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博物馆

中国农业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83年7月筹建，1986年9月13日正式开放，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是农业农村系统唯一一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国农业博物馆已收藏农耕文物超14万件套，涵盖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土壤标本、农业票证、农业宣传画、农业蜡果、高密年画和古代彩陶等八大系列。牵头组织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项目，于2016年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2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22年，被命名为2021-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25年3月17日，入选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名单（第一批）。

历史沿革

中国农业博物馆和全国农业展览馆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直属事业单位。全国农业展览馆是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兴建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其地理位置、规模、布局和风格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1959年9月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中国农业博物馆是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基础上筹建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1986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

1987年9月，博物馆举办开馆一周年小型展览，向捐献文物、农具、书籍的各界人士颁发收藏证书，请知名书画家现场创作，正式确定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徽。

1991年“中国能源馆”开馆、“百草园”建成，博物馆展陈面积近万平方米。

2006年起，国家先后投资近3亿元对博物馆的馆舍、园区和展陈进行改造。

2009年9月，改造后的中国农业博物馆新馆陈列重新对外开放。

2012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获批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013年9月24日，中国农业博物馆庆阳分馆在甘肃省庆阳市挂牌成立。

2022年11月12日起，中国农业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2023年1月8日起，中国农业博物馆恢复开放。

建筑布局

中国农业博物馆由十座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单体展馆组成的建筑群以及综合楼、藏品库房、文化产品用房等配套设施组成。1号馆位于馆区正面主轴线上，2、3号馆分列北南两侧，一字排开；4号馆与5号馆、6号馆与7号馆两厢对称；8、9、10号馆在馆区南侧后方，成"品"字型排列。1、2、3号馆后面，三湖相连，水面面积达41000平方米。展馆之间由长廊、方亭或柱廊连接，长廊两侧栽植了各种花草树木。

展出内容

基本陈列

中华农业文明陈列

中华农业文明陈列厅在2号馆和4号馆，陈列面积约4850平方米，展线900余米，文物展品1000多件套，该陈列主要内容包括贯穿古今万余年的中国农业历史，展示古代农业的“四大发明”、近代农业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当代农业科技的进步。陈列由序厅和农业文明的演进、犁锄镰磨的发明与传承、水利工程与水的利用、养殖业的起源与发展、纺织技术的起源与传播、西学东渐与实验农学、前进中的共和国农业等八个专题组成。

中国传统农具陈列

传统农具陈列馆的展品是农业博物馆研究人员在二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全国各地征集4000多件不同功用、类型、式样的传统农具精选出来的。为了清晰展示中国传统农具的成就，传统农具陈列按照农业生产的具体工序，分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称量九个单元来展示。展示面积400平方米，主展线98延米，文物展品150多件套。

青少年科普陈列

青少年农业科普馆是中国农业博物馆推出的一个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展览，面积有650平方米，集声、光、电等一系列先进的展示手段于一身。科普馆在展示内容上分为农业与生产、农业与生活、农业与环境三个部分。整个展厅内部都以绿色为主，分割成大小不同样式各异的小空间。青少年农业科普馆以农业知识为内容，以科技为主线，以互动为手段，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于一体。

彩陶中的远古农业陈列

彩陶馆陈列面积约300平方米，以“彩陶中的远古农业”为主题，收藏有甘肃、青海等地出土的彩陶二百余件，其中大部分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艺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彩陶馆位于中国农业博物馆10号馆，整个展区呈圆环形，分为“社会与生活”、“农业与自然崇拜”、“渔猎与采集”、“农耕与编织”四部分内容。

中国土壤陈列

中国农业博物馆土壤陈列馆陈列面积约400平方米，展示了数十种代表中国主要土壤类型的整段标本，以土壤标本为主要载体，辅助以典型特征的相关农作物，利用文字、图表、模型、绘画、音像和多媒体技术，以及一些互动项目，介绍土壤的相关知识，展示土壤与农业、土壤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全方位增强观众对土壤的认知，培养观众对中国丰富的土壤资源的自豪感，唤醒观众对中国严重的土壤问题的危机感，逐步培养保护土壤、保护环境的意识。

室外农业文化展示区

中国农业博物馆有近万平方米的室外农业文化展示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室外展园”，它将传统与现代两组雕塑群分立于南北园林之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线，通过雕塑、园艺等艺术形式营造农耕场面，与博物馆园林规划和整体建筑风格统一和谐，营造了浓郁的农业文化环境，成为博物馆室内陈列的自然延伸。

流动陈列

台湾蝴蝶展览

台湾蝴蝶展览从台湾木生昆虫博物馆引进，蝴蝶种类共计500余种2000多只，其中不乏一些珍稀品种；精心制作的17块展板，详细介绍了蝴蝶的一生、生活的环境等大量与蝴蝶有关的科普知识；用蝴蝶翅作的世界名画如：《拿破仑》、《拾麦穗》、《牧羊女》等。台湾木生昆虫博物馆建馆历史悠久，珍藏着许多世界著名昆虫标本，是中国两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昆虫博物馆之一。

五彩贝螺展

五彩贝螺展览是中国农业博物馆与社会上私人收藏爱好者合作办展的首次尝试。它向广大观众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余件贝螺标本，其中有不少是世界名贵稀有贝螺品种，如鹦鹉螺、大法螺、黄金宝螺、翁戎螺、西太平洋左旋角螺等。展览还通过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贝螺动物的轶闻趣事：会“飞”的贝、古老的鹦鹉螺、贝类之王、货贝、珍珠的诞生、会凿船的船蛆、会造“烟幕弹”的乌贼、大法螺的故事、贝壳收藏家。

《爱我中华·保护环境》图片展

“爱我中华·保护环境”图片展览用大量的珍贵图片从“大好河山、美丽家园”、“环境污染、祸国殃民”、“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碧水蓝天、任重道远”、“标本兼治、国泰民安”等五个方面阐述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该展览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世界和中国面临的十大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种类及其危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介绍了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普知识。

微缩中国传统农具展

微缩传统农具展览按照1:4～10的比例将传统农具制作成模型，包括犁、耙、踏犁等耕作器具，桔槔、拔车、担桶等灌溉器具，牛车、推车等田间运输器具，稻桶、吊筛、石滚等收获器具，还有生活器具共140多件。配套有反映中国农具发展史的科普版面。

馆藏文物

根据2016年1月该馆官网显示，中国农业博物馆保存有农业文物、标本、古籍和传统农具等各类藏品近5万件，其中文物2万余件，珍贵古籍图书3万余册。

• 石器：收藏有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文物约200余件。
• 陶器：陶器有彩陶、素陶、元黑陶、彩绘陶、单色釉陶、复彩釉陶、唐三彩等几大类，其中除彩陶以外，其他类型以明器居多。
• 青铜器：青铜器大约100余件，包括兵器、生活用具或礼器。
• 铁制农具：铁制农具300余件，以出土的辽金时代中国北方铁器为主。
• 农画：农业宣传画2000多幅，包括著名画家如金梅生、韩美林、戈湘岚、刘文西等的获奖作品和代表作。
• 传统农具：传统农具5000余件，范围覆盖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30个省区。
• 自然标本：自然标本主要包括珍稀动物标本、珍贵植物标本和全国土壤标本三大类，其中珍贵自然标本3000余件。
• 文献：馆藏文献近7万册，其中珍品特藏近3万册。

机构设置

中国农业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中国农业博物馆学术委员会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学术建设的管理机构，由馆内外与农业博物馆业务相关的专家组成；馆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包括负责馆内课题的立项评审，监管立项课题的实施，负责馆外课题的协调，指导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加强有关课题经费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结项课题的验收。

出版刊物

中国农业博物馆先后协编或主编出版过《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要览》、《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中国农业文明史话》、《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民以食为天——中华饮食文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汉代农业画像砖石》、《汉代陶器与古代文明》、《古玩保养与修复》、《馆藏中国传统农具》、《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等书籍。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指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宁波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3年，发现于浙江宁波的河姆渡镇，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宁波及舟山群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距今约7023~5023年），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距今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流域氏族的情况。

2013年在三七市镇发现距今7800—8300年的井头山遗址，将宁波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前推了1000多年，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的首个史前沿海贝丘遗址，中国沿海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洋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的祖源。

中国上古时代传说中的“有巢氏”部落就是居住在宁波的河姆渡人的一支。有巢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构木为巢”的巢居发明者；而这正是对河姆渡人“干栏式房屋”的映射与形容。

有巢氏，尊号“巢皇”、“大巢氏”，中国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相传为燧人氏之父、伏羲氏与女娲氏的祖父。曾率领其部落人民以宁波为起点两度迁徙；先后到达今浙江杭嘉湖平原与今安徽巢湖流域，并在良渚古城登基成为了良渚古国的最后一代君主；后期又在今山东琅琊古城（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建立了陪都。而后又在今巢湖一带建立了古巢国，定都凌家滩古城（今安徽凌家滩遗址）。

河姆渡文化因有巢氏先民的迁徙而加速与外界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与浙江良渚文化、安徽凌家滩文化广泛交融；共同构成了有巢氏先民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

考古发现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代表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东南江海文化的先驱；与其对应的是以西安附近半坡村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中原内陆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源流的两大区史系统。

河姆渡遗址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位于宁波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东北部，在1973~1974和1977~19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

相传中国上古部落首领“有巢氏”便是隶属于宁波地区的河姆渡人的一支，是河姆渡人的一员。

有巢氏，尊号“巢皇”、“大巢氏”，中国上古时代部落首领；前4964~前4464年在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构木为巢的发明者；相传为燧人氏之父、伏羲与女娲的祖父；是良渚古国的末代君主以及古巢国开国君主。而河姆渡文化也是有巢氏执政早期的文化。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

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中，木构建筑露头于第四层中部，出土的木构件总数达1000件以上。主要构件是13排木桩，基本上形成西北至东南走向，部分近正南北。这里至少建筑着三栋以上的房屋。这些房屋呈长条状，系多间互相品连而成，其中有一栋连品的房屋在九间以上。

在七千年前，这样大规模的建筑群，正与《韩非子》所说的：“有作构木为巢，以之群居。”相吻合。

由于河姆渡遗址地处江滨，近沼泽与水，地势低湿。为此，筑房屋时先打下四排木椿，造成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在底架上架地梁，在上面建设地板；再在上面立柱、架梁、敷椽、覆盖茅茨。在底架下面圈养家畜，上面住人。

这种以木椿为基础，在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干栏式木构房屋， 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其梁柱的交结点用桦卯结构，是中国已发现木结构建筑中最早采用的技术。这就是《路史·前纪》所谓的“登巢琢鑫”和“构木为巢”的真正含义。所以，今天的河渡地区是当时有巢氏国的中心区域。

1994年4月至7月中旬，在河姆渡鲞架山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河姆渡先民的瓮罐葬和红烧土祭祀碑，其中一处遗址直径达340厘米，最厚处达7.05厘米。

从出土文物迹象分析：先民死后尸体用火烧后，将遗骨放入罐内，再入土安葬， 带有“古代火葬” 的形式，这是迄今国内发掘的古遗址中所罕见。却与《路史》有巢氏条：“民之葬者……于厚衣之薪（焚），而葬之，不封不植也。掩孤而已。” 的记载相一致。至今嘉兴、湖州、桐乡一带的丧葬习俗，还依然如此。

河姆渡人是越族先民，他们是百越民族的远祖。有学者认为河姆渡人与传说中的羽民国有关，这种见解有一定理由。

《淮南子·坠形训》中有羽民国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南经》 说：“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

羽饰的习俗，与河姆渡地区为候鸟集中地有关。大雁等候鸟在这里换毛后，留下了大量的羽毛。越族先民将长大美丽的羽毛作为头饰。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一些陶塑人头，其中几个头部有横向一列的五个小孔，是用来插羽毛的。但更多的候鸟羽毛，用来塞在粗疏的植物纤维纺织品夹层内，作冬天御寒之用。

正如有巢氏条所载：“木皮未委，于复塞其羽革，紩衣挛领，着兜冒（帽）以贲体。”

“木皮”就是指藤本植物的纤维，河姆渡人的纺轮，将它纺成纱。又织成极其粗疏的布，做成衣服。但它的御寒性能极差，须要在夹层中铺塞羽毛或皮革。由于布粗空隙大，大量细羽毛从布中穿出，使外地人看到后，有全身“皆生毛羽”的感觉，故被称之为“羽民”；其地被称为“羽民之国” 。

河姆渡人因居被称有巢氏之民，冬天外出则被称为羽民，而羽饰则是越族先民的一种习俗。当有巢氏失国多年之后，羽人国的别称依然存在，不过“羽人”已缓读为“于越”人了。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目 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传说。

2023年12月8日，从浙江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获悉，河姆渡文化核心区新发现一处史前时期古稻田遗址，初步判断为河姆渡文化晚期阶段，年代距今5300至5500年左右，进一步刷新了学术界对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识。

该遗址位于宁波余姚市三七市镇上钱村以东，发掘面积共1000平方米。2023年8月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组织队伍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遗址地层堆积较为一致，由上及下可分为7层。此次发掘探明了古稻田分布东、南边界范围，清理出田埂3条、沟渠1条、道路1条、台地1处、坑9个。3条田埂呈长条状的土堆隆起，其中1条田埂边发现有用于排放水的沟渠，田埂呈丁字形交汇，交汇处一侧明显低洼，应为灌排水口。道路位于稻田东部边界附近，应为连通居址和稻田之间的主要通道。

此外，在发掘区内还见有一些坑状遗迹，与放置生活垃圾的灰坑明显不同，坑内均无遗物，多数坑分布在田埂附近，并发现坑内填土临近堆放的现象，推测是为了修整田埂、渠道就近取土而形成。

文化特征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 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在长江下游一带却不断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

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年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现存遗址

• 鲻山遗址
• 鲞架山遗址
• 慈湖遗址
• 小东门遗址
• 傅家山遗址
• 名山后遗址
• 塔山遗址
• 田螺山遗址
• 白泉遗址
• 灵山遗址
• 施岙遗址
• 芦家桥遗址
• 董家跳遗址
• 横港岸遗址
• 下王渡遗址
• 应家遗址
• 何家遗址
• 五星遗址
• 妙山遗址
• 八字桥遗址
• 鱼山·乌龟山遗址
• 庙山头遗址
• 沙溪遗址
• 井头山遗址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于中国浙江宁波市至舟山群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以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故称作河姆渡文化，但最早应属位于三七市镇的井头山遗址。

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牲畜。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亦有较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在河姆渡并出土了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估计最高烧成温度达1000摄氏度。

文化遗产

综述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夹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盆、缸、盂、灶、器盖、支座等。器表常有绳纹、刻划纹。有一些彩绘陶，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遗址首先于1976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的河姆渡被发现而得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发展的时间介于裴李冈、磁山文化及半坡文化之间，主要分布在宁波，越海东达舟山岛，分布以长江流域为主，环境与华北不同，所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

自然环境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适合需要水的稻作生长，普遍都发现稻谷、稻壳、稻杆、稻叶的遗存，是中国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佳例证，也是目前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记录之一。当地降水多，气温高，应属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森林有水鹿、野猪、牛等动物。

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野生动物遗骸，以鹿科动物最多，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密布如织的沼泽，又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发展渔猎、饲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杆栏式的房屋也反映出为适应南方高温潮湿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河姆渡文化与华北黄河流域文化有所差别。

住屋特质

据地理勘测，河姆渡建筑遗址附近有一座小山，东北面当时是一片湖泊，这样的地理位置最适合“干栏式建筑”型式。干栏式住屋有许多特色，使居民能临水而居。地板在地面上通风凉快，可防潮防溼，也可防止大雨过后的氾滥，及不卫生的蒸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残馀弃物可从地板空隙掷出，随水漂流；在陆上的杆栏建筑掷出物可成犬猪的饲料，地面上又可燃起熏出浓烟的火以防蚊虫。如建筑在地形崎岖之地，还可减免填土、挖掘；又因居高临下，也可防敌人袭击。

河姆渡遗址出土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构件上有加工成的榫、卯（孔）、企口、销钉等，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杰出。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遗址中所发现的两种木构衔接法，令人惊叹不已，至 今仍为木工工艺所沿用。一是企口板，企口可将两块木板拼接在一起而不露缝隙，遗址中发现的企口板两侧各有一道企口，可与另一块侧边削薄的木板相接，如今的木质地板还是用这方法拼接。另一是销钉孔，带销钉孔的榫和梁柱的卯垂直相交，用销钉栓住，榫头就不会从卯口脱出了。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可说已为中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基础。

编结纺织

河姆渡出土的纺轮、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据推测这些可能属於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发明了原始的机械。

原始音乐

1973年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出土了一批外形类似竹管状的骨器45件，用鸟禽类肢骨中段制成，长5～12.3厘米不等，中空，器身略弧曲，在凸弧的一侧开挖有圆孔。1977年的第二次发掘中，又出土一批这类骨器，两次发掘数相加一共164件，这类骨器叫做“哨”。

它们大致分两类：单孔类和两孔及以上类。出土单孔类的有浙江桐乡罗家角、河南长葛石固、江苏吴江梅堰、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遗址；出土两孔及以上类的有浙江萧山跨湖桥、河南舞阳贾湖、河南汝州中山寨、青海诺木洪搭里他里哈等遗址。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数量之多、年代之久远，引起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197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等对河姆渡骨哨进行了测试，认为河姆渡骨哨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是现代六孔竹笛的雏形和所有管乐器的鼻祖。

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多孔骨哨一可诱捕飞禽走兽，二可作乐器，将有孔的一段放入嘴里轻吹，同时抽动腔内肢骨，就可以吹出简单的乐曲，发出各种不同音律。素有江南笛王之称的原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赵松庭先生曾在博物馆吹奏了这支多孔骨笛。

1985年，刘士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音乐考古学报》中介绍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笛，后又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考古会议上以《河姆渡骨笛》为题宣读论文，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乐器的国家之一，比其它国家早约三千年，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河姆渡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埙，体呈鸭蛋形，一端有椭圆孔，被认定为我国最早的陶埙。此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还有20多件用整段木材剜空的木筒，器壁均匀。近半数内壁不同部位凿有凸脊，有的嵌以木柄，对其敲击时所发音响会产生高低变化，属于当时的一种打击乐器。

经济宗教

用谷米酒曲酿酒是中国人的独创，河姆渡出土的中国最古老酒器——盉，把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推到了六千年之前，比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要早一千年。河姆渡气候湿润，农业发达，水量充沛，酿成谷物酒的条件是成熟的，酒器中的盉，就是用来盛酒、调酒和温酒的专用器皿。

