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

前言

孔子
老子

远古时期

第一单元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生活

第二组古老的石器工具人

石砧，工作台，圆润无棱、厚度适中的砾(lì)石
石锤，细长平滑的砾石。使用痕迹集中在左侧，说明习惯右手。
石核
石器工具

第二单元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及文化

第三单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与生活

第三组制陶

制陶
捏塑
模制
泥片贴塑
泥条盘筑
慢轮修整
快轮制陶技术
仰韶彩陶盆
黑陶罐
龙山文化
渗碳工艺
陶拍
袋足陶模
陶斝
陶釜、陶支脚
陶釜、陶灶
陶甑
白陶鬶
陶鬲
小口尖底陶瓶
涡纹四系彩陶罐

鹰形陶鼎

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
1957年，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意外发现了一件通体呈灰黑色的陶器。
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
子母口

舞蹈纹彩陶盆

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陶器。
上孙家寨墓地是新石器时代墓地，位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
考古研究表明，马家窑文化继承仰韶彩陶传统，通过黑彩单色平涂技法创新，形成细密流畅的几何纹饰风格。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
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
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
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
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
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
李建安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李建安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
因人事调整，李建安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接待了李建安，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
继而收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

第四单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

第一组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发展

蚌塑龙虎墓
十九节玉琮
玉鸟
牙雕凤鸟匕形器
陶钟
彩陶鼓

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
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器身施黑彩，器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头像部分就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
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往往是天和地、神与人的中介，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

人面鱼纹彩陶盆

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但由于窑不够密封所以在橙红的底色上只呈现出黑、红颜色。
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船形彩陶壶

195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
兼具汲水、储水实用功能与艺术表现，是仰韶时期捕鱼技术进步的重要实证。
由仰韶文化典型小口尖底瓶横向演变而来，通过将尖底瓶纵向形态改为横向舟形，重组口、耳位置形成新器型。

镂雕旋纹象牙梳

1959年出土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
迄今原始社会保存最完好的梳形器物。

玉龙

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
玉龙是一件圆雕作品，玉龙以切、磨碾、轧为主要工艺，要求形状准确，形象生动。
涵盖了玉器圆雕工艺切、磨、碾、轧、打孔、勾线等方法和工序，有着圆雕技艺的基本技术表现。
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造型独特，工艺精湛。
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
吻部较长，鼻并上翘起棱，端面截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是研究中国龙起源的重要资料。

夏商西周时期

第一单元　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第三组西周的封邦建国

西周利青铜簋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镇。
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作器者名“利”，他随周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
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
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

司母戊鼎

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
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商子龙鼎

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

西周大盂鼎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将字大的鼎叫做“大盂鼎”，字小的鼎叫做“小盂鼎”。根据清代人的记述，小盂鼎在形体上反而要大于盂鼎。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xiè）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
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潘家护鼎和献鼎的感人事迹，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颂。
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地为潘达于庆寿，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团圆，与潘达于团聚，一时传为美谈。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为时任眉县县令的徐燮(xiè)所得，徐燮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这日，官军拿下了常州城，刘铭传就住进了护王府内。时至午夜，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万籁俱寂当中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声音不大但极有穿透力。
铭文共八行一百一十一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前816）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

商四羊青铜方尊

1938年，湖南长沙宁乡出土，辗转交予湖南省银行保管。
1952年，文物专家蔡季襄在湖南省银行仓库再度发现破碎的方尊。
1954年，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修复。

山西运城绛县横水西周中期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精品

2004年，在山西运城绛县横水镇北约一公里之地发现一处西周时期的墓地，经过考古人员数年的艰苦发掘，一个不见史载、尘封近三千年的西周封国跃然重现，这就是倗国。此墓地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揭示了倗国的兴衰与辉煌。其中，西周中期的倗伯与其夫人毕姬并穴合葬墓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而且，毕姬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玉器、荒纬极为耀眼。

春秋战国时期

第一单元大国争霸和七雄并立

第二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生活

第三组城市和商业

农具钱（铲子），又称布，除草农具镈的假借字。
削刀
圜钱，纺轮演变而来
方孔穿绳，铜钱不易旋转和磨损
鬼脸钱，又称蚁鼻钱，仿照磨去背面的海贝

第四组日常生活

子禾子青铜釜

量器
公元前672年，陈国内乱，公子陈完避祸齐国，被齐恒公任命为工正。家族后来改姓田氏。
公元前386年，周天子正式册封田和为齐侯。

秦汉时期

第一单元大一统帝国

第一组秦统一中国

琅琊刻石

琅琊台，山东青岛黄岛区
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书。
书同文字，标准小篆
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活

第三组饮食

陶耳杯

山东东阿曹植墓
抔饮，掬水手做杯
曹魏节葬尚俭，开薄葬之风
李白，将进酒。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规定包括：文物出国（境）展览组织者的资格、项目的审批权限、工作人员的派出、罚则等内容。2013年8月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此后称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总述

按照中国政府规定，下列文物被禁止出国展览：

1、历代出土古尸

2、宗教场所的主尊造像

3、质地为象牙、犀角的文物

4、元以前书画、丝作品

5、宋、元有代表性的孤品瓷器

第一批

背景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共64件(组)。

此目录出台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即“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

名称 | 时代 | 出土地点 | 出土时间 | 收藏单位

虢季子白盘 | 西周 | 陕西省宝鸡市 | 清道光年间 | 中国国家博物馆凤冠 | 明 | 北京市昌平县 | 1957年 | 中国国家博物馆嵌绿松石象牙杯 | 商 | 河南省安阳市 | 1976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周晋侯苏钟（一套16件） | 西周 |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 | 1992年 | 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各收藏一半大克鼎 | 西周 | 陕西省宝鸡市 | 1890年 | 上海博物馆

淅川出土铜禁 | 春秋 | 河南省南阳市 | 1978年 | 河南博物院莲鹤铜方壶 | 春秋中期 | 河南省郑州市 | 1923年 | 原物为一对，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齐王墓青铜方镜 | 西汉 | 山东省淄博市 | 1980年 | 淄博市博物馆铸客大铜鼎 | 战国 | 安徽省寿县 | 1933年 | 安徽博物院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 三国（吴） | 安徽省马鞍山市 | 1984年 | 马鞍山市博物馆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 三国（吴） | 安徽省马鞍山市 | 1984年 | 马鞍山市博物馆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 北魏 | 山西省大同市 | 1965年 | 山西博物院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 北齐 | 山西省太原市 | 1979年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涅槃变相碑 | 唐 | - | - |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纯阳宫）常阳太尊石像 | 唐 | - | - | 山西省艺术博物院（纯阳宫）

大玉戈 | 商 | 湖北省武汉市 | 1974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 | 战国 | 湖北省随县 | 1978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外棺 | 战国 | 湖北省随县 | 1978年 |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青铜尊盘 | 战国 | 湖北省随县 | 1978年 | 湖北省博物馆彩漆木雕小座屏 | 战国 | 湖北省江陵县 | 1965年 | 湖北省博物馆

铜奔马 | 东汉 | 甘肃省武威市 | 1969年 | 甘肃省博物馆铜车马 | 秦 | 陕西省西安市 | 1980年 |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墙盘 | 西周 | 陕西省宝鸡市 | 1976年 |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淳化大鼎 | 西周 | 陕西省咸阳市 | 1979年 | 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尊 | 西周早期 | 陕西省宝鸡市 | 1963年 |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茂陵石雕 | 西汉 | 陕西省咸阳市 | - | 茂陵博物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唐 | 陕西省西安市 | 1623年 | 西安碑林博物馆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 唐 | 陕西省西安市 | 1970年 | 陕西历史博物馆镶金兽首玛瑙杯 | 唐 | 陕西省西安市 | 1970年 | 陕西历史博物馆景云铜钟 | 唐景云年间 | - | - | 西安碑林博物馆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 唐 | 陕西省宝鸡市 | 1987年 | 法门寺博物馆八重宝函 | 唐 | 陕西省宝鸡市 | 1987年 | 法门寺博物馆铜浮屠 | 唐 | 陕西省宝鸡市 | 1987年 | 法门寺博物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 东汉至魏、晋 | 新疆民丰县 | 1995年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 战国 | 河北省平山县 | 1974年 | 河北博物院

中山王铁足铜鼎 | 战国 | 河北省平山县 | 1977年 | 河北博物院刘胜金缕玉衣 | 西汉 | 河北省满城县 | 1968年 | 河北博物院长信宫灯 | 西汉 | 河北省满城县 | 1968年 | 河北博物院铜屏风构件5件 | 西汉 | 广东省广州市 | 1983年 |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角形玉杯 | 西汉 | 广东省广州市 | 1983年 |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红地云珠日天锦 | 北朝 | 青海省都兰县 | 1983年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 西夏 |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 1991年 |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青花釉里红瓷仓 | 元 | 江西省景德镇 | 1974年 | 江西省博物馆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 南朝 | 江苏省南京市 | 1960年 | 南京博物院

第二批

背景

2012年6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关于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的通知”一文，全文如下：

文物博函〔2012〕13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厅)：

为加强我国珍贵文物出境展览的管理，切实保证文物安全，2002年，我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64组一级文物名单。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境展览也日益增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为适应文物出境展览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安全，我局现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其中37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

附件：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

国家文物局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列表

书法作品

序号 | 名称 | 时代 | 收藏单位

绘画作品

序号 | 名称 | 时代 | 收藏单位

第三批

背景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博函〔2013〕1320号），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据悉，为加强文物出境展览的规范管理，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安全。目录中除了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商子龙鼎和商四羊方尊外，还有藏于首都博物馆的西周伯矩鬲、上海博物馆的战国商鞅方升等。

列表

青铜器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陶瓷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玉器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杂项类

序号 | 名称 | 收藏单位 | 备注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于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陶器，为水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绘有三组五人连臂舞蹈图案，人物发辫与尾饰随动态舞姿飘动。其纹饰组合遵循严格的几何分割原则，展现了马家窑文化彩陶技艺的巅峰水平，为中国已知最早的舞蹈实物证据。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的代表，属国家一级文物，2013年8月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考古背景

该器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其所属文化层距今约50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马家窑文化继承仰韶彩陶传统，通过黑彩单色平涂技法创新，形成细密流畅的几何纹饰风格。青海地区发现的同类遗址中，大型房屋基址与高产能陶窑的共存，印证了当时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形态。

出土环境

上孙家寨墓地是新石器时代墓地，位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1973年至1981年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发现居址和墓地，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遗存。清理出墓葬1000余座，包括汉晋墓群。史前墓葬有马家窑类型21座、齐家文化2座。发现齐家文化灰坑100余个。

出土事例

出土于我国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原始歌舞的生动写照。其图纹描绘了15个跳舞的妇女，分为3组，每组5人。她们头部垂有发辫，身后飘有尾饰，携手踏歌，顿足为节，轻盈环舞，表现了原始人庆祝丰收的喜悦。如果在这彩纹盆里放半盆清水，舞蹈的妇女身影倒映在水面上，显得更富有情趣。

流传历史

1973年，为修建储物仓库，在开挖地基时无意中发现了很多彩陶残片，施工人员马上报告了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考古工作者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当发掘汉墓甲区20号时，在其西侧发现了一座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甲区M384，并把陶器碎片清理妥当送往北京，经过北京专家的复原鉴定，才知道当中有一件距今约5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每一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

文物鉴赏

这件舞蹈纹彩陶盆造型优美，特别是盆上直接描绘了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舞蹈纹以单色平涂手法表现出类似剪影的效果，人物造型简练明快，动态活泼，三组舞人绕盆沿形成圆圈，盆中盛水时，跳舞时的矫健身躯与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小小水盆成了平静的池塘，池边欢乐的人群映在池水之上，舞蹈的韵味让人心醉。从这小小的盆上折射出了当时制陶工艺的熟练和审美思想的进步。

内壁彩绘是盆的主要饰，施于口内腹上部，由三组舞蹈图案组成。舞蹈图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上下则钩以弦纹，上部一道，下部四道，使舞蹈图看去如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头面向右前方，右腿左前方跨出，踏着节拍，翩翩起舞，所着服装不易分辨，但每人头上均有一发辫状饰物，臂部亦斜向伸出一饰物。从画面看，五人动作协调，舞姿轻松自然，情绪欢快热烈，场面也很壮阔。三组舞蹈图案描绘的内容完全相同，人物动作也都一致，且有叶纹，竖线相间隔，似为同一画面的多次重复。彩陶盆上的舞蹈内容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的场景，反映出了五六干年前人们的智慧和生活情趣。

舞蹈纹彩陶盆的整体画面，寥寥几笔把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画面中人物占有突出的地位，且神形通真。舞蹈纹彩陶盆是远古时代的一幅现实主义佳作，不仅用笔飞动流畅，线条奔放娴熟，而且构图极佳，人物的舞蹈动作描绘得十分正确，舞姿绰约，有强烈的动态和节律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令人百看不厌。

纹饰解读

舞蹈图案中五人一组的配置被认为与原始巫术仪式相关，可能反映祈雨、丰收或氏族结盟等群体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纹饰严格的等分布局体现了史前人类对数学规律的应用，每组舞者间距误差不超过0.5厘米。人物腰部的尾饰可与藏族“锅庄”舞服饰相印证，提示文化基因的延续性。

文化价值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该彩陶盆展示了黄河上游地区在史前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地位。其纹饰向西影响西藏卡若文化，向南传播至四川营盘山遗址，构成‘彩陶之路’的关键节点。2023年相关文创产品的开发，使该文物成为连接古代艺术与现代审美的文化载体。

文物价值

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上的精美图案，证明了当时人在从事狩猎的同时已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陶盆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千年前先民的舞蹈，同时它还是狩猎舞蹈和农耕舞蹈交替时期的典型舞蹈文物。图案所展示出的原始先民舞蹈的生动场面，是非常珍贵的形象资料，对于了解原始先民的生活，探索原始舞蹈起源、发展、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争议

关于舞蹈内容说法较多，有认为是远古时期氏族成员在举行狩猎归来的庆功会，跳着狩猎舞；也有认为是氏族成员装扮成氏族的图腾兽在进行图腾舞蹈，舞蹈者头上及身下的饰物，是人们为象征某种动物而戴的头饰和尾饰；更有认为是在进行祈求人口生殖繁盛和作物丰收的仪礼舞等。

社会评价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编夏征农《大辞海·美术卷》：虽笔墨不多，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舞蹈纹在原始艺术中较为罕见，应是对原始宗教或巫术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教授李映福《中国文物鉴赏辞典》：此器集中反映了五、六千前创造马家窑文化的先民的智慧和生活情趣，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严云受《中华艺术文化辞典》：此图发现给原始蹈提供了形象资料，也是中国绘画史的珍贵材料，其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于2002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流传历史

1957年，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意外发现了一件通体呈灰黑色的陶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挖到一件国宝，随手带回家，做了鸡食盆。

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队在泉护村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还在附近作调查工作。太平庄是泉护村的西邻，两个村庄村连村，地连畔，殷思义见到考古队热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了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交给考古队。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鉴赏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还有人称它为陶鹗尊、陶鹰尊。动物是原始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在已发现的许多陶器上绘有各种动物纹饰，已属屡见不鲜，但以鸟类塑造陶器的形状，却不多见。

此鼎由泥质黑陶制成，造型生动逼真。从鼎的正面欣赏，恰似一只活灵活现的猫头鹰，位于头部正前方的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嘴部弯曲成锐利的钩状，其神态似在等待时机捕捉食物。鹰体呈圆形，肌肉丰满，健壮有力。它收起双翼站立着，双足与尾部着地，造型简洁有力，充满了浑厚的体积感，整个鹰的身体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内在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能感受到慑人的威猛气势。

鹰鼎最大腹径为32厘米，容积较大，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鹰的两腿足近似袋状。另有一近似长方形的支撑点，以表示鹰的尾部，两足和一尾巧妙的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使器体稳定。因此，这种陶鹰鼎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艺术品，而且是一件实用器物，可谓独具匠心。

文化寓意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陶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动物形象的创作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陶鹰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原始人的图腾崇拜观念。

文物价值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新石器时代陶鹰鼎的问世表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

重要展览

1993年6月，正当北京首次申办奥运的重要时刻，新石器时代陶鹰鼎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期望，承载着为北京申办奥运助威的重任，来到了瑞士洛桑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并展出，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社会评价

雕塑家汤海英《谈中国原始艺术的创作意识》：最为杰出的动物形象与陶器造型相结合的是鸟兽器形。陶鹰鼎正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双目圆睁、粗壮雄健的鹰与鼎的造型结合得非常巧妙，而又保持和强化了鹰作为一种猛禽的形神特征。鹰尾下垂触地，自然地构成鼎立三足，它那寓动于静的造型来自对动物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更需要有大胆的想象和相应的艺术表现技巧。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于1995年5月25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13年1月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事记

1950 至 1959 - 出土与收藏 - 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半坡遗址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95年5月25日 - 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于1995年5月25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6年6月9日 - 回乡展览 -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人面鱼纹盆从国家博物馆调出，于2006年6月9日在西安半坡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回乡展览与家乡人见面。
2013年1月18日 - 文物保护 -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16-10-30 至 2016-12-31 - 展出 -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在“2016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当代艺术展”中展出。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

流传历史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半坡村出土后，被负责发掘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带回北京，此后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就藏于国家博物馆。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人面鱼纹盆从国家博物馆调出，于2006年6月9日在西安半坡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回乡展览与家乡人见面。这是人面鱼纹盆阔别西安五十年后首次归宁省亲公开亮相。

出土环境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1953年9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年～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1万平方米。已发掘出46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

制作技术

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但由于窑不够密封所以在橙红的底色上只呈现出黑、红颜色。彩陶工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艺术的主体之一。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是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典范。

文物鉴赏

这件彩陶盆以细泥为原料，捏成型后着彩放在窑里烧制而成的彩陶器。盆底部略平，腹部突出，也比较深。盆内壁光滑，外表粗糙。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

这件彩陶盆不太大，在砖红色的内壁上，用黑色描画着两组相同的图案，图案两两相对，对称分布。一组是两条用线条描画的鱼，看样子可能是鲤鱼；另一组是两个人面鱼纹图案，这种图案很奇特，以前人们从来没见过。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图案中人面是圆形，头顶上有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大概是帽子一类的头上饰物。人的两眼紧闭，嘴角处各画着一条鱼，更奇怪的是耳朵处还各画着一条小鱼，两条小鱼好像咬着人的耳朵。原始先民用很简单的几笔，就画出了心中的形象，而且图案性很强，这是叫人吃惊的，图画的线条又细又直，像是很快画出来的，用笔比较熟练，弧线画得也很好。画上还有黑色块面，看嘴角处的两条鱼，伸入人面的部分涂上黑色，形成了黑色的鱼头，上方那两条小鱼的一半鱼身也涂了黑色，形成厂鱼背，这种画法与今天的图案装饰方法很相似。整个图案有对称，也有反复，黑白对比也比较强烈，而且很有趣味，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

人面鱼纹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构画手法大胆夸张。人面为圆形，头顶上有高耸的三角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弯镰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人物眼睛细长，双眼眯成“一”字，鼻梁挺直，神态安详，悠然自得。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大鱼的鱼身以斜方格为鳞，鱼头与人嘴外廊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更显得威武华丽。整体图案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富有律动感，充满了生气。

文化寓意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深割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攻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采和淘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深郷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会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看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来加以崇拜。

文物价值

2013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以写实的手法刻画鱼的形象，充分反映了渔猎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人面绘制较为复杂，冥思的神态及与游鱼的密切关系，表明其与当时的巫术有关。此类彩陶盆在半坡遗址中发现较多，出土时覆盖于瓮棺上，作为葬具的顶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重要展览

2016年10月30日至12月31日，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在“2016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当代艺术展”中展出。

社会评价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克剑《画说中华文化形象·中华绘画》：人物五官虽只用简单的墨线勾勒，但总的形态颇为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意趣与艺术魅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胡杨《传世国宝全档案》：陶盆是由泥质红陶烧制而成，表面上带有红黑两色的彩绘，内壁上所绘的神秘古朴纹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半坡文化的主要标志。

作品争议

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纹饰神秘莫测最令人回味无穷。关于这种图案代表的含义，学术界对于人面鱼纹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近30种观点说法，主要有图腾说、神话说、祖先形象说、原始信仰说、面具说、摸鱼图像、太阳崇拜说、原始历法说等等，还有的认为是水草鱼虫或婴儿出生图，甚至还有外星人形象之说。

有人认为，人面鱼纹是半坡人劳动生活的艺术反映，半坡人住在靠近河水的地方，捕鱼为食，鱼对他们的生活太重要了，在半坡遗址发现了很多鱼钩、鱼叉，很多彩陶上也画着鱼，说明了这个问题。半坡人希望多捕鱼，把鱼和人组合成图案，是用来表达这种愿望；还有人认为人面是巫师的头像，他头戴三角形的高帽子，嘴里咬着鱼，正在搞巫术活动；但更多的人认为，人面鱼纹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即鱼图腾氏族的族徽。因为动物图腾崇拜曾经广泛存在于史前氏族之中，考古成果已经证明，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陶器纹饰是氏族的图腾标志。半坡人可能认为鱼与他们的氏族关系密切，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它，甚至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祖先。也可能，半坡人看到鱼有大量繁殖后代的能力，于是崇拜它，祈求它的保护和祝福本氏族人员兴旺。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祭器礼器），于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有对称的单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三星塔拉红山文化玉龙”，也称为“中华第一龙”。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事记

1971年 - 出土与收藏 -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出土，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3年8月19日 - 文物保护 -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历史

1971年，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高26厘米，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

制作技术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一件圆雕作品，玉龙以切、磨碾、轧为主要工艺，要求形状准确，形象生动，在设计上有成熟的构思和画线，在工具上有多种类，在手法上有熟练的技巧，它涵盖了玉器圆雕工艺切、磨、碾、轧、打孔、勾线等方法和工序，有着圆雕技艺的基本技术表现。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造型独特，工艺精湛。

文物赏析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头部刻画生动，手法细照，线面利落，简洁圆润，自头部向后拖出长长的脊发，和龙身分开，向上卷扬，使玉龙的身形有了变化。龙身圆润无鳞有一中孔可悬挂，这件作品体大，造型和谐可爱。

文物价值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北方玉器的成熟和较高的琢磨技术水平。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并上翘起棱，端面截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是研究中国龙起源的重要资料。且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文化寓意

关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的用途尚无定论，因其高达26厘米，显然并非配饰之物，推测大概是一种用于作为宗教图腾象征或是用于祭祀的礼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很有可能是马姓的图腾。这是中国龙图腾最早的实物，也是中国探月工程图案的原形。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大事记

1978年 - 出土与收藏 - 河南省汝州市阎村出土，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3年 - 文物保护 - 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

文物简介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为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的葬具。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汝州市阎村。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

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

文物鉴赏

此彩绘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

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研究考证

彩绘陶缸属于仰韶文化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较多，故又被称为“伊川缸”。它主要作为成人葬具来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简单，素朴无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构图复杂，在题材选择与画面构思上都强调了图案自身的独立性。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白鹳应是首领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首领所用实物的写真。首领生前曾经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们将这些事迹寓于图画当中，记录在首领本人的瓮棺上，通过图腾形象与御用武器的顶级组合来表现重大历史事件，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

不过对于鹳鱼石斧图上表现的鹳、鱼、斧形象的释读，多年来也颇有争论。有人认为鸟形是鹭不是鹳，也有人认为斧是表现权力的石钺；有人认为全图是当时农耕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人结合考古学文化、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商周青铜铭文进行考察，认为该图表现了当时仰韶文化中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的生死战争，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战的史实，而石斧则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统一的标志。

流传历史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尔从纸坊乡纸北村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吃过早饭后，他便准备好工具，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60多米处一竹园附近。到达现场后，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厘米、宽80厘米、深85厘米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公分分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

由于当年谭国强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艺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他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继而收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至此也成为了最终存放点。

发掘意义

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从民族艺术而言，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证明了中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

文物地位

《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相媲美。

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口径9.2厘米，高33.4厘米；泥质红陶，侈口，口沿外翻，短颈，鼓腹，腹下部内收，平底，腹中部有对称的环耳；器正面自领至腹部有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裸体人像。

陶壶上贴塑人形，成了神秘观念和生存丰产愿望的载体，加重了它在氏族生活中的地位，也使它成为中国史前工艺中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流传历史

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文物特征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口径9.2厘米，高33.4厘米，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壶用细泥红陶制成。敞口鼓腹小平底，腹下部有双耳。颈部略歪，正面塑人头像，其余为曲折线。腹部两耳上方绘两大圆圈纹，其间填以网纹，前后又施有蛙纹。唯正面中部蛙纹略去，在空档处浮塑彩绘人体像。人体正面全裸，头部贴塑在壶颈上，五官齐全，招风耳和张着的嘴特别突出。手脚由泥条对称贴塑，双手经过仔细刻画，两足则较粗略，躯体上有突出的肚脐和双乳，乳头特意用黑彩描绘。女性生殖器官用雕塑完成，被夸张地放在躯体正中央，也是陶壶的正中位置。

制作工艺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器身施黑彩。器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头像部分就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

文物价值

裸体浮雕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这件彩陶壶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出土环境

此壶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柳湾墓地的一座墓葬中。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自1974年以来，进行过多次发掘，发掘的墓葬多达上千座，出土文物达三万多件。然而人形彩陶壶却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因为它造型奇特且极为罕见，整个器物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或者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文物寓意

在众多远古文化遗存中，人体造型艺术及其传统是一个有趣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话题。人是万物之精，以人为模型塑造的作品，反映了原始人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和创造。这件彩陶壶不是单纯地塑造人体，而是将人形贴塑于壶上，可能具有更加复杂的意义。

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集男、女为一体的两性人，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有关。在萨满教信仰中，两性人往往是天和地、神与人的中介，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此外，关于人像也有单一女性或男性的不同说法，分别寓意女性崇拜、生殖崇拜或父权制度下男性崇拜的象征。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网纹彩陶船形壶

船形彩陶壶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陶器，195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器身长24.8厘米、高15.6厘米，呈横置船形造型，顶部设杯状壶口，两侧肩部附对称环形耳，腹部以黑彩绘制网格纹及鱼鳍状三角纹。壶身造型由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演变而来，通过部件重组形成舟形器，网格纹象征渔网，与船形设计共同反映先民渔猎场景。该器物兼具汲水、储水实用功能与艺术表现，是仰韶时期捕鱼技术进步的重要实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土与收藏情况

船形彩陶壶于1958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发掘出土。北首岭遗址为仰韶文化重要聚落遗存，出土大量反映渔猎经济的器物与动物骨骸，其中同墓葬出土的水鸟啄鱼纹彩陶壶进一步印证该区域先民捕鱼活动的普遍性。出土后，该文物经修复整理，现作为新石器时代舟形陶器代表作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造型特征与工艺

壶体整体呈横置菱角形，两端尖突上翘模拟船首形态，顶端正中设直口杯形壶口，便于系绳提携。器身经泥条盘筑法制成，胎质细腻，烧成后呈橙红色。双耳对称分布于肩部，既可用于穿绳悬挂，亦构成视觉平衡。此造型由仰韶文化典型小口尖底瓶横向演变而来，通过将尖底瓶纵向形态改为横向舟形，重组口、耳位置形成新器型。

纹饰含义与象征

腹部主体纹饰为赭黑色网格纹，横向平行排列，模拟渔网形态。网格纹下方饰连续鱼鳍状三角形纹，象征收获鱼获。纹饰组合再现了先民捕鱼后晾晒渔网或将渔网悬挂于船边的场景。彩绘技法采用矿物颜料，经高温烧制后牢固附着，体现仰韶文化彩陶工艺水平。

功能演变与技术背景

作为盛水器，船形彩陶壶兼具实用性与仪式功能。其原型小口尖底瓶为仰韶文化常见汲水器，改制为舟形后保留储水功能，双耳设计便于携带。网格纹装饰与新石器时代石网坠、骨鱼叉等捕鱼工具共同佐证当时渔网使用已相当普遍。跨湖桥遗址出土独木舟、河姆渡文化木桨遗存表明舟船技术广泛应用。

历史价值与影响

船形彩陶壶是研究史前舟船形制与渔猎经济的关键实物证据。其造型艺术将日常用具与自然观察结合，开创了器物仿生设计先河。作为仰韶文化彩陶代表作，它与半坡类型鱼纹盆、庙底沟类型鹳鱼石斧缸等同属中国史前艺术高峰，对后世陶器纹饰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文物，1959年出土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梳以象牙雕刻，背厚齿薄，梳身镂雕三行条孔构成“8”字形旋纹图案，边缘刻沟槽并钻三圆孔，下端现存16枚梳齿，为迄今原始社会保存最完好的梳形器物，2013年入选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该文物出土于大汶口遗址墓葬群中的大型墓葬，同出象牙筒可能为其收纳器具。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跨越距今6200至4600年，涵盖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墓葬群中既有小型墓无随葬品，也有大墓随葬陶器、玉器及象牙器等百余件，反映出当时牙雕工艺的成熟与社会阶层分化。

发现经过

1959年，在修建京沪铁路的过程中，在泰安大汶口镇的施工工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墓葬，于是文物部门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随着大规模的发掘，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的大汶口镇，分布在大汶河两岸，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2-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6200至4600年，跨度达一千六七百年，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有上千件，其中有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异常精美。生活用具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　　

文物介绍

这件象牙梳略星长方形,上端钻3个圆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17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此象牙梳是用象牙制成,背厚齿薄,共有16个细密的梳齿,梳身采用镂雕技术,離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8"字形图案,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与此同时,还发现了象牙筒,可能是装梳子的用具。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骨簪、玉鬙、玉发箍等固定发式或美发的用品,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梳理头发,并流行梳大汶口文化后期,社会财富日益丰富,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大汶口墓葬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大汶口100余座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離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据悉，为加强文物出境展览的规范管理，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安全。其中包括收藏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镂雕旋纹象牙梳。

西周利青铜簋

利簋（Guǐ），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镇，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周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大事记

1976年 - 文物出土 - 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
2002年 - 文物禁令 - 西周利簋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名称来源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因为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簋内铭文

正文释义

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释文译文大意是：

①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该释文为张政烺先生所做的释文）

②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黄怀信先生所作释文）

③周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日的早上举行岁祭，并进行贞卜，得到能克商的吉卜，把这一消息传闻官兵，士气大振。在第二天乙丑早上占有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管师赏赐右史利铜，利就用这些铜做檀公宝尊彝。

释义争议

利簋自出土以来，唐兰、于省吾、张政琅、徐中舒等都作过考释，但该器铭文中“岁鼎”一辞，各家分歧较大。有将“岁鼎”与卜辞“岁卜”相联系，认为“岁鼎”是“指贞问一岁之大事而言”；有认为应解释作“岁祭时进行贞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岁鼎”与卜辞“岁卜”毫无关联，“岁”指的是岁星，即木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岁鼎”解释为“越鼎”，意思为“夺得了鼎”的人。

张政琅释“岁”为岁星（木星），释“鼎”为“丁”，转训作“当”，意为“岁星当前”。

徐中舒认为鼎当读为则。根据为郭忠恕在《佩觽》说的“古文以贞为鼎，籒文以鼎为则”。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琅先生一样认为“岁”是岁星。

唐兰先生则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越鼎”，即指夺取了鼎。

锤凤年同样人这两个字不是岁鼎，他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戍晃，即驻征商之师于此。

戚桂宴认为“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岁”即岁星，“鼎”训为当。

于省吾、赵诚、黄盛璋、王宇信等认为这两字应为“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赵诚认为“岁为一岁之大事”也说的通。

文物鉴赏

纹饰

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的主要部位腹上用饕餮纹来装饰。饕餮纹与夔纹、龙纹、凤纹等一样，都属于幻想的神话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饕餮纹的形象被刻划为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

饕餮纹所呈现出的狰狞恐怖具有一种神秘的威严感，体现了奴隶主上升阶段时的历史必然力量，是一种“狞厉之美”；但也体现了兽性的残忍，即美中有丑。饕餮纹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张扬其威严的权利，以之镇慑邪魔和愚弄平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子孙臣仆们不可过于贪暴。

夔纹的形象是头大嘴长，张口，身细尾尖作卷曲状，均为一足，一角。夔纹和饕餮纹具有同样的装饰作用，所以夔纹也常被饰于器物上。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雷纹。云雷纹常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如利簋上的云雷纹被用来烘托饕餮纹。

利簋器身所饰的花纹，具备了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特征。这些装饰花纹是和盛行青铜器的商周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文字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价值地位

价值

该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总之，利簋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地位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2年1月18日，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利簋为镇国青铜器。

商后母戊鼎（旧称司母戊鼎）

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事记

1939年 - 文物出土 - 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后母戊鼎，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 - 重新挖出 - 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59年 - 调往北京 - 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1963年 - 发行邮票 - 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的邮票
2002年 - 文物禁令 - 国家文物局将商后母戊鼎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2005年 - 展出 - 商后母戊鼎在殷墟博物馆展出
2011年3月 - 文物更名 - 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2年7月8日 - 发行图样印章 - 中国邮政发行“商后母戊鼎”图样印章
2013年 - 英国时任首相参观 -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内商后母戊鼎等文物
2019年 - 意大利时任总理参观- 中意文化遗产合作活动中意大利时任总理朱塞佩·孔特参观并点评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商后母戊鼎等文物精品

文物历史

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1939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商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商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2011年3月底，商后母戊鼎的标牌和解说词进行改名。

文物特征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

文物鉴赏

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出土环境

商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武官村位于安阳市西北3千米的江河北岸、殷城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之间，属于殷墟遗址重点保护区，武官村区域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

文物价值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重要展览

2005年，商后母戊鼎在殷墟博物馆展出。

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内商后母戊鼎等文物。

2019年，中意文化遗产合作活动中意大利时任总理朱塞佩·孔特参观并点评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商后母戊鼎等文物精品。

保护措施

2002年1月18日，商后母戊鼎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文物争议

由来

商后母戊鼎的由来有2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名称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商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商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后”的意思。

商子龙鼎

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流传历史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当中就有子龙鼎。中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子龙鼎。

2005年底，子龙鼎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到达香港。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特征

子龙鼎方唇、宽沿、立耳，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已接近蹄足，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

该鼎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文物价值

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它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文化寓意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从这些包含“鼎”字的成语中，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重要展览

2006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子龙鼎摆放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这是子龙鼎与中国观众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文物争议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佩芬则著文指出，子龙鼎是西周早期杰作。“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内铸造的青铜器，还会保留原来的模式。”对此，王冠英指出，其实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同点，既有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差异。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

当然，在王冠英看来，这种差异也有过渡性。“商末的年代划分是学者比较认可的。其实即使说铸造于西周初年，子龙鼎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圆鼎。”王冠英表示，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圆形青铜鼎。确定了年代，它与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圆”才真正能够对应起来。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商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Great Yu Tripod），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金属炊器，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鼎”是古代一些地方古人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是古代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大盂鼎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事记

1849年 - 文物出土 - 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一说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
1859年 - 潘氏得宝 -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xiè）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
1937年 - 复埋地下 - 日军侵华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
1951年 - 文物献国 - 潘氏后裔将西周大盂鼎献于中国。
2002年 - 文物保护 - 西周大盂鼎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2021年 - 展览 -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西周大盂鼎在其展出。

文物历史

出土

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公元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它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转辗买卖

清朝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虽非显贵，也颇得春风。加之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阴嫉。

潘家得宝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虽然也时而有人觊觎此鼎，但毕竟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弥显珍贵，堪为传家之宝，不轻示人。光绪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欲始终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发，端方被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复埋地下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国将不国，人命难保。此时，潘祖年已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英雄出少年，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潘承厚、潘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落的堂屋。这是一间久无人居的闲房，积尘很厚，不会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均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竟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经过反复的搜查并挖地三尺均无所见，日军也只得作罢。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赠宝于国

光阴荏苒，在历经十余年战乱之后，中国解放了。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同时也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物特征

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铭文

原文

隹（同唯，发语词）九月，王才（通在）宗周，令（通命，册命之命）盂。王若曰：“盂，不（通丕pī，训为大）显（训为明）玟王受天有（通佑，保佑）大令（命），在（载，过去）珷王嗣玟乍邦，【外门内辟】（通辟，除去）氒（通厥，代词，指代殷商）匿（通慝，训为恶），匍有四方，【田允】（通畯，长久）正（通政）氒（厥，指代四方）民，在【上雨下于】（通于）【午卩】（通御，训为用）事，【虘又cuó】（叹词），酉（通酒）无敢【左酉右上舌右下火】（通酖，乐酒之意），有【左弓中上此中下火右弓】（通祡，烧柴祭天之祀）【上米中豆下廾】（通蒸，天子冬祭）祀无敢【酉夒】（通扰），古（通故）天异（通翼，训为护）临（训为看）子，废（训为大）保先王，？（字铸坏，疑为匍）有四方。我闻殷述（通坠，训为丧）令（命），隹（唯）殷边侯田（通甸）【上雨下于】（通与）殷正百辟，率肄（通肆）于酉（酒），古（故）丧师（人民），巳（疑为叹词）。女（通汝）妹（通昧）辰（通晨）又（通有）大服（封官之意），余隹（唯）即朕小学，女（汝）勿（没有）克克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唯）即（训为就）井（通型，效法）【上宀下面】于玟王正德，若玟王令（命）二三正。今余隹（唯）令（命）女（汝）盂，【超复杂字①】（通召，辅佐）【上炏下乂】（通荣，周王室内地位很高的一个人），【上卄下勹】（通敬，认可、尊奉）【左隹右上夂右下吕】（通拥，训为护，维护）德（美德）巠（通经，准则），敏朝夕入讕（通谏），享奔走，畏天畏（通威）。”王曰：“【上二下巛】（此字不识，疑为叹词）！令（命）女（汝）盂井（型）乃嗣且（通祖）南公。”王曰：“盂，廼【超复杂字①】（召）夹死（通尸，训为主）【超复杂字②】（通司，管理）戎，敏誎（通勅，治理）罚讼，夙夕召我一人【上米下豆】（通烝）四方，【上雨下于】（通与）我其（将要）遹（巡狩）省先王受民受疆土。易（赏赐）女（汝）鬯（chàng）一卣（yǒu），冂（通裳），衣，市、舄（xì），车马。易女（汝）且（祖）南公旂（一种旗子），用【辶单】（通战）。易女（汝）邦【超复杂字②】（司）四白（通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超复杂字②】（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辶亟】【超复杂字③】（通毕）【超复杂字④】（通迁）自氒（厥）土。”王曰：“盂，若【上卄下勹】（敬）乃正（长官），勿废朕令（命）。”盂用对王休，用乍且（祖）南公宝鼎。隹（唯）王廿又三祀。

