国藩曾作《太学石鼓歌》、清代全祖望曾作《国子监石鼓歌》等。

从公元一三一二年，即皇庆元年起，周石鼓从当时的大都路学，即南城的国子学迁移到了国子监，开始了在北京孔庙的存放历程。

周石鼓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内的具体排列方式和情形，也是可考的。据道光本《钦定国子监志》记载，第一至第五鼓当时均在大成门内东侧，西向；第六鼓至第十鼓在大成门内西侧，东向。

这种格局持续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后，即后至元五年（1339），潘迪音训碑出现了。

关于潘迪其人，明人冯从吾在《元儒考略》中记云：“潘迪，字允功，博学能文，历官国子司业、集贤学士，所著有《易春秋庸学述解》及《格物类编》《六经发明》诸书，传于世。”[（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三，光绪十八年刻本。]《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载云：“潘迪，字履道，元城人。通五经，历翰林编修、国子助教，升国子学士，迁集贤学士。”[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75—1876页。]《全元文》卷之一五五五收潘迪文二十篇，文前缀潘迪小传，较为详尽：“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

关于潘迪上任国子司业的具体时间，道光本《钦定国子监志》“官师”部分言之不详，仅云其“至元时任”。石鼓文音训为潘迪在任国子司业时，即后至元己卯（至元五年，1339）五月所作。

潘迪在石鼓文音训跋中记载道：“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间取郑氏樵、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

目睹石鼓文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残损不止，促使潘迪为周石鼓作音训。其训释依据主要来自宋代的郑樵、薛尚功、王厚之等诸家之说，融而汇之，成潘氏石鼓文音训。

潘氏石鼓文音训碑完成后，遂与周石鼓中的第六至第十鼓并立于北京孔庙大成门门内西侧，直到一九三三年，潘迪音训碑与周石鼓一起开始南迁。《钦定国子监志》等文献中均有相关之记载。

周石鼓与潘迪音训碑并存的这种格局持续了四百五十一年，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伴随着乾隆石鼓的出现，北京孔庙藏石鼓达到了极盛。

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北京孔庙大成门内外两侧史无前例地形成了周石鼓与乾隆石鼓两大石鼓系统并存的情形，可以说，这种并存真正实现了乾隆皇帝所期待的那种“异代赏音，金石永存”的辉煌局面。至一九三三年周石鼓南迁时止，两代石鼓系统交相辉映达一百四十三年。

乾隆年间的进士戴璐以颇具现场感的笔触记载了乾隆石鼓形成前后的情状：

“乾隆辛未，古桧重荣。癸卯，肇建辟雍。庚戌，御制重排石鼓文，与旧存十鼓并列戟门，并勒张照诗于石，颁赐群臣。璐以鸿胪少卿，亦得恭领。壬子，命将蒋衡所进《十三经》勒石彝伦堂。”

“戟门”，又称仪门，在明代特指太庙中门大成门，因其门内列戟，故称。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五之记载，当时的孔庙大成门内尚立列戟二十四。

清同治年间的进士陈作霖在其《春明旧游记》一文中以一个游人的视角描述了当时周石鼓和乾隆石鼓并存于孔庙大成门下的情形：

“……旧鼓以阑护之，有纯皇帝御制石鼓文碑，而张照所书韩诗碑附立于右，继入大成门院，左右碑亭相接，皆刊十全武功、告成太学文，其间树尤奇古，令人动林木名节之思。”

直到一九三三年四月，随着抗战的爆发，周石鼓开始坎坷的南迁之旅。至南迁，周石鼓结束了在北京孔庙存置的历史。解放后，周石鼓北归，被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之箭亭。从元皇庆元年（1312）二月至公元一九三三年四月，周石鼓在北京孔庙经历了长达六百二十一年的时光。

皇庆元年（1312）周石鼓入孔庙大成门内

至元五年（1339）潘迪音训碑立于大成门内西侧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石鼓立于大成门外

公元一九三三年周石鼓离开北京孔庙

余论

乾隆皇帝在当时制作了两套乾隆石鼓，一套放置在北京孔庙，另一套放置于热河文庙，就在乾隆石鼓制成之时，乾隆皇帝还亲自到热河文庙阅视新刻石鼓，据《清实录》卷一三五五之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月，丙申，上诣热河文庙行礼，阅视新镌石鼓于戢门前。”当时热河文庙中的十枚乾隆石鼓现存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

北京国子监辟雍匾联探析

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的最高学府、教育管理机构。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立国子监，大德十年（1306年）下令重修国子监，至大元年（1308年）建成。国子监又称太学、国学，是设立在都城的中央官学。明、清两代沿用元代国子监旧址，并多次对其进行改造扩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国子监中院修建辟雍，至此形成国子监现有格局。辟雍殿是国子监内中心建筑，皇帝讲学的功能和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使辟雍大殿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教育传统，礼制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辟雍殿内外非常引人注目，最具文化历史价值的就是清代乾隆、道光、咸丰皇帝御题的匾额楹联了。本文对这几块匾联颁揭时间、流传经历、匾联文字含义、钤章文字含义等作以考证、分析。

“辟雍”殿和“辟雍”匾额

“辟雍”殿概况

站在国子监前院，透过太学门和琉璃牌楼门洞就远远看到辟雍的朱栏黄瓦，走进国子监中院，穿越门楼，汉白玉栏杆重叠环绕，造型独特的辟雍就全部呈现在眼前，那重檐之间，硕大艳丽蓝底金字的“辟雍”匾额格外醒目。

辟雍殿是唯一一座专供皇帝讲学而用的宫殿，是乾隆皇帝为登基五十年“临雍讲学”（1785年）而建。辟雍修建于乾隆四十八年春，四十九年冬竣工。辟雍殿为重檐四角攒尖木构建筑，坐落在圜水中央的石基上，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四条屋脊向上汇集于鎏金宝顶，金光闪闪，气势恢宏。大殿四面为隔扇门窗，面阔三间，每间两扇门四扇窗，由立柱相通。殿宇外周建有回廊，红色檐柱、廊柱多达数十根。方形辟雍大殿四周环水，水上东南西北各建一座石梁桥通达四方，俯瞰辟雍，外圆内方，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宇宙观。大殿为正方形，按古代帝王规制，辟雍共为九间，意寓九州井田合为一宇，故天子讲学位居中央。殿内金砖墁地，上为团龙合玺井口式天花，中间无柱，抹角架梁，既宽敞华贵且结构巧妙。

辟雍大殿

“辟雍”匾额

匾额，又称扁额、牌匾、匾。“匾”也作“扁”《说文解字》解释为：“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匾额是悬挂在门屏上的长方形横牌，题写着反映建筑物名称、性质，表现主人寄寓志向、抒发情怀的文字。楹联又称对联、对子，书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通常一块匾额与一副楹联组成一组，简称为“匾联”。匾额、楹联是对建筑的一种装饰，文字简练，寓意深远，措辞文雅，书法精湛，纹饰美观。

匾额、楹联是建筑的眼睛，中国独有的一种建筑形式，是多种艺术形式融合的产物，它们将中国传统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几个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昭示着悠远的历史变迁。辟雍殿内外的匾联均为皇帝御题，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中“辟雍”匾额尤为引人注目，体量硕大，华美艳丽，可与故宫三大殿匾额相媲美。

云龙彩绘的“辟雍”匾额悬挂在大殿南门外重檐正中。“辟雍”匾额为八角形木制华带匾，四边框为五彩祥云透雕金色游龙图案。蓝底金字楷书“辟雍”两个大字。匾额上边框三条龙，左右边框各两条，下边框为二龙戏珠，九条金龙穿梭在五彩祥云之中，逼真生动，栩栩如生。这块匾额精美绝伦，华丽而典雅，庄重而大方，自有一番帝王气派！

“辟雍”二字为乾隆皇帝专为辟雍大殿而题，“前檐恭悬高宗纯皇帝御书‘辟雍’额。清汉文。”现在看到匾额上只剩下汉字。同孔庙国子监其他处匾额一样，民国年间维修时删去了满文。“辟雍”二字布局合理，疏朗大方，笔画刚柔相济。用笔灵活、遒劲、沉重扎实，足见其书法功底。乾隆推崇赵孟頫和董其昌，仔细琢磨这两个字，兼有赵董之神韵。

“辟雍”匾

“辟雍”一词源自于三千多年前的周代，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曾多次出现。《诗经·大雅·灵台》：“於论鼓钟，於乐辟（bì）廱（yōng）。”《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辟廱即辟雍。《诗经·大雅·灵台》描写了周王修建灵台，“於乐辟廱”，在辟雍奏乐。《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赞颂文王迁都丰京，武王迁都镐京修建辟雍，辟雍是周天子行礼仪，宣教化的场所。《诗经》中的“辟雍”被描绘为一个四周为水环绕的场所，周天子及贵族在此演示钟鼓礼，和谐融洽。

在《礼记·王制》中明确提出辟雍为天子之学：“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pàn）宫。”頖同泮。

《白虎通·辟雍》解辟雍、頖宫云：“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磺也。”这里对辟雍和泮宫做以详细解释：“辟”通“璧”，像圆形的玉璧，辟雍为天子之学，行礼乐、宣德化之地，圜水围绕形如圆璧，效法天圆；泮宫为诸侯之学，半水围绕形如玉璜。《白虎通》对辟雍、泮宫不仅描绘了外形，更表现了周代天子、诸侯之间的尊卑差异：天子之学为圜（huán）水，诸侯之学为半水。此种解释普遍为后世学者接受和认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帝王对礼制、教育的重视，西汉出现辟雍。汉成帝时刘向上奏：“宜兴辟雍。”（《汉书·礼乐志》）汉成帝驾崩后，此事作罢。王莽掌权，为了效法周公制礼作乐，在长安城南郊按儒家传统的礼制观念和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兴建了辟雍。近年来在陕西西安考古发掘出辟雍遗址，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考古学家推断它是西汉元始四年(4年)建造的“辟雍”。东汉光武中元元年（56年），在洛阳修建辟雍，行射礼。关于东汉辟雍的情况张衡在《东京赋》中有所描述：“春日载阳，合射辟雍。”“造舟清池，惟水侠袂，左制辟雍，右立灵台。”东汉辟雍仍然是行大射礼之处，根据周制，其建筑形式依然是四周为池泽，中间筑宫室。

1930年在洛阳县城外大东郊出土《晋辟雍碑》。碑额题：“皇帝三临辟雍。”碑文云：“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六年正月，又奏行大射礼。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皇帝躬临幸之……”碑文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三临辟雍，皇太子司马衷两次来到辟雍，考察太学，行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碑阴还刻有随皇帝出行参加大礼官员四百余人。这块碑证明了魏晋时期在洛阳，沿袭东汉辟雍旧制，修建辟雍，皇帝及太子驾临辟雍。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立“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生徒始入学为外舍生，经考试后，优秀者升为内舍生，再升为上舍生。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亮建议，在京城开封南郊，修建辟雍。宋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徽宗创立辟廱，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廱。”宋徽宗时，“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廱”，辟雍发展成为太学的一部分。

殿内御书匾联

乾隆修建辟雍，落成后，第二年（1785年）早春，乾隆亲临辟雍，举行了盛大的“临雍讲学”大典。乾隆皇帝为辟雍殿内题写匾联：“殿中恭悬高宗纯皇帝御书额一，曰‘雅涵於乐’。御书联一，曰‘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乾隆五十年。南向。”[[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301页。]这幅匾联现在悬挂在大殿正中梁柱上，面南。原楹联无存，现悬挂的楹联为上个世纪90年代国子监工作人员根据老照片复制而成。

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于嘉庆三年（1798年）临雍讲学，当时乾隆为太上皇，尚健在，儿子嘉庆只是代太上皇临雍讲学，因此没有留下匾联。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癸丑，“临雍讲学，圜桥观听”[参见[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33页。]，照例御题匾联：“皇上御书额一，曰‘涵泳圣涯’。御制联一，曰：‘绳武肄隆仪，仰礼乐诗书，制犹丰镐；观文敷雅化，勖子臣弟友，责在师儒。’道光三年。北向。”现在只剩下匾额“涵泳圣涯”，与“雅涵於乐”相对，面北悬挂，对联已无存。

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癸未，“上临雍讲学”。《清史稿》、《清实录》等史书都记载咸丰三年临雍讲学，但没有记载题写过匾联，现在悬挂在辟雍大殿东侧梁柱上的“万流仰敬”匾额，根据匾额文字上方正中的钤章“咸丰御笔之宝”可以断定确为咸丰御书，时间应该是在咸丰三年临雍讲学时题写的。近期查阅民国年间国子监的档案资料，其中记载辟雍大殿有对联三幅。这样看来，除了乾隆、道光的两幅联外，咸丰也题写了一副联，可惜也只有匾额保存下来。关于咸丰这幅对联的文字内容，目前还没查找到。

以上论及的三幅匾联，现在都只有匾，没有联。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民国元年（1912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在国子监成立，于1917年迁至午门和端门之上。作为最初的馆藏文物，国子监的绝大部分文物随之迁移，保藏。据此，可以推测，三幅楹联目前应该仍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现在，辟雍大殿内南、北、东三面都悬挂御书匾额，西侧空留出来，按照中国古代左为上尊的规制，西侧应是为同治皇帝临雍题匾所留出的位置，只因清末国力衰退，同治年幼登基，过早病亡，根本无力也无暇讲学，“临雍讲学”典礼至此终断。咸丰皇帝便成为清代最后一位来国子监“临雍讲学”的皇帝。

乾隆御书匾联

乾隆御题匾联除了道光版《钦定国子监志》有记载外，《日下旧闻考》也有记载：“辟雍殿前檐御书立额曰‘辟雍’，内额曰‘雅涵於乐’。联曰：‘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

“雅涵於乐”匾

“雅涵於乐”匾额，木质，黑底，正中为“雅涵於乐”四个大金字，四个字上方正中钤篆书章“古稀天子之宝”。匾额四周边框金漆，雕有群龙戏珠图案，工艺精美。乾隆师法赵孟頫和董其昌，“雅涵於乐”四字笔画圆润，字体沉稳而不失灵动，书风内敛、中和。

“於乐”出自《诗经·大雅·灵台》：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廱。於论鼓钟，於乐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公。”

“辟雍”一词也出自这首《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描写了周文王修建灵台，在辟雍作乐（yuè），钟鼓齐鸣，与民同乐（lè）。郑玄《笺》曰：“以为音声之道与政通，故合乐以详之，於得其伦理乎？鼓与锺也。於喜乐乎？诸在辟雍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於音乌，郑如字。”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制度是周代的统治制度，维护周朝的宗法制度和君权。其中“乐”是重要部分。“乐”也是古代贵族子弟学习“六艺”之一。“礼别异，乐和同”。“乐”能够让人在精神上得到愉悦，这种感受由“乐”引起，称之为乐（lè）。君臣上下一起来听音乐，就会协和于恭敬；在家庭之中，父子兄弟一起来听音乐，就会协和于亲爱；在乡里族长之中，年长者与年幼者一起来听音乐，就会协和于温顺。“乐”可以调和人际的关系，协和整个社会。辟雍内，钟鼓齐鸣，君臣同乐，中和之至。辟雍奏乐，“观其和否”，以此检验是否政通人和。

通过郑玄对此所作之《笺》，及对辟雍内钟鼓奏乐内涵的分析，“於乐”二字的读音为於（wū）乐（yuè）。於音（wū）为发语词，无实际意义。乐音（yuè）为奏乐、音乐之意。涵，涵泳，深入体会。“雅涵於乐”意为在辟雍作乐（yuè），钟鼓齐鸣，深入体会，反复玩味，以得圣人之道。