河姆渡的陶盉，在20余年前出土在第三文化层。高度15厘米，口径8厘米，用夹砂灰红陶烧成，温度约一千度，盉的胎壁薄而匀，表面光洁，且施有灰红色陶衣，色彩艳丽而有变化，有的还有火炙痕。除了垂囊式外，还有圆底单把盉、罐状盉、带把三足盉等。在丈亭镇的鲻山遗址上，又发现了一件非常完整的6000年前陶盉，且是垂囊式，这是与先进陶灶的相配套，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否则只能做成三足盉才能在盉下燃火加热，因此将这种样式命名为河姆渡式陶盉。

河姆渡文化图腾崇拜习俗，奉行的是太阳、鸟为主体的图腾崇拜，兼有蛇崇拜，是先人崇拜对象和部族象征标记的图腾。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舁日”，从迄今考古和民俗学发现来看，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具有完整形象的太阳神。

鲞架山发现的一处人工填埋的红烧土台遗址，直径达3.4米，祭坛周围有零星的陶器，这说明这一处极有可能是河姆渡人的祭坛。六个同心圆应该象征着太阳，代表的是天，而鸟作为飞翔的使者，一方面是天与人之间交际的使者，另一方面是太阳升起、落下的运载工具，所反映的是河姆渡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以及以鸟为图腾的敬仰。

重要遗存

稻谷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上部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

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2004年的夏天，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说明此时在田螺山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栽培稻。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这些都表明，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2009年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可以说，见证了水稻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的诞生，以及中国稻作文明的起源。

木构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总数在千件以上。主要木构件有木桩、圆木、长方形木材、带丫叉的柱子和地板。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把中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共发现29排木桩，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根据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

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住宅，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筑外，在遗址第二文化层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水井遗迹。水井构筑于直径约6米的锅形水坑底部，用边长2米的四排木桩围成一个方形井壁，再在井口套上一个方木框作为围护。水坑四周还设有圆形栅栏，大概作护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份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所使然。

人体遗骸

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只发现了27座零星墓葬。较完整的骨架仅13具。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鉴定。其中未成年的儿童9具，成年人4具。在4个成年体中，只有一具头骨（M23）比较完整，另一具接近成年的头骨（M17）也很完整。

M23头骨出自第三文化层，上颌两边外后部分残缺，蝶骨大部破失，颅基两侧前部、左颧弓中段、右鼻骨下端、左右额骨颧突及两眶内壁等处都有程度不等的残缺。经粘补后，整个颅面部分基本完好。上下颌牙齿除右上第三臼齿残失和右下第三臼齿生前脱落以外，其余各齿保存。整个头骨呈灰褐色。

头骨硕大，头骨的各项主要长、宽径在大型头骨范围。眉弓发育较显著，前额后倾适中，眶上缘较钝，颧骨和颧弓宽大，乳突和乳突上嵴岭大而发达，枕外隆凸和枕外嵴比较粗显，额、顶结节欠显著。下颌厚大，髁状突很宽，下颌角稍外翻。头骨的男性特征明显，年龄估计约在25~30岁。

M17头骨也出自第三文层，头骨和下颌完整。M17头骨纤小，额、顶结节发达，前额膨突，眉弓不发育，眶上缘较锐，眶口面积相对较大，梨状孔短而宽，乳突很小，枕外隆凸缺乏，颅后部向后隆突，下颌角较大，裸状突很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 整个头骨表面光滑，面部形态稚弱。这些特征表示M17是接近成年的女性个体，年龄约在14~15岁左右。

M23和M17头骨的颅指数分别为72.7和70.3，属长颅类型，另一具女性头骨M27也是较长的菱形颅。中国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居民的头骨普遍属中颅类型（78.2~80.45），南方新石器居民的头骨多长颅型（73.1~73.4）。

M23的颅高绝对值很高，颅长高指数（77.81）也在高颅型（75.0以上）范围。M17的颅高在女性颅高的中到大之间， 其颅长高指数（71.4）属正颅型。两个头骨的颅高都大于颅宽，尤其M23的颅高比颅宽大10毫米，宽高指数（106.9和101.6）在狭颅（98以上）范围内。

在面部测量方面，M23和M17的上面指数皆属中面型。下面部水平扁平度用颧上颌角或鼻棘下点高度指数测 定。M23的颧上颌角（124°）比华北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各组（128.4°~137.4°）和南方的三个组（127.3°~138°）都小。M23、M17的面角属中颌面型，鼻面角大体上在正颌型下限和中颌型上限之间。

用皮尔逊的颅容量公式测得M23的颅容量是1692.6毫升，这个数值比用同一公式得到的柳江人（1484.1）和101号山顶洞人（1591.6）的都大。M23颅容量的增大，主要和颅高的增大有关。

按照遗骸主要骨骼长度，用中国现代人身长特征换算身高。M23，身高为169~170厘米。M17，身高为152~157厘米。

主要器物

陶器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陶器出土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片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碳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识地在陶土中掺和了炭末，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粘性，提高成品率。 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

陶盉形似酒壶，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吹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结。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精细，今 天看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

玉器

1978年，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玦、管、珠、璜、饼、丸、坠等20件玉器，是迄今为止在长三角地区发现最早的玉器。河姆渡出土的玉器以纯色为主，极少有夹杂天然花纹，为数不多的几件玉器质地细腻，表面光滑，造型精致，纹理细腻精致，色彩柔和美丽，具有一定的透光性、一定的硬度，叩击能生清音。

玦是一种带缺口的玉石饰品，一般垂挂于耳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是东亚地区玦饰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先民制作和垂挂玉石玦的历史也非常久远，时间上仅次于兴隆洼文化。

石器

河姆渡先民使用的石器工具基本上是由自己制作的，石器的原料大多就近取材，运用打制、磨制、线切割、钻孔、刻划技术制作成型。河姆渡石器的制作工序以生产工具中的石斧和人体装饰品中的莹石块为代表。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一般以磨制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然而，河姆渡先民却大量地使用骨、木器，石器所占比例甚少。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共出土874件。按功能分，主要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构件的工具，有的可作为农具和加工骨、木的工具。其它的石器还有砺石和马鞍形石块、石球，后二种可能是谷物和硬壳果实的脱壳工具。

骨器

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按使用功能分为骨耜、骨箭头、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镰、骨鱼镖、管状针等，以骨耜最具特色。

骨耜取材于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耜的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状，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骨面正中有一道竖向浅槽，下端呈圆舌形，其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方孔，上端有一横穿方銎。是为绑扎竖向木柄而设计的。这种制作方法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所特有。骨耜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磨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遗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木器

木器共300多件，大多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说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最为重要的木器是纺织工具和木桨。纺织工具有木（陶）纺轮、齿状器、木机刀、卷布棍、圆木棒、尖头小棒、木（骨）匕等。纺织专家认为是踞织机的零件。有了纺织，说明河姆渡先民已脱离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进入初具文明的历史阶段。

木桨共8件，采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而成，柄部为圆形，桨叶呈柳叶形。有桨必有船，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划桨行舟，用于捕捞和邻近氏族之间的交通往来。

2020年7月23日，在宁波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出土了一只8300年前的木碗，而这只木碗或为全世界最古老的木碗。它的碗口比今天家用吃饭的碗稍大，碗底不太平整但能立住。纵向排列着一条条轻微的木纹，呈流线型，可能是石器打磨的痕迹。在碗的口沿有一截弯耳形的柄，像一只小耳朵。当时的先人可能在这截弯耳形的柄上穿上绳子，或将其挂起来或随身携带。其被发现前埋藏于地下9米的深处，在地下沉睡了8300年。

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表现 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1）象牙雕刻艺术。蝶形器8件，以扁平的象牙片磨制而成，因形同平展的蝴蝶而命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碟形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1厘米，上半部残缺，底端也稍残。正面中间阴刻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鸷鸟拥载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羽状纹。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

鸟形圆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中间为鸟身和翅膀，背面平整，阴刻短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两侧也有斜线和弯月形短线，羽毛感强烈。腹部较厚，有横向突脊，其上有透孔，作穿绳佩挂之用。尾部扁长，略成圆弧。这些精致的艺术品虽是氏族的共同财产，但只有氏族首领才有权利使用。

（2）陶器刻画作品。刻划于陶器口沿和腹部，内容包括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画面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内心世界。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等。这些带有刻画艺术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即使是碎片，也是原地压碎，可以拼复完整，说明河姆渡先民对它们特别珍重，应是祭祀用品，推测原始宗教意识已在先民中萌芽。

（3）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

经济状况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宁波的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都比较发达。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叶、稻壳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 1 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远古各氏族文化遗存中所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 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 1 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猪和狗。破碎的猪骨和猪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划的猪图饰。有一件陶盆上同时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许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业、纺织业、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较进步。这一带的氏族先民烧制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种类比较单一，无论炊具还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 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还比较原始。稍晚出现了一些夹砂红陶和褐陶。各种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在 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陶器的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比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为复杂的新产品。有些陶器火候较高，烧成温度已达到 1000℃左右。

文化分布

1981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开展调查，21世纪在基本建设中也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至今在宁波市共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

近几年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慈城镇傅家山遗址。这三处遗址位于河姆渡以北10公里之内，文化内涵和河姆渡遗址一致，仅有少量文物是首次发现。如田螺山遗址发现北方遗址经常出土的高达90厘米的深腹罐，这是南北文化交流还是自己创造发明，引起考古界的争论（河姆渡与田螺山之间在远古时期是一片）。不管怎样，这些遗址发现发掘，丰富了河姆渡文化内涵，说明河姆渡遗址并不是孤立的，早在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宁波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Banpo Site），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的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

半坡遗址主要是大型聚落，外围有宽约6~8米的大围壕，内为居住区，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计有房屋遗址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座，制陶窑址6座，墓葬250座，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约万件。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半坡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历史沿革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年代为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遗留下的村落遗址，已有6000~6700多年历史。

1953年春，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发现了半坡遗址；同年9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将近200人，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

2002年~2005年，配合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造工程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发现了祭祀等重要遗迹和石砚等重要遗物。

遗址特点

半坡遗址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居住区由一条大的人工壕沟围绕，区内被1条小沟分为2片，每片中心有1座大房子，周围是小居室。房屋形制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2种，房子之间有储藏东西的窖穴。房子周围还发现长方形家畜圈栏、小孩瓮棺葬和幼儿土坑墓。大沟外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区。从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碾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盆、小口尖底瓶等生活用具来看，半坡人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他们具有较强的审美观念，在彩陶上绘着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等几何图案，还用石、骨、陶、蚌制成耳饰、发饰等装饰品。

半坡人的生产工具以石、骨为原料。石器有斧、锛、凿、刀、铲、砍伐器、磨棒、磨盘、箭头、网坠和纺轮。骨器有骨针和鱼钩，有的鱼钩还有倒刺。生活用具主要是红底黑彩陶器。陶器以圆底钵为主，纹饰以条纹、三角纹、细绳纹、弦纹为主，彩绘以黑彩鱼纹为主，还有与鱼有关的网纹。半坡人创制的尖底瓶，是最早的汲水容器，在设计上有着极不寻常的科学内涵。半坡彩陶还有笔划简单、形态规范的刻划符号，似是原始的中国文字雏形。资料表明，半坡人已从事原始农耕，兼有鱼猎、家畜饲养和陶器制作等生产活动。

文物遗存

综述

1954年~195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共发掘出房屋45座、圈栏2处、200多个窖穴、陶窑遗址6座、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矛头、箭头、鱼叉、鱼钩、纺轮、骨针等。还有石制研磨器（包括磨臼和磨石，是研磨颜料的工具），还发现了粟类等粮食作物。生活用具主要为彩陶器，种类有钵、碗、盆、盂、盘、杯、罐、缸、甑、釜、鼎、瓮等。在1只陶罐里还保存着炭化了的菜籽，系属于白菜、芥菜一类的种子。在彩陶器上多绘有各种图形，器物表面多饰有绳纹、线纹，还绘有人面、鱼、鹿、植物等花纹，红底黑纹。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有20~30种之多，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人面鱼纹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是半坡遗址出土的半坡彩色陶器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的生动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其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也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

尖底瓶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它是巧妙运用重心原理的一种汲水器。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

文物价值

因半坡遗址的发掘，而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名，与同时期确立的庙底沟类型并驾齐驱，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大面积揭露出半坡史前聚落的局部面貌，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对聚落形态和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半坡遗址是中国第一次以大面积揭露古遗址的聚落考古方式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先河。《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将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遗存丰富，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以人面鱼纹彩陶为标志性要素，属于仰韶文化早期，有人工挖设的内外两重围沟环绕；晚期遗存以喇叭口尖底瓶和简化彩陶为代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

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村落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它为研究仰留文化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是史前考古的重要宝库。

文物保护

1958年4月28日，半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陈列展览面积约4500平方米。

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6月9日，半坡遗址新保护大厅落成并正式向游人开放，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

历史文化

仰韶文化

半坡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是一处母系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的房屋有平面呈圆形或正方形、长方形等几种形制。方形房屋一般面积较小。圆形或长方形房屋的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个别小的仅10平方米。在居住处的中心地点有1座面积相当大的长方形房屋，面积达160平方米左右，是氏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发掘约有200余座，说明半坡氏族公社已是一个相当大的集体和聚落。

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有10余处，其年代约为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前4800年~前3000年）间。

荣誉称号

2021年10月，半坡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文明演进之商周农业

原文：文明演进之商周农业

夏、商、西周时期是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前后建立的三个奴隶制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逐步脱离了原始社会的状态，农业技术得到了初步的发展，生产工具、耕作栽培、田间管理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明和创造，进入了协田耦耕时代。

商王出巡景观，再现了商代先民们生产劳动和商王带领贵族巡视农业生产的场景。(图27 协田耕作场景)场景中，商代的奴隶们三人一组在连绵不断的井田上耕作，人们称这种耕作方式为“协田”。西周以后改为两人协同耕作，称为“耦耕”。所以夏商周也被称为协田耦耕时代。当时人们使用耒耜挖掘沟渠洫涝灌溉，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 “井田制”一词是人们对西周时期所行土地制度的通用名称，土地归天子所有，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庶人无土地权利，只有耕作和被剥削的义务。

这里展示的一些商周的青铜器具体现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于夏代，它是用铜和锡按照一定的比例冶炼而成的。随着技术的提高，到了商周时期又有了利用青铜制作的农具，提高了工具的硬度、强度和耐用性，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渐渐丰富。此外，还有青铜制的生活器具和冥器，如酒器铜簋(gui)、饮器铜甗(yan)和铜鬲(li)等。铜簋是用来盛酒的器具，铜甗可以蒸饭，铜鬲则用于煮粥。但由于青铜冶炼的成本高昂，青铜农具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然以石、骨、木和蚌农具为主。

二牛抬杠

传统耕作技术。“二牛抬杠”是南诏时期的一种特殊耕作方式，也称“二牛三夫”耕作法。耕作时，两牛相距约七八尺，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坐于“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一人在后扶持犁把。此一耕作方式，仍可在云南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见到。

背景介绍

犁耕方式之一。《汉书·食货志》有用二牛三人进行“耦犁”耕作的记载。敦煌千佛洞北魏时期的洞窟中，绘有二牛抬杠犁耕的壁画。《蛮书》载有唐代云南地区二牛抬扛的情景：“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据考证，格，即架于二牛颈上的横木。西北、华北各省的汉族农民曾普遍采用过这种犁耕方式。西藏地区使用二牛抬杠犁耕法的历史也很久。据《西藏王统记》记载:上丁二王时（约公元前2世纪），古代藏族人民已“制犁与轭，合二牛轭，垦平原以为田”。西藏拉萨郊区的二牛抬杠，有别于汉族地区，其特点是将一木质横杠的两端分别系于并列的二牛牛角上，犁架与横杠连结，以牛角曳犁。这是藏族人民因地制宜而采取的特殊犁耕方式。20世纪40～50年代，边疆地区部分少数民族仍使用二牛抬杠犁耕法。

原理

“二牛抬杠” 耕作时，两牛相距约七八尺，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坐于“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这种 民间传统耕作技术。即一犁杠置于牛肩，杠中间又系一竖杠与犁连接。耕地时一人牵牛，一人扶犁抄地，一人撒种，或不用人牵牛。地耕毕用木槌碎土。

延伸

中国古代为农业大国，一切都依存于农田的耕作，这在汉画像石中反映广泛。汉画像石出土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陕北、四川等广大地区，其中有许多是反映本地的民间风俗的画面，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汉代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大片荒地的开垦利用，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生长有了物质保证。汉朝政府十分重视铁农具的冶铸，使得铁制农具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汉代耕牛的广泛运用及牛耕技术的改良，使得耕作技术更趋合理和精细。这样就使西汉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到了武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富足太平的盛世景象。

博山炉

博山炉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博山薰炉等名，是中国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博山炉的得名源于外形。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于炉中焚香，轻烟飘出，缭绕炉体，自然造成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

简介

实际上确有此地，其地在蓬莱以西的山东鲁中，淄博市博山区境内，博山区全境尽山，几无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该区东南。自古博山一带（古称颜神镇）是我国古代陶瓷、窑业的重要产地。博山炉之名即寓炉盖似群山之外观，又合产地之名。博山炉下有底座。有的遍体饰云气花纹，有的鎏金或金银错。当炉腹内燃烧香料时，烟气从镂空的山形中散出，有如仙气缭绕，给人以置身仙境的感觉。是西汉时期常用熏香器具，可用来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秽。博山炉初为铜质素面，后随工艺技术的发展，外表施以鎏金，或错金、银。博山炉流行于汉代，后世亦曾使用并仿制。有名的博山炉有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县的西汉鎏金银竹节高柄铜薰炉和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的错金博山炉。

历史

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后来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

博山炉出现在西汉时期，与燃香原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西汉之前，人们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不大，因此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六朝《咏博山炉》诗曰：“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唐李白《杨叛儿》诗云：“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记述的都是博山炉熏香时香烟缭绕的迷人意境。

两汉时期，博山炉已盛行于宫廷和贵族的生活之中。1968年在河北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就是见证，其造型和工艺已达到高峰。除了博山香炉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青瓷或白瓷的敞口五足和三足瓷器香炉。

图注

降龙博山炉

配图名为“降龙博山炉 ”，制作于西汉，即公元前 206 年—220 年。高 22.5 厘米 ，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博山炉造型奇特。炉盖镂空，作山峰形，与炉身子母口相接。炉座为一条身体盘曲的龙，两爪撑地，昂头张口吐舌。一人蹲踞在龙身之上，左手推开龙头，右手托举奇峰耸立炉体，造型稳重而不呆滞，似有力举万钧之势。

羽人博山炉

汉代的一件熏香工具——1988年出土于当时庐江县裴岗乡罗岗村的国家一级文物汉羽人博山炉。

出土于当时庐江县裴岗乡罗岗村的汉羽人博山炉就是汉代香炉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该炉炉盖因山势镂孔，炉座饰卷云纹，上为一羽人托炉。炉盖可以打开，并与炉身相连。庐江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称，此炉构思新颖独特，是汉代博山炉中的上乘之作。

