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

讲解提纲

二郎神的碑文怎么写

梁启超墓的碑文：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高仁山的碑文：高仁山烈士墓，2009年重立

金箍棒的箍

土地公公，我的金箍棒在哪长什么样，有什么作用。你同情孙悟空，但是你同情金箍棒了吗

北京和北平杜甫春望、石壕吏、剑外三国演义，关公，吕布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唐僧，乌鸡国猪八戒碑、人、兵器涞和法沁贴金、鎏金、错金、鋄金钉钯和金箍棒金箍二郎神碑

景德街牌坊

北京人、山顶洞人、新洞人、田园洞人、东胡林人化石原件1941年丢失钻孔和磨制贝壳项链和骨手串用火和火种罐鬲琉璃河遗址克盉克壘復尊尊和中国尊尊和壘斝陨铁刃铜钺伯矩鬲乙公簋堇鼎和范铸法九鼎八簋象牙梳贝币未爵漆豆刀币铜戟金贝币青铜匜耳杯形铜灯汉陶楼荒帷盝顶漆笥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马蹄金和酎金华芳墓骨尺史思明墓马镫墓志陶俑玻璃钵太和造像阿难、伽叶金翅大鹏鸟摩尼珠佛像和失蜡法舍利函鸣镝流星锤鎏金银面具五京分治幽云十六州溏泺防线玉圭金陵龙凤纹石椁金丝凤冠金铤银铤泰和铁狮，男马镫鸡冠壶辽石函

元代石狮梅瓶玉壶春瓶青花匜戏剧舞台枕水月观音至元通行宝钞铜权二郎神小石碑铜箍景教十字寺石刻鋄金云龙纹铁盔土木堡之变佛朗机炮、子母铳戚继光和长城明北京城壹贯大明通行宝钞五十两银锭拾两金锭雕漆剔红错金双凤纹银钵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波斯伊朗风格宣德炉持国天王关公鎏金阿弥陀佛像萨满神杆墩僧格林沁碧玉灵芝纹双连壶卣六代样式雷雷思起七代样式雷雷廷昌烫样和屋顶瓦垄白塔寺塔刹宝藏五佛冠十二章缂丝龙袍扳指戒指和指甲套鼻烟壶乾隆款景德镇窑粉青釉描金镂空开光粉彩莲童子转心瓶西洋珐琅双鸟鸣钟郜焕元殿试卷进士题名碑蒋衡十三经刻石纳兰性德墓志戊戌六君子北大红楼和毛主席筹款二十九军大刀和大刀进行曲梁思成和文物保护双清别墅

铜钹蟠螭纹铜钮钟编磬

开国大典人物宫灯礼炮

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大庆，庆大，坦克搪瓷盆和搪瓷缸摩托罗拉寻呼机当代十大建筑最近十年最重要的事情，你出生了

景德街牌楼

景德街牌楼原为北京历代帝王庙前东西两侧附属牌楼（原有两座），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横跨阜成门内大街。其为三间四柱七楼式样，高10米、宽22米，四根红柱立于汉白玉基座，顶部覆盖绿色琉璃瓦，枋额饰金龙合玺彩画。梁思成评价该牌楼造型与雕工为北京古牌楼之最。

1950年因牌楼周边连续发生交通事故，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1953年拆除过程中，梁思成要求完整保留构件榫卯结构，所有部件经编号后存入仓库。2003年北京古建筑博物馆对其中一座牌楼进行修复，正面重新彩绘，背面保留原貌。2005年修复完成的牌楼作为首都博物馆新馆首件入馆文物入驻礼仪大厅，与馆外高台、丹陛石共同构成馆内中轴线。牌楼现为首都博物馆礼仪大厅永久展品。

景德建筑

历代帝王庙

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历代帝王和功臣的庙宇。在这座气势恢弘的皇家庙宇中，几乎所有主体建筑都被冠以“景德”二字。景仰前辈功勋、推崇先人德行，成为这座祭祀场所的主题。

帝王庙、绕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就是说从白塔寺路口，向南要绕过景德街牌楼，才能到西四牌楼。

在明清两代，历代帝王庙除了春秋两个祭日，平时大门紧闭，任何人不得进入。而大门对面的影壁，与东西两侧的高大牌楼，组成了一个禁区，同样不得随意穿越。“景德街牌楼”，就是这个禁区东西两侧的标志性建筑。

明显陵

湖北钟祥市东郊的“明显陵”，是明代嘉靖皇帝父亲的陵墓。然而安葬在这座帝王陵寝中的人，从来也没有登上过皇帝的宝座。与南方的“明显陵”遥相呼应，远在北京的“景德街牌楼”，也与这位墓主人和他的儿子息息相关。

公元1521年初春，以怪诞、荒唐著名的明武宗死了，没有留下子嗣。一个多月后，他15岁的表弟被大臣们从湖北接到了北京，继承空缺的皇位。这位新来的继任者，就是以后统治了明朝天下45年的嘉靖皇帝。

紫禁城四道外围宫门

在紫禁城四道外围宫门中，东华门的门钉只有8行72颗，与拥有9行81颗门钉的其他门相比，东华门的规格和级别明显要低。按照太子居住东宫的习惯，东华门是专为太子设置的宫门，皇帝很少从这里出入。嘉靖刚到北京，大臣们就提议，新皇帝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继承皇位。面对这个提议，年仅15岁的嘉靖显示出了惊人的敏锐和主见。他才15岁，他他非常有大智。我是来作皇帝的，不能从旁门进，而是要从大明门，宫廷第一门进去，这样，我这个皇位才是正统的。

显然，嘉靖知道，如果自己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皇太子，自己所继承的，是伯父弘治皇帝的血脉和皇位。而他抱定的主意是“继统不继嗣”——皇位我要；血脉我不继承。

经过谈判和妥协，嘉靖最终由大明门入紫禁城，承继了大统。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获得小胜。紧接着，一场“大礼仪”之争，再次震动朝堂。“谁是我的父亲”？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竟牵动了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明代皇帝世系表

这是一张明代皇帝世系表，按照嘉靖的理论，他所继承的是祖父成化皇帝的血脉和皇位。由成化到他的亲生父亲，最后再传给他。而维护血脉正统的大臣则认为，嘉靖接手的是表哥正德的皇位，理应承继弘治、正德的血脉。于是在即位的头3年里，嘉靖的父亲有两个，伯父弘治皇帝被称为“皇父”，亲生父亲则被称为“本生皇父”。而嘉靖念念不忘的，就是将“本生”两个字去掉。

明史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万明：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帝系。不是孝宗、武宗然后到他，不是这样一个帝系。而是从弘治然后到他的父亲，然后到他，这样一个独立的帝系。

嘉靖3年，维护弘治皇帝血脉的护法派200余人，在左顺门跪地痛哭、规劝嘉靖，态度强硬的嘉靖将130多人同时下狱，16人被活活打死，“大礼仪”之争爆出最为惨烈的一幕。

皇位的血统之争整整持续了三年半，护法派最终被全部逐出朝廷，“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的胜利而告终。一心要证明自己血脉正统的嘉靖，没有就此罢手，而是乘势修祀国稷，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嘉靖9年，在修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同时，历代帝王庙也开始动工修建。对嘉靖来说，修建一座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似乎另有一番不同寻常的含义。

北京西城区文联副主席许伟：朱元璋在南京一建都，就修建了一座历代帝王庙。这是前世从来没有过的。嘉靖因为他是藩王以即位，不是嫡传，所以他就特别想把自己论证为正统。可能因为这样，他就查阅了很多史书，对祭祀文化特别感兴趣。

一座历代帝王庙，也许是为了昭示嘉靖皇位的正统嫡传；也许还隐藏着“胜者为王，何论血脉”的得意；时至今日，我们当然无法得知他修建历代帝王庙的真实动机。可以确认的，就是“历代帝王庙”修建于嘉靖9年。以此推断，矗立于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牌楼”，它的建筑时代自然也应当是嘉靖9年，即公元1530年。

静静伫立在历代帝王庙前

时光冉冉、岁月如梭。建成后的400年间，“景德街牌楼”静静伫立在历代帝王庙前，目睹着一幕又一幕皇权易手、朝代更迭的历史活剧。

1949年，就在平津战役最为关键的时刻，一位解放军代表，来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的寓所。

杨鸿勋：解放军要打北京城了，哪些地方不能打炮，你给画出来。

“地图标注的，都是不能毁坏的文化古迹。”这项命令，传达到了攻城部队的每一个人。

杨鸿勋：打炮都是示意性的，我们那时在北京，“嗵”一炮打进来，正好掉在紫禁城的护城河里，冬天嘛，炸个大窟窿。你说多准。“嗵”，又一炮，也不是重炮都是迫击炮，示意性的。

我们已无法找到当年的这张地图，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对矗立400多年的“景德街牌楼”，粱思成绝不会熟视无睹。历代帝王庙和“景德街牌楼”，一定在地图上划了几个重重的着重号。

牌楼装点

城市景观

“牌楼装点着城市景观，从它的东面向西面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依托，晴天时可看到西山，尤其傍晚日落时特别美。”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崇拜者，梁思成对“景德街牌楼”始终充满赞誉。

杨鸿勋：在北京的牌楼里，他最喜欢这一对，他说这一对是最好的。不论是造型还是雕工，都是最好的。

1950年12月，同一地点、连续发生的3起交通事故，引起了北京市交通部门的重视。这三起事故都发生在“景德街牌楼”附近，不仅造成人员伤亡，也使牌楼受到损坏。勘察、鉴定的结果是“景德街牌楼”妨碍交通，酿成了事故。在古代文明和现代交通工具发生碰撞、两败俱伤之后，“景德街牌楼”开始面临被拆除的境遇。

走到了尽头

1953年夏天，“景德街牌楼”在阜成门内大街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杨鸿勋：环境那是没有了，但牌楼是精品，你给拆下来，找个地方保护起来，叫异地保护。他这个建议最后被采纳了。

2003年年底，北京古建筑博物馆的修复人员，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重新修复、安装“景德街牌楼”。而此时，“景德街牌楼”的大量构件，在古建筑博物馆的仓库中，已整整蒙尘了50年。

2005年12月，新落成的首都博物馆正式开馆，复原后的“景德街牌楼”，也以新的姿态，被安放于博物馆宽敞、明亮的大厅中。按照原初的修饰风格，“景德街牌楼”的正面进行了重新绘制，而牌楼的背面，则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了原貌。一正一反，彩色缤纷与古老悠远并存，即保留了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彰显了日新月异的现代气息。

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Liulihe Site），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是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时期诸侯国—燕国都城的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也是北京地区这一时期各诸侯国考古中发现的时代最早、城垣宫殿区和贵族墓葬区等设施较为齐备的一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琉璃河遗址东西长3.5千米、南北宽1.5千米，面积5.25平方千米。该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

琉璃河遗址分为城址和墓葬两部分。在中部有一座土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全长约829米、南北宽700余米，墙基宽约8米，分三层夯筑，每层宽约2.7米。城墙内还有内护坡。在东北西三面城墙外均有护城河，上口宽约15米。城内发现有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平民生活区。宫殿区外发现有祭祀用的牛坑、马坑，灰坑中还发现有很多甲骨。古城外的墓葬区，共发现、发掘了数百座西周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多被盗掘一空，小型墓一般只出几件陶器，中型墓随葬品比较丰富，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玉器、蚌器、原始瓷器和成组的漆器。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附葬有车马坑，最多的葬有四十二匹马、十四辆车。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铸有铭文，其中带有“匽侯”铭的就有十数件。确认了燕侯家族墓地，“太保墉燕”铭文实证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

1988年，琉璃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琉璃河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5年，入选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历史沿革

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初都建于琉璃河遗址地区。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琉璃河遗址被吴良才首次发现。

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对琉璃河遗址进行登记。

1962年，北京市和北京大学的考古工作人员开始在琉璃河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灰坑和西周陶片。

1963年，黄土坡村村民施友在琉璃河遗址挖菜窖时，发现两件青铜礼器，铜鼎和铜爵。

1972年~1977年，琉璃河遗址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器和重要建筑物上使用的板瓦，出土了堇鼎、复鼎、伯矩鬲等一批带燕侯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礼器，首次提出琉璃河遗址为召公封燕的始封地。

1980年~1986年，琉璃河遗址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重点对墓葬区进行考古研究，共发现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解剖了两处城址。发掘燕侯大墓，出土克盉、克罍等重要青铜器，其上共有43字铭文进一步证明琉璃河遗址是武王灭商之后燕国最早的都邑。

1995年~2002年，琉璃河遗址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重点对城址进行考古研究，发掘的重点在城址，同时清理了22座西周墓葬。

2021年10月至12月，由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8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考古工作中，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共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

2021年12月，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再度出土刻有铭文的铜簋。这具铜簋出自西周早期墓葬，纹饰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据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该是搞混了，一错3000年。时隔40余年，两器才得以重聚首。铜簋的出土无疑是此次发掘中最大的亮点，进一步证实了西周的名、字制度。

2021年12月19日，北京市文物局发布消息称，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2021年最新发掘的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卣。据介绍，青铜卣上的铭文出现“太保”“墉燕”“燕侯宫”等内容。有关专家认为，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证实周王重臣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这篇铭文以文字资料实证了三千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

2023年12月，考古专家在首届京津冀考古论坛上公布，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对出土青铜器等样品进行检测，科技手段进一步印证琉璃河遗址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都，正是北京的“城之源”。

2024年11月，“考古北京（2024）——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消息，琉璃河遗址I12分区城北发掘地点揭露面积860平方米，发掘西周时期墓葬39座。这是琉璃河遗址除黄土坡之外第二处大规模发现的墓地，为了解城址布局提供了新的认识。

2025年，琉璃河遗址“申遗”工作将全面启动。

2025年2月27日至28日，琉璃河遗址考古新成果专家评议会在京举办，来自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学术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多维度、深层次的探讨，凝聚起琉璃河遗址价值阐释共识。会上，一批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新成果公布。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晶在现场介绍，琉璃河遗址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明确存在内外城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规模扩大至百万平方米以上，突破了以往对西周封国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

2025年，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5年9月25日，“何以中国・理想都城”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对琉璃河遗址考古最新成果进行了发布。通过多方面的科技手段，还原了西周燕国人民的生活细节。通过植物考古知道了，过去人们采用以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主要的口粮是小米糊糊，通过动物考古，还了解到一些贵族和普通人，有时可以吃上猪肉，甚至是牛肉、羊肉。特别的是，通过手工业考古，了解到过去人们可以自己制作陶器、制作骨器，更重要的是可以铸造青铜器，这可是当时的高精尖产业，也就是说，当时的“北京”也有自己的“首钢”。考古人员还通过高分辨率的DNA研究，复原出了商周考古领域中首个大型家族树，找到了一户四世同堂的“燕都人家”，把亲子鉴定技术做到了3000年前。

遗址特点

遗址规模

琉璃河遗址东西长约3.5千米，南北宽约1.5千米，面积为5.25平方千米。东、西、北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宽约25米，剖面变化不甚规则，最深处只有2.8米，大约是靠宽度起到防御作用。护城河内的水从西南引自大石河水。

在东城墙北部靠近墙城东北角处还发现一段横穿城墙底部的排水道，为由城内向城外排水的通道。长约9米，宽约1.2米，用卵石砌成。宫殿区位于城址中部偏北，已知有6处夯土台基，其中4处为圆形，2处为长方形，为大型建筑的基础。

遗址分布

琉璃河遗址分为城址和墓葬两部分。在遗址中部有一座土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全长约829米、南北宽700余米，墙基宽约8米，分三层夯筑，每层宽约2.7米，南城墙及东西城墙的南半段破坏严重。城墙内还有内护坡。在东北西三面城墙外均有护城河，上口宽约15米。城内发现有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平民生活区。宫殿区在城址中部偏北，已探明夯土台基六处，两处呈长方形，四处为圆形。宫殿区外发现有祭祀用的牛坑、马坑，灰坑中还发现有很多甲骨。古城外的墓葬区，共发现、发掘了数百座西周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多被盗掘一空，小型墓一般只出几件陶器，中型墓随葬品比较丰富，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玉器、蚌器、原始瓷器和成组的漆器。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附葬有车马坑，最多的葬有四十二匹马、十四辆车。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铸有铭文，其中带有“匽侯”铭的就有十数件。

琉璃河遗址I12分区城北发掘地点揭露面积860平方米，发掘西周时期墓葬39座。墓葬打破动物坑与壕沟，打破壕沟的墓葬年代集中于西周中期，这也是古代壕沟的年代下限。

内外双城

琉璃河遗址在上世纪考古中，已发现一重城圈，包括北城墙、东西城墙北段及部分护城河，推测城址范围约60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用三年的时间，通过系统勘探、整体揭露和探沟发掘的方式，明确了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存在。如果内城是“一环”，发现的即为“北二环”城墙与城壕。根据外城壕位置推测，西周燕都城址规模可达百万平方米。

外城墙位于北城墙以北约350米处，残宽6～9米，仅余基槽底部，为花土夯筑，残深0.2～0.4米。外城壕北段位于外城墙以北3～5米开外，平均宽约7～8米，最深约2.8米。外城壕东段折向东南，已探明长度约1020米。

琉璃河遗址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明确存在内外城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规模扩大至百万平方米以上，突破了以往对西周封国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

宫殿基址

琉璃河发现3000年前大型宫殿基址，与故宫太和殿一样大。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发掘，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在内城中心偏北，新发现1座大型建筑基址，约2300平方米，为迄今西周封国中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故宫太和殿的面积为2377平方米，与这处大型建筑面积相似。推测这是西周燕都一处宫殿或者祭祀建筑的基础。是否为“燕侯宫”，尚未找到明确的考古实证。

在建筑的南侧、东北各发掘一处形制特殊的大型夯土井。南侧夯土井井圹夯土直径超过25米，井筒直径约2米，勘探深度超过13.2米。在上方发现祭祀马坑、井口铺石、水池、柱础、立石带等。大型夯土建筑和夯土井的组合还见于内城其他地点，为探索西周封国城市单元结构提供了重要材料。

文物遗存

琉璃河遗址共发掘、清理了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解剖城墙四处，城址内发掘了近3000平方米。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青瓷器、玉石器、骨角器、漆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琉璃河遗址宫殿区的西南，发现了占卜用的卜骨、卜甲，礼仪用的大陶壶、仿铜陶瓮，祭祀用的完整的牛骨架。琉璃河遗址墓葬区随葬品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多被盗。陶器组合为鬲、簋、罐。不少青铜器上铸铭文，出土的堇鼎和伯矩鬲是极为珍贵的青铜礼器精品。253号墓出土的堇鼎，造型凝重，纹饰古朴，通耳高62厘米，重41.5千克，其器形、风格、铭文、字形与黄河流域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