“古稀天子之宝”钤章

“人生七十古来稀”出自杜甫的《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岁高龄的人从古以来就不多见，指得享高寿不易。后来“古稀”指七十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值乾隆帝70岁寿辰，工部尚书彭元瑞作了一篇《古稀天子颂》，引用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句加以赞颂。乾隆帝非常欣赏这句话“用意新而遣词雅”，一语双关。既说明了乾隆帝已是70高龄的老人，也赞颂了他是自古以来稀有之天子，即命人刻成印章。在这一年，乾隆作《御制古稀说》：“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古稀天子之宝”是乾隆皇帝七十岁之后使用的钤章。乾隆五十年（1785年）临雍讲学之时，他已经74岁。在《御制古稀说》中乾隆写到：“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昨七旬庆典诗，有七旬屈指数，……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乾隆对夏、商、周三代以来年逾七十的六位帝王（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给与品评，他认为元世祖、明太祖为创业之君，可以效法，其余不足称道。此钤章表现了乾隆皇帝夸耀自己长寿而圣明。

乾隆楹联

“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这幅对联，木质，黑底金字。四周边框金漆群龙围绕，富丽堂皇。这幅对联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子监内工作人员根据这幅楹联的老照片，以及乾隆书法的特点复制而成的。

“天邑”，天子所都也。四学，周四郊之学也。金、元、明都以北京为都城，历史悠久，现今按周制在此建造辟雍，典章制度才算完备。虞舜、夏、商都有所欠缺，周代四学可做遵循，辟雍就是依照文献记载周朝形式建造的。此联表现了乾隆皇帝，建造辟雍，遵循古制，舍我其谁的气魄。

道光御书匾联

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上丁，躬亲释奠。越六日癸丑，临雍讲学，圜桥观听”道光皇帝先来孔庙释奠先师孔子，六天后又驾临国子监，临雍讲学，道光皇帝也御题匾联，悬挂在辟雍大殿内：“皇上御书额一，曰‘涵泳圣涯’。御制联一，曰：‘绳武肄隆仪，仰礼乐诗书，制犹丰镐；观文敷雅化，勖子臣弟友，责在师儒。’道光三年。北向。”现在只有匾额“涵泳圣涯”，面北悬挂，与“雅涵於乐”相对。

“涵泳圣涯”匾

“涵泳圣涯”匾额，木质，黑底，正中为“涵泳圣涯”四个大金字，匾额左侧题曰：“道光三年二月”，右侧曰：“御笔”，钤章上为：“道光御笔之宝”，下位“庄敬日强”。匾额四周边框金漆，雕有群龙戏珠图案，工艺精美。“涵泳圣涯”这四个字笔画舒展，结字方正，道光皇帝书法作品传世不多，御题的匾额也很少，这块匾额较为珍贵。

“涵泳圣涯”出自《新唐书·文艺传》：“大历、贞元年间，美才辈出，涵泳圣涯，……此其极也。”朱熹《论语集注》：“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涵泳，宋明理学家主张的一种读书方法。认为读书时要体悟圣贤之道，需涵泳玩味。古圣先贤未尝言尽其意，需后辈沉潜其中，从容不迫，反复玩味，不断体会，久之，自有所得。涵泳有深入领会之意。“涵泳圣涯”反复玩味圣人之道，体会其中内涵。

两枚钤章

“匾额左侧题款表明题写匾额的时间“道光三年二月”，右侧题款“御笔”表明为道光皇帝御笔题写。钤章“道光御笔之宝”也有同样的意思。钤章“庄敬日强”出自《礼记》：“子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庄敬日强”，意思是要有庄严持重、敬慎严谨的态度，使自己的修养每日都能提高，才能进步自强。“日强”即是自强不息之意，以进德修业为己任，日日修养，不间断。

道光御题的楹联不存，但是还有文字记载。“绳武肄隆仪，仰礼乐诗书，制犹丰镐；观文敷雅化，勖子臣弟友，责在师儒。”“绳武”，典出《诗经·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绳，继；武，迹。朱熹《诗集传》解作“继承”继承武王之事迹。后世称继承先祖事业为绳武。肄，习。隆仪，盛大的典礼。仰，敬慕。制，制度。丰，今陕西户县。文王灭崇，迁都于此。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武王灭商，迁都于此。丰镐，这里指周代。观，观察，仔细看。人文，指艺文礼乐等古典，广义包括文化教育社会制度等。敷，施，施行。雅化，纯正的教化。勖，勉励。师儒，以儒家为师，以儒者为师。全联意思为：继承先祖的事业演习盛大的临雍典礼，仰慕周代的礼乐诗书，效仿周代的制度；

这副联用典甚多，但气势大不如乾隆的对联，且有生拼硬凑之嫌。

咸丰御书匾额

辟雍大殿东侧梁柱上悬挂着咸丰皇帝御笔题写的的“万流仰敬”匾额。道光版《钦定国子监志》是目前记载孔庙国子监最为全面的志书，其下限为道光十四年（1834年），之后孔庙国子监的历史就没有专门的志书记载，只是散见在各种史料中。《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四》载：“（咸丰三年二月）癸未诣文庙行释奠礼，礼成，御彝伦堂，更衮衣，亲临辟雍讲学。《清史稿·卷二十文宗本纪》也记载：“（咸丰三年二月）癸未，上临雍讲学，加衍圣公孔繁灝太子太保。”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癸未日，咸丰皇帝驾临孔庙释奠先师，礼成后，来到国子监彝伦堂，更换衮服，临雍讲学。根据先例，乾隆皇帝和道光皇帝都是在临雍讲学时为辟雍大殿题写匾额和楹联，照此推断，“万流仰敬”这块匾应该是在咸丰三年来国子监临雍讲学时题写的。近期查阅民国年间国子监老档案资料，其中记载辟雍大殿有对联三幅。这样看来，除了乾隆、道光题写的两幅匾联外，咸丰也题写了一副匾联，现在殿内只剩下这块匾额，楹联应收藏于国家博物馆。但关于咸丰这幅对联的文字内容，目前还没查找到。

“万流仰镜”匾

“万流仰敬”匾额，木质，蓝底，正中为“万流仰敬”四个大金字，四个字上方正中钤篆书章“咸丰御笔之宝”。匾额四周边框金漆，雕有群龙戏珠图案，工艺精美。钤章“咸丰御笔之宝”表明为咸丰皇帝御题题写此匾额。

万流，指各方面的人，万民。镜，喻明道也。仰，敬仰。《论语·子张》：“人皆仰之。”“万流仰镜”言孔子之明道令天下的人都尊敬、仰慕。

孔庙国子监历史上曾悬挂多块匾联，有御书匾额、文人题匾、建筑匾额等等。经辗转流传，孔庙国子监现仍保存大量匾联，其中以孔庙大成殿内和国子监辟雍殿内匾联最多。前人对大成殿内匾联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发表多篇文章论述，而对辟雍殿内的匾联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对辟雍殿内匾联进行全面地考证研究，很遗憾，受资料所限，文内缺少关于辟雍殿内匾联的尺寸、一些楹联的具体流传经历等内容。（责任编辑：墨翰）

进士趣事（五）

作者：魏黎瑾 郭小铨

一．痛击佛朗机

佛郎机，原指十六世纪欧洲人发明的一种火炮“铳”，明嘉靖初由葡萄牙人传人中国，所以当时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十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外扩张，特别是葡萄牙海军力量已相当强大，其作战舰船以船身大、防护好、火力强、速度快一度称霸海上。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攻占马来西亚，正德九年(1514)强占中国广东沿海的屯门（今属香港特别行政区），大肆烧杀抢掠，并袭扰周边。面对殖民者的暴行，御史丘道隆、何鳌奏请正德皇帝，要求武力驱敌。正德帝下旨令广东提刑按察副史汪鋐指挥驱逐入侵者。汪鋐，字宣之，号诚斋，江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2甲58名进士。汪鋐率军首战屯门，由于葡萄牙船坚炮利，加之葡萄牙人在屯门岛筑有坚固工事，结果首战失利。汪鋐经过此次交手看到葡萄牙的武器厉害，派人暗中刺探弄清了葡萄牙人的武器装备情况，然后仿制了他们的火炮也就是“佛郎机”，并很快装备到明军。正德十六年（1521）8月（此时正德帝已死，嘉靖帝即位）汪鋐再攻屯门，用“佛郎机”猛烈轰击敌船，并以小船载引火之物火攻，派“水鬼”潜入水下凿船。经过激战葡萄牙人大败，最后全部驱逐了进犯之敌。“屯门海战”是中国与欧洲列强首次直接的武装冲突，中国取得了全胜。汪鋐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师夷制夷”，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

二．解梦

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今广州南海市）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3甲156名进士。他的一生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是三朝重臣。初方献夫在广西作知县。其时，后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还是镇守广西的王爷，作为地方官的方献夫不时要去支应。一日朱厚照忽然召集各级官员，众人见这位15岁的王爷一改平日放荡不羁之态，有些闷闷不乐。但都知道这位小王爷喜怒无常，所以没人敢问。只听朱厚照开口说道：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头戴白巾。不知是吉是凶，你们谁能给我解解此梦！众人面面相觑，皆不解其意。突然方献夫上前下跪喊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场之人皆大惊失色，要知道此时可是弘治朝呀！方献夫说道：这是您就要登基之兆，您现在是王爷，王字头上加个白字是皇字，所以我是给皇上扣头那。朱厚照听后大喜。果然没隔多久弘治皇帝驾崩，朱厚照即位。方献夫因解梦之事，受到正德皇帝重用，调他进京后来成了首辅之臣。

三．“四铁”御史

冯恩，字子仁，号南江，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3甲14名进士。官南京御史。嘉靖十一年（1532）冬，天现彗星，皇帝下诏求解吉凶。冯恩以为：彗星在于天上，远不能祸，而朝廷内的彗星（奸佞之臣）则可误国。他上疏弹劾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张孚敬，嘉靖初“大礼之争”迎合帝意而得宠，官华盖殿大学士。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以诡计挤走首辅杨一清，独揽朝政，冯恩谓其是“根本之彗”。方献夫，因曾为登基前的朱厚照解梦，得到正德皇帝重用，官武英殿大学士，持宠骄纵，常以巧言哄骗皇上，冯恩谓之“门庭之彗”。汪鋐，正德十年（1515）以广东提刑按察司副史巡视广东，嘉靖初率明军驱逐强占我沿海屯门岛并袭扰沿海的葡萄牙殖民者，捍卫了国家主权。授太子太保，吏部兼兵部尚书。居功自傲，嫉贤妒能，凡与其不和者，假皇帝之手除之。谓之“腹心之彗”。不料嘉靖皇帝竟说他借弹劾首辅攻击君主，把他下了锦衣卫监狱。在狱中屡遭酷刑几乎丧命，但拒不开口认罪。第二年春，冯恩被移到刑部关押，汪鋐奉旨审问，冯恩见汪鋐不跪，令人强按，立而不屈。时有见者叹曰：公是口紧如铁、骨硬如铁、膝坚如铁、胆壮如铁呀！后嘉靖下旨判死，其子刺臂以血书求免，并自缚请代父死，他总算保住了性命。从此冯恩就有了“四铁御史”之称。

四．羊皮袄与“古君子”

明万历初，安徽桐城县城冬天的街上，总能看见一位身披旧羊皮袄的老人，冒风踏雪蹒跚行走，路人见之都会恭敬施礼。这位老者就是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3甲171名进士盛汝谦。盛汝谦，字亨甫，号古泉。说起他那件羊皮袄，还是他做御史巡视陕西少数民族茶马贸易时置备的，一穿就是30年。他出巡陕西时，正逢关中大旱。灾民遍野，竟然出现了相互掠杀的情况。面对触目惊心的状况，救灾成了当务之急，谁还顾得上茶马贸易。盛汝谦立即着手赈济灾民，并上奏请求朝廷拨银以解燃眉。后盛汝谦官光禄寺卿，其时严嵩专权，曾拉拢于他，他不为所动，告假回家了。嵩倒方复官。盛汝谦生活清贫，却时时关心百姓疾苦，热心公益事业。晚年移居桐城，见城墙倒塌，他不顾年迈募银两万两，将原来的土墙改建为砖墙。更让当地百姓感动的是，经他反复奏请，免去了桐城百姓每年承担的驻防其附近无为土桥河，兵卒的奉银，减轻了百姓负担。时人赞他有“上古君子风范”，都称他“古君子”。他去世后桐城百姓为感其德，特在城外刻“万姓碑”，以纪念他。

五．吹鬼

清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2甲13名进士陈鹏年，字北溟，号沧州，胡广湘潭（今湖南湘潭）人。历任江宁知府、苏州知府，康熙六十年（1721）迁河道总督。其为官清廉公正，办事认真，在苏州知府任上“值岁饥”，他开仓赈济，捐资施医，救活了很多人。

据说陈鹏年胆子非常大，当年赴京赶考，一日夜宿客店，正要入睡，忽听有人叩门，他以为是店家夜查，开门一看见是一位老妇人，刚要发问，老妇先开口道：我看你定是上京赶考，我有一宝物可知你的前途，你想不想看一看？陈虽觉有异，但还是点头允喏。只见老妇从所带布袋中掏出一条绳索，挽了个套说：只要将头伸入环中便可知你是否能高中。陈鹏年曾闻，有“吊死鬼”者，系上吊而死之人所变，常游于人间，遇人便引其上吊。陈大悟，原来这是碰上“吊死鬼”了。于是他用手在圈中晃了晃说：我已知道了，我准能高中。老妇见他不上当，便向他吹了一口气，陈顿觉一股腥臭气扑面。陈大怒，冲老妇猛吹一口气，但见老妇胸口顿穿成洞，再吹老妇随气越窗遁去。陈鹏年关窗闭门而眠，一夜无异。

六．参与《康熙字典》编纂的进士们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下旨编纂的一部汉字辞书，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以他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的汉文水平很高，他感到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一直没有一部比较全面的字典。康熙四十九年（1710），他召集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开始编纂字典，一共用了六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书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全书以地支标识分12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到韵母表及对应汉字。字典共收汉字47035个，是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辞书，至今仍是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有了书得起个书名，参与编纂的学者一致认为书是康熙皇帝下旨编纂的，干脆就叫《康熙字典》吧！

参与《康熙字典》编纂的学者有：总纂官（主编）张玉书，字素存，号润甫。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2甲12名进士，官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3甲195名进士，官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修纂官：凌绍霄，字子文，号北堂，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2甲40名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史蘷，字胄司，号耕岩，江苏溧阳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2甲1名进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充经筳讲官；周起渭，字渔璜，号桐野。贵阳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3甲28名进士，官詹事府詹事；贾国维，字奠坤，号毅安。江苏高邮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丙戌科探花，官内廷供奉上书房行走。……。

七．倡导养蚕的进士

蒋溥，字质甫，号恒轩。江苏常熟人。清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2甲1名进士。乾隆七年（1742）任湖南巡抚，他发现长沙荒野的树上野蚕很多，结茧时挂满枝头，但不见当地人采收。任凭蚕蛾破茧而出，白白浪费了资源。于是蒋溥劝导乡民采集野蚕茧，并让乡民明白蚕茧是丝绸生产的主要原料，对于他们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在他的倡导下当地没过几年桑蚕业就有了很大发展。乡民不但年年采收野茧，还开始养蚕。百姓们说：蒋溥这位巡抚，为他们“寻”到了财富。

蒋溥还是位画家，他的父亲蒋廷锡是康熙四十二年进士，花鸟画在当时独树一帜，是清中期著名的宫廷画家。蒋溥的画，不但继承其父，而且重视师法自然，经常到野外写生，野蚕可能就是他写生时发现的。

