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规定包括：文物出国（境）展览组织者的资格、项目的审批权限、工作人员的派出、罚则等内容。2013年8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此后称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总述

按照中国政府规定，下列文物被禁止出国展览：

1、历代出土古尸

2、宗教场所的主尊造像

3、质地为象牙、犀角的文物

4、元以前书画、丝作品

5、宋、元有代表性的孤品瓷器

第一批

背景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共64件(组)。

此目录出台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即“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

名称 | 时代 | 出土地点 | 出土时间 | 收藏单位

虢季子白盘 | 西周 | 陕西省宝鸡市 | 清道光年间 | 中国国家博物馆凤冠 | 明 | 北京市昌平县 | 1957年 | 中国国家博物馆嵌绿松石象牙杯 | 商 | 河南省安阳市 | 1976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周晋侯苏钟（一套16件） | 西周 |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 | 1992年 | 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各收藏一半大克鼎 | 西周 | 陕西省宝鸡市 | 1890年 | 上海博物馆

淅川出土铜禁 | 春秋 | 河南省南阳市 | 1978年 | 河南博物院莲鹤铜方壶 | 春秋中期 | 河南省郑州市 | 1923年 | 原物为一对，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齐王墓青铜方镜 | 西汉 | 山东省淄博市 | 1980年 | 淄博市博物馆铸客大铜鼎 | 战国 | 安徽省寿县 | 1933年 | 安徽博物院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 三国（吴） | 安徽省马鞍山市 | 1984年 | 马鞍山市博物馆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 三国（吴） | 安徽省马鞍山市 | 1984年 | 马鞍山市博物馆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 北魏 | 山西省大同市 | 1965年 | 山西博物院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 北齐 | 山西省太原市 | 1979年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涅槃变相碑 | 唐 | - | - |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纯阳宫）常阳太尊石像 | 唐 | - | - | 山西省艺术博物院（纯阳宫）

大玉戈 | 商 | 湖北省武汉市 | 1974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 | 战国 | 湖北省随县 | 1978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外棺 | 战国 | 湖北省随县 | 1978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青铜尊盘 | 战国 | 湖北省随县 | 1978年 | 湖北省博物馆彩漆木雕小座屏 | 战国 | 湖北省江陵县 | 1965年 | 湖北省博物馆

铜奔马 | 东汉 | 甘肃省武威市 | 1969年 | 甘肃省博物馆铜车马 | 秦 | 陕西省西安市 | 1980年 |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墙盘 | 西周 | 陕西省宝鸡市 | 1976年 |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淳化大鼎 | 西周 | 陕西省咸阳市 | 1979年 | 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尊 | 西周早期 | 陕西省宝鸡市 | 1963年 |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茂陵石雕 | 西汉 | 陕西省咸阳市 | - | 茂陵博物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唐 | 陕西省西安市 | 1623年 | 西安碑林博物馆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 唐 | 陕西省西安市 | 1970年 | 陕西历史博物馆镶金兽首玛瑙杯 | 唐 | 陕西省西安市 | 1970年 | 陕西历史博物馆景云铜钟 | 唐景云年间 | - | - | 西安碑林博物馆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 唐 | 陕西省宝鸡市 | 1987年 | 法门寺博物馆八重宝函 | 唐 | 陕西省宝鸡市 | 1987年 | 法门寺博物馆铜浮屠 | 唐 | 陕西省宝鸡市 | 1987年 | 法门寺博物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 东汉至魏、晋 | 新疆民丰县 | 1995年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 战国 | 河北省平山县 | 1974年 | 河北博物院

中山王铁足铜鼎 | 战国 | 河北省平山县 | 1977年 | 河北博物院刘胜金缕玉衣 | 西汉 | 河北省满城县 | 1968年 | 河北博物院长信宫灯 | 西汉 | 河北省满城县 | 1968年 | 河北博物院铜屏风构件5件 | 西汉 | 广东省广州市 | 1983年 |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角形玉杯 | 西汉 | 广东省广州市 | 1983年 |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红地云珠日天锦 | 北朝 | 青海省都兰县 | 1983年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 西夏 |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 1991年 |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青花釉里红瓷仓 | 元 | 江西省景德镇 | 1974年 | 江西省博物馆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 南朝 | 江苏省南京市 | 1960年 | 南京博物院

第二批

背景

2012年6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关于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的通知”一文，全文如下：

文物博函〔2012〕13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

为加强我国珍贵文物出境展览的管理，切实保证文物安全，2002年，我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组一级文物名单。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境展览也日益增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为适应文物出境展览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安全，我局现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其中37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

附件：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

国家文物局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列表

书法作品

序号 | 名称 | 时代 | 收藏单位

绘画作品

序号 | 名称 | 时代 | 收藏单位

第三批

背景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博函〔2013〕1320号），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据悉，为加强文物出境展览的规范管理，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安全。目录中除了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商子龙鼎和商四羊方尊外，还有藏于首都博物馆的西周伯矩鬲、上海博物馆的战国商鞅方升等。

列表

青铜器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陶瓷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玉器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杂项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于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陶器，为水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绘有三组五人连臂舞蹈图案，人物发辫与尾饰随动态舞姿飘动。其纹饰组合遵循严格的几何分割原则，展现了马家窑文化彩陶技艺的巅峰水平，为中国已知最早的舞蹈实物证据。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的代表，属国家一级文物，2013年8月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考古背景

该器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其所属文化层距今约50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马家窑文化继承仰韶彩陶传统，通过黑彩单色平涂技法创新，形成细密流畅的几何纹饰风格。青海地区发现的同类遗址中，大型房屋基址与高产能陶窑的共存，印证了当时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形态。

出土环境

上孙家寨墓地是新石器时代墓地，位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1973年至1981年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发现居址和墓地，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遗存。清理出墓葬1000余座，包括汉晋墓群。史前墓葬有马家窑类型21座、齐家文化2座。发现齐家文化灰坑100余个。

出土事例

出土于我国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原始歌舞的生动写照。其图纹描绘了15个跳舞的妇女，分为3组，每组5人。她们头部垂有发辫，身后飘有尾饰，携手踏歌，顿足为节，轻盈环舞，表现了原始人庆祝丰收的喜悦。如果在这彩纹盆里放半盆清水，舞蹈的妇女身影倒映在水面上，显得更富有情趣。

流传历史

1973年，为修建储物仓库，在开挖地基时无意中发现了很多彩陶残片，施工人员马上报告了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当发掘汉墓甲区20号时，在其西侧发现了一座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甲区M384，并把陶器碎片清理妥当送往北京，经过北京专家的复原鉴定，才知道当中有一件距今约5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每一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

文物鉴赏

这件舞蹈纹彩陶盆造型优美，特别是盆上直接描绘了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舞蹈纹以单色平涂手法表现出类似剪影的效果，人物造型简练明快，动态活泼，三组舞人绕盆沿形成圆圈，盆中盛水时，跳舞时的矫健身躯与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小小水盆成了平静的池塘，池边欢乐的人群映在池水之上，舞蹈的韵味让人心醉。从这小小的盆上折射出了当时制陶工艺的熟练和审美思想的进步。

内壁彩绘是盆的主要饰，施于口内腹上部，由三组舞蹈图案组成。舞蹈图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上下则钩以弦纹，上部一道，下部四道，使舞蹈图看去如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头面向右前方，右腿左前方跨出，踏着节拍，翩翩起舞，所着服装不易分辨，但每人头上均有一发辫状饰物，臂部亦斜向伸出一饰物。从画面看，五人动作协调，舞姿轻松自然，情绪欢快热烈，场面也很壮阔。三组舞蹈图案描绘的内容完全相同，人物动作也都一致，且有叶纹，竖线相间隔，似为同一画面的多次重复。彩陶盆上的舞蹈内容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的场景，反映出了五六干年前人们的智慧和生活情趣。

舞蹈纹彩陶盆的整体画面，寥寥几笔把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画面中人物占有突出的地位，且神形通真。舞蹈纹彩陶盆是远古时代的一幅现实主义佳作，不仅用笔飞动流畅，线条奔放娴熟，而且构图极佳，人物的舞蹈动作描绘得十分正确，舞姿绰约，有强烈的动态和节律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令人百看不厌。

纹饰解读

舞蹈图案中五人一组的配置被认为与原始巫术仪式相关，可能反映祈雨、丰收或氏族结盟等群体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纹饰严格的等分布局体现了史前人类对数学规律的应用，每组舞者间距误差不超过0.5厘米。人物腰部的尾饰可与藏族“锅庄”舞服饰相印证，提示文化基因的延续性。

文化价值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该彩陶盆展示了黄河上游地区在史前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地位。其纹饰向西影响西藏卡若文化，向南传播至四川营盘山遗址，构成‘彩陶之路’的关键节点。2023年相关文创产品的开发，使该文物成为连接古代艺术与现代审美的文化载体。

文物价值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上的精美图案，证明了当时人在从事狩猎的同时已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陶盆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千年前先民的舞蹈，同时它还是狩猎舞蹈和农耕舞蹈交替时期的典型舞蹈文物。图案所展示出的原始先民舞蹈的生动场面，是非常珍贵的形象资料，对于了解原始先民的生活，探索原始舞蹈起源、发展、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争议

关于舞蹈内容说法较多，有认为是远古时期氏族成员在举行狩猎归来的庆功会，跳着狩猎舞；也有认为是氏族成员装扮成氏族的图腾兽在进行图腾舞蹈，舞蹈者头上及身下的饰物，是人们为象征某种动物而戴的头饰和尾饰；更有认为是在进行祈求人口生殖繁盛和作物丰收的仪礼舞等。

社会评价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编夏征农《大辞海·美术卷》：虽笔墨不多，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舞蹈纹在原始艺术中较为罕见，应是对原始宗教或巫术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教授李映福《中国文物鉴赏辞典》：此器集中反映了五、六千前创造马家窑文化的先民的智慧和生活情趣，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严云受《中华艺术文化辞典》：此图发现给原始蹈提供了形象资料，也是中国绘画史的珍贵材料，其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于2002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流传历史

1957年，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意外发现了一件通体呈灰黑色的陶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挖到一件国宝，随手带回家，做了鸡食盆。

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队在泉护村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还在附近作调查工作。太平庄是泉护村的西邻，两个村庄村连村，地连畔，殷思义见到考古队热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了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交给考古队。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鉴赏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还有人称它为陶鹗尊、陶鹰尊。动物是原始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已发现的许多陶器上绘有各种动物纹饰，已属屡见不鲜，但以鸟类塑造陶器的形状，却不多见。

此鼎由泥质黑陶制成，造型生动逼真。从鼎的正面欣赏，恰似一只活灵活现的猫头鹰，位于头部正前方的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嘴部弯曲成锐利的钩状，其神态似在等待时机捕捉食物。鹰体呈圆形，肌肉丰满，健壮有力。它收起双翼站立着，双足与尾部着地，造型简洁有力，充满了浑厚的体积感，整个鹰的身体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内在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受到慑人的威猛气势。

鹰鼎最大腹径为32厘米，容积较大，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鹰的两腿足近似袋状。另有一近似长方形的支撑点，以表示鹰的尾部，两足和一尾巧妙的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使器体稳定。因此，这种陶鹰鼎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艺术品，而且是一件实用器物，可谓独具匠心。

文化寓意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陶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动物形象的创作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陶鹰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原始人的图腾崇拜观念。

文物价值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新石器时代陶鹰鼎的问世表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

重要展览

1993年6月，正当北京首次申办奥运的重要时刻，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期望，承载着为北京申办奥运助威的重任，来到了瑞士洛桑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并展出，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社会评价

雕塑家汤海英《谈中国原始艺术的创作意识》：最为杰出的动物形象与陶器造型相结合的是鸟兽器形。陶鹰鼎正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双目圆睁、粗壮雄健的鹰与鼎的造型结合得非常巧妙，而又保持和强化了鹰作为一种猛禽的形神特征。鹰尾下垂触地，自然地构成鼎立三足，它那寓动于静的造型来自对动物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更需要有大胆的想象和相应的艺术表现技巧。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于1995年5月25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13年1月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事记

1950 至 1959 - 出土与收藏 - 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半坡遗址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95年5月25日 -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于1995年5月25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6年6月9日 - 回乡展览 -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人面鱼纹盆从国家博物馆调出，于2006年6月9日在西安半坡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回乡展览与家乡人见面。
2013年1月18日 - 文物保护 -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16-10-30 至 2016-12-31 - 展出 -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在“2016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当代艺术展”中展出。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

流传历史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半坡村出土后，被负责发掘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带回北京，此后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就藏于国家博物馆。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人面鱼纹盆从国家博物馆调出，于2006年6月9日在西安半坡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回乡展览与家乡人见面。这是人面鱼纹盆阔别西安五十年后首次归宁省亲公开亮相。

出土环境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1953年9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年～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1万平方米。已发掘出46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

制作技术

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但由于窑不够密封所以在橙红的底色上只呈现出黑、红颜色。彩陶工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艺术的主体之一。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是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典范。

文物鉴赏

这件彩陶盆以细泥为原料，捏成型后着彩放在窑里烧制而成的彩陶器。盆底部略平，腹部突出，也比较深。盆内壁光滑，外表粗糙。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

这件彩陶盆不太大，在砖红色的内壁上，用黑色描画着两组相同的图案，图案两两相对，对称分布。一组是两条用线条描画的鱼，看样子可能是鲤鱼；另一组是两个人面鱼纹图案，这种图案很奇特，以前人们从来没见过。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图案中人面是圆形，头顶上有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大概是帽子一类的头上饰物。人的两眼紧闭，嘴角处各画着一条鱼，更奇怪的是耳朵处还各画着一条小鱼，两条小鱼好像咬着人的耳朵。原始先民用很简单的几笔，就画出了心中的形象，而且图案性很强，这是叫人吃惊的，图画的线条又细又直，像是很快画出来的，用笔比较熟练，弧线画得也很好。画上还有黑色块面，看嘴角处的两条鱼，伸入人面的部分涂上黑色，形成了黑色的鱼头，上方那两条小鱼的一半鱼身也涂了黑色，形成厂鱼背，这种画法与今天的图案装饰方法很相似。整个图案有对称，也有反复，黑白对比也比较强烈，而且很有趣味，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

人面鱼纹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构画手法大胆夸张。人面为圆形，头顶上有高耸的三角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弯镰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人物眼睛细长，双眼眯成“一”字，鼻梁挺直，神态安详，悠然自得。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大鱼的鱼身以斜方格为鳞，鱼头与人嘴外廊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更显得威武华丽。整体图案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富有律动感，充满了生气。

文化寓意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深割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攻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采和淘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深郷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会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看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来加以崇拜。

文物价值

2013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以写实的手法刻画鱼的形象，充分反映了渔猎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人面绘制较为复杂，冥思的神态及与游鱼的密切关系，表明其与当时的巫术有关。此类彩陶盆在半坡遗址中发现较多，出土时覆盖于瓮棺上，作为葬具的顶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重要展览

2016年10月30日至12月31日，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在“2016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当代艺术展”中展出。

社会评价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克剑《画说中华文化形象·中华绘画》：人物五官虽只用简单的墨线勾勒，但总的形态颇为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意趣与艺术魅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胡杨《传世国宝全档案》：陶盆是由泥质红陶烧制而成，表面上带有红黑两色的彩绘，内壁上所绘的神秘古朴纹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主要标志。

作品争议

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纹饰神秘莫测最令人回味无穷。关于这种图案代表的含义，学术界对于人面鱼纹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近30种观点说法，主要有图腾说、神话说、祖先形象说、原始信仰说、面具说、摸鱼图像、太阳崇拜说、原始历法说等等，还有的认为是水草鱼虫或婴儿出生图，甚至还有外星人形象之说。

有人认为，人面鱼纹是半坡人劳动生活的艺术反映，半坡人住在靠近河水的地方，捕鱼为食，鱼对他们的生活太重要了，在半坡遗址发现了很多鱼钩、鱼叉，很多彩陶上也画着鱼，说明了这个问题。半坡人希望多捕鱼，把鱼和人组合成图案，是用来表达这种愿望；还有人认为人面是巫师的头像，他头戴三角形的高帽子，嘴里咬着鱼，正在搞巫术活动；但更多的人认为，人面鱼纹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即鱼图腾氏族的族徽。因为动物图腾崇拜曾经广泛存在于史前氏族之中，考古成果已经证明，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陶器纹饰是氏族的图腾标志。半坡人可能认为鱼与他们的氏族关系密切，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它，甚至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祖先。也可能，半坡人看到鱼有大量繁殖后代的能力，于是崇拜它，祈求它的保护和祝福本氏族人员兴旺。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祭器礼器），于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有对称的单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三星塔拉红山文化玉龙”，也称为“中华第一龙”。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事记

1971年 - 出土与收藏 -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出土，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3年8月19日 - 文物保护 -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历史

1971年，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高26厘米，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

制作技术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一件圆雕作品，玉龙以切、磨碾、轧为主要工艺，要求形状准确，形象生动，在设计上有成熟的构思和画线，在工具上有多种类，在手法上有熟练的技巧，它涵盖了玉器圆雕工艺切、磨、碾、轧、打孔、勾线等方法和工序，有着圆雕技艺的基本技术表现。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造型独特，工艺精湛。

文物赏析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头部刻画生动，手法细照，线面利落，简洁圆润，自头部向后拖出长长的脊发，和龙身分开，向上卷扬，使玉龙的身形有了变化。龙身圆润无鳞有一中孔可悬挂，这件作品体大，造型和谐可爱。

文物价值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北方玉器的成熟和较高的琢磨技术水平。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并上翘起棱，端面截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是研究中国龙起源的重要资料。且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文化寓意

关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的用途尚无定论，因其高达26厘米，显然并非配饰之物，推测大概是一种用于作为宗教图腾象征或是用于祭祀的礼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很有可能是马姓的图腾。这是中国龙图腾最早的实物，也是中国探月工程图案的原形。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大事记

1978年 - 出土与收藏 - 河南省汝州市阎村出土，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3年 - 文物保护 - 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

文物简介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为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的葬具。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汝州市阎村。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

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

文物鉴赏

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

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研究考证

彩绘陶缸属于仰韶文化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它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白鹳应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实物的写真。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御用武器的顶级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

不过对于鹳鱼石斧图上表现的鹳、鱼、斧形象的释读，多年来也颇有争论。有人认为鸟形是鹭不是鹳，也有人认为斧是表现权力的石钺；有人认为全图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进行考察，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仰韶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战的史实，而石斧则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统一的标志。

流传历史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尔从纸坊乡纸北村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吃过早饭后，他便准备好工具，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60多米处一竹园附近。到达现场后，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厘米、宽80厘米、深85厘米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公分分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

由于当年谭国强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艺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他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继而收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至此也成为了最终存放点。

发掘意义

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从民族艺术而言，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证明了中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

文物地位

《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相媲美。

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口径9.2厘米，高33.4厘米；泥质红陶，侈口，口沿外翻，短颈，鼓腹，腹下部内收，平底，腹中部有对称的环耳；器正面自领至腹部有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裸体人像。

陶壶上贴塑人形，成了神秘观念和生存丰产愿望的载体，加重了它在氏族生活中的地位，也使它成为中国史前工艺中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流传历史

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口径9.2厘米，高33.4厘米，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壶用细泥红陶制成。敞口鼓腹小平底，腹下部有双耳。颈部略歪，正面塑人头像，其余为曲折线。腹部两耳上方绘两大圆圈纹，其间填以网纹，前后又施有蛙纹。唯正面中部蛙纹略去，在空档处浮塑彩绘人体像。人体正面全裸，头部贴塑在壶颈上，五官齐全，招风耳和张着的嘴特别突出。手脚由泥条对称贴塑，双手经过仔细刻画，两足则较粗略，躯体上有突出的肚脐和双乳，乳头特意用黑彩描绘。女性生殖器官用雕塑完成，被夸张地放在躯体正中央，也是陶壶的正中位置。

制作工艺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器身施黑彩。器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头像部分就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

文物价值

裸体浮雕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出土环境

此壶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自1974年以来，进行过多次发掘，发掘的墓葬多达上千座，出土文物达三万多件。然而人形彩陶壶却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因为它造型奇特且极为罕见，整个器物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或者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文物寓意

在众多远古文化遗存中，人体造型艺术及其传统是一个有趣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话题。人是万物之精，以人为模型塑造的作品，反映了原始人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和创造。这件彩陶壶不是单纯地塑造人体，而是将人形贴塑于壶上，可能具有更加复杂的意义。

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集男、女为一体的两性人，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有关。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往往是天和地、神与人的中介，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此外，关于人像也有单一女性或男性的不同说法，分别寓意女性崇拜、生殖崇拜或父权制度下男性崇拜的象征。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网纹彩陶船形壶

船形彩陶壶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陶器，195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器身长24.8厘米、高15.6厘米，呈横置船形造型，顶部设杯状壶口，两侧肩部附对称环形耳，腹部以黑彩绘制网格纹及鱼鳍状三角纹。壶身造型由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演变而来，通过部件重组形成舟形器，网格纹象征渔网，与船形设计共同反映先民渔猎场景。该器物兼具汲水、储水实用功能与艺术表现，是仰韶时期捕鱼技术进步的重要实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土与收藏情况

船形彩陶壶于1958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发掘出土。北首岭遗址为仰韶文化重要聚落遗存，出土大量反映渔猎经济的器物与动物骨骸，其中同墓葬出土的水鸟啄鱼纹彩陶壶进一步印证该区域先民捕鱼活动的普遍性。出土后，该文物经修复整理，现作为新石器时代舟形陶器代表作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造型特征与工艺

壶体整体呈横置菱角形，两端尖突上翘模拟船首形态，顶端正中设直口杯形壶口，便于系绳提携。器身经泥条盘筑法制成，胎质细腻，烧成后呈橙红色。双耳对称分布于肩部，既可用于穿绳悬挂，亦构成视觉平衡。此造型由仰韶文化典型小口尖底瓶横向演变而来，通过将尖底瓶纵向形态改为横向舟形，重组口、耳位置形成新器型。

纹饰含义与象征

腹部主体纹饰为赭黑色网格纹，横向平行排列，模拟渔网形态。网格纹下方饰连续鱼鳍状三角形纹，象征收获鱼获。纹饰组合再现了先民捕鱼后晾晒渔网或将渔网悬挂于船边的场景。彩绘技法采用矿物颜料，经高温烧制后牢固附着，体现仰韶文化彩陶工艺水平。

功能演变与技术背景

作为盛水器，船形彩陶壶兼具实用性与仪式功能。其原型小口尖底瓶为仰韶文化常见汲水器，改制为舟形后保留储水功能，双耳设计便于携带。网格纹装饰与新石器时代石网坠、骨鱼叉等捕鱼工具共同佐证当时渔网使用已相当普遍。跨湖桥遗址出土独木舟、河姆渡文化木桨遗存表明舟船技术广泛应用。

历史价值与影响

船形彩陶壶是研究史前舟船形制与渔猎经济的关键实物证据。其造型艺术将日常用具与自然观察结合，开创了器物仿生设计先河。作为仰韶文化彩陶代表作，它与半坡类型鱼纹盆、庙底沟类型鹳鱼石斧缸等同属中国史前艺术高峰，对后世陶器纹饰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文物，1959年出土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梳以象牙雕刻，背厚齿薄，梳身镂雕三行条孔构成“8”字形旋纹图案，边缘刻沟槽并钻三圆孔，下端现存16枚梳齿，为迄今原始社会保存最完好的梳形器物，2013年入选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该文物出土于大汶口遗址墓葬群中的大型墓葬，同出象牙筒可能为其收纳器具。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跨越距今6200至4600年，涵盖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墓葬群中既有小型墓无随葬品，也有大墓随葬陶器、玉器及象牙器等百余件，反映出当时牙雕工艺的成熟与社会阶层分化。

发现经过

1959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的大汶口镇，分布在大汶河两岸，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2-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6200至4600年，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上千件，其中有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异常精美。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　　

文物介绍

这件象牙梳略星长方形,上端钻3个圆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17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此象牙梳是用象牙制成,背厚齿薄,共有16个细密的梳齿,梳身采用镂雕技术,離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8"字形图案,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与此同时,还发现了象牙筒,可能是装梳子的用具。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骨簪、玉鬙、玉发箍等固定发式或美发的用品,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梳理头发,并流行梳大汶口文化后期,社会财富日益丰富,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大汶口墓葬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大汶口100余座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離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据悉，为加强文物出境展览的规范管理，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安全。其中包括收藏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镂雕旋纹象牙梳。

西周利青铜簋

利簋（Guǐ），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镇，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周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大事记

1976年 - 文物出土 - 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
2002年 - 文物禁令 - 西周利簋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名称来源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因为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簋内铭文

正文释义

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释文译文大意是：

①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该释文为张政烺先生所做的释文）

②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黄怀信先生所作释文）

③周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日的早上举行岁祭，并进行贞卜，得到能克商的吉卜，把这一消息传闻官兵，士气大振。在第二天乙丑早上占有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管师赏赐右史利铜，利就用这些铜做檀公宝尊彝。

释义争议

利簋自出土以来，唐兰、于省吾、张政琅、徐中舒等都作过考释，但该器铭文中“岁鼎”一辞，各家分歧较大。有将“岁鼎”与卜辞“岁卜”相联系，认为“岁鼎”是“指贞问一岁之大事而言”；有认为应解释作“岁祭时进行贞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岁鼎”与卜辞“岁卜”毫无关联，“岁”指的是岁星，即木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岁鼎”解释为“越鼎”，意思为“夺得了鼎”的人。

张政琅释“岁”为岁星（木星），释“鼎”为“丁”，转训作“当”，意为“岁星当前”。

徐中舒认为鼎当读为则。根据为郭忠恕在《佩觽》说的“古文以贞为鼎，籒文以鼎为则”。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琅先生一样认为“岁”是岁星。

唐兰先生则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越鼎”，即指夺取了鼎。

锤凤年同样人这两个字不是岁鼎，他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戍晃，即驻征商之师于此。

戚桂宴认为“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岁”即岁星，“鼎”训为当。

于省吾、赵诚、黄盛璋、王宇信等认为这两字应为“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赵诚认为“岁为一岁之大事”也说的通。

文物鉴赏

纹饰

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的主要部位腹上用饕餮纹来装饰。饕餮纹与夔纹、龙纹、凤纹等一样，都属于幻想的神话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饕餮纹的形象被刻划为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

饕餮纹所呈现出的狰狞恐怖具有一种神秘的威严感，体现了奴隶主上升阶段时的历史必然力量，是一种“狞厉之美”；但也体现了兽性的残忍，即美中有丑。饕餮纹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张扬其威严的权利，以之镇慑邪魔和愚弄平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子孙臣仆们不可过于贪暴。

夔纹的形象是头大嘴长，张口，身细尾尖作卷曲状，均为一足，一角。夔纹和饕餮纹具有同样的装饰作用，所以夔纹也常被饰于器物上。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雷纹。云雷纹常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如利簋上的云雷纹被用来烘托饕餮纹。

利簋器身所饰的花纹，具备了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特征。这些装饰花纹是和盛行青铜器的商周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文字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价值地位

价值

该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总之，利簋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地位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2年1月18日，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利簋为镇国青铜器。

商后母戊鼎（旧称司母戊鼎）

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事记

1939年 - 文物出土 - 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后母戊鼎，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 - 重新挖出 - 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59年 - 调往北京 - 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1963年 - 发行邮票 - 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的邮票
2002年 - 文物禁令 - 国家文物局将商后母戊鼎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2005年 - 展出 - 商后母戊鼎在殷墟博物馆展出
2011年3月 - 文物更名 - 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2年7月8日 - 发行图样印章 - 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印章
2013年 - 英国时任首相参观 -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内商后母戊鼎等文物
2019年 - 意大利时任总理参观- 中意文化遗产合作活动中意大利时任总理朱塞佩·孔特参观并点评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商后母戊鼎等文物精品

文物历史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1939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1年3月底，商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文物特征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

文物鉴赏

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出土环境

商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武官村位于安阳市西北3千米的江河北岸、殷城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之间，属于殷墟遗址重点保护区，武官村区域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

文物价值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重要展览

2005年，商后母戊鼎在殷墟博物馆展出。

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内商后母戊鼎等文物。

2019年，中意文化遗产合作活动中意大利时任总理朱塞佩·孔特参观并点评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商后母戊鼎等文物精品。

保护措施

2002年1月18日，商后母戊鼎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争议

由来

商后母戊鼎的由来有2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名称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商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商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后”的意思。

商子龙鼎

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流传历史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当中就有子龙鼎。中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子龙鼎。

2005年底，子龙鼎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到达香港。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特征

子龙鼎方唇、宽沿、立耳，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已接近蹄足，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

该鼎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文物价值

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它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文化寓意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从这些包含“鼎”字的成语中，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重要展览

2006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子龙鼎摆放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这是子龙鼎与中国观众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文物争议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佩芬则著文指出，子龙鼎是西周早期杰作。“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内铸造的青铜器，还会保留原来的模式。”对此，王冠英指出，其实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同点，既有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差异。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

当然，在王冠英看来，这种差异也有过渡性。“商末的年代划分是学者比较认可的。其实即使说铸造于西周初年，子龙鼎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圆鼎。”王冠英表示，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圆形青铜鼎。确定了年代，它与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圆”才真正能够对应起来。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商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Great Yu Tripod），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金属炊器，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鼎”是古代一些地方古人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是古代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大盂鼎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事记

1849年 - 文物出土 - 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一说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
1859年 - 潘氏得宝 -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xiè）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
1937年 - 复埋地下 - 日军侵华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
1951年 - 文物献国 - 潘氏后裔将西周大盂鼎献于中国。
2002年 - 文物保护 - 西周大盂鼎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21年 - 展览 -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西周大盂鼎在其展出。

文物历史

出土

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转辗买卖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

潘家得宝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复埋地下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赠宝于国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特征

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铭文

原文

隹（同唯，发语词）九月，王才（通在）宗周，令（通命，册命之命）盂。王若曰：“盂，不（通丕pī，训为大）显（训为明）玟王受天有（通佑，保佑）大令（命），在（载，过去）珷王嗣玟乍邦，【外门内辟】（通辟，除去）氒（通厥，代词，指代殷商）匿（通慝，训为恶），匍有四方，【田允】（通畯，长久）正（通政）氒（厥，指代四方）民，在【上雨下于】（通于）【午卩】（通御，训为用）事，【虘又cuó】（叹词），酉（通酒）无敢【左酉右上舌右下火】（通酖，乐酒之意），有【左弓中上此中下火右弓】（通祡，烧柴祭天之祀）【上米中豆下廾】（通蒸，天子冬祭）祀无敢【酉夒】（通扰），古（通故）天异（通翼，训为护）临（训为看）子，废（训为大）保先王，？（字铸坏，疑为匍）有四方。我闻殷述（通坠，训为丧）令（命），隹（唯）殷边侯田（通甸）【上雨下于】（通与）殷正百辟，率肄（通肆）于酉（酒），古（故）丧师（人民），巳（疑为叹词）。女（通汝）妹（通昧）辰（通晨）又（通有）大服（封官之意），余隹（唯）即朕小学，女（汝）勿（没有）克克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唯）即（训为就）井（通型，效法）【上宀下面】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命）二三正。今余隹（唯）令（命）女（汝）盂，【超复杂字①】（通召，辅佐）【上炏下乂】（通荣，周王室内地位很高的一个人），【上卄下勹】（通敬，认可、尊奉）【左隹右上夂右下吕】（通拥，训为护，维护）德（美德）巠（通经，准则），敏朝夕入讕（通谏），享奔走，畏天畏（通威）。”王曰：“【上二下巛】（此字不识，疑为叹词）！令（命）女（汝）盂井（型）乃嗣且（通祖）南公。”王曰：“盂，廼【超复杂字①】（召）夹死（通尸，训为主）【超复杂字②】（通司，管理）戎，敏誎（通勅，治理）罚讼，夙夕召我一人【上米下豆】（通烝）四方，【上雨下于】（通与）我其（将要）遹（巡狩）省先王受民受疆土。易（赏赐）女（汝）鬯（chàng）一卣（yǒu），冂（通裳），衣，市、舄（xì），车马。易女（汝）且（祖）南公旂（一种旗子），用【辶单】（通战）。易女（汝）邦【超复杂字②】（司）四白（通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超复杂字②】（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辶亟】【超复杂字③】（通毕）【超复杂字④】（通迁）自氒（厥）土。”王曰：“盂，若【上卄下勹】（敬）乃正（长官），勿废朕令（命）。”盂用对王休，用乍且（祖）南公宝鼎。隹（唯）王廿又三祀。