译文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yǒu）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要义

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chàng）、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铭文中语句“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致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得于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文物意义

珍贵史料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金文书法

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壮而不失秀美，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历史记载

《梦溪笔谈》中曾记载：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lì）也。《汉书·郊祀志》也说过：鬲就是空足鼎。

重要展览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盂鼎

原文：盂鼎

盂鼎是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盂鼎器形厚重雄伟，铭文篇长且学术价值重大，因此自晚清出土以来，即备受关注，名满天下，其流传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代道光年间，一说是嘉庆道光之际。出土地点，则有岐山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礼村”多认为是现在岐山县的礼村，也有人认为是今眉县“李村”的误写。盂鼎出土后，即为岐山县乡绅所得，得主一说为宋氏，一说为郭氏。岐山县令周赓盛（任职于1838—1842年）得到消息后，“遽豪夺去”。周在岐山做官时名声很臭，以致“人心讟怨，道路以目”（清《岐山县志》），看来此类强取豪夺行为是他的家常便饭。周赓盛得到盂鼎后，秘不示人，但有时会应别人之求为其打制拓片。后来，周赓盛调任三原县令，盂鼎可能又随其迁移，以后就失去消息了。

1873年，盂鼎再次“现世”，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字筱坞）以600余金（一说700金）购得。盂鼎如何复出，有两说：一是周赓盛死后，盂鼎从他家流出；一是盂鼎自周手中流出后又到了岐山宋氏手中，再被宋氏卖出。实情目前已无法求证。袁保恒是清末重臣、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堂叔，平时也搞些收藏，到陕西做官后与当地一些文物贩子有来往，盂鼎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买到的。但袁此次购鼎，并不是为了个人收藏，而是秉承上司左宗棠之意而为。

左宗棠购买盂鼎的初步想法不甚明了，但买入后却有意将它赠送给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左如此慷慨是有原因的。原来，潘祖荫是左宗棠的恩人。1859年，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被人上告多行不轨，以致龙颜大怒，几乎掉了脑袋；当时在朝为官的潘祖荫等人上疏保左，使左不仅未受处分，还因祸得福，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左宗棠自然对潘祖荫心怀感激，他知道潘嗜爱金石、“有三代文字之好”，因此有意把盂鼎送给他。不料一番好意刚开始就碰了钉子，潘祖荫在看过左宗棠寄来的盂鼎拓片后，竟怀疑是赝品。左很无奈，但认为“殊器不可令其勿传”，于是考虑把盂鼎送入关中书院收藏。不久后，潘祖荫通过与知情友人的通信，最终确认盂鼎为真。一旦确认，则热情似火，立刻写信催促左早日送鼎入京。

左于是又托袁保恒办理这件事，打算用小车运送。但这一过程却出奇的长，半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潘祖荫十分焦急，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如愿得到盂鼎。其实，在此期间左宗棠和袁保恒因公事意见不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送鼎之事一拖再拖很可能与此有关。1875年1月初，在潘祖荫的翘首以盼下，盂鼎终于被送到了京城潘家，成就了潘、左友谊的一段佳话。潘祖荫得到盂鼎后，托人精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宝藏第一”两方印，足见其重视程度。此后，盂鼎一直藏于潘家，时常有人前去瞻仰。

1890年，潘祖荫病死，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潘祖荫一生无子女，因此其家产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雇船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通过水路运回老家苏州。失去官位庇护的潘家为了保护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立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清代末年，酷好古物的端方任两江总督，企图夺取二鼎，终未得逞。

潘祖年也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原姓丁）。不久孙、祖二人先后去世，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护宝，潘家将盂鼎和大克鼎埋入地下，然后全家到上海避难。日寇攻占苏州后，专门到潘家劫掠文物，但没有找到两鼎。1951年，潘达于将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献给了新中国，两鼎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潘家护鼎和献鼎的感人事迹，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颂。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地为潘达于庆寿，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团圆，与潘达于团聚，一时传为美谈。

盂鼎又叫“大盂鼎”，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需要做一下解释。原来，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鼎，作器者也是盂，铭文字数比盂鼎多（大约400字），但字体较小。这件鼎很快就失传了，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很重要的铭文拓片（顺便说一句，我们之所以能将盂鼎确定在康王时，正是根据这个铭文的提供的信息）。最初，两件鼎同被称为“盂鼎”，后来为了区分，就将字大的鼎叫做“大盂鼎”，字小的鼎叫做“小盂鼎”。因此，盂鼎是因为字体（而不是形体）较大才被称为大盂鼎。有趣的是，根据清代人的记述，小盂鼎在形体上反而要大于盂鼎，因此当时的著名学者陈介祺在提到二鼎时，就以“大盂鼎”之名来称呼小盂鼎。严格来说，将盂鼎叫做“大盂鼎”并不完全合适，只是相沿成习，就一直叫了下来。

盂鼎在清代又被称为“南公鼎”，这是因为从其铭文中可知作器者盂的祖先是南公。南公是个什么人物？据西周晚期的南宫乎钟铭文可知道，他是西周南宫氏的始祖，应该就是周文王时候的重臣南宫括（或写作南宫适），熟悉《封神演义》的朋友对他应该不陌生。据《尚书》，周成王去世、康王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南宫毛，很可能是盂的父辈。盂显赫的地位与其辉煌的出身很有关系。

盂鼎的长篇铭文，自晚清以来广为传颂。有学者认为，盂鼎291字的铭文甚至要比毛公鼎铭文将近500字的铭文还要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盂鼎的时代较早，反映的内容因此也更有价值。我们知道，周人有所谓“天命观”，即认为周灭商出于“天命”，也就是说，是上天的旨意；这种观念在古书中多次提到过，但盂鼎铭文中的相关内容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反映这种观念的实物资料。商人之所以灭亡，据古书中周人的说法，是纵酒无度，我们都很熟悉的商纣王就有“以酒为池”的恶迹；盂鼎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不但可印证古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直观的再现了周人的原始话语。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史料。总之，盂鼎对研究西周早期的社会极具价值，而其时代距离传统文人（包括孔子）所向往的周初盛世又很近，难怪陈介祺在给潘祖荫的信中激动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以后乎。”

大盂鼎中的民本思想及法律思想

原文：大盂鼎中的民本思想及法律思想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铭文铸于内腹壁，共19行291字，大盂鼎铭文中康王命辞是铭文主体，涉及三部分内容：第一，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承天命和商人失天命的经验和教训；第二，记录授政训诫之礼。康王一面强调自身要秉承先王懿德，一面告诫盂要效仿先祖恪尽职守；第三，记录任命内容和赏赐。康王命盂继承祖父南公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服與、旗帜、车马等物。

大盂鼎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其中所反映出的由殷商到西周早期法律思想的变迁，是研究西周法律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大盂鼎铭文可以看作是一篇与《康诰》《酒诰》功能类似的训诫铭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被任命者的告诫都体现出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法律思想。

“天民同构”“以民为鉴”

铭文开篇，康王向大臣盂追述先王治国功绩：“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文王获得上天佑助，武王继承文王功业，排除奸恶，保有四方土地，恭谨治理百姓。

康王提及“天”“王”“民”，一改殷商“天民隔绝”观念，将“民”纳入“天”的视阈予以构建，形成“天民同构”叙事，体现西周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天民隔绝”是商代天命神权观的显著特点，商王宣称自己秉承天命，代天治民，是沟通上天与小民的唯一纽带，民处于被支配的客体地位。《尚书·泰誓》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怜悯小民，顺应民心所向所求；天以民的耳目为耳目，以民的诉求为追求，民的好恶决定了天的好恶。小民不再被视为只听王命驱使的客体，而是可以决定“天命”表达的主体。西周统治者认为承受天命的王应当通过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从民所愿获得王权合法性。

在回答了“如何获得天命”的问题后，西周统治者又将“德”引入统治思想来回答“如何永保天命”的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统治者只有保民重民才能达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的目的。“保民”是“敬德”的核心，“敬德”才能获得天命，将“民”当作统治的价值源头就是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

大盂鼎铭文中，康王首先从正面肯定先王功绩总结执政经验，紧接着从反面指陈商王弊政总结历史教训：“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殷朝丧失天命的原因是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官员时常酗酒。

周初，周公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殷商故地，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周公担心康叔缺乏治理经验，特地撰写《康诰》《酒诰》，从“天命”“德政”“民意”三个维度予以指导。首先，要恪守文王教诲、禁止饮酒作乐、关心百姓疾苦。其次，“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认为明哲之君敬畏天命和小民、笃行德政使商朝大兴；而殷商后期，纣王骄奢淫逸致国家灭亡。当引以为戒，用法制安定天下人心，辅助成王彰显德政。再次，指出以民为鉴才能看到执政得失。民意决定天意，治理国家的目标就在于让民众生活得更好，民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决定了政事的吉凶和国家的成败，统治者应当以民情民意为镜鉴。在这三重维度中，民意被提升到天道的高度加以理解和认识，民本思想在大盂鼎铭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敏誎罚讼”

大盂鼎铭文记录：“王曰：盂，乃绍夹尸司戎，敏誎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康王命盂承担辅佐他管理军务和司法的职责，告诫盂应当及时处理狱讼案件，顺应天时管理天下。

“敏誎罚讼”是康王对盂在处理司法案件时提出的具体要求。“誎”通“速”，意为及时、快速，“敏誎”指敏捷迅速。康王认为司法官员在决讼断狱时应当快速、及时，防止滥狱、滞狱。

“敏誎”司法是西周统治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周易·旅卦》的卦辞为“旅：小亨，旅贞吉。”《象传》根据卦形对此解释是：“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即山中火势不停蔓延，象征旅人匆忙赶路；君子观此卦象宜明断决狱，谨慎使用刑罚，不宜延宕滞留。

作为“敏誎罚讼”的具体体现，“明慎用刑不留狱”对司法官员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明慎用刑”是防冤，要求司法官员在调查案情时应当注重事实真相和证据收集，对案件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观察入微，不受假象蒙蔽；在裁断案件时应当严格而准确、严肃而公正地执行法律。其二，“不留狱”是不拖延，要求司法官员应当注重办案效率，通过提升个人业务水平和加强制度设计达到防止狱讼稽延、充分保障民众权利的目的。

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将“敏誎罚讼”释为“明德慎罚”。《康诰》载：“克明德慎罚，不敢辱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指明德慎罚就是要体恤优待民众，不能欺辱鳏寡，任用该任用的人，尊重该尊重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并且要将这些道理明白地告知民众。明德为“庸庸、祗祗”，要求统治者加强自我克制，知晓庶民疾苦，广施德政；慎罚为“威威”，要求执法者谨慎严明，避免狱讼延宕和滥施刑罚。

“敏誎罚讼”“明慎用刑不留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保民爱民，是西周统治者“天民同构”的天命观念和“以德配天”“以民为鉴”的政治思想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细化和自然延伸。

西周统治者顺应代表天命的民心民意，在统治中广施德政，克制刑杀，使民众知晓政策和法律的原则，争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彰显西周法律思想中的民本底色。

从大盂鼎铭文中可以看出，西周统治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夏商以神权为后盾的天命观，发展出以天民同构、重视民意为基础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使得西周政治远离神权政治论，集中体现为民本主义，成为后来儒家民本思想的渊源，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法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周早期体量最大的圆鼎——西周重器《大盂鼎》高清拓本

原文：西周早期体量最大的圆鼎——西周重器《大盂鼎》高清拓本

《大盂鼎》属西周康王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青铜礼器，为迄今所见西周早期体量最大的圆鼎之一。

其造型浑厚庄重，口沿下饰带状饕餮纹，足部浮雕兽面，整体纹饰繁而不乱，体现了商周之际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准。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字体遒劲方整，笔画间可见早期金文的朴拙特征。

《大盂鼎》铭文以康王对盂的训诰为主体，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开篇追忆文王、武王受天命而克商建周，强调“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凸显周人以“天命观”重构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康王以殷商亡国为鉴，告诫盂应摒弃酗酒恶习，效法先祖南公（或为盂之祖）勤勉辅政，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

康王册命盂继承祖父官职，掌管军事与司法，并赏赐鬯酒、礼服、车马及人鬲（奴隶）1709名，其中包含“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明确反映了西周早期“分封—赏赐”制度的运作细节。

铭文末尾以“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作结，表明此鼎为盂祭祀先祖南公的礼器，兼具政治宣示与宗族祭祀双重功能。

大盂鼎：铜器第一瑰宝

原文：大盂鼎：铜器第一瑰宝

“伟兹宗周物，郑重等球箓（音如录）。何取轻诋諆（音如七，意为欺骗），鲁赝同垢黩。”

这是清末名臣潘祖荫《大盂鼎歌》中的句子，意思是大盂鼎代表了伟大的西周文化正统，像球箓（球指美玉，箓指符命）般重要，谁敢轻视并诋毁它，亵渎它为赝品？

潘祖荫在诗中骂的是他自己，他曾“轻诋諆”大盂鼎，张之洞、吴大澂（著名学者、民族英雄）亦视之为赝品，好在学者陈介祺一口咬定：“（大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指周成王、周康王）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可潘祖荫仍半信半疑，勉强接受了大盂鼎。

大盂鼎出土于19世纪40年代，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与毛公鼎、大克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一说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并称“晚清四大瑰宝”）。陈梦家先生认为：“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大盂鼎被收藏后，潘祖荫立下“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三代后人不懈努力，终于保持其完璧。1951年，潘祖荫的后人潘达于将其捐给国家。与大盂鼎同时出土的小盂鼎则下落不明，仅余拓片，或已毁于战火。

2002年，大盂鼎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盂鼎出土于何时何地，仍有争议。

据学者李伟涛钩沉，大盂鼎最早拓片见于“道光庚子辛丑间”（1840—1841年），出土时间应早于此。学界一般认为出土地在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公元前12世纪末至11世纪初，周人首领古公亶（音如胆）父率族人在此建都，即周原，《史记》称：“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

公元前1136年左右，周人将都城迁至东南170公里外的沣邑（今属陕西省西安市），西周末年，周原被犬戎毁坏，但这里常有古青铜器出土。

吴大澂在《愙（同恪）斋集古录》记：“是鼎（指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出郿县（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古称郿坞）礼村沟岸中，为岐山令周雨樵（即周赓胜）所得，旋归岐山宋氏。同治间项城袁筱坞侍郎（即袁保恒）以七百金购得，今归吾乡潘文勤公（即潘祖荫）。”

当代学者指出，吴大澂所记地址、过程均误。大盂鼎初期被当地富豪宋兆奎购入，他死后，其子宋兑成持有，县官周赓胜强占大盂鼎。1850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进京科举，在琉璃厂意外看到大盂鼎，以3000两白银购得，带回老家。此时周赓胜已被罢官。

在这次科举中，宋金玺中了二甲第54名，传说咸丰皇帝不喜其名，御笔改成宋金鉴，袁保恒（袁世凯的叔父）则是二甲第16名。

宋金鉴当官不满10年，调任贵州某地知府时，他选择辞官回乡，正赶上1862年爆发的西北叛乱，宋金鉴第二年便去世了，年仅42岁，宋家衰败。1874年，袁保恒至陕西任官，用700两白银从宋金鉴后人手中买到了大盂鼎。

袁保恒买入大盂鼎，是想讨好左宗棠。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调袁负责西征粮务，速升至从二品。

左宗棠清廉，任两江总督时，养廉银每月超1万两，全家早餐却只有蒸红薯和煮蚕豆，小孩仅能分到半个红薯。没想到，左宗棠回信称，愿付700两买下大盂鼎，送恩人潘祖荫。

潘祖荫出自潘氏家族，祖上是盐商，爷爷潘世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状元，座师纪晓岚被乾隆斥为“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常劝潘世恩低调。

学者张淑贤钩沉，潘世恩下朝后，从不与家人谈及政事，“退直后焚香默坐，时手一编以自娱，从无一语及内廷事。”任主考官时，选出了李鸿章、沈桂芬、郭嵩焘等，曾保举林则徐、冯桂芬。咸丰帝称潘世恩“服官五十余年，小心谨慎，克称厥职”。

潘氏家族分“富潘”和“贵潘”两支（潘祖荫属“贵潘”），潘氏子弟进退从容，任官者颇多，时人称“天下无第二家”。潘祖荫于咸丰二年（1852年）中探花，当官后，坚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祖训，但常仗义执言。

张淑贤说：“咸丰帝巡幸木兰，奕訢监国，潘祖荫担心奕訢篡权引发朝堂震荡，三次上疏阻拦咸丰帝。同治朝，慈禧罢免奕訢军机大臣之职，潘祖荫为稳固大局，联名上奏保举奕訢。”

左宗棠遭弹劾时，潘祖荫三次上疏保荐左宗棠，奏折中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传颂一时。左宗棠说，自己与潘祖荫素无往来，没想到得此帮助，得以摆脱“罪且不测”的困境。

左宗棠敬重潘祖荫，欲赠以大盂鼎。

左宗棠拍到了马蹄上

出乎左宗棠意料，潘祖荫并不买账，他觉得大盂鼎是伪造的。

潘祖荫“幼好学，涉猎百家。尤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时人称“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潘祖荫还擅长鼻烟壶鉴别，杨度之弟杨钧说：世上没有潘祖荫，就没有真正懂鼻烟壶的了。

潘祖荫不看好大盂鼎，一是铭文字体颇异，二是所见拓本质量均差。学者陆德富在《潘祖荫对大盂鼎态度的转变》一文中指出，潘氏每得一器，即与同好切磋，常往来的有张之洞、吴大澂等，他们都不看好大盂鼎。张之洞认为铭文中“受天有大命”“嗣又作邦”“汝妹辰”等词语不通；开头只记“惟九月”而不系日辰；铭文字体“涣散径直”；“玟”“珷”等字写法无理……

吴大澂借去陕西监考之机，亲见大盂鼎，仍认为：“盂鼎铸款甚深，而缺笔半字处并非土锈，或系铸范不足，殊不可解。”即铭文刻得深，却有缺笔。

左宗棠写信给袁保恒：“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潘祖荫）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隽异，与古画别耳……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其价则弟任之可也。”

只有陈介祺坚信大盂鼎为真，因他看到过大盂鼎的精拓本。陈介祺曾与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定交，与陈介祺书信往来中，潘祖荫自称“侄”，但心里对陈介祺的鉴赏水平不以为然，曾对吴大澂说，陈介祺收藏的三件古钟都是赝品。

张之洞撰文称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是赝品时，潘祖荫竟称：“痛快之至，竟无以易之也。”

大盂鼎铭文拓片天下三宝得其二

潘祖荫很快又变卦了，多次写信催左宗棠送大盂鼎到北京。

陆德富猜测，可能是担心被陈介祺买走，当时潘祖荫仅收藏几十件古铜器，无法匹敌，陈已藏毛公鼎，再得大盂鼎，自己将再也无法追上。决心收下大盂鼎后，潘祖荫对吴大澂说：“陈寿卿（即陈介祺）心醉于此，为之魂飞魄散矣。”

1875年初，潘祖荫终于等到大盂鼎，确认是真品，他写信给陈介祺：“盂鼎廿七日到，尚须洗拭泥土，细审款识，的是铸款，竟体无斑，色黝然，花纹镂深而且工，知非伪为也，重三百余斤。”这才明白，为什么拓本中有缺笔，因以往拓印者太多，将表面磨平了，即“从前拓本在外者已无数，故其受拓处已光而亮，模糊处已平，不可剔矣，可恨也”。

18年后，潘祖荫又得大克鼎，特请人刻“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炫耀“海内三宝”已得其二（大盂鼎、大克鼎）。

1890年，61岁的潘祖荫病逝，因无嗣，遗产由比他小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

潘祖荫家中曾藏宋版书140余部，到潘祖年时，大量藏品被盗，为免再遭损失，潘祖年将文物运回故乡苏州，不再对外展示。学者吕友者称：“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直隶总督端方也是大收藏家，一度觊觎潘家所藏双鼎，威逼潘家出让，潘祖年称已被盗走，不知所踪。

见证了历史转型

学者们重视大盂鼎，因它承载了太多历史信息。

比如西周是不是奴隶社会？大盂鼎铭文记，周天子赏赐1050“人鬲”，郭沫若先生认为“人鬲”是奴隶——鬲即锅，常烧则黑，似被晒黑的农奴，故以鬲称奴隶。可鬲亦分铜鬲、瓦鬲，贵族用铜鬲，平民用瓦鬲，难道都是奴隶？

学者杨振之认为，此论先有观念后找证据，则金文中提到的人鬲、庶人、驭、邦司、夷司、王臣等都成了奴隶，似乎周朝处处都是奴隶。鬲因常被使用、被交易，含义渐变成“人”。学者陈汉平将金文与《周官》比对，明确提出驭、史、臣、小臣等是官员。既然鬲是人，则“人鬲”应指一群人，是一个个宗法家庭构成的宗族。

换言之，周天子赏赐土地和平民给盂，但盂只有收税权，无“人鬲”和土地的所有权，那些权力归天子独享。杨振之认为，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显然不是奴隶社会，它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制度——宗法制社会。

西周确有大量奴隶，来自罪犯和战争俘虏，而非“鬲”。

学者李朝远指出，大盂鼎刻意神化周文王，称他“匍有四方”，其实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说他“受（授）民受（授）疆土”，但分封从周武王开始；说他受天命，但周文王没当过天子……凡此种种，都是通过把周文王改写成神，来为社会制度变革（从殷商的奴隶制，转向周的宗法制）服务。

周文王被神化，因“德正”，大盂鼎见证了从“神说了算”到“德说了算”的历史转型，由此延伸成传承数千年的、独特的传统。

大盂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半百重聚为一人

1925年正月，潘祖年突然去世。潘祖年两子早逝、两女嫁人，只好过继潘世恩的孙子潘承镜为嗣。1923年，丁达于嫁给潘承镜，改名为潘达于。婚后3个月，潘承镜故去，未留子女，后过继一子一女。

据学者吕伟涛钩沉，1937年，“潘达于请来家中两个信得过的木匠长工，做了一只大木箱，并撬开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挖出一个约2米深的大坑，将木箱安于坑内，再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多件小型青铜器放入木箱内。随后填进泥土、整平后铺上方砖，于其上堆家具杂物”。为保安全，潘达于“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

苏州沦陷后，日军最多时一日七次登门翻找。1944年，“木箱已在地下埋藏7年，木料腐烂，旧宅地面突然塌陷”。潘达于找人挖出大鼎，藏在家中，竟又保存了7年。

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借以膺先人津逮（到达）来学之初衷。”

政府奖给潘达于两千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2000元），抗美援朝时，她将其全数捐出。此后，潘达于又捐赠文物近500件。

1959年，大盂鼎来到北京，成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4年2月28日，为祝潘达于老人百岁生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联手举办特展，将大盂鼎送回上海，在阔别近半个世纪后，与大克鼎相聚。2007年8月，103岁的潘达于老人仙逝。（责任编辑：沈沣）

金文瑰宝《大盂鼎》，浑穆高古，瑰丽庄重

原文：金文瑰宝《大盂鼎》，浑穆高古，瑰丽庄重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青铜重器，其铭文书法不仅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更是西周早期金文艺术的杰出典范。下面从笔法、结构、章法和整体风格四个方面，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特点进行剖析：

一、笔法：方圆兼施，刚柔并济

方笔为主，刚劲挺健

大盂鼎被赞为“方笔之祖”，方笔运用十分显著。起笔时多藏锋逆入后翻笔或切锋，形成棱角分明的效果，收笔则或尖出或平出，干净利落。像“天”“夫”“不”等字的斜画，“宗”“享”等字的转折处，都呈现出斩钉截铁的方折笔势，极具刚正不阿的精神气质。

肥笔（阔笔）点缀，沉厚庄重

延续了商代晚期“波磔体”的特征，部分笔画如“王”“天”“正”等字的横画、捺笔采用肥笔，形成粗重的块面。这些肥笔与纤细笔画相互映衬，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赋予铭文沉雄庄重的韵味。

中锋为主，诸法兼用

以中锋行笔为基础，线条浑圆沉实，如“于”“酒”等字。同时，辅以裹锋（笔锋凝结如锥）和侧锋，使线条富有变化，凝练遒劲且立体感强。起笔和收笔时，藏锋与露锋结合，既蕴含含蓄之美，又彰显爽健之趣，偶尔还可见甲骨文两头尖中间粗的自然笔意。

二、结构：纵势长形，疏阔多姿

字形趋于规整，大小动态平衡

与商代金文大小悬殊的情况不同，大盂鼎的字形整体趋向长形，逐渐形成篆书纵向取势的特点。不过，它并未完全统一字形，而是根据笔画多少进行调整：笔画多的字结构舒展，却不显得拥挤，如“嗣”“敢”；笔画少的字则通过肥笔或夸张某笔来增强视觉张力，如“古”“土”“十”。

象形与符号融合，富有烂漫之趣

部分字形保留了象形特征，如“酉”（酒）字像酒坛，“册”字似简册，生动形象。同时，通过线条的简化和符号化处理，使文字更具抽象美感，二者结合展现出质朴烂漫的风格。

三、章法：行列初成，茂密从容

横成行、竖成列，规整中见变化

周人“尚礼”的精神在大盂鼎的章法上体现为初步形成横纵有序的布局，相较于商代金文的“乱石铺街”更为规整。但字与字之间并非完全平齐，而是通过高低错落、左右穿插，如“即”字的弧笔与相邻直线的呼应，使通篇气韵流畅，茂密却不呆板。

虚实相生，整体和谐统一

肥笔的块面与纤细的线条形成虚实对比，空白处分布自然，避免了布局的单调。整篇铭文与鼎体的庄重造型相呼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四、整体风格：浑穆高古，瑰丽庄重

大盂鼎的书法风格融合了商代金文的瑰丽雄奇和周代的庄重典雅。其线条刚劲中蕴含柔美，结构疏阔中不失严谨，章法规整中富有变化，整体呈现出雄浑质朴、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清代书法家刘颜涛评价其“气象宏大、敦厚自如”，堪称西周早期金文“方笔派”的典范，对后世篆书，如清代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盂鼎铭文以方笔为核心，方圆兼济，结构纵长而富有变化，章法初现秩序灵动自然，整体风格浑穆高古，是研究金文书法演变的关键节点，也是学习大篆的绝佳范本。

国之瑰宝、金文精品：西周大盂鼎铭文赏析

原文：国之瑰宝、金文精品：西周大盂鼎铭文赏析

大盂鼎基本信息：

名称：大盂鼎或二十三祀盂鼎

出土：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

时代：西周康王时期。

收藏：现藏国家博物馆。

著录：《從古》16·31、《愙斋》4·12、《三代》4.42——43、《集成》5·2837。

尺寸、重量：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器型：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

《金石名品系列丛书》共两册正版现货大盂鼎+大克鼎小克鼎中国西周时代金文汇编高清原色铭文拓片单字。

铭文：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

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佑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闢厥匿。匍有四方，畯政厥民。在于御事，虘酒无敢酖，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已！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教汝。勿蔽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玟王政德，若玟王令二三政。今余唯命汝盂绍荣敬，雍德巠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

王曰：“示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

王曰：“盂！乃诏夹尸司戎，敏誎罰讼，夙夕诏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赐汝鬯一卣，冂衣、巿、舄、车、马。赐乃祖南公旂，用狩。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极国迁自厥土。”

王曰：“盂！若敬乃政，勿废朕命。”

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Ji Zibai Plate of the Guo State），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商周时期盛水器，是一件用以记功、记事，流传给子孙后代的祭祀礼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大事记

816年 - 铸造 - 西周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虢国的子白奉命讨敌，大胜而归，宣王给予嘉奖并赏赐，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因作器者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
1864年 - 深埋土中 - 清同治三年（1864），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得到西周虢季子白盘，但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逃。
1949年 - 献给国家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立，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才将西周虢季子白盘挖出，献给国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流传过程

虢季子白盘原本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为时任眉县县令的徐燮所得，徐燮卸任返籍时将虢盘带回了常州。至太平天国时期，护王陈坤书镇守常州，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的珍藏。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初夏，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这日，官军拿下了常州城，刘铭传就住进了护王府内。时至午夜，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万籁俱寂当中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声音不大但极有穿透力。

刘铭传顿生好奇之心，当下秉烛往寻。转到屋后见有马厩，声音即由此传出。细审视，始知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了马槽所发出的声响，但这声响非同一般。刘铭传蹲下细看，见此马槽硕大，槽壁在烛光中发着深沉的幽光；伸手一试，重不可举；轻叩之，发声清远玄妙。刘铭传心中有数，此马槽绝非寻常之马槽。次日一早，刘铭传命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见其外壁四边各饰两个兽首衔环；整个外壁满布纹饰；内底具长铭，通篇工整严谨。刘铭传知是宝物，旋即命人押运送回合肥老家的刘老圩村，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

刘铭传得到虢季子白盘，却给他一家四代带了极大的麻烦。军阀、日寇、国民党官吏纷纷索取。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逸。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才将盘挖出，献给国家。

文物特征

虢季子白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虢季子白”青铜盘呈圆角长方形，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波带纹，纹饰精美，庄严肃穆，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

铭文

内容

“隹①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②。不③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⑤周庙宣榭，爰飨⑥。王曰：“白父，孔显又⑦光。”王赐乘马，是用左⑧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⑨（钺），用政⑩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①隹，即“唯”。

②乍寳盤，即“作宝盘”。

③“不”通“丕”，《说文解字》中：“丕，大也。”

④“加”通“嘉”。

⑤各，“各”典籍作“格”，《字汇》：“格，感通也。”《说文解字注笺》：“格，训为至，而感格之义生焉。”

⑥飨，即“乡”。

⑦“又”通“有”。

⑧“左”通“佐”，佐证。

⑨戉，即“钺”。

⑩政，即“征”。

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要义

铭文共八行一百一十一字，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前816）虢季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宣王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

文物价值

虢季子白盘盘底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同时，此篇铭文中“薄伐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征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线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大家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商四羊青铜方尊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大事记

1938年4月 - 出土 - 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在战野垅垦荒种红薯时，发现四羊方尊
1938年5月 - 流转 - 宁乡县黄材镇古董商张万利以400现大洋购得四羊方尊
1938年 (下半年) - 损毁 - 四羊方尊在日军空袭中碎成20多块
1952年 - 寻回 - 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寻得四羊方尊碎片
1954年5月 - 修复 - 湖南省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接手四羊方尊的修复工作
1956年 - 移交 - 湖南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1959年 - 展出与馆藏 - 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随后一直留藏在该馆
1976年 - 捐献残片 - 姜景舒将残片（敲下来的碎片）献给了国家
2000年5月 - 入选“十大顶级国宝” - 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商四羊青铜方尊位列其中
2013年8月19日 - 文物保护 - 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确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文物特征

商四羊青铜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饰夔纹。

方尊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流传历史

发掘出土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炭河里遗址），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于姜景舒三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商四羊青铜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消失踪影

商四羊青铜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商四羊青铜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商四羊青铜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商四羊青铜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重获新生

1938年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商四羊青铜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商四羊青铜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商四羊青铜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商四羊青铜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商四羊青铜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商四羊青铜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商四羊青铜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商四羊青铜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商四羊青铜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三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商四羊青铜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商四羊青铜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商四羊青铜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出土环境

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于炭河里遗址，该遗址在宁乡黄材镇西5千米，黄材水库下游沩水与塅溪交汇处的台地上，跨寨子山（栗山）、炭河里、新屋、新屋湾等村，面积数平方公里。遗址由一座古城、墓葬和许多铜器出土点构成。古城位于遗址中部，城墙以土夯筑，仅保存西北弧形一段，状若土堤，残长225米，宽12-15米，残高1-2米，墙内外都发现城壕，其余城墙已被河流冲毁或建水库时受到人为破坏。据弧形城墙判断，该古城为圆形，面积14.5万平方米，今存面积2万平方米。据城内出土文物，特别是陶器群特征判断，古城始建于西周早期，繁荣于中期，废弃于晚期，存在200余年。据现有资料可以断定，炭河里青铜王国是周初北方商族的一支南迁后与当地古越人相结合建立的民族方国，约在西周后期衰亡或灭于楚。

制作技术

据考古学者分析，商四羊青铜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且该文物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

文物鉴赏

商四羊青铜方尊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文化寓意

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出土的以商四羊青铜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羊在古代被喻为吉祥之物。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陪四龙，雄踞四面八方，寓意吉祥、和谐、尊贵、富强。

文物价值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商四羊青铜方尊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2000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商四羊青铜方尊位列其中；2013年08月19日，商四羊青铜方尊被确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商四羊青铜方尊还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反映了殷商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据专家们分析，这件方尊采用的是分块陶范分铸法，其合成的精密可谓无缝之天衣。从成分来看，铜占76.69%、锡占21.97%、铅占0.21%的加锡铜基合金，即用复杂的冶炼技术而生产出的具有特殊性能的青铜，这在冶金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此外，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文物争议

出土地点争议

有学者称商四羊青铜方尊原出土于河北，后被带入宁乡埋藏。有河北学者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广宗才是四羊方尊原始出土地，抗战爆发后，四羊方尊被担任过广宗县长的宁乡人姜榓（mì）荣带回家乡埋藏并再次出土。他们提出的佐证是，宁乡不属商代文化圈，且四羊方尊出土于浅地表，很可能是被人仓促埋藏。不过一般还是认为商四羊青铜方尊土于湖南省宁乡县。宁乡已在其出土地开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将以四羊方尊造型为原型建立湖南青铜文化博物馆。不过，在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广宗县城，也建有一座四羊方尊公园。

远古时期

原文：远古时期（约200万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

远古时期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完成了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进化过程。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发明了农业和养畜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逐步分化，出现了权贵阶层及相应的礼仪制度，在聚落分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城堡，社会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第一单元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生活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指大约200万年前—20多万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直立人。中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第一组直立人

直立人已能直立行走，会制造工具，具备了人的一些特征，但脑量较小，头部保留了较原始的特征。

第二组古老的石器工具人

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秦岭为界，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南方以大型块状毛坯或砾石制成的石器为主，在不同地区还存在多样性的特点。

第三组用火

用火是人类适应自然与改善生存环境关键的一步。北京人已学会使用自然火，并能保存火种。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和驱赶野兽，促进了身体特别是大脑的发展，提高了适应和改变自然的能力。

第四组　采集和狩猎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有2000多个个体，斑鹿化石有1000多个个体，说明肿骨鹿和斑鹿是北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根据两种鹿角不同的保存状况推测，北京人在夏末秋初时狩猎斑鹿，在秋末冬初时狩猎肿骨鹿。

第二单元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及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指大约20万年前—1万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智人。在中国境内已发现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许昌人、山顶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这一阶段，石器技术不断进步，石球更多地被用于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标枪、鱼镖、弓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产生了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第一组智人

智人意为“智慧的人”，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5万年前—5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身体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前—1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身体特征已接近现代人，石器加工技术更加进步，已学会人工取火。

第二组石器技术的改进

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所提高，石器形态更加规整，精品不断增加。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有更大的突破，开始出现一种用特殊的技术工艺制作的细石器。

第三组　弓箭、鱼镖的发明与骨、角器的使用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工具、磨制和穿孔技术。标枪、弓箭和鱼镖等复合生产工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狩猎和捕鱼的效率。用骨、角制作的骨锥、骨针和骨铲等生活用具，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第四组　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懂得把死者按照一定的葬俗进行埋葬。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用石器和装饰品随葬，表明了原始信仰的萌芽。众多遗址发现的装饰品，则标志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出现及原始艺术的萌芽。

第三单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与生活

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历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聚落，过定居生活。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逐渐从攫取型经济转变为生产型经济。

第一组农业的发生

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区之一。距今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种植水稻，黄河流域已开始种植粟，并逐渐形成了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粟作农业两大传统。这一时期，耕作方式不断改进，农业工具的加工与制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第二组家畜饲养

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驯养家畜。家畜种类主要有猪、狗、黄牛、绵羊、山羊等。

第三组制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由简单的手工捏塑、模制、泥片贴塑，再到泥条盘筑、慢轮修整，最终产生出了快轮制陶技术。中国各地区的陶器在器形、质地、纹饰及器类组合等方面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第四组编织与纺织

编织工艺的进步促成了纺织技术的发明，人们开始用纺织物来改善自身的穿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出现纺轮、锥、针等工具，部分陶器上还印有布纹痕迹。葛、麻等植物是人们主要使用的纺织原料。

第四单元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文字的萌芽、礼器的出现、大型礼仪建筑与城堡的兴建，社会分化加剧，许多地区出现了有如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社会形态也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发展到了复杂的分层社会，文明之光，灿若繁星，中国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演变格局和发展趋势。最终，中原地区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中，最先步入文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对应，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炎帝、黄帝直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

第一组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人类往往以神灵观念解释生命现象和自然现象，以神灵崇拜为特征的原始信仰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原始信仰逐步规范化、礼仪化，并随之出现了祭坛、神庙等高等级宗教场所。认识领域的拓展，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日益丰富多彩，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反映了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识。

第二组文字的萌芽与铜器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遗物上常见有一些刻划符号，它们可能是文字萌芽阶段的产物。新石器时代晚期，冶铜技术出现，人们已能够制造小件铜器，质地多为青铜和红铜，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铜炼渣等遗迹。

第三组礼仪制度与权贵阶层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分化加剧，具有特定含义的礼仪制度已经产生。一些遗址中出现了具有礼仪功能的大型公共建筑。公共墓地中贫富分化严重，还出现了专门的贵族墓地。这些贵族墓出土了大量象征权力与身份的玉器，标志着凌驾于公共群体之上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