截至2022年10月，琉璃河遗址考古勘探工作在西周燕都城内新发现7处大型夯土水井和数处夯土建筑基础，城外新发现大面积西周居址。已提取的青铜器包括鼎、簋、尊、卣、爵等容器，三角援戈、矛、短剑等兵器，成组车马器，人面形饰、组合人面形饰等装饰器。

琉璃河遗址I12分区城北发掘地点墓葬土圹普遍较小，葬具为一棺或一棺一椁，一棺墓土圹相对较小。随葬品皆陶器，少数墓葬无随葬器物。随葬陶器为鬲簋罐组合，也存在单鬲随葬。鬲内多见乳猪前肢骨，1座墓葬二层台上发现鱼骨。墓葬规格、随葬器类与随葬动物皆表明此处墓葬群为平民墓。从殉狗葬俗和袋足鬲形态推断部分墓葬族属为殷遗民。

文物价值

琉璃河遗址距今已3063年，是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的初都所在地，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西周考古史上发现的唯一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经过多年发掘，该遗址不仅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从而确定了这里就是西周时期北方重要的邦国——燕国的都城，是北京建城最早的见证。琉璃河遗址出土文物的考证研究，对确认北京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将近六十年的发掘历程中，琉璃河遗址一共揭露了四百余座墓葬、三百余座灰坑及车马坑、祭祀坑、夯土建筑等。由考古发现可知，琉璃河遗址的主体被城墙、城壕包围，分为城内和城外两大区域。城内被划分为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城外则为墓葬区（不乏高等级贵族墓葬）。

遗址出土有青铜器、刻字甲骨、玉器、漆器、原始瓷器等大量精美文物。其中伯矩鬲、堇鼎已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成为北京悠久历史的重要符号。

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的带有“匽侯”铭文青铜器，证明了现今的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8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克盉、克罍中“命克侯于燕”等铭文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分封制的记载。90年代首次发现刻有“成周”的卜甲，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材料。大量陶器反映出本地土著、姬姓周人和殷遗民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

琉璃河遗址遗迹类型丰富、遗物内涵复杂，不仅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渊源，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例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2023年，首次公布的琉璃河遗址人骨DNA研究成果，是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社会结构的重要科学依据。研究人员通过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重建了琉璃河遗址出土人骨的家族树，与考古学证据深度融合，为理解西周燕国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潜在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琉璃河遗址I12分区城北发掘地点是琉璃河遗址除黄土坡之外第二处大规模发现的墓地，为了解城址布局提供了新的认识。城北墓葬群的发现改变了学界以往对琉璃河遗址墓葬分布格局的认识，扩宽了遗址墓葬的分布边界，确凿的家族关系表明琉璃河的居民以扩展家庭为单位进行小团块聚集埋葬，同时，墓葬与古代壕沟之间关系的确定为论证琉璃河遗址的废弃时间与过程提供了新证据。

2025年2月，被誉为“北京城之源”的琉璃河遗址考古新进展发布：利用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科研人员成功将琉璃河古人类的家族树拓展至第四代，为复原3000年前西周燕国古代家族关系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佐证。

太保墉燕

“太保墉燕”铭文实证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提供北京建城史实物证据。小型贵族墓M1902出土“太保墉燕”铭文证明了琉璃河遗址由太保召公营建，彰显了燕国在西周早期的重要地位，更填补了青铜时代城市设计记载的空白，为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证据。

燕侯家族

成组大型墓葬确认了燕侯家族墓地。在系统梳理以往成果基础上，黄土坡村北进行了系统勘探，共发现带墓道墓葬17座。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中最关键的一环，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未来可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保护措施

1988年1月13日，琉璃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开始筹建。

1995年8月21日，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2012年，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关于琉璃河西周燕都墓葬及车马坑保护工程立项的复函》（京西馆字【2011】5号）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立项。

2016年12月，房山区人民政府审议了《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12-2030年）》，琉璃河遗址的规划范围占地19.6平方千米，涉及琉璃河镇中心区和董家林、黄土坡等十一个村庄。规划内容包括优化调整文物保护区划、制定多项文物保护措施、明确村庄搬迁安置工作、设立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等。

2018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指导下，房山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16年-2035年）》《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2022年12月1日消息，房山区开展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工作，编制《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并上报国家文物局；启动琉璃河遗址博物馆建设研究工作；《琉璃河遗址考古和研究工作计划（2022年-2025年）》也已编制完成。

2023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的年度文博领域重点任务，要持续推进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北京（国际）考古工作站建设前期工作，建立琉璃河遗址地理信息系统和考古信息数据库。

2025年1月消息，北京2025年将启动琉璃河遗址申遗前期工作。

历史文化

遗址的兴废

约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后，即封召公于北燕，建立诸侯国燕，其所在地就是琉璃河遗址，也是北京城的源头。《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经考古印证，琉璃河古城遗址为西周初年燕国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是周王朝初定天下时中央政权分封在王国北疆的姬姓诸侯国，是周王朝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纯正的王朝血统使燕国成为稳定北部边疆、融合多元文化的重要力量。

北京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西周时期即是燕国的都城。经考古论证，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燕国即建都于此。

琉璃河遗址的护城河在西周中晚期之交业已淤塞，城内西周晚期的居址也不再出土高等级物品，墓地再见不到大、中型墓葬，由此推测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城市功能，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燕国的都城。这座城市最后彻底废弃于西周末年。遗址废弃的原因，很可能是那时燕人已攻占兼并了比其初都更为理想的都城——蓟城。从昌平白孚、顺义牛栏山出土铸铭铜器分析，上古蓟城可能是商代北方大国的都邑，所以燕人并蓟以后即以其为新都。

燕都封地

琉璃河遗址是燕山南麓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被学界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也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是当前发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西周封国，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有力见证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例证。

荣誉称号

2021年10月，琉璃河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

2021年10月12日，琉璃河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22年7月，琉璃河遗址考古新发现见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入选“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1年度十件大事”。

2022年10月29日，2022北京公众考古季开幕，6项年度重要考古成果发布，其中包括琉璃河遗址。

2022年12月29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入围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25年3月，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名单。

2025年4月24日，入选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Relics of the Western Han Tomb at Dabaotai），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707号，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的墓冢，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南向，平面呈“凸”字形，墓坑口大底小形如斗状。全墓由墓道、甬道、外回廊、题凑、内回廊、前室、后室等组成。大葆台西汉墓遗址规模宏大，墓室结构保存完整清晰，随葬内容丰富，为研究中国西汉墓葬和古代“黄肠题凑”墓结构和葬制，并进一步探讨包括明堂、后室、梓宫、便房、题凑的正藏椁和外藏椁的汉代天子葬制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成为研究中国汉文化及北京汉代历史的实物资料。

1995年10月20日，大葆台西汉墓遗址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1974年6月，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因为备战勘探，无意间发现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同年8月15日，大葆台西汉墓遗址1号墓正式发掘。同年10月，大葆台西汉墓遗址1号墓发掘完毕。

1975年3月15日，大葆台西汉墓遗址2号墓开始发掘。同年6月，大葆台西汉墓遗址2号墓发掘完毕。

1979年11月，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开始筹建博物馆。

1983年12月1日，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在1号墓上建成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并对外开放。

2021年6月，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整合组建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遗址）。

2023年2月，大葆台西汉墓遗址进行保护及博物馆改建工程。

2024年9月，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原址上，落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遗址)。

2025年夏天，大葆台汉墓重新开放。

遗址特点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的墓葬建筑形制继承和完善了战国以来采用的不透水胶泥、积沙、积炭和紧密夯土等防护措施，墓葬建造规格使用的是汉“天子之制”，即西汉皇帝御用的最高级葬具体系。地宫规模宏大，结构特殊。墓室的中心采用梓宫、便房、题凑等营建形制。梓宫用的是为帝王做棺荐时使用的专用梓木，因此尊称帝王棺棹为“梓宫”；便房位于墓葬的中部，内设宽大的黑漆朱彩坐榻，是帝王的坐席，象征帝王生前起居饮食娱乐的地方；题凑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陵寝中的一种特有的建筑形式，为汉代皇帝及诸侯王特用葬具。这种葬制从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始，一直沿袭到西汉末年。

文物遗存

1号墓

综述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1号墓为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是大型土圹木椁墓。墓葬坐北朝南，由封土、墓道、甬道、外回廊、题凑、内回廊、前室、后室等组成，平面呈凸字形，方向-186度。墓口大于底。墓口南北长26.8米、东西宽21.2米；墓底南北长23.2米，东两宽18米。墓底距墓口深4.7米。墓室在墓道北侧，平面呈长方形，长23米、宽18.3米，包括甬道、外回廊、题凑、前室、内回廊和后室等部分。

封土

现存封土高8米，顶部圆平。底径东西50.7米、南北约90米（北部因农民取土已遭破坏）。封土的上层为历代堆积而成的风积砂，厚1~1.5米。风积砂下才是汉墓的封土，高约7米，为“五花土”，系层层堆起夯实，每层厚10~25厘米，夯窝直径4~5厘米、深1~1.5厘米。由于木构下沉坍塌，封土亦随之下沉呈锅底状。

墓道

墓道位于墓室的南部。残长34米、底宽4.25米。分两段，北段长16.7米，底与墓室底齐平；南段呈斜坡状，因被金代遗址破坏，残长17.3米。墓道北段，底铺白膏泥和木炭，厚度与墓室相同。木炭上有两条南北向沟槽，宽约25厘米、深1.5厘米。沟槽伸向甬道，与甬道内的垫木相接。沟槽内尚留朽木痕，当是垫木的压槽。沟槽上，北部和中部，分别留有东西向残木。北部有6根，其中保存较好的一根长420厘米、宽18厘米、厚17厘米。其上放彩漆朱轮车3 辆，马13匹。车皆坐北面南。甬道两壁留有厚1~1.5厘米木炭，其上还留有腐朽的木头痕。

甬道

甬道位于墓室南面正中处，平面几成方形。东西宽4.3米、南北长3.6米。北端与前室相通，南端与墓道相连。东、西两面通向外回廊。在甬道西部南、北两端，分别放置残门板两块，其中北端一块长166厘米、宽16厘米、厚10厘米。板上有3条穿带孔，孔长10厘米、宽4厘米。板两侧面有错口，为板与板拼合之咬口。

外回廊

外回廊位于墓壁内，是环绕题凑四面相连的通道。南面外回廊东西两端与甬道相连通。四面通长75.6米，总宽3.6米，复原高3米。东侧外回廊隔板外侧的南北两端各殉1兽。南侧外回廊隔板外侧甬道两边亦各殉1兽。据北京自然博物馆鉴定，除东侧外回廊北端一兽是个豹子外，其余3匹均为马。

题凑

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平面呈长方形。是用长条方木，头向内，层层垒起，形如木墙。南壁正中辟门，使甬道与前室相通。题凑外周南北长15.7米、东西宽10.8米。内周南北长13.9米，东西宽8.9米。保存最高处约为2.7米。题凑南壁正中辟门，宽3.6米。紧靠门两侧题凑端头处，分别立有一根扁平残立木，上部已朽成尖锥状。其中以西侧北面一根保存最好。残高1.5厘米、宽40厘米、厚20厘米。立柱南侧有错口，底有长方形，长14厘米、宽13厘米、厚8厘米。榫插在通过门下的垫木卯眼里。它的外侧是题凑，内侧被铺地板卡着。立柱一方面顶挤题凑黄肠木以防倒塌；另一方面作为门框，部分起到支撑门的作用。承托立木的垫术，因承受立木（柱）和门楣的重压而下沉，它比没有承受立柱重压的同根垫木和比东侧通过门正中而无立柱的垫木，均下沉10厘米左右。东侧的一根立柱已腐烂，仅剩20厘米高，8厘米宽。作法与西侧立柱相同。在东西两立柱和黄肠木旁，分别站有数名陶俑，守卫着大门。

前室

前室位于题凑内，后室、内回廊南部，南面有门与甬道相通。南北长7米、东西宽8.95米，复原高为3.95米。

内回廊

内回廊位于题凑内，前室北部，环绕后室（棺室）东、西、北三面。南面两端与前室相通。三面通长约23米、宽1.6米，复原高2.95米。内回廊外侧为题凑，内侧是用大扁平立木组成的木结构板墙。

后室（棺室）

后室（棺室）位于内回廊内，前室北侧，东、西、北三面用大扁平立木围成的一个棺室。长、宽各为5.4米，复原高3.3米。后室铺地板上放有方形棺床，长、宽同于后室。高20厘米，它是由10行20条大扁平木拼成，用材为油松。扁平条木长268厘米、宽55厘米、厚20厘米。南面第一条扁平木下的铺地板上，有一长9厘米、宽8厘米、厚2厘米的扁形榫，它是插在扁平条木上的卯眼里，用以稳固棺床。棺床其它三面，则用大扁平立木下的地栿予以围固。

棺椁

棺椁共分五层，为2椁3棺，位于后室床正中处。外椁与内回廊木墙之间，有一个三面贯通的空间，宽90厘米。两椁是造墓时先在坑内垒好的，3棺是下葬时推入椁内的，因3棺较重，故推入时未能放置居中，而稍偏东南。因盗墓者的破坏和墓顶的坍塌，棺椁被拆散，四帮向外倾倒，盖与底压在一起。有些棺板还被移开原位。内、外椁壁板的北端，还被盗墓者凿了一个方洞。5重棺椁都做得比较精工规整。连同棺床共用木板130块，约合成材31立方米，最大的一块外椁壁板长450厘米、宽60厘米、厚22厘米，重约500千克以上。棺椁结构严密，110块木板全用榫卯和扣接方法拼合。

2号墓

综述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2号墓为西汉广阳顷王王后墓，亦是大型土圹木椁墓，位于大葆台西汉墓遗址1号墓的西侧，两墓相距有26.5米。两墓封土连在一起，成一东西近100米、南北80米的大土丘。从横断面观察，2号墓压在1号墓之上。墓葬坐北朝南，平面亦呈凸字形，方向186度。墓坑上大底小。上口南北长17.7米、东西宽11.75米，底口南北长17.3米、东西宽11.5米，距现地面深3.2米。该墓毁于火，墓室中心部分红烧土厚达2~2.5米。在北部便道的东侧，有1个盗洞，底部直径约1米左右。该墓结构与1号墓相同，亦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等部分组。

墓道

墓道位于墓室南部正中，残长24.5米。分两段，北段长15.5米，宽3.4米，底与墓室底齐平，内殉车马；南段呈斜坡状，因被金代遗址破坏，仅剩长19米、宽4米。在墓道北段的夯土墓底上，有4条南北向垫木残痕，中间2条，两边各1条，每条间距约90厘米。4条垫木向北直伸到墓室内，与墓室内的垫木相连接。垫木宽20~30厘米、厚20~25厘米。垫木上还留有东西向残铺地板7块，最长的一块与墓道等宽，约长3.3米、宽0.3米。其它多因残朽腐烂，长、宽不等。

墓室

墓室因被盗又焚于火，原木结构多已不复存在，所遗仅是一些残迹。墓底残留12根南北向垫木残迹，每根间距90~120厘米，中间4根伸入墓道内。南端有2根垫木采用子母半槽榫扣合的办法相连接。在垫木上，多处发现有东西向铺地板残迹，宽20~30厘米、厚约15厘米。床在后室正中，仅留遗痕。

科研成果

确定墓主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出土的一件漆器上，刻有“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等字样。西汉共有12位燕王，在位24年以上的只有四人：燕康王刘嘉，26年；燕王刘定国，24年；燕剌王刘旦，38年；广阳顷王刘建，29年。显然，墓主人只能是他们四人中的一位。地宫出土了许多五铢钱，史载，这种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刘嘉死于前151年，刘定国死于前127年，当时还没有五铢钱，所以他俩不可能是墓主人。刘旦之墓戾陵在今天的石景山区，不可能葬在大葆台。排除了上述三人，墓主人的身份也就揭晓了：广阳顷王刘建。他是汉武帝的孙辈，前73年至前45年在位。

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是一种墓葬中使用的建筑形式，确切地说，“黄肠”即柏木之芯，亦称“刚柏”。其色黄而质地致密，故曰“黄肠”。“题凑”谓以木条、木块垒叠互嵌，其端皆内向聚合，故曰“题凑”。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樟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肠题凑”不仅有着“题凑”所原有的稳固的功能，更象征着尊贵、君臣一统与君主独尊的国家观与君主论，象征着尊君一统的文化内涵。使用“黄肠题凑”，一方面在于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棺木，使之不受损坏。用柏木的黄色木芯做“题凑”的梓室的“黄肠题凑”葬制在西汉初开始出现，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

文物价值

大葆台西汉墓遗址规模宏大，墓室结构保存完整清晰，随葬内容丰富，为研究中国西汉墓葬和古代“黄肠题凑”墓结构和葬制，并进一步探讨包括明堂、后室、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正藏椁和外藏椁的汉代天子葬制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成为研究中国汉文化及北京汉代历史的实物资料。

文物保护

1995年10月20日，大葆台西汉墓遗址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10月18日，大葆台西汉墓遗址被公布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

老山汉墓

老山汉墓（Han Tomb at Laoshan），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东南麓，是公安部门在1999年底破获的一起盗掘古墓案中发现的。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0年2月24日正式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

老山汉墓由墓道、甬道、椁室、“栗木题凑”、内外回廊组成。墓室呈长方形，可分为前、后室，南北长16米，东西宽13米。出土了漆案、丝织品等一批珍贵文物。老山汉墓是1980—2000年以来北京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为汉代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变迁以及汉代王陵制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考古价值。

2001年7月12日，老山汉墓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1999年10月23日，八宝山派出所获悉盗墓信息。同年12月9日、10日，侦查员和民警钻进盗洞取证，老山汉墓被发现。同年12月23日凌晨3点10分，三名盗掘老山汉墓的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2000年2月24日，老山汉墓正式开始抢救性发掘。同年8月，中央电视台对老山汉墓的发掘进行了现场直播。

2002年12月，老山汉墓女主人的颅骨三维头像复原成功。

2003年5月，老山汉墓女主人的DNA序列确定。

建筑格局

老山汉墓的封土外观呈覆斗形土山状，南北宽55米，东西长60米，高约12米，顶部的四周为缓坡。墓地坐北朝南，为汉代诸侯王级土扩木梓幕。墓室平面旱“甲”字形，由墓道、甬道、椁室、“栗木题凑”、内外回廊组成。墓口南北长24米，东西宽22米，墓道长24米。老山汉墓的“题凑”为“栗木题凑”，门长5米，高2.5米，由每根长约90厘米的长方形栗木、油松木码放而成。共分19层，每层27根。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6米，东西宽13米。建筑布局可分为前、后室两部分，后室中部有内、外两重棹，内有三重棺。