译文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yǒu）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要义

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chàng）、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铭文中语句“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致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得于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文物意义

珍贵史料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金文书法

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历史记载

《梦溪笔谈》中曾记载：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lì）也。《汉书·郊祀志》也说过：鬲就是空足鼎。

重要展览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盂鼎

原文：盂鼎

盂鼎是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盂鼎器形厚重雄伟，铭文篇长且学术价值重大，因此自晚清出土以来，即备受关注，名满天下，其流传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代道光年间，一说是嘉庆道光之际。出土地点，则有岐山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礼村”多认为是现在岐山县的礼村，也有人认为是今眉县“李村”的误写。盂鼎出土后，即为岐山县乡绅所得，得主一说为宋氏，一说为郭氏。岐山县令周赓盛（任职于1838—1842年）得到消息后，“遽豪夺去”。周在岐山做官时名声很臭，以致“人心讟怨，道路以目”（清《岐山县志》），看来此类强取豪夺行为是他的家常便饭。周赓盛得到盂鼎后，秘不示人，但有时会应别人之求为其打制拓片。后来，周赓盛调任三原县令，盂鼎可能又随其迁移，以后就失去消息了。

1873年，盂鼎再次“现世”，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字筱坞）以600余金（一说700金）购得。盂鼎如何复出，有两说：一是周赓盛死后，盂鼎从他家流出；一是盂鼎自周手中流出后又到了岐山宋氏手中，再被宋氏卖出。实情目前已无法求证。袁保恒是清末重臣、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堂叔，平时也搞些收藏，到陕西做官后与当地一些文物贩子有来往，盂鼎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买到的。但袁此次购鼎，并不是为了个人收藏，而是秉承上司左宗棠之意而为。

左宗棠购买盂鼎的初步想法不甚明了，但买入后却有意将它赠送给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左如此慷慨是有原因的。原来，潘祖荫是左宗棠的恩人。1859年，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被人上告多行不轨，以致龙颜大怒，几乎掉了脑袋；当时在朝为官的潘祖荫等人上疏保左，使左不仅未受处分，还因祸得福，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左宗棠自然对潘祖荫心怀感激，他知道潘嗜爱金石、“有三代文字之好”，因此有意把盂鼎送给他。不料一番好意刚开始就碰了钉子，潘祖荫在看过左宗棠寄来的盂鼎拓片后，竟怀疑是赝品。左很无奈，但认为“殊器不可令其勿传”，于是考虑把盂鼎送入关中书院收藏。不久后，潘祖荫通过与知情友人的通信，最终确认盂鼎为真。一旦确认，则热情似火，立刻写信催促左早日送鼎入京。

左于是又托袁保恒办理这件事，打算用小车运送。但这一过程却出奇的长，半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潘祖荫十分焦急，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如愿得到盂鼎。其实，在此期间左宗棠和袁保恒因公事意见不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送鼎之事一拖再拖很可能与此有关。1875年1月初，在潘祖荫的翘首以盼下，盂鼎终于被送到了京城潘家，成就了潘、左友谊的一段佳话。潘祖荫得到盂鼎后，托人精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宝藏第一”两方印，足见其重视程度。此后，盂鼎一直藏于潘家，时常有人前去瞻仰。

1890年，潘祖荫病死，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潘祖荫一生无子女，因此其家产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雇船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通过水路运回老家苏州。失去官位庇护的潘家为了保护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立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清代末年，酷好古物的端方任两江总督，企图夺取二鼎，终未得逞。

潘祖年也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原姓丁）。不久孙、祖二人先后去世，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护宝，潘家将盂鼎和大克鼎埋入地下，然后全家到上海避难。日寇攻占苏州后，专门到潘家劫掠文物，但没有找到两鼎。1951年，潘达于将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献给了新中国，两鼎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潘家护鼎和献鼎的感人事迹，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颂。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地为潘达于庆寿，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团圆，与潘达于团聚，一时传为美谈。

盂鼎又叫“大盂鼎”，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需要做一下解释。原来，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鼎，作器者也是盂，铭文字数比盂鼎多（大约400字），但字体较小。这件鼎很快就失传了，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很重要的铭文拓片（顺便说一句，我们之所以能将盂鼎确定在康王时，正是根据这个铭文的提供的信息）。最初，两件鼎同被称为“盂鼎”，后来为了区分，就将字大的鼎叫做“大盂鼎”，字小的鼎叫做“小盂鼎”。因此，盂鼎是因为字体（而不是形体）较大才被称为大盂鼎。有趣的是，根据清代人的记述，小盂鼎在形体上反而要大于盂鼎，因此当时的著名学者陈介祺在提到二鼎时，就以“大盂鼎”之名来称呼小盂鼎。严格来说，将盂鼎叫做“大盂鼎”并不完全合适，只是相沿成习，就一直叫了下来。

盂鼎在清代又被称为“南公鼎”，这是因为从其铭文中可知作器者盂的祖先是南公。南公是个什么人物？据西周晚期的南宫乎钟铭文可知道，他是西周南宫氏的始祖，应该就是周文王时候的重臣南宫括（或写作南宫适），熟悉《封神演义》的朋友对他应该不陌生。据《尚书》，周成王去世、康王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南宫毛，很可能是盂的父辈。盂显赫的地位与其辉煌的出身很有关系。

盂鼎的长篇铭文，自晚清以来广为传颂。有学者认为，盂鼎291字的铭文甚至要比毛公鼎铭文将近500字的铭文还要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盂鼎的时代较早，反映的内容因此也更有价值。我们知道，周人有所谓“天命观”，即认为周灭商出于“天命”，也就是说，是上天的旨意；这种观念在古书中多次提到过，但盂鼎铭文中的相关内容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反映这种观念的实物资料。商人之所以灭亡，据古书中周人的说法，是纵酒无度，我们都很熟悉的商纣王就有“以酒为池”的恶迹；盂鼎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不但可印证古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直观的再现了周人的原始话语。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史料。总之，盂鼎对研究西周早期的社会极具价值，而其时代距离传统文人（包括孔子）所向往的周初盛世又很近，难怪陈介祺在给潘祖荫的信中激动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以后乎。”

大盂鼎中的民本思想及法律思想

原文：大盂鼎中的民本思想及法律思想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铭文铸于内腹壁，共19行291字，大盂鼎铭文中康王命辞是铭文主体，涉及三部分内容：第一，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承天命和商人失天命的经验和教训；第二，记录授政训诫之礼。康王一面强调自身要秉承先王懿德，一面告诫盂要效仿先祖恪尽职守；第三，记录任命内容和赏赐。康王命盂继承祖父南公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服與、旗帜、车马等物。

大盂鼎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其中所反映出的由殷商到西周早期法律思想的变迁，是研究西周法律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大盂鼎铭文可以看作是一篇与《康诰》《酒诰》功能类似的训诫铭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被任命者的告诫都体现出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法律思想。

“天民同构”“以民为鉴”

铭文开篇，康王向大臣盂追述先王治国功绩：“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文王获得上天佑助，武王继承文王功业，排除奸恶，保有四方土地，恭谨治理百姓。

康王提及“天”“王”“民”，一改殷商“天民隔绝”观念，将“民”纳入“天”的视阈予以构建，形成“天民同构”叙事，体现西周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天民隔绝”是商代天命神权观的显著特点，商王宣称自己秉承天命，代天治民，是沟通上天与小民的唯一纽带，民处于被支配的客体地位。《尚书·泰誓》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怜悯小民，顺应民心所向所求；天以民的耳目为耳目，以民的诉求为追求，民的好恶决定了天的好恶。小民不再被视为只听王命驱使的客体，而是可以决定“天命”表达的主体。西周统治者认为承受天命的王应当通过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从民所愿获得王权合法性。

在回答了“如何获得天命”的问题后，西周统治者又将“德”引入统治思想来回答“如何永保天命”的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统治者只有保民重民才能达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的目的。“保民”是“敬德”的核心，“敬德”才能获得天命，将“民”当作统治的价值源头就是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

大盂鼎铭文中，康王首先从正面肯定先王功绩总结执政经验，紧接着从反面指陈商王弊政总结历史教训：“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殷朝丧失天命的原因是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官员时常酗酒。

周初，周公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殷商故地，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周公担心康叔缺乏治理经验，特地撰写《康诰》《酒诰》，从“天命”“德政”“民意”三个维度予以指导。首先，要恪守文王教诲、禁止饮酒作乐、关心百姓疾苦。其次，“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认为明哲之君敬畏天命和小民、笃行德政使商朝大兴；而殷商后期，纣王骄奢淫逸致国家灭亡。当引以为戒，用法制安定天下人心，辅助成王彰显德政。再次，指出以民为鉴才能看到执政得失。民意决定天意，治理国家的目标就在于让民众生活得更好，民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决定了政事的吉凶和国家的成败，统治者应当以民情民意为镜鉴。在这三重维度中，民意被提升到天道的高度加以理解和认识，民本思想在大盂鼎铭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敏誎罚讼”

大盂鼎铭文记录：“王曰：盂，乃绍夹尸司戎，敏誎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康王命盂承担辅佐他管理军务和司法的职责，告诫盂应当及时处理狱讼案件，顺应天时管理天下。

“敏誎罚讼”是康王对盂在处理司法案件时提出的具体要求。“誎”通“速”，意为及时、快速，“敏誎”指敏捷迅速。康王认为司法官员在决讼断狱时应当快速、及时，防止滥狱、滞狱。

“敏誎”司法是西周统治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周易·旅卦》的卦辞为“旅：小亨，旅贞吉。”《象传》根据卦形对此解释是：“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即山中火势不停蔓延，象征旅人匆忙赶路；君子观此卦象宜明断决狱，谨慎使用刑罚，不宜延宕滞留。

作为“敏誎罚讼”的具体体现，“明慎用刑不留狱”对司法官员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明慎用刑”是防冤，要求司法官员在调查案情时应当注重事实真相和证据收集，对案件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观察入微，不受假象蒙蔽；在裁断案件时应当严格而准确、严肃而公正地执行法律。其二，“不留狱”是不拖延，要求司法官员应当注重办案效率，通过提升个人业务水平和加强制度设计达到防止狱讼稽延、充分保障民众权利的目的。

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将“敏誎罚讼”释为“明德慎罚”。《康诰》载：“克明德慎罚，不敢辱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指明德慎罚就是要体恤优待民众，不能欺辱鳏寡，任用该任用的人，尊重该尊重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并且要将这些道理明白地告知民众。明德为“庸庸、祗祗”，要求统治者加强自我克制，知晓庶民疾苦，广施德政；慎罚为“威威”，要求执法者谨慎严明，避免狱讼延宕和滥施刑罚。

“敏誎罚讼”“明慎用刑不留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保民爱民，是西周统治者“天民同构”的天命观念和“以德配天”“以民为鉴”的政治思想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细化和自然延伸。

西周统治者顺应代表天命的民心民意，在统治中广施德政，克制刑杀，使民众知晓政策和法律的原则，争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彰显西周法律思想中的民本底色。

从大盂鼎铭文中可以看出，西周统治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夏商以神权为后盾的天命观，发展出以天民同构、重视民意为基础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使得西周政治远离神权政治论，集中体现为民本主义，成为后来儒家民本思想的渊源，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法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周早期体量最大的圆鼎——西周重器《大盂鼎》高清拓本

原文：西周早期体量最大的圆鼎——西周重器《大盂鼎》高清拓本

《大盂鼎》属西周康王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青铜礼器，为迄今所见西周早期体量最大的圆鼎之一。

其造型浑厚庄重，口沿下饰带状饕餮纹，足部浮雕兽面，整体纹饰繁而不乱，体现了商周之际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准。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字体遒劲方整，笔画间可见早期金文的朴拙特征。

《大盂鼎》铭文以康王对盂的训诰为主体，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开篇追忆文王、武王受天命而克商建周，强调“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凸显周人以“天命观”重构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康王以殷商亡国为鉴，告诫盂应摒弃酗酒恶习，效法先祖南公（或为盂之祖）勤勉辅政，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

康王册命盂继承祖父官职，掌管军事与司法，并赏赐鬯酒、礼服、车马及人鬲（奴隶）1709名，其中包含“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明确反映了西周早期“分封—赏赐”制度的运作细节。

铭文末尾以“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作结，表明此鼎为盂祭祀先祖南公的礼器，兼具政治宣示与宗族祭祀双重功能。

大盂鼎：铜器第一瑰宝

原文：大盂鼎：铜器第一瑰宝

“伟兹宗周物，郑重等球箓（音如录）。何取轻诋諆（音如七，意为欺骗），鲁赝同垢黩。”

这是清末名臣潘祖荫《大盂鼎歌》中的句子，意思是大盂鼎代表了伟大的西周文化正统，像球箓（球指美玉，箓指符命）般重要，谁敢轻视并诋毁它，亵渎它为赝品？

潘祖荫在诗中骂的是他自己，他曾“轻诋諆”大盂鼎，张之洞、吴大澂（著名学者、民族英雄）亦视之为赝品，好在学者陈介祺一口咬定：“（大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指周成王、周康王）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可潘祖荫仍半信半疑，勉强接受了大盂鼎。

大盂鼎出土于19世纪40年代，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与毛公鼎、大克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一说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并称“晚清四大瑰宝”）。陈梦家先生认为：“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大盂鼎被收藏后，潘祖荫立下“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三代后人不懈努力，终于保持其完璧。1951年，潘祖荫的后人潘达于将其捐给国家。与大盂鼎同时出土的小盂鼎则下落不明，仅余拓片，或已毁于战火。

2002年，大盂鼎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盂鼎出土于何时何地，仍有争议。

据学者李伟涛钩沉，大盂鼎最早拓片见于“道光庚子辛丑间”（1840—1841年），出土时间应早于此。学界一般认为出土地在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公元前12世纪末至11世纪初，周人首领古公亶（音如胆）父率族人在此建都，即周原，《史记》称：“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

公元前1136年左右，周人将都城迁至东南170公里外的沣邑（今属陕西省西安市），西周末年，周原被犬戎毁坏，但这里常有古青铜器出土。

吴大澂在《愙（同恪）斋集古录》记：“是鼎（指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出郿县（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古称郿坞）礼村沟岸中，为岐山令周雨樵（即周赓胜）所得，旋归岐山宋氏。同治间项城袁筱坞侍郎（即袁保恒）以七百金购得，今归吾乡潘文勤公（即潘祖荫）。”

当代学者指出，吴大澂所记地址、过程均误。大盂鼎初期被当地富豪宋兆奎购入，他死后，其子宋兑成持有，县官周赓胜强占大盂鼎。1850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进京科举，在琉璃厂意外看到大盂鼎，以3000两白银购得，带回老家。此时周赓胜已被罢官。

在这次科举中，宋金玺中了二甲第54名，传说咸丰皇帝不喜其名，御笔改成宋金鉴，袁保恒（袁世凯的叔父）则是二甲第16名。

宋金鉴当官不满10年，调任贵州某地知府时，他选择辞官回乡，正赶上1862年爆发的西北叛乱，宋金鉴第二年便去世了，年仅42岁，宋家衰败。1874年，袁保恒至陕西任官，用700两白银从宋金鉴后人手中买到了大盂鼎。

袁保恒买入大盂鼎，是想讨好左宗棠。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调袁负责西征粮务，速升至从二品。

左宗棠清廉，任两江总督时，养廉银每月超1万两，全家早餐却只有蒸红薯和煮蚕豆，小孩仅能分到半个红薯。没想到，左宗棠回信称，愿付700两买下大盂鼎，送恩人潘祖荫。

潘祖荫出自潘氏家族，祖上是盐商，爷爷潘世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状元，座师纪晓岚被乾隆斥为“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常劝潘世恩低调。

学者张淑贤钩沉，潘世恩下朝后，从不与家人谈及政事，“退直后焚香默坐，时手一编以自娱，从无一语及内廷事。”任主考官时，选出了李鸿章、沈桂芬、郭嵩焘等，曾保举林则徐、冯桂芬。咸丰帝称潘世恩“服官五十余年，小心谨慎，克称厥职”。

潘氏家族分“富潘”和“贵潘”两支（潘祖荫属“贵潘”），潘氏子弟进退从容，任官者颇多，时人称“天下无第二家”。潘祖荫于咸丰二年（1852年）中探花，当官后，坚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祖训，但常仗义执言。

张淑贤说：“咸丰帝巡幸木兰，奕訢监国，潘祖荫担心奕訢篡权引发朝堂震荡，三次上疏阻拦咸丰帝。同治朝，慈禧罢免奕訢军机大臣之职，潘祖荫为稳固大局，联名上奏保举奕訢。”

左宗棠遭弹劾时，潘祖荫三次上疏保荐左宗棠，奏折中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传颂一时。左宗棠说，自己与潘祖荫素无往来，没想到得此帮助，得以摆脱“罪且不测”的困境。

左宗棠敬重潘祖荫，欲赠以大盂鼎。

左宗棠拍到了马蹄上

出乎左宗棠意料，潘祖荫并不买账，他觉得大盂鼎是伪造的。

潘祖荫“幼好学，涉猎百家。尤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时人称“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潘祖荫还擅长鼻烟壶鉴别，杨度之弟杨钧说：世上没有潘祖荫，就没有真正懂鼻烟壶的了。

潘祖荫不看好大盂鼎，一是铭文字体颇异，二是所见拓本质量均差。学者陆德富在《潘祖荫对大盂鼎态度的转变》一文中指出，潘氏每得一器，即与同好切磋，常往来的有张之洞、吴大澂等，他们都不看好大盂鼎。张之洞认为铭文中“受天有大命”“嗣又作邦”“汝妹辰”等词语不通；开头只记“惟九月”而不系日辰；铭文字体“涣散径直”；“玟”“珷”等字写法无理……

吴大澂借去陕西监考之机，亲见大盂鼎，仍认为：“盂鼎铸款甚深，而缺笔半字处并非土锈，或系铸范不足，殊不可解。”即铭文刻得深，却有缺笔。

左宗棠写信给袁保恒：“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潘祖荫）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隽异，与古画别耳……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其价则弟任之可也。”

只有陈介祺坚信大盂鼎为真，因他看到过大盂鼎的精拓本。陈介祺曾与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定交，与陈介祺书信往来中，潘祖荫自称“侄”，但心里对陈介祺的鉴赏水平不以为然，曾对吴大澂说，陈介祺收藏的三件古钟都是赝品。

张之洞撰文称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是赝品时，潘祖荫竟称：“痛快之至，竟无以易之也。”

大盂鼎铭文拓片天下三宝得其二

潘祖荫很快又变卦了，多次写信催左宗棠送大盂鼎到北京。

陆德富猜测，可能是担心被陈介祺买走，当时潘祖荫仅收藏几十件古铜器，无法匹敌，陈已藏毛公鼎，再得大盂鼎，自己将再也无法追上。决心收下大盂鼎后，潘祖荫对吴大澂说：“陈寿卿（即陈介祺）心醉于此，为之魂飞魄散矣。”

1875年初，潘祖荫终于等到大盂鼎，确认是真品，他写信给陈介祺：“盂鼎廿七日到，尚须洗拭泥土，细审款识，的是铸款，竟体无斑，色黝然，花纹镂深而且工，知非伪为也，重三百余斤。”这才明白，为什么拓本中有缺笔，因以往拓印者太多，将表面磨平了，即“从前拓本在外者已无数，故其受拓处已光而亮，模糊处已平，不可剔矣，可恨也”。

18年后，潘祖荫又得大克鼎，特请人刻“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炫耀“海内三宝”已得其二（大盂鼎、大克鼎）。

1890年，61岁的潘祖荫病逝，因无嗣，遗产由比他小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

潘祖荫家中曾藏宋版书140余部，到潘祖年时，大量藏品被盗，为免再遭损失，潘祖年将文物运回故乡苏州，不再对外展示。学者吕友者称：“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直隶总督端方也是大收藏家，一度觊觎潘家所藏双鼎，威逼潘家出让，潘祖年称已被盗走，不知所踪。

见证了历史转型

学者们重视大盂鼎，因它承载了太多历史信息。

比如西周是不是奴隶社会？大盂鼎铭文记，周天子赏赐1050“人鬲”，郭沫若先生认为“人鬲”是奴隶——鬲即锅，常烧则黑，似被晒黑的农奴，故以鬲称奴隶。可鬲亦分铜鬲、瓦鬲，贵族用铜鬲，平民用瓦鬲，难道都是奴隶？

学者杨振之认为，此论先有观念后找证据，则金文中提到的人鬲、庶人、驭、邦司、夷司、王臣等都成了奴隶，似乎周朝处处都是奴隶。鬲因常被使用、被交易，含义渐变成“人”。学者陈汉平将金文与《周官》比对，明确提出驭、史、臣、小臣等是官员。既然鬲是人，则“人鬲”应指一群人，是一个个宗法家庭构成的宗族。

换言之，周天子赏赐土地和平民给盂，但盂只有收税权，无“人鬲”和土地的所有权，那些权力归天子独享。杨振之认为，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显然不是奴隶社会，它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制度——宗法制社会。

西周确有大量奴隶，来自罪犯和战争俘虏，而非“鬲”。

学者李朝远指出，大盂鼎刻意神化周文王，称他“匍有四方”，其实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说他“受（授）民受（授）疆土”，但分封从周武王开始；说他受天命，但周文王没当过天子……凡此种种，都是通过把周文王改写成神，来为社会制度变革（从殷商的奴隶制，转向周的宗法制）服务。

周文王被神化，因“德正”，大盂鼎见证了从“神说了算”到“德说了算”的历史转型，由此延伸成传承数千年的、独特的传统。

大盂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半百重聚为一人

1925年正月，潘祖年突然去世。潘祖年两子早逝、两女嫁人，只好过继潘世恩的孙子潘承镜为嗣。1923年，丁达于嫁给潘承镜，改名为潘达于。婚后3个月，潘承镜故去，未留子女，后过继一子一女。

据学者吕伟涛钩沉，1937年，“潘达于请来家中两个信得过的木匠长工，做了一只大木箱，并撬开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挖出一个约2米深的大坑，将木箱安于坑内，再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多件小型青铜器放入木箱内。随后填进泥土、整平后铺上方砖，于其上堆家具杂物”。为保安全，潘达于“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

苏州沦陷后，日军最多时一日七次登门翻找。1944年，“木箱已在地下埋藏7年，木料腐烂，旧宅地面突然塌陷”。潘达于找人挖出大鼎，藏在家中，竟又保存了7年。

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借以膺先人津逮（到达）来学之初衷。”

政府奖给潘达于两千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2000元），抗美援朝时，她将其全数捐出。此后，潘达于又捐赠文物近500件。

1959年，大盂鼎来到北京，成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4年2月28日，为祝潘达于老人百岁生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联手举办特展，将大盂鼎送回上海，在阔别近半个世纪后，与大克鼎相聚。2007年8月，103岁的潘达于老人仙逝。（责任编辑：沈沣）

金文瑰宝《大盂鼎》，浑穆高古，瑰丽庄重

原文：金文瑰宝《大盂鼎》，浑穆高古，瑰丽庄重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青铜重器，其铭文书法不仅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更是西周早期金文艺术的杰出典范。下面从笔法、结构、章法和整体风格四个方面，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特点进行剖析：

一、笔法：方圆兼施，刚柔并济

方笔为主，刚劲挺健

大盂鼎被赞为“方笔之祖”，方笔运用十分显著。起笔时多藏锋逆入后翻笔或切锋，形成棱角分明的效果，收笔则或尖出或平出，干净利落。像“天”“夫”“不”等字的斜画，“宗”“享”等字的转折处，都呈现出斩钉截铁的方折笔势，极具刚正不阿的精神气质。

肥笔（阔笔）点缀，沉厚庄重

延续了商代晚期“波磔体”的特征，部分笔画如“王”“天”“正”等字的横画、捺笔采用肥笔，形成粗重的块面。这些肥笔与纤细笔画相互映衬，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赋予铭文沉雄庄重的韵味。

中锋为主，诸法兼用

以中锋行笔为基础，线条浑圆沉实，如“于”“酒”等字。同时，辅以裹锋（笔锋凝结如锥）和侧锋，使线条富有变化，凝练遒劲且立体感强。起笔和收笔时，藏锋与露锋结合，既蕴含含蓄之美，又彰显爽健之趣，偶尔还可见甲骨文两头尖中间粗的自然笔意。

二、结构：纵势长形，疏阔多姿

字形趋于规整，大小动态平衡

与商代金文大小悬殊的情况不同，大盂鼎的字形整体趋向长形，逐渐形成篆书纵向取势的特点。不过，它并未完全统一字形，而是根据笔画多少进行调整：笔画多的字结构舒展，却不显得拥挤，如“嗣”“敢”；笔画少的字则通过肥笔或夸张某笔来增强视觉张力，如“古”“土”“十”。

象形与符号融合，富有烂漫之趣

部分字形保留了象形特征，如“酉”（酒）字像酒坛，“册”字似简册，生动形象。同时，通过线条的简化和符号化处理，使文字更具抽象美感，二者结合展现出质朴烂漫的风格。

三、章法：行列初成，茂密从容

横成行、竖成列，规整中见变化

周人“尚礼”的精神在大盂鼎的章法上体现为初步形成横纵有序的布局，相较于商代金文的“乱石铺街”更为规整。但字与字之间并非完全平齐，而是通过高低错落、左右穿插，如“即”字的弧笔与相邻直线的呼应，使通篇气韵流畅，茂密却不呆板。

虚实相生，整体和谐统一

肥笔的块面与纤细的线条形成虚实对比，空白处分布自然，避免了布局的单调。整篇铭文与鼎体的庄重造型相呼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四、整体风格：浑穆高古，瑰丽庄重

大盂鼎的书法风格融合了商代金文的瑰丽雄奇和周代的庄重典雅。其线条刚劲中蕴含柔美，结构疏阔中不失严谨，章法规整中富有变化，整体呈现出雄浑质朴、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清代书法家刘颜涛评价其“气象宏大、敦厚自如”，堪称西周早期金文“方笔派”的典范，对后世篆书，如清代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盂鼎铭文以方笔为核心，方圆兼济，结构纵长而富有变化，章法初现秩序灵动自然，整体风格浑穆高古，是研究金文书法演变的关键节点，也是学习大篆的绝佳范本。

国之瑰宝、金文精品：西周大盂鼎铭文赏析

原文：国之瑰宝、金文精品：西周大盂鼎铭文赏析

大盂鼎基本信息：

名称：大盂鼎或二十三祀盂鼎

出土：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

时代：西周康王时期。

收藏：现藏国家博物馆。

著录：《從古》16·31、《愙斋》4·12、《三代》4.42——43、《集成》5·2837。

尺寸、重量：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器型：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

《金石名品系列丛书》共两册正版现货大盂鼎+大克鼎小克鼎中国西周时代金文汇编高清原色铭文拓片单字。

铭文：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

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佑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闢厥匿。匍有四方，畯政厥民。在于御事，虘酒无敢酖，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教汝。勿蔽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玟王政德，若玟王令二三政。今余唯命汝盂绍荣敬，雍德巠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

王曰：“示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

王曰：“盂！乃诏夹尸司戎，敏誎罰讼，夙夕诏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赐汝鬯一卣，冂衣、巿、舄、车、马。赐乃祖南公旂，用狩。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极国迁自厥土。”

王曰：“盂！若敬乃政，勿废朕命。”

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Ji Zibai Plate of the Guo State），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商周时期盛水器，是一件用以记功、记事，流传给子孙后代的祭祀礼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大事记

816年 - 铸造 -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虢国的子白奉命讨敌，大胜而归，宣王给予嘉奖并赏赐，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因作器者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
1864年 - 深埋土中 - 清同治三年（1864），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得到西周虢季子白盘，但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逃。
1949年 - 献给国家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立，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才将西周虢季子白盘挖出，献给国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流传过程

虢季子白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为时任眉县县令的徐燮所得，徐燮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这日，官军拿下了常州城，刘铭传就住进了护王府内。时至午夜，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万籁俱寂当中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声音不大但极有穿透力。

刘铭传顿生好奇之心，当下秉烛往寻。转到屋后见有马厩，声音即由此传出。细审视，始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了马槽所发出的声响，但这声响非同一般。刘铭传蹲下细看，见此马槽硕大，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幽光；伸手一试，重不可举；轻叩之，发声清远玄妙。刘铭传心中有数，此马槽绝非寻常之马槽。次日一早，刘铭传命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见其外壁四边各饰两个兽首衔环；整个外壁满布纹饰；内底具长铭，通篇工整严谨。刘铭传知是宝物，旋即命人押运送回合肥老家的刘老圩村，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

刘铭传得到虢季子白盘，却给他一家四代带了极大的麻烦。军阀、日寇、国民党官吏纷纷索取。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逸。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才将盘挖出，献给国家。

文物特征

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虢季子白”青铜盘呈圆角长方形，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波带纹，纹饰精美，庄严肃穆，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

铭文

内容

“隹①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②。不③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⑤周庙宣榭，爰飨⑥。王曰：“白父，孔显又⑦光。”王赐乘马，是用左⑧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⑨（钺），用政⑩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①隹，即“唯”。

②乍寳盤，即“作宝盘”。

③“不”通“丕”，《说文解字》中：“丕，大也。”

④“加”通“嘉”。

⑤各，“各”典籍作“格”，《字汇》：“格，感通也。”《说文解字注笺》：“格，训为至，而感格之义生焉。”

⑥飨，即“乡”。

⑦“又”通“有”。

⑧“左”通“佐”，佐证。

⑨戉，即“钺”。

⑩政，即“征”。

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要义

铭文共八行一百一十一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前816）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

文物价值

虢季子白盘盘底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同时，此篇铭文中“薄伐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征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线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大家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商四羊青铜方尊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大事记

1938年4月 - 出土 - 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在战野垅垦荒种红薯时，发现四羊方尊
1938年5月 - 流转 - 宁乡县黄材镇古董商张万利以400现大洋购得四羊方尊
1938年 (下半年) - 损毁 - 四羊方尊在日军空袭中碎成20多块
1952年 - 寻回 - 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寻得四羊方尊碎片
1954年5月 - 修复 - 湖南省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接手四羊方尊的修复工作
1956年 - 移交 - 湖南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1959年 - 展出与馆藏 - 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随后一直留藏在该馆
1976年 - 捐献残片 - 姜景舒将残片（敲下来的碎片）献给了国家
2000年5月 - 入选“十大顶级国宝” - 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商四羊青铜方尊位列其中
2013年8月19日 - 文物保护 - 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确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文物特征

商四羊青铜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饰夔纹。

方尊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流传历史

发掘出土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炭河里遗址），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于姜景舒三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商四羊青铜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消失踪影

商四羊青铜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商四羊青铜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商四羊青铜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商四羊青铜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重获新生

1938年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商四羊青铜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商四羊青铜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商四羊青铜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商四羊青铜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商四羊青铜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商四羊青铜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商四羊青铜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商四羊青铜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商四羊青铜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三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商四羊青铜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商四羊青铜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商四羊青铜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出土环境