第四组聚落、城堡与战争

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一般由居址、墓地、手工业作坊等不同功能的区域组成，有些聚落还有壕沟围护。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分化，并最终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了众多的城堡，社会形态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夏商西周时期

原文：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推行的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单元　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朝代更迭，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开始强盛。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诸侯巩固了政权，同时将影响区域空前扩大。

夏、商、西周时期形成的政治结构，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各阶层间矛盾激化，社会变革势在必然。

第一组夏朝的建立

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治水成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禹死后，其子启继位。自此，传统推举首领的“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代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

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今河南西部与山西南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基本与夏人活动的地域和时间相符，是目前探索夏人历史面貌的主要遗存。

第二组商朝的强盛

约在公元前16世纪，成汤率领商族趁夏乱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商初建都于亳，后又经数次迁徙，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直至公元前11世纪商朝灭亡。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发展进入了强盛。

第三组西周的封邦建国

商朝后期，居住在陕西岐山之南周原一带的周人逐渐强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许多方国、部落，大败商军于牧野，灭商，建立了周朝,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

周武王死后，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与商纣王子武庚联合发动的叛乱，并分封诸侯。

第二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

农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部门，管理体制较为完善。手工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内部已出现专业分工，到了商代，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商业活动也取得显著发展。西周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更细，号称“百工”，与商业同为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其主要生产门类包括青铜铸造、玉石器加工、陶瓷器制作、纺织与髹漆等。

第一组农业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以木、石、骨、蚌器为主，青铜工具使用较少。商王极其重视农业，设有主管农事之官，当时的生产过程包括作垄、收获、储藏等一系列完备的环节。西周的土地为周王所有，周王将土地赐给各级贵族与平民。劳动者在布满沟洫的井田上，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并采取休耕轮作以保持地力。

第二组青铜铸造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合金技术普及，出现了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的青铜礼器群，工艺复杂。商代的青铜铸造业内部出现分工，生产规模扩大，能熟练地制作器范，并用一次浇铸的浑铸法与先铸器体或附件然后接铸两者的分铸法，铸造出品类多样、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器型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西周早期的青铜制品，整体面貌较多承袭商代遗风。西周中期之后，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并在铸器时使用焊接技术，器类、器型、纹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

第三组原始瓷器制作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发现原始瓷器。商代的一部分原始瓷器，以高岭土为胎，人工配制的石灰釉施在器表及部分口沿内，光亮透明，呈现深浅不同的青色，烧成温度约在1200℃左右，质地坚硬，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已经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工艺比商代有所提高，器类增加，使用更加普遍。

第四组玉石器加工

二里头文化时期，玉石器器类增多，雕琢更加精细，出现了新的装饰纹样以及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商代的玉石器加工工艺取得了明显进步,器类更多，其中的人物、动物造型生动传神，通常装饰程式化的纹样，反映出艺术发展的成熟。

西周时期，玉石器被赋予丰富的礼制内涵，其中由多件玉饰结成的玉佩与玉覆面尤具时代特色。

第五组纺织与髹漆

二里头文化时期，平纹绢与斜纹织物均有发现。商代丝织品中，出现了菱形纹的回纹绮、大孔罗，表明当时已有了配备提花装置的织机。髹漆工艺运用较多。商代后期，这项工艺中还加入蚌片、绿松石、龟甲片等细小饰物的镶嵌。西周时期，漆器数量明显增加，使用范围扩大，出现了雕花漆器与漆木、青铜复合器。

第六组商业与交通

这一时期，在遗址、墓葬之中大量发现海贝，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鲟鱼鳞片、鲸骨、海蚌、龟甲、玉料，这些物品大多由远方贡献及交换而来。

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二里头遗址内已发现双轮车辙。车既是当时的交通工具，也是军队的重要装备。

第三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自成体系，使用时间最长。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组汉字

汉字在夏代已经使用，商代后期的汉字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

夏、商、西周时期，在青铜器、龟甲、兽骨、玉石器及陶器上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汉字材料，内容涉及祭祀、政治、军事、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医学与历法等领域。

第二组天象、气象的观察与历法

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及日常生活需要，商人对日食、月食、星等天象以及云、雷、雨、虹、雹、雪、雾、风等气象的观察频繁而细致，使用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其纪日、纪时方式长期为后世沿用。

第三组音乐

二里头文化时期，乐器种类主要有埙、鼓、铃、磬，到了商代，出现了铙、编铙、编磬。西周时期，钲、编钟的应用，极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第四组西周的礼制

西周时期，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内容包括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宴飨、赏赐及册命等，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制度。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礼器的数量、组合各不相同，庶人不得使用贵族的礼仪。

第四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的周边各族

夏、商、西周时期，也是中原文化区周边各族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周边各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进行频繁的交流。

第一组北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肃慎、戎狄等部族曾经活动在今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及陕西部分地区。分布在此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等遗存，属于这一时期。

第二组西北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今甘肃、青海等地主要有羌、戎狄部族，此地分布着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及卡约文化等青铜时代的遗存。

第三组东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生活在东部地区的部族主要有东夷与淮夷。分布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其时代大体与夏、商前期相当，是东夷的遗存。

第四组东南与南部地区

夏、商、西周时期，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及广东南部地区，是吴与多支越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广大区域内，普遍发现几何印纹硬陶器与青铜器。其中洞庭湖周围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而且多动物造型，形象生动、工艺精湛。

第五组西南地区

商周时期，今四川、重庆主要是蜀人与巴人的活动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树、青铜人、青铜面具等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其装饰及青铜尊、青铜罍等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

山西运城绛县横水西周中期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精品

毛公鼎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其三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两件为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

鼎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

鼎内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大事记

1843年 - 出土 - 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毛公鼎。
1852年 - 流转 - 潍县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从苏亿年之手购得毛公鼎。
1946年 - 流转 - 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 - 流转 - 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1965年 - 展出 - 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在商周青铜展厅展出。

流传历史

清朝时期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潍县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1949年迁台后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

文物价值

毛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由作器人毛公而得名。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该铭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铭文

原文隶定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氒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庭）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氒辟爵堇大命，肆皇天亡，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敃天疾威，司余小子弗，彶邦将害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甹朕立，虩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拥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緟恪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廼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王曰：父歆，今余唯緟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母敢龏槖，龏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圅于囏。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专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绎较，朱嚣弘斩，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童，金豙，涑燢，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口，金膺，朱旂二铃，易汝兹关，用岁于政，毛公对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参考释文

周王这样说：“父歆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歆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歆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

周王说：“父歆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歆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歆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书法价值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毛公鼎铭文的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在具体操作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因而在临写时应特别注意表现出线条的浑厚、拙重与雄强之气。但在表现轻重变化笔意时，不可有故作颤抖之笔，否则难以体现其真意而毫无生气可言。所以毛公鼎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模版。

散氏盘

散氏盘（San Family Plate），又称夨（c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

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散国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青铜器断代上一般将散氏盘定为周厉王时期器物。

流传过程

散氏盘于清乾隆年间出土，至嘉庆十五年一直在民间收藏，先在扬州江翰林家收藏多年，后转手谁家则不详。古玩界传说阮元曾收藏过，并仿铸出两件复制品。民国十三年（1924）以前，大古董商都说过，遇上散氏盘要格外小心，仔细鉴定。

1810年冬，嘉庆皇帝颙琰50岁的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给皇上做寿礼。皇上给了他两江总督去当。因而在老古玩界中有“阮元定名散氏盘，阿林保献宝祝寿荣升”的口头传说故事。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那样酷爱古玩字画和美玉。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因时间太久，六朝皇帝谁也不去鉴赏，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咸丰十年火烧圆明园后，传出散氏盘在圆明园被烧毁了。于是，从内务府官员口中传到琉璃厂古董商的耳朵里就成了：“散氏盘真的没啦，只有仿铸的那件了。”

1924年，内务府核查养心殿陈设，发现散氏盘藏在库房。同年溥仪出宫，筹办故宫博物院。经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鉴定，故宫所藏散氏盘为真品。

抗战期间，散氏盘随大量故宫文物南迁。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散氏盘运抵台湾，后安置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铭文

内容概述

散氏盘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土地转让，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

首句“用夨扑散邑，迺即散用田”说明了纷争的伊始：因为夨国攻打（偷袭）散国的田邑，造成散国损失，于是由夨国割田地二区以为赔偿。文中两段割地树封的履勘纪录，紧接着是夨人与散氏参与定界的见证名单，末段则为割地后盟誓立契的实景：（在豆国新宫东廷）原属夨人土地第一区的三员首长与第二区的二名主管相继盟誓，确定守约后，将所割田地绘图，交由夨氏执守，史正仲农则执左券以为文书之认证。

参考释文

用夨践散邑，乃即散用田。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奉。以陟，二奉，至于边柳、复涉瀗（xiàn），陟。以西，奉于敝城。楮木，奉于刍仇，奉于刍道，内陟刍，登于厂湶（quán），奉诸、陵、刚。奉于单道，奉（封）于原道，奉（封）于周道。以东，奉于棹东强。右还，奉于履道。以南，奉于仇道。以西，至于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道以东，一奉，还，以西一奉，陟刚三奉。降以南，奉于同道。陟州刚，登，降棫二奉。夨人有司履田：鲜、且、、武父、西宫襄、豆人虞丂、录贞、师氏右眚（shěng）、小门人、原人虞艿（nǎi）、淮司工虎、孝、、丰父、人有司丂，凡十又五夫。正履夨舍散田：司土逆寅、司马单、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教父、襄之有司橐、州就、焂从，凡散有司十夫。唯王九月，辰才乙卯，夨卑鲜、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爰千罚千，传弃之。”鲜、且、、旅则誓。乃卑西宫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湿田、畛田，余有爽变，爰千罚千。”西宫襄、武父则誓。厥受图，夨王于豆新宫东廷。厥左执史正中农。

书法价值

散氏盘铭文的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散氏盘铭文的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散氏盘铭文用笔粗放豪犷，但并不粗野，而是凝重含蓄，朴茂豪迈。其线质是能将稚拙与老辣、恣肆与稳健、粗犷与内蕴极为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既不同于早期以时有肥厚用笔及点团来华饰其形，呈现出线与块面的结合，也不同于其后的晚周金文刻意整饬，而是于不规整之中见其错落摇曳之趣，给人以欹正相生、自由活泼的艺术美感。可以说散氏盘既凝重遒美，又不失潇洒畅达。

散氏盘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文字，在结构上呈现出蜾扁的风格特征。在方整中含有圆意，就其单字而言无一不打破对称、平正的惯例，不仅呈横向的欹侧之势，而且变通常的右高左低为左高右低，字势向右下倾斜。然姿态自然，变化莫测，字间呼应，随势生发，字形开张，妙趣横生。在朴茂厚重之中，又添加些雄强的意蕴，故而显得博大、宽厚，让人感到一种生气的存在。同时，字的重心都忽左忽右，使每一行的字产生明显的跳跃感。加之其章法错落有致，使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通过变幻多端的下俯、上仰、左顾、右盼联合起来，使人感到行止裕如，气象飘逸。

历史意义

《散氏盘》以长篇铭文及其重要史料价值而著称。内容为一篇土地割让的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细记录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它是研究西周土地及其管理制度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所述为西周后期厉王时期的事件。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商时已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散氏盘》铭文记录的就是两国之间的土地赔偿、交割的全过程。

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又称克鼎、膳夫克鼎，西周中期青铜器，于清朝光绪中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西周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中又饰小兽面纹，并有觚棱凸棱，整个造型庄严厚重。腹内铸铭文290字，铭文行间皆有线相隔，笔势圆润。铭文内容则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资料。

西周大克鼎是西周时代极为重要的青铜器，也是历见著录，众所周知的重器，2002年1月18日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大事记

1890年 - 出土 - 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
1925年 - 传承 - 潘祖年过世后，保护大克鼎的历史重任落到其孙媳潘达于肩上
1937年 - 避难 - 抗日战争时期，潘达于将大克鼎装进木箱埋入自己居住的庭院里，躲过日军7次的搜查
1951年10月9日 - 捐献 - 潘达于先生将捐献大克鼎给上海市文管会
1952年 - 馆藏 - 上海博物馆收藏并展出
2004年 - 捐赠特展 - 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联合为潘达于先生百岁诞辰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文物特征

西周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

西周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腹内壁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前段14行有阳线格栏，后段格栏制范时除去。

铭文内容

克曰：穆穆朕文且师华父，悤襄氒心，宁静于猷，淑哲氒德。肆克龏保氒辟龏王，谏辪王家，叀于万民。远能，肆克□于皇天，琐于上下，得屯亡敃，易无疆，永念于氒孙辟天子，天子明，显孝于申，巠念氒圣保且师华父，〈龠+力〉克王服，出内王令，多易宝休。不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强，保辥周邦，〈田+允〉尹四方。

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緟季右善夫克，入门，立中廷，北向，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今余唯乃令，易女叔巿、参冋中悤。易女田于野，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勹+累〉田于〈田+允+山〉，以氒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溥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籥、鼓、钟，易女井、微、〈勹+累〉人，■。易女丼人奔于〈日+东〉，敬夙夜用事，勿法朕令。”克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乍文且师华父宝彝，克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流传历史

西周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潘祖荫死后，其弟将此鼎运回苏州老家供放。

民国初年，曾有美国人以巨款求购，被潘氏后人断然拒绝，视之为传家之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苏州沦陷，主持家务的孙媳潘达于果断地与家人将此鼎秘密埋入后屋。后日军果然不断来潘家求索此鼎，有时一天竟来七次之多，终于未得。抗战胜利后，潘达于把西周大克鼎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间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

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将此鼎捐献给国家，从1952年至今，此鼎一直珍藏于上海博物馆。

文物鉴赏

西周大克鼎器壁厚实，形制雄伟。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演变为周代之蹄足的重要例证。大克鼎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即波曲纹），环绕全器一周。波曲纹的出现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规律，摆脱了长期以来青铜器纹饰的静态装饰。它运用两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形成连续反复，产生一种韵律感，给人以活泼舒畅的感受。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变形，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出色地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

西周大克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共计290个字，分为28行。铭文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克用华美的词语颂扬其祖父师华父的功绩，赞美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够辅佐王室，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非常明睿，遂提拔师华父的孙子克提任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后半部分是周天子重申对克职务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以颂扬周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师华父在天之灵。

西周大克鼎之上的铭文，无论是字体布局、还是铸造效果均十分的精美，字体大小统一却不失灵活，笔势圆润且有劲力，呈现一种舒展、端雅的风格。

文化寓意

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西周大克鼎就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祭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

文物价值

史料价值

西周大克鼎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铭文中的年号，对于历史学家准确确定西周时期的历史年代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艺术价值

西周大克鼎雄伟凝重的造型，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达到巅峰的历史见证。西周大克鼎铭文的格式、体例，以及铸刻方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青铜器的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此铭文为中晚期青铜器金文的典范。

重要展览

2004年2月29日至3月6日，西周大克鼎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共同举办的“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中展出。

2018年2月13日，西周大克鼎在“《国家宝藏》特展”中以实物和视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九大博物馆中同时亮相，历时72天。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社会评价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任常泰《中国艺海》：该器在铸铭之前先在范上划好方格，然后在方格内填字，每字均兼顾到左、右字的格局结构，全篇均匀整齐，笔势圆润，是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的代表作。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郑巨欣《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此铭文字体规范，字迹优美，笔画圆润，结构和谐，是西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金文字体之一。

鼎、釜、鬲的形制演变

鼎、鬲、釜是中国古代核心的三大炊器，它们的形制演变与更替，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烹饪方式从“平地架火”向“炉灶烹煮”的演进过程。

三者核心形制与区别

鼎

鼎多为圆腹或方腹，底部配有实心足（三足或四足），口沿处常有两耳。实足主要起支撑作用，可直接架于平地生火。因壁厚承重好，多用于大块肉的烹煮与盛储。

鬲

鬲与鼎相似，但最大特征是拥有三个袋状空心足，且空足与腹部相通。这种设计极大增加了受火面积，能加快煮熟谷物的速度，主要用于熬粥或炖汤。

釜

釜的典型特征是圆底无足，器身多呈圆口深腹状，部分带有双耳。由于没有足部支撑，它无法单独站立，必须安置在炉灶之上或悬挂起来才能使用。

历史沿革与传承演变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鼎鬲并行

这一时期，人类多在平地直接架火烹饪。鬲凭借中空足的高效受热优势成为核心煮食器，鼎则因其结构稳固，逐渐向贵族阶层转移，被赋予礼器功能。

春秋战国至秦汉：灶台普及与釜的崛起

随着砖砌固定式或移动式炉灶的广泛普及，釜凭借无足设计能够更贴合灶眼，有效利用火力并节省燃料。这导致鬲和鼎的足部支撑功能被弱化，袋足逐渐退化变矮，最终演变为釜。

秦汉以后：功能分化与退出日常

铁制釜镬彻底取代了鼎和鬲的日常炊煮地位。鼎完全退出饮食领域，转化为随葬品或香炉；而鬲则在战国后逐渐消亡，其形态彻底融入釜的演变中。

演变逻辑总结

这三者的演变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紧密围绕“灶台普及”这一核心变量展开：

受火效率驱动：早期无灶时，鬲的空足受热最快；后期有灶后，无足的釜受热最均匀。
形制依附环境：鼎和鬲的“足”是为了适应平地架火，当烹饪中心转移到灶台内部时，“足”便成了多余结构。
社会功能分化：随着材质升级为青铜与铁，原本单纯的炊具走向了两条道路——实用器演变为轻便的铁锅前身，而青铜器则固化为权力象征的礼器。

跽坐玉人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商王武丁时期）的跽坐玉人。玉人左侧后方斜插的物件，在考古界被称为“宽柄器”（或柄形器）。

关于这个“宽柄器”的具体性质和用途，目前学术界尚无绝对定论，但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推测：

王权与军权的象征（微缩玉钺/权杖）：这是最主流的观点。该宽柄器上端呈卷云状内卷，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真实兵器（如玉钺、青铜戚）形制高度吻合。在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玉人背后插着“钺”，象征着墓主人妇好作为女战神所拥有的军事统帅权和王权。
礼仪用具（玉笏/珽的雏形）：有学者考证，这可能是古代插在腰间的玉礼器“珽”或“荼”（即后世玉笏的前身）。《荀子》中记载“天子御珽，诸侯御荼”，贵族在上朝或祭祀时将其插于腰带上，作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即“搢绅”）。
通神法器（巫觋祭祀用品）：商代盛行占卜和祭祀，妇好本人也是大祭司。这件宽柄器也可能是一种沟通人神的法器，用于在祭祖、祈福等仪式中使用。
装饰或图腾象征（龙/蛇尾或鸟羽）：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它并非实用器，而是纯粹的装饰物，或者是某种图腾（如龙尾、蛇尾，亦或与商族“天命玄鸟”崇拜相关的鸟羽）的抽象化表现，象征着人兽结合的神秘力量。

总的来说，这个宽柄器并非日常实用工具，而是商代高等级贵族身份、权力与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这件玉人本身也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妇好本人的雕像，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青铜冶炼

铜和青铜是人类最早大规模使用的金属，其冶炼史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绵延至今。下面按"世界起源→中国发展→近现代工艺"的时间与技术脉络为你梳理：

一、世界范围：从自然铜到青铜时代（公元前9000年～前500年）

自然铜利用（公元前9000～前6000年）

人类最早接触的是天然红铜（自然铜），多见于地表，延展性好，可用石锤冷锻成小饰品或工具。
土耳其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约前7500年）、伊朗阿里科什等遗址出土自然铜珠，此为"铜石并用时代"。

红铜（纯铜）人工冶炼（公元前6000～前3500年）

起源：西亚（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尔干）约前6000年掌握人工冶铜。将孔雀石（碱式碳酸铜Cu₂(OH)₂CO₃）与木炭在陶窑/地炉中加热至约800～1100℃，碳还原出金属铜： Cu₂(OH)₂CO₃ + C → Cu + CO₂↑ + H₂O↑
早期炉温不足，产物多孔含渣，需锻打排除夹杂物（"热锻"提纯）。前4000年后发明陶制鼓风管+皮囊鼓风，炉温突破1083℃（铜熔点），可实现铜液熔聚与浇铸。

砷铜→锡青铜（公元前3500年起）

砷铜（Arsenical Bronze）：冶炼含砷铜矿或无意混入砷，得铜砷合金（As 1%～5%），硬度高于红铜，熔点略降。两河流域、巴尔干约前3500年已用砷铜。
锡青铜（Tin Bronze）：约前3200～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出现有意配加锡石（SnO₂）炼制的铜锡合金（Sn 5%～12%）。锡青铜硬度高、熔点降至约950～1050℃、流动性好，适合铸造成型，标志青铜时代正式开启。
此后青铜武器、工具、礼器在两河流域、古埃及、爱琴海（米诺斯、迈锡尼）、印度河哈拉帕文明普及。

二、中国古代铜与青铜冶炼技术发展

中国铜冶金有独立演进线索，早期受西北欧亚草原文化影响，后发展出独特的陶范铸造体系。

早期用铜与青铜萌芽（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

姜寨遗址（陕西临潼，约前4700年）：出土含锌黄铜片、管——可能是偶然冶炼孔雀石与含锌矿所得，非有意黄铜合金。
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约前3300～前2800年）：出土锡青铜刀，为中国目前最早确认的人工冶炼青铜制品，说明距今约4800年已掌握青铜熔铸。
齐家文化（甘肃、青海，约前2200～前1600年）：出土红铜镜、砷铜、锡青铜斧、刀，采用石范/陶范单面铸造，显示西北地区较早进入系统冶铜阶段。

夏—二里头文化（约前1900～前1500年）：青铜时代开端

二里头遗址（偃师）出土青铜爵、戈、戚、牌饰等，采用复合陶范（块范法）铸造——先制母模→翻制外范与泥芯→合范焙烧→浇注，是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标志性特征。
合金以铜锡二元或铜锡铅三元为主，铅的加入降低熔点、改善流动性，便于铸造复杂器形。
采矿方面已开采氧化带铜矿（孔雀石），用硫化矿时需先氧化焙烧再还原熔炼（见于春秋铜绿山、林西大井遗址）。

商—西周（前16～前8世纪）：鼎盛期陶范铸造

商代早期—中期：形成规范的分型陶范铸造工艺，能铸重数十至上百公斤的方鼎（如后母戊鼎，重832kg级需多炉合浇）。
商代晚期—西周：发展分铸法（先铸器体再接铸附件，或先铸附件嵌入铸器体）、铜质芯撑定位等技术。殷墟妇好墓青铜器展现高超铸接工艺。
合金配比积累经验，《《考工记》·六齐》记载："金锡之齐……钟鼎之齐，金锡相半（铜∶锡≈4∶1）"，是世界最早的成文合金配比法则。

春秋—战国（前8～前3世纪）：技术革新

失蜡法（脱蜡铸造）：春秋战国成熟应用（曾侯乙墓尊盘），以蜂蜡/松香制模→裹耐火料→加热脱蜡→焙烧→浇注，可铸透雕镂空纹饰。
硫化矿炼铜推广：湖北铜绿山、内蒙古大井遗址表明春秋已掌握硫化铜矿氧化焙烧→冰铜→吹炼工艺。
叠铸法（印范铸造）：一型多腔，用于批量铸钱币、带钩、车马器等标准件。
《考工记》详载熔炼时依烟气颜色（黑浊→黄白→青白→青）判断火候，"炉火纯青"典故即源于此。

唐宋—明清：湿法炼铜与延续

胆铜法（湿法炼铜）：北宋《梦溪笔谈》记载，将铁置入含CuSO₄的胆水（硫酸铜溶液）中置换沉淀铜——"铁取铜"，南宋大规模用于产铜，成本低但产量受限。
明清时期仍沿用传统火法+陶范/失蜡铸造，并见于《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万钧钟失蜡铸造、蜡料配方等）。

三、近代与现代铜冶炼（16世纪至今）

反射炉/转炉粗炼：19世纪起欧洲用反射炉熔炼铜精矿，后改用转炉（PS转炉）吹炼冰铜得粗铜（品位98%～99%）。
电解精炼：粗铜铸阳极，电解得纯度99.95%以上电解铜。
现代火法流程：铜精矿→闪速熔炼/诺兰达法→冰铜→转炉吹炼→阳极铜→电解精炼。全球约80%铜产自火法。
湿法炼铜（SX-EW）：适用于低品位氧化铜矿，浸出→萃取→电积，现代在智利、美国等有大规模应用。

四、技术阶段对比简表

阶段/地区 | 时间概略 | 核心工艺 | 产物 | 特点

小结：人类约公元前6000年在西亚首现红铜冶炼，公元前3500年左右发明青铜合金，开启青铜时代；中国新石器晚期独立走上冶铜道路，商周发展出世界独有的精密陶范铸造体系并创失蜡法、《考工记》六齐法则，长期领先；近代欧洲通过火法冶金工业化反超，形成现代铜冶炼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

原文：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第一单元大国争霸和七雄并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战，促使地区间政治经济趋于平衡，统一的趋势日渐显现，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第二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原先是各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都邑，到战国中期，都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

第一组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战国时期，铸铁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以及铁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铁器的产量。到战国中期，铁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第二组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配比选择、冶铸的技巧上更加讲究，其中合范铸造、熔模铸造、焊接等多项技术的出现，错金、错银、嵌赤铜、包金、鎏金、镶嵌、刻镂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制作呈现出新的风貌。丝织品的种类繁多，拥有当时世界上领先的织造技术；原始瓷器的烧制有所进步；大量金银器和精美玉器、漆器的使用，表现出王室贵族追求奢华的时尚。

第三组城市和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的商业特点日趋明显。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实行各自的度量衡制。

第四组日常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礼仪化的饮食活动依然很多，壶、簋、罍、鼎、盘、匜等青铜饮食器仍在使用；漆器因其艳丽而轻巧，被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使丝绸服装成为贵族阶层的主要衣着；华丽的铜灯、精美的铜镜等，都成为贵族家居生活中的时尚用品。

第三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领域发生巨变，一些得到良好教育的“士”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建立了众多学术流派。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成为时代显学，弟子遍天下。他们与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自由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在学术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界的活跃也促进了文学、史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中华文明从此走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新时代。

第四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周边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人常常自称为“诸夏”，将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部族称为“蛮、夷、戎、狄”。随着中原各国与周边民族的密切交往，到春秋战国之际，“蛮、夷、戎、狄”中的大多数部族逐渐与“诸夏”相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一组北部与西北部地区

春秋时期，北部与西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戎和狄。其中，戎包括北戎、山戎及部落众多的西方戎族，狄包括白狄、赤狄、长狄等部族。到了战国时期，这些部族多与华夏族融合成一体。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胡貉”，包括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西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氐羌”。

第二组东部地区

春秋时期，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及江苏北部一带，包括淮夷、徐夷、东夷等。

第三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楚国境内或楚国之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后来逐渐融入楚国；东南部及岭南少数民族被统称为“百越”，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第四组西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西南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巴、蜀和西南夷。巴人分布在今重庆及四川东部、湖北西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西南夷分布于今四川西北、西南部，云南和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

祝融八姓

祝融八姓——上古火神祝融（重黎/吴回）后裔分出的八大姓族

据《《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颛顼—老童—重黎（祝融被诛）—吴回（复任祝融）—陆终，陆终六子（樊、惠连、篯铿、求言、安<晏安>、季连）的后裔分化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个姓族，称"祝融八姓"。

一、八姓源流与后裔方国

二、重要说明

陆终六子与八姓关系：六子本得六姓（己、董<参胡>、彭、妘、曹、芈），其中己姓再分出董（一说惠连即董）、彭姓分出秃、曹姓分出斟，合计八姓。
祝融非单指一人：上古"祝融"既是官职（火正），也指担任此职的重黎、其弟吴回及后裔，是炎黄集团中以火崇拜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称号。
楚国王族自称祝融之后：《《史记》·楚世家》明载楚先祖季连为陆终幼子，芈姓，故楚人祭祖以祝融为远祖，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有"祝融"记载。

简言之：祝融八姓=陆终后裔分化出的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族，其中己姓建昆吾、苏等夏商古国，芈姓发展为楚国，其余多在春秋前陆续灭亡。

楚王熊悍（楚幽王）

一、姓什么？

按先秦"姓""氏"分置的习惯：

姓：芈（mǐ）姓——楚国王族远祖为祝融八姓中的季连（芈姓），楚君皆芈姓。
氏：熊氏——楚君始封君熊绎后，以"熊"为氏，故史书称"楚某某王熊×"。
名：悍（一作"捍"，《史记·六国年表》误作"悼"）
谥号：幽王，合称楚幽王熊悍（前268？—前228），楚考烈王熊完（一作元）之子，母李嫣嫣（李园之妹）。

通俗说：他姓芈，氏熊，名悍，日常称"熊悍"或"楚幽王"。

二、身世争议——春申君私生子说

《《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久无子，春申君黄歇将已有身孕的李园之妹李嫣嫣献给考烈王，生下熊悍立为太子——暗示熊悍实为春申君黄歇之子。李园随后在考烈王死后于棘门伏杀春申君，拥立太子悍即王位，自任令尹。

此说多为楚王负刍夺位时的政治宣传，真伪存疑，但流传极广，是战国著名八卦。

三、在位时间与主要事迹（前238/237—前228年在位）

继位：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园杀春申君，太子悍即位，时年约十余岁，李园专权。
幽王三年（前235年）：秦将辛梧联魏攻楚，被楚军击退（一说秦魏无功而返），是楚幽王在位期间较显著的军事胜利。
幽王九年（前230年/前229年）：韩被秦所灭，楚受直接威胁。
幽王十年（前228年）：熊悍卒，同母弟熊犹（楚哀王）继位，仅两月余被庶兄熊负刍（楚王负刍）派人袭杀，负刍自立为末代楚王。五年后（前223年）秦将王翦虏负刍，楚亡。

四、墓葬与考古——李三孤堆（寿县楚幽王墓）

1933年、1938年两次被盗掘（含民国李品仙部队盗掘），位于今安徽淮南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墓群，是目前唯一可确认的战国楚王陵。

关键证据：出土青铜礼器（鼎、簠、盘等）70余件带刻铭"楚王酓悍"（酓＝熊，楚王读熊为酓），确认为熊悍之墓。
重要文物："楚王熊悍鼎"（又称"熊悍鼎"或"铸客大鼎"类器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铭文记熔秦军兵器铸鼎以纪武功。
形制：大型土坑木椁墓，墓口边长40余米，白膏泥密封，九室椁室，体现战国晚期楚王葬制。

五、历史定位

楚幽王是战国倒数第三位楚王（幽王→哀王→负刍→秦灭），在位恰逢秦国横扫六国前夕，国势已衰，政权落入外戚李园之手，无大作为。"幽"谥含暗昧、壅闭之意，史书对其评价平淡，主要靠墓葬出土文物为晚楚物质文化提供标准器。

小结：楚王熊悍即楚幽王，芈姓熊氏名悍，前238年继位，前228年卒，墓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楚王酓悍"铭文青铜器，是考古确认的唯一楚王墓。

符、节的历史演变

一、概念界定：“节”与“符”

“节”是中国古代一种凭证信物，用于代表权力、身份与使命，涵盖通行、传达命令、调兵、出使、邮驿等领域。先秦时期，各国称谓存在差异：秦国多称“符”，齐、楚等国多称“节”；秦汉以后，“符”逐渐成为主流统称。

二、先秦起源：多元形态与早期制度

1. 萌芽与材质

材质多样：金、铜、玉、角、竹、木、铅等。
早期实物：目前所见最早的符节实物多为战国时期。
原始形态：源于竹木剖分（契合防伪），后衍生出仿生造型与旌节。

2. 《周礼》分类体系

邦国使节：山国用虎节（象征威严），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适应水运）。
行政通行：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
管理制度：设“掌节”官，凭证与文书并用，限期缴回。

3. 典型实物形制

鄂君启节（竹节形）：
- 用途：水陆运输与免税凭证。
- 形制：青铜铸成剖开竹节状，错金铭文。
- 制度：货主与地方官府各执一半，合符查验。
王命传龙节（龙形）：
- 用途：驿传、食宿供给与通行凭证。
骑传马节（马形）：
- 用途：驿传邮递凭证。
辟大夫/韩将庶铜虎节（虎形）：
- 用途：军事发兵凭证。
杜虎符（虎形）：
- 用途：秦国调兵凭证。
- 制度：中分为二，左右合验。

三、秦汉转型：虎符定型与旌节政治化

1. 秦代：大一统与制度整合

兵符合契：确立“中分为二、左右合验”的调兵制度。
权力交付：秦王子婴投降时，向刘邦同时移交玺、符、节，标志政权交接。

2. 汉代：虎符延续与“节”的政治升华

军事凭证（虎符）：
- 材质：铜质为主，多作伏虎形。
- 制度：中分为二，中央与地方各执一半。
- 功能：调动军队、更换地方长官。
政治象征（旌节）：
- 形制：竹竿顶端装饰多层牦牛尾毛（旄）。
- 职能：专使/使节代表皇帝出征、镇守、出使的信物。
- 典故：苏武“持节不屈”，彰显国家使命与个人气节。
通行凭证（符传）：
- 用途：证明身份、通行关卡。

四、魏晋至隋唐：形制更替与功能分化

1. 魏晋南北朝：节钺等级化

制度演变：兵符大体沿袭秦汉，节的政治象征强化。
权力分级：依授权分为假节、持节、使持节、假黄钺，对应不同专杀与统辖权限。

2. 隋唐：动物造型更替与功能细化

形制革新：避唐太祖李虎讳，废除虎符，改用鱼符、龟符。
功能分化：
- 传符：驿传邮递。
- 铜鱼符：起军旅、换守长。
- 随身鱼符：明贵贱、应召命。
- 木契：皇太子监国、镇守地方调兵。
- 旌节：专赏、专杀。

五、宋元明清：腰牌普及与礼仪化终结

1. 宋代：虎符废止与牌符普及

制度变革：取消铜兵符，凭诏敕、枢密院文书及勘合调兵。
凭证形态：向轻便的“牌”转变。
具体分类：
- 传信木牌：传达军令、调动少量军队。
- 字验：主将密定字号，辅助身份验证。
- 门符：出入皇城禁门。

2. 元明清：腰牌主导与节杖礼仪化

元代：兵符演变为虎头牌、铜质令牌。
明代：
- 日常凭证：牙牌（文官）、金牌（武官）、字牌（营兵）。
- 节杖形制：黄色多檐宝盖，长二至三尺，黄纱袋笼，丹漆架承载。
- 职能弱化：仅限诏敕规定范围，不再独立表示权力大小。
清代：符节制度整体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六、形态演变总览

材质：竹木 → 青铜/错金银 → 金/银/铜/玉/角/木/铅。
造型：竹节形、仿生形（虎/龙/马/牛/鸾/燕/凫） → 鱼形/龟形 → 腰牌/牙牌/令牌。
功能：通行/商贸/驿传/食宿 → 军事调兵/使节信物 → 身份识别/门禁/礼仪象征。
防伪机制：剖竹分合 → 左右合符/榫卯/铭文 → 文字勘合/字号/印章/纸质勘合。

秦汉时期

原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秦汉时期，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结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新工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中外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我们的祖先在秦汉时期以其卓越的创造力，建树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无数丰碑。

第一单元大一统帝国

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组秦统一中国

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六国后，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开驰道、直道，筑长城，巩固国家的统一。由于徭役繁重，刑罚严酷，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反秦风暴席卷全国。公元前206年，秦朝被推翻。

第二组西汉的强盛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西汉前期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侵犯，通西域；实行盐铁官营、货币官铸；兴修水利，推行先进的农业技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中央集权国家进入强盛时期。

第三组王莽改制

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为了摆脱困境，他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使社会经济生更加混乱。公元23年，新朝被推翻。

第四组东汉贵族豪强的统治

新朝灭亡后，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豪族大姓往往世代高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

东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使天下安定。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各地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第二单元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生活

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水排、脚踏纺织机等工具的发明、众多新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时代风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组农业

这一时期，政府提倡牛耕，使牛耕在各地逐渐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类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犁的基本结构已经完善，还出现了以耧车为代表的新型农具。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农业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第二组手工业

这一时期，手工业主要有冶铁、纺织、髹漆、青铜铸造、陶瓷生产、制盐和酿酒等生产部门。其中冶炼设备齐全，采用韧性铸铁、脱碳钢、炒钢和叠铸等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丝织品种类繁多，工艺精良，汉代脚踏纺织机的发明是纺织业的重大进步；漆器生产分工日益细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的饮食器皿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的生活用品种类和数量增多；北方的釉陶、南方的青瓷代表了陶瓷业发展的新成就。

第三组服饰

这一时期，随着纺织业的高度发展，服饰质地愈加精良。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深衣是主要的服装款式，后逐渐为宽大的袍服和襜褕所取代。舒服方便的短衣也从平民阶层走向上流社会。贵族讲究服饰的整体效果，注意鞋、袜、手套和香囊与衣服的协调搭配。

第四组饮食

这一时期，以五谷杂粮为主的饮食传统依旧保留，肉食的比重有所增加，菜肴的品种不断创新，炙、腌、烩、酱、煎等各种烹饪技术均已使用。

第五组起居

这一时期，宫殿苑囿规模宏大，廊院和私人园林屡见不鲜，楼阁式建筑得到发展，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房布局已基本形成，为构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六组出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驰道、开河渠，初步建立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展。交通网络的发达，车船制造技术的提高，马车、牛车和舟船等多种交通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出行更为方便。

第三单元秦汉时期的科学文化

秦汉时期，科学文化有很多重要成就。造纸术的发明，使人类书写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天文、历算、地震观测、医药等领域的研究，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汉代得到确立。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开创了纪传史体裁和断代为史的先河。汉代民歌、散文、辞赋富于时代内容。

第一组造纸术的发明

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旧鱼网，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这种纸原料广、成本低，便于书写，逐渐取代缣帛和简牍，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墨的制作工艺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具有一定硬度和形状的墨锭，以隃麋（今陕西千阳）制墨最为有名。