文物遗存

老山汉墓早年被盗，但仍出土有漆案、丝织品、金器、玉器、铁制工具、彩绘陶器、木俑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漆案，漆案长2.3米，宽0.5米，底色为褐色，上面绘有红色花纹。由于漆器制作工艺复杂，对制作技术要求很高，而且价格昂贵，所以漆器是西汉时期随葬物品中炫富的时尚物品。再者，因环境气候的缘故，漆器的使用在南方较多，而北方地区则不多见，因此老山汉墓中出土的漆案文物研究价值较高。在墓中还发现截至2011年中国北方唯一保存较好的丝织品——朱绣，绣品图案内容新颖，是截至2011年发现的唯一珍品。

科研成果

栗木题凑

老山汉墓墓室中所采用的“题凑”并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黄肠题凑”而是“栗木题凑”。柏木色黄，木材为有脂材，材质优良，纹理直，结构细，质细、气馥、耐水、耐腐。中国古代上好的棺木也用柏木，取其耐腐。“黄肠题凑”即为用上千根柏木杭整齐堆叠而成的围障，就是取其芳香而防腐的特点。栗木质坚耐磨，但在气馥、耐水、耐腐等方面不如柏木。

墓主身份

考古学家俞伟超根据墓主死时为30岁、古墓被盗时尸体还能被完整拖出并且将玉衣扒下、老山汉墓出土漆器上的金色花纹出自西汉晚期的“金银平脱”技术、汉墓被盗时间与绿林赤眉大起义时间基本吻合等作出推断，推定老山汉墓墓主可能是燕王中最后一个的王后，即广阳王刘齐嘉的王后。

颅骨复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成功复原老山汉墓女墓主颅骨三维头像，复原头像显示墓主是位30岁左右、长相端庄的中原女子，面部扁平而略呈长方形，鼻梁较高但鼻根低平，颧骨比较突出，下颌较宽。老山汉墓女主人骨骼的体质性状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较为接近，是典型的古代中原地区居民的代表，与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属同一类型。墓主生前身高约为159.8厘米。

DNA序列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确定了老山汉墓女主人的DNA序列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是古代中原人的代表。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对汉代王室成员进行的考古DNA研究，也是首次在古人类遗骸脑组织中成功提取出DNA，历史意义重大。从古人类基因研究领域来讲，老山汉墓女主人的DNA研究成果价值远高于颅骨复原。

文物价值

老山汉墓是1980—2000年以来北京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为汉代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变迁以及汉代王陵制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考古价值。

文物保护

2001年7月12日，老山汉墓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史思明墓

史思明墓位于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1981年春进行发掘，墓当时已被破坏。

墓室带双耳室，由汉白玉砌成，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耳室仅西侧保存有痕迹，长3.1米，宽2米，残高2.4米。墓道为斜坡式，长20.6米，宽3米。墓道相对约100米处有双阙。墓道末端有相对的壁龛4个，并有壁画残片。

出土文物

出土器物有鎏金铜牛、鎏金铁马镫、玉册、鎏金铜坐龙、铜铺首，象牙化石（龙骨）之带饰等珍贵文物数十件。其中坐龙通高16.5厘米。40余枚玉册包括了谥、哀2套，均有残缺。玉册是由汉白玉磨制而成，长28.4～28.6厘米，宽2.8～3.2厘米，厚1.2～2.1厘米。两端1.5厘米处有直径0.3厘米的小孔，以便玉册连缀。玉册每枚满刻字为11个，字口填金，共计252字。玉册文中有“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罔极”，“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口口”等。

史思明

史思明（703～761），唐天宝十四年（755）随安禄山叛乱。后任范阳节度使。乾元二年（759）四月，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上元二年（761）三月，被其长子史朝义及部将所杀。

刘家河遗址

刘家河遗址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村，是一处包含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和商代墓葬的古代遗址。遗址区曾发现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堆积分四层，出土夹砂黄褐陶双耳残罐及罐、盆、盘、碗等陶器。1977年8月，在该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青铜礼器、玉器、金器及铁刃铜钺等文物，墓葬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

历史沿革播报编辑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的一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该墓葬为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有椁室和二层台，由于早年破坏，墓葬仅存南部。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遗址内还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堆积分4层，第一层未出土器物，第二层出土夹砂黄褐陶双耳残罐1件及少量陶片，第三层底部发现一直径80厘米的红烧土面，中间稍下凹，周围有被火烧过的石块和碎陶片，第四层底部也较平，地面上散布一些陶片和红烧土块。坑内出土陶器，器形有罐、盆、盘、碗等。遗址概况播报编辑刘家河遗址位于北京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南，海子北干渠附近土坡断崖上，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1座。灰坑堆积分4层，第一层未出土器物，第二层出土夹砂黄褐陶双耳残罐1件及少量陶片，第三层底部发现一直径80厘米的红烧土面，中间稍下凹，周围有被火烧过的石块和碎陶片，第四层底部也较平，地面上散布一些陶片和红烧土块。坑内出土陶器，器形有罐、盆、盘、碗等。考古发掘播报编辑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的一位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为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有椁室和二层台。由于早年破坏，墓葬仅存南部，出土了16件青铜礼器，如三羊罍、青铜鸟柱龟鱼纹盘等，还有青铜兵器铁刃铜钺、玉斧、玉柄、玉璜和少量金器等。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且青铜礼器与商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墓葬方向与商人墓葬一样是南北向。在刘家河村南，海子北干渠附近土坡断崖上，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1座。堆积分4层，第一层未出土器物，第二层出土夹砂黄褐陶双耳残罐1件及少量陶片，第三层底部发现一直径80厘米的红烧土面，中间稍下凹，周围有被火烧过的石块和碎陶片，第四层底部也较平，地面上散布一些陶片和红烧土块。坑内出土陶器，器形有罐、盆、盘、碗等。文物遗存播报编辑刘家河遗址的出土文物主要来自商代墓葬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 1977年8月，在刘家河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有椁室和二层台。墓葬出土了16件青铜礼器，如三羊罍、青铜鸟柱龟鱼纹盘等，还有青铜兵器铁刃铜钺、玉器玉斧、玉柄、玉璜和少量金器。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且青铜礼器与商文化属于同一系统。铁刃铜钺为陨铁制品。堆积分4层，第一层未出土器物，第二层出土夹砂黄褐陶双耳残罐1件及少量陶片，第三层底部发现一直径80厘米的红烧土面，中间稍下凹，周围有被火烧过的石块和碎陶片，第四层底部也较平，地面上散布一些陶片和红烧土块。坑内出土陶器，器形有罐、盆、盘、碗等。文化属性播报编辑根据出土器物推断，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且青铜礼器与商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平谷刘家河墓葬的方向与商人墓葬一样是南北向，这在北方地区土著文化中极少见，该遗址是殷商文明在北方地区的影响据点之一。遗址保护播报编辑刘家河遗址设有文物保护标志牌。

西周克盉

西周克盉，又称太保盉，是西周初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属北京市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西周克盉，酒器，圜顶盖，盖顶正中置半环形钮，盖沿处置一半环钮，上有环链与鋬相连。侈口、方唇、直颈，前有管状流，后有兽首鋬，鼓腹、分裆，下接四圆柱足。盖钮两端各有一对凸目和角组成的兽面，盖沿及颈部均饰以云雷纹为地的四组长尾凤鸟纹，腹部光素。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阴文铭文各43字。

西周克盉，盉盖内侧及器沿内侧铭文，记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册封燕侯，以及授民授疆土的史实。涉及到周初册封和燕国的世系。涉及到西周初册封和燕国的世系，是研究西周时期燕国历史的重要信息来源。

流传历史

1986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

现文物权属北京市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日常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文物特征

西周克盉，酒器，器高27厘米、长25.7厘米、宽16厘米、口径14.4厘米。其盉器上有圆形顶盖，盖上有一半环型钮，盖沿处亦有一小半环状钮与鋬以链相连，侈口、方唇、直颈，管状流，兽首形鋬，鼓腹，略分裆，裆底近平，下接四个圆柱形足。盉盖和颈部装饰四组对称的以云雷纹为底的凤鸟形纹，盖顶部钮上饰有一对凸出的双目和兽角组成的兽面纹，流上为山形云纹，鋬做兽首状，有目与角。铭文位于盉盖内侧及器沿内侧，两处铭文内容相同。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阴文铭文各43字。

西周克盉铭文：王曰：“太保！佳（唯）乃明乃心，育（享）于乃辟。余大封乃育（享），令（命）克侯于匽（燕）。事（使）羌、页、□。平（与）驭（御）敞。”克来医（燕），入（纳）土□又（有）嗣（司）用乍（作）宝尊彝。

释义：王说：“太保！你以你明审之心，奉事你王。我大封给你土地，供你享用，命克去燕为侯。再把羌、页、□划归燕国管理。并参与对敞国的统御。”克既来燕国就任侯，收纳王给与的土地及封国后，叫人制作了此件盉器（以示纪念）。

文物鉴赏

西周克盉，盉是商周时期的一种前有长流，后有鋬和盖的盛酒器或盛水器。这件克盉，造型新颖，美观实用，极富想象力。

西周克盉，造型整体设计精巧别致，匠心独运，充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蕴含着绝美的艺术氛围。

出土环境

西周克盉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该墓位于遗址东侧黄土坡村打谷场的西南角，其墓室内的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筑，夯窝为圆形内凹，直径3厘米左右。解剖发现，墓室内西半部的夯层较厚，厚度在18至23厘米不等，质地不甚紧密，有的地方的夯层出现上部坚硬，下部松软的情形。东半部的夯层相对较薄，厚度在8至14厘米之间不等。质地紧密，有的难以分出夯层。填土相当纯净，包含物极少。

墓主人的随葬品主要放在淳室之中，其中成组礼器主要在头前的空间部位。西周克盉即出土于此次考古挖掘中。

文物价值

西周克盉为西周时期盉的代表器物。其镌刻铭文所记封土之事，是西周燕国初立时的记事，对了解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情况有重要意义。同时，铭文解决了史学界关于“封燕是否在北京”的争论，是燕都遗址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西周克盉铭文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武王灭商后大封功臣昆弟，是必不可少的。且当武王之世，所封的管、蔡、齐等国多已就封，武王之封在这些国中已成事实。但封后各诸侯就封的情况不同，周、召二公辅佐成王，不曾就封，文献已有记载，燕侯所铸克盉铭文也已证实。特别是武王克商后二年崩，新建立的西周政权尚未巩固，而成王年幼继立，随即在初封的这些封国中，又暴发了以武王弟叔鲜、叔度为首的封国大叛乱，使刚建立的西周王朝，濒临于危急关头。在封后短短的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使武王所封的诸侯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就是武王这次大封的结局，也是西周克盉的价值所在。

重要展览

2014年5月25日上午，西周克盉参加由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联盟和房山区联合举行了“鼎天鬲地敬德保民——2014纪念北京建城3059周年系列活动”。

2015年11月1日，西周克盉（复制品）参加由北京市文物局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展。

西周克罍

西周克罍，又称太保罍，是西周初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属北京市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西周克罍，酒器，为弇口圆肩型，鼓腹圈足，顶上有盖。两边各有一只兽首耳，耳上衔环。一侧下腹部有一兽头形鼻，盖及器身肩部饰圆形涡纹，颈部及腹部各饰一凸纹和凹弦纹，盖内和器壁内有相同铭文43字。

西周克罍，器盖及口沿内部铭文，记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册封燕侯，以及授民授疆土的史实，涉及到西周初册封和燕国的世系，是研究西周时期燕国历史的重要信息来源。

流传历史

1986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

现文物权属北京市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日常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文物特征

西周克罍，酒器，为弇口圆肩型，鼓腹圈足，顶上有盖。通高33厘米、耳间距27.2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14.2厘米、腹径21.7厘米。园顶盖，盖顶正中置圆形捉手，平沿、方唇、短颈、圆肩，肩部两侧置半环状兽首耳，衔环。鼓腹下收，圈足微外撇，底内凹，下腹部一侧有兽首形鼻钮。盖与器肩部分别均饰有涡纹，颈部饰有两圈突弦纹，腹部涡纹下则有一周凹弦纹。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阴文铭文各43字。

西周克罍铭文：王曰：“太保！佳（唯）乃明乃心，育（享）于乃辟。余大封乃育（享），令（命）克侯于匽（燕）。事（使）羌、页、□。平（与）驭（御）敞。”克来医（燕），入（纳）土□又（有）嗣（司）用乍（作）宝尊彝。

释义：王说：“太保！你以你明审之心，奉事你王。我大封给你土地，供你享用，命克去燕为侯。再把羌、页、□划归燕国管理。并参与对敞国的统御。”克既来燕国就任侯，收纳王给与的土地及封国后，叫人制作了此件罍器（以示纪念）。

文物鉴赏

西周克罍，罍的铸造时期，正是周人逐渐摆脱殷商神秘繁缛的美术传统，形成庄重素雅的自身风格的历史阶段。从器型上来看，西周时期的罍已由商代的瘦高形渐变为矮粗形，且肩部更加丰满，同时通过加宽沿部和圈足，使全器达到了一个比商罍更加稳定的造型。在纹饰方面，浮雕都比较低，没有商代器物上的那些耸出器表的锐角巨目；器物多处以夔龙、蟠龙和兽面作为装饰，成为一种装饰意味很强的图案。

出土环境

西周克罍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该墓位于遗址东侧黄土坡村打谷场的西南角，其墓室内的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筑，夯窝为圆形内凹，直径3厘米左右。解剖发现，墓室内西半部的夯层较厚，厚度在18至23厘米不等，质地不甚紧密，有的地方的夯层出现上部坚硬，下部松软的情形。东半部的夯层相对较薄，厚度在8至14厘米之间不等。质地紧密，有的难以分出夯层。填土相当纯净，包含物极少。

墓主人的随葬品主要放在淳室之中，其中成组礼器主要在头前的空间部位。西周克罍即出土于此次考古挖掘中。

文物价值

西周克罍为西周时期罍的代表器物。其镌刻铭文所记封土之事，是西周燕国初立时的记事，对了解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情况有重要意义。同时，铭文解决了史学界关于“封燕是否在北京”的争论，是燕都遗址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西周克罍铭文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武王灭商后大封功臣昆弟，是必不可少的。且当武王之世，所封的管、蔡、齐等国多已就封，武王之封在这些国中已成事实。但封后各诸侯就封的情况不同，周、召二公辅佐成王，不曾就封，文献已有记载，燕侯所铸克罍铭文也已证实。特别是武王克商后二年崩，新建立的西周政权尚未巩固，而成王年幼继立，随即在初封的这些封国中，又暴发了以武王弟叔鲜、叔度为首的封国大叛乱，使刚建立的西周王朝，濒临于危急关头。在封后短短的时间里，政治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使武王所封的诸侯国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就是武王这次大封的结局，也是西周克罍的价值所在。

重要展览

2014年5月25日上午，西周克罍参加由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联盟和房山区联合举行了“鼎天鬲地敬德保民——2014纪念北京建城3059周年系列活动”。

2015年11月1日，西周克罍（复制品）参加由北京市文物局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展。

2019年7月31日，西周克罍亮相于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天津博物馆主办的“幽燕长歌——燕国历史文化展”上。

西周伯矩鬲

西周伯矩鬲，全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是西周初期青铜器。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西周伯矩鬲顶部为平盖，盖顶中央置一由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组成的盖钮，盖面饰以浮雕牛首纹，角端翘起。口沿外折，方唇，立耳，束颈，袋足。颈部饰六条短扉棱，扉棱间饰以夔纹，袋足均饰以牛头纹，牛角角端翘起，高于器表。其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西周初期青铜器中的杰作。

2013年8月19日，西周伯矩鬲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流传历史

1964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一名村民在挖菜窖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件青铜鼎和一件青铜爵。此后经过对琉璃河一带考古发掘，发现西周初期的燕国都城遗址，而村民发现那两件青铜器的地方是城址外的一处大型贵族墓葬区，该墓区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

1975年，西周伯矩鬲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出土。

西周伯矩鬲真品现藏于北京市首都博物馆内。

文物特征

西周伯矩鬲，通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7500克。顶部有一平盖，盖顶中央置一由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组成的盖钮，盖面饰以浮雕牛首纹，角端翘起。口沿外折，方唇，立耳，束颈，袋足。颈部饰六条短扉棱，扉棱间饰以夔纹，袋足均饰以牛头纹，牛角角端翘起，高于器表。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

西周伯矩鬲铭文：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

文物鉴赏

西周伯矩鬲具有西周早期青铜鬲的典型特点，形体较大，纹饰繁复而精制。比较罕见的是，它还带有青铜的器盖，不同于一般青铜鬲因为原来用木盖所以出土时都已无盖。该器的装饰以平雕、高浮雕和圆雕相结合，颈部有一圈平雕的夔纹，而从盖钮到足部，装饰有七个风格各异的牛首兽面纹。盖钮是由两个完全凸出于器表的圆雕式小牛头相背而立组成，这两个牛头的牛角上翘，牛耳直立，眼部微隆，非常写实；盖面上铸有两个高浮雕式牛头，牛眼圆睁，牛口大张，口中有獠牙，牛耳和牛角均凸出于器表，牛角上装饰有鳞纹；三个浑圆的袋状足上各装饰有一个浮雕牛头，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外形与器盖上的相似，长角上翘、巨眼圆睁、大鼻突起，但牛角更加粗大、高挑。全器装饰立体与浮雕的牛首共7个。整个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大方，不加地纹，而由立体的牛首和翘起的牛角、耳等细部所强化的轮廓线则是富于装饰性的。

文物争议

由于商周时期，贵族中流行赗礼，也就是当某人去世时，亲友会赠送青铜器随葬，所有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常常会发掘出作器人不同的随葬青铜器，在251号墓中发掘的二十多件青铜器在铭文上看至少就属于四个人，带有“伯矩”的仅有两件，所以不足以说明墓主人就是伯矩，但至少应该是伯矩的亲友。

文物价值

西周伯矩鬲，其铭器上铭文体现出明显的商朝特点，从侧面反映出了西周燕文化的兼容并蓄、开放进取的精神。带有青铜盖子的青铜鬲，在出土的文物中比较罕见。

文化寓意

西周伯矩鬲是一件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颇具代表性的器物。同时也还是一件礼器。在奴隶社会，为维护“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封建等级秩序，上层统治阶级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通过立法的方式明文规定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尊卑贵贱、道德规范及艺术需求，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此时，青铜器的制造也多为这一礼乐制度而服务，称之为“礼器”其用途在于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歌功颂德，死后也用它殉葬。

鬲曾经是一种炊煮器，“三足鼎立”，撑起一个如袋状的中空，以增大容量和受热面积。陶鬲在新石器时代已普及，是极具中原文化特色的陶器。铜鬲源自陶鬲，出现于商代，盛行于西周。

奴隶社会，青铜鬲为奴隶主们所独享，奴隶与贫民是绝不可能使用的，成为尊贵、权力的象征，获得者常常是世代相传，以表荣耀。天子还常将它赏赐给有功之臣，从而更赋予了它以神圣尊容的意义。正因为青铜礼器是尊贵、权力的象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爱好制作的，所以，许多青铜礼器都是极其精美的艺术品，西周伯矩鬲就可以说是其中的典范制作。