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于炭河里遗址，该遗址在宁乡黄材镇西5千米，黄材水库下游沩水与塅溪交汇处的台地上，跨寨子山（栗山）、炭河里、新屋、新屋湾等村，面积数平方公里。遗址由一座古城、墓葬和许多铜器出土点构成。古城位于遗址中部，城墙以土夯筑，仅保存西北弧形一段，状若土堤，残长225米，宽12-15米，残高1-2米，墙内外都发现城壕，其余城墙已被河流冲毁或建水库时受到人为破坏。据弧形城墙判断，该古城为圆形，面积14.5万平方米，今存面积2万平方米。据城内出土文物，特别是陶器群特征判断，古城始建于西周早期，繁荣于中期，废弃于晚期，存在200余年。据现有资料可以断定，炭河里青铜王国是周初北方商族的一支南迁后与当地古越人相结合建立的民族方国，约在西周后期衰亡或灭于楚。

制作技术

据考古学者分析，商四羊青铜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且该文物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

文物鉴赏

商四羊青铜方尊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文化寓意

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出土的以商四羊青铜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羊在古代被喻为吉祥之物。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陪四龙，雄踞四面八方，寓意吉祥、和谐、尊贵、富强。

文物价值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商四羊青铜方尊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2000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商四羊青铜方尊位列其中；2013年08月19日，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确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商四羊青铜方尊还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反映了殷商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据专家们分析，这件方尊采用的是分块陶范分铸法，其合成的精密可谓无缝之天衣。从成分来看，铜占76.69%、锡占21.97%、铅占0.21%的加锡铜基合金，即用复杂的冶炼技术而生产出的具有特殊性能的青铜，这在冶金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此外，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文物争议

出土地点争议

有学者称商四羊青铜方尊原出土于河北，后被带入宁乡埋藏。有河北学者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广宗才是四羊方尊原始出土地，抗战爆发后，四羊方尊被担任过广宗县长的宁乡人姜榓（mì）荣带回家乡埋藏并再次出土。他们提出的佐证是，宁乡不属商代文化圈，且四羊方尊出土于浅地表，很可能是被人仓促埋藏。不过一般还是认为商四羊青铜方尊土于湖南省宁乡县。宁乡已在其出土地开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将以四羊方尊造型为原型建立湖南青铜文化博物馆。不过，在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广宗县城，也建有一座四羊方尊公园。

远古时期

原文：远古时期（约200万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

远古时期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完成了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进化过程。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发明了农业和养畜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逐步分化，出现了权贵阶层及相应的礼仪制度，在聚落分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城堡，社会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第一单元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生活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指大约200万年前—20多万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直立人。中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第一组直立人

直立人已能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具备了人的一些特征，但脑量较小，头部保留了较原始的特征。

第二组古老的石器工具人

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秦岭为界，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南方以大型块状毛坯或砾石制成的石器为主，在不同地区还存在多样性的特点。

第三组用火

用火是人类适应自然与改善生存环境关键的一步。北京人已学会使用自然火，并能保存火种。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和驱赶野兽，促进了身体特别是大脑的发展，提高了适应和改变自然的能力。

第四组　采集和狩猎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有2000多个个体，斑鹿化石有1000多个个体，说明肿骨鹿和斑鹿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根据两种鹿角不同的保存状况推测，北京人在夏末秋初时狩猎斑鹿，在秋末冬初时狩猎肿骨鹿。

第二单元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及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指大约20万年前—1万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智人。在中国境内已发现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许昌人、山顶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这一阶段，石器技术不断进步，石球更多地被用于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标枪、鱼镖、弓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产生了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第一组智人

智人意为“智慧的人”，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5万年前—5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身体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前—1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身体特征已接近现代人，石器加工技术更加进步，已学会人工取火。

第二组石器技术的改进

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所提高，石器形态更加规整，精品不断增加。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更大的突破，开始出现一种用特殊的技术工艺制作的细石器。

第三组　弓箭、鱼镖的发明与骨、角器的使用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工具、磨制和穿孔技术。标枪、弓箭和鱼镖等复合生产工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狩猎和捕鱼的效率。用骨、角制作的骨锥、骨针和骨铲等生活用具，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第四组　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懂得把死者按照一定的葬俗进行埋葬。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用石器和装饰品随葬，表明了原始信仰的萌芽。众多遗址发现的装饰品，则标志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出现及原始艺术的萌芽。

第三单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与生活

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历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聚落，过定居生活。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逐渐从攫取型经济转变为生产型经济。

第一组农业的发生

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区之一。距今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种植水稻，黄河流域已开始种植粟，并逐渐形成了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粟作农业两大传统。这一时期，耕作方式不断改进，农业工具的加工与制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第二组家畜饲养

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驯养家畜。家畜种类主要有猪、狗、黄牛、绵羊、山羊等。

第三组制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由简单的手工捏塑、模制、泥片贴塑，再到泥条盘筑、慢轮修整，最终产生出了快轮制陶技术。中国各地区的陶器在器形、质地、纹饰及器类组合等方面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第四组编织与纺织

编织工艺的进步促成了纺织技术的发明，人们开始用纺织物来改善自身的穿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出现纺轮、锥、针等工具，部分陶器上还印有布纹痕迹。葛、麻等植物是人们主要使用的纺织原料。

第四单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文字的萌芽、礼器的出现、大型礼仪建筑与城堡的兴建，社会分化加剧，许多地区出现了有如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社会形态也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发展到了复杂的分层社会，文明之光，灿若繁星，中国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演变格局和发展趋势。最终，中原地区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中，最先步入文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对应，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炎帝、黄帝直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

第一组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人类往往以神灵观念解释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以神灵崇拜为特征的原始信仰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原始信仰逐步规范化、礼仪化，并随之出现了祭坛、神庙等高等级宗教场所。认识领域的拓展，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日益丰富多彩，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反映了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识。

第二组文字的萌芽与铜器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遗物上常见有一些刻划符号，它们可能是文字萌芽阶段的产物。新石器时代晚期，冶铜技术出现，人们已能够制造小件铜器，质地多为青铜和红铜，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铜炼渣等遗迹。

第三组礼仪制度与权贵阶层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分化加剧，具有特定含义的礼仪制度已经产生。一些遗址中出现了具有礼仪功能的大型公共建筑。公共墓地中贫富分化严重，还出现了专门的贵族墓地。这些贵族墓出土了大量象征权力与身份的玉器，标志着凌驾于公共群体之上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

第四组聚落、城堡与战争

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一般由居址、墓地、手工业作坊等不同功能的区域组成，有些聚落还有壕沟围护。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分化，并最终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了众多的城堡，社会形态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建始人

“建始人”指的是距今200万至250万的人种。发现建始人化石的遗址位于恩施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麻札坪村一小山坡的山洞中，因当地农民在此洞及附近发掘出许多巨猿齿化石，此洞被称为“巨猿洞”。距今200万至250万年“建始人”化石，比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还早几十万年，对人类起源于非洲学说是一个大的挑战，人类有一个从南方到中原再到北方的迁移过程。“建始人”研究课题组组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郑绍华与邱占祥、陈铁梅等专家，对近几年在建始发现的三枚人类牙齿化石作出了科学鉴定认为：“建始人”属人类的早期成员，在建始巨猿洞遗址文化层内发现的部分骨制器有人工打击痕迹。据此，专家们认为，远古“建始人”的生活时代距今约为200万至250万年。

考古研究

古人类化石出土的消息将有关专家吸引到建始，并为此成立了“建始人”研究课题组。

在对3枚牙齿化石进行科学鉴定后，课题组组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郑绍华以及邱占祥、陈铁梅等专家一致认定：“建始人”的生活时代距今约为215万至195万年，属于人类的早期成员。

同时，考古专家们还在遗址的文化地层内发现了部分骨制器化石，化石上留有人工打击痕迹。这证明了200万年前，生活在巨猿洞中的是人而不是猿。

与非洲古人“年龄”相当今200万至250万“建始人”证实

人类起源地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古到今，人类的起源都是人们最感兴趣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圣经》中说，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夏娃繁衍了人类，而我们中国人则认为，女娲、伏羲才是人类的老祖宗。

19世纪，达尔文大胆提出进化论与人类非洲起源说，用科学演示了人类的进化。此后的考古研究也普遍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在非洲。

此前，虽有专家提出过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说法，并且我国也先后发现了北京人、元谋人、郧县人等直立人的化石，但与非洲发现的距今2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化石相比，都显得太“年轻”。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化石、遗迹等作支撑，在非洲起源说面前，亚洲起源说显得苍白无力。

考古专家王善才表示，此次清江流域发现的“建始人”生活于距今200万年以前，与非洲古人类的年限相当。因此，这不但是对非洲起源说的挑战，更为亚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

否定从非洲走出后灭绝欧亚土著形成现代人之说

中国人祖先

早在1957年，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发掘下，清江流域的长阳地区就发现了距今近20万年的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而此次考古中，长阳地区的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1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及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发现了距今12万至9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而伴峡榨洞则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灰烬层。

王善才告诉记者，学界普遍认为，距今10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向欧、亚等地，灭绝当地土著人后繁衍形成现在的人，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源自非洲。此次长阳地区发现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动物化石、石器和人类用火遗迹，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否定了中国人直系祖先在非洲这一说法。　

建始直立人遗址

建始直立人遗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麻扎坪村七组与金塘村交界的山坡上，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68年，地质年代为195—215万年之间。

建始直立人遗址，呈典型的更新式洞穴堆积。1970年至2002年，建始直立人遗址共进行了九次调查与发掘，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牙化石5枚及石器、骨器，同时还发现包括步氏巨猿在内的哺乳动物化石9目、37科、68属、87种，距今195—215万年。由于发现的动物化石种类丰富，建始直立人遗址又被称为“化石宝库、动物王国”。建始直立人遗址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直立人与巨猿共生的化石点，对研究巨猿的生存、迁徙和灭亡，研究巨猿与人类发展谱系的关系，研究人类发展系统的趋同变异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它也是研究古哺乳动物进化的化石宝库。该遗址出土的更新世早期的大哺乳动物化石、小哺乳动物化石藏量大，种属多，是研究动物进化、气候演变、地质变迁的理想之所。

2006年5月25日，建始直立人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建始兴起一股大挖“龙骨”之风。当地老百姓在一个洞中每天可挖数百斤“龙骨”到供销社出售。1968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一个野外科考队在巴东中药材收购部收购的“龙骨”和“龙齿”中挑选出200多颗巨猿牙齿化石，并根据药材入库单一路追寻到这批化石的产地建始县高坪镇巨猿洞。随后，野外科考队对该洞进行调查，获得包括步氏巨猿在内的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1969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专家裴文中与谢树华对该洞进行了考察。

1970年7月，古人类学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带着一个发掘小组，到龙骨洞进行了第一次科学发掘。他们在西洞中发现了两枚古人牙化石和大批巨猿牙化石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经与印尼爪哇魁人对比研究后，确认属早期直立人，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巨猿与直立人共生的化石点。古人类研究所初步鉴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此进行了8次发掘，用于探寻古人类在此生存繁衍的新资料和新信息。

1998年，由国家科委、国家科学技术基金委员会和中科院共同策划了一个国家“攀登”项目，即《早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研究》，其中一个子课题为《鄂西早期古人类及其近亲研究》。该课题组于当年在建始进行调查，决定在巨猿洞作重点发掘。

1999年和2000年，为实施国家“九五”攀登项目《早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研究》，鄂西——秦巴课题组在此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又发现了古人类牙化石3枚，包括步氏巨猿在内的哺乳动物化石9目、37科、68 属、87种，同时发现了经人工打制的石器和骨制工具，并将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建始直立人”，距今195万年至215万年。

201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建始直立人遗址纳入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项目库，实施文化遗址公园建设。

遗址特点

建始直立人遗址，呈典型的更新式洞穴堆积，是首次发现的直立人与巨猿共生的化石地点。包含巨猿洞、窑场湾、杨家坡洞、岩湾洞、猪头包、龙洞子等6个化石点，以巨猿洞为主。巨猿洞长120米、宽2至15米，为东西向穿山洞。1970年至2002年，建始直立人遗址共进行了九次调查与发掘，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牙化石5枚及石器、骨器，同时还发现包括步氏巨猿在内的哺乳动物化石9目、37科、68属、87种。由于发现的动物化石种类丰富，建始直立人遗址又被称为“化石宝库、动物王国”。

文物遗存

建始直立人遗址是中国最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之一，自1968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在此进行过9次发掘，发掘出土了包括早期直立人牙齿化石、巨猿等多种动物化石、石器、骨器若干。

研究价值

建始直立人遗址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直立人与巨猿共生的化石点，对研究巨猿的生存、迁徙和灭亡，研究巨猿与人类发展的谱系关系，研究人类发展史上的趋同变异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建始直立人的发现，是中国考古事业的重大成就，它不仅填补了中国人类发展史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直立”这一环节的空白，将人类在亚洲生存的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而且对国际上人类祖先最早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提出了重大挑战。建始直立人的发现，使中国成为除非洲外最有希望找到解决人类早期进化历程的关键地区。同时证明人类的进化不再是单一支系的“一元论”，而是多元演化的。人属的历史不再是50万年，而是至少200多万年；人猿揖别则是在距今500万年至800万年之遥。

所获荣誉

2022年1月21日，建始直立人遗址当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保护措施

巨猿洞自1968年被发现到1986年，一直由建始文化馆负责。

1987年，建始文物管理所成立，接管了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

2002年，湖北省文物局拨款修建了建始直立人遗址洞口围墙和大门。建始县政府划定建始直立人遗址的保护范围为方圆20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方圆500米。

2006年5月25日，建始直立人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骨坡遗址

龙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距巫山县城约57公里，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截至2023年，龙骨坡遗址是欧亚大陆时代最早、内涵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被誉为“东亚人类摇篮”。

龙骨坡遗址又称“巫山猿人遗址”，是一处更新世时期遗址，1984年被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专家黄万波、李宣民等人发现，并出土了“巫山人”化石。“巫山人”化石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揭示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使得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提供了科学资料。

1996年11月20日，龙骨坡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龙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1984年被发现，1985年—1988年开始第一阶段的发掘工作。

1984年，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专家黄万波、李宣民等人首先发现了此处遗址。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地点的早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发掘出一段带有2颗臼齿的残破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化石以及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

198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3枚门齿和一段带有2个牙齿的下牙床化石。

1988年岁末，考古专家在这里采集到脊椎动物化石120种。

1997年10月中旬，巫山县人民政府提供经济资助，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黄万波、徐自强、长绍武、税明轩等人组成的考察队，开始对龙骨坡遗址的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经过挖掘发现了一批已有200万年历史的“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

1998年9月，为进一步对龙骨坡遗址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经重庆市科委批准，在巫山县庙宇镇筹办起中国第一所民办科研机构，即“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以争取多方支持。

1998年10月，黄万波等人组成的考察队对龙骨坡遗址的第二阶段进行该阶段的第二次发掘。

2003年—2006年，是对为发掘龙骨坡遗址的第三阶段。

2011至2012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持了龙骨坡遗址第四阶段的发掘工作。

2023年8月16日，龙骨坡遗址第五阶段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研究人员将在更多古人类、古生物化石及相关人工制品等方面展开发掘，发掘面积30平方米，发掘时间为2023年8月至11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申报。

2023年11月2日，巫山龙骨坡遗址，黄万波等5位中国考古学界大家齐聚，目光锁定在了面前30平方米的土地之上——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有了阶段性成果。

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于8月16日启动，阶段性成果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本次发掘是龙骨坡遗址自1985年发掘以来，运用现代科技最全面、多学科参与最多的一次发掘工作，对地层层序、遗物埋藏、洞穴成因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发现数量可观的石制品材料，为历年单次发掘数量最多的一次。

至此，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告一段落。接下来，发掘团队将申报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遗址特点

龙骨坡遗址分为三大地质文化层，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

由上到下，第一层为角砾层，厚度约为8米：第二层为橘黄色细角砾层，厚度约为12米：第三层为黏土层。古人类、动物化石及石器主要分布在第二层，有近20个文化带。

第二层最上面的化石年代为180万年，最下面的为200万年，文化层跨度为20多万年。

在龙骨坡遗址顶是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化石层，叠堆积着大量动物前、后腿骨化石，主是象、鹿、牛等大型食草动物。

根据1997年的发掘发现的距今200万年“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地质人员进行的稀有金属矿种分析，龙骨坡遗址地区曾经历了连续2000年的火山爆发，故该地区被称为“地球伤痕”。

文物遗存

1985—1988年，是发掘的第一阶段，仅发现“凸刃砍砸器”和“砸击石锤”两件石器。

1997年—1998年为发掘的第二阶段．获得的石器较多，共有25件，石器原料为轻度变质石灰岩，器物有石片、石核、薄刃斧、砍砸器等。

2003年至2006年，为发掘的第三阶段所获得的石器骤增，共达200多件，石器原料为轻度变质石灰岩。器物包刮石片、手镐、手锛、砍砸器、薄刃斧等。

除了石器外，还出土了直立人化石、巨猿牙齿，以及大批哺乳动物化石等，包括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剑齿虎、双角犀、小种大熊猫等116种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其中直立人化石为一段左侧残破下颌骨和一个上门齿，分属于两个个体，定为直立人巫山亚种。

龙骨坡遗址此前四个阶段发掘成果丰硕，采集哺乳动物化石116种，石器1000余件。

2024年12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员黄万波介绍，经过1985年至2024年的五轮系统发掘，研究人员已从巫山龙骨坡遗址采集到118种哺乳动物化石和超过2000件石制品。

保护措施

1996年11月20日，龙骨坡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前方矗立了国家明令保护的遗址石碑，巫山县也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先后建起梯道、围墙，大门。

研究价值

龙骨坡遗址出土的遗物代表了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后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Home erectus wushanensis），一般称之为“巫山人”。“巫山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揭示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这不仅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也证实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就诞生在三峡地区，这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三峡河谷的发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巫山人”化石的发现是中国南方，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继云南元谋人之后早更新世人类化石的又一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文化

石器工业与文化

龙骨坡出土的石器制品似乎比在欧洲发现的石器制品更加早期、原始。它们显得粗糙、原始，简单、随意。石器专家们认为，它们的“原始随意”显示出石器最早阶段的发展时代，并与东非大裂谷相同年代人类所使用过的石器非常相似，它们所代表的是混沌初开的“石器工业与文化”。

研究发现，龙骨坡遗址的古人类在欧亚地区的众多古人类中，最早开发和利用洞穴资源，当时的龙骨坡古人类已开始主动进入洞穴，并把洞穴作为生产石制品、处理动物资源的生产和休憩场所。

龙骨坡文化

1998年6月研究员徐自强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巫山人与龙骨坡文化》一文中，就龙骨坡遗址出土的石器“为什么原料多是石灰岩或变质石灰岩”得出结论：“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结果。”他认为，“巫山人”所做石器的特点是，无一定形制，制作粗糙，既不同于猿类偶尔使用的天然石块，也不同于时代较晚的直立人时期打造的石器，这可能正好说明了它的原始性与地域性，这是龙骨坡“石器时代”的惊现。龙骨坡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巫山人化石以及人猿牙齿和大量石器。这些远古文化遗存被黄万波命名为“龙骨坡文化”。

欧亚地区古人类最早开发和利用洞穴资源的遗址

原文：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有了新研究成果是欧亚地区古人类最早开发和利用洞穴资源的遗址

位于重庆巫山县的龙骨坡遗址是欧亚地区古人类最早开发和利用洞穴资源的遗址。近日，由重庆师范大学考古学博士陈育芝与导师武仙竹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长江三峡及周边地区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存行为》一文，在我国古人类学核心期刊《人类学学报》上正式发表，展示龙骨坡遗址有了最新研究成果。

6月9日，在论文作者之一武仙竹的娓娓讲述中，一幅百万年前长江三峡及周边地区早期人类的生活图卷被缓缓打开。

两百万年前，龙骨坡的气候比现在更湿热

为了探寻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地区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存行为，武仙竹和他的学生足迹踏遍了重庆龙骨坡遗址、湖北建始人遗址、安徽人字洞遗址、云南元谋人遗址、河北马圈沟遗址、陕西公王岭遗址等古人类遗址。

在这场对古人类的跨时空探访中，众多的考古发现和动植物遗存，让数百万年前的长江沿岸自然环境一点点显现出来。

“我们发现，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地理范围在东部季风区，当时的古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而且同时存在显著气候降温和冷热交替事件，南北动物群过渡带曾发生南移。”武仙竹说，这些优渥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古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以龙骨坡为例，武仙竹描绘出了当时古人类的居住环境：“花园”中植被茂盛，不仅分布有亚热带常绿阔叶乔木、暖温带落叶阔叶乔木等，还有喜干和喜湿的禾本植物和多种喜温暖阴湿的蕨类。琳琅满目的植物群体，为各种各样的动物生存提供了基础食物来源。

武仙竹说，龙骨坡遗址动物群包括大量华南动物区系动物，还有一些横断山附近的西南区特色哺乳动物和一定数量的华北区动物，“但同时发现，这里还生活着巨猿、湖麂、双齿尖河猪、印度长尾鼩、攀鼠、绒鼠等与印度、越南相同的南亚动物区系。”

众所周知，印度、越南因为更靠近赤道，所以当地的温湿度更高，因此这些动物的出现，显示龙骨坡遗址古居民生活时期，其生境应与该区域现代三峡峡谷气候相似，但比现在三峡高海拔山地气候湿热，应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湿热森林环境。

龙骨坡古人类，率先开发和利用洞穴资源

有了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古人类如何开发利用呢？

武仙竹说，据推测，当时人类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围绕靠近水源的森林、草原开展狩猎和采集。

如河北的马圈沟遗址内，发现有古人类猎杀草原猛犸象的活动遗迹，其中清晰保存着石制品穿插在骨骼上的现象，出土石制品中除石核、石片、断块、残片、石锤外，还包括进一步加工修理的刮削器、小型砍砸器等。

在陕西公王岭遗址及相近其他遗址共同出现的石核、石片、刮削器、钻孔器、尖状器、石锤等石制品组合丰富，显示该地区更新世早期曾有稳定的古人类群体围绕水源充沛区域活动。

那么龙骨坡的古人类当时又在干什么呢？

研究发现，龙骨坡遗址的古人类在欧亚地区的众多古人类中，最早开发和利用洞穴资源，“当时的龙骨坡古人类已开始主动进入洞穴，并把洞穴作为生产石制品、处理动物资源的生产和休憩场所。”

但是，该阶段人类所利用的洞穴，主要为小型“天坑”状垂直溶洞，这类洞穴的共同特点是视线好、活动方便。

既然要找个洞穴遮风避雨，为啥不找个大一点的？

武仙竹说，那是因为该阶段中国还没有发现人类用火的证据，所以人类对大型、潮湿或黑暗的洞穴进行开发利用可能还存在困难。

虽然只能开发利用有条件限制的洞穴，但是在远古原始生境下，人类能够主动进入洞穴、开发利用洞穴资源，对生存空间进行开拓并对生活条件进行改变，充分说明该阶段人类智力和生产力水平已经得以提升。

人字洞遗址

人字洞遗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癞痢山南坡，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为220万—259万年前，是欧亚地区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

人字洞遗址于1998年5月由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研究》安徽课题组在繁昌调查发现，共经过7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发现了远古人类加工、使用过的石制品100多件，骨制品几十件，以及包括高等灵长类原黄狒在内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8000多件，分属近80种动物，将亚洲人类起源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为亚洲是早期人类起源地区之一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对于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环境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5月25日，人字洞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人字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是欧亚大陆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聚集点。因发掘地山形裂隙似个“人”字，将其命名为“人字洞”。

1984年，采石工人盛宏江在癞痢山采石作业时发现3块化石后，寄送给黄万波研究员，经鉴定为更新世的犀牛牙齿。

1987年，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李治益、繁昌县文物管理所陈衍麟等考察了癞痢山，对孙村镇附近的这一化石地点进行了调查，采集到一些零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为铲齿象和库班猪等，其地质时代可能为中新世中期。

199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该化石地点和邻近地区进行了调查，获得更多的线索。上述发现和信息为在该地区开展新生代晚期地层及古生物调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98年初，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启动，同年组建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安徽子课题组，课题组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金昌柱研究员任组长，主要成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安徽繁昌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10月1日至11月15日，安徽课题组在人字洞进行了首次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历时46天。

1999年5月1日至6月15日期间，安徽课题组在人字洞遗址进行了第三次系统发掘，历时46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繁昌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参加了发掘工作。10月15日至11月8日，安徽课题组在春季发掘的基础上在繁昌人字洞又进行了第四次系统发掘工作，历时25天。

2000年5月10日至6月11日，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的开始第五次系统发掘，历时33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繁昌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参加了发掘工作。同年10月15日至11月28日，安徽课题组第六次继续发掘人字洞，历时45天。

2001年9月27日至10月28日，安徽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对人字洞遗址进行第七次系统发掘工作，历时31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繁昌县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参加了发掘工作。

2005年秋季，安徽课题组对人字洞安排了短期的第八次补充发掘，自11月13日开始，到11月28日结束，历时两周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繁昌县博物馆等参加了该发掘工作。

2022年11月，繁昌人字洞遗址第十次野外考古发掘工作全部结束，考古工作人员将对这次发掘出来的异仓鼠、中华乳齿象、犀牛等动物化石开展进一步清理分析研究工作。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人字洞遗址位于长江南岸皖南低山丘陵区，距离繁昌区西南约10公里的孙村镇西北2公里的瘌痢山（又称花果山）东南坡上（地理坐标为东经118°5′46″，北纬31°5'23″）。

地形地貌

人字洞遗址是一处发育在中生代灰岩中的洞穴，其顶部海波约95米。堆积物出露厚度30米（经钻探核实厚度约40米），从上到下堆积物可分为两套迥然不同的沉积单元。上部主要由大块灰岩角砾。红褐色的砂质黏土及砂质土构成；而下部主要由灰黄色粗砂、灰绿色细砂、粉砂及褐色砾石交互成层。

遗址特点

人字洞遗址发掘深度10米，发掘面积约50平方米。遗址是一处洞穴堆积，堆积平均宽度8米左右，地表出露厚度31.5米，自上而下可分为九个自然层，三个沉积单元。第一沉积单元为第1—2层的坡积物，第2沉积单元为第3—7层的棕红色亚质粘土，中夹灰岩角砾；第三沉积单元为第8层以下未见底，岩性为粘土、细砂、小砾石等细粒堆积。石制品、骨制品及重要化石标本主要集中于第二沉积单元。

文物遗存

人字洞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100多件，系用6种不同岩石制成，它们分别为各种品质的铁矿石、硅质泥岩、硅质灰岩、石英砂岩、片麻岩、燧石，其中铁矿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石制品基本上是小型的，以打制刮削器为主要类型；骨制品有几十件，打击点清楚可见的骨器近十件；与人工石制品共同出土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哺乳动物各类：灵长类、厚黄狒、啮齿类、食虫类、食肉类、长鼻类、奇蹄类、偶蹄类，还有龟鳖类、鸟类，共计有脊椎动物化石76种，标本6000多件。除了动物化石外，最重要的是在人字洞堆积物中发现了几件疑似人工打击的片麻岩标本。虽说石制品的数量很少，但意义重大，为进一步寻找古人类活动遗址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

2013年，人字洞遗址出土了属种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及数量较多的旧石器、骨器等文化遗存。大哺乳动物中有完整的中华乳齿象头骨、下颌骨、臼齿列及头后骨骼化石。这是中华乳齿象头骨化石在中国第四纪地层中的首次发现。

文物价值

人字洞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与阶段性研究成果是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的研究”课题的重大成果。繁昌人字洞是本攀登专项唯一新发现的早更新世的文化遗址，也是已所知的欧亚大陆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其在考古学上和第四纪地质和生物学上的重要意义。

人字洞遗址地层清楚，动物群性质稳定，含有古人类制品及获得丰硕的第四纪环境演变方面的信息。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对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相关学科产生重大的影响。人字洞遗址发现的人工石制品和骨制品，证明了中国早期人类活动的存在。该遗址是已发现欧亚地区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将亚洲人类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为亚洲是早期人类起源地区之一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人字洞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对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遗址的发现，将亚洲人类的历史提前30—70万年，为研究人类起源多地区说，为亚洲可能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提供了新线索和依据。

文物保护

在人字洞遗址发现之初，繁昌县县里决定对采石场全面关停，做好工人、当地群众的说服工作，宣传人字洞遗址发现的科学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批准在距离人字洞10公里的地方设立新的石料开采场地，既确保了文物安全和发掘工作正常进行，又维持了水泥厂正常生产。孙村镇党委、政府还拨出专款40多万元修建了围墙和值班室，并发动全镇干部群众集资200多万元，将通往人字洞崎岖不平的山路建成了水泥路面。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专款实施人字洞遗址安技防工程。

2006年5月25日，人字洞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再次启动人字洞保护规划和方案编制，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完成《人字洞遗址保护规划》。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制完成人字洞遗址景观及保护大棚设计方案。

2018年10月18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繁昌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人字洞与早期人类演化及环境背景》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人字洞遗址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利用开展学术交流，进一步挖掘人字洞遗址的科学价值，探索遗址保护利用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

考古发掘

2024年4月，芜湖繁昌人字洞遗址2024年春季考古发掘进场。发掘工作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繁昌文物保护中心协同配合，春季发掘时间为4月中旬至5月底。此次发掘不仅采用航拍、全站仪等科技手段，保证科学发掘；还继续将物探技术应用到人字洞遗址的洞穴考古调查中，探明洞穴的形状、走向和化石埋藏情况，为后续调整发掘方案做支撑；并且在遗址发掘区域布设探方和架设RTK基站，在此基础上对人字洞遗址本体的原生堆积开展细致的考古发掘和精准的测量。本次发掘将首次利用食性分析去揭示人字洞遗址古动物的食性以及生存环境因素。

2024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繁昌人字洞遗址正式启动2024年新一轮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主要分为春季和秋季两个阶段，计划发掘天数约90天，拟发掘面积50平方米，发掘深度约30至50厘米。

历史文化

起源

繁昌人字洞遗址是欧亚大陆已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之一，其动物群在第四纪动物群中具有较古老的性质，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人字洞富含化石的上部堆积单元第3—7层为一正极性带，结合生物年代学及沉积物的快速堆积等特点，判断出中华乳齿象层位的年代应为2.14—2.15百万年前。

所获荣誉

2022年11月，入选2020-2021年安徽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侯度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于山西芮城西侯度村高出黄河河面约170米的阶地上。1961～1962年发掘。出土剑齿象、纳玛象、野牛、三趾马、三门马、巨河狸等早更新世灭绝动物化石。文化遗物有石制品32件和烧骨、有砍痕的鹿角。研究者推测，该文化距今已有243万年。西侯度遗址为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1988年西侯度遗址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掘

出土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和带有切痕的鹿角以及一些表面呈深灰色的哺乳动物肋骨和马牙的烧骨，地磁测定其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前。这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早于我国此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

尤其是烧骨的惊世发现，说明人类在这里学会取火，开始熟食，从而减少了对大自然的依赖，促进体质上的进步和健康。人类用火也许早于180万，也许还有没发现的。

经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有巨河狸、鲤、山西轴鹿、粗面轴鹿、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三门马、古中国野牛、晋南麋鹿、步氏羚羊、李氏野猪、纳玛象等。石器出土数量不多，主要以石英岩为原料，类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另外在文化层中还出土有若干烧骨，这是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石器和有切割痕迹的鹿角以及烧骨的发现，证明在18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遗址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至1962年，山西省博物馆对西侯度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人类文化遗物和脊椎动物化石。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和带有切痕的鹿角。石制品种类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

