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1号院5号楼，是一座智慧型综合性博物馆，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体，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于2019年10月28日正式动工。2023年12月27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由共享大厅、展陈大楼（主楼）和休闲水街共同组成。博物馆建设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以运河为线索，将历史文化融入建筑之中。共享大厅屋顶造型取自“船”，展陈大楼（主楼）屋顶造型取自“帆”。

历史沿革

成立背景

北京市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先后在白浮泉、万寿寺、玉河通惠河、西板桥、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路县故城、大运河故道、小圣庙、善人桥9处文化遗产取得重要考古成果，为进一步丰富大运河文化带与北京老城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内涵，将从大运河与北京城市发展的关系角度，诠释和弘扬大运河文化，修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建设历程

2019年10月28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动工。

2023年2月，完成所有建设工程，计划于年底开放。

2023年7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获得正式命名。

2023年8月，由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共同构成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9月底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2023年11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进入开放倒计时。

2023年12月27日下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博东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方位布局

场馆设计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9.97万平方米，由共享大厅、展陈大楼（主楼）和休闲水街共同组成。博物馆建设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三个元素，以运河为线索，将历史文化融入建筑之中。共享大厅屋顶造型取自“船”，展陈大楼（主楼）屋顶造型取自“帆”。两座建筑之间的休闲水街，与展陈大楼（主楼）立面的街巷路口、篷架、门楼等元素相结合，形成一处类似于运河驳岸码头的场景。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在空间和建筑形态上，共享大厅北侧与草坡自然衔接，展陈大楼（主楼）南侧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自然过渡，室内室外自然和谐；为保障文物安全，展陈大楼（主楼）地下一层下方设置1.8万平方米的隔震层，是中国已建成的隔震博物馆中隔震区域投影面积最大的；共享大厅、展陈大楼（主楼）和休闲水街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比单体式博物馆建筑空间更开放、更自由，能够实现更灵活的博物馆开放模式，满足当代博物馆多元化服务的需求。

场馆特点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智慧型综合性博物馆，集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立足城市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阵地和展示城市发展的生动窗口，为参观者带来文化熏陶与情感共鸣，进一步满足市民的文化学习需求。

陈列展览

综述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围绕大运河与北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以人、水、城为内容主线，从人文地理视角、生态文明高度展示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建设成就，推出一系列展览。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配合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与首都博物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共同诠释“都”与“城”的关系。展陈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开放展示四大类型构成。

基本陈列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有“京华通惠运河永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跨越2500多年、奔流近3200公里，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交融、中外交流，维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大运河向千年古都源源不断输送养分，推动北京从北疆重镇迈向国家首都，塑造了北京城市文化的集大成性，首善之区多元荟萃成果又藉由大运河反哺全国，日益巩固北京作为大国首都的地位。

专题展览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专题展览“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

北京是京津冀区域中心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演进，燕赵大地上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从周边城市拱卫京师、服务首都，到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创举。

临时展览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临时展览有“北京画院藏花鸟画精品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影像展”；开放展示“石刻园林展示区”“博物馆防震科普展”“公共艺术平台”“三星堆与金沙展”等。

2024年6月27日起，“探秘古蜀文明之三星堆”展览将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展出，一批古蜀文明相关文物展出。

重要馆藏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征集文物展品的形态包括但不限于文物、物证、标本、出版物、复仿制品、拓片，以及照片、视频、录音、3D扫描等影音文件。

文化活动

标志标识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的标志以“千年大运河，流动的文化”为核心设计理念。大运河是一条承载着密集中国文化基因的大动脉，标志以“京运龙印、风帆舟楫、绵延水纹”为核心图形元素，多义共生，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中的大运河主题用生动、巧妙的视觉语言进行融合创新设计，擦亮大运河“文化名片”，打造博物馆新文化地标品牌，加强千年运河文化品牌的形象传播，向世界讲好大运河故事。

名称由来

大运河博物馆原先的项目名称为“首都博物馆东馆”，北京市通州区政协委员在调研视察的过程中发现其具有重要的文化特征，希望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后人讲述更多精彩的故事。因此多次建议后将博物馆命名为“大运河博物馆”。

保护大运河的价值

大运河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大运河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文化价值

• 见证历史变迁：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历经多个朝代的修建与完善，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见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 文化遗产宝库：它是一条文化长廊，沿线留存着众多的历史遗迹，如古城、古镇、古桥、古闸等，这些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经济发展价值

• 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在古代，大运河是南北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繁荣。在现代，它依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能够带动航运、物流、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
• 推动产业升级：以大运河为依托，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沿岸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价值

• 生态廊道：大运河及其沿线的湿地、湖泊等构成了重要的生态廊道，为众多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和繁衍的场所，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 调节气候和水文：它能够调节局部气候，增加空气湿度，改善周边环境。同时，在水资源调配方面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对区域水文平衡有着积极的影响。

社会价值

• 增强民族凝聚力：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团结协作、勤劳智慧的结晶，保护大运河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大运河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休闲空间，人们可以通过游览、参与文化活动等方式，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北京湾

历史沿革

总述

14亿年前的“燕山运动”使西北部上升为山地，东部下陷为平原，地理学上把这块平原称为“北京湾”。

历史上的北京城水资源非常丰富，堪称一座水城，北京内城与城外的联系常常依靠密布的河网。像通惠河、温榆河、潮白河等，都能通船。那时从通州起航的船只可以一直开到密云城下，如果再顺着温榆河逆流而上，一直能开到昌平的沙河。地下水也很丰富，在永定河和潮白河两大洪积冲积扇的中上部地区，形成两大地下水溢出带，泉水众多，泉流丰沛。一条是沿山前平原呈弧形，分布于南部的昆明湖、紫竹院至右安门，直到南苑镇，有多处泉水。如海淀的万泉庄，据记载有28个大泉眼，这些泉眼流出来的泉水，通过万泉河向北流。康熙年间兴建圆明园的时候，主要水源就是万泉庄的泉水。玉泉山的泉水水量更大，后来随着水系变迁，这些水源基本枯竭了。另一条在北部，从南口以下至百泉庄、四家庄、亭子庄等地，呈长条状分布，有一亩泉、满井、百泉等。

辽代

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城市水源主要依赖莲花池水系。金对辽南京城水系做了较大改变，形成新的护城河系统。源于莲花池的洗马沟（莲花河）被圈入城内，成为宫苑水源。在宫城西面建同乐园，开西华潭等湖泊，宫城之内建鱼藻池。莲花河流经皇城宣阳门前，由南城垣下流出城外，河水经城垣处建有规模宏大的水关。在中都城内还开辟了一些小河，如会城门至莲花河的水渠、迎春门内的水渠等。

元代

元大都城建成后，开通了由大都城至通州的坝河和通惠河。坝河起于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下接温榆河，与运河相通。至元三十年（1293）修建完成的通惠河，由昌平白浮泉引水，西折而南，聚昌平西部泉水汇入瓮山泊，合玉泉山水，引入大都积水潭，再由积水潭引至通州，与大运河相接。又开金水河，引玉泉山水入内。元末开凿金口新河，引卢沟河水至通州，因水量过大，威胁城池而废弃。

明代

明代，北京城及近郊水系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变化。明初北京城放弃了元大都城北部，将元大都城内的坝河河段改建为北护城河。永乐年间北京城南扩，原元大都南护城河填平为城市街区，在扩建后的南城门外开凿了新的南护城河，在皇城承天门前增加了金水河。元大都的金口河故道因城市建设而湮废，正统年间在原金口新河故道上开通三里河，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开挖了外护城河。元代金水河至明代湮废。

清代

清代，北京城及近郊河湖水系变化不大，只有局部变动。清中叶，大明濠横桥以北河段湮废，瓮山泊扩建为昆明湖。

地理环境

“北京湾”特殊的地形地势，使西北部徜徉流转于群山中的大小河流向东南平原汇流，到北京平原上形成了五大水系——永定河水系、潮白河水系、温榆河—北运河水系、拒马河水系、泃河水系。

气候特点

夏季，北京湾对着温暖湿润的东南风敞开怀抱，让其长驱直入，来自海洋的夏季风带来了降水，降水和夏季较高的气温结合在一起，被称为“雨热同季”，这对农业很有利。

夏季风吹到太行山和燕山脚下，沿着山坡逐渐抬升，水汽冷凝形成降水，降水又在山区形成一条条河流从山里流到平原，河流不仅带来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水，还带来了泥沙和砾石，这些泥沙砾石沉积下来，形成冲积扇，冲积扇又连接起来，形成平原。因此风水宝地的“中堂”中不能缺少“萦绕的流水”。

冬季，季风调转方向从北方吹来。寒冷的季风被高大绵延的太行山和燕山山脉阻挡，季风即使越过山脉也会因为下沉的过程而增温。所以太行山和燕山脚下比较温暖。

大运河

大运河（Grand Canal），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35座城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后经隋、元两次大规模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连接而成。全程分为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古称“邗沟”）以及“江南运河”七段。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重大作用。清中叶后，因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其作用逐渐减弱。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整治，拓宽加深，裁弯取直，增建船闸，并建有江都、淮安等水利枢纽工程，使之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通道之一。1988年底建成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将五大水系连接起来。

2006年5于25日，京杭大运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大运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合并，名称为大运河。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修建背景

狭义上讲，运河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广义上讲，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

在古代，河运有天然河运和人工运河两种。天然河运给人类带来了交通运输的方便，既省力，又经济，一苇之航，只要水力可以胜任，就能随水道所至而达到其沿岸的各地。陆地上的运输虽不受河道的限制，可以随意所之，但除开平地之外，山陵丘壑，处处都存在着运输的困难；而且从运输量上讲，车辆和船舶的差距很大，用力也很悬殊，两者比较，自然是河道运输的优点大。当然，天然河道的运输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这就是河道要随着地势的高地而定，而且河道有一定的流向和流程问题，距离河流远的地区，就得不到方便。这样，就出现了人工开凿运河的办法，来补充天然河道的不足。

修建历史

春秋战国

春秋末期，吴国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自胥溪开凿完成后，吴人可东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芜湖附近后转入长江，再渡过长江往北沿栅水到巢湖一带北入淮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调集民工开凿邗沟，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

邗沟开通后，吴王夫差用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参与诸侯争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

吴开邗沟之后，还在更北的地方开凿了商（宋）鲁之间的黄沟运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黄沟开凿之后，吴王夫差可沿邗沟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济水，西上黄池，与齐晋争夺盟主地位。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开封。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

秦汉魏晋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因此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古代中国的发展。

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堆，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

汉朝开凿了槽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班固的《西都赋》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汉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门，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东汉开凿了阳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阳渠入洛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汉朝还经常维护灵渠。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西过西小江至钱塘江边的西兴渡口，沟通钱塘江航道。向东一条过白米堰、曹娥堰后到曹娥江东经上虞，至姚江可达明州；西北则为曹娥江通杭州湾航道。另一条至白米堰往南过蒿坝，沿曹娥江可达嵊州、天台。鉴湖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的大型蓄水工程，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设施完善使航运条件更为优越。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等。白沟开凿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青县（2020年）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虏渠开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开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县（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鲍丘水，还从沟河口向东凿渠入濡水，称为新河。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东至大名西北，注入白沟，借以沟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开凿，完成了贯通河北平原的运河网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运输。

曹丕代汉建魏以后，迁都洛阳，曹魏对于运河的设施，主要是修通汴渠、开凿贾侯渠、讨虏渠和广槽渠等项运河工程。曹操曾疏浚过汴渠上游到睢阳一段，称为睢阳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预致书王濬，劝他在灭吴之后，率领水军，自长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黄河，溯黄河回到首都洛阳。

贾侯渠系魏贾逵所开。《三国志》卷十五记载：“（贾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故道在今河南淮阳西北，后与其他水道“交错畛陌”。黄初六年（225年），开通讨虏渠，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故道在郾城县东。广槽渠系魏宣帝正始二年（241年）所开凿，通过陈、蔡之间，故道在蒗荡渠的下游，《三国志 卷二十八》记载：“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所建也。”

孙权在南方开凿运河，西连淮水，东接云阳，号破冈渎，这条运河是沟通今南京以东的水运网。

桓（huán）公渎又称桓公沟，为东晋桓温时开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兵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巨野泽即梁山泊，位于今巨野与梁山县之间，这条运河被称为桓公渎，从巨野泽北出济水，在今长清县西与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济水入黄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又继续疏浚桓公渎。

杨口运河是杜预做荆州刺史时开凿的。这条运河由杨水入汉水之处起，直达江陵，通入长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记载“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杜）预乃开杨口，起夏水（今汉水）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这条运河开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势更加重要。从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达建业；还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

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在晋会稽内史贺循的主持下，又开凿了著名的西兴运河。“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它自郡城西郭西经柯桥、钱清、萧山直到钱塘江边，起初称漕渠。因运河从萧山向北在固陵镇与钱塘江汇合，而固陵从晋代即称西兴，故名西兴运河。由于西兴运河与鉴湖堤基本平行，相距多在10里之内，鉴湖的多处闸、堰都和这条运河相通，这使得鉴湖的排灌效益大为提高，又由于沟通了山会平原西部鉴湖以北的南北向河流，对调节水量也十分有利。西兴运河东至绍兴西郭门入城，再向东，过郡城东部的都赐堰进入鉴湖，既可溯鉴湖与稽北丘陵的港埠通航，也可沿鉴湖到达曹娥江边，沟通了钱塘江和曹娥江两条河流。之后，鉴湖和运河的效益充分显现。至东晋，晋元帝面对会稽殷实繁荣的景象赞叹不已：“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在《孔季恭传》中又称“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

隋代

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开山阳渎。

隋炀帝即位后，开始大规模整修隋朝大运河，其工程分为四个部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邗沟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利用的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隋朝连通的大运河，首次将南北贯通，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

唐代

隋炀帝后期，隋唐大运河淤塞的难以使用。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这里所举的疏浚整治次数只是个约数，实际上运河时通时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经常进行的）。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修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

汴渠又称汴水、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开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为利”。开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决开就河口，“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开广济渠。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减少。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安史之乱后，汴渠的疏浚中断了八年，致使“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极其艰难，载重粮船更无法通行。唐朝刘晏仔细勘察河道，到处访问群众，调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

山阳渎亦称邗沟，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由于陆地下沉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长江江面逐渐变窄和扬子以南长江之间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断。导致唐初扬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县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而且“多为风涛所损”。自唐玄宗开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阳渎（邗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唐书 志第三十一》《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利百亿”“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从此开始这段新河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称赞说“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唐德宗时唐朝再次修浚山阳渎，当时，扬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扬州长史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沟通了江北漕路。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现象。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湖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还灌溉田数千顷，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数百万，还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利的充足，还增灌溉万顷之田。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发现扬州的运河水浅，舟船滞阻难行，王播便奏请开凿了一段19里长的运河，使舟船容易航行，这样漕运便不再滞阻。

太极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改善漕运，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直通扬州，称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浚治练湖。因为隋唐大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狭的地段，涸水季节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这段运河的水源古代靠练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时加以浚治，导湖入漕河。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槽，又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唐玄宗所开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实际上都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和重开，除渠首有变化外，渠线和尾闾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所开的广通渠，其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丰仓的粮须用牛车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关中运道大为改进，漕运物资，特别是粮食激剧增加。

唐朝对于永济渠一线，也致力很多。贞观十七年（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处筑石堰。由于沧州（清池县）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沧州西55里筑“有永济渠二”、县南30里筑“有永济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百姓利之。开元（公元713年—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另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此外，在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天津蓟县）的平卢渠等，这些渠道直接间接都与永济渠连贯，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唐朝不仅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和整理，还对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灵渠和河汾水道也都进行过疏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唐中宗采纳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凿石劈山，开凿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资可通过此系统水道运往长安。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第二次开凿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增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修桥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

褒斜道通达富饶资源的蜀汉地区，又可通过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唐朝曾经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兴元节度使封敖、郑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说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通道。元和年间，唐朝山南节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烧巨石，弄碎巨石，开通漕运来为成州的士兵运送给养。

唐朝多次治理灵渠。唐朝宝历初年，李渤疏浚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漕”，并且从此开始多次整修、疏浚灵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灵渠所立的斗门是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鱼孟威再次修灵渠，“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唐代，西兴运河的航运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年）观察使孟简开运道塘,这是西兴运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应已从泥塘改建为石塘路。这是西兴运河通航和管理标准提升的重要标志。又《嘉泰会稽志》卷十：“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所浚。”此“新河”应是相对老河而名，原来运河经府城河道是由西郭经光相桥、鲤鱼桥、水澄桥到小江桥河沿的，由于运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简又开一条由城西西郭直通城北大江桥与小江桥相连的“新河”，缩短航线，避免壅塞，促进沿运商贸。唐人李吉甫说：“东南郡邑,无水不通；天下货利,舟楫居多。”

唐代浙东地区重视农田水利，《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会稽增修防海塘；山阴凿越王山堰，作朱储斗门，置新迳斗门；上虞置任屿湖，黎湖；明州置小江湖，开西湖，增修广德湖，筑仲夏堰等。此外，唐大和七年（833）县（今鄞县）令王元暐兴建了位于宁波西南50余里的鄞县鄞江桥西樟溪之上的它山堰工程。这些举措不但提高农田灌溉能力，还为当时明州城内运河航运提供较稳定的水源，充分显示了水利的综合效益。运河水利兴盛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在长庆年代（821年—824年）有《再酬复言和夸州宅》诗中称“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

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因为隋唐大运河的兴旺，处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阳在当时成为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大都市。

五代

五代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后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五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五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

宋元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每年通过运河运抵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大量南方物资的到来，促成了北宋开封的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杭州为首都临安，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东运河连接杭州和宁波，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得到开凿和利用，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动用5000人开凿从洛阳菜市桥到漕口的35里漕渠，此举不仅恢复了当时洛阳漕渠建设，还为宋神宗时期的导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础。《邵氏闻见前录》亦记载：“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厦门以东以北入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此时的洛阳段漕运，从规模上说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反对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立即会遇到漕运不便的难题，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都难以为继。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

北宋初年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段运河时常淤塞，为了进一步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过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得以重新通航。这个导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冻，为解决通航问题，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

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

南宋时，通济渠河道湮塞，至2020年已经无运河遗迹可寻。原因有二：

一、南宋时，北方沦陷，南宋统治者为了防金兵南下，破坏了运河上的各种设施，务使金船不能南下。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泗入淮，夺淮入海，金统治者听任黄河泛滥，以贻祸南宋。于是淮水流域一带，遂常闹水灾。淮河改由运河南流入长江。通济渠逐渐淤塞为陆。

二、元朝以北京为首都，漕运物资不需要绕道洛阳，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在水利专家郭守敬领导下，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从南到北有效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元朝定都北京，开凿京杭大运河，又开辟了海运，导致通济渠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说：通济渠，（宋）“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即国都改建北京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通济渠逐渐失修而湮废。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开封北）县中砾镇，转陆运180里至新乡入卫河，水运经天津至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1282年动工开挖济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150里接济水（相当于后来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

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过地面。

从元朝开始，国都变迁到北京，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元朝忽必烈下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开凿了元朝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

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于是在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接通卫河。因为会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间的分水脊上，所以在会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门船闸26座，并在淮安设水柜，南北分流，以调节航运用水，控制运河水位。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济州河、会通河、卫河，再溯白河至通县。1291年至1293年，元朝从今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运河建成后，元朝专设都漕司正、副二使，总管运河和漕运事宜。

北宋中期，两浙路向朝廷所贡的粮食、布帛和赋税，由于鉴湖和西兴运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至南宋，鉴湖湮废，西兴运河及原东鉴湖为主形成的浙东运河航运地位更加突出，成为繁华富庶的绍兴府、明州和浙东运河沿岸其他城镇的水上交通枢纽。针对南宋嘉定年间，浙东运河“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深仅二三尺，舟楫往来，不胜牵挽盘剥之劳”的状况，知府汪纲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上奏朝廷，请求开浚，资金由地方政府自筹和朝廷添助相结合。治理后，河道通畅，行舟便利，民众称好。是年，汪纲又组织对西兴至绍兴府城的运河新堤整治，使堤岸“徒行无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纤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储积”。还建施水坊于田野郊远之地，以供路人暂息。此举对运河的整治和管理都起到重要完善作用。

元代，浙东运河地位不及南宋，但仍是庆元港（明州改庆元）联系腹地的主要航线，庆元港是当时三大主要贸易港（广州、泉州、庆元）之一。其间政府多有建设、疏浚之举。

明清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对元朝大运河进行了扩建。明代整修通惠河闸坝，恢复通航；永乐九年（1411年）扩建改造会通河，引汶水入南旺湖，利用南旺湖地势高的有利地形，修建南旺水柜，十分之七的水北流，十分之三的水南流，解决了会通河水源问题，并增建船闸至51座。为使运河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和避开360里的黄河航程，明朝先后在嘉靖七年至隆庆元年（1528年至1567年）和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三十三年（1595年至1605年），自今山东济宁南阳镇以南的南四湖东相继开河440里，使原经沛县、徐州入黄河的原泗水运河路线（今南四湖西线），改道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到邳县入黄河的今南四湖东线，即韩庄运河线。此外，为保障运河通航安全，还修建了洪泽湖大堤和高邮湖一带的运河西堤，并在运河东堤建平水闸，以调节运河水位。清朝于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在黄河东侧，约由今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近200里，北接韩庄运河，南接今里运河，从而使运河路线完全与黄河河道分开。明清两代规定运河漕船的载重量为400石。明朝漕船载重吃水不得超过3尺，年漕运量约400万石。清代规定漕船载重吃水不得超过3尺5寸，年漕运量约400万石。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北徙，在山东省夺大清河入海，大运河全线南北断航。清朝后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曾几度倡议治理运河，但因战乱而未付诸实施。

对于浙东运河，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任绍兴知府，对绍兴平原河网及运河集中进行了整治。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了著名的滨海三江大闸。明代政府对运河的整治也十分重视，明嘉靖四年（1525年）绍兴知府南大吉主持大规模修整府城内外运河，修砌塘身。明弘治中（1488年—1505年），山阴知县李良重修，甃以石。明季湛然僧再修之，石塘宽不逾丈。至此，200里运河堤岸多成石塘。

建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和1957年兴建江阴船闸和杨柳青、宿迁千吨级船闸，开始了对古老的大运河的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1959年以后，结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徐州至长江段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运河单向年通过能力达到近2000万吨，并扩大了沿岸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确保里下河地区1500万亩农田和8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2017年2月，总书记在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考察时强调，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他说，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6月，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9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纲要》强调，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主要河道

隋唐大运河部分

通济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凿了鸿沟，又名蒗宕渠（即浪荡渠），亦曰汴渠。汉魏时期又开凿了阳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邗沟（山阳渎）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连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修邗沟。

广通渠

广通渠即富民渠、永济渠。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修广通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开的山阳渎，则是吴国邗沟故道。

永济渠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陟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经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秦朝开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今镇江至丹阳的运河。也就是《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丹徒水道正是江南运河所经路线。江南运河在秦始皇时已经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开凿了运河和堰埭。东晋初年，因镇江附近运河水浅，还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 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孙吴开凿了破岗渎。至萧梁，破岗渎废，另“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今南京）秦淮。”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京杭大运河部分

京杭大运河全程可分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通州区内，连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并加以疏通而成；

（2）北运河：通州区至天津市，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的下游挖成；

（4）鲁运河：临清至台儿庄，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经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运河：台儿庄至清江；

（6）里运河：清江至邗沟，入长江；

（7）江南运河：扬州、镇江至杭州。

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运河部分，主要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鲁运河）、中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七部分河段，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

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区，南到杭州。流经通惠河（北京-河北廊坊）、北运河（河北廊坊-天津）、南运河（天津-山东临清）、会通河（山东临清-山东枣庄）、中河（山东枣庄-江苏淮安）、淮扬运河（江苏淮安-江苏扬州）、真扬运河（今江苏仪征-江苏扬州）、江南运河（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苏北运河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京杭大运河苏杭段有客运航线往返。江苏淮安是大运河与淮河、黄河故道的交点，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

浙东运河部分

浙江省东部宁绍平原上的主干航道西段萧绍运河（旧称西兴运河）系古代人工疏浚、开凿而成；东段利用余姚江天然水道，余姚江在余姚县丈亭以下，江宽可达150～250米，水深约4～5米，至宁波市汇入甬江。因运河穿越的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历史上只能分段航运。1966年兴建15～30吨级升船机多座，1979年又按40吨级标准浚治航道，1983年全线通航。第二期运河改造工程航道标准提高为100吨级，钱塘江沟通运河工程实施后可直达杭州，与京杭运河联结。

浙东运河据考证约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越国时称为“山阴古水道”，它从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和甬江，汇入东海。此后，经历朝历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大动脉。在越国有了杭甬运河前身的基础上，晋人沟通了姚江与萧绍平原河道的联系，使它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河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运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对它也作了整治。唐朝中叶，曾多次对杭甬运河进行疏通、深挖和修筑，并对两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运。南宋时，历时近一个世纪，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间，在杭甬运河上大规模修筑了运道和河堤，方便了运河沿线的水路交通。

运河两岸，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古迹荟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以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大家蜚声中外。有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还有运河畔的爱情圣殿——梁祝文化公园。招宝山留下了戚继光、林则徐等众多民族英雄的史迹。

意义价值

大运河充当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历时1200多年。清代中叶后，山东北运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粮米便改由海运至天津，再转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就逐渐湮废。到1949年前山东境内河段和中运河已不能通航。里运河水位不稳，时常决堤成灾。1949年后对里运河进行了全面整治，兴建船闸和节制闸，并开辟新河道使河湖分开。在里运河的南段开辟瓦铺至六圩港间的入江新航道，缩短了与江南运河间的航程。中运河也经过拓浚和改建。为便利徐州煤炭南运，沿微山湖西侧辟了新航道。江南运河原由镇江市区入江，由于河道狭窄淤浅，已改由谏壁口入江，在谏壁建有大型船闸控制水位。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政治

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

经济

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之区；而应漕运之需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漕运对于商业经济的促动作用尤其突出。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附载“土宜”的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也成为自然的事情。明清时期，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淮安、扬州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漕运而兴盛，但漕运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贸易机会，一定是这些城镇繁盛的主要原因。漕运带来的交通便利与商品流动，城镇的日趋兴盛，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运河一线城镇的兴衰，多与运河的流畅与否、漕运的正常与否紧密关联。漕运盛，则运河旺，运河城镇也随之兴旺发达。近代以后，运河漕运逐渐衰败，运河运输功能日弱，运河沿岸城镇随之衰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漕运、运河、城镇之间的依存关系。

社会

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

大运河漕运毕竟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

现代状况

和其他省份部分河道淤塞、停用等情况不同，元朝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保存基本完好，还在发挥作用。京杭运河江苏段全长683公里，是京杭大运河航运价值最高的水道，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南运河和苏北运河。苏南运河是大宗建材等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苏北运河则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如今每年货运量已接近1.2亿吨，其中煤炭运量达到7300万吨。苏北运河与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输水河道基本重合。

通惠运河。由于清末实行“停漕改折”政策和20世纪以来铁路、公路交通发展，货物转为陆运，加之水源不足，航道失修,至50年代初期，仅有少量船只作间歇性通航。该河主要用作北京市排水河道，已不能通航。

北运河。长约180公里,集水面积5.11万平方公里，由天津注入海河。除屈家店至天津段15公里可供小船作季节性通航外，其余河道均不能通航。

南运河。又名御河，长414公里。四女寺至临清段称卫运河,长94公里。天津至四女寺段航道窄狭弯曲，底宽15～30米，水深约1米，建有杨柳青、独流、北陈屯、安陵4座船闸，可通航100吨级船舶。由于上游水库拦蓄，两岸农田灌溉，加之年久失修，现已处于断航状态。卫运河底宽30米，水深约1米，建有四女寺、祝宫屯船闸，可通航100吨级船舶。由于上游岳城水库蓄水，截走水源，尤当卫运河扩大治理后，航道情况骤然恶化。

鲁北运河。也称位山、临清运河，原河段已淤塞。1958年另选新线，长104公里，但未开挖。1960～1968年，根据引黄输水要求，开挖了周店至尚店76公里渠道，两头河段尚未开挖。 [76]

鲁南运河。国那里至梁山段称东平湖湖西航道，长20公里，1968年虽经疏浚整治，但河道严重淤积，水深不足，尚不能通航。梁山至南旺段长33.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5米，每年可通航6个月，为季节性航道。南旺至济宁段长27.1公里，底宽15米，枯水期水深0.5米，每年仅通航6个月，为季节性航道。济宁至二级坝段长78.1公里，航道顺直，枯水期水深1米以上，底宽50米，可通航100吨级船舶。

中运河。二级坝至大王庙段原来是走韩庄、台儿庄一线。1958年在江苏省境内新辟南四湖湖西航道及不牢河河段，使河道经徐州市北郊通过，至大王庙与中运河汇合。大王庙至淮阴段仍循原来河道南下，长163公里。徐州以下河段，经近年分段拓宽，航道一般底宽45～60米，水深3米以上，已可通航500～700吨级以上拖带船队。是为徐州煤炭南运主要线路。

里运河。全长169公里，其入江口原在瓜洲,1958年改至六圩入江。近年屡经整治，航道底宽一般达70米,水深3米以上，可通航1000吨级拖带船队。年运货量1500万吨左右。

江南运河。自长江南岸谏壁口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至杭州。其中，平望至杭州有3条航线，即东、中、西线，如以东线计算,全长323.8公里，大部分底宽20米，水深2米,一般可通航40～100吨级船舶,年货运量达1600余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已将江、河、海衔接起来，构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以京杭运河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通的水运网。

绍兴段是浙东运河的中段。2008年，绍兴投资巨额资金对环城河、运河园等进行整治改造。绍兴市水利局副局长邱志荣坦言，一些古桥、古纤道、闸、坝仍然年久失修，部分河道淤积，需尽快解决。

在北方，运河北京段的保护现状也不乐观，当地运河均已丧失原有漕运功能。闸、仓库、码头等遗产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只有部分桥梁仍保持着通行功能。而运河天津段，不少河段还水量不足，不少桥梁没有达到净空标准，恢复通航难度较大。

河南有7处运河遗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堙没千年后，经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才重见天日，土遗址脆弱，受风雨侵蚀后容易风化、垮塌和剥蚀，而通济渠遗址和永济渠滑浚段虽不再通航，但也担负着防汛、排涝、浇灌等功能，水质控制和环境控制的压力很大。

在北京通州通惠河流域,大运河森林公园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好去处。当地花了不少精力进行整修，尤其是大运河遗产小道，由柏油路、木栈道等组成，几乎见不到垃圾。

天津市区的运河也非常漂亮，位于市中心的三岔河一带风光旖旎，不少市民沿河垂钓。运河旅游也很火热。天津在此段运河两端拦坝蓄水，为市民创造了这片充满魅力的水域。

在通州张家湾地区，大运河支线河水发黑、发臭，两岸成为垃圾场。河北青县马厂段运河，河道相对比较干净，但水源不足，水草滋生。而距此不远的盘古沟是大运河的相通河道，河岸却沦为垃圾场。

位于沧州市捷地镇水利枢纽上的一段运河由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负责管理，已经辟为A级景区，但其中一段因毗邻村庄，成为村民倾倒垃圾的地方。

2007年9月，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启动。2008年3月，邯郸市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33个联盟城市之一。大运河邯郸段是中国古代运河的肇始地之一。

经考古调查统计，大运河邯郸遗存丰富，全长141．8公里，流域面积701．5平方公里，是中国大运河中段重要流域，并保存大量与运河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展规划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表示，未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与利用，核心的问题是做好“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两篇文章。“整体保护”应该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遗清单的运河遗产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而“合理利用”则要围绕服务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把活态的、静态的运河遗产的价值发挥与具体的宣传、展示措施相结合。

2016年12月30日，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道整治工程（杭州段）在余杭塘栖举行开工仪式。整治工程主要由“四改三”（即原有的四级航道改造成三级航道）段和二通道新开挖段组成。工程建成后，京杭运河航道等级将达到三级，千吨级船舶可从山东直达杭州，浙北、浙东及浙中西部的航道完全贯通成高等级内河水运网，嘉兴、杭州、绍兴等杭州湾地区会连成一片。大吨位船舶可改走八堡船闸，三堡船闸“船等闸”将成为历史。除了“四改三”，这次工程还有一段新开挖的“二通道”。杭州二通道段是整个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陆地开挖用地需求大、投资高，且涉及杭州嘉兴界河、老沪杭铁路桥改造、水系调整等复杂问题，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从“航运”角度来说，二通道的建设将大幅提升通航等级和运能。京杭运河杭州段是浙北航道网、钱塘江、杭甬运河的大枢纽、大节点。2014年杭州市河段运量严重饱和，三堡船闸完成过闸量5300多万吨，是设计能力（1500万吨）的3.5倍，导致堵航严重（平均2—3天，最长超过1周）。随着钱塘江中上游航运开发和杭甬运河货运量持续增长，预计杭州市河段2020年运量将再增加2000万吨。二通道的建设，可以彻底解决杭州市内河运输瓶颈，满足未来水运发展的需要。从“排涝”功能来说，二通道也是杭嘉湖水利南排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排洪流量200立方米/秒，建成后将大大增强区域防洪行洪排涝能力，增加水体自净能力和水环境容量，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除此之外，二通道市区段建成后，也能提升旅游业的发展。

整个大运河，除北京到天津、临清到黄河两段，其余河段均已通航。正在规划的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实施后，大运河将是重要的输水线路。已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和7个设在大运河上的梯级抽水站等配套工程，已能北调江水至陇海铁路沿线；在江淮地区暴雨形成洪涝时，也能通过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及时排涝入江，保证里下河地区66万多公顷农田稳产丰收。随着中国大陆旅游业的发展，大运河还将成为重要旅游路线。现已开辟苏州至杭州200多公里的大运河旅游业务。

文物保护

世界遗产

2006年12月15日，大运河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世界遗产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共计85个遗产要素。

国家保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于25日，京杭大运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地区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

2013年3月5日，大运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地区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与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合并，名称为大运河。

2019年10月7日，板闸遗址、通州燃灯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

其他保护

2021年7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编制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正式对外发布。

2021年8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2021年10月12日，大运河：路县故城遗址、大名府故城、大运河南旺枢纽、河道总督署遗址、板闸遗址、回洛仓遗址、含嘉仓遗址、州桥遗址、荥阳故城（含古荥冶铁遗址）、柳孜遗址等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地方保护

2022年3月3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并于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截至2022年8月，近一年来，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实施各类文物保护工程126项。万寿寺东路考古新发现建筑遗存，进行了保护和环境整治。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在前期文物腾退、村庄搬迁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环境整治、修缮保护、资源数字化及档案管理等工作，将于今年10月左右正式开放。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定名，2023年底向公众开放。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顺利完成，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路县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4年实现开馆。

2022年3月3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并于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2022年11月25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已由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2022年12月1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同一时间，北京市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也都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三地《决定》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共同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

2025年3月1日，《天津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条例》开始实施。

考古成果

2021年以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在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开展考古发掘项目102项，发掘面积约10万平方米。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及其周边的考古工作廓清了路县故城南城门的形制和保存状况；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出一定数量的东汉时期的木、竹简牍，这在北京地区汉代遗址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

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后代通过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的工程最为浩大。大业元年至六年（605年至610年），隋炀帝动用百万百姓，疏浚贯通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河道，修成了隋唐大运河。这次连通的大运河首次使南北贯通，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此后，唐、北宋长期开凿、疏浚、整修隋唐大运河，使得隋唐大运河可以继续使用。南宋及元朝建立后，随着政治中心北迁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运河中的永济渠、通济渠逐渐失修而湮废。

隋唐大运河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在中国隋朝及以后朝代的南北交通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沟通南北经济、文化联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4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三大部分十段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背景

文化交流

黄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它的中下游中原地区是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最发达、最昌明的区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所在。黄河自西向东的流向，便于东西横向联系，而不便于南北纵向的联系，纵向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黄河以北不乏富饶之地，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更是物产丰富之地，但长期得不到开发，这种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古代中国人明智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从而产生开凿南北纵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军事需求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战事频繁，征伐不断，为保证军事行动所需之大量粮草的运输，在水运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年代，沟通南北水运，开凿运河无疑对军事行动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凿，主要是为了当政者便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而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则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时，也有着追随帝都的属性。

修建基础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早期开凿

春秋末期，吴王夫差调集民工开凿邗沟。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全长约400里。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邗沟的开凿，是有史记载的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被认为是大运河的开端。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邗沟此后一直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为水运要道。吴开邗沟之后，还在更北的地方开凿了商（宋）鲁之间的黄沟运河，沟通了泗水与济水。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堆（碓），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

汉朝开凿了漕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班固的《西都赋》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汉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门，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东汉开凿了阳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阳渠入洛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汉朝还经常维护灵渠。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鉴湖初创至晋代，山会地区主航线即为鉴湖，至晋后至唐，西线（山阴县）的航线渐为西兴运河所取代，而东线（会稽县）鉴湖仍为主航线并延承至现代。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漕渠等。白沟开凿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县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虏渠开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从今青县东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开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县（今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鲍丘水，还从沟河口向东凿渠入濡水，称为新河。利漕渠开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东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沟，借以沟通邺和四方的漕运，故名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开凿，完成了贯通河北平原的运河网工程。

曹丕代汉建魏以后，迁都洛阳，曹魏对于运河的设施，主要是修通汴渠、开凿贾侯渠、讨虏渠和广漕渠等项运河工程。曹操曾疏浚过汴渠上游到睢阳一段，称为睢阳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

贾侯渠系魏贾逵所开。故道在今河南淮阳西北，后与其他水道“交错畛陌”。黄初六年（225年），开通讨虏渠，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故道在郾城县东。广槽渠系齐王正始二年（241年）所开凿，通过陈、蔡之间，故道在蒗荡渠的下游。

孙权在南方开凿运河，西连淮水，东接云阳，号破冈渎，这条运河是沟通今南京以东的水运网。

桓公渎又称桓公沟，为东晋桓温时开凿的。这条运河从巨野泽北出济水，在今济南长清县西与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济水入黄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又继续疏浚桓公渎。

杨口运河是杜预做荆州刺史时开凿的。这条运河由杨水入汉水之处起，直达江陵，通入长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这条运河开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势更加重要。从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达建业；还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

历史沿革

南北贯通

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开山阳渎。

隋炀帝即位后，开始大规模整修隋朝大运河，其工程分为四个部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邗沟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利用的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隋朝末年，永济渠引沁水会清水一段的渠道已经淤塞。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隋朝连通的大运河，首次将南北贯通，沟通五大水系，“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自是天下利于转输”。

唐代修整

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这里所举的疏浚整治次数只是个约数,实际上运河时通时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经常进行的）。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征敛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是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

汴渠又称汴水、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 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开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为利”。开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决开就河口，“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开广济渠。

安史之乱后，汴渠的疏浚中断了八年，致使“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极其艰难，载重粮船更无法通行。唐朝刘晏仔细勘察河道，到处访问群众，调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

山阳渎亦称邗沟，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由于陆地下沉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长江江面逐渐变窄和扬子以南长江之间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断。导致唐初扬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县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而且“多为风涛所损”。自唐玄宗开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阳渎（邗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唐书 志第三十一》《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利百亿”“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从此开始这段新河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中说唐朝齐浣“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唐德宗时唐朝再次修浚山阳渎，当时，扬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扬州长史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沟通了江北漕路。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现象。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湖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还灌溉田数千倾，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数百万，还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利的充足，还增灌溉万顷之田。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发现扬州的运河水浅，舟船滞阻难行，王播便奏请开凿了一段19里长的运河，使舟船容易航行，这样漕运便不再滞阻。

太极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改善漕运，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直通扬州，称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浚治练湖。因为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狭的地段，涸水季节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这段运河的水源古代靠练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时加以浚治，导湖入漕河。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槽，又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唐玄宗所开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实际上都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和重开，除渠首有变化外，渠线和尾闾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所看的广通渠，其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丰仓的粮须用牛车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关中运道大为改进，漕运物资，特别是粮食激剧增加。后来，这条渠道因受灞、浐二水盛夏暴涨的冲击，唐代宗以后渐不通船。唐文宗太和（827年-835年）初年，唐朝咸阳令韩辽又自咸阳到潼关间，凿兴成渠300里，渠成后，关中运粮“无车挽之劳”。

唐朝对于永济渠一线，也致力很多。贞观十七年（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处筑石堰。由于沧州（清池县）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沧州西55里筑“有永济渠二”、县南30里筑“有永济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百姓利之。开元（公元713年-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另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此外，在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州区）的平卢渠等，这些渠道直接间接都与永济渠连贯，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唐朝不仅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和整理，还对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灵渠和河汾水道也都进行过疏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

唐中宗采纳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凿石劈山，开凿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资可通过此系统水道运往长安。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第二次开凿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增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修桥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

褒斜道通达富饶资源的蜀汉地区，又可通过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唐朝曾经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兴元节度使封敖、郑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说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通道。元和年间，唐朝山南节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烧巨石，弄碎巨石，开通漕运来为成州的士兵运送给养。

唐朝多次治理灵渠。唐朝宝历初年，李渤疏浚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漕”，并且从此开始多次整修、疏浚灵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灵渠所立的斗门是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鱼孟威再次修灵渠，“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逐渐废弃

隋唐大运河很容易湮塞，甚至湮塞的与岸平齐。唐、后周、北宋要经常开凿、疏浚、整修，才能令隋唐大运河能继续使用。到南宋，因缺乏及时的开凿、疏浚，导致大运河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南宋时，通济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经无运河遗迹可寻。原因有二：一、南宋时，北方沦陷，南宋统治者为了防金兵南下，破坏了运河上的各种设施，务使金船不能南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泗入淮，夺淮入海，金统治者听任黄河泛滥，以贻祸南宋。于是淮水流域一带，遂常闹水灾。淮河改由运河南流入长江。通济渠逐渐淤塞为陆。 二 、元朝定都北京，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又开辟了海运，导致通济渠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说：通济渠，（宋）“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即国都改建北京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使通济渠逐渐失修而湮废。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运路线，是由江淮溯黄河向西北至封丘（开封北）县中砾镇，转陆运180里至新乡入卫河，水运经天津至今通县，再陆运至大都。这条运输路线不仅绕道过远,且要水陆转运。至元十九年（1282年）动工开挖济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为源，向北开河150里接济水（相当于后来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济州河开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过地面。

从元朝开始，国都变迁到北京，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元朝忽必烈下令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开凿了元朝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一是由济水入海，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东平北）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粮车跋涉艰难。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接通卫河。因为会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间的分水脊上，所以在会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门船闸26座，并在淮安设水柜，南北分流，以调节航运用水，控制运河水位。会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济州河、会通河、卫河，再溯白河至通县。至元二十八年至至元三十年（1291年至1293年），元朝从今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今天的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运河建成后，元朝专设都漕司正、副二使，总管运河和漕运事宜。

文化遗产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

主要功能

隋唐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隋唐时期，国家粮仓设在洛阳，江南等地的漕粮大量运来，运河上终日“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到武则天称帝时，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河道拥堵太过严重。因此，在长安元年（701年），武则天下令“引漕渠，开新潭，以置诸州租船”。

作用意义

第一、加强了中国南北的沟通。在古代，水运通常是比陆路靠马、牛车运输方式便宜的。坐船过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辎重，往往比走旱路要便宜。大运河把南北用水道连起来，组成水网，把几大自然水系（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变成一个大水系。

第二、促进沿河城市的繁荣。唐、北宋的频繁开凿、疏浚、整修使大运河在较长的时期保持畅通，经过唐宋的长期发展，大运河沿线的城镇借助大运河的便利条件，发展的更加兴旺。大运河促进了沿线城市扬州、杭州、西安、洛阳、开封的发展。

遗迹考古

河南洛阳

汉魏洛阳故城南宫：位于洛河北岸的今偃师龙虎滩附近，早在东汉以前就存在。初为成周城；秦封治于吕不韦，吕精心经营，雄伟壮观；西汉刘邦经过洛阳时沿用；东汉时正式作为皇宫。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朝都会的核心。 现存故道：隋唐大运河自南宋偏安一隅定都江浙后，宋、金划淮而治，运河久废不用，逐渐埋入地下。现残存有水运河故道在泗县境内，西从唐河，东至水口魏，全长约28公里，汴河上口宽30～50米，深6～8米，坡度1 2，水深1.5～2米（枯水季节），新淤泥深度约1～2米。虽不通舟楫，也有灌溉之利。城西至唐河段因兴修水利疏浚清理时统一标准：河口宽30米，深6米，坡比1 2，故造成河道口宽比原来少10米（中国通史记载：广40步）。

洛阳天津桥：天津桥是隋唐大运河洛河洛阳段的重要附属遗存，位于隋唐洛阳城皇城以南、应天门至定鼎门的连线上，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格局的重要地标。天津桥前后延续600余年，遗址位于今洛阳桥西约400米的河床内。

天津晓月：天津晓月亦为洛阳八景之一。天津桥初建于隋大业三年，原是一座浮桥，隋末被毁。唐玄宗时建造为石桥，又称洛阳桥。北与皇城南门端门相应，南与定鼎门大街相接，桥上原有四角亭、栏杆、表柱，清雅幽静的意境使“天津晓月”成为著名景观。可惜自宋以后，战火连绵，建筑物大多被毁，天津桥亦未幸免。民国年间在附近建一碑亭，伫立于洛河中央，其西今又建两座大桥。

堰洛通漕：2014年借由古沉船发掘而扩展开的洛阳漕运水系考古勘探，发现横亘汉魏洛阳城与偃师商城一线、位于夏代二里头遗址正北的洛阳沟，兴修时间竟然远推至夏商时期——它是已知洛阳乃至国内最早为都城服务的大型水利工程，在世界上也很可能是最早的。此后至隋唐之间，兴修水利工程和漕渠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汉代，洛阳的漕运“小气候”已经相当发达，能够“东通河济，南引江淮”。这次全面调查，除了洛阳沟的勘探，还摸清了谷水、洛水等河流与漕渠的走向，确定了汉魏时期千金堨、堰洛通漕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遗址的位置，也是很大的突破。2014年，考古人员在洛河以北首阳山一带，勘探了一段约3公里长的洛阳沟，其在地下三四米深处，沟深十多米、宽七八十米，人工修筑的痕迹明显，南岸还有人工抬高的痕迹。南岸上有早于商代的三层人工堆积的花土，总厚1.55米。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往南溢，是应对邙山山洪的排洪沟。2014年，考古人员循着文献中的线索，在如今洛河南堤南侧的佃庄和河头一线东侧找到了堰洛通漕遗址，堤堰东西长530米左右，南北宽420米，堰西为引洛渠，堤北为排洪渠，洛河水大时可以往东泄洪。这一工程建成后，洛河故道因为缺水后来断流，洛河与阳渠也合而为一。

清汴工程：北宋时期，洛阳为西京。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汴河引黄河水所引起的淤积问题，进行了清汴工程。开渠50里，直接引伊洛河入汴河，不再与黄河相连。但这仅是一个历史阶段，伊洛河直接入黄河仍是历史主流。

含嘉仓：位于洛河中下游的隋唐洛阳城，是唐朝时期国家大型皇家粮仓，是用作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的皇家粮仓。含嘉仓虽然修建于隋朝，但是却是从唐朝开始大规模存粮、开始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的。东西宽612米，南北长710米，总面积43万平方米。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含嘉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在仓城内探出密集且有秩序的排列着287座地下粮窖。史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含嘉仓储粮总量达到580万石，是全国著名的大型官仓。含嘉仓城设有管理机构，且有驻军守护仓城。1972年再次发掘时，发现在一座仓储内，保存着大约50万斤已炭化的小米，颗粒清晰可辩。

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铭砖显示：粮入窖时，要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都要刻于铭砖上，放置于窖中。而铭砖所记大都是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有调露、天授、长寿和开元等年号。储存的粮食品种，有糙米、粟、小豆等。其来源，有越州、苏州、徐州、楚州、润州（镇江），滁州、隋州（邢台）、冀州（河北冀县）、德州、濮州（山东濮县）、魏州（河北大名）等地。如此的地域范围，如此的超大规模，可称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之一。而仓粮皆通过大运河运来，难怪大运河别称“运粮河”。

河南郑州

通济渠荥阳故城段：河南郑州的一段隋唐大运河故道，即今索须河的一段，长18公里，横贯郑州北郊。因为位于荥阳故城（今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之东，被命名为“荥阳故城段”。在荥阳故城东4公里，大河路与丰硕街交叉口南堤湾村，是这段故道的东端起点。索须河自荥阳故城流过来，但自此以西，不是隋唐大运河故道，要寻访大运河的来头儿，就从这里向北，经惠济桥村，至邙山黄河名胜风景区黄河。这段运河早已淤塞，但因有一座著名的石桥——惠济桥。

惠济桥：现在这座惠济桥建于元末明初。惠济桥已完全从淤土中清理出来，是一座青石结构、三孔拱券石桥，东西走向，桥面平铺着平整光滑的青石板，桥面的两侧有基槽和方形卯坑，昔日应当时安装有望柱和栏板。桥面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沟槽十分醒目，那是数百年车轮碾压出的印迹。

安徽宿州

大运河（通济渠）宿州段全长141.5公里，流经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共3个县区、涉及14个乡镇，其中94.5公里河道遗址埋于地下，47公里有水河道（含世界文化遗产段）位于泗县。大运河（泗县段）28公里故道是大运河仅存的故道，尤其是“十里长街”原始风貌保存完好。

1987年，宿州市政建设时，埇桥遗址在宿城大隅口西侧被发现并就地保护。1995年，在埇桥遗址东南处出土唐代蕲县界碑，标注了宿州至周边州郡的距离。200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宿州市文物管理所为配合老城区改造对该处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出南北两侧对称的石构宋代码头一座。在码头附近出土文物2400余件，其中有锚碇45个、宋代木质货船一艘。

基本陈列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发挥示范作用。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跨越2500多年、奔流近3200公里，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交融、中外交流，维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大运河向千年古都源源不断输送养分，推动北京从北疆重镇迈向国家首都，塑造了北京城市文化的集大成性，首善之区多元荟萃成果又籍由大运河反哺全国，日益巩固北京作为大国首都的地位。

北京作为大运河文化带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城市，正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为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再建勋业。

地点：展陈大楼（主楼）二层 三四五六号展厅

第一单元 江河道渠 水运初兴

史前至南北朝（约70万年前－公元581年）

北京是大运河连接长城与草原的重要枢纽城市。北京地处山水环绕的“北京湾”之中，数条大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过。从人类起源到国之首都，北京与水密切相关。人与自然，人与城市，相依相伴，共同生长。

河润平原

在大运河萌生之前，在北京小平原上，古人类已与水打交道。以七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五千年前的雪山人为代表，北京地区古人类与河流密切共生，北京地区的文明曙光乍现。三千多年前，周王朝册封诸侯国蓟国、燕国在北京地区营城肇建，即依托永定河古河道、琉璃河。之后蓟国灭、燕都废，燕国迁都蓟城，人与水、城与河的共生关系进一步发展。

漕运初起

作为边疆重要军镇的古代北京，陆路交通方面有多条大道连接中原与长城以北地区。水路交通方面，潞河（今北运河）与海河水系服务于中原物资北运，供应边疆防御军事需要。古代无论水利工程抑或水运修渠，须道法自然。汉代及以前的水利开发多在黄河流域，后逐渐南扩至珠江流域。水运方面，长江及以南地区多利用自然水系，北方偏重修建人工运渠。运河的修建尤以黄河、江淮之间最为重要，形成骨干运道。

第二单元 渠通幽州 多元融合

隋唐五代（公元581-960年）

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形成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明州（今宁波）的大运河体系，完成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贯通。

隋唐大运河将当时的北京地区同中原、江淮地区紧密联结起来，这在北京向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中心跃升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贯南北

为加强长安、洛阳与东南富庶地区和幽燕军事重镇的联系，隋代统治者在地方运河基础上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军政永济

隋炀帝为经营北方，开凿南起黄河、北至今北京地区的永济渠，此后永济渠成为隋唐帝国向幽州运送兵员与物资的主要渠道之一。

重镇幽州

隋唐大运河加速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在幽州的汇聚，幽州的战略地位上升为一座雄踞北方的军事重镇、水陆交通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

第三单元 辽金建都 漕运通济

辽宋金（公元907-1279年）

辽金与两宋时期，幽州地区从北方军事重镇向王朝都城迈进。政治中心的变化，使运河随之分为南北两个系统。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后，疏浚水道积极探索和开发中都漕渠。