羽人，顾名思义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翔的人，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也称羽民。秦汉时期，成仙风气盛行，人们渴望跨越死亡，永住神仙爰居的乐土，羽人因身有羽翼能飞，与不死同义。因此，用羽人捧炉，代表了制作者和使用者希望增加此炉的“仙气”，借此增加自身“仙气”的美好愿望。

曲辕犁

曲辕犁，是唐代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耕犁。其辕曲，因以名，区别于直辕犁。因其首先在苏州等地推广应用，又称为江东犁。

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

简介

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期的江东地区，它的出现是古代中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犁普遍使用前，耒耜是主要耕作工具。使用畜力牵引的耕犁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方普及使用。

发明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定类型的生产工具标志着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江南地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改进前人的发明，创造出了曲辕犁。

构造

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

优点

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形，但汉代的犁是长直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提到长曲辕犁和“蔚犁”，但因记载不详，只能推测为短辕犁；唐代初期进一步出现了长曲辕犁。转动灵活的“蔚犁”的问世和长曲辕犁的出现为江东犁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深耕，且轻巧柔便，利于回旋，适宜了江南地区水田面积小的特点，因此短曲辕犁最早出现于江东地区。

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犁壁不仅能碎土，而且可将翻耕的土推到一侧，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先进的耕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

设计美学

唐代曲辕犁不仅有精巧的设计，并且还符合一定的美学规律，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犁辕有优美的曲线，犁铧有菱形的、V形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有良好的审美情趣。曲辕犁的美学价值体现在三方面。

均衡稳定

均衡与稳定是美学规律中重要的一条。均衡是指造型物各部分前后左右间构成的平衡关系，是依支点表现出来的。稳定是指造型物上下之间构成的轻重关系,给人以安定、平稳的感觉，反之则给人以不安定或轻巧的感觉。

在唐代曲辕犁造型中，以策额为中线，左右两边保持等量不等形的均衡；从色彩上来看,木材的颜色是冷色，而铁也是冷色,可以达到视觉上的均衡；犁铧为V形，是一种对称，可以给人以舒适、庄重、严肃的感觉，对称本身亦是一种很好的均衡。 稳定主要表现在实际稳定和视觉稳定两方面。从造型上看,下面的犁壁、犁底、压镵,体积质量较大,重心偏下，有极强的稳定性，这就是实际稳定；从视觉平衡上看，犁架为木材，下面的犁铧为铁制，由于铁的质量分数比木材的质量分数大，从而给人以重心下移的感觉，有很强的视觉稳定感。

变化统一

在产品造型中，变化与统一是一条很重要的美学规律，也可称为形式美的总法则。变化的主要形式是对比，指造型中突出地表现某些部分的差异程度。统一主要是指形式与功能的一致性和整体格调的一致性。为取得产品造型的变化与统一，主要采用的造型手法是：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统一中求变化。

在唐代曲辕犁造型中，虽有直线的犁底、压镵、策额、犁箭和曲线的犁辕、犁梢，但它们的连接方式是相同的，大多用楗、梢、榫来连接固定,且主体以直线为主。这就是在变化中求统一。

在唐代曲辕犁造型中，以直线型为主，给人以硬朗稳定的感觉；但犁辕和犁梢的曲线又使造型富有变化，给人以动态的感觉，起对比和烘托作用。曲辕犁以木材为主，而铁质的犁铧与木质的犁架形成了对比，这就是在统一中求变化。

比例尺度

美的造型都具有良好的比例和适当的尺度。比例指物体的大小、长短的匀称关系和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间的匀称关系。尺度指造型对象的整体或局部与人的生理或人所习见的某种特定标准之间的大小关系。

在曲辕犁中，犁辕的长度除了能满足分解牵引力的功能要求外，还兼顾了与整体犁架的比例。犁辕的长度与犁架的比例符合审美要求。犁铧本身也有一定的长宽比例，并与犁架的比例相统一、相和谐。这既满足了局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照顾到了局部与整体的比例关系。

尺度是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同时，以人的身高尺寸作为量度标准的，其选择应符合人机关系，以人为本。犁铧的尺度由耕地的深度、宽度来确定，满足了基本的功能需求。犁梢的长度符合人机尺寸，减少了农民耕地时的疲劳。

综上所述，唐代曲辕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不仅有着精巧的设计，精湛的技术，还蕴含着一些美学规律，其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影响深远。在当代农具设计中，曲辕犁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李冰治水

李冰治水是指战国时期李冰参与修建都江堰工程的事件。

李冰（约公元前302年——公元前235年 [17]），号称陆海，关于李冰的籍贯，有陕西眉县，山西河东，四川什邡等多种说法，但都缺乏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17] [18]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今成都一带）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后世为纪念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庙。都江堰也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历史治水名人。 [1] 他在修完都江堰后，在四川什邡洛水镇修建水利工程，后病逝于此，葬于洛水镇旁边的章山之上。被后人尊为川主。 [2]在洛水旁边的高景关和洛水之间的地段关口两侧后人修建有大王庙、二王庙纪念李冰父子。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为李冰陵园题字。

人物生平 播报 编辑 李冰，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成都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中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境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以及修索桥，开盐井等 [3]。他也修筑了一条连接中原、四川雅安市名山区派出所与云南的五尺道。老百姓怀念他的功绩，建造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故事。 建在都江堰渠首的二王庙是老百姓对李冰父子治水伟业的纪念。其中的碑刻多是对灌区水利工程维护的技术要领。而每年的清明时节，当地的居民都会在二王庙举行祭祀活动和开水（岁修完工后放水）典礼。李冰现代已成为都江堰灌区老百姓所崇拜的神灵，而与水有关的宗教活动则加强了在灌区管理中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联系。 身世 播报 编辑 关于李冰的籍贯，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直到1999年，山西的李氏后裔李保生读了一本名叫《都江堰》的书，书中提到了李冰的族属、生地至今不详。想起自家族谱中有对“始祖李冰赴蜀治水”的记载，他激动万分地给都江堰市政协发了一封信，从此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并经各方确认李冰籍贯为山西运城。但也有不同的说法，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便认为，对于李冰的身份和祖籍在史学界本身就是一个谜团，现代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山西，一是陕西。由于佐证不够，都无法得到证实。李保生一族家谱，52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很难成为直接证据。“历史上还是存在很多家谱的总序里将前代名人列为始祖的现象。”为何家谱只记录了第52代到70代呢？李保生解释：家谱修订之风在清朝才盛行起来，早先一般人家不会修订家谱。 就是他的姓名在史籍中的记载也残缺不全。《史记·河渠书》记“蜀守冰”，有名无姓。《汉书·沟洫志》记“蜀守李冰”，算是名姓齐全。《史记》和《汉书》简约地记载了他“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的事迹。史家们根据各种典籍推算他是秦昭王时期人，约在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前后担任蜀郡太守。 李冰最后因积劳成疾死在了治理石亭江的工地上。《蜀中名胜记》什邡条载“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古蜀记谓：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化（治），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唐书·地理志》载：“大郎（王）庙，在治（什邡）北50里，大蓬山之阳，蜀太守李冰神祠。”附近的古迹后城治，今后城大队，李冰逝于此。《唐书·地理志》记有：“大郎（王）庙，在治北五十里，大蓬山之阳，蜀太守李冰神祠。” [4] 儿子 播报 编辑 二郎神为李冰儿子始见于北宋，五代蜀政权对灌口二郎封以王爵，被蜀人当作“护国”神祇，入宋后由于王、李之乱受到牵连二郎神被禁祭祀，在宋仁宗末年二郎神以李冰儿子的身份复祭复封，宋仁宗下旨钦定父子关系，割断二郎神与地域（蜀地）的联系。 [7] 史书记载 《元史》 本纪第三十四 文宗三：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 [8] 《清史稿》 志五十九 :世宗朝，....灌县祀秦蜀守李冰，封敷泽兴济通裕王，子二郎，为承绩广惠英显王。 [9] 名字记载 李二郎有载的名字一共三个，分别为李昱、李泰、李兆。 1、李昱 元代李稷《白云宫创建二神灵感祠之碑》：郎君讳昱，蜀郡守李冰第二子也。佐其父除水患有功，庙食灌口，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去王号。嘉祐八年，封灵惠公。元祐二年，改感应公。崇宁初，进昭惠灵显王。 [10] 2、李泰 元代汪寿昌《昭惠灵显真人祠堂记》： 昭惠灵显真人泰，蜀郡守李冰次子也。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应感公庙　在望云门内草场庵，郡民立祠以祀。神姓李，名泰，秦时人，号灌口二郎。 [11] 3、李兆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蕲州，二郎庙在州治西。永康导江县高济王次子，即秦李兆也。

功绩 播报 编辑 都江堰 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都江堰的设计者和兴建的组织者。中外驰名的都江堰位于四川省中部岷江中游，整个工程是由分水堰、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工程组成的。它的规模宏大，地点适宜，布局合理，兼有防洪、灌溉、航行三种作用，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二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确保了当地农业生产。 古代蜀地(今四川)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四川人民世世代代同洪水作斗争。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秦为了将蜀地建成其重要基地，决定彻底治理岷江水患。同时派精通治水的李冰取代政治家张若任蜀守。李冰为蜀守的时间，没有明文记载，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至秦孝王之间(公元前277—前250年)。 李冰到蜀郡后，亲眼看到当地严重灾情：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岷山的岷江，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到灌县附近，进入一马平川，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泛滥成灾；从上游挟带来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河床，加剧水患；特别是在灌县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常造成东旱西涝。到任不久，便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沿岷江岸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水情、地势等情况，制定了治理岷江的规划方案。李冰发现开明所凿的引水工程渠首选择不合理，因而废除了开明开凿的引水口，把都江堰的引水口上移至成都平原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这样可以保证较大的引水量和形成通畅的渠首网。李冰创筑的都江堰，史籍记载甚为简略。但以这些记载为基础，结合现今都江堰工程结构分析，可以基本确定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及渠道网所组成。 在修筑分水堰的过程中，采用江心抛石筑堰失败后，李冰另辟新路，让竹工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装满鹅卵石，然后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战胜了急流的江水，筑成了分水大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犍尾堰(都江堰唐代之名)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此法就地取材，施工、维修都简单易行。而且，笼石层层累筑，既可免除堤埂断裂，又可利用卵石间空隙减少洪水的直接压力，从而降低堤堰崩溃的危险。 分水大堤前端开头犹如鱼头，所以取名叫“鱼嘴”。鱼嘴是在宝瓶口上游岷江江心修筑的分水堰，因堰的顶部形如鱼嘴而得名。《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壅江作堋”的“堋”就是指鱼嘴。它将岷江分为内外江，起航运、灌溉与分洪的作用。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小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分水堰两侧垒砌大卵石护堤，*内江一侧的叫内金刚堤，外江一侧叫外金刚堤，也称”金堤”。分水堰建成以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水旱灾了。 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飞沙堰也用竹笼装卵石堆筑，堰顶做到适宜的高度。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以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有效地冲了泥沙在宝瓶口前后的沉积。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春耕季节，内江水量大约占六成，外江水量大约点四成。洪水季节，内江超过灌溉所需的水量，由飞沙堰自行溢出。 宝瓶口是节制内江水量的口门。为了控制内江流量，李冰父子作石人立在江中，作为观测水位的标尺。《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水则，说明李冰已基本掌握了岷江水位涨落的大致幅度。《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就是指李冰开凿宝瓶口。因“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劈开玉垒山，凿成宝瓶口。宝瓶口不仅是进水口，而且以其狭窄的通道形成一道自动节水的水门，对内江渠系起保护作用。被分开的玉垒山的末端，状如大石堆，就是后人称做的“离堆”。此外，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做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宝瓶口这一岩石渠道，十分坚固，千百年来在岷江激流冲击下，并未被冲毁，有效地控制了岷江水流。清宋树森“伏龙观观涨”一诗云：“我闻蜀守凿离堆，两崖劈破势崔巍，岷江至此画南北，宝瓶倒泻数如雷。”李冰修成宝瓶口之后，“又开二渠，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称为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入成都，称为内江”。这两条主渠沟通成都平原上零星分布的农田灌溉渠，初步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道网。 李冰还作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岁修时候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岁修的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是说淘挖淤积在江底的泥沙要深些，以免内江水量过小，不敷灌溉用；“低作堰”是说飞沙堰堰顶不可修筑太高，以免洪水季节泄洪不畅，危害成都平原。后人把这六字诀刻在内江东岸为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的石壁上，很是醒目。岁修的方法是：每年水量最小的霜降时节，在鱼嘴西侧，用杩槎（就是马扎）在外江截流，使江水全部流入内江，然后淘挖外江和外江各灌溉渠道淤积的泥沙。到第二年立春前后，外江岁修完毕，把杩槎移到内江，让江水流入外江，然后再淘挖内江河槽，进行平水槽和飞沙堰的岁修工程。清明节前，内江岁修完毕，撤除杩槎，开始放水灌溉。杩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临时性截流装置，是由三根大木桩用竹索绑成的三脚架，中设平台，平台上用竹笼装卵石压稳。把适当数量的杩槎横列在江中，迎水面加系横、竖木头，围上竹席，外面再培上粘土，就可以挡住水流，不致渗漏。 都江堰的修成，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从内江下来的水还可以灌溉十几个县，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从此，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获得“天府之国”的美称。 其他 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修建了岷江流域的其他水利工程。如“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布，经什邡、郫，别江”；“穿石犀溪于江南”；“冰又通笮汶井江，经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自湔堤上分羊摩江”等等。上述水利工程，史籍均无专门记叙，详情多不可考。 李冰任蜀守期间，还对蜀地其他经济建设也做出了贡献。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双流)盐井诸陂地，蜀地于是盛有养生之饶”。在此之前，川盐开采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多依赖天然咸泉、咸石。李冰创造凿井汲卤煮盐法，结束了巴蜀盐业生产的原始状况。这也是中国史籍所载最早的凿井煮盐的记录。李冰还在成都修了七座桥：“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亦)曰笮桥；桥从冲治桥而西出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这七座桥是大干渠上的便民设施。 意义 李冰所作的这一切，尤其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对蜀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建成后，蜀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的岷江水患被彻底根除。唐代杜甫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从此，蜀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水利的开发，使蜀地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西汉时，江南水灾，“下巴蜀之粟致之江南”，唐代“剑南(治今成都)之米，以实京师”。渠道开通，使岷山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而且有名的蜀锦等当地特产亦通过这些渠道运往各地。正是由于李冰的创业，才使成都不仅成为四川而且是西南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同时成为全国工商业和交通极为发达的城市。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它设计之完备令人惊叹！我国古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颇为著名的还有芍陂、漳水渠、郑国渠等，但都先后废弃了。唯独李冰创建的都江堰经久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多种功能。 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郡讳冰”。这说明早在1800年前，李冰的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近人对李冰的功绩也极为赞赏。1955年，郭沫若到灌县时，题词：“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 治水传说 播报 编辑 关于李冰治水的传说，东汉以后不断有所增附，唐代导江县（今都江堰市）已建李冰祠。北宋开始流传所谓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治水等神话。在民间传说中，神话人物二郎神的原型就是李冰之子，《太平广记》有传，范成大指称冰擒神锁镇于伏龙观，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该书又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1974年在都江堰市岷江（外江）发掘出一尊东汉建宁元年（168年）雕刻的李冰石像。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后世纪念 播报 编辑 祭祀活动 纪念李冰的活动始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已无从查考。东汉李冰圆雕石像的出土说明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代，灌区人民已经开始纪念李冰了。南朝齐明帝建武时(公元494—498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都江堰渠首“望帝祠”迁到郫县，以原庙改祀李冰，名祟德庙。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712—756年)，褒封李冰“神勇大将军”。唐玄宗幸蜀，赐封李冰为“司空相国”。唐代“春秋设斗牛”纪念李冰。五代后蜀时封李冰为大安王，又封应圣灵显王。宋太祖赵匡胤治修崇德庙，扩大了庙基，增塑了二郎像。伏龙观也成了纪念李冰的庙宇。陆游有《伏龙洞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诗，足以说明李冰在宋代已经封王。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改封李冰“广济王”，定为每年祭招一次。宋代中期改为春秋二祭。宋代的祭招活动，规模宏大。范成大《离堆行》中有“到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的诗句。《独醒记》中说：“水康军祟德庙招李冰父于……词把之盛，每岁用羊四万余头。凡买羊以祭，偶产羊羔者亦不敢留。” 《灌县乡土志》亦说：“唐宗时蜀民以羊把李王，庙前江际皆屠宰之家。”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祭祀规格为“帛一、羊一、系一、登一、删一；箕二、簇二；豆四、尊一、爵三、炉一、蹬二”；二郎祭品与冰同。典礼程序为：主祭官公服，行二跪六叩礼，奠帛、读祝；送神、望燎；告礼成，退。祝文为：“维神世德，兴利除。作绷穿江，舟行清宴。灌溉三郡，沃野千里。膏破绵络，至今称美。盐并没开，蜀用以饶。石人镇立，蜀害以消。报祟功德，园朝褒封‘兹值春灌，理宜肃恭’。这种祭规格一直沿用到明末。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加封李冰“敷泽兴济通佑王”，并赐“绩垂保障”额。光绪三年(公元1887年)加封李冰“通佑显英王”，并赐“功昭蜀道”额。次年加封为“通佑显惠襄护王”，赐“陆海金堤”额。灌区为李冰立庙很多，称为川主庙。 1938年，四川省政府颁定《祟祀显英王庙伏龙现典‘礼仪式’》。程序为：举行祟把敷泽兴济通佑显惠襄护王、承绩广惠显英普济昭福王典礼，全体肃立；奏乐，设迎神位；还神；授花；引赞导主祭，官恭谊王位前立正；唱纪念歌；进席，献帛；进爵，献爵；进食，献食；主祭官诣读祝位前肃立读祝’；全体向李二郎父子位前行三鞠躬礼；奠爵；焚祝帛；奏乐；设送神位送神(唱民工歌送)；礼成，鸣炮。祭：把时，先到伏龙观祭李冰，再到二王庙祭二郎。官祭一般清明岁修完毕结合放水庆典二道举行。祭完李冰父子后即到杨泅庙江边祭招后鸣饱放水。 官祭之外，还有民祭。传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二郎生日，后两日为李冰生日。因此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川西受益区人民不辞艰苦跋涉，扶老携幼，带着祭品，来庙祭拜，每日多达万人以上。《灌县乡土志》中说：“每岁插秧毕，蜀人奉香烛，把李王，络绎不绝吁。” [5] 李冰陵园 2200多年前，已近晚年的李冰，累死在什邡洛水的石亭江治水工地上。并葬在洛水的章山上。 一说有专家考证，李冰本就是什邡人，属蜀山氏后裔，古今人们都落叶归根的习惯的。按常理推断李冰病逝在洛水，和他一起修水利的他的儿子应该把他带回李冰的故乡安葬。 为纪念伟大的李冰，什邡市在章山上修建有李冰陵园。据说这是他的衣冠冢，真正的陵墓在章山后岩的公墓治某处一个秘密地点。《新唐书》记：“什邡，武德二年析雒置，有李冰祠山。”明万历年间曹学全所著《蜀中名胜记》称：“什邡公墓化（治），上有升仙台，为李冰飞升之所。”《古蜀记》也说：“李冰功配夏后（夏禹王），升仙在后城化（治），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章山后岩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为人们拨开层层迷雾，洗去满头雾水。根据众多著名学者王家佑、李仲屿、冯广宏、罗开玉、徐式文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史籍特别是《重修金相寺碑记》里的记载，以及国内外著名文史水利学家的有关著述论证和考察，后城山升仙台被确认为李冰卒逝之地，而章山后岩有大冢的公墓治，则是李冰的真正葬所。 [2] 蜀人崇奉李冰，尊为川主，什邡城乡建川主庙达10余处。还流传李冰礼斗上苍、羽化飞升的传说。1991年春，什邡重修李冰陵园。陵园大门前塑巨大的李冰站立石像，大门上石阶处有九龙石雕、陵园碑记、祭坛，依山而砌的石梯为蜀中第一长梯。石亭中有1993年9月22日江泽民为李冰陵园的题词：“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瑰宝”。陵门由张爱萍将军手书的“秦李冰葬所”作门额，山顶为李冰墓园，墓园周围有反映古蜀人生活风貌的各种图案，墓前还有石龟、石碑等。 [2] 李冰陵园2008年地震后一直处于恢复修建期。结合什邡市旅游发展，什邡市早已把李冰陵园的重建事宜提上日程安排。竣工的有道路、李公湖，陵园暂在恢复修建中。地震前要收取门票，地震后暂未收取。陵园门前有几家农家乐可以住宿、就餐、休息。陵园后面不远有佛家的大鹏寺可以礼佛、住宿、品尝素斋。农家乐下面还有李公湖。在洛水和高景关之间的公路（2008年地震北京援建什邡的北京大道）旁还有后人纪念李冰父子修建的大王庙、二王庙。 纪念邮票 1980年11月20日我国发行了《J58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四枚，第2枚就是李冰 [6] 书籍出版 2022年，《水房子》在网络平台和部分实体书店上架，用诗歌为李冰写的传记。 [15] 李冰家庙 李冰家庙，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郊斜村，距运城市西21.5公里，距解州关帝庙西1.5公里。南靠中条山，北临硝池滩，同蒲铁路和运永旅游公路经此而过。　　 李冰家庙旧时称李氏家庙，俗称李家祠堂，是纪念郊斜村李氏先祖、先秦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的祖庙。始建于金代（宋末）章宗（完颜景）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占地面积十余亩。家谱记载：宋末时期，李冰第52、53代后裔维渊、如岗父子于平阳府为官，晚年告任归里，于郊斜村原二郎庙之跡，创建李氏祖庙，同时在村南桃花洞山麓建盖行宫“金山庙”。 原李氏家庙坐北朝南，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40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山门外竖照壁一座，照壁左右竖双斗旗杆（柏木）一对，高约两丈余。照壁背后有古柏一株，径粗二尺五寸。 山门为三道门，又名三门，门面朱色，镶嵌门钉面兽。山门两侧竖立拴马桩石柱四根，中间柱头为石狮，两边柱头为石猴，高七尺五寸。檐下悬挂“李氏家庙”匾额（现存），左右悬挂纱灯一对。山门两侧各为耳房五间二层，供存放家具和戏班住宿。 过山门进雉门，俗称戏台、过路台。拾级而下，级上可搭板演戏，台两侧檐下悬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匾额。 距戏台五丈开外是正殿，殿阔三间，进深两丈，穿廊六尺，斗拱彩绘，搭有糊门，前为阅台，拾级而上。檐下悬挂“顺泽侯殿”云头立牌。殿内中央为李冰塑像，手持七星笏板，庄严肃穆，端坐于暖阁之中，左右各有侍童一名。供桌上供奉其子“二郎”云头牌位一个，高二尺一寸，蓝底金字，上书“敕封承绩广惠显英王之神位”，为雍正五年皇上钦题，转地方官制造（现存）。 暖阁之上悬挂“绩垂保障”匾额，仍为雍正皇帝钦题。供桌左右塑有护法神两尊，左“青龙君”、右“白虎君”，手持铜锤，凝视前堂，气势汹汹，令人毛骨悚然。殿内两侧有銮驾（执事）半堂（一十二枚），伞扇一幅，回避牌一幅，虎头牌一幅（通佑王、显英王），供节日庆典、族人结婚使用。殿内另有大碑一通，下带龟座（1958年被毁）。殿内粱脊板四块，分别为康熙、乾隆、民国、现代重修记载，最早一块记载：“大清康熙二十三年岁次乙丑季春重修祖庙记”。穿廊两侧镶嵌墙碑各一块，记载重修祖庙及庙内祖茔、土地、市房等事。 正殿两侧为耳房，各两间二层，东耳房为库房存杂物，西耳房为谷仓，用以存粮济众；庙院两厢各有廊房八间，供办公、食宿、存放农具之用；殿后为庙园，东西各有厦房三间。正殿前面两侧各有宋代大柏树一株，径粗约四尺有余，解放后被伐；院中两厢又各有二代柏树一株，为康熙二十三年61世孙李特生（又名希楧，正八品侯）、李廷生（又名希晟）兄弟二人所栽。二人俱五世同堂，《山西通考》、《民国九年解县志》均有记载。 李氏祖庙有庙地数十亩，解州西门外有市房十余间。庙地由本族着人耕种，可自由放弃，不可争夺，每年地租和市房收入供庙内使用，荒年救济。庙内人事由族长和每支二人及办事人若干负责。每年清明唱戏，冬至集中商议事务，春节祭祀排班辈、分麻花。每值元旦、元宵、清明、冬至诸节，子孙拜祖，瞻望对联，彰扬先祖之功烈。教育后人，应报本追源，饮水思源，不忘其祖，辈出英贤，后先辉映，照耀千秋，于万斯年，相传无际。 解放后家庙作为“郊斜完小”，2000年期间学校搬迁后，成为废墟。2003年3月李氏家庙被列入盐湖区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李冰家庙”。2016年盐湖区文物局将山门、正殿做了部分修缮。