器物特点

西侯度文化石器的特点主要是用石片加工，属于石片技术传统，同欧洲石核技术传统存在着根本差异。在加工石器中，以向器身单面加工为主。发现鹿角化石长80厘米，在靠近角节主枝的后外侧，有一个与主枝斜交的沟槽，深5厘米，横断面呈"V"型，应是人工用器物切割或砍斫出来的。

在西侯度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一批特殊的化石标本，颜色有黑、灰、和灰绿几种，大多是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及马的牙齿。化验结果表明，其中大部分标本是用火烧过的。北京人用火是人们熟知的，但人类用火的历史并不是从北京人开始的。西侯度这批烧骨材料的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一百几十万年前。据说，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如此古老的烧骨。

生物物种

西侯度脊椎动物化石的哺乳动物绝大部分种类是草原动物，有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山西披毛犀、步氏羚羊、粗状丽牛、步氏鹿、纳玛等20余种。由此可知当时西侯度一带应为疏林草原环境。根据鲤鳃盖骨判断，这里的鲤超过半米。

西侯度的遗物虽然埋藏在河流沉积的砂层中，但来源不会太远，可以说明当时人们是沿河岸地带活动的。遗址出土有鱼类和巨河狸，证明当时这里有较广的水域。

考古推断

从上述零星的考古发现，结合地理历史推证，180万年前后，这里是黄河岸边或与黄河有关的湖泊边，黄河高出许多（现西侯度距黄河直线距离也仅仅十多华里，黄河低于该处几十米）几百万年前晋秦两省仅是窄窄的但河谷较深的黄河相隔，几百万年过去了，黄河不断倒岸，把疏松的黄土高原冲刷出一条宽深的河谷，同时，黄河与黄土高原塑造华北平原。

历史太遥远漫长了，人们难以想到百万年前的历史，但科学飞速发展，你可以从地质学及卫星图上分析推断，黄河两岸秦晋的黄土高原，以前是一个相同的整体，仅因黄河这个细细的河水不断冲刷而形成宽深的河谷所阻隔。这又宽又深的河谷正是这奔腾不息的黄河所致。西侯度的河鱼化石也正说明了这些。同时这也佐证了黄河地区是人类重要的文明起源地。

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附近。其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初步确定、年代为距今243万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之一。西侯度遗址发现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分布在平均约1米厚的交错砂层中。由于西侯度文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它预示着中国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还应到比更新世纪早的新世纪地层中去寻找。

1988年1月13日，西侯度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1959年，西侯度遗址被考古学家发现。

1961、1962、2005年，西侯度遗址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2016年，芮城县政府按照山西省委在西侯度遗址进行火种采集仪式的安排部署，编制了西侯度遗址保护规划大纲，建设了遗址保护区、文物展览区、取火仪式活动区、游客服务区四个功能区。

遗址特点

西侯度遗址发现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分布在平均约1米厚的交错砂层中。动物化石主要是哺乳动物，包括巨河狸、剑齿象、平额象、步氏羚羊等，绝大部分是草原动物，也有适于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动物，表明当时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

文物遗存

西侯度遗址的文化遗物共发现了石制品三十二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石器原料多为石英岩，打片采用了锤击、砸击和碰撞三种方法。小型的漏斗状石核和有棱脊台面的石片，反映出石器工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石器用石片加工，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类型。在遗址中发现了带有人工砍砸或刮削过的鹿角和用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大大提早了人类用火的历史。

西侯度遗址中与打制石器同层出土的动物化石除鲤、鳖和驼鸟外，还有22种哺乳动物。包括刺猬、巨河狸、兔、鬣狗、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李氏野猪、鹿、布氏真梳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晋南麋鹿、双叉麋鹿、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华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这一动物群的成员绝大部分属于草原动物，如驼鸟、鬣狗、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板齿犀、布氏真梳鹿、轴鹿、麋鹿、步氏羚羊等都是适于草原生活的。也有适于丛林和森林生活的动物，如李氏野猪、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剑齿象、平额象等象类。

历史文化

活动

2016年5月19日，在西侯度遗址成功举行了圣火采集仪式。

201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网络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西侯度遗址成功举办。

价值意义

西侯度遗址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也是亚洲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人类文化遗址。由于西侯度文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质，它预示着中国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还应到比更新世纪早的新世纪地层中去寻找。

文物保护

1988年1月13日，西侯度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指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宁波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3年，发现于浙江宁波的河姆渡镇，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宁波及舟山群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距今约7023~5023年），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距今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流域氏族的情况。

2013年在三七市镇发现距今7800—8300年的井头山遗址，将宁波地区的人类活动史前推了1000多年，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的首个史前沿海贝丘遗址，中国沿海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洋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的祖源。

中国上古时代传说中的“有巢氏”部落就是居住在宁波的河姆渡人的一支。有巢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构木为巢”的巢居发明者；而这正是对河姆渡人“干栏式房屋”的映射与形容。

有巢氏，尊号“巢皇”、“大巢氏”，中国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相传为燧人氏之父、伏羲氏与女娲氏的祖父。曾率领其部落人民以宁波为起点两度迁徙；先后到达今浙江杭嘉湖平原与今安徽巢湖流域，并在良渚古城登基成为了良渚古国的最后一代君主；后期又在今山东琅琊古城（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建立了陪都。而后又在今巢湖一带建立了古巢国，定都凌家滩古城（今安徽凌家滩遗址）。

河姆渡文化因有巢氏先民的迁徙而加速与外界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与浙江良渚文化、安徽凌家滩文化广泛交融；共同构成了有巢氏先民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

考古发现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代表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东南江海文化的先驱；与其对应的是以西安附近半坡村遗址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中原内陆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源流的两大区史系统。

河姆渡遗址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位于宁波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东北部，在1973~1974和1977~19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

相传中国上古部落首领“有巢氏”便是隶属于宁波地区的河姆渡人的一支，是河姆渡人的一员。

有巢氏，尊号“巢皇”、“大巢氏”，中国上古时代部落首领；前4964~前4464年在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构木为巢的发明者；相传为燧人氏之父、伏羲与女娲的祖父；是良渚古国的末代君主以及古巢国开国君主。而河姆渡文化也是有巢氏执政早期的文化。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

1973年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中，木构建筑露头于第四层中部，出土的木构件总数达1000件以上。主要构件是13排木桩，基本上形成西北至东南走向，部分近正南北。这里至少建筑着三栋以上的房屋。这些房屋呈长条状，系多间互相品连而成，其中有一栋连品的房屋在九间以上。

在七千年前，这样大规模的建筑群，正与《韩非子》所说的：“有作构木为巢，以之群居。”相吻合。

由于河姆渡遗址地处江滨，近沼泽与水，地势低湿。为此，筑房屋时先打下四排木椿，造成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在底架上架地梁，在上面建设地板；再在上面立柱、架梁、敷椽、覆盖茅茨。在底架下面圈养家畜，上面住人。

这种以木椿为基础，在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干栏式木构房屋，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其梁柱的交结点用桦卯结构，是中国已发现木结构建筑中最早采用的技术。这就是《路史·前纪》所谓的“登巢琢鑫”和“构木为巢”的真正含义。所以，今天的河渡地区是当时有巢氏国的中心区域。

1994年4月至7月中旬，在河姆渡鲞架山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河姆渡先民的瓮罐葬和红烧土祭祀碑，其中一处遗址直径达340厘米，最厚处达7.05厘米。

从出土文物迹象分析：先民死后尸体用火烧后，将遗骨放入罐内，再入土安葬，带有“古代火葬” 的形式，这是迄今国内发掘的古遗址中所罕见。却与《路史》有巢氏条：“民之葬者……于厚衣之薪（焚），而葬之，不封不植也。掩孤而已。” 的记载相一致。至今嘉兴、湖州、桐乡一带的丧葬习俗，还依然如此。

河姆渡人是越族先民，他们是百越民族的远祖。有学者认为河姆渡人与传说中的羽民国有关，这种见解有一定理由。

《淮南子·坠形训》中有羽民国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

羽饰的习俗，与河姆渡地区为候鸟集中地有关。大雁等候鸟在这里换毛后，留下了大量的羽毛。越族先民将长大美丽的羽毛作为头饰。在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一些陶塑人头，其中几个头部有横向一列的五个小孔，是用来插羽毛的。但更多的候鸟羽毛，用来塞在粗疏的植物纤维纺织品夹层内，作冬天御寒之用。

正如有巢氏条所载：“木皮未委，于复塞其羽革，紩衣挛领，着兜冒（帽）以贲体。”

“木皮”就是指藤本植物的纤维，河姆渡人的纺轮，将它纺成纱。又织成极其粗疏的布，做成衣服。但它的御寒性能极差，须要在夹层中铺塞羽毛或皮革。由于布粗空隙大，大量细羽毛从布中穿出，使外地人看到后，有全身“皆生毛羽”的感觉，故被称之为“羽民”；其地被称为“羽民之国” 。

河姆渡人因居被称有巢氏之民，冬天外出则被称为羽民，而羽饰则是越族先民的一种习俗。当有巢氏失国多年之后，羽人国的别称依然存在，不过“羽人”已缓读为“于越”人了。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传说。

2023年12月8日，从浙江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获悉，河姆渡文化核心区新发现一处史前时期古稻田遗址，初步判断为河姆渡文化晚期阶段，年代距今5300至5500年左右，进一步刷新了学术界对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识。

该遗址位于宁波余姚市三七市镇上钱村以东，发掘面积共1000平方米。2023年8月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组织队伍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遗址地层堆积较为一致，由上及下可分为7层。此次发掘探明了古稻田分布东、南边界范围，清理出田埂3条、沟渠1条、道路1条、台地1处、坑9个。3条田埂呈长条状的土堆隆起，其中1条田埂边发现有用于排放水的沟渠，田埂呈丁字形交汇，交汇处一侧明显低洼，应为灌排水口。道路位于稻田东部边界附近，应为连通居址和稻田之间的主要通道。

此外，在发掘区内还见有一些坑状遗迹，与放置生活垃圾的灰坑明显不同，坑内均无遗物，多数坑分布在田埂附近，并发现坑内填土临近堆放的现象，推测是为了修整田埂、渠道就近取土而形成。

文化特征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在长江下游一带却不断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

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年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遗址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现存遗址

鲻山遗址
鲞架山遗址
慈湖遗址
小东门遗址
傅家山遗址
名山后遗址
塔山遗址
田螺山遗址
白泉遗址
灵山遗址
施岙遗址
芦家桥遗址
董家跳遗址
横港岸遗址
下王渡遗址
应家遗址
何家遗址
五星遗址
妙山遗址
八字桥遗址
鱼山·乌龟山遗址
庙山头遗址
沙溪遗址
井头山遗址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于中国浙江宁波市至舟山群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以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故称作河姆渡文化，但最早应属位于三七市镇的井头山遗址。

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牲畜。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亦有较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在河姆渡并出土了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估计最高烧成温度达1000摄氏度。

文化遗产

综述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夹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盆、缸、盂、灶、器盖、支座等。器表常有绳纹、刻划纹。有一些彩绘陶，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遗址首先于1976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的河姆渡被发现而得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公元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发展的时间介于裴李冈、磁山文化及半坡文化之间，主要分布在宁波，越海东达舟山岛，分布以长江流域为主，环境与华北不同，所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

自然环境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适合需要水的稻作生长，普遍都发现稻谷、稻壳、稻杆、稻叶的遗存，是中国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佳例证，也是目前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记录之一。当地降水多，气温高，应属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森林有水鹿、野猪、牛等动物。

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野生动物遗骸，以鹿科动物最多，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密布如织的沼泽，又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发展渔猎、饲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杆栏式的房屋也反映出为适应南方高温潮湿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河姆渡文化与华北黄河流域文化有所差别。

住屋特质

据地理勘测，河姆渡建筑遗址附近有一座小山，东北面当时是一片湖泊，这样的地理位置最适合“干栏式建筑”型式。干栏式住屋有许多特色，使居民能临水而居。地板在地面上通风凉快，可防潮防溼，也可防止大雨过后的氾滥，及不卫生的蒸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残馀弃物可从地板空隙掷出，随水漂流；在陆上的杆栏建筑掷出物可成犬猪的饲料，地面上又可燃起熏出浓烟的火以防蚊虫。如建筑在地形崎岖之地，还可减免填土、挖掘；又因居高临下，也可防敌人袭击。

河姆渡遗址出土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构件上有加工成的榫、卯（孔）、企口、销钉等，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杰出。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遗址中所发现的两种木构衔接法，令人惊叹不已，至今仍为木工工艺所沿用。一是企口板，企口可将两块木板拼接在一起而不露缝隙，遗址中发现的企口板两侧各有一道企口，可与另一块侧边削薄的木板相接，如今的木质地板还是用这方法拼接。另一是销钉孔，带销钉孔的榫和梁柱的卯垂直相交，用销钉栓住，榫头就不会从卯口脱出了。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可说已为中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基础。

编结纺织

河姆渡出土的纺轮、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据推测这些可能属於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发明了原始的机械。

原始音乐

1973年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出土了一批外形类似竹管状的骨器45件，用鸟禽类肢骨中段制成，长5～12.3厘米不等，中空，器身略弧曲，在凸弧的一侧开挖有圆孔。1977年的第二次发掘中，又出土一批这类骨器，两次发掘数相加一共164件，这类骨器叫做“哨”。

它们大致分两类：单孔类和两孔及以上类。出土单孔类的有浙江桐乡罗家角、河南长葛石固、江苏吴江梅堰、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遗址；出土两孔及以上类的有浙江萧山跨湖桥、河南舞阳贾湖、河南汝州中山寨、青海诺木洪搭里他里哈等遗址。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数量之多、年代之久远，引起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197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等对河姆渡骨哨进行了测试，认为河姆渡骨哨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是现代六孔竹笛的雏形和所有管乐器的鼻祖。

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多孔骨哨一可诱捕飞禽走兽，二可作乐器，将有孔的一段放入嘴里轻吹，同时抽动腔内肢骨，就可以吹出简单的乐曲，发出各种不同音律。素有江南笛王之称的原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赵松庭先生曾在博物馆吹奏了这支多孔骨笛。

1985年，刘士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音乐考古学报》中介绍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笛，后又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考古会议上以《河姆渡骨笛》为题宣读论文，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乐器的国家之一，比其它国家早约三千年，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河姆渡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埙，体呈鸭蛋形，一端有椭圆孔，被认定为我国最早的陶埙。此外，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还有20多件用整段木材剜空的木筒，器壁均匀。近半数内壁不同部位凿有凸脊，有的嵌以木柄，对其敲击时所发音响会产生高低变化，属于当时的一种打击乐器。

经济宗教

用谷米酒曲酿酒是中国人的独创，河姆渡出土的中国最古老酒器——盉，把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推到了六千年之前，比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要早一千年。河姆渡气候湿润，农业发达，水量充沛，酿成谷物酒的条件是成熟的，酒器中的盉，就是用来盛酒、调酒和温酒的专用器皿。

河姆渡的陶盉，在20余年前出土在第三文化层。高度15厘米，口径8厘米，用夹砂灰红陶烧成，温度约一千度，盉的胎壁薄而匀，表面光洁，且施有灰红色陶衣，色彩艳丽而有变化，有的还有火炙痕。除了垂囊式外，还有圆底单把盉、罐状盉、带把三足盉等。在丈亭镇的鲻山遗址上，又发现了一件非常完整的6000年前陶盉，且是垂囊式，这是与先进陶灶的相配套，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否则只能做成三足盉才能在盉下燃火加热，因此将这种样式命名为河姆渡式陶盉。

河姆渡文化图腾崇拜习俗，奉行的是太阳、鸟为主体的图腾崇拜，兼有蛇崇拜，是先人崇拜对象和部族象征标记的图腾。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舁日”，从迄今考古和民俗学发现来看，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具有完整形象的太阳神。

鲞架山发现的一处人工填埋的红烧土台遗址，直径达3.4米，祭坛周围有零星的陶器，这说明这一处极有可能是河姆渡人的祭坛。六个同心圆应该象征着太阳，代表的是天，而鸟作为飞翔的使者，一方面是天与人之间交际的使者，另一方面是太阳升起、落下的运载工具，所反映的是河姆渡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以及以鸟为图腾的敬仰。

重要遗存

稻谷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上部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

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2004年的夏天，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说明此时在田螺山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栽培稻。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这些都表明，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2009年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可以说，见证了水稻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的诞生，以及中国稻作文明的起源。

木构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总数在千件以上。主要木构件有木桩、圆木、长方形木材、带丫叉的柱子和地板。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把中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共发现29排木桩，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根据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

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住宅，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筑外，在遗址第二文化层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水井遗迹。水井构筑于直径约6米的锅形水坑底部，用边长2米的四排木桩围成一个方形井壁，再在井口套上一个方木框作为围护。水坑四周还设有圆形栅栏，大概作护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份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所使然。

人体遗骸

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只发现了27座零星墓葬。较完整的骨架仅13具。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鉴定。其中未成年的儿童9具，成年人4具。在4个成年体中，只有一具头骨（M23）比较完整，另一具接近成年的头骨（M17）也很完整。

M23头骨出自第三文化层，上颌两边外后部分残缺，蝶骨大部破失，颅基两侧前部、左颧弓中段、右鼻骨下端、左右额骨颧突及两眶内壁等处都有程度不等的残缺。经粘补后，整个颅面部分基本完好。上下颌牙齿除右上第三臼齿残失和右下第三臼齿生前脱落以外，其余各齿保存。整个头骨呈灰褐色。

头骨硕大，头骨的各项主要长、宽径在大型头骨范围。眉弓发育较显著，前额后倾适中，眶上缘较钝，颧骨和颧弓宽大，乳突和乳突上嵴岭大而发达，枕外隆凸和枕外嵴比较粗显，额、顶结节欠显著。下颌厚大，髁状突很宽，下颌角稍外翻。头骨的男性特征明显，年龄估计约在25~30岁。

M17头骨也出自第三文层，头骨和下颌完整。M17头骨纤小，额、顶结节发达，前额膨突，眉弓不发育，眶上缘较锐，眶口面积相对较大，梨状孔短而宽，乳突很小，枕外隆凸缺乏，颅后部向后隆突，下颌角较大，裸状突很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整个头骨表面光滑，面部形态稚弱。这些特征表示M17是接近成年的女性个体，年龄约在14~15岁左右。

M23和M17头骨的颅指数分别为72.7和70.3，属长颅类型，另一具女性头骨M27也是较长的菱形颅。中国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居民的头骨普遍属中颅类型（78.2~80.45），南方新石器居民的头骨多长颅型（73.1~73.4）。

M23的颅高绝对值很高，颅长高指数（77.81）也在高颅型（75.0以上）范围。M17的颅高在女性颅高的中到大之间，其颅长高指数（71.4）属正颅型。两个头骨的颅高都大于颅宽，尤其M23的颅高比颅宽大10毫米，宽高指数（106.9和101.6）在狭颅（98以上）范围内。

在面部测量方面，M23和M17的上面指数皆属中面型。下面部水平扁平度用颧上颌角或鼻棘下点高度指数测定。M23的颧上颌角（124°）比华北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各组（128.4°~137.4°）和南方的三个组（127.3°~138°）都小。M23、M17的面角属中颌面型，鼻面角大体上在正颌型下限和中颌型上限之间。

用皮尔逊的颅容量公式测得M23的颅容量是1692.6毫升，这个数值比用同一公式得到的柳江人（1484.1）和101号山顶洞人（1591.6）的都大。M23颅容量的增大，主要和颅高的增大有关。

按照遗骸主要骨骼长度，用中国现代人身长特征换算身高。M23，身高为169~170厘米。M17，身高为152~157厘米。

主要器物

陶器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陶器出土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片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碳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识地在陶土中掺和了炭末，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粘性，提高成品率。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

陶盉形似酒壶，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吹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结。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精细，今天看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

玉器

1978年，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玦、管、珠、璜、饼、丸、坠等20件玉器，是迄今为止在长三角地区发现最早的玉器。河姆渡出土的玉器以纯色为主，极少有夹杂天然花纹，为数不多的几件玉器质地细腻，表面光滑，造型精致，纹理细腻精致，色彩柔和美丽，具有一定的透光性、一定的硬度，叩击能生清音。

玦是一种带缺口的玉石饰品，一般垂挂于耳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是东亚地区玦饰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先民制作和垂挂玉石玦的历史也非常久远，时间上仅次于兴隆洼文化。

石器

河姆渡先民使用的石器工具基本上是由自己制作的，石器的原料大多就近取材，运用打制、磨制、线切割、钻孔、刻划技术制作成型。河姆渡石器的制作工序以生产工具中的石斧和人体装饰品中的莹石块为代表。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一般以磨制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然而，河姆渡先民却大量地使用骨、木器，石器所占比例甚少。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共出土874件。按功能分，主要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构件的工具，有的可作为农具和加工骨、木的工具。其它的石器还有砺石和马鞍形石块、石球，后二种可能是谷物和硬壳果实的脱壳工具。

骨器

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按使用功能分为骨耜、骨箭头、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镰、骨鱼镖、管状针等，以骨耜最具特色。

骨耜取材于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耜的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状，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骨面正中有一道竖向浅槽，下端呈圆舌形，其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方孔，上端有一横穿方銎。是为绑扎竖向木柄而设计的。这种制作方法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所特有。骨耜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磨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遗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木器

木器共300多件，大多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说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最为重要的木器是纺织工具和木桨。纺织工具有木（陶）纺轮、齿状器、木机刀、卷布棍、圆木棒、尖头小棒、木（骨）匕等。纺织专家认为是踞织机的零件。有了纺织，说明河姆渡先民已脱离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进入初具文明的历史阶段。

木桨共8件，采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而成，柄部为圆形，桨叶呈柳叶形。有桨必有船，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划桨行舟，用于捕捞和邻近氏族之间的交通往来。

2020年7月23日，在宁波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出土了一只8300年前的木碗，而这只木碗或为全世界最古老的木碗。它的碗口比今天家用吃饭的碗稍大，碗底不太平整但能立住。纵向排列着一条条轻微的木纹，呈流线型，可能是石器打磨的痕迹。在碗的口沿有一截弯耳形的柄，像一只小耳朵。当时的先人可能在这截弯耳形的柄上穿上绳子，或将其挂起来或随身携带。其被发现前埋藏于地下9米的深处，在地下沉睡了8300年。

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1）象牙雕刻艺术。蝶形器8件，以扁平的象牙片磨制而成，因形同平展的蝴蝶而命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碟形器，长16.6厘米，宽5.9厘米，厚1.1厘米，上半部残缺，底端也稍残。正面中间阴刻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勾喙鸷鸟拥载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羽状纹。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

鸟形圆雕4件。其中有一件完整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柄端雕出俯首的鸟头，圆目勾喙，似鹰类猛禽，中间为鸟身和翅膀，背面平整，阴刻短直线和斜线组成的图案，两侧也有斜线和弯月形短线，羽毛感强烈。腹部较厚，有横向突脊，其上有透孔，作穿绳佩挂之用。尾部扁长，略成圆弧。这些精致的艺术品虽是氏族的共同财产，但只有氏族首领才有权利使用。

（2）陶器刻画作品。刻划于陶器口沿和腹部，内容包括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画面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内心世界。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等。这些带有刻画艺术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即使是碎片，也是原地压碎，可以拼复完整，说明河姆渡先民对它们特别珍重，应是祭祀用品，推测原始宗教意识已在先民中萌芽。

（3）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

经济状况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宁波的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都比较发达。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叶、稻壳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 1 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远古各氏族文化遗存中所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 1 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猪和狗。破碎的猪骨和猪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划的猪图饰。有一件陶盆上同时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许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业、纺织业、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较进步。这一带的氏族先民烧制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种类比较单一，无论炊具还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 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还比较原始。稍晚出现了一些夹砂红陶和褐陶。各种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在 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陶器的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比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为复杂的新产品。有些陶器火候较高，烧成温度已达到 1000℃左右。

文化分布

1981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开展调查，21世纪在基本建设中也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址，至今在宁波市共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

近几年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慈城镇傅家山遗址。这三处遗址位于河姆渡以北10公里之内，文化内涵和河姆渡遗址一致，仅有少量文物是首次发现。如田螺山遗址发现北方遗址经常出土的高达90厘米的深腹罐，这是南北文化交流还是自己创造发明，引起考古界的争论（河姆渡与田螺山之间在远古时期是一片）。不管怎样，这些遗址发现发掘，丰富了河姆渡文化内涵，说明河姆渡遗址并不是孤立的，早在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宁波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Banpo Site），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的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

半坡遗址主要是大型聚落，外围有宽约6~8米的大围壕，内为居住区，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计有房屋遗址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座，制陶窑址6座，墓葬250座，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约万件。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半坡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历史沿革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年代为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遗留下的村落遗址，已有6000~6700多年历史。

1953年春，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发现了半坡遗址；同年9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将近200人，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

2002年~2005年，配合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造工程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发现了祭祀等重要遗迹和石砚等重要遗物。

遗址特点

半坡遗址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居住区由一条大的人工壕沟围绕，区内被1条小沟分为2片，每片中心有1座大房子，周围是小居室。房屋形制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2种，房子之间有储藏东西的窖穴。房子周围还发现长方形家畜圈栏、小孩瓮棺葬和幼儿土坑墓。大沟外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区。从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碾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盆、小口尖底瓶等生活用具来看，半坡人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他们具有较强的审美观念，在彩陶上绘着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等几何图案，还用石、骨、陶、蚌制成耳饰、发饰等装饰品。

半坡人的生产工具以石、骨为原料。石器有斧、锛、凿、刀、铲、砍伐器、磨棒、磨盘、箭头、网坠和纺轮。骨器有骨针和鱼钩，有的鱼钩还有倒刺。生活用具主要是红底黑彩陶器。陶器以圆底钵为主，纹饰以条纹、三角纹、细绳纹、弦纹为主，彩绘以黑彩鱼纹为主，还有与鱼有关的网纹。半坡人创制的尖底瓶，是最早的汲水容器，在设计上有着极不寻常的科学内涵。半坡彩陶还有笔划简单、形态规范的刻划符号，似是原始的中国文字雏形。资料表明，半坡人已从事原始农耕，兼有鱼猎、家畜饲养和陶器制作等生产活动。

文物遗存

综述

1954年~195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共发掘出房屋45座、圈栏2处、200多个窖穴、陶窑遗址6座、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矛头、箭头、鱼叉、鱼钩、纺轮、骨针等。还有石制研磨器（包括磨臼和磨石，是研磨颜料的工具），还发现了粟类等粮食作物。生活用具主要为彩陶器，种类有钵、碗、盆、盂、盘、杯、罐、缸、甑、釜、鼎、瓮等。在1只陶罐里还保存着炭化了的菜籽，系属于白菜、芥菜一类的种子。在彩陶器上多绘有各种图形，器物表面多饰有绳纹、线纹，还绘有人面、鱼、鹿、植物等花纹，红底黑纹。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有20~30种之多，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人面鱼纹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是半坡遗址出土的半坡彩色陶器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的生动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其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也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

尖底瓶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它是巧妙运用重心原理的一种汲水器。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

文物价值

因半坡遗址的发掘，而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名，与同时期确立的庙底沟类型并驾齐驱，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大面积揭露出半坡史前聚落的局部面貌，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对聚落形态和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半坡遗址是中国第一次以大面积揭露古遗址的聚落考古方式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先河。《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将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遗存丰富，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以人面鱼纹彩陶为标志性要素，属于仰韶文化早期，有人工挖设的内外两重围沟环绕；晚期遗存以喇叭口尖底瓶和简化彩陶为代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

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村落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它为研究仰留文化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是史前考古的重要宝库。

文物保护

1958年4月28日，半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陈列展览面积约4500平方米。

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6月9日，半坡遗址新保护大厅落成并正式向游人开放，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

历史文化

仰韶文化

半坡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是一处母系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的房屋有平面呈圆形或正方形、长方形等几种形制。方形房屋一般面积较小。圆形或长方形房屋的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个别小的仅10平方米。在居住处的中心地点有1座面积相当大的长方形房屋，面积达160平方米左右，是氏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发掘约有200余座，说明半坡氏族公社已是一个相当大的集体和聚落。

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有10余处，其年代约为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前4800年~前3000年）间。

荣誉称号

2021年10月，半坡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夏商西周时期

原文：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推行的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单元　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朝代更迭，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开始强盛。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诸侯巩固了政权，同时将影响区域空前扩大。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的政治结构，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各阶层间矛盾激化，社会变革势在必然。

第一组夏朝的建立

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治水成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禹死后，其子启继位。自此，传统推举首领的“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代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

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今河南西部与山西南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基本与夏人活动的地域和时间相符，是目前探索夏人历史面貌的主要遗存。

第二组商朝的强盛

约在公元前16世纪，成汤率领商族趁夏乱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商初建都于亳，后又经数次迁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直至公元前11世纪商朝灭亡。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发展进入了强盛。

第三组西周的封邦建国

商朝后期，居住在陕西岐山之南周原一带的周人逐渐强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许多方国、部落，大败商军于牧野，灭商，建立了周朝,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

周武王死后，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与商纣王子武庚联合发动的叛乱，并分封诸侯。

第二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

农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部门，管理体制较为完善。手工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内部已出现专业分工，到了商代，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商业活动也取得显著发展。西周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更细，号称“百工”，与商业同为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其主要生产门类包括青铜铸造、玉石器加工、陶瓷器制作、纺织与髹漆等。

第一组农业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以木、石、骨、蚌器为主，青铜工具使用较少。商王极其重视农业，设有主管农事之官，当时的生产过程包括作垄、收获、储藏等一系列完备的环节。西周的土地为周王所有，周王将土地赐给各级贵族与平民。劳动者在布满沟洫的井田上，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并采取休耕轮作以保持地力。

第二组青铜铸造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合金技术普及，出现了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的青铜礼器群，工艺复杂。商代的青铜铸造业内部出现分工，生产规模扩大，能熟练地制作器范，并用一次浇铸的浑铸法与先铸器体或附件然后接铸两者的分铸法，铸造出品类多样、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器型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西周早期的青铜制品，整体面貌较多承袭商代遗风。西周中期之后，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并在铸器时使用焊接技术，器类、器型、纹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

第三组原始瓷器制作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发现原始瓷器。商代的一部分原始瓷器，以高岭土为胎，人工配制的石灰釉施在器表及部分口沿内，光亮透明，呈现深浅不同的青色，烧成温度约在1200℃左右，质地坚硬，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已经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工艺比商代有所提高，器类增加，使用更加普遍。

第四组玉石器加工

二里头文化时期，玉石器器类增多，雕琢更加精细，出现了新的装饰纹样以及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商代的玉石器加工工艺取得了明显进步,器类更多，其中的人物、动物造型生动传神，通常装饰程式化的纹样，反映出艺术发展的成熟。

西周时期，玉石器被赋予丰富的礼制内涵，其中由多件玉饰结成的玉佩与玉覆面尤具时代特色。

第五组纺织与髹漆

二里头文化时期，平纹绢与斜纹织物均有发现。商代丝织品中，出现了菱形纹的回纹绮、大孔罗，表明当时已有了配备提花装置的织机。髹漆工艺运用较多。商代后期，这项工艺中还加入蚌片、绿松石、龟甲片等细小饰物的镶嵌。西周时期，漆器数量明显增加，使用范围扩大，出现了雕花漆器与漆木、青铜复合器。

第六组商业与交通

这一时期，在遗址、墓葬之中大量发现海贝，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鲟鱼鳞片、鲸骨、海蚌、龟甲、玉料，这些物品大多由远方贡献及交换而来。

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二里头遗址内已发现双轮车辙。车既是当时的交通工具，也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第三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自成体系，使用时间最长。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组汉字

