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街四牌楼历史考

作者：常会营

牌楼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有华人聚集的唐人街大多立有牌楼。北京历史上重要的街巷，常以牌楼为主要标志。然而随着城市的变迁，这种标志几乎被岁月冲刷殆尽。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这些地名，随着标志性牌楼的拆除而改名西单、东单、西四、东四，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能了解这些名称后面的具体含义了。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城里的牌楼不仅是极为重要的文物古建筑，属于人类文化瑰宝，还有烘托北京城整个市容风格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今京城，唯一仍依清代规格保留下来的古老街巷，仅存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又名成贤街。

国子监街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南为方家胡同，北为五道营胡同。国子监街是京城唯一保存四座牌楼的古巷。横贯街巷四座一间式彩绘牌楼，将这条浓荫蔽日的街道，点缀得分外古朴庄肃，著名的北京国子监和孔庙就座落在这条街巷的中端偏东。两组建筑坐北朝南，东为孔庙，西为国子监，符合古代“左庙右学”的规制。街上四座牌楼，东西街口各一座，额枋曰“成贤街”，国子监大门两侧各一座，额枋曰“国子监”。

据考察，北京现存街道上的明、清牌楼有6座，即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楼、颐和园东门外的牌楼。笔者所要着重考察的是：牌坊和牌楼是怎么发展演变而来的？成贤街与北京的坊有什么历史联系？国子监街四牌楼到底是建于何时？民国至现今有哪些变化？这是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带着种种疑问，笔者搜集了诸多历史典籍和研究论著，并参考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逐步对其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一、牌坊和牌楼的历史演变

牌坊和牌楼的起源和发展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牌楼与春秋以来的里坊制度密切相关，特别是北宋中期随着里坊制的解体，出现了脱离坊墙的独立的牌坊。这一观点可谓有史可证，但并不全面。

关于牌坊的起源，民国时乐嘉藻先生认为，现在的牌坊，来源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设于道周围或者桥头及陵墓前面的，这是由古代华表发展来的。华表的设立，本来是为了道路标志所用的，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也变成了装饰之物，就是牌坊[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页]。而据乔云飞、罗微的研究，华表的起源很早，汉代时候便有人认为它是由古代流传的尧时的“诽谤之木”演变而来。当初尧帝将之立于桥梁，在柱头上相交而成。秦朝废弛，汉代开始恢复，“大板贯柱四出”的华表,可以在许多汉画像石刻及元画中看到,其形状为木柱上用两块十字交叉的板。它主要位于官署、驿站和路口、桥头两边,是作为一种识途的标帜。晋代华表以横木相交于柱头，状如花，形如桔槔，在大路交通要道都设置，当时西京称之为“交午柱”。华表开始出现在陵墓前,作为坟冢的标志物,约始于东汉,多为石制。到南北朝时,陵墓前使用华表更为流行。在明清有的民间冢墓前面仍可看到立两座石制的标竿[参见乔云飞、罗微：《牌坊建筑文化初探》，载于《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二是设于公府坛庙大门之外的，是由古代的乌头门而来。《唐六典》上记载说，六品以上官员，仍用乌头门。乌头门类似现在的棂星门，而乌头门也有变为牌坊样式的[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页]。据金其祯先生的研究，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对如何建造“乌头门”作了详细规定和介绍,云“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揭,三日阀阅,今呼为棂星门。”由于“乌头门”含有族表门第之意,因此“乌头门”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又被称为“阀阅”。由于“乌头门”起了标榜“名门权贵、世代官宦”之家的作用,因此成了上层等级的代名词,后世所称的“门阀贵族”、“阀阅世家”也即由此而来[参见金其桢：《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三是用以旌表忠贤贞烈，是由绰楔之制发展而来的。之所以变名为坊者，是度量绰楔的设置，或者在坊门，或者是按照它的规制，美其名曰坊。牌与榜相同，是用来揭示的，旌表之法，必然有词书写于片木制上，揭示给民众。所以牌，是用来书写字的片木，坊，是用来支持或装饰此牌的建筑物。[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5-86页]据乔云飞、罗微的研究，乐嘉藻所言的旌表忠贤贞烈的绰楔之制，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汉代亦延续下来，而唐宋时尤甚[参见乔云飞、罗微：《牌坊建筑文化初探》，载于《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