重要展览

2008年8月8日，西周伯矩鬲等8件中国文物精品亮相于由国家主席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举行欢迎来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五大洲贵宾隆重宴会上。

2019年7月31日，西周伯矩亮相于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天津博物馆主办的“幽燕长歌——燕国历史文化展”上。

保护措施

2013年8月19日，西周伯矩鬲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马镫

马镫是一对悬挂于马鞍两侧的脚踏装置，用于辅助骑乘者上下马匹及维持骑行平衡。其主体通常由铁或木芯外包金属材质构成，形态近似半椭圆环状，通过皮带固定于鞍下。骑行时双脚穿过镫环可增强稳定性，使骑手解放双手进行战术动作。

中国最早的辅助上马单镫实物见于河南洛阳南昌路东汉墓（铁制，公元2世纪）及南京东吴丁奉墓陶俑（公元271年）。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长沙金盆岭釉陶马左侧出现三角形单镫，东晋早期（322年）南京象山墓陶马俑首次出现双镫。辽宁朝阳地区出土的北燕冯素弗墓（415年）木芯包铜双镫为现存最早实物。秦汉时期骑兵凭借马镫优势逐步取代战车部队，至唐朝已成为核心兵种，李世民组建精锐骑兵击败东突厥等游牧政权。三燕时期慕容鲜卑墓葬普遍配备双镫，标志骑兵装备进入成熟阶段。6世纪后，马镫经柔然人西传至匈牙利阿瓦尔部落，580年拜占庭开始使用铁制马镫，该装备革新催生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阶层。

起源

根据实物考古发现，中国最迟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马镫，从西汉壁画中可见一斑。

在没有成熟马镫的3世纪前，由于以有马鞍的发明和推广，有大量骑士作战的记录，如西周晚期的数千骑作战记录，到了公元前4世纪战国兵法对骑士作战的兵书《六韬》，六韬中就有大量训练和选拔骑兵的方法，如要求骑士能“绝尘跨沟壑”“冲敌险阻”云云，可见当时中国骑兵的选拔和训练之严，差不多同时代的中东，更是重装骑兵的天下，都是没有马镫的夹马骑行的骑兵，可见在没有马镫的年代，骑士只有更强化的训练才能弥补；北亚游牧民族的骑士更是从小骑行训练，加之高桥马鞍的发明，因而比文明民族更强的机动性和骑术。

在没有马镫发明的年代，骑士作战骑乘在马匹的马鞍上既有弓箭随身又兼并长矛和刀剑盾牌，那个年代的骑士训练比中世纪骑兵训练要严，因而选拔要求更好。

北魏陶马俑：它虽然不很精美但却是中国马镫发明与使用历史中的一件重要文物。这件北魏陶马俑，1977年在呼和浩特大学路一座北魏中期的墓葬出土，时代大约是公元5世纪前期，在马俑腹部绘有一对马镫，这是拓跋鲜卑人所建北魏王朝使用马镫的实物见证，可见中国在公元400多年就有成熟的铁马镫。

马镫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正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的：“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

确实，马镫发明以后，使战马更容易驾驭，使人与马连接为一体，使骑在马背上的人解放了双手，骑兵们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也可以在马背上左右大幅度摆动，完成左劈右砍的军事动作。

最早实物

马镫又被西方马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靴子”，马镫包括两大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由骑者踏脚的部分，即镫环；二是将马镫悬挂在马鞍两侧的镫柄或镫穿。

1992年1月，河南洛阳南昌路东汉墓出土铁马蹬两对，长10.4厘米，宽9.6厘米。

中国东北方的草原地区，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十六国时期，出现的马镫是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以后，这种马镫通过高句丽向东传播，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出现了窄踏板金属马镫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南方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了马镫。总之，木芯长直柄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活动的区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

发明

据漠北出土壁画等文物，匈奴人可能为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

在没有马镫的时候，古代人骑马是一桩苦差事，因为当马飞奔或腾跃时，骑手坐在马鞍上，两脚悬空，只好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紧地抓住马鬃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

古代各国军队，如波斯人、亚述人、埃及人、罗马人、巴比伦人以及希腊人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使用马镫；甚至亚力山大大帝率军横跨整个中亚时，他的骑士们的双腿也是横跨于马鞍两旁，双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马镫发明以后，这种麻烦就迎刃而解了。有关古代马镫的起源和发明，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有人认为，大约到公元3世纪时，中国冶炼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制造铜或铁制的马镫。发明马镫的构思很可能是从登山时偶尔利用皮绳打成环再踩环而上的经验中得到启发而发明了马镫。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汉代使用的金属马镫，发现时代最早的单镫，出现在江南的雕塑品上，也就是前已举出的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的骑俑。所以“大约到公元3世纪时，中国冶炼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制造铜或铁制的马镫”的说法是无依据的猜想。

1955—1960年期间，在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中，出土的三件骑马青瓷俑随葬品，发现马鞍左前侧处作出三角状镫，这是青瓷中最早的马镫形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的右侧却没有装镫，乘马者的脚并没有踏在镫里，镫在足部的前上方，并且镫革很短，只有人腿部的一半长。

1965年，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获得了马镫的实物资料。冯素弗死于太平七年（415年）。1983年，在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发现了一只马镫。该墓约略相当于西晋末到东晋初年（约316年前后）。比此墓出土的马镫年代稍迟的另一组实物，出土在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中。孝民屯154号墓、袁台子墓和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木芯外包嵌青铜片，孝民屯154号墓与冯素弗墓的铜镫片都鎏金，装饰颇为华美。它们也有明显的差异，即孝民屯154号墓是单镫，而另两墓都是双镫；同时孝民屯154号墓马镫的镫枘较长，镫体呈扁圆形，蹬脚处略向内凹，而冯素弗墓中的镫，镫柄校短，镫体呈圆角的三角形，蹬脚处较平直。

总之，从长沙永宁二年墓到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的出土品，表明公元4世纪初期，中国就可能有了马镫，而马镫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从初起的单镫到较为完备的双镫这样一个过程。

南北朝以后，马镫的形制逐渐变化，最后形成更方便蹬踏的马镫。这时的马镫，镫柄减短，镫体上部圆弧，踏脚从形成微有弧曲的宽平沿。

发明者

据漠北出土壁画等文物，匈奴人可能为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但是，镫的发明与革新，到底是由骑马民族为了乘骑方便而发明的，抑或由非骑马民族为了方便掌握骑术进行骑兵作战的需要而发明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的西方学者就曾探讨过。有人认为，北方游牧民族至迟在公元1、2世纪就已使用马镫，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另有人认为，这样的回答未免失之武断，从现已发现的资料看，没有发现任何一件游牧民族的金属镫实物；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骑马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备的马具。发现时代最早的单镫，出现于江南的雕塑品上，也就是前已举出的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的骑俑。

究竟这两种推测，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由于资料的限制，还没有可能得出更确切的答案，我们还应该继续探索而不要轻率武断地下结论。即使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已知时代最早的金属镫标本，发现于中原地区，安阳孝民屯晋墓的出土物充分表明了这一问题。

主要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封建社会里的军队的主力是骑兵，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305页）。晋代开始，成熟的马镫的使用，标志着骑乘用的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有了完善的马具，骑兵就更容易控制和驯服马匹，并且使人骑在马上较为舒适、稳固、省力；同时，得以使骑兵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更容易了，能够充分发挥甲胄和兵器的效能，为东晋和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骑战和重装甲骑兵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条件。

东方游牧民族发明的马镫引入欧洲以后，促进了西欧重甲骑兵的发展，也有助于封建骑士阶级的形成，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产生过源远的影响。

发展

西安汉墓里，出现了贵族游猎时马匹配备马镫的图像。我国最早出现硬质金属马镫的年代是北魏时期。中国在4世纪初形成的成套完备的马具（主要是鞍和镫），对海东诸国影响很大。

安阳孝民屯西晋墓和朝阳袁台子晋墓出土的马镫，就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处的镫，作木芯铜包片，镫柄长，镫体近扁圆形。从公元4世纪到5世纪，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遗物可以看到明显地受了中原地区马镫的影响。如在朝鲜庆州市皇南洞发掘的五世纪末的墓葬——“天马冢”，出土的镫为扁圆状的长柄木芯铜和铁镫。同样的影响，也到古代日本。在日本古坟时代中期（约5世纪中叶）的古墓中，出土的镫是木芯外包铁包片的扁圆形镫，显示出和孝民屯晋墓出土品相同的特点，表现出渊源关系。这可能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而传入扶桑的，特别是倭与高句丽的接触和矛盾，促进倭人大量引进马具；另一方面，倭王也开展了对中国南朝的外交活动，由于当时中国南方和北方使用的马具有着共同的特点，因此也不排除倭人直接从中国南方引进马具的可能性。

读过古代史的人都知道，大约公元6世纪中叶，柔然人在被北魏击败后，（柔然人）阿瓦尔人（Avars）从东向西，穿过俄罗斯南部最终到达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问的地带定居，到560年时对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可能很少人知道，其之所以锐不可挡，就是因为使用当时的铸铁制的马镫。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拜占庭国王提比略二世对骑兵进行了大改组，公元580年又亲自训练骑兵，特别强调必须使用铁制马镫。这是欧洲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提到马镫。

欧洲普遍使用马镫要晚得多，几乎到中世纪早期欧洲各国的常规军队才开始使用。

中世纪时欧洲的军队，有了牢牢地联结在马鞍上的马镫，马背上的骑士就坐得更稳了，可以举起宝剑向下猛砍，可以抵挡刺来的长矛，也可以在马鞍上移动躲闪，在中世纪步兵到骑兵的主要兵种的演变过程中，马镫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有助于封建骑士阶级的形成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外形

镫是一个平底的环形物，用皮带固定，悬挂于骑乘动物（主要是马，也包括骡等马科动物）上鞍的两边，供骑者放置双脚，也可以辅助骑者上下。有了镫，骑者更容易在鞍上坐稳，也更容易控制马匹，从而能够解放双手，在马上做出各种动作，这使骑乘动物在交通、通信和军事上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镫被认为创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主要工具之一，重要性有人认为可以与轮子和印刷术相提并论。马镫的使用还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导致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诞生。

简史

马在我国被驯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人类所认识。早期马多被用来驾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军队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车混合为主，动辄都是几十万，而骑兵大多不过不过五六千骑。直至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才为赵国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混合型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这是军事史上一项伟大的变革。此后，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发展骑兵。

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在公元前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横扫中亚大地时，他的将士们的双腿是在马腹的两边空荡荡地悬垂着，没有任何支撑。他们靠着大腿的力量，用力夹住猛烈颠跛的马以保持自身的稳定。这种艰辛可以料想。而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马具齐备都装备着马鞍但没有发现马镫。

马镫虽然很小，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马镫发明的准确的时间学界尚无定论。

发展历史

中国实物的硬质金属马镫的年代是北魏时期，这种马镫是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后这种马镫通过高句丽向东传播，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出现了窄踏板金属马镫在亚洲大草原上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南方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了马镫。总之，木芯长直柄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其后，马镫也被高句丽人掌握和改造，用木芯包铁镫代替了北燕的木芯包铜镫。

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马镫最早是用皮革制成的。马镫有银、铜、铁鎏银、铁等不同的材质。它是马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为了帮助骑士上马而发明的。

演变过程

为了使研究尽量客观，我们尽可能地搜集经科学发掘或有准确出土地点的马镫，并参考相关的雕塑和壁画，一共选取了188件标本，绝大部分为实物马镫。由于个别地区实物标本贫乏，所以我们还选择了一些雕塑和壁画中的马镫作为补充资料。我们选取的标本年代主要集中在4世纪—9世纪。10世纪以后，马镫样式趋于统一，仅选取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标本，以说明马镫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

尽管马销样式繁多，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镫的区别主要在于悬系部分。依据悬系部分的特征，种类繁多的马镫可以归类为四个类型，即直柄横穿型马镫、壶镫、T形柄金属马镫和8字形马镫。这四个类型既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类型介绍

A型直柄横穿型马镫

总体特征为直柄，柄上有一横穿。该型马镫演变趋势为横柄越来越短，踏板越来越宽；镫环形状虽然也有不同，但不像镫柄和踏板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不作为分式的主要依据。根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A型马镫可分以下八式：

AI式：木芯长直柄马镫。

镫柄为长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约为二分之一，柄上部有穿，柄根部渐窄；马镫通体厚度相同，踏板略微向上凸起。此式马镫质地为木芯，三面包铜片或外包皮革。 AI式马镫在3世纪中叶～4世纪中叶出现于辽宁朝阳地区，均出于鲜卑人墓葬中。

AII式：木芯包金属直柄马镫。

镫柄较I式变短，为短粗的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小于或等于三分之一，柄上部有一长方形横穿，柄根部略窄于上部。踏板微凸，其宽度与马镫通体厚度基本相同或略宽。

AII式马镫质地为木芯，四面包铜片（通常鎏金）或铁片。AII式马镫4世纪开始流行于我国东北地区，5～6世纪流行于朝鲜半岛和日本。

AIII式：长直柄金属镫。

镫柄为长条状，柄端带横穿的部分加宽，呈横置的长方形或方形。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有的踏板上还带有小突起。

AIII式马镫最早的标本见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固原县文物工作站， 1984：），年代为484~486年（孙机，1996：122）。但是这种长直柄金属镫在我国流行时间不长，迅速为新式样马镫所代替；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则一直沿用到7世纪。

AIV式：窄踏板直柄金属镫。

镫柄大大缩短，其与横环连接的部分成短柱状，形似柄颈，从而使柄部看起来很像镫环上扁形的“耳”（苏联学者称为“带薄片耳”型镫），镫柄为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一般都较为平直或略微向下弧，其宽度大于马镫通体厚度，但不像后来的金属镫那样踏板中间有一道突起的脊）。

AIV式马镫质地为金属，以铁制为多，亦有铜制。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AIV式马横标本是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明器铁马镫，年代为569年。AIV式马镫的分布十分广泛，几乎传遍欧亚大陆各地。

AV式：马蹄形镫环直柄金属镫。

银柄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镫环为马蹄形，踏板宽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略微下卷。

AV式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青铜制。所见AV式马横标本均有豪华装饰，采用鎏金、包银或错金银工艺，制作极其精美，其中或有等级之分。这种马镫数量不多，只在内蒙古、陕西和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了少数几例。

AVI式：宽踏板直柄金属镫。

镫柄以方形为主，亦有圭首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宽大，微微下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下卷，有的踏板上还有接孔AVI式马镫以铁制为主，亦有铜制。AV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整个欧亚大陆。

AVII式：镫柄进一步缩短，柄颈退化；穿变得宽大，其位置与镫环极为接近：一般位于紧接镫环上端处或在镫柄与镫环之间。欧洲维京人墓葬（9—11世纪）中出现一种马镫：长镫环，镫环上端为宽大的穿，有的穿上还带攀。维京人的马镫基本上与AVI式马镫相同。AVI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欧亚大陆。

AVIII式：镫柄退化，仅存镫环，镫环梁部有穿。

AVIII式马镫是10世纪金属马镫的典型代表，后来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马镫的主流。

B型壶镫。

直柄，柄上端有穿，整个马镫形似圆壶，将足前部包住。壶镫是一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马镫，只见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壶镫制作工艺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做出镫架，再把镫环前部的镫架包上皮革；另一种是用木头旋制出壶形镫。后一种马镫出现较晚，始见于7世纪。依据壶镫不同的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两个亚型。

Ba型：镫架包皮革壶镫，变化趋势与直柄横穿型马镫相似。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可以分为三式。

BaI式：长直柄，柄上端有穿，形似AII式马镫镫环前套上皮囊（表一，31）。BaI式马镫镫架为木芯包金属。无论从形制还是从材质，都表明BaI式马镫与AII式马镫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可以说，BaI式马镫是All式马镫本地化的产物。
BaII式：长直柄，穿位于镫柄上端，踏板呈半月形（表一，34）。BaII式壶镫在6世纪采用木芯包金属雕架，6世纪末逐渐为金属镫架取代。
BaIII式：镫柄大大缩短，形成一个柄颈，将宽大的穿连接在雕环上，踏板呈半月形，镫架为金属制。

Bb型：木旋壶镫，用木头旋制而成，其形制与BaII式壶镫相同，但材质不同（表一，36）。流行于7世纪。

C型 T形柄金属马镫。

带有T字形短直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这种金属镫的T字形短直柄可能是直柄横穿型马镫的一种变体，因技术或其它原因无法做出穿部，而采用直柄上加横杠的工艺来代替。

C型马镫仅见两件标本，均为铁制。一件发现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库德尔格，另一件发现于我国新疆克尔木齐。库德尔格墓葬年代为6—7世纪。克尔木齐那件马镫最初被认为是战国至汉代遗物（新疆社科院考古所，1983：图166）。从形制上看，这件马镫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除了镫柄略有不同外，与郑仁泰墓、独孤思贞墓所出马镫非常接近，年代应在6—7世纪。最近出版的《新疆古迹大观》已正确将其断为唐代之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340）。

D型

8字形马镫。整个马镫的形状如同阿拉伯数字8，上面弯曲出的小圈为控系用的圈鼻，下面为销环。D型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铁制。该型马镫可分为两个亚型。 Da型：马镫的镫鼻与横环连接部分不交叉，大多在镫环上方形成一个圆形或扁圆形的小圈鼻。这种类型的马镫亦有早晚之别，早晚变化主要体现在颈部的有无和踏板的宽窄，可分两式。

DaI式：长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错环之间采用长颈，形制上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踏板略宽于马镫通体厚度。
DaII式：无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雕环之间无颈，踏板定于马镫通体厚度，有越来越加宽的趋势，晚期或带装饰。

Db型：镫环与横鼻连接部分采用卷曲工艺，镫鼻呈圆形或三角形。

8字形马镫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始见于6—7世纪，后来传人中亚和欧洲广大地区。这种马镫似乎从未向东方传播，中国境内、朝鲜半岛和日本尚未发现。8字形马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采用西方传统的锻造工艺制作。而直柄横穿型金属马镫通常采用东方传统的铸造制作。8字形马镫的早期形式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由于长直柄型马镫不适合用锻造工艺制作，长颈8字形马镫后来迅速被无颈8字形马镫取代。

据以上讨论，马镫源于中国东北鲜卑墓出上的木芯长直柄马镫。5世纪在亚洲北方出现的金属马镫是在木芯长直柄马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对欧亚大陆军事变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金属马镫。直柄横穿型马镫和海东的壶镫以及南西伯利亚的8字形马镫均有渊源关系，后两种类型的马镫是在直柄横穿型马镫影响下，结合当地制作工艺特色发展起来的。

魏太和造像

魏太和造像，又称阎惠端造像，原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聂各庄乡车耳营村北，始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现存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首都博物馆内，是北京现存的最完整、最古老的一尊石佛。