第二组天文、历法与算学

这一时期，在天文、历法与算学方面有出现许多重大的发现、发明。其中有世界上关于太阳黑子和新星的最早记录。《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比较复杂的分数算法等数学成就。《九章算术》是周秦以至汉代我国算学发展的一部总结性的数学专著。东汉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

第三组医学

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建立，在病理研究、诊治、草药以及针灸、体育健身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其中，张仲景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世界上最先施用全身药物麻醉以及进行大手术。

第四组史学、文学和哲学

史学名著《史记》、《汉书》在汉代先后问世。汉代民歌生动活泼，富有生气。五言诗开始兴起。散文、汉赋都有不少佳作。汉武帝时确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东汉王充阐发了唯物主义思想。

第五组艺术

这一时期，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对精神需求的反映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主题，石雕、陶塑、绘画等成为引人注目的艺术类型，其写实风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第四单元秦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秦汉时期，除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族，西北的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组匈奴

这一时期，匈奴具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势力。秦朝大将蒙恬曾率军出击匈奴。汉朝和匈奴之间也曾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但又长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立下盟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在一些匈奴人活动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草原文化特色和汉式风格并存，反映了两族人民密切交往的史实。

第二组东北各族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分布着乌桓、鲜卑、夫余、沃沮、挹娄、高句骊、濊貊等族。在这些地区出土的遗物，有些与匈奴同类文物相似，又往往与汉式文物共存，表明各族的密切关系。

第三组西域各族

汉代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中亚在内的广大地区。西汉初年，西域一带有乌孙、楼兰、若羌、精绝、于阗、车师、龟兹、疏勒等三十六个小国，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以游牧为主。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广大地区施行管辖。

第四组百越

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和南方一带的百越各族，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地区的称东瓯、闽越，广东、广西一带的称南越、西瓯和雒越。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一些具有越文化特色，许多则具有汉式特点，呈现了汉与越人文化的融合。

第五组西南各族

这一时期，居住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部一带的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冉駹、笮都、白马等族，当时统称西南夷。其中滇族处于发达的青铜文化阶段，铜器上有很多反映社会面貌的装饰。汉朝在西南地区设郡，密切了西南各族与汉族之间的往来。

第五单元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

秦汉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呈现新局面。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自首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直达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精美的中国丝绸输往西方国家，西方的物产也传入中国。这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当时还加强同四邻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开通了从西南通往今天缅甸、印度的陆上通道，开辟了从今天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通往今天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

冶铁

铁的冶炼史跨越约3500年，经历了从陨铁利用→块炼铁→生铁冶铸→近代高炉炼铁的演进。下面按时间脉络和技术路线给你梳理：

一、前奏：陨铁与早期认识（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

陨铁使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商代（如河北藁城出土的铁刃铜钺）均用陨铁锻打嵌铸，但此时人类尚不知如何从矿石中炼铁。
陨铁含镍高、质地硬，古人已认识到铁优于铜，但因无法人工冶炼，铁长期被视为"天降神物"。

二、起源：赫梯人与块炼铁技术（约公元前1800～前1200年）

最早人工冶铁：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赫梯帝国（Hittites）约公元前18～16世纪掌握人工冶铁，公元前14世纪大量生产铁器，是全球公认的冶铁技术起源。
块炼法（Bloomery Process）：
- 用黏土竖炉，木炭为燃料和还原剂，鼓风升温至约1100～1200℃。
- 铁矿石（Fe₂O₃/Fe₃O₄）被CO还原为金属铁，但未达铁的熔点（1538℃），形成多孔海绵铁（块炼铁/熟铁）。
- 取出后趁热反复锻打，挤出炉渣、压实，可得致密熟铁；再埋入木炭中加热渗碳，表面形成高碳钢。
赫梯垄断冶铁近两世纪，前12世纪帝国崩溃后工匠流散，冶铁术传向近东、希腊、欧洲，人类进入铁器时代。

块炼铁是此后约2500年间（至14世纪欧洲高炉出现前）西方主流冶铁方式，产率低、靠锻打，无法直接浇铸大型器具。

三、中国路径：从块炼铁到独创生铁冶铸（春秋～汉代）

中国春秋早期（前8～前7世纪）通过西域传入块炼法，但迅速走出独特道路——世界独有的早期生铁（铸铁）体系。

春秋——块炼铁与生铁并行出现

甘肃灵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春秋早期块炼铁制品。
春秋晚期（前6～前5世纪）已出现液态生铁铸造：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白口生铁铁丸，湖南长沙出土白口铸铁鼎——比欧洲早约1800～2000年。
关键突破：中国沿用青铜冶铸的高大竖炉+强力鼓风（皮橐），炉温达1300～1400℃，铁吸碳后熔点降至1150℃左右，呈液态流出，可连续放铁、浇铸成形。

战国——铸铁柔化与铁范铸造

发明韧性铸铁（可锻铸铁）：将白口生铁经退火脱碳/石墨化热处理，克服生铁脆性问题，广泛用于农具、车具。
发明铁范（金属铸模）：河北兴隆出土战国铁范，可重复使用批量铸造，大幅提高效率。

西汉——炒钢、百炼钢与高炉、水排

炒钢法（西汉中期）：将生铁加热至半熔融翻炒，氧化脱碳得钢或熟铁，解决了生铁不能直接锻打的局限，是钢铁生产史上的重大革新。
百炼钢：以块炼铁或炒钢为原料，反复折叠锻打渗碳，制作高质量钢剑（燕下都出土钢戟）。
大型高炉：汉代古荥冶铁遗址炉容约50m³，日产铁约1吨，采用石灰石作熔剂，渣铁分离。
水排（东汉杜诗）：水力驱动鼓风装置，比欧洲早约1100年。

南北朝～唐宋——灌钢法与煤/焦炭冶炼

灌钢法（南北朝綦毋怀文）：将生铁液浇于熟铁上，二者熔合碳均衡得钢，《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均有记载，省工高效。
宋代开始用煤（而非木炭）炼铁，缓解森林消耗；明代已用焦炭冶铁（欧洲17世纪才用焦炭）。
北宋铁年产量估计达数万吨至十余万吨，相当于18世纪初全欧洲总产量。

四、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中世纪～近代演进

中世纪欧洲：长期沿用块炼法（bloomery），得熟铁再渗碳锻打成钢，"炒钢"直至17～18世纪才从东方引入概念。
高炉（Blast Furnace）出现：14世纪欧洲（如瑞典、德国）出现带强力水力鼓风的高炉，首次在西方生产液态生铁（铸铁），此前欧洲视生铁为废料。
工业革命（18世纪后半，英国）：
- 焦炭炼铁（Abraham Darby，1709）解决木炭短缺。
- 配套蒸汽机鼓风、热风炉，高炉大型化，生铁产量暴增，奠定近代钢铁工业基础。
1856年贝塞麦转炉炼钢法（Bessemer）、1865年平炉炼钢（Siemens-Martin）、20世纪氧气顶吹转炉及直接还原铁等现代工艺相继出现，钢铁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

五、技术路线对比简表

阶段/地区 | 工艺 | 温度 | 产物 | 特点

小结：人类冶铁始于赫梯人的块炼法，西方沿此路线走到中世纪；中国则在引入块炼法后迅速发明高温生铁冶铸体系，形成"铸铁—炒钢—灌钢"的独特技术链，长期领先世界。近代欧洲通过高炉+焦炭+蒸汽动力完成反超，开启现代钢铁工业。

生铁和熟铁

生铁和熟铁（锻铁/工业纯铁）本质上都是铁碳合金，核心区别就在于含碳量不同，由此导致性能、工艺和用途完全不同。

相同点

基本成分：都以铁（Fe）为主要成分，属于铁碳合金，区别于纯金属单质。
来源关联：熟铁通常由生铁经脱碳精炼（古代"炒钢/炒铁"、现代氧化精炼）得到。
外观：都有金属光泽，可导电导热，能被磁铁吸引。

主要不同点

补充：介于二者之间含碳量0.02%～2.11%的叫钢，兼顾强度与韧性。

简单记忆

生铁＝高碳＋硬脆＋可铸不可锻→适合浇铸成型（锅、管、底座）
熟铁＝极低碳＋软韧＋可锻不可铸→适合锻打、拉丝、电磁材料
钢＝中碳→强度与韧性平衡

块炼铁

块炼铁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冶铁技术，也被称为“海绵铁”或“锻铁”。它是在固态下还原铁矿石，而非像现代高炉那样将铁完全熔化。下面为你拆解其核心原理、炼制过程及技术特点。

什么是块炼铁？

块炼铁是铁矿石在 800–1000℃ 的相对低温下，通过木炭固态还原得到的产物。由于温度低于铁的熔点（约1538℃），铁不会熔化成液体，而是形成一种疏松多孔、夹杂大量矿渣的海绵状固体，故得名“海绵铁”。

成分特性：含碳量极低（<0.3%），属于熟铁。质地柔软、延展性好，但不能铸造，只能通过锻打成型。

历史地位：起源于约公元前1500年的西亚，是欧洲直至中世纪以前的主要炼铁方式。中国早期（如春秋时期）也有使用，但很快发展出了更先进的生铁冶炼技术。

块炼铁炼制技术与全过程

块炼铁的生产属于间歇式操作，一炉一炉地生产，无法像高炉那样连续出铁。

炉窑建造：地炉或碗式炉

早期工匠通常在平地或山麓挖坑砌筑小型炉窑，结构非常简单：

炉型：多为“碗式炉”或竖炉，直径约0.7–1米，高约1–1.5米。

材料：用石头或粘土垒砌，配备简易的皮囊或风箱鼓风。

装料与还原：固态反应

配料：将高品位铁矿石（块状）与木炭分层装入炉中。

鼓风加热：点燃木炭并鼓风，将温度维持在1000℃左右。在此温度下，矿石中的氧化铁被一氧化碳（CO）还原为金属铁：

\text{Fe}_2\text{O}_3 + 3\text{CO} \rightarrow 2\text{Fe} + 3\text{CO}_2

产物状态：铁以固态颗粒形式析出，与未还原的脉石（SiO₂等）混合在一起，形成一团糊状的“铁疙瘩”。

出炉与锻打：挤渣成材

这是块炼铁最费工费时的环节：

破炉取铁：冶炼结束后，炉内产物是固态的，必须破坏炉体或扒开炉膛才能取出海绵铁块。

热锻挤渣：趁热对海绵铁进行反复锤打。目的是将夹杂在铁颗粒之间的液态炉渣挤出，同时将疏松的铁块锻打成致密的铁材。未经锻打的块炼铁强度极低，无法直接使用。

进阶：块炼渗碳钢

单纯的块炼铁太软。古代工匠通过在炭火中反复加热锻打，让碳渗入铁中，提高含碳量，从而制成块炼渗碳钢，用于制作更锋利的兵器。

技术特点与局限性

块炼铁技术生铁冶炼（对比）温度低温固态还原（~1000℃）高温液态冶炼（>1150℃）产物海绵状熟铁，含渣多液态生铁，可铸造效率极低，间歇式，单炉仅几公斤高，连续出铁，产量大加工必须锻打，费时费力可直接铸造成型

主要缺点：燃料消耗巨大、铁回收率低（炉渣中含铁量高达70%–80%）、无法生产大型铸件。这也是它最终被生铁和炒钢技术取代的原因。

考古与实物证据

中国：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出土的铁条（约公元前14世纪）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块炼铁实物；春秋时期的玉柄铁剑（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也采用了此技术。

世界：该技术通过西亚传至欧洲，统治了西方冶铁业近2000年。

块炼铁虽然原始，但它是人类开启铁器时代的钥匙，其“固态还原+锻打”的原理也是现代粉末冶金的技术雏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原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强。战争导致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瓷器制造成就显著，青瓷制作技术精湛。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家具、服装等出现新形式。社会的变革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使思想文化呈现全新面貌。

第一单元多民族政权并立与民族融合

东汉灭亡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此后，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中国进入一个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南方出现了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东晋及南朝政权，北方则出现了主要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及北朝政权。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在规模与程度上都超越以往时代，为统一多民族的隋唐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

这一时期，许多政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受战乱破坏的经济，大量荒芜田地重新耕种，许多水利工程兴建，新的生产技术被采用。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几经破坏、复苏。南方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大量人口因战乱南迁，南方劳动力明显增加，一些地区得到开发，北方生产方式、农作物也向南传播，南方经济取得新的发展。

第一组农业

这一时期，出现了翻车、水磨等先进农具和粮食加工机械，北方旱作地区形成了“耕—耙—耱”的耕作技术体系，南方部分地区水田使用了耕—耙的耕作技术。园艺、畜牧生产也有显著提高，蚕桑生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发展期。

第二组青瓷制造业的繁荣

这一时期，青瓷器烧造进入了更成熟阶段，南方青瓷器制造成就尤为突出，在选料、施釉、造型和烧制技术等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瓷器产量、产区扩大，也能够烧造质量较好的黑瓷器，北朝时期还创制了白瓷器。

第三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活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近400年间，人口的流动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饮食、起居、服装等方面互相影响。汉族人以积极的姿态包容、吸取外来生活习俗，各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的风俗礼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的时代风貌。

第一组城市

这一时期，许多都城形成了相当规模。洛阳城在三国、北魏重建，北魏时洛阳城人口接近100万。建康是三国、东晋、南朝都城，并采用西晋洛阳城布局。南朝梁代建康城有28万户。邺城的北城出现了城市中轴线布局，对以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有深远影响。城市中出现了一些佛寺，里坊区也有所扩大。

第二组室内陈设

这一时期，居室的基本格局仍沿袭汉代传统。地面铺席，居室内普遍陈设床、榻、案、凭几、屏风等家具以及香炉、烛台等生活用具，有些家庭还摆设文房用具。西晋以后，受游牧民族影响，垂脚坐姿开始出现，床、榻等坐具逐渐增高，产生了椅类高足坐具。

第三组饮食

这一时期，人口迁徙频繁，人们将自己的饮食习惯带到迁入地区，丰富了中国饮食的内容。饮酒在士大夫生活中有了人文含义，促进了酿酒工艺的发展。饮茶习俗开始由南向北推广，出现了专门的茶具。

第四组服饰

这一时期，服饰文化多彩多姿。受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影响，裤的形制改善，人们较多地穿着“上衣下裤”；少数民族政权则引进了汉族政权的衣冠制度；一些北方、西部少数民族服装在内地流行。这些改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内容。

第五组歌舞

魏晋南朝，盛行清商乐。北魏时江南的清商乐传播到北方。西凉、龟兹（qiū cí）、高丽、鲜卑、安国、康国、高昌、天竺等地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并流行于十六国、北朝时期。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时代，汉族传统文化依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各区域文化因人口大迁移而相互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文化则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海纳百川、吐故纳新，等待着焕然一新的隋唐时代的到来。

第一组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出现了祖冲之等著名科学家，他们在多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传统中医学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出现了许多医药学著作；造纸术进一步发展，纸逐渐代替简牍成为书写材料；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还体现在机械制造、数学、天文学等方面。

第二组玄学与宗教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的哲学思潮，盛行于三国晋时期。

从十六国开始，佛教迅速传播，信徒和寺院不断增加，佛造像大量出现，佛经翻译规模空前。佛教不断吸收本土文化，开始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三国以来，道教逐渐流行。南北朝时期，道教在经典、教义、教仪、戒律、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造，创立了信众居住的道馆，奠定了道教的基本格局。

第三组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文学创作更趋个性化，产生了众多文学流派；诗歌、骈文、小说等文体都得到长足发展，还出现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

第四组史学

这一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非常发达，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纪传体史书以《三国志》、《后汉书》成就最高，编年体史书则以袁宏的《后汉纪》为代表，作为传统史学重要分支的地理学则出现了《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经典著作。

第五组艺术

这一时期，中国文字的书写方法真正成为了艺术，书体逐渐由隶、章草向楷、行、今草演化，产生了钟繇(yóu)、王羲之等著名书法家。在绘画领域，人物画依然盛行，出现了山水画与佛教画；不仅有顾恺之等杰出艺术家，还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绘画理论著作。雕塑艺术在北朝出现了明显的进步。

第五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外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通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扩大。国内一些城市有不少外国人过往、居住，这些人不仅从事贸易，也带来了外国文化和技术。佛教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海上交通也获得发展，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重要记录。

魂瓶

“魂瓶”这个名字，不是它出厂时的本名，而是后起的通行叫法，核心就落在“魂”字上——古人认为它是亡者魂魄在另一个世界的依托之所（收魂、安魂、引魂之瓶）。

名字是怎么来的

本名其实叫“谷仓罐 / 堆塑罐 / 五联罐”：东汉到三国两晋长江下游墓葬里那种口部堆满楼阁、飞鸟、人物、五管的小罐，最早按用途叫“谷仓罐”（里头放五谷，怕亡魂饿），按工艺叫“堆塑罐”，按造型叫“五联罐”。

“魂瓶”是近现代定名：学界公认“魂瓶”一词最早见于张拯亢 1937 年《绍兴出土古物调查记》，他看到浙江民间叫这种随葬罐为“魂瓶”，用来“妥死者之魂”，觉得比“谷仓罐”更准，逐渐沿用成学术通称。

日本学界叫“神亭壶”（灵魂亭壶），意思相近：都是“给灵魂住的亭子/瓶子”。

为什么偏偏叫“魂”瓶，而不是别的

古人灵魂观是底层逻辑：

人死魂不灭，魂要去冥界/仙界，得有个落脚处——瓶体中空、有口有孔，被当作魂的“临时宿舍”或“通道”。

安魂 + 引魂：罐上堆塑的立鸟是“导航鸟”引魂上天，楼阁是魂的居所，五谷是魂的口粮；把魂安稳收在瓶里，既让死者不饥不孤，也防游魂回阳世作祟（所以有“镇魂”一面）。

“谷仓”偏物质（管吃饱），“魂瓶”偏精神（管魂归处）——后者把农耕民族的“带粮”和道佛影响的“引魂升仙”合在一起，更贴合六朝以后这器物的真正功能，所以胜出。

简单说：本来是装五谷给死者不挨饿的“谷仓罐”，后来被赋予“收亡魂、安亡魂、引亡魂”的宗教意义，民间和学界就按它的灵魂功能改叫了“魂瓶”。它叫什么，取决于你看的是粮仓视角（谷仓罐）、工艺视角（堆塑罐）还是灵魂视角（魂瓶/神亭壶）。

北魏冯太后

冯太后

冯太后（442年－490年10月17日），长乐郡信都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成帝拓跋濬皇后，献文帝拓跋弘嫡母，孝文帝元宏（拓跋宏）嫡祖母，辽西郡公冯朗之女。

冯氏出身北燕王室长乐冯氏。北燕灭亡后，没入北魏掖庭，充为奴婢。太安元年（455年），被选为文成帝的贵人。太安二年（456年），受册封为皇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当时鲜卑贵族乙浑专权，诛杀朝臣。冯氏密定大策，诛除乙浑，开始临朝听政。随后下令各郡设太学，置博士、助教，根据各郡大小，招收学生。皇兴元年（467年），皇子拓跋宏出生，冯氏还政于献文帝。后与献文帝的矛盾日渐激化，至承明元年（476年）献文帝暴崩，拓跋宏即位，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自太和元年（477年）起，开始改革吏治，颁行俸禄制度，推行三长制，发布均田令，推行租调制，以巩固统治，增加国家收入。但冯氏多疑好杀，宠佞佛教，广修佛寺、石窟，军事上与南齐交战多次失利，耗费巨万亿钱财蓄养男宠、独裁专制使天子尸位的行为，也招致史家非议。太和十四年（490年），冯氏在平城病逝，享年四十九岁，谥号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史称“文成文明皇后”。

冯氏为人聪明果决，猜忌而长于权术，以重管、重罚驾驭群臣为其所用。她两度临朝称制，被认为是北魏太和改制的实际主持者。其支持的改革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繁荣富庶打下基础。

人物生平

国亡父丧

冯氏是长乐郡信都县人，出身于北燕皇族，祖父冯弘是十六国时期北燕末代国君。当北魏兵临龙城（今辽宁朝阳）时，冯弘弃城奔高丽；其子冯朗、冯邈降魏。冯朗就是冯氏的父亲。他仕于北魏，先后出任秦、雍二州刺史，封西城郡公；母亲王氏，是乐浪郡（今朝鲜平壤）人。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冯氏生于长安。她出生后不久，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按照惯例，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成为一名婢女。幸好她的姑母冯昭仪是拓跋焘的妃子，对冯氏多方照应。冯氏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抚养教育下，不仅粗通文字，而且见识大有长进。

册立中宫

太安元年（455年），太武帝之孙拓跋濬即位，是为北魏文成帝。大约两年后，文成帝选中十四岁的冯氏，册封她为贵人。

太安二年（456年）正月，冯氏被文成帝册立为皇后。

抚养献文

早在兴光元年（454年），文成帝与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人李氏生下了长子拓跋弘。太安二年（456年）二月，也就是冯氏被册为皇后的第二个月，不足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起，便学习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旧例，凡后妃所生之子册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母以子贵，专擅朝政。因此，当拓跋弘被立为太子后，李氏也被常太后赐死。李氏死后，冯氏便担当起了养育拓跋弘的责任。

捕诛权臣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英年早逝，崩于平城皇宫的太华殿。三日后，按照北魏的旧俗，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御衣器物等。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吊。当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冯氏突然哀嚎着扑向火中。左右侍急忙上前，才从烈火中救出冯氏。良久后，她才苏醒过来。

就在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氏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即位后，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擅作威福，仅在这年五月，他便矫诏杀害了异己的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平原王陆丽等重臣。七月，他又成为丞相，位居诸王之上，史称“事无大小，皆决于浑”。冯氏是个精明的妇人，果敢干练。十多年的宫廷政治生活，使她更加敏锐机智。她没有沉浸在悲哀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事变。当侍中拓跋丕禀报乙浑即将谋危帝室时，冯氏便密定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将其诛杀，然后宣布亲自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政治大权。

母子争斗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子拓跋宏。冯氏喜得长孙，自然十分惬意。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拓跋宏的责任。

史载献文帝“幼而神武，聪叡机悟”，年纪虽小，却很有主意。于是乎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出现了一场微妙的斗争。

自文成帝死后，孀居的冯氏宠爱官宦子弟李弈，使其常入侍宫中。献文帝甚是不喜，以为后宫淫乱，世人也常有异言。皇兴四年（470年）秋，李弈的兄长、尚书李敷的好友和同宗——相州刺史李欣因罪被告发。李欣为了自保平安，自陈李敷有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这年冬，李弈、李敷及其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李弈死后，冯氏非常“不得意”。

后来，献文帝又把李欣擢为尚书，参决国政，使冯氏更无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献文帝本人聪睿夙成，刚毅有断，并自年少时就已处政甚雅，举朝称善。但生性喜好黄老、浮屠之学，常常与朝中士大夫和沙门一起高谈玄理，也给人一种雅薄富贵、厌倦国政、不以天下事为意的印象。在冯氏的强大压力下，献文帝曾想传位给素有时誉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联合反对。无奈，他只得在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书·天象志》所说：“上（献文帝）迫于太后（冯收），传位太子。”拓跋宏即位即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宫的太上皇献文帝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实际上，献文帝此时牢固掌握北魏朝政，不仅朝廷大小国务皆亲自处理，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多次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取得大胜。因此，禅位后的献文帝与冯氏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但到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献文帝突然在平城永安殿驾崩，时人多言是为冯氏杀害（关于献文帝的死因争议，请见“人物争议-献文之死”部分）。

再掌朝纲

献文帝死后当月，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此时的冯氏，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了。冯氏再掌朝纲，面临着新的挑战。献文帝死后，政局动荡起来。不仅如此，献文帝时所整治的贪污犯罪，在其死后再次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长治久安，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氏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氏对当初诬死李弈的李欣下了杀手，给心上人报了仇。对于一些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为了清除隐患，冯氏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使天下称冤。不过，冯氏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抚笼络。如献文帝的亲信、内三郎娄提，曾因献文帝被害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冯氏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有些心怀不满的大臣被她的举动所感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冯氏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宠幸之臣，如王睿、李冲等人。除了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一时名士也都颇得委重。每次表彰、赏赐王睿等人时，冯氏必定将拓跋丕等人列入其中，以表示她没有私心。以上所述的绝大部分人，都成了冯氏临朝时期的心腹。

此外，冯氏还对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来供事宫中，经常生活在帝妃周围，冯氏临朝听政，对其中有才干者也引为亲信。所以像抱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小宦官得到提拔，一岁之中而进至王公。冯氏利用他们出入禁闱，预闻机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临朝听政的时期，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氏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据《魏书》记载，冯氏为人严厉精明，即使对自己所宠爱的人，也不加以放纵。左右侍从就算只是犯了很小的过错，也动辄被她下令鞭挞。然而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甚至有人因被责打而变得更加富贵，所以“人人怀于利欲”，始终都效忠于冯氏。

由于培植起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氏的临朝专政取得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的冯氏，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太和十年（486年），冯氏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详见“为政举措”目录）。

慈育孝文

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

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日，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氏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当然，孝文帝的行动并没有超越冯氏允许的界限，所谓“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从不过多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大事参决。此时的孝文帝还不可能摆脱冯氏而独当一面。冯氏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由于冯氏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据说他的诗赋文章皆即兴而作，立笔而就，即使有时因事情紧急，骑在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笔之风度。

冯氏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帝一声。这固然与她对孝文帝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帝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氏的改革事业。

冯氏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氏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对此，冯氏极表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氏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备极哀荣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氏在平城太和殿崩逝，享年四十九岁。冯氏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孝文帝为冯氏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将她安葬在永固陵（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部）。

葬礼当天，孝文帝中午返回宫中，在鉴玄殿祭奠冯氏。他下诏说：“若遵照太后的遗旨，将丧礼从简办理，实在不足以表达我无穷的哀思；本着合情合礼的原则，只好违背太后丧事从简的遗愿。这是我怀着失去太后的巨大悲痛，反复考虑的结果。陵墓的规模，按照过去的规定，墓穴内室面积一丈，外部土层的厚度才刚刚能遮盖住墓室，这是不能满足孝子的心愿的，墓穴外室的面积可达到二丈，坟墓的边长不能超过三十多步。如今，因为太后的陵墓要供万世景仰，所以将陵墓的边长增加到六十步。辜负了太后的遗愿，心中非常悲恸。至于墓室的大小、棺椁的质朴节俭，不设置陪葬物品，甚至素丝制成的帐帷坐缛、瓷器、瓦器也不放置，则都遵从太后的遗愿做到了。然而既有遵从也有违背，不通达的人或许会怪罪。棺椁、墓室之中，是太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一一遵从太后的遗愿，一切从简。其余外面的事情，有的方面没有遵从，以尽可能地表达哀悼思念之情。应将这一切广泛地告知远近百姓、各级官员，以宣扬太后提倡节俭的美德，表明我违背太后遗旨的过失。”尽管高闾、游明根等大臣要求按冯氏金册遗旨置办其丧事，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

行卒哭礼时，孝文帝继续穿着大丧丧服，左右的侍臣们也跟着穿，三公以下的朝廷大臣，改穿一周年祭礼时所穿的白绢制成的丧服，七品以下的官员，全部脱下丧服，改穿平常的官服。举行纎祭之礼，将冯氏的灵位供奉在太和殿，然后，公卿以下的各级官员才开始办公。孝文帝因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为表示对冯氏的哀悼，不食酒肉，三年不与后妃同房。

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祖母。后因孝文帝迁都洛阳，遂将洛阳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虚宫改号为“万年堂”。

为政举措

太和改制

冯氏二度临朝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在这个危急关头，冯氏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即所谓的“太和改制”的前半段。冯氏主持的改革可分为以下几个措施。

（1）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年），冯氏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的权利。农民无地可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就在此时，主客给事中李安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

州郡的百姓，有的因灾荒迁移，弃田卖屋，漂泊异乡，已经过了数代。子孙既立以后，才返回旧居，房屋水井都已残毁，土地树木已属他人。历经年月，容易发生假冒。强宗豪族，放肆地欺凌弱小，远称魏晋时的家族，近引亲朋故旧的证明。却又年代较久，乡间长老也被迷惑，各种证明虽多，都不可作焉确切证据。各有亲友知交相附和，互相争长较短，徒然具备人证、物证，听讼官员仍不能无疑，争吵诉讼迁延不决，连年不能判定。良田抛弃而不开耕，春桑枯萎而不采摘，心怀侥幸的人越来越多，繁多的诉讼案不断发生。想使家家丰收而有积储，人人满足饮食用度，怎么可能实现呢？臣认为现今尽管田敌居宅难恢复旧貌，应可重新调节测定，以周密的方法，使分艺有标准，能力舆产业相称，小民能够有资生之地，豪强无馀地取盈利。就使皇家的恩泽，能均给广大百姓；如山的粮食，可以堆积在家家户户。另外被争的田，应限定年限，事久难明产权的，一律属现在的主人。然后虚偶诈妄的奸民，才会断绝观觎的念头，安分守己的人，可永免被欺凌侵夺。

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氏和孝文帝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但都不能动摇冯氏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氏颁布均田诏令，宣布：“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懂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恢复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十二年（487年、488年）的时候，冯氏和孝文帝曾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冯氏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赋税容易征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2）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仅承认宗主督护，导致“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年）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氏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随后，冯氏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则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冯氏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份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太和十年（486年）二月，冯氏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

（3）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年），冯氏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年），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氏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氏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氏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方上设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此后，大郡增设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提倡佛教

冯氏因自幼在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故在掌权之后，广建佛寺，“自兴光至此（太和前期），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她还在武州山开凿第7、8和9、10两双窟。此外，冯氏的兄长冯熙也是佛教徒，他“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冯氏家族对佛教的提倡，使北方佛教在经历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得以复兴。

交战南齐

太和三年（479年），冯太后决定出兵征讨南齐的淮北地区，高闾上表指出不宜贸然进攻，劝冯太后收回成命。冯太后却表示：“六军电发，有若摧朽，何虑四难也？”于是，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北魏太和四年），冯太后正式派梁王郁豆眷和刘昶率领步骑，号称二十万，袭击南齐的寿春。南齐将领垣崇祖考虑到敌众我寡，决定出奇制胜，下令修筑堤坝堵塞肥水，在堤坝北面建造小城，四周深挖壕沟，派数千人在城内守卫。北魏大军抵达后，聚集在堤坝南面，分军从东路进攻小城。垣崇祖上城指挥，日晡时分下令扒开堤坝，积水奔下，攻城的北魏军队被冲进壕沟里，淹死者数千人，全军败退。

同年冬，冯太后又派兵攻打南齐的下蔡地区，然而南齐将领垣崇祖提前考虑到魏军会袭击这里，便将下蔡戍区迁移到淮东。北魏军队抵达后，听说下蔡城迁移了，便扬言要荡平下蔡故城。垣崇祖亲自率军渡过淮河与魏军决战，大破北魏军队，追杀数十里，杀死、俘虏了数千北魏士兵。

建元三年（481年），北魏与南齐在淮阳交战，被南齐将领李安民击破，撤军北归。李安民知道有伏兵，派族弟李长文率二百骑兵为前锋，追击魏军至宿豫。魏军见齐军兵力较少，便以数千骑兵掩杀过来。李长文将魏军诱到孙溪渚一带。李安民统领大军，与周盘龙、崔文仲随后赶至，纵兵掩杀，再次大败魏军，魏军投河而死者不可胜数。

永明元年（483年），南齐派骁骑将军刘缵、前军将军张谟出使北魏，次年（484年）冬，冯太后派李道固回访，从此北魏和南齐每年都互派使者往来，疆场无事。

历史评价

魏收《魏书》：

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

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费以巨万亿计，天子徒尸位而已。

李延寿《北史》：

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

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魏诸后妇人之识，无足论者。文明邪险，幸不坠国。

沈起炜：“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粗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轶事典故

宽恕下人

冯氏在政治上无疑是个铁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冯氏身体不适，服用庵䕡子（一种中草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厨子居然没有发现粥中竟有一支数寸长的蝘蜓（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冯氏正要张嘴吃时，用汤匙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见此情状，很是恼火，狠狠地将那厨子大骂了一通，并准备处以严刑。冯氏却笑着摆摆手，把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厨子释放了。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到他亲政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次是厨师在进食时不慎将热汤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饭时，也发现碗中有飞虫之类的东西。孝文帝既没有对厨师发火，也没有怪罪于人，只是和冯氏当年一样，一笑了之。

多疑好杀

根据《魏书》记载，冯太后“小有疑忌，便见诛戮”，她自知自己有过失，很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冯太后只要稍微对一个人产生猜疑，就会直接杀了对方。而且，冯太后不允许孝文帝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一直等到冯太后去世那天，孝文帝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生的。孝文帝的外公李惠是青州刺史，他做官的时候政绩出色，善待百姓，但冯太后故意诬陷李惠勾结外敌，将李惠一家老小全部满门抄斩。就连李惠的弟弟李初、李乐也没被放过，全部落了个全家被杀的下场。随后，冯太后将李家的财产全部抄没充公。李惠没有犯下一丁点过错，却落得一个几乎被灭族的悲惨结局，以至于天下人都为李惠一家感到冤屈。除了李惠之外，被冯太后故意冤杀的大臣还有李欣一家人。仅李惠、李欣这两次诛杀，就导致了好几百人无辜丧命。

宠爱男宠

《魏书》记载，冯太后“行不正”，”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附益之，所费以巨万亿计”，其男宠有李弈、王睿、李冲、刘缵等人。

李弈受到冯太后的宠幸，却被献文帝拓跋弘诛杀，冯太后不得意，便杀害了献文帝。李弈被杀后，冯氏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新宠。冯氏对其中的才干之士，任以要职，委为心腹，这些人多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

如自称出身太原的王睿，自幼传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承明元年（476年）后，因姿貌伟丽得到冯氏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其后，王睿还曾勇退猛虎，保护了太后与孝文帝，因而更受亲重。王睿在晚上经常出入冯氏宫中，被冯氏暗中赐给许多珍宝、绫罗绸缎。

另一位是陇西李冲。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氏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氏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氏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如三长制便是李冲所提出。冯氏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慎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南齐骁骑将军刘缵多次出使北魏，据说也得到了冯氏的宠幸。

放弃屠城

太和元年（477年），怀州有三十多人打算谋反，想要杀掉当地的刺史。冯太后得知后，居然想杀光全城的百姓泄愤。大臣张白泽劝阻道：“臣听说，上天爱护万物生灵，圣明的君主重视百姓性命。因此，即便是为夺取天下而杀一个无辜之人，仁德之君也不会做。况且《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责不应牵连’，如今叛贼作乱，您只该严惩首恶，怎能连累全城无辜百姓？十户之中尚有不被冤枉的，何况一州之人？怀州城中或许有忠义之士、仁善之人，若您滥用刑罚，滥杀忠良，那就会像周文王为九侯叹息、孔子在河边调转车驾（不忍见无辜受害）一样令人痛心。恳请太后以圣明之德，借鉴历史教训，平息雷霆之怒，收敛威严，如此天下百姓都会感激您的恩德。从前周厉王压制民言，最终亡国；周文王听取民意，最终击败强楚。希望太后慎重考虑我的话。”冯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

强化“立子杀母”制度

孝文帝的妃子林氏容貌美丽，深得孝文帝的宠爱。林氏诞下皇太子元恂之后，按照“立子杀母”的旧制，元恂被立为太子，其生母林氏则必须被赐死。孝文帝素以仁慈宽厚著称，不忍心让无辜的林氏丧命，因此他有意废除这个残酷的制度，以保全林氏的性命。然而，冯太后却坚决反对废除“立子杀母”，不顾孝文帝的反对，执意下令杀死林氏。孝文帝无力改变这一结局，只能追封林氏为“贞皇后”，并将其安葬于金陵，以示哀悼尊崇。随后，冯太后将自己的两个亲侄女送入孝文帝的后宫，进一步巩固冯氏家族的地位。

祖孙关系

谋废孝文

孝文帝未即位之前，冯氏曾认为孝文帝太过聪慧，担心他日后对冯氏家族不利，所以冯氏便想要废掉他。冯氏曾经在寒冬腊月之时，把只穿了一件单薄衣服的孝文帝关进了一间小屋里，至少三天没给他饭吃。冯氏又计划废掉孝文帝，改立咸阳王元禧为帝。在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朝廷重臣的劝阻下，冯氏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宦官对冯氏搬弄是非，编排孝文帝的坏话，冯氏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顿。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为自己辩解。他对祖母没有丝毫的怨言与不满。

寿辰作歌

有一次，冯氏带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国使者、诸方渠帅行幸方山，在灵泉池大摆酒筵，冯氏令众人各自表演当地舞乐以助酒兴。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氏上寿。冯氏见状，心中大乐，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开歌喉相和，并向冯氏再拜上寿。一时间，酒筵之上，歌舞四起，与冯氏和歌高唱者达九十余人。

追思故国

冯氏出身北燕皇族。《魏书》将出自鲜卑一系或东北诸族的北燕冯氏描述成汉人，系因继承了依据冯氏旨意编纂的《燕志》将冯氏汉人化的结果。冯氏为了追思祖父冯弘以及故国北燕，曾命人在北燕故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修建“思燕佛图”。思燕佛图及其所属寺院成为早期东北佛教的重要传播源头之一。思燕佛图历经毁坏、重建及修缮，最终演变为朝阳北塔，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争议

献文之死

关于魏献文帝拓跋弘暴毙的原因，史书中有被冯氏杀害和中毒而死两种说法：

中毒说：司马光判断献文帝是中毒而死；

冯氏杀子说：对于冯氏杀死养子献文帝的动机，或与献文帝执意诛杀冯氏男宠李奕有关，《北史》记载：“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献文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因此后世认为冯氏害子，是为情夫复仇。至于冯氏是如何杀死献文帝的，也有毒杀和袭杀两说。《魏书·皇后列传》说：“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魏书天象志》载： “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毒之祸焉。”《通鉴考异》引元行冲《后魏国典》载：“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即冯氏埋伏壮士袭杀了献文帝。以上记载，都足以反映出冯氏杀子说流传之广。清人赵翼和乾隆帝都认同此说。黎虎等主编的《中国通史》第5卷也认为献文帝暴死前同月北魏朝廷宣布的“中外戒严”诏旨是冯氏为了对付献文帝而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