据乐嘉藻所言，华表、乌头门、绰楔之形制，都是两柱相对而立，后世的棂星门以及现在简单的牌坊，也用两柱，除了棂星门外，无论用在何处，现在都叫坊了。其形制则由两柱进为四柱，也有用六柱的[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6-87页]。

周代的揭橥与上面三类中的华表和绰楔相近，可以称得上牌坊的初始来源。而根据乐氏后面的注解，我们可以知晓，最早原始氏族部落门前各有一图腾竿状物以便区别。后来的华表有学者认为即来源于这种图腾杆子。诚如是，则原始部落门前的竿子便可称得上是华表（乃至牌坊）的最早来源。总之，乐氏认为，由周之揭橥，变为汉之华表及五代之绰楔，后来由绰楔而又变为牌坊，即今之节孝坊、乐勅坊等。而据金其祯的研究，最迟在春秋中叶，已经出现了衡门，亦可看做牌坊的原始雏形[参见金其桢：《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由华表演变来的，现在仍有最古式之华表，即现在道口之指路牌。另如有用作装饰用的，如宫门外及陵墓上之华表。有用作牌坊式者，如北京各大街、各胡同口之牌坊；玉蝀桥、积翠桥等两端之牌坊及陵墓上之牌坊[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8页]。那么，据此可推知，国子监街两旁的“成贤街”牌坊，其主要功用，应该还是起一种标示街道的意思，与此义相合。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汉之华表，再往上推可以至周代的揭橥。而联系到揭橥的造型及功能，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尧帝时期于桥头设立的“诽谤之木”。

在唐时有乌头门之形制，似由对立的两柱之中，加以门扉，置于大门之外，此样式变为后世的棂星门，现在仍有，如各坛庙之棂星门[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88页]。据此可知，孔庙属于坛庙，孔庙大门一般都有棂星门，北京孔庙大门称“先师庙”，其形制虽与其他孔庙不同，但也曾称为棂星门[据乐嘉藻先生对“棂星门”之注解：灵星即天田星，古时祭先祭灵星。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在郊外筑祭台，外垣置灵星门。宋景定《建康志》载，移灵星门用于孔庙，即以尊天之礼尊孔。后来以门形如窗棂，故改称灵星门为棂星门]。北京的天坛圜丘坛、地坛方泽坛、日坛内坛等皆有棂星门，它是坛庙的重要标志。也有用作牌坊式的，各公署大门外之辕门牌坊，也属于此类型。据此可知，国子监街上的“国子监”牌楼，应该由此而来，因为国子监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最高官员祭酒清初曾经是正三品，后改为从四品。因此，“国子监”牌楼应是作为公署而设的。这一形制应该是由唐之乌头门发展而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晓，无论是坛庙还是衙门公署，它们应该都具有一定的品级，是君主制时代权威等级制度的一种象征。

牌楼和牌坊是有一定区别的，牌楼上面有斗拱楼檐遮盖，牌坊则无，因此成贤街和国子监牌坊应称牌楼更为合适，但这种区分主要是近现代学者如梁思成、罗哲文先生等提出的，之前则相对模糊。根据梁思成先生《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他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而阙最初见于春秋时代，是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而到了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祠庙、陵墓、官宅都建起阙，作为铭记功绩和装饰之用[巴玥、栗功：《探究中国传统牌坊建筑的历史性与文化性》，载于《作家杂志》，2011年第8期]。因此，我们可以将“阙”看成是牌楼形制的原始蓝本。