魏太和造像原存放于无名寺石佛殿内，整座寺庙坐西向东，有山门、韦陀殿、石佛殿，现均已无存，现存石佛殿为民国时期重建。魏太和造像由一块花岗岩镌刻而成，为一佛二菩萨。魏太和造像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佛像是同时代石雕佛像的代表作，石佛像及刻字保存完整，是中国雕刻艺术的典范，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提供了实物资料。

1957年10月28日，魏太和造像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魏太和造像雕刻完工。

民国时期，存放魏太和造像的石佛殿濒于倾圮，时任中法大学董事长李石曾看到后，邀请曾在法国学习建筑设计的段其光主持重修，仿照山东历城四门塔的造型并融以欧式风格，重建石佛殿。

1998年3月25日，姚志明向公安机关报案，魏太和造像被盗。同年9月29日，魏太和造像被找回，但已被被摔成5块，部分边角缺损，暂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由专家进行修复。

2005年12月16日，首都博物馆建成，北魏太和造像转藏于首都博物馆佛造像艺术展厅。

建筑格局

魏太和造像原存放于无名寺石佛殿内，整座寺庙坐西向东，有山门、韦陀殿、石佛殿，现均已无存，现存石佛殿为民国时期重建。魏太和造像由一块花岗岩镌刻而成，为一佛二菩萨。

主要建筑

石佛殿

石佛殿平面正方形，边长5米，四面墙高3.2米，各面辟高2.2米券门，台基四面出四级垂带踏步，顶部饰以八棱锥体尖顶，矗立着一座尖顶略带西洋特色的正方形花岗岩石建筑，高约8米，四面辟有拱券形门窗，由十三层石料叠砌，暗合宝塔“十三天”相轮之式。

石佛像

魏太和造像由正面的一佛二菩萨和背面的124尊小佛像组成。主佛释迦牟尼高1.65米，赤足站立在高约0.5米的莲花石座上，身后有2.2米高的背光，背光后又有12排，共124尊小佛像，自上而下横排排列，每排数量不等，大小各异。小佛一般高12厘米，最小的一尊只有4厘米。表面施以丹彩绘。

文物遗存

魏太和造像的主佛释迦牟尼，法相庄严丰满，神志恬静，头部发髻为螺形，两耳垂肩，左手合拢，臂微弯自然下垂，结与愿印，右手微弯亮掌，曲肱胸前做施无畏印。上身内穿僧祇支，下穿菊花图案丝裤，系羊肠大裙，衣纹以凸线表示，衣褶流畅，凹凸分明。石佛身两侧以及头部周围光环中雕刻着31尊吹、拉、弹、唱的歌舞伎乐天人。佛像腿部两侧分别侍立着浮雕像两尊，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阿难和迦叶。佛像下方刻有造像记：“太和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

建筑特色

魏太和造像北魏石雕佛像的风格鲜明，其整体布局严谨，雕刻技法古朴，刀法圆润流畅，饰彩丰富，造型纯朴自然。

文物价值

魏太和造像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佛像是同时代石雕佛像的代表作，石佛像及刻字保存完整，是中国雕刻艺术的典范，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提供了实物资料。

文物保护

1957年10月28日，魏太和造像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商铁刃铜钺

商铁刃铜钺为商朝时期青铜兵器，1977年夏出土于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长8.7厘米。该器物刃部采用陨铁锻造而成，青铜材质铸成柄部，经检测确认其铁质部分非人工冶炼铁。结合象征统治权力的铁刃铜钺，有观点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商代“北土”的一位方国或诸侯的首领。平谷刘家河与藁城台西铁刃铜钺的发现将我国用铁的历史上溯到距今3500年前。陨铁制器常见于青铜时代，冶铁技术普及后逐渐消失。除平谷出土器物外，1972年河北藁城台新村商代遗址亦发现同类器物，经检测均属陨铁材质。平谷出土的铁刃铜钺器形比台西铁钺略小，外形相似，无纹饰。藁城地处冀中平原，平谷位于燕山南麓，两者相距约400公里，出土的青铜器物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印证了中原商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经分析，铁刃在铜钺下端根部残存1厘米，铁刃残部含有镍，钺身一面平、一面微凸，表明为单面范铸，是将铁镍合金的陨铁锻造成薄刃后，再与青铜浇铸成一体。

文物特征播报编辑商铁刃铜钺通长8.7厘米。铁刃在铜钺下端根部残存约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钺身一面平，一面微凸，表明为单面范铸。其外形与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相近，但尺寸略小，且无纹饰。经检测，铁刃部分含有镍（含量约6%—10%），未发现钴，确认为陨铁材质，非人工冶炼铁。经化验，该件铁刃铜钺刃部的铁不是人工冶铸的铁，而是用陨铁锻造成薄刃后，浇铸青铜柄部而成。出土环境播报编辑该文物于1977年夏（或1977年8月）出土于北京市平谷区（原平谷县）刘家河村，由当地农民在耕种（或取土）时发现古墓，后经文物部门清理，共出土各类文物40多件，其中包括此件铁刃铜钺。该铁刃铜钺外形与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相近，器形略小，无纹饰。经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X光透视等技术鉴定，其铁刃在铜钺下端根部残存约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钺身一面平，一面微凸，为单面范铸。结合象征统治权力的铁刃铜钺等随葬品，考古学者推测墓主人身份较高，应为商代“北土”一位握有重权的方国或诸侯首领，可能是燕国的高级贵族或国君。平谷刘家河与藁城台西两地相距约400公里，出土性质相近的铁刃铜钺，印证了中原商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制作技术播报编辑铁刃铜钺的制作工艺核心为铜铁合体，旨在通过两种不同材料的结合达到刚柔相济的目的。其具体流程是先将铁镍合金的陨铁锻造成约两毫米厚的薄刃，再将此薄刃嵌入器身铸范中，最后浇铸青铜柄部，使两者嵌铸成一体。这种工艺理念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的木石结合和新石器时代的骨石结合，至商代发展为青铜与陨铁的结合。铁刃铜钺因此成为较为罕见的铜铁混合器。重要展览播报编辑该文物曾于“三地博物馆携手亮宝，阐释京津冀‘首都圈’古代是如何形成的”主题展览中展出。在该展览中，它与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铁刃铜钺共同陈列，共享一个展柜，两者外形相似，被喻为“一对兄弟”。该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舍利函

云居寺雷音洞舍利函是指1981年在房山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内发现的、用于供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其结构、铭文及历史背景在多份权威公开资料中均有详细记载。舍利函‌是一套用于瘗埋佛舍利的五重宝函，其历史可追溯至‌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舍利瘗埋制度、石经山开山历史及明代佛教复兴的重要实物证据。

基本信息

‌发现时间‌：1981年11月27日
‌发现地点‌：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原佛座后方地下约5厘米处

‌出土内容‌：

‌五重套函‌（层层相套）
‌两颗乳白色佛骨舍利‌
‌两颗珍珠‌

‌## 基本构成（由外至内）‌

###‌ 第一重：汉白玉石函‌

雕刻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
款识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
长宽各49厘米，高50.9厘米
函盖面刻有高僧‌憨山德清‌（1546–1623）所撰172字题记
函盖内面刻高僧紫柏真可（达观大师）的发愿偈83字

‌第二重：青石函‌

雕刻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
长宽各30厘米，高24厘米
函盖刻36字铭文：“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 ‌

第三重：汉白玉石函‌

雕刻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
长宽各13.2厘米，高13厘米
函盖刻26字铭文，记载万历皇帝生母慈圣皇太后（李太后）命人重安舍利

‌第四重：银镀金函‌

隋代原物，尺寸小巧（长宽各3.85厘米，高5厘米）
四侧面刻忍冬纹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像
内含木质彩绘香珠1颗、珍珠8粒

‌第五重：汉白玉小函‌

明万历年间制作
长宽各1.2厘米，高1.7厘米
‌羊脂玉函‌，亦为慈圣皇太后所献
内奉‌两颗乳白色佛舍利‌与‌两颗珍珠‌

注：部分资料称第四重为“小金函”，第五重为“玉瓶”或“玉函”，但主流说法一致认为最内层为羊脂玉函‌‌。

##‌ 发现内容与争议‌

‌实际出土物‌：羊脂玉函内发现‌两颗赤色佛舍利‌（鉴定为释迦牟尼肉身舍利）及‌两颗穿孔珍珠‌‌‌。

‌与记载不符‌：隋代铭文明确记载“安置佛舍利三粒”，但出土仅两颗舍利，第三颗推测在明代被慈圣皇太后迎入宫中供奉后未归还，可能随其入葬‌‌。

‌珍珠来源‌：极可能是慈圣皇太后佩戴之物，用于替代或陪衬舍利‌‌。

两粒现存舍利为‌骨舍利‌（乳白色），而明代文献描述原舍利为‌肉舍利‌（赤红色、如粟米）‌‌，进一步支持了“调包说”。

‌历史背景与重要节点‌

‌隋代初藏‌：约公元616年，静琬法师受隋炀帝赐予三粒佛舍利，藏于雷音洞青石函内‌‌。
‌明代重见‌：1592年，紫柏真可重开石函，发现三颗舍利，奏请慈圣太后入宫供奉三月后归还，并增置汉白玉、羊脂玉函‌‌。 ‌- 1981年再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罗炤依据明代碑文与文献，于1981年11月27日带队发掘，重开石函，确认两颗舍利‌‌。

‌现藏地点‌：舍利及部分函匣（青石函、汉白玉函、镀金银函、羊脂玉函）现藏于‌首都博物馆‌，云居寺内供奉舍利复制品或仅在佛诞日展出真身‌‌。

‌学术与文化价值‌

此套舍利函是‌世界上唯一珍藏于洞窟而非佛塔内的佛舍利‌，与‌法门寺佛指舍利‌、‌八大处佛牙舍利‌并称“‌海内三宝‌”‌‌。

‌房山石经核心组成部分‌：舍利函的发现印证了云居寺作为隋唐以来刻经与供奉中心的历史地位。

‌首次确证的鍮石制品‌：另有一套辽代舍利函（1958年出土）含鍮石净瓶，为考古首次发现‌‌。

‌雷音洞‌被考古专家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殿‌（建成于616年），2012年正式确认‌‌。

青石函铭文是‌现存最早明确记载瘗藏佛舍利的实物证据之一‌，具有极高宗教与考古价值。

春望

《春望》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此诗前四句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饱含着兴衰感慨；后四句写诗人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充溢着凄苦哀思。全诗格律严整，颔联分别以“感时花溅泪“应首联国破之叹，以“恨别鸟惊心”应颈联思家之忧，尾联则强调忧思之深导致发白而稀疏，对仗精巧，声情悲壮，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爱国之情。

作品原文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三月。头年六月，安史叛军攻进长安，“大索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又纵火焚城，繁华壮丽的京都变成废墟。八月，杜甫将妻子安置在鄜州羌村，于北赴灵武途中被俘，押送到沦陷后的长安，至此已逾半载。时值暮春，触景伤怀，创作了这首历代传诵的五律。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石壕吏

《石壕吏》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为“三吏三别”之一。这首诗通过作者亲眼所见的石壕吏乘夜捉人的故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此诗在艺术上的一大特点是精练，把抒情和议论寓于叙事之中，爱憎分明。场面和细节描写自然真实，善于裁剪，中心突出，风格明白晓畅又悲壮沉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作品原文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作者

杜甫（712年—770年），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

创作背景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乾元二年（759）春，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他在由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首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诗。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做返回故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诗人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全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作品原文

版本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版本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创作背景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寓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过着漂泊生活，听闻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后，遂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这首诗。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常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畅春园记

圣祖仁皇帝御制

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万泉庄平地涌泉奔流，汇于丹棱。沜沜之大，以百顷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

朕临御以来，日夕万几，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

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当时韦曲之壮丽，历历可考。圯废之余遗址周环十里，虽岁远零落，故迹堪寻。瞰飞楼之郁律，循水槛之逶迤，古树苍藤，往往而在。

爰诏内司少加规度，依髙为阜，即卑成池，相体势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计庸畀值，不役一夫。宫馆苑籞足为宁神怡性之所，永惟俭德，捐泰去雕。

视昔亭台邱壑、林木泉石之胜，絜其广袤，十仅存夫六七，惟弥望涟漪，水势加胜耳。当夫重峦极浦，朝烟夕霏，芳蕚发于四序，珍禽喧于百族，禾稼丰稔，满野铺芬，寓景无方，会心斯远。

其或穱稌未实，旸雨非时，临陌以悯胼胝，开轩而察沟浍，占离毕则殷然望，咏云汉则悄然忧，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户牖也。

毎以春秋佳日、天宇澄鲜之时，或盛夏郁蒸炎景铄金之候，几务少暇则祗奉頣养游息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扶舆后先，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焉。

其轩墀爽垲以听政事，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于焉架以桥梁，济以舟楫，间以篱落，周以缭垣，如是焉而已矣。既成而以畅春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

夫三统之迭建，以子为天之春，丑为地之春，寅为人之春，而《易》文言称干元统天，则四德皆元，四时皆春也。

先王体之以对时育物，使圆顶方趾之众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属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皥皥焉。八风罔或弗宣，六气罔或弗达，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

若乃秦有阿房，汉有上林，唐有绣岭，宋有艮岳。金釭碧带之饰，包山跨谷之广，朕固不能为，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踪古人，嫓美曩轨安土阶之陋，惜露台之费。亦惟是顺时宣滞，承颜致养，期万类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浃，一民一物，念兹在兹。

朕之心岂有已哉？于是为之记而系以诗，诗曰：

昔在夏姒，克俭卑宫。

亦越姫文，勿亟庶攻。

若稽古训，是钦是崇。

箴铭户牖，夙夜朕躬。

栋宇之兴，因基前代。

岩宿丹霞，檐栖翠霭。

营之度之，以治芜废。

有沸泉源，汪濊斯在。

驾言西郊，聊驻彩斿。

甘彼挹酌，工筑斯谋。

莹澈明镜，萦带芳流。

川上徘徊，以泳以游。

因山成峻，就谷斯卑。

咨彼将作，毋曰改为。

松轩茅殿，实惟予宜。

亦有朴斵，予尚念兹。

撰辰经始，不日落成。

岂曰游豫，燕喜是营。

展事慈闱，那居髙明。

遐瞩俯瞰，聊用娯情。

粤有图史，藏之延阁。

惟此大庑，会彼朱襮。

郁郁沟塍，依然耕凿。

无假人工，渺弥云壑。

有鹢其舟，有虹其梁。

可帆可涉，于焉徜徉。

文武之道，一弛一张。

退省庶政，其罔弗臧。

尝闻君德，莫大于仁。

体元出治，于时为春。

愿言物阜，还使俗醇。

畅春之义，以告臣邻。

帝都篇

《帝都篇》是清代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创作的政论散文，现存于北京永定门燕墩及先农坛御制碑刻，以汉、满双文镌刻。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天桥西侧复立了规制内容相同的石碑。该天桥西侧石碑后历经移至斗母宫、先农坛，于1960年代被埋入地下，2005年4月出土，2006年5月移至首都博物馆北广场东侧。作品通过评述唐虞至明清都城变迁，论证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的地理形胜与“云帆可转东吴粳”的漕运优势，强调“在德不在险”的治国理念。

文中以四言为主的骈散结合句式，融汇《史记》《南史》等典籍典故，驳斥单纯依赖天险的狭隘观念，主张以德政巩固疆域。乾隆结合“幅员本朝大无外”的疆域格局与“金汤百二要在德”的统治思想，体现其“居重驭轻”的政治方略。该碑刻的出土是北京文物发掘史上的一件大事，对研究北京建都史、古都风貌变迁及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碑文现存燕墩南侧，与《皇都篇》形成双璧，作为清代帝王都城论述的实物见证，兼具文学与文物价值。

作品原文

帝都篇

帝都者，唐虞（1）以前都有地而名不著，夏商以后始各有所称，如夏邑（2）、周京（3）之类是也。王畿乃四方之本，居重驭轻，当以形势为要。则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然在德不在险（4），则又巩金瓯（5）之要道也。故序大凡于篇。

天下宜帝都者四（6），其余偏隘无足称。

轩辕（7）以前率荒略，至今涿鹿（8）传遗城。

丰镐（9）颇得据扼势，不均方贡洛（10）乃营。

天中八达非四塞，建康一堑何堪凭（11）

惟此冀方（12）曰天府，唐虞建极（13）信可征。

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14）北居庸（15）。

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16）粳（17）。

幅员本朝大无外，丕基式廓连两京（18）。

我有嘉宾岁来集，无烦控御联欢情。

金汤（19）百二要在德，兢兢永勖其钦承。

作品注释

（1）唐，即陶唐氏，传说中夏代以前以尧为领袖的远古部落。相传居于平阳（山西临汾西南）；虞，即有虞氏，其首领舜为尧的继任者，相传居于蒲阪（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但是，据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来看，尧、舜时期，由于洪水泛滥，旱涝无常，他们的居地一直处变动不居的状态，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曰：‘舜后支庶所封地也，舜姚姓，故云余姚’”，“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舜生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这说明舜的活动史迹有三处，即浙江余姚、山东雷泽和山西妫州。史树清先生据上述记载和河姆渡遗址发掘情况，提出河姆渡遗址姚墟说（参见史树清《鉴古一得》第189-191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史记·夏本纪》说：“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也许正是由于当年南方洪水肆虐，导致了尧舜部落从浙江余姚到山东雷泽再到山西妫州的迁徙。由于频繁迁徙，都城建设不具规模，缺乏准确记载，所以这里说他们“都有地而名不著”。

（2）夏邑即夏朝的都城，据史书记载共有三处：始都阳城（河南登丰东），后迁斟□（登丰西北），再迁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另外，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夏朝所留。

（3）周京即西周镐京，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西周，都镐京（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

（4）“在德不在险”，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系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的重要观点。据该书记载：“（魏）武候（携吴起乘船一引者）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5）金瓯，原指盛酒器。比喻疆土完固。《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6）这里主要是指西周镐京、东周洛邑（洛阳）、汉唐长安（西安）和明清北京。

（7）轩辕，即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皇甫谧曰：“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轩辕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

（8）涿鹿，地名，在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汉置涿鹿县。该县东南有涿鹿山，相传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即此。

（9）丰镐，丰亦作沣，指丰京，西周文王时建于沣水西岸；镐，指周武王时建于沣水东岸的镐京。此两京均系形势险要的战略要地。

（10）洛，即洛阳。西周末年，虽然周天子据有镐京这一战略要地，但由于不修德政，对天下横政暴敛，遭到诸侯国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前770年周平王即位，迫于诸侯反叛和戎族攻击，东迁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此时周天子权威逐渐衰落，很多诸侯国已各自为政，不能如期朝贡，使周王室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受制于诸侯，并最后走向了灭亡。