与孝文帝

冯氏与孝文帝的关系问题，历来为史家所关注。史载冯氏名义上为孝文帝祖母，二人实无血缘关系。但史书所记又有种种疑窦，使学界逐渐形成两种意见：

祖孙说：认为冯氏与孝文帝为祖孙，且没有血缘关系，如田余庆、李凭等学者赞成此说；

母子说：认为冯氏为孝文帝生母，其中又有不同，如吕思勉疑孝文帝乃冯氏与其嬖宠之私生子，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则主张孝文帝为冯氏和献文帝所生。学者刘蓉认为，孝文帝的“皇储正统”地位，其父献文帝、皇室诸王及朝廷重臣均无异议，孝文帝本人及当时侍卫近臣常用“母子”之称来指代冯氏与孝文帝，可知孝文帝为冯氏与献文帝所生。由此可以解释冯氏“躬亲抚养”孝文帝以致罢令不听政事的非常举动，以及对于孝文帝的诸多责罚之举。

历史作用

中国史学界对冯氏在北魏前期所发挥的作用，看法不一：

郭沫若认为，皇兴五年（471年），献文传位幼子孝文，自己以太上皇地位，仍过问朝政。承明元年（476年），冯氏毒死献文，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因此，她在孝文帝前期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翦伯赞认为，从承明元年至太和十四年（490年），由冯氏执政，所以此间的改革都是由冯氏主持的。何兹全认为，孝文帝即位，冯氏复临朝称制，孝文不满五岁，接受上次还政（指杀乙浑后临朝称制一年，还政于献义帝）的教训，这次她不再还政了，直到死为止，听政二十年之久。在太和十四年以前，孝文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国家大事都由冯氏做出决定。只是在她死后，从太和十四年到二十三年（499年）这十年间，孝文帝才“躬总大政，一日万机”。从政治上讲，孝文与太后，可以说是一个人，或说孝文是冯氏事业的继承者。太和十四年以前冯氏掌权时期的政治，同太和卜四年以后孝文亲政时期的政治，是一条线的发展，没有什么改变。

有学者则认为，北魏太和年间的改革并没有一个“（太和）十四年九月”的分界线，所谓“冯氏改革”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无法成立的。孝文从太和五年以后就开始独立听政，从太和七年底开始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是在孝文帝“宪章旧典”“随时之宜”的改革方针指导下，由孝文帝主持制定和颁行的，冯氏对改革的进行起了积极作用，但她并未参加太和十四年前所有改革政策的制定。冯氏并没有什么改革思想、方针、路线，她对孝文帝改革的协助也并不是什么改革思想的支配。北魏史上的汉化改革家应该是孝文帝，而不是冯氏；太和年间的改革应该是孝文帝改革，而不是冯氏改革。

后世纪念

墓葬

永固陵，全称方山永固陵，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镇方山南部。冯氏在世时，亲自和孝文帝一起选定方山（今山西大同西北25公里西寺儿梁山），营建寿陵，称为永固陵，同时在陵南“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197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大同市博物馆在此清理发掘。此墓曾屡遭盗掘破坏，随葬遗物大部分被劫，清理出土有铜簪、铁矛头，铁镞、残石俩，料环、丝织品残片等物和一些陶瓷器残片。北魏朝廷在方山为冯氏营建了包括永固陵、万年堂（孝文帝豫营寿宫）、永固堂、斋堂、石阙、思远佛寺、方山石窟、灵泉宫、灵泉池以及御路在内的庞大陵园，将墓地与佛寺结合在一起，极富佛教色彩，这种独特的做法对北朝晚期陵墓建造影响很大。

洞窟

在龙门石窟的诸多洞窟中，古阳洞是开凿最早、内容丰富、北魏皇室造像最集中、魏碑书法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是龙门石窟唯一与冯氏有关的洞窟。古阳洞的最初开凿时间要早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由于鲜卑族崇尚佛教的人居多，所以早在迁都洛阳之前，就有凿窟建寺的传统。鲜卑族有为祖先建造佛像祈福的传统，如宾阳洞就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所营造的洞窟之一。北魏孝文帝和祖母冯氏感情很深，他曾在冯氏位于平城的永固陵附近，为自己营造“寿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其祖母开凿洞窟，造三尊巨像，古阳洞为北魏孝文帝为冯氏所凿。

寺庙

冯氏和北魏孝文帝祖孙二人的感情之深厚还不仅仅体现在开凿洞窟方面，北魏孝文帝一到洛阳，就以为冯氏追福的名义，在城南开阳门外的劝学里（今伊滨区佃庄镇附近）建报德寺，通过建寺来纪念祖母。

永固陵

永固陵是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曾两度执政并长期掌握北魏实权）陵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镇方山南部镇川堡西寺儿梁山，俗称"祁皇墓"，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被誉为"云中八景"之首。

永固陵始建于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历时八年于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建成，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氏入葬。地面封土现高20余米，墓葬由墓道、前室、甬道、主室组成，总长23.5米，主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外弧，面积40余平方米，用特制优质青砖约20万块。甬道石券门雕刻莲瓣券面浮雕及朱雀、捧莲蕾童子浮雕，四件虎头门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陵园以冯太后陵墓为中心，包含万年堂、思远佛寺等遗址，南北长4千米形成陵寺合一的皇家园林格局。北魏孝文帝在陵东北自建万年堂，但迁都洛阳后未实际使用。该墓在历史上历经金正隆、金大定、清光绪年间三次盗掘，1976年经考古发掘出土铜簪、骨簪、铁箭镞等文物。

发展历史

永固陵，俗称“祁皇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北25公里的方山上，镇川堡西寺儿梁山（古称方山）南部。永固陵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八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整座陵墓造于山顶玄武岩上，封土堆现高 22.87 米。呈圆形。墓底为方形，南北长 117 米，东西宽 124 米。墓室坐北向南，建于封土堆的中心，为砖砌多室墓。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底方上圆。

布局结构

在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高22.8米，前有环绕回廊的方形佛塔基址和平面长方形的建筑物基址。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全长23.5米。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后室南北长 6.4 米，东西宽 6.83 米，四壁稍向外弧凸，墓顶为四角攒尖式，高达 7.8 米，顶心嵌有雕莲花图案的白砂石。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过道前后的石门框上，有莲瓣、朱雀和赤足童子浮雕，为北魏石雕精品。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

主要遗迹

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每块砖重约35千克，棱角整齐，扣之若金石声。

永固堂前200米有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思远灵图。永固陵地面采取墓、寺结合的布局，颇具佛教色彩。冯太后一生笃信佛教，此设计可能出于冯太后本人的意愿。

永固陵在北魏王朝全盛时期修建的，墓葬的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和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均反映了北魏在建都平城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永固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墓主身份

永固陵的墓主人是冯太后。冯太后享年49岁，一生两次临朝，驰骋政坛近30年，施行改革，推行汉化，为民族融合做出杰出贡献。

冯太后，汉族人，原籍长乐信都（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其祖父为北燕的君主冯弘，其父冯朗投降北魏后，封为秦雍二州刺史，后因事被诛。冯氏籍没入宫，幸赖姑母冯昭仪“抚养教训”。冯氏“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14岁时，文成帝即位，冯氏先被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文成帝去世，献文帝即位，文成帝文明皇后被尊为皇太后。

献文帝登基时年仅12岁，朝中大权由太原王乙浑把持，乙浑动辄杀戮，百官侧目。冯太后秉性聪达，刚毅过人，密定大策，毅然命拓跋丕统兵收捕乙浑，立即处死，并宣布临朝称制，使北魏政权转危为安。这是冯太后这位女政治家第一次展示自己的才华。冯太后这次临朝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冯太后悉心培养孙子拓跋宏，献文帝“暴崩”后，为辅佐孝文帝拓跋宏，冯太后再度临朝，直到病逝，执政达15年。

冯太后临朝听政时，孝文帝“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冯太后利用朝臣的支持，大胆翦除了外戚李氏集团，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她亦办实事。临朝后大兴土木，建设平城。发州郡5万人治灵丘道。同时罢山泽之禁，弛关津之禁，凡州镇有水田处即灌溉。督课农桑。简轻徭役，务尽地利，使农民布于田垄，桑妇勤于纺绩。她整顿政风，广开言路，整顿吏治，推行均田制。加速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推动北方经济的发展。

冯太后生前曾与孝文帝同游方山，对大臣们说：“从前舜死后葬于苍梧，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和女英后来并未和他合葬，难道后妃一定要与夫君合葬于山陵之中才可贵吗？我百年以后，就让我的灵魂安息在这里吧。”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胆量。武则天敢于称帝却不敢自立陵墓，以至于一个坟墓埋葬了两个皇帝。冯太后自己立陵，尽显了改革家的胆识。

历史意义

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一起对方山永固陵进行发掘。经清理，出土了铜簪、骨簪、铜箭镞、铁矛头、残石俑、料环、丝织品残片、陶瓷器碎片。陵墓甬道的石券门雕刻精美、线条流畅、技法纯熟，四件虎头门墩，姿态雄健，造型奇特，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魏的皇家陵园，冯太后“永固陵”

参考：北魏的皇家陵园，冯太后“永固陵”

永固陵又名祁皇墓，位于大同北25公里的方山上。这方山其西是御河，东是万泉河，两河交会的三角处是一块平地，其后的方山高高崛起，四周群山林立，山青水秀，是一块风水宝地。永固陵就建在这两河挟一山的方山之上。陵墓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面积为2平方公里。其间有永固陵，有永固石室，又称永固堂。有万年堂，思远佛寺，园陵门阙，御路和灵泉宫、灵泉池。

永固陵位于陵地的中轴线上，其坟头22.8米，是冯太后的陵寝。墓室在墓的中心，由墓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总长23.5米。主室为长方形，长6.4米，宽6.8米，高7.3米，四壁向外微鼓，向上收为攒尖顶，顶上为一大型汉白玉莲花，极其美观。过道两旁各有石门，门框雕刻极其精美，内容又很丰富，可称是北魏雕刻精品。陵前是永固堂，完全是石材建成，规模宏大，华丽无比，是祭祀和礼拜之所。其后是孝文帝陪陵万年堂，墓头高13米，也很雄伟壮观。

因孝文帝迁都洛阳，该陵是一座空陵。其北建有堂殿，东西建有芜廊，陵园南门有双阙和牌坊。通向山下的三角平地的御道，精心设计而建，尽管山势很陡，却可通行车辆。山下三角地带，位于陵墓中轴线上，建有思远佛寺、灵泉宫和灵泉池。思远佛寺有五层方形木塔，每面阔18.2米，外有回廊，通称回廊式木塔，塔高38.6米。其后为佛殿和僧房，是一座最壮观的塔寺建筑。塔寺北有灵泉宫，是皇家游乐的行宫，建筑十分讲究，极其豪华。其旁边是灵泉池，为人工开凿，可划船，可游泳，也可钓鱼，是灵泉宫配套设施。永固陵是一处墓葬、佛寺、行宫相合的陵墓，不只规模巨大，更是独具特色。

陵墓是冯太后亲自选址，亲自设计，亲自监管建设而成。有一年郊游，她来到这方山，感到这里风景独秀，又充满天地灵气，便说我百年之后安息于此。于是调动工匠绘图设计，动工兴建。并建灵泉宫，她不时地来这里小住，查看工程质量和进度，全部工程历时8年完工。冯太后两朝执政，推行汉化政策。大兴亷政之风，实行奉禄制，均田改赋，建立三长，弘扬佛法等一系列举措，使北魏国有十年之粮，民有三年之备，由弱变强，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正统王朝。她虽然两朝执政，却没像武则天那样称帝。她的陵墓奇特，规模宏大，可称是中国历史最雄伟的一座帝陵。也就是说她活着没称帝，死后就葬在这帝陵中，向世界宣布她也是一帝。

时间消蚀着人间的一切，历时1500多年，这永固陵和当年的平城一样，地面的一切建筑全部消失，只剩下永固陵和万年堂两个高大坟头，和散落在地上的砖头瓦片。尽管这样，它与云冈石窟一样，是北魏平城的重要遗物，并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应该修复保护。近来我去那里走了一趟，发观其间有密密麻麻的松树，路也很不好走，修复工程量一定非常巨大。但它不只是个旅游景点，更是彰显平城王气和北魏文化的重要举措，意义十分重大。（作者：曹杰）

北魏皇帝

拓跋弘

拓跋弘（454年8月14日—476年7月20日），别名第豆胤、万民，出生于阴山，鲜卑族。北魏王朝第六位皇帝（465年6月21日～471年9月20日在位）。文成帝拓跋濬长子，母为文成元皇后。

拓跋弘聪明睿智，机敏颖悟。太安二年（456年），拓跋弘被册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465年），拓跋弘即皇帝位。在位期间崇文重教，喜玄好佛，禁止滥杀牲畜，重视农业生产。南击刘宋，夺得青、徐、冀、兖及淮西之地。皇兴三年（469年），立长子拓跋宏为皇太子。皇兴五年（471年），欲将皇位禅让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遭到群臣极力反对。后传位年仅五岁的拓跋宏，自称太上皇帝，迁居崇光宫，仍掌军国大政。延兴二年（472年），拓跋弘亲率诸将在阴山以北大破柔然的进攻，逼其退至漠北。

承明元年（476年），拓跋弘于永安殿暴毙（一说被冯太后毒死），年仅二十三岁，谥号献文皇帝，庙号显祖，安葬于金陵。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拓跋弘，北魏文成帝拓跋濬长子，母为李贵人（后追封为文成元皇后）。

兴光元年七月庚子日（454年8月14日），拓跋弘在其父文成帝拓跋濬出巡阴山时在阴山北部出生。

太安二年（456年）二月，拓跋弘被册立为皇太子。拓跋弘聪明睿智、机敏颖悟，从小就有济救天下百姓的志向，仁孝纯真，礼敬师友。

继位为帝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去世。五月十二日，皇太子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尊奉嫡母皇后冯氏（冯太后）为皇太后。

平定叛乱

和平六年（465年），车骑大将军乙浑上台后，看到献文帝年幼，趁机借用献文帝的诏令，大肆排斥异己，建立独裁的统治。乙浑把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司卫监穆多侯害死。五月十六日，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从汤泉入朝，乙浑又把他杀了。五月十七日，献文帝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他很快夺取权力，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并于七月初二日被封为为丞相，位居诸王上；朝廷内外，事不拘大小，都由他断决处理，自封为太原王。

面对凶残的乙浑，年纪尚幼的献文帝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在冯太后那里痛哭。开始时，冯太后对乙浑疯狂屠杀大臣也没有任何办法，也不敢得罪乙浑，只能拜他为丞相，以此保住献文帝的帝位。由于权位的逐渐稳定，乙浑的欲望愈来愈大，已经不满足于丞相的地位，准备伺机发动宫廷政变，自己登基做皇帝。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初二日，冯太后诏命元丕、元贺、牛益得等人率军，包围乙浑府并把乙浑杀死。由于局势混乱，冯太后下诏临朝听政，处理所有的军国政务。

传位皇子

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献文帝不念情于世务，经常有出世之心，打算把皇位禅让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但遭到群臣们坚决反对，献文帝只好作罢。

八月二十一日，献文帝下诏传位于皇太子拓跋宏，群臣上奏以新帝拓跋宏年幼，不能处理朝政，让献文帝亲自处理朝政，并为献文帝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区别于汉高祖之父这样虽为皇帝之父却不统治天下的“太上皇”。八月二十三日，献文帝迁居崇光宫，宫中设备简陋，宫阶是土筑成，国家大事都告知献文帝。

最终结局

延兴二年（472年）二月，太上皇帝献文帝戎装出京，在北郊带着将领们击退柔然的进攻；十一月，献文帝骑上战马，征讨柔然，一直杀到漠南，逼柔然后撤几千里。献文帝还颁布诏令，让工商杂伎一律务农，禁止滥杀牲畜，保护农业生产，对那些克己奉公的牧守加以提拔，对那些贪婪残暴的官员严惩不贷。

延兴四年（474年）六月，献文帝再次下令：处理一切案件都要按法律办事，以事实为依据，用刑要慎重。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476年7月20日），拓跋弘离奇驾崩于永安殿，年仅二十三岁，谥号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于金陵。

为政举措

政治

献文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道武帝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复与发展久经破坏的中原地区，遇到的阻力却恰与其深远的意义成正比。当时的官员不会去体谅老百姓对于故土的依恋之情，更不懂得组织民众去做思想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感。部分流氓无赖乘机煽动情绪，许多年轻人逃亡集结在外，不少郡县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

献文帝面对民患不想大动干戈地镇压，就与公卿们商量：“朕本来是要为民除害，可惜让那些官员坏了事儿，以至于乱事频起。如今违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元城人侯屈说：“民众逃亡做强盗，这是大罪，如今不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赦免，乃是‘为上者反求于下’（即本末倒置，不是执行政策的人的行为），恐怕不妥。依臣所见，不如诛杀首恶，赦免余党，此举足可安定天下。”清河人崔宏则说：“圣明的君主统领民众，目的便在于安定团结，而不是跟民众去较量胜负。赦免罪行虽不是正招，但却便于执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诛后赦，还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后还不老实，到时再杀也不为晚。”

献文帝拓跋弘赞同崔宏的建议，依计执行，果然民众不再为乱，对于继续作乱搞破坏的少数人，拓跋弘又派将军于栗领兵一万前去平定，很快解决了不安定的因素。

经济

献文帝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献文帝时期，其社会跃入封建制，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

在献文帝当政时期，社会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310年）以后，经过十六国时期的战争破坏，百姓死于兵革，毙于饥馑，中原地区一派凋敝景象。北魏统一北方后，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斗争，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生产有明显的发展。特别是献文帝拓跋弘改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献文帝拓跋弘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献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495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

军事

年轻的献文帝非常善战，他亲自率兵指挥军队大战柔然，也是非常出色的一次战役。他亲自统率队伍，率兵追击，一直追到“石碛”（沙漠）。拓跋弘即位不过13岁，年纪虽轻，也同样喜欢练兵。

皇兴二年（468年）二月初七日，献文帝在西山田猎，亲射虎豹。同年五月十一日，献文帝在崞山打猎，于是驾临繁畤。

延兴五年（475年），已经退位做太上皇帝的献文帝在北郊大阅兵，惊动朝野。

天安元年（466年），北魏、宋战于徐州，北魏都督与薛安都等人大败南朝宋将领张永，积尸六十余里；徐州刺史薛安都等投降北魏，与北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北魏夺去。

公元470年，先是北魏联络高车民族、悦般，对付吐谷浑、柔然和峻哒。后来峻哒民族与高车民族友好，和柔然民族通婚，向北魏王朝朝贡，与吐谷浑民族和睦相处。后北魏王朝与柔然民族争夺西域，柔然民族对高车民族屡战屡败，北魏王朝在西域占据上风，北魏已成为西域的主宰。

历史评价

魏收《魏书》：

①“帝聪睿机悟，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

②“聪睿夙成，兼资能断，其显祖之谓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怀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哉！”

李延寿《北史》：“献文聪睿夙成，兼资雄断，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而早有厌世之心，终致宫闱之变，将天意也。”

史料索引

魏收《魏书·卷六·帝纪第六》

李延寿《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

拓跋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鲜卑族，汉名元宏。献文帝拓跋弘长子，生母李夫人。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471年9月20日—499年4月26日在位），中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

皇兴三年（469年），拓跋宏被册立为皇太子，自幼由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抚养成人。拓跋宏五岁即位，年号延兴，由文明太后临朝执政，对鲜卑化的朝廷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冯太后执政期间，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再颁俸禄制，孝文帝深受其影响。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正式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收藏古今汉家典籍，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参照魏晋门阀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废太子元恂。攻伐南齐，歼灭南朝数万精锐，击败陈显达、崔慧景、曹虎等名将，夺取沔北五郡。一系列举动推动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制”，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拓跋宏于军中积劳成疾，驾崩于谷塘原行宫，年仅三十三岁，谥号孝文皇帝，庙号高祖，安葬于长陵。

人物生平

少年垂拱

北魏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京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紫宫，献文帝拓跋弘长子。母亲李夫人，乃中山大族李惠之女。拓跋宏未生之时，献文帝的嫡母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拓跋宏降生之后，冯太后才归政，并亲自抚养皇长子拓跋宏。

皇兴三年六月辛未日（469年6月27日），年仅三岁的皇长子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

皇兴五年八月丙午日（471年9月20日），拓跋宏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由于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一手抚养成人。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拓跋弘仍然总揽朝政。当时，北魏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

延兴元年（471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

延兴二年（472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

延兴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拓跋弘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年至480年）的十年之中，北魏王朝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拓跋宏刚满十岁时，太上皇拓跋弘突然去世（传闻是被冯太后毒死），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拓跋宏在位初期，嫡祖母冯太后以他的名义颁布措施。冯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

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以拓跋宏的名义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在冯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格又谨慎，自冯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冯太后旨意。

正式执政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了先辈们汉化的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南下迁洛

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王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革俗汉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

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陇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元禧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元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平定反叛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皇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元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

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498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

英年早逝

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丙午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驾崩后，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秘密商议，恐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外露，南齐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的时候才派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前来，将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公诸于众。太子元恪到了鲁阳之后，才为孝文帝举行丧礼，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五月，宣武帝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高祖。

为政举措

政治

颁俸禄制

太和八年（484年），颁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卖，离职时移交下任。官俸制颁行不久，孝文帝开始推行爵禄制。官、爵是统治阶级两大系统，与北魏官制相比，北魏的授爵更加宽松，战乱时期多向部落贵族、军功贵族授爵。当时爵位仅为一种荣誉，又称为“假爵”，与经济利益无关，因此有滥授现象。至孝文帝时，要为有爵者班俸，势必清理这些虚封。

俸禄制的推行，初衷是为了解决官吏的收入问题、打击腐败，但在推行过程中并未实现这两个目标。清廉的官员依旧生活清苦，地方官吏收入差距拉大，有爵者与无爵者不仅存在荣誉上的差别，还出现了收入上的差别。贪污问题没有得到根除，反而刺激一些巨贪出现，而镇将的贪污聚敛更是诱发了边疆不安定因素。

考课法

孝文帝改革后，官吏来源的主要渠道是门阀以及与门阀制度相应的选举制度，这种选官方式必然造成一部分官员依靠门资占据官位却缺乏相应的能力。考课制度是对任官制度的调整和补充，本意是通过考绩监督官员的行政行为，并为官员升黜提出参考标准。北魏考课法分为外考法令与内考法令，外考法令是针对地方官的考课法令，内考法令或称内令，是针对中央官的考课法令。

史载：“孝文帝，励精求理，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为黜陟。”内考令的对象是内官通班以上。孝文帝改革之后，考课制度不可避免地与选举制度相衔接，但在实施中也保留了任人取贤的精神。与重视门第的选举制度相比，北朝对官员的评估不是一味地只看门第。孝文帝对官吏的考察十分重视，并且要求严格。三年一次考绩，考察官员对通经的理解，多次考试之后才决定升降与否，以此来显示官吏的能力水平。

改革官制

太和年间，孝文帝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前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迁都洛阳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中原地区。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亲自率领步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行军发生困难。于是决定迁都洛阳。

重视门阀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选举重视门资，高门子弟以此入仕，占据相当数量的职位，他们的子弟又不断以同样的方式起家、升迁，逐渐造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与此同时，军功贵族和寒门出身的官吏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果考课法正常运作，官吏各有升迁与淘汰，那么官僚集团内部尚可以健康循环。但如上文所提到的，考课法的实施逐渐流于形式，官吏无论才能如何大多被评定为不升不降的等级。官僚集团失去活动力，渐渐膨胀，到北魏后期出现官少人多的现象。

军事

平定叛乱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后议废太子恂，并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先派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的同党，向他们说明利害，叛党顷刻瓦解。穆泰见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打李焕，失败之后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将穆泰同党全部平定，将陆睿等百余人下狱；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南伐萧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北魏孝文帝元宏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余万，准备大举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位将领投降北魏，魏兵在沔水以北取得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498年）三月，北魏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南齐将领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随后北魏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南齐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四月丙午日（4月26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南征之事中途作罢。

外交

对南齐

在南齐永明之后，南北对抗的均势被打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已处于积极进攻的主导地位。其实，往前追溯，自刘宋元嘉年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泰始年间北魏攻占青齐，南朝不断遭受巨大的军事压迫。在此基础上，孝文帝继位之后，便不断加强对南朝的军事攻势，而且表现出日益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其决然迁都洛阳等重大举措则是统一战略的一个环节。当然，对于孝文帝之南征及其统一战略，朝臣之中多有分歧，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议。

在新的南进战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齐易代之机兴兵淮北。拓跋宏在主政之前，由于受到冯太后的影响，对于征服江南，统一全国，似乎已有成策。其亲政后，进一步明确相关南征战略，并不断亲率大军，发动对南齐的军事攻势，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正是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拓跋宏亲政后不断谋划对南朝的战争，并决意将都城迁移至洛阳。

对高句丽

至北魏践祚，秉承华夏之主的继承地位，其对周边部族、势力集团的封赏直接继承了既往王朝的传统。对周边民族，北魏展现出拉拢的姿态，试图保持国际影响力，将原有的国际体系继续维持下去。对高句丽的册封就是明显的例证。实际上，这是“羁縻”政策在特殊形势下的变化。取得华夏正统名分最大益处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统治者减少在其扩张中遇到的阻力，而在与实力层面相同的对手竞争中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孝文帝太和年间，魏丽关系基本理顺。从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迁都洛阳，期间十八年之久，双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来。北魏力主与东夷诸部建立和平关系，保证东部地带的平稳；高句丽在时任国王高链主持下也朝着与魏交好的方向推进双方关系，致使此时期双边关系一直保持了较为和平稳定的态势。期间，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丽王高链逝世，而业已亲政北魏的孝文帝特为高句丽王高链举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礼。

文化

移风易俗

拓跋宏迁都洛阳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洛阳聚集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禁止这些鲜卑贵族延续本民族语言、传统、风俗。但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不久，在洛阳发现仍有妇女穿民族服装。

胡汉通婚

孝文帝把弟弟们之前所娶的原配夫人降为妾室，并为他们另聘汉人女子为妻，让二弟咸阳王元禧重新迎娶故颍川太守陇西人李辅的女儿，三弟河南王元干娶故中散大夫代郡人穆明乐的女儿，四弟广陵王元羽娶骠骑谘议参军荥阳人郑平城的女儿；五弟颍川王元雍娶故中书博士范阳人卢神宝的女儿；六弟始平王元勰娶廷尉卿陇西人李冲的女儿；七弟北海王元详娶吏部郎中荥阳人郑懿的女儿。

宗教

限制佛教

在北魏平城时期，京城有佛寺近百所。孝文帝个人虽对佛教“尤精信”，但作为世俗统治者，他十分重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佛教传播中的一些弊病严加禁绝。

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鉴于旧都平城滥建佛寺的情况，在新都规划中提出了严禁肆意兴造佛寺的规定——太和之制：“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

历史评价

史书评价

《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太祖抚运乘时，奄开王业。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

历代评价

时人又称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

元渊：自（孝文帝）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

元诩：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胕，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

裴延儁：“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先帝天纵多能，克文克武，营迁谋伐，手不释卷。良以经史义深，补益处广，虽则劬劳，不可暂辍”。

崔光等：“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最终，北魏朝廷也最终施行了崔光等人的建议。

王通：

①“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又云：“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②谓孝文明，吾不信也。

虞世南：“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山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然经国之道有馀，防闲之礼不足，臣主俱失，斯风遂远。若其威仪技艺，鲁庄公之匹也，亏损盛德，吁可惜哉！”

司马光：“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子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①魏孝文志慕诸华，其效未见，反成贪懦之俗。

②孝文慨慕华风，力变旧俗，始迁洛邑，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亦不过数十年，天下复还中国之旧矣。

③韩生言：“楚人沐猴而冠。”冠虽成人之盛礼，然古人之所以为教，至深至厚。自龆齓而至于冠，日异月殊，卓然而进于成德，故冠者，教成之节也。若不安其质而徒既其文，则邾隠公与魏太子（元）恂同趋于死亡，正与沐猴之冠何异？孝文之智，未足以及此，而区区焉欲以礼文之末，为其国进命之始，不知魏之亡兆于此矣。

④孝文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与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戎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

⑤魏亡之祸，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夫变夷从夏，人孰不以为美？至一家门户切利害，乃忽弃不顾，可乎？然则自古公亶父陶复陶穴，至于岐有夷之行，彼累积而后成，非文胜其质也。

⑥孝文借累世富盛，志慕古人，解纵维索，培养痈疽，既无干风俗之功，反受动摇根本之害，（尔朱）荣之祸，实自取之，悲夫！

⑦迁洛之举，群臣不顺，孝文设术以诈之，示威以胁之。不知厌忽累世安乐之余，经始百年荒榛之地，一事不成，旧业尽弃，欲以何为？嗟夫！孝文诚非玩岁月而苟目前者，及其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则好治与念乱同科，可不悲哉！

⑧孝文所到如此，惜其一二十年间，不知内修以养性，而徒外毁以伤生，伤生犹可，而国从而伤，此盖末世虚名误之也。

⑨太子（元）恂事，甚可伤。孝文急于有为，不计阶序，不本土俗，不量难易。其臣好富贵者，李彪、王肃之流，以轻薄刻急承迎，取快于革治，兴道未有分寸之益，而使孩孺之儿、愚騃之妇幽囚并命，损天性，害人伦。《礼》所谓教世子，《诗》所谓刑寡妻，固若是耶？

⑩孝文祷雨，三日不食。惜乎！孝文涉道浅，而杂用之，故命不延永，而功业亦以无成。不然，岂止是哉？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卒，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于此。

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 …元魏孝文… …凡二十九主。”

爱新觉罗·弘历：

①魏孝文断北语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实非吉兆。其意必以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岂在语言、姓氏、衣服乎？

②孝文变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门族之覆辙，不德孰甚焉？

③孝文忘父仇而尽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其所为不无好名之意。

④史于魏主宏之事冯后，有美辞焉。不知后之于魏，无论其行丑秽，实弑君之贼也。宏当有不共戴天之仇，顾乃顺志求欢，史亦是为“至孝”，刺谬甚矣！

⑤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伪之习，宜元凯正言讽刺之。其惭，实自取耳。

⑥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

赵翼：

①“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

②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而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惭弛也。

钱穆《国史大纲》：自以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而引起家庭父子惨剧者，前者有王莽，后有魏孝文。

吕思勉：“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杰之士也。”

翦伯赞：“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

唐长孺：

①孝文帝改革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由于三长制、均田制的实行，不少苞荫户从地主豪强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变成国家的均田农民。这一时期北魏所控制的户口大大增加，大约比西晋统一时期增加一倍。……此外，北魏还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是由于国家所直接控制的人口大量增加，因而使国库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实力增强的结果。

②孝文帝改革也有其坏的作用。孝文帝的改革曾遇到很大的阻力。他为了减轻这种反抗力量，便给予鲜卑贵族许多利益，授予高级官位，让鲜卑贵族在洛阳享受荣华富贵，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样一来，洛阳的贵族官僚便日趋腐朽，他们的贪欲由于财富易得而越来越大。拓跋部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贵族变成了封建主，人民则越来越贫困，特别是住在北方边境的拓跋部和各族人民更为贫困。洛阳的贵族与北部边境的拓跋部统治者之间，和北方边境拓跋部和各族人民之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拓跋部内部的阶级矛盾、拓跋部的洛阳贵族和北方边境本部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③拓跋部是以本族人为主组织军队的。随着拓跋部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本族人民的贫困化，进入洛阳以后，不论是边防军或者是禁卫军都迅速地衰落了。人民不愿打仗，拓跋贵族由于安于享乐也不愿打仗，其本族的军队不能不衰落。孝文帝几次南征只好用汉人大将。

④孝文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鲜卑贵族的权力，使部分苞荫户从汉族大地主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但另一方面却又给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若干利益。因而到孝文帝儿子（元恪）的统治时期，北魏的政治便日趋腐朽，曾经一度有所抑制的贪污之风重又盛行起来。

王仲荦：“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迁都洛阳，并且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主观动机，无非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承十六国破坏局面以后的北方社会经济，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并给以后隋唐时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繁荣，准备了前提；其他的改革措施，又缩短了鲜卑族人向封建化飞跃的过程，为鲜卑族和汉族人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固然，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是孝文帝不这样做，也迟早会实现的；但是孝文帝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因此孝文帝不失为一位有卓见的政治家。”

田余庆：

①苻坚、孝文帝、宇文泰，他们是在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推行此政策（汉化政策）的卓越代表人物。

②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帝、宇文泰所作的贡献，其中宇文泰的贡献更为直接，更容易被察觉到。

朱大渭：“秦王苻坚、魏孝文帝、北周文、武二帝（宇文泰、宇文邕），他们天资聪慧，汉文化水平颇高。因而深明汉文化优秀传统内涵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从而能准确地掌握汉化的指导思想。”

顾祖禹：

①拓跋魏起于北荒，奄有恒、代，规取河北，蚕食河南，既又克统万，平辽东，收姑臧，纵横四出，无有当其锋者。及南徙洛阳，而肩背之势，倒制于巨猾强藩矣。是故六镇跳梁于前，尔朱凭陵于后，高欢篡窃于终，皆自隔远恒、代、阶之祸也。

②元魏孝文远法成周，卜宅中土，规为措置，可谓盛强，乃仅一再传，而河北遂成戎薮，尔朱荣自河北来矣，尔朱兆自河北来矣，高欢亦自河北来矣，北中、河桥，易于平地，马渚、硖石，捷于一苇，而魏以分，而魏以亡也。

陈寅恪：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帝之所施为，实亦不过代表此历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

轶事典故

皇后出轨

孝文帝的冯昭仪妩媚动人，她仗着孝文帝的宠爱，屡次陷害诋毁皇后（皇后是冯昭仪的亲妹妹）。结果，孝文帝不仅将“贞谨有德操”的皇后废为庶人，还强迫皇后去做尼姑。随后，孝文帝将冯昭仪册封为新皇后。然而，孝文帝在外面打仗的时候，留在宫里的冯皇后却恋上了一个叫高菩萨的太监，二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俨然如夫妻一般双宿双栖。孝文帝在外面重病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冯皇后以为孝文帝命不久矣，她非常高兴，愈发肆无忌惮地与心爱的太监淫乱通奸。

后来，冯皇后担心自己与太监通奸的事情败露，便让自己的母亲寻找女巫施行巫术，诅咒孝文帝一病不起，希望他早日去死。

虐杀待从

孝文帝在患病期间的表现非常暴戾：当时，彭城王元勰衣不解带地照顾生病的孝文帝，还亲自给孝文帝侍奉汤药，头发乱了也顾不上梳洗。然而，孝文帝非但不体恤元勰的辛劳，反而动辄对元勰恶语相向，破口大骂，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在这位忠心耿耿的弟弟身上。更令人发指的是，孝文帝时常狂性大发，挥刀砍死身边的侍从，弄得那些侍从人人自危，心惊胆战。元勰怜悯他们的性命，经常劝说孝文帝不要胡乱杀人，救下了一些侍从。

孝文帝病情加重的时候，太医徐謇也遭了殃。孝文帝不仅对他肆意谩骂侮辱，还差一点对他施以鞭刑。

某天，冯太后与孝文帝在用膳之时，粥里不慎落入一只小虫子。冯太后用匕首把虫子挑了出来，完全没放在心上。孝文帝却气的暴跳如雷，下令要将做了这碗粥的厨师极刑处死。幸亏冯太后笑着劝阻了孝文帝，这名厨师才逃过一劫。

包庇外戚

洛阳令元志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精明能干的贤臣，而且，他还是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清官。孝文帝曾经在邢峦面前夸赞元志：“元志这个孩子很不错。因为他是高贵的王孙公子，所以他不用刻意栽培，就非常优秀了。”邢峦也认为“元志就像经历霜雪的枝条，就像鸾鸟凤凰一样，拥有坚贞的气节”。然而，当元志严惩了某个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之后，孝文帝却选择打压元志，纵容皇亲国戚作恶：冯俊是冯昭仪的弟弟，他仗着自己是“高贵”的国舅爷，肆意地殴打羞辱里正（基层官员）。元志得知后，即刻下令把行凶伤人的冯俊逮捕入狱，依法惩治。结果，孝文帝非但没有嘉奖元志的正义之举，反而勃然大怒，将元志贬为太尉主簿。

后来，北魏军队攻打南朝之时，孝文帝悄悄地跑到战场上去观战。不料，南朝士兵发现孝文帝的身影之后，直接对着孝文帝一箭射了过去。当时，元志正在孝文帝身边，但他完全不计较孝文帝故意冤枉自己的事，而是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为孝文帝挡下了这致命的一箭。结果，元志的眼睛当场被射瞎了，彻底变成了一个残废之人。慢慢的，元志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正直善良了，他逐渐变得奢侈好色、沉湎享乐：他在扬州做官时，身边侍奉的美貌歌女多达几百人；后来，元志又被调到雍州做官。他在雍州时，更是奢靡无度，毫无节制地搜刮钱财。最终，元志逐渐从一个公认的好人变成了声名狼藉的贪官。

开导元澄

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孝文帝在首都平城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任城王澄，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这才恍然大悟。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荡南下。

赐婚贫民

太和二年（478年），孝文帝把很多宫女赏给了那些娶不上老婆的穷人。

赐死太子

孝文帝的第一位皇太子元恂，出生于历经改革时期的背景下，在冯太后权倾朝野的十五年里，对元恂十分的溺爱。元恂自幼因冯太后的溺爱，养成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厌烦学习与教习的性格。再加上孝文帝监管时期，对元恂极为严格要求，但开导不足，这一反差让元恂一度产生了逆反心理。孝文帝对他已经略感失望，父子关系有些隔阂。