牌楼的出现似乎很早，据欧阳修《新五代史·杂传第二十七》所载：“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处直率兵救之。战于沙河，为梁兵所败。……初，有黄蛇见于牌楼，处直以为龙而祠之。”（《钦定四库全书?五代史卷三十九》）可知光化三年（900年）即在唐昭宗李晔执政时期，便出现了牌楼之称，由此可知，牌楼的出现似乎可以追溯到唐末。

元代似乎亦有牌楼之称，根据《元史·百官志第三十六》：“牌楼口千户所，秩正五品。”（《钦定四库全书·元史卷八十六》）另根据《明集礼卷一?吉礼第一?祀天》：“执事斋舍在坛外垣之东南，牌楼二，在外门外，横甬道之东西。”《明典汇》载，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1370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由此可知，在明初洪武年间确实已经有牌楼存在。但查看此时典籍中的牌坊、牌楼之划分似乎如前面所言不是那么明显。例如，明代《对山集?阌乡儒学记》：“庙东西又牌坊二，盖自洪武时县令金元亮创为，至今已百有四十岁，岁远人亡，可知其陋否也。”（《钦定四库全书》）

明清时期,立牌坊成为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封建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或经地方学校选拔、考核，选送到国子监读书的岁贡、恩贡、拔贡、优贡、例贡、副贡等，可在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地方官府按规定“牌匾银”官方出资建功名坊。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廷试进士赐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司建状元坊予以旌表。圣旨建坊正是自此开始的。那么，这就更加证明了上边的推论，即洪武年间已经有牌坊（牌楼）存在，但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和不易的事情，只有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才以及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才能经政府审核批准后出资建功名坊。（责任编辑：墨翰）

三、国子监街四牌楼何时建

据《钦定四库全书卷六十八·明史》载：“永乐十五年，作西宫于北京。……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中朝曰奉天殿，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丹墀东曰文楼，西曰武楼，南曰奉天门，常朝所御也。左曰东角门，右曰西角门，东庑曰左顺门，西庑曰右顺门。正南曰午门，中三门翼以两观，观各有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午门左稍南曰阙，左门曰神厨，门内为太庙，右稍南曰阙，右门曰社，左门内为太社稷。又正南曰端门，东曰庙街门，即太庙右门也。西曰社街门，即太社稷坛南左门也。”

又据《钦定四库全书卷四·钦定日下旧闻考》：“（永乐）十八年九月，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明史·成祖本纪》）原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髙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五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十八年冬告成。（《明成祖实录》）”

由此可知，“（永乐）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所言主要是指故宫。《钦定四库全书卷四·钦定日下旧闻考》载“原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结合上述二则材料可知，庙社是指太庙和社稷坛（《春明梦余录》：“太庙在国之左，永乐十八年建庙。京师如洪武九年改建之制，前正殿九间，翼以两庑，后寝殿九间，间一室主，皆南向，几席诸品备如生仪。”）郊祀应是指天坛（《春明梦余录》：“天坛在正阳门外，永乐十八年建。初，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称为天地坛，后既分祀，乃始专称天坛。又京师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行礼如前仪。”又《钦定续文献通考》：“成祖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郊坛成。建于正阳门南之左，缭以周垣，周九里三十步，规制礼仪悉如南京”。）

那么坛场还包括哪些呢？根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先农坛成。”又据《明一统志》：“钟楼，明永乐十八年建。盖迁都北京、营缮宫阙时也，后亟毁于火。”又“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山川坛成。原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缭以垣墙，周回六里。”（《明成祖实录》）又“原法昌寺在县治东北，永乐十八年建。”（《寰宇通志》）又“神乐观在天坛西南，明永乐十八年建，处乐舞生之有事于郊庙者，领以提?知观太常寺。”（《畿辅通志》）又“成祖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太岁坛成”。（《钦定续文献通考》）又“永乐十八年，北京朝日坛成。建于东长安门外，春分日致祭。……永乐十八年，北京夕月坛成。建于西阜成门外，秋分日致祭。”（《宣德鼎彝谱》）