八．卖妻养母

蔡以台，字季实，号兰圃，浙江嘉善枫泾（今上海金山）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

蔡以台幼年家贫，其父体弱多病，很小就帮家里干活。他很想读书，常在学堂外听课。后被老师发现，问及所讲内容，皆能记住。老师很是感动，当了解到他因家贫上不起学时，老师多次亲访其家，并承诺一切费用全免，其父才答应让他上学。15岁他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府学深造，18岁时父亲去世，他只好归家守丧。他的母亲年事以高，为照顾老母他放弃了参加科考。几年后他娶了一位老秀才的侄女为妻，夫妻二人共同侍奉老母。其时，他的母亲已过七旬，身染重病，为给老母治病家中已一贫如洗。一日，蔡以台听说邻县有位周员外，是当地首富，想找一位有才有貌的女子做小老婆。为给母亲治病，他想卖妻筹钱，与妻商量时其妻大怒坚决不从。但看着老母病重，家中一贫如洗，并感蔡以台的孝心，其妻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通过中人牵线其妻到了周家，蔡以台得银500两。当周员外知道蔡以台买妻是为母治病的情况后，被他们的孝心感动，并没圆房，只让其妻做了仆人。其实蔡以台与妻十分恩爱，妻子走后一直很想念。一日路过周家正遇其妻，二人抱头痛哭，周员外得知他二人是患难夫妻，不但将其妻送归，还赠银千两。不过员外提了个要求，就是蔡以台得继续读书参加科考，夫妻二人千恩万谢一起回家了。经过努力蔡以台，终于参加了科考，并连中两元。

九．窝窝赋

窝窝就是窝头，也称“窝窝头”，一般是用棒子面（玉米面）作的，是过去穷苦之家主要的食物。这一过去富人不屑一顾的东西，竟然有人为其作赋？《窝窝赋》的作者是清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科2甲1名进士魏希徵。魏希徵家境贫困，全家几乎终年以窝窝果腹。虽然日子难熬，但他读书非常努力，立志要参加科考。据说他进京赴考的盘缠，还是邻村一位农民卖了耕牛凑的。考试时要自备干粮，魏希徵带的自然是窝窝了。进场时把门的士兵打开他的食盒，一看是窝头，不禁笑道：呵！全是金子呀！时北京人戏称窝头是“黄金塔”。后魏希徵以翰林任东宫侍讲，后来的雍正皇帝曾是他的学生。他做过两任顺天府主考，有人为能晋级送他十万白银，他拒不收受。康熙皇帝知道此事后问他：十万银子，你为何不动心？他答道：我只知为国选才，怎能为己谋利。天天吃窝窝我心里踏实。康熙皇帝听后很是感动。

附：魏希徵《窝窝赋》

美哉窝窝兮，本天地之所产，由人力之所造，列五谷之班次，毓二气之精奥。

田舍翁之常食，穷秀才之佳肴，与豆腐为同侣，共蒜酱而逍遥。米粥不如其实际，

糊涂更让其坚牢，嗤包皮为假饰，与锅饼为同胞。类馍馍而无底，比烧饼而差高。

相其形似将军之帽，观其色赛状元之袍。里二而外八兮，纤手成就，表实而中空兮，

柔指均调。味当耐久，有终日之饱；每饭不离，无须臾之抛。富豪视尔为粗糟，

吾辈看尔为旧交。孔子有之，不必束脩，颜回逢之何用箪瓢，於陵无尔三日不食，

首阳无尔饿食菜苗。寒冬雪夜胜似羊羔美酒，价廉工省不用椒姜作料。但得与尔同味，愿与终身偕老。

十．支持女子教育的老进士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2甲25名进士。其父陈承袭是咸丰二年（1852）进士，他兄弟六人，其中三人是进士，三人中举，陈家以“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而名扬八闽。陈宝琛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后因统办军务失当，连降九级。归家闲居达25年。闲居时他深感要强国，必须发展实业、教育。他到南洋募股，修建漳厦铁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任鳌峰书院山长，书院下辖东文（日文）、师范、政法、商业学堂。后东文学堂扩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陈宝琛出任校长。

陈宝琛重视教育，而且大力推动女子新式教育。在他的支持下他的夫人王眉寿1906年创办了“女子师范传习所”。王眉寿出自福建闽侯一个书香之家，其弟王仁堪是光绪三年（1877）状元。受其夫影响她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了许多贡献。“女子师范传习所”开设保姆、小学教员两班，收女学生60余人，王眉寿出任监督。1909年传习所与全闽学会会员林伯棠倡办的“女子职业学堂”合并为“女子师范学堂”，王眉寿仍为监督，著名作家谢冰心，就曾在那里就读。陈宝琛以一个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走过来的老进士，而倡导女子教育，实属难得！

北京国子监《五朝上谕碑》初探

作者：杨晶

走进闻名遐迩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古代建筑群的“集贤”正门，迎面正中的是渊源悠久的“太学”门。门外东侧，立一通汉白玉石碑，碑阳通体镌刻着碑文，这就是著名的明代《五朝上谕碑》。原碑为明成化三年（1467）立石，载有明代太祖、宣德、正统、景泰、成化五位皇帝对国子监师生的敕谕。其中第二道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做，文体为白话，带有浓重的方言特色，所以“五朝上谕碑”又名为“白话圣谕碑”。

明成化三年，距朱元璋即位建立大明王朝（1368）整整过去了99年。明宪宗选择这样一个祥瑞数字的年代跨度立石，别出心裁地将五朝皇帝对国子监师生的训饬镌刻于一碑，藉此回顾和纪念明太学发展的历史，想必古人也明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从中世纪的1368年到1467年的这一段时间是明代动荡的一百年，明太祖立国治世，他的身后曾发生了“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重要事变。国子监的教育进程也因之变化无定。终明之世，太学教育共存280年，政明学盛，政怠学失。《五朝上谕碑》（以下简称《碑》）所载的历史跨度，是为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成化七朝。碑身所镌刻的太祖、宣宗、英宗、代宗、宪宗五位皇帝对国子监师生的七道谕旨，假以百年历史背景细细读过，会使人悟出这碑身之外的深刻义理。

一、政明学盛，其兴也勃

《碑》载：“洪武十五年二月，敕谕监丞、典簿、掌馔：监丞掌罪生员，不依学规者，不署钱粮文书；典簿掌钱粮文卷，不罪生员；掌馔专掌师生饮食；其余养猪、养牛、磨面、洗麸、做醋、磨豆腐、豆粉、晒酱、洒扫学舍、洁净东厕，监丞、典簿、掌馔一同提督各堂，常要无灰尘，饮食丰洁。其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听使令，三更五点不起，有悮生员饮食，一两遍不听，打五十竹箆，三遍不听，处斩。做贼的割了脚筋。若监丞、典簿、掌馔管束不严，打一百圆棍，如不死仍发云南。有通了学里学外人、偷了学里诸物者处斩，家下人口发云南。”

《碑》载：“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同本监教官生员一千八百二十六员名，于奉天门钦奉圣旨：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着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武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

（一）明太祖创制任贤国子监生机勃发

洪武二年（1365年）九月，朱元璋将元朝的集庆路儒学改为国子学，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月，朱元璋下令在鸡鸣山的南面重建国学，次年春，又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新的国子监建成。这个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最高学府因应了明建国之初创制任贤的重大决策，是为明初政治制度设计之重大举措。“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为获得这样的辅佐贤才，朱元璋设想了四条途径，这就是：“学校”、“科目”、“荐举”、“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於是矣。”学校用来教育人才，科目用来选拔人才，荐举用来广泛招揽人才，铨选则根据才德安排人才。其中，朱元璋最为青睐的就是他亲手建立的南京国子监。为了使国子监教育达到他所设想的政治目标，他先后五次亲自为国子监制定了详尽严苛的55条监规。《碑》中朱元璋的两次敕谕内容，恰恰是洪武十五年第一次为刚刚新建的南京国子监订立监规（九条），以及洪武三十年太祖去世前最后一次来南京国子监时的宣谕。首尾十五年间，明太祖初定的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学校肩负养士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实施，这时的南京国子监最为兴盛。朱元璋直接干预国子监的物质待遇水平、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在培养训练新的官僚队伍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明代政治、社会的管理完善培养了大批的新型干练人才。当朝高官多为国子监生出身，“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监生学习期间，享受到由中央政府提供的优厚物质待遇。明史记载表明，从洪武四年（1371）为国子监教官按品级提供官禄米开始，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发给监生钞锭制冬衣；给云、贵、川土官生发钞锭、衣被、靴韈，国子监生享受着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侍养监生家小等极为周到、优厚的物质供养。

对国子监生的养成训练，朱元璋没有仅仅局限于执行严苛的监规。他把基于官本位的物质供养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物质手段，除了规定必读的“四书五经”、“大诰”等必修课之外，还把多方参与社会实践作为监生训练养成的重要途径。据文献记载，国子监成立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命给事中和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清理军籍。”这是一个全国军队大规模的军籍清理行动。涉及到军队现役、战死、战伤、解除军籍等几类兵士和阵亡军官及后代的切身利益。这些在学校读书的监生敢于奔赴军队驻地与兵士交涉沟通，完成朝廷的委派，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寛赋”，南京国子监建立后的第五年，朱元璋又“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其法甚备，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这次大规模的土地量度、登记活动，由于国子监生参加的原因，使得明朝廷清楚地摸清了全国土地的家底，奠定了土地税赋政策的基础，这对于百姓休养生息，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明廷的国库收入，均衡各地土地税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和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洪武二十七年（1394），也就是国子监成立的第十二年，又“遣国子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是岁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这是朱元璋认真总结自周至秦治水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目标，再次派遣国子监生分诣天下郡县，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督修讲求实效的水利工程，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效果显著。朱元璋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测试国子监生的真才实学，让他们在监读书的时候就切切实实地参加社会和经济实践，意识到自己未来的责任担当。如此非同一般的教育手段，使得南京国子监的教育事业生机勃发，硕果累累，真正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新型官僚人才养成训练基地。正是《碑》中第二道敕谕所言：“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

（二）笃实之理宣宗不悦民间维世讲学风成

《碑》载：“宣德三年四月初二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我国家奄有天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致礼兴化，率隆学政简，道德以为师，明条制以立教，劝励勤至。廪养丰厚，士之成才毕效于用。而比岁以来，士习卑陋，有不事学问蒙昧罔知、有不饰容仪猥琐自弃，甚者贪秽冥无惭心，虽居俊秀之群，深孤教养之意，考其驯致之故，亦由师道未善。太学之官本皆茂，选人之难成心有不同，中怀端厚者恒守道，以范物所志险僻者，率违理而务私，有懒慢纵肆累日，不赴公座，有掇拾过误，动輙把持官长，习为偷薄之风，何望教成之效？监生无成者，比已澄汰学官未善者，尚资训励，其祭酒司业以下必秉道义，以惇俗化，必助教导以成贤才，如博士、助教、学正、学录有学行端正、教训不倦者，祭酒、司业必以礼待，或仍偷薄不改前过，从祭酒、司业具名奏闻，厥罚匪轻。监丞学之司直其务，严肃整齐，旧制学规申饬毋怠，诸生宜立志远大，勉励进修，以昔贤目期，以勋业自奋，毋负朝廷作养之意。监中一应钱粮悉为养贤而设，比年典簿、掌馔奸弊百出，祭酒、司业、监丞宜严加督察，如仍踵前弊轻，即量情责罚，重则奏闻区处。朕孳孳夙夜，典学育贤，其勉遵承庶臻明效！钦哉！故谕！”

宣宗皇帝在这道最长的敕谕中，把当时监生中存在的“不事学问、不饰容仪、贪秽冥无惭心”的不良现象，归罪于国子监“师道未善”，皆因“率违理而务私，有懒慢纵肆累日，不赴公座，有掇拾过误，动輙把持官长，习为偷薄之风”的无良举止才造成国子监的现状。他责成国子祭酒、司业及以下官员“严肃整齐，旧制学规申饬毋怠诸生，宜立志远大，勉励进修，以昔贤目期，以勋业自奋，毋负朝廷作养之意。”可恰恰是这个宣宗，自恃聪颖文字甚高，颇事游猎玩好。御史巡按陈祚上疏宣宗，力劝皇帝勤习“周知洞悉真徳”的《大学衍义》。宣宗读后大为恼怒：“这个儒士小子，说我没读过《大学》一书！如此小看皇帝我，非杀了他不可！”遂将陈祚全家投狱五年，致陈父饿死狱中。宣宗把务习笃实之学疑为藐己之举，反去责难国子监的不正学风，这对于自称“朕孳孳夙夜，典学育贤，其勉遵承，庶臻明效”且十年未进太学门的明宣宗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此风气，有悖太祖治世正学之道，遑论“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昔明太祖开国，问政名儒范祖幹，范持《大学》对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朱元璋大加赞许：“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遂令金陵新成宫殿壁上不施彩画而遍书《大学衍义》，以供出入观省。金陵昔为宋之京都，儒风蔚成。明太祖乐闻孔学之言，举用名儒，行以孔孟，为天下先。故有明一朝士大夫尊重儒学，最为宋儒之义理措之躬行，气节操守终明不衰。自仁宗嗣位享国年浅，宣宗又朝化不学，国子监学纪衰败，却是民间下至士庶上自公卿犹知受教于儒学，兴讲学之风。此风始于霍州学正曹端之讲学。史载：“（霍州）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亷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谩，亷则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直到今天“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乃成为政箴言广为流传，实属曹端讲学义之所传。况士大夫屈身求学问道，乃人知受教，维世道人心而不遽敞。讲学之风功不可没哉！

仁、宣二宗虽然不像太祖在国学教育上投入很大的心力，但仍沿用太祖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得明代的教育进入调整、补充的稳定发展时期。简析仁宣太学之事，以此为鉴：虽然明代中后期皇帝昏庸，阉官横行，以至于数百年后必亡之势不可阻挡，但民为邦本，安居乐业，即为极治，遂亦延笃学之脉。帝王德行高否，只要无损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这应是我们读史必得的重要理念。

二、政怠宦成国脉损消

明太祖、成祖之后，宣宗过世不满四十，英宗即位仅九岁。仰太后贤明，又五位辅臣皆仁、宣两朝旧臣。辅臣功高，英宗童年纯守，补救前朝宣宗之过：减免各类税赋；诏定死罪必三覆奏；将服务于朝廷的乐工、膳夫8500余人放归；将言臣陈祚、郭循释于狱，复其官，……初政可观，遂成全盛之日。

（一）明英宗初政有为百年北监新貌焕然

《碑》载：“正统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皇帝勅谕北京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贝泰等，曰：夫太学者，国家成贤育才之地。昔我祖宗临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规，朕嗣统以来，一切庶政咸循旧章，诸司亦皆修职尔，北京国子监官不务敬慎，隳弛学规，玩愒岁月，洪武、永乐中，六堂诸生咸有季试考第髙下以伸劝励，今南监尚循旧规，北监废而不举，此非师长之惰慢乎？尤有甚者惟利是与，有入监数月或一二年即得拨诸司办事者,有坐监十余年不得出身者，又与诸司交通，凡办事一人有阙即被干求者得之，借曰为势所逼，何为不执以奏师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励学者？朕惟天地之量，姑曲宥不问，自今宜洗心涤虑，改过自新，凡监学常规不许搀越，如仍听从嘱托不奏闻者，必罪不宥，继今务眀圣贤之道正身以淑，生徒毋背义茍利以坏名祸，已如将不悛，悔将何及！”

《碑》载：“正统九年三月初三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师生：朕惟君师之道，莫盛于尧舜禹汤文武孔子，述而明之，为天下后世楷范，功尤大焉！朕祗承祖宗成宪景仰，大猷新建太学，益隆文教，茂育贤才，躬谒先师，劝励师生。夫化民成俗，本之躬行，秉德建功，繇有实学，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朕服膺古训，以图化成尚，期尔师生讲学修德，勉臻成效。庶副我国家崇儒重道之意。钦哉！故谕。”