元恂长得壮硕无比，厌书籍，因常年居于平城，所以很不习惯洛阳地区湿热无比的天气，经常想着能够回平城。有次孝文帝出巡嵩山，元恂留守在金庸城内，与侍从密谋，亲手杀死了侍从官高道悦。后被尚书快马加鞭传信报给前在嵩山的孝文帝，孝文帝闻后十分震怒，但又对此皇太子感到惋惜和痛心。下令封锁消息，嵩山之行之后，回京召来元恂，痛斥元恂的罪行，甚至还与王宗贵族亲手惩罚元恂，杖责一百。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李彪向孝文帝告发，元恂仍有谋反之心。元恂被赐死于河阳。

君子劳心

孝文帝的儿子取名为元恂、元愉、元悦、元怿，侍中崔光的儿子取名为崔劭、崔勖、崔勉。孝文帝对崔光说：“我儿子的名字偏旁皆有‘心’，你儿子的名字偏旁皆有‘力’。”崔光回答说：“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孝文帝大悦。

嗑五石散

孝文帝似乎有吸食五石散这种慢性毒品的特殊癖好，在《邢峦传》中，有“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的记载，即：孝文帝吸食了五石散后，神志不清地跑到司空府的南边。

除此之外，孝文帝还想让医生徐謇为自己炼制“金丹”，认为只要吃了金丹就能够延年益寿。只不过，金丹未能成功炼制出来。

不饮洛水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喝不惯洛阳的水，所以他经常派出多只骆驼，让这些骆驼互相交替轮流去恒州取水，以供自己的日常饮用。

临终托孤

孝文帝临终前任命二弟咸阳王元禧，七弟北海王元详成为辅政大臣，辅佐年仅17岁的宣武帝元恪。但事实证明，孝文帝看走了眼，这两位好弟弟不仅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反而一直在作妖添乱。元禧不亲政务，屡次推卸责任，骄奢贪淫，收受贿赂。

孝文帝钦定的另一名辅政大臣北海王元详，很是得到孝文帝的宠爱。元详虽未犯下谋逆大罪，但他“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元详不仅挑唆破坏宣武帝与元禧的关系，还用阴谋诡计排挤贤良有能力的彭城王元勰。故元详也担不起孝文帝的委托。宣武帝对元详异常厌恶，在正始元年（504年）下诏将元详收押，并彻查元详的贪淫之罪。元详在被囚禁后没过多久，便离奇暴毙。

当初，孝文帝在宴会上公然对元禧说：“我去世之后，如果我的继任者能力不强，你们可以先观望一会儿，能辅佐就辅佐，若是不能辅佐，不妨直接取而代之。总之不能让皇位落到外姓人手里。”然而，孝文帝的这番轻率之言，却直接勾起了元禧谋逆篡位的野心，为日后宣武帝时期的动乱埋下了祸根：孝文帝临终前，竟还任命元禧为宣武帝的辅政大臣之首。于是，元禧越发得意忘形，公然口出狂言道：“我不仅是皇帝的儿子，还是皇帝的叔叔，现在我又成了辅政大臣。我的个人要求跟皇帝的诏书有什么区别吗？”

在孝文帝“可以合法篡位”的荒唐许诺下，野心勃勃的元禧勾结了符承祖、薛魏孙，试图杀死宣武帝篡位。事情败露后，宣武帝下令赐死了元禧。元禧临死之前，却仍然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对着别人反复强调当年孝文帝说的这句话。

也正是因为元禧突然造反，导致宣武帝对宗室亲王们生出了强烈的猜忌之心，对他们越发疏远排斥。正始三年（506年），宣武帝以京兆王元愉、广平王元怀“暴虐不法”为理由，下令将诸位亲王全部囚禁了起来。永平元年（508年），多疑的宣武帝轻信了高肇的谗言，将战功赫赫、德高望重的六叔元勰无罪冤杀。一场因不慎之言引发的骨肉相残，终致北魏宗室凋零、朝局崩坏。

弘历之疑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翻阅《魏书》时，对孝文帝给父亲献文帝亲自吸脓一事产生了质疑：“己知元宏登基时才五岁（虚岁）。史书上记载元宏从小就孝顺，在登基前一年为父亲吸脓。可他那时顶多也就才三四岁啊！所以元宏为父吸脓这件事不用问，肯定是刻意造假的。”

随后，弘历又吐槽道：“冯太后极有可能是杀害元宏父亲的凶手，她明明与元宏有不共戴天之仇，元宏却处处顺从她，讨她欢心，《魏书》竟然评价元宏非常有孝道。这看起来太荒谬了。”“元宏忘记杀父之仇，却只向祖母冯太后尽孝心，况且冯太后根本不是他的亲祖母啊！由此可见，元宏的所做所为，不过只是好虚名罢了。”

后世纪念

陵寝

魏孝文帝长陵位于洛阳城西北约15公里处孟津县朝阳镇官庄村邙山之颠。此处存大小冢各一，大者高35米，底部周长141米；小者高23米，底部周长110米。两冢相距约100米，当地俗称"大小冢"。分别为高祖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太后之陵。

石窟

宾阳中洞开凿于北魏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500年~523年），花费了24年时间，以其富丽堂皇的景象而成为龙门众多石窟中的魁首。该石窟是宣帝元恪为孝文帝元宏和文昭皇后做功德所营造的洞窟之一。洞窟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深12米，宽10.9米，高9.3米，正壁雕主佛释迦牟尼坐像，佛像面部修长清秀，面容和蔼慈祥，略带微笑。左右有迦叶、阿难二弟子和文殊、普贤二菩萨。迦叶形象老成持重，阿难形象活泼开朗，望之栩栩如生。

史料索引

魏收《魏书·帝纪第七·高祖纪》

李延寿《北史·魏本纪第三·高祖本纪》

隋唐五代时期

原文：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隋唐前期的鼎盛局面，还是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

第一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经过300余年的分裂割据与民族融合，6世纪末，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兴盛的统一时代。隋唐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统治疆域大大扩展，各民族间交往愈益密切，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成为继秦汉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

第一组隋朝的统一

公元581年，外戚大丞相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后期，赋役繁重、刑罚苛酷，社会矛盾加剧，各地反隋武装暴动蜂起。618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隋王朝统治结束。隋朝虽然立国只有38年，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新的建树，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济、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第二组唐朝的强盛

公元618年，在隋末战乱中起兵的李渊建立唐朝，随后陆续消灭了南北各地的割据武装，再次实现统一。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天下大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其后的高宗、武则天使国力持续增长。至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唐朝达到全盛，史称“开元盛世”。玄宗统治末年，爆发了边境将帅叛变的“安史之乱”，虽最终被平息，但唐王朝也由此转衰，地方势力逐渐强大，形成藩镇割据局面。907年，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为节度使朱温所灭。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高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唐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力雄厚，是当时世界声威远播的大帝国。

第三组五代十国的更迭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淮水以南还先后存在过九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平）、前蜀、后蜀、南汉，加上割据山西的北汉，统称为“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各政权间战乱不断，但经济、文化方面仍有发展。

第二单元　隋唐五代的经济

隋唐时期，社会保持较长时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统治集团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政策，因而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高度繁荣局面。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流域经济迅猛发展，江南渐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成为定局。

第一组曲辕犁和筒车

这一时期，农技与农具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曲辕犁与筒车等新型耕作、灌溉工具。垦田面积扩大，兴修水利较多，精耕细作趋势加强。粮食与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茶的种植逐渐广泛。

第二组丝绸、金银器、铜镜

丝织及印染技术有很多创新，发展出一些新品种。唐代丝绸色彩绚丽、图案新颖。受中西亚金银器影响，金银器制造逐渐流行，并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以及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器型、纹饰也渐从模仿西方转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铜镜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手工业成果。

第三组瓷器与唐三彩

这一时期，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胎质细薄，釉色晶莹，制作精美；河北邢窑烧造的白瓷类雪似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则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唐代出现的三彩器是一种低温釉陶，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简称“唐三彩”。唐三彩因釉料中加入大量助熔剂铅，使釉的熔点降低，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过程中向四周流动扩散，使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的效果。

第四组开元通宝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商业较前代繁荣、进步，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和流布，使五铢钱从此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在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单元　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

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使得社会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精致、多彩。各民族及中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开放和多种文化习俗融合的时代特色。服饰推陈出新，更加绚丽多彩，饮食增加了许多新品种，“胡服”、“胡妆”、“胡食”和“胡乐”曾流行一时，妇女有骑马出游之风，马球等娱乐竞技活动也盛行起来。

第一组衣冠服饰

这一时期，礼服仍沿袭传统的高冠革履、宽袍大袖。唐代男子的便服吸收了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穿圆领袍、裹幞头、系腰带、蹬长靿靴成为从皇帝到平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着装。女装多由裙、衫及帔组成。唐代妇女还以着男装、胡装为一时风尚，面部化妆繁复，发式也多种花样。

第二组饮食起居

这一时期，主食有饼、饭、粥、糕等，副食更为丰富；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烙、烧、煎、炸、烤为主；饮酒非常普遍。8世纪以后，南方的饮茶之习，终风靡全国。

家具逐渐由矮变高，人们由席地起居向垂足高坐转变。隋朝时，出行仍然主要乘坐牛车；到了唐代，驴、马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

第三组文体娱乐

歌舞戏、杂技在宫廷和民间的庆典及宴饮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打马球、狩猎、下围棋等文娱活动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第四单元　隋唐五代的文化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唐诗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奇葩。书法、绘画与雕塑名家辈出，成就卓然。音乐、舞蹈融汇外来艺术精华，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造纸等诸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雕版印刷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佛、道二教也在这一时期走向兴盛，对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组诗歌

唐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唐诗流传至今的将近五万首，许多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李白、杜甫、白居易是最著名的诗人。

第二组书画与雕塑

这一时期，书法吸收了南北朝的优秀成果，并创造出崭新的风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楷书集大成者；山水、仕女、花鸟画开创一代新风，敦煌、龙门石窟以及唐墓中的雕塑、壁画更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

第三组建筑与雕版印刷

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建筑设计独到、制作技术精湛，显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才能；雕版印刷始于初唐之际，由源远流长的印章、碑拓及织物印花等技术发展而来，9世纪已相当普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第五单元　隋唐的边疆民族

隋唐时期，许多边疆民族建立了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回纥（后改称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渤海。中原王朝执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频繁。边疆各族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成就，同时也对汉族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边疆民族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发生过纠纷和战争，但总体上说，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日益发展壮大。

第六单元　长安与丝绸之路的拓展

长安是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城的宏伟和繁华反映了唐代国力的强盛和文化昌明。长安也是国际性大都市，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中心。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极盛，海上交通的规模也远超前代。中华文明在亚洲各国广泛传播，并远达欧洲、非洲，同时也因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而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组长安城

唐长安城分宫城（皇帝起居、处理朝政之地）、皇城（衙署区）和外郭城三部分，周长36.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外郭城分成居民区和作为商业区的东、西市；大明宫为唐朝主要皇宫，面积3.2平方公里，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5倍。长安城内居民约百万，住有各国使臣、留学生、僧侣和商人数万人。长安城的规划与建设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第二组中外交流

隋唐时期，更多的丝绸等商品沿着横越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输往西方。唐中期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陶瓷等大宗商品较多地取道海上输出。唐朝优异的文化，特别是造纸、丝绸等先进工艺传布到亚欧各地，西方的文化也传入中国。

王处直

王处直（862年－923年），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兴元节度使王宗之子，唐朝至五代时期大臣、将领。

早年历任易、祁二州刺史。乾宁二年（895年）出任义武军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900年），不敌朱温部将张存敬的进攻，投降朱温，驱逐侄子王郜，继任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王。朱温称帝建梁后，受封北平郡王。开平四年（910年）归降晋王李存勖，保持半独立的状态，成为北方重要的割据势力。龙德元年（921年）底，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囚禁而死。

人物生平

接任节度

王氏祖辈世代都是长安的富豪，其父名为王寮（《新五代史》称王宗），善于经商，很是富贵，并且出任唐朝的神策军吏、左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使。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王处直之堂兄王处存平定黄巢起义中建立功勋，被任命为义武军节度使。从此，王氏开始世袭统治定州（今河北定州），而王处直亦出任王处存辖下的易州、祁州刺史。

乾宁二年（895年），王处存去世，王处存之子王郜继任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为后院中军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900年），朱温派大将张存敬进攻定州，王处直请求凭借坚固的城墙为依靠，以逸待劳，进击朱温。孔目官梁汶说：“当年幽州、镇州三十万大军来攻，当时我军人马不满五千，一战败之。今张存敬的兵马不过三万，我军已经十倍于往昔，为什么要向张存敬示弱，想要依靠城池来坚守呢！”王郜派王处直在沙河（今河北邢台沙河）抵抗张存敬，结果大败于张存敬，死者过半，随即部队发生哗变，众将领推举王处直为留后，率兵回定州驱逐节度使王郜。王郜逃归晋王李克用，王处直成为义武节度使。

张存敬大军进围定州，朱温亲至定州城下。王处直登城向朱温说：“我们对朝廷尽忠侍奉，也未尝侵犯您的领土，为什么要来攻我？”朱温回答：“你为什么要依附于河东的李克用呢？”王处直回答说：“我的兄长王处存与晋王李克用同时为朝廷平定叛乱，立下功勋，分封的区域接近，而且以互相结为姻亲，所以相互之间修好往来是常理，我可以改为臣服于你。”朱温听了之后同意了。王处直出绢十万匹犒劳朱温。

朱温上表唐帝，封王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郡王。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温封王处直为北平王。

绝梁附晋

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后梁派兵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的赵王王镕，王镕向晋王李存勖求救，此时，担心自己被后梁兼并的王处直派人到晋国，表示愿意背弃后梁，与晋结盟。晋王李存勖派兵救援王镕，王处直率五千精兵出征，大败梁军于柏乡（今河北邢台柏乡县）。其后的十数年中，晋王李存勖北上攻灭桀燕，南下进取魏博，与后梁大战于黄河，王处直都率兵相助。

王处直虽然归附于晋王李存勖，但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是北方一个重要割据者，专制于义武镇。义武军统有易、定、祁三州，治于定州，王处直被封北平王后，北平国实质上已经建立，北平国东北与桀燕比邻，南与赵国和后梁相接，西部则是逐渐强盛的晋国，地理环境极其重要。王处直称雄北平竟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宠溺奸幸

王处直好于巫术，他手下有个人叫李应之，是个道士，王处直得了病，李应之用旁门左道给王处直医治，结果王处直的病碰巧在这时好了，于是王处直便以为李应之是神人，很是宠信他，还让他穿着道士的衣服，封他为行营司马，军政大小事情都让他给决断。军中的将领们都知道这样潜伏着大的危险，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王处直进谏。

李应之原在陉邑收养了一个小孩，本来叫刘云郎，李应之收他做了养子，后来因为王处直还没有儿子，便把刘云郎给了王处直，说这个孩子生有异样，王处直收其为养子，改名为王都，因而更加宠信李应之了。于是，李应之就更加骄横，他征集壮丁，另立新军。王处直的手下将领都知道这是一个祸患，但是还是没有人敢进谏直言。

幽州李匡筹借道中山到京师的时候，王处直派甲士埋伏在城外，以防不测。李匡筹的军队走后，甲士们进城包围了李应之的府第，擒杀了李应之。随后进见王处直，请求杀了王都，王处直不同意。第二天，在论功行赏的时候，王处直暗地里记下了甲士的姓名，在其后二十多年里，自队长以上的将领都被王处直以各种罪名杀死，无一人幸免。

遭囚身亡

后梁贞明七年（921年），赵王王镕被其养子张文礼（王德明）弑杀，李存勖派兵讨伐张文礼，王处直与将领们商议说：“镇州是定州的屏蔽，张文礼虽然有罪，但镇州被吞并，定州就不能独自生存了。”于是派人请求李存勖不要发兵。李存勖把张文礼写给后梁的蜡书给王处直看，说：“张文礼背叛了我，不可退兵！”

王处直有个儿子王郁，在王郜逃亡晋国的时候，也逃到了晋国，晋王把女儿嫁给了他，被封为新州防御使。王处直听说晋王李存勖决意要讨伐张文礼，心里很惶恐。于是就与王郁谋划，让王郁引契丹进军入塞，来牵制晋兵，并许诺让王郁成为他的继承人。王都听说后，很不高兴。

王郁引来契丹军后，定州的民众都非常怨恨，王都手下的一个小吏和昭训劝王都举事，于是王都发动兵变，将王处直软禁在西宅。王都自称义武军留后，大肆杀戮王氏子孙和王处直的手下将领。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天祐二十年）正月十八日，王处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天成四年（929年）二月，定州城最终被后唐攻破，王都和家属全都自焚而死，而王处直所创建的北平政权也随之灭亡。

主要影响

统治北平

王郜被驱逐，逃到晋后，王处直开始了对定州（今河北定州）长达二十二年的统治，成为北方重要诸侯之一。当梁兵进围定州时，王处直出绢十万匹犒劳梁兵，向梁军求和，表示愿意绝晋事梁。朱温上表封王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累封太原王。朱温称帝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封王处直为北平王。此后又归降晋王，王处直虽然归附于晋王李存勖，但是却保持半独立的状态，是北方一个重要的割据者，专制于义武镇。义武军统有易、定、祁三州，治于定州。镇州（今河北正定）是五代赵国的都城，镇州与定州为邻。王处直被封为北平王后，北平国实质上已经独立。王处直周旋后梁、晋国等强大势力，长期称雄北平。

军事成就

梁开平四年（910年）后梁派兵攻打赵王王镕，王镕向晋王李存勖求救。同时，王处直也派人到晋，愿意叛梁附晋。晋兵救王镕，王处直派五千兵随从，破梁军于柏乡。其后，十余年来，晋王李存勖北上攻灭桀燕南下进取魏博，与后梁大战于黄河，每次战役王处直都派兵参战。

历史评价

《王处直墓志》：公宗申岳而生，应萧星以出，才兼将相，貌焕丹青。致之以家祀国祀，赡之以天爵人爵。顷以家居帝辇，誉满国朝。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处直分易、定以为帅，亦既重侯。一则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则嬖孽子而失其国，其故何哉？盖富贵斯久，仁义不修，目眩于妖妍，耳惑于丝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察祸于未萌，相继败亡，又谁咎也！”

轶事典故

王处直在碑楼见到一条黄蛇，王处直以为是有龙降世，于是将黄蛇藏起来祭拜。又看见了数百只野鹊在麦田中筑巢。王处直以为是自己为政有德所导致，定州的民众都说这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情，有人说：“蛇本来应该在山泽之间生存，现在却被供到了人的居室；喜鹊本来应该在野外筑巢，而现在到了田间筑巢。这是有小人窃取高位，而在身居高位的人失去自己地位的预兆啊。”这件事过了不久王处直就被王都所囚禁。

人物争议

死亡时间

王处直的死亡时间在史书和墓志铭有不同记载。《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记载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正月元旦，王都到西宅拜谒王处直，王处直愤怒的捶着胸口大喊道：“逆贼，我何时负过你！”当时王都身边没有带人，王处直就想去咬王都的鼻子，王都甩开袖子离开。不同的是，《新五代史》记载王处直因此被杀。而《资治通鉴》记载王处直在此之后不久忧愤而死，此外《旧五代史》也未记载王处直被杀，只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

王处直的墓志铭则记载，王处直在唐天祐十八年（921年）冬，主动让位于王都，天祐二十年（923年）正月十八日病卒。考虑到墓志撰文者和少微很可能就是史书中提到怂恿王都发动兵变的和昭训，因此他所言王处直主动让位云云应为隐瞒事实的曲笔，但卒年当以墓志铭为准。

后世纪念

王处直墓

王处直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1995年7月12日，由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文物部门组成的考古队，正式对王处直墓进行清理发掘。依唐制，墓室修建在一块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之中，其北面是一座形若屏幕的山峦，左右两侧是逶迤平缓的山岗，喻意青龙、白虎拱卫。南面有案山与北面遥遥相对，墓穴设在开阔舒展的平地之下。整个墓葬布局科学合理，完整统一。墓葬为前后两室的双室墓，以青石砌筑，整个墓室绘满了包括奉侍、山水、花鸟、云鹤、星象等精美壁画。墓中用18块曲阳汉白玉石，雕出了武士门神、生肖、散乐、奉侍等几组雕刻，装饰于墓室各壁，构成了墓葬的一大特点。北方地区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五代墓较少，王处直墓是研究五代北方地区墓葬形制的珍贵材料。墓室壁画浮雕对中国雕塑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也是曲阳石雕艺术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

史料索引

关于王处直的生平，主要参见《旧唐书·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旧五代史·卷五十四·列传六》《新五代史·卷三十九·杂传第二十七》《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二》。

李静训

李静训（600年－608年），字小孩，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北周大将军李贤曾孙女，光禄大夫李敏之女。

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殁于宫中，时年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以厚礼葬之。1957年，在西安城西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人物生平

根据墓志和有关文献得知，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随从北周武帝平齐，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开皇三年（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终年才48岁。追赠豫、鄎（息阝）、申、永、浍、亳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李崇之子李敏，即李静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念李崇为国捐躯的赫赫战功，对李敏也倍加恩宠，自幼养于宫中，李敏多才多艺，《隋书》中说他“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北周宣帝宇文赟和皇后杨丽华（即隋文帝杨坚的长女）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婿，数百人中就选中了李敏，并封为上柱国，后官至光禄大夫。

据墓志记载，李静训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然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天”。大业四年（608年）六月一日，李静训殁于宫中，年方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厚礼葬之。

亲属成员

曾祖父：李贤（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
外曾外祖父：杨坚（隋文帝）。
外曾外祖母：独孤伽罗（文献皇后）。
祖父：李崇（隋朝上柱国、豫州刺史、广宗郡公）。
外祖父：宇文赟（北周宣帝）。
外祖母：杨丽华（北周宣帝皇后，隋朝乐平公主）。
父亲：李敏（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澧国公）。
母亲：宇文娥英（北周公主）。

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附近，于1957年发掘，墓主人李静训是隋朝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隋代大业四年(608)离世时年仅9岁，家世显赫，曾祖父是北周时期赫赫有名的骠骑大将军李贤。李静训墓中，石椁石棺雕制精美，随葬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其中有一条镶嵌珍珠和鸡血石、雕大角鹿的青金石的金项链，是考古发现的项链中最为精美的一件。还有一对镶珠金手镯和两枚金戒指以及金质发饰、衣饰，手指上都戴着银指甲套。这些饰物把她浑身上下装扮得珠光宝气，灿烂辉煌，正如其墓志铭上所说：“戒珠共明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

墓葬发掘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该墓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就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平面为长方形的土坑作为墓室，墓室深度可达2.9米。在墓室的南边有一斜坡型墓道，长6.85米。盛放墓主人的石棺就在此墓室中。石棺之上便是墓葬的填土，夯土的夯层致密。

清理夯土后，除棺前的墓志铭外，墓室正中放置着一个造型逼真的殿堂式的石棺。

轻轻打开棺板，眼前出现一块早已残朽的丝麻织品，长约70厘米宽26厘米~35厘米，厚约3厘米。这件丝麻织品应当是盖在墓主人身上的被子。轻轻揭去丝麻织品，散乱的人骨和随葬品便出现了。数量繁多的陶俑，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形式多样的日用器具，洁白晶莹的邢窑瓷器，来自波斯的金银器皿……琳琅满目，宛如微缩的人间繁华。

墓中葬具

墓中葬具是一具石棺和一具石椁，两件石质葬具皆为青石制成。椁长2.63米，高1.61米，宽1.1米，由17块青石板拼接而成。揭开石椁，一具雕刻精美，堪称石雕艺术品的仿殿堂石棺跃入眼帘。石棺平面呈长方形，石棺长1.92米，宽0.89米，高1.22米。就是这样一座看起来仅能容身的石棺，竟被技艺高超的石匠雕刻成了殿堂的模样。

这座石质的小殿堂为“面阔三间”的九脊形式，棺底基石恰恰就是殿堂的基座。仿殿堂石棺正面间隔3间殿堂的是4根方形门柱。石棺的西壁是这三间面阔殿堂的正面，中心一间被雕成门的形象，门板，门框，门额，门槛一应俱全。在这精致的石门上甚至还有排列整齐的门钉，五横五纵分布。两扇门板中间部雕刻出了门环。门的两侧相对阴刻了两名身材清瘦，姿态万方的侍女，右边侍女手中捧一件长条形的物品;左边侍女略将脸偏向门侧，一手扶着下垂的裙带。石棺正面的两间面阔上同样采用阴刻方式雕刻出有九根直棂的窗户。

石棺的棺盖被雕刻成殿堂的屋顶，整个屋顶被精巧地以浮雕的方式雕刻出瓦片，板瓦，筒瓦，甚至檐头的瓦当上也阴刻出当时最流行的莲花纹。

随葬品

同所有未被盗掘的高级墓葬一样，李静训墓出土了大量世人为之惊叹的随葬品。

俑是魏晋以来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该墓中共出土俑84件，分人物俑，兽俑两大类，它们或置于棺上，或置于棺椁之间。人物俑主要有凤帽俑，执箕俑，武士俑，文官俑，男侍俑，女侍俑等，俑上或多或少涂有白粉，也施了一些颜色，这样看起来就更加生动了。兽俑主要有马，羊，牛，狗，鸡，猪等，造型相对于人物俑而言较小，一般长度在10厘米左右。

墓中出土瓷器17件，制作精良，白瓷洁如雪，青瓷莹如玉，皆是隋代瓷器中的上上之品。有白瓷螭首双把双身壶，等。

墓中最著名的随葬品是一件通体华光闪烁，异彩纷呈的项链。这条项链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出土，当时震撼考古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精美之物出土时，戴在一名9岁的小女孩李静训尸骨的颈项上。这条价值不菲的项链戴在小女孩颈上，可见是她生前常佩戴的一件心爱饰物。

大概由于墓主人是女性的缘故，该墓中出土了大量贵重精美的首饰，如金手镯，金戒指，衣饰上的金花，银指甲套，玉钗，水晶头钗，以及琥珀，玛瑙，水晶，玉石等不同质地的饰品。除此之外，随葬品中还有波斯风格的金银杯和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等来自西方的物品。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球形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外又有小焊珠一圈和大焊珠5颗，其上再各嵌珍珠10颗，珠光闪闪，璀璨夺目，28个金质球形链珠由金线穿起。

项链的下端，居中为一个大圆金饰，上面镶嵌一块晶莹的鸡血石，在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这块鸡血石纯净晶莹，虽在地下埋了千余年仍然鲜艳如新，光洁明亮。最下挂一心形金饰，上面镶嵌一块长3．1厘米，极为罕见的青金石。鲜红的鸡血石、宝蓝的青金石、洁白的珍珠，在纯金的烘托下，交相辉映、雍容华贵。

金手镯

长径7、短径5.5厘米

这对精巧的纯金椭圆形手镯，每个分4节，节两端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开口为钮饰，一端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

椭圆形玻璃瓶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高12.5厘米

这件玻璃瓶的瓶口和腹部的俯视面均为椭圆形，是用吹制法制成的，器壁极薄，形态为中国传统造型。经化验，其质地为高铅玻璃和碱玻璃，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反映了隋代玻璃吹制技术的水平。

白瓷双腹龙柄传瓶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两瓶身相联，联接处上伸一杯式口，颈部有凹弦纹三周。釉施及于腹部弦纹以下，有冰裂纹细开片，近底部分及底部露胎。高岭土（瓷土）含铁量较高，经过1300℃高温只能烧成青瓷器，经过控制而降低瓷土中的含铁量，克服铁的呈色干扰，即能烧制成白瓷。中国在北齐时已开始烧制白瓷，但当时烧成的白瓷普遍泛青，说明含铁量偏高，烧制温度偏低，烧制工艺还不够成熟。这件隋代白瓷器，胎、釉已完全不见白中泛青现象。

隋镶金口玉杯

尺寸：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足径2.9厘米

隋镶金口玉杯呈白色。直口，深腹，腹下部微收，平底实足。镶金口，卷唇。通体光素无纹，造型简练，抛光细润，制作精美。是隋代发现不多的玉器珍品

微缩的人间繁华

195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在西安城西的梁家庄附近，意外的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李静训墓。

李静训墓位于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南约50米处。该墓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即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平面为长方形的土坑作为墓室，墓室深度可达2.9米。在墓室的南边有一斜坡型墓道，长6.85米。盛放墓主人的石棺就在此墓室中。石棺之上便是墓葬的填土，夯土的夯层致密。

清理夯土后，除棺前的墓志铭外，墓室正中放置着一个造型逼真的殿堂式的石棺。

轻轻打开棺板，眼前出现一块早已残朽的丝麻织品，长约70厘米，宽26-35厘米，厚约3厘米，应当是盖在墓主人身上的被子。轻轻揭去丝麻织品，散乱的人骨和随葬品便显现。数量繁多的陶俑，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形式多样的日用器具，洁白晶莹的邢窑瓷器，来自波斯的金银器皿……琳琅满目，宛如微缩的人间繁华。

石椁中的宫殿

墓中葬具是一具石棺和一具石椁，两件石质葬具皆为青石制成。椁长2.63米，高1.61米，宽1.1米，由17块青石板拼接而成。揭开石椁，一具雕刻精美，堪称石雕艺术品的仿殿堂石棺跃入眼帘。石棺平面呈长方形，长1.92米，宽0.89米，高1.22米。就是这样一座看起来仅能容身的石棺，竟被技艺高超的石匠雕刻成了殿堂的模样。

这座石质的小殿堂为“面阔三间”的九脊形式，棺底基石恰恰就是殿堂的基座。仿殿堂石棺正面间隔3间殿堂的是4根方形门柱。石棺的西壁是这三间面阔殿堂的正面，中心一间被雕成门的形象，门板、门框、门额、门槛一应俱全。在这精致的石门上甚至还有排列整齐的门钉，五横五纵分布。两扇门板中间部雕刻出了门环。门的两侧相对阴刻了两名身材清瘦，姿态万方的侍女，右边侍女手中捧着一件长条形的物品；左边侍女略将脸偏向门侧，一手扶着下垂的裙带。

石棺正面的两间面阔上，同样采用阴刻方式雕刻出有九根直棂的窗户。石棺的棺盖则被雕刻成殿堂的屋顶，整个屋顶被精巧地以浮雕的方式雕刻出瓦片、板瓦、筒瓦，甚至檐头的瓦当上也阴刻出当时最流行的莲花纹。

随葬品

累计230余件的随葬物品皆置于石椁、石棺中间不足3平方米的狭窄空间内，除一般常见的陶俑及少数陶器外，还出土了大批珍宝，如金器，有嵌珠宝金项链、嵌珠宝金翎、金戒指、金杯、金钗饰品等，以及玻璃器、玉石器、钢铁器、骨、木漆器和丝织品等。其中，金项链和金镯是波斯的制品，玻璃瓶和所盛香水也来自国外。从这些随葬品中可以看出：陶俑和陶器属于仪仗类的殉葬品。陶、瓷、铜、铁、骨、木、漆器是日常服御器，种类齐全，几乎是把死者生前所需的日常物品一件不漏地都殉葬了。

墓志铭《隋左光禄大夫歧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铭并序》

女郎讳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人。上柱国、幽州总管壮公之孙，左光禄大夫敏之第四女也。族纂厉乡，得神仙之妙；家荣戚里，被日月之晖。况复淑慧生知，芝兰天挺，誉华髫发，芳流肇悦。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于是摄心八解，归依六度，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既而繁霜昼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夭。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遇疾，终于汾源之宫，时年九岁。

皇情轸悼，撤县辍膳，频蒙诏旨，礼送还京，賵赙有加。以其年龙集戊辰十二月己亥朔廿二日庚申，瘗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面万善道场之内。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乃铭曰：

光分婺女，庆合天孙，荣苕比秀，采璧同温。先标令淑，早习工言，生长宫闱，恩勤抚育。法水成性，戒香增馥，金牒旦窥，银函霄读。往从舆跸，言届河汾，珠涓润岸，镜掩轻云。魂归秪阁，迹异吴坟，月殿回风，霜锺候晓。砌凝阴雪，檐悲春鸟，共知泡幻，和嗟寿夭。

《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

敏字树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养宫中者久之。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为姻媾。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之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汝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谓公主曰：“李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因谓敏曰：“今授汝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邪？今授汝开府。”敏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遂于坐发诏授柱国，以本官宿卫。后避讳，改封经城县公，邑一千户。历蒲、豳、金、华、敷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后幸仁寿宫，以为岐州刺史。大业初，转卫尉卿。乐平公主之将薨也，遗言于炀帝曰：“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帝从之。竟食五千户，摄屯卫将军。杨玄感反后城大兴，敏之策也。转将作监，从征高丽，领新城道军将，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复征辽东，遣敏于黎阳督运。时或言敏一名洪儿，帝疑“洪”字当谶，尝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是大惧，数与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语。宇文述知而奏之，竟与浑同诛，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后数月亦赐鸩而终。

秘色越器

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也作《咏秘色瓷器》），完整信息如下：

作者

陆龟蒙（字鲁望，自号甫里先生、江湖散人），晚唐苏州人，与皮日休并称"皮陆"。

全文

《秘色越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九秋：深秋时节。
沆瀣（hàng xiè）：夜半露水，古人视为天地清气。
嵇中散：魏晋名士嵇康，曾任中散大夫。
"秘色"一词最早即出自此诗题，后指越窑青瓷中的贡品精品。

创作背景

时代环境：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陆龟蒙进士不第，退隐松江甫里（今江苏甪直），寄情诗文与农学。
器物背景：秘色瓷是浙江上林湖越窑烧制的青瓷精品，釉色青翠莹润，当时已享有盛誉，五代吴越国时成为王室专用贡瓷，"秘"取配方保密、庶民不得用之义。
创作意图：诗人亲见越窑开窑、秘色瓷出窑之状，借咏瓷赞美其"千峰翠色"，并联想以瓷盛露与嵇康共饮，寄托自己不趋附权贵、追慕魏晋高士孤傲品格的心志。

青瓷到白瓷的进步

技术革新

青瓷向白瓷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重大突破，其核心在于对“铁”元素的成功控制，即通过将釉和胎中的氧化铁含量降至1%以下，从而在烧成后呈现出洁白的色泽。这一过程不仅仅是颜色的变化，更是原料筛选、窑炉技术和烧造工艺的全面革新。

以下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革新：

原料提纯与“化妆土”的应用这是实现白瓷的基础。早期工匠通过反复淘洗瓷土，去除杂质，降低胎体中铁的含量。对于含铁量仍较高的胎体，发明了施挂化妆土的技术，即在坯体上先涂一层细腻、洁白的高岭土泥浆，覆盖住深色胎体，再罩透明釉，从而在视觉上达到白瓷的效果。
窑炉结构的改进（从龙窑到馒头窑）南方青瓷多用龙窑，北方白瓷则多采用馒头窑。馒头窑具有升温快、降温也快的特点，且更容易控制烧成气氛。这种结构改变使得窑工能更精确地调节氧化焰与还原焰的转换，为白瓷所需的特定烧成环境提供了硬件支持。
匣钵装烧技术的普及白瓷对洁净度要求极高。为了避免明火直接接触器物导致落灰或沾染烟熏，北方窑口广泛使用了匣钵满装叠烧技术。这种单烧或套装的方式，不仅保护了釉面光洁，还提高了成品率，是白瓷能够规模化生产的关键。
支烧工艺的精细化为了追求器物的完美，白瓷烧造中改进了支烧具。例如隋代及北朝晚期出现的透影白瓷，其胎壁极薄，透光性强，这要求支钉必须细小且耐高温，以避免在精细的胎体上留下明显疤痕，体现了成型与装烧工艺的高度结合。

这一技术体系的成熟，最终在北齐至隋代完成了由青到白的跨越，并在唐代形成了著名的“南青北白”格局。白瓷的出现不仅是审美的变迁，更为后世釉下彩绘（如青花瓷）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白色底色基础，极大地拓宽了中国陶瓷的艺术表现力。

核心工序

青瓷瓷土无法直接“淘洗”成白瓷瓷土，而是通过原料优选、多级水力淘洗、磁选除铁、配方重构四大核心工序，将高铁着色瓷土提纯为低铁高铝的瓷胎。

一、原料优选与预处理

低铁高铝矿源：优先选用原生低铁高岭土、优质瓷石，奠定白胎基础。
物理破碎：通过水碓舂碎、球磨、过筛，将瓷石或硬质黏土粉碎为细粉，释放包裹型铁杂质。
水力分级：利用水流将粗颗粒与细颗粒分离，剔除粗砂及重矿物。

二、多级淘洗与除铁（核心提纯）

沉淀淘洗：加水搅拌，利用密度差让重矿物（铁、钛等）沉底弃除，取上层悬浮细浆。
磁选除铁：传统工艺采用磁石/永久磁铁，现代工业采用电磁除铁机、永磁棒、高梯度磁选机，吸附游离铁屑与磁性矿物。
多级过滤：通过绢筛、细筛反复过滤，截留肉眼可见杂质与粗颗粒。

古代除铁工艺

古代无现代磁选机时，主要靠原料优选、水力淘洗、过筛、磁石除铁、防污染管理等组合工艺，将瓷土中的铁杂质降至最低。

一、源头优选与预处理

低铁矿源：优先开采深层瓷土、优质高岭土、瓷石，从源头降低基础铁含量。
物理破碎：通过水碓舂打、石碾粉碎、水浸化解，将块状瓷土化作细浆，释放包裹型铁杂质。

二、水力淘洗与沉淀（核心物理除铁）

水簸法：利用水流与密度差，让重质含铁矿物、粗砂率先沉底弃除，细泥悬浮转入下一池。
多级沉淀：采用多池串联，反复转移细泥浆，使铁质与粗颗粒逐级沉降分离。
陈腐助分：泥浆长时间静置陈腐，促进铁质聚集沉淀，提升后续分离效率。

三、过筛与磁石除铁

细密过筛：使用竹筛、细绢、铁锅形筛具，拦截粗颗粒砂石与杂质。
磁石吸附：将磁石置于筛具或泥浆流经处，吸附游离铁屑与磁性矿物。
反复除铁：在泥浆过筛、转移、过滤环节多次放置磁石，层层截留铁杂质。