那么坛场里面是否包括孔庙、国子监呢？我们所能查到的史料只有“永乐十八年，礼部言国子监生岁益增，又会试下第举人例送监，今学舍隘不能容，请以监生南人送南京国子监，下第举人发还原学进业，以待后科。自今岁贡生员，请如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州二年，县三年贡一人。从之。”（《钦定四库全书·礼部志稿·酌处监生岁增》）

据《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永乐二十年八月辛卯，皇太子令工部脩北京国子监。”由于以上的史料中并未提及孔庙、国子监修缮，所以永乐二十年（1422年）皇太子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就显得非常关键了，成贤街四牌楼是否在此时建成，就成为一个关键点。另外，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十·学志二·建修》：“正统九年春三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新建太学成，是否在此时建成贤街国子监四牌楼，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永乐年二十年（1422年）八月，太子朱高炽命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这一史料照常理应该非常关键，但所能查到的史料中也止此一条而已，且根本就未提“成贤街”三字，更遑论成贤街四牌楼之树立。而且根据史料推断，相对而言，这应该是应付急用的修修补补，因为该年政事异常繁忙，根本就无暇顾及大修国子监。就在这一年的春三月永乐皇帝开始外出作战：

丁丑，以亲征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谕之曰：“军国之务，重当明勤，慎以处之，明则能照物，恕则能体物，勤则无怠事，慎则无败事，脩是以率下，庶几其可。”

戊寅，軷祭于承天门，遣官告旗纛、太岁、风、云、雷、雨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晚次榆林。

辛巳，驻跸鸡山，虏之寇兴和者，闻上亲征，遂夜遁，诸将请急追之，上曰：“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踰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敕前锋都督朱荣等令驻兵雕鹗，俟大军至乃行。仍敕将士严备御。（《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

永乐二十年（1422年）夏五月甲戌日，永乐皇帝敕告皇太子：“朕今已至闵安，将及开平，去京师渐远，中外庶务悉付尔处决，军机重事则令五府六部商议至当，启汝而行，不必奏来，仍敕文武群臣协辅导。”（《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皇太子朱高炽就是在这样的授意下对国子监进行修葺的。对国子监进行大修大建并修建牌楼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性较小，一是永乐皇帝不在京师，朱高炽始终惧怕其父（即便给外出征战父亲送蔬菜水果表孝心，都受到永乐帝斥责，时在该年夏五月庚辰），如此大事自然不敢擅决；二是当时恰遇大灾之年，又要进行战争，财力受到限制。

永乐二十年夏五月，“广东广州等府飓风、暴雨、潮水泛溢，人溺死者三百六十余口，漂没庐舍千二百余间，坏仓粮二万五千三百余石。事闻，皇太子令户部遣人驰驲抚问”（《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又永乐二十年六月，“是日（注：乙卯），直隶广平、邯郸、成安、肥乡、真定无极、藁城、大名、浚魏、河南襄城县霪雨伤稼。癸酉，皇太子免南北直隶并山东、河南郡县被水灾粮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马刍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余束”（《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一方面永乐帝对外征战需要巨额军饷，一方面夏五月广东广州等府飓风、暴雨、潮水泛溢，夏六月直隶广平、邯郸、成安、肥乡、真定无极、藁城、大名、浚魏、河南襄城县霪雨伤稼，南北方受灾严重，人员大量伤亡，房舍成片倒塌，粮食坏烂减产。又要筹集军饷，又要抗洪救灾，又要免粮安民。刚过仅仅两个月，八月，太子朱高炽又命令工部修北京国子监。可知此时国库空虚，财力匮乏，对于北京国子监的修葺不可能是大规模的，此时新建成贤街四牌楼可能性并不大。

根据常理推论，新建成贤街四牌楼，首先必须有成贤街之实。若无成贤街存在，何谈成贤街之牌楼？根据《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五：

（洪武十五年五月）上谓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国学新成，朕将释菜，令诸儒议礼。……礼毕，学官率诸生先序立成贤街，恭伺驾还。明日，祭酒率学官上表谢。上从之。