历史背景 播报 编辑 公元前280年，秦灭蜀30年后，司马错在蜀国首府成都集齐人马，从岷江上游出发，南下东攻楚国，然而在夺取了商於（今重庆涪陵）之后，军队却因为粮草和兵马不能及时补充，陷入了瘫痪，无法继续深入楚国。 这次战争的失败暴露了秦国将蜀国作为攻楚跳板的缺陷。当时训练士兵、打造兵器、征集军需物资皆在成都，可造船和起运却要在岷江上游的汶山进行，从成都到岷江运输码头路途遥远，兵马和粮草的运输要消耗极大的人力，因而很难在作战中及时补充兵员和物资。 公元前 272年，李冰奉秦昭王之命，来到蜀都担任都守，按照秦国的耕战文化和司马错的军事思想，其作为郡守需要将蜀都建成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并且当时秦楚两国剑拔弩张。所以出于军事需要，李冰承担着将岷江改道，引水经过成都，使其真正成为一条战争补给线的使命。 [2] 相关事件 播报 编辑 地形复杂，洪水泛滥 都江堰是岷江中游的一项大工程。岷江从岷山发源，一路急流而下，到灌县地域又进入了平川地界。这里地形复杂，加之泥沙淤积，使得航行十分困难，而且江水在洪水季节常常泛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西边遭受洪水肆虐的时候，东边却因缺水而受旱灾之苦。 李冰到任以后，听到了大量的民众呼声，亲临实地考察后不久就开始实施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近现代的人们所见到的都江堰工程，从上游数起，主要有百丈堤、都江鱼嘴、内外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宝瓶口，其中最重要的是都江鱼嘴、飞沙堰与宝瓶口。可以肯定这3项主要工程都是李冰所主持修筑的。 [1] 分水鱼嘴，外流内灌 都江鱼嘴，又名分水鱼嘴，是人工筑起的一条纵向的大堰，因为头部像鱼头，所以称为“鱼嘴”。又因为它的作用在于把上游流下来的江水分为内、外两股（堤左西面的为外江，是岷江的主流；堤右东面的为内江，是灌溉东面田地的总渠），所以称为“分水鱼嘴”。 在修筑这条分水堤堰的时候，开始采用向江心抛掷石块的办法，但由于江流过急而始终没有成功。后改用竹子编成的长10米、宽0.6米的特大竹笼装满大块的卵石沉入江底，才终于筑成了这条大堤堰。这条分水堤堰，也就是《华阳国志·蜀志》与《水经注·江水》所记载的“壅江作堋”的“堋”。这个分水鱼嘴和灵渠上的铧嘴、沱江官渠的平水梁很相似，它们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承继或学习启迪的关系，是许多专业学者们仍在继续深入研究的。 飞沙堰，防涝排沙 分水鱼嘴筑成以后，使得岷江水得以分流，既可以使干流外江的水量不致太大，从而大大降低了洪水季节泛滥成灾的概率，同时又使东面内江能灌溉灌县的田地，免除了灌县旱灾的产生。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大致是外江占4成，内江占6成，为了避免洪水季节内江也产生涝灾，又修筑了飞沙堰。 飞沙堰的修筑方法与鱼嘴分水堰相同，也是用特大竹箱装满卵石而堆筑成功的。这条堰的难点与关键，在于它的高度必须正好适宜，才能使内江的水位在达到一定高度后，江水会漫过堤堰而流入外江。在内江水位过高、水量特大、水速过急时，更会把堤堰冲垮，内江的水直泄外江，更可以确保内江整个灌区的安全。这条堤堰所以取名为飞沙堰，还因为它与宝瓶口配合，能产生排沙作用。 竹笼填石，简单高效 分水鱼嘴与飞沙堰所采用的竹笼填石法，是一个既简便又高效的创新，可就地取材，施工方便，费用低廉，实用高效。在建筑学上，人们对此有十六字的高度评价——重而不陷、击而不反、硬而不刚、散而不乱。如此高明的创造，是否为李冰首创，还未能肯定，但就所知在李冰之前还从没发现，所以很可能是李冰发明并在如此大型的工程中予以使用的，但也很可能是他吸取了民间的或前人的经验而加以发展的。 宝瓶口工程，实际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李冰最先就是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项工程开始也不怎么顺利，工程进度很慢。后来，李冰在富有经验的民工们的建议下，采用了火烧山岩、让岩山爆裂的方法，使得工程进度加快，最终把玉垒山劈开了20米左右宽的大口。因为它的形状像瓶口，就命名为宝瓶口。把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联合起来，就使得岷江在这里成功地实现了分流，也就实现了既消除西面水患、又消除东面旱灾的缺陷，一举两得，功德无量。 镇水神兽，预知旱涝 为了控制内江的水量，李冰还刻了3个石人，设置在“玉女房下白沙邮”（在都江堰工程区域中）。如果水位浅到石人的脚部，用于灌溉的水量就有可能不足，也就预示着会发生旱灾；如果水位升到石人的肩部，就表示水量已经过多，也就预示着会发生洪灾。这个以足、肩作为水量不足与过多的标志，是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籍记载为“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1974年、1975年，在外江的金刚堤、安澜索桥一带出土了东汉时期刻凿的二尊李冰石像。一尊题字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一尊题字已模糊而不可辨。这很可能是仿照李冰所立石人而制，既可纪念李冰，又可以作水位衡量的标志。出土的李冰像高达2.9米，折合古尺在一丈有余，这个高度很可能是兼有水位标示作用的。 深淘滩，低作堰 相传李冰还制作过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每年治理时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当时李冰所定的岁修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也就是说每年淘挖江底淤积的泥沙要深，可以使江水水量有适当的保证；飞沙堰的堤堰不能筑得较高，以免影响内江江水的外溢与泄洪，可以保证内江不发生洪灾。李冰所制定的这六字要诀，后人极为重视。在内江东岸修筑的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石壁上，就赫然刻着六字要诀与解释这六字要诀的治水三字经。 在《华阳国志·蜀志》与《水经注·江水》等文献典籍中，还记载着李冰父子治理过管江、汶井江、洛水、绵水，以及建索桥、穿盐井等事迹。这些传说中难免有附会依托的成分，很难全部相信。但这些传说的产生，也正是因为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而享有了极高的声誉，后人才会把蜀地的诸多水利工程与善事都归到李冰父子的名下，这也反映出了李冰父子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盛名。 评价 播报 编辑 以今天的科学水平来回顾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工程从规划、施工到最终的效果都是十分科学和正确的。因此，这项工程能够成功地控制内、外江水量，解决西涝东旱的弊病，把原来的灾害地区变成“天府”粮仓。如果以现代的科技水平来从事这项工程，可能在施工手段、设备材料、工程进度上有所提高，而就最终的效果来说，则差距并不很大。因此，我们不得不由衷地对2000多年前这项杰出的工程与工程的主持人李冰表示钦佩。 相关遗迹 播报 编辑 二王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距成都59公里，是纪念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的祀庙。创建于南北朝，初名崇德祠，宋以后历朝敕封李冰父子为王，清时遂易今名，又重修建筑。 庙内石壁上嵌有李冰及之后历代治水经验格言的碑文石刻，通称治水三字经、六字诀。近年还塑有李冰及其子之像，各高数米，或坐或立，分别供于大殿及后殿内。后殿西侧有画家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等于民国时绘制的天马、玉女、黄粱梦等碑刻。

坎儿井

坎儿井是在干旱地的劳动人民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一种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引出了地下水，让沙漠变成绿洲，古代称作“井渠”。坎儿井的主要工作原理是人们将春夏季节渗入地下的大量雨水、冰川及积雪融水通过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引出地表进行灌溉，以满足沙漠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不同地区的坎儿井在具体构造上均有其不同的地域特点，但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坎儿井系统包括了竖井、暗渠（地下渠道）、明渠（地面渠道）和错现（小型蓄水池）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该原理下运转的坎儿井流量稳定，且能保证井水自流灌溉。