建都通漕

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利用今北运河及燕京附近水道连通漕运。1153年，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迁至燕京。金代将河北、山东的粮食运至通州，并为解决通州至中都之间的漕粮运输问题多次修浚运河。

四方物聚

辽金时期，由运河、天然水道勾连而成的水路交通网，带来人员和物资的南北流动，幽州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都城地位也进一步巩固。

第四单元 大都既定 一脉贯通

元（公元1271-1368年）

元代北京成为全国都城。忽必烈时期，对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从杭州直通大都，构建出京杭大运河的基本形态。元代还大规模发展海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及欧亚各区域。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不仅满足了大都城漕运的需要，而且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加强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联动。

因水营城

元大都的城市水源从辽金时期的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大都城的规划原则、坊巷设计、河流水系，将礼制思想与山水城市特色有机融为一体。

京杭通波

元大都城物资需求几乎全部仰仗江南。为了将江南的财赋、物产顺利而高效地运往大都，元王朝调整运河线路，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这项伟大的工程给大都带来繁华富庶和多元开放。

大都气象

沿大运河而来的物资供给、文人贤士在大都积聚汇合，商贸文化、世风民俗在这里交融演进。大都呈现出异域文化与南北文化交相辉映的繁盛景象，形成了兼容并包、豪迈大气的城市气质。

第五单元 京师繁会 帆樯络绎

明清（公元1368-1911年）

明清两朝定鼎北京。京杭大运河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作用。河工体制和运河漕运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地方辐辏中央之势、中央统御地方之力不断强化，运河沿线的城市及区域文化日益繁盛。京杭大运河发挥了政治国脉、经济命脉、社会动脉的重大作用。

兴运安邦

河漕不仅攸关都城供给，还与更大范围内的物资流通、万千家庭生计等紧密相关。明清两朝屡兴河工，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职官体系专营其事，积累了丰富的运河治理与漕运管理经验。数百年间，以运河为主干串联起的水陆交通网络，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经济、人文一体趋同，是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保障。

通惠京华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都城，建设之物资、日用之消耗等多仰赖四方，而京杭大运河是保障京师供给的交通动脉。

文荟四方

京杭大运河贯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区域，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都城交融沉淀，塑造了京师文化的集大成性和包容性，京师文化又通过运河远播四方。

第六单元 漕运转型 曲折探索

民国（公元1912-1949年）

自清末停漕以来，河道迅速衰败。尽管各界运用新型技术治水的理念层出不穷，治理方案也几经尝试，但实际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

伴随着近代城市化发展，运河水系在功能上呈现出从“官用”到“民用”的发展趋向。

多策治河

民国政府设立了一系列管理运河疏浚、防灾等工程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并多次组织、邀请国内外水利专家尝试治理运河水系。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内的一部分运河河段得到了有效治理。

城市水道

一些留学归国的技术专家和务实官员尝试将水系治理与市政建设相结合。尽管许多方案未及实施，但也为新中国北京的运河治理积累了经验。

第七单元 运河新生 造福京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1949-201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度重视治河与治水，大运河经过综合治理焕然新生，各种水旱灾害基本消除。

水系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京杭大运河进行分段整治。北京大运河开展河道、水源、生态综合治理。

滋养民生

北京大运河承担农田灌溉、生产水源、美化景观、百姓休闲等功能。

第八单元 城河共生 交相辉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2012-2023年）

进入新时代，大运河以全新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

时代使命

大运河在新时代复兴，承载新的使命，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

古河新韵

进入新时代，北京大运河促进首都功能提升、城市副中心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沿线区域合作。

结语

大运河寄托着人们共同的乡情，承载着共同的记忆，滋养着共同的精神家园。千言万语，道不尽北京与大运河的辉煌不朽。万水千山，隔不断北京与运河沿岸的血脉情谊。

新时代的北京与大运河同谱新篇，奔向未来！

邗（hán）沟

邗沟位于扬州、淮安，河长197公里。

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在今江苏省境内，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运河。又名渠水、韩江、中渎水、山阳渎、淮扬运河、里运河。邗沟南起扬州以南的长江，北至淮安以北的淮河。

修建

邗沟在历史上曾有三次较大的开凿工程。

第一次是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长江和淮河。邗沟虽在东汉已受重视，但至末年，地方割据，三国时为孙曹兵争之地，运道并不通畅。东晋时，邗沟渠化堰坝开始出现。当时引江水的方法是引江潮，潮涨时水从坝上溢流或有单闸，开门引潮，闭门蓄水。

第二次于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江”。这是在旧有基础上一次大规模的整修扩大，逐步形成了后代运河的规模。邗沟南端水源开发最初是疏浚塘陂，引水济运，但常淤塞。当时，邗沟运道自淮阴至邵伯350里，其中邵伯至瓜洲90里，都是平水不流动，有堰坝控制，自淮安至扬州水程要四五日。邗沟北流河段，河床坡度较陡，流速较大，夏季水大时，逆水船不易上行。因此，北端修建北神堰，位置为古末口，主要以堰闸调节湖水。这次工程最大，分四段进行。605年，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同年，疏通扩大了邗沟旧道，南起江都，北至山阳。608年，从通济渠向北延伸。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长江中的沙洲扩大，并与北岸相连。唐代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在扬子镇以南接开伊娄河，经瓜洲入江。从此，瓜洲运口与仪征运口并用。

宋代修治加快，重点在解决淮河所带来的风险问题，进入邗沟工程修筑至运输管理的鼎盛时期。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在邗沟上建有数十处闸、坝、涵等建筑物，并且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船闸──复闸。经过修建，这段运河的堤身用巨石修了十个滚水堰，堤上植树，还陆续在堤身开水闸及石涵洞，引水灌堤东农田。北宋末年运河堤已普遍修筑，堤上大量修筑漏池闸，控制蓄泄，河堤上已有斗门、水闸79座，其数量不下于明清两代。南宋由于金人多次南侵，这段运河骤然衰落。

元代（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开通京杭运河，邗沟成为其中的一段，南口在瓜洲和仪征，北口仍在淮安北。

作用

末口扼邗沟入淮之口，为江、淮、河、济四大水系的枢纽，不但是交通运输的要冲，且江淮地区发生战争，必争淮安。过去改朝换代，往往以淮安为角逐之所，如东晋刘宋与北魏之争，唐末五代周世宗讨伐南唐，均曾在淮安发生大战。在多次抵制北方群雄争霸，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南侵中，亦以淮安为据点。南宋时期，大将韩世忠偕夫人梁红玉（淮安北辰坊人）驻守楚州，屏淮筑砦，与金人对峙十余载，金兵不敢轻犯。长期以来，淮安一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的军事重镇。

邗沟的开凿，最初出于军事需要。东汉时，即利用运河进行漕运。其后，经济中心逐步由东北移向东南，漕运任务日益繁重。北宋初，岁漕六百至八百万石。元末明初，进入鼎盛时期。据史册记载，当时“江南全省，糟米什项居天下强半。”加上南北商货，运输量更大。这些物资，或由末口过闸入淮，或由末口车盘至清江浦入淮，明永乐十三年进一步开拓故沙河后，伏秋高水季节，漕舟商船，由故沙河行驶，枯水时期，仍由末口过闸，或由五坝车盘入淮，直至黄河（即原淮河）改道草湾新河北徙，末口、五坝才完成了转运使命。

长期以来，淮安一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的军事重镇。但随着历史的变迁，邗沟逐渐成为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东汉末期，邗沟即用于漕运。其后，经济中心逐步移向东南，邗沟漕运量不断增加。隋唐以后，邗沟是保障朝廷供给的生命线，当时漕运很艰苦，漕船容易失事，损失量很大。官僚们采取重刑，惩罚押送人员和船工。当时规定漕米从江南运至长安，损失十分之一的是死罪，但仍然还要损失半数以上。遇大灾之年，沿途饥民掏漕河中的剩米吃，可见漕米损失之多，绝非单纯为押运者偷盗。北宋时由于漕粮自江淮至汴京每年多至800万石，少亦不下600万石，为当时最重要的运道。明清两代，邗沟的漕运地位更显重要，每到运粮季节，有一万二千艘漕船，十二万漕军“帆樯衔尾，绵亘数省”。此后，邗沟入淮处末口迅速出现一个重要城镇——北辰镇。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北辰镇迅速繁荣起来，到隋唐时期成为楚州治所，并随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而成为漕运要津，商业贸易很兴旺，吸引海内处商人，白居易有诗句盛赞此地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京杭运河苏中段经过多次整治，古邗沟范围内建成了江都和淮安两个梯级水利工程枢纽，成为南北运输的重要环节，而且集流域防洪、排涝、灌溉、调水、航运、城乡供水等综合效益于一体，成为促进苏中、苏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水上黄金航道。为使人们更好地认知这段历史，淮安市水利部门近期在末口处修建了碑亭，以彰显这一永载史册的治水创举。 今里运河上承中运河，北起淮阴水利枢纽的淮阴船闸，南到扬州市邗江区六圩入长江，过江在镇江市谏壁口与江南运河相接，长197公里。为苏中—苏北航运干道，亦为江水北调工程中的主要输水线路。

形成变迁

古代淮河有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为地域经济的发展和各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春秋晚期以前，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却是隔绝的。

吴王开凿邗沟之前，我国东南地区和中原诸州无自然的水道直接相通，南船北上，系由长江入黄海，由云梯关溯淮河而上，至淮阴故城，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这既绕了路，又要冒入海航行的风险。

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从今扬州市西长江边向东北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至射阳湖，至淮安旧城北五里与淮河连接。这条航道，大半利用天然湖泊沟通，史称邗沟东道。当时因邗沟底高，淮河底低，为防邗沟水尽泄入淮，影响航运，故于沟、河相接处设埝，因地处北辰坊，故名北辰堰，后称之为“末口”。清《宝应图经》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历史上邗沟在宝应段的十三次变迁，其中《历代县境图》有一幅名为“邗沟全图”，图上清晰地标明了当年邗沟流经的线路：从长江边广陵之邗口向北，经高邮市境的陆阳湖与武广湖之间，再向北穿越樊梁湖、博支湖、射阳湖、白马湖，经末口入淮河。古代邗沟的景象在北宋诗人秦少游的《邗沟》诗中有生动的描述：“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鸿沟

鸿沟，古运河名，以魏都大梁为中心，从今郑州荥阳市以北起，经大梁城折向东南至陈都宛丘（今周口市淮阳区），向南注入颍水，由此入淮河。楚汉相争时曾划鸿沟为界，后亦借指疆土的分界；比喻事物间明显的界线；大河。

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史料记载，公元前339年，魏国在大梁城的北部开凿大沟引圃田水灌溉农田，即后来的鸿沟主干。这条人工开凿的“大沟”，以魏都大梁为中心，从今郑州荥阳市以北起，经大梁城折向东南至陈都宛丘（今周口市淮阳区），向南注入颍水，由此入淮河。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始兴建。修成后，经过秦代（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一直是黄淮间中原地区主要水运交通线路之一。

出处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明〕沈采《千金记·延烧》：楚汉争锋不得宁，鸿沟画界各相吞。

〔清〕许承钦《白沟河》诗：良平持庙算，谁定割鸿沟。

〔北周〕庾信《拟咏怀》之八：长坂初垂翼，鸿沟遂倒戈。倪璠注：谓元帝即位，纔及三年，魏军至襄阳，梁王詧率众会之，遂至于败也。时梁魏地分南北，有若鸿沟。詧本梁朝宗室，助魏自伐，故云倒戈矣。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昔人谓诗中不可著一词语，词中亦不可作一诗语，其间界若鸿沟。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从此之后， 中国文坛新旧的界线，判若鸿沟。

巴金《秋》十：他的主张跟他兄弟的主张的中间是有一道鸿沟的。

陈志岁《鸿沟》诗：一水曾为楚汉垠，风云变化利刘军。若非就势过沟去，会见中华久两分。

〔唐〕欧阳询《用笔论》：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

〔清〕王士禛《荥泽渡河》诗之二：渺渺星槎击楫登，鸿沟极目气飞腾。

工程概况

史料记载，公元前339年，魏国在大梁城的北部开凿大沟引圃田水灌溉农田，即后来的鸿沟主干。这条人工开凿的“大沟”，以魏都大梁为中心，从今郑州荥阳市以北起，经大梁城折向东南至陈都宛丘（今周口市淮阳区），向南注入颍水，由此入淮河。

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战国时魏惠王十年（前361年），为了战争需要，曾两次兴工，开挖了鸿沟。西自荥阳以下引黄河水为源，向东流经中牟、开封，折而南下，入颍河通淮河，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济、濮、汴、睢、颍、涡、汝、泗、菏等主要河道连接起来，构成鸿沟水系。鸿沟有圃田泽调节，水量充沛，与其相连的河道，水位相对稳定，对发展航运很有利。向南通淮河、邗沟与长江贯通；向东通济水、泗水，沿济水而下，可通淄济运河；向北通黄河，溯黄河西向，与洛河、渭水相连，使河南成为全国水路交通的核心地区。鸿沟的开凿，为后来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创造了条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充分利用了鸿沟水系和济水等河流，把在南方征集的大批粮食运往北方，并在鸿沟与黄河分流处兴建规模庞大的敖仓，作为转运站。

灵渠

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灵渠流向由东向西，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

1988年，灵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8月13日，灵渠等4个项目入选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021年1月，“灵渠”入选第四批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名单。

干渠概况

灵渠水系由北南两渠组成。北渠俗称湘江新道，全由人工开凿而成，大致与湘江故道略成平行，渠槽在田畴间，其水位高过湘江故道，湘江水在分水塘经铧嘴分流和大小天坪坝引流后，约7分水流入北渠，在高塘村与湘江故道相会，全长3.25公里，最大引流量为12立方米每秒。

南渠自南陡口起，过严关，流至溶江镇老街的灵河口入漓江，全长约33.15公里，南渠引湘江水约3分，最大引流量为6立方米每秒。灵渠自越城峤至溶江镇的灵河口一段约29公里，主要的自然河流有4条。一为越城峤以南的始安水，源出越城峤与点灯山之间的山谷，流程2.5公里至铁炉陡附近汇入灵渠；一为源出台板石之石龙江（又称清水河），北流10公里后再折向西流至灵山庙入灵渠；一为源出唐公背山之马尿河，北流13公里折西至严关零西村入灵渠；一为源出三青岩，经梅村垌至乐施堂，再西至青石陡入灵渠，长15公里。

南渠自南陡口往北经兴安县城、大湾陡、折向西北穿越越城峤至铁路村会始安水，长4公里，全为人工开凿的航道，宽8～15米，水深1～1.8米，河床全为泥沙结构；始安水入口以下向西流至灵山庙，石龙江与灵渠汇口处，河长6.15公里，系将灵渠支流始安水小溪扩宽加深，挖成弯曲航道，宽8～15米，河床多为泥沙结构，水深0.4～1.3米；自灵山庙以下续向西流经严关乡至溶江镇老水街灵河口此段22.8公里，为灵渠干流经过整治的水道，渠宽15～50米，水深0.5～3米，河床为卵石和泥沙构成。

主要支流

西岭河，源于海阳山脉西北支北缘护城乡源江村境内百岭头的老殿脚。北流，经台板石、殿门前、下西岭、石坑，至西江以注入石龙江。源地高程858米。为山区河流，卵石河床，河长6. 5公里，流域面积14.1平方公里。上游建有白云头、东方红水库。

灵水，源于海阳山脉西北支北缘，东山北筑，护城乡粉洞村境内。有二源，东派发源于把风坳。西源发源于头源岭。西源自源地东北流，经新屋场，大村子，至李家塘入石灰岩溶洞，由乳洞岩口流出二汇东源。流经茅坪，董田，至高村纳大园水，穿过山岩口屯长200米的岩洞，至山脚注入请水河。系山区小河，长6. 5公里，流域面积20.9平方公里。

梅村水，源于越城岭东支南缘，护城乡冠山村的孔明寨。西南流，经大园、蒋家、李家田，于六口岩注入灵河。旧河道在李家田进入60米长的岩洞，在乐施堂又进入200米长的岩洞。为排泄洪水，1981年自蒋家至六口岩将河道改直并全部改为明流。河长8公里，流城面积14.6平方公里。

建里水，源于越城岭东支南缘，清水村的猫仔头以东山峰。源地高程599米，南流，经建里，至尧上纳东田水，于马头山入灵河。河长7.5公里，流域面积17.3平方公里。

太平寨水，派于越城岭山脉东支南缘，清水村的枫木界，南流，经截泥堪、寨背、大拱桥，至江西坪入灵河。河长8.2公里，流域面积10.7平方公里。上游建有太平寨水库口。

马尿河，源于海阳山脉西北支北缘的银矿山、东山。北流，经殿堂，于神仙田纳摩天岭水。经五甲、阳家，至留田纳上庄水后注入灵河。系山区河流，上游河宽20~40米，下游河宽40米。砂卵石河床，下游河岸低。两岸常受水灾。河长21.5公里，流域面积32平方公里。

古龙洞水，源于海阳山脉西北支的银矿山。北流，经古龙洞、洞门前，于岭西纳山水后注入灵河。河长5公里，流域面积17 . 7平方公里。上游建有古龙洞水库。

塘堡水，源于城岭山脉东支南缘灵牌山的尖山脑。南流，经塘堡、小枧江、寨、梁木塘，至画眉塘注入灵河。沿程有杏花岭、耀甲田、大族堂3水汇入。河长13.2公里，流域面积13.2平方公里。

沙江，源于海阳山脉西北支的东山。西北流，经背头元、望月山、文家，至溶江镇下游注入灵河。砂卵石河床，自背头元以下，河水多渗入河床下，故又名干河。河长10公里，流域面积26.1平方公里。

水文特征

灵渠渠首海拔高程为212.08米，灵河口海拔高程181.8米，平均纵坡1.09‰，多年年平均水位184.10米，多年平均最高水位186.97米，多年平均最低水位183.76米，极端最高水位是1985年5月27日为188.52米，极端最低水位是1964年12月30日为183.57米。多年平均流量11.39立方米每秒，多年平均最大流量343.38立方米每秒，多年平均最小流量1.26立方米每秒，极端最大流量是1976年5月15日为662立方米每秒，极端最小流量是1989年12月20日为0.35立方米每秒，水能理论蕴藏量3570千瓦，可开发利用630千瓦。

工程构成

灵渠主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水涵、陡门、堰坝、秦堤、桥梁等部分组成，尽管兴建时间先后不同，但它们互相关联，成为灵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铧嘴

位于兴安县城东南3公里海洋河的分水塘（又称渼潭）拦河大坝的上游，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铧嘴”。是与大、小天平衔接的具有分水作用的砌石坝。从大、小天平的衔接处向上游砌筑，锐角所指的方向与海洋河主流方向相对，把海洋河水劈分为二，一由南渠而合于漓，一由北渠而归于湘。铧嘴原来的长度在现存铧嘴30丈外的上游，清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修渠时，由于铧嘴被淤积的砂石所淹，才把它移建于现今的位置。但现今的形状却不是前锐后钝，而一个一边长40米，另一边长38米，宽22.8米，高2.3米，四周用长约1.7米，厚宽60厘米至1米大块石灰岩砌成的斜方形平台。在这个平台末端的南边，解放后又筑了长约30米的石堤。整个铧嘴由大、小天平的衔接处至铧嘴的尖端长90米。

大天平、小天平

接铧嘴下游是拦截海洋河的拦河坝，大天平即拦河坝的右部，小天平为拦河坝的左部，大天平与小天平衔接成人字形（夹角108度），因二者原属湘江故道，稍有崩坏，则无滴水入渠。小天平左端设有南陡，即引水入南渠的进水口；大天平右端设有北陡，即引水入北渠的进水口。据1985年12月～1986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水利电力设计院和水电建筑工程处对灵渠大小天平勘测，大天平坝顶长344米，宽12.9～25.2米，砌石体最大高度2.24米，上游溢流面高程213.7米，河床底高程213.5米。下游鼻坎高程212.3米，河床冲刷坑底高程210.9米。小天平坝顶长130米，宽24.3米，砌石体最大高度2.24米，上游溢流面高程213.3米，河床底高程212.8米，下游鼻坎高程212米，河床冲刷坑高程210.8米。大小天平均为面流式拦河堰，轴线间之夹角108度，与河床方向的夹角大天平57度，小天平51度。坝体外部为浆砌条石及鱼鳞石护面，上游条石砌成台阶状，从4号和7号的钻孔获得资料，两孔间距1米，4号孔布于大天平前缘0.5米，浆砌条石2.24米高，其下为混粘土砂卵石，7号孔布在河床，距天平前缘线0.5米，孔深0～2.8米为砂卵石层，2.8～3.03米为石灰岩条石。上游条石顶面用石榫连接形成整体，天平中部块石近于直立砌筑，称之为鱼鳞石，厚度0.7～1.3米。鱼鳞石下伏的沙卵石，上部为人工混粘土的砂卵石坝体，下部为原生沉积砂卵石。上下两部分很难分清。条石及鱼鳞石之间的胶结物，一部分为沙粘土及石灰，已风化松散；另一部分是掺有桐油的乳白及粉红色之胶结物，结构致密，抗风化力强，特别坚硬。

渠系

南渠，全长33.15公里。可分为4段：第一段从南陡起，经飞来石、泄水天平、马氏桥，穿过兴安县城，到大湾陡，长3.15公里，水面宽8～15米，水深1～1.8米。渠线沿湘江左岸西行，大部分为半开挖的渠道。左侧沿石山或地面开挖；右侧为砌石渠堤，即通常所说的秦堤，内外坡均用条石砌筑，中间填土，开始一段砌石堤高5米，下临湘江，传说修筑时曾两次失败，到第三次将渠线移到飞来石左侧才得以筑成。第二段自大湾陡，穿过湘江与漓江的分水岭太史庙山到漓江小支流始安水止。长0.95公里，水面宽6～13.5米，水深0.7～1.5米。这一段全线均为开挖的渠道，穿过太史庙山处深挖约30米，长300余米。这一段的开挖，工程十分艰巨。第三段自始安水起，沿天然小河道，在霞云桥有砚石水汇入，流经灵山庙，至赵家堰村附近汇入清水河，以下即称灵河。这一段长6.25公里，是利用天然小河扩宽而成的，同时增加了渠道的弯曲段，以减缓坡降。这一段水面宽7～15米，水深0.2～1.3米。第4段从清水河汇合处起，经鸾塘、车田、到灵河口汇入大溶江处止，通称灵河。长22.8公里，沿程有一些支流汇入，水势增大，河面宽阔，水面宽25～50米，水深0.6～3米。这一段除黄龙堤附近曾开凿新渠，使河水曲折迂回，以降低坡降外，均为天然渠道。

渠道南陡口底部高程为212.08米，汇入大溶江处的灵河口河床高程为181.82米，平均坡降0.91‰。

严关干渠，自南渠4.97公里处（三里陡下游）分水，全长10公里，1952年建成。有莲花塘、仙桥两条支渠。1支渠在南渠2.23公里处分水；2支渠在渠田垌中间，1958年改建为排灌共用的渠道；3支渠自南渠3.1公里处分水，经大湾陡、塘市至界首镇大洞村，全长13.5公里，1956年建成。

北渠：全长3.25公里，开凿于湘江北岸宽阔的一级阶地上。自北陡向北，经打鱼村、花桥，至水泊村汇入湘江。宽10～15米。北陡口高程为211.8米，渠尾高程206.31米，平均坡降1.69‰。中段开挖了连续的2个S型渠段，以降低比降。

泄水天平和溢流坝

南渠0.89公里处，建有宣泄洪水的泄水天平。渠内水深超过泄水天平堰顶时，渠水即排入湘江。堰顶宽5米，用大条石砌筑，堰长42米，底宽17.6米。堰上原有石桥，解放后已改为钢筋混凝土人行桥。

南渠1.95公里处，与双女井溪相会，建有马氏桥溢洪堰，以宣泄双女井溪的洪水。堰顶宽4米，高1.5米，长19.5米，用大条石砌筑。清代初建时，堰上架设有人行石板桥，解放后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公路桥。

南渠12.43公里处的溢流堰名黄龙堤，用大条石砌成，顶宽3.5米，堰长87.6米。

北渠0.21公里处的溢流堰称竹枝堰，堰宽8米，长15米，用条石砌筑。

水涵

又称田涵、渠眼，或称塘孔。设于堤内，块石砌筑，用于放水灌溉。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严震直修渠时，建有灌田水涵24处。解放后，由于灌溉渠道陆续建成，除引水入灌溉渠道的进水闸外，其余水涵多已堵塞。迄今，南渠大湾陡以上尚有7处，北渠有2处。

陡门

陡门，或称斗门，是在南、北渠上用于壅高水位，蓄水通航，具有船闸作用的建筑物。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陡门最早出现于唐宝历元年（825年），到唐咸通九年（868年）重修时，已有陡门18座。宋嘉祐三年（1058年），达到36座，为有记载以来最多的。经过历次增建及废弃，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陡门数仍有35座。解放后，据1975年调查，历史文献中先后有记载的陡门共37座，其中南渠32座，北渠5座，保存完整或大体完整的有13座，加上1977年重建的北陡，共14座；其余仅残存有几块条石，或下部尚有基石，可判断该处原曾设有陡门，但多数已无遗迹。

从现存的陡门看，其结构是：两岸的导墙采用浆砌条石，两边墩台高1.5～2米，形状有半圆、半椭圆、圆角方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扇形等，以半圆形的为多。陡门的过水宽度5.5～5.9米，设陡距离近的约60米，远的2公里。塞陡工具由陡杠、杩槎（俗称马脚）、水拼、陡簟（陡杠，包括面杠、底杠和小陡杠，均系粗木棒；杩槎，由3条木棒做成的三角架；水拼，竹篾编成的竹垫；陡簟，即竹席）等组成。关陡时，先将小陡杠的下端插入陡门一侧海漫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另一侧石墩的槽口中；再以底杠的一端置于墩台的鱼嘴上，另一端架在小陡杠下端；再架上面杠。然后将杩槎置于陡杠上，再铺水拼、陡簟，即堵塞了陡门。水位增高过船时，将小陡杠敲出槽口，堵陡各物即借水力自行打开。由于有了陡门这种设施，故能使灵渠能浮舟过岭，成为古代一大奇观。正如《徐霞客游记》中所载：“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可见其作用。

南北两渠共有陡门36个（其中北渠4个，南渠32个）。

南陡：在南渠的渠口，解放后修葺加固，渠中增建一桥墩，上架水泥板，安上闸板。

马氏桥陡：在灵渠北路，解放后已几次改建。

大湾陡：在大湾陡村旁，今完好，只缺将军柱（陡门标）。

祖湾（阴湾）陡：在太史庙山西麓县物资局附近，今完好，因兴安县火车站改建抽水站蓄水池，已非原状。

太平陡：在铁路村东面便桥附近，解放前已毁。现只能略见陡堤残迹。

铁炉陡：在铁路村前二圣庙前，已毁，尚存少数陡堤石块及半月形陡堤残迹。

禾上（和尚、禾尚）陡：在铁路村附近，已毁，尚存陡堤青石数块。

三里（乌龟）陡：在三里陡村头三里桥下游约数米，解放前已毁。

印陡：在三里陡村旁洗衣码头边，已毁，残存半月形石基，尚存陡堤石数块。

大路陡：在霞云桥附近东北面，已毁，残迹旁尚留陡堤青石数块。

君嘉陡：在霞云桥村旁，民国35年（1946年）毁，尚存陡堤青石数块及半月形陡堤残迹。

霞云（下营刀板）陡：在霞云桥村旁，已毁，尚存半月形陡堤残迹及青石数块。

黄泥陡：在茄子塘村旁洗衣码头边，陡堤较大，大体完整，石块已残缺不全。

沙泥陡：在茄子塘村旁，大体完整。

门限（门坎）陡：在茄子塘西南对面北麓，陡堤较大，形迹尚存，石块已残缺不全。

十四陡：在茄子塘村西，陡堤已毁一边，石块所存无几。

十五陡：在茄子塘村西，陡堤形迹尚存，陡堤青石仅余数块。

十六陡（洗衣陡）：在东村北面，陡堤青石块大部分已缺。

十七陡（大虾蟆陡）：在东村北面八角亭桥下游，大体完整，解放后一度改为蓄水坝，引水碾米。

霞幔（小虾蟆陡）：在架枧田村东面，大体完整，有一边半月形石基已残。

新陡（晒谷陡）：架枧田村旁，陡堤完好，近陡农民常利用陡晒谷，并时加维修。

牛路陡（破陡）：在架枧田村下游，陡堤残破。

林山（灵山、云山）陡：在灵山村东面，陡堤大体完整。

星桥陡：在岩背村旁灵山桥上游数丈，陡堤石基大体完整。

竹头（竹根）陡：在六口岩（季家）村前，陡堤略有残缺，其特有的斜长石勘仍然可辨。

青石（青泥）陡：在严关六口岩村西黄龙堤北面，陡堤石基尚存，略有残缺。

小陡：在六口岩村西南，保存完整。

大陡：在六口岩村西南，距小陡150多米，已毁，南岸陡堤石基下部尚存，略见形迹。

古牛（牯牛）陡：在马头山东面，大体完好，解放后一度改作蓄水发电碾米堰坝，南岸石堤已非原状。

鸾塘（老滩、上陡）陡：在鸾塘村西南，已毁。

滑石（新滩、下陡）陡：已全毁，仅有青石数块留在原处。

牛角（牛角湾）陡：已毁，尚存陡堤青石数块留在渠中。

北陡：在湘漓乡分水村西南，原陡门全毁，1968年附近生产队在渠口筑坝拦渠造田，渠道遭破坏。1975年兴安文化馆在原渠口以下数十米重建北陡。

湾陡（湾桥陡）：在观音阁南，已毁，遗址尚存。

晒禾陡：在打鱼村后，已毁，仅留陡堤青石数块于原处。

何家陡：在花桥旁，尚存，陡堤石基已改公路桥墩。

堰坝

堰坝是建筑在渠道里的一种栏河蓄水、引流入沟灌田、或积水推动筒车的设施。现今能见到堰坝有两种：一种是由石块砌成的半圆形堰坝，与石砌陡门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塞陡用的是陡杠、陡筚，而塞堰用7块长约5米，宽约0.3米的扁平方木作为闸板开关。这种堰坝很少，南渠有2座：一在霞云桥附近今公路下边，一在十五陡与十六陡之间，即今兴安农药厂附近。这种堰坝没有引水沟，一般用法是，关堰时把渠水堵住，提高水位，以便龙骨水车提取渠水灌田。另一种堰坝，多建在河面较宽的渠道中，自赵家堰以下共有32座。它的结构，一般都用长木桩密排深钉，框架里堆砌鹅卵石，砌成高3～4米的斜面滚水堤坝。较简单的，不用大小框架，而是用竹篓囊石，横亘江面，再用长木桩排列竹篓两边，密密钉固。堰坝上开有堰门，以便船舶往来。门有大松木桩4条分别竖在两侧，每边的两条又用横木串连，并与其它框架相接，以便稳固。堰门宽4～5米，一般都用直径约0.3米，长5～6米的大松木作堰杠，用来关堰门。在南渠32座堰坝中，堵水入沟，直接灌溉稻田的有下营村沟，江西坪村旁的堰沟，画眉塘村旁的黄埔堰，芋苗村附近的横头堰等。

秦堤

秦堤指从南陡口到兴安城区上水门街口灵渠和湘江故道之间约2公里长的堤岸。民国时就定名为秦堤风景区。秦堤风景区大体可分为3段。最初的一段由南陡口起至飞来石止，堤岸顶面较宽，一般都在5至10米之间，高出水面1米以下；自飞来石至泄水天平一段，堤岸临近湘江的石堤高悬水际，危如累卵，渗漏特别多，最易崩塌，称为“险工”，现用水泥巨石砌筑，堵塞了渗漏之处，堤基已经稳固；由泄水天平至上水门口，堤顶一般宽约3米，底宽7米，高约2.5米，这段渠堤，原来只有巨石砌筑临河一面，现已不断修整加固，两面均用巨石砌筑，并以水泥铺路，在堤南对岸近几年来劈山筑成水泥公路。

广义的秦堤，是指从南陡口至大湾陡止，全长为3.25公里。从接龙桥至大湾陡一段，秦堤两边都用条石砌筑，宽为2米，高为1.5米。现保存完好。

历代修缮

秦并6国（韩、赵、魏、楚、燕、齐）后，秦始皇为开拓岭南，统一中国，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屠睢率兵50万分5军南征百粤，每军要占领五岭一个主要的隘道，而占领湘桂两省边境山岭隘道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军。最初遭到当地民族的抵抗，3年兵不能进，军饷转运困难。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监御史禄掌管军需供应，督率士兵、民夫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

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叛朝廷，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继续疏浚灵渠。

唐宝历元年（825年），渠道崩坏，舟不能通。桂管观察使李渤下令垒石建成犁铧形的拦河坝，即大、小天平，使河水分流进入南、北渠道。并在南、北渠道上设置壅高水位以利通航的建筑物陡门。秦监御史禄凿渠时灵渠的工程设施，只能从通航的可能性来判断拦河坝的存在，经过李渤的改建，才有了关于拦河坝和陡门的记载。唐咸通九年（868年）陡防尽坏，渠道淤浅。鱼孟威刺史将沿河40里用石块砌堤岸，用大坚木做成木桩植立为陡门，陡门增至18重，方通巨舟。用工5.3万，用钱530余万缗。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桂林衙前秦晟监修灵渠。庆历五年二月竣工，计用工1.085万，用钱7560余缗。所有工料全由兴安、临桂、灵川3县差拨。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提点广西刑狱兼领河渠事李师中修灵渠，用民夫1400人，34天竣工，共用工4.76万个，此次维修采用“燎石以攻，既导既辟”的方法，清除渠内碍舟礁石，并将灵渠陡门增至36座。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朱晞颜修灵渠，于十二月初动工，至月底竣工，计用工25万，用钱300万缗。元至正十四年（1345年），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乜儿吉尼修灵渠，于九月动工，至第二年一月竣工，计用工14.8万，用钱5000缗，修复了铧堤及陡门的溃坏处，舟楫以通。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监察御史严震直主持修灵渠，动用民夫9110余人，于九月十一日兴工，十一月底竣工，修成渠堤岸长126丈，阔6.6丈尺、高5尺，筑渼潭及龙母祠前土堤151丈、阔5丈、高0.5丈，增高中江石岸45丈，疏渠道5159丈，修斜坡、湎坡、泄水坡5处，砌灌田水涵24处，砌陡岸36处，共用石块石板2.8万块，桩木1.55万余根，石灰67.49万余斤。这次维修，由于加高了大、小天平，2座溢洪水涵泄水量较小，遇洪水时则冲毁堤岸，洪水尽流向北渠，南渠水浅，既不能通航，又影响农田灌溉。因而于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修复如旧。明代另一次较重要的灵渠维修是成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485～1487年），由于洪水泛滥，渠堤毁坏严重，由全州知府单渭主持维修。“用巨石以甃〈zhòu〉铧嘴，措鱼鳞，缮渠岸，构陡门” [5]（孔镛《重修灵渠记》），三十六陡中凡有缺坏者均修葺一新。这是有关大、小天平坝上采用鱼鳞石护砌的最早记载。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天平石诸险工倾决殆尽，陡门仅存14座，巡抚陈元龙率通省官员捐俸修治，重修被毁的大小天平由原来用巨石平铺坝顶，改砌成龟背形，将累卵状的鱼鳞形石改用长石直竖。陡门修整了尚存的14座，将已废弃的22座陡门修复了8座。凿去湘江及漓江险滩礁石19处。陡门过去皆用丛石砌筑，这次全用巨条石合缝浆砌，用银2.4万两有余。乾隆十九年（1754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奉旨修灵渠，由桂、平、梧、玉观察使富明安任总修官，庆远府同知查礼为协修官，兴安县令梁奇通任承修官。于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乾隆二十年春至三月二十四日两阶段整修，计修堤和鱼鳞石102道，修坝1道，修陡门16座，并疏浚渠口积沙，天平坝基尽钉松桩，上面用青石密砌，两石相接处均以生铁锭钤锢，共用银4900余两。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广西巡抚赵慎畛捐俸修灵渠，由桂林知府周之域监修。于九月十五日动工，至十一月二十日完工。计用工1.496万个，用石256丈，用灰1.2万余斤，用桩木560余根，杉木64根，用银1775两，主要维修陡门。至此保留陡门32座。即北渠4座，南渠28座。光绪十一年（1885年），洪水冲毁分水坝及南北陡堤，广西护理抚院李秉衡请旨奉准修渠。因铧堤旧址填淤，改建于原址下游30丈，大小天平叠石如鱼鳞，接逢处胶以灰泥，外复巨石。并修北渠3陡，南渠19陡，修四贤祠、飞来石、蛤蟆塘、泄水天平、黄龙堤等石堤5道。新建滑石、鸾塘、牛角3陡。光绪十一年一月兴工，十二年五月完工，用银9400余两。又于光绪十二年十月动工修了社公坝和新陡海底，凿去石门坎、倒脱靴、黑石坝3处暗礁，用银800两，现今所见灵渠，大致就是这次维修后面貌。民国21年（1932年），兴安大水，大小天平部分损坏，兴安县长田良骥补修43～75丈一段，长107米。

1953年冬，兴安县水利局疏通了南渠南陡至大湾陡一段渠道，重修了飞来石旁秦堤一道，长30米，大小天平下增砌消力坎一道，长470米，同时砌直了大小天平跌水线，工程至1954年结束，用石3000余立方米，用钱4亿元旧人民币（折新人民币4万元）。1973年冬，自治区拨款修秦堤，由上水门至泄水天平一段长870米，外侧原系土坡，皆改用石砌，内侧石堤加高60厘米，秦堤路面拓宽1.5米，计用石1500立方米，用款3.6万元。另铺建南陡阁至泄水天平一段水泥路面，长900米，宽3米，用款2万元。1974年秋，自治区文化局拨款铺泄水天平至上水门一段秦堤水泥路面，长870米，宽3米，用钱2万元，同时开辟灵渠南岸公路，全长2公里，路面宽6米，沿途砌挡土墙9段，长600米，用款1.8万元。1975年11月自治区文化局拨款修铧嘴，主要加固水下部分，并恢复铧嘴南侧石堤一道，长20米，计用水泥40吨，片石200立方米，条石32立方米，同时补修了大小天平，共用款2.4万元。1976年5月16日大雨成灾，灵渠部分大堤和护岸被毁。秋季，自治区文化局拨款建南陡阁北侧湘江大堤一道，长80米，高4米，砌南陡口下鲤鱼洲护岸70米，南陡口护岸40米，并将文庙泮水桥迁于南陡口鲤鱼洲，共用款1.2万元。1977年冬自治区拨款5000元维修了大湾陡及重建北陡。1978年自治区文化局拨款修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农民拆毁的大天平78米，建北陡下防洪堤60米，宽4米，砌北渠护岸300米，还修复了竹枝堰，拆除了堵塞北渠的拦渠坝，北渠恢复通水，共用款3.7万元。1979年冬，重修飞来石至泄水天平倒塌的秦堤一段，长48米，高6米，用款1.7万元。为防渗漏，于四贤祠至上水门一段渠内分段浇灌水泥墙1000米，用款1万元。1983年冬补修大小天平被水冲坏的消力坎一段，长15米，宽6米，用款2500元。

历史意义

灵渠的凿通，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大批粮草经水路运往岭南，有了充足的物资供应。公元前214年，即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秦兵就攻克岭南，随即设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将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

灵渠联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自秦以来，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密切各族人民的往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灵渠虽经历代修整，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8年8月13日，加拿大萨斯卡通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9届国际执行理事会，执理会全体会议上公布了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其中中国的灵渠等4个项目全部申报成功。

文物古迹

四贤祠

位于距南陡下游约半里的南渠北岸，是座庭院式的建筑，内有对灵渠有过贡献的秦监御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管观察使李渤、桂州刺史鱼孟威半身塑像。四贤祠又名灵济祠、灵济庙，始建于何时，史说不一。乾隆《兴安县志》记载：“元至正乙末廉访副使乜儿吉尼建”，道光《兴安县志》也记载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廉访副使乜儿吉尼建。但元代人黄裳在《灵济庙记》中称，乜儿吉尼建祠之时，原来已有四贤祠、只因原祠“庙貌简陋，不称神栖”，乜儿吉尼“撤敝为新，易卑以崇”，加以改建而已。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修葺四贤祠。咸丰二年四月初四日（1852年5月22日），太平军攻占兴安，四贤祠被火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再建，为二殿并列共6开间，宽24米，深11米，东西北3面砌墙，南面有雕花木门36扇，西殿前临灵渠有门楼，建筑面积共280平方米。解放后，四贤祠房基下沉，殿内木架为白蚁蛀空，行将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拨款重建，于1981年12月1日开工，1985年4月30日落成。新祠为五开间，上下2层，宽21米，深11米，高12.3米，基础深4米。院内增建了回廊、住房、售货厅及东西院门等。全部建筑面积为743平方米，主体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民族形式。四贤祠内除保存有元明以来10余方石刻外，院内尚有大重阳树一株，树身横吞乾隆年间石碑一块。古树吞碑，为四贤祠内一大奇景。

飞来石

在四贤祠西约半里的灵渠北岸边，是一座突出堤上的天然岩石，略成方形，上平如砥，高约4米，周约20米，上有四季桂一株，有石级可以攀登而上。石壁各方，前人题咏石刻很多。传说此石是四川峨嵋山飞来的仙石，修渠时这里有猪婆精作怪，渠堤白天修好，夜晚猪婆精拱倒，使修渠误工，领工被杀，民夫受累，飞鹤大仙便将座下蒲团石飞来镇住猪婆精，渠堤始成。

三将军墓

在粟家桥附近的灵渠南岸，系明朝封张、刘、李镇国将军的神墓。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岁（1791年）季春月上水关众等立墓碑，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县张运昭砌以石，并立碑记。墓为圆形，高约2米，直径为4米。清乾隆五十六年立的三将军墓碑刻，文为：“三将军墓由来久矣。其遗事记未详载，相传筑堤有功，敕封镇国将军，卒于吾邑，合葬东北山阳，三公一冢。则是生为当时良佐，死为后世福神。故吾邑立庙崇祀者二处，其墓虽有碑记，载事亦略，矧世远年湮，土崩石裂将至颓泯。吾侪不忍坐视，重修立石，以垂不朽，庶神圣名播千秋，而吾邑福隆万代。是为记。”

万里桥

位于兴安县城中水关的灵渠上。为昔日往来南北必经之道，据说该桥距唐代都城长安水路约万里，故称万里桥。桂管观察使李渤于唐宝历元年（825年）修灵渠时所建。桥上原无亭，为虹式单拱，只有1层斧刃石发券砌成，两边桥栏的石条是后来所置。明洪武八年（1375年）知县曾孔传构亭复桥。成化九年（1473年）重修桥亭。成化十二年，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修桥亭。嘉庆年间亭毁于火，寻复修葺。民国33年（1944年）冬亭毁于火。1964年兴安县人民政府依照原样重修万里桥，原桥面长7.45米，北（偏东）桥堍9级，斜坡长3.7米，南（偏西）桥堍7级，斜坡长3.4米，桥高4.5米，宽6.05米。桥拱半径3米。重修后桥面长6.25米，宽6米，北（偏东）桥堍11级，斜坡长4.5米，南（偏西）桥堍9级，斜坡长3.75米，桥拱半径3米。1985年，县人民政府建成仿古钢筋混凝土结构、琉璃瓦、四阿顶的桥亭，用款1.5万元。

沧浪桥

又名天后桥、娘娘桥，位于万里桥下游约80米的灵渠上。是一座虹式单拱石桥。康熙七年（1668年）监生石琴国捐建。桥面长6.5米，跨度6米，拱高5米，宽6米。桥上原有亭，亭内供天后像。民国22年（1933年）桥亭因演戏倾圮，砸死32人。1985年重修沧浪桥和重修桥亭。亭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琉璃瓦、双重檐、四阿顶，当年12月竣工，用款2.1万元。

接龙桥

位于兴安县城下水门的出口处灵渠上，距沧浪桥约50米，建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清乾隆元年（1736年）重建，是虹式单拱石桥，桥面长6.1米，宽7米，东桥堍10级，水平长5.9米，西桥堍已被拆城垣的泥土填平，上通石阶，拱高4.8米，跨度6米。1988年在桥上增建水泥钢筋桥亭，用款1.79万元。

粟家桥

在兴安县城东门外的灵渠上，不知建于何时，虹式单拱石桥，桥面长7米，宽2.6米。北（偏东）桥堍15级，水平长4.9米，南（偏西）桥堍10级，水平长3.5米，券洞跨度长约7米，拱高5米。

三里桥

汴河怀古二首

《汴河怀古二首》是唐代文学家皮日休的组诗作品。第一首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所杀的历史事实以及对唐王朝的警示。第二首诗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接着反面设难，批驳了修大运河是亡国之举的传统观点，从历史的角度对隋炀帝的是非功过进行了评价。全诗立意新奇，议论精辟，不失为唐代怀古诗中的佳品。

汴河怀古二首

其一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其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创作背景

皮日休是唐后期的诗人，当时唐王朝已进入动乱阶段。文人在仕途上非常困难，平安闲放成为他们生活上的目标，精神上则尽量不受外界干扰，皮日休就是这种避世心态与淡薄的代表。这使得他有更多的空闲思史，写出现实主义的咏史诗。

隋炀帝时，发河南淮北诸郡民众，开掘了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故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呼之为汴河。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消耗了大量民力物力。唐诗中有不少作品是吟写这个历史题材的，大都指称隋亡于大运河云云。皮日休生活的时代，政治腐败，已走上亡隋的老路，对于历史的鉴戒，一般人的感觉已很迟钝了，而作者却以诗文的形式有意重提这一教训。

名家点评

清·陆次云辑《五朝诗善鸣集》：开河同，而所以开河不同，语奇而确。

清·朱宝莹编《诗式》：首句言因凿此河，发丁滋怨，亦隋之足以取亡，翻起。次句言有此河水利可通，今日赖之，正承。三句开一笔，其意全在四句发之。（品）严栗。

现代·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编《中国文学史》：《汴河怀古》其二，在批判隋炀帝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也不抹杀他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并把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和治水的大禹相比，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很有胆量的。

作者简介

皮日休，唐代文学家。字逸少，后改袭美。襄阳人（今属湖北）人。早年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间气布衣等。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后参加黄巢起义军，任翰林学士。旧史说他因故为黄巢所杀。一说黄巢兵败后为唐室所害。或谓黄巢败后流落江南病死。诗文与陆龟蒙齐名，人称“皮陆”。部分诗篇，暴露统治阶级的腐朽，反映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有《皮子文薮》。

高句(gōu)丽(lí)

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是汉唐时期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政权，国祚七世纪有余，地跨今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又称“高氏高丽”，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高丽（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

高句丽政权为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建立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初期都城在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公元3年迁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东汉时期，相继被汉和帝、汉灵帝击败而两度归属东汉。公元209年，迁都丸都城。汉朝以来，高句丽处于历代中原政权的羁縻藩属体制之下。公元四世纪中后期至五世纪中叶，高句丽南进朝鲜半岛，占领礼成江、汉江流域等地，并于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今朝鲜首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争雄，史称“朝鲜三国时代”或“后三韩时代”。五世纪后期，高句丽改称“高丽”，多次击败百济、新罗，称霸朝鲜半岛。隋炀帝大业年间，多次击退隋军的入侵。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被唐朝攻灭，其遗民主要融入汉族及朝鲜半岛民族。

高句丽强盛时疆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

专业研究高句丽史、民族边疆史的历史著作《中国高句丽史》、《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都考证指出高句丽有60万军队。

国号

高句丽，《后汉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是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建国，故称高句丽。学者罗新认为“高句丽”的本意是“山城”。

5世纪后期，高句丽改称“高丽”，高句丽出土文物“延嘉七年铭金铜如来立像”、“中原高句丽碑”均称本国为“高丽国”，其君主也被中原王朝皇帝册封为“高丽王”。但是，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朝鲜半岛出现的王氏高丽并非其继承国。因为两个政权立国时间悬殊并且历史发展归属不同、统辖区域不同、辖境内民族构成不同、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高氏高丽的后裔。

高句丽改称高丽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学界也有不同说法。李殿福先生认为高句丽改用“高丽”是在南梁，梁武帝普通元年册封高安为“宁东将军高丽王”时将国名改为“高丽”。孙进己先生据《魏书·冯文通传》记载，认为 435 年以前高句丽已称高丽。杨保隆先生认为高丽为高句丽的简称，4 世纪末已经出现，至迟在 5 世纪末6 世纪初高句丽人也使用高丽简称了。高丽简称出现后，与高句丽（骊）全称交替出现于史籍百多年， 隋唐时期完全取代了全称。魏存成先生认为改称高丽应是 5 世纪末，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并用， 至隋唐不再见高句丽的名称了。

为了对这两个政权加以区别，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一般将高氏高丽称为“高句丽”、王氏高丽称为“高丽”。

历史

建立政权

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建立高句丽于沸流水畔之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亦有观点认为在桓仁县城附近）。其建国传说最早见之于好太王碑碑文。其碑文第一部分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此外，中国史书《魏书》及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等史料记载了更详细的高句丽建国传说。这些传说故事反映出朱蒙（邹牟）是扶余王室的庶出王子，其母可能只是个侍婢，朱蒙因权力之争从北扶余出走，可能带走了一个小部族，这构成了日后高句丽的王族（桂娄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合并了周边一些小民族和政权。

高句丽建国之初的国号可能不是高句丽，而是“卒本扶余”。公元14年，卒本扶余占领了新朝玄菟郡高句丽县，由此改称“高句丽”。有学者认为在高句丽县曾有“句骊胡”，属于沸流部，与卒本扶余并非一部，王莽政权所杀的高句丽侯騊即属于此部。騊被杀后，朱蒙之子琉璃兼并了高句丽县的“句骊胡”，借用其名，改称“高句丽”。

东汉时期

公元3年，高句丽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吉林省集安市境内的“国内城”。此后400多年，高句丽政权一直定都于此。东汉建立后，高句丽不断兼并周围边疆政权，逐渐强大起来。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春，高句丽“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高句丽“王军大败”。于是，高句丽于109和111年两次遣使到东汉政府主动调整关系，最重要的结果是公元111年（汉安帝永初五年）高句丽太祖王“遣使如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即在高句丽县已不存在的情况下，高句丽主动请求东汉中央政府将其归属玄菟郡管辖，从此高句丽成为了由东汉郡级政权管辖的地方王国，这种关系维持到了公元118年。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玄菟郡太守耿临侵略高句丽， 斩首数百级，高句丽王伯固亲自乞求投降，汉灵帝便将高句丽领土划归东汉辽东郡治下。熹平年间（172-178年），又改属玄菟郡治下。

东汉末年，辽东郡被公孙度控制。公元197年，高句丽国王高男武去世，其妻于王后拥立高延优（伊夷模）为王。高发歧大怒，围攻高句丽王宫，然而国内无人拥护高发歧，高发歧便投奔公孙度，借兵3万反攻高句丽国内城，结果失败，高发歧自刎而死。此时国内城经过战争破坏，已经不能作为国都。伊夷模便于公元198年下令修建丸都城，并于公元209年迁都丸都城。

复兴扩张

三国时期，高句丽主动与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正始五年（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70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

到魏晋南北朝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使高句丽得以更加发展。其间，高句丽向中原各王朝称臣，还受到过曹魏和慕容鲜卑政权的两次打击。

永嘉五年（311年），高句丽趁中原混乱的机会，于“秋八月袭取辽东西安平”，截断了朝鲜半岛通往辽东的水陆通道，然后于永嘉七年（313年）“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

南进朝鲜

建兴二年（314年）秋九月，高句丽“南侵带方郡”，取得了对朝鲜半岛北方的统治。

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谈德（392至412年在位）执政之时，向外扩张的势头越来越猛，除了南征百济、北讨契丹、夫馀外，约在广开土王十三年（404年）全部占领了玄菟、乐浪，使辽水以东的大片土地纳入高句丽的版图，高句丽国的领域空前扩大了。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咸康八年（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咸安元年（371年），百济近肖古王率军进攻高句丽的平壤城，高句丽故国原王出兵交战，被流矢射中，当月二十三日去世。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咸安二年（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元兴三年（404年），高句丽广开土镜，高句丽平安好太王攻占辽东之地。