这里是《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成贤街，结合历史，我们知道这里的成贤街是南京的成贤街。考察文献内容，可知此处是明太祖朱元璋为表达对孔子及儒学的推崇，让礼部尚书刘仲质与儒臣定释菜礼之仪式，并视学仪。制定出来后，朱元璋满意，听从了。时在洪武十五（1382年）年五月。又“洪武十四年（1381年）夏四月丙辰朔，诏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七）据上所述，所谓国学新成，应该就是指南京鸡鸣山下的国子监。由此可知南京国子监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改建，十五年（1382年）建成，成贤街也于此时正式出现。

另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二，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辛卯朔日，明成祖朱棣效法其父朱元璋，为推崇孔子及儒学，让礼部进献视学仪注，并亲自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博士、助教讲经，并发表圣谕赞颂孔子之道。但是，这里所谓的成贤街依然是在南京。因为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宣布定都北京，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才正式迁都北京，在奉天殿朝贺，大宴群臣。[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北京历史纪年》，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第138页。]

《明实录》中首次出现北京的成贤街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根据《明实录·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

正统九年三月辛亥朔，上幸国子监。……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毕，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

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辛亥朔，明英宗驾幸国子监，率文武百官于孔庙大成殿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此条材料非常重要，其特殊性在于，上面刚刚提到，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也就是说，新建太学（国子监）完成刚刚一个月，明英宗便迫不及待地来孔庙国子监行释奠礼（释菜礼），而且前往太学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了。而且此段文字“成贤街”两见，即“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以及“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而这里的“成贤街”，已经是指永乐迁都北京之后的北京的成贤街了。而通过这一史料，我们可以将北京成贤街的出现时间上推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那么，成贤街上是否有四牌楼存在呢？正如上面提到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鉴于大明国子学规模小，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遂改址，在南京鸡鸣山下扩建大明国子监。恰恰在这一年，《明实录》中第一次出现了成贤街，朱元璋也首次临雍视学。明英宗此举与太祖朱元璋可谓如出一辙，新建太学（国子监）完成刚刚一个月，明英宗便迫不及待地来孔庙国子监行释奠礼（释菜礼），而且前往太学临雍视学。如果朱元璋彼时的南京成贤街已经有牌楼，那么明英宗此时的北京成贤街有牌楼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通过《明实录》中的记载，我们亦知道，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以至清世祖（顺治）等都曾驾幸国子监，率文武百官于孔庙大成殿行释奠礼（其实是释菜礼），并前往太学彝伦堂视学，听祭酒、司业讲经。应该说，这一仪式初创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并由明成祖、明英宗等后代皇帝所效法。而且，这历次视学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有成贤街出现，可知成贤街已经被后代所沿用，直至清代。

北京孔庙国子监前成贤街名称的出现时间，目前只能追溯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而成贤街四牌楼此时很可能树立。我们可以借助相关材料进一步考证。根据《彭惠安集》：“臣忝备藩司，职在牧民。……伏惟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然而官府仓库少有储蓄，人民衣食艰以自给，比之国初无经营征战之事，无创作营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财之多也。……初牌坊少树，今街衢充斥矣。”（《钦定四库全书》）

明代彭韶(1430-1495年),字凤仪,谥惠安,福建莆田人。明英宗天顺元年(1475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四川按察副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明清时布政使别称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由文中可知，当时彭惠安应该是任广东布政使之职。而观其文意我们可知，在明朝开国之初，牌坊应该是非常之少的，而到了他生活的年代(1430-1495年)，牌坊已经是遍布坊巷街衢了。北京孔庙国子监前成贤街的出现时间，目前我们追溯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正处于彭惠安生活的时代，这也为成贤街四牌楼的树立提供了旁证。