英宗初登帝位，十三道监察御史李辂便上奏本痛斥朝化日下、民风败俗等十种现状。其中说到国子监，谓“北京国子监教官多有学术空虚、不堪仪范，以致学规废弛，生徒失业，乞会官考察；及庙庑堂房风雨损坏，乞拨人修理。”足见问题严重。《五朝上谕碑》中英宗敕谕中怒斥“北京国子监官不务敬慎，隳弛学规，玩愒岁月。”“今南监尚循旧规，北监废而不举，此非师长之惰慢乎？”“师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励学者？”就是由此而心生怒气。整顿学纪固然亟迫，但监内建筑自元代大德十年扩建后逾一百三十多余年未予大修，敞败漏陋的现状更是燃眉之急。诸多心存振兴太学之志的重臣先后上奏，提议新建或改建国子监。“行在”吏部主事李贤首先疏奏当时热衷广建佛寺的英宗，劝奏：“当举若重修太学，虽极壮丽亦不过佛寺一所之费，况佛寺不下百余，无益于朝廷，太学虽止一处，有益于国家，伏愿皇上兴废举坠，乞敕该部计料兴工一新，太学作养秀才，重选师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将见数年之后贤才济济，文风大振，生民于是乎安，而天下于是乎治，我太祖养贤及民之效复见于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国家社稷永享无穷之福矣。”接着，刑科给事中刘孚、国子助教李继，以及升任不久的直臣、北京国子监祭酒李时勉都曾上疏年幼皇帝，力劝新葺国学，“洗陋规以宏新制”。英宗终下决心，诏谕“正统八年八月以营建国子监。”至此，大规模的北京国子监修建工程正式开始。“乃诏有司率属从事。于是冬官胥勤工师，骏奔相度。”得到了皇帝旨意的工部马上挑选和组织工匠，迅速地制定工程计划和现场勘查测量，进行工程准备工作。“既同修治靡间，抉泐剔腐，剜刓鏺秽，欹者以安，黯者以明，悉置于新，弗加其旧。”扶正倾斜的柱间，换掉破裂的石材，剔除朽烂的材质，剜除肮脏的污秽，安装好倾倒的梁柱，使黑暗的陋舍亮堂起来。匠作之处一律用新材，不用旧材。大规模的施工管理严格且合理，“凡作若干日工以完告，不亟（急躁）不遗（缓慢），百用具兴”。新修葺的国子监面貌焕然：“旧庙之中为大成之殿，其前为大成灵星之门，东庑西庑，东序西序，神厨，神库，井亭，牲亭，为乐器祭器之库，持敬之门，致斋之所，皆丽于庙者也。学之中为彝伦堂，其左右为六堂，绳愆，博士二厅，为会馔之堂，退省之房。高明载道，藏用之所，广储、广居、集贤之门号，庾湢、厕之室，皆丽于学者也”。“高广靓深，炳炜崇严，而庙学之制益大以成矣！”自此，历经洪、永、仁，宣四朝却“斋舍庖库皆敝”的北京国子监，终在正统初为之一新。发生如此大事，才有彰显英宗功德的正统九年敕谕，并御制“新建太学”碑文，立石北京国子监孔庙东庑。

（二）宠阉佞夺门灾变英景宪朝国运损消

《碑》载：“景泰二年二月初四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师生：朕惟治化之盛，固本於庠序之政，修教学之成，实繇乎！师生之道尽然，必饬躬践履之，实有诸巳而后观法与起之，效形於人。朕乘大统奉天宠绥，顾与烝民，本同懿德，惟隆修道之教，乃成克相之功。肆作与太学，敦化本於四方，而训励师生，宪治道於千载，必明尧舜周孔之邃，斯得修齐治平之精，尚懋尔成，用赞朕理。钦哉！故谕。”

《碑》载：“成化元年三月十二日，皇帝敕谕国子监师生：朕惟国家建学育才，用图治理，仪文之备，视古加隆，而太学乃聚教天下之士，风化自是而出，所关尤重，肆我祖宗列圣兴崇表励，先后一心。兹朕嗣统纪元之初，式遵成宪，躬临太学，祗谒先师孔子，劝励师生，顾惟经邦辅治，非学不能成德逹材，非教不可而进为之，方舍六经孔子之道奚法焉尔，师生尚其勉，率慎由善，乃教端，乃学穷理修身务臻，其极庶几，四方颙然向风，予一人，收济济多士之效，天下其永，底于雍熈。钦哉！故谕。”

汉代学者王符云：“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脉永。”这是说，防乱在于选贤治世，如同长寿之道在于未病先防那样重要。此乃百世帝王安国治世之大猷，但能将此付诸实践且能经住考验的帝君实为罕见，明英宗同样没有逃出这个厄运。

英宗年幼即位，侍他起居的太监王振通晓文墨，以其所长独得皇帝宠信，故而横行朝纲。英宗长大之后，仍赖王振如父如师。阉佞得以挟帝用事，致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役英宗被掳，是为“土木之变”。迨至英宗蒙尘幸返夺门复辟之后，滥杀忠臣，对宠阉作为仍执迷不悟。此时再顾英宗九年敕谕，其引诗述志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实在是由于祖制深厚，民存信无离叛所在；惟企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却已成昔日黄花。虽国之元气无伤，但朝之士大夫已受阉佞之荼毒。

“土木之变”后郕王监国遂即位为景泰帝，他贪位薄兄，自造夺门之祸。八年在位，宠阉興安滥费库银、挥金如土；另一面却是“住之馔米”，或开“纳粟之例”。前者是指户部停止供应国子监生口粮，引起国子祭酒的不满：“今河道疏通，粮储充积，监生馔米每月止给三斗有余，比之其他月粮固为减省，又况堂堂天朝，九夷八蛮皆在抚餋之中，何独八十余名监生吝于普被？！”口粮虽未停止，不久又开“纳粟之例”，对此，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义正词严疏奏：“以科贡取士尚患真材之不得，况以纳粟而贡士乎！……夫纳粟拜官古衰世之政，虽有之犹未闻以纳粟而贡士者，今以纳粟贡士，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后世作俑之讥矣，且比年旱涝皆因臣庶失职，赃滥无厌，是以感召天灾殃及于民。今以浮浪不教之子，纳粟进身数年之后寄以民社，是犹驱狼虎以牧群羊，欲其不恣啖噬得乎？”这对两年前还曾敕谕国子师生“惟隆修道之教，乃成克相之功。肆作与太学，敦化本於四方而训励师生，宪治道於千载，必明尧舜周孔之邃”的景泰帝来说，以钱、粮、马匹开纳贡之门，真不知这算哪一家的“修齐治平之精”？！

水旱天灾、国库空虚和战争等因素，促使“纳粟纳马”的作法在明代蔓延泛滥，以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数次开禁又数次禁止，形成从景泰期最初的八九百人数量，进而达到几万名“例监”、“纳贡”监生的规模，实在是朝臣脏滥无厌的结果。

成化朝宪宗登基时年方十七岁，沉迷于“姐弟恋”而慕宠万贵妃，荒于政事，滥封官爵，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最为伤损国之元气的是，宪宗将罪官土地收为“皇宫庄田”，为明代帝王置“皇庄”政策之始。开庄田之策，即是天子与民争利开始。旧制明太祖宽留土地于民以供养军蓄马之用，就是藉此不予扰民。现在，明宪宗揽田产以利私用，上行下效，悉归豪强。后虽禁止，但权豪怙势冒禁索地，奏乞闲田洞开势如洪水，迫使宪宗不得已而开禁，老百姓的土地就这样被强掠。太祖太宗所留积蓄全部耗尽，以至于朝廷空虚，只能将索取之手伸向民生，以责民供和额外之需。“顾惟经邦辅治，非学不能成德逹材，非教不可而进为之，方舍六经孔子之道奚法焉尔”？这是宪宗成化元年视学国子监，敕谕诘问国学师生的“圣言”，舍去研习孔子的“六经”，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吗？时不过二三年，他就以自己的不端执政从反面做出了令人痛心的诠释。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必不得已，去兵去食，惟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细读五朝上谕碑文，回顾其间的百年风雨，学育贤才、学以致用的学风，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明太祖以民为本，使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昏君不务朝政，奸佞逼取民膏，这样的王朝怎能让民信！一朝倾覆的结局，足可以龟鉴于今。

信则立，无信则亡，至言矣！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建筑史话之“辟雍篇”

北京国子监的著名古建筑“辟雍”矗立在国子监的中心位置。正面望去，四角攒尖的黄色琉璃瓦屋顶金碧辉煌，屋面四角飞檐形成的曲面，形如大鸟欲飞振翅；3米多高的铜胎镏金宝顶金光熠熠，连接四条向下弯曲逐渐挑起的的屋脊，宛如四条飘带，就像一座远征大营中的帷幄帅帐。乾隆皇帝御书“辟雍”的金字高雕华带牌高悬在殿堂正前额枋之上，分外醒目。重檐之下丹柱之上的额枋、斗拱青绿点金，彩绘花纹，辉映于檐影之中；白色石台基四周圜水相绕，四座白玉石桥通达东西南北；池中水面微波粼粼，虽不见“於牣鱼跃”①，却也看得红锦小鲤闲水自在之野趣；蓝天白云倒映其中，真乃“美哉轮焉,美哉奂焉”②！

“辟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之于距今至少有2800多年的西周青铜器“周邢侯尊”（麦尊）铭文③。悠久的历史使得“辟雍”这一特定名称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厚，直到现在仍有许多存疑的问题未得到确切的解答。

形制独特的北京国子监“辟雍”，就其整体构筑来说，世界上没有与之相同的第二座。故宫著名的三大殿之“中和殿”虽然也是四角攒尖形制，但宫殿周围却没有壅水之圜池，少了自然的灵性。从文化底蕴之丰厚悠久、构筑形制之精美独特等诸多方面评说，“辟雍”的文物价值堪称独步天下！

分析“辟雍”诸多的文化内涵，首先应该回答——

①《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②《礼记·檀弓》

③《西清古鉴》卷八

引子：什么是辟雍？

凡到国子监看到辟雍的宾客，大都会对华带牌上所书“辟雍”两个大字不解，发问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辟雍？

“辟雍”原指在我国周代修建的以筑台圜水为特征的园林环境，是君王畋猎游观和礼制活动的场所。

为什么以园林环境用来命名建筑？说来话长——

一是辟雍的历史极其久远，除了遗存的文字记载以外，缺乏比较完整的实物遗存或图画可以实证（古典文献所存的辟雍绘图都是后来学者们的想象），极为珍贵的遗址考古又很残缺，结论中不免存在着一些想象推论的成分；

二是随着历史进程中思想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对辟雍的解释也就附着了越来越多富于想象力的内容，导致了认识事物本真的混沌；

三是现存的清代辟雍是根据古典文献著述而引申设计建造，具有清代的建筑特点，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不是周代辟雍的原生态；

清代“辟雍”连接着古老的辟雍名义。概述其中完整的文化涵义和发展脉络，必然引申出一个极为有趣的结论：独特的“辟雍”竟然是从几千年前的周王畋猎游观的公园演化而来。也就是说，辟雍居然是一种古代园林环境浓缩成的特定建筑形制。这真让人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

笔者试图从阐述“辟雍”的历史渊源开始，简要地揭示辟雍的发展由来。目的是纠正以讹传讹的偏见，从科学的角度探究和认识“辟雍”的本来面貌，从而倍加珍惜这个极为珍贵的历史遗存。

一、辟雍的由来很久远

“辟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青铜器“周邢侯尊”（麦尊）上的铭文。这段铭文记载的是求雨祭祀的第二天，周成王（武王之子，前1115—前1078）與邢侯池中（注：池是指土台周围的圜水）泛舟，並在水中的土台上飨宴并射箭娱乐这件事。①除了“周邢侯尊”这件周康王（前1078—前1052）时器之外，周穆王（前1001—前945）时器“静簋”、“遹簋”、“伯唐父鼎”等青铜器上还有关于“大池”、“辟池”等文字记载。其中的“辟”是天子、国君、君主的又一称呼，“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其言辟王、周王者，盖周公之追称也”②。“池”为水，可以泛舟其上。周代的“辟池”之说，司马迁《史记》中曾载汉时“下邽县”（今陕西渭南境内）有“天子辟池”③，唐司马贞《史记?索隱》“今案謂：‘天子辟池’即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既立灵台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以至后代常常把辟池作为辟雍的代名词。如此，辟雍有水有岛的真实性得到了这些铭文的印证，乃“有铜为证”也。

周代的辟雍距现在实在是太久远了，到现在为止的考古发现还无法确切地描述辟雍具体的原生态。著名建筑学者刘敦桢在其《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描绘了1959年陕西西安市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这是汉长安城外的十几个规模巨大的礼制建筑群东端的遗址之一。这个遗址和其它遗址一样四面方墙，每面辟门，而且在围墙四角建有曲尺形房屋。围墙以内，在庭院中央筑有高起的方形夯土台，台上还留下了若干柱础，可推论原来台上建有形制严整的木构架建筑群，外凿圆形水渠。这个由中科院考古所撰写的发掘简报指出，这可能是西汉末年按照统治阶级的礼制要求而建造的“辟雍”。这种建筑布局自成一种体系，对唐、宋及以后朝代坛庙建筑的平面布局都有影响④。【见下页图】发掘这个

①“麦尊”铭文：“雩（求雨的祭祀）若翌日，在璧壅，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禽，侯乘于赫旌舟从。”

②《诗经稗疏》卷三

③《史记?封禅书第六》

④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第三章》

遗址时所确定的年代距周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毋庸置疑，这个西汉末年的辟雍遗址已经不是周时辟雍的原生态，而是被汉礼制所改造的形制了。后面章节中我们还要讲到相关的内容。

在我们探讨辟雍的原始状态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古典文献中的辟雍画图【见下图】，这些都是汉以后的礼制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想象绘制的。现在看来，许多是以讹传讹了，并不具有证据的作用。但有一个值得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绘画无论怎样描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央筑有高台，四周环水。这一点与青铜器上的铭文相对照是吻合的，这一点也为后来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唐贞观年李泰等著《括地志》载：“丰水北经灵台西，文王引水为辟雍灵沼，今悉无复处所，惟灵台孤立。”周文王动用民力挖池筑台以建辟雍，用灵沼把一定的地域加以范围①。《诗经·灵台》咏道：“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诗的大意是说，周文王在灵囿中心情舒畅，因为他看到体肥毛亮的母鹿安卧在草地上，雪白的天鹅在空中飞翔，灵沼中满池的鱼儿欢快跳跃。天子在这里畋猎游乐，欣赏大自然的景物，享受鸟兽鱼虫带来的欣愉。可见辟雍原生态并非是“天子学宫”，其功能正如学者梁思成先生所言“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②宋时古典文献《诗总闻》就曾揭去辟雍神圣的面纱显其本貌云：“游观之所曰‘灵台、灵囿、灵沼’是也，然后及会集之所辟雝是也”，“雍之灵沼，谓之辟雝，又为明堂外水，谓之辟雍”，该书作者王质断定：“射圃、宣榭无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飨，可以刑赏，可以游观，故灵台有台，有囿，有沼，有辟，有雍，故此会集之广所也。”③概言之，灵台、灵沼、灵囿构成的辟雍，最早是娱乐性质的园林，虽然具有专属天子而诸侯不得立的规制，但绝非“天子太学”之制。

另一个方面，“辟廱古无此名”④，筑台壅水的人造环境以前也曾经修建过，但不称为辟雍，“姑苏台”即为此类。“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诘曲，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⑤文献记载表明，筑台壅水的人工环境在越王与吴王作战的春秋时期也曾建造，但未取“辟雍”之名。给予类似环境以“辟雍”之称是在周在后商帝辛（商纣王）三十七年（前1155）开始修建的。⑥