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义熙九年（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元嘉四年（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五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长寿王时代的高句丽版图，东临日本海，南至牙山湾/竹岭，西至辽河，东北尽有挹娄之地。

改称高丽

中国南北朝对高句丽王进行册封时， 对其国号的称呼出现变化，将“高句丽”改称为“高丽”。

从史籍记载看，最早使用“高丽”名称是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七月乙亥，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479年齐代陈后，对高句丽王的册封均采用高丽名称。

学者推测最早册封高句丽为高丽的是南齐，于是高句丽因南齐的册封而改国号为高丽，这在韩国出土的两件5世纪末碑铭文已经证实。在向北魏朝贡时，高句丽使臣奉上国书，自称“高丽”，北魏亦因之册封其国主为“高丽王”。

高句丽在5世纪末改称“高丽”后，经过了一段“高句丽”与“高丽”称呼并用时期，直至隋唐时期，史籍中就不再见“高句丽”之名了。

内部纷争

高句丽在六世纪达到鼎盛。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

大宝二年（551年），百济和新罗为摆脱被高句丽奴役的地位而开始联合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承圣二年（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

与隋之争

隋文帝时期

开皇十七年（597年），平阳王联合靺鞨先发制人攻辽西军事驻地，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即今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缺乏食物，又遭遇疫病。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今山东掖县)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九月二十一日，水陆两路被迫退还。隋军十分之八到十分之九的人死亡了。隋军撤退。婴阳王高元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

隋炀帝时期

高句丽王高元不遵籓礼，隋炀帝决定征讨高句丽。隋炀帝下诏集结天下的军队，无论南北远近，都要汇合于涿郡。除了军队以外，另外长期来往在路上的有数十万人，挤满了道路，昼夜不停，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在一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为了征高句丽，过度残暴的征敛百姓，导致百姓困穷，百姓的物资与民力都衰竭了，当顺民就会遭遇承受不了的冻馁，很快就会面临死亡，剽掠反而能活的久一点，于是百姓开始聚集起来反抗。王薄、豆子颃、窦建德等等百姓农民起义，从此开始，百姓农民起义蜂起，不可胜数，攻陷城邑。隋炀帝命令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抓获就斩杀，但是仍然有更多的百姓农民起义出现，仍然禁止不了百姓农民起义。

大业八年正月（612年），出征的隋朝士兵全部集中于涿郡，有军人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此外为其运输物资的民夫是军人数量的两倍。大业八年三月底，隋朝大军抵达了辽河。因为隋军造的桥距离岸边还差数米，所以隋军赴水与对岸的高句丽军交战，结果隋军死亡甚众，隋朝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之后隋军加长了桥梁，终于渡过辽河，在东岸击败高句丽军。最开始隋炀帝在辽水会师的时候，隋炀帝为了防止将领轻兵掩袭孤军独斗去争取功劳名声以邀勋赏，所以命令他们分为三道，但凡有攻击军事行动，必须要三道之间相互通报，不许轻军独进，而且军事进止都要先奏闻隋炀帝，等回复命令。隋炀帝命令诸将，如果高句丽要投降，就应该安抚接纳，不要再纵兵进攻。辽东城将要被攻陷的时候，城中的高句丽军队就声称请降，隋朝诸将奉隋炀帝的旨而不敢继续进攻，而是先上奏隋炀帝，等回复命令到达，城里的高句丽军已经准备好了防御，再次开始抵抗。这样的情况重复了好多次，隋炀帝仍然不醒悟。隋军仍然没有攻下辽东城。即使之后炀帝亲自到前线指挥，但士气已经衰落的隋军在辽东守军的顽抗下又僵持了一个月也没能拿下这个城池。高句丽的其他城市也坚守，隋军没有攻下。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进入浿水（大同江），然后率领精兵四万登陆攻打平壤，结果高句丽打的来护儿大败，隋军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宇文述等人率领隋军30万5千人，被高句丽打的惨败，隋朝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宇文述等九支军队渡过辽河时，有30万5千军人，等到返回辽东城时，只有2700人，物资储备兵器军械巨以万计，也丢失殆尽。隋炀帝第一次攻高句丽之战遂以惨败而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正月，炀帝下诏征集天下兵集于涿郡，还开始召募百姓为骁果。杨玄感因为杨广的猜忌而决定造反。在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句丽时，杨玄感造反。隋炀帝密召诸将，密令撤军。隋军留下的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之而去。隋军众心汹惧，混乱的失去了部署划分，诸道分散。高句丽出动数千士兵追击，因为隋军太多，所以不敢太靠近。隋朝后军仍然有数万人，高句丽跟随抄击，最后的羸弱数千人被高句丽杀掠。杨玄感的叛乱被迅速平定。

隋炀帝第三次亲征高句丽：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下诏再次征发天下兵，攻打高句丽。三月，隋炀帝到达涿郡，隋军士卒在路上逃亡相继。隋炀帝到临渝宫，祃祭黄帝，斩杀叛军者以衅鼓，仍然无法阻止人们逃亡。秋，七月，隋炀帝车驾到达怀远镇。这时隋朝国内已经大乱，所征之兵多数未能按期到达，高句丽也困弊，隋朝来护儿趁机要向平壤进军，高句丽王高元害怕，于是遣使请降，囚禁并送回斛斯政。隋炀帝非常高兴，遣使召来护儿率军返回。高句丽的请降，并非真正归附，只不过是诈退隋军的一种缓兵之计。而“自负才学”的杨广，对此却未能识破，竟下令班师还朝。来护儿认为此时正是攻破高句丽的好机会，想继续进攻，不肯奉诏，但是诸将听从隋炀帝的命令，都请返回，来护儿才奉诏退军返回。

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连年征战使数百万人丧生，过度残暴的征敛与统治引起国内人民对隋炀帝的强烈不满。隋炀帝第一次攻高句丽时，就开始爆发隋末农民起义。至隋炀帝第三次征高句丽，各地大量农民起义使隋朝统治崩溃、名存实亡。

十月，丁卯，隋炀帝到达东都，己丑，到达西京。征高句丽王高元入朝，高元却没有来。隋炀帝下令将帅严装，准备再次征讨高句丽，最后没有成行。

在隋炀帝第三次征讨时，高句丽王表面上表示臣服，但是却不按隋炀帝的命令入朝，还俘获大批隋人不放还，后世中原人到高句丽，“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隋炀帝征高句丽，结果高句丽还在，隋朝却大乱灭亡，北周留下的丰厚遗产被败坏殆尽，隋炀帝造成的大乱严重削弱了华夏，导致人口锐减到200余万户，还留下严重分裂内战，连吐谷浑都返回故地还攻打隋朝河右，隋朝郡县却防御不了，而东突厥崛起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极盛程度，突厥可汗将隋朝中原的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突厥可汗还想效法拓跋道武帝取得中原，华夏面临被突厥灭亡的危险。隋炀帝征高句丽，结果华夏被大乱严重削弱，对华夏的破坏远大于对高句丽的破坏，对后世征高句丽反而有不利影响。

与唐之争

唐太宗时期

唐初贞观年间，唐朝攻灭东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西域诸国，打败薛延陀汗国，四夷威服。贞观十七年（643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句丽。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从莱州走海路向平壤进军。又以李世勣（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六万，以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人，向辽东进军。因为唐太宗动用的军队数量远少于隋炀帝杨广动用的，给百姓造成的负担远小于隋炀帝杨广造成的，所以隋炀帝征高句丽时出现百姓打断自己的手足来躲避出征与徭役，而唐太宗征高句丽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唐太宗说：“炀帝无道，征辽东时，人们打断自己的手足来躲避出征与徭役。朕现在征高句丽，都是选那些愿意出征的人，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一些没能跟随出征的人，都愤叹郁邑。”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勣率军到达幽州。三月，唐太宗的车驾至定州。唐太宗亲自慰问生病的士兵，把他们托付给州县治疗。有很多人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唐太宗不允许。

夏，四月，李世勣（李勣）率军自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高句丽非常害怕，城邑都闭门自守。李道宗率数千士兵到新城。张俭率军渡过辽水，向建安城进军，击败高句丽兵，斩首数千级。李世勣攻占高句丽的盖牟城，俘获两万多人，粮食十余万石。张亮率军从东莱渡海，进攻卑沙城。程名振率军在夜里到达，王大度为先锋。五月，唐军攻占卑沙城，俘获男女八千人。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李世勣率军到达辽东城外。高句丽步骑四万来救辽东城。李道宗将四千骑兵迎战，李世勣也引兵帮助李道宗，打败高句丽军。唐军斩首敌军千馀级。

李世勣率军攻辽东城，唐太宗率精兵与其汇合。唐军攻占辽东城，杀敌一万多人，俘获敌军一万多人，还俘获男女四万人。以其城为辽州。

唐军进军白岩城。李思摩被弩矢射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将士闻之，没有不感动的。高句丽乌骨城派一万多军队支援白岩城。契苾何力率八百骑兵去攻击他们。契苾何力亲自杀入敌人的阵地，被刺中腰，薛万备救出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捆住伤口，继续作战，跟随他的骑兵奋力进攻，打败高句丽军，追杀数十里，斩首千馀级，因为日落天黑而停止。

六月，唐军占领白岩城。以白岩城为岩州。以盖牟城为盖州。

车驾从辽东城出发，到达安市城外。高句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安市城。延寿率军到达距离安市城四十里的地方。唐太宗命令阿史那社尔率一千突厥骑兵去诱敌，刚交战就假装退走。高句丽军争相前进，到达安市城东南边八里的地方，依山列阵。唐太宗亲自与长孙无忌等人以及数百骑兵到高处观察山川形势，可以伏兵以及出入的地方。唐太宗命令李世勣率军队一万五千设阵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一万一千为奇兵，从山北出狭谷去攻击敌人的后方。唐太宗亲自率领军队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命令各军听到鼓角声就一起出击奋力进攻。延寿看到李世勣布阵，结阵要作战。唐太宗望见长孙无忌军尘起，命令作鼓角，举旗帜，各路军队鼓噪并进，延寿等人大惧，想分兵抵御。唐将薛仁贵大喊的冲入高句丽军阵，所向无敌。唐军进攻，高句丽军大溃。唐军斩首两万多级。

延寿等人率领剩余的军队依山自固。唐太宗命令诸军包围之。长孙无忌撤了桥梁，断了高句丽军的归路。延寿、惠真率三万六千八百人投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唐太宗选出耨萨及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迁往内地，其他的都释放，让他们回平壤，他们都举起双手以头顿地，欢呼声传到数十里之外。此外，这一战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多领，以及其他大量兵器。高句丽全国都非常震惊害怕，后黄城、银城的高句丽人都自己弃城逃走，数百里没有人烟。

九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未能攻克。时近深秋，唐太宗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

唐太宗是从容班师。班师时唐太宗还耀兵于安市城下，安市城的人皆屏迹不出，安市城主登城拜辞，唐太宗赞赏安市城主的坚守与忠诚，赐给安市城主缣百匹。之后的返回路上，唐太宗听说太子来了，为了尽快见到太子，唐太宗还骑马奔驰，这种情况下骑马奔驰，由此可见，在征高句丽以及班师过程中，唐太宗显然没有受伤。

唐太宗因为没有攻灭高句丽而认为没有成功，而后悔，但是唐军的战果远大于损失。此次唐太宗征高句丽，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到中国，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消灭大量高句丽军队，斩获高句丽首级达到四万余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800、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唐军士兵死了接近两千人，马匹死了八千匹。（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取得多次大胜，单是其中消灭高句丽的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的那次，唐军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装备。）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战果远大于损失。

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命牛进达、李勣、李海岸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勣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数座城，高句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勣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牛进达、李海岸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二千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十二月，高句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遇到高句丽军步骑5000，唐军在易山击破了他们。当晚，1万多高句丽军袭击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击败。薛万彻率唐军渡过鸭渌，到达泊灼城，高句丽人害怕，放弃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孙抵抗，薛万彻击斩所夫孙，又击破3万高句丽援军。百济与新罗也参与进了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百济攻破的新罗13座城。

唐高宗时期

永徽五年（654年），安固率领高句丽军与靺鞨兵攻打契丹，唐朝松漠都督李窟哥在新城把他们打的大败。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军击高句丽。夏，五月，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句丽见程名振等人的军队少，就开门渡过贵端水来迎战，程名振等人奋力攻击，击败高句丽军，杀获千馀人，焚烧了敌人的外城以及村落而返回。显庆三年（658年）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用契丹兵迎击，击败高句丽军，斩首二千五百级；显庆四年（659年）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击破高句丽将领温沙门。

显庆五年（660年），百济恃高句丽的援助，多次侵略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于唐朝。唐朝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军队伐百济。以新罗王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之众。苏定方率唐军从成山渡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抵抗唐军。苏定方率唐军击破百济军，百济死数千人，其余都溃逃了。苏定方指挥唐军水陆齐进，直接向百济的都城进军。百济动用全国兵力来交战。唐军大破百济军，攻灭百济，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以及各城都投降于唐军。百济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唐朝在百济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唐朝攻灭百济，使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

显庆五年（660年）十二月，唐朝派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率军分道进攻高句丽。

龙朔元年（661年），唐朝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馀人，前往平壤、镂方行营。以鸿胪卿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率领回纥等诸部兵前往平壤。

当初，苏定方打平百济，留下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王文度渡海时去世。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聚集人众据守周留城，从倭国迎来原先的王子丰立之，率军在府城包围刘仁愿。唐高宗下诏任命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帅王文度的军队，顺便征发新罗兵，以援助刘仁愿。刘仁轨御军严整，所攻击的都成功打下了。百济在熊津江口立两栅，刘仁轨率军与新罗兵一起攻打，攻破之，杀死、溺死敌人一万多人。道琛等人解除府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新罗粮尽，返回。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势力越来越大。刘仁轨兵少，与刘仁愿合军，休息士卒。唐高宗下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派他的将军金钦统帅军队援助刘仁轨。到达古泗，福信截击，击败了金钦。金钦返回新罗。

唐高宗派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率军水陆分道并进。七月，苏定方在浿江击败高句丽，多次作战都胜利了，包围了平壤城。九月，契苾何力到达鸭绿水，莫离支男生用数万精兵守之。契苾何力到达后，正赶上层冰大合，契苾何力率军乘冰渡水，打败高句丽军，斩首高句丽军三万级，其余都投降于唐军，男生孤身逃回。

龙朔二年（662年），庞孝泰与高句丽在蛇水之上交战，战败，与他的儿子十三人都战死。另一道的苏定方包围平壤却没有攻下，遇到大雪，解围而返回。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熊津之东大破百济：刘仁愿、刘仁轨先是攻占百济的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死以及俘获很多敌军，分兵守之；百济增加军队防守险要的真岘城；随后刘仁轨仍然攻占了真岘城，打通了新罗运粮之路。刘仁愿上奏请增加士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去熊津。百济王派使者到高句丽、倭国（日本）求援军来抵抗唐军。

龙朔三年癸（663年），百济与日本援助高句丽。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法敏率陆军前进，没有遇到日本军。刘仁轨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入白江，在白江口遇到日本军。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到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投降，百济全部被平定，只剩下任存城还没被唐军攻下。黑齿常之投降于唐军。不久之后唐军攻占任存城。

麟德二年（665年），高句丽太子福男来唐朝侍祠。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继任莫离支，出巡，指派他弟弟泉男建、泉男产留下治理国家政事。泉男建趁机取得国家，自任莫离支，发兵讨伐泉男生。泉男生逃跑，驻守另外的城邑，让他儿子泉献诚到唐朝求救。六月，壬寅（初七），唐朝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泉男生；任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担任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共同讨伐高句丽。

九月，庞同善大破高句丽军，泉男生率领部众与庞同善会合。唐高宗下诏，任命泉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季，十二月，唐朝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安陆人赦处俊为副大总管，以进攻高丽。庞同善、契苾何力同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并仍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和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都受李勣指挥。

乾封二年（667年），李勣攻占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留契苾何力守城。高句丽十五万军队驻扎在辽水，高句丽还有数万靺鞨兵据守南苏城。契苾何力指挥唐军攻击，击败敌军，斩首一万多级，乘胜攻占七座城。于是率军返回与李勣汇合，一起攻占辱夷、大行两座城。

李勣攻下高句丽16座城。泉男建派兵攻击唐军庞同善、高侃在新城的军营，被唐军薛仁贵击破。高侃进军到金山（在今辽宁昌图西），与高句丽交战，不利，薛仁贵率唐军横击，大破高句丽军，斩首5万馀级，攻占南苏（今辽宁抚顺东苏子河与浑河交流处）、木底（今辽宁新宾西木奇镇）、苍岩（今吉林集安西境）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合。

政权灭亡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大破高句丽军，杀获一万多人，攻占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扶余川中40余城都望风归降。泉男建再次派兵5万救扶余城，在薛贺水（又称萨贺水，即今辽宁丹东西南赵家沟河）与李勣军遭遇，唐军大破高句丽军，斩获3万多人，乘胜攻占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

到了总章元年(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留居辽东的有的流入靺鞨或突厥，后来又大部分与汉族融合在一起；留居朝鲜半岛的多流入新罗，与新罗居民及之前亡国的百济遗民等共同组成朝鲜半岛的统一民族 。自此，高句丽国不再存在于世。

疆域

好太王时期，高句丽疆域：西部达辽河流域，今辽阳-铁岭一线；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已跨过大同江，直抵汉江北岸。

北朝之末，高句丽国东至新罗，西北渡辽水至营州，南至百济，北至靺鞨。

长寿王时期，高句丽南部疆域进一步扩张，基本控制了汉江流域。

政治

中央官制

高句丽的官员分为十二级，分别是：大对庐，或叫吐捽；郁折，主管图簿；太大使者；帛衣头大兄，掌管国政，三年更换一次，称职的则不受限制；大使者；大兄；上位使者；诸兄；小使者；过节；先人；古邹大加。有六十个州县。大城设置一位傉萨，相当于都督；其他城设置处闾近支，亦称为道使，相当于刺史。有参佐，分干。有大模达，相当于卫将军；末客，相当于中郎将。

地方制度

高句丽在设置郡县的地方置太守，作为郡一级地方或城邑的行政长官，置宰于小的城邑。无论太守还是宰，抑或是五部褥萨，他们都既是地方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

法律制度

高句丽为维护其统治及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法规和机构都是具备的。高句丽的司法机关，在中央为王、诸加、大辅、左辅、国相，在地方则有郡县的长官。高句丽法律中明显吸收了中原王朝法律的某些内容，如谋反、谋叛、强盗、盗窃和诛杀、谋杀、决笞、偿脏、没为奴等罪称刑名，均与内地相同或类似。

保护王有财产和个人私有财产的反盗窃法是高句丽法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高句丽王位继承法规的总原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为补充。

军事

组成

史载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这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亦有描绘，比如洞沟12号壁画墓的斩俘图和三室墓第一室北壁的攻城图等。攻城图整个画面为某个城的一角，城门紧闭，城外有二将乘骑手持长矛，正在酣战，人马均着甲胄。在二将上方有二士卒滚抱厮打，画面简洁，主题突出，是描绘一幕城池的守御战，可能是为了表现墓主生前参与守卫某城有功的战绩场面。

唐朝时期是高句丽军队建立以来数量最为庞大的时期。在高句丽历史研究领域，史学家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高句丽军队和战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科学认真的考证，相继出版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提出了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其中，耿铁华先生对唐朝时期高句丽全国军队数量的考证最具代表性。在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考证统计得出高句丽灭国前的常备军队在60万人左右。从高句丽在历次战斗中使用军队的数量及高句丽全国人口总数的测算情况看，耿铁华先生考证唐朝时期高句丽全国军队数量为60万人左右，是具有客观依据的。

高句丽军队最初是由五部的高句丽人组成的，随着国土的扩张，征服其他地区和民族，高句丽国家的军队中也出现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如鲜卑、马韩、秽貊、靺鞨、扶余、汉人士兵。高句丽后期，军队主要由高句丽人、靺鞨人、扶余人、汉人组成。高句丽军队由步兵、骑兵和水军构成。高句丽古墓壁画中，高句丽骑兵、步兵的形象是很多的。

根据现存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壁画分析，人马俱装的突击骑兵是高句丽军队的主力。这种重骑兵人马披挂，并有高高的铁护领保护脖子和脸颊，通过冲锋和白刃战的方式作战。得益于高句丽境内丰富的金属矿藏资源，使高句丽的重骑兵保有量和中原王朝不相上下。此外，重步兵也是高句丽壁画的常见元素之一。较常见的是一种身着兜鍪和甲、手持长枪和方盾的士兵。其次是一种头戴冠冕，身披甲肩挑重剑和盾牌的士兵。

装备

高句丽军事装备亦相当精良。《北史・高丽传》载，“兵器与中国略同”。根据高句丽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对高句丽壁画中所反映出来的高句丽兵器进行研究，高句丽攻击型兵器可分为铜铁两大类，长兵器、短兵器、抛射兵器、防卫兵器等四种。其中铁制兵器占绝大多数，铜兵器只占极少的部分。铜类长兵器有铜矛；短兵器有青铜短剑、青铜剑镖、青铜钺形斧；抛射兵器有鎏金铜镞、铁铤铜镞。铁类长兵器有铁矛、铁长刀、铁陌刀；短兵器有铁刀和环手刀、三棱形铁刺、三钩器；抛射兵器有铁制鸣镝和铁镞，其中鸣镝飞行中翼孔鸣响，无杀伤力，作为警报发信号使用。高句丽的防卫型武器有铠甲、头盔等。其中铠甲分两种，一种为将士身上所穿铠甲，另一种为战马身上所披挂的马铠。《三国史记》把将士和战马身上都披挂铠甲的骑兵称为“铁骑。此外，还有为便于士兵登山而特制的铁钉履和军官冬季防滑穿用的鎏金铜钉鞋。

高句丽骑兵的战马分披甲与不披甲两种，披甲者全身铁甲为罩，头戴只露眼睛的面具；不披甲的亦戴面具。

经济

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后，充分利用鸭绿江、浑江流域山川河谷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初步形成了农业、渔猎经济并重，手工业进步的社会经济结构。

赋税

早在汉代以及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就已经有赋税体系。高句丽百姓即使兵役和徭役的承受者，又是租税的缴纳者，“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疏之”，高句丽对征服地区也征收租税，“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负担致之”，征收的内容里就包括租税。

农业

两汉时代，高句丽对于农业生产各个季节所使用的铁制农具几乎都已具备，这对高句丽农业的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到山上王时期，铁器的应用已超出了农业范围，在其他方面也广泛地使用了铁器，如铁制的生活用具、兵器、手工业生产工具等，都广泛应用。标志着高句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三世纪时，高句丽除了偏僻地区外，已普遍使用了牛耕。在四世纪以后，牛车又广被应用。这对农业生产来讲是很大的推动，加快了农耕和运输，使社会生产力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5世纪前后，高句丽占据乐浪、带方、辽东诸郡，为高句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高句丽中期的农业大发展，为后期的高句丽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手工业

高句丽社会随着农业经济的进展、兴盛，手工业生产技术也不断兴旺发达起来，有发达的制陶业、冶铁业、炼铜业、鎏金、金银器制造业、糅漆业、纺织手工业、造船业等等众多产业。

牧业渔业

高句丽的社会经济，尽管是以农业为主体，但是也从事一定的渔业和牧业。高句丽多大山深谷，草木茂盛，有着天然的最好牧区。可以牧马、养猪、放牛、放羊。高句丽人还在春、秋两季猎取野生动物。

商业

高句丽对中原进行政治交往，并且促进商业往来不断发展。高句丽还对新罗、百济、契丹也存在着密切的商业往来。

货币

高句丽的货币有金、银、绢、布、金属铸币等。

科技

两汉时期，高句丽已经有大量铁农具与铁兵器。南北朝隋唐时期，高句丽已经能制造并且装备大量铁甲具装重骑兵。

高句丽的筑城技术，建造了大量山城。单是在中国境内辽宁、吉林两省，就有100多座高句丽山城。在朝鲜、韩国境内也有大量高句丽山城。

高句丽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其主要的历史遗迹大量地存续于中国的吉林省和辽宁省，成为该段历史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的王城、王陵和贵族墓更弥足珍贵。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创建的第一个都城，它的规模宏大，体系完备，保存也较为完整。城内分布多处高句丽早期的重要建筑遗址及生活、军事遗迹，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五女山山城在选址布局、城墙筑法、石料加工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山城形式。从这里开始，高句丽民族逐步扩大活动领域，历经700余年，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文化。国内城、丸都山城（始名尉那岩城）是高句丽早中期（公元1-5世纪）的都城，其特点是平原城与山城相互依附共为都城。在东北亚地区中世纪世代城址中，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是都城建筑的杰作。国内城保存下来的城墙依然坚实牢固而又不失美观庄严，都城风范犹存。丸都山城的布局因山形走势而巧妙构思、合理规划，实现了自然风貌与人类创造的浑然一体。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宫殿址遗迹，仍可显示原有建筑的恢弘气势。

文化

语言

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日耳曼人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即使是在同语言、同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关系的标准。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

信仰

高句丽所崇拜的神灵，除了本民族所固有的以外，大多数取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如四神、伏羲女娲、神农氏、驾鹤仙人王子乔以及对日月神的描绘。

高句丽三足乌及壁画。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

婚丧

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另外，社会对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事是容许的。炎帝曾三次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证明了高句丽也是炎黄后代。

民族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史家金富轼虽然将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并列为海东“三国”，但认为高句丽源出中国，他指出：“高句丽始居中国北地，则渐东迁于浿水之侧。” 又言：“高句丽自秦汉之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乱丗则英雄特起，僭窃名位者也。” 因此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

根据当代中国学者研究，高句丽王室由扶余人构成，而组成高句丽的五部（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均由吞并邻近濊貊部落所组成。除了濊貊、扶余外，高句丽族还应包括沃沮人的一部分。尽管沃沮人并未全部融人高句丽族，但在历史上它却曾同濊貊、扶余一起构成高句丽族。在高句丽民族中，历次掳迁和投奔高句丽的零散汉人也占一定的比重。这部分人原居汉人的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县，由于连年战乱而徙居高句丽。此外，朝鲜半岛北部被高句丽征服后，当地固存的濊人、汉人、古朝鲜人、韩人等均部分融入高句丽族。综上所述，高句丽是由濊貊系的一些部落组成五部联盟，并逐步吸收同系及不同系的成分融合而成。

外交

对新罗百济

元嘉四年(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朝鲜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对中原王朝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其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朝鲜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朝鲜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建武八年(32年)至乾封元年(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建武八年(32年)至景平元年(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景平元年(423年)至乾封元年(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

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龙朔三年(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整个唐朝时期，新罗的疆域一直在平壤与大同江以南。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新罗仍然臣服于唐朝。

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

社会

衣食住行

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高句丽民族，在衣食住行等习俗上，有着自己民族特点的显明特征。高句丽民族多在“大山深谷，随山谷以为居”。可是每逢公会，人们都以锦绣艳服的着装，佩戴自己心爱的金、银首饰来打扮自己，说明高句丽民族在衣着穿戴上，还是很讲究的，是有着很高的审美观点的民族。在服饰上，可谓贵贱有别，男女着装有异。

据《新唐书》卷220《高丽传》记载：“王服五采，以白罗制冠，革带皆金扣。大臣青罗冠，次绛罗，珥两鸟羽，金银杂扣，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帼。”

汉朝时期，高句丽到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帻，后来高句丽有所骄恣，不派人到玄菟郡去领，而在玄菟郡的东界、即高句丽与玄菟郡交界的地方筑小城，朝服衣帻置于其中，岁时来取。高句丽把此城称为帻沟溇，即名城的意思。下属官员和贵者，以青罗为冠，次者以绯罗为冠。青、绯罗冠，即无后的帻。仕人头戴折风，形如弁，上插二鸟羽，一般都是白韦带，黄革履，以金银杂饰。庶人则衣褐色襦、裤。襦衫作筒袖，裤口肥大。贵妇人一般着合衽长裙襦，裙袖皆为襈缘，头顶巾帼。这些有关服饰之记载，在高句丽壁画的男女人物上充分得到了反映。国王的服饰，虽然目前尚未见到，但下属官员和贵者的服装在壁画上都有描绘。比如在集安五盔坟4号壁画墓网纹衬地内所画的供养人物图像即是。所画的供养人物大多是头戴青、绯罗冠，所穿的袍服颜色有异。有的是白色内衣，绿色长袍，白带束腰；有的是穿绿色领缘红袍服，腰系红带；有的是着黄色领缘茶色袍服，腰系白带。所有供养人均为足蹬黑履，脚踏莲台，冠为青、绯罗冠，即无后的帻，可清楚地看到发是高髻，只是袍服和束腰之带，色彩有异。仕人所戴的折风帽，在壁画上是屡见不鲜的。折风带有黑色的台带和白色的装饰物两边带绳，戴上之后，台带将额上部遮住，饰物将竖髻隔开，为了防止冠物脱落，带子则系颚下。折风帽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简便的冠帽，一般在折风上横插两根鸟羽，美观大方。高句丽人所穿的鞋履，从壁画上看到的即是靿鞋和短靴，一般均为履较长，前底稍向上翘，鞋尖向上反翘，即所谓的“长靿高鼻靴”。高句丽妇女的服饰，在壁画上所见到的一般都是着合衽长裙襦，裙襦皆为襈边，乃是女人服饰的显明特点。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记载：“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壁画中所见到的妇女冠物，一般都是巾帼，即和文献记载“妇人首加巾帼”完全相符。其它形状的冠物，目前还很少见到。《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又云：“食用笾豆、簠簋、罇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从集安地区舞踊墓、角觝墓主室所绘的家中宴饮图上都得到了证实。

“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这里明确告诉我们，高句丽民族的劳苦民众，乃是以茅草修屋，而神庙、王宫官府等建筑，是十分考究的，表明了“宫屋不壮丽，无以示威重”。简陋的民众建筑，壁画上虽然没有反映，但贵族的邸宅建筑，充分地得到了描绘。不难看出“坐食者万余口”的贵族阶级所居住的邸宅样式。从壁画上所见到的邸宅建筑，一般来说，屋顶结构多为单檐四坡水式，出檐深远，檐角反翘向上，样式大方而美观。屋脊两端配以造型遒劲的鸱尾，有的用宝珠式火焰形吻。作宝珠式火焰形吻的，一般安置3个，除两端有鸱吻外，在正脊中间还安置1个，类似宝顶。在垂脊或斜脊上安装饰物，反翘向上，每排4个，形如浪花，甚为美丽。屋顶铺瓦，有红、青、黄三色，是属于木结构的屋架上铺瓦垄单檐四坡水或两坡水式的建筑，样式考究而又奢丽。在壁画中见到的贵族邸宅建筑的屋顶，一般均作朱柱红枋，在柱上作斗拱，多为一斗三升。有的在朱柱上出现皿板栌斗，上承桃梁枋，有的柱上的皿板左右又出现华拱，在华拱上面又作雀替式散斗，承荷梁架，在梁架上面有的又作驼峰，上承荷叶墩等等。壁画中见到的贵族邸宅建筑，板门一般漆作红色，并有铺首。在所绘的屋宇中，皆有幔帐悬挂，在墙壁上有的又绘有织锦壁衣的图案，显得屋内十分富丽堂皇。

据《北史》记载：高句丽人“俗洁净自喜，尚容止，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这些有关高句丽人的行走坐卧的姿式习俗，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都得到了十分形象的真实图释。

厚葬习俗

仅在高句丽早、中期都城所在地—中国吉林集安地区就有高句丽古墓数以万计，这乃是厚葬习俗的结果。因为有厚葬的埋葬制度，才有这样庞大数字的古墓。据说在集安地区五盔坟4号、5号壁画墓以及四神墓，在第一重抹角叠涩石侧正中所绘饕餮面和躬身回首之龙，都张嘴含一颗宝珠，至今还遗有镶嵌宝珠之石孔。在五盔坟5号墓壁画第二重抹角石侧所绘的神农氏（即牛首人身像），双目为绿色宝石镶嵌，至今尚存。在墓室不同部位还有贴金痕迹。五盔坟5号墓过去称为“四页冢”，是因为该墓随葬有4个金叶而得名。这些都是“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的厚葬习俗的体现。

喜歌擅舞

在《三国志》、《梁书》、《魏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等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高句丽民族有喜歌擅舞之习俗。《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高句骊》记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相聚，相就歌戏。”《旧唐书》卷29《音乐志》又记：“舞者四人，椎髻於后，以绛抹额，饰以金铛。二人黄裙襦，赤黄袴，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又记：高句丽有“胡旋舞，舞者立毡上，旋转如风。”这些对喜歌擅舞的记载描述，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充分得到了证实，为研究高句丽民族喜歌擅舞之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图释资料。凡是到过集安参观或实地调查的朋友们，就会看到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等等，都有舞蹈图的描绘。就其所绘的舞蹈图来看，有单人独舞、双人对舞、集体群舞等。

出行狩猎

高句丽早、中期的古墓壁画上，出行、狩猎题材，屡见不鲜。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社会风尚。反映了高句丽贵族阶层定时出行郊外游玩；也选择适合的季节，乘马进入山林进行狩猎。

高句丽古墓壁画，特别是在早、中期的壁画上，狩猎是描绘最多的题材。舞踊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山城下332号墓、禹山41号墓、药水里壁画墓、德星里壁画墓、安岳1号墓、东岩里壁画墓、龛神墓等均有描绘，说明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社会风尚。在诸多狩猎场面中，大多是在山林地区，集体围猎，至少是两人以上，只身一人游弋者是很少见到的。在所画的狩猎场面里，以舞踊墓狩猎图、药水里壁画墓的狩猎图以及长川1号墓的狩猎图为最精彩。试以舞踊墓主室北壁狩猎图为例加以说明。整个画面为田猎场面，壁中画一起伏断连的山脉，小于人马。在整个山间平地画猎骑4人，山前3骑，山后1骑。山后猎者驱骑飞奔，张弓待发，追逐二鹿；山前骑士均纵马前驰，张弓镝矢在弦，畋虎逐鹿。为突出主题，表现田猎人物，把山林画小，推到次要。

这种狩猎风尚，在高句丽中、早期的古墓壁画上多有描绘；在后期的古墓壁画上，又很少见有描绘，说明高句丽占有乐浪、辽东之后，国境恢扩，农业生产大有发展，狩猎之风尚，亦有所改变。

投壶角抵

“高丽俗喜弈、投壶、蹴鞠、角抵。”弈棋和蹴鞠，在壁画上目前还没有见到描绘，投壶、角抵却有例证。在五盔坟4号墓南壁的供养人图象中可见到一例投壶者图景。投壶者“束发高髻，头长尖耳，穿白色羽衣，坐莲台，右腿盘坐，左腿蹲立，右臂前伸，像是往一器内投掷东西，左臂弯屈，置于膝上”。这可能就是投壶活动之俗的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角抵活动，在壁画上多有描绘。如角觝墓、舞踊墓、长川1号墓里均见有反映。其中以角觝墓所画的最为典型。所画的“摔跤”力士，都是身穿短裤，光背露腿，跌足，二者扭抱角抵。《汉书·武帝纪》云：“作角抵戏”。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大概同“摔跤”相似。宋代称“相扑”或称“争交”，实际上是一种体育活动。从壁画上所画的角抵图来看，甚似今天的相扑和柔道。高句丽的角抵活动，是始见于北方民族，但在高句丽中普遍推行。

裴耀卿

裴耀卿（681年-743年），字焕之，唐绛州稷山（今属山西）人。宁州刺史裴守真之子。唐朝宰相。

裴耀卿八岁中童子举。睿宗即位，其任国子主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除配户和市法，令豪门负担，下户便之。历济、宣、冀等州刺史，皆有善政。入为户部侍郎。开元二十年（732年），裴耀卿迁京兆尹。次年冬，擢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时关中地狭民稠，自江淮运送粮食物资困难，裴耀卿改进漕运，沿河置仓，逐级运粮，傍河凿山，开车道数十里，以避三门之险。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进位侍中。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尚书左丞相罢知政事，寻转尚书右仆射。天宝二年（743年），裴耀卿去世。

裴耀卿关心政治大计，注重经济、财赋方面的工作，在建筑仓廪、治理河渠、改革漕运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其改革漕运的成功，使得关东和江淮地区的粮食大量运抵关中，保障了关中的粮食需要，充实了关中仓储，对京城稳定，乃至全国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裴耀卿自幼聪敏，后考中童子举，二十岁时便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相王府典签。相王李旦对他非常器重，让他与府掾丘悦、文学韦利器一同在王府轮值，以备顾问，称为学直。

累职升迁

景云元年（710年），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裴耀卿被授为国子监主簿，后历任詹事府府丞、河南府士曹参军、考功司员外郎、右司郎中、兵部郎中。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长安令。当时，长安县实行配户和市法，以官府名义按户征购财物，百姓深受其苦。裴耀卿到任后，改征豪富之家，并预先支付钱款，杜绝奸邪欺瞒的弊病。他在长安任职二年，宽严得当，离任后受到百姓怀念。

开元十三年（725年），裴耀卿担任济州刺史。不久，唐玄宗封禅泰山，路经济州。裴耀卿在正税外临时加税，但是处置得当，既接待了皇帝，也没有过重剥削百姓，得到唐玄宗的赞赏。此后，裴耀卿历任宣州刺史、冀州刺史、户部侍郎。

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李祎率军攻打契丹。裴耀卿作为李祎的副将，携带二十万匹绢帛前往奚族部落，赏赐立功奚官。他认为番族见利忘义，必会对自己加以劫掠，于是命部下提前出发，分道同时前去，只用一天时间便把全部财物发送完毕。当时，突厥、室韦等族果然在交通要道上伏兵拦截，但裴耀卿早已返回。

担任宰相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关中久雨，长安发生饥荒。唐玄宗准备移驾洛阳，特意召见时任京兆尹的裴耀卿，询问赈灾之策。裴耀卿分析当前形势，建议疏通漕运，征调江淮粮赋，以充实关中。唐玄宗对此非常赞同。十月，裴耀卿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充任江淮河南转运使。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升任侍中。当时，他沿黄河建置河阴仓、集津仓、三门仓，征集天下租粮，由孟津溯河西上，三年时间便积存粮米七百万石，省下运费三十万缗。有人劝他将省下的钱财交给皇帝，以表明功劳。裴耀卿却奏请唐玄宗，将这笔钱款充作官府的和市费用。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林甫告发中书侍郎严挺之徇私枉法，中书令张九龄却为严挺之辩护。唐玄宗认为张九龄结交朋党，罢去他的宰相之职。裴耀卿与张九龄交好，素受李林甫的嫉恨，也因此事牵累，被免去相位，改任尚书左丞相（虚职），封赵城侯。

两谏玄宗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夷州刺史杨浚因贪赃被判为死罪。唐玄宗为他减刑，命杖打六十，流放古州。裴耀卿进谏道：“刺史、县令是一方父母官，受到民俗风化的瞻望，当众受辱，不符合尊敬官长、树立风气的宗旨。如今正值盛夏，若受杖刑，则必九死一生。请陛下停止杖刑。”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请求。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为嘉奖盖嘉运击败突骑施之功，任命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抵御吐蕃。盖嘉运却依恃战功，日夕宴饮，不及时赴任。裴耀卿进谏道：“盖嘉运虽然精劲勇烈，但骄傲自大，不足以成事。如今盛秋正是加强边防之时，盖嘉运却沉溺于酣饮，自以为无事，陛下不可不加以注意。若不能调换将帅，那就应下诏严命，督促他限期到任。”唐玄宗选择催促盖嘉运赴任。后来，盖嘉运果然无功而回。

晚年生活

天宝元年（742年），裴耀卿改任尚书右仆射，不久又改任左仆射。

天宝二年（743年）。裴耀卿病逝，终年六十三岁，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献。

轶事典故

裴耀卿曾上表朝廷，认为封禅如若扰民就不算完满成功。东封结束后，唐玄宗在宋州宴请随驾官员，对宰相张说盛赞三位地方官，其中便有裴耀卿。唐玄宗还将裴耀卿的表文带在身边，提醒自己要爱护百姓。

人物评价

刘昫：魏知古、卢怀慎、源乾曜、李元纮、杜暹、韩休、裴耀卿，悉蕴器能，咸居宰辅。或心存启沃，或志在荐贤，或出爱子为外官，或止屯田于关辅，或不受蕃人之赂，或坚劾伯献之奸，或广漕渠以充国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

郑日奎：漕运事始于秦，详于汉。然于时转输之粟，止山东河北而已，未尝远及江淮也。唐都关中，以地狭费繁，于是岁漕东南之粟，以给京师。永徽以后，渐致增多，江淮漕运，于斯称剧。顾始终三百年间，治漕称善者，前惟裴耀卿，后惟刘晏，然晏实祖述耀卿而增美者也。

个人作品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二首：《敬酬张九龄当涂界留赠之作》、《酬张九龄使风见示》。

《全唐文》收录有其文14篇：《论夷州刺史杨浚决杖表》、《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贺平奚契丹表》、《贺献长春酒方表》、《请以讲读尚书周易道德庄列宣付史官奏》、《请减宁王圹内食味奏》、《复手敕论外族服制奏》、《定舅母堂姨舅服制奏》、《论盖嘉运疏》、《请置武牢洛口等仓疏》、《请缘河置仓纳运疏》、《京师饥请广漕运疏》、《皇太子衣服称谓议》、《太子宾客赠太子太师窦希球神道碑》。

家庭成员

父亲

裴守真，官至邠、宁二州刺史。

兄弟

裴子余，官至给事中。

裴巨卿，官至卫尉少卿。

裴幼卿，官至洛阳县尉。

裴侨卿，官至起居郎。

裴春卿，官至太子中允。

裴昱，官至鼓城县令。

儿子

裴遂，官至太子司议郎。

裴泛，官至梁州都督。

裴汯，官至秘书少监。

裴综，官至吏部郎中。

裴皋，官至给事中。

裴延，官至通事舍人。

史籍记载

《旧唐书·卷九十八·列传第四十八》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列传第五十二》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

宝带桥

宝带桥（Baodai Bridge），别名长桥，是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境内的一座桥梁，南北横卧于大运河和澹（dàn）台湖之间的玳玳河口，与古运河平行，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桥之一，也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古代连拱石桥。

宝带桥始建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宝带桥竣工投入使用；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宝带桥重新建设，形制与规模多基本沿袭至今；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英军戈登驾舰攻打苏州，宝带桥连续倒塌；1956年，宝带桥修葺恢复旧观。

宝带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城南街道，该桥东方大道与吴东路交界处，起于大运河，上跨玳玳河水道，终至澹台湖，桥梁全长316.8米，宽4.1米，桥孔53孔。

建设历程

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宝带桥由刺史王仲舒主持建造，筹措建桥资金，王仲舒带头将自己身上的宝带捐出来，宝带桥之名由此而来，又有说因桥似宝带浮于水上而得名。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宝带桥竣工投入使用。

南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宝带桥维持了400多年后坍塌，宝带桥重新建设。

明正统一年（公元1436年），庐陵周恂如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此地，与苏州知府及吴县、长洲知县商议重建宝带桥。

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宝带桥重新建设，形制与规模多基本沿袭至今。

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宝带桥被大水冲圯。

清康熙 十二年 (公 元1673年 ) ，宝带桥重修完工。

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宝带桥由林则徐主持修理。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宝带桥毁3孔。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英军戈登驾舰攻打苏州，拆去宝带桥桥中间大孔，酿成南面26孔连续倒塌之惨状。抗战时期，南端6孔被日军炸毁。

1956年，宝带桥修葺恢复旧观，桥拱照原式样用花岗石砌成，桥面和两端桥堍也照原式样进行了修缮，并把坠入河中的4只石狮打捞出来，安装就位。

198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又拨款维修宝带桥。

2011年3月29日，宝带桥被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列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的后续列入项目。

2012年至2013年，苏州市吴中区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宝带桥本体加固和环境整治工程，对桥北侧石亭、南侧引桥、和部分桥面进行维修，做好宝带桥周边环境整治，拆除了西侧水泥桥墩、北侧太太庙等构筑物，整治运河对岸与景观环境不协调的工业厂房，使宝带桥本体及周边环境风貌得到改善。

建筑设计

建筑结构

宝带桥桥堍呈喇叭形，桥两端原有青石狮一只，桥北有石碑亭和石塔各一座，第27孔与28孔之间水盘石上也有石塔一座，桥下第14、16、15孔三孔的跨径加大，桥面也逐渐升高，第13至第17孔间桥面隆起形成弓形弧线，第15孔处为全桥弓形弧线的顶点。全桥各孔均可通航，其中三个大孔净空较高，可通过大型船舶，桥为适应大型船舶通过,在桥中部设3个大孔，其余均设小孔，这样可降低桥面，节省工程。桥址地基软弱，采用木桩基，桩头间用石块嵌紧，上建较窄的条石墩基，坚实可靠，且不阻碍泄洪；从北端计第27号墩是由两个桥墩并立而构成的刚性墩，能抵抗单向推力，这种应用联拱的方法，对其他若干个墩能起保护作用。

设计参数

宝带桥桥长317米（内两端砌驳引道67米），宽4.1米。桥下53孔连缀，孔径总长249.80米。南端引桥长43.80米，北端引桥长23.40米，桥堍呈喇叭形，宽6.10米，每孔跨径除第14、15、16三孔（由北端计）外，平均为4.6米；第14、16两孔分别为6.5米；第15孔为7.45米。桥的两堍接筑石堤，北堍长23.2米，南堍长43.08米，桥堍为喇叭形，桥两端各宽6.1米，并各有石狮一对,另有石塔、碑亭等。桥址木桩基每墩用直径15～20厘米圆木桩60根。

桥梁位置

宝带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苏州城东南7.5千米处，横卧于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玳玳河上。

建设成果

技术难题

石拱桥以石拱为骨干所有桥上载重均通过石拱而传达至桥墩，石拱隆起为弧形，当然便利桥下行船，但其主要作用在充分发挥石料的强度，弯拱这种形式的建筑构件，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拱有整体浇成，如钢筋混凝土拱和分块拼成，如砖拱石拱及钢拱，石块砌成的拱是中国较大石桥的最普遍结构，因而砌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 样的。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将石块砌成一片片的单独拱圈，并将这些片的单拱拼合成为整体拱圈，宝带桥将全桥拱圈用与桥同宽的长条石，将整个拱圈分成若干隔间，在每个隔间内用块石砌成一片片的弧形短拱，各片合拢拼成短拱，与长条石一起拼合成为整体拱圈；宝带桥的拱石尚有一特点，即每两石块之间均用桦头及卯眼拼接，因 而在受到压力时可以微微移动，将不平衡之力自行调整。由于桦卯具有铰接作用，用这种块石砌成的拱，名为“铰拱”。同时砌合这些石块时不用灰浆，成为“乾砌”。拱圈的两端拱脚砌在两个桥墩上，每个桥墩支持两个拱圈的拱 脚，两拱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各拱圈的上面为平坦的路面。在路面与拱圈之间的空腹须用沙土填满，因而在空腹的两侧都要砌墙来挡土，这种桥墩上三角形的石墙，名为肩墙。因而空腹内的沙土上有路面，下有拱圈，两 旁有肩墙，四面包围，如将沙土填塞很紧，则四面都有压力，可将路面上载重的一部分直接传递至桥墩，来减轻拱圈上的担负，这种沙土的受挤压力名为“被动压力”。

文化特色

文物保护

2001年6月，宝带桥作为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同意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宝带桥是其中的重要遗产点之一。

历史传说

关于宝带桥的传说：老早老早辰光，天庭里住着一位仙女。虽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却很寂寞。平日里常听其他仙女说，人间有一个地方叫姑苏，那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们安居乐业，过着天堂般的生活。有一日，她终于动了凡心，悄悄地离开了天庭，驾着祥云，来到了太湖的上空。此时五百里太湖，风平浪静，七十二岛象散落的珍珠一样镶嵌在湖面。天色已近黄昏，湖面上白帆点点，正是渔民满载鱼虾归航。向东飞过天平、灵岩二山，仙女来到姑苏城上空。低头观看，只见行人车马熙攘，丝竹管乐隐约可闻。此时仙女拨转云头，霎时来到澹台湖上，澹台湖虽小，却白浪滚滚，煞是险恶。忽见一叶小渡船，在巨浪中艰难的博击。湖的两岸，聚集着南来北往的过客。仙女看着他们焦急的神情，动了慈悲恻隐之心。便解下腰间的玉带，随手抛向湖面。玉带在风中飘飘荡荡，落到湖上，便化为一座五十三孔的石桥。湖水顷刻风平浪静，原来是玉带镇住了湖中作浪的湖怪。两岸人们欢呼雀跃，首次步行走过了澹台湖；被镇住的湖怪，却附在桥头的石狮上。后来也常幻成女身，作孽于周围的村庄，迷惑青壮年。终于有一位不被女色所惑的美少年，趁女妖吐舌害人的时候，挥剑将她的舌头斩下。从此村民就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桥孔数目也变化无常。有个渔民想了个办法，他带上了一百根竹签，依次在每个桥孔下放上一根，最后剩下四十六根。

文学作品

乾隆在《过宝带桥有咏》写到：金阊清晓放舟行，宝带春风波漾轻。孔五十三易疏泄，涨痕犹见与桥平。

元代诗人善住曾在宝带桥写下“涛声荡夜起，并入榜歌长”的诗句。

所获荣誉

2021年12月，入选《江苏省首批省级水利遗产名录》。

价值意义

宝带桥是中国现存建造时间最早的古桥之一，历经一千二百年，与河北赵州安济桥、四川都江堰珠浦桥、广西三江程阳桥，并列为中国四大古桥。（苏州地方志办公室评·）

宝带桥不仅改善了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交通条件，而且因其制造精巧，加上周围有青山绿水相衬，恰似飘动在水乡原野上的一条宝带，更显绮丽多姿。其中三孔联拱特别高，以通大船，两旁各拱路面逐渐下降，形成弓形弧线。全桥构造复杂而又结构轻盈，风格壮丽，奇巧多姿，成为江南名胜。（摘自《宝带桥小记》顾燕新评·）

宝带桥的“多铰拱”及“被动压力”的利用都是中国劳动人民根据实践经验的创造成为修建拱桥的优秀传统，为世界各国所罕见者。（摘自《介绍五座古桥——珠浦桥、广济桥、洛阳桥、宝带桥及灞桥》茅以昇评·）

铁细腰

参考：尾燕铁，就是腰铁，因形状象两个对着的燕子尾巴，故叫燕尾铁……

尾燕铁，就是腰铁，因形状象两个对着的燕子尾巴，故叫燕尾铁。也称铁细腰，铁锭榫，燕尾榫、铁锁，传说是鲁班发明的，是万榫之母。其形状是中间细，两头粗大呈三角，用白矾粘于石间，起加固作用。

参考：跨越千年的“见证者”（大运河上的故事）

铁细腰属于水工遗存物，用以连接、固定河堤石，使之牢固不易松动。

最早使用这种技术的，是隋朝的赵州桥。公元961年，北宋西京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桥，“甃(音同宙)巨石为脚，高数丈，锐其前以疏水势，石纵缝以铁鼓络之”，铁鼓便是铁细腰。

陆羽

陆羽（733年—约804年），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唐代茶学家、茶文化奠基人。

唐上元初年（760年），陆羽隐居苕溪（今浙江湖州），撰《茶经》三卷，对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皆有论述，并首次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使饮茶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该书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生性诙谐，与女商人高五娘、女诗人李季兰、诗僧皎然交厚，晚年隐终卒葬竟陵（一说葬于湖州杼山）。

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陆羽的事迹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全唐文》等文献中有所记载，其著作颇丰，不过大部分作品已散佚，唯有《茶经》三卷完整存世。他亦工于诗，但传世者不多。《全唐文》存文五篇，《全唐诗》存诗二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被遗弃，不知其父母是何许人，后被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西门外西湖之滨拾得，并收养。

自取名字

陆羽以《易》自占，得《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其意为鸿雁飞于天上，四方皆是通途，两羽翩翩而动，动作整齐有序，可供效法，为吉兆。按此卦义，当时还没有姓名的陆羽自定姓为“陆”，取名“羽”，又以“鸿渐”为字。

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

演戏生涯

12岁时，陆羽到一个戏班子里学演戏，作了优伶。他虽其貌不扬，又有些口吃，但却幽默机智，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