坎儿井的起源 播报 编辑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疆维吾尔族世代在戈壁绿洲从事农业生产，水利灌溉至关重要。闻名遐迩的坎儿井便是当地水利灌溉系统的一大特色。由于坎儿井灌溉系统构造奇特，作用非凡，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坎儿井的来源问题是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意见不一。 [2] 关于坎儿井的来源，文献和考古都有一定的局限，很多都没有文字记载，遗址、遗物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也难于确证。对新疆坎儿井起源的说法，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新疆坎儿井起源于波斯，即今伊朗。第二种，新疆坎儿井起源于中国内地。第三种，新疆坎儿井由维吾尔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自己发明。现对这三种说法分别作以介绍。 [2] 坎儿井起源的三种说法 ⑴第一种，认为是新疆坎儿井来源于中亚，并用这种看法对新疆坎儿井的名称进行解释。他们认为维语名karez与波斯语karez读音与拼写形式全同，但是波斯语karez不是突厥语或维吾尔语，11世纪玛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不载此词，可以为证。当时坎儿井已在中亚各地盛行，波斯语karez早在波斯与阿拉伯文献中应用，如果波斯语karez为突厥语，《突厥语大辞典》一定会载此词。 [2] 持此观点者以黄盛璋的《再论新疆坎儿井的来源与传播》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认为：Karez是波斯语，意为地下水道，来自古波斯语kohrez，最早由kathc（意为掘、挖）与rez（意为水流）合成，波斯文献中多次使用。世界最早的坎儿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西亚之亚述帝国，后属波斯，今在伊朗境内，波斯现虽不能确定为坎儿井最早发源地，但最早由波斯帝国发展起来，在帝国范围内广泛流行，伊朗仍为世界坎儿井使用年代最长、数量最多、发展程度最高之地，一般都认为它是世界坎儿井最早传播的中心。但伊朗却用阿拉伯语Qanat/khanet，这是因为6世纪后，波斯帝国瓦解而为阿拉伯所取代，在阿拉伯直接统治之地，包括今伊朗及其以西的东方地区，采用阿拉伯语Qana/khanet，或Foggara，而自伊朗以东直到新疆境内，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都称坎儿井为karez，这些地方历史上直接或间接受波斯文化以至政治影响之地，少数还有记载，考古遗迹也能证明其古老，karez确定为波斯语，本身就提供一个不可磨灭的证据。对于karez的传入时间可能很晚。今维吾尔语karez出现时间也很晚，《突厥语大辞典》没有，高昌回鹘文书没有，明代高昌馆课也没有，连近代维语也未见使用这个词，它最早不能超过清中叶以前，因为坎儿井在吐鲁番出现就晚。新疆正和使用karez为坎儿井名称的原苏联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相连接，又有丝绸之路贯穿东西为之联系，尤其是其中亚东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属于清朝领土，其中浩罕和新疆不仅疆界相接，而且多次和新疆地方发生关系，所以吐鲁番坎儿井来源于中亚使用karez地区，特别是浩罕，应该最为合理。 [2] ⑵第二种，认为新疆坎儿井来源于中国内地。持此观点者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著名水利专家王鹤亭先生为代表。他在1983年发表的《新疆的坎儿井》一文对其观点有详细阐述。文章指出，清朝历史学家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一文中认为，坎儿井起源于“井渠”，并引《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一个故事，以支持此说。大宛，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故事说，大宛城中本无井，引用城外流水，后在战事中，外城被困，水源切断，因找到了“秦人”，才学了穿井，解决了当时城内严重的断水问题。“穿井”之术，因找到了秦人才学会，可见不是一般简单的竖井；又要不被作战对方发现，则不可能是明流，而只能是引地下潜流，那就是坎儿井了。“秦人”当时是泛指中国关中一带的人。它说明“井渠”或“穿井之法”，当时已由中国内地传至西域，而且已应用到引地下潜流了。 [2] “井渠”或“穿井”是否就是现在新疆坎儿井的起源呢？其方法和坎儿井有没有共同之点？这是关于坎儿井起源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认为“井渠”或“穿井”的结构细节，和坎儿井的结构和开挖方法对照，则不难看出，尽管所引水源有地上明流和地下潜流之别，但重要的是其凿井穿渠的方法，则是基本相同的。其目的都是要用暗渠穿过较厚的土层，使能以一定的坡降，把深沟的地表水或深处的潜流引出地面来，用以自流灌溉。“往往为井”就是从地面上每隔一小段距离打一竖井，以便人在下面挖暗渠，而竖井下面的暗渠挖通后“相通行水”。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不能因为二者所引水源不同而完全否定它们之间相同的方面。事实上，吐鲁番盆地吐鲁番市的红柳园子就有两条老坎儿井，是通过高岸坎引大河沿的地下明流的。托克逊县先锋公社亦有一道叫达特汗的老坎儿井，是引取白杨河右岸一条较深泉沟内的地上明流的。可见引地上明流的“井渠”与引地下潜流的“坎儿井”之间，没有截然不同和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人说修建坎儿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用暗渠来避免水流的蒸发损失，但这是一个附带的好处，而修建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引取用以自流灌溉的地下水源。 [2] ⑶第三种，认为新疆坎儿井来源于由维吾尔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的发明。如宋政厚在其《吐鲁番坎儿井传奇》一文中引用了在吐鲁番流传甚广的一则民间故事：说相传古时候，有位年轻的人，赶着羊群来到吐鲁番，四处寻找水草丰茂的绿地。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片苦旱的荒漠。牧人并不气馁，他跑遍了火洲大地，终于见到一片绿茵茵的洼地，长满着茂密的青草，只是不见水的影子。眼看着羊群因缺水即将渴死，他心急如焚，便动手在草地上掘土找水。这时，过路人摇着头劝他：“别费劲了小伙子，水是到不了吐鲁番的，它在半路上就让太阳和戈壁合谋分光了！”“真的是这样吗？”年轻人思忖着：“不是说，绿草和清泉是一对天生的情人吗？既然见到了绿草，就一定能找到它的情侣。”于是，他歇口气，擦把汗，继续向地下开掘。当挖到几丈深时，水像珍珠似的从沙隙中涌了出来，汨汨欢唱，比甘露还甜。人畜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突然出现，一下坚定了他立足戈壁的信心。为了不让泉水被太阳夺走，聪明的牧人顺着北高南低的地势每隔几十步开凿一眼竖井，再以竖井作为出口，掏挖地下暗渠，使竖井、暗渠连通一体，形成长长的流水，一直流到盆地低处，露头地面。坚强的牧人找到水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吐鲁番。于是，人们都仿效这个牧人的做法，挖一段暗渠，掘一口竖井，再挖一段暗渠，又掘一口竖井，此接彼连绵延不断。1里、2里、5里……就这样，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挖出了一道道工程浩繁的地下长河，把水从地下引到了地上，哺育万物，给火洲带来鸟语花香的春光美景和果实满园的丰收秋色。 [2] 学者们通过考证吐鲁番盆地喀喇和卓周围被掩埋多年而解放后重新发现的10多条老坎儿的年代，推测吐鲁番盆地坎儿井至少也有2000年多年的历史。但在托克逊县西北的kokjoy（阔克嘉）乡新发现的岩石画中刻出的明晰可见的坎儿井图案，把这一推测至少提前了2000年。据刊布者的考证，这些岩画有4000-6000 年的历史。这些事实推翻了坎儿井文化2500年前从波斯人那里传到了吐鲁番的假说。 [2] 力提甫·托乎提在其《论Kariz 及维吾尔人的坎儿井文化》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新疆的坎儿井起源本地说作了详细阐述。文章指出，Kariz一词的词源，波斯语里有kdreez （坎儿井）一词，由它构成词还有kareez kan（挖坎儿井的人）和kireez koni（挖坎儿井）等词语。另一个词是qanat（坎儿井）其复数形式为qenawato由qanat构成的词有mahi qanat（鲤鱼）。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如果一种语言里有两个表示一个意义的同义词，其中之一往往有可能来自外来语。波斯语的qanat和koreez两个词的同时存在也提示了波斯语的koreez是外来词，更确切地讲，是突厥语借词。突厥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再分析kariz一词的来源是由阿尔泰语动词kar（挖、挖掘）缀加古复数或双数词缀z而形成的。Kariz（坎儿井）一词的构成建立在kar这一动词所具有的挖、挖掘的语义基础之上。z成分在古代突厥语时期也是较能产生的词缀，表示双数或复数意义。由此，这些都证明了坎儿井文化是维吾尔人先民的发明。 [2] 坎儿井的分布 播报 编辑 坎儿井主要分布在亚洲中西部国家和地区，如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中国的西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西北部、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阿曼、利比亚、约旦、也门等。非洲北部也有少量的坎儿井，如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欧洲和美洲也有极少量的坎儿井，如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塞浦路斯、墨西哥、美国、智利、秘鲁等。 [3] 坎儿井的形成条件 播报 编辑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距中原地区较近，是古西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同时，从汉代开始，吐鲁番地区一直是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鹘、契丹和蒙古等游牧民族西进过程中的必争之地，是中原王朝的屯兵要塞，也是丝绸之路通向西域的必经之地。汉代以来吐鲁番水资源大范围的开发利用，使得我们的先人依托水资源把吐鲁番建设得更美，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绿洲文明，让它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在当时的吐鲁番绿洲文明中，交河和高昌古城最为著名。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交河城成为有确切记载的吐鲁番最早的绿洲王国，是西汉时期西域地区车师前国都城所在地。公元前48年，汉朝在此设戊己校尉府，对吐鲁番的屯垦事业和水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为吐鲁番地区带来了一轮农耕文明的发展的高峰。公元450年，北凉政权攻破交河城，灭车师前国。交河城的衰败，使得吐鲁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至高昌。公元840年，漠北草原回鹘西迁至此，建立高昌王国。十三世纪中叶后，天山以北蒙古族多次侵犯回鹘高昌国，战争持续40年之久，交河和高昌城在战乱中被毁，自此逐渐废弃。特殊的自然和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兵燹不断的历史背景，使得这两座古城的建筑产生了多文化融合交流的地域特点。其中，交河城建在两河交汇处一片开阔的台地上，整座城市完全是在天然的生土层上向下掏挖而成，这座为适应当地地质特点而挖掘出来的城市目前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城遗址。同时根据历史发掘资料，学术界发现交河城发展进程中，交河城的水资源利用经历了从最初的城中无井，到后来几乎每个家庭和较大寺院都有自己的井的发展历程。多数情况下，井深达30米左右的现象，则是该城建筑与生活方式随所在台地两侧河流不断下切而调整的有力见证。另外，一种较为清晰的历史学观点认为，高昌城在唐代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王国，与当地坎儿井的使用，使其产生了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具有密切的关系。 [1] 从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中，吐鲁番水资源条件相对较好，从而使其成为广袤荒漠中的一片绿洲，使得吐鲁番地区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要道，并在该地区呈现出多元文化传承与并存的格局。首先，这里是多种宗教并存之地，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道教等都曾在此汇聚交融。丝绸之路开通后，吐鲁番又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地，也成为连接印度、波斯、希腊和中国等文明的纽带。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气候变得更加干旱、降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大，使坎儿井的出水量日益减少，数量也变少，从而造成吐鲁番地区的水资源条件越来越差。 [1] 坎儿井水利系统不仅仅是中华文明体系下一个灿烂的文化成就，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坎儿井的兴盛是建立在吐鲁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坎儿井也见证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着多年悠久历史的吐鲁番文明，进一步阐明了自然界尤其是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干旱地区文明更替之间的密切作用。 [1] 吐鲁番自古有“火洲”、“风库”之称，气候极其干旱。吐鲁番植被稀少，因此有植被的地方就会特别受珍惜和重视。有水源，才会有人群；有人群，才会有绿洲；有绿洲，才产生了吐鲁番绿洲文明。吐鲁番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坎儿井，把融化后渗入吐鲁番盆地下的天山雪水用坎儿井引流出来，大规模应用于生产生活。然而得益于坎儿井的推广使用，吐鲁番地区在很早就产生了较为发达的绿洲灌溉农业文明。吐鲁番人民进而开拓出了一片片绿洲。因此，可以说坎儿井是绿洲文明的源头，孕育了吐鲁番古老的绿洲文明，“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的文明”。作为一种水利灌溉系统，坎儿井承载了吐鲁番独特的文化。 [1] 坎儿井的类型、结构和施工方法 播报 编辑 坎儿井的类型 吐鲁番的坎儿井按水文地质条件和分布可分为三种类型：⑴山区河流补给型坎儿井，分布在火焰山以北的灌区上游地区，集水段较长，出水量较大，水量稳定，矿化度低。⑵山前潜流补给型坎儿井，这类坎儿井分布在火焰山以南冲积扇灌区上缘，由直接引取山前侧渗形成的潜流，天山水系渗漏与火焰山北灌区引水渠系渗漏等形式补给地下水，集水段一般较短。⑶平原潜流补给型坎儿井，这类坎儿井分布在火焰山南灌区下游，地层为土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差，一般出水量较小，矿化度较高。 [4] 由于坎儿井分布地域的不同及其水文地质的差异，坎儿井分为两类，即“沙坎”与“土坎”。根据坎儿井分布地域的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区块： [4] ①分布在火焰山以北灌区的上游 该区坎儿井的地下水距补给源最近，有较长的出水段，属河谷型潜水补给，为第一个利用层次。该区坎儿井所属地层一般为砂砾构造，当地称为沙坎。沙坎一般单井出水量较大，矿化度低，水量稳定。属于这一区的坎儿井群分布的地区大致有都善县的七克台镇、辟展乡、连木沁镇的汉墩地区、吐鲁番市的胜金乡、亚尔乡北部以及托克逊县的大部坎儿井群分布区。 [4] ②分布在火焰山以南的冲积扇灌区上缘 该区的坎儿井一般为山前首部补给形式或河谷潜流补给。第二区坎儿井大致分布在吐峪沟乡的洋海及吐鲁番葡萄沟和干沟下游有坎儿井的地区，这一区坎儿井群形成对天，山水系地下潜流利用的第二层次，该区坎儿井大多是沙坎，出水量大，流量稳定，矿化度较第一区坎儿井水稍高。 [4] ③分布在火焰山南灌区的下游地带该区坎儿井多属平原潜水补给型。一般较浅，井深米左右，所属地层为土质构造，当地称为土坎。该区坎儿井群形成对盆地地下水利用的第三层次。它们一般出水量较少，矿化度高，有的达不到引用水标准，有少数甚至不能用于灌溉。第三区坎儿井群的分布地区为靠近艾丁湖东北部的达浪坎乡、迪坎乡、艾丁湖乡、三堡乡，以及恰特喀勒乡以南地处灌区中下游的坎儿井群。 [4] 坎儿井的结构 新疆的坎儿井，都分布在非常干旱的地区，它是当初人们缺乏把各山溪地表径流由戈壁长距离引入灌区的手段以及缺乏提水机械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水文地质的特点，创造出用暗渠引取地下潜流，进行自流灌溉的一种特殊水利工程。 [2] 如图1所示。新疆坎儿井的布置，一般是大致顺冲积扇的地面坡降，亦即顺地下潜流的流向，与之相平行或斜交。其构造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即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 [2] 竖井，是开挖暗渠时供定位、进入、出土和通风之用，并为整个工程完成后检查维修之用。开挖时所取的土，堆积在竖井周围，形成环形小土堆，从地面上看，像串珠似的一道道小圆圈，可以防止一般地面水入侵。竖井的间距，一般上游段约为60至100米，中游段约30至60米，下游段约为10至30米。竖井深度，上游约40至70米，有深达100米的，中游约20至40米，下游段约为3至15米。其断面一般为矩形，长边顺暗渠方向。 [2] 暗渠，也称集水廊道或输水廊道。首部为集水段，在潜水位下开挖，引取地下潜流，一般为一个头，长50至100米。位于冲积扇上部的坎儿井，因土层多沙砾石，含水层较丰富，其集水段较短，而冲积扇中部以下的坎儿井，集水段较长。集水段以下的暗渠为输水部分，一般在潜水位上千土层内开挖。暗渠的纵坡，比当地潜水位的纵坡要平缓，所以集水段走一定距离后，就可高出潜水位。暗渠的长度，视潜水位的埋藏深度、暗渠的纵坡和地面的坡降而定，一般3至5公里，最长的超过10公里。暗渠断面，除了满足引水流量的需要外，主要根据开挖操作的要求。为了节省土方量，并要在当时没有衬砌的条件下保持土层自然拱作用，开挖断面一般采取窄深式，宽约0.5-0.8米，高约1.4-1.7米，仅能容纳一人侧身前进和弯腰操作，但现在所有旧的坎儿井的暗渠断面，大都已很不规则。暗渠的纵坡，主要根据土质决定，在冲积扇上部沙砾土层内，纵坡较大；在灌区内部黄土土层内，纵坡较小，比起地面的坡降都平缓得多，所以暗渠走一定距离后，就可逐渐接近地面而把水引出来，自流灌溉。国明渠与一般渠道基本相同，横断面多为梯形，坡度小，流速慢。输水廊道与明渠相接处称龙口，龙口以下接明渠。涝坝，又称蓄水池，用以调节灌溉水量，缩短灌溉时间，减少输水损失。涝坝面积不等，以600-1300平方米为多，水深在1.5-2米。 [2] 坎儿井的施工方法和施工工具 新疆坎儿井的开挖工艺，基本上仍保留着旧的传统。首先，根据耕地或拟垦荒地位置，向上游寻找水源并估计潜流水位的埋深，确定坎儿井的布置。根据可能穿过的土层性质，考虑暗渠的适宜纵坡。然后开挖暗渠，一般先从下游开始，先挖明渠的首段和坎儿井的龙口，然后向上游逐段布置竖井开挖。每挖好一个竖井，即从竖井的底部向上游或下游单向或双向逐段挖通暗渠。最后再从头至尾修正暗渠的纵坡。挖暗渠和竖井所使用的工具，主要为镢头和创锤。出土时，用土筐从竖井上使用辘轳起吊，一般用人力拉，在上游较深的竖井则用牛力拉。为了防止大风沙土刮进坎儿井，并避免冬天冻坏，竖井进口处冬季常用树梢、禾秆及土分层封盖。挖暗渠时因工作面较窄，一处只能容一人挖， 又在黑暗中摸索进行，仅靠油灯照明，其定向方法，主要在竖井内垂挂两个油灯，从这两个灯的方向和高低，可以校正暗渠的方向和纵坡。哈密市也有用太阳反射镜定向，并作照明。一般先挖暗渠的底部，后挖顶部。要用两手轮流交叉挖，以防挖偏。劳动组织一般需3至5人，遇到松散砂层时，须局部用板支撑，避免塌方，并防以后水流掏刷。 [2] 坎儿井的施工工具有挖凿工具、提升工具、运输工具、照明与加固器具等。如下作以介绍。 [2] 第一，挖凿工具。 有5种，①镘头，是吐鲁番地区较为古老的挖凿工具，主要用于竖井和暗渠的开凿工序。②坎土曼，是水活和旱活通用的工具，主要用来挖掘较松软的土层、运土石，或捞挖淤积物。③抱锤，亦称抱器，它是挖坎儿井的匠人们在使用镘头过程中的一种改进工具。它的优点是比镘头轻便，可随时更换锋利的尖子，以提高挖凿工效。④尖子亦称人子，这是安装在抱锤上，用来开凿竖井和阴沟廊道的专用工具，并可兼为挖掘引水暗渠底部淤积物之用。尖子可多存备件，便于随时更换使用。⑤铁铲，亦称铁锨，是当今仍广泛应用的手工工具。 [2] 第二，提升工具。 有辘轳、电动提升工具与提升工具附属器物等。辘轳，亦称鹿脩，现代仍有三脚架式手摇曲肩辘轳，它是一种靠人力来提取土石或淤积物的专用工具。还有长方形框架式辘轳，主要是靠畜力来提取出井内土石或淤积物的工具。现代也有用电为动力的电动提升工具，十分轻便。提升工具附属器物，如绳子、勾子、架子等。绳子，是人力或畜力的提升工具。从井下提土时，都配有一根比竖井深度稍长一些的绳子，其质地一般是牲畜毛或麻。现代使用电动机械提升工具，每次提升重量增加，故改用钢丝绳。勾子，一般选用桑树的支叉，也有专制的铁勾，主要用来钩挂筐子或供人们上下井踩脚之用。架子是支撑绳子的，防止绳子在戈壁滩上被磨破。 [2] 第三，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是筐子与人工传递。筐子一般为柳条或桑树条编制而成，为提升运载工具。挖掘坎儿井的操作过程中，除挖凿匠人外，还应有2~3人用筐子等盛器装载和转运土石或淤积物。 [2] 第四，灯葫芦、燃料与防水灯。 灯葫芦，是当地生产的一种陶制灯，用以照明，以利在暗渠内操作。灯葫芦除照明外，还有两项功能，其一可预测井内是否缺氧或有瘴气，以免出人员伤亡事故；其二可用灯光配合竖井口架子上的绳子来测定暗道挖掘的垂直度，以免浪费劳力。燃料一般为植物油，人们在灯葫芦内灌进适量的植物油后，再用棉花柠上一根棉绳插入灯口，即可点燃照明。防水灯，现代挖掘坎儿井时运用防水灯，以增强光亮，方便操作。但仍需在暗渠深部操作点挂一盏灯葫芦，以防不测。 [2] 第五，加固器具。 有3种，其一水闸，古称权。坎儿井暗渠内，输水廊道的土质不同，有些地段松软易塌，要选用桑树木料，加工制作水闸，以加固之，确保暗渠输水畅通。其二撑子，分上幅和下撑。其三闸板，亦称架板。现在也有用水泥管，埋于易坍塌部位，以保证水流畅通。 [2] 坎儿井的优点 播报 编辑 坎儿井是干旱地区巧妙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水利工程，它的主体深埋地下，一般看不到它的全貌，实际上它是改变自然水坡度，使地下水提前出露的水利工程，归纳起来坎儿井有以下优点： [4] ⑴坎儿井节约能源消耗，能自流灌溉 古代没有电动机、柴油机及水泵之类的机械，无法从地层深处提取地下水，坎儿井把地下水源不断送往农田和果园，灌溉农作物，现今使用坎儿井也不用消耗油电等能源，没有机器的费用，它的运行费用很低。吐鲁番市的棉作站有一条大坎儿井，最大出水量为一126公升/秒，出口水温17.7℃，PH值为8.03，日可灌地8公顷。 [4] ⑵坎儿井能减少水量蒸发损失 吐鲁番地势低洼，夏日经常气温在摄氏度以上，蒸发强烈，而坎儿井水全在暗洞里流淌，避免阳光照射，蒸发损失也就减少。 [4] ⑶避免风砂掩埋输水建筑物 吐鲁番等地一旦风起，会夹带大量风砂，将沟渠埋没，坎儿井在地下，只要将竖井口及时封盖，风沙不能侵入，可以保证灌溉水正常流动。 [4] ⑷坎儿井水量稳定水质好 坎儿井水来自地下水，水量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少，没有发洪水或因天冷无融雪水而断流的情况，可以按水量大小组织轮灌，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坎儿井一般在戈壁滩深处开挖，受到人类活动污染少，又在地下经过砂石土壤净化，所以质好适宜饮用和灌溉。 [4] ⑸坎儿井施工技术要求不高 坎儿井施工技术是有一个匠人带上几个普工用简单的工具就可开挖的地下水利工程。所使用的工具如刨锤、撅头、砍土曼、红柳筐等，均可就地打造，不涉及电动气动等装置，工艺过程简单，只需通过艰苦劳动即可以获得成功。 [4] 坎儿井发展现状 播报 编辑 数量减少 在20世纪50年代末，全新疆有水坎儿井数量高达1784条，年出水量为6.8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高达24200公顷。然而，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急剧增加，耕地面积扩大，机电井的数量大幅上升，水资源大量消耗，导致坎儿井的数量显著降低，如图3所示。 [5] 从图3中可以看出，占新疆坎儿井数量70%的吐鲁番地区，坎儿井数量从1957年的1237条锐减为2014年的214条，减少了1023条，减少了80.7%。平均每年18条消失。 [5] 出水量下降 坎儿井的出水量从1957年开始，总体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坎儿井的发展到达巅峰时期，1957年年出水量为7.6亿立方米，总灌溉面积曾高达36.16万亩。到2014年，年出水量为1.15亿立方米，总灌溉面积只有8.49万亩，分别下降了84.87%和76.52%。 [5] 流经区环境恶化 一是土壤结构变化。坎儿井是祖先遗留的宝贵水文化遗产，是少见的集水利遗产和文化遗传属性于一身的综合遗产。浅层地下水作为坎儿井的水源，只有其资源的不断补给才能维持坎儿井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目前机电井在坎儿井绿洲灌溉区内大量的修建及无序式地开采，导致浅层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引起坎儿井干涸数量的增加。而且，被抽取水的位置，很可能带来诸如底层泥土带凝固等土壤结构的改变，这样的结构改变基本上没有可逆性可讲。在对新疆绿洲多个棉田区域土壤测定后发现，土壤均呈碱性，pH均值为7.87，且为轻度盐化土壤，盐分含量均值为3.44g/Kg。 [5] 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坎儿井的干涸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影响新疆地区绿洲和植被的变化。新疆属于生态脆弱区，森林资源较少，根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新疆的现有森林覆盖率仅有4.87%，而吐鲁番的森林覆盖率仅有1.27%。相比之下，吐鲁番地区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而水资源的大量过渡消耗，势必会导致沙漠化进程加快，进而影响绿洲面积和人类及生物的生存。吐鲁番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总面积的46.87%。吐鲁番盆地的绿洲面积由南向北逐步缩小，其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5] 三是生物多样性降低。沙漠化过程中，由于没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大量的鸟类昆虫，穴居动物以及两栖动物迁徙或者灭绝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缺少了人工修缮和维护的村庄，耕地、小片绿洲、坎儿井被废弃的现象随处可见，若一直不闻不问，沙化情况势必会更加严重。而这种零星式的废弃举动，虽然规模小，但也不能忽视。若废弃举动长期积累，而利用机电井来维持生存，人类活动向天山山脉水源的迁移势必导致吐鲁番盆地绿洲的移动，无疑更加陷入了生态的恶性循环。 [5] 坎儿井水资源的利用 播报 编辑 坎儿井与地表水资源的关系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水资源供给主要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地表水资源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水系即：天山水系和火焰山水系。吐鲁番地区的地表径流主要是源于位于该地北部的雪峰，通过高山融雪每年向吐鲁番盆地提供水资源。流向盆地地区的地表径流最终都会汇入艾丁湖，当地表径流流经山前的冲积扇地带将会渗入到地下从而形成地下潜流。艾丁湖是吐鲁番地区的主要湖泊也是该地主要的地表水源。吐鲁番地区的地下水主要源于高山河水流经戈壁地带时，大量的河水渗入地下从而形成地下水。该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主要由坎儿井、自流井和电机井提供，其中坎儿井是具有古老传承的地下水供给途径。坎儿井井水不经过地表，直接利用地势的落差通过地下暗渠进行输送，不易受到季节以及风沙的袭扰，同时能够有效的防止水分的蒸发。艾丁湖和坎儿井作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主要的供给源，极大程度上保障了吐鲁番地区人们的用水需求。 [6] 坎儿井与艾丁湖之间组成的系统不仅能够保障当地的用水需求，同时能够维持当地干旱环境下的生态平衡。如果没有坎儿井的持续水源，吐鲁番盆地冬天就会缺水。在冬季，艾丁湖的主要水源补给来自坎儿井的地下暗流。同时，艾丁湖每年蒸发大量的水资源，这些蒸发的水资源在山前形成降雨回归盆地。当艾丁湖缺水时，地下水成为艾丁湖的补给源；反之，当地下水水位降低时，艾丁湖可以作为水源补给地下水。因此，当地表水源消耗量过大时，地下水由于补给艾丁湖会造成水位下降，当地下水水位过低时，就会影响坎儿井为当地提供水资源的作用。综上所述，坎儿井与艾丁湖作为当地主要的水资源供给途径，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6] 坎儿井与地下水资源的关系 坎儿井总水量与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地下水水位的持续下降，坎儿井总水量也明显减少或干涸。如2011年吐鲁番地区两县一市各一处资料系列较长、代表性较好的地下水水位与坎儿井总水量作了对比分析。经相关分析计算，坎儿井水量与地下水水位有着正比关系，随着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坎儿井的总水量也呈减少趋势，地下水位动态变化与坎儿井总水量的变化基本一致，但也有部分坎儿井总水量与地下水埋深变化出现异常。如鄯善县的连木沁镇曲王坎村克其克坎儿井的总水量随着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则显示出增加的趋势。原因是该坎儿井位于二塘沟流域的上游，随着二塘沟河汛期水量的增加，补给坎儿井的水量相应增多。 [6] 坎儿井的价值 播报 编辑 坎儿井的历史文化价值 坎儿井是吐鲁番人民精神的化身代表了吐鲁番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吐鲁番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坎儿井作为吐鲁番的水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已成为多年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已成为当地人民感情的依恋更是一条联络吐鲁番与内地情感的纽带，它是吐鲁番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井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吐鲁番的各族劳动人民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巧妙创造。可以说，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就没有坎儿井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就没有新疆的绿洲文明。坎儿井见证了绿洲的繁荣和发展，是干旱区绿洲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4] 坎儿井的生态环境价值 坎儿井的施工工艺是最环保的，它对地表的破坏少，造成的水土流失也少，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坎儿井用暗渠和竖井把地下水引出地面，既减少了水在地面的蒸发，又使地下水得到充分利用，是维吾尔族人和谐利用自然资源的典范。坎儿井水除了农业灌溉和生活饮用外，还浇灌着大量的植被。坎儿井也是绿洲植被的重要水源。坎儿井水流淌过的地方，绿化面积增大，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增加了明渠、涝坝、草原的绿化面积，区域小气候得到改善，从而促进小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因此，坎儿井对绿洲的生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吐鲁番坎儿井的旅游价值 坎儿井不仅是伟大的水利工程更是一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享誉世界至今还在为我们提供着赖以生存的水和不竭的旅游资源。坎儿井以其独特的亮丽风景，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强调生态文明开发的今天，坎儿井具有不可比拟的旅游开发价值。目前，吐鲁番地区利用坎儿井开发的旅游景点已有5家，其中两家是以坎儿井为主的旅游景点，都位于吐鲁番近郊的农村图、坎儿井旅游景区图。据统计，2005年，吐鲁番地区以坎儿井为主的旅游景点接待游客多达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0万元，成为吐鲁番旅游业新的增长点，2007年吐鲁番对外开放的两处坎儿井的游客数达到近127万人次，占旅游总人数的31.37%，旅游门票收入达到1468万，占地区旅游总门票收入的16%，2006年坎儿井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坎儿井不仅丰富了吐鲁番地区的旅游项目，提高了吐鲁番地区作为旅游城市的地位，也促使了吐鲁番的经济发展。 [4] 坎儿井之最 播报 编辑 年龄最大的坎儿井是吐尔坎儿。吐尔，维吾尔语，烽火台之意。位于吐鲁番市恰特卡勒乡庄子村。全长3.5公里，日水量可浇20亩地，1520年挖成，至今已473岁了。 [4] 最长的坎儿井是都善县的红土坎儿。该坎儿井在鄯善县葡萄开发公司东1.5公里处，全长25公里，日浇地58亩。 [4] 最短的坎儿井是吐鲁番市乌江布拉克坎儿井，全长约30米。 [4] 竖井最深的坎儿井是鄯善县吐峪沟乡苏贝希坎村东部的努尔买提主任坎儿，全长20.7公里，井深98米，日浇地25亩，开凿于1990年。 [4] 水量最大的坎儿井是吐鲁番市艾丁湖乡吾力托尔坎村欧吐拉坎儿，日水量浇地70亩。 [4] 水量最小的坎儿井是吐鲁番市牙儿乡伊里木村西面的克其尔坎儿，全长300米，日水量浇地0.6亩。 [4] 所获荣誉 播报 编辑 2024年9月，入选2024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伯余