此外，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明英宗诏令太监阮安，都督同知、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领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落成之日，奉英宗谕旨，将京城九门中的五座城门更用新名，即将南城垣的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分别改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东城垣的齐化门改为朝阳门；西城垣的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其余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四门仍旧。另参考阎崇年先生新著《大故宫》：“正统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内城九门楼建成之后，崇楼峻阁，固若金汤，崔巍宏丽，焕然一新。”[阎崇年：《大故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30页]由此可知，正统年间，北京九门之外才各立牌楼，也即永乐、洪熙和宣德年间，九门之外尚未立牌楼。九门作为北京内城重要门户，正统年间才在其外各立牌楼，可知其他地方牌楼是很少有树立的。这与上面一则材料是相吻合的，也说明了正统年间牌楼才得以广泛树立。

另据《钦定国子监志卷十·学志二·建修》：“正统九年春三月，新建太学成。（《明史·英宗前纪》）谨案：先是，太学因元之陋。正统元年，李賢上言：‘国朝建都北京，佛寺时复修建，太学日就废弛，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至是落成。有‘御制重建太学碑文’。”[【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65页]

明英宗视学应在正统九年三月。而通过《钦定国子监志》和《日下旧闻考》所载，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信息“先是，太学因元之陋（旧）”。也就是说，在明英宗新建太学之前，太学是因循着元代之陋（旧）的。所以正统元年（1436年），李賢上言说，国家建都北京，佛寺时时修建，太学日渐废弛，如何能示法于天下。所以请求以修佛寺的费用，用来修建太学。明英宗听从了。由此来看，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其修建规模和程度明显要超过永乐二十年（1422年）皇太子令工部脩北京国子监。不然，李賢也不会在正统元年（1436年），仅仅十四年之后，上书明英宗要求修举太学了。根据《钦定国子监志·建修》所载：“正统八年，修国子监先师庙。（谨案：孙承泽《学典》：‘正统元年，李賢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从之。’《明史·英宗纪》：‘正统九年，新建太学成。释奠于孔子。’盖是役创议于元年，下诏于八年，工成于九年也。）”[【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55页]可知，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正式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

还有一条新发现的重要信息资料，同样来自《钦定国子监志》。在《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四·金石志十二·诸刻》中，记载了明代的《文庙国子监图碑》：

上为图，下为记。记二十五行，剥蚀难辨。首行题《文庙国子监创建志》。志中先记殿宇内、外，次御碑，（即明英宗御制新建太学碑。）次圣像，次彝伦堂，（以下字缺，疑即东西讲堂）及绳愆、博士二厅，率性、修道各堂，鼓房、钟房、斋房、典簿厅、（碑载典簿厅十五间。《春明梦余录》云三件，盖据《明太学志》嘉靖十年改建之后而言）典籍厅、（碑载三十九间。《春明梦余录》云五间）会馔堂、共廨房、厨井、仓库各房，无不备载。又记东、西牌楼四座，旧碑十通，号房二十二号五百二十一间。后记器用。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在太学门右，南向。[【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140页。]

由“又记东、西牌楼四座”可知，在立《文庙国子监图碑》时，已经有东、西牌楼四座，应便是成贤街国子监四牌楼。而参考后面“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立石”，可知正统十二年（1447年）国子监街四牌楼已经树立起来。

综合种种资料和有价值信息，笔者推测成贤街四牌楼的修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这一修建很可能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密切相关。如果从正统元年（1436年）李賢上言开始，到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到正统九年（1444年）的新建太学成，通过一年的大规模修缮，重修后的太学为之焕然一新。根据《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四《御制重建太学碑》，“北京故有学在宫城之艮隅，庳隘弗称，乃正统八年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庙右学，高广靓深，所以奉明灵居，来学凡百，所需靡不悉备材出素具，役不及民。明年春成”可知，正统八年（1443年）秋，明英宗下诏修建国子监先师庙，到正统九年（1444年）春天，新建太学成。不过一个月，明英宗便如太祖朱元璋一样前往临雍视学，而此时史料上第一次出现成贤街。明英宗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北京的牌楼得以广泛树立。成贤街四牌楼很可能便是在此背景下，借英宗新建太学之时得以树立。而后，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一月，明英宗又立《文庙国子监图碑》，树立在国子监太学门右。（责任编辑：墨翰）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子监街及四牌楼