得遇伯乐

天宝五年，竟陵太守李齐物在一次州人聚饮中，看到了陆羽出众的表演，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抱负，当即赠以诗书，并修书推荐他到隐居于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

天宝十一年（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贬为竟陵司马。是年，陆羽揖别邹夫子下山。陆羽与崔国辅相识后，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

钻研茶道

从火门山（天门山）上下来之后，年仅十九岁的少年陆羽便心无旁骛，立志于对茶事的研究考察工作。当时竟陵太守李齐物给洛阳女商人高五娘写信，让她到竟陵来做茶叶生意。高五娘到竟陵后，在这里组建茶叶商团，把竟陵的茶叶销售到东西两京，并销售到更远的北方草原。由于团队中有陆羽这样的人才，加上资金雄厚，她很快成为大茶商。

外出游历

天宝十五年（756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行前，崔国辅以白驴、乌堼牛及文槐书函相赠。一路之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

“安史之乱”以来，陆羽一路考察茶事，辗转来到江南的舒州（今安庆境内）、湖州，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从此定居于此，起早贪黑，跋山涉水，以茶民为友，以茶叶为伴，用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充实《茶经》的写作。

陆羽初到江南，结识了时任无锡县尉的皇甫冉，皇甫冉是状元出身，当世名士，为陆羽的茶事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

唐代宗曾诏拜陆羽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但都未就职。

乾元元年（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次年，旅居丹阳。

撰写茶经

陆羽结识了诗僧皎然，并在其帮助下，“结庐苕溪之滨，闭门对书”，开始了《茶经》的写作。

上元元年（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蘑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或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迟疑徘徊，每每至日黑兴尽，方号泣而归，时人称谓今之“楚狂接舆”。

人生轨迹

从陆羽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来看，其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湖北竟陵、浙江湖州和隐居周游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陆羽的成长时期、创作旺盛期和晚年时期。

主要影响

茶经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认为《茶经》分清了饮茶的源流，确定了制茶基本工具，教导人如何制作高品质茶叶，设定了饮茶整套器具，还确立了煮茶的方式。《茶经》因此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

陆羽所著《茶经》三卷十章七千余字，共十章，七千余言，分为上、中、下三卷。十章目次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

一之源，概述中国茶的主要产地及土壤、气候等生长环境和茶的性能、功用；二之具，讲当时制作、加工茶叶的工具；三之造，讲茶的制作过程；四之器，讲煮茶、饮茶器皿；五之煮，讲煮茶的过程、技艺；六之饮，讲饮茶的方法、茶品鉴赏；七之事，讲中国饮茶的历史；八之出，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产茶盛地，并品评其高下，记载了全国四十余州产茶情形，对于自己不甚明了的十一个州的产茶之地亦如实注出；九之略，是讲饮茶器具何种情况应十分完备，何种情况省略何种：野外采薪煮茶，火炉、交床等不必讲究；临泉汲水可省去若干盛水之具。但在正式茶宴上，“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

最后，陆羽还主张要把以上各项内容用图绘成画幅，张陈于座隅，茶人们喝着茶，看着图，品茶之味，明茶之理，神爽目悦，这与端来一瓢一碗，几口灌下，那意境自然大不相同。

在《茶经》中，陆羽除全面叙述茶区分布、茶叶的生长、种植、采摘、制造、品鉴外，有许多名茶首先为他所发现。如浙江长城（今长兴县）的顾渚紫笋茶，经陆羽评为上品，后列为贡茶；义兴郡（今江苏宜兴）的阳羡茶，则是陆羽直接推举入贡的。

陆羽的《茶经》是唐代和唐以前有关茶叶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陆羽躬身实践，笃行不倦，取得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后，又遍稽群书，广采博收茶家采制经验的结晶。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 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俭的真实反映。

发现秘密

陆羽之前的时代，茶写作荼，有着药的属性。《尔雅》中槚，是茶的分类，特指味道比较苦的荼，是感官滋味层面上的直接体验，那个时候的国人观念，草木是一体，而不是现代植物学意义上的乔灌木之谓。

陆羽自己所列的其他几个字“蔎（shè）”、“茗”、“荈（chuǎn）”也只是对荼的进一步分类，赋予时令上的区别。也就是说，在荼时代，荼只是一种可用的药草而已，这点不会因为它在不同地方与不同季节的称呼而改变。

而“茶”不一样。《茶经》开篇就把茶作为主体，陆羽用史家为人作传的口吻描述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自此开始了对茶的全面拟人化定义，陆羽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茶作了评判辞，涉及到茶的出生地（血统）、形状（容颜）、称谓（姓名）、生长环境（成长教育）、习性（性格、品质）等等方面，而茶与人关系，就像茶自身因为生长环境有所区别一样，需要区别看待。

茶不久从自身的药物属性中脱离出来，也从其他类植物中脱离出来。一旦喝了茶，醍醐、甘露之类的上古绝妙饮品都要做出让步，成为附庸。

茶的秘密被写进了三卷十节，不过7000字的《茶经》里，陆羽秉承神农衣钵，凡茶都亲历其境、“亲揖而比”、“亲灸啜饮”、“嚼味嗅香”，尽显虔诚姿态，此后，华夏人的喝茶便定格在陆羽的论述里。

在《茶经》后面的几节里，茶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篮、蒸茶灶、焙茶棚等；茶之造，论述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茶之器，叙述煮茶 、饮茶的器皿，即造茶具二十四事，如风炉、茶釜、纸囊、木碾、茶碗等。茶之煮，讲烹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品第；陆羽认为水有“三沸”:“一沸”、“三沸”之水不可取，“二沸”之水最佳，即当壶边缘水珠像珠玉在泉池中跳动时取用。茶之事，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等；茶之出，将唐代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为山南（荆州之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八区，并谈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茶之略，分析采茶、制茶用具可依当时环境，省略某些用具；茶之图，教人用绢素写茶经，陈诸座隅，目击而存。

陆羽外出从事研究茶叶的时间很多，遍游了江苏苏州、无锡、南京、丹阳、宜兴和浙江的长兴、杭州和绍兴嵊县等地，以后又到江西上饶。对茶叶采制、饮用和茶事深入研究和实践，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茶事知识。更重要是在湖州时，得到颜真卿的支持，皎然的帮助，才有大量的文献可以参考，《茶经》才能写成。

李季卿宣慰江南时，召嗜好茶叶的陆羽煮茶或根据陆羽对宜兴贡茶的推荐：“……野人陆羽以为茶香甘冠于他境，或荐于上。栖筠（李栖筠常州刺史）从之，始进万两。”便认为陆羽已成为茶事权威。没有《茶经》的出世，难成为社会权威。这样推断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陆羽擅长煮茶、品茶名闻各地也可成为一个权威人士，不必一定要著书，才可以成为专家。

据《茶叶全书》：“陆羽晚年处境甚佳，为唐皇所器重。以后为了寻求生活的玄奥，至七七五年成为一隐士，五年后即出《茶经》一书，八O四年逝世”。陆羽过江后的十年间，大都居无定所，周游各处，过着流浪的生活。

据上饶《地方志》陆羽寓信城（现上饶）北三里，自号东岗子。性嗜茶，环居多植茶，因号茶山，茶山寺在城北隅，一名广教寺，有陆羽泉。又据府志记述：“府城北茶山寺唐陆羽曾寓其地，即山种茶，有泉品为天下第四泉。其水似井傍山，色白味甘，是为乳泉，土色赤，又名胭脂井，长汀黎士宏改为陆羽泉”。

江西婺源茶校刘隆祥，婺源茶厂王钟音和上饶农业局同人考证，认为陆羽761年以后由苕溪（今浙江吴兴）迁移到上饶来建寺定居种茶，照茶树生长后采收加工所需时间，当在五年以上。然而认为《茶经》是在上饶时期茶山寺完成的，这根据也是不足的。

陆羽在765年以后，较长期地居住吴兴抒山妙喜寺与皎然成为忘年之交。并为湖州刺史颜真卿所器重，推荐给唐王朝，任陆为太常寺太祝，这是很合情理的。颜鲁公并为陆羽在吴兴杼山修筑一座“三癸亭”。

社会贡献

陆羽之被尊为“茶圣”或茶叶专家，基本上是他逝世以后的事情。在他生前，他虽然以嗜茶、精茶和《茶经》一书就名播社会或已有“茶仙”的戏称，但在时人中，他还不是以茶人而是以文人出现和受到推崇的。这是因为其时茶叶虽在《茶经》问世以后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时属初创，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和古老的文学相比。其次，《茶经》一书，是撰于陆羽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之后，即陆羽在茶学上的造诣，是在他成为著名的文人达士以后才显露出来的，是第二位的成就。

《茶经》的成书年代，坊间说法很多，笔者是从万国鼎撰于“758年左右”说。

天宝五年李齐物贬官竟陵时，陆羽还身在伶界，被李齐物发现后，才弃伶到“火门山邹夫子墅”读书。但至十一年崔国辅谪任竟陵司马时，陆羽便学成名遂，文冠一邑了。据记载，崔国辅到竟陵以后，与陆羽“游处凡三年”，“谑谈永日”，并把他们唱和的诗还汇刊成集。

崔国辅其人据载，在贬竟陵前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其才，诏试文章，命崔国辅、于休烈为试文之官。崔国辅以诗词尤其是以古诗见长。《河岳英灵集》载：崔国辅的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不及也。”陆羽与崔国辅游处三年，不但名声由崔而更加显要，同时也从崔国辅身上，显然进一步学到了不少学问。

陆羽不但在撰写《茶经》以前，就以文人著名，就是在《茶经》风誉全国以后，以至在陆羽的后期或晚年，他还是以文人称著于世。如权德舆所记，他从信州（今江西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辣”；后来由南昌赴湖南时，“不惮征路遥，定缘宾礼重。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所到一处，每离一地，都得到群众和友朋的隆重迎送。社会上所以对陆羽有这样礼遇，如权德舆所说，不是因为他茶学上的贡献，而是他“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在文学上的地位使然。

所以，从上面的种种情况来看，陆羽在生前和死后，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说他死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为《茶经》所掩”，成为茶业的一个偶像的话，那么，在生前，相反，他在茶学方面的成就，是为文学所掩，他是以“词艺卓异”闻人的。

陆羽生前和高僧名士为友，在文坛上是活跃和有地位的。但可能他受当时社会上某些名士“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他对文学和对茶叶的态度也一样，喜好但不偏一。所以，反映在学问上，他不囿于一业，而是涉猎很广，博学多能。

过去学者根据陆羽一生的活动和著述，曾提出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音韵和小学专家、书法家、演员、剧作家、史学家、传记作家、旅游和地理学家。

如果笼统称陆羽是一位历史学家，除去他编著过《江表四姓谱》、《南北人物志》、《吴兴历官志》和《吴兴刺史记》等一些史学著作外，他还是一位考古或文物鉴赏家。

陆羽在流寓浙西期间，为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曾编写了《吴兴记》、《吴兴图经》、《慧山记》、《虎丘山记》、《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等多种地志和山志，说明他对方志的学问也是很感兴趣和极有研究的。

陆羽写的《僧怀素传》对研究怀素晚年创作的“天下第一小草”的《小草千字文》纸本真迹有重大意义，探索怀素“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笔法的传承渊源，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研究怀素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书法

陆羽还是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他早年当寺院役童时，以竹枝代笔，牛背为纸练字，对名篇大作虽识字不全，却也知模仿他人，表现出了他在书法方面的天赋。惜其书作随时代更迭，散失湮没，或者仅见著录而已。如唐陆广微《吴地记》说他曾为苏州“永定寺”题额。能为佛寺书匾，无一定的书法功底与艺术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此书作是端庄秀丽还是气势恢弘，已不可复见。又宋《张泊集》有云“唐王维画孟浩然像，有陆文学题记，词翰奇绝。”王维是唐代的名画家、名诗人，陆羽能在王维的大手笔上题跋，且“词翰奇绝”，无疑是书法水平之不一般。

那么陆羽的书法究竟如何？明人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述：陆羽《茶经》手书稿至宋代还留于世，宋苏云卿尝临之，观笔意，出自唐人褚遂良。褚字秀丽婀娜，世有“美人不胜罗绮”之称。可想见陆羽书法艺术的风格；况且有人取其字作范本，足证陆羽书法水平之高。

陆羽的书法艺术鉴赏水平也不低，如他在《论徐（浩）颜（真卿）二家书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徐吏部不授右军王羲之笔法，而体裁似右军；颜太保授右军笔法，而点画不似。何也？有博识君子曰：盖以徐得右军皮肤眼鼻也，所以似之；颜得右军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陆羽若无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怎能有如此鞭辟入里之论。

历史评价

唐代文学家李肇：陆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唐国史补》卷中）

唐代官员赵磷：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因话录》卷三）

耿湋《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

宋·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认为“为茶著书，将茶用于社会，特别是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对及夷戎蛮狄，宾祀享，予陈于前”的饮茶风尚都是“自羽始”。

宋·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

主要作品

陆羽多才多艺，《茶经》之外，其他著述亦颇丰。据《文苑英华·陆文学自传》载：“自禄山乱中原，为《四悲诗》，刘展窥江淮，作《天之未明赋》，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 。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西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吴兴历官记》一卷，《占梦》上、中、下三卷，又据《咸淳临安志》载，陆羽寓居钱唐（今浙江杭州）时作有《天竺灵隐二寺记》和《武林山记》。可惜这些著述传世甚少。《全唐诗》中收录的陆羽作品有诗二首，句三条、联句十五首。

轶事典故

陆羽同代文人张又新在《煎茶水记》里记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州刺史李季卿在扬子江畔，遇见了在此考察茶事的陆羽，便相邀同船而行。李季卿闻说附近扬子江中心的南零水煮茶极佳，即令士卒驾小舟前去汲水。不料士卒于半路上将一瓶水泼洒过半，偷偷舀了岸边的江水充兑。陆羽舀尝一口，立即指出“此为近岸江中之水，非南零水。”李季卿令士卒再去取水，陆羽品尝后，才微笑道：“此乃江中心南零水也。”取水的士卒不得不服，跪在陆羽面前，告诉了实情，陆羽的名气随后也就越发被传扬得神乎其神了。

不慕荣华

据说，唐代竟陵积公和尚，善于品茶，他不但能鉴别所喝是什么茶，还能分辨沏茶用的水，而且还能判断谁是煮茶人。这种品茶本领，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把积公和尚看成是“茶仙”下凡。这消息也传到了代宗皇帝耳中。代宗本人嗜好饮茶，也是个品茶行家，所以宫中录用了一些善于品茶的人供职。代宗听到这个传闻后，半信半疑，就下旨招来了积公和尚，决定当面试茶。

积公和尚到达宫中，皇帝即命宫中煎茶能手，砌一碗上等茶叶，赐予积公品尝。积公谢恩后接茶在手，轻轻喝了一口，就放下茶碗，再也没喝第二口茶。皇上因问何故，积公起身摸摸长须笑答：“平日所饮之茶，都是弟子陆羽亲手所煎。饮惯他煎的茶，再饮别人煎的茶，就感到淡泊如水了。”皇帝听罢，问陆羽在何处，积公答道：“陆羽酷爱自然，遍游海内名山大川，品评天下名茶美泉，如今何处贫僧也难知晓。”

于是朝中百官连忙派人四处寻找陆羽，不几天终于在江南的舒州（今安庆境内）的山上找到了，立即把他召进宫去。皇帝见陆羽虽说话结巴，其貌不扬，但出言不凡，知识渊博，已有几分欢喜。于是说明缘由，命他煎茶献师，陆羽欣然同意，就取出自己清明前采制的好茶，用泉水烹煎后，先献给皇上。皇帝接过茶碗，轻轻揭开碗盖，一阵清香迎面扑来，精神为之一爽，再看碗中茶叶淡绿清澈，品尝之下香醇回甜，连连点头称赞好茶。接着就让陆羽再煎一碗，由宫女送给在御书房的积公和尚品尝。积公端起茶来，喝了一口，连叫好茶，接着一饮而尽。积公放下茶碗，兴冲冲地走出书房，大声喊道：“鸿渐（陆羽的字）在哪里？”皇帝吃了一惊：“积公怎么知道陆羽来了？”积公哈哈大笑道：“刚才品的茶，只有渐儿才能煎得出来，喝了这茶，当然就知道是渐儿来了。”

代宗十分佩服积公和尚的品茶之功和陆羽的茶技之精，就留陆羽在宫中供职，培养宫中茶师。但陆羽不羡荣华富贵，不久又回到苕溪，专心撰写《茶经》去了。

考察淮南茶

陆羽下榻紫阳洞，被这里的山光水色，泉甘茶香所迷恋，一住就是数年。他平日与崇佛寺、太阳庙、观音洞等院大师为友，互相唱酬。白天赏茶、采茶、晚间谈诗品茶，探讨茶事，著名立说，学识大进。他为了考察淮南茶区，复东出舒州（集贤沐芽）、南下黄州，北上寿州，再回紫阳洞，写出淮南茶初考草稿，其茶经八之出。淮南茶光州（今信阳市潢川县）上，义阳（今信阳）、舒州次，寿州、黄州、蕲州下的简明品定，既依次。

唐中陆羽随诚州难民北上，遍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各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茶叶产制资料，并积累了丰富的品泉鉴水的经验，撰下《水品》一篇，可惜今已失传。但同代文人张又新在《煎茶水记》里，曾详细地开列出一张陆羽品评过的江河井泉及雪水等共二十品的水单。

唐时曾任过衢州刺史的赵磷，其外祖与陆羽交契至深．他在《因话录》里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鬻茶之家，陶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

结识皎然

对陆羽茶事活动帮助最大而且情谊最深的还是诗僧皎然。皎陆相识之后，结谊凡四十余年，直至相继去世。皎然长年隐居湖州杼山妙喜寺，但“隐心不隐迹”，与当时的名僧高士、权贵显要有着广泛的联系，这自然拓展了陆羽的交友范围和视野思路。陆羽在妙喜寺内居住多年，收集整理茶事资料，后又是在皎然的帮助下，“结庐苕溪之滨，闭门对书”，开始了《茶经》的写作。

结识怀素

贞元三年（787年），怀素与陆羽相识并相交。陆羽亲自为怀素写下了《僧怀素传》，对研究怀素晚年创作的“天下第一小草”的《小草千字文》纸本真迹有重大意义。

人物争议

陆羽《茶经》何时开始撰写？何时成书？没有明确的文字可稽。

一般认为《茶经》完成于780年，如果陆羽出生于729年，则《茶经》完成之年正是五十一岁；如果他出生于733年，则是四十七岁。根据《茶经》的丰富内容和凝炼的文字来看，似非青年时期所能胜任。有人认为《茶经》成书于764年，根据陆羽传：“上元初，更隐苕溪，闭门著书”，上元年号只有两年，上元初当指760年，是说开始动笔撰写，未必在当年就可以完成。

据《茶经》“四之器”所说的煮茶风炉，在炉脚上铸有古文“圣唐灭胡明年铸”七字。灭胡是指唐王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年份，在763年，到第二年也就是764年。因此可推断《茶经》成书时间是764年以后的时期，并根据李季卿“宣慰江南”时，召请常伯熊煮茶，对常很欣赏，又有人推荐陆羽，请陆羽来后，李不以礼相待，使陆羽气恼，“更著《毁茶论》”。论证《茶经》767年（大历二年）到768年期间已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如果说《茶经》是成书于764年时陆羽只有31岁（或者27岁），就写出这样渊博的《茶经》，殊令人难以相信。实际上陆羽居住苕溪之后，住处时常变动，又时常外出，并非闭门著书（应以对著为是）。这可从皎然、皇甫冉和李冶等人赠诗中看出。

后世纪念

故里

天门还有不少与陆羽有关的遗迹。现天门市保存有一座“古雁桥”，传说是当年大雁庇护陆羽的地方。镇北门有一座 “三眼井”，曾是陆羽煮茶取水处。井台旁边有一块后人立的石碑“唐处士陆鸿渐小像碑”，碑上刻着陆羽坐着品茶的情景。

位于竟陵西湖之滨的陆羽纪念馆，包括陆羽故居、纪念陆羽的古迹、陆羽茶事活动等建筑群，游览该馆，可以获得陆羽事迹和传说的许多信息。

陆羽亭

陆羽亭位于湖北省天门市市区北官池畔，和文学泉相邻。初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天门知县马士伟所建，后毁于兵燹。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安襄郧兵备使陈大文专程来访陆羽遗迹，并修亭、立碑、兴建涵碧堂。到清末、民初，战乱不已，亭、堂毁于一旦。1956年5月，经周恩来总理过问后，由天门县人民委员会拨专款重建。1961年6月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园

陆羽故园位于湖北天门中心城区的陆羽出生地西湖，建于1995年，以陆羽命名，以原西湖为依托，以陆羽在竟陵的生活轨迹为经，以陆羽纷繁多彩的纪念名胜为玮，打造一个陆羽文化群落。占地面积约45公顷，其中三分之二面积为水面，约30公顷。

陆羽公园建筑以门侧建筑群、陆羽纪念馆和原《天门县志》记载的西湖十景为主，除已建成的古雁桥、西塔寺、新开三舍、陆羽茶楼、涵碧堂外、其余桑苎芦、鸿门楼、东岗草堂、鸳鸯池、陆子亭等景点也将陆续建于湖滨或湖中岛滨，以江南水乡民居青瓦粉墙的地方色彩为主调，使之有机地联系起来，建成一个以陆羽公园为基地的纪念陆羽的名胜古迹保护区。

纪念馆

陆羽纪念馆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竟陵城区西湖之滨，馆址在陆羽故里——西塔寺原址重建，占地面积9，900平方米，馆舍由前殿（即陆公祠）、后殿（即大雄宝殿）、涵碧堂、东冈草堂、服务设施等四个部分建筑群组成 。1988年10月8日前殿山门、古雁桥竣工并对外开放；1992年12月后殿、服务设施等相继完工，接待游客。

陆羽纪念馆内的主体建筑前殿（即陆公祠）位于竟陵城西寺路西端，殿宇为歇山顶式，结构精巧，造型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祠前有古朴的“山门”，其门额“陆羽纪念馆”五个大字为原中宣部副部长、诗人贺敬之所书。陆公祠正中是一尊高26米的陆羽全身铜像。殿内两侧陈列柜展出的是陆羽遗迹、遗物、文献和照片；中外专家学者研究陆羽所撰写的书刊、画册、评价文章。

陆羽纪念馆后殿为大雄宝殿，为两层重檐仿唐建筑。第一楼陈列有全市历史文物和传世古物、珍宝3000余件。第二楼展出天门市历代名人书画、精品等宝宝贵教材。2009年被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茶神节

陆羽走后，山民为了纪念他对淮南茶的贡献，在紫阳洞中，也增设了他的神位。定清明节为敬茶神节。民俗保留有：“清明采新茶，试新火”的雅事。

湖州杼山与陆羽墓

杼山与陆羽墓位于湖州市西南妙西乡境内。杼山又名宝积山，因山南原有宝积寺，山因寺名。宝积即梁代妙喜寺。妙喜寺住持为皎然。唐大历七年，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因陆羽与皎然均是颜真卿的吟友和朋友。故颜真卿、陆羽、皎然等人常在杼山雅聚。唐大历八年（773）十月二十一日，颜真卿为陆羽建亭，因建亭时间是癸丑年癸卯月癸亥日，故称“三癸亭”。

陆羽茶文化节

为了纪念陆羽以及宣传湖州长兴茶文化，2009年开始，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政府主办，长兴县委宣传部、长兴县旅游局承办茶叶文化节，茶文化节期间，将举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大唐茶都国际摄影大赛， “陆羽杯”紫砂壶创作大赛，中国茶谣歌舞表演，大唐贡茶院落成典礼，拜谒陆羽墓，国际茶道表演，“茶道与商道”东方智慧与现代经营国际论坛等活动。

茶经

《茶经》是唐代陆羽创作的茶学专著，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其版本以唐代抄本和宋及后世刻本为主。

《茶经》全书分为上中下3卷，共10章节，具体来说，上卷三节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中卷一节，为“四之器”。下卷六节，分别为“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学术著作。在书中，陆羽还设计和制造了一套专用于烹茶和饮茶的茶具。《茶经》出现后推动了茶道的盛行，并影响到其后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世界三大茶书之一。

内容简介

全书共计三卷，分十类：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一之源，主要介绍中国的主要产茶地及土壤、气候等生长环境和茶的性能、功用。二之具，介绍制作和加工茶叶的工具。三之造，讲茶的制作过程。四之器，介绍煮茶、饮茶器皿。五之煮，讲煮茶的过程、技艺。六之饮，讲饮茶的方法和茶品鉴赏。七之事，讲中国饮茶的历史。八之出，详记当时产茶胜地，记载了全国四十余州的产茶情况，并品评其高下位次。九之略，讲饮茶器具何种情况应十分完备，何种情况应省略何种。十之图，则主张把上述各项内容用图绘成画幅，张挂在店旁墙壁上，使茶人对茶的本源、制茶工具、茶的采制、烹饮器具、煮茶方法、茶的饮用、历代茶事、茶叶产地、茶具省用等看在眼里，品茶之味，明茶之理，神爽目悦。

创作背景

创作过程

陆羽生性好茶，自小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在竟陵寺时因智积禅师有茶癖，陆羽常为他煮茶，并从禅师那儿学会了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各种技艺。隐居浙江时他实际上便开始了钻研茶事的活动，他常常远游各地，到过产茶的32个州、郡，详细考察茶的生产情况。“采茶非采菉，远远上层压。”“旧知山寺路，耐宿野人家。”这些诗句生动地描写了他在考察中的艰辛。陆羽就这样凭着毅力和勇气，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危险，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为他撰写《茶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陆羽来到信州广教寺寓居以后，他研习茶事的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在此山种茶（后山称茶山，寺改名茶山寺，位于今上饶市区北三里），在山上建山舍，山舍四周植茶数亩，不辞辛劳地精心培育和制作。为能准确地品出茶味，他又在宅旁开凿了一眼山泉，“其水似井而傍山，色白味甘，是为乳泉，土色赤，又名胭脂井”，时人品为“天下第四泉”。他又在井上建观泉亭以备暇时汲泉煮茶，品茗著书。

由于上饶的种茶实践，陆羽对茶叶的种植、制作及烹饮等方面有了充分的体验，他的《茶经》创作至此已初具规模。为了进一步体验天下名泉与茶叶烹煮的关系，此后，他又到余千县城的东河西坡，在此凿井为灶，取越溪水煮茶。又到江西星子观音桥东，取招隐泉之水烹茶。不久他找到了庐山康王谷，见一飞瀑破空而下，纷纷扬扬，散落成数十百缕，恰似珠帘，高挂山巅，名之谷帘泉。他高兴极了，即取此泉煮茶细品，香气格外清高，味亦格外淳厚，皆在别泉之上，欣然定为“第一泉”。经数年察访名泉和辨味品茶，他的品茶体验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茶经》的撰写终于完成。

成书时间

关于《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素有争论，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说公元761年，这一年陆羽上元辛丑作《陆文学自传》，其中提到“茶经三卷”。第二说是公元764年，因为《茶经》中提到陆羽自制风炉，其足铭文有“圣唐灭胡明年铸”，因此有人认为《茶经》最早成书于同年。第三说是公元775年。年代推断依据源自唐代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遇陆羽著《茶经》一事之记载。第四说是公元780年，认为《茶经》最终刊刻付梓成书应是在公元780年前后。

作品鉴赏（作品思想）

精行俭德

陆羽说茶最适宜“精行俭德”的人饮用，就是说喝茶的人必须是精神专一的人，至少喝茶的时候要静心，做事也应该有这样态度，是一个认真的人。第二个，喝茶的人是比较自律的，不会给别人增加麻烦，践行自律。第三个方面，喝茶人的品德应该是简朴的，而不是追求奢华的，非常低调，内敛谦逊，这样的人最配喝茶，最适合喝茶。第四个方面是淡泊名利，能够守住自己的操行。所以《茶经》出现了第一次关于茶道精神的四个关键字：精行俭德，可以理解为：精为精诚专一，行为践行自律，俭为品性俭朴，德为淡泊守德。

陆羽认为：要喝到好茶，就要花足够的心思，茶的时令、造法一旦有所误差，喝起来不仅不能提升人的精神，反而会喝出病来，受其累其害，最终失茶。对茶的追求不能南辕北辙，因为茶需要人赋予它新的生命与价值，为此，人也要有足够虔诚的态度。

修身养性

陆羽所主张的茶道是功效性、修养性的茶道，就是饮茶有利于强身健体，有利于陶冶情操，其目的是追求正身，这可从《茶经》中知之。《茶经》开宗明义讲的就是茶的功效：“茶之为用，味至寒，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与醒胡、甘露抗衡也。”在《七之事》一章所列举的四十七个事例中，记载茶可以强身健体的例子有十六个之多。这就说明，陆羽强调茶的功效性是倡导饮茶的根本、是承载茶道的基础。因此，陆羽茶道的核心是注重修养性，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自然思想

经过《茶经》的描述，从茶的实物到器皿，再到水的选择，以及各地风俗的呈现，茶的华夏版图也变得清晰可见，到最后形成的是茶的图腾与仪式，《茶经》所要表达的意图也十分明了：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有与自然浑为一体，才能再回到自然。

艺术特点

《茶经》语言具有浓郁的色彩美。作者除了直接采用准确的颜色词来描述茶色之外，还采用了一系列暗含色彩意义的语词，将茶的各种色泽通过隐喻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茶经·五之煮》中有一段关于茶汤精华“沫饽”的描写：“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鐏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

《茶经》通过对具体物象的描写将茶叶品鉴行为上升到更高的审美境界。恰当生动的具象引领读者进入想象空间，形成无限美的意象。《茶经·五之煮》：“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作者用“鱼目”“涌泉”“腾波鼓浪”三个具体的物象描绘了煮茶时沸腾的不同状态：开始沸腾时是如同鱼眼般小小的气泡，开合之间发出微微的声响；接着煮，锅边冒出像涌泉一样的水泡，有咕噜之声；再煮，沸腾的水像翻腾的波浪，声音又大又急。文本虽然不是写声音，但形象生动的具体物象描写仿佛使人感受到煮茶之时水沸腾的样子，声音由微弱变得强烈，煮茶状态呈现出由静到动的美感。

《茶经》语言的形式美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用词简洁干净，言简意赅。二是大量运用对比、比喻、排比等修辞方式。这些修辞方式的使用不仅将茶叶品评的标准、技艺生动地描述出来，更使文章具有一种行文结构上整齐划一的美感，呈现出内在和谐的行文气韵。

后世影响

中国影响

《茶经》的问世对促进唐代及后世茶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茶叶的开山之作，后世文人“大都以《茶经》为经”著书立说。

《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茶艺的先河。且《茶经》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茶书，除茶法外，凡与茶有关的各种内容，都有叙述。以后茶书皆本于此。

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茶经》因此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

国际影响

截止2021年4月，《茶经》的译本，除英语、法语之外，还有意大利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乌克兰语、日语、韩国语、越南语等译本。据相关新闻报道，《茶经》应该还有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译本，累计译本应该至少在13种以上。不少国外读者以茶或者《茶经》作为切入点逐步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作品评价

明代朱权《茶谱》：“惟陆羽得品茶之妙，著《茶经》三篇。”

唐代皮日休《茶中杂咏序》：“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繇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痟而去疠，虽疾医之，不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陆羽传》中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郝遐龄《茶说》认为“茶见于《食经》《食志》《尔雅》诸书，至陆羽始专以经名之。……嗣是而茶之品益贵，功益大，用益广焉！”

宋代陈师道《茶经序》：“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意指《茶经》所写只是表面东西，隐藏在内的细微、精微的道理未能全部表达出来。

明代鲁彭《刻茶经叙》：“今观《茶经》三篇，其大都曰源、曰具、曰造、曰饮之类，则固具体用之学者。”

明代徐同气《茶经序》：“奥质奇离”，文字非常好。认为《茶经》确切说应该只是一本专著，不能作为万世之“经”。因为“凡经者，可例百世，而不可绳一时者也。孔子作《春秋》，七十子惟口授传其旨，故《经》曰，茶之臧否，存之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者也，抑取其文而已。”；“经者以言乎其常也。水以源之盈竭而变，泉以土脉之甘涩而变，瓷以壤之脆坚、焰之浮烬而变，器以时代之刓削、事工之巧利而变。其骘为经者，亦以其文而已。”

明代吕兆禧《吕锡候笔记》：“陆羽《茶经》七之事所集茶事虽备。如王褒《僮约》：武阳买茶，许慎《说文》：茗，茶芽也。张华《博物志》：饮真茶，令少眠睡。沈怀远《南越志》：苦涩，亦谓之过罗。四事在唐世之前，然皆不载。”

明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湖州，生……梁州同。今时茶品已定，与唐时不同，大抵南产优而绝无用团者，紫笋、旗牙、雀牙之品大著矣。羽所谓常州，即阳羡也，与顾渚故同，而湖茶亦必先顾渚，其他亦未必如羽所云。”意思是说现在茶类不再是唐朝的团茶，品饮技术不再适合；并认为湖茶除了顾渚第一外，其它茶叶品质等次也并不像陆羽所说。

明代张谦德《茶经》：“若鸿渐之《茶经》，君谟之《录》，可谓尽善尽美矣。第其时，法用熟碾细罗，为丸为挺。今世不尔，故烹试之法，不能尽与时合。”

清代陆廷灿《续茶经》：“《茶经》著自唐桑苎翁，迄今千有余载，不独制作各殊而烹饮迥异，即出产之处，亦多不同。”

现代农学家吴觉农《茶经述评》：“《七之事》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从上古至唐代有关茶的历史资料，这在当时的印刷出版条件下，是很不寻常的事。”

版本信息

《茶经》历来流传极广，到了宋代，陈师道提到有家藏一卷本、毕氏三卷本、王氏三卷本、张氏四卷本等四种，四种版本只是繁简有别。陈师道根据这四种版本，合校成了新钞二篇本。宋代以来，《茶经》就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现存的《茶经》版本大致有四种，一是有注本，二是无注本，三是增本，四是删节本。这四种版本里，有注本是《茶经》的主流。

到了明代，从嘉靖起至万历年间，人们开始对《茶经》做增添工作，在原有《茶经》之后附加其他资料，而名之为《茶经外编》，例如吴旦本、孙大绶本、汪士贤本等。此外，也有在《茶器》卷后加入《茶具图赞》者，使之一如正文，如明郑思本、宜和堂本等。更有删节本，即删节原文，如王圻《稗史汇编》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就出版了世上最早的《茶经》单行本。这年农历九月九日，鲁彭《刻茶经叙》：“公再往，索羽所著《茶经》三篇，僧真清者，业录而谋梓也，献焉。”披露了在时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分巡荆西道柯乔的推动下，龙盖寺（天门西塔寺）主持僧真清献出自己从宋代《百川学海》丛书中抄录的《茶经》手稿的史实。还曰“兹复刻者，便览尔。刻于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清楚地讲明刊刻目的。因为此前，只能在丛书《百川学海》中见到《茶经》，且批注并不翔实。于是，鲁彭总理刊刻事务，组织力量刊刻，这就诞生了世上第一版单行本《茶经》——“竟陵版”鲁彭刊本。从第一个单行本问世，到民国时期，先后有《说郛》《山居杂志》《格致丛书》《学津讨源》《唐人说荟》本及多种单行本，还有日译本和英译本。

到了清代，《茶经》的刊刻和明代大致相同，《茶经》大多保存于丛书里，较少单独翻刻。较特殊者为雍正年间，福建茶官陆廷灿的《续茶经》，冠《茶经》于卷首，以己作续之，全据《茶经》之次第分章，补录《茶经》以后的历代史料。最完备的《茶经》版本，当为清末常乐所刊《陆子茶经》本，书后附刻史料多达二十三种之多，历代无出其右。自古以来，茶界视《茶经》为至宝，不敢作任何更动，唯有《四库全书》本，以犯“胡”讳而略有改动。

民国以来，《茶经》流行状况大致和清代相同，有两点值得特别一说：一是大量以珂罗版影印古茶书，不必重新刻版，即可影印古书，于是左圭《百川学海》本、《华理百川学海》本等高价值的版本都翻印流行。二是张宗祥校《说郛》本校刊精良，作为唯一无注本，颇资研究参考。台湾地区茶史上最早从事《茶经》研究工作的为林荆南，他在1976年根据张宗祥刊本，将《茶经》注译，这是最早的《茶经》译注本。接着是张迅齐在1978年将日本《中国之茶书》里的《茶经》译成中文。1980年朱小明根据日本《中国之茶书》，将《茶经》译入《茶史茶典》里。此后《茶经》的译注就没有进展了。倒是张宏庸对陆羽的著述，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包括《陆羽全集》的辑校工作、《陆羽茶经丛刊》的搜录古书工作、《陆羽茶经第三讲译丛》的收录外国图书、《陆羽书录》的总目提要、《陆羽图录》的文物图录，以及《陆羽研究资料汇编》的相关史料整理。可惜后来并未继续刊载研究成果，使整个陆羽的研究悬宕未完。大陆地区对于陆羽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短短几年，《茶经》就有数个译本：邓乃朋《茶经注释》，张芳赐、赵从礼、喻盛甫《茶经浅释》，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吴觉农《茶经述评》，周靖民《陆羽茶经校释》。

作者简介

陆羽（约733年？—约804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其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上元初年，陆羽隐居江南，撰《茶经》三卷，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世称茶圣。

（辽）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902年—947年），字德瑾，契丹族，姓耶律氏，契丹名尧骨，汉名德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次子。中国辽朝第二代皇帝、军事统帅。

耶律德光早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引兵攻略蓟北。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病死于途中。耶律德光得述律皇后之助，正式即位，仍以天显为年号。天显十一年（936年），协助石敬瑭灭亡后唐，得到后晋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待遇。会同元年（938年），改皇都为上京，改革官制，划分南北二面，实行胡汉分治。北面官以契丹旧制治契丹人，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会同九年（946年），倾国之师南征，为后晋败于燕州长城（今河北省固安县）北部。十二月，攻陷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俘虏后晋出帝，灭亡后晋，建国号为大辽，年号大同。辽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因民间汉人武装反抗此起彼伏，辽朝在中原的统治动荡不安。耶律德光不得不罢兵北还，途中病逝于栾城杀胡林，终年四十六岁。

耶律德光开拓了辽朝的疆域，统一了中国北方。这不仅为后来辽朝与北宋在长期的南北对峙中占据优势地位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为以后全国性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从契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确立了“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和“农牧并重”的经济方针，为以后辽朝历代皇帝所继承和发展；改元会同后，大力进行社会改革，主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加速了契丹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耶律德光始终站在契丹历史发展的前列，是契丹社会进步的代表。

人物生平

早年随征

唐天复二年（90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大部落东楼之地（后设降圣州），契丹字德谨，契丹小字尧骨，后因“慕中华文字”而取汉名“德光”。他是耶律阿保机的次子。相貌端庄厚重，秉性宽厚仁慈，军国大事多由他来裁决。

契丹天赞元年（922年），耶律德光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年仅二十岁。随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参加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尤其是在率领六军南征平州、幽州、镇州、定州等后唐城池。

天赞二年（923年），契丹军队攻下平州，耶律德光俘获后唐平州刺史赵思温、张崇等将领。回军途中击破箭笴山胡逊奚，诸部全部归降契丹。

之后，耶律德光率兵攻掠镇、定等州，所到达的城池守将都坚守不敢出战。耶律德光的军队到达幽州，符存审拒耶律德光于幽州城之南。又跟随辽太祖击破于厥里诸部，安定河壖党项，又攻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耶律德光跟随辽太祖东征西战，立下了很多战功。

嗣立皇位

契丹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以皇次子耶律德光镇守西楼（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称号为元帅太子。七月二十七日（9月6日），辽太祖在出征渤海还都途中去世，皇后述律平总摄朝政。述律皇后在皇太子东丹王耶律倍（耶律突欲）和皇次子耶律德光之间更倾向于耶律德光，想要立他为帝，到了西楼，述律皇后命耶律德光与耶律倍一起乘马在宫帐前，命契丹诸酋长拥立新帝，为自己选择的新帝执辔。契丹诸酋长深知述律皇后的心思，争相为耶律德光执辔，表示愿意拥立元帅太子耶律德光。

天显二年（927年）十一月，皇太子耶律倍无奈之下，率群臣向述律皇后请求皇次子耶律德光即皇帝位，述律皇后接受耶律倍等人的建议，立耶律德光即皇帝位，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为“嗣圣皇帝”，即辽太宗，大赦天下。朝臣请求改元，辽太宗耶律德光仍使用“天显”年号。尊祖母皇太后萧岩母斤为太皇太后，母亲皇后述律平为应天皇太后，立妃萧温为皇后。

天显三年（928年）三月，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遣人赴契丹，请求献上定州（今河北定州）归降。唐明宗李嗣源出兵征讨，王都遣使赴契丹乞援，辽太宗命奚秃里铁剌前去救援。铁剌在定州大败后唐将领王晏球。后唐援军迅速集结，铁剌上表辽太宗请求援军。七月，突吕不讨伐乌古部取得胜利。王都上奏后唐军队攻破定州，铁剌战死，涅里衮、查剌等数十个契丹将领都被后唐所俘，辽太宗对此次出师后唐十分懊悔。同年十一月，辽太宗亲自率军南征后唐。十二月，祭天地，唐明宗再次遣使到契丹，辽太宗在群臣劝谏之下，认为后唐多次派遣使臣是畏惧契丹的兵威，于是想要罢兵。契丹军到达杏埚的时候，唐明宗的使臣到达，于是辽太宗班师北归。

天显四年（929年）四月，辽太宗的长兄东丹王耶律倍自东丹国来朝，之前辽太宗不断想方设法削弱耶律倍的东丹国的实力。辽太宗还多次巡幸耶律倍的府邸，以窥探耶律倍的情况。为此，兄弟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辽太宗因皇太后述律平十分喜爱第三子耶律洪古（耶律李胡），对耶律洪古十分重用。十月，因为云中（今山西大同）郡县尚未攻下，大阅六军。命皇弟耶律洪古率领军队攻打云中，讨伐那里尚未归顺的州县。天显五年（930年）正月，耶律洪古在代北攻城略地，攻打并夺取寰州（今山西朔州），大肆俘掠而回。同年二月初九日，耶律洪古从云中而回，在行宫朝见辽太宗。二月十二日，辽太宗将先前所俘渤海民户赐给耶律洪古。三月，辽太宗立耶律洪古为皇太弟，称号为寿昌皇太弟，并兼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亲征在外，京师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常常由耶律洪古留守。十一月，耶律倍带着自己的妾室与珍藏的图书从辽东渡海投奔了后唐，辽太宗统一了契丹。

南下幽云

天显九年（934年）四月，后唐均王李从珂废弑其主李从厚自立为帝，耶律倍自后唐上书辽太宗耶律德光请求讨伐唐末帝李从珂。八月，辽太宗亲自率军南伐。九月，契丹大军到达云州，攻陷河阴。十月，又攻打灵丘，十一月，进围武州的阳城。阳城、洼只城先后降附契丹。

天显十年（935年）三月，党项向契丹朝贡。四月，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契丹。

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子、割让幽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辽太宗出兵助其反对后唐。辽太宗遂亲率5万骑兵，在晋阳城下击败后唐军，册立石敬塘为后晋皇帝。唐将高行周、符彦卿率兵前来叫战，辽太宗假装退却。唐将张敬达、杨光远又在西边列阵，未及成列，辽太宗以兵逼近之。而高行周、符彦卿为伏兵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张敬达、杨光远大败，丢弃的兵仗堆积如山，斩首数万级。其后，更率军南下上党，助石敬塘灭后唐。十一月，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即晋高祖。晋高祖石敬瑭至河阳，唐末帝势穷，召耶律倍与他一同赴死，耶律倍不同意，唐末帝遣秦继旻、李彦绅杀掉了耶律倍，之后举族自焚，后唐灭亡。

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刘昫、卢重为辽太宗上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会同。同月，后晋使臣献上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献上图籍，至此“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辽太宗下诏，以皇都为上京，改名为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割取幽云十六州后，辽太宗将幽云十六州建设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分治汉人和契丹。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己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

灭晋改辽

会同五年（942年）五月，晋高祖石敬瑭去世，养子石重贵即位，是为晋出帝。七月，后晋派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到契丹朝见辽太宗耶律德光，国书上只称孙，而不称臣。后晋大臣景延广向契丹解释：“先帝（石敬瑭）是契丹所立，而如今的皇帝是我国自己册立的。作为邻国称孙则可，奉表称臣就不可以了。”契丹客省使乔荣回国上奏，辽太宗开始有南伐灭后晋之意。

会同六年（943年）八月，石重贵之子石延煦来朝参拜辽太宗。十一月，上京留守耶律迪辇捕捉后晋间谍，得知后晋对辽朝有二心。十二月，辽太宗亲自赴南京，打算率军南下中原讨伐后晋，命赵延寿、赵延昭、耶律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等州分道而进，辽太宗率大军跟从。

会同七年（944年）正月，赵延寿、赵延昭率前锋五万大军到达任丘。耶律安端入雁门，围困后晋忻、代等州。赵延寿大军到达元城，辽太宗册封赵延寿为魏博等州节度使，加封为魏王。面对契丹大军的进攻，后晋遣使乞求与契丹重修旧好，割让河北诸州。二月，辽军攻博州，刺史周儒献城投降。后晋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秘密遣使告知辽军从马家口渡河。后晋大将景延广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荣守马家口。不久，周儒引辽军麻答在河东扎营，攻打郓州北津，以策应杨光远。后晋派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率领万余人，沿着河水陆俱进。辽军在戚城围困后晋军队，后晋皇帝亲自率军救援，辽军退军。李守贞等至马家口，辽军麻答遣步卒万人扎营，骑兵万人守于外，其余军队屯河西。还未渡河后晋军已经杀到，辽军不利。三月，赵延寿向辽太宗进言：后晋诸军沿黄河置栅，但是畏惧辽军不敢出战。如果辽军直抵澶渊，据其桥梁，后晋都城必可取。当日，后晋军进驻澶渊，其前军高行周在戚城。辽太宗命赵延寿、赵延昭以数万骑兵出高行周之右，辽太宗亲率精兵出其左。战至傍晚，辽太宗复以劲骑突破后晋高行周的中军，后晋军大败。当时有谍者说东面后晋军的数量少，沿河的城栅也不坚固，辽太宗急忙率军攻打后晋军的东偏，后晋军崩溃出逃。辽太宗派兵追击，后晋军大败。之后辽太宗留赵延昭守贝州。四月，辽太宗回南京。五月，耶律拔里得奏攻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及将吏二十七人。后来，辽晋双方在白团卫村展开战斗，辽军大败，耶律德光先是乘坐奚车逃奔十余里，后又弃车改骑骆驼向北逃去。

契丹攻晋马家口、阳城失败后，不甘罢休，后晋则恃强而伺机反攻。会同九年（946年），契丹以欲取故予之计，派赵延寿诈降，诱晋出兵。晋出帝石重贵不察真伪，悉调宿卫禁军及诸道兵会集广晋（今河北大名），企图攻取瀛（河间）、莫（雄县南）二州，进图幽州（北京）。十一月，杜重威为帅，引兵三十万进抵瀛州，前锋将梁汉璋率先出战，未捷身亡。契丹军大举反攻，杜重威惧战，退兵武强。契丹军追击至恒州（河北正定），扼中渡桥（正定东南），与晋军夹滹沱河而峙。旋契丹出奇兵迂回至栾城，断晋军粮道。晋帅杜重威心怀异志，以腹背受敌，挟众将降。契丹以降将张彦泽为前锋，倍道疾驱，攻入大梁（开封），晋出帝被迫投降，后晋灭亡。耶律德光与后晋交战之际，“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付出了很大代价，述律太后曾警告他不要入主中原，但耶律德光没有听从。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初一日，辽太宗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其后他召集后晋群臣，表示要择一人为中原之君，后晋群臣则请愿推戴辽太宗，于是辽太宗于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初一日穿着通天冠、绛纱袍，登东京皇宫正殿，接受胡汉百官朝贺，宣布大赦。下诏建国号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升镇州为中京。

返途病逝

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部进入东京后，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杀秦继旻、李彦绅及郑州防御使杨承勋，以其弟承信为平卢军节度使，袭父爵。以张彦泽擅自迁徙石重贵至开封府衙、擅杀桑维翰并在东京纵兵大掠为由，将其斩于市。降石重贵为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接着大封臣子，以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其次，派人将石重贵的家人送往辽朝安置。遣赵莹、冯玉、李彦韬率领三百人送石重贵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石重睿、子石延煦、石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但是石重贵身边所用宫女、庖厨等仍然跟随。改国号之后，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不久，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自立为帝，国号汉。辽太宗下诏以耿崇美为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军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军节度使，分据要地。

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后，诸镇和后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百姓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死契丹任命的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契丹将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亳、密三州。辽太宗很害怕，准备逃走，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东京。辽太宗则带着后晋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离开封北行。路过相州，因守将梁晖反复无常，耶律德光引兵攻破相州城，城中男子被杀，妇女被掳，婴儿被掷入空中，用刀尖承接，作为行乐，事后查点，凡死十余万人。辽太宗被迫退出，杀人泄愤，一路上看到荒凉景象，对蕃汉群臣说：“让中原破败到这个地步，都是燕王赵延寿的罪过。”（《辽史》记载攻打相州的是高唐英，并非耶律德光，也未记载有屠城之事）

渡过黎阳渡的时候，辽太宗对左右侍臣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得出所谓三失：各地搜刮百姓钱财，是第一失；让契丹士兵打谷草扰民，是第二失；没有早点遣返节度使去治理各镇，是第三失。”他当然很懊恼，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病死了，时年四十六岁。下葬于凤山，陵墓曰怀陵，庙号太宗。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七月，奉上尊号谥为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九月，增谥为孝武惠文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南北面官

辽太宗在政治上最突出的业绩是引进“汉法”，改革吏治，全面推行“因俗而治”的方针，确立了辽朝“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辽太宗将后晋的一整套汉族官制带到了辽朝，加上原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确立的官制，终于使辽的官制在部分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官制。

辽太宗顺时应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他不但全部保留了幽云地区的原有制度，同时，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又把一批契丹官名改为汉名，并依汉例增设新职。调整后的辽朝中央政府，形成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平行的行政机构，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负责管理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政事务。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负责管理汉人、渤海人等农业人口的军政事务。

地方官制

与中央两面官制相适应，辽太宗在地方上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地区实行州县制，采取“蕃不制汉、汉不治番、蕃汉不同治”的统治政策。辽太宗对辽朝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一系列调整，标志着辽朝“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确立。

多京制度

会同以来，辽太宗根据疆域广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关系复杂等情况，还实行“分京而治”的政策。“分京而治”是辽太宗在政权建设上的又一个创举。与改革吏治同时，太宗“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上京、南京和东京，分别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契丹人和以封建农业经济为主的汉人与渤海人的聚居中心。后来，“圣宗（建）城中京，兴宗升云中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辽朝以五京为中心，把全国划分为五道，管辖“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分京而治”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原则，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在辽朝历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又为金朝所继承和发展。

重用汉臣

辽太宗时期，更加重视借助汉族士大夫的经验，推行汉法，治理国家。代表者如下：

韩延徽，在太祖时任政事令，“中外事悉令参决”，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辽太宗继位后，仍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幽云地区入辽后，“改南京三司使”，让他在南京管理财政。

韩德枢，韩延徽之子，深受辽太宗赏识，未及冠，就授左羽林大将军，迁特进、太尉。东平府闹灾，他前往安抚，到东平后，“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

赵思温，太祖时的功臣，太宗时任南京留守、节度使等要职。

太宗改元会同后，“公卿百官皆仿中国，并参用中国人”，更广泛地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加政权。例如，赵延寿降辽后，太宗先以赵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改幽州为南京后，又迁留守，总管燕山以南之事。会同初，又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赵延寿自然是感恩图报，积极为契丹治理幽云地区效力。会同六年（943年）伐晋，赵延寿为先锋，多次立功。太宗“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赵延寿最后虽未做成皇帝，但也因功进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等职。