伯余是中国古代传说最早造衣之人，旧时纺织业中机户所崇拜的行业神。约生活于距今6900——6500年前的半坡文化时期。

《淮南子·氾论训》：“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所处时代 播报 编辑 一、6900——6500年前的半坡文化时代。 半坡文化已出土纺轮、粗麻，证明他们可以纺织粗麻衣，脱离了树叶、兽皮做遮盖物的时代。 二、4700年前的黄帝时代。 《世本》曰： 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 高诱注：“ 伯余 ，黄帝臣。 粗麻与丝绸 播报 编辑 人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是先穿树叶、兽皮，后来发明了用树皮和葛丝发明了绳索，大约距今7000——6000年前的半坡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发现粗麻葛布制作的衣物，还有纺轮等纺织品。 而中国传说，距今4700年前的黄帝次妃嫘祖养蚕，从蚕丝中提取了丝，一步步发展成后世的丝绸。

黄道婆

黄道婆（1245年？—1330年？） [1]，又名黄婆、黄母，原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市）人，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 [2-4] 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虐待流落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居约40年，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有改进，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 [3] 黄道婆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卒后琼、沪两地乡民均立祠奉祀。

人物生平 播报 编辑 早年坎坷 南宋末年，黄道婆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 [5-7] 早年为生活所逼，十二三岁被卖当童养媳。 [8] 其后，不堪公婆的虐待而流落崖州（今海南三亚）。 [6] [9-10] 流落崖州 先居水南村，嫁后随夫姓叫宋五嫂，后夫病逝，出家到城西广度寺当道人。 [8] 在那里生活了30多年，并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一整套棉纺织加工技术。 [6] [9-10] 回乡传技 元朝元贞年间（1295年至1297年），年老的黄道婆遇到了海船，于是从崖州回到乌泥泾。 [5-7] 回到家乡后，她看到家乡的棉纺织技术十分落后，就根据当地棉纺织生产的需要，总结出一套融合黎族棉纺织技术与当地纺织工艺为一体的完整新技术，她将这套技术广传于人，使百姓大众普遍受惠。 [5-7] 黄道婆去世后，当地人民感恩泣泪，并建祠祭祀，有识之士还为她树碑立传，尊奉她为“织女星”“先棉神”。 [5-7] 主要影响 播报 编辑 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授纺织技艺，二是革新棉纺织工具，三是推广棉花种植。 [11] 新的去籽工艺 既然是棉花，要纺织的话就要去除其中的棉籽，而在黄道婆之前，脱棉籽是棉纺织进程中的一道难关。黄道婆推广了轧棉的搅车之后，工效大为提高。这种轧棉方法和技术要比外国先进好几百年。 [12] 传授纺织技术 黄道婆返回故乡的时候，虽然上海植棉业和纺织业已经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为此她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身边的人。 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 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创造了一整套的“擀、弹、纺、织”工具，而且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 黄道婆去世后，松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经几百年之久而不衰。 [12] 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崛起 黄道婆于元贞年间从海南归来后，在家乡推广先进的植棉、纺纱、织布技术，并改革纺织工具，不仅改善了乌泥泾和邻近地区人民的生活，而且对明清两代江南农村和城镇的经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2] 由于黄道婆引进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后，松江府以及整个长三角地区一跃而为中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基地、棉布纺织中心，由此而孕育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数量不等的棉纺织品生产、贸易中心，这些中心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城镇群的初步轮廓。 [13] 历史评价 播报 编辑 张太教、齐爽：黄道婆主要事迹与当地松江地区的劳动妇女一道，突出地改进和提高了去籽弹花、纺线以及织布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甚至是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极大地增进了上海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 [15] 施联朱、容观琼：当她（黄道婆）晚年回到乌泥泾后，对于我国棉纺织业的革新所作的重大贡献，体现着黎、汉两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凝结着黎、汉两族人民的深情厚谊。 [16] 陈勤建、尹笑非：黄道婆传播和发展了上海地区的植棉和棉纺织业，改变了元、明两代苏南部分地区的生 产结构，发展了产业经济，推动了江南和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 [1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她（黄道婆）为十三世纪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对她在棉纺织史上的革命作出了高度评价。 [18] 轶事典故 播报 编辑 约摸七百多年前，春申江附近，乌泥泾镇（今龙华乡华泾）一带有一个养媳妇姓黄，因为从小死脱爹娘，呒没名字，村上人都叫她黄小姑。 讲起黄小姑做童养媳，日脚可实在苦啊！春天，小姑一时勿能落早起，婆阿妈就扯耳朵、揪头发。夏天，小姑想去树荫下透透气，婆阿妈一棒头把她赶下水田里。秋天，小姑想把单衣翻成夹衣，婆阿妈却把一捆稻草塞到她手里，恶狠狠地说：“先搓绳，慢翻衣，等到落雪来得及。”冬天，落雪了，小姑见婆阿妈穿起新棉衣，也想把自己夹衣翻棉衣，婆阿妈却拿出几箩筐棉花对她说：“落雪不及烊雪冷，先剥棉花再翻衣。”过了几天，雪烊了，小姑想总可翻棉衣了，谁知婆阿妈脸一扳，眼一弹：“嗨！烊雪不如出太阳，再翻棉衣无用场。”黄小姑只好挨冻受饿剥棉籽，十只手指冻疮烂得像胡蜂窝。一年做到头，说人不像人，说鬼像三分。 可是，事情还没这样简单。这时正遇上朝廷招雇官妓，地保见小姑已长大成人，便同她婆母商定身价。这消息给隔壁三婶婶晓得了，偷偷地指点小姑，还是早想出路为好。 一天，小姑趁着婆阿妈外出未归，就逃离虎口，来到了黄浦江边。只见江水翻滚，白浪滔天，天色就要黑下来了。可是，眼前没有摆渡船，后面有人在追来，那能办？这时幸亏开来一艘过路客船，帮她摆渡到江对岸。 天黑下来了，小姑心想，到啥地方去过夜呢？忽然，附近传来“嘀笃、嘀笃”的声音，小姑顺着声音寻过去，见有一座道院，山门还半掩着。她趁势挨了进去，走到佛殿大门口，见有一位老师太在敲磬诵经。她不敢惊动老师太，轻手轻脚走到供桌边坐了下来。老师太念完经，回到佛像前跪拜祈祷，突然看到睡着一个人，吓了一跳，想啥人敢在黑夜闯进道院？再仔细一看，是个小姑娘，老师太这才定了心，轻轻把她叫醒。老师太是个好人，非常同情小姑的遭遇，就把她收留下来。从此，这道院里又多了一位道女，大家叫她黄道姑。 冬去春来，黄道姑的心总不能平静下来，她想，离开婆家只隔条黄浦江，万一给婆家晓得了，非但自己又要吃苦，还要连累人家，那能办？ 一天，道院里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黄道姑匆匆躲进了禅房。可是不到半根香的功夫，老师太叫人把她从禅房领到住院，拜见新来的那位师姨。黄道姑这时才知道，这位师姨是从海南岛崖州到此探亲的。黄道姑听师姨谈论海南风光，听出了神。她想，原来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特别听说崖州盛产棉花、棉布，又看见师姨穿的一身衣衫，的确同本地棉布不同。她想起自己当初用手剥棉籽，剥得脱指甲的情景，很想去看看崖州百姓是怎样种棉织布的？盘算着要是去崖州，既可避开婆阿妈的追寻，又能学到种棉织布的本领，那该有多好啊！她把这个想法向师姨提了出来，就得到了她的同意。于是拣了个好日脚，黄道姑跟随师姨奔向崖州。 黄道姑来到崖州一看，确是另有一番天地。她以师姨道观为家，很快就和当地黎家姐妹结下了友情，和她们一起种棉、摘棉、轧棉、纺纱、染色、织布。黎家姐妹织出的五彩缤纷的“黎锦”花被，她更是爱不释手。后来还同姐妹们共同研究改进纺织技术…… 黄道姑在崖州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变成鬓发斑白的老婆婆了。一年春天，她在地里种棉花，突然有人叫了声：“黄道婆，你看呀！天上那些鸟儿飞得多整齐呀！”黄道婆抬头一看，见一群大雁结队向北飞去，顿时勾起了她思乡之情。可恨南宋朝廷腐败无能，兵荒马乱，弄得我远离乡井，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现在我该回去看看家乡了。她主意打定，告别了黎族姐妹，回故乡来了。 半路上，黄道婆得知，元世祖已设立了“江南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松江一带已广种棉花。她回到乌泥泾，还认得几条老路，幸喜隔壁三婶婶还在，不过人们都叫她“三阿婆”了。三阿婆见黄道婆回来，免不了畅叙旧情。三阿婆说：“小姑啊！你想想，伲起早落夜用手剥棉籽也来不及，布怎会织得多呢！官府只晓得要布收税，勿管百姓死活。”黄道婆听了，就同她这样长那样短地商量如何改进轧棉纺纱的事情来了。 三阿婆的老男人是个木匠，黄道婆就请他来相帮，一商量，决定先改进轧棉籽的办法。崖州轧棉籽是用两根细长铁棍转动的，黄道婆画出图样，老木匠按图加工起来了。 三天以后，黄道婆来寻老木匠，见一部木制手摇轧棉车已经做好，两人手摇，一人下棉籽，功效既高，剥得又干净，又省力（后来改进为一人手摇车）。黄道婆又动脑筋，把原来一尺来长的弹棉花的竹弓，改成四尺多长的木制绳弦大弓。她又大胆设想，把原来一只锭子的手摇纺纱车，改制成为三只锭子的脚踏纺纱车。经过多次试验，又从三绽加到五锭。工具改进后，黄道婆又在织布技术上加以改进，结果织出了“错纱”、“配色”、“提花”等五光十色的棉布和“乌泥泾被”，很快就传遍了松江一带。人们到处唱起了：“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19] 人物争议 播报 编辑 籍贯争议 海南说 《南村辍耕录》中关于黄道婆籍贯的记载“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这是黄道婆海南三亚（古时崖州即如今的三亚）说的依据，以及一些学者借清代一些文献的相关论述（譬如钱大昕的《咏木棉诗》和李维清的《上海乡土志》认为黄道婆是海南人，其依据是《南村辍耕录》中对黄道婆籍贯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推论）认为黄道婆是黎族妇女，认为其名“黄道婆”乃是黎语的转译。 [20] 明人张萱、清人俞正燮虽以陶文为基础， 但却认定黄道婆为崖州人。张萱《疑耀》卷6《木棉》说：“据陶说， 道婆崖州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4则说：“元时， 崖州黄道婆来”。俞正燮将陶宗仪的“自崖州来”，直接解读为黄道婆就是崖州人。 [21] 清代海南官府纂修的地方志，也有强调道婆为崖州人。乾隆《琼州府志》卷10《遗事》明确称：“元初，有妪名黄道婆者，崖人也。”诚然，广东、海南地方志有关黄道婆记载也一律引自《辍耕录》，且称黄道婆为崖人只此一例。 [21] 上海说 王逢第一个认定黄道婆是上海人。他在《黄道婆祠并序》一诗中，开篇就说：“黄道婆，松之乌泾人。”王逢与黄道婆是年代很相近的人，曾住在乌泥泾，他的这番话是黄道婆仙逝数十年之后写的，他的话，可信程度应当说是很高的。 [22] 除王逢以外，《嘉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松江府志》和清人褚华的《泸城备考》，以及后来的《龙华志》均有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人的记载。历代的黄道婆祠的祠序，也都记载黄道婆是乌泥泾人。1994年出版的《黄道婆研究》一书中录载不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22] 诱拐说 也有学者认同黄道婆在海南与上海之间流动的“诱拐说”，尽管尚未有直接的史料证实，但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因为在这前后江南与海南间确实存在着活跃的人口买卖。 [21] 学艺师从 黎族说 20世纪50年代，有一篇名人名作说，黄道婆到海南黎族地区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这一说法几成史学界的定论，于是所有辞典、教科书、文论等文稿，都使用这种说法。 [22-23] 有学者认为，海南自古以来就有植棉治棉的历史，黄道婆不是向“闽籍汉人”学习，而是向海南“熟黎”学习治棉工具和纺织技术的。 [24] 临高人 有学者认为，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决不会比今天先进，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否则就无需乎“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了。由此可以证明黄道婆当时不是跟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而是向临高人学习的纺织技术。 [25] 移民说 有学者提出黄道婆是向“海南地区崖州福建汉族移民学习的棉纺织技术”。 [26-27] 身份争议 道教说 有学者提出黄道婆为什么称之为“道婆”。称道姑、道婆，应该是民间信仰佛、道教而为人家诵经做佛事的妇女。 [28] 明教说 有学者认为，宋元时代浙闽农村盛行一种“明教”，是从摩尼教发展的一种民间秘密组织，混道教、佛教为一体，尊汉张角为教祖，称摩尼为光明之神，提倡素食、戒酒、裸葬。黄道婆可能是此教中人。 [28] 姓名争议 黄姓说 有学者认为，记载黄道婆最早的文献都标着“黄道婆”这个名字。陶宗仪《辍耕录》称：“有一妪名黄道婆者”；逢诗《黄道婆祠》并序的第一句就称“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因此，黄道婆应是姓黄。 [29] 也有学者认为，黄道婆的婆家姓“顾”，“黄”乃其本姓。 [29] 夫姓说 有学者认为，黄道婆是一位女姓，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有从夫性的习惯。在民间传说中，黄道婆被说成是贫家女儿，自幼为童养媳，“黄”是其婆家的姓。 [29] 无姓说 有学者认为，黄道婆原是弃婴，是从黄泥路上捡来的，“黄道”两字由此而来。按此，她本无名无姓又关于“黄道”两字，显然这不是名字，而是称谓。 [29] 生卒年代 有学者根据黄道婆自崖州回到乌泥泾的时期推估黄道婆自崖州返故里当已五十多岁。由此认为，如果她已年逾花甲，恐未必有精力教人纺织、改革工具；若是还不到五十，则不宜称为“妪”了。据此，生年约可定为1240~1245年左右，即南宋嘉熙末至淳祐年间。《辞海》、《上海县工业志》等书，即采用此说，定生年为“约1245年”。 [30] 关于黄道婆的卒年，大多是采取存疑态度，以“？”表示。或者采取谨慎的“十三世纪末”或“十四世纪初”的说法。 [30] 族群争议 汉族说 有学者根据最早的文献《梧溪集》中有明确的记载：“黄道婆，松之乌泾人”认为黄道婆是一个流落到海南岛的汉族妇女。 [31] 黎族说 有学者认为，陶宗仪的《黄道婆》比较可靠，王逢的《黄道婆祠有序》有失实之处，并且得出“黄道婆，原籍崖州，是位黎族妇女”的结论。 [32] 后世纪念 播报 编辑 1330年，黄道婆死后，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张之塑象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立有黄道婆的小庙。黄道婆墓在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于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现在上海豫园内，有清咸丰时作为布业公所的跋织亭，供奉黄道婆为始祖。 [33] 从史料上查到，上海地区与黄道婆有关的祠、庙、堂、楼有十多处。 [17] 黄道婆墓 黄道婆墓始建于元代乌泥泾古镇（今华泾镇东湾村平桥）。据《二十六保志》载：“黄道婆在二十六保二十八、九图、田六分二厘七毫。”历来未见整修记载，年长日久，已荒冢累累，难以辨认。1957年经江苏省上海县人民委员会整修，加高坟台，设石凳供桌，镌石立碑。 1984年黄道婆墓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徐汇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4] 黄道婆祠 据历代《上海县志》载，黄道婆祠也称黄婆祠或先棉祠，俗称黄婆庙。在华泾镇南郊村黄婆庙自然村。1993年3月出版的新编《上海县志》载，黄母祠在历史上（解放前）曾七建七毁。 1960年，上海市文管会整修黄母祠。1963年被列为上海县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中祠被摧毁，仅存残瓦废墟。1991年3月，市文管会决定，为纪念上海县建县700周年，在原址重建黄母祠。同年5月，在征地扩大的上海植物园内，动工重建黄母祠，并改称黄道婆纪念堂，于1993年12月竣工。 [34] 黄道婆纪念馆 黄道婆纪念馆由墓园和纪念馆两部分组成。2002年3月动工兴建，2003年3月竣工并对外开放，占地面积300余平方米。2004年，黄道婆纪念馆被列为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黄道婆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4] 纪念路 先棉祠街。在今黄浦区西起迎勋北路，东至河南南路。清道光六年（1826年），知县徐乃大在县城西南半段泾李氏吾园红雨楼内建造一座先棉祠，先棉祠街由祠得名。 花衣街。今黄浦区小南门，在新码头街至王家码头街。因棉花（俗称花衣）行聚此得稻。清道光二年（1822年），上海原棉商人在小南门外“生贤桥东梅家弄小武当余”地成立花农公所，成为上海主要的花衣市场和码头。 [34] 纪念品 黄道婆纪念邮票。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纪念邮票一套，共4枚，其中第4枚为元代女纺织技术专家黄道婆。该纪念邮票面值60分，发行量100万枚。黄道婆是第一位展现在新中国邮票上的古代女科学家。 黄道婆纪念银币。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纪念币第六组银币”。银币一套共四枚，面值5元。正面图案为国徽、国号和年号，其中有一枚银币的背面图案的人物形象为“黄道婆立像”，发行量3万枚。 [34] 纪念日 民间俗说农历四月初六为“黄道婆生日”，农历七月二十日为“棉花生日”。 [17] 史料索引 播报 编辑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第二九七条《黄道婆》 [22] 王逢《梧溪集·黄道婆祠并序》