汉字在夏代已经使用，商代后期的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

夏、商、西周时期，在青铜器、龟甲、兽骨、玉石器及陶器上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汉字材料，内容涉及祭祀、政治、军事、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医学与历法等领域。

第二组天象、气象的观察与历法

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及日常生活需要，商人对日食、月食、星等天象以及云、雷、雨、虹、雹、雪、雾、风等气象的观察频繁而细致，使用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其纪日、纪时方式长期为后世沿用。

第三组音乐

二里头文化时期，乐器种类主要有埙、鼓、铃、磬，到了商代，出现了铙、编铙、编磬。西周时期，钲、编钟的应用，极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第四组西周的礼制

西周时期，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内容包括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宴飨、赏赐及册命等，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制度。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礼器的数量、组合各不相同，庶人不得使用贵族的礼仪。

第四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周边各族

夏、商、西周时期，也是中原文化区周边各族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周边各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进行频繁的交流。

第一组北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肃慎、戎狄等部族曾经活动在今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及陕西部分地区。分布在此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等遗存，属于这一时期。

第二组西北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今甘肃、青海等地主要有羌、戎狄部族，此地分布着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及卡约文化等青铜时代的遗存。

第三组东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生活在东部地区的部族主要有东夷与淮夷。分布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其时代大体与夏、商前期相当，是东夷的遗存。

第四组东南与南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及广东南部地区，是吴与多支越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广大区域内，普遍发现几何印纹硬陶器与青铜器。其中洞庭湖周围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而且多动物造型，形象生动、工艺精湛。

第五组西南地区

商周时期，今四川、重庆主要是蜀人与巴人的活动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树、青铜人、青铜面具等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其装饰及青铜尊、青铜罍等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

山西运城绛县横水西周中期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精品

2004年，在山西运城绛县横水镇北约一公里之地发现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经过考古人员数年的艰苦发掘，一个不见史载、尘封近三千年的西周封国跃然重现，这就是倗国。此墓地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揭示了倗国的兴衰与辉煌。其中，西周中期的倗伯与其夫人毕姬并穴合葬墓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而且，毕姬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玉器、荒纬极为耀眼。

毛公鼎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其三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两件为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

鼎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

鼎内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大事记

1843年 - 出土 - 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毛公鼎。
1852年 - 流转 - 潍县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毛公鼎。
1946年 - 流转 - 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 - 流转 - 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1965年 - 展出 -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在商周青铜展厅展出。

流传历史

清朝时期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潍县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1949年迁台后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

文物价值

毛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由作器人毛公而得名。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该铭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铭文

原文隶定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氒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庭）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氒辟爵堇大命，肆皇天亡，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敃天疾威，司余小子弗，彶邦将害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甹朕立，虩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拥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緟恪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廼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王曰：父歆，今余唯緟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母敢龏槖，龏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圅于囏。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专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绎较，朱嚣弘斩，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童，金豙，涑燢，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口，金膺，朱旂二铃，易汝兹关，用岁于政，毛公对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参考释文

周王这样说：“父歆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歆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歆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周王说：“父歆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歆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歆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书法价值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毛公鼎铭文的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在具体操作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因而在临写时应特别注意表现出线条的浑厚、拙重与雄强之气。但在表现轻重变化笔意时，不可有故作颤抖之笔，否则难以体现其真意而毫无生气可言。所以毛公鼎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模版。

散氏盘

散氏盘（San Family Plate），又称夨（c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

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散国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青铜器断代上一般将散氏盘定为周厉王时期器物。

流传过程

散氏盘于清乾隆年间出土，至嘉庆十五年一直在民间收藏，先在扬州江翰林家收藏多年，后转手谁家则不详。古玩界传说阮元曾收藏过，并仿铸出两件复制品。民国十三年（1924）以前，大古董商都说过，遇上散氏盘要格外小心，仔细鉴定。

1810年冬，嘉庆皇帝颙琰50岁的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给皇上做寿礼。皇上给了他两江总督去当。因而在老古玩界中有“阮元定名散氏盘，阿林保献宝祝寿荣升”的口头传说故事。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那样酷爱古玩字画和美玉。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因时间太久，六朝皇帝谁也不去鉴赏，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咸丰十年火烧圆明园后，传出散氏盘在圆明园被烧毁了。于是，从内务府官员口中传到琉璃厂古董商的耳朵里就成了：“散氏盘真的没啦，只有仿铸的那件了。”

1924年，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发现散氏盘藏在库房。同年溥仪出宫，筹办故宫博物院。经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鉴定，故宫所藏散氏盘为真品。

抗战期间，散氏盘随大量故宫文物南迁。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散氏盘运抵台湾，后安置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铭文

内容概述

散氏盘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土地转让，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

首句“用夨扑散邑，迺即散用田”说明了纷争的伊始：因为夨国攻打（偷袭）散国的田邑，造成散国损失，于是由夨国割田地二区以为赔偿。文中两段割地树封的履勘纪录，紧接着是夨人与散氏参与定界的见证名单，末段则为割地后盟誓立契的实景：（在豆国新宫东廷）原属夨人土地第一区的三员首长与第二区的二名主管相继盟誓，确定守约后，将所割田地绘图，交由夨氏执守，史正仲农则执左券以为文书之认证。

参考释文

用夨践散邑，乃即散用田。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奉。以陟，二奉，至于边柳、复涉瀗（xiàn），陟。以西，奉于敝城。楮木，奉于刍仇，奉于刍道，内陟刍，登于厂湶（quán），奉诸、陵、刚。奉于单道，奉（封）于原道，奉（封）于周道。以东，奉于棹东强。右还，奉于履道。以南，奉于仇道。以西，至于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道以东，一奉，还，以西一奉，陟刚三奉。降以南，奉于同道。陟州刚，登，降棫二奉。夨人有司履田：鲜、且、、武父、西宫襄、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shěng）、小门人、原人虞艿（nǎi）、淮司工虎、孝、、丰父、人有司丂，凡十又五夫。正履夨舍散田：司土逆寅、司马单、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教父、襄之有司橐、州就、焂从，凡散有司十夫。唯王九月，辰才乙卯，夨卑鲜、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弃之。”鲜、且、、旅则誓。乃卑西宫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畛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西宫襄、武父则誓。厥受图，夨王于豆新宫东廷。厥左执史正中农。

书法价值

散氏盘铭文的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散氏盘铭文的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散氏盘铭文用笔粗放豪犷，但并不粗野，而是凝重含蓄，朴茂豪迈。其线质是能将稚拙与老辣、恣肆与稳健、粗犷与内蕴极为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既不同于早期以时有肥厚用笔及点团来华饰其形，呈现出线与块面的结合，也不同于其后的晚周金文刻意整饬，而是于不规整之中见其错落摇曳之趣，给人以欹正相生、自由活泼的艺术美感。可以说散氏盘既凝重遒美，又不失潇洒畅达。

散氏盘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文字，在结构上呈现出蜾扁的风格特征。在方整中含有圆意，就其单字而言无一不打破对称、平正的惯例，不仅呈横向的欹侧之势，而且变通常的右高左低为左高右低，字势向右下倾斜。然姿态自然，变化莫测，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字形开张，妙趣横生。在朴茂厚重之中，又添加些雄强的意蕴，故而显得博大、宽厚，让人感到一种生气的存在。同时，字的重心都忽左忽右，使每一行的字产生明显的跳跃感。加之其章法错落有致，使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通过变幻多端的下俯、上仰、左顾、右盼联合起来，使人感到行止裕如，气象飘逸。

历史意义

《散氏盘》以长篇铭文及其重要史料价值而著称。内容为一篇土地割让的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细记录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它是研究西周土地及其管理制度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所述为西周后期厉王时期的事件。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商时已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散氏盘》铭文记录的就是两国之间的土地赔偿、交割的全过程。

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又称克鼎、膳夫克鼎，西周中期青铜器，于清朝光绪中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西周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中又饰小兽面纹，并有觚棱凸棱，整个造型庄严厚重。腹内铸铭文290字，铭文行间皆有线相隔，笔势圆润。铭文内容则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资料。

西周大克鼎是西周时代极为重要的青铜器，也是历见著录，众所周知的重器，2002年1月18日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事记

1890年 - 出土 - 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
1925年 - 传承 - 潘祖年过世后，保护大克鼎的历史重任落到其孙媳潘达于肩上
1937年 - 避难 - 抗日战争时期，潘达于将大克鼎装进木箱埋入自己居住的庭院里，躲过日军7次的搜查
1951年10月9日 - 捐献 - 潘达于先生将捐献大克鼎给上海市文管会
1952年 - 馆藏 - 上海博物馆收藏并展出
2004年 - 捐赠特展 - 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联合为潘达于先生百岁诞辰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文物特征

西周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

西周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腹内壁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前段14行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除去。

铭文内容

克曰：穆穆朕文且师华父，悤襄氒心，宁静于猷，淑哲氒德。肆克龏保氒辟龏王，谏辪王家，叀于万民。远能，肆克□于皇天，琐于上下，得屯亡敃，易无疆，永念于氒孙辟天子，天子明，显孝于申，巠念氒圣保且师华父，〈龠+力〉克王服，出内王令，多易宝休。不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强，保辥周邦，〈田+允〉尹四方。

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緟季右善夫克，入门，立中廷，北向，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今余唯乃令，易女叔巿、参冋中悤。易女田于野，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勹+累〉田于〈田+允+山〉，以氒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溥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籥、鼓、钟，易女井、微、〈勹+累〉人，■。易女丼人奔于〈日+东〉，敬夙夜用事，勿法朕令。”克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乍文且师华父宝彝，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流传历史

西周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潘祖荫死后，其弟将此鼎运回苏州老家供放。

民国初年，曾有美国人以巨款求购，被潘氏后人断然拒绝，视之为传家之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苏州沦陷，主持家务的孙媳潘达于果断地与家人将此鼎秘密埋入后屋。后日军果然不断来潘家求索此鼎，有时一天竟来七次之多，终于未得。抗战胜利后，潘达于把西周大克鼎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间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

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将此鼎捐献给国家，从1952年至今，此鼎一直珍藏于上海博物馆。

文物鉴赏

西周大克鼎器壁厚实，形制雄伟。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演变为周代之蹄足的重要例证。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波曲纹的出现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规律，摆脱了长期以来青铜器纹饰的静态装饰。它运用两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形成连续反复，产生一种韵律感，给人以活泼舒畅的感受。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变形，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出色地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

西周大克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共计290个字，分为28行。铭文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克用华美的词语颂扬其祖父师华父的功绩，赞美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够辅佐王室，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非常明睿，遂提拔师华父的孙子克提任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后半部分是周天子重申对克职务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以颂扬周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师华父在天之灵。

西周大克鼎之上的铭文，无论是字体布局、还是铸造效果均十分的精美，字体大小统一却不失灵活，笔势圆润且有劲力，呈现一种舒展、端雅的风格。

文化寓意

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西周大克鼎就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

文物价值

史料价值

西周大克鼎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铭文中的年号，对于历史学家准确确定西周时期的历史年代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艺术价值

西周大克鼎雄伟凝重的造型，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达到巅峰的历史见证。西周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为中晚期青铜器金文的典范。

重要展览

2004年2月29日至3月6日，西周大克鼎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共同举办的“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中展出。

2018年2月13日，西周大克鼎在“《国家宝藏》特展”中以实物和视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九大博物馆中同时亮相，历时72天。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社会评价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任常泰《中国艺海》：该器在铸铭之前先在范上划好方格，然后在方格内填字，每字均兼顾到左、右字的格局结构，全篇均匀整齐，笔势圆润，是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的代表作。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郑巨欣《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

原文：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第一单元大国争霸和七雄并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战，促使地区间政治经济趋于平衡，统一的趋势日渐显现，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二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原先是各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都邑，到战国中期，都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

第一组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战国时期，铸铁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以及铁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铁器的产量。到战国中期，铁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第二组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配比选择、冶铸的技巧上更加讲究，其中合范铸造、熔模铸造、焊接等多项技术的出现，错金、错银、嵌赤铜、包金、鎏金、镶嵌、刻镂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制作呈现出新的风貌。丝织品的种类繁多，拥有当时世界上领先的织造技术；原始瓷器的烧制有所进步；大量金银器和精美玉器、漆器的使用，表现出王室贵族追求奢华的时尚。

第三组城市和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的商业特点日趋明显。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实行各自的度量衡制。

第四组日常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礼仪化的饮食活动依然很多，壶、簋、罍、鼎、盘、匜等青铜饮食器仍在使用；漆器因其艳丽而轻巧，被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使丝绸服装成为贵族阶层的主要衣着；华丽的铜灯、精美的铜镜等，都成为贵族家居生活中的时尚用品。

第三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领域发生巨变，一些得到良好教育的“士”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建立了众多学术流派。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成为时代显学，弟子遍天下。他们与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自由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在学术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界的活跃也促进了文学、史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中华文明从此走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新时代。

第四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周边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人常常自称为“诸夏”，将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部族称为“蛮、夷、戎、狄”。随着中原各国与周边民族的密切交往，到春秋战国之际，“蛮、夷、戎、狄”中的大多数部族逐渐与“诸夏”相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一组北部与西北部地区

春秋时期，北部与西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戎和狄。其中，戎包括北戎、山戎及部落众多的西方戎族，狄包括白狄、赤狄、长狄等部族。到了战国时期，这些部族多与华夏族融合成一体。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胡貉”，包括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西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氐羌”。

第二组东部地区

春秋时期，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及江苏北部一带，包括淮夷、徐夷、东夷等。

第三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楚国境内或楚国之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后来逐渐融入楚国；东南部及岭南少数民族被统称为“百越”，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第四组西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西南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巴、蜀和西南夷。巴人分布在今重庆及四川东部、湖北西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西南夷分布于今四川西北、西南部，云南和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

秦汉时期

原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秦汉时期，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结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新工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中外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我们的祖先在秦汉时期以其卓越的创造力，建树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无数丰碑。

第一单元大一统帝国

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组秦统一中国

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六国后，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开驰道、直道，筑长城，巩固国家的统一。由于徭役繁重，刑罚严酷，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反秦风暴席卷全国。公元前206年，秦朝被推翻。

第二组西汉的强盛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西汉前期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侵犯，通西域；实行盐铁官营、货币官铸；兴修水利，推行先进的农业技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中央集权国家进入强盛时期。

第三组王莽改制

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为了摆脱困境，他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使社会经济生更加混乱。公元23年，新朝被推翻。

第四组东汉贵族豪强的统治

新朝灭亡后，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豪族大姓往往世代高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

东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使天下安定。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各地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第二单元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生活

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水排、脚踏纺织机等工具的发明、众多新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时代风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组农业

这一时期，政府提倡牛耕，使牛耕在各地逐渐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类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犁的基本结构已经完善，还出现了以耧车为代表的新型农具。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农业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第二组手工业

这一时期，手工业主要有冶铁、纺织、髹漆、青铜铸造、陶瓷生产、制盐和酿酒等生产部门。其中冶炼设备齐全，采用韧性铸铁、脱碳钢、炒钢和叠铸等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丝织品种类繁多，工艺精良，汉代脚踏纺织机的发明是纺织业的重大进步；漆器生产分工日益细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的饮食器皿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的生活用品种类和数量增多；北方的釉陶、南方的青瓷代表了陶瓷业发展的新成就。

第三组服饰

这一时期，随着纺织业的高度发展，服饰质地愈加精良。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深衣是主要的服装款式，后逐渐为宽大的袍服和襜褕所取代。舒服方便的短衣也从平民阶层走向上流社会。贵族讲究服饰的整体效果，注意鞋、袜、手套和香囊与衣服的协调搭配。

第四组饮食

这一时期，以五谷杂粮为主的饮食传统依旧保留，肉食的比重有所增加，菜肴的品种不断创新，炙、腌、烩、酱、煎等各种烹饪技术均已使用。

第五组起居

这一时期，宫殿苑囿规模宏大，廊院和私人园林屡见不鲜，楼阁式建筑得到发展，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房布局已基本形成，为构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六组出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驰道、开河渠，初步建立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展。交通网络的发达，车船制造技术的提高，马车、牛车和舟船等多种交通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出行更为方便。

第三单元秦汉时期的科学文化

秦汉时期，科学文化有很多重要成就。造纸术的发明，使人类书写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天文、历算、地震观测、医药等领域的研究，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汉代得到确立。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开创了纪传史体裁和断代为史的先河。汉代民歌、散文、辞赋富于时代内容。

第一组造纸术的发明

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旧鱼网，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这种纸原料广、成本低，便于书写，逐渐取代缣帛和简牍，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墨的制作工艺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具有一定硬度和形状的墨锭，以隃麋（今陕西千阳）制墨最为有名。

第二组天文、历法与算学

这一时期，在天文、历法与算学方面有出现许多重大的发现、发明。其中有世界上关于太阳黑子和新星的最早记录。《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比较复杂的分数算法等数学成就。《九章算术》是周秦以至汉代我国算学发展的一部总结性的数学专著。东汉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

第三组医学

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建立，在病理研究、诊治、草药以及针灸、体育健身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其中，张仲景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世界上最先施用全身药物麻醉以及进行大手术。

第四组史学、文学和哲学

史学名著《史记》、《汉书》在汉代先后问世。汉代民歌生动活泼，富有生气。五言诗开始兴起。散文、汉赋都有不少佳作。汉武帝时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东汉王充阐发了唯物主义思想。

第五组艺术

这一时期，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对精神需求的反映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主题，石雕、陶塑、绘画等成为引人注目的艺术类型，其写实风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第四单元秦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秦汉时期，除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族，西北的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组匈奴

这一时期，匈奴具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势力。秦朝大将蒙恬曾率军出击匈奴。汉朝和匈奴之间也曾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但又长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立下盟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在一些匈奴人活动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草原文化特色和汉式风格并存，反映了两族人民密切交往的史实。

第二组东北各族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分布着乌桓、鲜卑、夫余、沃沮、挹娄、高句骊、濊貊等族。在这些地区出土的遗物，有些与匈奴同类文物相似，又往往与汉式文物共存，表明各族的密切关系。

第三组西域各族

汉代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中亚在内的广大地区。西汉初年，西域一带有乌孙、楼兰、若羌、精绝、于阗、车师、龟兹、疏勒等三十六个小国，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以游牧为主。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广大地区施行管辖。

第四组百越

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和南方一带的百越各族，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地区的称东瓯、闽越，广东、广西一带的称南越、西瓯和雒越。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一些具有越文化特色，许多则具有汉式特点，呈现了汉与越人文化的融合。

第五组西南各族

这一时期，居住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部一带的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冉駹、笮都、白马等族，当时统称西南夷。其中滇族处于发达的青铜文化阶段，铜器上有很多反映社会面貌的装饰。汉朝在西南地区设郡，密切了西南各族与汉族之间的往来。

第五单元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

秦汉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呈现新局面。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自首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直达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精美的中国丝绸输往西方国家，西方的物产也传入中国。这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当时还加强同四邻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开通了从西南通往今天缅甸、印度的陆上通道，开辟了从今天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通往今天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原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强。战争导致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瓷器制造成就显著，青瓷制作技术精湛。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家具、服装等出现新形式。社会的变革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使思想文化呈现全新面貌。

第一单元多民族政权并立与民族融合

东汉灭亡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此后，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中国进入一个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南方出现了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东晋及南朝政权，北方则出现了主要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及北朝政权。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在规模与程度上都超越以往时代，为统一多民族的隋唐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

这一时期，许多政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受战乱破坏的经济，大量荒芜田地重新耕种，许多水利工程兴建，新的生产技术被采用。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几经破坏、复苏。南方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大量人口因战乱南迁，南方劳动力明显增加，一些地区得到开发，北方生产方式、农作物也向南传播，南方经济取得新的发展。

第一组农业

这一时期，出现了翻车、水磨等先进农具和粮食加工机械，北方旱作地区形成了“耕—耙—耱”的耕作技术体系，南方部分地区水田使用了耕—耙的耕作技术。园艺、畜牧生产也有显著提高，蚕桑生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发展期。

第二组青瓷制造业的繁荣

这一时期，青瓷器烧造进入了更成熟阶段，南方青瓷器制造成就尤为突出，在选料、施釉、造型和烧制技术等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瓷器产量、产区扩大，也能够烧造质量较好的黑瓷器，北朝时期还创制了白瓷器。

第三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活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近400年间，人口的流动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饮食、起居、服装等方面互相影响。汉族人以积极的姿态包容、吸取外来生活习俗，各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的风俗礼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的时代风貌。

第一组城市

这一时期，许多都城形成了相当规模。洛阳城在三国、北魏重建，北魏时洛阳城人口接近100万。建康是三国、东晋、南朝都城，并采用西晋洛阳城布局。南朝梁代建康城有28万户。邺城的北城出现了城市中轴线布局，对以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有深远影响。城市中出现了一些佛寺，里坊区也有所扩大。

第二组室内陈设

这一时期，居室的基本格局仍沿袭汉代传统。地面铺席，居室内普遍陈设床、榻、案、凭几、屏风等家具以及香炉、烛台等生活用具，有些家庭还摆设文房用具。西晋以后，受游牧民族影响，垂脚坐姿开始出现，床、榻等坐具逐渐增高，产生了椅类高足坐具。

第三组饮食

这一时期，人口迁徙频繁，人们将自己的饮食习惯带到迁入地区，丰富了中国饮食的内容。饮酒在士大夫生活中有了人文含义，促进了酿酒工艺的发展。饮茶习俗开始由南向北推广，出现了专门的茶具。

第四组服饰

这一时期，服饰文化多彩多姿。受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影响，裤的形制改善，人们较多地穿着“上衣下裤”；少数民族政权则引进了汉族政权的衣冠制度；一些北方、西部少数民族服装在内地流行。这些改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内容。

第五组歌舞

魏晋南朝，盛行清商乐。北魏时江南的清商乐传播到北方。西凉、龟兹（qiū cí）、高丽、鲜卑、安国、康国、高昌、天竺等地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并流行于十六国、北朝时期。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时代，汉族传统文化依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各区域文化因人口大迁移而相互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文化则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海纳百川、吐故纳新，等待着焕然一新的隋唐时代的到来。

第一组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出现了祖冲之等著名科学家，他们在多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传统中医学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出现了许多医药学著作；造纸术进一步发展，纸逐渐代替简牍成为书写材料；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还体现在机械制造、数学、天文学等方面。

第二组玄学与宗教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的哲学思潮，盛行于三国晋时期。

从十六国开始，佛教迅速传播，信徒和寺院不断增加，佛造像大量出现，佛经翻译规模空前。佛教不断吸收本土文化，开始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三国以来，道教逐渐流行。南北朝时期，道教在经典、教义、教仪、戒律、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造，创立了信众居住的道馆，奠定了道教的基本格局。

第三组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文学创作更趋个性化，产生了众多文学流派；诗歌、骈文、小说等文体都得到长足发展，还出现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

第四组史学

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非常发达，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纪传体史书以《三国志》、《后汉书》成就最高，编年体史书则以袁宏的《后汉纪》为代表，作为传统史学重要分支的地理学则出现了《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经典著作。

第五组艺术

这一时期，中国文字的书写方法真正成为了艺术，书体逐渐由隶、章草向楷、行、今草演化，产生了钟繇(yóu)、王羲之等著名书法家。在绘画领域，人物画依然盛行，出现了山水画与佛教画；不仅有顾恺之等杰出艺术家，还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绘画理论著作。雕塑艺术在北朝出现了明显的进步。

第五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外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通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扩大。国内一些城市有不少外国人过往、居住，这些人不仅从事贸易，也带来了外国文化和技术。佛教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海上交通也获得发展，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重要记录。

隋唐五代时期

原文：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隋唐前期的鼎盛局面，还是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

第一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经过300余年的分裂割据与民族融合，6世纪末，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兴盛的统一时代。隋唐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统治疆域大大扩展，各民族间交往愈益密切，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成为继秦汉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

第一组隋朝的统一

公元581年，外戚大丞相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后期，赋役繁重、刑罚苛酷，社会矛盾加剧，各地反隋武装暴动蜂起。618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隋王朝统治结束。隋朝虽然立国只有38年，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新的建树，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济、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第二组唐朝的强盛

公元618年，在隋末战乱中起兵的李渊建立唐朝，随后陆续消灭了南北各地的割据武装，再次实现统一。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天下大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其后的高宗、武则天使国力持续增长。至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唐朝达到全盛，史称“开元盛世”。玄宗统治末年，爆发了边境将帅叛变的“安史之乱”，虽最终被平息，但唐王朝也由此转衰，地方势力逐渐强大，形成藩镇割据局面。907年，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为节度使朱温所灭。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高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唐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力雄厚，是当时世界声威远播的大帝国。

第三组五代十国的更迭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淮水以南还先后存在过九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平）、前蜀、后蜀、南汉，加上割据山西的北汉，统称为“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各政权间战乱不断，但经济、文化方面仍有发展。

第二单元　隋唐五代的经济

隋唐时期，社会保持较长时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统治集团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政策，因而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高度繁荣局面。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流域经济迅猛发展，江南渐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成为定局。

第一组曲辕犁和筒车

这一时期，农技与农具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曲辕犁与筒车等新型耕作、灌溉工具。垦田面积扩大，兴修水利较多，精耕细作趋势加强。粮食与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茶的种植逐渐广泛。

第二组丝绸、金银器、铜镜

丝织及印染技术有很多创新，发展出一些新品种。唐代丝绸色彩绚丽、图案新颖。受中西亚金银器影响，金银器制造逐渐流行，并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以及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器型、纹饰也渐从模仿西方转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铜镜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手工业成果。

第三组瓷器与唐三彩

这一时期，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胎质细薄，釉色晶莹，制作精美；河北邢窑烧造的白瓷类雪似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则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唐代出现的三彩器是一种低温釉陶，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简称“唐三彩”。唐三彩因釉料中加入大量助熔剂铅，使釉的熔点降低，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过程中向四周流动扩散，使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的效果。

第四组开元通宝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商业较前代繁荣、进步，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和流布，使五铢钱从此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在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单元　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

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使得社会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精致、多彩。各民族及中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开放和多种文化习俗融合的时代特色。服饰推陈出新，更加绚丽多彩，饮食增加了许多新品种，“胡服”、“胡妆”、“胡食”和“胡乐”曾流行一时，妇女有骑马出游之风，马球等娱乐竞技活动也盛行起来。

第一组衣冠服饰

这一时期，礼服仍沿袭传统的高冠革履、宽袍大袖。唐代男子的便服吸收了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穿圆领袍、裹幞头、系腰带、蹬长靿靴成为从皇帝到平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着装。女装多由裙、衫及帔组成。唐代妇女还以着男装、胡装为一时风尚，面部化妆繁复，发式也多种花样。

第二组饮食起居

这一时期，主食有饼、饭、粥、糕等，副食更为丰富；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烙、烧、煎、炸、烤为主；饮酒非常普遍。8世纪以后，南方的饮茶之习，终风靡全国。

家具逐渐由矮变高，人们由席地起居向垂足高坐转变。隋朝时，出行仍然主要乘坐牛车；到了唐代，驴、马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

第三组文体娱乐

歌舞戏、杂技在宫廷和民间的庆典及宴饮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打马球、狩猎、下围棋等文娱活动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第四单元　隋唐五代的文化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唐诗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奇葩。书法、绘画与雕塑名家辈出，成就卓然。音乐、舞蹈融汇外来艺术精华，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造纸等诸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雕版印刷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佛、道二教也在这一时期走向兴盛，对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组诗歌

唐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唐诗流传至今的将近五万首，许多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李白、杜甫、白居易是最著名的诗人。

第二组书画与雕塑

这一时期，书法吸收了南北朝的优秀成果，并创造出崭新的风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楷书集大成者；山水、仕女、花鸟画开创一代新风，敦煌、龙门石窟以及唐墓中的雕塑、壁画更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

第三组建筑与雕版印刷

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建筑设计独到、制作技术精湛，显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才能；雕版印刷始于初唐之际，由源远流长的印章、碑拓及织物印花等技术发展而来，9世纪已相当普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第五单元　隋唐的边疆民族

隋唐时期，许多边疆民族建立了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回纥（后改称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渤海。中原王朝执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频繁。边疆各族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成就，同时也对汉族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边疆民族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发生过纠纷和战争，但总体上说，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日益发展壮大。

第六单元　长安与丝绸之路的拓展

长安是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城的宏伟和繁华反映了唐代国力的强盛和文化昌明。长安也是国际性大都市，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中心。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极盛，海上交通的规模也远超前代。中华文明在亚洲各国广泛传播，并远达欧洲、非洲，同时也因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而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组长安城

唐长安城分宫城（皇帝起居、处理朝政之地）、皇城（衙署区）和外郭城三部分，周长36.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外郭城分成居民区和作为商业区的东、西市；大明宫为唐朝主要皇宫，面积3.2平方公里，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5倍。长安城内居民约百万，住有各国使臣、留学生、僧侣和商人数万人。长安城的规划与建设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第二组中外交流

隋唐时期，更多的丝绸等商品沿着横越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输往西方。唐中期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陶瓷等大宗商品较多地取道海上输出。唐朝优异的文化，特别是造纸、丝绸等先进工艺传布到亚欧各地，西方的文化也传入中国。

王处直

王处直（862年－923年），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兴元节度使王宗之子，唐朝至五代时期大臣、将领。

早年历任易、祁二州刺史。乾宁二年（895年）出任义武军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900年），不敌朱温部将张存敬的进攻，投降朱温，驱逐侄子王郜，继任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王。朱温称帝建梁后，受封北平郡王。开平四年（910年）归降晋王李存勖，保持半独立的状态，成为北方重要的割据势力。龙德元年（921年）底，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囚禁而死。

人物生平

接任节度

王氏祖辈世代都是长安的富豪，其父名为王寮（《新五代史》称王宗），善于经商，很是富贵，并且出任唐朝的神策军吏、左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使。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王处直之堂兄王处存平定黄巢起义中建立功勋，被任命为义武军节度使。从此，王氏开始世袭统治定州（今河北定州），而王处直亦出任王处存辖下的易州、祁州刺史。

乾宁二年（895年），王处存去世，王处存之子王郜继任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为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900年），朱温派大将张存敬进攻定州，王处直请求凭借坚固的城墙为依靠，以逸待劳，进击朱温。孔目官梁汶说：“当年幽州、镇州三十万大军来攻，当时我军人马不满五千，一战败之。今张存敬的兵马不过三万，我军已经十倍于往昔，为什么要向张存敬示弱，想要依靠城池来坚守呢！”王郜派王处直在沙河（今河北邢台沙河）抵抗张存敬，结果大败于张存敬，死者过半，随即部队发生哗变，众将领推举王处直为留后，率兵回定州驱逐节度使王郜。王郜逃归晋王李克用，王处直成为义武节度使。

张存敬大军进围定州，朱温亲至定州城下。王处直登城向朱温说：“我们对朝廷尽忠侍奉，也未尝侵犯您的领土，为什么要来攻我？”朱温回答：“你为什么要依附于河东的李克用呢？”王处直回答说：“我的兄长王处存与晋王李克用同时为朝廷平定叛乱，立下功勋，分封的区域接近，而且以互相结为姻亲，所以相互之间修好往来是常理，我可以改为臣服于你。”朱温听了之后同意了。王处直出绢十万匹犒劳朱温。

朱温上表唐帝，封王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郡王。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温封王处直为北平王。

绝梁附晋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后梁派兵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的赵王王镕，王镕向晋王李存勖求救，此时，担心自己被后梁兼并的王处直派人到晋国，表示愿意背弃后梁，与晋结盟。晋王李存勖派兵救援王镕，王处直率五千精兵出征，大败梁军于柏乡（今河北邢台柏乡县）。其后的十数年中，晋王李存勖北上攻灭桀燕，南下进取魏博，与后梁大战于黄河，王处直都率兵相助。