实行科举

为了从汉族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会同以后，太宗还在幽云地区开始实行中原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以吸引汉族知识分子为辽朝效力。《辽史·室昉传》记载，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日方知制诰，总礼仪事”。《宋史·宋琪传》记载，宋琪“少好学，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穆宗）侍读，时天福六年也”。天福六年（941年）即会同四年，由此可见，辽朝在会同年间已开科举。虽然这时科举制仅限于幽云地区，制度尚不完备，但辽太宗首开科举之功不可没。后来，至景宗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贡院成为负责掌管幽云地区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仿唐制，在全国范围内开科取士，辽代贡举逐渐形成制度。辽太宗起用大量汉官，并首开科举选拔人才，对加强契丹贵族与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和大量吸收汉族统治人才，推动辽朝的封建化改革，起到了重大作用。

军事

夺取幽云

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开始继续父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事业，向南用兵，争霸中原。辽太宗南下中原一直等到了唐明宗李嗣源死后，而且是石敬瑭主动求救时才敢出兵，后来灭后晋也是由于后晋将领投降拣了个便宜。

石敬瑭和唐末帝李从珂发生矛盾之后，石敬瑭为保住自己的势力，称帝登基，只得向辽太宗求救。等待已久的辽太宗喜出望外，看到石敬瑭诱人的条件，赶忙亲自出兵相救。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将早就渴望的十六州拢入契丹的统治范围，而且每年还有大批的布帛输入。

灭亡后晋

晋高祖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晋态度的变化给辽太宗用兵提供了良机和充分的借口。会同七年（944年），辽太宗开始实施灭晋计划。灭晋前，他一方面加强与南唐的联系，另一方面利用汉将赵延寿欲称帝的野心，许诺他得中原后，立其为帝。赵延寿“由是为契丹尽力，尽取中原之策”，成为南下战略战术的主要谋划和实施者。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怀异志，为促降，辽太宗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于是，杜重威二十万晋军主力释甲投降。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驾入汴。

经济

畜牧业与手工业

辽太宗耶律德光也像他的先辈们一样，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天显二年（927年），太宗即帝位伊始就“阅群牧于近郊”，亲自视察国有畜群的情况。太宗时期，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国有畜群的群牧官。辽朝北面官中设有群牧使司，总典群牧使司、群牧司等机构。群牧使司设太保、侍中、敞史，总典群牧使司设部籍使、都林牙，群牧司设群牧使、副使等官员。群牧制度的逐渐完善，标志着辽朝畜牧业的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由于契丹牧民放牧技术和辽朝政府对畜牧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辽朝出现了“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的繁荣局面。

此外耶律德光还重视制盐、冶铁等手工业的发展，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后，辽在香河县设置榷盐院，于辽境内的产盐地区分别由五京计司管理，扩大了辽的盐业生产和销售活动。又设置五冶太师，负责管理各地的钱币冶铁。

农业

辽太宗统治时期，辽朝的农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区域的扩大。首先，天显元年（926年）辽灭渤海，改为东丹，使辽朝第一次占有大片农业区。辽朝统治者治理东丹“一用汉法”，保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辽太宗时“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又把一部分渤海人迁到今辽宁辽阳一带，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其次，幽云十六州的并入。幽云地区是封建农业高度发达的汉族聚居区，幽云十六州再加上太祖时占领的营、平二州，十八州的土地联成一片，使它成为辽朝最大的农业基地。再次，太宗时期通过对外掠夺，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头下军州城，如壕州、原州、福州、贵德州、遂州、双州、榆州等，进一步增加了契丹内地的农业开发点。另外，受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北方草原地区，也有少量的契丹牧民和其他民族如奚、室韦等族牧民也在适合农耕的地区开垦荒地，兼营农业，向半农半牧的生活转化。农业区域的不断扩大，逐渐改变着辽朝经济中农业与畜牧业的比重，农业逐渐上升到与畜牧业并重的地位。

第二，会同间，太宗以国家行政手段开始在契丹族内推广农业生产。会同元年（938年），“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会同二年（939年），太宗“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会同三年（940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这样，契丹族就有更多的人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并把农业的开发北推至海拉尔河和克鲁伦河一带。

第三，采取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措施。如会同元年（938年），“将东幸、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从之”。会同二年（939年）下令惩罚收税不公的乙室大王，罢除南北府民上供和宰相等官额外向百姓增加的赋役。会同三年（940年）十一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会同九年（946年）“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辽太宗南伐点兵，多在幽州以北的鸳鸯湖，军队将到平州、幽州时，“遣使分道催发，不得久驻，巩践禾稼”。辽太宗采取的这些措施，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减少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巡猎活动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害，并逐步改变着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轻视农业的传统思想。

总之，辽太宗时期推行的农牧并重的方针是成功的，畜牧业的发展保证了契丹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供给，同时，又为辽朝保持一支强大的骑兵提供了物质保证。农业的发展，为辽朝提供了必须的粮食，农产品和大量赋税收入，在此基础上耶律德光在位时辽对五京户口进行统计，以确定国家的赋税收入。农业和畜牧业的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成为辽朝巩固与强大的物质基础。

文化

尊奉佛教

佛教在隋唐以后已经与华夏文化溶合而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辽太宗光崇奉佛教，他在上京建安国寺。天显十一年（936年），太宗支援石敬瑭建立后晋，北返途中“入幽州，幸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会同五年（942年），“皇太后不豫……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在辽太宗的倡导下，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发展儒学

辽太宗时期，在上京设国子监，又在南京设太学，开始用儒家思想教育和培养统治人才。太宗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也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以会同四年（941年）的进士幽州人宋琪为寿安王（穆宗）侍读。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会同四年（941）命有司开始编纂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制定历法

辽朝原无历法，大同元年（947年），太宗“自晋汴京收百司辽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辽朝开始使用的历法是太宗从后晋带来的《乙未元历》。穆宗时开始使用直至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才改用贾俊所进《大明历》。

礼仪制度

《辽史·仪卫志》记载：“太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昫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昫见于辽”。太宗第一次看到中原天子的车服、仪仗，大开了眼界。同时把行册礼所用的“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受汉制影响，“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辽太宗由国服而改穿汉服说明他的汉化倾向。

会同三年（940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以皇帝诏令的形式要求统治汉人的契丹官员也要穿汉服、从汉仪。

大同元年（947年）正月，辽太宗用中原汉族皇帝仪式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他兴奋地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

会同九年（946年），太宗曾接受后晋出帝的进献，得到汉族封建王朝的“传国玉玺”。据说“传国玉玺”是秦始皇使用的玉玺，正面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鱼鸟篆字。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辽太宗得到了传国宝，自然也会认为自己是“受命于天”，而以中原“真天子”自居了。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辽太宗完全以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进行政权建设，这说明契丹政权进一步汉化，旧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辽太宗在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下，于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被迫撤军，临走仍不忘搜罗中原的各种文物和图书资料带回北方。“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这些对辽朝文化发展和社会改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契丹北归之后“唐晋文物，辽则用之”。

民族

契丹族

依《辽史·营卫志》载，契丹族五院部和六院部都“镇南境”，其中五院部（北院）“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在太宗会同二年（939年）“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将四个石烈中的两个移戍于今海拉尔河、加集木尔河与克鲁伦河流域，使五院部的居住区域一分为二。

奚族

《辽史·太宗纪》中出现过一个“奚王府监军（奚监军）”的官职。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南宰相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临阵退懦，上召切责之”，说明监军亦有领兵打仗的职责，而且此职位同样是常以契丹人充任，很显然，耶律桂所任“奚王府监军太尉”正是“奚王府吐里太尉”的汉译，而“监军”则是其简称。辽朝以契丹人出任奚王府中的军事官员，监督和领导奚族的军事行动，这即是“命契丹监督兵甲”这句话的所指。

汉族

辽朝建国前，汉族的居住范围除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辽西以及西北的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汉族对于辽政权来说已成为仅次于契丹的支柱性民族，因此对汉族统治政策的重要性也就远超对奚、渤海等民族，是辽朝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事。契丹贵族频繁发动对中原的战争，以掠夺人口和财富。

天显九年（934年）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天显十年（935年）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剌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向者有汉地诸色人员随契丹北，未能归还，去国离乡，益加悯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恤，倍加安抚”。

自幽云十六州成为稳定的辽朝领土后，汉人数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导致了对汉族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确认，伴随北南面官制的确立，在对汉族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但是，对契丹族的管理仍与汉族不同，“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蕃氏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用传统的草原习惯法去治理契丹族，而在统治汉族和渤海族的时候，则借鉴中原王朝已经成熟的法律行事，“蕃（法）不治汉，汉（法）不治蕃，蕃汉不同治”。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汉族的法律地位比从前有了提高，得以用“汉制”来对待，但地位仍然低于契丹人，即刑罚“轻重不均”。不过辽太宗也做出过一些有利于汉族的政策，如规定契丹人如果被授予汉地的官职，就要遵循汉族的习俗，并允许契丹人与汉人互相通婚。

外交

对高丽

渤海灭亡后，高丽一改先时支持辽朝征伐渤海的态度，反而做与渤海遗民同仇敌忾之态。面对高丽对待辽朝态度如此巨大的转变，辽太宗不可能毫无察觉，但既然双方并未宣布断绝往来，高丽亦未尝公然发难，辽太宗便对高丽诸多动作故作不知，依旧时常遣使入高丽以示友好。

天显十二年（937年），“九月辛未，遣使高丽、铁骊”。在这次遣使之前，铁骊于太宗朝仅有两次朝贡。

会同元年（938年）冬，后晋遣使为太后及辽太宗上尊号并以“燕云十六州”图籍来献。次年正月，辽朝“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

会同五年（942年）六月，后晋高祖去世，石重贵继位，一改以往事辽态度，称孙不称臣，辽太宗始有南伐之意。为顺利攻晋，辽太宗特遣使高丽。其意一在试探，盖因高丽曾欲联晋攻辽，故遣使探听二者是否仍有联合之意；其二在安抚，“遗橐驼五十匹”，因高丽与后晋素来交好，高丽事后晋甚恭，辽欲南下攻晋，须提防高丽于东方声援后晋，于辽东造衅。然而高丽的反应则出乎意料地激烈，将橐驼饿死，使者流放，辽丽之间的交聘关系至此亦宣告终结。辽太宗朝仅有的三次与高丽的交往都称不上是正常的交聘往来，每一次遣使高丽皆有具体的目的，可以看出太宗对于高丽的态度了然于胸，明白双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等友好往来的平台，故而不做过多的努力以图恢复从前双方相对融洽的关系。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辽太宗对高丽的诸般非议与无视尽力姑息，但当高丽试图破坏辽朝与后晋关系，损害辽朝在中原利益时则不予以让步。

后晋灭亡后，辽太宗或曾试图调整过对高丽政策，《高丽史》记载：大同元年（高丽定宗二年，947年），仕辽高丽人崔光胤“知契丹将侵我，为书付蕃人以报”，高丽三十万光军司正是因此而设，意在防辽。但此乃高丽单方面记载，是否符合辽太宗之战略构想并不能够确定。

历史评价

《辽史》：太宗甫定多方，远近向化。建国号，备典章，至于厘庶政，阅名实，录囚徒，教耕织，配鳏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张敬达忠于其君，卒以礼葬。辍游豫而纳三克之清，悯士卒而下休养之令。亲征晋国，重贵面缚。斯可谓威德兼弘，英略间见者矣。入汴之后，无几微之骄，有“三失”之训。《传》称郑伯之善处胜，《书》进《秦誓》之能悔过，太宗盖兼有之，其卓矣乎！

《契丹国志》：太祖之兴，燎灰灼原矣！太宗继之，承祖父遗基，擅遐陬英气，遂登大宝，诞受鸿名。然石郎之消息，乃中原之大祸。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畀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空四海以成墟。谋夫虓将，卒莫敢睨，而神州分裂，强诸侯代起为帝，亦莫之究矣。

桑维翰：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战伐之机，部族辑睦，蕃国畏伏，土地无灾，孳畜繁庶，蕃汉杂用，国无衅隙。

胡寅：

耶律德光虽夷狄，亦可谓善于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资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声言立赵德钧，致敬瑭、维翰恐惧，力请然后许之，以固其约；不杀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维翰为宰相，则国柄常归乎主约之人；收葬张敬达而戒帝无大故勿弃桑、刘二三大臣，则将相皆感其维持之恩；立重贵于河东，则石氏宗祀尽在契丹掌握矣。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国，可谓睹败而思过者矣。使无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国。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无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为谋者，讨出帝之相负而废之；治李崧、冯玉、景延广之误国而黜之；数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背君残暴而杀之，按兵近郊，召桑维翰、刘知远，委以扶立重睿。戢暴禁奸，无所取而去，虽古之伐罪吊民，亦不是过，而楚庄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强灭人社稷，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归其国，是盗贼之魁。使迟留岁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贪而无亲，强则为虎，弱则为鼠。抑锋止锐，择义而行，乃王者之师也。方契丹入寇，交战于河北，屡欲退走，非敢以必胜自处也。及得汴，乃谓李崧曰：“向若晋使再来，南北无战矣。”又谓汴人曰：“我无意此来，景延广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众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谓中国有不及焉。呜呼！夫岂偶然哉？

王夫之：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柳孟训：辽太宗耶律德光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开拓了辽朝的疆域，统一了我国北方。这不仅为后来辽朝与北宋在长期的南北对峙中占据优势地位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为以后全国性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从契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确立了“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和“农牧并重”的经济方针，为以后辽朝历代皇帝所继承和发展；改元会同后，大力进行社会改革，主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加速了契丹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耶律德光始终站在契丹历史发展的前列，是契丹社会进步的代表，他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可以并列为辽朝三位最杰出的皇帝。

轶事典故

出生奇闻

相传述律平曾梦见一个神人戴金冠、穿素服、执兵仗，相貌丰满俊美，有十二只异兽相随。其中有黑兔跳跃到她怀里，于是怀孕，在大部落东楼之地生下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出生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都为之惊异。后来辽穆宗就在这里设立了“降圣州”。

擅长文学

耶律德光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由于“慕中华文字”而改汉名“德光”。会写辽、汉文字。他和耶律倍都学过书法，所以述律后曾“命书于前以观之”，太宗还善写文章。天显十年（935年），太宗靖安皇后萧温病死，“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表示哀悼。同年，在弘福寺为皇后饭僧时，为追感以前父母兄弟在观音像前相聚“乃自制文题于壁”。由于文章感人，使“读者悲之”。

制为帝羓

辽太宗在栾城杀胡林病死后，契丹人把他的肚子剖开，去掉肠胃，用盐填满，确保尸体不腐烂，运往北方。后晋人称之为“帝羓”。

驰骑贯狐

大同元年（947年），有十余人骑马在祖州西五十里的大山中狩猎，看见辽太宗骑着白马，独自追猎白狐，并一箭将其射死，忽然辽太宗消失了，只留下所擒获的白狐和他的弓矢。就在这一天，辽太宗崩于栾城，后来人们就在这里建庙，并在怀州凤凰门绘制太宗驰骑贯狐之像。

历史争议

嗣位

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中土文献记载了天显元年九月部族酋首受述律后之意“推举”德光为王，失败的耶律倍做出了“出逃后唐”的“过激”举动；而以《辽史》为代表的辽朝文献却道出了另一番情况，记载了天显二年十一月耶律倍“让国”于耶律德光的一派和谐之景。关于此处差异，学界呈现两种十分鲜明的态度。一类认为《辽史》的记载有粉饰太平之嫌。如姚从吾认为：“让位的事情，与辽俗不合。这里所说，似为一种饰词，或者是记事人由汉俗而生的误解。”对此，陈述，李桂芝等也认为《辽史》所载的耶律倍让国有曲笔之嫌，并且基于中土史籍论证出太宗继立是世选的结果。另一类则认为《辽史》的记录比中土文献可靠，如蔡美彪就认为中土文献的记述是中土误传，以辽朝文献为基础提出了大元帅继任说。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却在即位只有一次这一观念上达成了共识，双方均认为中土文献与辽朝文献的记述是同一件事，对文献的差异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态度。

中土文献给出的耶律德光即位的原因是出于述律后的偏爱，可勾稽史料，会发现耶律德光与述律后并不和睦，耶律德光的心腹曾受述律后的迫害，与之相似，与述律后有嫌隙的人却在太宗即位后获得晋升。皇长子耶律倍汉文化程度较高，难以把控，二来耶律德光统辖兵权，又受诸部青睐，呼声更高。故述律后选择了耶律德光，扶植其即位，以便日后坐享其成。

死因

对于耶律德光南征的死亡原因，史泠歌先生做了相关探讨，她认为导致耶律德光去世的原因是疟疾。史先生立论的依据是《资治通鉴》的如下记载：“契丹主至临城，得疾；及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杀胡林而卒。”

关于耶律德光之死的文献，史先生的整理并不充分，除《资治通鉴》外，尚有两种文献。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记载是：“（四月）十六日，次于栾城县杀胡林之侧，时德光已得寒热疾数日矣，命胡人赍酒脯，祷于得疾之地。”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中有五代王仁裕著《玉堂闲话》，有《胡王》一条，不见于今本《太平广记》：“（丁未岁）三月十七日胡王自汴而北，四月中，过邢州，胡王遇疾……十六日行次栾城，其疾遂亟。二十一日，乃殂。访其所殂之地，则曰杀胡林也。初，胡王之将南也，下令陈郑间数州，悉使藏冰。至是婴疾，热作，不胜其苦，命近州输冰，于手足心腋之间皆多置冰，以至于绝。”

在患病的症状方面，《玉堂闲话》与《资治通鉴》记载或为“热作”，或为“苦热”，均指发热性疾病。《旧五代史》则明言为“寒热疾”，“寒热疾”语焉不详，但不外乎两种解释：恶寒发热与寒热交替往来。三种文献的共同之处在于：耶律德光从发病到死亡经历时间非常短，死于天福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身体高热为主要症状。耶律德光南征死亡所患疾病相当于中医学的温病，细分相当于温病中的温疫，如再细分，以暑燥疫和温热疫的可能性比较大。

后世纪念

怀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南距怀州故城3公里。葬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二帝，凿山为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怀陵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2.5公里，北、东、南三面环山，在山脉低洼处用石墙封堵。入谷口处夯筑高大陵门，已毁坏，仅存两个高大的封土堆。中部一道石墙将陵园分为外陵区和内陵区。外陵区有两处大型殿堂建筑遗迹。从谷口到墓地筑有6道石墙，陵墓和祭殿均建在内陵区。两座陵寝早年被盗，墓室顶部严重塌陷，祭殿等建筑也仅存台基遗迹，地表散布大量精致、考究的辽代建筑构件。

（辽）萧绰（萧太后）

萧绰（953年6月18日—1009年12月29日），小字燕燕，契丹族，辽朝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

保宁元年（公元969年），辽景宗耶律贤继位后，选为贵妃，五月册立为皇后。保宁三年（971年），生辽圣宗耶律隆绪。辽景宗在位期间，萧绰即参决军国大事。乾亨四年（982年），耶律贤去世，耶律隆绪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萧绰开始27年的临朝摄政生涯。统和元年（983年），耶律隆绪率群臣给萧绰上尊号“承天皇太后”。统和四年（986年），击退宋朝军队对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的进攻。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萧绰以索要关南地为名与耶律隆绪共同亲征伐宋，然而遭宋军反击而受挫，遂与宋签订“澶渊之盟”。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耶律隆绪率群臣给萧绰上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萧绰归政于耶律隆绪。同年十二月，病逝于行宫，享年五十七岁，谥圣神宣献皇后。次年，葬乾陵。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谥睿智（一说睿知）。

萧绰明达治道，知人善任。重用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汉族和契丹族大臣，锐意改革，奖励开垦，减免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军队，使契丹从中衰逐步达于鼎盛。她以契丹诸京为基地，东降女真，西攻党项、回鹘，北攻铁骊，南攻宋，扩展了统治地域，对契丹的兴盛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辽应历三年五月初五日（953年6月18日），萧绰出生。萧绰从小就聪明伶俐，办事利索，对任何事情都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也不例外，这种举动深深赢得了她的父亲萧思温的宠爱。有一次，萧绰的几个姐妹一起干家务活，几个姐妹草草地就收场了，唯独她还在继续仔细地擦，家具收拾得整整齐齐，萧思温常常用赞许的眼光称赞到：“此女必成大事。”

册立中宫

应历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969年3月12日），辽穆宗耶律璟带着萧思温等亲信大臣前往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境）打猎。入夜，喝醉酒的耶律璟被近侍小哥等刺杀。当时在耶律璟身边的萧思温封锁消息，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等协助与自己来往甚密的耶律贤，黎明耶律贤赶到黑山。耶律贤在穆宗灵前痛哭不已，萧思温、高勋、女里等人联合劝进，耶律贤即在灵前继位。

保宁元年三月初九（969年3月29日）回到上京后，耶律贤晋封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并且征召萧绰入宫为贵妃。三月十七日（4月6日）封萧思温兼北府宰相，五月初二（5月20日），立萧绰为皇后。十一月初二（12月13日），萧思温被封魏王。由于耶律贤身体多病，国事由萧绰执掌。

保宁二年（970年）五月，耶律贤前往闾山（今辽宁阜新）行猎，萧思温也随行，五月十三日（6月19日）途至盘道岭（今辽宁闾山）萧思温遇刺身亡。九月初三（10月5日），查得国舅萧海只及萧海里为首恶，皆伏诛。保宁十年（978年）又查出高勋、女里也参与了谋害萧思温，也均被赐死，高勋的家产被查没并赔偿给萧家。

保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972年1月16日），皇子耶律隆绪出生。耶律贤为了安抚萧绰以及萧氏后族，萧绰的母亲耶律吕不谷被封为燕国大长公主。保宁四年四月初一（972年5月16日），萧思温被追封楚王，保宁五年三月初一（973年4月6日），追封萧绰的祖父胡母里为韩王。

保宁八年二月初五（976年3月8日），耶律贤诏集史馆学士，此后凡记录皇后之言，“亦称‘朕’暨‘予’”，并“着为定式”，将妻子的地位升到与自己等同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耶律贤的默许下，辽国的一切日常政务都由萧绰独立裁决。若有什么重要的军国大事，她便召集蕃汉大臣共商，最后综合各方意见再做出决定。她所做的决定，辽景宗最多只是听听通报，表示“知道”了就算数，不会做任何干预。在萧绰的努力下，辽国军事日渐强盛，政局经济也步入正轨。

乾亨二年春正月初一（980年1月21日），耶律贤封皇子耶律隆绪为梁王，耶律隆庆为恒王。

临朝摄政

乾亨四年九月二十四日（982年10月13日），三十五岁的耶律贤在出猎途中，病卒于云州（今山西大同）焦山行宫。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诏梁王耶律隆绪继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同时立耶律斜珍与韩德让为顾命大臣。二十五日（10月14日），耶律隆绪于灵前继位，年仅十二岁。萧绰首先想到的是主少国疑，宗室亲王二百余人拥兵自重势力雄厚，局势易变。她在大臣耶律斜轸和韩德让面前流着眼泪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重臣们上前安慰并发下重誓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

乾亨四年冬十月初一（982年10月20日），耶律隆绪初次临朝视政。初三，群臣上尊号曰昭圣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萧绰将耶律休哥安排在南京（今北京）留守，总管南面军事，加强边防，任命娶了萧绰侄女的耶律斜轸为北院枢密使，管理内政事务尤其是严管贵族。与此同时，萧绰采纳南院枢密使韩德让的建议，对宗室亲王颁布命令“诸王归第，不得私相燕会”，使他们失去兵权，同时将各宗室亲属召至宫中为质，解决了内部夺位的一大隐忧。

统和元年六月初十（983年7月22日），耶律隆绪率群臣尊奉皇太后为承天皇太后，群臣则为皇帝上尊号为天辅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统和。二十三日（8月4日），文武官员各晋爵一级。任命枢密副使耶律斜轸为守司徒。八月十一日（9月20日），耶律隆绪与耶律斜轸在萧绰面前互相交换弓箭鞍马，相约结为朋友。

交战宋军

主词条：歧沟关之战

统和四年（986年），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贺令图及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等人听说萧太后的风流韵事之后，联同文思使薛继昭等人相继向宋太宗赵光义进言认为辽朝“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赵光义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4日），对辽发动“雍熙北伐”。宋军兵分三路出兵，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军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率领军队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率兵出飞狐（今河北蔚县）。二月十三日（3月25日），任命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将，率兵出雁门。三月初六（4月17日），耶律休哥报告宋派曹彬、崔彦进、米信出雄州道，田重进出飞狐道，潘美、杨继业出雁门道进犯，岐沟、涿州、固安、新城均已陷落。三月初七（4月18日），萧绰亲带韩德让和耶律隆绪宣布亲征，与耶律休哥协同作战。三月十九日（4月30日）萧绰以耶律休哥抵御东路宋军曹彬一路，又以耶律斜轸抵御西路宋军杨业一路。

四月初一（5月12日），萧绰与耶律隆绪屯驻于南京（今北京）北郊。五月初三（6月12日），曹彬军队在岐沟关大败，收拾败军连夜渡过拒马河。宋军溺死者不可胜数。剩余部队逃奔高阳，又被辽军冲杀攻击，死者数万，丢弃的戈甲堆积如山。七月初九（8月17日），耶律斜轸派侍御涅里底、干勤哥向朝廷奏报克复朔州，活捉宋将杨业。杨业绝食殉国，萧绰下令将杨业的头颅割下，装入匣中，传送边关各地。辽军士气大振，而宋朝守军则大受打击，未曾对敌便已经失了信心，无法守住已经夺得的土地。辽顺利地收回了所有的疆土。

统和五年四月初五（987年5月5日），耶律隆绪率领百官给皇太后上尊号为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行礼完毕之后，群臣给皇帝上尊号为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初六，下诏命有司分条奏上各将领功劳表册，论功加恩行赏。

统和六年八月初四（988年9月17日）讨伐藩属国得胜的耶律休哥、排亚、袅里辽军在易州（今河北易县）附近与宋军发生冲突，斩杀宋军指挥使而回。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耶律休哥派详稳意德里献上俘获的宋朝间谍。九月十九日（11月1日），祭祀旗鼓南伐。九月二十六日（11月8日），到达涿州。十月初二（11月13日），派军队四面进攻涿州，城被攻破以后守将才投降。十月初五（11月16日），攻下沙堆驿。十月十七日（11月28日），将宋降军分设为七个指挥，命名为归圣军。十月二十三日（12月4日），筹宁奏报攻破狼山大捷。十月二十八日（12月9日），又奏报在益津关击败宋军。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进军长城口，宋定州守将李兴派兵抵抗，耶律休哥击败宋军，追击败兵达五六里路之远。十一月初七（12月18日），萧绰与耶律隆绪驻扎于长城口，督促大军四面进攻。宋守兵溃败，丢下城池逃跑。十一月初八（12月19日），围攻满城。十一月十一日（12月21日），城被攻克，守军打开北门逃跑。十一月十五日（12月25日），攻下祁州，纵兵大肆抢掠。十一月十六日（12月26日），攻克新乐。十一月十七日（12月27日），攻破狼山砦。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8日），宋军千余人出益津关，国舅郎君桃委、详稳十哥击退宋兵，杀死其副将一人。十二月初三（989年1月4日），田猎于沙河。耶律休哥献上奚详稳耶鲁抓获的宋国间谍。十二月初四（989年1月5日），派北宰相萧继远等前往伺探安平。侍卫马军司奏报进攻祁州、新乐时，都头刘赞等三十人立下了战功，请给他们以赏赐。同月，辽大军屯驻于宋朝境内。

统和七年正月初一（989年2月9日），班师。正月初六（2月14日），宋鸡壁砦守将郭荣带领部众前来投降，下诏令他们屯驻于南京。二十一日（3月1日），进攻易州，宋兵出遂城前来救援，派铁林军迎击，活捉宋军五位指挥使。二十二日（3月2日），大军一齐进发，攻克易州，刺史刘墀投降，守城士兵南逃，亲率大军截击，宋军不敢出城。当下任命马质为刺史，赵质为兵马都监。将易州军民迁到燕京。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夏仙寿因率先登上易州城头，被授为高州刺史。二十六日（3月6日），驻于涞水。拜谒景宗皇帝庙。下诏命令涿州刺史耶律守雄送易州投降士卒八百人回本乡。二十七日（3月7日），驻于岐沟，射鬼箭。二十九日（3月9日），回宫途中驻于南京，六军解除戒严状态。五月初一（6月6日），派宣徽使蒲领等率兵分道防备宋国侵扰。初二（6月7日），在儒州白马村祭祀风伯。休哥带领军队到满城招得宋降兵七百多人，派使者前来进献，诏令让他们隶属东京。十三日（6月18日），燕京奏报宋兵已到达边境：“宋兵至边，时暑未敢与战，且驻易州，俟彼动则进击，退则班师。”七月十五日（8月18日），派兵南征。十九日（8月22日），慰劳南征将士。同日，萧绰与耶律隆绪拜谒景宗皇帝庙。

统和八年三月初十（990年4月7日），在杏埚筑城，让宋国俘虏居住。五月十四日（6月9日），将宋国降卒分别隶属于诸军。九月二十日（10月11日），李继迁献上宋国俘虏。十月初四（10月25日），李继迁因大败宋军，又派使者奏告。十二月初二（12月21日），李继迁攻下宋麟等州，派使者奏报。初九，派使者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统和九年正月十七日（991年2月4日），挑选五百名宋降兵组成宣力军。二月初五（2月22日），西夏派使者奏告伐宋取得大捷。四月初六（5月22日），西夏国王李继迁派杜白前来感谢辽对他的册封。

统和十七年（999年）七月，晓谕诸道即将征伐宋朝。九月二十日（10月31日），南伐。十月二十四日（12月4日），进攻遂城，没有攻克。派萧继远进攻狼山镇石砦，攻破了它。到达瀛州，与宋军交战，生擒宋军守将康昭裔、宋顺，获得兵器甲仗无数。攻克乐寿县。大军到达遂城，敌军临水拒战，辽军派骑兵突击，将守军杀戮殆尽。

统和十八年（1000）正月，回驻南京，赏赐有功将士，惩罚不服从命令者。下诏令诸军各自回到本道。十一月初九（12月7日），宋兵出淤口、益津关前来侵扰，侦侯谋洼、虞人招古击败宋军。

统和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002年5月3日），派北府宰相萧继远等南伐。四月初一（5月15日），文班太保达里底在梁门击败宋军。初九（5月23日），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在泰州击败宋军。二十日（6月3日），南征将领进献俘虏，赐给他们封爵财物各有等差。六月，西夏派刘仁勖前来报告攻下了宋的灵州。九月初一（10月9日），拜谒显陵，上告祖先南征胜利的消息。十月初一（11月8日），自显陵回宫。

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四月，耶律奴瓜、萧挞凛在望都擒获宋将王继忠。

澶州受挫

主词条：澶州之战、澶渊之盟

统和二十二年闰九月初八（10月24日），萧绰与耶律隆绪率辽军大举攻宋，意图收复关南十县；宋真宗赵恒在寇准等人力谏下被迫御驾亲征。

萧绰此次率军入侵宋朝，并不打算占据一城一寨，而是希望围住开封，逼迫宋朝投降或与之签订合约。但实际情况远不如意。辽军一入境，就遭受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宋将魏能拦截辽军，让辽军不得不改变入侵方向。出师不利，辽军改变策略：能攻克市镇的就攻打，无法攻克的就绕过去。萧太后选定了瀛洲（今河北河间），意欲攻克此镇作为辽军供给输转之地，下令猛攻瀛洲。为激发将士斗志，萧绰亲自擂鼓助威。然而十多天后辽军仍未能攻克瀛洲，反而损失惨重。萧太后改变策略，放弃瀛洲，命萧挞凛、萧观音奴率军攻祁州，自己与辽圣宗率军向东攻打大名府，在祁州汇合后再攻冀州、贝州（今河北清河）。不料各路宋军严守不出，坚壁清野，辽军未能攻克几个大市镇。

宋军的顽强抵抗，让萧绰看到孤军深入背后隐藏的危机。不过事已至此，她骑虎难下，只能命人继续南下，打算攻打黄河边上的重镇澶州。只要破了澶州辽军就能过黄河，汴京就在咫尺。不久，辽军统帅萧挞凛率先到了澶州城下，等待萧太后与辽圣宗。守城宋将张瑰命人射杀城下辽军，使用三床弓弩，以枪为箭，杀伤力非常大，一大批密集枪射向城下辽军，辽军抱头鼠窜，萧挞凛被正中额头，没等萧绰赶到澶州就因伤势过重死去。萧挞凛之死让辽军士气受挫，萧绰本人闻讯后痛哭不已，但顾不上长时间悲痛，因为辽军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一旦周围的宋军对辽军实施合围，辽国可能就此亡国。就在萧绰踌躇不定时，投靠辽国的宋将王继忠劝萧太后与宋朝讲和，化干戈为玉帛。受形势所迫，萧太后思谋再三，认为讲和是上策，同意了王继忠的提议。

萧绰命王继忠以她与辽圣宗的名义给真宗写信，表达辽国和谈的决心。起初真宗及宋朝高层并不相信辽国有和谈之意，直到王继忠的书信再次传到宋真宗手中。随后多次试探，确定双方都有和谈之心，才都设立使者，以促成和谈。在和谈中，萧太后作出了退让，不再索要土地，改要钱财。在议定给辽国岁币问题上，萧太后与曹利用又是一番博弈。萧太后想要更多岁币，但曹利用只同意10万。最终双方达成澶渊之盟。

辽宋达成澶渊之盟后，萧绰于十二月初十（1005年1月22日），下诏诸军解除戒严状态。同月，班师。澶渊之盟维持宋辽之间旧有的疆界；宋国每年向辽国提供三十万金帛。双方结束了多年不息的争战，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

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年初，萧胡辇（或作萧和罕）、萧夷懒谋反，五月被平定；初一（5月30日），萧胡辇被囚禁在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萧夷懒被囚禁南京（今北京）。十月初一（10月25日），耶律隆绪率群臣给萧绰上尊号为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则给耶律隆绪上尊号为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

归政去世

萧绰在统和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初一（1009年11月20日）为耶律隆绪举行了契丹传统的“柴册礼”，将皇权交还给耶律隆绪，结束了她在辽景宗、辽圣宗年间四十年有余的摄政生涯。萧绰出发去南京安享晩年，十二月初五（12月23日），萧绰病重。十二月初八（12月26日），耶律隆绪宣布大赦天下以为萧绰祈福。

统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1009年12月29日），萧绰逝于行宫，终年五十七岁，耶律隆绪服丧三年。

统和二十八年正月初一（1010年1月18日）耶律隆绪不受朝贺。初四（1月21日），耶律隆绪至乾陵。二十三日（2月9日），将萧绰灵柩安放于乾州涂殿。二月初六（2月22日），宋朝派王随、王儒前来吊唁祭祀。十九日（3月7日），高丽派魏守愚等前来吊唁祭祀。同月，派左龙虎卫上将军萧合卓将大行皇太后遗物馈赠给宋朝，并派临海军节度使萧虚列、左领军卫上将军张崇济等前去感谢宋朝的吊祭。三月二十四日（5月10日），耶律隆绪给萧绰上谥号为圣神宣献皇后。同月，宋、高丽派使者前来会葬。四月十五日（5月31日），葬萧绰于乾陵。

重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六（1052年11月29日），辽兴宗耶律宗真增耶律贤孝成皇帝谥为孝成康靖皇帝，更谥萧绰圣神宣献皇后为睿智。

历史评价

贺令图：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而天性残忍，多杀罚，有机略，其下皆禀服焉。

张洎：今契丹嬖臣擅轴，牝鸡司晨，单于闭幽，权挟于母后。

赵恒：母专其政，人不畏主。

李焘：萧氏有机谋，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萧氏一以汉法论。每戎马入寇，亲被甲督战。及通好，亦出其谋。然天性残忍，多杀戮。（《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七十二）

叶隆礼：①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②统和年间，举国南征，后亲跨马行阵。至遣王继忠通好，及所得岁币，亦后之谋也……此可以知太后专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好华仪而性无检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

元·脱脱等：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军，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辽史》）。

厉鹗：睿知史称贤后，隆运辟阳之幸其说近诬。

赵翼：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惟景宗后萧燕燕正位中宫后，始生圣宗。圣宗以冢嫡嗣位，享国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称贤主，此为古今来正后所生储君继体者之第一。

李仲元：应天逝去有承天，力挫南军息战烟。弟坐燕云兄纳币，干戈玉帛化澶渊。

袁腾飞：她是中国历史上 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一般来讲在评书演义在戏剧当中就把她刻画成一个奸诈阴险的妇人，实际上这对她的形象应该说是不公平的。

王立群：实际上萧太后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她是一个懂政治的、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的女人。以她老道的政治手段，迅速的完成了政权交接。

李文军：萧太后和她的丈夫辽景宗，可以算是辽朝的中兴之主。他们结束了辽朝初年皇位争夺的车轮战之后，让政治回到了稳定的轨道上。

人物争议

出生地

北京说

据《平谷县志》记载，萧绰出生在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太后村肖家院自然村；萧绰的母亲封地为辽南京（今北京），且萧思温的官职多在辽南京，故萧绰出生于辽南京的可能性比较大。

肇源县说

他什海古城史称“春蒐城”“皇后店”，“春蒐城”意为春天皇帝在行春捺钵礼时，在此打猎的城堡。他什海古城是萧思温所建立的“头下军州”性质的城池。“头下”是契丹语的音译，原意是“王”的意思，亦即“首领”。“军州”是辽代王公贵族的私家地盘，其中有自己的武装和奴隶。所以，这里也可以称作是萧思温的私人庄园。故萧绰也有可能出生在这里。

义县说

有观点认为奉国寺为耶律隆绪在萧绰去世后为母后在故乡建造的寺庙。

生父

宋人文献中称萧绰的父亲是侍中、守尚书令萧守兴或萧思温之女。宋朝史料记载萧守兴契丹名为“喂呱”，侍中解里钵长子；“喂呱”为“寅古”的同音异译，即萧思温的乳名。所以萧守兴即萧思温。解里钵为萧思温之父。不过宋人对于解里钵为萧思温之父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与韩德让的关系

据宋朝派到辽朝的使臣路振记载，韩德让和承天皇太后有过一段特殊关系，所谓“有辟阳之幸”。萧绰少年曾许配韩德让，还未来得及结婚，就被景宗选为妃子，萧绰曾说：“吾常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路振还记载萧绰毒杀了韩德让的原配妻子李氏，甚至楚王耶律隆裕就是萧氏与韩德让的私生子，并自称亲自目睹。也有人认为这孩子可能是韩德让侄孙韩涤鲁。

统和六年九月十三日（988年10月26日），萧绰一反从前在皇宫中宴请皇亲众臣的惯例，在韩德让的帐室中大宴群臣，并且对众人厚加赏赍。有人认为这场宴会是萧太后与韩德让自己举办的婚宴，所以才有了韩德让娶了萧太后的传言出现。有观点认为，萧绰与韩德让是一种半公开的情人关系。不过，即使萧绰与韩德让确实是公开的夫妻关系，也是不违反契丹风俗的。

历史记载韩德让无所避讳不断出入于萧绰的帐幕之中，出外游猎和处理政务，两个同案而食，并排而坐。宋辽澶渊议和时，宋朝派曹利用前往，“利用见虏母（指承天太后）于军中，与蕃将韩德让偶坐驼车上，坐利用于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乘轺录》云：“虏所止之处，官属皆从，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

不管下嫁的事是真是假，但萧绰对韩德让的宠爱和器重是有目共睹的。统和元年（983年），萧绰开始临朝称制，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虎古被召回上京，因为言语上对韩德让有失恭敬。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韩德让竟然将耶律虎古活活击毙。统和六年四月十一日（988年4月29日），萧绰观看马球比赛。韩德让出场时，契丹贵族胡里室，不小心将韩德让撞下马。萧绰见状勃然大怒，当即将胡里室斩首。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二月辽军从澶渊班师之际，萧太后正式赐韩德让姓耶律，改封晋国王。一年后，韩德让出宫籍（取消“宫分人”身份），隶属横帐季父房后，正式成为契丹皇族的一员。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十二月，承天皇太后萧绰去世。翌年四月下葬太后时，圣宗以“虽天子必有长也”，也就是皇帝要有兄长为由，按自己的字辈给韩德让赐名“隆运”，使韩德让获得了“皇兄”的身份，位在亲王之上，赐田宅及陪葬地。有人认为此次赐名实际是辽圣宗导演的一场政治秀，目的是通过宣布辽圣宗与韩德让的兄弟关系，从而否认韩德让与承天皇太后事实上存在的特殊关系。韩德让墓志从开篇至结尾多次声明辽圣宗与韩德让的兄弟关系，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后世纪念

陵寝墓地

据文献记载，深藏于医巫闾山中的乾陵，埋葬着辽景宗和萧太后。2021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披露考古成果，历时5年，对医巫闾山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考古勘察，发现位于医巫闾山三道沟的新立遗址，就是乾陵陵前享殿和墓葬地宫。享殿为屋顶满铺绿色琉璃瓦的廊院建筑，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满铺琉璃瓦顶实例。

地名建筑

萧太后河

萧太后河是北京市境内唯一一条以人物命名的河流，又名萧太后运粮河，历史上它曾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经人工疏通整理后成为上承蓟水、中连辽南京护城河、下接今北运河（时称潞水）的重要漕运通道，承担过今北京地区与外界的物资运输功能。相传其开凿于萧绰主政时期，故名“萧太后河”。今萧太后河河段全长20.6千米，流经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十八里店乡、堡头街道、豆各庄乡和黑庄户乡后进入通州区，在通州区汇入凉水河。

萧太后桥

通运桥在张家湾城南门外，横跨在萧太后运粮河上，俗称萧太后桥。初为木桥，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易建石桥而成。

奉国寺

奉国寺位于中国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始建于开泰九年（1020年），初名咸熙寺，后易名奉国寺。奉国寺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是世称释迦牟尼转世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在母亲萧绰的“家族封地”所建的皇家寺院。

奉国寺遗存有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最古老最大的大雄宝殿，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2年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2005年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提名，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上谷地花园

澶渊之盟后萧绰用宋朝的白银在上谷地燕子城（今河北张北县）的水泉边建造心中的园林，构筑间株绿柳间株桃的美景，在花树间修筑闲可坐的亭台楼阁，这片京畿腹地上开始有了“鸳鸯泺，今安固里淖”、“凉陉，今丰宁金莲川”等不少清暑、围猎的行在。她在这里开辟了多座花园。《宣府镇志》记载的“镇城东四十里的上花园。”“东五十里的下花园”、“怀来东十里的东花园“。特别是上、中、下三处花园为辽代有名的皇家园林，政治文化中心。内有各种奇花异树，萧太后常年在此驻跸，商讨国事，步署兵力。此外，赤城有“萧太后花园”、“怀来团蕉亭”、“莲花池”、“雪兴亭”“碧桃亭”、“养鹅池”……怀来官厅湖南岸，现 在还留有萧太后的观花楼遗址，遗址正方形，每边长十余米，高约十米。原是砖砌墙，有垛口，东西房各三间，北有庙一座。

萧太后梳妆楼

萧太后梳妆楼位于河北省沽源县，俗传为辽代萧太后的“梳妆楼”，坐北朝南，为青砖拱券无梁结构，通高9.1米，建筑平面呈正方形，南东西三墙辟拱券门，楼顶为拱券穹隆顶。楼内中央发现一座蒙古贵族墓葬，并清理出具有元代蒙古族特色的衣物、金饰等珍贵文物。

早先内有壁画，顶上原有琉璃瓦镶嵌，金碧辉煌，十分壮观。1982年修整时，在楼基附近地下掘出黄绿琉璃瓦，应是顶部饰物。河北沽源境内的元代墓葬建筑“梳妆楼”经考古勘察，已经确定其墓主身份为元代蒙古贵族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

萧太后营

萧太后营位于怀仁西南二十里安银子村，相传为辽太后驻兵处。

辽太后城

辽太后城，位于灵丘西南三十里，传是萧太后所筑。

萧后井

萧后井位于天镇四十里萧墙堡，相传萧太后曾驻兵于此。

萧家坡

萧家坡位于大同。

滦河母亲像

滦河母亲像位于河北滦州市滦河母亲广场，是依据萧绰的形象而雕塑的。雕塑高1088厘米，象征着滦州建立1088年；雕塑下方为长923厘米，高211厘米的正方形底座，象征着滦州公元923年建州，同时也寓意着雕塑2011年动工；底座下方是波浪形花纹，代表着奔流不息的滦河水，底座外围是56 片高度为56厘米的莲花花瓣，代表着滦河流域是一个多民族的区域，也象征着萧太后的享年56岁。

纪念币

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纪念币（第九组）金银币一套，1金5银共6枚金银币，均为国家法定货币。其中萧绰为银币，重22盎司、90%成色、直径36毫米、面值5元、精制、发行30000枚。

银币上的萧绰身着契丹民族服饰，外罩铠甲，腰配宝刀。两手紧握着一幅军事地图，抬头远望。币面上，圆顶的帐篷代表了游牧文明，高耸的城墙代表了农业文明，说明辽国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契丹族与汉族和谐共存。

史料索引

关于萧绰的生平，主要参见《契丹国志·第十三卷·后妃·景宗萧皇后传》、《辽史·卷七十一·列传第一》、《辽史纪事本末·卷二十·承天后摄政》。

（金）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1122年2月24日—1161年12月15日），字元功，本名迪古乃，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金朝第四位皇帝、文学家。金太祖完颜旻之孙，太师完颜宗干次子，母为大氏。

天眷三年（1140年），完颜亮以宗室子官至奉国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年），加封为龙虎卫上将军。后升任尚书右丞、平章政事、右丞相。皇统九年（1149年），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改元天德。完颜亮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女真社会发展和金朝封建化的措施，为金朝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改称中都。正隆元年（1156年），迁葬始祖以下诸帝至大房山。正隆二年（1157年），毁上京旧宫殿和贵族府第及储庆寺。

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意图统一华夏，发大军南征南宋，在瓜洲渡江作战时死于完颜元宜等人手中，时年四十岁。死后先被追废为海陵炀王，不久被废为庶人。 完颜亮喜读书，有文才，工于诗词，史称“一咏一吟，冠绝当时”。代表作有《待月》，还著有《书壁述怀》《咏道驿竹》《过汝阴作》《题画屏》。

人物生平

初出茅庐

完颜亮自幼聪敏好学，汉文化功底甚深，他雅歌儒服，能诗善文，又爱同留居于金地的辽宋名士交往。品茶弈棋，谈古论今，成为文韬武略兼备，且神情闲逸，态度宽和之人。

完颜亮生性风流倜傥，志大才高，能言善辩，喜怒不形于色，而且极能揣摩人的心理。金熙宗深忌其才，恐为后患，未敢大用。

天眷三年（1140年），完颜亮十八岁时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完颜宗弼（兀术）军前任使，管理万人，迁骠骑上将军。

皇统四年（1144年），完颜亮加龙虎卫上将军，为金朝中京（位于今北京一带）留守，迁光禄大夫。

皇统七年（1147年）五月，金熙宗召完颜亮入当时的金朝首都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内）为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拜尚书左丞，把持了权柄，安插自己的心腹担任要职，其中萧裕成为兵部侍郎。十一月某日和金熙宗谈话时，谈到金太祖创业艰难，完颜亮痛哭流涕，熙宗认为他很忠心。

皇统八年（1148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

皇统九年（1149年）正月，兼都元帅。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更加八面玲珑，和有权势家族来往密切，结其欢心。

弑君篡位

皇统九年（1149年），金熙宗已经对完颜亮突然膨胀的势力有所不满。正月，金熙宗派寝殿小底大兴国以宋司马光画像及其它珍玩赐完颜亮生日礼物，悼平皇后裴满氏也附赐礼物，结果引起金熙宗不悦，罚小底大兴国一百杖，追回其赐物，完颜亮知道后由此不安。四月，学士张钧起草诏书时擅自改动，被查出处。金熙宗问是谁指使的，左丞相完颜宗贤回答说是太保完颜亮。金熙宗不悦，遂贬完颜亮，降为到汴京（今河南开封）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亮路过中京时，和那里的兵部侍郎萧裕密谋定约而去。走到良乡，又被熙宗召还。完颜亮不知熙宗的意图，非常恐惧。回到上京，又恢复为平章政事，但完颜亮反意已决。当初，当金熙宗以金太祖的嫡孙身份嗣位时，完颜亮认为自己是金太祖长子完颜宗干的儿子，也是金太祖的孙子，所以对皇位心怀觊觎。

早在皇统七年（1147年），金熙宗就开始胡乱发脾气杀人，比如赐宴时因为一些小事滥杀无辜，引起朝臣的不满。皇统八年（1148年）七月，以驸马尚书左丞唐括辩奉职不谨，杖之。皇统九年（1149年）八月，杖平章政事完颜秉德。对金熙宗不满的人即有废立的想法，唐括辩、完颜秉德先和大理卿完颜乌带（完颜言）谋划废掉熙宗，而乌带就此引入完颜亮。完颜亮与唐括辩密谋废立，问到若废熙宗，可以立谁继位？唐括辩与秉德初意并不在完颜亮。唐括辩说胙王完颜常胜（完颜元）似乎可以。完颜亮再问其次是谁，唐括辩说邓王完颜奭（shì）之子完颜阿楞可以。完颜亮反驳说阿楞不行。唐括辩反问：“公难道有称帝的意愿吗？”完颜亮说：“这是迫不得已，舍我其谁！”不久完颜亮和唐括辩等旦夕密谋，引起了护卫将军完颜特思的怀疑。特思告诉了悼平皇后裴满氏，因此金熙宗得知。金熙宗发怒召唐括辩并杖之。完颜亮因此非常忌讳完颜元、完颜阿楞，并且极其讨厌完颜特思。

正好当时河南有兵士孙进冒称皇弟按察大王，而金熙宗之弟只有完颜元和完颜查剌。金熙宗怀疑是完颜元，派完颜特思调查，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完颜亮乘机诬陷，金熙宗深以为然，派唐括辩、萧肄拷问完颜特思，完颜特思被逼招认，完颜元于是获罪。十月，杀完颜元，一并连完颜查刺、完颜特思、完颜阿楞以及阿楞弟完颜挞楞一起杀掉。这样一来，金熙宗杀光了自己的亲兄弟，更加孤立。

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要废熙宗的人已经结党行事。从前因送礼一事被杖责一百的大兴国，因为和完颜亮的心腹尚书省令史李老僧是亲戚，于是和完颜亮结党，当时正在伺候熙宗在寝殿内的起居生活，总是有意无意地乘夜从主事者那里带皇宫钥匙回家，大家习以为常。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要报答完颜亮之父完颜宗干的旧恩，徒单阿里出虎是完颜亮的姻亲。十二月九日丁巳，此二人值班之夜，大兴国用皇宫钥匙打开所有宫门，和完颜亮、秉德、唐括辩、乌带、徒单贞、李老僧至寝殿。金熙宗本来常置佩刀于床上，这天夜里大兴国先取之放到床下，等到事发，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众人拜完颜亮为皇帝，时年27岁，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并假称金熙宗想要商议立后，召众大臣入宫，杀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

完颜亮在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向宗室开刀，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秉德、东京留守完颜宗懿、北京留守完颜卞以及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其他宗室五十余人被杀。久握重兵在外的宿将老臣完颜撒离喝也被杀。后来又杀死了亡辽耶律氏、宋赵氏子男一百三十余人。

完颜亮不但杀宗室大臣，而且还把他的嫡母徒单氏也杀了。徒单氏是宗干的嫡妻，完颜亮的生母大氏是妾，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得看徒单氏的眼色行事，大氏“事之甚谨，相得甚欢”，通过小心谨慎，来换得表面上的平等关系。对此，完颜亮看得十分清楚，对徒单氏耿耿于怀。

1161年完颜亮要调集大军伐宋，徒单太后竭力反对。想想年少时就受其气，完颜亮脱口就骂：“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接着派遣大怀忠、习失、高福等人将太后杀戮于宁德宫，并将太后侍婢十余人一并灭口。杀死了太后还觉得不过瘾，又投其骨于水，几近疯狂的地步。

迁都燕汴

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划淮为界，占有中原和中国北部的疆土。金朝威服高丽、西夏等国，所辖地域广袤，而首都却偏于东北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违误，使节往来艰于行旅，致使政令无法及时畅达内外。早在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时问题就已暴露，尚书省的选举等事务因为上京偏僻，决定改到燕京进行。同时海陵王在大肆杀戮行台尚书省官员后罢废了行台，也就需要改变金熙宗时期以汴京行台统治中原的方式，将统治中心进一步南迁以适应其加强对中原统治的需要。