这种环境被赋予特定的人文道德色彩之后，人工开凿的池沼就变成了“灵沼”、夯筑的高土台变成了“灵台”，成就了“辟雍”这个传承数千载的文明。

把辟雍杜撰为“天子之学”则是从汉代开始的，其间赋名、变革过程的实质就是一部儒家宣扬礼制教化，强化等级观念的历史。

注：图片援引自汪菊渊著《中国古代园林史》

①“节观”的原始意义于此。

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③《诗总闻》卷十六

④《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二十五》

⑤《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

⑥《竹书纪年?卷上?帝辛》：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二、辟雍的解释很多样

从汉代开始，辟雍的功能在儒家典籍中不断地被扩大和拔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立为国家意识，为此兴办太学、推广和传播儒家经典，但武帝所立太学却没有校舍、围墙，朝廷任命的“五经博士”为朝廷招收的太学生讲课还在私宅中进行。校舍尚无，何谈辟雍？把昔日周代君主的园林灵囿杜撰为“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的天子学宫，此时还只是《礼记·王制》编造的“首创”。[《礼记集说·统说》：东汉卢植“《王制》汉文时博士所録，非周之遗典，葢不足据。”]把它变为现实，是汉成帝时犍为郡水边挖掘出十六枚古磬一事发端的，这被认为是“善祥”之事。经学家刘向借机向汉成帝建议“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前汉书》卷二十二]遂议定长安之南修建辟雍，结果成帝病逝营表未作。“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廱”[《前汉书》卷二十二]。从目前可考的史料分析，前述的长安考古发现其实就是王莽兴建的辟雍。《礼记·王制》借力于君主以史为鉴的政治传统，把辟雍作为儒学传播和皇权捆绑在一起的无形纽带，实现礼制教化天下目标的文化智慧，确实给后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沿着“环水筑台——泽宫——雍宫——太学”的漫长文化演变，昔日筑台壅水的辟雍早已不是周天子畋猎游观的园林，而是演变定格成帝王宣传儒家礼制，教化四方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了诸多封建王朝的顶尖礼制建筑之一。正如晋成帝咸康年间的侍中冯怀所说：“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册府元龟》.卷五百七十五]

罩上皇权光环的“辟雍”，美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礼记?射义》中把辟雍美化成富于道德色彩的理想场所，在此进行官员等级的选拔竞争：“射者，所以观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泽宫者，壅水为泽。盖即辟廱泮水之谓。”天子以射礼选诸侯、选卿、大夫、士，以射礼中的表现，作为衡量治政资质的重要标准。而参加如此重要的射礼选拔，还有一个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道德高尚。《射义》以矍相之地的园囿中[今山东曲阜阙里西部。]射礼的典故诠释了这种核心价值：射礼开始时孔子派子路手执弓矢，延请围观者入内参加即将开始的射礼，说：“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不得入场，其余的人都可以入内。”于是，大约有一半的人惭愧地自动离去。比赛结束，行将旅酬，孔子又让公罔裘和序点两人举着酒觯对大家说话。公罔裘说：“从少年到壮年都有孝悌之行，到了六七十岁依然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尽天年，有这样的人吗？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又走了一半人，留下了一半人。接着，序点说：“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言行合于道，有这样的人吗？请到宾位就座。”刚留下的人听了这话几乎走光了[《礼记?射义》]。典故借崇尚周礼的孔子之名赋予射礼以深邃的道德内涵，只有德行超群者，才有资格担任射礼之“宾”。

《射义》巧妙地运用射礼典故弘扬儒家的道德理念，辟雍贵为天子祀礼选官射礼之地，罩上明亮的儒家道统光环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无论怎样描述，汉以后的辟雍基本上被认定为皇家大学的功能，《礼制·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一儒家编造的臆断，被逐步地强化为各朝代的主流定论，把本是园林环境的辟雍篡改为礼制教化的固定学宫，乃至升格为中国古代皇家高等级教育的象征。

除此之外，见诸于文献记载的辟雍还有其它许多功能，如征集人才、图书馆、行养老礼、文庙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辟雍的故事很丰富

辟雍的功能被汉以来的礼制学者不断加码，但虚拟的辟雍空间也有限，满足不了漫无边际的功能要求。古人也看出了其中的混乱，辟雍的空间场所不允许也不能同时存在如此繁多的功能。魏《袁准正论》讥讽蔡邕《明堂?章句》道：“明堂、宗庙、太学各有所为，而儒者合为一体失之逺矣！宗庙之中，人所致敬，幽隐清静，鬼神所居，而使众学处焉？飨射于中，入鬼慢黩，囚俘截耳，以千鬼神，非其礼也”。“夫宗庙鬼神之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在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①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从汉始，礼制活动中被引入一个新的虚幻概念——“明堂”②。这样做的必要性，至少在意念上可以把原在辟雍的诸多功能，分出一部分放到虚幻的“明堂”之中。《大戴礼》描述的明堂很大，“明堂九室，室有四户八窻（窗）、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盖以茅，上圆下方，其外水名‘辟雍’”③。东汉的儒学大家蔡邕嫌这样的解释不过瘾，索性把明堂描述为“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隂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髙八十一尺，象黄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④汉代1尺约为现代23厘米，将屋的圆径216汉尺换算，就是现代的49.68米。在当时条件的制约下，纵有28根支柱也无法支撑起这将近50米直径的大屋顶。如此描述明堂之制显然已经很不靠谱了，这就有必要探究“明堂”究竟从何而来？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解释了这个问题：原来是一个叫公玉带的人借汉武帝封禅泰山时献上了远古黄帝时的“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髙作明堂汶上，如带图⑤。”这个“方士所附託”⑥的公玉带献“轩辕明堂图”，用以献媚满足皇帝不死之奢望。极具欺骗性的是，它没有描绘明堂极尽奢华，而是所言“茅盖通水”。“黄帝特無明堂則已，茍有之，則一殿无壁、盖以茅正，太古俭朴之制”。⑦这与《大戴禮》所述辟雍几乎相同。两个形制相似的建筑物，真“辟雍”与假“明堂”就这样被扯到了一起。对比之下，史上曾经存在的辟雍形制和功能，经过了历朝各代的豪华包装变成了“天子学宫”，而其本来的简朴建造形制却以“明堂”之制显现出来，这真是一个精美的历史扭曲！如此这般的“明堂”之说，为东汉以后起劲地鼓吹“明堂之制”开创了诳惑前提，其顽固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挥之不去。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文章在介绍国子监辟雍时，总说“辟雍是明堂式建筑”就是例证。这样以杜撰的虚幻说明真实的存在，真让人哭笑不得。

近日研读典籍，还发现一个平时被忽视了的问题，这就是“辟雍”和“辟廱”两种写法的区别。现在有关描述辟雍的文章“雍”是通用的，但在早期的古典文献中“辟雍”却写作“辟廱”。这个“廱”字的偏旁部首值得探讨。

①《尚书通考》卷十。

②注：“明堂”在汉代以前的青铜器铭文或是甲骨文字都没有记载，故断定这是汉代才出现的概念。

③《尚书通考》卷十

④《北史》卷四十七

⑤《史记》卷二十八

⑥《大事记解题》卷十二

⑦《周礼注疏删翼》卷三十：“黄帝特無明堂則已，茍有之則一殿無壁、葢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黄帝之事，以售其説。”

从象形文字的本义考证，我国古文字中表述房屋实体有三个重要的偏旁部首：即“宀”、“厂”、“广”。它们各自的甲骨文写法，分别是古代半地下房屋的双面坡屋顶形状、古代崖居类的居室、单面坡屋顶敞屋的直观象形。周代“辟廱”的“廱”采用这样一个表现单面坡屋顶建筑物的象形文字应该是符合情理的。因为辟雍为水中筑就高台，想必高台之上不能建半地下建筑；土台乃人工夯造，也无崖掘洞而居；剩下的建筑只有一种，那就是简单的单面坡形制的建筑。笔者曾目睹在当今陕西大荔、渭南一带农村广泛使用着一种单面坡房屋，以至流传“屋子一坡（单坡）盖，面条像裤带，吃饭蹴（蹲的方言称谓）起来”的陕西“关中三大怪”之说。虽然其它地方也有单坡建筑，但就使用的广泛和地区分布的集中度来考证，陕西关中这些单面坡的房屋建筑很有些周代单面坡敞屋的遗风。由此给我们以启发的还有宋代王质的精彩结论：“雍之靈沼謂之辟雝，又為明堂外水，謂之辟雍”，“射圃宣榭無所不有，可以祭祀，可以燕飨，可以刑赏，可以游观，故灵台有台，有囿，有沼，有辟，有雍，故此会集之廣所也。”①何为“宣榭”？《尔雅》曰“无室曰榭，谓屋歇前。”《正义》云：“歇前者，无壁也”。原来“宣榭”其实就是以柱支撑、上盖顶的无墙建筑（打开国子监辟雍四周的所有槅扇即为“宣榭”），当然这样的建筑会有精美和简陋之分。前边的章节里引用了很多“辟廱”的解释，但把其中“廱”、“築土雝水”、“壅之灵沼”“宣榭”、“无壁”、“以茅盖屋”这些词汇联系起来，其隐含的整体画面昭然若揭。所谓“辟廱”，不过是在四周环水的高土台上支起一座用茅草铺顶的单面坡大敞棚，用于开展集体活动而已。这样的大茅棚四周无壁，遮阳挡雨，且延展空间很大，适合开展多种活动。公玉带献给汉武帝“茅葢通水”的假明堂，恰恰是原始意义的“辟廱”！那些隐含人工痕迹的华丽辞藻恰恰暗示着辟雍的原始。辟雍原生态的意义，无非是周代水中高台之上搭建的“临建大棚”。这样的结论是不是意味着西周时期没有宫殿建筑呢？非也。《诗经·小雅·斯干》以诗句“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歌咏周代宫殿建筑屋顶如鸟飞翼就是最好的证明，足见西周时宫殿的建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以版筑为主要方法，然而屋顶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整，已成定法。丰镐建筑虽已无存，然其遗址尚可考。”②可以明确地肯定，汉代以前没有所谓“辟雍宫殿”的描述，虽然出现过“辟宫”的铭文③，但这不是指辟雍宫④。从严格意义上说，“辟雍”是一个专有名词，不能称之为“辟雍殿”的原因，就在于辟雍的原本意义不是宫殿类建筑，而是一种经过人工改造的特定环境。汉代学者郑玄所述“辟廱者，筑土雝水，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⑤。高台壅水，形如玉璧，这一直是辟雍因形得名的根据。其实古代学者无法观测高台周围的灵沼外缘是否如璧形圆，不过是一种估测和美化罢了。值得探讨的倒是水中筑台现象。古典文献《天问》和《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简狄在台”吞卵生契尧的神话故事，这个“台”指的是古代神话中的昆仑之丘，那是金台玉楼的仙境。“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⑥公玉带献给武帝的假“明堂图”中也没有忘记圜水“昆仑”的设计想象，那是代表五帝五城十二楼的昆仑之丘（玄圃台）。古代人们对高台的热情，王毅先生在《园林与中国文化》中对此考证得到的结论是：“台是人们以建筑形式对想象中神山的模仿”，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在有限范围里（灵囿）辟雍筑台的疑惑。实际上，水与台的结合反映了中国人心目中十分明确的自然环境的特征，这就是水与山两大要素，其最佳配置当属水中有山。於戏！对自然界理想状态的设想形成了辟雍形制之圜水绕高台的对应关系，也是前述西汉末辟雍遗址考古为何会显现外圜水道、内筑高台特征的缘由所在。其实人们不仅看重山、水的自然因素，也欣赏麀鹿、白鸟、鱼跃活生生的情态，万千植物的花红柳绿。大量对自然的描写表明，先秦时期的人们“多是将自然界的审美对象作为人的品德美或精神美的一种象征。现存先秦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一些自然美欣赏实例。绝大多数是‘比德’性质的”。[引述观点见钟子翱《论先秦中的比德说》北师大学报1982.2]孔子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是以水、以山比德的例证。汉以后的儒学礼制研究者不断地美化辟雍，很难说没有这样的精神情结。以自然之物“比德”的审美传统经过历代的文化传承与锤炼，已经形成了融于民族意识的独特美学观。

①《诗总闻》卷十六

②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③《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四：“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宫”。

④《史记正义》云：“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寳蔵器，湣王出亾之衛，衛君辟宫舎之稱臣而共具”，显然，这里的“辟宫”作正宫之侧的偏宫解，非辟雍宫。

⑤《大学翼真》卷一。

⑥《山海经?大荒西经》

②《论语?雍也》

四、清代的辟雍很纠结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为了歌功颂德，大学士阿桂领衔纂修乾隆皇帝在位时的“丰功伟绩”。其中总结了乾隆皇帝的五类“盛功”、五个“大典”、六种“恩赉”、八种“圣德”，十一件“盛事”。详细内容这里不赘述，但其中有一件却惹人关注，那就是把建国子监“辟雍”列为乾隆已经登基五十多年的十一件“盛事”之一。足见以“辟雍”为名的这座宫殿建筑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分量。

将辟雍演变为礼制学宫的历史过程中，历朝历代能够把理想化的辟雍形制付诸实现的极少，除了上述考古发现的西汉末年遗址之外，还有东汉在洛阳（注：1972年考古发掘）、北宋末年在宫城之南修建（北宋辟雍是预科性质的学校）之外，再无其他建树。清代乾隆朝时期，御史曹学闵曾在三十三年（1768）向高宗建言，修建辟雍于太学之中。高宗将这个富于想象的奏议按照清廷建筑修建的必经程序让礼部讨论，结果却遭到礼部的否决。

礼部反对意见的领袖是翰林院的一位高官，那就是官居从一品左都御使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观保。观保不同于曹文闵，是个饱读经书、思想严谨保守的官员，曾担任过北京国子监的满洲祭酒，期间他曾请旨将高宗题彝伦堂古槐绘画的诗句和绘图刻石，以存久远。现在却是修建辟雍的强硬反对派。他向乾隆皇帝汇报时说：学宫形制古今不同，建造形制与古时不同无关紧要。御史曹学闵所陈奏的夏、商、周三代都以辟雍为学宫的说法不对，辟雍是从周文王建造的，并不是三代共有的专用建筑。人们筑起圆形河堤形成河道，是考虑到行礼之时观者拥挤才这样设置障碍，与“明伦设教”的意思毫不相关。孔颖达《五经正义》中说：“辟雍内有馆舍外无墙，所以用圜桥作门以挡住数万的观听者”。现在的太学和孔庙建立在都城之内，监生在六堂肄业，堂宇深严，比起引水来限制行人往来更为周密，何必拘泥于古制，开凿无用之沟渠呢？“引水旋邱”是周代一朝之制，并不是千古不废的经典。①面对如此滴水不漏的反对意见，乾隆皇帝只好暂时作罢。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已经72岁的高宗决心实现修建辟雍的愿望，直接下令在国子监中开建。此时，距部臣反对而未能实施的建辟雍奏议，已经过去了15年。乾隆皇帝固执地认为：“稽古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荟萃之地规制宜隆。而辟雍之立，自元明以来，典尚阙如，自应增建，以臻美备。”[①、②详见《钦定国子监志》光绪本③《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四,四库本。]并告诫几位主事大臣：“落成之日，朕将举行临雍典礼，以昭久道化成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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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详见《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四，四库本

决心虽然下了，但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预算，乾隆皇帝还是非常谨慎。他将这份设计和预算方案交给内阁，令时任户部尚书和珅审定工程做法并再次核对钱、粮预算。经过和珅现场踏勘，提出了将原设计方案中辟雍内的四根“钻金柱”（直达顶部桁架的立柱）撤去，改用抹角架梁的方法，这样修改后较前一方案可以节省白银4400多两②。

此后又根据户部左侍郎金简的建议，添建了琉璃牌楼、碑亭、钟鼓亭一组建筑。经由刘墉呈奏“诏建辟雍添造牌楼钟鼓亭”预算后，将“一牌楼四亭”配套工程的“烫样”（建筑模型）做好送皇帝审查，获得批准③。

国子监辟雍及配套工程历时二年终建成。这座清代建筑整体浓缩和延续了自周以来关于辟雍的演化过程，建筑形制独步天下。外圆内方的平面布局如形圆内孔的古玉璧，因应了辟雍“築土雝水，外圆如璧”的古制；水中石台乃是灵沼、灵台的遗风灵性；“明堂九室，以茅葢屋”的传说变成了“九州居中”①的彰显皇权威严的辉煌宫殿。圣贤教化“圜桥教泽”；御碑亭旁“钟鼓喈喈”。辟雍胜景，意在传承，尽数几千年来“辟雍”演变之精华！