四、全流程防污染管理

工具替代：开采、粉碎、运输环节避免使用铁器，改用木、石、竹、铜等非铁工具。
环境管控：原料加工区保持洁净，严防外部铁锈、尘土二次混入。

五、辅助工艺与审美转化

化妆土遮盖：胎体铁含量偏高时，在胎体表面施一层低铁细泥浆，遮盖灰暗胎色。
还原焰烧制：控制窑炉气氛，将三氧化二铁还原为低色度氧化亚铁，弱化铁呈色，形成青白、牙白等温润质感。

判断铁含量是否达标

判断铁含量是否达标，主要依靠实验室化学分析进行定量检测，并结合感官观察、试烧验证进行综合评估。

一、实验室定量检测（最准确）

化学分析法：通过化学试剂滴定，精确测定瓷土中氧化铁（ \text{Fe}_2\text{O}_3 ）的具体百分比。
仪器分析法：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等设备，快速无损地获取铁元素的精确含量数据。

二、感官与物理观察

泥浆颜色：观察淘洗后的泥浆或滤饼颜色。含铁量越低，颜色越接近纯白色或灰白色；若偏黄、偏灰或偏红，则表明铁杂质依然较高。
断面检查：观察干燥后坯体的断面，肉眼或借助放大镜查看是否有深色斑点（铁点）。

三、试烧验证（最终标准）

制作试片：取少量淘洗后的泥浆制成薄片或小样。
高温烧制：放入窑炉中经高温烧成。
成品比色：观察烧后试片的白度。若白度达到预期且无杂色斑点，即判定为合格。

四、不同白瓷标准的铁含量参考

普通日用白瓷： \text{Fe}_2\text{O}_3 含量通常需控制在 0.5% - 0.8% 以下。
精细高档白瓷： \text{Fe}_2\text{O}_3 含量需降至 0.3% - 0.5% 甚至更低。
极致透明白瓷：对原料纯度要求极高，需配合精选高岭土和严格除铁工艺。

龙泉窑白胎瓷土

龙泉窑白胎瓷土并非单一高白高岭土，而是本地瓷石、高岭土、紫金土按特定比例调配而成，核心为瓷石+高岭土+少量紫金土的复合配方。

一、瓷土来源与成分

本地瓷石（主体）
- 成分：富含石英，含绢云母、少量高岭土/长石。
- 特点：高硅（SiO₂ 69%–78%）、低铝（Al₂O₃ 14%–22%），提供烧结基础。
高岭土/硬质黏土（强化）
- 作用：提升Al₂O₃含量，增强胎体强度与耐火度，防高温变形。
紫金土（调色助熔）
- 成分：含石英、长石、含铁云母等，Fe₂O₃含量3%–5%（高者达15%）。
- 作用：白胎中少量添加，微调胎色与釉色衬托，非黑胎主因。
胎色成因
- 白胎：Fe₂O₃约1.9%–2.5%，TiO₂约0.2%–0.5%，呈白/灰白/白中泛青。
- 黑胎：高紫金土比例，高铁高钛，呈灰黑/紫黑。

二、加工技术（七步精制）

选矿配料
- 按目标胎色，称取瓷石、高岭土、紫金土。
风化陈放
- 露天堆放3–6个月，提高原料活性与可塑性。
粉碎磨浆
- 传统：水碓/石碾粗碎→细碎。
- 现代：颚破/轮碾/球磨，控制颗粒分布。
淘洗分级
- 加水搅浆→过筛（去粗杂）→沉淀池静置。
- 取上层/中层细浆，去底层粗砂铁质，反复沉淀提纯度。
压榨脱水
- 沉淀泥块→布袋/压滤脱水→软硬适中的泥饼。
陈腐醒泥
- 泥饼密封存放数月，改善可塑性，减少干燥收缩。
练泥除气
- 传统：人工/牛脚踩踏半月，挤气泡，匀密度。
- 现代：真空练泥，提升成品率。

三、核心特点与实证

技术特点
- 配方：瓷石+高岭土+少量紫金土复合体系。
- 加工：依赖精细淘洗与陈腐练泥，非单一高白原料。
- 胎色：受控于紫金土比例与烧成气氛，非单纯“越白越好” 。
实证材料
- 科技检测：EDXRF/XRF成分分析、显微结构观测。
- 考古报告：大窑、金村、溪口等窑址发掘标本。
- 文献数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机构化学组成与显微测试。

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粟特城邦"九姓胡"）

"昭武九姓"是隋唐中原对中亚粟特（Sogdian）诸绿洲城邦王族的统称——传说其先祖本居河西走廊昭武城（今甘肃临泽），汉初被匈奴所破西迁，征服粟特地区后各支后裔建城邦，皆以"昭武"为姓，故称"昭武九姓"，入华粟特商人常以国名为汉姓（康、安、石、米、史等）。

一、九国与今地对照

《《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主流九国：

"九"为虚指，有时还包括穆国、毕国、乌那曷、拔汗那等，视朝代记载略有差异。

二、民族属性与社会特点

族属：东伊朗语族——粟特人（Sogdians），说粟特语（阿拉米字母书写），非突厥人也非中国人。
政治形态：无统一帝国，各城邦自治，先后臣属波斯、亚历山大、贵霜、嚈哒、西突厥、唐朝（显庆年间设康居都督府等羁縻州，隶安西都护府）。
经济特长：垄断丝路中转贸易——丝绸、香料、珠宝、马匹，善经商，《新唐书》称"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在华形成"胡商聚落"（敦煌、凉州、长安西市、洛阳南市）。
宗教信仰：主流信祆教（琐罗亚斯德教），部分信佛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

三、入华影响与代表人物

粟特人沿丝路大量侨居中原，带来胡旋舞、胡乐（琵琶、筚篥）、胡服、祆祠、景教寺等，唐代"九部乐"中康国、安国乐即来自昭武诸国。

知名入华人物：

安禄山（本姓康，继父姓安，安国粟特人）、史思明（史国粟特）——引发安史之乱
米继芬（米国质子后裔，长安神策军将，次子为大秦寺景僧）
康洽、康昆仑、米嘉荣——唐代著名乐工
安菩、安元寿——唐初粟特武将，墓志出土于西安
曹保、曹善才——曹国琵琶世家，白居易《琵琶行》提及

四、衰落

751年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东扩，8世纪中后期粟特城邦渐伊斯兰化，粟特文、祆教衰退。
安史之乱后唐廷对胡人猜忌加深，入华粟特聚落解体，加速汉化融入汉族、回鹘、沙陀等，康/安/石/史等姓氏留存至今。

简言之：昭武九姓=中亚粟特城邦王族统称=入华粟特人汉姓来源（康安石米史何曹等），是丝路商业与文化交流的关键中介，你之前问的米继芬即其中的米国粟特人。

米继芬

米继芬——唐代长安景教（聂斯托利派）粟特家族

米继芬（？—805年），字继芬，中亚米国（昭武九姓之一，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南）人，唐朝禁军将领，其家族是已知唐代极少有确证信奉景教（聂斯托利派/大秦教）的粟特移民家庭。

一、家世与生平

祖辈：祖父伊西，任米国长史；父突骑施以"质子"身份入唐，受封辅国大将军、左领军卫大将军，定居长安。
本人：承袭质子身份，供职于左神策军，任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试太常卿、上柱国。一生在禁军，忠于唐廷。唐永贞元年（805年）卒于长安醴泉里私第，春秋九十二岁，葬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
婚姻：夫人也姓米氏，同族联姻。

二、景教信仰证据——次子"僧思圆"

墓志明确记其二子：

长子米国进：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继承武职。
幼子曰僧思圆（又作惠圆/思圆）："住大秦寺"——即长安义宁坊景教教堂（大秦寺）的聂斯托利派修士，汉化称为"僧"。

唐代粟特人多信祆教（拜火教），而米继芬允许次子入大秦寺终身为景教僧，且郑重写入墓志，学界公认说明米氏家族改宗或本来信奉景教，是唐代中原景教传播于粟特移民的重要实证。

三、《米继芬墓志》基本信息

出土：1955年西安西郊三桥出土（一说1957年），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形制：志石47×48cm，盝顶盖篆书"大唐故米府君墓志铭"，志文行书20行，每行20—26字。
撰书：乡贡进士翟运撰并书。

墓志关键铭文节录：

"公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永贞元年九月廿一日终于礼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公有二男，长曰国进……幼曰僧思圆，住大秦寺。"

四、历史意义

反映唐代胡汉交融：中亚质子家族三代居长安、入仕禁军、保留本族信仰（景教而非祆教）。
补证景教在唐不只波斯人信奉，粟特移民中亦有景教群体，与洛阳景教经幢所记大秦寺住持"俗姓米"相呼应。
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781年立）同期，说明景教在德宗朝长安仍有相当存在感。

简言之：米继芬是唐代寓居长安的粟特米国质子后裔、神策军将领，其家族为目前考古所见最明确的唐代景教粟特家庭，次子米思圆是长安大秦寺景教僧侣。

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 / 景教）

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 / 景教）是早期基督教因基督论分歧而从罗马-拜占庭教会分裂出去的一支，唐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称"景教"。

一、起源与历史

创始人：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80–451），安提阿学派神学家，42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
被定为异端：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第三次普世会议）在亚历山大主教区利罗（Cyril）主导下，判定聂斯托利的基督论为异端，聂斯托利被废黜并流放。
向东发展：追随者逃往波斯萨珊帝国，形成东方亚述教会／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曾以"迦勒底教会"之名在波斯、中亚、印度活跃，并沿丝绸之路东传。
传入中国：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太宗准建寺（波斯寺/大秦寺），称景教（"景"即光明）。明末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即其遗迹。元朝时再度随蒙古帝国复兴（也里可温教），后基本消亡。

二、核心教义——基督论分歧

早期教会围绕"道成肉身的耶稣如何同时是神又是人"激烈争论，主流正统（迦克墩信经，451年）定为：一位格（hypostatic union／位格联合）、二性（神性＋人性，不相混淆也不分开）。

聂斯托利派持安提阿学派立场，被对手概括为"二性二位论（Dyoprosopic view）"：

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二者结合较松散（希腊文 sunapheia，联结而非融合）。
马利亚所生的是作为人的耶稣，并未生出神性本身，故反对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Theotokos）"，主张称"基督之母（Christotokos）"。
正统教会认为这暗示基督有两个位格（神子位格＋人耶稣位格），分裂了基督的统一位格，故判为异端。

⚠️ 现代研究发现聂斯托利本人的著作（如《大马匹诺》）措辞比后世指控温和，他可能并未主张严格"二位格"，而是被亚历山大学派曲解。20世纪天主教与东方亚述教会已发表共同声明，部分撤销当年的异端标签。

三、与正统及其他异端的对比

派别 | 基督论主张 | 会议裁决

四、文化影响与现状

中国景教：译有《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汉语经文，大量借用佛、道术语（"天尊""寺""僧"），是基督教最早入华记录。
现存继承者：现代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部分加色丁礼天主教会（东仪天主教）可追溯至聂斯托利传统，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及散居欧美。

简单说：聂斯托利派是因坚持"耶稣神人二性分明、马利亚非上帝之母"而被早期大公会议定为异端并东迁的基督教分支，唐代传入中国叫景教，是基督教入华最早的一支。

辽宋夏金元时期

原文：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916年-1368年）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从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走向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重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宋元海外贸易繁盛，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第一单元　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统一

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格局。汉族建立的宋统治了从黄河中下游流域直至南海的地区，后被迫退缩到江淮以南，但始终在经济、文化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形成了多民族格局。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结束了多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大统一。西藏等地区成为中国版图中新的组成部分。四百余年间，虽然战乱不绝，但各民族间的交流持续不断，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也非常密切。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经济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转向南方。租佃契约关系在城乡普遍推行，佃农和独立工商业者迅速增多，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大城市增多，草市遍及乡镇，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以往各地区的经济分隔，农业得到恢复，工商业日趋繁荣。

第一组种植业和纺织业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农学取得较大成就，出现了一批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书。农业科技知识得到普及和提高，种植业和纺织业取得进步，垦田面积显著增长，先进农具得到推广，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组制瓷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名窑名瓷驰名中外，生产技术和产量都超过前代。宋代的五大名窑、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发展水平。

第三组纸币的广泛使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10世纪末，民间已经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两宋先后发行过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金朝也发行过交钞。元朝统一以后，政府发行的宝钞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宝钞先后以丝和白银为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纸币制度。

第四组度量衡

为了避免使用上的混乱，宋、元政府都严格控制度量衡的制定，严禁民间私造。宋代由中央直接制作和管理度量衡器，元代则是由中央颁发标准器，省级行政单位负责制作和管理。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社会生活

城市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带动了商品市场和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人们对生活消费提出了更高要求，衣食住行与市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日常用品趋于精致华美，种类十分丰富。在精神生活领域，娱乐活动逐渐走向商业化、平民化，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第一组重要城市

入宋以后，城市人口大增，以各政权的都城为代表，出现一批人口十万以上的城市。在城市中，由于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店铺临街而立，商品交易繁盛。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纷纷效仿汉文化形制营建城市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色。

第二组商业标识的应用

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导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中国现存最早的广告和商标的产生。商业标识在商业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第三组日常用具

在城市中，商品经济的繁盛刺激和影响了社会风尚，人们普遍追求更为精致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因而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日常用品种类丰富，工艺日益精湛。

第四组饮食文化

经济的进步、城市的兴起和教育的普及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国内各民族的饮食风俗互相交流，发达的中外交通又带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第五组娱乐生活

在这一时期的都市中，出现了表演戏曲、曲艺、杂技等艺术形式的地方——瓦舍、勾栏。从宋杂剧和金院本发展而来的元杂剧是中国第一种成熟的戏剧形式，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

第六组宗教活动

这一时期，各种宗教都非常活跃，尤其在进入元代后，由于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推动了各种宗教的发展。汉传佛教和道教仍然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占据主要地位，藏传佛教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弘扬，伊斯兰教逐渐趋于本地化，基督教也得到推广。

第四单元　中外交通与海外贸易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和中外交通得到空前发展，加强了我国与亚、欧、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第一组交通与地理学的发展

海外贸易推动了对航路的探索，中国海船远航亚欧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在国内水陆交通要道遍设驿站，又修整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路。发达的交通带来地理学的进步，根据现存史料，中国是最早在地图上画出好望角的国家。

第二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贸易

以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商品经济为基础，加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通过官办和私营两种途径大大扩展，史称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并设有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的对外贸易，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非洲东岸、北岸各国。中外文化交流也随之更为密切。

第五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文化

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元代文化则体现出多元性。这一时期，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领域涌现出众多的名家和名作，多个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天文、数学、医药学、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船技术等都居于世界前列，并通过丝绸之路远播海外，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组理学的发端

理学是由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思想体系，到了南宋时期由朱熹发扬光大，从元代开始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组史学

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官方、民间修史都很活跃，对当代史的研究发达，出现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新的历史编纂体例以及我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

第三组宋词与元曲

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宋词和元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组各民族创制的文字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在建立政权后创制了文字。这些文字虽然随着政权的衰亡而逐渐消失，但对当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组书法和绘画

这一时期，中国书法和绘画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文人画的兴起改变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绘画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性认识，绘画开始成为一种文人间的游戏，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对于中国画的理解。元代还涌现了许多具有相当成就的少数民族艺术家。

第六组天文与算学

宋代曾进行过五次天文观测，并绘制成星图。水运仪象台集观测、记录、报时为一体，遥遥领先于世界。元代天文学的规模和学术性都超越前代，阿拉伯天文学在元代也有一定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知名的数学家，其成果为后世所景仰。

第七组建筑

这一时期，中国的木结构建筑日臻完美，建筑形式丰富，技术高超，而且吸收了一些外来建筑的技术和风格。

第八组医学

宋代有比较完备的医药管理组织，官、私编修的医书、药书流传至今的多达30部。针灸学和针灸铜人的铸造是医学上的另一突出成就。元朝政府非常重视医学，来自阿拉伯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理论和知识丰富了元朝的医学。

第九组印刷术的普及与火药、指南针的应用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得到普及，同时出现了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在这一时期被广泛应用。这些发明先后传入亚、欧各国，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汝青

一、作者与出处

作者：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柴世宗）。
性质：并非古诗，而是柴荣为御用瓷器下达的御批/圣旨。
文献出处：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二》。

二、全文（常见版本）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三、异文与背景

异文对照：
- 原文作“天青”（非“天晴”）。
- 原文作“青天”（非“天青”）。
- 原文作“者般”（“者”通“这”），后多作“这般”。
背景语境：主管官员请示御用瓷器釉色，柴荣以此批示，要求烧出雨过云开时天空呈现的天青色。
常见误传：常被误传为宋徽宗所作或与汝窑直接相关；虽与汝窑天青色审美接近，但原始文献指向的是五代后周的柴窑。

螭吻

螭吻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他们分别是：囚牛(qiú niú)、睚眦(yá zì)、嘲风(cháo fēng)、蒲牢(pú láo )、狻猊(suān ní)、霸下(bà xià)、狴犴(bì àn)、负屃(fù xì )、螭吻(chī wěn)。螭吻由鸱尾、鸱吻（音吃吻）演变而来，它是龙与鱼结合所生，所以螭吻又叫鱼龙，常见于中国古代皇家宫殿建筑之中。

螭吻的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龙头鱼身，喜欢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能喷浪降雨，可以用来辟火，于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

历史渊源

据东汉时期许慎所撰《说文虫部》（说文解字）记载："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螭"。

据东汉时期班固所撰《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有"蛟龙,赤螭"之载，张揖的注释称："赤螭，雌龙也"，其名称又叫螭，螭龙，其形盘曲而伏者，称蟠螭。

据唐朝刘餗所撰《隋唐嘉话》卷下：“（王右军《告誓文》）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於鸱吻内竹筒中得之。”

据唐朝苏鹗《苏氏演义》卷上：“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颜之推亦作此鸱。”

据宋朝时期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有如下记述︰「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後，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文中所说的「巫」是方士之流，「鱼虬」则是螭吻的前身。螭吻属水性，用它作镇邪之物以避火、中国民间也称鰲龙。

据北宋吴楚原所撰《青箱杂记》记载：“海为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在房脊上安两个相对的鸱吻，能避火灾。

据明代李东阳所著《怀麓堂集》后稿十二《记龙生九子》中有记载：“龙生九子，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为何在建筑正脊两端这种神兽又变成龙的九子之一。这是因为到了明代这种吻兽造型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逐步变成龙的形状。所以人们又把它和龙生九子的传说联系到一起。明清时期这种龙形吻兽的造型日趋严整，故又有龙吻之称。

据清朝时期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五年》记载：帝既平广南，渐欲经理江南，因郑王从善入贡，遂留之。国主大惧，是月，始损制度，下令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其馀官称，多所更定，宫殿悉除去鸱吻。

形象变迁

鸱尾期建筑艺术风格

唐代中期以前的螭吻大多为上翘的尾部形态，从这一时期螭吻的外形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鸱尾期。鸱尾期的螭吻，造型十分简洁，非常古朴、大气。唐代鸱尾的典型特征就是在鸱尾的外围会有一圈细长的珠状纹饰，鸱尾造型雄伟。另外，已经开始出现“拒鹊子”，所谓“拒鹊子”就是为了防止鸟鹊等动物在屋顶的鸱尾上筑巢，而在鸱尾上翘的尾部上沿插上—些铁制的刺针，来达到驱赶鸟昔西息、筑巢的目的。

鸱吻期建筑艺术风格

唐代的鸱吻，在造型上开始逐渐出现“吻”部造型。螭吻到了唐代中后期，其外形开始出现了由“尾”到“吻”的变化，螭吻的表面也逐渐出现了鳞片。唐代以后的螭吻，“吞口”造型已经成为主流，在造型装饰上也开始变得日益丰富，如：鳞片、龙角、带有龙角的背兽等等。

北宋《营造法式》一书中，沿用的是“鸱尾”这一名称。书中对螭吻（鸱尾)的规制有着详细记载：凡用鸱尾若高三尺以上者，于鸱尾上用铁脚子及铁束子、安抢铁，其抢铁之上施五叉拒鹊子，三尺以下不用，身两面用铁鞠；身内用柜木桩、或龙尾，唯不用抢铁、据鹊，加攀脊铁索。

螭吻期建筑艺术风格

明清以后，螭吻开始逐渐呈现两极分化：一是明清官式螭吻的造型开始形成日益固定的形制：螭吻的造型敦实，尾部卷起；螭吻通身为一个整体的颜色，如黄色、绿色等等；装饰元素中也更多地加入“龙”的特征。二是民式螭吻则在造型、纹饰、色彩上都十分灵活多变，没有固定的造型。

文化特色

历史典故

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说大海中有一种鱼，虬尾似鸥鸟，能喷浪降雨，可避火灾，驱除魑魅。因此脊兽鸱吻起初并不是龙形的，有鸟形的，但更多的是鱼龙形的。到清朝以后龙形的鸱吻增多，表面龙纹四爪腾空，龙首怒目做张口吞脊状，背上插着一柄宝剑，立于建筑物的尾脊上，被称作“好望者”。据说此物能吞万物，就叫它负责看护房屋建筑横脊；它喜欢登高俯瞰，因此在民间被视为祈求降雨和避火消防的饰物。

据传说，鸱吻住在南海，能喷水成雨。汉武帝时，因宫殿经常发生火灾，依据“术士”们的说法，在宫殿的正脊两端装饰鸱吻寓意镇火，后来沿袭成制。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鸱吻的背上插有一把短剑，相传这把宝剑是晋代名道士许逊之物，插在鸱吻背上以防鸱吻逃跑，使其永远喷水镇火。

文物遗址

(唐)陕西省礼泉县昭陵献殿遗址出土文物。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建筑，是供奉孔子神位，祭孔时皇帝行礼的地方。现存大成殿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扩建而成，五进九间，双层飞檐，四坡五脊，通高33米，黄色琉璃瓦，顶部正脊两端均装饰龙形鸱吻，殿内金砖铺地，整体规制，与故宫太和殿无二。
及至明代，北京智化寺万佛阁正脊上的龙吻，吻的尾部向外卷曲，通体刻有鳞甲，吻背出现了插上宝剑，的形象，剑柄略向内弯曲，形态秀丽，雕工精细。
故宫所有建筑连廊的横脊两端都有两个身背宝剑的瑞兽，他们就是龙的九子之一：鸱吻。

关系说明

据明朝杨慎所撰《升庵集》卷八十一《龙生九子》篇中所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左虫右夏），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

明清时期

原文：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1911年）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其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超越前代的繁荣。但中国这一农业文明古国，正与后起的工业文明大国悄然拉大差距，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一单元　明朝的建立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制订新律例，改革政治、军事和监察制度，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和监察大权于一身，使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二单元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内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若干变化，崇尚奢华、追求个性成为一时风尚。

第一组农业与治河

明朝初年，朱元璋采取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奖励耕织，劝课农桑，减免战乱地区百姓的租税和徭役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后期，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相继传入并得到推广，使粮食种类大为丰富。明朝末年，潘季驯多次受命治理黄河。他采取“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方针，取得了较好的治河效果，化水害为水利，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二组手工业

明代蚕丝生产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蚕丝生产基地，产量可观。丝织技术有所进步，工艺“巧变百出，花色日新”。棉布产量很大，松江布远销全国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称。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制作出来的甜白、斗彩、五彩等瓷器，造型美观，色彩丰富，无论是意境还是形式均臻于完美。冶金技术趋于成熟，体型巨大的永乐大钟、锋利坚韧的钢质武器、配比精到的宣德铜器等均有盛名。

第三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乡社会生活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传统的工商业城市更加繁荣，新的工商业城镇不断涌现。白银逐渐取代缺乏信誉的宝钞，成为重要的流通货币。富商大贾往来贩运，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城乡社会生活日渐丰富，追求财富成为一种时尚。

第三单元　明朝的对外关系

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明代与朝鲜的关系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因倭寇的侵扰以及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受到破坏。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陆续东来，中西方文明开始直接碰撞和交流，中外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内容。

第一组郑和下西洋

“西洋”是指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郑和七下西洋，体现了明朝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的伟大成就，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实为世界航海史上之壮举。

第二组对日、对朝关系

明初，中日之间保持着朝贡贸易，明中期以后，一些日本海盗团伙与中国的海盗相勾结，侵扰中国沿海，形成“倭患”。嘉靖末年，戚继光等抗击倭寇，使倭寇横行的局面得到遏制。万历年间，日本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中国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入朝，与朝鲜军民一道，击败了日本的侵略。

第三组欧人东来与中外关系的新变化

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与中国的士大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把欧洲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单元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朝是由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末宣统皇帝溥仪，历经近300年。清前期指公元1644年清朝入主北京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清朝从开基创业、建立中央政权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阶段。

第一组满族的兴起与清朝的建立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进行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政权，年号天命；后迁盛京（今辽宁沈阳）。其子皇太极即位后，改国号为清，改族称为“满州”（后来称满族）。皇太极之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清政府迁都北京，开始建立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的统治体制多沿袭明朝，但具有自身特点，从清初操持军政大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到雍正时期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清朝的军队主要是八旗军，还招降明军和地主武装，建立绿营军。

第二组边疆的统一与巩固

清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统治时期，先后剿灭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平定西北边疆叛乱，采取一系列加强边疆管理的措施，有力地抵制沙俄向中国的扩张，使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五单元　清朝的经济和各民族社会生活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破坏。随着战火平息，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措施，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超过前代。

第一组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发展

清初实行奖励垦荒的政策，大量荒地不断开垦成农田；重视兴修水利，治河导淮，促进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内河航运的畅通。水稻、小麦等粮食产量提高，番薯、玉米等外来高产农作物种植进一步推广，棉花、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清代匠籍制度的废除，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使纺织业、制瓷业与冶铁业等行业生产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工艺精美，在生产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第二组商业的繁荣

国家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贾云集、商品荟萃之地。江宁（今江苏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今湖北武汉）、广州都是繁华的大城市，在边远的地方还出现了乌噜木齐（今乌鲁木齐）、打箭炉（今康定）等新兴的商业中心。

第三组各民族社会生活

清代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文化娱乐等民俗习惯表现出绚丽多彩的世态风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联系空前加强，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与日俱增。

第六单元　清朝的对外往来

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严格控制中外通商和民间贸易往来。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清朝开始择地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又设立“公行”，专管对外贸易。自此至19世纪初，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等大量出口，远销欧美，并长时间保持出超；与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周边国交往频繁。18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乾隆帝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正在拉开差距，清朝处于“落日的辉煌”之中。

第七单元　明清时期的文化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一批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家、讲求经世致用的科学家和极具个性的文学家、艺术家。

当时，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一组哲学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王守仁、李贽等人开始冲破程朱理学束缚、创立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人文因素的新的哲学流派。明末清初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哲学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思想带有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色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二组类书、丛书和二十四史

类书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丛书是由众多独立的书籍辑成一套书。明清两朝先后集合大批人力，对古代书籍进行整理，编纂成《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与丛书，还整理了二十四史。这些书籍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第三组小说和戏曲

明清时期，小说的创作繁荣，《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并称“四大古典小说”，《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明清戏曲也有所发展，其中昆曲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第四组绘画与工艺品

明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其中以“吴门四大家”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的影响最大。清朝画坛流派较多，风格各异，取得值得后人称道的艺术成就。清初有以摹古为主旨的正统派画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也有一反传统，张扬个性的改革派画家“四僧”（弘仁、髡残、石涛、朱耷）；清中期有供奉宫廷的画家焦秉贞、冷枚、金廷标等，也有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等。这一时期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铜胎画珐琅、玉器、雕漆器等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艺，异彩纷呈。

第五组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涌现出李时珍、宋应星、朱载堉、方以智、徐光启、明安图、王清任等集大成的科学家，他们撰写了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名著。

第八单元　晚清的经济和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为了“求强”、“求富”，洋务派官僚和早期的民族资本家购买外国机器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兴办了轮船、铁路、机器矿冶、机器纺织、电报、电话、银行、邮政、水电等新兴事业，新式学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出版社也开始出现。在文学上，讽刺官场和洋人相勾结的谴责小说盛行一时，林纾、严复等人翻译的世界名著使人耳目一新。介绍数理化和声光电的近代科技书籍也大为流行。

第九单元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自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列强连续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犯，清朝日益衰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得到了全国响应，南方各省相继光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宣告清朝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封建王朝的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宋）王惟一

王惟一（987年－1067年），古代医家名。名王惟德，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中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

人物简介

王惟一（987—1067），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中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著作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全书共三卷，公元1026年成书。书中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注有穴位名称，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完整，内容丰富，经穴较多而系统。按照图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形式略与近代《图解》相似，书中详述各个针灸穴位间的距离长短，针刺的深浅尺度，以及主治、功效等项。上卷主要论述了十四经(心、肝、脾、肺、肾、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心包络、任脉、督脉)的经络循行、主治及经穴。中、下卷分别按照头、颈、躯干、四肢的顺序，详叙每一经穴。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原书共为三卷，后于南宋(金•大定)时，有人重制补注，改为五卷。《针灸图经录》五卷，约成书于1026年。

学术内容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人物评价

王惟一“素校禁方，尤工厉石”,“创铸铜人为式”，考订经穴理论，为经穴理论的发展与规范化，以及针灸教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世影响

宋朝时，医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再加上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整理和出版了很多医学书籍。医学教育的发展要求针灸学教学能更加直观些，以便于学生记忆和临床使用。王惟一所设计的铜人，在脏腑的布局，经络的循行，穴位的精确等方面，不仅科学性强，而且工艺水平相当高。他选择了精制的铜，铸成和一般人大小相似的人体，里面装有铜铸成的脏腑，躯壳表面，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孔，孔内装满水银，外封黄蜡，以防水银流出。应试者，当老师出题针刺某穴，或提问何病症该针何穴时，学生照题试针。若针得正确，一进针水银便会流出。若针得不对，就刺不进去。铜人的铸造，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尤其在针灸学和针灸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故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即至现在仍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

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是宋代医学教学模型。北宋天圣四年（1026 年）铸造，天圣五年（1027），在尚药奉御官、针灸专家王惟一主持下制作完成，后来损毁。计二个。铜人系青年裸体式，长短大小与真人同，体内装配五脏六腑，与真人生理结构一致，四肢及内脏均可拼拆。外表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据王惟一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旁用金字标明穴位名称。奉宋仁宗旨令，一个针灸铜人置宫中，供鉴赏；一个送医官院，作为针灸教学模型和测试医学生及医人针灸能力的工具。 2006年10月，针灸铜人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资料介绍

参考资料一

北宋针灸铜人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明代针灸铜人是明英宗诏命仿北宋铜人所重新铸造。于正统八年（1443）制成。北宋铜人原件遂被遗弃而下落不明。此外，明嘉靖年间针灸学家高武也曾铸造男、女、儿童形状的针灸铜人各一具。现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具明代铜人，高89厘米，男童形状。

清代针灸铜人是乾隆七年（1742），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清代针灸铜人欠匀。

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现代仿铸针灸铜人是南京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于1978年研制的仿宋针灸铜人，现存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是用青铜冶炼浇铸而成，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打开后可见浮雕式脏腑器官，闭合后则全身浑然一体，高172.5厘米，重210千克。

1987年河南开封何保仪等人也根据历史文献，铸造针灸铜人一具，以图复原。此外，尚有一些依靠现代科技制作的铜人，并已投放市场。

参考资料二

针灸铜人，针灸教学之人体模型。始创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用铜塑造，体表刻有经络和腧穴名称，胸膜腔有脏器，中空。是北宋医家王惟一总结前人经验，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而主持设计制造的。它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考试时在铜人体表涂蜡，体内注入水银，令被试者取穴进针，如果取穴部位准确，则针进而水银出。如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宋代，针灸铜人共铸两具，惜因战乱均已遗失。据说现日本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宋针灸铜人，尚有争议。此后，明、清、民国到1949年后，不断有官方或个人仿制针灸铜人，计百余具。

两千多年前，我国最早的中医著作《黄帝内经》提出了“经络”的概念。从此，中国古代针灸医术基本形成。用针灸行医救人，必须遵循人体正确的穴位经络。起初，中医熟悉穴位，主要依靠书籍和图本。由于没有直观形象作为参考，非但不方便，而且容易出现错误。针灸铜人便应运而生。

资料记载，我国古代制作的最重要、最著名的针灸铜人是宋天圣铜人。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铜人，可说是众多针灸铜人的鼻祖。宋天圣铜人于宋朝天圣五年（1027）由宫廷医官、著名医学家王惟一主持，北宋朝廷组织全国能工巧匠铸造。当时共铸成针灸铜人两座。

铜人的身体里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由于工匠们将铜人体内的脏腑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铜人不仅可用于针灸学，还可用于解剖教学。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近800年。

有意思的是，这种铜人除了供人辨认穴位以外，还被用来考察学生们的针灸水平。据说，测验时，老师会先把铜人表面遍身涂蜡，铜人体内盛满水（一说为水银），然后给铜人穿上衣服。如果学生能准确地刺入孔穴，就可以使水射出。如果取穴位置错误，针就不能刺入。

宋代以后，我国又陆续制造了许多针灸铜人。这些铜人基本都呈直立站立状。可惜许多珍贵铜人在战乱中损毁，有的被外国侵略者掠去。如上述的两尊宋代天圣针灸铜人，下落不明。

缘起

综述

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容易引起误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赵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书籍

王惟一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

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局奉御，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后，他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穴位、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进行细致研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宋仁宗看后认为书中论述虽然精辟，但是学习的人执行起来可能还是会有偏差，于是继续下令王惟一制作针灸铜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认知针灸理论。

制作

公元1027年，王惟一制成了两个铜人

这两个针灸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基本准确，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促进

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有了针灸铜人，学生在进行针灸考试时，通过针灸铜人进行实际操作的考查，也能使学生的学习水平得到更真实的体现。铜人扎针灸考试的方法非常科学，考试前会将铜人的表面涂上蜡，用来遮盖铜人上刻的穴位、经络说明，穴位上的针孔也被黄蜡堵塞，铜人体腔内还要注入水银或水。学生考试时，根据考官的出题，用针扎向铜人的穴位，如果针刺的部位不准确，针就不能扎进铜人体内；如果取穴正确，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铜人穴位点，那么针很快就能刺进去，并刺到体腔内，这样拔针之后，水银或水就会从针孔中射出。学生对于穴位掌握得是否准确，可以非常明显地考查出来，而且标准统一，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养生

女性铜人

在上海的东南角，坐落着一座以中医药史为主题的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中有一件镇馆珍品，是二百六十多年前乾隆皇帝特赐参与编著《医宗金鉴》医官福海的一尊针灸铜人，该铜人是一位身材瘦长、面容慈祥、耳垂饱满的妇人，身上刻有580个孔穴及经络走向，制作精良，穴位标注精确，可见古代中医教学之严谨。当年获赐铜人的医官有数十人，但留存于国内的仅此一尊，而且受中国古代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古代铜人多以男性为蓝本，此具铜人却以女性形象出现，更显稀有。

针灸铜人是我国古代针灸教学的模型，古代的医学生们通过在铜人上面的针刺实践，来初步掌握针灸的操作方法，针刺铜人也是古代针灸操作考试的项目之一。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宋·王惟一天圣针灸铜人，自宋以后针灸铜人广泛运用于医学生针灸教学及民间针灸疗法的学习中。针灸疗法广泛运用于祖国医学及传统养生中，准确的穴位定位，对于针灸的应用及疗效十分重要。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时常还能看到中医学生们手捧针灸人体模型，孜孜不倦地修习穴位。

稀世奇珍

针灸铜人堪称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稀世奇珍，不仅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民间也有不同凡响的作用。

养生方法

中国古代一直保有刺激穴位的疗法“有病治病，无病防身”的传统，对于穴位保健不仅可以用针灸疗法，也可以用其他一些刺激穴位的方法，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八百多年前《扁鹊心书》中记载着：“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虽未得长生，亦可得百余岁矣”。我们的祖辈很早以前就采用刺激穴位的方法来养生。民间常说“拍击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刺激足三里有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双向调节人体机能的作用。古人们通过对特定穴位的刺激，激发经络之气、增进新陈代谢，起到强壮身体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一些慢性疾病和因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症状慢慢地吞噬着人们的健康，近年祖国医学强调“治未病”理念，通过中医传统疗法改善人们亚健康状态或慢性病迁延。比如穴位敷贴治疗小儿哮喘；通过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易筋经、练功十八法等）的锻炼刺激穴位和活跃人体筋络之气，从而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举个最常见的例子——“针灸减肥”，用针灸的方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双向调节，另一个是整体调节。通过调节脾、胃、肾功能及糖、脂肪代谢，起到减肥的效果。人们在认识上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胃口好，吃得多”就是健康的表现，对于肥胖者来说，部分人的脾胃功能并非处于健康的状态，祖国医学讲胃强脾弱、消谷善饥就是一种非健康状态。通过针灸的调节，人体的整体机能会得到很好的梳理，内分泌也趋于正常，整体阴阳气血趋于平和，身体逐渐恢复常态，自然取得减肥的效果。此外，一些女性的生理周期也会随之规律，精神状态也会振作很多。

一尊铜人背后是中国历代医家对于经络穴位的精心研究和传承，古代养生汇集了千年精华，润泽着后辈苍生。

谜踪

日本的发现

1925年在日本发现针灸铜人

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在参加日本的医学博览会时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据这位老中医描述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文字说明上写着它是由中国传入的。那么这座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代的针灸铜人呢，由于当时国内战事频繁，老中医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十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座针灸铜人，并对这座针灸铜人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陈存仁在他的考察文章里认为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至于针灸铜人是如何传入日本的，陈存仁并没有说明。陈存仁的文章在中医界引起的巨大的轰动，流失近千年的针灸铜人似乎就这样重现在世人的面前，一时间能够亲眼看到这座宋代的国宝成为众多医学专家的梦想。

文物考证

1979年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去日本考察针灸医学，他们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当专家们第一眼看到这座针灸铜人时，就感觉到它与国内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从外观上看这座针灸铜人用青铜制成，身高一米六二，铜人的外表有用黑漆涂成的经脉连线，经脉线上分布着穴位，而每个穴位是用凿穿的小孔表示的。