王处直虽然归附于晋王李存勖，但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是北方一个重要割据者，专制于义武镇。义武军统有易、定、祁三州，治于定州，王处直被封北平王后，北平国实质上已经建立，北平国东北与桀燕比邻，南与赵国和后梁相接，西部则是逐渐强盛的晋国，地理环境极其重要。王处直称雄北平竟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宠溺奸幸

王处直好于巫术，他手下有个人叫李应之，是个道士，王处直得了病，李应之用旁门左道给王处直医治，结果王处直的病碰巧在这时好了，于是王处直便以为李应之是神人，很是宠信他，还让他穿着道士的衣服，封他为行营司马，军政大小事情都让他给决断。军中的将领们都知道这样潜伏着大的危险，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王处直进谏。

李应之原在陉邑收养了一个小孩，本来叫刘云郎，李应之收他做了养子，后来因为王处直还没有儿子，便把刘云郎给了王处直，说这个孩子生有异样，王处直收其为养子，改名为王都，因而更加宠信李应之了。于是，李应之就更加骄横，他征集壮丁，另立新军。王处直的手下将领都知道这是一个祸患，但是还是没有人敢进谏直言。

幽州李匡筹借道中山到京师的时候，王处直派甲士埋伏在城外，以防不测。李匡筹的军队走后，甲士们进城包围了李应之的府第，擒杀了李应之。随后进见王处直，请求杀了王都，王处直不同意。第二天，在论功行赏的时候，王处直暗地里记下了甲士的姓名，在其后二十多年里，自队长以上的将领都被王处直以各种罪名杀死，无一人幸免。

遭囚身亡

后梁贞明七年（921年），赵王王镕被其养子张文礼（王德明）弑杀，李存勖派兵讨伐张文礼，王处直与将领们商议说：“镇州是定州的屏蔽，张文礼虽然有罪，但镇州被吞并，定州就不能独自生存了。”于是派人请求李存勖不要发兵。李存勖把张文礼写给后梁的蜡书给王处直看，说：“张文礼背叛了我，不可退兵！”

王处直有个儿子王郁，在王郜逃亡晋国的时候，也逃到了晋国，晋王把女儿嫁给了他，被封为新州防御使。王处直听说晋王李存勖决意要讨伐张文礼，心里很惶恐。于是就与王郁谋划，让王郁引契丹进军入塞，来牵制晋兵，并许诺让王郁成为他的继承人。王都听说后，很不高兴。

王郁引来契丹军后，定州的民众都非常怨恨，王都手下的一个小吏和昭训劝王都举事，于是王都发动兵变，将王处直软禁在西宅。王都自称义武军留后，大肆杀戮王氏子孙和王处直的手下将领。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天祐二十年）正月十八日，王处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天成四年（929年）二月，定州城最终被后唐攻破，王都和家属全都自焚而死，而王处直所创建的北平政权也随之灭亡。

主要影响

统治北平

王郜被驱逐，逃到晋后，王处直开始了对定州（今河北定州）长达二十二年的统治，成为北方重要诸侯之一。当梁兵进围定州时，王处直出绢十万匹犒劳梁兵，向梁军求和，表示愿意绝晋事梁。朱温上表封王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王。朱温称帝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封王处直为北平王。此后又归降晋王，王处直虽然归附于晋王李存勖，但是却保持半独立的状态，是北方一个重要的割据者，专制于义武镇。义武军统有易、定、祁三州，治于定州。镇州（今河北正定）是五代赵国的都城，镇州与定州为邻。王处直被封为北平王后，北平国实质上已经独立。王处直周旋后梁、晋国等强大势力，长期称雄北平。

军事成就

梁开平四年（910年）后梁派兵攻打赵王王镕，王镕向晋王李存勖求救。同时，王处直也派人到晋，愿意叛梁附晋。晋兵救王镕，王处直派五千兵随从，破梁军于柏乡。其后，十余年来，晋王李存勖北上攻灭桀燕南下进取魏博，与后梁大战于黄河，每次战役王处直都派兵参战。

历史评价

《王处直墓志》：公宗申岳而生，应萧星以出，才兼将相，貌焕丹青。致之以家祀国祀，赡之以天爵人爵。顷以家居帝辇，誉满国朝。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处直分易、定以为帅，亦既重侯。一则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则嬖孽子而失其国，其故何哉？盖富贵斯久，仁义不修，目眩于妖妍，耳惑于丝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察祸于未萌，相继败亡，又谁咎也！”

轶事典故

王处直在碑楼见到一条黄蛇，王处直以为是有龙降世，于是将黄蛇藏起来祭拜。又看见了数百只野鹊在麦田中筑巢。王处直以为是自己为政有德所导致，定州的民众都说这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情，有人说：“蛇本来应该在山泽之间生存，现在却被供到了人的居室；喜鹊本来应该在野外筑巢，而现在到了田间筑巢。这是有小人窃取高位，而在身居高位的人失去自己地位的预兆啊。”这件事过了不久王处直就被王都所囚禁。

人物争议

死亡时间

王处直的死亡时间在史书和墓志铭有不同记载。《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记载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正月元旦，王都到西宅拜谒王处直，王处直愤怒的捶着胸口大喊道：“逆贼，我何时负过你！”当时王都身边没有带人，王处直就想去咬王都的鼻子，王都甩开袖子离开。不同的是，《新五代史》记载王处直因此被杀。而《资治通鉴》记载王处直在此之后不久忧愤而死，此外《旧五代史》也未记载王处直被杀，只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

王处直的墓志铭则记载，王处直在唐天祐十八年（921年）冬，主动让位于王都，天祐二十年（923年）正月十八日病卒。考虑到墓志撰文者和少微很可能就是史书中提到怂恿王都发动兵变的和昭训，因此他所言王处直主动让位云云应为隐瞒事实的曲笔，但卒年当以墓志铭为准。

后世纪念

王处直墓

王处直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1995年7月12日，由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文物部门组成的考古队，正式对王处直墓进行清理发掘。依唐制，墓室修建在一块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之中，其北面是一座形若屏幕的山峦，左右两侧是逶迤平缓的山岗，喻意青龙、白虎拱卫。南面有案山与北面遥遥相对，墓穴设在开阔舒展的平地之下。整个墓葬布局科学合理，完整统一。墓葬为前后两室的双室墓，以青石砌筑，整个墓室绘满了包括奉侍、山水、花鸟、云鹤、星象等精美壁画。墓中用18块曲阳汉白玉石，雕出了武士门神、生肖、散乐、奉侍等几组雕刻，装饰于墓室各壁，构成了墓葬的一大特点。北方地区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五代墓较少，王处直墓是研究五代北方地区墓葬形制的珍贵材料。墓室壁画浮雕对中国雕塑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也是曲阳石雕艺术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

史料索引

关于王处直的生平，主要参见《旧唐书·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旧五代史·卷五十四·列传六》《新五代史·卷三十九·杂传第二十七》《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二》。

李静训

李静训（600年－608年），字小孩，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北周大将军李贤曾孙女，光禄大夫李敏之女。

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殁于宫中，时年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以厚礼葬之。1957年，在西安城西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人物生平

根据墓志和有关文献得知，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随从北周武帝平齐，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开皇三年（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终年才48岁。追赠豫、鄎（息阝）、申、永、浍、亳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李崇之子李敏，即李静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念李崇为国捐躯的赫赫战功，对李敏也倍加恩宠，自幼养于宫中，李敏多才多艺，《隋书》中说他“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北周宣帝宇文赟和皇后杨丽华（即隋文帝杨坚的长女）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婿，数百人中就选中了李敏，并封为上柱国，后官至光禄大夫。

据墓志记载，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然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天”。大业四年（608年）六月一日，李静训殁于宫中，年方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厚礼葬之。

亲属成员

曾祖父：李贤（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
外曾外祖父：杨坚（隋文帝）。
外曾外祖母：独孤伽罗（文献皇后）。
祖父：李崇（隋朝上柱国、豫州刺史、广宗郡公）。
外祖父：宇文赟（北周宣帝）。
外祖母：杨丽华（北周宣帝皇后，隋朝乐平公主）。
父亲：李敏（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澧国公）。
母亲：宇文娥英（北周公主）。

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附近，于1957年发掘，墓主人李静训是隋朝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隋代大业四年(608)离世时年仅9岁，家世显赫，曾祖父是北周时期赫赫有名的骠骑大将军李贤。李静训墓中，石椁石棺雕制精美，随葬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其中有一条镶嵌珍珠和鸡血石、雕大角鹿的青金石的金项链，是考古发现的项链中最为精美的一件。还有一对镶珠金手镯和两枚金戒指以及金质发饰、衣饰，手指上都戴着银指甲套。这些饰物把她浑身上下装扮得珠光宝气，灿烂辉煌，正如其墓志铭上所说：“戒珠共明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

墓葬发掘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该墓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就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平面为长方形的土坑作为墓室，墓室深度可达2.9米。在墓室的南边有一斜坡型墓道，长6.85米。盛放墓主人的石棺就在此墓室中。石棺之上便是墓葬的填土，夯土的夯层致密。

清理夯土后，除棺前的墓志铭外，墓室正中放置着一个造型逼真的殿堂式的石棺。

轻轻打开棺板，眼前出现一块早已残朽的丝麻织品，长约70厘米宽26厘米~35厘米，厚约3厘米。这件丝麻织品应当是盖在墓主人身上的被子。轻轻揭去丝麻织品，散乱的人骨和随葬品便出现了。数量繁多的陶俑，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形式多样的日用器具，洁白晶莹的邢窑瓷器，来自波斯的金银器皿……琳琅满目，宛如微缩的人间繁华。

墓中葬具

墓中葬具是一具石棺和一具石椁，两件石质葬具皆为青石制成。椁长2.63米，高1.61米，宽1.1米，由17块青石板拼接而成。揭开石椁，一具雕刻精美，堪称石雕艺术品的仿殿堂石棺跃入眼帘。石棺平面呈长方形，石棺长1.92米，宽0.89米，高1.22米。就是这样一座看起来仅能容身的石棺，竟被技艺高超的石匠雕刻成了殿堂的模样。

这座石质的小殿堂为“面阔三间”的九脊形式，棺底基石恰恰就是殿堂的基座。仿殿堂石棺正面间隔3间殿堂的是4根方形门柱。石棺的西壁是这三间面阔殿堂的正面，中心一间被雕成门的形象，门板，门框，门额，门槛一应俱全。在这精致的石门上甚至还有排列整齐的门钉，五横五纵分布。两扇门板中间部雕刻出了门环。门的两侧相对阴刻了两名身材清瘦，姿态万方的侍女，右边侍女手中捧一件长条形的物品;左边侍女略将脸偏向门侧，一手扶着下垂的裙带。石棺正面的两间面阔上同样采用阴刻方式雕刻出有九根直棂的窗户。

石棺的棺盖被雕刻成殿堂的屋顶，整个屋顶被精巧地以浮雕的方式雕刻出瓦片，板瓦，筒瓦，甚至檐头的瓦当上也阴刻出当时最流行的莲花纹。

随葬品

同所有未被盗掘的高级墓葬一样，李静训墓出土了大量世人为之惊叹的随葬品。

俑是魏晋以来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该墓中共出土俑84件，分人物俑，兽俑两大类，它们或置于棺上，或置于棺椁之间。人物俑主要有凤帽俑，执箕俑，武士俑，文官俑，男侍俑，女侍俑等，俑上或多或少涂有白粉，也施了一些颜色，这样看起来就更加生动了。兽俑主要有马，羊，牛，狗，鸡，猪等，造型相对于人物俑而言较小，一般长度在10厘米左右。

墓中出土瓷器17件，制作精良，白瓷洁如雪，青瓷莹如玉，皆是隋代瓷器中的上上之品。有白瓷螭首双把双身壶，等。

墓中最著名的随葬品是一件通体华光闪烁，异彩纷呈的项链。这条项链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出土，当时震撼考古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精美之物出土时，戴在一名9岁的小女孩李静训尸骨的颈项上。这条价值不菲的项链戴在小女孩颈上，可见是她生前常佩戴的一件心爱饰物。

大概由于墓主人是女性的缘故，该墓中出土了大量贵重精美的首饰，如金手镯，金戒指，衣饰上的金花，银指甲套，玉钗，水晶头钗，以及琥珀，玛瑙，水晶，玉石等不同质地的饰品。除此之外，随葬品中还有波斯风格的金银杯和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等来自西方的物品。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外又有小焊珠一圈和大焊珠5颗，其上再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28个金质球形链珠由金线穿起。

项链的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面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这块鸡血石纯净晶莹，虽在地下埋了千余年仍然鲜艳如新，光洁明亮。最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面镶嵌一块长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交相辉映、雍容华贵。

金手镯

长径7、短径5.5厘米

这对精巧的纯金椭圆形手镯，每个分4节，节两端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开口为钮饰，一端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

椭圆形玻璃瓶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高12.5厘米

这件玻璃瓶的瓶口和腹部的俯视面均为椭圆形，是用吹制法制成的，器壁极薄，形态为中国传统造型。经化验，其质地为高铅玻璃和碱玻璃，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反映了隋代玻璃吹制技术的水平。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隋镶金口玉杯

尺寸：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足径2.9厘米

隋镶金口玉杯呈白色。直口，深腹，腹下部微收，平底实足。镶金口，卷唇。通体光素无纹，造型简练，抛光细润，制作精美。是隋代发现不多的玉器珍品

微缩的人间繁华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该墓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即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平面为长方形的土坑作为墓室，墓室深度可达2.9米。在墓室的南边有一斜坡型墓道，长6.85米。盛放墓主人的石棺就在此墓室中。石棺之上便是墓葬的填土，夯土的夯层致密。

清理夯土后，除棺前的墓志铭外，墓室正中放置着一个造型逼真的殿堂式的石棺。

轻轻打开棺板，眼前出现一块早已残朽的丝麻织品，长约70厘米，宽26-35厘米，厚约3厘米，应当是盖在墓主人身上的被子。轻轻揭去丝麻织品，散乱的人骨和随葬品便显现。数量繁多的陶俑，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形式多样的日用器具，洁白晶莹的邢窑瓷器，来自波斯的金银器皿……琳琅满目，宛如微缩的人间繁华。

石椁中的宫殿

墓中葬具是一具石棺和一具石椁，两件石质葬具皆为青石制成。椁长2.63米，高1.61米，宽1.1米，由17块青石板拼接而成。揭开石椁，一具雕刻精美，堪称石雕艺术品的仿殿堂石棺跃入眼帘。石棺平面呈长方形，长1.92米，宽0.89米，高1.22米。就是这样一座看起来仅能容身的石棺，竟被技艺高超的石匠雕刻成了殿堂的模样。

这座石质的小殿堂为“面阔三间”的九脊形式，棺底基石恰恰就是殿堂的基座。仿殿堂石棺正面间隔3间殿堂的是4根方形门柱。石棺的西壁是这三间面阔殿堂的正面，中心一间被雕成门的形象，门板、门框、门额、门槛一应俱全。在这精致的石门上甚至还有排列整齐的门钉，五横五纵分布。两扇门板中间部雕刻出了门环。门的两侧相对阴刻了两名身材清瘦，姿态万方的侍女，右边侍女手中捧着一件长条形的物品；左边侍女略将脸偏向门侧，一手扶着下垂的裙带。

石棺正面的两间面阔上，同样采用阴刻方式雕刻出有九根直棂的窗户。石棺的棺盖则被雕刻成殿堂的屋顶，整个屋顶被精巧地以浮雕的方式雕刻出瓦片、板瓦、筒瓦，甚至檐头的瓦当上也阴刻出当时最流行的莲花纹。

随葬品

累计230余件的随葬物品皆置于石椁、石棺中间不足3平方米的狭窄空间内，除一般常见的陶俑及少数陶器外，还出土了大批珍宝，如金器，有嵌珠宝金项链、嵌珠宝金翎、金戒指、金杯、金钗饰品等，以及玻璃器、玉石器、钢铁器、骨、木漆器和丝织品等。其中，金项链和金镯是波斯的制品，玻璃瓶和所盛香水也来自国外。从这些随葬品中可以看出：陶俑和陶器属于仪仗类的殉葬品。陶、瓷、铜、铁、骨、木、漆器是日常服御器，种类齐全，几乎是把死者生前所需的日常物品一件不漏地都殉葬了。

墓志铭《隋左光禄大夫歧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铭并序》

女郎讳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上柱国、幽州总管壮公之孙，左光禄大夫敏之第四女也。族纂厉乡，得神仙之妙；家荣戚里，被日月之晖。况复淑慧生知，芝兰天挺，誉华髫发，芳流肇悦。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于是摄心八解，归依六度，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既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夭。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遇疾，终于汾源之宫，时年九岁。

皇情轸悼，撤县辍膳，频蒙诏旨，礼送还京，賵赙有加。以其年龙集戊辰十二月己亥朔廿二日庚申，瘗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面万善道场之内。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乃铭曰：

光分婺女，庆合天孙，荣苕比秀，采璧同温。先标令淑，早习工言，生长宫闱，恩勤抚育。法水成性，戒香增馥，金牒旦窥，银函霄读。往从舆跸，言届河汾，珠涓润岸，镜掩轻云。魂归秪阁，迹异吴坟，月殿回风，霜锺候晓。砌凝阴雪，檐悲春鸟，共知泡幻，和嗟寿夭。

《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

敏字树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养宫中者久之。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为姻媾。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之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汝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谓公主曰：“李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因谓敏曰：“今授汝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邪？今授汝开府。”敏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遂于坐发诏授柱国，以本官宿卫。后避讳，改封经城县公，邑一千户。历蒲、豳、金、华、敷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后幸仁寿宫，以为岐州刺史。大业初，转卫尉卿。乐平公主之将薨也，遗言于炀帝曰：“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帝从之。竟食五千户，摄屯卫将军。杨玄感反后城大兴，敏之策也。转将作监，从征高丽，领新城道军将，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复征辽东，遣敏于黎阳督运。时或言敏一名洪儿，帝疑“洪”字当谶，尝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是大惧，数与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语。宇文述知而奏之，竟与浑同诛，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后数月亦赐鸩而终。

辽宋夏金元时期

原文：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916年-1368年）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从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走向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重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宋元海外贸易繁盛，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第一单元　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统一

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格局。汉族建立的宋统治了从黄河中下游流域直至南海的地区，后被迫退缩到江淮以南，但始终在经济、文化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形成了多民族格局。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结束了多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大统一。西藏等地区成为中国版图中新的组成部分。四百余年间，虽然战乱不绝，但各民族间的交流持续不断，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也非常密切。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经济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转向南方。租佃契约关系在城乡普遍推行，佃农和独立工商业者迅速增多，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大城市增多，草市遍及乡镇，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以往各地区的经济分隔，农业得到恢复，工商业日趋繁荣。

第一组种植业和纺织业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农学取得较大成就，出现了一批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书。农业科技知识得到普及和提高，种植业和纺织业取得进步，垦田面积显著增长，先进农具得到推广，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组制瓷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名窑名瓷驰名中外，生产技术和产量都超过前代。宋代的五大名窑、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发展水平。

第三组纸币的广泛使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10世纪末，民间已经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两宋先后发行过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金朝也发行过交钞。元朝统一以后，政府发行的宝钞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宝钞先后以丝和白银为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纸币制度。

第四组度量衡

为了避免使用上的混乱，宋、元政府都严格控制度量衡的制定，严禁民间私造。宋代由中央直接制作和管理度量衡器，元代则是由中央颁发标准器，省级行政单位负责制作和管理。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社会生活

城市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带动了商品市场和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人们对生活消费提出了更高要求，衣食住行与市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日常用品趋于精致华美，种类十分丰富。在精神生活领域，娱乐活动逐渐走向商业化、平民化，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第一组重要城市

入宋以后，城市人口大增，以各政权的都城为代表，出现一批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在城市中，由于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店铺临街而立，商品交易繁盛。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纷纷效仿汉文化形制营建城市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色。

第二组商业标识的应用

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中国现存最早的广告和商标的产生。商业标识在商业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第三组日常用具

在城市中，商品经济的繁盛刺激和影响了社会风尚，人们普遍追求更为精致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因而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日常用品种类丰富，工艺日益精湛。

第四组饮食文化

经济的进步、城市的兴起和教育的普及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国内各民族的饮食风俗互相交流，发达的中外交通又带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第五组娱乐生活

在这一时期的都市中，出现了表演戏曲、曲艺、杂技等艺术形式的地方——瓦舍、勾栏。从宋杂剧和金院本发展而来的元杂剧是中国第一种成熟的戏剧形式，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

第六组宗教活动

这一时期，各种宗教都非常活跃，尤其在进入元代后，由于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推动了各种宗教的发展。汉传佛教和道教仍然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占据主要地位，藏传佛教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弘扬，伊斯兰教逐渐趋于本地化，基督教也得到推广。

第四单元　中外交通与海外贸易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和中外交通得到空前发展，加强了我国与亚、欧、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第一组交通与地理学的发展

海外贸易推动了对航路的探索，中国海船远航亚欧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在国内水陆交通要道遍设驿站，又修整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路。发达的交通带来地理学的进步，根据现存史料，中国是最早在地图上画出好望角的国家。

第二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贸易

以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商品经济为基础，加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通过官办和私营两种途径大大扩展，史称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并设有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的对外贸易，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非洲东岸、北岸各国。中外文化交流也随之更为密切。

第五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文化

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元代文化则体现出多元性。这一时期，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领域涌现出众多的名家和名作，多个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天文、数学、医药学、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船技术等都居于世界前列，并通过丝绸之路远播海外，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组理学的发端

理学是由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思想体系，到了南宋时期由朱熹发扬光大，从元代开始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组史学

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官方、民间修史都很活跃，对当代史的研究发达，出现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新的历史编纂体例以及我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

第三组宋词与元曲

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宋词和元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组各民族创制的文字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在建立政权后创制了文字。这些文字虽然随着政权的衰亡而逐渐消失，但对当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组书法和绘画

这一时期，中国书法和绘画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文人画的兴起改变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绘画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性认识，绘画开始成为一种文人间的游戏，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对于中国画的理解。元代还涌现了许多具有相当成就的少数民族艺术家。

第六组天文与算学

宋代曾进行过五次天文观测，并绘制成星图。水运仪象台集观测、记录、报时为一体，遥遥领先于世界。元代天文学的规模和学术性都超越前代，阿拉伯天文学在元代也有一定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知名的数学家，其成果为后世所景仰。

第七组建筑

这一时期，中国的木结构建筑日臻完美，建筑形式丰富，技术高超，而且吸收了一些外来建筑的技术和风格。

第八组医学

宋代有比较完备的医药管理组织，官、私编修的医书、药书流传至今的多达30部。针灸学和针灸铜人的铸造是医学上的另一突出成就。元朝政府非常重视医学，来自阿拉伯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理论和知识丰富了元朝的医学。

第九组印刷术的普及与火药、指南针的应用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得到普及，同时出现了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在这一时期被广泛应用。这些发明先后传入亚、欧各国，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螭吻

螭吻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他们分别是：囚牛(qiú niú)、睚眦(yá zì)、嘲风(cháo fēng)、蒲牢(pú láo )、狻猊(suān ní)、霸下(bà xià)、狴犴(bì àn)、负屃(fù xì )、螭吻(chī wěn)。螭吻由鸱尾、鸱吻（音吃吻）演变而来，它是龙与鱼结合所生，所以螭吻又叫鱼龙，常见于中国古代皇家宫殿建筑之中。

螭吻的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龙头鱼身，喜欢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能喷浪降雨，可以用来辟火，于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

历史渊源

据东汉时期许慎所撰《说文虫部》（说文解字）记载："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螭"。

据东汉时期班固所撰《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有"蛟龙,赤螭"之载，张揖的注释称："赤螭，雌龙也"，其名称又叫螭，螭龙，其形盘曲而伏者，称蟠螭。

据唐朝刘餗所撰《隋唐嘉话》卷下：“（王右军《告誓文》）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於鸱吻内竹筒中得之。”

据唐朝苏鹗《苏氏演义》卷上：“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颜之推亦作此鸱。”

据宋朝时期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有如下记述︰「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後，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文中所说的「巫」是方士之流，「鱼虬」则是螭吻的前身。螭吻属水性，用它作镇邪之物以避火、中国民间也称鰲龙。

据北宋吴楚原所撰《青箱杂记》记载：“海为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在房脊上安两个相对的鸱吻，能避火灾。

据明代李东阳所著《怀麓堂集》后稿十二《记龙生九子》中有记载：“龙生九子，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为何在建筑正脊两端这种神兽又变成龙的九子之一。这是因为到了明代这种吻兽造型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逐步变成龙的形状。所以人们又把它和龙生九子的传说联系到一起。明清时期这种龙形吻兽的造型日趋严整，故又有龙吻之称。

据清朝时期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五年》记载：帝既平广南，渐欲经理江南，因郑王从善入贡，遂留之。国主大惧，是月，始损制度，下令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其馀官称，多所更定，宫殿悉除去鸱吻。

形象变迁

鸱尾期建筑艺术风格

唐代中期以前的螭吻大多为上翘的尾部形态，从这一时期螭吻的外形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鸱尾期。鸱尾期的螭吻，造型十分简洁，非常古朴、大气。唐代鸱尾的典型特征就是在鸱尾的外围会有一圈细长的珠状纹饰，鸱尾造型雄伟。另外，已经开始出现“拒鹊子”，所谓“拒鹊子”就是为了防止鸟鹊等动物在屋顶的鸱尾上筑巢，而在鸱尾上翘的尾部上沿插上—些铁制的刺针，来达到驱赶鸟昔西息、筑巢的目的。

鸱吻期建筑艺术风格

唐代的鸱吻，在造型上开始逐渐出现“吻”部造型。螭吻到了唐代中后期，其外形开始出现了由“尾”到“吻”的变化，螭吻的表面也逐渐出现了鳞片。唐代以后的螭吻，“吞口”造型已经成为主流，在造型装饰上也开始变得日益丰富，如：鳞片、龙角、带有龙角的背兽等等。

北宋《营造法式》一书中，沿用的是“鸱尾”这一名称。书中对螭吻（鸱尾)的规制有着详细记载：凡用鸱尾若高三尺以上者，于鸱尾上用铁脚子及铁束子、安抢铁，其抢铁之上施五叉拒鹊子，三尺以下不用，身两面用铁鞠；身内用柜木桩、或龙尾，唯不用抢铁、据鹊，加攀脊铁索。

螭吻期建筑艺术风格

明清以后，螭吻开始逐渐呈现两极分化：一是明清官式螭吻的造型开始形成日益固定的形制：螭吻的造型敦实，尾部卷起；螭吻通身为一个整体的颜色，如黄色、绿色等等；装饰元素中也更多地加入“龙”的特征。二是民式螭吻则在造型、纹饰、色彩上都十分灵活多变，没有固定的造型。

文化特色

历史典故

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鸥鸟，能喷浪降雨，可避火灾，驱除魑魅。因此脊兽鸱吻起初并不是龙形的，有鸟形的，但更多的是鱼龙形的。到清朝以后龙形的鸱吻增多，表面龙纹四爪腾空，龙首怒目做张口吞脊状，背上插着一柄宝剑，立于建筑物的尾脊上，被称作“好望者”。据说此物能吞万物，就叫它负责看护房屋建筑横脊；它喜欢登高俯瞰，因此在民间被视为祈求降雨和避火消防的饰物。

据传说，鸱吻住在南海，能喷水成雨。汉武帝时，因宫殿经常发生火灾，依据“术士”们的说法，在宫殿的正脊两端装饰鸱吻寓意镇火，后来沿袭成制。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鸱吻的背上插有一把短剑，相传这把宝剑是晋代名道士许逊之物，插在鸱吻背上以防鸱吻逃跑，使其永远喷水镇火。

文物遗址

(唐)陕西省礼泉县昭陵献殿遗址出土文物。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建筑，是供奉孔子神位，祭孔时皇帝行礼的地方。现存大成殿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扩建而成，五进九间，双层飞檐，四坡五脊，通高33米，黄色琉璃瓦，顶部正脊两端均装饰龙形鸱吻，殿内金砖铺地，整体规制，与故宫太和殿无二。
及至明代，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正脊上的龙吻，吻的尾部向外卷曲，通体刻有鳞甲，吻背出现了插上宝剑，的形象，剑柄略向内弯曲，形态秀丽，雕工精细。
故宫所有建筑连廊的横脊两端都有两个身背宝剑的瑞兽，他们就是龙的九子之一：鸱吻。

关系说明

据明朝杨慎所撰《升庵集》卷八十一《龙生九子》篇中所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左虫右夏），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

明清时期

原文：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1911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其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超越前代的繁荣。但中国这一农业文明古国，正与后起的工业文明大国悄然拉大差距，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一单元　明朝的建立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制订新律例，改革政治、军事和监察制度，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和监察大权于一身，使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二单元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内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若干变化，崇尚奢华、追求个性成为一时风尚。

第一组农业与治河

明朝初年，朱元璋采取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奖励耕织，劝课农桑，减免战乱地区百姓的租税和徭役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后期，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相继传入并得到推广，使粮食种类大为丰富。明朝末年，潘季驯多次受命治理黄河。他采取“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方针，取得了较好的治河效果，化水害为水利，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二组手工业

明代蚕丝生产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蚕丝生产基地，产量可观。丝织技术有所进步，工艺“巧变百出，花色日新”。棉布产量很大，松江布远销全国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称。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制作出来的甜白、斗彩、五彩等瓷器，造型美观，色彩丰富，无论是意境还是形式均臻于完美。冶金技术趋于成熟，体型巨大的永乐大钟、锋利坚韧的钢质武器、配比精到的宣德铜器等均有盛名。

第三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乡社会生活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传统的工商业城市更加繁荣，新的工商业城镇不断涌现。白银逐渐取代缺乏信誉的宝钞，成为重要的流通货币。富商大贾往来贩运，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城乡社会生活日渐丰富，追求财富成为一种时尚。

第三单元　明朝的对外关系

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明代与朝鲜的关系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因倭寇的侵扰以及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受到破坏。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陆续东来，中西方文明开始直接碰撞和交流，中外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内容。

第一组郑和下西洋

“西洋”是指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郑和七下西洋，体现了明朝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的伟大成就，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实为世界航海史上之壮举。

第二组对日、对朝关系

明初，中日之间保持着朝贡贸易，明中期以后，一些日本海盗团伙与中国的海盗相勾结，侵扰中国沿海，形成“倭患”。嘉靖末年，戚继光等抗击倭寇，使倭寇横行的局面得到遏制。万历年间，日本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中国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入朝，与朝鲜军民一道，击败了日本的侵略。

第三组欧人东来与中外关系的新变化

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与中国的士大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把欧洲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单元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朝是由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末宣统皇帝溥仪，历经近300年。清前期指公元1644年清朝入主北京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清朝从开基创业、建立中央政权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阶段。

第一组满族的兴起与清朝的建立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进行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政权，年号天命；后迁盛京（今辽宁沈阳）。其子皇太极即位后，改国号为清，改族称为“满州”（后来称满族）。皇太极之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清政府迁都北京，开始建立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的统治体制多沿袭明朝，但具有自身特点，从清初操持军政大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到雍正时期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清朝的军队主要是八旗军，还招降明军和地主武装，建立绿营军。

第二组边疆的统一与巩固

清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统治时期，先后剿灭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平定西北边疆叛乱，采取一系列加强边疆管理的措施，有力地抵制沙俄向中国的扩张，使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五单元　清朝的经济和各民族社会生活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破坏。随着战火平息，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措施，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超过前代。

第一组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发展

清初实行奖励垦荒的政策，大量荒地不断开垦成农田；重视兴修水利，治河导淮，促进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内河航运的畅通。水稻、小麦等粮食产量提高，番薯、玉米等外来高产农作物种植进一步推广，棉花、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清代匠籍制度的废除，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使纺织业、制瓷业与冶铁业等行业生产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工艺精美，在生产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第二组商业的繁荣