回首高宗登基第二年（1737）来国子监讲学，从认为在“彝伦堂”讲学“名不副实”发端，遭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议建失败之挫折，经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下诏修建辟雍，1785年（乾隆五十年）辟雍竣工建成，朝廷上下为此举办盛大的“临雍讲学”典礼，高宗已是74岁的高龄。谁曾料见，一位皇帝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竟然也需要48年的时间。想来感同身受，一位耄耋老者，完成了一件在太学中把汉代《礼记?王制》关于“辟雍”的幻想，完美地变成了豪华的现实，被列为“盛事“确实不过分。

①“辟雍”每边三间面阔，三三得九，意为九州。乾隆和及以后的清帝来此讲学，都居于殿内中心位置入座宣谕，彰显九州居中的皇权风范。

结语：清晰的历史记载揭示了国子监“辟雍”深厚的历史底蕴，研读古典文献，我们仿佛融汇于古人的所为、所想、所说、所做之中，这座已经存在了二百几十年的古建筑，就像一位富于顽强生命力的历史老人，无声地讲述着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着在现代条件下依然的神奇与魅力！（责任编辑：墨翰）

大哉孔子展

【时间】长期展览

【地点】孔庙二进院

【主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协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一生坎坷、饱经忧患，但始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收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并有所创新发挥，他广收弟子三千，其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余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学说成为中国两千余年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孔子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科举制度展

【时间】长期展览

【地点】国子监二进院东六堂内

【主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协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金榜题名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学生和家长的心愿更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金榜”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而科举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制度，它是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中国曾有过许多发明创造，科举制度也是其中之一，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源于汉、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清、终结于清末。科举制度从隋朝605年设立进士科算起直到清末1905年宣布废止，持续了1300年之久。在这1300年中，科举为国家造就了大批栋梁之才，更提高了整个中国社会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这个展览分为三部分，介绍了科举发展的历史、科举考试的程序以及科举的作用与影响。

明清皇家祭孔文物文化展

展览时间：2014年8月15日——2014年10月15日

展览地点：国子监艺术展厅

主办方：北京市文物局

承办方：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参观方式：面向所有游客开放，进入博物馆即可免费参观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15号

交通指南：地体五号线C口出，向南步行至国子监街口，向西步行200米到达博物馆

展览介绍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逝世之后，他的后人和弟子就开始进行祭祀活动。随着孔子历史地位的提高，祭祀活动也从民间走入庙堂，最终成为系统完备的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家祭孔是以国家名义、由皇帝或政府官员主持的祭祀活动，是国家倡导儒学、重视教育的重要政治活动，属于国家祭祀体系。皇家祭孔活动由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钦天监、内阁、翰林院等多个部门组织和管理，其中礼部是祭祀制度的制定和决策建议机构，太常寺是祭祀活动的直接管理机构，其他部门则是祭祀礼仪的协助、监督机构。北京孔庙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是元、明、清三朝皇家祭孔活动的专用场所，是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力阶层率先垂范、尊师重教的历史见证，是一座由政府投资精心营建的皇家孔庙，现存建筑、祭祀遗迹和遗物无不体现出其尊贵的皇家身份。

“明清皇家祭孔文物文化展”是北京市文物局“2014年暑期展览季”的重点展览项目，也是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首次举办全面展示祭孔礼仪和文化的展览。此展览主要由70块展板、皇家祭孔珍贵文物33件、祭祀礼乐器30件组成。这些首次展出的珍贵馆藏品，有青铜器、竹木漆器，还包括全套编钟、编磬、祭孔礼乐服饰、器物等。展品多数是明清皇家官造祭孔器物，器型古朴，制作精美、色彩绚丽，纹饰精湛，令人驻足、回味、忘返。展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 孔庙历史概况

建筑是无声的语言，北京孔庙是由众多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祭祀空间，精致有序，严密紧凑，对称和谐，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其建筑选址、建筑布局、建筑规制无不体现了祭拜者非同凡响的特殊身份和被祭拜者万世楷模的至尊地位。

一、大都选址

北京孔庙选址在刘秉忠着手修建元大都的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就已经规划确定，将 “庙学”所在地安排在元大都的东北方位，与大都中心阁仅隔金台坊和灵椿坊，方便师生祭拜孔子，同时也便于皇帝及官员的祭拜活动。

二、建筑布局

北京孔庙占地约22000平方米，共有三进院落，层层递进，围墙环绕，中正庄严。建筑空间布局是以“大成殿”院落为整体建筑群的核心，即以“庙”的祭祀空间为主体，构成前后三组功能不同的院落空间形式。

外围建筑：外围建筑是北京孔庙建筑群的序幕，由成贤街、四座彩排牌楼、下马碑、影壁和围墙组成。

中轴建筑：北京孔庙建筑群呈一路布局，左右沿中轴线对称，南北纵深为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五个主体建筑由南至北依次是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崇圣殿。

三、建筑规制

为了凸显北京孔庙的皇家庙宇身份，营造者采用了多种手法：熠熠生辉的黄色琉璃瓦、气宇非凡的庑殿顶、描金抹彩的华夏龙图腾、帝王御笔的门楣匾额、处处可寻的九五之数，无不标示着北京孔庙建筑的等级、尊贵和讲究。

第二部分 祭孔礼乐文明

祭孔内容以歌颂孔子生前的业绩为主，是礼、乐、歌、舞四位一体的庙堂艺术。祭孔音乐来源于孔子推崇的韶乐，舞蹈起源于夏朝。祭孔礼仪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祭孔全部过程有典仪官主持，分六个部分，即：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其场面宏大，典雅庄重。

一、祭祀人物

供奉祭祀人物的场所主要是大成殿、两庑、崇圣祠和土地庙。大成殿祭祀孔子，四配、十二哲陪同祭祀，两庑祭祀历代先儒先贤。崇圣祠祭祀孔子的上五代祖先。土地庙是掌管孔庙地面的土地神，也称作韩公词。被祭祀者都是对儒学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者，或者是践行儒家信条的楷模。

二、祭祀礼仪

祭孔礼仪历代多有损益，一般都以三献礼为核心内容。主要分成六个部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个部分。迎神就是迎来孔子神灵。初献是第一次献礼，行礼的内容奠帛献爵，恭读祝文，亚献、终献均为献爵，之后撤去贡品，送走神灵，宣告礼成。

祭孔仪式简介

一. 第一部分迎神，即迎来孔子的神灵。迎神的内容由主祭官、陪祭官向孔子神位上香。乐曲演奏昭平之章。在演奏乐曲的同时演唱歌颂孔子的歌词。

二. 第二部分初献礼，即第一次献礼。行礼的内容献帛，献酒。乐曲演奏宣平之章，舞生开始跳六佾舞，舞生左手持羽，右手持龠。每个动作代表一个字，四个字组成一句歌颂孔子的话。

三. 第三部分亚献礼，即第二次献礼。献礼的内容是向孔子神位献酒。音乐演奏秩平之章，舞生表演第二成舞蹈。

四. 第四部分终献礼即第三次献礼。行礼的内容是献酒。乐曲演奏叙平之章，舞生表演第三成舞蹈。

五. 第五部分撤馔礼，音乐演奏懿平之章。(喊:奉祝、帛、馔送燎)“撤馔”就是撤去贡品。撤去的贡品由执事官送到焚帛炉燃烧。

六. 第六部分送神礼。行礼的内容是有主祭官、陪祭官行三拜九叩大礼，恭送孔子神灵。随后典仪官宣布礼成，祭孔典礼到此结束。

三、祭孔乐舞

祭孔乐舞的内容以颂扬孔子生前的业绩为主，是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歌曲每句四字，每字配合一个舞蹈动作。主要以弘扬传统文化，承继孔子思想之精华为核心内容。场面宏大，乐生45人，演奏中和韶乐，钟磬齐鸣；舞生64人，表演八佾舞，舞容古朴。

第三部分 祭祀文物展示

孔庙祭祀文物主要分为乐器和祭器，乐器在演奏音乐时使用，祭器是摆放供品的容器，一般要成组摆放，以示祭祀等级的不同。孔子牌位前最多，三爵一登两鉶、两簋两簠、十二豆十二笾、一篚、六尊，四配、十二哲递减。用于祭祀的乐器均为中国传统乐器，分属金、石、竹、木、革、丝、匏、土八种不同材质，又称八音。

仪仗

祭祀孔子仪仗只要用于皇帝祭孔进入孔庙后使用，进入孔庙前大驾卤簿停在成贤街上。孔庙内仪仗主要有提炉、执登，黄罗伞盖。

祭器

祭器是指用以盛装、呈献祭品的各种器具。主要包括爵、尊、登、铏、簠、簋、笾、豆、篚等。因祭祀等级不同，祭器所采用的材质也不相同。除铜器外，还有瓷器和木器。

铜豆

食器。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有“鼎俎奇而笾豆偶”之说。

形态：该器型基本为圆形，直口，有盖。盖顶有绞绳扭抓手，粗柄，束腰，圈足。盖沿饰弦纹，面饰横鳞纹，波状纹。腹沿饰垂云纹，面饰弦纹，横鳞纹。腰饰垂鳞纹，箍棱饰金钣纹。圈足饰窃曲纹。足边外侧有一行六字“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盖内有三行六字篆书“大清乾隆年制”。

规格：通高26.5 厘米, 口径16.3厘米, 底径15.9厘米。

用途：用于盛放鹿醢、兔醢等肉酱与肉羹者类，以及用盐腌制的芹、韭，竹笋。

铜簠

食器。簠出现于西周早期，主要盛行于西周末东周初。

形态：该器基本形状为长方斗形，侈口有盖，盖顶饰波状纹抓手，倒置可盛放食物，盖与器身斜壁两侧均附有夔龙型双耳，盖面饰夔龙纹，腹沿、器身饰横鳞纹、饕餮纹，腰回纹。方形足面饰云纹，四边铸有缺口。盖内与足底均镌刻三行六字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

规格：长26厘米，宽21厘米，高23厘米。

用途：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

铜铏

食器。

形态：器型基本为椭圆形，直口有盖，盖上为三片角形状，抓手饰云纹，倒置可盛食物。盖面与器身自上而下饰万字纹、回纹、花枝纹、藻纹、龟背纹，腹两侧附兽形耳一对，三足与盖形纹相同，腹底与盖内镌有篆书三行六字“大清乾隆年制”款。此器构思独具匠心，工艺精湛，代表了清乾隆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

规格：通高26厘米，口径16.3厘米。

用途：盛放和羹。和羹，放有酸咸或甜味等调味品的羹。

铜尊

酒器。盛行于周。

形态：基本形制为圆体型。直口，宽肩，鼓腹较深，下部收敛，平足。肩两侧附以羊首形双耳，通体素质无纹，足底镌有三行六字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

规格：通高27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5厘米。

用途：盛酒。

铜簋

食器，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朝至东周。

形态：器型为椭圆型，有盖，盖上为四片三角形捉手，饰以夔龙纹，倒置可放食物。盖沿器口饰回纹，盖面，器身饰夔形纹，弦纹。器身两侧附兽耳，腰饰波曲纹，高圈足饰乳钉纹，横鳞纹。盖内与足底镌刻三行六字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

规格：长28.5 厘米，宽18厘米 ，高24厘米。

用途：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

铜爵

酒器。

形态：铜爵，圆腹高杯式，腹部饰兽面纹，流长尖，尾短圆，圆柱形双柱上刻涡纹。三平足呈鼎立之势，腹底镌有三行六字阳文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

规格：长16.7厘米, 宽6.9厘米 , 高17.5厘米。

用途：饮酒、温酒。

铜香炉

祭器。

形态：圆形，用以载香靠，弦纹直口，束颈，鼓腹，腹两侧附朝天双耳一对，通体光素，腹底铸三足。口沿外侧有一行双勾篆书“大清乾隆年造”款。

规格：通高21厘米，口径15.7厘米。

用途：焚香。

铜镫

食器。

形态：铜镫，有盖，盖钮为花瓣形提手，口沿饰回纹，腹部饰锦纹，柱为饕餮纹，圈足饰垂云纹。

规格：通高26厘米，口径15.1厘米，底径16厘米。

用途：盛放太羹。太羹，不加佐料的原汁肉汤。

竹篚

祭器。

形态：整体为长方体，有盖，通体红漆，编竹为之，四框素面漆边，内侧红漆，外侧竹编，底足为四角框型。

规格：长72厘米，宽16厘米，高23厘米。

用途：盛放帛。中国战国以前称丝织物为帛。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曾在中国古代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

竹笾

食器。

形态：通体黄漆，编竹为之，有盖，盖为半圆型，盖顶圆钮，器身直口，内侧黄漆，外侧竹编，盘浅底平，柄较细，圈足侈大，口沿、足边饰以彩绘云纹，盖内及足底有三行六字篆书阳文“大清光绪年制”款。

规格：口径15厘米，底径13厘米。

用途：古代用竹编成的食器，形状如豆，祭祀时用来盛枣、栗、榛、菱等果实以及鹿脯等干肉。

【表】 孔子及四配、十二哲、从祀先贤先儒祭器配位

朝代 | 神主 | 祭器种类、数量 | 说明

元 | 孔子 | 笾10，豆10，簠2，簋2，登3，鉶3，俎3 | 配位同 | 从祀 | 笾2、豆2、簠1、簋1、俎1 | 明（嘉靖） | 孔子 | 爵3，登1，铏2，簠2，簋2，籩10，豆10，俎1 | 牲用牛、羊、猪各1。 | 四配 | 爵3，铏2，簠2，簋2，籩8，豆8，俎 1 | 每位一坛，俎盛猪肉、羊肉 | 十哲 | 爵1，铏1，簠1，簋1，笾4，豆4 | 每位一坛，五位一俎（猪） | 两庑 | 爵3，簠1，簋1，籩4，豆4 | 三位一坛，每位猪肉一份 | 启圣祠正位 | 爵3、鉶2、簠2、簋2、笾8、豆8、俎（猪、羊）1 | | 启圣祠配位 | 爵3，簠1，簋1，笾4，豆4，猪头1，猪肉1份 | 每位一坛。 | 启圣祠从祀 | 爵3，簠1，簋1，笾4，豆4，猪头1 | 清 | 孔子 | 爵3，登1，鉶2，10笾，10豆，簋2，簠2，篚1，三牲俎（牛、猪、羊）1 | 中祀。大祀为12笾、12豆。 | 四配 | 爵3，铏2，簠2，簋2，笾8，豆8，俎（猪、羊）1 | 每位一案。崇圣祠正位同 | 十二哲 | 爵3，铏1，簠1，簋1，笾4，豆4，俎（猪、羊）1 | 每位一案，俎六位共用。 | 两庑 | 爵2，簠1，簋1，笾4，豆4 ，俎（猪、羊）1 | 二位一案，每庑共三俎 | 崇圣祠正位 | 爵3，铏2，簠2，簋2，笾8，豆8，俎（猪、羊）1 | 每位一案。 | 崇圣祠配位 | 爵3，铏1，簠1、簋1，笾4，豆4，俎（猪、羊）1 | 每位一案，二位一俎。 | 崇圣祠两庑 | 爵1，簠1，簋1，笾4，豆4，俎（猪、羊）1 | 东庑二案，西庑一案。

乐器

用于祭祀的乐器均为中国传统乐器，分属金、石、竹、木、革、丝、匏、土八种不同材质，又称八音。

结语

皇家祭孔文物文化展从谋划筹备、设计立项、制作施工、布展开幕，历时近一年。我们秉承高品位打造精品展览的理念，依照艺术厅近700平方米古建自然格局精心设计布展，使展览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协调，特色鲜明，凸显皇家气派。展览采用了先进的多媒体展示方法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3个互动项目使观众可以尽情享受参与的乐趣。整个展览制作精致、文物珍贵、古香古色，突出了文化性和历史感。展览力求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为载体，以精美图片、建筑模型、影像资料、数字虚拟为辅助手段，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孔庙作为中国皇家祭祀孔子的专门场所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祭孔活动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弘扬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此次举办的皇家祭孔文物文化展，真正给广大观众特别是文物艺术品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零距离欣赏明清皇家祭孔文物精品、深层次触摸祭孔文化的宝贵机会。