据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铜人的体内原先有木制的腑脏，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坏，那么它的这些特征是否和宋代的针灸铜人的特征相同呢？

南宋时期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比较较详细记述了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体貌特征。《齐东野语》一书也是迄今为止对宋天圣针灸铜人描述的最为细致的书籍。

《齐东野语》书中这样写到：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这段意思是说针灸铜人是由青铜铸造，铜人身体内有腑脏器官。

据考证我国古代自宋天圣年以后，许多朝代都在铸造不同的针灸铜人。但在造型设计上铜人可以自由开启，并且体内有腑脏的只有宋代的天圣针灸铜人。

王惟一在铸造两座针灸铜人之前，曾经编写了《铜人图经》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人体的354个穴位，以及穴位的位置，《针灸图经》也是宋天圣铜人的说明书。

当专家们将《针灸图经》的经穴与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对照时，发现书中354个穴位全部都能对应，不仅如此，书中所记载的定穴方法和发现的这座针灸铜人大部分都相同。

一些专家提出，东京博物馆收藏的这座针灸铜人可以断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果专家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它是两座针灸铜人中的哪一个，又是怎样留置到了日本呢？

做出推测

著名医史专家马继兴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公元1126年，金军攻破东京后，第一座针灸铜人被金兵抢走，后来由于战乱不断，16世纪时被辗转流入到朝鲜，几十年后，这座针灸铜人被日本人发现，掠至到了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的医学界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座针灸铜人最初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

16世纪末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将针灸铜人带回了日本。

丰臣秀吉是16世纪末期日本最高的执政者，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两年后，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针灸铜人很可能就在那时被带回了日本。

日本医学界最初一直谨慎的推测着这座针灸铜人的来历，但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已明确推断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日本医学界随后愉快的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就在人们为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感到欣慰时，一些专家在进一步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产生疑惑

专家们首先对这座针灸铜人的外部特征产生了疑惑。

中国古代在对人物进行塑像时，大都加以神化，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人物塑像大多集中于佛像的雕塑上。

到了宋代雕塑艺术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专业雕塑家，他们的艺术品具有高度的写实技巧，创造出的艺术品自然姿态丰满，很少出现肌肉骨骼的雕塑作品。

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为裸体造型，这与针灸图经所绘制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在《针灸图经》当中，针灸铜人上半身裸露，下半身又穿着服饰。那么王惟一在当时设计时为什么不把针灸铜人设计成裸体造型呢？专家推测王惟一在设计铜人时可能考虑到了中国传统礼教思想，如果把裸体铜人放置在古建筑里有伤礼仪大雅，而且皇帝也会时常观看针灸铜人，让铜人穿着服饰即表示严肃又避免失礼。

最为主要的是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描述有着较大的出入。

《齐东野语》中记载天圣针灸铜人的身上的穴名用的是错经的方法，也就是将穴名刻凿在铜人身上后，再涂上（经字），而东京博物馆的这座铜人身上的穴名则是用涂料书写上去的。

自从宋天圣针灸铜人铸成后，各朝代都铸造了各种各样的针灸铜人的模型，并绘制了图谱，从这些绘制的图谱中我们可以发现，铜人手的造型大多为五指平伸的姿势。

但是日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左手姿势是掌心向后，拇指、中指扣成环型。

它主要表示的是中医里的中指同身寸，然而中指“同身寸”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明代的徐凤提出的。

那么宋代的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怎么会选用几百年后明代的说法呢？很显然日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为什么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特征与《齐东野语》中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一些医史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齐东野语》并不是正式书籍，书中的描述的并不十分准确，至于多出的11个穴位，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他们坚信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流失千年的宋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被正式收存于日本后，或许这一事实让中国医学界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从70年代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仿宋铜人”工程，而所有的这些工程都是建立在“日本铜人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基础上完成的。

光绪铜人

就在人们沉醉于仿宋工程的同时，一座针灸铜人的出现在医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座铜人也叫光绪铜人，光绪铜人又称复制明正统铜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正统铜人

明太医院按照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特征，铸造了一座明正统铜人。这座铜人铸成后一直放置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内。

惨遭洗劫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

清朝御医陈守忠费尽周折，试图从八国联军手中要回明正统铜人，但是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视为奇物，一直不肯交会回。

重铸铜人

清太医院为弥补这一损失，于光绪30年又仿明正统铜人重新铸造了一座铜人，这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铸成后被放置在太医院的铜神殿内。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黄龙祥在对光绪铜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光绪铜人的外部特征与日本的针灸铜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令人疑惑的是光绪铜人的身高为2.13米，如果光绪铜人完全依照明正统铜人铸造，那么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是2.13米，而不是一米六二。两座针灸铜人为什么在身高上相差如此悬殊？

也就是说这两座针灸铜人中至少有一座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身高几何

是多少呢，这也成为解谜的关键所在。

据史书记载宋天圣年间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被放置在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柯、吴元贞两位学者，根据宋代大相国寺仁济殿的建筑高度，以及出土的《针灸图经》石碑测出了针灸铜人的身高。

在中国针灸医学中把人长七尺九寸作为一般人的高度。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就参考了这个高度，那么七尺五寸究竟是多高呢？

宋代所用的度量单位是宋太府尺，一尺等于30.72厘米，那么七尺五寸就相当于230.4厘米。铜人铸成这样的高度，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学医者在试针时很难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试针考试。

而普通百姓也很难在这样的高度了解针灸的有关知识。

西汉的医学史书中也有七尺五寸的记载，那么王惟一会不会用汉代的度量单位呢？

身高结论

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西汉的陵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把西汉的尺子，经考古专家测量它的长度单位是23.5厘米。如果按照汉尺来计算，七尺五寸就相当于176厘米。

显然王惟一用的是汉尺的计算方法来设计针灸铜人的身高。专家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在173至176厘米之间。

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考证，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无论在外形，还是在身高上都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它究竟是谁铸造的呢？

黄龙祥：“日本一个（江户医学馆）一个医官的一个墓碑上面，具体的提到了这个医官，这个医官的名字叫（山崎子次善），他曾经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是奉了医学馆这个之命，就曾经做过这个铜人，那么在墓铭志上具体的记录了他这一段经历。而且为了制作这个铜人，医官还写了专门的一个十卷的铜人会考，那么这段史料发现以后，日本学者就提出现在在东京博物馆的针灸铜人就不应该是中国传来的，应该是日本一个自己制作的铜人。”

那么山其崎次善又是在哪一年奉命铸造的这座针灸铜人呢？

黄龙祥：关于这个铸造时间，他们根据这个史料推测，应当是在这个针灸衣冠他任职的期间，也就是1792年到1800年，这一段区间制作。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网站已经将这座铜人的文字说明做了如下修改：18世纪，江户时代。

医史专家在考证光绪铜人时，存在一个很大的疑惑，既然清太医院珍藏的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那么清代医官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原物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复制铜人呢？

黄龙祥发现当时清太医院里藏有一套清康熙年间重制的明代的铜人图，经过对照结果表明光绪铜人与铜人图完全相同，光绪铜人就是清朝的太医官根据太医院珍藏的这幅铜人图制作而成。

考试

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针灸铜人一具放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具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百姓前来参观。“资圣薰风”成为汴京八景之一。

演进

宋天圣铜人

宋天圣铜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铜人，于天圣五年（1027）医官院医官王惟一主持铸造，共两具，一具藏于医官院，一具藏于大相国寺，并且先后藏于元大都（北京）太医院三皇庙、明洪武初之内府。

明代正统八年（1443），宋天圣铜人身上的穴位已经模糊难辨明英宗下令严格依照宋天圣铜人复制一具新铜人，复制成功后，被称为“明正统铜人”。然而就在明正统铜人铸成后，宋天圣铜人却突然间没有了踪迹。

从明正统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拓本中的铜人经脉图可知，宋天圣铜人是一个直立的青年男子形象，体内有五脏六腑和骨骼。

元

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

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来，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

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三皇庙。

明正统铜人

“明正统铜人”，即“明正统仿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简称。该铜人是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考察宋天圣铜人以及后世针灸铜人源流的依据。

（1）外形特征

穴眼为1-1.5cm深，内端为盲端。腹部（正当左“通谷”穴处）有一直径约为2cm圆形，似弹痕。颈部有明显的通贯断裂伤痕，疑为联军入侵北京时所伤。

铜人高175.5 cm，除冠172 cm。头围（经两耳上际）62.5cm；胸围（经两乳头）86cm；底座长73cm，宽48cm，高32.5cm。

（2）穴位特征

腧穴总数：654穴，352个穴名（会阴、涌泉二穴在铜人上无法表示，故缺），经穴间无连接线。双字穴名一般从右至左书写，穴眼两旁各一字；空间不够时，则于穴眼下书写（如极泉、阴都、四满等）。三字穴名，一般右二字，左一字；穴名采用楷体阴刻，穴孔直径约2.5毫米；有少量穴位左右位置不完全对称。

2003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成功仿制了明正统仿宋针灸铜人。

明嘉靖铜人

明嘉靖铜人于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铸成，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

该铜人外形似一名儿童，左手拇指与中指弯曲连成一环，表现古人穴位测量单位——将中指中节内侧横纹头间的距离规定为1寸，又称为“中指同身寸”。

该铜人身上出现了枕外粗隆、脊椎棘突等解剖标志及经络连线。铜人表面由于经年已久，色泽呈暗褐色，但是在铸制时的修补痕迹以及经脉腧穴的刻记，用肉眼还是可以细心分辨出来。穴名错金楷体书写，腧穴无孔，以圆圈表示。腧穴总数665个，穴名358个。

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其从故宫借出并进行了仿制，仿制品现藏于中国针灸博物馆。

清乾隆铜人

乾隆十年（1745），清政府下令奖励大型医学著作《医宗金鉴》编写人员每人一个小铜人。当时编纂的官员及医生共有80人之多。此具铜人系发给参编人员之一 ——福海的奖品。

该铜人系一位身材瘦高、表情慈祥的裸体老妇人。全身刻有经络线和穴位小圆孔，但无穴名。

民国铜人

民国铜人由北京同济堂药铺制作（此药铺系刘汉臣于民国初期开设），1956年赠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由中国针灸博物馆收藏。

此铜人是一位长相俊美的光头裸体儿童，打开胸腹部的盖子，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内的彩绘器官。该铜人设计巧妙，雕工细腻。344个穴名，穴位总数647个，穴点用圆圈表示。

蒙医铜人

该铜人为一位成年裸体男子，人物造型及佩带饰物具有鲜明的蒙族艺术风格，共有穴位538个，各穴位置与排列方法与汉医不同，体现了蒙医针灸的特色。

明代针灸铜人像

明代针灸铜人像从中医角度阐释人体穴位经络，全身遍布几百个密密麻麻的腧穴和经络，并在铜人像上一一标明位置，此件国宝从未展览过。中国古代供针灸教学用的青铜浇铸而成的人体经络腧穴模型。始于北宋天圣年间，明清及现代均有制作，是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

简介

针灸铜人(参考资料一)

北宋针灸铜人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明代针灸铜人是明英宗诏命仿北宋铜人所重新铸造。于正统八年（1443）制成。北宋铜人原件遂被遗弃而下落不明。此外，明嘉靖年间针灸学家高武也曾铸造男、女、儿童形状的针灸铜人各一具。现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具明代铜人，高89厘米，男童形状。清代针灸铜人是乾隆七年（1742），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清代针灸铜人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现代仿铸针灸铜人是南京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于1978年研制的仿宋针灸铜人，现存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是用青铜冶炼浇铸而成，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打开后可见浮雕式脏腑器官，闭合后则全身浑然一体，高172.5厘米，重210千克。1987年河南开封何保仪等人也根据历史文献，铸造针灸铜人一具，以图复原。此外，尚有一些依靠现代科技制作的铜人，并已投放市场。

针灸铜人(参考资料二)

针灸铜人，针灸教学之人体模型。始创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用铜塑造，体表刻有经络和腧穴名称，胸膜腔有脏器，中空。是北宋医家王惟一总结前人经验，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而主持设计制造的。它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考试时在铜人体表涂蜡，体内注入水银，令被试者取穴进针，如果取穴部位准确，则针进而水银出。如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宋代，针灸铜人共铸两具，惜因战乱均已遗失。据说现日本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宋针灸铜人，尚有争议。此后，明、清、民车到1949年后，不断有官方或个人仿制针灸铜人，计百余具。

缘起

针灸铜人

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容易引起误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赵仿宋铜人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局奉御，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后，他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穴位、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进行细致研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宋仁宗看后认为书中论述虽然精辟，但是学习的人执行起来可能还是会有偏差，于是继续下令王惟一制作针灸铜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认知针灸理论。公元1027年，王惟一制成了两个铜人，这两个针灸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基本准确，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至今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至今，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铜人与传统养生

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是我国古代针灸教学的模型，古代的医学生们通过在铜人上面的针刺实践，来初步掌握针灸的操作方法，针刺铜人也是古代针灸操作考试的项目之一。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是宋·王惟一天圣针灸铜人，自宋以后针灸铜人广泛运用于医学生针灸教学及民间针灸疗法的学习中。从古至今，针灸疗法广泛运用于祖国医学及传统养生中，准确的穴位定位，对于针灸的应用及疗效十分重要。直到现在，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时常还能看到中医学生们手捧针灸人体模型，孜孜不倦地修习穴位。

针灸铜人堪称是我国医学史上的稀世奇珍，不仅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民间也有不同凡响的作用。中国古代一直保有刺激穴位的疗法“有病治病，无病防身”的传统，对于穴位保健不仅可以用针灸疗法，也可以用其他一些刺激穴位的方法，起到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八百多年前《扁鹊心书》中记载着：“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虽未得长生，亦可得百余岁矣”。我们的祖辈很早以前就采用刺激穴位的方法来养生。民间常说“拍击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刺激足三里有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双向调节人体机能的作用。古人们通过对特定穴位的刺激，激发经络之气、增进新陈代谢，起到强壮身体的目的。

一尊铜人背后是中国历代医家对于经络穴位的精心研究和传承，古代养生汇集了千年精华，润泽着后辈苍生。

谜踪

明代针灸铜人像

1925年，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在参加日本的医学博览会时看到了一座针灸铜人。据这位老中医描述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文字说明上写着它是由中国传入的。那么这座针灸铜人会不会是宋代的针铜人图谱灸铜人呢，由于当时国内战事频繁，老中医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十多年后，一位叫陈存仁的中医专家再次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看到了这座针灸铜人，并对这座针灸铜人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1979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去日本考察针灸医学，他们此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考证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

据东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铜人的体内原先有木制的腑脏，但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坏，那么它的这些特征是否和宋代的针灸针灸图经图铜人的特征相同呢？

《齐东野语》书中这样写到：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这段意思是说针灸铜人是由青铜铸造，铜人身体内有腑脏器官。

王惟一在铸造两座针灸铜人之前，曾经编写了《铜人图经》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人体的354个学位，以及穴位的位置，《针灸图经》也是宋天圣铜人的说明书。

一些专家提出，东京博物馆收藏的这座针灸铜人可以断定就是宋天陈存仁和他发现的针灸铜人圣针灸铜人，如果专家们的判断正确，那么它是两座针灸铜人中的哪一个，又是怎样留置到了日本呢？

与此同时，日本的医学界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座针灸铜人最初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

16世纪末期，日本的丰臣秀吉将针灸铜人带回了日本。

丰臣秀吉是16世纪末期日本最高的执政者，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

两年后，丰臣秀吉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针灸铜人很可能就在那时被带回了日本。

日本医学界最初一直谨慎的推测着这座针灸铜人的来历，但当时的仿宋铜人中国医学界已明确推断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针灸铜人就是宋天圣铜人。日本医学界随后愉快的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就在人们为找到宋天圣针灸铜人感到欣慰时，一些专家在进一步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专家们首先对这座针灸铜人的外部特征产生了疑惑。

中国古代在对人物进行塑像时，大都加以神化，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人物塑像大多集中于佛像的雕塑上。

东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为裸体造型，这与针灸图经所绘制的针灸铜人有所不同。

最为主要的是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与周密在《齐东野语》中的描述有着较大的出入。

但是日本博物馆里的这座铜人左手姿势是掌心向后，拇指、中指扣成环型。

它主要表示的是中医里的中指同身寸，然而中指“同身寸”这种说法最早是由明代的徐凤提出的。

那么宋代的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怎么会选用几百年后明代的说法呢？很显然日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为什么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的特征与《齐东野语》中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陈存仁就在人们沉醉于仿宋工程的同时，一座针灸铜人的出现在医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座铜人也叫光绪铜人，光绪铜人又称复制明正统铜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正统年间，明太医院按照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特征，铸造了一座明正统铜人。这座铜人铸成后一直放置在明、清两代的太医院内。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也遭到了洗劫，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

清朝御医陈守忠费尽周折，试图从八国联军手中要回明正统铜人，但是明正统铜人被八国联军视为奇物，一直不肯交会回。

清太医院为弥补这一损失，于光绪30年又仿明正统铜人重新铸造了一座铜人，这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铸成后被放置在太医院的铜神殿内。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黄龙祥在对光绪铜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光绪铜人的外部特征与日本的针灸铜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令人疑惑的是光绪铜人的身高为2.13米，如果光绪铜人完全依照明正统铜人铸造，那么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的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是2.13米，而不是现在的一米六二。两座针灸铜人为什么在身高上相差如此悬殊？

也就是说这两座针灸铜人中至少有一座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究竟是多少呢，这也成为解谜的关键所在。

据史书记载宋天圣年间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被放置在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于柯、吴元贞两位学者，根据宋代大相国寺仁济殿的建筑高度，以及出土的《针灸图经》石碑测出了针灸铜人的身高。在中国针灸医学中把人长七尺九寸作为一般人的高度。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时就参考了这个高度，那么七尺五寸究竟是多高呢？

宋代所用的度量单位是宋太府尺，一尺等于现在的30.72厘米，那么七尺五寸就相当于230.4厘米。铜人铸成这样的高度，显然是不合实际的。

学医者在试针时很难在这样一个高度进行试针考试。

而普通百姓也很难在这样的高度了解针灸的有关知识。

西汉的医学史书中也有七尺五寸的记载，那么王惟一会不会用汉代的度量单位呢？

日本铜人1968年，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施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西汉的陵墓，从墓中出土了一把西汉的尺子，经考古专家测量它的长度单位是23.5厘米。如果按照汉尺来计算，七尺五寸就相当于现在的176厘米。

显然王惟一用的是汉尺的计算方法来设计针灸铜人的身高。专家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应该在173至176厘米之间。

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考证，日本的这座针灸铜人无论在外形，还是在身高上都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它究竟是谁铸造的呢？

那么山其崎次善又是在哪一年奉命铸造的这座针灸铜人呢？

黄龙祥：关于这个铸造时间，他们根据这个史料推测，应当是在这个针灸衣冠他任职的期间，也就是1792年到1800年，这一段区间制作。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网站已经将这座铜人的文字说明做了如下修改：18世纪，江户时代。

亮相世博

明代针灸铜人像代表楚文化的中华瑰宝亮相世博-透析四大楚文化瑰宝图片，曾侯乙建鼓底座、针灸穴位铜人、饕餮纹铜鼓、太阳神石刻，这四件楚文化的瑰宝将亮相世博会。曾侯乙建鼓底座、针灸铜人将在中国馆展出；饕餮纹铜鼓、太阳神石刻将在“城市足迹馆”展示。据省博市场部主任马业平介绍，中国馆从全国挑选了8件国宝来展览，湖北就占了两件。

中国馆是从“四大发明”和科技水平历程这个主轴来挑选展品的。

曾侯乙建鼓底座是青铜冶炼巅峰之作，由八对大龙和数十条纠结缠绕的小龙构成，龙身互相缠绕镂空并镶嵌绿松石，工艺至今无法复原，没有复制品。

明代针灸铜人像从中医角度阐释人体穴位经络，全身遍布几百个密密麻麻的腧穴和经络，并在铜人像上一一标明位置，此件国宝从未展览过。

此外太阳神石刻是目前在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太阳崇拜图像，距今七千年；饕餮纹铜鼓是目前仅见的两面商代铜鼓之一，另一件在日本。

又讯记者获悉，从5月1日到11月20日，曾侯乙编钟展览性演出将在“城市足迹馆”序厅展示，每天从上午9时到晚上10时，每小时滚动演出5分钟，交替演奏世博会主题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和《楚商》、《竹枝词》、《朝乐》等20多首古曲。

1984年，省博根据曾侯乙编钟制成了一套仿古新编钟通过国家验收，此次赴沪演出的就是这一套。目前曾侯乙编钟已在“城市足迹馆”安装完毕。演职人员首批10人含1人领队9名演奏员，4月25日启程赴上海。

满洲和清的更名

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核心是消除明朝正统叙事、去女真化、重构政权合法性，完成从“地方民族政权”到“天下共主”的身份跃升。

一、“满洲”与“清”的含义

1. 满洲

族名：指代女真共同体，强调本源与统一。
含义：官方宣称源自“曼殊”（妙吉祥），赋予佛教神圣色彩。
政治目的：切断与明朝羁縻下的“诸申/女直”联系，重塑独立族群认同。

2. 清

国号：取代“金”（后金），代表新王朝法统。
五行克火：明属火德，清（水部）寓意“水克火”，压制明朝天命。
音义吉祥：“清”含清明、廓清之意，宣示扫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二、皇太极改名的核心原因

1. 摆脱“后金”历史包袱

政治避嫌：“金”直接关联完颜金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强化反明复仇形象，不利于招抚汉人。
战略转型：从“反明复仇”转向“入主中原”，需淡化民族对立，塑造包容形象。

2. 构建超越民族的统治基础

淡化族群标签：通过“满洲”统合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及归附蒙古、汉人，打造政治军事共同体。
弱化部族色彩：以“清”彰显华夏式王朝气象，宣示继承天下的资格，而非单一部落联盟。

3. 利用五行谶纬争夺天命

水克火：借五行相克理论，制造“明运衰、清运兴”的政治舆论，瓦解明朝法统。

4. 强化皇权专制

集权需求：废除“可汗”八王共治传统，模仿中原皇帝制度，需匹配“奉天承运”的新国号。

三、改名的时间线与实质

1635年：改族名“诸申”为“满洲”，完成族群整合。
1636年：改国号“金”为“清”，正式称帝，建立清朝。
实质：一场系统的政治重构，通过符号更新，为逐鹿中原提供法理与心理准备。

彩瓷

珐琅彩与其他彩瓷的异同

工艺与质感差异

珐琅彩：使用含硼、砷的进口珐琅料，以油调色。画面具油画质感，色彩凸起明显，有玻璃光泽及极细开片。
粉彩：受珐琅彩影响创烧。核心是在彩绘前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进行渲染。色彩粉润柔和，有深浅渐变。
五彩：属于传统“硬彩”。多采用单线平涂法，颜色大红大绿，对比强烈且缺乏深浅过渡，表面平整无立体感。
斗彩：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先用青花勾勒轮廓线，高温烧成后再于线内填入各种彩料，二次低温烘烤而成。

视觉特征对比

珐琅彩：色调极其艳丽，具有强烈的金属光泽和立体堆积感。
粉彩：色调淡雅柔润，色彩边缘常有晕散效果。
五彩：色彩硬朗直白，透明度高。
斗彩：青花轮廓线清晰，填彩准确，有拼凑逗趣之感。

历史沿革与发展

早期萌芽（汉唐至宋金）

中国彩瓷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晚期越窑的青瓷点彩。唐代长沙窑使釉下彩绘臻于鼎盛。宋金时期，北方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及红绿彩瓷进一步推动了彩瓷发展。

成熟与繁荣（元明清）

元代景德镇成功烧制出青花和釉里红，为彩瓷注入新活力。明清两代是彩瓷发展的最高峰，除传统品种外，更创烧出珐琅彩与粉彩等新品种。

珐琅彩的兴衰

珐琅彩技术源于欧洲画珐琅工艺。清康熙晚期被引入并移植到瓷胎上，专供皇室赏玩。雍正时期，清宫造办处成功自炼珐琅料，使其达到艺术巅峰。乾隆后期因逐渐转向粉彩而衰落。

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

第一单元史前时期：原始社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1课：远古时期的人类活动

北京人背鹿（古人类活动场景想像图）
元谋人上门齿化石
北京人牙齿化石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北京人复原头像
北京人使用的石器
北京人用火场景
山顶洞人复原头像
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

第2课：原始农业与史前社会

原始农作场景想象图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和黍粒
河姆渡人干栏式建筑复原想象图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带藤条残木柄骨耜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象牙雕刻器及线描图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甲和骨笛
半坡人半地穴式房屋复原想图
半坡遗址出土的器具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去的随葬品
山东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
甘肃甘谷出土的鲵鱼纹陶瓶
陕西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陶盆
陕西华州出土的鸟纹陶钵
山西临汾出土的回旋勾连纹陶盆
河南三门峡出土的花瓣纹陶钵
河南巩义出土的六角星纹陶罐

第3课：中华文明的起源

位于河南郑州的炎帝黄帝雕像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祭坛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示意图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器及神人兽面纹线描图
陶寺古城遗址出土的器物
大禹治水画像石拓片
黄帝陵

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奴隶制王朝的更替和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第4课：夏商西周王朝的更替

《史记·夏本纪》书影
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复原想象图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商朝形势图
利簋及铭文拓片
西周主要诸侯国示意图
妇好墓出土的玉凤
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
殷墟出土的记载妇好征战的甲骨（残片）

第5课：动荡变化中的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青铜牺尊
春秋时期郑国的九鼎八簋
春秋时期青铜胄
春秋时期青铜戈
春秋争霸形势图
勾践剑与夫差矛

第6课：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战国策》书影
战国铜壶及纹饰展开图
战国形势图
商鞅方升
战国时期双镰铁范
战国时期青铜冰鉴
战国时期楚国龙凤虎纹丝织物
李冰石像

第7课：百家争鸣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拓片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竹简
《韩非子》书影

第8课：夏商周时期的科技与文化

太阳神鸟金饰
记载日食的商朝牛骨
扁鹊行医画像石拓片
刻有文字的商朝牛骨
四羊方尊
司母戊鼎及铭文拓片
何尊及铭文拓片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
《屈子行吟图》

第三单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第9课：秦统一中国

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
秦灭六国形势图
统一货币示意图
铜量
铜权
秦朝形势图

第10课：秦末农民大起义

秦坑儒谷碑
秦朝刑具
《陈胜吴广起义》
秦末起义形势图

第11课：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

“与天久长”瓦当
“汉并天下”瓦当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
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出土的陶仓
素纱单衣
帛画

第12课：大一统王朝的巩固

《史记平准书》书影
汉朝耧车
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
五铢钱
卫青墓
霍去病墓
西汉形势图

第13课：东汉的兴衰

东汉宅院画像砖
东汉牛耕画像石拓片
东汉形势图
东汉绿釉陶水亭
东汉车马出行壁画
东汉击鼓说唱俑

第14课：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经营西域

玉门关遗址
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路线图
西汉鎏金铜马
东汉锦袜
丝绸之路图
汉朝海上航路图

第15课：秦汉时期的科技与文化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简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纸地图
汉朝造纸工艺流程想象图
河南南阳医圣祠
西汉经穴漆人
秦简九九表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四川成都青城山
河南洛阳白马寺
《论衡》书影

第四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第16课：三国鼎立

京剧《捉放曹》中曹操的扮相
官渡之战示意图
《三顾茅庐图》
赤壁之战示意图
《柳龙骨车》中的牛转翻车
三国鼎立形势图

第17课：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

“晋鲜卑归义侯”印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牧马图》
西晋北方各族内迁分布图

第18课：东晋南朝政治和江南地区开发

南京六朝博物馆的条幅
东晋形势图
东晋黑釉鸡首瓷壶
南朝青瓷莲花尊

第19课：北朝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

嘎仙洞遗址
淝水之战示意图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采桑图》
《北齐校书图》

第20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与文化

北魏星象图
《齐民要术》书影
锺繇楷书《宣示表》刻石
《兰亭集序》
《张猛龙碑》拓片
《女史箴图》
《洛神赋图》
云冈石窟第20窟的造像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造像
祖冲之纪念邮票
《水经注》书影

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下册）

第一单元繁荣开放的时代

第1课：隋朝的统一和灭亡

隋文帝像
含嘉仓示意图
隋朝大运河示意图
赵州桥

第2课：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太宗像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的分布图（669年）
武则天像

第3课：盛唐气象

曲辕犁
敦煌莫高窟壁画《雨中耕作图》
筒车示意图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
唐三彩骑驼乐舞俑
开元通宝
唐朝长安城平面图
松赞干布塑像
文成公主塑像
唐朝阎立本《步辇图》
唐蕃会盟碑
唐戴帷帽女子骑马雕塑
《弈棋仕女图》
吹排箫乐伎壁画
李白像
杜甫像
白居易像
李白诗集书影
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碑铭》
唐代吴道子《送子天王图》
敦煌莫高窟外景
敦煌莫高窟的彩绘壁画和雕塑

第4课：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

弘法大师行状绘词
日本的和同开珎（bǎo）【‌“珎”字通常读作 zhēn‌，是“珍”的异体字，但在日本古钱币“和同开珎”中常被读作 bǎo。】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内的鉴真像
玄奘西行求法（邮票）
玄奘西行与回国路线图
大食人俑
东罗马金币
非洲黑人俑

第5课：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黄巢像
五代十国形势图（后周时期）
《韩熙载夜宴图》

第二单元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第6课：北宋的政治

宋太祖像
北宋形势图（1111年）

九大镇国之宝

《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

何物能“镇国”？这一点官方没有说法。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表示，北京故宫馆藏珍品众多，如果把中国各大博物馆馆藏文物拿出来PK，按照文物门类每种选出十大国宝，再从中挑出一件作为“镇国之宝”，难度很高，争议也必定很大。

基本内容

一、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

二、青铜器：西周利簋。

三、石刻壁画：秦石鼓文

四、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

五、书法：《平复帖》

六、绘画：《五牛图》

七、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

八、陶瓷：定窑孩儿枕

九、玉器：渎山大玉海

详细介绍

太阳神鸟金饰：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太阳神鸟金饰又随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象征着中华民族如神鸟一样，实现了千年飞天梦。

太阳神鸟图案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阳光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成为人们最早崇拜的神；中华先民把太阳和在天空中飞翔的神鸟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神鸟在驮着太阳飞行。太阳神鸟是古蜀人早期部落的图腾，“神鸟绕日”表达了中华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西周利簋：武王伐纣亲历记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一件不大的铜器，以它不多的文字，为破解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作出贡献，足见其弥足珍贵。利簋无疑是一件国宝重器！

秦石鼓文：大秦帝国的“东方红”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现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前不久，高明先生又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根据石鼓文字形体、刻制工具与秦君称谓这三方面的证据认为石鼓文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称公又称嗣王的，比较符合石鼓文的内容，文字特征与刻制工具也属于这一时期。唐兰先生曾指出诅楚文和始皇刻石皆晚出，认为石鼓应在前四世纪（献公时）。Gilbert L Mattos （马几道）在研究秦石鼓时也认为刻石的风气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石鼓应该是前五世纪的作品。这种见解与高明的看法结合，可以为石鼓文产生于战国晚期的说法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

西汉《孙子兵法》竹简：为孙武、孙膑正名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因此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在作战中经常阅读；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战略专家根据《孙子兵法》，提出改善美苏关系的“孙子核战略”；其后更出版孙子的语录供军人阅读。《孙子兵法》还成为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家进行商战的必读之书。

《平复帖》：见证汉字流变

现存的《平复帖》是孤本，没有其他作品可供比对，所以无法判定其究竟是不是出自陆机之手，但这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从武周时期王方庆临摹先人王羲之、王献之等而成的《万岁通天帖》看，东晋时楷书已经成形，再证以西晋写经，可以肯定有隶书特点的章草《平复帖》是西晋真迹，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同时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陆机《平复帖》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其上盖有历代名家的藏书章，帮后人层层把关。所以在书法国宝中，《平复帖》是堪称“镇国之宝”的。

五牛图：重金购回的神妙绝品

韩滉《五牛图》卷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堪称“镇国之宝”。《五牛图》画在一张窄而长的桑皮纸上，五牛姿态各异、身形逼肖，全图除了一丛荆棘之外，不设任何背景，着重突出牛的既倔强又温顺的性格。韩用粗壮雄健而富于变化的线描，表现牛的骨骼和筋骨，以赭、黄、青、白等色彩表现五牛毛色的不同，且根据牛体的凹凸施以不同颜色，具有立体感。“点睛”是牵动全局的关键，画家将牛眼适当夸大，着意刻画，使五牛瞳眸炯炯有神，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所以元代大画家赵孟頫题道：“五牛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也。”韩由于画艺高超，又对牛的生活习性熟悉，才能留下如此神妙绝品。

真珠舍利宝幢：北宋苏州工艺集锦

选择这件北宋真珠舍利宝幢，一是因为它有具体的出土时间。这件宝幢制造于北宋年间，时代很早，在同类木刻作品中是少数保存这么完好的。二是工艺极为精湛，使用了镂雕的技术，分作三层，刻画了各种飘逸生动的仙人形象。塔顶嵌了一颗水晶珠，作为顶部的装饰，全身上下用了大小相等的四万颗色彩斑斓的珍珠，玲珑剔透，装饰极为珍贵。运用了玉石雕刻、金银丝编制、金银皮雕刻、檀香木雕等十多种特种工艺。整座宝幢造型优美、工艺之精巧举世罕见，代表了整个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的集锦。

定窑孩儿枕：观音赐子，栩栩如生

瓷枕的烧制最早出现于隋代，唐以后日渐增多，为古代寝具，古书记载“瓷枕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定窑瓷器以白瓷为主，大都为实用的瓶、罐、碗等，孩儿枕是难得一见的器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定窑孩儿枕，釉色牙黄，工艺精巧，先使用模具烧制成型，再加以精细的雕工，活泼可爱的孩童侧卧于榻上，双臂紧抱置于头下，两脚叠压稍稍抬起，孩儿神态栩栩如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件定窑孩儿枕不仅是宋代风俗的见证，也是研究宋代文化和陶瓷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渎山大玉海：酒瓮里的改朝换代

玉器是最早从古代文明中产生的文物，它的制作和使用也从未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被中断，历朝历代都有玉器文物珍品流传。玉器文物还没有类似碳14追踪年代的技术，其价值的判断主要还是靠鉴定者的丰富经验和细致的考证。大致来讲，古代玉器主要是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几个方面来确定其价值。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是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鲜有出其右者，且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元明清三代都有历史记叙，承载的历史记忆非常丰富。大玉海从广寒殿到团城，也间接反映了北京的历史变迁，综合考虑，可以作为镇国玉器之首。

世界树

一、什么是“世界树”（Axis Mundi）

世界树（宇宙树/生命树/宇宙轴）：以树为核心意象的垂直宇宙模型，象征世界中心，将地下/冥界—人间—天界/神界连为一体。

二、全世界分布（按文化圈）

1. 北欧与日耳曼

北欧：尤克特拉希尔（Yggdrasil）
- 白蜡树，位于宇宙中心，连接九个世界（阿斯加德、米德加尔特、约顿海姆、尼福尔海姆、穆斯贝尔海姆、亚尔夫海姆、斯瓦塔尔夫海姆、华纳海姆、赫尔海姆）。
- 三根主根深入不同区域（阿斯加德、约顿海姆、尼福尔海姆），根下有命运之泉、智慧之泉与毒龙尼德霍格。
- 奥丁将自己吊于树上以获得如尼文字，世界树因此得名“奥丁的马”。
日耳曼与波罗的海/斯拉夫
- 存在垂直宇宙树母题，连接天、地、冥三界。
- 斯拉夫民间传说中，世界树常与雷神佩伦等神灵相关联。

2. 西伯利亚、中亚与北亚萨满传统

西伯利亚与突厥/蒙古
- 萨满教宇宙观核心：宇宙树/宇宙山/天地之柱。
- 蒙古称北极星为“金钉子”，视为固定天盖的轴心。
- 萨满仪式中，宇宙树/宇宙山是灵魂旅程与神灵沟通的垂直通道。
通古斯、鄂伦春、布里亚特等
- 宇宙树常位于山顶，或生命起源于宇宙树上的灵魂。

3. 印度与波斯

古印度：阿什瓦特（Ashvattha）
- 《吠陀》与印度教中的倒生宇宙树（树根在上，枝干在下）。
- 象征永恒本源与现象世界，菩提树被视为诸神居所。
波斯：万种之树/豪麻树
- 琐罗亚斯德教创世神话中的生命之树。

4. 中东与地中海

美索不达米亚
- 苏美尔《胡芦普树》（Huluppu Tree）、《埃塔纳神话》。
- 树根从地下海洋汲取水分，树顶连接云层，整合诸天、大地与冥界。
- 亚述艺术中的圣树（生命树），象征世界秩序。
希伯来与犹太神秘主义
- 圣经中的生命树、尼布甲尼撒梦见的世界树。
- 卡巴拉生命之树（Tree of Life）：十个质点（sefirot）构成宇宙结构图。

5. 东亚

中国：建木、扶桑、若木、扶木
- 《山海经》《淮南子》：建木位于都广之野（天地之中），为“众帝所自上下”的天地通道。
- 扶桑（东方汤谷，十日所浴）、若木（西方，日落后栖息），构成东西两极与太阳运行的宇宙方位。
- 三星堆青铜神树：体现神树沟通天地、连接宇宙层次的观念。
日本
- 神话宇宙分层：高天原（天界）、苇原中国（人界）、黄泉国（冥界）。
- 虽无典型“世界树”，但具备垂直宇宙轴（天柱/山/柱）的结构。

6. 美洲

玛雅与中美洲
- 世界树（Yaxché/Ceiba）：木棉树，连接上界、中界与下界（西巴尔巴 Xibalba）。
- 四棵彩色方向树（东红、西黑、北白、南黄）+ 中央绿色世界树。
- 树顶为神鸟/双头蛇，树根为亡灵与祖先通道，关联玉米神与重生。
阿兹特克
- 宇宙树/方向树支撑天空，分隔四个太阳纪元与世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