民国年间，国子监街仍称“成贤街”。经考证为民国初年（1912年左右）绘制的《北京地图》（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盛，绘制地图普遍采用西法，在城门、寺庙等多处还著有外文），上也标有国子监、孔庙及成贤街。而国子监内又标有“历史博物”，“历史博物”应即1912年于国子监内设立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8年迁往故宫端门和午门。

查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此时的国子监、孔庙统称为国子监，前为成贤街。此图反映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的总体风貌。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11日，“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对北平的文物古建进行大规模修缮。初期工程分两期，孔庙、国子监为二期第三、四两项，各三万元，时间计划为二十五年（1936年）4月至9月底，前三月（1-3月）为准备期。后因工程量大、进度慢等原因，古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对文物古建修缮的数量、规模、时间等进行了调整，推迟了大约一年。更新后的文物整理第二项即为孔庙和国子监，特别提到大成殿丹陛石阶雕龙石刻的保护。关于此次大规模维修的内容和时间，先师庙门西侧墙壁以及太学门内东、西两侧墙壁皆有刻石记录。其中，太学门内东侧墙壁刻石记载：“国子监辟雍、彝伦堂、琉璃牌楼、太学门东西碑亭、钟鼓亭等修缮工程及成贤街木牌楼改筑钢筋混凝土工程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三十日开工，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六日完工。”经过此次修缮，成贤街的木牌楼正式改筑为钢筋混泥土结构。

查考证为民国三十年代（1941年左右）由苏甲荣（毕业于北京大学，工作于北京大学，日新舆地学社的创始人）绘制的《北平市全图》，国子监、孔庙及成贤街俱在，而在国子监里又有图书馆存在（应为南学，为京师图书馆）。查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地图，北平市政府工务局绘制的《北平市城郊地图》，可知此时国子监、孔庙属于内三区。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子监街及四牌楼

1953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北京城的牌楼随即面临三种命运，即保、迁、拆。根据政务院制定的文物保护原则，在公园和坛庙内的牌楼得以保存，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四处牌楼外，其余的全部被迁移或拆除。自1954年1月至1956年9月，在北京城内展开了大规模拆除牌楼等文物古建之战，至此北京城内跨街牌楼仅剩四座，即成贤街两座和国子监两座，其余都销声匿迹。

1956年，成贤街改称“国子监街”，“文革”之中一度改名“红日北路九条”，后恢复原称。鉴于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国子监街于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又被公布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它是全市唯一一条以街命名的市级文物保护街道。

为迎接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以及实现“人文奥运”宏伟计划，国家和市政府斥资逾亿，大规模修缮孔庙和国子监，恢复其旧有的规制和格局。自2005年至2007年，历时三载，终告工成。2008年6月14日，是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北京孔庙和国子监，这两座国子监街上最著名的古建筑，正式定名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近百年来又一次实现了综合对外开放（1928年北京孔庙国子监曾全面对外开放）。经过全面修缮后的孔庙和国子监，已经恢复了历史上的格局与规制。

2009年6月10日，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在京揭晓，北京国子监街成功当选，入选理由是：“有700年历史的北京国子监街，延续着两千年的中国文脉。多年来，国子监街因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浓厚的文化气息，成为国学文化物质载体，并因此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它也是北京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条牌楼街。”（以下图片来自“新华网”）

通过对于国子监街及四牌楼的历史考察，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国子监街及四牌楼悠久辉煌的历史，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故事，更应关注的是这些辉煌历史和生命故事背后所凝聚和沉淀的价值及意义。历史从来不是过去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不管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从来未曾真正地终结过。我们需要用思维补缀历史，用视角切换历史，用情感触摸历史，用存在诠释历史。人因历史而存在，历史因人而新生！ (责任编辑：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