完颜亮登基后向百官求言，当时上封事者大多再次在陈言中强调会宁府“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应该迁都到燕山府的建议，很合完颜亮的意。于是他命张浩、卢彦伦等人在燕京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用了百万级的劳力，历时三年，终于将燕京城建完。从天德三年下诏开始营建，到了贞元元年（1153年）其终于自中京来到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开封府为南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此举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女真的封建化及与汉族的融合。

正隆二年（1157年）八月，完颜亮下令撤销上京留守司衙门，罢上京称号，只称会宁府，派吏部郎中萧彦良来会宁府督办，毁掉了旧宫殿、宗庙、诸大族宅第及皇家寺院储庆寺，接着把它夷为平地，听任耕种，不留任何痕迹。

正隆三年，完颜亮又准备迁都汴京，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前往营建南京开封府的宫室，虽然张浩反对在民力尚未恢复时继续进行这样的大工程，但海陵仍一意孤行。之后几年在营建宫室的同时先将榷货务搬迁到汴京，又将尚书省、枢密院以下的百官都调到南京处理政事，只有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仅留一员在中都，再次进行了政治中心的转移，并作为对宋南征的准备但营建南京的过程极其奢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给各地百姓造成了巨大负担，和南征军队物资的巨大消耗一起引发了巨大的破坏和百姓的不满。

荒淫无度

完颜亮荒淫好色，曾对大臣高怀贞说他的志向：“吾有三志，国家大事，皆我所出，一也；帅师伐远，执其君长而问罪于前，二也；无论亲疏，尽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

贵妃定哥长得花容月貌，原是崇义节度使乌带的妻子，早年曾与完颜亮有私情。乌带镇守边疆，每逢佳节或完颜亮生辰，都派家奴葛鲁、葛温诣阙上寿，定哥也派侍婢贵哥前去问候。完颜亮通过贵哥给定哥带话：“自古天子就有两个皇后的，能把你的丈夫杀掉跟着我吗？”贵哥回去后，将完颜亮的话告诉了定哥。定哥叹道：“年轻时，君王太不老实了，做出了令人羞愧的事情。现在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怎能再像年轻时那般胡闹！”完颜亮知道后，心生一计，派人对定哥说：“你不忍心干掉你的丈夫，我将族灭你们全家。”定哥仍然不为所动。一次，乌带喝醉了酒，完颜亮授意葛鲁、葛温将他缢杀，却猫哭老鼠假慈悲。乌带下葬后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纳定哥为娘子，后进封为贵妃，常与她一同乘车游览瑶池，其他妃嫔都徒步跟从。

丽妃石哥是定哥的妹妹、秘书监文的妻子。海陵王见她秀美，早已魂不守舍，想把她纳到宫中。他对文的庶母按都瓜说道：“你一定要休掉你的儿媳妇，否则的话我会采取别的行动。”按都瓜把海陵王的话告诉了文，文心里非常难过。按都瓜叹息道：“陛下说要采取别的行动，就是要杀你，怎能因为一个妻子而招致杀身之祸呢?”夫妻二人拥抱在一起，痛哭而别。完颜亮如愿以偿，但仍不满足。他把文招至便殿，派石哥说些污言秽语来羞辱文，以此为笑谑。

昭妃阿里虎初嫁阿虎迭，生女重节，重节有羞花闭月之貌，海陵王禁不住内心的骚动，跟她在—起淫乱。阿里虎知道后，极为震怒，掌击重节，惹得完颜亮非常不高兴，大杀宗室后，完颜亮把妇女们都释放了，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都有美色：他想把她们纳入宫中，就派人对大臣萧裕说：“朕的后代还不够多，这些妇女中有朕的亲戚，把他们纳入宫中怎么样？’萧裕回答道：“最近大杀宗室，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完颜亮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萧裕也只好赞同。

四路征宋

正隆六年（1161年）十月，完颜亮兵分四路，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一路自海道进攻临安；一路自蔡州（今河南汝南）出发，进攻荆州（今湖北江陵）；一路由凤翔进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待命入川。他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进军寿春（今安徽凤台）。金军“众六十万，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远近大震。”

战争初期，金兵进展顺利。汉南道刘萼部攻取宋归化军、蒋州、信阳军。别部徒单贞领兵二万人，大败宋建康都统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军连败宋军，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他到和州指挥作战。宋军来战，兵部尚书耶律元宜击退宋军，斩首数万，宋军退保江南。

十一月二日，完颜雍登位的消息传到前线，军心动摇，加之有三路水军被宋军击败，至此己军无斗志。

就完颜亮的性格而言，绝不肯在败时无功而返，因此他决定先取南宋或至少胜利渡过长江，捞回个"面子"后，再北上与完颜雍抗衡。于是金军自和州渡江攻宋，宋将虞允文大败金朝水师于采石矶，战船全被宋军烧毁。金军伤亡惨重，海陵被迫移驻瓜州渡。完颜雍称帝和采石之战的溃败，使完颜亮觉得更没面子了，他仍无退意。

叛乱四起

从正隆四年（1159年）起，完颜亮为了发动对宋战争，大规模征兵，制造兵器和战船，在各地区大规模征调马匹，与此同时还进行南京的修建工程，于是各族百姓开始反抗他的暴政，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盗贼并被镇压。之后两年反抗愈演愈烈，次年三月东海县发生张旺、徐元的起义，六月才被派去增援的金军平定。而完颜亮继续命人对汉人进行签军并征调水手，于是山东、河东、河北、中都等路仍然不断爆发反抗，完颜亮不得不派人到这些地区组织镇压。正隆六年（1161年），完颜亮正式开始进行南征的同时，各地义军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形成了“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的情形，而完颜亮厌恶反叛者，也不让臣下提起有关义军的事，自顾自地命令大军继续南征。当时在北方，契丹诸部因不满完颜亮的征调发动了叛乱，攻陷了咸平府，势力不断扩大，完颜亮派出的讨伐军作战不利，于是愤怒地诛杀了几个派去的将领。完颜亮的从弟，被完颜亮起用为东京留守参与镇压契丹的完颜雍，也在契丹军势力逼近东京后，在逃回金军的拥戴下于东京（辽阳）称帝。

在中原地区，杜奎发动起义占据单州，被称为王九的王友直攻占了大名府。很多义军投降南宋成为南宋的忠义人配合南宋作战，如魏胜占据海州，王宏杀掉金将以兰州投降南宋，杜海等人被宋将武矩招纳参与对金作战，孟俊攻取顺昌府等，在山东地区，以耿京、开赵等为首的义军也与宋将李宝互相声援，进攻济州、密州等地，向南宋纳款。

南征开始后由于完颜亮征调走了绝大多数军队，各地的州县官吏面对义军的攻击大都无力镇压，只能通过修筑城墙等方式来防守，无力反击，南征军运输的道路在义军的攻击下也变得十分艰难。

与此同时，完颜亮派出的南征军内部军心也十分不稳，很多军士都想逃归，逃兵的队伍在道路上接连不断，有的南征军士兵还想劫夺将领的指挥权，而山东的南征军则有一部分在获得兵器后即前往东京拥立完颜雍，试图结束完颜亮的统治。

惨遭缢杀

正隆六年（116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集中兵力，勒令将士说：“三日渡江不得，将随军大臣尽行处斩。”这就激起了兵变，兵马都统领耶律元宜与其子王祥和都总管徒单守素、猛安唐括乌野等联兵反叛，与完颜亮近卫军将士共谋，于次日拂晓发动兵变，完颜亮闻变，以为是宋军劫营，急忙起身穿衣。这时一支箭射入帐内，他拿起一看，很吃惊地说：“这是我的兵器啊。”刚伸手取弓，便中箭倒地。叛将纳合斡鲁补上前刺杀，完颜亮中剑后手足犹动，叛将们缢杀了他。耶律元宜代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率军北还。完颜亮被以庶人之礼安葬。

大定二年（1162年）四月，降封为海陵郡王，谥号为炀，所以又称海陵炀王，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的墓地中。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正月，由于为海陵王所弑的金熙宗于大定十九年供入太庙，完颜亮又再被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今北京市房山区有海陵王陵。

为政举措

政治

体制改革

完颜亮即位后，把金熙宗期间的"三省六部制"改为"一省六部制"。首先，弱化三师、三公兼领三省事，将其变为最高荣职，只给奉禄，不给权力。在正隆初年，最终废掉了三师、三公兼领三省事。第二，实行一省制，在正隆元年（1156年）废除中书省、门下省，只保留尚书省。尚书省直接由皇帝控制，作为中央政权最高执行机构。第三，取消行台尚书省。第四，废除元帅府，改为枢密院，以此来改变都元帅掌重兵，中央难以指挥的局面。海陵王通过对官制的改革，确立了"一省六部制"的中央官制，机构精简、效率倍增、协同共事、互为制约，更加有利于君主集权制。海陵罢去中书门下止置尚书省的改制终金之世未尝再变。

除此之外，完颜亮还恢复了辽制登闻检院，以供民众得以就尚书省行事之不当进行检举。登闻检院自唐朝开创，五代后唐庄宗时再度启用，延续至宋辽之际，直至女真入主中原方才废弃。完颜亮这次恢复登闻检院，一方面保障尚书省的权力不会因此过度庞大，另一方面给与百姓与政府上层就政事进行交流的通道，并帮助了海陵王及金章宗的汉化改革，保证了廉政。后元明人士就事论之，叹金检院明古之风，尤胜宋六院。

用人制度

完颜亮不看背景家室，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无论贵寒，以扩大政权的基础，巩固统治。

但其任用佞幸、宦官干政，亦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如张仲轲为谏议大夫不进谏言却怂恿其南征，梁珫在营建宫室时极端铺张浪费，却连丞相张浩都不敢劝阻。

其在位末期还因在契丹反叛中镇压不力而对契丹官员大开杀戒，导致契丹人在朝廷中地位逐渐降低。

天德三年（1151年），罢世袭万户职，设置节度使。世袭万户所辖户数不下数万，与留守总管无异，却又是世袭，权力更超过留守总管，此举改变了当地贵族“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状况。

天德二年，恢复殿试制度，更定考试日期。天德三年，完颜亮效仿古中原王朝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并重新改革科举考试，罢去经义、策试科，专以词赋取士合并南北二选为一。贞元元年（1153）制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下令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开始定为三年一辟并创立监考院，用于监督科举。

但海陵王合并南北二选的同时将总计二百五十人的录取名额降低到六七十人，导致县令等官员阙员。

完颜亮还屡次亲自监督殿试，并自身上台出题乃至解题，其思颇妙，每言及国家大事尝自感慨而言语恳切，一时也传做佳闻。

法律制定

完颜亮一朝非常重视律法的改革。金朝自太祖之鞭策中原，一直到太宗，熙宗朝都主要沿用本民族习惯法，谓呼“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等到熙宗朝后期方才制定了金朝的首件成文公制《皇统制》，然而其中虽然参考了隋唐制，辽宋法，但是本质上依旧以女真部落旧制为根本，并且其中多有互相矛盾之处，难以落实。论熙宗后期律法混乱腐败，《皇统制》本身的问题也是主要的原因。

在经历了熙宗朝的混乱后，完颜亮于正隆年间颁布实行了金朝的又一部成文公法，即《续降制书》与旧有的《皇统制》并行，仍有任情用法之弊。《续降制书》中体现了完颜亮虐用法律的一面，其中率意更改很多，或者同罪异罚，或者罪罚轻重不适应，或者同一条律文重复出现，或者产生了大量虚文赘意，存在严重问题。与《皇统制》并用导致是非紊乱，官吏无所适从，利用其多有舞弊。

元世祖后来方论金律，评其刑法峻严太过，不过厚待奴婢农户尚且仁慈。

后来通过大定年间重修法律《续降制书》被整理进入《大定重修制条》，后章宗时又以此制条为基础修订法律，因此章宗朝《泰和律义》三十卷及其《新定律令敕条格式》部分取编自续降制书，至此金律方才完备。

经济

完颜亮继续执行女真人南迁的政策，并对众多的猛安谋克进行整顿合并。他在中原实行括地，派人到各地拘收原侵官地和荒闲的牧地，授予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耕作，积极扶植女真贵族向封建地主转化。多余的土地允许汉人租佃。这一措施促进了女真族猛安谋克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同时也扩大了国家的封建领户，增加了税收。

他的另一重大经济措施是印钞铸钱，改革币制。金朝建国以来，一直沿用辽、宋的旧钱，没有铸造货币。贞元二年，他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交钞（纸币），与铜钱并行。交钞分为大钞、小钞两类，共十种。朝廷设交钞库，管理印造、兑换事务。正隆二年，他又下令铸造铜钱“正隆元宝”，与旧钱通用。先后在中都和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设置了三处铸钱监，专司其事。朝廷制造交钞和铜钱，从而掌握和控制了货币流通，进一步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学成就

完颜亮对文学创作参与，不但影响了大金朝的一代文风，也给南宋文学溶入了刚建朴质的活性因素。他上承苏轼、黄庭坚、宇文虚中及蔡松年等人，下启蔡珪、赵可、辛弃疾等人。他的诗词雄浑遒劲，气象恢弘，充满了不为人下的雄霸之气。

天辅六年（1122年）完颜亮出生，自幼聪明好学，曾拜汉儒张用直为师。“学奕、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汉文化功底甚深，他雅歌儒服，能诗善文，又爱同留居于金地的辽宋名士交往。品茶弈棋，谈古论今，成为文韬武略兼备，且神情闲逸，态度宽和之人。从一些现存的完颜亮诗篇来看，他不但精通汉学而且颇有文才且野心勃勃。做藩王时，他给人题写扇面，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呈显志向非凡；他一日入妻子居室，见瓶中木樨花灿然而放，溢彩流金，乃索笔为诗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

其诗笔力雄浑，气象恢弘，鸿鹄之志，梦想“黄袍加身”的意旨，已跃然纸上。乃至决定南征而了解临安风物时，则触景生情，写下“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志在“天下一家”的情绪，益显激越豪迈；在征伐南宋时，海陵写了一首《喜迁莺》词，其中有“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韫，果见功成朝暮”之句，激励兵将建功立业的雄健豪迈之气，足可令人感奋。特别是他的《念奴娇·咏雪》词，气韵苍凉，文思奇诡，实为古来咏雪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所以，时人称他“一吟一咏，冠绝当时”，连江南之士看到他诗词都不得不叹服，说：“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

历史评价

《金史》：

①“海陵在位十余年，每饰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进鹅以示俭，及游猎顿次，不时需索，一鹅一鹑，民间或用数万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鹑者。或以弊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补缀，令记注官见之。或取军士陈米饭与尚食同进，先食军士饭几尽。或见民车陷泥泽，令卫士下挽，俟车出然后行。与近臣燕语，辄引古昔贤君以自况。显责大臣，使进直言。使张仲轲辈为谏官，而祁宰竟以直谏死。比昵群小，官赏无度，左右有旷僚者，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显阶。常置黄金裀褥间，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而淫嬖不择骨肉，刑杀不问有罪。至营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其南征造战舰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费财用如土苴，空国以图人国，遂至于败。”

②“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翦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③熙宗、海陵济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几去。

④海陵无道，自取覆败

⑤海陵蛊惑群嬖，几亡其国

⑥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鱼肉，而独己子之谋安，不可得矣。

⑦异哉，海陵之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恤焉。君子仕于朝，动必以礼，然后免于耻。

刘祁：“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

王夫之：“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努尔哈赤：

①“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

②“金主完颜亮违悖天常，荒淫不道，获罪于天，卒被篡弑。”

皇太极：“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

赵翼：

①“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於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

②“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

③“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营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

蔡东藩：“历代无道之主，莫如金亮，亮之罪上通于天，大举伐宋，正天益之疾而夺其魄耳。”

主要作品

• 《书壁述怀》
• 《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
• 《鹊桥仙·待月》
• 《昭君怨·雪》
• 《过汝阴作》
• 《喜迁莺》
• 《立马吴山第一峰》
• 《念奴娇·咏雪》

衍圣公

衍圣公，为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始于1055年（宋至和二年），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改封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

册封孔子后裔始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封孔子的第8世孙孔腾为奉祀君，自此孔子嫡系长孙便有世袭的爵位，之后的千年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直至1055年（宋至和二年）改封为衍圣公，曾一度改为奉圣公，后又改回衍圣公，后世从此一直沿袭封号。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称号，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第77代孙，袭封31代衍圣公孔德成，成为末代衍圣公，首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衍圣公是中国封建社会享有特权的大贵族，宋代时相当于八品官，元代提升为三品，明初是一品文官，后又“班列文官之首”，清代还特 许在紫禁城骑马，在御道上行走。其居住的衍圣公府（今孔府），是全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第。曲阜孔氏家族受历代帝王追封赐礼，谱系井然，世受封爵。

衍圣公因得益于先祖孔子荣耀，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世代腾黄、地位显赫的特殊公爵，与朝廷互相依偎，故而经久不衰。

爵号沿革

“衍圣公”封号始于公元11世纪中国宋王朝，至1935年被中华民国政府废止，曲阜孔氏世袭“衍圣公”爵位累计八百八十年。 宋至和二年（1055年），太常博士祖无择上书仁宗皇帝：“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意思是：唐朝开元年间追封孔子谥号“文宣王”，而孔子后裔封爵“文宣公”，将其先祖孔子的谥号加在孔子后裔身上，不可以，应当纠正。（《宋史·礼志·宾礼四》）

宋仁宗采纳这个建议，“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其诏文曰：“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绝，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汉平帝时封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开元（713年—741年）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国号袭谥号，礼之失也盖自此始。朕稽考前训，博采群议，皆谓宜法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当。朕念先帝崇尚儒术，亲祠阙里，而始加至圣之号，务极尊显之意。肆朕纂临，继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坠，而正其后裔嗣爵之号不其重欤！宜改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

公元11世纪中国宋王朝皇帝宋仁宗的“衍圣公”封号，官职品级虽不高，但文化含金量甚足。与以往的褒成、褒尊、宗圣、奉圣、崇圣、恭圣、褒圣等封号相比，“衍”寓意圣裔持续衍展、世代繁衍无止境，代表了封建帝王尊孔崇圣的至高境界。

“衍圣公”爵号问世后，女真人、蒙古人争相窃取借以笼络人心。公元12世纪宋、金、元政权各拥“衍圣公”，一在衢州、一在开封、一在曲阜。宋崇宁三年（1104年），诏宣议郎孔端友袭封奉圣公（大观年间（1107年—1110年）复改封衍圣公），为通直郎、直秘阁，仍许就任关升，以示崇奖。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以四十九代孙孔玠袭封衍圣公。其后，以搢、以文远、以万春、以洙，终宋世，皆袭封主祀事。13世纪元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后，蒙古族统治者试图收买宋衍圣公孔洙，孔洙运用儒家智慧全身而退。14世纪初元仁宗恢复曲阜孔氏嫡长孙袭封衍圣公爵号，确认“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元史·列传·孔思晦》）明王朝、清王朝均沿用此封号。

二宗并立

也是从孔端友以后，由于宋金元三朝并起纷争，使得孔子后裔册封出现了南宗和北宗。北宋后期，女真族南下，赵构渡江于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孔端友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随高宗南迁，遂寓于衢州（今浙江省衢州），是为南宗。其后南宗袭封衍圣公的有孔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等人。

宋廷南迁后，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于阜昌三年（公元1132年）封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祀事。伪齐政权被推翻后，金熙宗于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继封孔璠为衍圣公，其后有孔拯、孔摠、孔元措等袭封衍圣公，是为北宗。

后因蒙古族起兵南下，孔元措随金政权迁往汴京，曲阜孔庙则由其族兄孔元用主持祀事。蒙古族占领曲阜，先后以孔元用、孔之全父子为衍圣公。这样，宋金元三朝并起，各有一个衍圣公。元太宗五年（公元1233年），蒙古骑兵攻下金汴都，金封衍圣公孔元措被元政权所得，仍封孔元措为衍圣公，而改封孔之全止充曲阜令。北宗孔元措无子，由其弟孔元綋的孙子孔浈为嗣。孔浈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袭封衍圣公。后来，元政权先前所封衍圣公曲阜令孔之全之子孔治率孔氏族人上书皇帝，言孔浈不修祖祀，且非孔氏之宗，而系孔元綋的儿子孔之固侧室所生，且生母早已改嫁驱口李氏，孔浈曾随李氏姓李，不可为孔氏宗。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皇帝下诏免去孔浈衍圣公封号。其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任命新的衍圣公。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后，宋所封衍圣公五十二世孙孔洙归元。元朝统一，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访查孔子后裔宗子，曾召孔洙至京师，孔洙让位于曲阜宗子，忽必烈对孔洙大加赏识曰："乃真圣人后也。"于是命孔洙为国子监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赐护持林庙玺书，免去衍圣公封号。

此时，南北宗的衍圣公均被免职，十余年后，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因孔之全长子孔治权奉祀事三十余年而奉诏袭封衍圣公。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双宗并立。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孔氏族人又上书皇帝，说孔治之子孔思诚是庶支。仁宗皇帝派大臣元明善调查，并亲取孔氏族谱查考，确定宗子继承人应该是孔思晦。孔思晦和孔思诚均为四十五代孔宗愿三子孔若愚的七世孙，孔思晦是四十九代孙孔拂长子孔元孝的嫡长孙，孔思诚是孔拂次子孔元用的嫡长孙，因此，元仁宗于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罢黜孔思诚而以孔思晦袭封衍圣公，并授阶为中议大夫，列正四品。从此，衍圣公之位在此一脉中延续。

清廷承认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承认衍圣公在明代享受的全部特权，六十四代衍圣公孔衍植仍任衍圣公加太子太傅。朝见时衍圣公仍列内阁大臣之上。

衍圣公与朝廷的密切关系，到乾隆时期达到巅峰，乾隆帝曾多次来曲阜，并颁御书“与天地参”、“时中立极”、“化成悠久”等匾额，重建棂星门，易木为石。对于乾隆帝与孔府的关系密切，多有猜测，包括七十一代衍圣公孔宪培的一品夫人于氏（无后），与乾隆帝关系密切，孔府盛传于氏为乾隆帝之女。据考证，乃乾隆帝义女（官臣于敏中之女）。后于道光年间于孔府东路建有于氏的祭祀专祠沐恩堂。于敏中被罢官后，其后裔也多寄居孔府。

封号废除

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是倒数第二代衍圣公，他倍受皇恩。在京为慈禧太后祝寿时，赏戴双眼花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又赏穿带嗉貂褂。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凯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所受清代的荣典一切照旧，颁给衍圣公孔令贻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孔令贻于1919年病逝北京，1920年2月其遗腹子孔德成出生，4月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衍圣公。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令孔子嫡系裔孙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至此，延续了八百多年的衍圣公封号被废除。

世袭表

宋代与金代

• 46代孔宗愿，字子庄，宋宝元二年（1039年）袭文宣公，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衍圣公，孔延泽（孔宜次子，孔宜长子孔延世之弟）子、孔圣祐（孔延世子，无后）从弟
• 47代孔若蒙，字公明，宋熙宁元年（1068年）袭衍圣公，元祐元年（1086年）改封奉圣公，授承奉郎，后废，孔宗愿长子
• 47代孔若虚，字公实，宋元符元年（1098年）袭奉圣公，孔宗愿次子
• 48代孔端友，字子交，宋崇宁三年（1104年）袭奉圣公，授朝奉郎、直秘阁，宋大观年间（1107年—1110年）复改封衍圣公，1128年南渡，孔若蒙长子，无后
• 49代孔玠，字锡老，宋绍兴二年（1132年）袭衍圣公，南宗，孔端操（孔若蒙次子，孔端友之弟）长子
• 49代孔璠，字文老，伪齐阜昌三年（1132年）封衍圣公，金天眷三年（1140年）封衍圣公，未袭，1140年卒，北宗，孔端操（孔若蒙次子，孔端友之弟）次子
• 50代孔搢，字季绅，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袭衍圣公，南宗，孔玠子
• 50代孔拯，字元济，金皇统二年（1142年）袭衍圣公，授文林郎，北宗，孔璠长子，无后
• 50代孔摠，字元会，金大定三年（1163年）袭衍圣公，兼曲阜县令，北宗，又名孔詌，孔璠次子
• 51代孔文远，字绍先，宋绍熙四年（1193年）袭衍圣公，南宗，孔搢子
• 51代孔元措，字梦得，金明昌二年（1191年）袭衍圣公，随金迁汴京，蒙古太宗五年（1233年）封衍圣公，北宗，孔摠长子，无后
• 51代孔元用，字俊卿，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年）封衍圣公，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罢，北宗，孔拂次子、孔琥孙、孔端立的曾孙、孔若愚（孔宗愿第三子，孔若蒙、孔若虚之弟）的玄孙、孔宗愿的第5世孙
• 52代孔万春，字耆年，宋宝庆二年（1226年）袭衍圣公，南宗，孔文远子
• 52代孔之全，字工叔，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封衍圣公，蒙古太宗五年（1233年）罢，专任曲阜县令，北宗，孔元用子
• 53代孔洙，字景清，宋绍定四年（1231年）袭衍圣公，1282年让位，南宗，孔万春子
• 53代孔浈，字昭度，蒙古宪宗元年（1251年）袭衍圣公，次年（1252年）免，北宗，孔之固子、孔元紘（孔摠次子，孔元措之弟）孙

元代

• 53代孔治，字世安，元元贞元年（1295年）封衍圣公，孔之全子
• 54代孔思诚，字致道，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袭衍圣公，1316年罢，孔治子
• 54代孔思晦，字明道，元延祐三年（1316年）封衍圣公，孔浣子、孔之厚孙、孔元孝（孔拂长子，孔元用之兄）的曾孙、孔拂的玄孙
• 55代孔克坚，字璟夫，元至元六年（1340年）袭衍圣公，孔思晦子
• 56代孔希学，字士行，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袭衍圣公，明洪武元年（1368年）封衍圣公，孔克坚子

明代

• 57代孔讷，字言伯，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袭衍圣公，正一品，班列群臣之首，孔希学子
• 58代孔公鉴 字昭文，明建文二年（1400年）袭衍圣公，孔讷子
• 59代孔彦缙，字朝绅，明永乐八年（1410年）袭衍圣公，孔公鉴子
• 60代孔承庆，字永祚，早卒，明景泰六年（1455年）追赠衍圣公，孔彦缙子
• 61代孔宏绪，字以敬，明景泰六年（1455年）袭衍圣公，后废，孔承庆长子
• 61代孔宏泰，字以和，明成化六年（1470年）袭衍圣公，孔承庆次子
• 62代孔闻韶，字知德，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袭衍圣公，孔宏绪子
• 63代孔贞干，字用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袭衍圣公，孔闻韶长子
• 64代孔尚贤，字象之，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袭衍圣公，孔贞干子，无后
• 65代孔衍植，字懋甲，明天启元年（1621年）袭衍圣公，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二日封衍圣公，孔尚坦子、孔贞宁（孔闻韶次子，孔贞干之弟）孙、孔闻韶的曾孙、孔宏绪的玄孙

清代

• 66代孔兴燮，字起吕，清顺治五年（1648年）袭衍圣公，孔衍植子
• 67代孔毓圻，字钟在，清康熙六年（1667年）袭衍圣公，孔兴燮子
• 68代孔传铎，字振路，清雍正元年（1723年）袭衍圣公，孔毓圻子
• 69代孔继濩，字体和，早卒，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追赠衍圣公，孔传铎子
• 70代孔广棨，字京立，清雍正九年（1731年）袭衍圣公，孔继濩子
• 71代孔昭焕，字显文，清乾隆九年（1744年）袭衍圣公，孔广棨子
• 72代孔宪培，字养元，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袭衍圣公，孔昭焕长子，无后
• 73代孔庆镕，字陶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袭衍圣公，孔宪增（孔昭焕次子，孔宪培之弟）子
• 74代孔繁灏，字文渊，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袭衍圣公，孔庆镕子
• 75代孔祥珂，字觐堂，清同治二年（1863年）袭衍圣公，孔繁灏子
• 76代孔令贻，字谷孙，清光绪三年（1877年）袭衍圣公，民国二年（1913年）封衍圣公，孔祥珂子

民国

• 77代孔德成，字玉汝，民国九年（1920年）袭衍圣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周礼考工记

《考工记》出于《周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这部著作记述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

《考工记》是中国所见年代最早关于手工业技术的文献，该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全书共7100余字，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此外《考工记》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

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考工记》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

内容简介

概述

中国先秦时期手工艺专著。作者不详。据传西汉时《周官》（即《周礼》）缺《冬官》篇而以此补入，得以流传。全文约7000多字，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其中6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的内容。

《考工记》分别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清代学者戴震著有《考工记图》、程瑶田著有《考工创物小记》等有关研究著作。

详述

今所见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周礼》原名《周官》，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时，"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便取《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编排时改《周官》为《周礼》，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或《周礼·冬官考工记》）。

《考工记》篇幅并不长，但科技信息含量却相当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正因为此，历代有关《考工记》的注释和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成绩卓著的学者，早期有汉代的郑玄，中期有唐代的贾公彦、杜牧，晚期有清代的戴震、程瑶田、孙诒让等。

进入20世纪，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科学考古的开展，使对《考工记》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者利用科学的手段和思维方法，利用考古实物和模拟实验资料，对《考工记》所涉及的古代技术、科学知识以及社会科学中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在整体上把《考工记》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内容特点

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考工记》十分重视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体现了它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馎是锄田器，是春秋时期一种重要的农具。斧、斤、凿、曲刀、量器等则是手工业生产不可少的工具。《考工记》从青铜手工业的冶铸技术角度对这类器具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馎器，桃氏为刃”。“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指出“斧斤之齐”和包括馎器在内的生产工具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五比一。车辆在春秋时期不仅是重要的战争工具，也是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

《考工记》对车的制作甚为重视，它提出只有把车轮制成正圆，才能使轮与地面的接触面“微至”，从而减小阻力以保证车辆行驶“戚速”。它还规定制造行平地的“大车”和行山地的“柏车”的毂长（两轮间横木长度）和辐长（连接轴心和轮圈的木条长度），各有一定尺寸，说“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这种工艺也是按照不同地势条件以求达到较大的行驶效率。

《考工记》还十分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规划和兴修，它记述了包括“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和“畎”（田间小沟）在内的当时的沟渠系统，并指出要因地势水势修筑沟渠堤防，或使水畅流，或使水蓄积以便利用。对于堤防的工程要求和建筑堤防的施工经验，它也作了详细的记述。

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

《考工记》将制作精工产品规定为手工业生产的目标，而将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以及四者的结合，看作必备的条件和重要的生产方法。它认为天时节令的变化会影响原材料的质量，进而影响制成品的质量，所以强调“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它重视地气，是由于某些地方生产的某种原材料质量较优，或者有制造某种工艺的优良传统。它说，“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至于工巧，它认为是与分工有关。

《考工记》所记述的手工业，分工细密，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摩之工（玉石之工）有五种，搏埴之工（陶工）有二种。分工细密，人尽其能，则有助于工匠技艺专精。它对“工”的见解非常卓越。它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是对不断创新，提高工效，保持优良传统工艺的歌颂。

在生产经营上，为了使制成品合乎规格，保证良好的效益，需设工师专管。《考工记》对此也作了记述，“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这是说工师检验梓人所制的饮器，如平爵向口，爵中还留有余沥，便不合标准，梓人就要受到处罚。《考工记》还指出在市场上用于交换的手工业制品，必须符合规格，为买者乐于接受，残次品不能上市。

为了提高效益，必须精于算计。《考工记》以修筑沟防为例，提出“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就是说，在沟防修筑中，应以劳工一天完成的进度作标准，以完成一里地的劳力和日数来计算整个工程所需的人力。

言官府工业而不非议民间工业

《考工记》开宗明义就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一方面是说“百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工”是属于官府手工业。郑玄注说，“百工司空事官之属”，“监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虽然《考工记》所记都是官工，但它说有些诸侯国对于有些产品，并没有设官工制造。

它指出其原因是：“粤（越）之无馎也，非无馎也，夫人而能为馎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这是说，这些诸侯国和有的地区，或由于山出铜锡，或由于地处边区，所以民间都能制造这些产品，而不必专门设官制造。《考工记》对于民间手工业的肯定态度是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改革相一致的，也与它认为“工”是“知者创物”等的见解相符合。

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比文献

《考工记》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创制的六种铜锡比例不同的合金成分配比，称之为“六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记载，故其科学价值为许多学者所关注。“齐”，“剂”也，就是混合物及其配方。

但实践得知，含锡达到25%以上的器物，脆弱且不能用，若果达到50%则稍碰即碎。

积水潭

积水潭曾是漕运的总码头，也是皇家的洗象池。从元代起，来自暹罗、缅甸的大象，就作为运输工具和宫廷仪仗队使用，在夏伏之日，驯养员会带领大象到积水潭洗浴。

北京二环内的西北隅，有一水面，名为积水潭。

名字读音

正音应该读tan1（阴平）。贪音。不过后来随着地铁，公交报站都读tan2（阳平），也就没什么太大关系了。不过，胡同里的老北京人，大多数还是愿意管他叫积水潭tan1。

名字来源

来源

积水潭的名称很多，人所共知的有：西海、海子、北湖、莲花池、净业湖、西水关、白莲池等。但是，有一个名字却鲜为人知，它又叫“西涯”。

“西涯”这个名称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法式善经过多方考证，得出的“至于西涯，则今之积水潭无疑”的结论。法式善(1753-1813)，本名运昌，清高宗把他的名字改为法式善，是满语勤勉的意思。字开文，又字梧门，号时帆，蒙古乌尔济氏，隶属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国子监祭酒，官至侍讲学士。法式善勤奋好学，学识渊博，《清史列传》称其“凡官撰之书，无不编校”，曾参与《皇朝文颖》、《全唐文》的编纂。他精于史学，尤长文学，喜好书画。他的著作有:《清秘述闻》、《槐厅笔记》、《阳庐杂录》、《备遗录》、《存素堂稿》等，并汇集当时人的诗歌为《湖海诗》六十卷。他在北京的住处就在地安门的北面。

相关文献

法式善在《西涯考》一文里，除考证了李东阳号西涯，是因为他的赐第在李阁老胡同，旧住处在德胜门西、北安门外，均在积水潭附近，故“公因以自号”。大量的篇幅是考证了积水潭在明代和明代以前亦名“西涯”。

李东阳在《西涯杂咏十二首》里，有海子、桔槔亭、杨柳湾、稻田、菜园、莲池、响闸、钟鼓楼、慈恩寺、广福观等。

法式善根据:《燕都游览志》云:“积水潭，在都城西北隅，东西亘二里余，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旧有海子桥，亦名月桥，俗呼三座桥。”又云:“银锭桥在海子三座桥之北，此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胜处。”又云:“德胜桥在德胜门内。西有积水潭，水注桥下东行，桥卑不能渡舟。湖中鼓枻人抵桥，俱登岸，空舟顺流，始得渡。复登舟东泛，绿柳映阪，缥萍漾波，黍稷稉稻，■（左田，右勺）■（左田，右勺）原田，高城数里古色，如一薛荔墙。”又云:“三圣庵，在德胜门左巷，后筑观稻亭，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明一统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旧名海印寺。”《长安客话》云:“海子桥北旧有海印寺，宣德间重建、改名慈恩。”《宸垣识略》云:“明嘉靖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法式善引证的资料很多，这儿只摘其中一段，所引内容与李东阳的《西涯杂咏十二首》诗内所描绘的景致完全吻合。所以，法式善得出结论:“至于西涯，则今积水潭无疑。”

积水潭的名称很多，人所共知的有：西海、海子、北湖、莲花池、净业湖、西水关、西涯等。积水潭源于古代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坑洼，地下水汇集后成为水塘。

白浮泉

白浮泉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京城北昌平县化庄村东龙山东麓，又名龙泉。白浮引水工程的源头。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为引水济漕，解决大都城的漕运，上奏元世祖引白浮泉水作大运河北端上游水源，至元二十九年(1292)白浮堰建成。

白浮泉遗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龙山山顶，始建于元朝时期，是通惠河的水源地，建有北京历史上唯一一座以“都”字冠名的敕建龙王庙。

白浮泉遗址包括九龙池和都龙王庙。九龙池围于白浮泉，因流水出处有9个龙头，故取名九龙池。都龙王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由照壁、山门、钟鼓楼、正殿及配殿等建筑组成。白浮泉遗址包括九龙池和都龙王庙。白浮泉遗址是研究北京水利事业发展史以及古代民俗风情的重要实物。

1990年2月23日，白浮泉遗址——九龙池、都龙王庙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包含白浮泉遗址在内的大运河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更名为大运河。2014年6月22日，包含白浮泉遗址在内的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2021年10月22日，被列入北京市第一批水利遗产名录。

历史沿革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筑堰障水，汇西山诸水，引白浮泉水济漕，白浮泉成为通惠河上游水源，新运河被赐名通惠河。

元朝时期，引白浮泉水济漕工程完成后，在龙山之巅兴建都龙王庙，并在其源头处修建九龙池。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修复通惠河时，九龙池重修。

1958年，白浮泉出水日渐减少。

20世纪70至80年代，由于北京地下水水位下降，白浮泉泉水逐渐干涸。

1990年，白浮泉遗址九龙池上新建白浮泉遗址碑亭，立白浮泉遗址整修记碑。

2013年，白浮泉遗址建设为白浮泉遗址公园。

2020年，昌平区人民政府对白浮泉遗址内的都龙王庙壁画进行修复。

2023年4月8日，基于白浮泉遗址打造的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白浮泉与白浮堰

天生白浮泉

昌平州的东南有一座孤山。此山不高，但名称就有多个：龙泉山、龙山、神山，还称凤凰山、白浮山、神岭山。《光绪顺天府志》引《明一统志》：“考神岭山，即神山也。”

此山引人，是这里源源不断的泉水。水量大，且稳定。村子叫白浮村，泉也称为白浮泉了。泉水发自龙泉山的东北麓，半山腰有一块盆地，清澈的泉水从山根处的碎石间奔涌而出，形成一潭清水。《日下旧闻考》载：“潭东有泉出乱石间，清湛可濯。”明初在泉上修建了九龙池，池壁用的花岗岩，龙头用汉白玉雕刻，嵌入石壁。泉水便从九个龙口中流出了。

有了泉水，也就有了这座山上的人文景观。

离泉不远处有龙泉寺。《昌平州志》：“龙泉有二。一在州东都龙王祠下，一在州西神岭山下，亦有龙潭。”寺内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正殿内供奉着弥勒佛。

寺后有七十六级台阶，笔直，可达山顶，上有都龙王庙。都龙王庙建于元代。寺院不大，有50米见方。正殿配殿格局规整。东西两边建有钟楼鼓楼。正殿门口的楹联：九江八河天水总汇；五湖四海饮水思源。横批都龙王祠。寺内供的是人面龙王。大殿两侧的墙上绘有《东游巡踪》彩色壁画。现在，色彩暗淡，墨迹不清。

为何叫都龙王祠？当地人有两种说法：此庙是北京规模最大的龙王庙，再是统管所有龙王。道教有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的说法；佛教也有无量诸大龙王，如毗楼博义龙王，婆竭罹龙王等记述。于此可知在元代，泉之重要，山之重要。

神秘古山洞

此山常能形成独特的小气候，都龙王庙的意义进一步扩大，历朝都有修护。明代洪武八年曾重修。

光绪年间也有记载。《光绪昌平州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李鸿章上书皇帝，奏章中说：据昌平知州吴履福禀称，“该州白浮村北凤凰山，旧有都龙王庙，每遇水旱祈祷辄应。”而今年春夏以来，天久不雨，庄稼都生了虫子。这里的人们“诣山虔祷，旬日间甘霖大霈”，被虫吃的庄稼也“得雨复生”。秋天收成很好，乡民共同庆贺。当地官民准备自筹资金，重修庙宇，希望能御赐匾额。臣李鸿章核实了此事，“早晚秋禾，皆得及时补种，实属御灾捍患，功德及民。”他也恳请皇上“天恩俯准”，能颁发匾额一方。

光绪皇帝看罢李鸿章的奏折，回复了《上谕》，并果真“恭书匾额一方，交李鸿章祗领，敬谨悬挂昌平州凤凰山都龙王庙。匾额四字为：祥徵时若。

因此，遇到干旱少雨，便由地方官绅或耆老率领，每户出一男丁，抬三牲厚礼，上香祈雨。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日，龙泉山还有庙会。内容丰富，不仅可看州官到都龙王庙上香的全过程，还有戏曲、花会表演、购物等。早年山脚下曾有戏楼。坐南朝北，10米见方，高5米，楼顶为单檐起脊。戏台5米见方，前面有木制护栏。

龙泉山神奇，也就有一些传奇故事。山半腰曾有一古洞，且载入志书。《日下旧闻考》引自《畿辅山川志》：“龙泉山在州东南五里，山顶有都龙王祠。山半一洞，尝有人附石而下，初狭渐广，行里许，水声砰訇，不敢前。洞北麓有潭，深不可测。”在《光绪昌平州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古洞自清末便没了记载。为何消失？这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想像，也引出了一些故事：说是八国联军火烧颐和园后，和尚保护国宝，拉回三车藏在山洞里。后来慈禧张榜要杀死护宝之人，于是和尚便把古洞堵上了。如今无人知道洞在何处。

按庙内乾隆十七年制的《都龙王庙置田碑记》载：龙泉山上有三个寺庙：“一白衣庵，一龙泉寺，其峰顶侧都龙王庙焉。”早年，人们来龙泉山游山玩水。白浮泉、上寺、下寺、戏楼和古洞，成为人们喜爱的景观，昌平州人游览的佳境。《光绪昌平州志》所载，时人评选的燕平八景，白浮泉名列其中，有《龙泉喷玉》诗为证：“凭虚■薄泻飞泉，矫矫翔龙出九渊。峭壁危崖愁绝倒，琼珠玉粒讶空悬。风定涧头声细细，雨余谷底水涓涓。怪来爽气清人骨，过客临流思欲仙。”

惊世白浮堰

元代，大都的空气湿润，地下水非常丰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派郭守敬巡察水利。他经过详细勘测，发现了白浮泉的利用价值，回来后，便把多年对水利调查研究的成果，归纳为11项建议，向朝廷禀报。第一条便是彻底改变大都地区的水源问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经甕山泊至西水门入都城”。《元史·河渠志》：“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最后“入于潞河，以便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高兴，对这一方案给以极高的评价，立即表示：“当速行之”，并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多大的领导也要带头干活；且“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一切还要听从郭守敬安排。这给郭守敬以极大的支持。

引水方案有几个重大的技术问题：如直奔东南引向大都，有沙河、清河两条大河当道，且河谷低下，难以逾越；如向西行，那里是西山，京都西高东低。在一般人眼中，“神山、白浮皆在州之东南，地势西高东下”，水怎么会逆流而上呢！

面对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郭守敬运用早年在治理黄河时总结出的理念：也就是今天的海拔高度理论。经过实地测量，他得出了白浮泉地势要高于西山山麓。按今天的测量，白浮泉的海拔为55米，瓮山泊的海拔为40米。时人不能知道海拔概念，而感叹：“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

这一结论强力支持着郭守敬的观点。他把泉水引向西山，然后大体沿50米等高线南下，避开河谷低地，再向东南注入瓮山泊。瓮山泊又名七里泊，清代向东南开拓，改名为昆明湖，用它作为河水涨落的调节水库。沿渠修筑堤堰——白浮堰。《天府广记》载：“郭守敬所筑堰，起白浮村至青龙桥，延袤五十余里。”河渠沿大都北部的山脚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沿途又拦截了沙河、清河上游的水源，汇聚西山诸泉，使水量大增。河水再向东南流入高梁河，进入积水潭，并以此为停泊港。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向东南流，再经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至通州。“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步”，真乃北京水利史上的惊世杰作。从此，北京有了供水的命脉。

建筑格局

白浮泉遗址包括九龙池和都龙王庙。九龙池围于白浮泉，因流水出处有9个龙头，故取名九龙池。都龙王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由照壁、山门、钟鼓楼、正殿及配殿等建筑组成。

主要建筑

九龙池

九龙池围于白浮泉，因流水出处有9个龙头，故取名九龙池。龙头均为青石雕刻，从石壁内向外探出，水流喷涌而出，再汇聚于深潭，有“九龙戏水”“九龙喷玉”之美称。水池之上建有白浮泉遗址碑亭，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为四梁八柱仿元代建筑风格木亭，顶部为灰瓦灰砖修建，木构件以传统棕色油饰，方椽椽头以绿色油饰，檐椽椽头用蓝色油饰，栏杆柱子采用的是中间粗两头细的形制。

都龙王庙

都龙王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由照壁、山门、钟鼓楼、正殿及配殿等建筑组成。正殿、配殿格局规整，东西两边建有钟楼、鼓楼。正殿门口的楹联：“九江八河天水总汇，五湖四海饮水思源。”横批“都龙王祠”。院内有5块明清碑刻。殿内供奉的是人面龙王、雷公、电母、风伯、雨神，大殿两侧的墙上绘有彩色壁画《东游巡踪》，主要内容是大旱时民间百姓到都龙王庙祈求雨水，龙王显灵降雨的故事。

文物遗存

《东游巡踪》壁画

《东游巡踪》壁画位于都龙王庙大殿两侧，两幅共计45.97平方米。画法与传统画法不太一样，没有采用大红大绿那种平涂式画法，而是采取比较清新的国画式，用墨线来勾勒它的轮廓，描绘的都是老百姓求雨的场景。

历史文化

龙山庙会

都龙王庙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祈雨之所，香火鼎盛。历经数百年的传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龙山庙会文化和祈雨习俗。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日，附近州县的民众还要在山门下的戏楼演戏3天，作为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燕平八景之一

燕平八景起源于明隆庆年间，由崔学履所著《昌平州志》中提出，以天寿山为中心，将昌平地区的名胜归纳为八景，分别为天峰拔萃、石洞仙踪、银山铁壁、虎峪辉金、龙泉喷玉、安济春流、居庸霁雪、松盖长青。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修的《昌平州志》中将松盖长青和安济春流，替换为神岭千峰和沟崖双瀑，将天峰拔萃更名为陵阙晴霞，石洞仙踪更名为石洞松涛，龙泉喷玉更名为龙泉漱玉。其中龙泉漱玉指的就是白浮泉遗址中九龙泉的景色。

文物价值

白浮泉遗址是研究北京水利事业发展史以及古代民俗风情的重要实物。

文物保护

1990年2月23日，白浮泉遗址——九龙池、都龙王庙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3月5日，包含白浮泉遗址在内的大运河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更名为大运河。

2014年6月22日，包含白浮泉遗址在内的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刘秉忠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刘秉忠出身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之后一度弃官隐居，拜虚照禅师为师。后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以布衣身份参预军政要务，被称为“聪书记”。至元元年（1264年），升任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至元八年（1271年），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逝世，年五十九。累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常山王，谥号“文正”，为元代汉人位封三公的唯一一人。

刘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活跃于蒙元初期政坛，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刘秉忠兼擅诗文词曲，潇散闲澹，与其为人相类。有《藏春集》《平沙玉尺经》等传世。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他生于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祖籍瑞州，世代为辽朝官宦大族。曾祖父（姓名不详）曾任金朝的邢州节度使，家居邢州，所以从他祖父刘泽算起，其家族成为邢州人。其父刘润在大蒙古国太师国王木华黎攻取邢州后投靠其麾下为官。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他被天宁寺的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幕府书记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路过云中时，海云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遂邀他同行。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讲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对刘秉忠甚是宠爱，海云返回南方后，刘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职。

贵由汗元年（1249年），刘秉忠因父亲去世奔丧回家，忽必烈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且遣使送至邢州。服丧期满，便召还至和林。次年（1250年），刘秉忠至和林后，上书多达数十万字。可大致分为十四条：

1. 建议忽必烈效仿周公辅周武王事，辅佐蒙哥汗治理天下；
2. 选派开国功臣的子孙到京府州县去监督、考核旧官，根据考察结果进行奖惩；
3. 按现在的户口确定差税，招揽被压迫出逃的流民。规定百官爵禄，对其德行进行奖惩及约束；
4. 对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许下级官员随意定罪，死罪须上报听候断决；
5. 清查官府所欠债务，若原系正当借贷一本一利由官府归还，若系非正当借贷，且无借据，以及息大于本者，一概豁免；
6. 百姓纳公粮以就近输仓原则为准，确定“关市津梁正税”，禁止各处行商坐贾巧取横夺，禁止奢华，规定上下服饰，减轻赋税，差遣劝农官督课农桑；
7. 兴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引导开国功臣的子孙入学校，选用有才能者；
8. 慎择县官，招抚招抚关西、河南流民，抚恤孤寡残疾者，不许朝廷使臣在地方骚扰官民，应设馆安置；
9. 令各地立庙祭祀孔子，访察当地名儒，举行祀典；
10. 请蒙哥汗颁行新历，同时着手撰修《金史》；
11. 国家拨出一部分经费赡养生活困难的名士学者，免除其中自有产业者的赋税差役，使其为国家尽其才能；
12. 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13. 将国内人民必须之盐场和矿冶交各路课税所管理，禁止好利之徒依恃官势害民，使商贾与平民互不欺夺；
14. 禁止私设牢狱，禁鞭背之刑。要正纪纲，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劳而治。注意拔擢廉洁能干的官员。

忽必烈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刘秉忠又建议：“邢州户口原有万余，自兴兵以来都不满数百，若派真定的张耕、洺水的刘肃这样的良吏去治理，必定能恢复旧日盛况。”于是朝廷派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不久流民复业，升邢州为顺德府。

元宪宗三年（1253年）、元宪宗四年（1254年）和元宪宗九年（1259年），刘秉忠随忽必烈两次征伐大理国和伐南宋。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赞（辅）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之言，命大将裂帛为旗，在旗帜上写“止杀”二字，分头号令各军在攻入大理城后，不得妄杀。所以在此役中，蒙古军每克一城，都没有妄戮一人。征南宋时，所到之处，人民全活者不可胜计。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下诏建元纪年，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朝廷旧臣、山林隐士都被录用。刘秉忠虽居于忽必烈左右，但仍着旧服，当时人称他为“聪书记”。

深得宠眷

至元元年（1264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刘秉忠早在陛下即位前，就参与军国大事，有劳有功。今陛下即位，万象更新，而刘秉忠仍着旧装，我等于心不安。应正其衣冠，给以厚爵。”忽必烈采纳，当天便下诏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政事，又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刘秉忠为妻，在奉先坊赐他宅第，“以少府宫籍监户给之”。

刘秉忠受命后以天下为己任，凡国家大小事务，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得忽必烈宠信。所推荐和提拔的人，后大多成为名臣。

刘秉忠侍从忽必烈三十多年，不管是远征或两都巡幸，他都随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后妃传》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已批准，察必皇后想谏止，先故意责备刘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连皇后进谏都要借重于他，可见忽必烈对他确实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开元勋臣

早在蒙哥在位时，忽必烈便对中原都城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于是在抚州之东、滦水之北的龙岗命刘秉忠建开平，即位后升为上都。这实际上是将蒙古统治中心向燕京过渡的序幕，到至元年间，复改燕京为中部，实行两京制度；而最终目的还是准备将都城内迁于燕。建立大都一大都规划、建设的使命落到刘秉忠身上。至元三年（1266年），刘秉忠在考察辽、金旧都后，在原燕京城的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即元大都（今北京市）。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贞等主持下，进展很快。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除主持设计大都外，刘秉忠还参与了元陪都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营建。

至元六年（1269年），刘秉忠负责订立朝仪，制定官制，朝见皇帝礼节、百官的服饰及俸禄等。这些都成为元代的定制。

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

无疾而终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忽必烈闻讯大为震惊，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内府钱助丧，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葬于大都，后移葬到刘秉忠的故乡。

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忽必烈追赠刘秉忠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元成宗时，加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改谥“文正”。元仁宗时，又进封爵位为常山王。有元一代，汉人位封三公的，仅有刘秉忠一人而已。

主要影响

政治

助行汉法

刘秉忠进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后，以布衣身份参预军政要务。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刘秉忠向忽必烈上万言书，向其阐明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主张，然后就户口逃亡、官员课税、刑法教令等问题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为日后忽必烈施行汉法打下了基础。

忽必烈统治中原，需要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此，刘秉忠鼎力推荐了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王文统、张耕、刘肃等“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忽必烈能“得中土心”，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护，与刘秉忠有极大关系。

建设礼乐

元朝建立初期，在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选用官员等举措中，刘秉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礼乐典章制度也焕然一新。