（11）建康，即古都南京。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在南京清凉山设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公元229年，孙权把都城迁至秣陵，第二年改名建邺。公元313年（西晋建兴元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为建康，东晋、南朝皆都于此。一堑，指长江。此句意思是说，由于东晋、南朝的汉族统治者狭隘的民族政策，虽据有长江天险，仍无法阻止羯、氐、羌、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割据状态。

（12）冀方，即北方。冀，古九州之一，包括山西全省，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天府是指物产富饶，形势险峻的地方。《战国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三国时，蜀国都城成都亦被誉为“天府之国”，即取此意。乾隆称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为“天府”，亦取此意。

（13）极，指房屋的中栋。《后汉书·蔡茂传》：“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这里指尧、舜时期所建的早期都城。

（14）河即黄河，济乃济水。《尚书·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据《水经注·济水》，济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其故道本过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入海，后下游为黄河所夺，惟河北发源处尚存。

（15）居庸，即居庸关。

（16）东吴，三国时的吴国，因皇室姓孙，亦称孙吴。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迁鄂（湖北鄂城）汝鄂为武昌，称臣于曹魏，魏封其为吴王。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不久迁都建邺。占有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及越南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280年为晋所灭。东吴系指我国东南沿海富庶地区。

（17）秔，粳的异体字。我国栽培稻的一个亚种，米质粘性较强。上述两句的意思是说，北京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经济交通便捷，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把南方的稻米顺利地运往京师。

（18）丕乃大也。式通试。廓，开展，扩张之意。两京，指北京和沈阳。

（19）金汤，金城汤池之简称。金以喻城之坚固，汤喻沸热不可近。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大清垂国百余年关键在“德”，朕欲兢兢业业以先世德政勖勉，使大清基业发扬光大，传之永远。

创作背景

《帝都篇》创作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年，乾隆皇帝重修北京永定门外的燕墩，并亲撰《帝都篇》与《皇都篇》，勒石立碑于其上。碑文阐述了其“在德不在险”的治国思想，并通过对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山川形胜的赞美，来讴歌“乾隆盛世”。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皇帝在修建天桥至永定门石板路排水渠并重修天桥后，于天桥西侧重立了规制与内容完全相同的第二座刻有《帝都篇》和《皇都篇》的石碑。

内容概述

《帝都篇》是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所作的一篇重要散文，后与《皇都篇》一同刻碑立于北京永定门外燕墩及天桥西侧等地。

该文系统评述了自唐虞至明清的都城变迁史，论证了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的优越地理形胜，以及“云帆可转东吴粳”的漕运优势。文中指出，纵观历史，全国最适宜建都之地有四（西周镐京、东周洛邑、汉唐长安、明清北京），其中又以北京最具综合优势。通篇的核心思想在于“在德不在险”，强调巩固国家的根本在于施行德政，而非单纯依赖山川险要，体现了乾隆皇帝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

思想主题

《帝都篇》的核心思想是乾隆皇帝“在德不在险”和“居安思危”的治国理念。乾隆帝在文中虽详述北京“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的地理形势，但明确指出巩固政权的根本在于施行德政，即“然在德不在险，则又巩金瓯之要道也”。作品结尾“金汤百二要在德，兢兢永勖其钦承”的诗句，体现了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也带有乾隆帝自警与告诫后人的意味。

艺术特色

《帝都篇》以四言为主，文中“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等句对仗工整，文笔磅礴，气势恢宏，赞美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形胜。

文中运用“在德不在险”、“金瓯”等典故，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与历史厚重感，并以此阐述其治国思想。

该作品是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亲自用楷书书写的御笔作品，其书法艺术价值亦受重视。

作品碑刻说明

刻有乾隆御制《帝都篇》的碑刻有二。其一，在永定门外燕墩。据清朝于敏中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埛南》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恭立御碑台。恭勒御制《帝都篇》、《皇都篇》。其制，砖为方台，高二丈许。北面西偏门一，以石为之。由门历阶而上数十级，至台顶，缭以周垣。碑立正中，形方而长，下刻诸神像，顶刻龙纹，面北恭镌御制《帝都篇》，面南恭镌御制《皇都篇》，均清、汉书。”其二，埋藏于先农坛墙外京青食品厂院内地下。此碑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为配合天桥至永定门石板路排水渠工程及重修天桥所立，其规制内容系仿照并复刻自永定门外燕墩上的乾隆十八年御碑。民国时有人将它移至先农坛东北外坛墙下，后又移至先农坛内坛东北角，因历久风尘，埋地下。经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专家们多年探索查找，于2005年初春发掘出土。该碑出土修复后，现陈列于首都博物馆北广场东侧。该碑由碑顶、碑身和底座等部分组成。整碑总高约6.7米，重40余吨，采用汉白玉材质，保存较为完好。其中碑身为146平方厘米截面、高320厘米的方形石柱，四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帝都篇》。汉文部分与《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埛南》所录《帝都篇》文字基本相同，唯结尾处有“乾隆十有八年岁次（在）癸酉孟夏月御笔”字样，其后有乾卦圆形章和隆字方形章。

碑刻历史与发现

刻有《帝都篇》的石碑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皇帝修建天桥至永定门石板路排水渠并重修天桥后，在天桥西侧所立，其规制内容与永定门外燕墩上的碑完全相同，并建有重檐黄琉璃瓦碑亭。嘉道年间诗人邵葆祺曾作诗描绘碑亭。

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天桥西侧的御碑亭被拆除，乾隆御制石碑被弃置于附近的斗母宫与弘济院中“压胜”。

民国初年，斗母宫改建，乾隆《皇都篇》《帝都篇》石碑被挪至先农坛东北外坛墙下。后因外坛拆除，石碑又被迁移至内坛东北角。在此期间，碑顶、碑身、碑座被分别拆卸，散倒于地，新中国成立后被埋入地下。

1999年起，北京市文物局开始查找这一珍贵文物。出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针对指证埋藏区查寻未果；第二阶段探测可疑点但为错误影像区；第三阶段重新论证并试掘，最终于2005年4月3日在先农坛北区京青食品厂院内地下成功发掘出土。

石碑出土后经修复，于200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安放于首都博物馆北广场东侧，成为其馆藏文物。

作者简介

爱新觉罗·弘历（1711一1799年），即清高宗乾隆皇帝，系清世宗雍正皇帝第四子，在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将自己磨炼成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诗人。他勤政爱民、废除苛政、贯彻祖家之法。抗击外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致力于生产发展，鼓励垦荒，使耕地显著增加，还在倡导汉学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编撰典志书籍，保存文化遗产。乾隆皇帝文才出众，遗有《乾隆御制诗集》，系中国封建社会写诗最多的一位皇帝。其亲撰并手书的《帝都篇》与《皇都篇》碑文，是乾隆为数不多的亲自用楷书书写的诗篇，主要阐述了他的建都、建城、建筑思想，对研究北京建都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乾隆皇帝东巡时曾三次想来千山皆未成行。但心中寄挂千山，赋诗三首。

皇都篇

《皇都篇》是清代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创作的杂言古诗，以北京都城为书写对象，融合帝王治国理念与历史观，创作背景关联北京中轴线历史及都城礼制建设。

全诗以北京地理形胜、建都历史与市井繁华为脉络，援引唐太宗《帝京篇》等典故，通过“陶唐冀方”“帝车开阳”等意象阐释都城天文地理依据，并与寿皇殿“中峰正午”建筑布局形成互文。末句以居安思危的忧思呼应儒家“中和”思想。现存燕墩御碑（满汉双文）与先农坛出土碑刻，后者可校勘《日下旧闻考》版本讹误。

作品原文

皇都篇

皇都者，据今都会而为言，约形势则若彼，详沿革则若此。盖不如研京十年，练都一纪，鸿篇巨作，纂组雕龙。若夫文皇传十首之吟（1）；宾王构一篇之藻（2）。节之中和（3），固所景仰；归于暌遇，亦用兴怀。俊逸清新，古人蔑（4）以加矣；还淳返朴，斯篇三致意焉。

惟彼陶唐此冀方，上应帝车曰开阳（5）。

轩辕台榭虽莫详，职方有幽无徐梁（6）。

要之幅员长且广，山河襟带具大纲。

列国据此士马强，可以雄视诸南邦。

辽金以来始称京（7），阅今千年峨天阊（8），地灵信比长安长（9）。

玉帛奔走来梯航（10），储胥（11）红朽余太仓。

天衢十二九轨容（12），八旗居处按界疆。

朱楼甲第多侯王，槐市（13）陆海（14）无不藏。

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惧心彷徨（15）。

作品注释

（1）文皇，指唐太宗。唐太宗逝世后，谥曰文，故谓文皇。《十首之吟》指唐太宗所作《帝京篇十首并序》。参见《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帝京篇十首并序》。

（2）宾王，即骆宾王（公元640－未知）唐婺州义乌人。高宗末为长安主薄，以言事得罪，贬临海丞。684年中，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则天，骆宾王参与起草讨伐武则天檄文，文锋犀利。相传武则天读檄文，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后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不知所终。骆宾王诗文俱佳，与同时王勃、杨炯、庐照邻齐名，称四杰。《旧唐书》有传。“宾王构一篇之藻”指骆宾王所作《帝京篇》，参见《骆宾王集》。

（3）中和，儒家中庸观念，不偏不倚、宽猛相济、政治平和之意。

（4）蔑，在这里是“无”的意思。

（5）帝车，指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开阳是北斗星中第六颗星的名字。此句的意思是说，由陶唐氏开辟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方正对着开阳星的位置，因此北京具有作为帝都的吉兆。

（6）职方，系《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一篇，作者不详，大约成书于战国，是中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幽，即幽州，徐即徐州，梁即梁州，皆古九州之一。关于古九州，史书说法不一。《尚书·禹贡》记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周礼·职方》所记，有幽、并，而无徐、梁。关于幽州，该书记为“东北曰幽州”，包括今北京、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一带。《尔雅·释地》所记，有幽、营，而无青、梁。这里“职方有幽无徐梁”是说以今北京为首府的幽州自古就是我国北方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

（7）指辽南京和金中都。

（8）阊，即阊阖，传说中的天门，亦指皇宫正门。天阊，指北京。

（9）这句诗意思是北京乃人杰地灵之宝地，比汉、唐长安城更适合于作国都。

（10）梯航，指登山之梯和航海之船。也指登山与航海。这里是说北京是玉帛汇粹之地。此句典故出自《汉书·食货志》，其中描述“文景之治”的富庶景象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11）储胥，原意为木栅藩篱之类，作为守卫之用。这里指盛粮食的粮仓。这句是说，北京是万物珍宝汇粹之地，皇家太仓里存粮丰盛，朽烂了也吃不完。

（12）天衢，即天路。衢是四通八达的大路，比喻通显之地。天衢，指京师。轨，指车两轮间距。古代中国各国车轨间距不一，故秦始皇搞“书同文，车同轨”。九，泛指多样化。这里是指清政府在对待各民族政策上，不搞整齐划一，能够兼容并蓄，团结了汉、蒙等民族，靠满、蒙、汉八旗来巩固统治、保卫边疆。

（13）槐市，汉长安市场名，在城东南，以其地多种槐树而得名。这里指北京的市场。

（14）陆海，旧指关中一带。《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朔进谏：“汉兴……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注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这里是说北京百货汇集，市场繁荣。

（15）这句是说，尽管大清政权巩固，京师繁荣，如日中天，但乾隆帝仍心存警惕，彷徨担忧，表明居安思危之意。乾隆的担忧颇具远见，他逝世以后，“康乾盛世”也随之结束了，清朝开始走向逐渐衰落的下坡路。

创作背景

《皇都篇》创作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碑文落款为“大清乾隆十八年夏四月之吉御笔勒石永定门南皋”；创作背景与北京中轴线历史及都城礼制建设相关，特别是永定门外燕墩的重修及立碑。乾隆皇帝借诗阐述其建都思想与治国理念，核心思想强调居安思危和“在德不在险”的治国理念，作品性质被称为“北京颂”。

版本流变

刻有乾隆御制《皇都篇》的碑刻有两处。其一为永定门外燕墩碑，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恭立御碑台，恭勒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立正中，形方而长，下刻诸神像，顶刻龙纹；碑首为四角攒尖顶，四条垂脊各雕一龙，碑身为方形，各宽1.85米，通高8米。

其二为先农坛出土碑，埋藏于先农坛墙外地下，后于2005年初春发掘出土。该碑总高6.7米，重40多吨，为汉白玉材质，保存十分完好，四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皇都篇》。碑文落款为“乾隆十有八年岁次癸酉孟夏月御笔”。

两碑关系密切，先农坛碑（亦称“天桥西碑”）形制仿自永定门外燕墩石幢，碑文为燕墩碑文的复刻，二者堪称“姊妹碑”。先农坛碑于民国时期被移出原址，后埋入地下；其发现历经过程：1993年文物普查获得线索，2004年通过探地雷达技术在先农坛北区定位，最终于2005年4月完整发掘出土。

作者简介

爱新觉罗·弘历（1711一1799年），即清高宗乾隆皇帝，系清世宗雍正皇帝第四子，在六十年的皇帝生涯中，将自己磨炼成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诗人。他勤政爱民、废除苛政、贯彻祖家之法。抗击外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致力于生产发展，鼓励垦荒，使耕地显著增加，还在倡导汉学等方面做出了努力。编撰典志书籍，保存文化遗产。乾隆皇帝文才出众，遗有《乾隆御制诗集》，系中国封建社会写诗最多的一位皇帝。其流传下来的诗词共43000多首，是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乾隆皇帝东巡时曾三次想来千山皆未成行。但心中寄挂千山，赋诗三首。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唐代密教经典，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简称《尊胜经》，全一卷。由中印度僧人地婆诃罗与沙门彦琮于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在长安弘福寺译出，是《尊胜陀罗尼经》的第二个汉译本。经文源于佛陀应帝释天之请，为解救堕入畜生道的善住天子而宣说陀罗尼咒，强调持诵此咒可消灾延寿、净化恶道。

经文主体包含陀罗尼咒语及持诵功德，唐代另有佛陀波利、义净等多种译本，其中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后世多镌刻于经幢传播，敦煌藏经洞所出该经写卷中佛陀波利译本计有120多件。密教将其纳入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体系，用于息灾修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存有该经经变画，目前共发现8铺，分布于第23、31、103、217、156、55、169、454等窟。该经自宋至明持续传承，明永乐九年（1411年）有御制序文推崇。2019年杭州保俶塔保养时发现塔刹刻有此经，2021年相关文创产品获奖；河北涿州有刻立于辽乾统二年（1102年）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河北卢龙的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简介

佛顶尊胜陀罗尼，尊胜佛顶尊之陀罗尼也。帝释天，悯善住天子有从今受七度畜生恶道身之业因，诣祇园精舍请佛救济之法，佛为说此陀罗尼，令诵之。（中略）佛告天帝：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该经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简称《尊胜经》，全一卷。

《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唐地婆诃罗译，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异译本之一。高宗永淳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地婆诃罗在弘福寺与沙门彦琮一起译出这部经。《尊胜陀罗尼经》全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称是《尊胜经》，一卷，唐佛陀波利译。《尊胜陀罗尼经》讲述善住天子命终之后，将受七度畜生恶道之苦，帝释天怜悯其业因，于是到佛陀那，恳请佛陀救济善住天子，佛陀就他们宣说尊胜陀罗尼及持诵功德。

《尊胜陀罗尼经》异译本比较多，除去唐代佛陀波利翻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外，另有后周智称翻译的《尊胜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该译本已亡佚），唐代杜行顗翻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地婆诃罗翻译的《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义净翻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宋代施护翻译的《尊胜大明王经》一卷、法天翻译的《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等。其中佛陀波利的译本在唐代最为流行。

至于《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则是高宗永淳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地婆诃罗在弘福寺与沙门彦琮一起译出这部经。经名中所说的“佛顶尊胜”，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的五佛顶之一。释迦院的五佛顶中以释迦牟尼佛顶显现的轮王形佛顶尊最为殊胜，因此密教以佛顶尊作为本尊，修持息灾除病之法，称之为尊胜法。佛顶尊胜陀罗尼就是说佛顶尊胜功德，自古以来，颇多灵验。

《佛顶最胜陀罗尼经》译者地婆诃罗（613～687），意译日照，原是中印度人，婆罗门种，幼年出家，居摩诃菩提寺、那兰陀寺。地婆诃罗风仪温雅，神机朗俊，通达三藏，博晓五明，尤其精于咒术。他知道玄奘法师学成要归国，也有远游中土之志，于唐高宗仪凤初年抵达长安，当时已经六十多岁。永隆元年，高宗下诏参照玄奘法师旧例，安置别院，命“十大德”协助地婆诃罗，在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从事译经，从永隆元年到垂拱元年，这六年间，译出《大乘显识经》等经论，共十八部三十四卷。睿宗文明元年，法藏大师前来参谒，得《华严经入法界品》，将《华严经》原来缺失部分补齐。地婆诃罗常想报答母恩，想要返回天竺，屡次上表请辞，终于获得皇帝许可，可惜并未启程就已患病，垂拱三年示寂，最终未能返回天竺，世寿七十有五，武后下令安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寺。

内容介绍

经文叙述善住天子听闻七日后将命终，堕入畜生道受七返身，帝释天遂求助佛陀。

佛陀为此宣说“佛顶尊胜陀罗尼”，并阐明持诵此陀罗尼能净除一切恶道、破地狱业、增寿净身等功德。

此陀罗尼咒语由八十七句组成，经中强调书写安置于高幢、高山或楼上可得解脱。

创作过程

根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记载，北印度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来华，至五台山礼拜时，感遇文殊菩萨化现的老人点化，告知此经能救拔幽显，遂返国取经。

佛陀波利于永淳二年（683年）将梵本携至长安进献。唐高宗敕令日照法师与杜行顗共同译出初译本，但该译本起初仅在宫内流传。后佛陀波利请回梵本，与顺贞等大德于西明寺重新翻译，此版成为后世广为流通的译本。

除佛陀波利译本外，唐代尚有地婆诃罗、义净等多位译师的异译本。这些译本中以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

译本情况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汉传佛教历史上有多个译本，主要包括唐代佛陀波利、地婆诃罗、义净等人的译本，以及后周、宋代的译本，其中以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唐代的译本主要有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地婆诃罗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及重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据记载，佛陀波利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来华，永淳二年（683年）到长安进献梵本，唐高宗命日照法师与杜行顗译出初译本，后佛陀波利与顺贞等重新翻译成流通本。

后周有智称译《尊胜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但已佚失。宋代有施护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法天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

在众多译本中，以佛陀波利译本最为流行。唐代不空弟子法崇所著《尊胜陀罗尼经疏》二卷即依据此本。唐代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记载了佛陀波利和地婆诃罗两个译本。宋、明本及高丽本大藏经均有收录。敦煌藏经洞所出写卷中，佛陀波利译本多达120多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两件均在开元五年（717年）。此经译出后，将经文刻于石幢（尊胜幢）之风盛行。唐代宗曾下令天下僧尼每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