魏源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原邵阳县金潭）人。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 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

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人物生平

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魏源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魏源七岁从塾师刘之纲、魏辅邦读经学史，常苦读至深夜。九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极”嘱对。魏源摸着怀中二麦饼对曰：“腹内孕乾坤。”

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科取秀才。

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岁试补廪膳生。

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选拔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

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

道光九年（1829年），应礼部会试，与龚自珍双双落第，房考刘逢禄作《两生行》哀之，从此龚魏齐名。魏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藏书丰富，乃博览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时社会动乱加剧，他目睹江华瑶民起义，深感清政权的腐败；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危机使他更加愤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

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购地建3进草堂，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并在潭边浅水处建有“宛在亭”。魏源后半生，长年居住此处，其名著《海国图志》即在此处撰写完成。其间，他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往来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并在前线亲自审讯俘虏。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立志著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了《圣武记》，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及军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的人才论观点。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期间改革盐政、筑堤治水。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

咸丰元年（1851年），魏源授高邮州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晚年，潜心学佛，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思想成就

革新图强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对侵华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兴办实业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推崇民主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赋税思想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中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人物评价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①《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②此二书（《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③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

宋恕（启蒙思想家）：近人撰外史，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反辱国矣。

《魏源传》（夏剑钦）：综观魏源一生，他从理学家转而为汉学家，从幕友转而为亲民官，从解经笺诗的通儒转而为关心水利盐漕的实干家，从忧时忧民的学者转而为放眼世界的先驱，都充分显示他是一名真挚的爱国者。他因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时时以湔洗国耻为念，提出“后王师前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人物轶事

求学

嘉庆十二年，少年魏源离开了苦读多年的家塾，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了邵阳县城爱莲书院求学。

相传著名文学家周敦颐即在此种莲，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莲，花之君子者也”，即为爱莲书院起名之滥觞。爱莲书院的读书生活给魏源留下绮丽的回忆，他在《答友人书院读书之邀》一诗中吟道：“池莲应入梦，门柳正扶春。”

“岁时，参加县考，”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联名如贯珠。而何最少，世称“三神童”。县试之后，补县学弟子员。参加府试，考取案首。此时的湖南学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进士。他是藏书家、金石家和书法家。这位博学多才的学政看中了年轻有为的魏源，对魏源爱护有加。三年县学使魏源知识面拓宽，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馆授徒

嘉庆十五年（1810年），魏源回到故乡，开馆授徒。因为他课教得好，“名闻益广，学徒踵至”。“腹内孕乾坤”的魏源并不满足乡间塾师的平静生活，他于嘉庆十八年（拔贡是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代规定，到一定年限，由各省学政在生员中考试选拔优秀生员，保送入京，作为拔贡。每府学各名，县州学年）来到省城长沙，进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准备参加选拔贡生的考名。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当京官，知县或教职。

魏源在岳麓书院的时间不长，但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如汤金钊，袁名曜，李克钿，何庆元等。这些名士对他一生的事业和成就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汤金钊。汤金钊在主持湖南拔贡期间，办事认真，正直无私，录士极严。他在视察岳麓书院时，对岳麓书院办学方针及教学方法进行充分调查，对其严格办学十分满意。

名师好友

在学生中，他尤其喜爱才具独特的魏源。魏源同汤金钊前辈有过较频繁的交往，从汤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汤金钊与湖南巡抚广厚主持湖南拔贡。这次共选拔人，魏源亦名列其间。

魏源到北京后，本应及时去拜见选取他的老师。但是，不善钻营且只知苦读的魏源，却一头扎进古书堆中，多天不露面。汤金钊感到奇怪，以为他病了，便亲自去拜访。汤金钊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跃然纸上。从中也可见，此对忘年交情谊之笃。

袁名曜，湖南宁乡人。他是魏源就读岳麓书院时的山长。他治学严谨，办学认真，为文高远，谈锋甚健。据《宁乡县志》载：“其为文意格高浑，不落恒蹊，穿穴经史，自达其所见。”“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这位山长对青年魏源有较大影响。

李克钿，字冠湖，湖南桂东人；何庆元，字积之，湖南桂阳人。是魏源在岳麓书院时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于湖湘学派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和魏源是同科拔贡，成为学术思想上的知交。

岳麓书院读书

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魏源一生影响至大。在以后长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岳麓书院毕业的著名人物贺长龄、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在岳麓书院读书之余，漫步爱晚亭，留连岳麓山，曾赋诗抒情：“日尽月野白，余晖在山顶。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领。野服欺松风，幽寻自人境。是时月未上，万象互光景。危云天际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独立，溪急野逾静。冰鳞空水明，归翼凉烟引。咏归谢童冠，意行无远近。”

魏源自注作《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魏源集》），这首诗是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游爱晚亭，览岳麓寺，有感而发。他一心攻读，积极储备，但读书时的心境是恬淡平静的。岳麓书院的短促的岁月给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可以说，这就是魏源的岳麓书院情结。

个人著作

著述

魏源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其它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作品结集为《魏源全集》。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圣武记》

《圣武记》书中谈到18世纪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反清起义问题。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

诗作 《晓窗》《湘江舟行》《三湘棹歌》《寰海十章》

史籍记载

赵尔巽《清史稿》三十二卷

后世纪念

湖南隆回故居

魏源故里，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故里现存有故居，为清乾隆初年修造，占地面积1710平方米，建筑面积756平方米，为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木瓦结构民居，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两次维修，恢复了原貌，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座西向东，两正两横，独立于绿色田园中间，前临一片平坦的千顷稻浪，院后缓缓流过一湾金水，左临象山，右对狮岭。

魏源故居系魏源的祖父孝立公遗留下的产业。相传魏氏九世祖元瑛公至魏源祖父孝立公居所称“垭塘湾公馆”，民国初年改建为宗祠，孝立公另给十个儿子建了十座大体一致的宅院。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字春煦，排行老五，魏源故居就是他及家人所分住的的其中一座。魏源在这里诞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至他27岁那年（1820年）全家迁往江苏定居才很少回家。1951年土地改革时，这所房子被分给魏源之房族后裔魏华柏等几户贫下中农居住。1994年，隆回县人民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将故居内住户全部迁出，收归国有，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2000年和2006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拨款进行了维修。

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今20号）购地造屋。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卷阿”乃《诗经·大雅》中的篇名。卷者曲也，阿者大山丘也，其远大志向寓于宅名之中，是精神寄托，还是锋芒毕露，不得而知，但他的故居在历经170余年风风雨雨的今天，仍有两间保存完好。他亲笔题写的宅门横额——小卷阿三个大字至今依稀可辨。在此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魏源故居已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张謇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金融家、慈善家、诗词楹联家、社会改革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江苏五才子”之首。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建了南通博物苑。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民国11年（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张謇的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主张 “实业救国”“父教育，母实业”，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开创了唐闸镇工业区，使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城市建设按照一城三镇的格局，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苏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张謇在侨居地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区常乐镇）敦裕堂内出生，排行第四，其生母即为金氏夫人。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命他随三个兄长入私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并为其取名吴起元。至10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12岁时，父亲张彭年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镇宋效祁先生教授孩子。14岁时，因宋效祁病故，父亲命他背着书箱前往西亭，从宋效祁的从子宋琳读书。

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准备考秀才，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冷籍”。按照当地的科举习俗，冷籍需要多付出报考费。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老师宋琳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驹。张驹同意张謇冒充他的孙子，以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把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并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

幕僚生涯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发审局，参与案件审理，邀请张謇担任其幕僚同往。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窘境，张謇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光绪二年（1876年）夏，由于发审局人事复杂，张謇苦不能为，于是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成为吴长庆的淮军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

光绪十年（1884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高中状元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孙云锦出任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张謇转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录取为“第二名”，时称“南元”。但是从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间，张謇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职，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先后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光绪帝争取若干实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以主战著称，曾单独上书参劾李鸿章。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兴办实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但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3月，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慨然应允；同年夏，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10月，列名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筹建纱厂，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翁同龢却被慈禧罢官。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同龢的遭遇，使张謇目睹了官场的险恶；7月21日，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五年（1899）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张謇是暗中牵线人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4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他对明治维新的效果赞叹有加。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同年，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张謇决定在天生港筹建码头，为此咨呈两江总督周馥，申请自开商埠。后来张謇出面募集资金，在天生港建了两座名为“通源”“通靖”的码头，并对附近江滩施以抛石护滩，抵挡江潮，由此开启近代南通港建设的历史。同年，大生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此外，张謇还在这一年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汤寿潜、郑孝胥等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

宣统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张謇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宣统二年（1910年）1月，请愿团抵京，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发起第二次请愿发动，再次被驳回。10月，发起第三次请愿发动。同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随后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同年，张謇派郁芑生和秦亮夫去英国考察相关企业，电厂是考察的重点。张謇从西方纺织企业的现状，看到大生纱厂的不足，特别是动力供给上的落后，决计以电力替代蒸汽动力。

民国3年（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的生产。

民国5年（1916年），张謇建立第一所民办气象台。

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民国8年（1919年），张謇将上海人姚祥堂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东台用电的困难。同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同时，南通电厂（后改为天生港电厂）开始启动设备的采购。

危机来临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

民国10年（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同年，天生港电厂动工兴建。

民国11年（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同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主要影响

实业

张謇一生创办了100多家企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第三，张謇呼吁“棉铁主义”，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是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又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元年（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他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

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顺着这个思路，走上了状元办厂兴学的道路。

张謇“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他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张謇在大生纱厂赚得丰厚利润之后，踌躇满志，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又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为了“养民”，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另外，晚年的张謇由主张依靠本国资金兴办实业，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或中外合资设厂，转变为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张謇作为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是，他对在这个革命政权下发展实业，毫无兴趣和信心。袁世凯窃权后，他出任袁世凯政权的农商总长，他认为这是自己“振兴实业”的抱负可以顺利实现的时机了，急忙草拟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想趁机“大展鸿图”。但袁并不予支持，张謇便转而向帝国主义伸手求援，提出了“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来“利用外资”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张謇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还是力图争取比较合理的条件的。

宣统二年（1910年），由张謇、瑞征等人发启，由冀、鄂、苏、皖、赣等五省协款40万元，但实际只筹到20万元，在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

政治

君主立宪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并为立宪开展了大量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向朝廷递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和张謇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宣统三年（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宣统元年（1909年）9月，张謇筹办成立了江苏咨议局，此后，各地咨议局陆续成立。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咨议局力争立法权力，于宣统二年（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和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哗然，抗议浪潮高涨。张謇赴京直谏摄政王载沣，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建议：与美国开展国民外交、治理淮水、保护农工商业、加强咨议局作用等。

转向共和

辛亥革命后，张謇迅速地转向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宣统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电奉命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他尊重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赶紧前往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

民国元年（1912年）1月6日，张謇与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在南京会晤。1月10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解释设立临时政府是为了稳定南方形势而不得已为之。他还暗示让段祺瑞等向清廷请愿逼宫。这一建议，正合袁的心意，他的确也是这样行动的。同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

地方自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张謇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教育

广办学校

张謇一生创办了40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扬州大学前身）创办，翌年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同年，创办通海农学堂，1906年附设为通州师范学校农科，1919年改称私立南通农科大学（今扬州大学前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