规划两都

刘秉忠还是一个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专家，他于元宪宗六年（1256年）受命在漠南金莲川草原上设计建造元上都城，历时三年建成，忽必烈在此登基。又于至元三年（1266年）奉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规划设计并开始建造一个规模宏伟、工程浩大的新都城，即元大都。刘秉忠为都城寻找水源，确定皇宫方位和建城的中轴线，连一个城隍庙的具体位置也是由他来确定的。至元十一年（1274年）初，元大都宫阙告成。

元大都以其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及富于创新等特色，成为古代都城建设的杰作。而刘秉忠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也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

制定国号

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

经济

忽必烈曾向刘秉忠询问“钱币之制”，刘秉忠回答：“‘钱用于阳，褚用于阴’。我国家龙兴于朔漠之地，应该使用褚币（纸币），子孙世代继承。如果用钱币，天下将不安宁。”忽必烈同意他的看法。《新元史》据此认为，元代中后期元武宗、元惠宗铸钱的措施，招致“天下亡于盗贼”，应验了刘秉忠的话。

文学

词曲

刘秉忠学问功底深厚，自号藏春散人，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诗人和散曲家，每以吟咏自适。他的散曲多写景物，风格萧疏闲淡而隽永。

刘秉忠的词、曲在元代都称名家。张文谦《刘公行状》则称其“诗章乐府，又皆脍炙人口”。人们谈元词，无例外地要举出《藏春词》，清人编《历代诗余》，选刘秉忠词五首（两首误收，一首《沁园春》非刘秉忠所作，一首《干荷叶》虽为刘秉忠作但属曲而非词）。清顾嗣立《元诗选》小传称其“以佐命元臣，寄情吟咏，其风致殊可想也”。顾奎光《元诗选》录其诗三首，评价在耶律楚材上。清代词人王鹏运《藏春乐府跋》“谓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二语，为刘秉忠词风格评论定调。今人论元词，刘秉忠也居重要位置。

诗

刘秉忠诗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可以大致分为遣怀、吟兴、咏志之作，记行记游及军旅之作，赠答之作，题画之作，即事、写景及咏物等题咏之作，还有咏史诗和论诗诗。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能于淡中寓奇，追求恬淡辞面下的深蕴，故能淡而不枯。刘秉忠在元代不以诗文名世而以事功著称，但还是以他的创作丰富了当时北方的诗坛。杨镰的《元诗史》就用了相当篇幅评价其诗，认为“他是元初北方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历史评价

察必：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

王鹗：秉忠久侍籓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崇。

忽必烈：

①气刚以直，学富而文。虽晦迹于空门，每潜心于圣道。朕居藩邸，卿实宾僚。侧闻高谊，余二十年。出从遐方，几数万里。迨予嗣服，须汝计安。不先正名，何以压众。（《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制》）

②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艰，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也。

③学窥天人，识贯今古。邃冲而有守，安静而无华。昔侍潜藩，稔闻高论。适当三接之，际恳上万言之书。盖将举天下而措诸安，以戒为人主者果于杀。朕嗣服而伊始，卿尽力以居多。盖得卿寔契于朕心，而独朕悉知于卿意。事皆有验，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难。剀切数百奏，各中其理。

李槃：故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学窥天人，识贯今古。邃冲而有守，安静而无华。昔侍潜藩，稔闻高论。适当三接之际，恳上万言之书。盖将举天下而措诸安，以戒为人主者果于毅。朕嗣服而伊始，卿尽力以居多。盖得卿实契于朕心，而独朕悉知于卿意。事皆有验，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难；剀切数百奏，各中其理。（《太保刘秉忠赠谥制》）

王磐：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首。

阎复：当云霾草昧之世，天开地辟，赞成文明之治……至于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在公乃为余事。（《藏春集序》）

宋濂：

①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其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

②贤者在世，视时诎信。挂瓢武安，绝世离群。扇然而起，拏风跃云。乃垒乃城，乃阙乃庭。乃建滦京，滦京之封。龙冈欝冲，王气所钟。伊刘公是，庸作皇邑。土中敷文，教万邦驰。车书来同，维公之功。

姚广孝：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身不怨讟。……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计业已成，勋名照简牍。

孙承恩：脱迹空门，致身台铉。大计密谋，忠勤不倦。滦京崇崇，王气所钟。定鼎宅中，召公之功。

朱轼：秉忠当出处之际，踪迹甚奇。方其栖心方外、放浪山泽间，宁自知遭时遇主，出素蕴以纲维一世、垂之无穷哉？昔范蠡泛舟，观兵强吴；李泌衡山之逸客，再定两京，光复唐室。秉忠岂其流亚耶？

爱新觉罗·昭梿：却特氏起自沙漠，一时所用将相，如耶律文正、杨中令惟中之相业，许文正、窦学士默、姚文宪枢之文学，刘太保秉中之谋画，商孟阳挺、郝伯常经之刚直，廉中书弟兄之忠梗，史丞相天泽、伯右相颜之战功，张都统宏范、李统制恒、阿太尉术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时者。

柯劭忞：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皆世祖潜邸宾僚，赞帷幄之谋，以成大业。

查洪德：刘秉忠诗文词曲兼擅.......可以肯定地说，在元代诗史和词史上，其成就是不可忽视的，并且具有他自己的个性特色。他的散曲还不具备元散曲的典型风格，但写得也不错，所以才赢得后人的注目。在元好问、耶律楚材之后，郝经、姚燧、卢挚、刘因之前，因为有刘秉忠的创作，北方文坛便不寂寥。

轶事典故

学际天人

刘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元史·李俊民传》称“时之知数（术数）者，无出刘秉忠”。元世祖忽必烈也称赞刘秉忠“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与闯也”。蒙古崇拜长生天，“事必称天”，以占卜辨吉凶。精于术数、占卜，又深明治国之术，两者相辅而行，这正是刘秉忠比当时的其他僧侣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亲信的重要原因。他与忽必烈的关系是“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被元代学者姚枢比为三国的诸葛亮，西晋的道安，南朝宋的“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数祖师邵雍（据说能预言祸福）。元人还盛传他通秘术、行师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

简朴淡然

刘秉忠虽身居忽必烈身边，但始终保持了简朴淡然的生活习惯，终日素衣简居、粗茶淡饭。他以“臣山野鄙人，金无所用”的淡泊心境来对待忽必烈的赏赐，推辞不过，才将所赐的白金千两，都散发给了急需用钱的人。

主要作品

刘秉忠一生在天文、卜筮、算术、文学上著述甚丰，计有《藏春集》（或名《藏春散人集》《藏春诗集》）6卷，《藏春词》1卷，《诗集》22卷，《文集》10卷，《平沙玉尺》4卷，《玉尺新镜》2卷等。其中《藏春集》所收诗词，诗计七律239首，七绝151首。《永乐大典》残卷中尚有一部分刘秉忠诗。

刘秉忠的词及散曲，大致可依《藏春集》卷5与《全金元词》所收，今知有小令《干荷叶》1组8首和《蟾宫曲》1组4首，分别载《阳春白雪》前集卷1和《阳春白雪》后集卷1，《全元散曲》收录。其中《干荷叶》第5至第8首可以断定非刘秉忠作，则实存散曲2组8首。他一生写作有大量文章，但多已佚失，今仅有《全元文》卷115收录其文3篇。

后世纪念

墓地

关于刘秉忠墓的记载，史书中有不同的说法。

卢沟桥墓

明万历年间人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元太保刘秉忠墓在卢沟桥北，墓前石兽尚在。”按其所记，刘秉忠墓应位于今北京市石景山区卢沟桥北、永定河东。但其墓至今已无遗迹可寻。

邢台墓

现存的刘秉忠墓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贾村西约1公里处，被称为“刘太保墓”。据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述： “刘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台县治西南先贤村”。墓原本完好，规模宏大，是邢台三大古墓之一，后多次被挖盗，今已被破坏殆尽，只余一个残碑。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文贞公祠

“三文贞公祠”建于元代，在顺德府城内（今河北邢台桥东区）。祠原名太保刘文正公庙，明代时改为三文贞公祠，祭祀籍贯邢州、谥号都为“文贞”的三位名相魏徵、宋璟和刘秉忠。祭词：“世间明贤，同产此邦，文章德业，先后相望，历时愈远，声则弥光”。此祠解放后被拆毁。

史料索引

• 《元朝名臣事略》卷7《太保刘文正公》
•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 《史传三编》卷41《名臣传三十三》
• 《新元史》卷157《刘秉忠传》

郭守敬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邢州邢台县（今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中国元朝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仪器制造家。

郭守敬早年师从刘秉忠、张文谦，官至太史令、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世称“郭太史”。自至元十三年（1276年）起，他与许衡、王恂等奉命修订新历法，历时四年，制定出《授时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通行三百六十多年。为修订历法，郭守敬还改制、发明了简仪、高表等十二种新仪器。至元元年（1264年），奉命修浚西夏境内的古渠，更立闸堰，使当地农田得到灌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耗时一年，完成了全部工程，定名通惠河，发展了南北交通和漕运事业。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著有《推步》《立成》等十四种天文历法著作。

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地位崇高。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LAMOST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人物生平

学习经历

郭守敬于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生于邢州的邢台县（今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郭守敬父亲的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

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郭守敬十五六岁时，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颇为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即后来的元世祖）的重要谋士、学者刘秉忠因居父丧，正于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的人有著名学者张文谦、张易、王恂等人。郭荣与刘秉忠交好，便将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郭守敬在他那儿获得了颇多的教益。

蒙哥汗八年（1251年），刘秉忠被当时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召入幕下。刘秉忠离开邢台后，把郭守敬介绍给了张文谦。

郭守敬成年不久后，受命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发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根据家传学问，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蔓延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即位，命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一带）等地担任宣抚司的长官，郭守敬也跟随张文谦一同前往学习。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西夏治水

中统三年（1262年），因时任左丞的张文谦的推荐，郭守敬在开平府受到忽必烈召见，他面陈关于水利的建议六条，每奏一事，忽必烈都点头称是，对他颇为赞赏。郭守敬随即被忽必烈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

中统四年（1263年），朝廷加授郭守敬银符，升其为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与唆脱颜前往西夏故地视察河渠水道。数月后，张文谦又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奉命修浚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等古渠，更立闸堰，使当地的农田得到灌溉，受到西夏百姓的爱戴。当地百姓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至元二年（1265年），升任都水少监。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南征，打算建立水运站，命郭守敬视察河北、山东一带可通舟行船的地方，并绘图奏报。

制定新历

至元十三年（1276年），都水监并入工部，郭守敬任工部郎中。同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生前的建议，命许衡“领太史院事”，郭守敬与王恂为副，研订新历。郭守敬等率南北日官进行实测，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

至元十六年（1279年），太史局扩建为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等到进呈所制仪表时，对忽必烈详加解说，直到日暮，忽必烈仍未疲倦。同年，在郭守敬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至元十七年（1280年），《授时历》完成，制历工作结束，此书为中国历史上一部精良的历法。

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恂去世，郭守敬承担太史院的全部工作，同时陆续整理成《推步》《立成》等多种著作。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郭守敬升任太史令。

开凿通惠河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忽必烈不能决断，派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发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包括大都运河新方案。忽必烈览奏后，非常高兴，特别重置都水监，由郭守敬任领都水监事一职。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运河工程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忽必烈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郭守敬领导并开辟了大都（今北京市市区）的白浮堰，开凿了由通州到大都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大运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他不仅根据大都的地形地貌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问题，而且按地形地貌变化及水位落差，在运河中设闸坝、斗门，解决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

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通惠河成。忽必烈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见其上“舳舻敝（蔽）水”，大悦，亲赐名为通惠河，并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命他仍以太史令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

声望益高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郭守敬任昭文馆大学士，兼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1298年），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元成宗铁穆耳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0~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事实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一。谁知次年山洪暴发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及成宗的行帐。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

耄耋而逝

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诏，凡年满七十岁的官员皆可退休，唯独郭守敬，因为朝廷还有工作依靠他，不准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

元成宗之后，元朝政权腐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剧烈，生活穷奢极欲，在这种背景下，郭守敬的创造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同他当时不断提高的名望相对照，他晚年的创造活动十分沉寂。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主要影响

数学

郭守敬参与制定的《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

1. 废除上元积年：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年）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冬至时刻，实际上在至元十七年内）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气应、转应、闰应、交应、周应、合应、历应）。
2. 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编的《神龙历》即以百进制为天文数据的基础。曹士蒍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0年－783年）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 发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速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发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发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 发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发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光学

郭守敬在创造的景符、仰仪等天文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体现了中国古代较高的光学知识应用能力。

水利学

治水经验

郭守敬治水成功的经验有很多，主要有三方面：

1. 郭守敬的正确指导思想，是治水成功的前提条件。郭守敬在治水过程中，始终贯彻灌溉、防洪、漕运三位一体的指导思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郭守敬躬行实践的精神，是治水成功的决定条件。郭守敬一生从事兴修水利事业，不畏艰难，注重调查，勤于实践，为后人所推崇。
3. 郭守敬执着进取的精神，是治水成功的重要条件。郭守敬在从事水利和建设过程中，具有不怕失败、锲而不舍、执着进取的精神，使他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西夏治水

西夏末年，因蒙古与西夏连年征战，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田地荒芜，百姓四处逃难，久负盛名的塞北江南变得疮痍满目。

至元元年（1264年），张文谦以中书左丞的身份巡视西夏，全面负责西夏治水工作，时任副河渠使的郭守敬随其前往，视察水利。郭守敬来西夏后沿黄河两岸勘察地势水情，走访百姓，绘制地图，并提出“因旧谋新 、更立闸堰”的方案（即在疏浚旧渠故道的基础上增开新渠、在渠首建闸坝）。忽必烈审批后付诸实施。郭守敬率领民工开挖、疏浚原有河道，修堤建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修复了长达四百余里的唐来渠和长达二百五十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十余条、大小支渠六十八条，同时更立闸坝，以有效控制进渠水量，圆满完成了疏浚修复河渠的任务。郭守敬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西夏河渠皆通其利，数万顷农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西夏人民为了感谢郭守敬，在渠上建了郭氏生祠，并立碑记录了此事。

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自西夏返回中都途中，特地乘舟顺河而下，经四昼夜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以自己亲身试航成功证明了此段黄河可以漕运。同时，他还考察了查泊、兀郎海（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一带，认为这里的许多古渠修复后可以利用，并将此事上奏元世祖忽必烈，得到忽必烈的称赞。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建议，下令在中兴州至东胜黄河段上设立了十处水上驿站。此段漕运的开辟和水上驿站的设置，便利了西夏粮食外运，改善了西夏与上都、大都间的交通，加强了西夏故地与元朝中央的联系。

大都治水（设计通惠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为保证物资供应，从南方调运大批粮食到大都，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水路。但大运河只通到通州（今北京通州），从通州到北京，全靠陆路运输。在阴雨连绵的季节，人畜的疾病死亡和粮食霉烂糟踏非常严重，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郭守敬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郭守敬初见忽必烈时所提的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中，第一项提的就是此事。他计划把清河的上源中，从玉泉山涌出后东流，经瓮山（今万寿山）南面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至元二年（1265年）以后，郭守敬从西夏回京，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授时历》，才将此事搁置。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忽必烈不能决断，派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发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今称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郭守敬提出开挖大运河的建议后很快就被忽必烈采纳，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天动工。

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发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三十多公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超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天文学

编制《授时历》

天文观测

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如冬至时刻、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四海测验、黄赤交角以及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其中大部分数据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其中较为知名的即为四海测验。

四海测验

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忽必烈提议：如今元朝疆域比之前大了很多，不同地区日出日落昼夜长短时间不同、各地的时刻也不同，旧的历法已经不适用了，因此需要进行全国范围的天文观测以编制新的历法。忽必烈接受了郭守敬的建议，派监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分别在二十七个地方进行天文观测，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郭守敬从上都（今多伦）、大都（今北京）开始历经河南转抵南海跋涉数千里，亲自参加了这一路的测验。在其中的6个地点，特别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的时间长度；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这些观测的结果，都为编制全国适用的历法提供了科学的数据。

编制历法

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人因先后去世或辞归，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

《授时历》推算出的一个回归年为365.2425天，即365天5小时49分12秒，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钟，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俗称阳历）的周期一样，但《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明万历十年）开始使用，比郭守敬的《授时历》晚三百多年，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地理学

郭守敬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今北京）和汴梁（今河南开封）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郭守敬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发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现今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的《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改制发明

天文仪器制造

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其名载于齐履谦所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分别为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十二种（但史书记载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有的研究者认为末一种或为星晷与定时仪两种）。而四件可携式仪器，齐履谦也在《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全部罗列，分别为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窥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其中主要的是简仪、赤道经纬和日晷三种仪器结合利用，用来观察天空中的日、月、星宿的运动，改进后的仪器不受仪器上圆环阴影的影响。高表与景符是一组测量日影的仪器，是郭守敬的创新，把过去的八尺改为四丈高表，表上架设横梁，石圭上放置景符透影和景符上的日影重合时，即当地日中时刻，用这种仪器测得的是日心之影，较前测得的日边之影更加精密，这是时刻仪器上一个很大的改进。 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郭守敬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前后制作的仪器有：

1. 宝山漏；
2. 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
3. 灵台水运浑天漏；
4. 柜香漏；
5. 屏风香漏；
6. 行漏。

在这些仪器中，大明殿灯漏是中国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史称为人高傲的王恂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他所制造的部分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毁。

其它

郭守敬在简仪上设计的赤道经纬仪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装置，欧洲直到公元1598年才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类似的装置。

郭守敬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发明的。

历史评价

忽必烈：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许衡：天佑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

铁穆耳：郭太史神人也。

齐履谦：公以纯德实学为世师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学，二曰历数之学，三曰仪象制度之学。……及夫见用，观其规画之简便，测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议，群众无以参其功。……呜呼！其可谓度越千古矣。

利玛窦：其（郭守敬的天文仪器）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

张燧：古历《大衍》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针，世徒传其鸳鸯谱耳。于是守敬独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谓横弧矢，立弧矢，赤道变为黄道，黄道变为白道者，最为园机活法。自此黄、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齐，而气朔之差可定。此法不唯儒生不晓，而三百年来历官亦尽不晓矣。今监中有一书颇秘，名曰《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谓“弧矢圜术”颇在焉。……虽然，今历家自谓得其数矣，而历家相传之数，如历经立成通轨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数也；弧矢圜术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数也。死数，言语文字也；活数，则非言语文字也。得其活数，虽掀翻一部历经，不留一字，尽创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数，则挨墙傍壁，转身一步倒矣。

朱轼：守敬开物成务，功施于千载。所陈水利，言未尽从，然功烈赫赫，若此历象之说，自有专书可毋录也。守敬撮古今之要，言约而义该，故并载焉。

柯劭忞：先正阮文达公（阮元）有言，推步之要，测与算二者而已。郭守敬简仪、仰仪之制，前此言测候者未及也。垛积招差句股弧矢之法，前此言步算者弗知也。测之精，算之密，上考下求，若应准绳，可谓集古法之大成，为将来之典要者矣。

人际关系

祖父

郭荣，号鸳水翁，为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

后代

郭守敬的后代至今不知去向，据推测，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因元明之际朝代更迭造成的。郭守敬的家乡为河北邢台县皇寺镇郭村，但至今未有一个郭守敬的后代到此地寻祖。在山东沂南县南左泉村郭氏家族，经过初步考证，并走访邢台县皇寺镇郭村以及郭守敬纪念馆，认定沂南郭氏家族或为郭守敬后裔，有祖碑可供考证：守敬、守京祖于元末明初自北京椿树胡同迁此。

主要作品

郭守敬曾参与许衡、王恂等共同研订制订出了通行三百六十多年的《授时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郭守敬编撰的天文历法著作有《推步》《立成》《历议拟稿》《转神选择》《上中下三历注式》《时候笺注》《修历源流》《仪象法式》《二至晷景考》《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新测无名诸星》《月离考》等十四种，共105卷。

后世纪念

国际

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他的名字将月球背面位于134°W（西经）、8°N（北纬）的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

1977年3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

国内

纪念邮票

1962年12月1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纪92）8枚纪念邮票一套，介绍了蔡伦、孙思邈、沈括、郭守敬在造纸、医药、地质、天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第7枚、第8枚为郭守敬半身像与他的发明简仪。

纪念银币

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一枚郭守敬精制银币，该银币为中国杰出历史人物金银纪念币系列第六组中之一枚。

荣誉

2019年12月6日，郭守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公布为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之一。

望远镜

2010年4月17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LAMOST望远镜”正式更名为“郭守敬望远镜”，以纪念其贡献。

河北省邢台市

河北省邢台市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郭守敬大道”，以此来纪念郭守敬，后更名为“守敬北路”和“守敬南路”。

郭守敬纪念馆位于邢台市的达活泉公园内，始建于1984年，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主要建有郭守敬铜像、观星台、四个展厅、天文观测台等建筑设施和景点。先后被河北省旅游局定为河北省重点旅游单位；被河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被科技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协等国家四部委联合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据《邢台县志》记载：“太史郭守敬墓县西北三十里。”但至今仍未找到确切方位。

2016年1月5日，邢台市“十大金名片”评选结果揭晓，郭守敬、开元寺等被确定为“十大金名片”。

北京市

郭守敬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甲60号、什刹海西海北岸的汇通祠内。建于1986年9月，纪念馆占地面积近8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纪念馆辟有四个展厅，介绍了郭守敬的生平及其成就。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有郭守敬祠堂，以纪念他西夏治水的功绩。

河南省登封市

河南登封至今保留有郭守敬所建的观星台。

史料索引

• 齐履谦《元文类·卷五十·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
• 宋濂《元史·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五十一》
• 朱轼《史传三编·卷四十二·名臣传三十四》
• 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六十八》

阿尼哥

阿尼哥（Anigo，1244年—1306年），元朝建筑师、雕塑家、工艺美术家，元帝师八思巴的嫡传弟子。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大元凉国公。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

优秀工艺师

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

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ll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发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0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发，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

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00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非凡成就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

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妙应寺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

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0.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米，其周边悬挂36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是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记述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长篇游记。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意大利旅行家。他依据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讲述了令西方世界震惊的一个美丽的神话。这部游记有“世界一大奇书”之称，是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它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

内容简介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不错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书的开头，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在，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

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今卢特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宠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

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斯蒂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作品鉴赏

艺术特色

《马可·波罗游记》有很多不同的抄本流传，但都不是原稿，尽管可以肯定，笔录的原稿是用法文写成的，可现存抄本却差不多囊括了西欧的所有语种，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法文、意大利方言和拉丁文抄本。现存的抄本都不完全，因此，学术界一直致力于推断哪些材料是原稿中就有的，哪些是后来的抄录者擅自增添的。在辨别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话，哪些是抄录者添加的细节方面，学术界也同样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中文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这些问题是有所帮助的。其次，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把马可·波罗所引用的人名和地名与当今的名称对应起来，表音法不规则，加之用不同体系的字母直译．以及其它一些变化（例如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些都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由于原文中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对马可·波罗所叙述的故事的分析和评价，只能说是一种尝试。

然而，有一点与其它方面相比，争议要少得多，即《马可·波罗游记》在文学上的地位。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叙述理所当然地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游记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蒙默思的杰弗里所作的《不列颠国王史》，擂安维尔的《圣路易史》，傅华萨的《闻见录》，曼德维尔的《旅行记》和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航海记》，同马可·波罗的《游记》一起形成了这一文学传统大厦的上部结构。所有这些作品以及其它一些相似的作品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即它们中的多数都反映了时代的观念（与现代观念是不同的）；将事实同想象混在一起；某种文化上的坦率态度；以及对超自然现象相当普遍的轻信。因而，现代的读者对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是合情合理和无可非议的。

这部游记是专为对东方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而作的，这一点是它的优越之处。所以，波罗的最大兴趣是把西方应该了解的东方作为某种有趣的事物来描述。他的动机基本上是商业性的。然而，由于波罗只同君主们来往，他所获得的信息便带有局限性。而且，他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和宗教因家的左右，很显然，他对社会政治问题毫不关心，因为他的兴趣在于贸易和商品，而非思想观念。由于他对发现一条通往东方的安全航路非常热心，以至使他所叙述的亲眼所见事物的可信程度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叙述的大部分内容，仍旧表明他不但对西方中世纪的观念，‘而且也对东方同代的情况有罕见的洞察力。

作品争议

从《马可·波罗行纪》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行纪》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行纪》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行纪》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以下几点基础上的扩展：

疑点一：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所有东方史籍并没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疑马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挺马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这是所有史料中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且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疑马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挺马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已知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惟一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惟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能找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挺马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疑马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挺马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疑马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既然不是做官，那他住在那只可能是两个原因：其一，他喜爱扬州；其二，是肩负了元廷的特殊使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挺马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疑马者：把自己待在扬州的目的也忘了？

疑点二：典型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

疑马者：而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各种中国奇特事物。

1、关于长城

挺马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疑马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2、关于茶叶

挺马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疑马者：游牧民族以奶肉为主食，从来没有不嗜茶的蒙古人。所以中原历代王朝都把茶叶视为牵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战略物资，严禁擅自出口给少数民族，以至明太祖还为此杀了一个驸马。而忽必烈自己也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中原人好茶也是天性，马可·波罗如果真的在中国生活过十几年还做过官，不可能没有接待过汉人，难道这些汉人都是喝咖啡的？

3、关于汉字与印刷术

挺马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疑马者：十几年在中国，不认识汉字，还没见过汉字吗？所有汉字出版物整齐划一、一模一样的字体看不出来？而且当马可·波罗写书的时候，欧洲处于手抄书的年代，他当时费劲巴力的找人抄书出版，为什么不用印刷术这种方便、准确而廉价的方式出书？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4、其他中华民俗事物

挺马者：对于中医、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疑马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亨利·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况且，就算真的没见过这些事情，老马一个番邦人，十几年在中原都不会水土不服、不生病的？难道没有一个中医给他看过病？

挺马者：《马可·波罗行纪》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疑马者：为什么不印刷？

疑点三：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1、襄阳献炮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挺马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疑马者：“亦思马因”，这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作为天主教徒的马克·波罗不会用这个名字。而且《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挺马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疑马者：为什么不印刷？

2、宗教问题

疑马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挺马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疑马者：元朝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末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马可·波罗时代的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3、其他

疑马者：蒙古大汗铁木真与忽必烈的名号，早已随着蒙古铁骑远征世界的脚步，在欧洲家喻户晓了，谁谁都能把蒙古大帝国的各种轶事说个三三两两。而《游记》中道听途说、尽人皆知的特大新闻和错误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挺马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疑马者：老问题，为什么要手抄？为什么不印刷？

疑点四：《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词汇。

疑马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虽然是鲁斯蒂谦用法文写成此书，但书中关于中原地区的地名却仍然只用了波斯词汇，读者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挺马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疑马者：可笑到不值一驳。大汗的圣旨、元廷的公文，江南的汉民，难道都用波斯文？

疑点五：马可·波罗对元帝国内部的重大事件的认知一塌糊涂

1、1268年-1306年，蒙古帝国西亚领地爆发海都之乱，而一路穿越了战斗最激烈的交战区来到元廷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于这场持续了38年、惊动了忽必烈汗御驾亲征、直到大汗去世都还没有结束的叛乱，竟然只字未提。

2、忽必烈在太子真金薨逝之后，并没有立即指定新的继承人，直到1293年，大汗才册立真金的三儿子铁穆耳为皇太孙（即元成宗）。马可波罗于1292年离开中国，但在《游记》却一口咬定铁穆耳是真金仅有的儿子、蒙古帝国惟一的皇位候选人。他是怎么在元成宗被册立的前一年就知道这件事的？

3、《元史》记载忽必烈汗的四位妻子共生育了16个儿女，但《游记》却说大汗仅儿子就有22人。

4、马可·波罗自称旅居中国多年，游历中国大部，十分了解中国，但他却对元朝的行省制度毫无了解。只是单纯地把北方称为“契丹省”，把江南称为“蛮子省”（甚至“契丹”、“蛮子”这两个称呼也是使用的波斯语）。在具体描述中，马可·波罗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层级分明的地方行政区划，将“某城市”、“某地区”称为“某王国”的错误比比皆是。

疑点六：其他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现今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游记》中对中原的描述极尽夸张之能事，无论是描述人口、城市还是财富，马可·波罗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以至于如今，在马可·波罗的家乡，“马可·波罗”已经成为一句谚语，意为“大忽悠”。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他们使用现代交通工具重走了一遍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路线，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的观众投票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是否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行纪》，早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行纪》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然后，国际马可·波罗学却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读者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行纪》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行纪》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行纪》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历史贡献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行纪》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行纪》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行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后世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是世界学术名著之一，是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典籍。它在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本书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向西欧介绍了东方辽阔的土地、众多的国家和富庶的中国，引起了欧洲人民对东方的向往，给十三、十四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工商界、航海界带来了新的知识。《马可·波罗游记》的流传，对15世纪末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洗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它让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对东方充满向往；也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理想上的对象。

名家评说

哥伦布说：马可·波罗的书引起了本人对东方神秘的向往……在本人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去做的。

不过对于哥伦布的说法，也有人认为《游记》恰恰就是哥伦布为什么找不到印度和中国的原因。

作者简介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1324年），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他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

马可波罗的祖父名叫安得利亚波罗，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老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的伯父，二儿子叫尼哥罗波罗，是马可波罗的父亲，三儿子名叫马窦波罗，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威尼斯商人。

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口授一本《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正方案

元代邢州人 郭守敬创制，利用同心圆测定方向，因为排除了地球磁极的影响所以指示的是正南正北方向而非磁南磁北，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定向仪器。

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边五分为水渠。先定中心，画为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画为圆规，自外寸规之，凡十九规。外规内三分，画为重规，遍布周天度。中为圆，径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则减五寸，北至则倍之。

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于渠，眡平，乃植臬于中。自臬景西入外规，即识以墨影，少移辄识之，每规皆然，至东出外规而止。凡出入一规之交，皆度以线，屈其半以为中，即所识与臬相当，且其景最短，则南北正矣。复遍阅每规之识，以审定南北。南北既正，则东西从而正。然二至前后，日轨东西行，南北差少，即外规出入之景以为东西，允得其正。当二分前后，日轨东西行，南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规出入之景或未可凭，必取近内规景为定，仍校以累日则愈真。

又测用之法，先测定所在北极出地度，即自案地平以上度，如其数下对南极入地度，以墨斜经中心界之，又横截中心斜界为十字，即天腹赤道斜势也。乃以案侧立，悬绳取正。凡置仪象，皆以此为准。

简仪

简仪，是元代汉族天文学家郭守敬于公元1276年创制的一种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郭守敬将结构繁复的唐宋浑仪化为两个独立的观测装置，安装在一个底座上，每个装置都十分简单实用。简仪的结构和使用上都比浑仪简单，而且除北极星附近以外，整个天空一览无余，故称简仪。简仪的创制，是中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大飞跃，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先进技术。欧洲直到三百多年之后的1598年才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与之类似的装置。

简介

简仪是元代汉族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的一种天文观测仪器，它与浑仪一样用于测量天体的位置。但是，浑仪的结构比较繁杂，观测时经常发生环与环相互阻挡视线的现象，使用极不方便。郭守敬的简仪不仅取消了白道环、黄道环，而且把整个浑仪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赤道经纬仪，一个是立运仪（即地平经纬仪）。两个装置同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底座上。其中赤道经纬仪是简仪的主要部分，有时也就把它称为简仪。它由一个赤道环和一个带着望管的四游环组成，并且赤道环被移到四游环的边缘，整个仪器北高南低、倾斜地架在支架上，使赤道环平行于天球赤道，四游环穿过一根垂直于赤道环的轴转动起来，正好和天球转动的方式一样。

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按郭守敬所制仪器仿制的仪器中有简仪一架，明清两代钦天监用于观测，以后就留在北京古观象台，抗日战争前迁往南京，现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

结构特点

简仪包括相互独立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以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 365.25 日分度。

简仪的赤道装置用于测量天体的去极度和入宿度（赤道坐标），与现代望远镜中广泛应用的天图式赤道装置的基本结构相同。它由北高南低两个支架，托着正南北方向的极轴，围绕极轴旋转的是四游双环，四游环上的窥管两端安有十字丝，这是后世望远镜中十字丝的鼻祖。极轴南端重叠放置固定的百刻环和游旋的赤道环。为了减少百刻环与赤道环之间的摩擦，郭守敬在两环之间安装了四个小圆柱体，这种结构与近代"滚柱轴承"减少摩擦阻力的原理相同。

简仪的地平装置称为立运仪，它与近代的地平经纬仪基本相似。它包括一个固定的阴纬环和一个直立的、可以绕铅垂线旋转的立运环，并有窥管和界衡各一。这个装置可以测量天体的地平方位和地平高度。简仪的底座架中装有正方案，用来校正仪器的南北方向。在明制简仪中正方案改为日晷。

简仪的主要装置是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大圆环组成，其中的一个环面平行于地球赤道面，叫做“赤道环”；另一个是直立在赤道环中心的双环，能绕一根金属轴转动，叫做“赤经双环”。双环中间夹着一根装有十字丝装置的窥管，相当于单镜筒望远镜，能绕赤经双环的中心转动。观测时，将窥管对准某颗待测星，然后在赤道环和赤经双环的刻度盘上直接读出这颗星星的位置值。有两个支架托着正南北方向的金属轴，支撑着整个观测装置，使这个装置保持着北高南低的形状。这是我国首先发明的赤道装置，要比欧洲人使用赤道装置早500年左右。

发明人简介

郭守敬（1231-1316年），河北邢台人，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

郭守敬自小师从祖父郭荣学习天文、算学和水利。他对天文学尤其感兴趣，常自己动手制造天文土仪器用于观察天象。公元1276年，元太祖忽必烈下令编制新历，郭守敬奉命参加修历。四年后，新历《授时历》基本完成。这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法，在制定过程中，郭守敬作出了卓越的成绩。郭守敬在制历之初就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为此，他在三年之内，共设计出简仪、圭表、星晷定时仪，以及立运仪、日月食仪、玲珑仪等12种新天文仪器，其精巧程度和准确度大大超过前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位杰出的水利专家和地理学家，曾主持了若干重要的水利工程，至今受到中外专家赞誉。

郭守敬创制的简仪，在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被传教士纪理安当作废铜熔化。现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简仪是明代正统二年到七年（公元1437-1422年）间的复制品。

圭表

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圭表和日晷一样，也是利用日影进行测量的古代天文仪器。所谓高表测影法，通俗的说，就是垂直于地面立一根杆，通过观察记录它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化。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

早在公元前20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已使用圭表测影法。到了汉时期，学者还采用圭表日影长度确定“二十四节气”，采用圭表测影法定出黄河流域的日短至（白昼最短）这天作为冬至日，以冬至日为“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将冬至到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时间段分割为24段（每段15日），每两个节气之间的天数平均。古人把这种方法叫“平气法”（又称“平均时间法”）。先测出冬至日因为冬至时影子最长，其相邻几天的影长变化最为明显，更利于观测记录。

这样，圭表不仅可以用来制定节令，而且还可以用来在历书中排出未来的阳历年以及二十四个节令的日期，作为指导汉族劳动人民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将表影的长度以一年为周期标在一个圆上，圆心为表的立点，形成的图就是中心不为零的太极图，进行消除零半径的中心点，形成的太极图就是常见的二十四节气太极图。

基本构造

圭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当太阳照着表的时候，圭上出现了表的影子，根据影子的方向和长度，就能读出时间。

起源

据《国语·楚语》，撷项“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和黎是传说时代的天文官，南正，是指太阳到了南方中天，现在认为，南正即指冬至。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由于定方向和定季节的需要，经常观测到树木、房屋在太阳光照耀下投下的影子，渐渐地人们发现影子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规律中产生了方向和时间的概念，“南正”即是这些规律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年当中正午日影最长的一天。经过长期观测树木等的影子之后，人们便会想到在平地上直立一根竿子或石柱。这根竿子或石柱便成了早期的“表”。

“圭”是什么？可以说人们还未解释清楚。多数人都理解成是一件测量日影长的仪器。最初立杆测影肯定是在平整的土地上进行，在影端画一记号，如“X”形，再量影长，所以叫土圭。土圭源于周代，但直到汉代，它只被解释为在地面作记号，如上文，汉代“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从这里的长和广，可以看出土圭的存在和使用，但是，它是什么材料制成尚不清楚。即然铜表可以被造，也可以造一石圭，两者成为相称的配套天文仪器。就其宽度（相当于现代七八寸）来说，用石或金属造的更合理一些。当然用土造一较坚硬的台子也不是不可能。之后也有铜圭、玉圭。

演进

据记载，三千年前，西周丞相周公旦在河南登封县设置过一种以测定日影长度来确定时间的仪器，称为圭表。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最早出现的圭表当然都是表杆与土圭彼此分离的简易形制。目前所见这种圭表的最早实物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夏代或先夏时代的遗存，一支残长214厘米，木质髯红色漆；另一支残长171.8厘米，木质髹青、红、黑三色漆与之配合使用的土圭有阴阳两件，知原始的计暑方法当以阴阳二圭接续相重，从而体现揆度日影以效阴阳的传统观念。而古汉字“圭”字本做二圭相重的构型，其实正是对先民立表计晷方法的客观写实。这种简易的圭表至西周晚期已发展出表座，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到东周时期，形制已经相当完善。

至迟到到西汉时候，一种建置于露天的常设圭表开始出现。这类仪具以青铜制成，表高八尺，圭长一丈三尺。因其不能随意拆装，故而圭尺的长度可以延长到适合于在天地之中观测到冬至正午的影长。显然，在这样的圭表上可以方便读出一年中任何一天正午的影长数值。到了汉武帝时期，将“二十四节气”吸收入《太初历》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采用圭表日影长度确定“二十四节气”，用圭表测影法测出黄河流域的日短至（白昼最短）这天作为冬至日，以冬至日为“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将冬至到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时间段分割为24段（每段15日），每两个节气之间的天数平均。由于我国主要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当正午时，太阳始终位于正南方，圭表中的圭尺朝南北方向放置，垂直的表因太阳照射形成的影子正好落在圭尺上。到了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最低，影子最长；而到了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最高，影子最短。经过长期的反复观测记录正午日影，确定了一年中影子最长的位置，因此确立了冬至。而两次冬至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回归年。在确定了回归年周期之后，人们把一年的时间再二十四等分，即得出了二十四节气，古人把这种方法叫“平气法”（平均时间法），于是“二十四节气”诞生在黄河流域。圭表测影法先测出冬至日，是因为冬至时影子最长，其相邻几天的影长变化最为明显，更利于观测记录。

1279年前后，元代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的告成镇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测景台，即河南登封观星台，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天文台。整个观星台相当于一个测量日影的圭表。高耸的城楼式建筑相当于一根竖在地面的杆子，称为“表”，台下有一个类似长堤的构造，相当于测量长度的尺子，称为“圭”，也叫做量天尺。城楼式建筑上有一个高9.46米的平台，上有两间小屋，一间放漏壶，一间放浑仪，两间屋子之间还有一根横梁。地上的量天尺长31.19米，位于正北方向。每天正午，太阳光照在横梁上的影子投射在量天尺上。通过测量一年当中影子长度的变化，可以确定1年的长度。圭表测时的精度是与表的长度成正比的，这个硕大的“圭表”使测量精度大大提高。

出土实物

1977年，考古学家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下葬年代为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中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漆器因功能不详而被称为“不知名漆器”。经过多年的研究，石云里发现这件物品是古代用于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天文仪器“圭表”，是世界上现存的年代最早、且具有确定年代的圭表，比仪征出土的圭表还要早。与其他圭表不同，这件圭表适用的地理纬度是固定的，而我们的计算则表明，汝阴侯墓圭表的适用纬度恰恰就在汉代长安到汝阴侯国（今安徽阜阳）一带。石云里说，这架圭表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四个节气日影所在的位置不是用刻度表示，而是暗含在木块和漆器上的一些特殊图案和位置中。

1965年在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袖珍铜圭表。圭长34.5厘米，合汉制1.5尺，边缘上刻有尺寸单位；表高19.2厘米，合汉制8寸。圭、表间用枢轴连接，使之合为一体。使用时将表竖立与圭垂直；平时可将表折入圭体中留出的空档内，便于携带。是设计家和铸造师密切配合的杰作。根据传统的说法，表高为8尺；这一数值曾被长期沿用。该表的表高恰为8尺的1/10，说明它是一件便携式的测影仪器，可证明当时常设的天文台用8尺的表进行观测的说法是可信的。

以圭表测时，一直延至明清，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一具圭表，是明代正统年间（1437－1442年）所造的。

作用

圭表是中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仪器。在不同季节，太阳的出没方位和正午高度不同，并有周期变化的规律。于露天将圭平置于表北面，根据圭上表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可以定方向、测时间、求出周年常数、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所以圭表测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观测手段之一。

辨方正位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古人便掌握了利用表来确定方位的方法。辨方正位的简易方法见于战国时代的《考工记》和《周髀算经》，其具体做法是：先将地面修治水平，尔后将表竖直填埋，并自表顶引悬八绳，分置表的四方与四维，用它来校正表的垂直，当八绳全部依附于表体可知这时表已经处于垂直的状态，于是可以开始测影。测影时需以表为圆心画一个圆周，然后观测同一天日出日落影子与圆周的交点，这样连接两个交点的直线就是正东西的方向。当然为了方向尽量标准，还要参考白天正午时刻的表影方向和夜间北极星的方向。

揆气定时

表最重要的当然是测定节气。由于地球的公转，太阳在一年中的视高度变化显著，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适中。这四个时点不仅在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更是建构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由于一年中只有夏至日正午的表影最短，验测相对方便，因此在早期先民的测影活动中，挨度夏至日正午影长的工作格外重要。然而随着历法岁首的后移，以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这使利用圭表测定太阳到达冬至点的时刻成为求测回归年长度的关健工作。然而冬至点并非总发生在日中，它可能出现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刻，因此，为求得准确的冬至时刻，古人就必须对冬至日影进行连续不断的长期测算。

文化意义

古人之所以学会立表测影，很大程度是由于对于人自己在太阳下影子的观察。原始的表为模仿人体测影而出现，所以支撑人体直立而完成测影的股骨便自然地移用作为表的名称。《周髀算经》说：“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传统表的高度被规定为八尺，刚好相当于人的身长，这同样显示了人体测影的遗俗。而古人立表必先校正表的垂直，这使得他们认识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并且以直立的表取于人的髀股而名“股”，晷影之长为“勾”，完成了对勾股定理的证明。体现了天文学对算学的促进。

古人认为“至信为时”，所以用来测度时间的圭表也被赋予了诚信的意义。东周时期，为臣为妻各自奉行着所谓的“男子之蘖”和“女子之蘖”，这种人们必须尊重的圭臬法则，其核心价值就是忠信。古代盟誓将盟辞书于石圭也是借圭所具有的信实内涵体现盟誓见信的宗旨。很明显，这种人文观念与圭表致日充分反映了圭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表还有一个更富有政治和哲学意义的名称——“中”。中为立表测影与建旗取中的会意字。这些活动则可引申出“中”所具有的中正和中央的双重内涵。中正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哲学由此发展出中和的观念，儒家哲学据此完善了中庸的思想，而道家则以此作为中道无为的表述形式。中央的内涵，则发展出古代政治居中而治的政治传统，这要求统治者找到天地的中央，也就是九州的中心建立国都。

河道总督

河道总督，官名。在清代俗称“河台”。

明朝时期

明永乐九年（1411年）遣尚书主持治河，后有时派遣侍郎、都御史，成化七年（1471年）设河道总督（简称河督、总河），驻扎山东省济宁市，首任总河为工部侍郎王恕。明初黄河为患较轻，朝廷以管理漕运的都督兼管河务。遇有洪灾，临时派遣总河大臣一员前往治理，事毕即撤，并非常设。正德四年（1509年）规定以都御史充任。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都御史加工部尚书或侍郎职衔，隆庆四年（1570年）加提督军务，万历五年（1577年）改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八年（1580年）废。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将河、漕再次分职，此后直至明亡再未复合。

清朝时期

清置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首任河督杨方兴。康熙十六年（1677年），总河衙门由山东济宁迁至江苏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河道总督驻扎清江浦，一旦河南武陟、中牟一带堤工有险，往往鞭长莫及。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设副总河，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以兵部左侍郎嵇曾筠为首任副总河。两年后，黄河险段由河南逐渐下移至山东，朝廷又将山东与河南接壤的曹县、定陶、单县、城武等处河务交由副总河管理。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分别管理南北两河。遇有两河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上奏。遇有险工，则一面抢修，一面相互知会。总河则演变成南河总督，仍驻清江浦；副总河演变为河东总督，驻扎开封。

江南河道总督

江南河道总督全称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南河河道总督、南河总督，是清代设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的高级官员，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

清初只在山东济宁设河道总督。1677年（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总河，因考虑到淮安是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是治河工程最重要处，而总河署所在的山东济宁距此路途遥远，往返不便，为便于及时掌握水情河势，就近指挥，于是在淮安城西北的清江浦原户部分司旧衙署设立行馆。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分设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驻节清江浦；以及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东河总督），驻济宁。次年又增设直隶河道总督（北河总督），归直隶总督兼领。时南河总督辖有4道、24厅、24营，河督署规模庞大。历任河督中，政绩比较显著的有张鹏翮、徐端、黎世序等。

漕运总督

漕运总督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派出的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始设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驻节于南直隶淮安府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不仅管理跨数省长达3000多华里的运河沿线，并且还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在明代和清初（1649－1659）兼庐凤巡抚，管理凤阳府、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和徐州、和州和滁州3州；自清末的1860年（咸丰十年）起节制江苏长江以北诸镇、诸道。而各省的督粮道，都隶属于漕运总督。

简介

官名。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始设，总管漕运，督促南方各省经运河输送粮食至京师。明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不久废。永乐年间置漕运总兵官，宣德年间又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督漕运。景泰二年（1451）置漕运总督兼巡抚凤、扬、庐、淮四府，徐、和、滁三州，驻淮安（今属江苏），后曾分设巡抚，嘉靖四十年（1561）又归并，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后未再分。清沿置，所属有巡视漕务、督粮道、管粮同知、通判、押运通判等官。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河道废弃而裁撤。

创设

隋唐以后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运河漕运，以其为国家经济的命脉。自隋代开凿大运河，朝廷就在淮安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明朝在设立漕运总督之前，1404年，永乐皇帝设武职漕运总兵，为正二品衔，率12万军队，专门负责漕运。1451年，设立文职的漕运总督，与总兵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二者享有同等的权力。每年年初，总漕巡视扬州，经理瓜洲和淮安的漕船过闸事宜，总兵到徐州督管漕船过百步洪、徐州洪等，同理漕参政管押赴京。1621年，才裁撤漕运总兵，而专任文职。

每年漕船到达这里后，需接受漕台衙门的盘查，上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盘桓，更加之在这里设常盈仓两处、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因此促成淮安城市的繁荣：“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漕运总督的属下有理漕参政、巡漕御史、郎中、监兑、理刑、主事等级别和职掌各不相同的属官。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员达270多人；还下辖仓储、造船、卫漕兵丁2万余人。其中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位于清江浦。

漕运

“漕”？水运也。明清之际，由沿海省份征收米石，沿水路运河直达北京，故称“漕粮”。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设漕运总督官职，专司职掌漕运。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运。亦沿明制设漕运总督。该官品秩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类今国防部副部长）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类今监察部副部长）衔，则为从一品。乾隆十年后，都察院不设专员，御史规定由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兼衔。

漕运总督权威重，有亲辖武装部队，还有水师营。仿地方总督、巡抚之“督标”、“抚标”，而称之为“漕标”。今据《光绪会典》载：漕运总督所亲辖“漕标”共分本标左、中、右、城守、水师七营，兵额3400余人。辖制武职官佐，最高为从二品的副将。并节制鲁、豫、苏、徽、赣、浙、鄂、湘八省漕粮卫、所（因上述八省漕粮归漕运总督管辖，其余省份粮务归地方总督、巡抚）。

漕运总督设衙门，非今人所想象称“总督衙门”，而称“总漕部院衙门”，衙址设于江苏淮安。总督按清代官场规矩，尊称“漕台”。因其领兵，故又尊称为“漕帅”。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出行仪仗、官衔灯笼署“总漕部院”。沿海收粮起运、漕船北进、视察调度、弹压运送等，均需总督亲稽。每年漕船北上过津后，循例要入觐皇帝，汇报漕粮完成诸事。咸丰年间因战事频仍，咸丰皇帝特令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咸丰十年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其河工调遣、督护及守汛、防险事务，均由漕标部队兼管，这是漕运总督权威最重之际。漕运总督不受部院节制，向皇帝负责，可专折奏事。直到光绪三十年河运全停，漕运总督才被裁撤。

漕运总督节制八省漕粮，于每省设负责漕运的督粮道（又称“粮储道”），正四品。督粮道职责是监稽收粮、督押粮船，直驰山东临清，待山东粮道盘验结束回任。山东粮道须待最后一次粮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后一次粮船按规定由漕运总督亲押至通州，并向皇帝述职后才可回任。

为监督漕运，明代还专设巡漕御史，负监察之责，权力极大，不受漕运总督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有权弹劾总督。清代亦仿明制，设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办漕务。品秩不高，但职权令人忌惮，可风闻专折密奏。相比较费力不讨好的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明、清两代可属肥差，又因与绅粮大户、漕帮（青帮）密切，故内幕甚多。

另外，漕粮装运、征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运送时间、航行里数都有繁杂的制度，各省有船帮，胥吏勾结，正粮之外“耗米”、“耗费”横收暴敛，苦的是承担漕粮、漕运的老百姓！

历史起源

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漕运和河道机构，管理着天下漕运事务和大运河的畅通。在这两个朝代中，京杭大运河紧张有序地脉动了500多年的历史，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每年给中央政府和北方戍边的军队，以及整个社会，运送了大量的给养，牵引历史车轮健康地滚滚向前，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任漕运总督

明：王竑（1451）、陈泰、张玮、凌云翼、李肱、李三才（1599—1611）、杨一鹏、刘荣嗣（1635）、史可法（1639）；

清：蔡士英、施世纶、唐英、琦善、穆彰阿、阮元、恩铭、段祺瑞、杨殿邦、胡克家、许兆椿、铁保、袁甲三、邵灿（咸丰三年冬授漕运总督，迅即调军机大臣行走）、扬锡绂、林则徐、张之万、杨昌浚、张人骏、陈夔龙

官衔

漕运总督在清代为一、二品大员。帽饰红宝石（二品为珊瑚），蟒袍为九蟒五爪（二品同），仙鹤补服（二品为锦鸡）。

收入并不高，岁俸银仅180两（二品155两）。年养廉银为15000两至30000两左右（二品20000两以下）。

设置原因

古代运河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政府组织转运粮食，以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漕运。因此，大运河在古代又被称为漕河。明朝政府将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进一步疏通，通过构筑山东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运河具有了真正意 义上贯通南北的航运价值。

此后，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政府经济流通和政治统治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历代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运河事务管理的渐趋规范和加强。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运河航道治理、维护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漕运本身更显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前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漕运官员兼理河务的现状，专门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

设置经过

漕运自古有之，管理漕运的官府、官员亦自古有之。漕务开始是不单独设官的，因为它是相关官府的本职业务范围内的正常工作，由他们按照规定去完成。即便是有特殊需要，临时设官提调，亦是即设即撤，不为常设机构。自唐以后，始设专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领之，专职官员很少。明代设立的漕运总督，则完全相反，不但设专职的漕运官员，并且以漕务官兼他官。所兼任的其他职衔，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漕运任务而兼领的。

明初不是一开始即设漕运总督的，而是沿袭元代的办法，最初时设置京畿都漕运司。洪武元年（1368）置漕运使，仅正四品官。因为天下财富粮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务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罢废了。朱棣做了皇帝，拟迁都北京，自永乐二年（1404），始设漕运总兵官，专门负责治理漕务。当时还设有副总兵、漕运参将，与总兵官一起统领官军海运。后来海运罢废了，便专门督理内河漕运。因为漕运离不开河道，天顺元年（1457）又令漕运总兵官兼理河道管理。漕河运粮是有一整套人马的，各省设把总，天顺元年设把总12：南京2，江南直隶2，江北直隶2，中都1，浙江2，山东1，湖广1，江西1。由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统领12把总都指挥，分统各卫所漕运。这12总共 127600人，运船11700只。另有遮洋一总，有7000人，海船350只，专司漕粮海道运输。这13总统称为运军。这些把总由各卫指挥使(清代称守备)和千户担任，他们是具体押解漕船运粮的官儿。