传播与影响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其传播体现在物质载体、地域分布和社会文化等方面。

经文译出后，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刻在石幢上成为一种风尚。经幢的建立与破地狱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信众为建造经幢而形成的团体称为“尊胜宝幢会”、“尊胜会”、“十王邑”或“佛顶邑”。河北卢龙县的“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始建于唐仪凤年间，历经金、明重修，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涿州亦有刻立于辽乾统二年（1102年）的经幢存世。此外，经文亦被刻于佛塔构件上，如杭州保俶塔塔刹便刻有此经，其图文衍生出的文创产品曾获文化传承奖。

敦煌藏经洞所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写卷中以佛陀波利译本最多，计有120多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两件均在开元五年（717）。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分布于盛唐（莫高窟第23、31、103、217窟）、晚唐（第156窟）及宋代（第55、169、454窟）的洞窟中。这些经变画以图像形式演绎经文内容，如莫高窟第103窟的经变以青绿山水画描绘佛陀波利朝拜五台山的故事。

该经的流传影响了佛教修行与民间信仰，以其为核心发展出称为“尊胜法”的密教修行法门，用于息灾、除病。唐代宗曾下令天下僧尼每日诵持《佛顶尊胜陀罗尼》二十一遍。明代永乐年间，皇室亦推崇此经，明成祖曾于永乐九年（1411年）为之御制序文。经文宣扬的灭罪、增寿、净除恶道等功德，促进了其信仰实践。

王浚妻华芳墓志

王浚妻华芳墓志是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四月十九日埋设的墓志文物，1965年出土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骨灰堂西侧。该墓志由王浚拟定，记载其妻华芳生平及家族世系，全文共1630字，为北京地区现存字数最多的晋代墓志。

墓志采用隶书四面环刻，阳面刻18行，每行42字；阴面刻21行，每行49字；两侧各刻4行，每行49字。整志高130厘米、宽57厘米，共两件石板。文中明确记载“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为考证西晋蓟城方位提供地理坐标。墓志详述王浚家族太原王氏与华氏平原士族的联姻关系，反映西晋门阀制度特征。

该墓志保存完整，出土时同出骨尺、掐丝银铃等文物，现藏首都博物馆。其形制与内容对研究晋代墓志演变、幽州历史及士族网络具有实证价值。

文物特征

《华芳墓志》刊刻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全称《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墓志为青石质地，呈碑形，高131.2厘米，宽57厘米，形制之大为迄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碑文四面环刻，正面18行，左侧2行，背面21行，右侧2行，全文共1630字。书法用笔浑朴雄厚，撇画和转笔已现楷化痕迹，字形不若汉隶宽博，多介于隶楷之间，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墓志。墓志内容主要叙述了华芳丈夫王浚及其家族、王浚前两位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墓主人华芳及其家族的情况，其形制与内容对研究晋代墓志演变、幽州历史及士族网络具有实证价值。

出土环境

该墓志于1965年7月在北京地铁一号线施工时，于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以西约500米处（今地铁八宝山站东北侧）被发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接到群众线索后，考古专家李国恩、郭仁等人前往现场勘察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一座椭圆形券顶的西晋时期古墓，墓主为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葬虽曾两次被盗，但仍出土了包括墓志、骨尺、银铃等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

1965年，华芳墓被发现时虽曾被盗，但仍出土了包括墓志、骨尺、银铃、玻璃钵、料盘、漆盘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现部分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出土的青石质《华芳墓志》一方，是北京地区已知字数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晋代墓志铭。其书法介于隶楷之间，是研究西晋书法演变的重要实物。墓志详细记载了华芳及其夫王浚的家族世系、生平，以及“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等重要信息，为研究西晋历史、士族制度及北京地区历史地理提供了关键史料。

出土骨尺一把，长24.2厘米，宽1.6厘米，刻度清晰，是标准的晋代度量衡器。根据此尺换算，晋代一里约合今435.6米，为精确考证墓志中“蓟城西廿里”所指的今北京会城门一带地理位置，以及研究晋代计量制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依据。

出土银铃一件，直径约2.6厘米，工艺精湛。其球体上部以银丝编成8个乐人形象，分别吹奏笛、排箫、喇叭等不同乐器，造型生动。此外，墓中还出土有玻璃钵（高7.5厘米，口径10.5厘米）、料盘、漆盘等随葬品，选料精良，制作细致。

历史文化

墓志详细记载了太原王氏与平原华氏两大士族的联姻关系，反映西晋门阀制度特征，是西晋门阀士族状况的见证。墓志由王浚亲自撰写，文中用“缱绻”等词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厚感情，并提及珍藏华芳生前画像。墓志记载华芳“朗解五音”，对音乐有造诣，且时常向王浚推荐人才，展现了西晋贵族女性的形象与才德。

《华芳墓志》形制巨大，为迄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远超同期其他女性贵胄的墓志尺寸，是王浚在河北地区统治地位的生动体现。墓志记载，华芳于西晋太康八年（288年）嫁给幽州刺史王浚。其姊妹分适王浚和荀组，体现了士族间的姻亲关系。墓主华芳（271-307年）为平原高唐人，其曾祖父为曹魏时期名臣华歆。

墓志详细记述了王浚父祖的葬地及其附近地标，与后世王洵墓志的写法如出一辙，强调了未能归葬祖茔的遗憾和对新旧墓葬位置的标记，是重要的家族记忆载体。

墓志中“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的记载，结合墓中出土的标准晋尺（一尺约合24.2厘米），为推算西晋蓟城西墙位置（约在今北京西站附近会城门一带）提供了关键依据，具有重大考古与史地研究价值。

《华芳墓志》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墓志，四面环刻。其书法用笔浑朴，字形介于隶楷之间，体现了西晋书法承上启下的过渡风貌，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刘旦

刘旦（？—前80年），西汉宗室、藩王，汉武帝刘彻第三子，广陵厉王刘胥同母兄，母李姬。

元狩六年（前117年），受封燕王。

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刘旦在得知长兄的死讯后以为自己年岁居长，便有觊觎太子位的想法。

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病重，刘旦便上书要求进京宿卫，反被武帝下诏申斥并削去了三个县的封地。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武帝幼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刘旦心中不服，便暗中联系了宗室刘长、刘泽等人准备造反，散布昭帝非武帝亲生的谣言。

始元元年（前86年）八月，刘泽准备暗杀青州刺史隽不疑，而后起兵与刘旦响应，结果还未起事便被全部抓获，昭帝顾念亲情，并未将事态扩大化。

两年后，刘旦勾结大司马霍光的政敌鄂邑长公主、上官桀等人准备再次谋反，却又一次被人告发，昭帝下诏申斥刘旦，刘旦自杀，谥号剌王。

人物生平

册封燕王

汉武帝一共生有六个儿子，刘旦是第三子，其母李姬还育有广陵王刘胥。

元狩六年（前117年）四月，武帝在宗庙册封刘旦为燕王，都邑蓟。燕国地处西汉北境，紧邻匈奴，土地贫瘠、民风凶悍，武帝以策文诏谕刘旦，勉励他镇守边陲，成为汉朝的藩篱辅翼。

武帝时期的郡国制度与汉初不同，经过削藩策、七国之乱和推恩令的多重打击之后，诸侯王对封国已没有太多的权力；且汉朝皇位传承遵从周制（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第三子的刘旦，并不奢望荣登大宝，因而安心为藩王，将心思集中于各种学问，率性而学，经书、杂说来者不拒，尤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

成年后的燕王“能言善辩，广有谋略”，喜好招揽游侠武士。

自荐太子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次子齐王刘闳去世。

征和二年（前91年），发生著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受人诬陷不能自明，兵败自杀。得知长兄死讯后，刘旦以为武帝剩余诸子中自己年纪最长，按次序排下来，皇太子之位置必然归属自己，但武帝一直没有再立太子之意。

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年迈病重。刘旦派使者来到长安，向武帝上书，请求宿卫长安，以备不虞。武帝览信大怒，立斩来使，紧接着又以燕王“藏匿亡命之徒、违反汉律”的罪名，削掉其封国三个县邑，以示惩戒。

武帝感叹“生子应置于齐鲁之地，以感化其礼义；放在燕赵之地，果生争权之心”，遂厌恶刘旦，转而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

首次谋反

窥探朝事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汉武帝在巡行途中病逝于五柞宫，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新皇帝继位后赐给各国诸侯王玺书，诏宣先皇丧事及皇位更替。玺书抵达燕国，刘旦感觉书检上的玺封比以往要小，不肯哭丧，并对燕国的大臣们说：“这次的玺书规格比以前小，恐怕是长安发生了什么变故。”随即派遣心腹近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前往长安，借问丧礼为名，秘密探听朝中消息。

燕国一行人来到长安，见到执金吾郭广意，问武帝因何病去世、新皇帝是谁、现年几岁。郭广意回答：先皇驾崩，新帝由诸位将军共同拥立，年约八、九岁，先皇下葬时并未出来吊唁。王孺等人欲向盖长公主问明详情，但公主已奉召住在宫中，不得见面，只得返回燕国，将郭广意言语归报刘旦。

计谋篡权

刘旦听后，怀疑新帝得位是朝中大臣操纵的结果，复遣中大夫至长安上书，请于各郡国设立武帝宗庙。霍光见书，没同意刘旦的请求，但赐钱三千万，增加封邑一万三千户。这个结果让刘旦大怒：“我本来应当称帝，还需要别人的什么赏赐！”于是暗地勾结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等，密谋造反。

刘旦谎称在武帝时接受了诏令，可以掌管地方行政，修治武备，防御非常事变的发生，以此作为自己招兵买马的理由。随后刘旦又召集群臣询问“治国之策”，郎中成轸进言刘旦应主动索取自己应得之位而不是坐享其成，并认为只要燕王起兵，燕国吏民甚至妇女都会奋臂向前跟随大王。刘旦说：“从前吕后在位之时，弄虚作假把惠帝之子刘弘立为皇帝，诸侯王们拱手侍奉了八年。后来吕太后驾崩，大臣们诛灭了吕氏各王，迎立汉孝文帝，天下之人才知道刘弘不是孝惠帝的真儿子。我身为武帝的长子，反倒没能立为皇帝，我上书建议为武帝立庙，也不被采纳。现在立的这个皇帝，我怀疑他不是刘家的人。”刘旦随即与刘泽等人谋划，声称昭帝不是武帝的儿子，而是奸佞之臣所立“伪帝”，天下之人要起来一致讨伐。并派人传布各郡县，以动摇百姓视听。

事泄被赦

刘旦制造好舆论后，就招集各地亡命之徒，充当士卒，又收聚民间铜铁，制造兵器，并不时亲自出外阅操；又征调百姓设立围场，在文安县进行大规模的打猎，藉此来讲习军队事宜，专待起事之日的到来。此时的刘旦，俨然以未来皇帝自居，出入僭用天子仪仗，左右近臣皆称侍中（皇帝侍从）。郎中韩义等人多次谏阻，刘旦大怒，遂诛杀韩义等共十五人。

始元元年（前86年）八月，刘泽回到齐国都城临淄，意图谋杀青州刺史隽不疑，起兵与刘旦响应。事尚未行，被刘成得知，向隽不疑告发。隽不疑乘其无备，分遣吏役将刘泽及其党羽捕拿下获，奏报朝廷。汉昭帝诏有司追查此事，牵连至燕王，按律当诛。昭帝念及骨肉恩情，诏令不治燕王之罪，而将刘泽等人正法。

再度叛乱

昭帝即位后，加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一起辅政，并下诏尊鄂邑公主为长公主，入住皇宫，养护昭帝。

始元四年（前83年），刘旦的姐姐鄂邑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因争权而产生仇隙，他们知道刘旦怨恨霍光，就暗地里与燕国结交往来。刘旦也先后派遣十多批人，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贿赂盖长公主，以求他们支持自己夺取帝位。

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桀等人列述霍光过错，密谋刘旦上书昭帝告发霍光。刘旦得书后十分高兴，立即上疏昭帝，谎称“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意欲谋反”，并提议入朝宿卫，以防奸臣变乱。奏章由上官桀递交上去，不料却被年仅十四岁的昭帝识破，昭帝也因此更加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一派。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帝。刘旦得信后，立即安排专人往来传递情报，许诺上官桀事成后裂土封王，同时联络各地“豪杰”数千人。不久，公主来信，告诉刘旦，右将军王莽已死，丞相有病，大业必成。刘旦见信大喜，分付群臣各自收拾行装，准备起程入宫为帝。

自绞谢罪

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鄂邑长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知道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告发，杨敞却素来小心谨慎，并没有上奏检举，只是装病卧床在家了。燕仓又把这事告诉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上奏检举，于是朝廷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丞相车千秋颁下玺书，部署中二千石官员追捕孙纵之以及左将军上官桀等人，都处死伏法。

刘旦得知左将军上官桀等已伏诛、反情败露后，与燕国丞相商议是否发兵起事，丞相认为上官桀已死，百姓皆知，不可起兵。

不久汉廷下发赦令，赦免燕国所有的官吏和百姓，却唯独没有赦免刘旦。刘旦准备自杀，左右亲信认为倘若朝廷削去封国，废掉王爵，还可以保住性命。燕王的姬妾夫人也都哭啼着阻拦，刘旦便不再寻死。

昭帝又派专使赐送玺书，斥责刘旦“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刘旦得书会意，即以绶带自缢而死。

燕王刘旦在王位三十八年，谥号剌王。

人物评价

班固：“（刘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

李世民：“昔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司马贞：“昭帝，钩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时，年才七八岁耳。胥、旦早封在外，实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于内宠，诛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遂得钩弋子当阳。斯实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顺。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职，又亦当如此。”

顾祖禹：“臧荼、卢绾、燕王旦国于燕，不旋踵而陨毙。”

史书记载

《史记·三王世家》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三》

轶闻典故

五行怪异

元凤元年（前80年），上官桀等谋划政变，由公主宴请霍光就席间击杀，刘旦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坐等黄袍加身。就在此时，燕国却怪事纷起：都邑蓟城突遇暴风雨，大树摧折、城楼倒塌；雨后，彩虹悬垂宫中，吸尽井水。九月，乌鹊相斗，乌鸦溺毙于宫中水池；后宫永巷之中，群猪发狂，闯出猪圈，突入厨房；更为奇异的是，有一鼠立在王宫端门之中，旋转跳舞，燕王心惊，派人以酒肴祭奠，并无效验，舞尽一日一夜后力竭而死。其后，又有流星下坠，声震远近，通向京师的燕城南门亦被天降大火焚毁。

种种怪异，层见叠出，宫中自后姬以下人人震恐。刘旦因此受惊得病，遣人四出祈祷鬼神。燕王宾客吕广善观天文，入见刘旦说：“五行怪异，九、十月间，当有兵马围城，汉廷有大臣被戮。”刘旦听后，愈加忧惧，对吕广道：“谋事不成，妖异屡现。兵气将至，如何是好？”

不久，谋杀霍光计划未及执行就被朝廷发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鄂邑长公主等尽皆伏法，一如吕广所言。燕王刘旦的帝王之梦也随之彻底破灭。

悲情结局

燕王谋立事发，朝廷诏令，大赦燕国，独不赦燕王。刘旦心中忧愤，置酒万载宫，大会宾客。

席间，刘旦自歌，侍妾华容夫人伴舞，其词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歌毕，华容夫人和之，续其歌曰：“发纷纷兮渠，骨籍籍兮无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歌词空虚凄婉，满座皆泣。

时隔不久，汉廷第二道诏书下达，燕王刘旦遂自缢而死。王后、夫人随其自杀者二十多人。

燕刺王墓

刘旦死后，谥号为“剌王”，也是以诸侯王之礼被赐建陵墓。

燕刺王陵墓是西汉燕王刘旦的陵寝，考古发现有两处墓葬与其有关，但具体位置尚待进一步证实。

考古发现有两处陵墓与燕王刘旦有关，一处是大葆台汉墓，位于北京丰台郭公庄西南大葆台，陵墓分为东西两座，有专家鉴定为燕王刘旦与华容夫人之墓；另一处是北京老山汉墓，位于北京老山东南山坡，西北枕靠老山主峰。

史料记载

据《汉书·武五子传》，刘旦自缢而死后，昭帝赐谥号为“剌王”，其意近于“厉”、“戾”。但被赐“剌、厉、戾”的王侯，死后也是以诸侯王之礼被赐建陵墓，进行葬埋。同时，华容夫人歌词有“裴回两渠间兮君子将安居”，歌词之意当指出了刘旦墓的方位。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注》：“鲍丘水入潞，通得鲍丘之称矣。高梁水注之，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

考古发现

1974年，在北京丰台郭公庄西南大葆台，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西汉燕王的陵墓（大葆台汉墓），陵墓分为东西两座，一号墓在东，墓主人为男性；二号墓位西，墓主人为女性。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专家鉴定为燕王刘旦与华容夫人之墓，但也有专家认为墓主是刘旦之子刘建。

2000年，北京石景山旁的老山发现一座西汉诸侯王陵（北京老山汉墓），墓建于老山东南山坡，西北枕靠老山主峰，东南是开阔的平原地区，并且离这里不远有一条小河。考古专家赵其昌认为，老山汉墓南望永定河，北望高梁河，刘旦的陵寝正徘徊安顿在这两渠之间，并因此推测北京老山汉墓为燕王刘旦的陵寝。

墓主介绍

刘旦（？—前80年），汉武帝刘彻之子，母李姬。元狩六年（前117年），被册封为燕王。刘旦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喜好招揽游侠武士。太子刘据死后，刘旦欲立为太子，上书请求进京宿卫，武帝大怒，削去其封国的三个县，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元凤元年（前80年），刘旦与上官桀等筹划诛杀霍光，篡位自立。事情败露后，自缢，封国被废除，谥号剌王。

刘建

刘建，西汉广阳顷王，汉武帝刘彻之孙，燕剌王刘旦长子。其墓葬位于今北京大葆台，为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刘建初为燕王太子，其父刘旦因谋反事泄自杀后，燕国被除，刘建亦被废为庶人。汉宣帝即位后，于本始元年（前73年）封刘建为广阳王。刘建在位二十九年，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世，谥号“顷”。其为人谨慎安分，谥号“顷”有战战兢兢、敬慎之意。其墓葬采用了最高等级的“黄肠题凑”葬制，这可能是汉宣帝出于安抚的特许。

人物生平

刘建（前73年—前45年在位），逝时年约45―55岁（根据其于现北京大葆台西汉墓骨龄推算），汉武帝刘彻的孙子，燕剌王刘旦之子，刘建为燕王刘旦之长子。其父刘旦因谋反被昭帝发觉后自杀，太子刘建亦被废为庶人。本始元年（前73年）五月，汉宣帝封燕刺王刘旦的两个儿子刘庆为新昌侯、刘贤为安定侯，又封故太子刘建为广阳王，封地为广阳国。立29年去世，谥号顷王。时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刘建死后，其子刘舜袭王位为广阳穆王。在位期间，史书对其政绩记载较少。死后以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天子之制”下葬。大葆台西汉墓1号墓墓室即为刘建墓。