国家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贾云集、商品荟萃之地。江宁（今江苏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今湖北武汉）、广州都是繁华的大城市，在边远的地方还出现了乌噜木齐（今乌鲁木齐）、打箭炉（今康定）等新兴的商业中心。

第三组各民族社会生活

清代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文化娱乐等民俗习惯表现出绚丽多彩的世态风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联系空前加强，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与日俱增。

第六单元　清朝的对外往来

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严格控制中外通商和民间贸易往来。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清朝开始择地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又设立“公行”，专管对外贸易。自此至19世纪初，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等大量出口，远销欧美，并长时间保持出超；与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周边国交往频繁。18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乾隆帝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正在拉开差距，清朝处于“落日的辉煌”之中。

第七单元　明清时期的文化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一批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家、讲求经世致用的科学家和极具个性的文学家、艺术家。

当时，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一组哲学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王守仁、李贽等人开始冲破程朱理学束缚、创立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人文因素的新的哲学流派。明末清初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哲学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思想带有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色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二组类书、丛书和二十四史

类书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丛书是由众多独立的书籍辑成一套书。明清两朝先后集合大批人力，对古代书籍进行整理，编纂成《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与丛书，还整理了二十四史。这些书籍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第三组小说和戏曲

明清时期，小说的创作繁荣，《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四大古典小说”，《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明清戏曲也有所发展，其中昆曲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第四组绘画与工艺品

明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其中以“吴门四大家”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的影响最大。清朝画坛流派较多，风格各异，取得值得后人称道的艺术成就。清初有以摹古为主旨的正统派画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也有一反传统，张扬个性的改革派画家“四僧”（弘仁、髡残、石涛、朱耷）；清中期有供奉宫廷的画家焦秉贞、冷枚、金廷标等，也有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等。这一时期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铜胎画珐琅、玉器、雕漆器等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异彩纷呈。

第五组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涌现出李时珍、宋应星、朱载堉、方以智、徐光启、明安图、王清任等集大成的科学家，他们撰写了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名著。

第八单元　晚清的经济和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为了“求强”、“求富”，洋务派官僚和早期的民族资本家购买外国机器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兴办了轮船、铁路、机器矿冶、机器纺织、电报、电话、银行、邮政、水电等新兴事业，新式学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出版社也开始出现。在文学上，讽刺官场和洋人相勾结的谴责小说盛行一时，林纾、严复等人翻译的世界名著使人耳目一新。介绍数理化和声光电的近代科技书籍也大为流行。

第九单元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自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列强连续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犯，清朝日益衰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得到了全国响应，南方各省相继光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宣告清朝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封建王朝的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宋）王惟一

王惟一（987年－1067年），古代医家名。名王惟德，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中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

人物简介

王惟一（987—1067），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中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著作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全书共三卷，公元1026年成书。书中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注有穴位名称，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完整，内容丰富，经穴较多而系统。按照图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形式略与近代《图解》相似，书中详述各个针灸穴位间的距离长短，针刺的深浅尺度，以及主治、功效等项。上卷主要论述了十四经(心、肝、脾、肺、肾、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心包络、任脉、督脉)的经络循行、主治及经穴。中、下卷分别按照头、颈、躯干、四肢的顺序，详叙每一经穴。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原书共为三卷，后于南宋(金•大定)时，有人重制补注，改为五卷。《针灸图经录》五卷，约成书于1026年。

学术内容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人物评价

王惟一“素校禁方，尤工厉石”,“创铸铜人为式”，考订经穴理论，为经穴理论的发展与规范化，以及针灸教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世影响

宋朝时，医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再加上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整理和出版了很多医学书籍。医学教育的发展要求针灸学教学能更加直观些，以便于学生记忆和临床使用。王惟一所设计的铜人，在脏腑的布局，经络的循行，穴位的精确等方面，不仅科学性强，而且工艺水平相当高。他选择了精制的铜，铸成和一般人大小相似的人体，里面装有铜铸成的脏腑，躯壳表面，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孔，孔内装满水银，外封黄蜡，以防水银流出。应试者，当老师出题针刺某穴，或提问何病症该针何穴时，学生照题试针。若针得正确，一进针水银便会流出。若针得不对，就刺不进去。铜人的铸造，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尤其在针灸学和针灸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故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即至现在仍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

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是宋代医学教学模型。北宋天圣四年（1026 年）铸造，天圣五年（1027），在尚药奉御官、针灸专家王惟一主持下制作完成，后来损毁。计二个。铜人系青年裸体式，长短大小与真人同，体内装配五脏六腑，与真人生理结构一致，四肢及内脏均可拼拆。外表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据王惟一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旁用金字标明穴位名称。奉宋仁宗旨令，一个针灸铜人置宫中，供鉴赏；一个送医官院，作为针灸教学模型和测试医学生及医人针灸能力的工具。 2006年10月，针灸铜人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资料介绍

参考资料一

北宋针灸铜人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明代针灸铜人是明英宗诏命仿北宋铜人所重新铸造。于正统八年（1443）制成。北宋铜人原件遂被遗弃而下落不明。此外，明嘉靖年间针灸学家高武也曾铸造男、女、儿童形状的针灸铜人各一具。现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具明代铜人，高89厘米，男童形状。

清代针灸铜人是乾隆七年（1742），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清代针灸铜人欠匀。

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现代仿铸针灸铜人是南京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于1978年研制的仿宋针灸铜人，现存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是用青铜冶炼浇铸而成，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打开后可见浮雕式脏腑器官，闭合后则全身浑然一体，高172.5厘米，重210千克。

1987年河南开封何保仪等人也根据历史文献，铸造针灸铜人一具，以图复原。此外，尚有一些依靠现代科技制作的铜人，并已投放市场。

参考资料二

针灸铜人，针灸教学之人体模型。始创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用铜塑造，体表刻有经络和腧穴名称，胸膜腔有脏器，中空。是北宋医家王惟一总结前人经验，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而主持设计制造的。它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考试时在铜人体表涂蜡，体内注入水银，令被试者取穴进针，如果取穴部位准确，则针进而水银出。如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宋代，针灸铜人共铸两具，惜因战乱均已遗失。据说现日本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宋针灸铜人，尚有争议。此后，明、清、民国到1949年后，不断有官方或个人仿制针灸铜人，计百余具。

两千多年前，我国最早的中医著作《黄帝内经》提出了“经络”的概念。从此，中国古代针灸医术基本形成。用针灸行医救人，必须遵循人体正确的穴位经络。起初，中医熟悉穴位，主要依靠书籍和图本。由于没有直观形象作为参考，非但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现错误。针灸铜人便应运而生。

资料记载，我国古代制作的最重要、最著名的针灸铜人是宋天圣铜人。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铜人，可说是众多针灸铜人的鼻祖。宋天圣铜人于宋朝天圣五年（1027）由宫廷医官、著名医学家王惟一主持，北宋朝廷组织全国能工巧匠铸造。当时共铸成针灸铜人两座。

铜人的身体里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由于工匠们将铜人体内的脏腑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铜人不仅可用于针灸学，还可用于解剖教学。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近800年。

有意思的是，这种铜人除了供人辨认穴位以外，还被用来考察学生们的针灸水平。据说，测验时，老师会先把铜人表面遍身涂蜡，铜人体内盛满水（一说为水银），然后给铜人穿上衣服。如果学生能准确地刺入孔穴，就可以使水射出。如果取穴位置错误，针就不能刺入。

宋代以后，我国又陆续制造了许多针灸铜人。这些铜人基本都呈直立站立状。可惜许多珍贵铜人在战乱中损毁，有的被外国侵略者掠去。如上述的两尊宋代天圣针灸铜人，下落不明。

缘起

综述

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容易引起误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赵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书籍

王惟一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

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局奉御，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后，他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穴位、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进行细致研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宋仁宗看后认为书中论述虽然精辟，但是学习的人执行起来可能还是会有偏差，于是继续下令王惟一制作针灸铜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认知针灸理论。

制作

公元1027年，王惟一制成了两个铜人

这两个针灸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基本准确，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促进

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有了针灸铜人，学生在进行针灸考试时，通过针灸铜人进行实际操作的考查，也能使学生的学习水平得到更真实的体现。铜人扎针灸考试的方法非常科学，考试前会将铜人的表面涂上蜡，用来遮盖铜人上刻的穴位、经络说明，穴位上的针孔也被黄蜡堵塞，铜人体腔内还要注入水银或水。学生考试时，根据考官的出题，用针扎向铜人的穴位，如果针刺的部位不准确，针就不能扎进铜人体内；如果取穴正确，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铜人穴位点，那么针很快就能刺进去，并刺到体腔内，这样拔针之后，水银或水就会从针孔中射出。学生对于穴位掌握得是否准确，可以非常明显地考查出来，而且标准统一，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养生

女性铜人

在上海的东南角，坐落着一座以中医药史为主题的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中有一件镇馆珍品，是二百六十多年前乾隆皇帝特赐参与编著《医宗金鉴》医官福海的一尊针灸铜人，该铜人是一位身材瘦长、面容慈祥、耳垂饱满的妇人，身上刻有580个孔穴及经络走向，制作精良，穴位标注精确，可见古代中医教学之严谨。当年获赐铜人的医官有数十人，但留存于国内的仅此一尊，而且受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古代铜人多以男性为蓝本，此具铜人却以女性形象出现，更显稀有。

针灸铜人是我国古代针灸教学的模型，古代的医学生们通过在铜人上面的针刺实践，来初步掌握针灸的操作方法，针刺铜人也是古代针灸操作考试的项目之一。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宋·王惟一天圣针灸铜人，自宋以后针灸铜人广泛运用于医学生针灸教学及民间针灸疗法的学习中。针灸疗法广泛运用于祖国医学及传统养生中，准确的穴位定位，对于针灸的应用及疗效十分重要。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时常还能看到中医学生们手捧针灸人体模型，孜孜不倦地修习穴位。

稀世奇珍

针灸铜人堪称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稀世奇珍，不仅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民间也有不同凡响的作用。

养生方法

中国古代一直保有刺激穴位的疗法“有病治病，无病防身”的传统，对于穴位保健不仅可以用针灸疗法，也可以用其他一些刺激穴位的方法，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八百多年前《扁鹊心书》中记载着：“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虽未得长生，亦可得百余岁矣”。我们的祖辈很早以前就采用刺激穴位的方法来养生。民间常说“拍击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刺激足三里有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双向调节人体机能的作用。古人们通过对特定穴位的刺激，激发经络之气、增进新陈代谢，起到强壮身体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一些慢性疾病和因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症状慢慢地吞噬着人们的健康，近年祖国医学强调“治未病”理念，通过中医传统疗法改善人们亚健康状态或慢性病迁延。比如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通过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易筋经、练功十八法等）的锻炼刺激穴位和活跃人体筋络之气，从而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举个最常见的例子——“针灸减肥”，用针灸的方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双向调节，另一个是整体调节。通过调节脾、胃、肾功能及糖、脂肪代谢，起到减肥的效果。人们在认识上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胃口好，吃得多”就是健康的表现，对于肥胖者来说，部分人的脾胃功能并非处于健康的状态，祖国医学讲胃强脾弱、消谷善饥就是一种非健康状态。通过针灸的调节，人体的整体机能会得到很好的梳理，内分泌也趋于正常，整体阴阳气血趋于平和，身体逐渐恢复常态，自然取得减肥的效果。此外，一些女性的生理周期也会随之规律，精神状态也会振作很多。

一尊铜人背后是中国历代医家对于经络穴位的精心研究和传承，古代养生汇集了千年精华，润泽着后辈苍生。

谜踪

日本的发现

1925年在日本发现针灸铜人

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在参加日本的医学博览会时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据这位老中医描述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文字说明上写着它是由中国传入的。那么这座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代的针灸铜人呢，由于当时国内战事频繁，老中医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十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座针灸铜人，并对这座针灸铜人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陈存仁在他的考察文章里认为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至于针灸铜人是如何传入日本的，陈存仁并没有说明。陈存仁的文章在中医界引起的巨大的轰动，流失近千年的针灸铜人似乎就这样重现在世人的面前，一时间能够亲眼看到这座宋代的国宝成为众多医学专家的梦想。

文物考证

1979年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去日本考察针灸医学，他们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当专家们第一眼看到这座针灸铜人时，就感觉到它与国内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从外观上看这座针灸铜人用青铜制成，身高一米六二，铜人的外表有用黑漆涂成的经脉连线，经脉线上分布着穴位，而每个穴位是用凿穿的小孔表示的。

据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铜人的体内原先有木制的腑脏，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坏，那么它的这些特征是否和宋代的针灸铜人的特征相同呢？

南宋时期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比较较详细记述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体貌特征。《齐东野语》一书也是迄今为止对宋天圣针灸铜人描述的最为细致的书籍。

《齐东野语》书中这样写到：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这段意思是说针灸铜人是由青铜铸造，铜人身体内有腑脏器官。

据考证我国古代自宋天圣年以后，许多朝代都在铸造不同的针灸铜人。但在造型设计上铜人可以自由开启，并且体内有腑脏的只有宋代的天圣针灸铜人。

王惟一在铸造两座针灸铜人之前，曾经编写了《铜人图经》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人体的354个穴位，以及穴位的位置，《针灸图经》也是宋天圣铜人的说明书。

当专家们将《针灸图经》的经穴与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对照时，发现书中354个穴位全部都能对应，不仅如此，书中所记载的定穴方法和发现的这座针灸铜人大部分都相同。

一些专家提出，东京博物馆收藏的这座针灸铜人可以断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果专家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它是两座针灸铜人中的哪一个，又是怎样留置到了日本呢？

做出推测

著名医史专家马继兴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公元1126年，金军攻破东京后，第一座针灸铜人被金兵抢走，后来由于战乱不断，16世纪时被辗转流入到朝鲜，几十年后，这座针灸铜人被日本人发现，掠至到了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的医学界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座针灸铜人最初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

16世纪末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将针灸铜人带回了日本。

丰臣秀吉是16世纪末期日本最高的执政者，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两年后，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针灸铜人很可能就在那时被带回了日本。

日本医学界最初一直谨慎的推测着这座针灸铜人的来历，但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已明确推断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日本医学界随后愉快的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就在人们为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感到欣慰时，一些专家在进一步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产生疑惑

专家们首先对这座针灸铜人的外部特征产生了疑惑。

中国古代在对人物进行塑像时，大都加以神化，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人物塑像大多集中于佛像的雕塑上。

到了宋代雕塑艺术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专业雕塑家，他们的艺术品具有高度的写实技巧，创造出的艺术品自然姿态丰满，很少出现肌肉骨骼的雕塑作品。

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为裸体造型，这与针灸图经所绘制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在《针灸图经》当中，针灸铜人上半身裸露，下半身又穿着服饰。那么王惟一在当时设计时为什么不把针灸铜人设计成裸体造型呢？专家推测王惟一在设计铜人时可能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如果把裸体铜人放置在古建筑里有伤礼仪大雅，而且皇帝也会时常观看针灸铜人，让铜人穿着服饰即表示严肃又避免失礼。

最为主要的是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描述有着较大的出入。

《齐东野语》中记载天圣针灸铜人的身上的穴名用的是错经的方法，也就是将穴名刻凿在铜人身上后，再涂上（经字），而东京博物馆的这座铜人身上的穴名则是用涂料书写上去的。

自从宋天圣针灸铜人铸成后，各朝代都铸造了各种各样的针灸铜人的模型，并绘制了图谱，从这些绘制的图谱中我们可以发现，铜人手的造型大多为五指平伸的姿势。

但是日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左手姿势是掌心向后，拇指、中指扣成环型。

它主要表示的是中医里的中指同身寸，然而中指“同身寸”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明代的徐凤提出的。

那么宋代的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怎么会选用几百年后明代的说法呢？很显然日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为什么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特征与《齐东野语》中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一些医史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齐东野语》并不是正式书籍，书中的描述的并不十分准确，至于多出的11个穴位，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他们坚信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流失千年的宋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被正式收存于日本后，或许这一事实让中国医学界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从70年代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仿宋铜人”工程，而所有的这些工程都是建立在“日本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基础上完成的。

光绪铜人

就在人们沉醉于仿宋工程的同时，一座针灸铜人的出现在医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座铜人也叫光绪铜人，光绪铜人又称复制明正统铜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正统铜人

明太医院按照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特征，铸造了一座明正统铜人。这座铜人铸成后一直放置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内。

惨遭洗劫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

清朝御医陈守忠费尽周折，试图从八国联军手中要回明正统铜人，但是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视为奇物，一直不肯交会回。

重铸铜人

清太医院为弥补这一损失，于光绪30年又仿明正统铜人重新铸造了一座铜人，这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铸成后被放置在太医院的铜神殿内。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黄龙祥在对光绪铜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光绪铜人的外部特征与日本的针灸铜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令人疑惑的是光绪铜人的身高为2.13米，如果光绪铜人完全依照明正统铜人铸造，那么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是2.13米，而不是一米六二。两座针灸铜人为什么在身高上相差如此悬殊？

也就是说这两座针灸铜人中至少有一座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身高几何

是多少呢，这也成为解谜的关键所在。

据史书记载宋天圣年间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被放置在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柯、吴元贞两位学者，根据宋代大相国寺仁济殿的建筑高度，以及出土的《针灸图经》石碑测出了针灸铜人的身高。

在中国针灸医学中把人长七尺九寸作为一般人的高度。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就参考了这个高度，那么七尺五寸究竟是多高呢？

宋代所用的度量单位是宋太府尺，一尺等于30.72厘米，那么七尺五寸就相当于230.4厘米。铜人铸成这样的高度，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学医者在试针时很难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试针考试。

而普通百姓也很难在这样的高度了解针灸的有关知识。

西汉的医学史书中也有七尺五寸的记载，那么王惟一会不会用汉代的度量单位呢？

身高结论

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西汉的陵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把西汉的尺子，经考古专家测量它的长度单位是23.5厘米。如果按照汉尺来计算，七尺五寸就相当于176厘米。

显然王惟一用的是汉尺的计算方法来设计针灸铜人的身高。专家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在173至176厘米之间。

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考证，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无论在外形，还是在身高上都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它究竟是谁铸造的呢？

黄龙祥：“日本一个（江户医学馆）一个医官的一个墓碑上面，具体的提到了这个医官，这个医官的名字叫（山崎子次善），他曾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是奉了医学馆这个之命，就曾经做过这个铜人，那么在墓铭志上具体的记录了他这一段经历。而且为了制作这个铜人，医官还写了专门的一个十卷的铜人会考，那么这段史料发现以后，日本学者就提出现在在东京博物馆的针灸铜人就不应该是中国传来的，应该是日本一个自己制作的铜人。”

那么山其崎次善又是在哪一年奉命铸造的这座针灸铜人呢？

黄龙祥：关于这个铸造时间，他们根据这个史料推测，应当是在这个针灸衣冠他任职的期间，也就是1792年到1800年，这一段区间制作。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网站已经将这座铜人的文字说明做了如下修改：18世纪，江户时代。

医史专家在考证光绪铜人时，存在一个很大的疑惑，既然清太医院珍藏的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那么清代医官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原物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复制铜人呢？

黄龙祥发现当时清太医院里藏有一套清康熙年间重制的明代的铜人图，经过对照结果表明光绪铜人与铜人图完全相同，光绪铜人就是清朝的太医官根据太医院珍藏的这幅铜人图制作而成。

考试

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针灸铜人一具放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具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百姓前来参观。“资圣薰风”成为汴京八景之一。

演进

宋天圣铜人

宋天圣铜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铜人，于天圣五年（1027）医官院医官王惟一主持铸造，共两具，一具藏于医官院，一具藏于大相国寺，并且先后藏于元大都（北京）太医院三皇庙、明洪武初之内府。

明代正统八年（1443），宋天圣铜人身上的穴位已经模糊难辨明英宗下令严格依照宋天圣铜人复制一具新铜人，复制成功后，被称为“明正统铜人”。然而就在明正统铜人铸成后，宋天圣铜人却突然间没有了踪迹。

从明正统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拓本中的铜人经脉图可知，宋天圣铜人是一个直立的青年男子形象，体内有五脏六腑和骨骼。

元

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

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来，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

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三皇庙。

明正统铜人

“明正统铜人”，即“明正统仿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简称。该铜人是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考察宋天圣铜人以及后世针灸铜人源流的依据。

（1）外形特征

穴眼为1-1.5cm深，内端为盲端。腹部（正当左“通谷”穴处）有一直径约为2cm圆形，似弹痕。颈部有明显的通贯断裂伤痕，疑为联军入侵北京时所伤。

铜人高175.5 cm，除冠172 cm。头围（经两耳上际）62.5cm；胸围（经两乳头）86cm；底座长73cm，宽48cm，高32.5cm。

（2）穴位特征

腧穴总数：654穴，352个穴名（会阴、涌泉二穴在铜人上无法表示，故缺），经穴间无连接线。双字穴名一般从右至左书写，穴眼两旁各一字；空间不够时，则于穴眼下书写（如极泉、阴都、四满等）。三字穴名，一般右二字，左一字；穴名采用楷体阴刻，穴孔直径约2.5毫米；有少量穴位左右位置不完全对称。

2003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成功仿制了明正统仿宋针灸铜人。

明嘉靖铜人

明嘉靖铜人于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铸成，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

该铜人外形似一名儿童，左手拇指与中指弯曲连成一环，表现古人穴位测量单位——将中指中节内侧横纹头间的距离规定为1寸，又称为“中指同身寸”。

该铜人身上出现了枕外粗隆、脊椎棘突等解剖标志及经络连线。铜人表面由于经年已久，色泽呈暗褐色，但是在铸制时的修补痕迹以及经脉腧穴的刻记，用肉眼还是可以细心分辨出来。穴名错金楷体书写，腧穴无孔，以圆圈表示。腧穴总数665个，穴名358个。

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其从故宫借出并进行了仿制，仿制品现藏于中国针灸博物馆。

清乾隆铜人

乾隆十年（1745），清政府下令奖励大型医学著作《医宗金鉴》编写人员每人一个小铜人。当时编纂的官员及医生共有80人之多。此具铜人系发给参编人员之一 ——福海的奖品。

该铜人系一位身材瘦高、表情慈祥的裸体老妇人。全身刻有经络线和穴位小圆孔，但无穴名。

民国铜人

民国铜人由北京同济堂药铺制作（此药铺系刘汉臣于民国初期开设），1956年赠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由中国针灸博物馆收藏。

此铜人是一位长相俊美的光头裸体儿童，打开胸腹部的盖子，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内的彩绘器官。该铜人设计巧妙，雕工细腻。344个穴名，穴位总数647个，穴点用圆圈表示。

蒙医铜人

该铜人为一位成年裸体男子，人物造型及佩带饰物具有鲜明的蒙族艺术风格，共有穴位538个，各穴位置与排列方法与汉医不同，体现了蒙医针灸的特色。

明代针灸铜人像

明代针灸铜人像从中医角度阐释人体穴位经络，全身遍布几百个密密麻麻的腧穴和经络，并在铜人像上一一标明位置，此件国宝从未展览过。中国古代供针灸教学用的青铜浇铸而成的人体经络腧穴模型。始于北宋天圣年间，明清及现代均有制作，是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

简介

针灸铜人(参考资料一)

北宋针灸铜人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明代针灸铜人是明英宗诏命仿北宋铜人所重新铸造。于正统八年（1443）制成。北宋铜人原件遂被遗弃而下落不明。此外，明嘉靖年间针灸学家高武也曾铸造男、女、儿童形状的针灸铜人各一具。现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具明代铜人，高89厘米，男童形状。清代针灸铜人是乾隆七年（1742），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清代针灸铜人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现代仿铸针灸铜人是南京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于1978年研制的仿宋针灸铜人，现存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是用青铜冶炼浇铸而成，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打开后可见浮雕式脏腑器官，闭合后则全身浑然一体，高172.5厘米，重210千克。1987年河南开封何保仪等人也根据历史文献，铸造针灸铜人一具，以图复原。此外，尚有一些依靠现代科技制作的铜人，并已投放市场。

针灸铜人(参考资料二)

针灸铜人，针灸教学之人体模型。始创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用铜塑造，体表刻有经络和腧穴名称，胸膜腔有脏器，中空。是北宋医家王惟一总结前人经验，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而主持设计制造的。它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考试时在铜人体表涂蜡，体内注入水银，令被试者取穴进针，如果取穴部位准确，则针进而水银出。如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宋代，针灸铜人共铸两具，惜因战乱均已遗失。据说现日本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宋针灸铜人，尚有争议。此后，明、清、民车到1949年后，不断有官方或个人仿制针灸铜人，计百余具。

缘起

针灸铜人

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容易引起误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赵仿宋铜人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局奉御，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后，他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穴位、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进行细致研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宋仁宗看后认为书中论述虽然精辟，但是学习的人执行起来可能还是会有偏差，于是继续下令王惟一制作针灸铜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认知针灸理论。公元1027年，王惟一制成了两个铜人，这两个针灸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基本准确，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至今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至今，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铜人与传统养生

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是我国古代针灸教学的模型，古代的医学生们通过在铜人上面的针刺实践，来初步掌握针灸的操作方法，针刺铜人也是古代针灸操作考试的项目之一。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宋·王惟一天圣针灸铜人，自宋以后针灸铜人广泛运用于医学生针灸教学及民间针灸疗法的学习中。从古至今，针灸疗法广泛运用于祖国医学及传统养生中，准确的穴位定位，对于针灸的应用及疗效十分重要。直到现在，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时常还能看到中医学生们手捧针灸人体模型，孜孜不倦地修习穴位。

针灸铜人堪称是我国医学史上的稀世奇珍，不仅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民间也有不同凡响的作用。中国古代一直保有刺激穴位的疗法“有病治病，无病防身”的传统，对于穴位保健不仅可以用针灸疗法，也可以用其他一些刺激穴位的方法，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八百多年前《扁鹊心书》中记载着：“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虽未得长生，亦可得百余岁矣”。我们的祖辈很早以前就采用刺激穴位的方法来养生。民间常说“拍击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刺激足三里有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双向调节人体机能的作用。古人们通过对特定穴位的刺激，激发经络之气、增进新陈代谢，起到强壮身体的目的。

一尊铜人背后是中国历代医家对于经络穴位的精心研究和传承，古代养生汇集了千年精华，润泽着后辈苍生。

谜踪

明代针灸铜人像

1925年，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在参加日本的医学博览会时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据这位老中医描述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文字说明上写着它是由中国传入的。那么这座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代的针铜人图谱灸铜人呢，由于当时国内战事频繁，老中医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十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座针灸铜人，并对这座针灸铜人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1979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去日本考察针灸医学，他们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据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铜人的体内原先有木制的腑脏，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坏，那么它的这些特征是否和宋代的针灸针灸图经图铜人的特征相同呢？

《齐东野语》书中这样写到：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这段意思是说针灸铜人是由青铜铸造，铜人身体内有腑脏器官。

王惟一在铸造两座针灸铜人之前，曾经编写了《铜人图经》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人体的354个学位，以及穴位的位置，《针灸图经》也是宋天圣铜人的说明书。

一些专家提出，东京博物馆收藏的这座针灸铜人可以断定就是宋天陈存仁和他发现的针灸铜人圣针灸铜人，如果专家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它是两座针灸铜人中的哪一个，又是怎样留置到了日本呢？

与此同时，日本的医学界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座针灸铜人最初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

16世纪末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将针灸铜人带回了日本。

丰臣秀吉是16世纪末期日本最高的执政者，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两年后，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针灸铜人很可能就在那时被带回了日本。

日本医学界最初一直谨慎的推测着这座针灸铜人的来历，但当时的仿宋铜人中国医学界已明确推断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日本医学界随后愉快的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就在人们为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感到欣慰时，一些专家在进一步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专家们首先对这座针灸铜人的外部特征产生了疑惑。

中国古代在对人物进行塑像时，大都加以神化，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人物塑像大多集中于佛像的雕塑上。

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为裸体造型，这与针灸图经所绘制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最为主要的是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描述有着较大的出入。

但是日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左手姿势是掌心向后，拇指、中指扣成环型。

它主要表示的是中医里的中指同身寸，然而中指“同身寸”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明代的徐凤提出的。

那么宋代的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怎么会选用几百年后明代的说法呢？很显然日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为什么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特征与《齐东野语》中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陈存仁就在人们沉醉于仿宋工程的同时，一座针灸铜人的出现在医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座铜人也叫光绪铜人，光绪铜人又称复制明正统铜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正统年间，明太医院按照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特征，铸造了一座明正统铜人。这座铜人铸成后一直放置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内。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

清朝御医陈守忠费尽周折，试图从八国联军手中要回明正统铜人，但是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视为奇物，一直不肯交会回。

清太医院为弥补这一损失，于光绪30年又仿明正统铜人重新铸造了一座铜人，这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铸成后被放置在太医院的铜神殿内。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黄龙祥在对光绪铜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光绪铜人的外部特征与日本的针灸铜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令人疑惑的是光绪铜人的身高为2.13米，如果光绪铜人完全依照明正统铜人铸造，那么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是2.13米，而不是现在的一米六二。两座针灸铜人为什么在身高上相差如此悬殊？

也就是说这两座针灸铜人中至少有一座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究竟是多少呢，这也成为解谜的关键所在。

据史书记载宋天圣年间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被放置在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柯、吴元贞两位学者，根据宋代大相国寺仁济殿的建筑高度，以及出土的《针灸图经》石碑测出了针灸铜人的身高。在中国针灸医学中把人长七尺九寸作为一般人的高度。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就参考了这个高度，那么七尺五寸究竟是多高呢？

宋代所用的度量单位是宋太府尺，一尺等于现在的30.72厘米，那么七尺五寸就相当于230.4厘米。铜人铸成这样的高度，显然是不合实际的。

学医者在试针时很难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试针考试。

而普通百姓也很难在这样的高度了解针灸的有关知识。

西汉的医学史书中也有七尺五寸的记载，那么王惟一会不会用汉代的度量单位呢？

日本铜人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西汉的陵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把西汉的尺子，经考古专家测量它的长度单位是23.5厘米。如果按照汉尺来计算，七尺五寸就相当于现在的176厘米。

显然王惟一用的是汉尺的计算方法来设计针灸铜人的身高。专家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在173至176厘米之间。

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考证，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无论在外形，还是在身高上都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它究竟是谁铸造的呢？

那么山其崎次善又是在哪一年奉命铸造的这座针灸铜人呢？

黄龙祥：关于这个铸造时间，他们根据这个史料推测，应当是在这个针灸衣冠他任职的期间，也就是1792年到1800年，这一段区间制作。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网站已经将这座铜人的文字说明做了如下修改：18世纪，江户时代。

亮相世博

明代针灸铜人像代表楚文化的中华瑰宝亮相世博-透析四大楚文化瑰宝图片，曾侯乙建鼓底座、针灸穴位铜人、饕餮纹铜鼓、太阳神石刻，这四件楚文化的瑰宝将亮相世博会。曾侯乙建鼓底座、针灸铜人将在中国馆展出；饕餮纹铜鼓、太阳神石刻将在“城市足迹馆”展示。据省博市场部主任马业平介绍，中国馆从全国挑选了8件国宝来展览，湖北就占了两件。

中国馆是从“四大发明”和科技水平历程这个主轴来挑选展品的。

曾侯乙建鼓底座是青铜冶炼巅峰之作，由八对大龙和数十条纠结缠绕的小龙构成，龙身互相缠绕镂空并镶嵌绿松石，工艺至今无法复原，没有复制品。

明代针灸铜人像从中医角度阐释人体穴位经络，全身遍布几百个密密麻麻的腧穴和经络，并在铜人像上一一标明位置，此件国宝从未展览过。

此外太阳神石刻是目前在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崇拜图像，距今七千年；饕餮纹铜鼓是目前仅见的两面商代铜鼓之一，另一件在日本。