中国古代官德文化展

【时间】长期展览

【地点】孔庙大成门西侧

【主办】北京市纪委 北京市文物局

【协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参观方式：团体参观 需提前预约

预约方式：64061808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寓官德教育于儒学教之中，为士大夫为官从政奠定了深厚的道德根基。为配合国家反腐倡廉教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官德文化展，以孔庙和国子监恢弘建筑为背景，通过对传统官德思想、制度、实践三方面展示，使我国国学文化与历史经验的优秀遗产在今日得以继承发扬，资政育德。

御制匾额精品展

【时间】2012年9月---2012年11月

【地点】孔庙二进院

【主办】北京市文物局、东城区人民政府

【协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匾额是建筑的眼睛，他是悬挂在门屏上的长方形横牌，题写内容为建筑物名称、性质的文字，表现主人志向情怀。它将中国传统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寥寥数字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昭示悠远的历史。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匾额种类丰富，极具价值，其中不仅有清代文人、官员题写的匾额，更有珍贵的皇帝御书匾额，皇帝谕旨匾额，此外还有科举匾额，建筑匾额等。我们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藏保存完好、具有较高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匾额展示给观众，希望观众在欣赏的同时，能够了解孔庙和国子监的历史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博大。

张居正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

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时任内阁首辅的权力交接中，在徐阶的托付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王阳明

王阳明生于明朝中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王阳明曾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并“弘扬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

王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即公元1472年10月31日）太夫人郑氏娠十四月生文成公于余姚，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即公元1529年1月9日）辰时卒于南安，享年五十七岁。

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很多私塾先生一直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据说他父亲王华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带他去塞外，领略大漠的浩渺。

相关事件

童年生活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年谱》记载，他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这个故事有点神话色彩，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他幼年时并未显示出聪慧和才华。

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这意思是看事物的角度不同，看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如13岁丧母后，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游戏。年轻时他出游边关，练习骑马射箭，博览各种兵法秘笈，遇到宾客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

龙场悟道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府修文县治，现为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当驿丞。途中被刘瑾派人追杀，他机智的化险为夷。王守仁认为成人的内心中自然有辨别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良知（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平定江西

正德十二年（1518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起义。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委以地方军政大权，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两年里，他掌握了一样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擒获宁王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曹操用过的“连舟为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于谦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

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皇帝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皇帝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皇帝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御史顾(日翟)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那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王呈)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的儿子。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皇帝的主意便拿定了。丙戊改年号为天顺，丁亥，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一时要讨好皇帝争取宠幸的人，全都以于谦作为一个话柄。

土木之变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一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送回去葬在杭州。陈逵，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皇帝召大臣进去看，变了脸色说：“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皇帝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皇帝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大白。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临川（今属江西）人。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汤显祖十四岁便补了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万历五年、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某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某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

三十四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部观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陈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万历十一年（1583），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势力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

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wú，杀戮），罢桁（héng）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万历二十六年（1598），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商辂

商辂（1414～1486）明代首辅。字弘载，号素庵。严州淳安人。宣德十年(1435)举乡试第一(解元)，正统十年(1445)会试第一(会元)，继而殿试第一(状元)。为连中“三元”者。历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太子少保、谨身殿大学士。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卒谥文毅。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尘》，纂有《宋元通鉴纲目》等。

此人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字弘载，浙江淳安人。考取为乡试第一名。正统十年。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到明代结束，三次重要的考试得第一名的只有商辂一人而已。任命为修撰，不久与刘俨等十人到东阁学习。商辂仪表美好魁伟，皇帝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郕王监管国事时，因陈循、高谷推荐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徐珵倡导南迁的主张，商辂极力阻止。这年冬天，进升侍读。景泰元年被派遣去居庸关迎接太上皇，进升为学士。

三年，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命令校尉上奏变故，告太上皇与少监阮浪、内使王瑶图谋复位。皇帝震惊愤怒，将两人逮捕入诏狱，彻底查辨这件事、卢忠到占卜师同寅处占卜，同寅以大义责备他，并说：“这是大凶之兆，死都不足以赎罪。”卢忠很恐惧，假装疯狂希望免除惩罚。商辂及中官王诚对皇帝说：“卢忠得的疯病，不足以相信，不应听他胡说，伤害根本的伦理（景泰帝和明英宗的兄弟情）。”皇帝的心思（怒意）稍微缓解。于是将卢忠一起投入监狱，以其他的罪名定罪，降为事务官立功赎罪。杀了王瑶，将阮浪禁锢在监狱中，没再追究此事。

太子改换后（明宪宗这时已废黜），进升为兵部左侍郎，任兼任左春坊大学士，在南薰里赏赐宅第。塞上的肥沃土地全被豪强侵占，商辂请求核实归还给驻军。开封、凤阳各府的饥民流浪到济宁、临清一带，被有关官员驱逐。商辂担心他们闹出事变，请求招集他们开垦京城附近的闲置田地，发放粮种，老百姓都有了归宿。钟同、章纶被投入监狱，商辂尽力挽救未被处死。《寰宇通志》编成后，加官兼任太常卿。

景帝身体不适，群臣请求修建东宫，皇帝不允许，将继续上奏时，商辂拿着笔说：“陛下是宣宗章皇帝的儿子，应当立章皇帝的子孙。”听的人都很感动。因天晚了，奏章没有呈上去，而这天夜晚，石亨等人已经迎接太上皇恢复帝位。第二天，王文、于谦被捕，皇帝召商辂与高谷进入便殿，用温和的诏书告诉他们，命令他们起草复位的诏书。石亨秘密地告诉商辂，宽赦的文字不要写入另外的条款。商辂说：“这是制度，不敢改变。”石亨等人不高兴，婉言让言官弹劾商辂勾结奸党，把他投入监狱。商辂上书申诉说《复储疏》在礼部，可以复核，皇帝不省悟。中官兴安略微为他开脱，而皇帝更怒。兴安说：“从前这些人创议南迁，不知将陛下置于何地。”皇帝的想法逐渐宽释，于是贬斥他为平民。然而皇帝每每念叨：“商辂，是朕选取的士人，曾经与姚夔早东宫侍读。”不忍心抛弃他。因有忌讳，最终没再任用他。

成化三年二月，商辂被召至京城，命他以原来的官职进入内阁。商辂上奏推辞，皇帝说：“先帝已知你是冤枉的，就不要推辞了。”商辂首先陈述勤奋学习、采纳谏议、储备将领、防守边疆、减省多余官员、设置义仓、尊崇先圣名号、广泛制定士法，共八件事。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所说的采纳谏议，是请求召回复用元年以后因进言而被贬斥的人。于是罗伦、孔公恂等全部回复了官职。

第二年，彗星出现，给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人弹劾不称职的大臣，都涉及商辂。御史林诚攻击商辂曾经参与更换太子，不适宜任用，皇帝不听，商辂因此请求辞职。皇帝愤怒，命令在朝廷查问那些进言的人，想给以严厉谴责。商辂说：“臣曾经请求优待宽容进言的人，现在议论到臣反而责备他们，对公众舆论又怎么解释呢。”皇帝非常高兴，董旻等各赐予手杖恢复官职。不久商辂进升为兵部尚书。很久以后，进入户部。《宋元通鉴纲目》编成后，改兼任文渊阁大学士。皇太子立位后，加官为太子少保，进升为吏部尚书。十三年进升为谨身殿大学士。

商辂为人，平和纯粹，庄严持重，宽容大度，到临大事，决定大政时，十分果敢没有人能改变。

仁寿太后的田户与百姓争夺田地，皇帝想把百姓迁徙到塞外。商辂说：“天子以天下为家，哪里用得着庄园。”事情于是得到平息。乾清宫大门发生火灾，工部请求道四川、湖广采集木材。商辂进言说应该稍微延缓一下，以保持警戒畏惧，皇帝听从了他。

悼恭太子去世，皇帝因继承人的事而忧虑。纪妃生有皇子，六岁了，左右的人畏惧万贵妃，没有人敢进言。很久以后，才报告给皇帝。皇帝非常高兴，想向朝廷的人宣告，派遣中官到内阁告诉自己的意图。商辂请求诏礼部拟定上报皇子的名字，于是朝廷大臣相互祝贺，皇帝于是命令皇子出宫会见朝廷大臣。过了几日，皇帝又御临文华殿，皇子侍奉，召见商辂及众内阁大臣。商辂叩首说：“陛下在位十年，未立太子，天下盼望已久了。应当立即立为太子，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皇帝点头同意了。这年冬天，就立皇子为皇太子。

当初，皇帝召见皇子留在宫中，而纪妃任然居住在西内。商辂怕有其他祸患，又不好明说，与同僚上书说：“皇子聪明机灵，关系到太子的确立。委重任让贵妃保护，恩爱超过对自己的儿子。但朝廷外的人议论说皇子的母亲因病另外居住，长时间不能相见。应当迁移到临近的地方，使母子朝夕相处，而皇子任由贵妃抚育，国家就非常幸运了。”于是纪妃迁居永寿宫。过了一个月，纪妃病重，商辂说：“如有不幸，葬礼应该厚重。”并请求司礼监侍奉皇子，到纪妃子住的宫殿探视，并制作葬服准备行李之用。皇帝都认为对。

皇帝将恢复郕王的王位和封号，下发朝廷商议。商辂极力说郕王对社稷有功，王位和封号应该恢复，皇帝的主意于是决定下来。皇帝在宫殿的北面修建玉皇阁，命令宦官经办，用于礼仪与郊祭，商辂等人争辩取消此事。由水气而生的灾害出现，上奏消除灾祸的八件事，为番僧国师法王，不要滥赐印章；四方日常的贡奉之外，不要接受玩赏的物品；允许众臣直言进谏；分别派遣刑部使者审查囚犯案卷，减少冤假错案；停止不急需的修建项目；充实三边军队的储备；守卫沿边的关隘；设置云南巡抚。皇帝下发赞扬嘉奖的诏书奖励他，采纳了他的意见。

中官汪直监督西厂时，多次造成大案。商辂率领同僚分条列出汪直的十一条罪状，说：“陛下委托汪直听讼断狱，汪直又把韦英这类小人当做耳目。都自称奉密旨，可以专断刑杀，擅自作威作福，残害虐待好人。陛下如果认为揭发坏事禁止扰乱，按法律不得不如此，那么在前几年，为何安定无事。况且曹钦的变乱，是由逯杲打探事情激发而成，可以作为鉴戒。自从汪直掌权，士大夫不安心于他们的职守，商人不安心于经商，老百姓不安心于生产，如不赶快除去，天下安危就不可知了。”皇帝生气地说：“任用一个太监，怎么竟危及到天下，是谁主使的这个奏折？”命太监怀恩传旨，责备十分严厉。商辂严肃地说：“朝廷大臣无大小之分，有罪都请下旨逮捕追问。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边城的要地，守备片刻不能缺，汪直一天拘捕数人。南京是祖宗的根本之地，留守大臣遭汪直擅自收捕。各位近臣侍奉在皇帝左右，汪直动辄更换。汪直不除去，天下怎能没有安危？”万安、刘珝、刘吉也在一起对答，依据大义，慷慨激昂，怀恩等人屈服。商辂看着同僚道谢说：“诸公都为国家这样做，我又有什么担心的呢。”正值九卿项忠等人也弹劾汪直，于是当日就罢免汪直在西厂的职务。汪直虽然不管理西厂事务，还是像原来那样受到宠幸。他诬陷商辂曾收受指挥使杨晔的贿赂，想解脱自己的罪行。商辂自己并不甘心，而御史戴晋又颂扬汪直的功劳，请求恢复它在西厂的职务，商辂于是竭力请求辞职。皇帝下诏加官少保，赐命用驿车送他回去。商辂离开以后，士大夫更加俯首侍奉汪直，没有敢与他对抗的人了。

钱溥曾经因未能升迁官职，作《秃妇传》来讥讽商辂。高瑶请求恢复景帝王位称号，黎淳上疏驳斥，极力诋毁商辂。商辂都不与他们计较，对他们还是像平常那样。万贵妃看重商辂的名望，拿出父亲的画像，嘱托他写赞语，赠送的金钱礼物非常丰厚。商辂竭力推辞，使者告诉他贵妃的意图。商辂说：“不是皇帝的命令，不敢接受。”贵妃不高兴了，商辂最终也不顾及。他平生和而有操守就像这样。

到辞去官职后，刘吉去探望他，看见他子孙众多，感叹说：“我与公同事多年，未曾见公笔下妄杀一人，上天回报公如此礼厚实应该的。”商辂说：“只是不敢让朝廷妄杀一人而已。”家居十年去世，时年七十三岁。赠予太傅，谥号文毅。

儿子商良臣，成化初年进士，任翰林侍讲。

董其昌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年正月十九日（2月10日），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年九月二十八日（10月27日）。董其昌出身官宦之家，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与睢阳（今河南睢县）袁可立同科，后来成为挚友，在蓬莱阁上留下了著名的《观海市诗》碑刻。因欺男霸女为祸乡里，被愤怒的百姓烧毁宅邸，史称”民抄董宦“。他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继而买回官职。回乡后指使家丁为祸乡里，蹂躏百姓，人品极劣。

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显赫，凭借其政治地位左右画坛、评价画家。

袁崇焕

袁崇焕（1548－1630）,明末军事家，抵抗后金英雄。字自如，又字元素。藤县人。祖籍广东东莞。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喜欢研究兵法，常向退伍老卒了解东北边塞情况。天启二年（1622）入京朝觐，升任兵部主事。单骑赴山海关考察关内外形势，自请守辽抗金，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组织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地城堡，招练兵马。天启四年（1624）再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督率军民修缮边镇，开疆拓土。天启五年（1625）十月，抵制辽东经略高第之命，拒绝将军队撤到山海关内，率部留守宁远。升山东按察使。天启六年（1626）挫败努尔哈赤所率后金劲旅，获宁远大捷。改任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兼兵部侍郎，收复高第所弃关外故土。天启七年（1627）苦战宁远、锦州，击退皇太极所率后金大军。因受宦官魏忠贤党徒诬陷，辞官归。

崇祯元年（1628）起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斩杀皮岛守将毛文龙。同年十一月，金军避开宁远、山海关，绕道龙井关入长城，直趋北京。崇焕率军入京拒敌。同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被逮下诏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以“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遣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罪磔死。一佘姓家仆夜收其骸骨葬于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终身守墓不去。其子孙亦遵祖训世代相继守墓至今。

刘墉

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项橐（xiàng tuó）

项橐（xiàng tuó），春秋时期莒国（今山东日照）的一位神童，虽然只有七岁，孔夫子依然把他当作老师一般请教，后世尊项橐为圣公。《战国策·秦策五》： “甘罗曰：‘夫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焉，奚以遽言叱也？’”后以“项橐”代称早慧的儿童。据考，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战国策》。

人物设定

项橐（xiàng tuó）：他是春秋时代莒国神童，学识渊远，为当世及后世之师，被尊为“圣公”。

项羽与项橐关系推断：项橐因为“圣人之师”，算是比较早的一位项氏名人；项羽，中国古代“勇战”派代表人物，秦末起义军领袖，秦亡后称西楚霸王。如果按照“项无二姓”的说法，那么这二位肯定有莫大的关系，首先最简单明了的就是项橐肯定项羽的老祖，即使不是一脉，但是肯定项橐要比项羽早出生好几百年，因为项橐是春秋时期莒国的人，而项羽是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的人，由此可以断定项橐是项羽的祖先。

一般项师为项氏公认的第一祖，下面依次是师---昊---橐---绣---文叔---徽---绎---承---燕---荣---箕（庄）---明---隆---镇---延---赴---益绎---谈---墀---潘---霖---治---森---璨---堃---钻---虞---蛟---覃---轼---邦---瑀---岿---善卿---灏---翊---元旺（斯）。

项师为项氏第一祖，项橐为项师之孙，第十代至项荣，项荣为项羽、项庄的父亲，项羽与项庄为亲兄弟，我们很清晰的看出项橐、项羽之间的世系。

此处有疑问，既然项橐十岁就死了，怎么还会有绣、文叔等后代呢，更不用说项羽了。

历史记载

《战国策·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

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于秦。文信侯因请张唐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辞曰：“燕者，必径于赵，赵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罗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今吾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行之。”文信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为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