刘建陵墓

为帝后合葬墓，1号墓为广阳顷王刘建，2号墓为其妻子。

年代：距今约2000年
地址：现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世界公园南600米)
藏馆名称：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开馆时间：1983年12月1日
镇馆之宝：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
藏馆特点：中国第一座汉墓遗址博物馆，拥有全国首次发现完整的汉代“黄肠题凑”葬具体系

广阳国世表

西汉广阳国，属西汉诸侯国之一（公元前73年-9年）

第一代，广阳顷王刘建，在位29年，公元前73年-前45年

第二代，广阳穆王刘舜，在位21年，公元前44年-前24年

第三代，广阳思王刘璜，在位21年，公元前23年-前3年

第四代，广阳王刘嘉，在位12年，公元前3年-9年

人际关系

刘建的父亲是燕剌王刘旦。刘旦是汉武帝刘彻第三子，因谋反事败自杀，导致燕国被除。刘建的妻子是广阳顷王王后，其墓葬与刘建合葬于大葆台汉墓。刘建的儿子包括袭位的广阳穆王刘舜，以及临乡顷侯刘云、西乡顷侯刘容、阳乡思侯刘发、益昌顷侯刘婴。

轶事典故

刘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燕剌王刘旦的长子。因父亲刘旦谋反自杀，刘建被废为庶人；汉宣帝即位后，复封其为广阳顷王，在位29年。

史书记载简略，刘建在《汉书》中没有专门的传记，推测其安分守己，未做出载入史册的突出功绩。与其父刘旦的“暴戾无亲”形成鲜明对比。

其谥号“顷”意为“甄心动惧，敏以敬慎”，体现其战战兢兢、小心谨慎的性格。可能是在经历家族剧变后形成的处世之道。墓葬规格高，享有“黄肠题凑”葬制，可能出于朝廷安抚之意。

王浚

王浚（252年-314年），字彭祖，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骠骑将军王沈之子，西晋将领。

王浚十五岁时，王沈死后，无子，亲戚便共立王浚为嗣，拜驸马都尉。

惠帝时，王浚为东中郎将。曾承贾后之旨，与人共谋害死愍怀太子。后徙为宁朔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

八王之乱时，王浚率鲜卑兵攻入邺城，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惠帝回到洛阳复位后，加王浚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怀帝即位后，以王浚为司空，后石勒侵袭冀州，王浚大树威令，专于征伐，调兵遣将，打败了石勒，因而，他又兼领冀州，后称受中诏承制。

永嘉五年（311年），刘聪部将攻陷洛阳，杀太子，俘怀帝。

王浚权势日以盛隆，于是，他假意立皇太子，自领尚书令，备署众官，欲谋僭号。

后陷入后赵石勒圈套，兵败被杀，时年六十二岁。

人物生平

庶子入嗣

王浚母亲赵氏出身贫贱，只因常出入王沈家才生下王浚，因此连父亲王沈都鄙视王浚这个私生子。直至泰始二年（266年）王沈逝世，因王沈无子，亲戚才立王浚为子嗣，继承父亲博陵公爵位，拜驸马都尉。

太康三年（282年）授员外散骑常侍。

元康元年（291年）转员外常侍，迁越骑校尉、右军将军。后王浚转任东中郎将，镇守许昌。

贾南风于元康九年（299年）废太子司马遹后，于次年将司马遹幽禁在许昌的宫殿中，并下旨王浚协助她派的宦官孙虑毒杀司马遹。

出镇北境

王浚后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及后再调迁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当时正值八王之乱，朝廷内斗严重，四方盗贼蜂起，王浚为了自保而以通婚向外族交好。

赵王司马伦于永康二年（301年）称帝，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王浚此时支持司马伦，没收所有发到幽州的讨伐檄书，令境内人士都不能前往支援齐王司马冏等，此举惹来成都王司马颖不满并打算讨伐，但因要专心战事而无暇出兵。赵王伦兵败被杀后，王浚进位安北将军。

引胡乱华

永兴元年（304年），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联手攻洛阳，最终击败并杀害当政的长沙王司马乂，成功夺权，这令王浚很不满。同时司马颖又以右司马和演为幽州刺史，并且密令和演刺杀王浚并吞并他的部众。和演于是勾结乌丸单于审登，乘一次与王浚同游蓟城南边的清泉时刺杀王浚；但当天下雨令兵器全部沾湿，计划失败。事后审登认为计划不成是因为上天帮助王浚，于是决定改站在王浚一边，并把和演的意图告诉王浚。王浚于是与东嬴公司马腾秘密起兵与审登围攻和演，和演被逼投降，王浚于是杀死和演，自领幽州。和演死后，司马颖征召王浚，王浚却在冀州停驻不动，更联结司马腾、段务勿尘和乌桓羯朱共讨司马颖，并击败司马颖派来迎击的王斌；后以主簿祁弘为前锋，击破石超，并且逼近邺城。司马颖仓皇逃回洛阳，王浚攻陷邺城。不但任由士众在城内抢掠，更纵容鲜卑士兵掳掠妇女，甚至杀害协助妇女躲藏的人，邺城妇女被丢入易水被淹死者多达八千多人。

仗夷建威

王浚回到幽州后声威和兵力都大增。

永兴二年（305年），王浚与范阳王司马虓推司马越为共主，要将被张方挟持到长安的晋惠帝带回洛阳。及后王浚又给予兵马支援因豫州刺史刘乔袭击而逃到河北的司马虓，后又命祁弘率领乌丸突骑作为司马越的先驱，助司马越进攻长安。司马越成功带晋惠帝还都洛阳后，王浚转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并以燕国并入博陵公的封地。

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继位，王浚升任司空，加领乌丸校尉。

永嘉二年（308年），石勒侵袭常山郡，王浚领兵击破。次年（309年），石勒再攻常山郡，王浚派鲜卑骑兵支援常山，最终在飞龙山大败石勒，同年，冀州刺史王斌被石勒杀害，王浚又领冀州。

永嘉四年（310年），石勒攻襄城郡，王浚又派鲜卑段文鸯领骑兵营救，将石勒击退。

永嘉五年（311年）朝延下诏升王浚为大司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但使者尚未出发，洛阳就已被汉赵刘曜等人攻陷。晋怀帝被掳。王浚此时树立军令，主征伐，并派督护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诸军以及段疾陆眷、段文鸯和段末柸一同攻击在襄国的石勒。石勒虽然屡被击败，但还是设计生擒了段末柸。段部鲜卑见此唯有求和，段疾陆眷更送了马匹和金银作为礼品，又与石勒结盟，及后石勒又安抚了段末柸，不但任官亦将他送回辽西，令段末柸大为感动，对王浚亦渐见离心。

同时，王浚与刘琨争夺冀州。当时刘琨族人刘希奉刘琨命在中山聚集兵众，代郡、上谷郡和广甯郡都投向刘琨。王浚认为刘琨是侵入他的领地，为了夺回更不惜撤回原本正在进讨石勒的军队，转以命他们对抗刘琨，又派燕相胡矩与段疾陆眷合力攻破并杀害刘希，又驱散原本聚集的部众。刘琨见此亦无力与他争夺，只有忍让。

攻破刘希后，王浚打算再次讨伐石勒，于是命女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并召段疾陆眷一同进攻石勒。但段疾陆眷已多次违命，害怕应召会被诛杀；同时石勒亦以厚资贿赂，于是段疾陆眷等都不应召。王浚知道后大怒，利诱代王拓跋猗卢儿子右贤王拓跋日律孙攻打段疾陆眷，但反被段氏所击败。

图谋僭号

因晋怀帝被掳，而当时并州刺史刘琨被刘聪建立的汉赵威胁，士民多数都投到王浚势力之下，令王浚渐见强盛。于是，王浚乘机承制假立太子，备置百官，列署征镇，由自己自领尚书令，后又安插自己手下亲信出任各个职位。

王浚以父亲王沈表字为处道，认为是应了“当涂高”的预言而有不臣之心，其他人劝谏不是被外调就是被诛杀；同时，继续滥杀，如借别的事诛杀素来不满的长史王悌，以及在北方名贤霍原前表示想称帝后，见霍原不答应就将他杀害。以上种种行为都令士人愤怒；而同时因王浚为政苛暴，将吏又贪污残忍，对地方政事令人民苦不堪言，被逼逃到鲜卑，加上有旱灾和蝗祸，又失去了段部鲜卑的支持，于是内外离心，士卒疲弱。

中计败死

王浚承制时，手下参佐大都在内任职，但司马游统却被外调，因而令他恨怨王浚，更与石勒勾结要谋害王浚。石勒于是向王浚诈降，承诺以王浚为主。石勒对王浚言辞卑屈，又献上珍宝，通讯不断，令失去段部鲜卑和乌桓支持的王浚十分高兴，不设防备。

建兴二年（314年），石勒屯兵易水，督护孙纬怀疑石勒有诈，跑来告诉王浚，要求出兵抗击石勒。但王浚不听，更让石勒直接前来，群下劝谏更遭恐吓，并命人准备好迎接石勒。石勒进城后大肆抢掠，见王浚后更与王浚妻并坐，令王浚十分愤怒。石勒则数落王浚不忠于晋室，又指摘王浚漠视百姓。屯有大量储粮，仍不施济给受天灾影响的灾民，于是命五百骑押王浚到襄国，又尽杀其手下精兵万人。到襄国后石勒就杀死了王浚，王浚死前仍然不屈，大骂石勒。石勒后来将王浚的头颅送给汉赵君主刘聪。

历史评价

《晋书》：“彭祖谒由捧雉，孕本贸丝，因家乏主，遂登显秩。拥北州之士马，偶东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诸侯，宣力王室。而乘间伺隙，潜图不轨，放肆獯虏，迁播乘舆。遂使漳滏萧然，黎元涂地。纵贪夫于藏户，戮高士于燕垂，阻越石之内难，邀世龙之外府。恶稔毒痡，坐致焚燎，假手仇敌，方申凶犷，庆封之戮，谩骂何补哉！”

赞曰：“彭祖凶孽，自贻伊戚。”

华芳

华芳（271年－307年），平原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人，西晋女性历史人物。曹魏太尉华歆曾孙女，侍御史华衍之女，嫁幽州刺史王浚，育有二子。

华芳尽孝承亲，清恒婉嫕。太康八年（288年）十八岁时嫁王浚。婚后主持家务。永嘉元年（307年）病逝于幽州府舍，享年三十七岁，因战乱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今北京会城门附近）。其墓志由王浚撰写，全文1630字，为北京地区现存字数最多的晋代墓志，记载家族世系及门阀联姻，印证西晋蓟城方位。

人物生平

华芳（271年—307年），平原高唐人，西晋女性历史人物。曾祖父为曹魏太尉华歆。太康八年（288年），十八岁时嫁幽州刺史王浚。永嘉元年（307年）春二月病逝于幽州府舍，享年三十七岁。时值战乱饥荒，未能南归，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今北京会城门附近）。墓志由王浚撰写，全文1630字，为北京地区已知字数最多的晋代墓志。

夫人曾祖父讳歆，字子鱼，故魏太尉，夫人滕氏；祖父讳炳，字伟明，故魏侍御史，夫人任氏；父讳衍，字长胄，故侍御史、安乡亭侯，夫人刘氏；兄讳酆，字敬始，故豫章王文学、安乡亭侯。兄讳玑，字敬珩，前西安令。姊讳苕，字宣华，适颖川荀泰章。章父，故司徒。

外祖父沛国刘芬，字含元，故尚书、肃成伯，夫人武氏；长舅讳粹，字纯嘏，故南中郎将。夫人荀氏。中舅讳宏，字终嘏，故太常。夫人华氏。少舅讳汉，字冲嘏，故光禄勋，夫人程氏。

夫人华氏，平原高唐人也。其民族繁茂，中外隆盛，列爵显号，已具之铭表。弈世载德，生自高胄，天姿发于自然，仁教渐于义训。遭家不造，十五而无父。在丧过哀。及居室色养，尽孝承亲，清恒婉嫕，容止有则。

年十八，继室于我。拜公夫人。爰初起家，而居有之，荣显在身，操行俞卑。大夫人在堂，勤执妇道，率礼不越，竭心朝夕，恭谨如也。

文氏早终，有三女。鞠养隐密，训诲兼备，慈爱发于至诚，三孤不觉非亲。虽尸鸠称平，魏母曰慈，恐无以过矣。

余承先宠，遂历朝阶。委政中匮，不失其职。动遵典度，佩无乱节。用能聿修内教，加济我家道也。

永兴之中，王室有难，奉诏南征，义在忘家。夫人留内，惠怀有方，政成闺闱，而道周于外。缉安之勋，盖有与焉。皇驾及都，仍蒙增宠，爵居小君之位，身为三事夫人。而躬自抱损，卑心降己，朝夕思念，忧在进贤。身服浣濯，衣不文缋，清约施于躬俭，仁惠置于遝下。朗解五音，而不听声乐，欲以终成家风，匪唯一己而已。

自初敕降，继嗣未甄，常劝余宜广媵御，以锡众类。和平之性，情无矜假。有五庶子，同之一生。及牧御群下，训导以渐，威不加严，而左右自肃也。

天启之愿，晚育二胤。世子胄，六岁。小子裔，年二，其实七七日。妙哉藐孤，性质所禀，有由而来，冀以此隆洪基，奉先业也。

自嫔余庭，廿有二载。享年卅七，永嘉元年春二月辛巳朔廿九日己酉，薨于府舍。虽寝疾弥笃，言不违正。

兄姊四人。姊适颖川荀氏，先亡。兄文学，有令名，早终。唯老母小兄为居，家贫守约，禄养未呈，放远奉迎，旦夕归安。

临没无言，唯以养亲不终为恨。自经事难，以勉诸难。母姑远至，儿孙具集，军国执事，愍其勤劳，常欲奉一觞之寿，加一饮之赐。吾有出亲之忧而未得也。垂终之日，犹见此心。出钱三百万，以颁上下。先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矣。

及遗命送终，敛以时服，金环珠玉，非徒存所不尚，力戒莫以送。殡葬之制，事从节约。

盖夫贵而无骄，富而不奉，难矣斯人也。少以清婉居室，长以仁贤成家，谦冲隐约，着之行事，明见达理，显于垂亡，可谓终始不玷，存亡无亏者矣。

先公旧墓，在洛北邙。文、卫二夫人，亦附葬焉。今岁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依高山显敞，以即安神柩。魂而有灵，亦何不之。选吉日，备车徒，介士随命秩所应，具三府之仪，使不废旧典，而有加礼也。

凡一善必纪，古人谓之实录。况我伉俪，信顺之积，而可没哉。故图书容像，缀集往行，俾后之子孙，以明先母之攸操云尔。

乃作颂曰：

二象合契，贞龟启繇，于穆淑媛，体纯德茂。

清韶隽令，固天所授，含章内朗，兰音外秀。

曰妇惟孝，在继斯慈，缱绻之款，情实在兹。

积善余庆，福乃降之，诞生二胤，以构洪基。

伊余屯□，仍多斯殃，二妇短祚，前念未忘。

之子之来，庶几克昌，上天降厉，中年夭丧。

旋堂莫睹，廓焉其亡，假瘗燕都，寄情山冈。

生荣死哀，终然允藏，心之云悼，慨其永伤。

永嘉元年四月十九日己亥造。

亲属成员

华芳出身于平原高唐华氏，家族繁茂隆盛。

曾祖：华歆，字子鱼，曹魏太尉。华歆在曹魏时期位列三公，曾任御史大夫，有“华独坐”之称。

祖父：华炳，字伟明，曹魏侍御史。

父亲：华衍，字长胄，西晋侍御史、安乡亭侯。

丈夫：王浚，字彭祖，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司空，博陵郡公。华芳是王浚的第三任夫人。

子嗣：育有二子。

主要作品

华芳的主要作品是《华芳墓志》，全称《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亦称《华氏之铭》，由她的丈夫王浚撰写。墓志全文1630字，是北京地区已知字数最多的晋代墓志铭。

形制巨大，高约131.2厘米（或130厘米）、宽57厘米、厚7厘米，四面环刻。文体结构已具备后代墓志的基本形式，开创了石刻碑志的先河。

内容详细记载了华芳及其家族、王浚及其家族、王浚前两位夫人及其家族的世系、官职、婚姻情况，是研究西晋门阀士族的重要史料。墓志中“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为确定西晋蓟城位置提供了依据。

成就和影响

华芳墓志全文1630字，为北京地区现存字数最多的晋代墓志，记载家族世系及门阀联姻。墓志详细记载了华芳及其家族、丈夫王浚家族的信息，是研究西晋时期门阀士族社会状况、家族联姻网络及政治生态的珍贵实物，为刻在石头上的门阀士族扩大发展的生动写照。

墓志中“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的记载，为确定西晋时期蓟城西城墙的具体方位提供了关键文字依据。通过与同墓出土的骨尺结合计算，一尺约24.2厘米，推测出西晋蓟城位置约在今北京西二环与三环之间的会城门附近。

华芳墓志的隶书刻石被选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等重要学术与艺术展览。

华芳墓出土的银铃、玻璃钵、象牙尺等文物，制作精良，融合多元文化因素。这些文物是研究晋代工艺技术、音乐史、度量衡史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实物，共同构成了一个融合历史与艺术的综合文化宝库。

后世纪念

华芳墓于1965年7月在北京地铁一号线施工中被发现，位于八宝山站东北侧，今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以西约500米处。墓葬曾遭盗扰，棺木倾倒，尸骨无存，但墓志保存完好。

墓中出土了包括银铃、象牙尺、料盘、漆盘、铜熏炉、陶罐、东汉五铢钱等珍贵文物。其中，银铃为球状，上部以银丝组成八位伎乐人，对研究晋代音乐史有重要价值；出土的象牙尺为研究我国古代尺度提供了实物依据；玻璃碗材质为纳钙玻璃，可能来自古波斯。部分出土文物如玻璃钵、银铃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华芳墓是北京地区魏晋考古的里程碑式发现，其墓志和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其墓志拓片曾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之一，在2021年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相关展览中展出。

人际关系

华芳是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的第三任妻子。两人于太康八年（288年）成婚，时华芳十八岁，王浚三十七岁。华芳去世后，王浚出资三百万钱予以厚葬，并亲自为其撰写了一千六百三十字的墓志铭，在铭文中称赞其“管内，惠怀有方，政成闺阁，而道周于外”。

华芳出身于平原高唐的华氏家族，其曾祖父华歆在曹魏时期官至宰相、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她与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浚结合，是西晋时期高门士族之间通过联姻以巩固和提升彼此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典型例证，墓志中对双方家族世系的详尽追溯，生动反映了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扩张与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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