又讯记者获悉，从5月1日到11月20日，曾侯乙编钟展览性演出将在“城市足迹馆”序厅展示，每天从上午9时到晚上10时，每小时滚动演出5分钟，交替演奏世博会主题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和《楚商》、《竹枝词》、《朝乐》等20多首古曲。

1984年，省博根据曾侯乙编钟制成了一套仿古新编钟通过国家验收，此次赴沪演出的就是这一套。目前曾侯乙编钟已在“城市足迹馆”安装完毕。演职人员首批10人含1人领队9名演奏员，4月25日启程赴上海。

非洲起源说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包括有有人科的起源和智人的起源。从考古成果来看，对于人科的共同祖先约7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

DNA研究

基于现今现代人线粒体、Y染色体和基因组基因（Brown，1980；Cann et al.，1987；Stringer and Andrews，1988；Stringer，1992；Templeton，2002）、化石（Bräuer，2008；Fleagle and Gilbert，2008）、现代人结构学（Hanihara，2008；von Cramon-Taubadel and Lycett，2008；Betti et al.，2009，2012），甚至语言学（Atkinson，2011）的研究均表明现代人起源于非洲。Cann et al.（1987）对来自非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新几内亚5个地区147个个体的mtDNA进行限制性片段长度分析，确立了134个单倍型，构建了最大简约树。该简约树有两大分支，其中一支无一例外由非洲单倍型组成，约占1/3的非洲单倍型，另一支由非非洲单倍型和剩下的2/3非洲单倍型组成，这说明第一次分歧发生在非洲人和非非洲人之间。据此提出所有现代人都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的后代，而这一支系之外的所有古人群都在进化中走向灭绝。这一被称为“出自非洲说”或“替代说”的理论很快得到更多遗传学研究的支持，古人类学界中很多学者加入新假说的理论阵营，使其很快风行起来。从1998年开始，一些遗传学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论文，支持“出自非洲说”（Chu et al.，1998；Su et al.，1999；柯越海等，2000，2001；Ke et al.，2001）。英国剑桥大学和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研究者基于基因的研究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土著人起源于非洲，走出非洲的时间在7~5万年前。

基因线索

对于现代人的起源，国际学术界有很多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包括“非洲起源说”及“多地区起源”。非洲起源说认为，非洲以外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来自于5万年前的非洲。多地区起源论则认为现今世界各地人类与原先分布于亚、非、欧三大洲的早期智人乃至更早的直立人有连续演化的关系，在中国人类化石中较其他地区古人群出现频率更高的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是支持该地区人类连续演化的重要证据。而非洲起源说的理论障碍包括有“如何解释澳大利亚土著的起源”，因为在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一些头骨化石和残留工具，与那些生活在南亚沿海地带的非洲早期移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澳大利亚四面环水，孤立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之中，与其它地区相隔离。土著居民体质特点更是别具一格：宽鼻子、厚嘴唇、深色眼睛、棕色皮肤及波浪形头发。支持非洲起源说的人类学家们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的头发呈波浪形，这与非洲黑人非常相似，应属非洲人种。一些学者则认为，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一样，有着发达的体毛和狭窄的鼻子，其体征接近欧洲人，因此他们可能来自欧洲。有学者将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头骨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头骨相比较，发现两者大同小异，据此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是由早期的亚洲现代人发展而来。还有的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是由早期的移民者与当地的直立人杂交繁殖所产生。

剑桥大学和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来自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线粒体DNA（母系）和Y染色体DNA（父系）基因信息，推定了一个DNA的平均变化率后，通过计算DNA样本的变化，追溯出人类起源的分歧时间，并计算出人类祖先迁徙至世界各地的时间节点。研究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土著共具有四个DNA聚类枝，而这四个DNA聚类枝的祖先均为距今7万至5万年前的非洲现代人。最新的研究还显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遗传基因中，没有来自直立人的遗传基因特征，这表明，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并没有与直立人杂交繁殖，他们与其他欧亚大陆上的人有着共同的祖先。

科学家推测，约5万年前，非洲现代人首先迁徙至欧亚大陆。由于处于冰期海平面较低，当时的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海峡之间比较狭窄，直到8000年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陆桥才被海洋淹没。早期的定居者可能是穿越了澳大利亚和邻近的新几内亚岛大陆桥，到达澳大利亚定居下来。领导该项研究的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福斯特博士表示，科学家早就猜测澳大利亚土著人与新几内亚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但由于化石记录的结果差异太大而难于证明。这次研究的结果首次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基因联系，证实他们均源自非洲。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推翻了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

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家直接从化石中提取DNA成为可能，又得益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出现（Church，2006；Mardis，2008），使得科学家能够获得准确的古DNA信息。近几年来，古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Green et al.，2010；Reich et al.，2010；Fu et al.，2014；2015；2016；Prüfer et al.，2014）。古人类与现代人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现代人基因中有部分比例的古人类基因，这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所证实。Green et al.（2010）首次获得了尼安德特人全基因组数据，并证实欧亚当代人的基因组成里包含有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现代人基因中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片段大小显示混种发生的时间在约50000年前（Wall et al.，2013；Sankararaman et al.，2012；2014；Vernot&Akey，2014）；Reich et al.（2010）研究发现，往东迁徙的一部分现代人与丹尼索瓦人有基因交流，在美拉尼西亚人基因中可找到证据；Fu et al.（2015）发现3.7~4.2万年前的罗马尼亚Oase 1基因组与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具有6%–9%的相似度，推测出4到6代之前，其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有过基因交流；Kuhlwilm et al.（2016）研究发现，现代人的祖先早在在10万年前就与尼安德特人有过基因交流。这些研究结果部分推翻了非洲起源说，至少现代人在向非洲以外扩散时，并没有完全替代当时已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古人类，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

现代人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两种理论：一种是“单一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某一地区的早期智人“侵入”世界各地而形成的，这个地区过去被认为是亚洲西部，近年来则变为非洲南部；另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亚、非、欧各洲的现代人，都是当地的早期智人甚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1967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艾伦·威尔逊和萨里奇共同提出了分子钟的假设，用免疫测量法确定各种灵长类血液白蛋白的不同分量，从而推算出各种灵长类系统分离的时间，其结果推断人属与黑猩猩属分离的时间在距今500万年前（当时根据化石证据得出的年代距今1400万年以上）。1987年三位美国遗传学者根据对黑种、白种、黄种等人群的线粒体DNA变异的研究，提出所有人类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祖先（Cann et al.，1987）。她在大约20万年前出现于非洲，她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亚洲和欧洲，完全地取代那里的原住民。后来许多学者利用其他遗传位点进行研究也主张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只是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共同祖先生活的年代和其后代走出非洲的年代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共同祖先的年代短的有5万多年，长的达到300万年。这种关于晚期智人起源的假说，被称为“近期出自非洲说”或“夏娃说”。这个假说的主要依据对现代人基因的研究，从1998年开始，一些遗传学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论文，支持“出自非洲说”（Chu et al.，1998；Su et al.，1999；柯越海等，2000，2001；Ke et al.，2001）；他们质疑古人类学家基于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材料提出的中国人类本土连续演化的证据，认为在距今10~5万年间这里没有人类生存。但是这一学说也一直接受着各方面的挑战，高星等（2010）对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在中国境内的许多考古发现（秦岭诸遗址、北窑、大地湾、徐家城、乌兰木伦、织机洞、井水湾、黄龙洞等遗址），推翻了5~10万年前东亚没有人类生存这一观点。近年来基于古DNA信息的研究发现，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基因交流，证明现代人走出非洲时并非完全替代了当时生活在亚欧大陆的其它古人类，部分推翻了此前认为的“出自非洲说”。

化石证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洲起源说”缺乏至关重要的化石证据。科学家没能在非洲智人起源的关键阶段———距今30万年前至10万年前找到较为完整且生存年代明确的智人化石。直到1997年赫图化石出土，才打破了这一局面；而奥莫人化石年代的确定，也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新证据。另外还有边界洞、克拉济斯的化石也常常被赞同“非洲起源说”的古人类学者引用作为支持此说的主要化石证据，但是奥摩、边界洞、克拉济斯的年代颇有争议，赫图、奥摩、克拉济斯的化石具有比较古老的特征，但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质。

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奥莫河附近出土的一块被称为“奥莫1”的化石，包含了部分头骨和身体骨骼化石；从河对岸出土的“奥莫2”化石，则是一块更大的头骨，但是没有找到骨骼化石。遗憾的是，根据找到的化石，考古学家无法拼出一张完整的头部。在两块化石出土以后，曾在考古界引起不小的学术争论。一些专家坚持认为，两块化石并非来自同一时期，因为“奥莫1”显然比“奥莫2”更“现代”。但科学家们最终确定，这些骨骼化石的代表的个体生活在距今19．5万年前，正负误差5000年，因此“奥莫1”和“奥莫2”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古老的现代人化石”。至于“奥莫2”显得更久远，则是因为骨骼来自不同但是有重叠部分的族群。

学术争议

1983年，科学家们根据线粒体DNA（mtDNA）系统发育树构建了首个现代人起源的分子模型，认为现代人起源于亚洲，但1987年非洲起源说的提出取代了这一亚洲起源说。非洲起源说所依赖的无限多位点假说以及分子钟假说后来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且不切实际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分子进化模式，即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人类起源模型。这一模型与多地区起源说基本吻合，重新把现代人类起源地定位在了东亚。

分子考古学：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

原文：分子考古学：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

分子考古学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人骨DNA的分析，考古学从传统的“透物见人”的叙事方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直接叙述，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人类历史的理解。

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标志着现代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技术进步，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广义上，分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所有古代分子，如古DNA、古RNA、古蛋白质、古脂肪酸以及非生命物质中的化学分子;狭义上，通常指的是古DNA。分子考古学正是从古DNA的研究兴起的。

分子考古学的兴起与技术发展

在狭义层面上，分子考古学的早期历史就是古DNA方法应用于考古学的历史[1]。因此，谈到分子考古学的研究历程，必须回顾古基因组学在考古学中应用的历史。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DNA提取和测序技术的革新，古DNA从最初的单一基因位点分析，发展到如今能够全面解读古代基因组的能力，这一过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研究深度，也让我们对古代社会、文化、基因流动和人类演化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

兴起：基因组学与考古学的结合

基因组学是研究所有生物体基因的学科，基因组包含一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遗传信息。人类基因组中约有20 000个基因，全球范围内，这些基因的结构几乎是相同的。然而，尽管基因组几乎一致，我们的基因中仍然有数百万个变异，这些变异的积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祖先差异。因此，基因组学与考古学结合，通过分析古代DNA，揭示了人类的演化、迁徙、族群形成及社会组织等复杂的历史过程[3]。

早期阶段：线粒体DNA的先驱作用

线粒体DNA是最早被运用在古代遗传学中的重要分子之一。线粒体存在于每个细胞中，携带独立的遗传信息。与核DNA不同，线粒体DNA通过母系遗传，仅由母亲传递给子女，这一特性使得它在追溯母系血统和研究人类迁徙历史时具有独特的优势[4]。线粒体DNA数量庞大，它在古代DNA提取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稳定性，成为从化石或古代遗骸中获取遗传信息的首选目标。早期的线粒体DNA分析以尼安德特人遗骸中的线粒体DNA提取为标志。1997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成功提取出线粒体DNA，这一技术突破不仅为古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也引发了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基因交流的深刻讨论。尽管最初的分析未能找到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与现代人群的直接联系，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多的尼安德特人和早期人类的全基因组序列被解码，证明了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之间确实存在基因混合现象。

此外，线粒体DNA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人类迁徙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不同地区古代人类线粒体DNA的比较，研究者能够追溯早期人类的迁徙路径，例如人类从非洲向其他大陆的扩散，或者亚洲变异种群在美洲的传播。这些发现不仅支持了早期关于人类大迁徙的理论，也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当前阶段：从线粒体DNA到全基因组研究

尽管线粒体DNA在早期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的单倍体特性使得它在揭示人口流动和演化过程中的局限性逐渐显现。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引入，研究者可以获得来自整个基因组的数据，而不再局限于单一基因位点。全基因组测序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在更大的遗传背景下理解人类的演化历史和迁徙模式。与单一的线粒体DNA序列不同，人类基因组包含大约30亿个碱基对，这些遗传物质来自父母双方，且在基因传递过程中会经历重组，使得每个基因组都包含了多条祖先的遗传信息。这一特性使得全基因组研究能够提供更加细致和复杂的祖先关系重建信息。例如，通过比较不同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研究者能够追溯数千年的家族历史，揭示基因流动、混血事件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

全基因组研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原本基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学，逐渐转向了基因层面的社会历史解读。通过这些基因组数据，考古学家可以更加精确地揭示古代社会的结构变化、族群的互动以及文化的传承与融合。

未来：古DNA技术更精准

随着下一代测序技术(NGS，也称第二代测序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古DNA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难题。现代测序平台能够快速、高效地解码数百万个遗传标记，并通过复杂的计算方法去除污染，从而在古代遗骸中获得更为准确的基因组数据[5]。此外，随着更多古代DNA样本的获取，全球范围内的古基因组分析也正在迅速推进。这一技术进步不仅使我们能够解码更多历史时期的遗传信息，也为解决更为复杂的考古问题提供了可能。例如，分子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古代基因组，研究古代人类的社会结构、族群间的交往及其文化变迁。基因组学的引入使得考古学研究更加全面和立体，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遗物的发掘和解读，而是更加注重与人类社会历史和生物学发展的深度关联[6]。

广义视角下的分子考古学技术

在广义视角下，分子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古DNA的领域，涵盖了古蛋白质、古脂肪酸以及各种化学分子物质的分析，分子考古学由此进入新的篇章。这些研究的扩展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多个分子层次理解古代人类的生理、文化和环境等。

古蛋白质(古蛋白质组学)

古蛋白质组学是分子考古学的一项前沿技术，主要通过分析从古代遗骸中提取的蛋白质来揭示古人类的生理、健康状态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古DNA相比，蛋白质在古代遗骸中的保存时间较长，尤其在极端条件下(如极地或干旱环境中)可能比DNA保存得更为完好[1]。通过分析古代骨骼、牙齿、皮肤和毛发等遗骸中的蛋白质，我们可以推测古人类的食物来源、疾病史甚至遗传变异等。例如，古蛋白质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古代人群是否有某些遗传性疾病的迹象，或者了解他们是否与现代人群共享某些重要的生理特征。

古脂肪酸(古脂肪组学)

古脂肪酸分析提供了了解古代饮食和环境的另一扇窗。脂肪酸是生物体内脂肪的基本组成成分，尤其在保存不良的环境下，它们比DNA和蛋白质更稳定，因此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科学家通过从古代陶器、骨骼和牙齿中提取脂肪酸分子，研究古代人类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比如，脂肪酸的分析可以揭示古代社会是否有海洋资源的利用，或者是否以某种特定的植物为主食。此外，古脂肪酸还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对脂肪酸的分析，研究人员可以追溯古代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例如，通过对冰川时期遗址中的脂肪酸的分析，科学家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古代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自然资源。

环境DNA

环境DNA是指遗留在自然环境(如水体、土壤和空气)中的生物分子，它不仅来源于动植物，也包括微生物。环境DNA技术的突破使得分子考古学能够不依赖于有形遗骸，而是通过分析遗存的环境DNA，揭示古代生态系统、物种分布以及古人类活动的踪迹。通过分析湖泊、河流等水域中提取的古环境DNA，科学家能够重建古代气候变迁的历史，甚至对古代物种进行追溯，提供对古代栖息地变化和生态演化的详细洞察。

分子考古学的重要应用

分子考古学以其跨学科的独特视角，成为揭示人类历史和文化演化的强大工具。在时间的长河中，基因的微观信息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交织，重塑了我们对人类起源、社会结构、文化传播以及环境适应的认知。

人类起源与人类演化

分子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就是揭示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7]。通过对古DNA的分析，科学家能够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种群的迁徙路径。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测古代人类如何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此外，古DNA技术还揭示了“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些已经灭绝的早期人类物种对现代人类基因池的贡献，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理解。

文化发展与传播

分子考古学通过古DNA的分析揭示了文化、技术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技术、文化和生物学是如何通过人群迁移、混合或思想交流得以传播的。通过古代DNA的研究，我们能够探究这些文化现象是由种群替代、种群混合，还是技术传播所导致。例如，笔者课题组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研究表明，汉代戍边屯田人群在与当地游牧文化互动中，形成了适应性强的多样化农业模式。基因组分析显示，这里的中原农业人群(汉朝屯田戍卒)与阿尔泰游牧人群共享墓地，表明他们在文化认同上有深层次的交融[8]。又如，笔者课题组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分析揭示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9]，证明了张骞“凿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这些研究展示了技术和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以及人类迁徙如何塑造区域历史。

敦煌佛爷庙湾遗址的位置，结合汉式器物特征的出土情况，体现了遗址文化的显著汉文化影响[9] (a)佛爷庙湾遗址的位置；(b)-(c)铜镜；(d)陶器组合。

生业模式与环境适应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者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笔者课题组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发展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畜利用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更被用作畜力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能力[8]。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如何通过农业和畜牧业实现生存与繁衍的细节。

社会结构与体质特征

分子考古学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10]。通过对古代人类DNA的分析，研究人员可以推测古代社会中的家族和群体关系，揭示古代社会的社会等级等信息。此外，古DNA也能揭示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如是否存在与现代人类不同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可能与古代的环境适应、疾病抗性等有关。

古病学与疾病研究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应用也十分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信息，研究者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11]。笔者课题组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据[9,12]，揭示了与人群迁徙相关的疾病传播模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这些发现不仅扩展了我们对古代人类社会健康状况的理解，还帮助解答了人类如何应对疫情和环境挑战。

分子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尽管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地区间、学科间对话的加强，分子考古学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依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难题，还包括学科交叉、融合以及认识论层面等。

技术挑战与跨学科合作

分子考古学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古代基因组的分析，能够为历史时期和史前时代的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以及社会结构等提供直接的证据。然而，重建人类迁徙路线及其社会后果并非易事，它涉及的不仅是基因组数据的收集与解析，还需要将这些数据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其他领域的数据有机结合。因此，如何开发更加严格和高效的跨学科模型，并在计算技术上实现突破，是当前面临的首要挑战。

例如，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和文物分析可以揭示出古代人群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但这些信息往往局限于物质文化的层面，无法直接触及人群的生物学特征。古代基因组数据的引入，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它不仅能帮助我们追溯人类迁徙路线，还能揭示古代人群的基因分化、融合和演变过程。然而，单独依靠基因数据并不能全面回答历史中的复杂问题。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利用古代基因组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综合力量，建立全新的多维度模型。

学科之间的界限与融合

尽管分子考古学逐渐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但它在学科定位上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古代基因组学不应被视为孤立于考古学、历史学或人类学之外的独立领域，而应当被视为历史重建工具箱中的一项关键工具。当前，学科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虽然已有所加强，但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研究框架中实现真正的学科融合，仍是未来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例如，在古代基因组数据分析过程中，考古学家常常遇到基因数据和物质文化数据之间不一致性的情况，这就需要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为了能够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未来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不仅要注重技术的突破，更要注重培养跨学科的人才，并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未来的研究生课程应当超越传统的学科界限，更多关注如何利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决具体的考古学问题。

地域与认识论的偏差

当前，分子考古学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地域偏差。尽管来自欧洲的古代基因组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但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等地区的基因组研究相对匮乏。同时，分子考古学还面临着认识论的挑战。如何在考古学和遗传学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既尊重考古学的历史背景，又能够在遗传学的视角下进行准确的分析，是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并通过实际项目的合作，不断调整和完善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结语

分子考古学不仅为考古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方法，还推动了人类历史研究的深刻变革。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展望未来，通过跨学科合作、技术创新、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多元化的学科，为我们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历史画卷。在这个过程中，学科之间的“混血”将成为我们理解过去的最佳途径，而这一过程本身，或许正是重建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文少卿：副教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上海200433。

Wen Shaoqi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参考文献

[1]文少卿, 于建军, 魏偏偏，等. 新疆阿勒泰地区依希根墓地出土马骨的分子考古研究. 西域研究, 2022，1: 55-65+170-171.
[2]Racimo F, Sikora M, Linden M V, et al. Beyond broad strokes: Sociocultural 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ancient genome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2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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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Xiong J X, Tao Y C, Ben M X, et al. Uniparental Genetic Analyses Reveal Multi-Ethnic Background of Dunhuang Foyemiaowan Population (220-907CE) with Typical Han Chines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22,10 [2022–06–27].
[10]Vai S, Amorim C E G, Lari M, et al. Kinship determination in archeological contexts through DNA analysis [J/OL].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20, 8 [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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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Xiong J X, Du P X, Chen G K, et al. Sex-Biased Population Admixture Mediated Subsistence Strategy Transition of Heishuiguo People in Han Dynasty Hexi Corridor.Frontiers in Genetics, 2022, 13 [2022–03–10].

古DNA与分子考古研究

原文：古DNA与分子考古研究

2022年10月，著名人类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aabo)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以表彰他在已灭绝古人类和人类进化研究中的杰出贡献，成为古代DNA研究领域首位诺贝尔奖得主。什么是古DNA，古DNA在考古研究中又有哪些应用呢？本文将简要介绍古DNA研究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古DNA是指残存在古代生物遗骸（如化石、亚化石、博物馆收藏标本、考古学与法医学标本等）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分子考古研究就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开展古代人类和动植物DNA的提取、扩增和测序研究，从分子遗传学角度探讨人类起源与迁徙、农业起源、家养动物驯化等考古学重大问题。

古DNA具有含量极低、高度降解、广泛损伤的特点，导致古DNA的研究极为困难。人们一度认为有机体死亡后DNA会很快降解消失殆尽。直到198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iguchi等成功地从博物馆保存的已灭绝斑驴（Quagga）中提取出DNA，人们才看到一丝曙光。帕博随后陆续开展了古埃及木乃伊研究、尼安德特人研究，逐渐打开了古DNA研究的大门。1986年PCR技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式反应)的出现，引发了古DNA研究的第一次革命。PCR技术能够灵敏、高效、特异性扩增上百万的目的DNA片段，快速获得大量的DNA进行测序，极大推动了古DNA研究的发展。但是，由于第一代测序通量低、读长短，仅能提供有限的遗传信息，所揭示的考古问题不全面。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高通量、低成本的第二代测序技术逐渐成熟，DNA捕获技术广泛应用，古DNA研究全面进入到古基因组时代，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家养动物起源与驯化、古代疾病演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一、人类起源研究

人类起源研究是考古学研究重大课题之一。作为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早期的线粒体片段的研究到高质量基因组的发布，尼安德特人的古DNA研究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辛历程。1997年Krings等首次从尼安德特人化石中成功提取出线粒体片段，研究结果显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尼安德特人对现代人类没有任何基因贡献。后续对北高加索、克罗地亚、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地的尼安德特人的古DNA研究，都显示在线粒体层面上，尼安德特人与人类没有基因联系。但是线粒体DNA携带的信息过少，全面否定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基因交流为时过早。2006年，美国454公司开发了具有高通量的焦磷酸测序技术，使得核基因组测序成为可能。同年，Green等利用焦磷酸测序技术成功地获得了尼安德特人100万个DNA碱基对。2010年，Green等公布了尼安德特人核基因组草图，研究结果显示现代人中有约1%—4%的DNA来自尼安德特人。这一结果表明，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在踏上欧亚大陆时曾与尼安德特人进行过基因交流。

除了尼安德特人的研究以外，古基因组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新的、以往不为人知的灭绝古人类：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2008年在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中出土了一个未知人类的指骨，线粒体研究显示，这是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完全不同的古人类。2012年，Meyer等公布了一个高达30X的高质量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显示丹尼索瓦人与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群的遗传关系较近。

2019年，我国科学家利用古蛋白组学方法确定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古人类属于丹尼索瓦人，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广泛的地理分布范围，为探索丹尼索瓦人的进化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近年来的研究还显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之间进行过基因交流。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古基因组研究将揭开人类起源的神秘面纱。

二、农业起源研究

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是农业革命，农业、牧业逐渐成为了人类主要的经济支柱。

在10000年前，居住在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古人就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等农作物。2016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地对距今6000年前以色列Yaram洞穴出土的大麦进行了古DNA研究，这是迄今重建的最古老的植物基因组。六倍体普通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小麦驯化向西扩散到欧洲，向东扩散到东亚。然而，小麦进入中国的传播途径仍不清楚。

2019年，武喜艳等成功获得距今3800年的小麦全基因组序列，证明了古代小麦与中国西南地区现存的普通小麦地方品种的密切关系，提出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研究中国种植的现存小麦地方品种的栽培起源、扩散和遗传改良提供了重要信息。

三、家养动物起源与驯化

家养动物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资源以及奶、毛皮、蛋等副产品，同时作为生产、骑乘、运输的工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能力，导致社会经济形态复杂化并逐渐由采集、渔猎向定居、农耕转变。迄今为止，考古学研究积累和古DNA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对家养动物驯化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家马(Equus caballus)曾是推动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考古学研究认为，家马可能来自多个驯化起源地种群。近年来古基因组研究显示，现代家马的驯化起源可能比之前人们所猜测的更加复杂。

来自乌克兰大草原的古代波太（Botai）马被认为是最早被驯化的家马。然而，2018年Gaunitz等的研究显示，波太野马被驯化后并没有延续下来，现代的所有家马起源于一个未知的野生祖先，被命名为DOM2。最近的研究显示，DOM2祖先生活在欧亚大陆西部草原，尤其是伏尔加河下游，但不在安纳托利亚，在公元前四千年末和三千年初。

中国家马起源与驯化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科学问题。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龙山时期，考古遗址中就开始有零星的马骨发现，但该时期马在中国是否被驯化在学术上一直存在争议。蔡大伟研究团队对中国北方龙山至青铜时代（距今3500年以来）三个考古遗址（黑龙江洪河遗址、陕西木柱柱梁遗址以及宁夏沙塘北塬遗址）出土的26例古代马进行了全基因组分析，在国际上首次成功获得了已灭绝马属动物E.(Sussemionus) ovodovi（奥氏马）的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测序深度13.4X），重建了马属动物的演化历史，发现奥氏马属于马属动物除马、斑马和驴三个亚属之外的第四个亚属，并且在中国青铜时代依然存在，更新了我们关于中国早期野马的认识，为中国家马的起源与驯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中国古代人群研究

近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古代人群的起源、形成与演化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支撑。

付巧妹研究团队成功获取了我国南北方11个遗址26个9500—3000年前个体的古基因组，揭示在距今9500年前中国南北方人群就已经分化了；在距今8000年前，南北人群开始融合交流；至4800年前，南北融合的趋势逐渐加强，并延续至今。该研究首次揭示了中国南北方人群遗传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于探索中国古代人群起源与迁徙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崔银秋研究团队对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及黑龙江流域19个考古遗址年代距今7500—1700年的55个个体进行了古基因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至少从距今7500年以来，中原地区人群在整体的遗传结构上保持连续性，最晚自仰韶时期（距今约7000—5500年）开始，受到中国南方人群的持续性遗传贡献，最终形成现在的汉族人群。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作为联通欧亚的主要桥梁，一直是欧亚大陆东西文化、贸易、技术、人群交流的重要通道。揭示新疆地区古代人群的源流及迁徙，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一环。付巧妹团队对新疆阿勒泰、塔城、伊犁、昌吉、巴音郭楞、喀什、和田等地区的39个遗址出土的201例个体进行了古基因组分析，研究显示青铜时代新疆西北部早期人群中不同程度上混合了周边的人群，随着时间推移，古东亚人群的成分不断增加，来源不同的人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历经几千年岁月的洗礼，至今仍能在现代新疆人群中看到类似的遗传成分。

近年来，随着古DNA提取技术和测序技术的发展，古DNA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动植物的遗骸上，通过古微生物DNA信息追溯古代疫病流行，通过土壤提取古代人类DNA，通过口腔牙结石微生物揭示人体健康和饮食习惯已经成为分子考古新的研究方向。

我国拥有五千年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古代文明最丰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拥有最为丰富的古代人类动植物遗传资源，这些生物资源中所蕴含的全基因组信息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化及中华文明的探根溯源提供重要线索和佐证。未来，我们要持续加强古基因组研究，加快构建中国古代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库，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九大镇国之宝

《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

何物能“镇国”？这一点官方没有说法。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表示，北京故宫馆藏珍品众多，如果把中国各大博物馆馆藏文物拿出来PK，按照文物门类每种选出十大国宝，再从中挑出一件作为“镇国之宝”，难度很高，争议也必定很大。

基本内容

一、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

二、青铜器：西周利簋。

三、石刻壁画：秦石鼓文

四、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

五、书法：《平复帖》

六、绘画：《五牛图》

七、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

八、陶瓷：定窑孩儿枕

九、玉器：渎山大玉海

详细介绍

太阳神鸟金饰：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太阳神鸟金饰又随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象征着中华民族如神鸟一样，实现了千年飞天梦。

太阳神鸟图案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阳光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成为人们最早崇拜的神；中华先民把太阳和在天空中飞翔的神鸟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神鸟在驮着太阳飞行。太阳神鸟是古蜀人早期部落的图腾，“神鸟绕日”表达了中华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西周利簋：武王伐纣亲历记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一件不大的铜器，以它不多的文字，为破解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作出贡献，足见其弥足珍贵。利簋无疑是一件国宝重器！

秦石鼓文：大秦帝国的“东方红”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现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前不久，高明先生又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根据石鼓文字形体、刻制工具与秦君称谓这三方面的证据认为石鼓文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称公又称嗣王的，比较符合石鼓文的内容，文字特征与刻制工具也属于这一时期。唐兰先生曾指出诅楚文和始皇刻石皆晚出，认为石鼓应在前四世纪（献公时）。Gilbert L Mattos （马几道）在研究秦石鼓时也认为刻石的风气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石鼓应该是前五世纪的作品。这种见解与高明的看法结合，可以为石鼓文产生于战国晚期的说法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

西汉《孙子兵法》竹简：为孙武、孙膑正名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因此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在作战中经常阅读；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战略专家根据《孙子兵法》，提出改善美苏关系的“孙子核战略”；其后更出版孙子的语录供军人阅读。《孙子兵法》还成为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家进行商战的必读之书。

《平复帖》：见证汉字流变

现存的《平复帖》是孤本，没有其他作品可供比对，所以无法判定其究竟是不是出自陆机之手，但这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从武周时期王方庆临摹先人王羲之、王献之等而成的《万岁通天帖》看，东晋时楷书已经成形，再证以西晋写经，可以肯定有隶书特点的章草《平复帖》是西晋真迹，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同时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陆机《平复帖》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其上盖有历代名家的藏书章，帮后人层层把关。所以在书法国宝中，《平复帖》是堪称“镇国之宝”的。

五牛图：重金购回的神妙绝品

韩滉《五牛图》卷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堪称“镇国之宝”。《五牛图》画在一张窄而长的桑皮纸上，五牛姿态各异、身形逼肖，全图除了一丛荆棘之外，不设任何背景，着重突出牛的既倔强又温顺的性格。韩用粗壮雄健而富于变化的线描，表现牛的骨骼和筋骨，以赭、黄、青、白等色彩表现五牛毛色的不同，且根据牛体的凹凸施以不同颜色，具有立体感。“点睛”是牵动全局的关键，画家将牛眼适当夸大，着意刻画，使五牛瞳眸炯炯有神，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所以元代大画家赵孟頫题道：“五牛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也。”韩由于画艺高超，又对牛的生活习性熟悉，才能留下如此神妙绝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 - VET.周培公(https://pg.j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