宣统元年（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江苏省南通中学前身），并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宣统二年（1910年），基于在创办江西瓷业公司的过程中产生的“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实业所到即教育所到”等认识，在张謇等有识之士奔走疾呼下，经清廷农工商部批准立案，直隶、湖北、江苏、安徽等地方政府支持下，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陶瓷专业学校——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

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同年还创办了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今南通大学医学院、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前身）以及创办了南通纺织染传习所（今南通大学、东华大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民国4年（1915年），张謇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

民国6年（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

民国9年（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前身）成立，张謇是主要创建人之一。此外他还陆续创办了南通图书馆（今南通市图书馆前身）、南通盲哑学校（今南通特殊教育中心前身）、南通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等。

书法教育

张謇对书法教育特别重视和用心，在其所创办的很多学校中都开设书法课，依据学校的等级、层次、专业不同，对学生习书提出不同的要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成立通州师范学校后，非常重视师范生的书法教育。在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他把国文作为师范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中规定，四学年中每年都开设国文课，第一学年每周6课时，后三学年每周3课时，所占学时比例较大。而“习真、行、草三种书法”作为国文一科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每学年都开课学习，并在第三、四学年增加学习“教授习字之顺序方法”，不但要求学生学习掌握真、行、草三种书体，而且还要求学生掌握书法教学的技巧方法。张謇逝世前数月还在《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中，从执笔、用笔、结体乃至书法与修养的关系等方面为师范生做了详细的讲解，将其对书法的体悟理解教给学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謇为了给社会培养秘书人才创办了国文专修科，附设在通州中学。学生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到省、道局实习。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他将“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为必修科”，把真、行、草三体书法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学习。同年，张謇为了推行女子职业教育，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课程设置以刺绣为主，同时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也开设了书法课程，并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如陈衡恪等都曾为女工传习所学员授过课。而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在通用课程中也设有书法课，张謇还亲自“批阅学生的书法习作，并对书法成绩优异者给以具体指点”。可见其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张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强调书法教育。在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呈学部文》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提出了较多反对意见，如学制年限和课程设置等，其中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偏少表示很大不满。他认为在初等教育中读经时间过长，而对中国文字学习时间过少，建议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学习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

张謇在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中，并不仅将书法作为一门技艺来看待，而是注重书法与人品、修养之间的关系，以书法促进人品、修养的提高。其次他强调修养学识对书法的影响。

在张謇对书法教育的推动促进下，如王个簃、丁吉甫、陈曙亭等一批书法篆刻人才脱颖而出。

书法

张謇在书法上刻苦用功，至老而不衰。他早年因为一心功名，通过院体、阁帖而进入书法门径，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书法的欧、褚笔意和法度。而他金榜题名而成为状元之后，先是步其恩师翁同龢浑厚凝重的书风，而后师法黄庭坚，临终前一两年还在临帖怀素，潜心苦研。

张謇书法是欧、褚、颜的底子，据他自己临书之记载，年轻时临褚遂良的《枯树赋》《圣教序》 和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争座位帖》。四十一岁临 《瘗鹤铭》，四十五岁临《曹娥碑》，张謇中年以后，特别爱重黄庭坚。晚年还在临怀素、孙过庭。从张謇一生书风的演变情况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22-40岁）书风追求平稳，端庄正直，笔兼欧、褚，且带有柳意，代表作有《四时读书乐》等；中期（41-65岁）刻意求变，深得山谷之神韵，结体潇洒矫健，笔意坚韧劲拔，代表作有《墨竹赋》等；后期（65-72岁）融会诸家而用笔自出匠心，厚朴沉着，书卷味浓郁，形成了“张书”之气象，代表作有《东奥山庄记》《望稼楼联》等。

书法理论家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一书中把张謇列为“以行书闻名”的重要书法家，他在研究了张謇的信札之后这样说：“张氏精擅书法，学颜而掺以欧阳率更。立意沉醉，外柔内刚；字体馨远，举止安和。有隋唐楷行嬗变的风采。”孙询认为张謇“晚年随意所书，奇逸劲爽，自由营造。”

文化

创办翰墨林印书局

张謇于1903年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是一家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印书局对书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当地书画界的交流；同时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了很多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如《狼山观音岩造像记》《千龄观记》《顾生母墓志》等，扩大了书法的传播范围与途径，为南通文人学子学习书法、书法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地方书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另一方面，张謇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使他始终以极高的要求和规范来促进翰墨林的发展，对高端艺术人才的使用也极为重视。在张謇邀请至翰墨林工作的人才中，如诸宗元、李苦李、金泽荣等人在书法篆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些文人的加入，使翰墨林成为文人雅士书画交流的场所和平台。

由此可见，张謇创办翰墨林印书局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近代出版业上，在促进近代书法的交流与传承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创建南通博物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开启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张謇建博物苑的目的，一方面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将博物苑作为学校教育的扩展延伸，使之变成传播科学、普及知识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金石书画等的集中保护和交流。为了扩充馆藏量，张謇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多次发布启事。1908年发布《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1915年又发布《为博物苑征求本省金石拓本》。可见在馆藏文物的征集中，张謇非常注重对书法真迹、碑帖拓本的收集整理。为了做好典范作用，张謇将自己的收藏悉数捐到博物苑，据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书画类登录101件，其中张謇本人捐赠的就有71件。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中曾叮嘱其将三希堂帖等转交博物苑。在博物苑藏品鉴定考订的过程中，张謇邀请了在通的书家学者如陈师曾、诸宗元、宣子野、尤金镛和金泽荣等参加工作。

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收集保护了众多的书画珍品，同时也使得以前的私藏能够面向公众开放，使普通民众得以目睹为数甚多的书法碑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书法修养，促进了南通整体书法水准的提高。

成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席子佩发起，计划仿照企业制度建立一个联合公司保全旧书业的利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席子佩离开另组图书公司。此时实权转入曾少卿等人手中，延请张謇（时兼任江苏教育会长）任董事长，张謇与马相伯就是在此时成立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巩护我国教育权、驱策文明之进步、杜绝外人之觊觎、消弭后来之祸患”为宗旨。可以看出，张謇并没有完全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思维来考虑发展，而是兼顾了社会责任和文化信仰。

创办南通图书馆

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创办了中国早期公共图书馆之一——南通图书馆（今南通市图书馆前身）。 张謇邀请南通师范学校培养的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早期建筑师孙支厦设计图书馆。他在著述中记载：“民国元年，里少年尽毁诸神祠。謇于是谋诸兄谋耆老，……因岳庙为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两廊办事室十间，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等十三间，共六十七间，计用银万二千元。书橱二百架，计用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謇赠者八万卷强，职员六人：馆长一，馆务主任一，编辑及保管二，庶务一，收发一，规定每年馆用一千六百元，增购图书二千元，校对、装订等费用四百元，共四千元。其预筹而未设者：儿童阅览室，妇女阅览室，并置巡回书库。”图书馆开创时，藏书、馆舍规模已不算小，以后又进行了扩建。最主要的一次在1918年，张謇之子张孝若访美归来，叙述了国外图书馆得到重视的情况，张謇“乃拓地馆西为楼，亦十有六，筑复道以迎，庋书之架椟，凡三百三十。先后凡用银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岁用之银二千四百元或强。”创办南通图书馆，是张謇对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

新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张謇创办了南通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星报》。《星报》主要就是反映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的情况，在表达南通新派封建士绅观点的同时宣泄新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不满和官场陈腐的愤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时局剧变，《星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终刊。但以《星报》为开端，张氏家族相继创办了《通报》（1912年）、《新通报》（1914年）、《南通新报》（1918年）、《南通报》（1919年），开一代报业的先河。

除了《星报》，作为南通的第一份对开大报，创刊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通海新报》的报头“通海新报”四字楷书竖排也为张謇所题。作为近代地方性民营报业的缩影，这些张謇创办、支持的报刊起到了启迪民智、维护民权和锻造国家意识的重要作用。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张謇为最大股东，连同史量才、赵凤昌、应德闳、陈景韩四人以12万元银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了《申报》的产权。史量才任经理，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不仅如此，在经营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张謇在内的民族资本家们实业救国的深刻影响。张謇的提携使得史量才迅速进入了实业资本家的圈子，通过加入立宪派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史量才彻底成为了一个具有市场头脑的经营人才。由于张謇、史量才这批股东超前的发展眼光和敏捷的商业思维，《申报》在短期内飞速发展。1912年《申报》仅仅发行7000份，到1917年一下飙升至2万份，1925年就突破了10万份， 1932年达到了空前的15万份。

治水

张謇是近代中国以科学方法规划治水的先驱。 1911年，他便自费组建了30多人的测绘队，开始测绘淮河水系。他先后担任过导淮督办、全国水利总裁（水利部长），留下了大量的以导淮为主的设想、规划、方案等文字，以及测绘图纸等档案。

历史评价

《通海新报》（1926年8月25日）：张啬公先生道高望重，举世钦崇，其尽瘁地方自治事业，维护东南安宁，嘉惠通邑人士及苏省各县者，实足令人铭感无已。

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江苏省省长陈陶遗联名电文：硕学巍名，文孚特望。甲午而后，力图自强，孜孜以提倡实业、教育为职志，在籍创办各工厂、公司暨各专门学校，逐年推广，成绩昭然。厥后办理地方自治及各公共事业，尤能尽心规画，卓著劳勋。综其生平事迹，实足上裨国家，下益社会；东南耆旧，无与伦比。

民国政府《大总统令国务院摄行》：前农商总长张謇，耆年硕德，体国忠诚，位望崇隆，邦人所重。民国肇造、于建设因革诸大端多所赞助。嗣后总筦农商及督办水利、导淮、商埠各事宜筹画经营，效绩昭著。比年引退，尤复振兴实业，造福邦家。

近现代思想家胡适：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1922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会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评价张謇“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1984年7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昌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挽联与哀诗·挽张謇老前辈》：成败由天，毁誉由人，一生经济文章，都从实地做起；细行不矜，大德不渝，盖世功名事业，那堪浊浪淘来。

当代学者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是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改变的契机。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经济学家熊映梧：“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謇，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富民强国。张謇是中国的“重工主义”者。

人民网：张謇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大器晚成，前半生勤奋读书求取功名，终于在四十一岁时一举获得状元头衔，却不满于自己当官无助于救国，毅然放弃仕途，从头再来，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硕果累累，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以自己的实践亲自见证了一个爱国者的满腔热情，成为历史上众人皆知的“状元实业家”。他的伟大事业为后人景仰，他的光辉成就将彪炳史册。

2011年9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序言中指出，张謇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实业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为发展民族工业付出了艰辛努力，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为人称道。

2012年10月9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同志在京亲切接见了专程赴京汇报的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虞丽娟、校长潘迎捷等一行。当谈到学校创始人张謇最早提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主张时，江泽民指出，张謇先生很有战略眼光。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提到张謇时，称他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2020年11月12日下午，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轶事典故

一生知己

顾延卿是如皋顾家埭人，和张謇是同科秀才，结成了知已朋友。在张謇遭到张驹软禁时，他很是愤慨，认为“张謇借籍应试，本属无奈，怎能让小人贪财借题发挥断送英才呢？”顾延卿从家中凑足银两，到县里四处奔走，疏通了学官，在县衙上下打点，官员们都知道张驹告状底细，又受了顾延卿的疏通，都同情张謇，默许张謇逃出学宫，知县也不予追究。张謇逃离如皋直奔顾家埭，顾延卿派人在路上接他。两人相见感慨万分，张謇当场写了一付对联。“半世仇人张世德，一生知己顾延卿”。此联知者甚众，以后在顾延卿的帮助下，张謇入了通州藉，中了举人，最后中了状元。

状元之路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

艰难创业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主要作品

张謇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后世纪念

墓址

张謇墓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啬园内，墓地是他生前选定的，当时他还为墓门预作过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 会须身伴五山灵。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于濠南别业，同年11月1日安置于此。随葬品很简单，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1930年4月，墓前增立张謇身着西服大衣、手持文卷的青铜立像。张謇墓园一直由张氏家人管理。1956年，张謇墓园交由国家管理，1958年5月由张氏家属提议改名为“南郊公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8月24日，张謇墓及铜像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1983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张謇墓。1985年8月8日，复立张謇铜像，并改称“啬园”。

纪念馆

张謇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状元街东首，是一所江南园林式建筑。占地面积为33亩，园内建筑古朴凝重、曲径深幽，具有小桥流水的诗意。园内珍藏的上千件珍贵图片和事物，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张謇先生艰苦创业、实业救国的一生。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共接待社会各界群众30多万人次，1988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命名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江泽民同志为张謇纪念馆题名。

纪念活动

2013年7月2日，南通市文广新局，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市文博协会、市集邮协会等在南通博物苑内，举办“纪念张謇诞辰160周年特展”开幕式暨“张謇个性化邮票”首发活动，共同缅怀张謇。7月2日上午，张謇嫡孙女张柔武、嫡孙张绪武等张家后人，南通博物苑、大生纱厂、更俗剧院、图书馆、伶工学社、沈寿艺术馆等张謇生前创办的企事业代表，南通农院、纺院、高等师范学校、通师一附、二附等张謇创办学校的学生代表，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代表等来自社会各界200多人，齐聚在濠南别业张謇铜像前，向铜像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束，表达缅怀之情。

2013年7月18日，由南通大学、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南通市委、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南通江海文化研究会主办，南通博物苑承办的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沈启鹏捐赠“风物聿新”画作展开幕式暨《时代新象》首发仪式，在南通博物苑开幕。7月22日—23日，围绕“弘扬张謇精神，实现强国梦想”举行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4篇。23日，15位论文作者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从张謇精神、张謇的经济、政治、教育思想与活动等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展示了学界最新的张謇研究成果。

科考船

2016年3月24日，中国首艘万米级载人深渊器专用科考母船“张謇”号，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举行下水仪式。“张謇”号总长97米，型宽17.8米，设计排水量4800吨，巡航速度12节；配备1台11000米载人潜水器，1台11000米无人潜水器，3台11000米着陆器。同时，配备干性、湿性通用实验室、重磁实验室、资料处理室、网络信息中心等，并安装全海深多波束系统、浅地层剖面仪等声学设备，以及A型吊架、伸缩折臂吊、深海绞车等科考设备。

其他

2012年11月6日，张謇职教思想陈列馆暨南通纺院文博馆在江苏南通开馆。

2021年1月6日，张謇企业家学院在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正式揭牌。

简仪

简仪，公元1276年由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制，由唐宋浑仪加以革新简化而成，故称简仪。它是中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大飞跃，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先进技术。简仪包括相互独立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 365.25 日分度。它由北高南低两个支架，托着正南北方向的极轴，围绕极轴旋转的是四游双环，四游环上的窥管两端安有十字丝，这是后世望远镜中十字丝的鼻祖。极轴南端重叠放置固定的百刻环和游旋的赤道环。赤道装置用于测量天体的去极度和入宿度（赤道坐标），与现代望远镜中广泛应用的天图式赤道装置的基本结构相同。地平装置称为立运仪，与近代的地平经纬仪基本相似。它包括一个固定的阴纬环和一个直立的、可以绕铅垂线旋转的立运环，并有窥管和界衡各一个。这个装置可以测量天体的地平方位和地平高度。底座架中装有正方案，用来校正仪器的南北方向，在明制简仪中正方案改为日晷。

浑仪

浑仪的制造始于战国时期，是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制造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浑天仪制造于明朝，现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浑仪的最基本构件是四游仪和赤道环。四游仪由窥管和一个双重的圆环组成。窥管是一根中空的管子，类似于近代的天文望远镜，只是没有镜头。双重圆环叫四游环，也叫赤经环，环面上刻有周天度数，可以绕着极轴旋转，窥管夹在四游环上，可以在双环里滑动。转动四游环，并移动窥管的位置，就可以观测任何的天区。赤道环在四游环外，上亦刻有周天度数，固定在与天球赤道平行的平面上。这样，就可以通过窥管观测到待测量的天区或星座，并得出该天体与北极间的距离，称“去极度”，以及该天体与二十八宿距星的距离，称“入宿度”。去极度和入宿度是表示天体位置的最主要数据。

地平经纬仪

地平经纬仪，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1715年设计制造，原物宽1.8米，高4.125米，重7368千克，现藏于北京古观象台，它合并了地平经仪和象限仪的功能，是唯一一架采用文艺复兴时期装饰风格的仪器，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祥云和龙装饰样式。仪器主要由地平圈、象限环、立柱、窥镜四部分构成，用于测量天体的地平经度。

赤道经纬仪

赤道经纬仪，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1673年设计制造，原物重2720千克，高3.380米，清朝制造的八件大型铜铸天文仪器之一，现藏于北京古观象台。仪器由子午圈、赤道圈、赤经圈等组成，主要用来测量真太阳时以及天体的赤道坐标（赤经和赤纬）。整个观测部分由三个大环和一根轴承组成。最外面的大环叫做“子午圈”，呈正南北方向竖立着，两面有刻度盘。中间的圆环呈南高北低，与天赤道平行，叫做“赤道圈”。环面上均匀地刻有24个大格，代表24小时，每个大格再分成4个小格，代表15分钟， 在赤道环面的中心垂直地竖立着一根轴承，叫做“极轴”，与子午环相连，朝上的一点指向北天极，朝下的一点指向南天极，并由南极伸出的两个象限弧支撑着。里面的圆环叫做“赤经圈”，还可以绕极轴旋转。整个观测部分镶嵌在一个半圆云座内，由一条南北正立、昂首修尾的苍龙托起，龙的四只利爪分别抓住下面十字交梁的一端，每端都装有调整仪器水平的螺栓。

黄道经纬仪

黄道经纬仪，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1673年设计制造，原物长2.3米，阔1.77米，高3.492米，重2752千克，清朝制造的八件大型铜铸天文仪器之一，现藏于北京古观象台。中国第一台以现代的黄道坐标系统作观测的仪器。主要功能是测量恒星的黄道坐标（黄经、黄纬）。黄道经纬仪的外层是南北向正立的“子午圈”，子午圈内的一个大圈叫做“极至圈”，用钢轴契合在子午圈的两个极点上。在极至圈内，套着一个斜躺着的大圈，这个大圈平行于地球绕太阳旋转的黄道，叫做“黄道圈”。黄道圈上刻有度数和黄道十二宫的图案，是黄道经纬仪的基本大圈。有一根垂直于黄道圈面的通轴联接黄道南、北两极。最里面的一个圆环叫做“黄道经圈”，与黄道南、北两极相连，并且可以绕钢轴旋转，圈上也刻有度数。在观测天体时，可根据黄道圈和黄道经圈的刻度来定出太阳和行星的位置。整个仪器的观测部分放置在一个半圆云座内，由两条背向而立的苍龙托起，苍龙的爪子紧紧抓住雕有云纹斜交的十字交梁上。测定节气时，先转动“黄道圈”，使其侧面看不见太阳，再把游表东西推移，使表上隙影，直射通轴，则游表所指刻度，即为节气的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