《淮南子·修务训》

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谢子见于秦惠王，惠王说之。以问唐姑梁。唐姑梁曰：“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后日复见，逆而弗听也。非其说异也，所以听者易。夫以徵为羽，非弦之罪；以甘为苦，非味之过。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状，以为宝而藏之。以示人，人以为石也，因而弃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于荆山之下。

《淮南子·说林训》

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车，虽异路，所极一也。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人有盗而富者，富者未必盗；有廉而贫者，贫者未必廉。蔐苗类絮而不可为絮，磨不类布，而可以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险者不得履绳。羿之所以射远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远者，非辔衔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轮复其所过，故能远。羊肉不慕蚁，蚁慕于羊肉，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于醯酸。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见大，以近喻远。十顷之波可以灌四十顷，而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疱而发痤疽，若珠之有类，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榛巢者处林茂，安也；窟穴者托埵防，便也。王子庆忌足蹑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龟鳖，势不便也。汤放其主而有荣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谤，所为之则同，其所以为之则异。吕望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矜，以类相慕。《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项橐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于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

《论衡·实知》

难曰：夫项橐年七岁教孔子。案七岁未入小学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学问，谓若项托之类也。王莽之时，勃海尹方年二十一，无所师友，性智开敏，明达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奏：“方不学，得文能读诵，论义引《五经》文，文说议事，厌合人之心。”帝征方，使射蜚虫，策射无〔弗〕知者，天下谓之圣人。夫无所师友，明达六艺，本不学书，得文能读，此圣人也。不学自能，无师自达，非神如何？

《春秋后语》

《御览》四百四引《春秋后语》

甘罗曰：“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

《高士传》

《文选》卷二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中“庶士倾风，万流仰镜”句下李善注引晋人嵇康《高士传》谓：项橐七岁为圣人师。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注曰：“言与万物同流匹”。雒书曰：秦失金镜。郑玄曰：金镜，喻明道也。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六实知》

难曰：“夫项讬年七岁教孔子。见国策七、淮南修务训、说林训注、新序杂事五。御览四百四引春秋后语作“十岁”，误。隶释童子逢盛碑云： “才亚后橐，当为师表。”“后、项”，“橐、讬”， 音近假借。新序杂事五云：“秦项橐。”是项橐秦人。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曰：“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孟康注云：“人，项橐也。”淮南修务训 云：“项讬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 少，为闾丈夫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似亦以项橐为里党人。史记孔子世家又云：“达巷党人童子。 ”则孟康盖本旧说也。以为秦人者，潘维城曰：“当由甘罗尝言之。”文选颜延之皇太子释奠诗注引嵇康高士传：“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注：‘言与万物同流匹也。’”此更神其说也。盼遂案：战国策秦策五：“甘罗曰：‘夫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淮南子修务、说林皆作项橐。论衡此文作项讬，与汉书董仲舒传孟康注 同。盖古讬、橐音同。又案：项讬性自知说，亦本董仲舒传。传云：“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注：“党人项橐也。 ”此仲任所本。（此则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三及俞正燮癸 巳类□卷十一项橐考。）案七岁未入小学，王制疏引尚书大传周传曰：“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 十三入小学。”又略说曰：“余子十五入小学。”而教孔子 ，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 其次也。’见论语季氏篇。夫言 生而知之，不言学问，谓若项讬之类也。王莽之时，勃 海尹方年二十一，无所师友，性智开敏，明达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奏：‘方不学，得文能读诵，论义引五经文 ，文说议事，厌合人之心。’帝征方，使射蜚虫，策射无非（弗）知者，先孙曰：“非”当为“ 弗”。天下谓之圣人。夫无所师友，明达六艺，本不学书，得文能读，此圣人也。不学自能，无师自达，非神如何？”曰：虽无师友，亦已有所问受矣；不学书，已弄笔墨矣。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安能有知？项讬七岁，其三四岁时，而受纳人言矣。“而”读“能”。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时，多闻见矣。性敏才茂，独思无所据，御览九七〇引作“使圣人空坐独思”。不睹兆象，不见类验，却念百世之后，有马生牛，牛生驴，桃生李，李生梅，圣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颜渊，孝如曾参，勇如贲、育，辩如赐、予，论语云：“言语，宰我、子贡。”圣人能见之乎？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篇文。论损益，言“可知”；称后生，言“焉知”。后生难处，损益易明也。此尚为远，非所听察也。使一人立于墙东，令之出声，使圣人听之墙西， 能知其黑白、短长、乡里、姓字、所自从出乎？沟有流堑（澌），先孙曰：“堑”当作“澌” 。四讳篇云：“出见负豕于涂，腐澌于沟。”（淮南泰族训：“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许注云：“渐，水也。”庄逵吉据御览校改“渐”为“澌”，与此误同 。）曲礼下郑注：“死之言澌也，精神斯尽也。”泽有枯骨，发首陋亡，肌肉腐绝，使〔圣〕人询之，先孙曰：“使人”当作“使圣人”，此挩一“ 圣”字。能知其农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若”犹“与”也。非圣人无知，其知无以知也。知无以知，非问不能知也。不能知，则贤圣所共病也。

《高士咏·项橐》

唐·吴筠

太项冥虚极，微远不可究。

禀量合太初，返形寄童幼。

孔父惭至理，颜生赖真授。

泛然同万流，无迹世莫觏。

人物经历

神童诞生

在岚山区的南部，巨峰和碑廓交界处，有条东西走向的山脉，绵亘起伏近廿华里。东头一座山，峰峦耸峙，名叫幽儿崮，山峰成北南走向，在山峰的西北角，离峰顶50米左右，岩石形成一个圆圈，约有半亩地，过去这里有座奶奶庙，站在庙天井，南可望见海洲湾，海水在阳光照耀下好似一泓水晶。西边一座山，叫圣公山。站在山前的碑廓镇向北望，像是一个大椅子圈。圈内有座庙，叫圣公庙，坐北朝南站在庙天井里近可看万亩湖、绣针河、岚坪铁路和岚兖公路上车来车往；远可望见连云港的云台山。幽儿崮和圣公山之间有座矮山叫火石顶，似一条压弯了的扁担挑两山。古时候有三条驿道从圣公山前经过。一是南北方向的，南经碑廓、青口、海州、下扬州，北经巨峰、沈町奔青州；另条东南西北向的，东经甫田庄、前合庄、安东卫到岚山，西北经山西头、朱芦、坟疃、莒州、沂水到泰安。还有一条是西南东北向的，向西南经东西辛兴、十字路，去沂州、徐州等地。东北经巨峰、涛雒、日照，奔胶、莱一带。这三条驿道都在圣公山前的袁家庄交会。此地周朝属纪国，后并于莒，到战国时代，莒国先被楚灭，后被齐吞，成为齐国的南大门。

与世无争

就在这山清水秀、交通便利的袁家庄村后，住着一户姓项的人家，妻魏氏。此家男耕女织，待人诚恳，邻里和睦，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魏氏怀孕后，在家仍纺线织布，料理家务，出门拾草、捞柴、捡茹、挖药，样样都干。这年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与邻居姑嫂二人一块儿到幽儿崮挖药材。来到崮顶西北角，感到腹中阵阵坠痛，不一会儿，魏氏生了一个男孩，哇啦一声，响彻山谷。邻居姑嫂二人前来帮忙，想脱件上衣包孩子回家，但孩子脐带还未断，母婴仍相联，姑嫂二人就用随带的柴刀剁，铲子铲，忙活了一大会儿，汗流满面，脐带仍未截断。这时魏氏想起平时经常被茅草叶子划破手指，劙破脚脖，就让姑嫂二人用茅草劙试试，果然奏效，一劙两断，嫂子抱着孩子，村姑搀扶着魏氏，一同往回走。丈夫听说妻子在山上生了孩子，就跑去迎。接过孩子一看，小孩子长的天格方圆，地格饱满，脱口而出说，像个小橐（口袋）就叫他橐吧。魏氏同意，因姓项，以后大名就叫项橐。

孔子师项橐

兖州城西北旧关村，原为古城西关外，称“达巷党”，当年孔子任中都宰，往来憩息于此。《论语·子罕》：“达巷堂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儿便是《三字经》中“昔仲尼，师项橐”的地方。那位聪明的孩童项橐，在地上画了座城，硬让一代圣人孔子“绕城而过”，不得踏城直进，且能言善辩，令孔子佩服，遂拜其为师，“七岁而为孔子师”留下佳话。旧关村东原有”达巷党人里”石碑，可惜毁于“文革”中。但孔子在此师项橐的故事，却世代流传，在民间传说中又增添了幽默色彩，变幻了故事主题，颇有意思。

下面选录其一：

相传有一年冬天，孔子游说讲学，一日行至兖州西关（今旧关），遇见一个小孩正用树枝在路上画画。孔子凑近一看，见小孩画了一座城，孔子见他画得认真仔细，城也画得很漂亮，不忍从上面踏过，便从一旁绕着走。

孔子刚刚走过，不想那小孩竟气恼地甩掉画画的树枝说：“你这老先生好没道理，放着城门不走，为何绕城而过？”

孔子以为小孩误解自己，便解释说：“我是看你城画得好，怕踩坏了，才绕道而过，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小孩不以为然地说：“城若不让人过，要城有何用？我画的城就是让大家走的。”

孔子见小孩聪明伶俐，顽皮中显露才智，有心试探他一番，故意为难地说：“你画的城门这么小，我如何过去呢？”

没想到那小孩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地回答：“对，画上的小城门是给小人走的，你是大人，应该走大城门，这如何办呢？我再给你画个大的吧？”说着，小孩转过身去对着兖州城方向，用手指在空中虚划一番，然后恭敬地对孔子说：“大人，那座城画好了，请上路前行吧。”

见到这么聪颖的孩子，孔子顿起爱才之心，就约他一路同行。因为是冬天，树上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只有松树和柏树仍挂着绿，小孩指着路过的几棵松树问孔子：“老先生，你说松树为何冬天也不落叶，天再冷也能枝茂叶青？”

孔子说：“松树心实不虚，所以才耐得严寒。”

“老先生说得不对，竹子倒是心虚不实，可他也跟松树一样耐得严寒。”

孔子见小孩说得很有哲理，感叹地说：“虚心之竹，四季常青，人应学松之品质，竹之虚心，吾常言‘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这孩童可为吾师也。”

两人走到护城河时，正巧有一群鹅“哦哦”地叫着跳进了水里。小孩又问孔子：“老先生你说说鹅的叫声为什么这样响亮？”

孔子想了想说：“鹅的脖颈长，故能引吭高歌。”

小孩摇摇头说：“老先生，那井里的蛤蟆河里的蛙，脖子能算长吗？却是叫声震天不亚于鹅。”

孔子暗自佩服这小孩子才智过人。

两人又往前走，来到城门口，忽然听到一阵阵吹吹打打的喇叭声，只见从城里走出一队送葬的人。领头的那个人披麻戴孝，挥舞着器丧棍边走边唱，后面的那些人却没有哭的。

孔子心里老大不快，正想走过去教训他们一番，却被那小孩拉住了胳膊。待到送葬的人走远，孔子责问小孩说：“生之于父母，养之于父母，父母过世悲哭才是。刚才那帮人不光不流眼泪，而且还边走边唱，真是不成体统。我要去教训教训他们，你却把我拉住，这是什么道理？”

小孩反问孔子：“老先生可曾听清他唱些什么？”

孔子说：“不曾听清。”

“您连人家唱些什么都没有听清，却要去教训人家，不知老先生怎样‘对症下药’？”

孔子问小孩：“你可曾听清他唱些什么？”

“听清了。他们唱的是‘肥猪出了圈，野马上了羁，金银入了柜’。”

孔子不解，他问小孩：“你可解得这其中之意？”

小孩说：“这有啥难？‘肥猪出了圈’就是闺女找了婆家，‘野马上了羁’就是给儿子娶了媳妇，该操心的事都操完了。”

孔子又问：“那金银入了柜又作何讲？”

小孩说：“金银入了柜”指的是父母享尽天年有了归宿。老先生刚才讲过，生之于父母，养之于父母，这话不假，但是父母过世不一定悲哭就好，有的人父母在世时百般虐待，是不孝之子，而父母去世时却装出一副孝敬悲伤的样子，放声嚎哭，以欺世人。而有的人却不这样，父母在世时他们问寒问暖，百般敬重；父母过世时，心中虽然悲痛，但却问心无愧。真正孝敬的人，悲痛只是装在心里，有些啼啼哭哭的人不过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刚才那人一路走一路唱，我看他是个懂得孝道的人。唱只是有意警醒世人，并不为过。”

孔子点点头，觉得这孩童不但才华过人，而且深知孝道。礼贤下士的孔子便和这孩子结下忘年之交，拜他为师。

这个孩子就是项橐。

文献记载

项氏宗谱

婺源《汝南项氏宗谱》：项橐，字仲廉，鲁人，生周敬王丁未（前494）三月十八日。世居曲阜县奄宅里鲁城洙泗泽。

《三字经》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译：从前，孔子是个十分好学的人，当时鲁国有一位神童名叫项橐，孔子就曾向他学习。像孔子这样伟大的圣贤，尚不忘勤学，何况我们普通人呢？西汉时路温舒把文字抄在蒲草上阅读。公孙弘将春秋刻在竹子削成的竹片上。他们两人都很穷，买不起书，但还不忘勤奋学习。

别称考证

“达巷党人”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附“项橐考”一节，曾引刘师培说，证“汉儒相传，殆均以达巷党人即项橐也”，“大项”盖即“达巷”转音，“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 [2]

“太后詫”、“大后橐”

汉代部分画像砖（石）中，对项橐的榜题标为“太后詫”或“大后橐”。中国台湾学者邢义田在其著作《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中写道：“关键性的榜题‘太后詫’正巧可以与和林格尔汉墓孔子见老子壁画中的残榜‘大后橐’参照，可证太（大）后詫即项橐。”

古树

鉴定规范

根据《古树名木鉴定规范》，古树按照树龄进行分级：

• 一级古树：树龄在500年以上。
• 二级古树：树龄在300 - 499年。
• 三级古树：树龄在100 - 299年。

在实际认定中，还会参考树木的种类、胸径、历史文化价值等因素。例如，柏树类、白皮松、七叶树胸径（距地面1.3米）在60厘米以上，油松胸径在70厘米以上，银杏、国槐、楸树、榆树等胸径在100厘米以上，且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常被定为一级古树。名木则不受年龄限制，不分级，通常包括国家领袖人物亲植树木、与著名历史文化名人或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树木等。

不同国家对古树树龄的规定差异较大，在西欧、北美一些国家，树龄在50年以上的就定为古树，100年以上的古树被视为国宝。

北京的古树

在北京，古树的红标牌代表一级古树，树龄在300年以上；绿标牌代表二级古树，树龄在100年至300年之间。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喜庆和权威，用红色标牌标识一级古树，意在强调其重要性和保护的紧迫性；绿色象征着生命、健康和成长，用绿色标牌标识二级古树，表达了对这些树木的尊重和保护愿望。

古树信息的查询

以下是一些查询北京古树具体信息的方法：

• 利用官方网站：可以访问北京市古树文化智慧化平台，该平台系统性地整理了北京市的古树文化资源，能查询到一些古树的详细信息。还可以登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在相关的政务公开或古树名木管理板块中查找有关古树的信息。
• 借助社交媒体：关注“首都园林绿化”和“文旅北京”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微博。首绿办等部门会通过这些渠道发布古树主题游线等信息，其中可能包含古树的具体介绍。
• 查看各区政府网站：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网站、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网站等，部分区会在网站上公示本区古树的相关信息，包括数量、等级、分布等。
• 咨询相关部门：直接联系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或所在区的园林绿化部门，咨询他们关于特定古树的信息。也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中心电话(010)89150703进行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