第一任漕运总兵官是平江伯陈瑄(1365—1433)，他负责整个漕运的全部职责，包括海运、河运和陆运。海运由海路进行，河运则循元人初道，由南运河向西北，过黄河水陆并用达北京。自永乐九年会通河成，京杭大运河修复，废止海运、陆运，单用河运。此后陈瑄在沿运各处，特别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循宋代乔维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坝盘驳，和淮河沉溺的风险。

在这其间，陈瑄到处奔波，基本上无固定官所。淮安是大运河的中段，是黄淮交汇的地方，是整个漕运的关键。后来，运河治理就绪，陈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淮安。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并加“镇守淮安”的职衔，所以又称镇守淮安总兵官。陈瑄总管漕运30年，为明清漕运奠定了基础，于宣德八年（1433）卒于淮安任所。接任漕运总兵官者，多为开国功臣的后裔，他们世袭侯爵或者伯爵。陈瑄一家就有4人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是陈瑄自己和他的曾孙陈锐、玄孙陈熊、六代孙陈王谟。他的孙子陈豫虽未任过漕运总兵官，但曾于景泰五年（1454）与江渊抚循江北及鲁豫水灾，曾请求朝廷筑淮安月城以护常盈仓。他也是为漕运出了力的。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陈瑄，在清江浦为他立了一座陈公祠。

宣德年间，漕运事务逐渐繁忙，而漕运又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军务，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是一个武臣所能办得了的，所以朝廷经常临时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职官员参与督运。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认为文官的参与必须常态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为漕运总督，常驻淮安，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俗称“文武二院”。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共同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文督催，武督运”。

性质

漕运总督于明代开始设置，有明一代称它们为总督漕运和总督（理）河道，后世又分别称其为总漕和总河，其中漕运总督设置较早。景泰二年（1451年），因漕运不继，明政府任命副都御使王竑总督漕运，驻扎淮安 ，标志着明廷设置漕运总督一职的开始。当时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其主要职能除督促涉漕各省经运河输送粮食至京师外，还有巡抚地方并兼管河道维护治理职能。成化七年（1471年）十月 ，鉴于河道淤塞，漕运时有受阻，需有专员统筹河务，朝廷便命刑部左侍郎王恕总理河道，驻扎山东济宁，专门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这是明代中央设置治河专官的开始，也是京杭运河事务管理中漕运、河道分开署理的标志。不过，有明一代大部分时间里，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只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外出督漕或 治河，属临时差遣性质，并非固定官职。

清代对运河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与其他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

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等，所辖军队称“漕标”。河道总督所属机构，乾隆以后定为道、厅、汛三级，分段管理。属官有河库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所辖军队称为“河标”。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只设书吏二十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

清代漕运总督衙门仍驻淮安，管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具体负责漕运、检选运弁、漕船修造、查验回空、督催漕欠等事务。从漕粮收缴、起运，到漕船北上过淮、抵达通州，漕督都要亲自稽核督查，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均需随时向皇帝报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规定，粮船过淮后，总漕应随船北上，率所属员弁视察运道情况，调度全漕。粮船过津后，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而后回淮办理下年之征收起运诸事。

相关头衔

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一般情况下是“都察院囗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地方”。

都察院囗都御史

他们多数是带“右”字都御史，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务，所以“左”字是不能给他们作加衔的。有时是佥都御史，佥都御史则级别低一些，大约是新任者资历浅的缘故。都御史这个职衔虽有点虚，不能参与都察院正常事务，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样，弹劾惩治他所辖范围内的文武百官。因为漕运总督是个跨省跨行的官，这个职衔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总督漕运

这是他的核心本职。漕运总督驻节山阳，总督天下漕运事务。凡湖广、江西、浙江、南直隶(清代称江南)各省设立粮道，由漕运总督节制，负责征集应征调的漕粮。这些省之粮艘衔尾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山东、河南两省的粮船虽不经此地，但亦必须按漕督的统一要求，由其下属官员督查，准时办好漕粮差事。

提督军务

这就是说他和其他各省总督一样，拥有一定的兵权。明代漕运总督统领颍州兵备道、徐州兵备道、淮扬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凤阳等7个卫，洪塘守御所，南直隶之庐州卫、扬州卫、高邮卫、仪真卫、滁州卫、徐州卫、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沂州卫、泗州卫、寿州卫、宿州卫，海州中守御所。所以漕运总督人称为帅、大帅、漕帅，他设有军门，有中军，左营、右营、城守营。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卫，不须地方政府如山阳县、淮安府的来管，而是由漕运总督署城守营负责，地方官府只是协助而已。有战事还可调动所辖范围内的军队，如扬州营、徐州营等。有时，朝廷还因需要而扩大其军权，《明世实录》卷21记载，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为山东农民起义，皇帝命令总督漕运都御史俞谏，“不妨原务，与总兵官都督鲁纲，一同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军务，以便宜节制镇巡等官，设法抚剿，选团营惯战官军三百人，人给银二两，随纲听征。”请注意：一是未“脱产”，要“不妨原务”，二是他的手已伸到了河南、山东、北直隶，阔多了！

相关职责

巡抚地方

也就是说他兼任一个巡抚，像一个普通巡抚那样管理一块地方。是因为在明代凤阳是皇帝的老家，虽然明明开府淮安，却不称淮安而称凤阳。但是，有时人们还是称他为“淮抚”，而不称“凤抚”。“等处”是指哪些“处”呢？是：淮安府、扬州府、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徐州，总称四府三州。凤阳府、庐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庐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长江以北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虽然辖地与南直隶交叉着，但他仍然要对他所辖范围内的事务负责，明末张献忠烧了凤阳，漕督杨一鹏不就因此掉了脑袋了吗？所以淮安俨然是一个行省，漕运总督不光是一个专业官员，也是一个方面大吏，而淮安则是一个准省级城市。漕运总督要像其他督抚那样，总理全省军政事务，包括督理钱粮、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等事项。如有战事发生，可以选将调兵，组织备战。对于才能不济或是不听命令的官员，文职五品以下，武职四品以下，都可以参究、拿问乃至以军法从事。至于上书弹劾，致某一下级官员被贬被杀，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实，淮安有巡抚在前，有漕运总督在后。也就是说，在未漕运总督时，淮安就曾有巡抚了。《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载：耿九畴，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抚凤阳。敕曰：“往者命尔巡治盐法，今特命尔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抚安兵民。”其范围与后来漕运总督所兼巡抚的范围一样。 漕运总督的事务本来就够已忙的了，还要巡抚这么大一块地方，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经常单独另设一巡抚。如成化八年分设过，第二年就裁并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骚扰，又单设巡抚，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后，四十年又裁并。崇祯十四年又分设，直至明亡。

兼管河道

明初刚设漕运总督时，还“兼管河道”，即兼管运河、黄河等河道的治理。后来有了专管河道的总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争执，还是经常由漕督兼管河道。清代也是这样，凡河道总督缺裁时，常由漕运总督兼任。

兼理海防

这个职衔在明代，大约始于杨一鹏。崇祯六年（1633）他任漕运总督时，头衔最后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个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后，继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运总督时也有这一职衔。但是在清代，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职责了。

在清代，漕运总督的职责情况有所不同。顺治元年（1644），仅设漕运御史，次年5月年即设漕运总督，仍驻淮安，但不兼凤阳巡抚了。顺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办法，由漕运总督兼凤庐巡抚事。十六年复单设江北巡抚，漕运总督则专管漕运，不再兼巡抚职。后又裁省江北巡抚，仍由漕运总督兼任，但不名“凤阳”、“江北”，而曰“淮扬”，提督军务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粮饷职衔。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紧张，又授权漕运总督节制江北镇、道各官。光绪三十年（1904），即改设为江北巡抚，正式成立一个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销了。

清初虽仿明制设立漕运总督，因为用的是汉臣，鼎革之际，新统治者实在有点不放心，因而又于顺治三年（1646），添设理漕部堂。由满洲侍郎一员出任总理，与漕运总督同督漕运，名为“襄治漕务”。实际上是一个监督漕运总督的机构，权势煊赫，远过漕抚。据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初莅是官者为库礼，“初入中国，言语不通，性情各异，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残忍，勾结内外，从中阴阳其说，以残贼良民。”因为此是一个多余的机构，且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顺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复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务仍专归漕督管理。漕运部堂的衙门在淮安新城。明末刘泽清封东平伯，利用大河卫官衙改建为藩府。明亡，刘泽清被腰斩，遂以藩府为部堂公署。漕运部堂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下设机构

常盈仓

为了适应兑运的需求，永乐年间开始，在运河沿线建立若干仓库，便于随时储存和转运漕粮，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四大水次仓。由户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驻上述4仓。在淮者名常盈仓，永乐十三年（1415）建于清江浦。莅是官者多为文人，常聚结一班墨客骚人吟咏唱和。其中有个叫林洙的，就与吴承恩有过诗文交往。仓内还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过一篇《寄寄亭记》，抒发他人生如寄的感慨。吴汝奇等还编过一本《常盈仓志》。万历《淮安府志》卷3载，当年有官厅3间，仓房6间，经历厅3间，天字等厫百余间，周遭墙围，岁储70万余石。后以漕粮停止兑运，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常盈仓遂岁久倾圮。《明穆宗实录》卷64载，隆庆五年（1571）12月，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复行海漕，将淮安府属州县漕粮储于常盈仓，来年由淮安出海运京，因命官重建常盈仓仓厫80余间。然海运实行年余即停，仓又空置无用，仓官无事可做。万历八年（1580），朝廷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交由该仓征收，于是管仓开始兼管抽税。康熙九年（1670），征税业务全部归并淮关，常盈仓遂彻底废止。

抽分厂

明初于清江浦设清江、卫河二厂，督造运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员督理。当时用于运河漕运的船只，船厂大都设在淮安府的山阳县，船厂鳞次栉比，每年造船560多只，花费白银5万两。当时船厂附近有很多经营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的商店，以淮安河下为最多。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绳巷、打铜巷、钉铁巷等到，也因此而得名。造船厂的隶属关系是经常变化的。开始时，永乐皇帝命令陈瑄直接管理。后来，分设南京、山东、凤阳、直隶

四个总厂

各总厂分厂由各卫所官吏负责，上面统管于工部的都水郎中。嘉靖年间，撤销卫河提举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举司负责。清江提举司就设在板闸与移凤闸之间。嗣后，又将此权交给漕运总督，由他选择有能力的卫所指挥二人公理船政，并以千户、百户、镇抚等卫所官为各厂头目。万历四十年（1612），漕运总督陈荐建议设立东河、西河两船政厅，由这两个船政厅管理全部船厂事务。东河船政厅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负责，西河厅则由扬州府的一名同知负责。(《国榷》卷82记此事在万历四十一年3月乙酉)　东河厅管理南京、山东二总厂，西河厅管理凤阳、直隶二总厂。这两个船政厅都设在清江浦。到了清朝，情况又有变化。顺治二年（1645）南京厂改为江宁厂，直隶厂改为江南厂。江宁厂的造船业务转给龙江造船厂，剩下的船厂时设时停。康熙七年（1668），又将西河厅并入东河厅。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彻底关闭了这里的所有船厂，终止了这里近300年的官办造船业。但它的船坞码头大概存在了很长时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过淮时，他的龙舟就多驻泊在直隶厂。当年这个工部厂还兼收税，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应于船料者，三十税一。视货物之多寡为盈缩，初无定额，每岁约12000两为准。后来抽及货物，其有涉漕造者，为抽分，为余羡，为船钞。有兼济河工者，为由闸，为石价，为梁头，为扣利，为折夫诸名色，共抽分银51225.1两。康熙九年（1670），该厂归并淮关后即废止。

管河

二人，由工部郎中二人，一驻安平镇，分理济宁以北，一驻高邮，分理济宁以南。济宁是个分界点，后来设置河道总督，开始时即驻节于此。

管洪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徐州洪，一驻吕梁洪。徐、吕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陈瑄凿石疏渠而成。虽正统间曾有令“总督漕运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闸坝”，漕运总兵、参将每年押粮北上，也还是经常关注此二淮洪的维修的管理。漕运参将汤节以二洪流速过快，极易损坏漕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并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以资牵挽。

管闸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驻沛县，一驻济宁。

管泉

由工部派出主事一人，驻宁阳。后来有了河道总督，以上这些管厂、管洪、管闸、管泉的河务官员，就逐步划归河道总督管辖了。

理刑主事

由刑部派出，一人，驻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记载，“在府治西南隅。正堂3间，后堂3间，厢房东西共6间，茶房3间，书房3间，卷库3间，碑亭一座，在大门内东。神祠3间，在大门内西。仪门3间，大门3间，照壁一座。”淮安城内过去有一条刑部街，大约就是其所在。淮安今无此街名，其地大约在今大鱼市西街西端，当年此地接近运河边，出入方便。漕运方面的案件，别的部门是无权过问的，都得由此衙门来处理。

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清江提举司设于正统元年9月，其地在移风闸以后，督造运船。

以上由户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员，基本上是一年一轮换，也有三年一轮换的。他们仍属于原来的部门，并由原来的部门任命和罢免，但同时归漕运总督管理节制，协助漕运总督处理各有关事务，就类似今之临时综合治理工作组、办公室一样。

淮徐道，正德六年设，有时在淮安，有时驻徐州。

淮扬道、淮海道等，其公署原为明漕运总兵府，见后漕运总兵府一节。

漕储道参政，隆庆末实行海运，将热衷海运的山东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运总督，隆庆六年（1572）正月，复从王宗沐言，运务烦重，宜添设一官专理。于是将山东参政潘允端移驻淮安，专理漕务，负责协理漕储、催趱重运。此为第一任漕储道参政。此缺于康熙初裁，前后共有49人任过此职。此次变革的同时，奏准裁革了漕运协同参将。此举为文官单独督漕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后来撤销淮安漕运总兵官打下了基础。（《明穆宗实录》卷65）漕储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阳县学以北，隆庆六年建。（万历《淮安府志》卷3）

淮海兵备道，天启二年（1622）设。分管山阳、清河、桃源、海州、赣榆、盐城8州县营卫钱粮，驻扎淮安府城。（光绪《淮安府志》卷10）兵备道署在府治西南，山阳县学西百步许。（万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运总督独立管漕

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级别特高，多是由明代开国勋爵大臣的后裔担任的，他们承袭了父祖的勋爵，为伯为侯。《清史稿》称之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级之上，远远高于同理漕政的文臣。他们的工作与漕运总督虽互不隶属，只是相互协调配合，但在会议与互相拜见时，武臣一直处于文臣之上。这与他们的职级、政治地位有关，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先进山门为大嘛！

明清时代的督抚品级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而且两朝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同之处，是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司法，或者某一专项事务的省部官员。不同之处，明代督抚是中央派出的官员，虽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员。《明史·职官志》说，“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这明显是承认督抚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职衔为加衔，但督抚一职的性质、职责范围，仍是与都察院其他属官一样，放在“都察院”一节里叙述的。《清史稿·职官志》则不一样，督抚是以“外官”来叙述的。《明史》没有单独讲督抚的品级，只讲了都御史及副、佥都御史的品级，是正二品到从三品。大约是督抚可以参照的意思。《清史稿》则讲“总督从一品”，与中央六部尚书同级；巡抚则未明言。其实这些品级都只是一个相似的规定。实际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当上总督或巡抚就是这个级别了。还要看资历深浅，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职级，原来是几品就是几品，以后逐渐再提升级别。因此，明清时代漕运总督，高的可到从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从三品。大体上来说，一般与六部侍郎相当，有的漕运总督则带有工部或兵部侍郎头衔。但他们与六部尚书文移及会见，则处于同一地位。

文臣虽然比武臣品级低，但他们的政治管理和协调能力的优先，而且后来漕运事务基本都是漕运总督负责的，武臣作用逐渐减弱。特别是设立漕储道以后，押运事务也由文臣与把总直接负责，使得武臣显得可有可无，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万历年间有一位漕运总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运总督中是任职最长的人，自明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运总督长达12年之久。他办事治尚威严，雷厉风行，打击了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他是当时思想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因而成为地方官吏中声名最响，是入阁为相呼声最高的人。当时的漕运总兵官是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虽是万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运总兵官镇守淮安，但资历浅，才力懦，李三才“以气凌驾之”，王不敢与之抗礼，只好“移坐其下”，改变了文卑武尊的传统。(乾隆《淮安府志·历代漕运》)。不久，因为海运已停，河运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运实属多余。万历四十年（1612），王承勋请告回家，朝廷便撤销了漕运总兵官一缺，不再派官。（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兵卫志”）崇祯末，曾派抚宁侯朱国弼来淮安镇守，那主要是出于对付农民赴义军而设的，与漕运无关。从那以后，便结束了文武两院的局面，漕运总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漕运总督。

产生原因

可能是有了漕运总督以后，漕运总督的官衙就建在总兵府西侧。大约因为总督府扩张需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兵府就被挤出去了，此地逐渐成为漕运总督府的一统天下。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东门大街东端，后改为淮扬道署，清代又改为孚佑帝君庙，俗称吕祖社，解放后又被改为工厂，今已无遗迹可寻了。乾隆《淮安府志》卷11云：“淮扬道署，先为总兵府，后驻海运道，改驻淮海道，今为淮扬道公署。乾隆十二年重修。鼓亭2座，仪门大门3间，大堂3间，穿堂3间，后厅7间，寝堂7间，宝敕堂5间，厅堂厢房各6间，七星楼7间，宾馆3间。”

陈瑄为漕运总兵官时，他住在原总兵府西侧。正德五年漕运总兵陈熊得罪了刘瑾，这座宅院被籍没充公，以14400两的价格拍卖掉了。陈瑄以后的总兵官的住宅就不在这里了。因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没，也是陈氏私第，当然得另找地方住了。正德《淮安府志》卷6称：“总兵宅，在府东四望亭”。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说新总兵府就是明漕运总兵官的官宅。则今之淮扬道署遗址当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运参将的官署在何处，只有增辑本万历淮安府志卷7有一条记载：“漕运参将府在郡城中察院西。隆庆六年革止。”隆庆六年以前淮安城内察院只有一处，即漕运总督府。在此之西，当在今察院街的西端。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条，说“参将宅，旧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馆为之。”参将宅与参将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以街，现已无法查考了。

漕运总督在淮安城内，先后有三处遗址。第一个总督府便设在总兵府的西侧，与总兵府并排面南。据说漕运总督署与漕运总兵署“两署中通，一堂治事，统称帅府”。其地原是陈瑄的旧居。因为漕运总督有都察院都御史的头衔，所以漕运总督府一称都察院，所以称这条街为察院街。后来漕运总督府迁走了，这里仍为察院，是巡按御史、提学御史、学政来淮时驻节的地方。因为北面有新建的漕运总督府亦称察院，这儿便称为南察院。清代在这里增设考棚，考童生、秀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

嘉靖十六年，漕运总督周金，将总督府迁到城隍庙东，其地为今楚州广电局。此为漕运总督府的第二个遗址。

废止

由于涉及运河的分段治理，清代河道总督的设职情况要比漕运总督复杂得多。顺治元年只设河道总督一人，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随着江南河工兴举日多、修守事务渐趋繁巨,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总督衙门不得不由济宁迁至江苏清江浦（淮安市）。这样一 来，河南武陟、中牟一带堤工若有险情，驻扎淮安的河道总督往往鞭长莫及，清廷便于雍正二年（1724年）设 立副总河一职，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

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 河总督），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东河总督），分别管理南北两大河段 河道事务。遇有两处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处置。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又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管辖 海河水系各河及运河防治事务。至此，清代河道总督一分为三，而就河工任务及对漕运的影响来看，三总河中 地位最关紧要的是南河总督。乾隆十四年（1749年），直隶河务渐趋正轨，北河总督一职遂被裁撤，其职能由直隶总 督兼任。

有清一代，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泥沙淤积导致的河患频发，使运河治 理面临死结性难题，特别是南河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带，河工任务特别艰巨。这一局面使漕运总督与河道总 督的社会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一是清廷对河道总督的重视远胜明代，总河地位渐渐凌驾于总漕之上。明代总漕常常代理河务，总河一职时设时废，清代总河一职从未空而不设，而且总河代理总漕事务者很多，总漕兼理河务的现象却很少。二是总河面临的仕途危险性比总漕大得多。面对当时情况下难以根治的河患，河道总督（特别是南河总督）往往如履薄冰，突发的河患常常会给他们带来丢官获罪的仕宦结局。

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虽事有专责，但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保障漕运畅通，因此，双方必须做到分工不分家。 但是，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毕竟是两个独立的行政系统，双方具体任务有别，所关注的重点各异，而且面对的 是同一条运河，在很多地方很多事务中往往会遇到权利重叠，产生利益冲突。因此，总漕与总河之间往往会矛盾重重，有 时甚至闹得不可开交，以至朝廷不得不加以干预。像康熙年间的河督靳辅和漕督慕天颜，均为康熙所倚重的漕河干将，但二人分别站在河、漕二督的立场上相互攻讦，结果均被削官。

随着黄河于咸丰五年（1855年）北移至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海，京杭运河航道受阻 ，内河漕运意义不大，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江南河道总督在黄河改道后第三年（1858年 ）即被裁撤，东河总督和漕运总督也分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裁撤。

乾隆粉彩六方套瓶

乾隆八年，督窑官唐英和助手们研制成夹层玲珑瓶九种，呈献给乾隆皇帝，这件由粉彩繁缛华丽、工艺精致的六方套瓶就是其中一种，瓶高40.6厘米，口径11.4厘米，底座12.4厘米，主体为酱褐色釉彩，口足部施以金釉，用金银双色及红黄彩等勾绘缠枝花卉、焦叶等纹饰，镂空开窗处施有粉彩西番莲、佛手、寿桃纹等，内瓶上精绘有青花缠枝花卉，底部有青花篆书的“”大青乾隆年制的落款。所附的收藏表集中记载，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期间，这件陶瓷瓶被洛克爵士掠得，后来卖给了大收藏家莫里逊氏。

现状

国宝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现存放于中国北京首都博物馆陶瓷珍品展厅。

简介

此瓶原为一对，一只收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另一只收藏于台北鸿禧美术馆。这件被摆放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陶瓷珍品展厅入口处的陶瓷珍品，以独特美观的造型，每天吸引着参观者驻足仔细欣赏。

乾隆八年（1743年）春季的一天，乾隆帝兴致勃勃地巡视圆明园，总觉得园中缺少了陈设珍品，于是返回紫禁城后，便给督窑官唐英下旨，让他设计几种用于观赏的新式瓷器小样。据《清宫档案》记载：唐英，字俊公，号蜗寄，是清朝功底最为深厚、成就最为显著的陶器工艺品大师，在景德镇督理陶务的三十年间悉心钻研陶务，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圣旨责令唐英为圆明园烧制“登峰造极”的陈设瓷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唐英很快设计出九种夹层玲珑交泰瓶样式，其中就包括这件镂空六方套瓶。

瓷瓶的试制过程十分复杂，主要有三难：由于瓷瓶是六方瓶，所以不能上圆盘拉坯，成型极为困难，此为一难；瓷瓶雕刻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制中极易变形，此为二难；瓷瓶为内青花外粉彩套瓶，即镂空瓶中再套一瓶，其工艺极其复杂，须两次入窑烧成，成品率极低，此为三难。设计登峰造极，烧制还有三难，这一切都使此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一对瓷瓶试制成功后，乾隆帝龙颜大悦，将其陈设在圆明园中观赏。

国宝回归之路

关于这件流浪海外多年的陶瓷珍品的回归路程，却有着一个曲折的感人故事。

关于这件陶瓷珍品的回归故事，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一个拍卖消息。那是2000年春天，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先生得到一条拍卖消息，英国苏富比拍卖公司不顾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公开表态，执意于5月2日在香港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去的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凭着高度职业敏感性，也为了不让流失的国宝不再次流失海外，秦公先生以自己丰富的文物鉴赏经验和爱国热情，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文物回归战。由于拍卖是在香港举行，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件真品，也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定它就是从圆明园流失的国宝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在拍卖前的短暂时间里，秦公先生和有关人员经过了紧张的搜集资料查证和研究，经过对第一手资料拍卖图录的细致研究判断，认定了这件拍卖品就是当年的故物。

2000年5月2日下午2点20分，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现场，这件国宝拍卖开始了，现场竟拍者强手如林，当拍卖师以420万港币的底价开始叫拍后，现场场上应者如云，在经历了40多次的竟拍之后，北京市文物公司最终以1900万港币的价格压倒所有竞拍者，拍得了这件国宝。让这件流失海外的“艺术孤儿”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

令人遗憾的是，秦公先生却没能亲眼看一眼自己花费心血抢救回来的国宝，在拍卖会圆满成功8天之后，秦公先生却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病逝在工作工位上。

国宝拍得回归后，经过8位专家的鉴定，给这件身价1900万港币的拍品鉴定结论是：“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是乾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器物，曾陈设于圆明园，这件传世作品极为罕见。器型规整，工艺精美奇巧，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器，纹饰图案融合了中西文化，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属国家一级文物。

如今，这件被称为“中国陶瓷发展到登峰造极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品”，在首都博物馆新馆的陶瓷精品展厅，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着国宝归来的故事，绽放着国宝的美丽，也享受着祖国人民的特别厚爱。

十二章纹

十二章纹，又称十二章、十二纹章，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服饰等级标志。

帝王及高级官员礼服上绘绣的十二种纹饰，分别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有时候分花和鸟两个章）、宗彝（南宋以前就是一只老虎一只猴子）、藻、火、粉米（晋朝以前是粉和米两个章）、黼、黻等，通称“十二章”，实际上“十六章”。绘绣有龙纹的九章礼服称为“衮服”。

十二章内涵丰富：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之意；山，取其稳重、镇定之意；龙，取其神异、变幻之意；华虫，美丽花朵和虫羽毛五色，甚美，取其有文采之意；宗彝，取供奉、孝养之意；藻，取其洁净之意；火，取其明亮之意；粉米，取粉和米有所养之意；黼，取割断、果断之意；黻，取其辨别、明察、背恶向善之意。

十二章纹的起源可追溯到舜帝时期，后世沿用，到了周代，周公旦制定《周礼》，规定以日、月、星辰三章画于旗帜，衣服上只保留九章纹，以龙为首章而称为“龙衮”。后来秦始皇帝登基，废除章纹制度，祭祀礼服一律为纯黑，称为“袀玄”。直到东汉才再度恢复十二章纹。

十二章为章服之始，以下又衍生出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之别，按品位递减。例如明代服制规定：天子十二章，皇太子、亲王、世子俱九章。

基本简介

按照史料十二章纹在在周朝时便已明确形成，后至秦汉。所以不可能取材于汉朝之后的书籍。

十二章纹其实就是十二种图案（记住实际上历朝历代的十二章都不是一样的加起来一共是十六章）。

“日”即太阳，太阳当中常绘有金乌，这是汉代以后太阳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日中有乌”、“后羿射日”（《淮南子·精神训》等）等一系列神话传说。

“月”即月亮，月亮当中常绘有蟾蜍或白兔，这是汉代以后月亮纹的一般图案，取材于“嫦娥奔月”（《归藏》、《淮南子》古本、张衡《灵宪》）等优美的神话传说。

“星”即天上的星宿，常以几个小圆圈表示星星，各星星间以线相连，组成一个星宿。

“山”即群山，其图案即为群山形。

“龙”为龙形。

“华虫”，按孔颖达的解释，即是“花“和“雉”，“华虫者，谓花和雉也。花就是花朵……雉是鸟类，其颈毛及尾似蛇，兼有细毛似兽”。（《礼记·王制》孔颖达疏）。

“宗彝”，就是老虎和猴子即宗庙彝器，南宋以后作尊形画在杯子上。

“藻”即水藻，为水草形。

“火”即火焰，为火焰形。

“粉米”即白米，和粉，粉为碎米，米为米粒形。

“黼”是黑白相次的斧形，刃白身黑。

“黻”是黑青相次的“亚”形。

象征意义

以上十二种图案，各有其象征意义。按照历代注疏《周礼·春官·司服》的封建学者们的解释，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文理”（即取其五彩的外貌）；宗彝，取其忠孝，因有的绘成虎与猿形，虎，“取其严猛”，猿，取其“智”；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养人”（即取其滋养）；黼，取其“割断”（做事果断之意）；黻，取其“背恶向善”（见《周礼·春官·司服》贾疏）。

由来

十二章纹由来已久，在舜帝时代正式形成。《尚书·益稷》记载了舜帝和大禹的对话:“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从舜帝开始制定十二章纹，之后王朝更替，夏商周，纹饰各有不同。《礼记·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根据《周礼注疏》记载，周代有官职名为“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周朝将日、月、星辰三章画在旗帜上，而用于祭祀的礼服只保留九章，并且采用“玄衣纁裳”。即《左氏春秋》所谓的“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公爵八命故用八章，侯爵七命、伯爵五命，故用七章、五章，以示等级。不过，《周礼》本身并没有记载十二章纹之制，只是说“王之吉服”有“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即所谓“天子六冕”。只是以后注疏《周礼》的人都一致认为周礼中有十二章纹之制。所以，十二章纹究章于何时形成，尚未确考。

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封建的统治秩序，纷纷制定详细、繁琐的封建礼仪，为了说明这些封建礼仪的合理、正统，都把一些礼仪的产生时间上推至三皇五帝时代，对于十二章纹也是如此。例如，《史记·孝文本纪》载：“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后汉书·舆服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晋书·刑法志》亦云：“五帝画衣冠而民知禁”等等。所有这些，均无案可稽。

历史记载

十二章纹的最早而又全面的记载，是《尚书·益稷》中舜帝与大禹的对话：“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段记载指明舜帝制定礼服制度。《诗经·秦风·终南》有“君子至止，黻衣绣裳”；《左传·桓公二年》又载：“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火、龙、黼、黻，昭其文也”；《荀子·富国》又云，“黼黻文（纹）章，以藩饰之”，“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等等。“君子”、“君人”、“天子”等措辞，都说明了，十二章纹当中的火、龙、黼、黻等等，是代表等级制度的纹饰。

章服制度

章服制度真正确立，是在东汉初年。在此以前，封建制度虽已确立，但许多礼仪还是空白。即使战国（或以前）时期有章服方面的规定，但“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后汉书·舆服下》），汉承秦制，亦无详细的章服制度，所以，东汉以前，章服制度作为封建礼仪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正式确立。东汉永平二年，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从此确定了汉代的服制。东汉初规定：“天子、三公、九卿……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以下）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以下）七章，皆备五采……”（《后汉书·舆服下》）从此以后直到明清，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一直延用了近两千年。

历史沿袭

十二章纹之制自东汉确立之后，各朝各代都把它作为封建的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规定，皇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其服装，“衣画裳绣，十二章”，王公、卿助祭郊庙，王公衣九章，卿衣七章（《晋书·舆服志》）。南北朝时期，章服制度更趋繁琐，以后周为例，不仅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等级的章服，即使同一等级，不同用处的礼服也各有不同的章纹。皇帝“祀昊天上帝”等，用十二章，“享诸先帝”等，用九章；诸公之服，有时用九章，有时用八章，有时用七章，有时用六章（《隋书·礼仪六》）

隋大业元年，炀帝诏定章服之制，并规定了十二章纹在皇帝“衮冕”上的具体位置：“于左右髆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衣质以玄，如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为五物：裳质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指日、月、星），而备十二也。”将日、月分列两肩，星辰列于后背，从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就成为历代皇帝冕服的既定款式。至于皇太子、侯伯、子男、孤卿、诸侯，则分别为九章、七章、五章、三章（《隋书·礼仪七》）。

唐武德四年，朝廷发布诏令，宣布车舆、服装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违者治罪。天下只有皇帝可用十二章，皇太子及一品之服用九章，“龙、山、华虫、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二品之服用七章，“华虫、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三品之服用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四品之服用三章，“粉米在衣，黼、黻在裳”；五品之服用一章，“裳刺黻一章”（《新唐书·车服志》）。

宋代初期，天子之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龙、雉、虎、猿，七章（在衣）；红裳，藻、火、粉米、黼、黻五章（在裳）。”太祖建隆元年又改为前制，“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宋史·舆服志》）。至于皇太子，仍为九章，九卿五章。

明代洪武十六年也明文规定了章服之制，皇帝衮冕“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于裳”（《明史·舆服二》）十二旒冕。亲王上衣绘山、龙、华虫、火、宗彝5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4章花纹。共9章，九旒冕。世子八章，八旒冕。郡王七章，七旒冕。还有五章衮衣，赐予外藩，朝鲜曾获赐五章衮衣。

中国古代十二章纹之制前后绵延近两千年，文献记载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实物却很少。明定陵出土的数件缂丝衮服（圆领袍式）为我们了解古代十二章纹之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在这两件衮服上，龙纹最突出，共有十二团龙，分别织于两肩和前后襟上。另外，两肩织日、月，背织星辰、群山，两袖饰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六种纹饰分别列于前后襟团龙两侧，共列十二章纹，与明制符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

满清入关以后，废除中国传统的汉服制度，实行剃发易服政策，衮龙袍与其他汉服一道，成为了历史的记忆。满清皇帝所穿的龙袍为满族服饰改制，配以汉族传统的纹、章。

十二章纹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照临之内”。

等级制度

十二章纹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作为封建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早已随着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而消亡。但十二章纹毕竟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过，因此，了解十二章纹，对于我们阅读古籍、考察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体会中国帝制时代的严格而繁琐的等级制度，还是有所帮助的。

龙袍十二章纹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发展历经数千年，每一章纹饰都有取义，日、月、星辰代表三光照耀，象征着帝王皇恩浩荡，普照四方。山，代表着稳重性格，象征帝王能治理四方水土。龙，是一种神兽，变化多端，象征帝王们善于审时度势地处理国家大事和对人民的教诲。华虫，通常为一只雉鸡，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宗彝，是古代祭祀的一种器物，通常是一对，绣虎纹和蜼（一种长尾猿）纹，象征帝王忠、孝的美德。藻，则象征皇帝的品行冰清玉洁。火，象征帝王处理政务光明磊落，火炎向上也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粉米，就是白米，象征着皇帝给养着人民，安邦治国，重视农桑。黼，为斧头形状，象征皇帝做事干练果敢。黻，为两个己字相背，代表着帝王能明辨是非，知错就改的美德。

主要影响

李氏朝鲜衣冠学习明制，国王著九章冕服，即：“上衣青色，装饰五章，龙在两肩，山在背部，火、华虫和宗彜在两袖，此三章每袖自上而下各三；下裳纁（xūn，有浅红色等释义）色，装饰四章，藻、粉米、黼、黻，每章各二”，另有大带、蔽膝、佩、绶等配件；王世子著七章冕服。朝鲜独立后，成立大韩帝国，皇帝冕服亦改做最高等级的十二章冕服。 日本从唐朝引进十二章纹制，文武天皇发布的《大宝律令》规定，天皇在正式场合著十二章冕服“衮龙御衣”。732年，冕服上衣饰日、月、七星、山、火、龙、华虫，下裳饰藻、粉米、斧、黻。

江南织造曹𫖯(fǔ)

曹頫（约1695年—？），字昂友，号竹磵，曹宣第四子，曹寅嗣子，曹家最后一任江宁织造主事。曹頫小小年纪就对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颇有钻研，得到伯父曹寅的赞赏。雍正皇帝欣赏他的奏折文采，夸赞其为“大通家”。曹寅、曹颙去世后，曹頫过继给曹寅，接任江宁织造。雍正六年（1728），曹頫因骚扰驿站、经济亏空、转移家产等罪革职抄家，举家迁回北京，后事不详。

曹頫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叔父（一说父亲），在红学学术界颇受关注。胡适认为曹頫是小说人物贾政、甄应嘉的原型，并据此考证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当代研究者认为是贾宝玉的原型。一些研究者考证认为，曹頫是《红楼梦》原作者，其学说属于红学之曹学中的“非曹雪芹说”一支。

人物生平

少年好学

曹頫，曹荃第四子，字昂友，号竹居，取自《周易》：“仰（昂）以观于天文，俯（頫）以察于地理。”

《上元县志》之《曹玺传》载曹頫：“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曹頫奏折称呼曹顒为兄，曹顒约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此为曹頫生年的上限。张杰在《<红楼梦>原作者曹頫生年小议》一文中，考证曹頫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即1693年；刘传福在红学专著《曹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书中认为，曹頫的生年在1693—1696年间，约为1695年；樊志宾的《曹頫生年考》一文则认为曹頫约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国朝耆献类征》卷一百六十四宋和《陈鹏年传》中记载：“乙酉，上南巡。……车驾至江宁，驻跸织造府。一日，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乙酉年为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是康熙的第五次南巡，据年代判断，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个“嬉而过于庭”的小孩即是曹頫。

1704-1706年间与曹寅交集颇多的梦庵禅师《同事摄诗集》中作有一诗，名为《曹公子甫十二龄，天性醇淑，不乐纷华，因作俚语，聊当劝戒》，学界认为该诗为劝诫曹頫所作，据诗意，少年曹頫似乎也是个桀骜不驯的问题少年。其诗曰：

“忠必待壮强，孝乃弟子职。公子天性贤，乌用人劝激。善人受尽言，我固进言直。人近志学年，戒之在放逸。父命唯唯遵，趋庭如不及。云何能若斯，幼仗严训力。外傅授诗书，有闻急传习。初了四子书，经史继子集。融会其精华，滋润我卓识。发皇为诗文，光芒谁敢敌。文应法马班，诗宜陶杜则。临池如学书，右军是准的。柳骨与颜筋，苏米诸名笔。减获侍昏朝，使令勿呵叱。此亦人子也，渊明堪祖述。骄气若凌人，嘉声从此失。稼稿知难艰，世态识巨测。嗜欲渐次开，切切远声色。人生霄壤间，大节当建立。”

曹頫少时颇能作诗，曹寅常有诗词与其唱和。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十六也有记载：“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凉夜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飞盏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绿荷包。榜人能唱湘江浪，画桨临风当板敲。’‘早潮退后晚潮催，潮去潮来日几回。潮去不能将妾去，潮来可肯送郎来？’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崖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楝亭（曹寅）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袁枚认为“雪芹”是曹頫的号，尽管是近百年前的人和事，但袁枚却有耳闻，可见曹寅嗣子曹頫少时在南京作诗闻名。

管理织造

曹寅、曹顒去世后，曹寅一支只遗老母孤孀，家业无以为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月，在康熙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曹頫过继为曹寅遗孀李氏嗣子，并补放江宁织造。曹頫虽然有读书的天分，却没有管理织造事务的才能，以致在任期间累年亏空。雍正皇帝一上台即严加催逼欠款，曹頫痛苦不堪。曹頫拖欠公款已经让雍正十分不满，并交由怡亲王胤祥督查，但是他四处托情跑门路以求减轻罪责的做法更加深了雍正的猜疑和憎恶。

曹寅代养曹荃诸子，尤偏爱四侄曹頫，曾有诗曰：“承家望犹子，成才在四三。”可见曹寅对曹頫期望颇高。曹家老仆亦言：“曹頫为人忠厚老实，孝顺我的女主人，我女主人也疼爱他。”（故：188号）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顒病逝。初九日，谕旨：“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顒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李煦奏曰：“曹荃第四子曹頫好。”十二日，内务府奏曰：“遵奉仁旨，详细考查，曹荃诸子中，既皆曰曹頫可以承嗣，即请将曹頫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放曹顒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衔。”（故：188号）

抄家回京

雍正五年（1727年）底，曹頫终于大难临头，他被参劾骚扰驿站，雍正立即下旨交部严审，随后又将其革职。几天后，雍正得到密报，曹頫在离职受审期间竟然秘密转移家财，因此龙颜大怒，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下旨抄家。曹頫被抄家，主要是他主持下的江宁织造自作孽，即一个贪字、奢侈风俗、亏空甚多、年少无才、管理不善，行为不端、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项罪名。抄家后，遭到“枷号”的处罚，曹頫一家迁到北京，居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再后来，曹頫的踪迹似乎从历史的舞台上，从文献的记载中彻底消失了。

人物轶事

奢侈风俗

曹织造家风奢靡是不争的事实，胡适《红楼梦考证》：“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

雍正性喜节俭，对织造、盐政奢侈风俗深恶痛绝。五年三月，曹頫接到口传谕旨：“前织造等衙门贡献物件，其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曾（增）至九件之多，又见灯帷之上有加以彩绣为饰者，朕心深为不悦……此皆靡费于无益之地，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故：276号）雍正谕旨切中现实中的曹家、小说中的贾府尤其宁府的时弊。雍正整顿织造、盐政，也是为了纠正贵族阶层的不良风气。

织造亏空

曹家的亏空由来已久，关系重大，早已伏下了抄家的隐患。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朱批曹寅的奏折：“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故，无编号）五十年（1711），朱批：“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故：128号）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终因亏空压力山大而病殁。

五十六年（1717）七月十三日，曹頫、李煦将历年积欠83万两银俱已清还。这应该是经康熙宽免后，以盐课代赔曹、李两家亏空的总数，《红楼梦》道：“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16回）

曹頫自己又不断造成新的亏空。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三日，查曹頫售卖人参仍有九千二百馀两未交（故：254号）。

雍正元年（1723年），李煦获罪抄家，从经济上波及曹家。从前因李煦照顾，可以用两淮盐课代赔江宁织造的亏空。而当李煦案发后，曹家不仅丧失了盐政的援助，并且还要将是年从盐政得到的85120两退还回去。起初曹頫百般拖赖，后来移交户部，他就无计可施了。

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七，曹頫立下军令状：“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故：256号）

年少无才

曹頫不胜江宁织造之任，任期内贡献甚少，且亏空有增无减。雍正从织造经营的角度考虑，逐渐对曹頫的业务水平失去信心，举例如下：

售卖人参价格过低。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二十六日，谕旨：“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且系彼等取去後陆续出售者，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看来反而比此地少者，显有隐瞒情形。”（故：259号）

织造工作失职。三处织造纺缎均出现质量问题，为此除苏州新任织造胡凤翚因另案革职外，江宁织造曹頫、杭州织造孙文成俱罚俸两年，并照数赔补。大约因为当时危机加重，曹頫乱了阵脚，许多事务照料不到，以至本职工作都出现疏漏。

本人性格缺点。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八日，两淮巡盐噶尔泰奏曰：“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而在此之前，雍正对曹頫性格和能力的评估已自有主见。经过三年的观察，雍正认定曹頫甚属可恶、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朱批的语气比噶尔泰更重，证噶尔泰的访查基本属实，曹頫的性格缺点不容忽视。

清史学者冯尔康评价道：“曹頫属于好学而无行政才能的人，所用又非人，只能给曹頫添事，以致织造上用物品屡出差错，受到谴责”，“史书上记载，曹頫是一个忠厚老实有点学问的人。看来他应变能力不强，在官场上分辨不出形势，因而处事时有不妥当的地方”。（《雍正皇帝全传》）

转移财产

曹頫最大的行为不端，并直接招致抄家的是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

雍正五年（1727），织造亏空尚未赔清，眼看超过当初约定的三年期限，曹頫情知在劫难逃，早晚要出事。因此，当骚扰驿站案发，他便私自谋划后路，秘密将家产偷运出去，寄存在亲戚家里以及自家的北京老宅。

雍正向来对转移财产罪严惩不贷，宠臣隆科多已开此先例。当时雍正严词痛责道：“隆科多行为岂有此理，昏聩之极，各处藏埋运转银子东西。朕如此推诚教导，当感激乐从，今如此居心，可愧可笑。况朕岂有抄没隆科多家产之理，朕实愧见天下臣工也。”（冯尔康《雍正皇帝全传》）曹頫正好犯了这一大忌，往雍正枪口上撞。他最大最重的罪名，恰是这项转移财产罪，朱谕斥曰：“有违朕恩，甚属可恶。”（故：284号）

下旨抄家

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下旨抄家：

“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隋赫德到彼之後办理。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财产。倘有差遣之人到彼处，著范时绎严拿，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不得怠忽！”（故：284号）

六年（1728）正月，范时绎对曹頫家产实施查封。二月初二，隋赫德到任后，进行了清点和接收。三月初二，隋赫德奏报抄家情况：

“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四十口；余则桌椅、床几、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查织造衙门钱粮，除在机缎纱外，尚空亏雍正五年上用、官用缎纱并户部缎匹及制帛浩敕料工等项银三万一千余两。奴才核算其外人所欠曹（頫）之项，尽足抵补其亏空……”（故：286号）

七年（1729）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移会》载：“查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頫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

雍正开恩

放宽期限。曹頫是前朝旧臣，又居江宁织造要职，可雍正即位后并未立即对付他，反而对他很有耐性，不但保留他的官职，而且对他的亏空“屡次施恩宽限”。元年（1723）二月，谕吏部严查亏空案件，曹頫竟躲过这一劫。雍正将曹頫赔补亏空之期一缓再缓，拖延到次年，竟同意他请求的三年期限，期满后再缓一年。前后宽限达六年整。这就有力反驳了“曹家参与诸皇子储位之争并遭到雍正报复”的谬论。

合法保护。雍正四年（1726）十月中，有个叫桑额的人与曹頫家人吴老汉打官司。五年（1727）闰三月十七日，内务府审理判决：“议将桑额枷号两月，鞭责一百，发往打牲乌拉，充打牲夫……桑额所欠之银一千三百十五两，应向桑额于枷号期内催取，俟偿完吴老汉时，再行发配。”（故：277号）吴老汉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证曹頫的政治表现基本合格。

委以重任。雍正仍旧赋予曹頫奏报密折的特权和责任，并要求他认真履行。如二年（1724）五月初六，曹頫密奏江南蝗灾事，对地方官治理蝗灾的详情未予汇报，未指出其政务得失，似乎胆量不大。雍正批评曹頫闪烁其辞的同时，又鼓励他放开胆量，访查实情，详细奏闻，不要怕得罪地方官。三年（1725）七月初四，曹頫奉谕审理扬州洛兴华被山东巡抚拘捕一案，与曹頫一道受命的正是雍正亲自安插在金陵地区有意培植的新任苏州织造胡凤翚。五年（1727）二、三月间，曹頫先后向苏州织造高斌、两淮巡盐御使噶尔泰、管理淮安关务年希尧等人口传谕旨，其内容为整顿官吏奢靡之风，兼有批评与信任，恩威并重。这说明雍正曾经有意栽培曹頫。

从轻处罚。雍正对曹頫的惩办可归纳为革职、抄家、枷号、追赔。曹頫治罪轻重与否，可对比雍正朝其它案件，如圈禁、流放、充军、赐死、迫害致死、畏罪自尽等严刑峻法，种种苛酷，加于李煦、年羹尧、胡凤翚、纳尔苏、赫寿、隆科多、隋赫德、海保等重臣，其中不乏雍正亲自提拔的亲信。曹頫受到的刑罚，最大不过枷号，一年后枷号都免了。虽然生活清贫，毕竟享有人身自由，还有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聊以为家。周汝昌总结：“曹家能不至是，已为万幸矣。”（《红楼梦新证》）

允祥疼怜

康熙四十二年南巡，随行的皇子仅有胤礽、允祥和胤禛（雍正）三位，其中允祥又是胤禛的同盟。曹家“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这笔钱也花在胤禛和允祥身上。胤禛正是通过这次南巡鉴察到织造奢靡风气，故引以为戒，即位后屡屡申饬三织造及盐政厉行节约。如此看来，曹家对雍正的恩情大于对其他皇子的恩情。九子夺嫡时期，要说站队，曹家也是站在胤禛、允祥一队的。

雍正二年（1724），朱批：“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故：264号）

冯尔康认为，曹頫有可能私下交结雍正宠臣年羹尧、隆科多，希望打通这几层关系争取雍正信任。雍正同情曹頫的处境，知道有人假传圣意恐吓讹诈，故告诫他不要乱跑门路，并指示他依附怡亲王。

怡亲王允祥是雍正最信赖的兄弟，第一个心腹膀臂。允祥曾四次去曹家，对曹家很有感情，可说是曹家的保护伞。雍正指示曹頫投靠允祥，批文关键词“疼怜”，分明指给他一条生路，对他实甚怜恤。某些红学家的监视论、惩罚论与史实不符。

《红楼梦》105回曲折记录了当年查抄曹家的很多史实。例如，锦衣府赵堂官野蛮执法、中饱私囊，与范时绎、隋赫德极似；北静王、西平王悯恤贾府，暗中周全，又与怡亲王允祥、平郡王福彭极似。

后事终难继

雍正七年（1729）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移会》载：“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十年（1732），隋赫德革职回京。老平郡王纳尔苏命第六子福静向隋赫德勒索价值50两银的古董及3800两现银。十一年（1733）十月初七，隋赫德以钻营罪发往北路军台效力，比曹頫更惨。雍正惩办隋赫德，对平郡王一家则未加追究（故：294号）。

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帝登基，连降三旨对前朝经济亏空案予以宽免。十月二十一日，宽免曹頫骚扰驿站案内欠银三百二两二钱。

人物年谱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曹頫约生于是年，父曹宣（荃），祖父曹玺，祖母孙氏夫人。排行第四，三兄长依次为曹顺、曹頔、曹颀。自幼由伯父曹寅抚养，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中长大。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康熙第五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皇十三子胤祥随从。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秋，曹寅长女出嫁平郡王纳尔素为王妃。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康熙第六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皇十三子胤祥随从。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曹寅次女出嫁康熙侍卫为王妃。

康熙五十年（1711年），曹寅在扬州巡视鹾政，刻全唐诗。春，次子珍儿夭逝于南京。三月二十六日，曹寅作诗痛悼，诗题《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四侄即曹頫，西轩诸友即南京幕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曹寅病逝于扬州。曹颙接任江宁织造。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曹颙病故。正月十二日，内务府奉康熙谕旨，从曹宣四个儿子中，选曹頫过继给曹寅之妻为嗣，补放江宁织造，并任主事职街。

二月初九日，曹頫奏辞南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抵江宁省暑，省觐老母，传宣圣旨。三月初六日接印视事，敬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于此日正式上任。是年约曹頫十九岁。

七月十六日，曹頫向康熙覆奏家务家产摺。因康熙批示要求其汇报家中大小事，曹頫详细汇报家产情况。

八月二十日，曹頫奏请圣安并求赐稻种由摺，请求赐双季稻稻种。

九月初一日，曹頫奏捐银两以供军需摺，捐银三千两，供军需采买骆驼之用。

十一月初一日，曹頫奏报总督赫寿丁忧百姓环请保留情形摺，奏两江总督臣赫寿之母病故。阖城百姓恐其丁忧离任，俱罢布不令总督交印，环请保留。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二月初六日，曹頫奏遵旨照看熊赐履之子情形摺。曹頫的舅舅苏州织造李煦至江宁传宣圣旨，著曹頫照看前大学士臣熊赐履之子。曹頫亲往其家看视，其长子熊志伊，风痰时发，次子志契年九岁，幼子志夔年八岁。曹頫送银二百两，为其家盘费之资。

五月十九日，曹頫奏请圣安并报雨水粮价摺。康熙朱批：“朱批：知道了。闻得浙江雨水过多，民食甚艰等语，未知是否？尔细细访问，奏闻要密才好。”

七月十四日，曹頫秘奏报杭州各属被灾情形摺，奏报杭州、金华、衢州、严州一带的灾情及粮价情况。

八月初一日，曹頫奏请圣安并报盐差病故摺。康熙朱批：“知道了。米价还贵，如何说得十分收成？病故人写在请安摺内，甚属不合！”受到了康熙批评。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初三日，内务府奏请将两千多斤人参分交江宁织造曹頫、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售卖。孙文成家系曹頫祖母孙氏夫人婆家。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六月十一日，曹頫奏为筹画铜斤节省效力摺。请求将八省督抚承办七分红铜，赏给自己来办。康熙朱批：“此事断不可行。当日曹寅若不亏出，两淮差如何交回？后日必至噬脐不及之悔。”没能征得皇帝同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奏请严催李煦曹頫送交售参银两摺。截止八月二十日，曹頫分到之六种人参七百三十八斤十一两四钱，共售银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一两九钱七分七厘五毫内，收得银八千两交付藩司。孙文成全部交齐，李煦分文未交。

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卒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继位，是为雍正帝。皇十三子胤祥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并晋升怡亲王。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十，复查曹頫舅舅李煦亏空一案，皇帝批准查抄李煦家产。全家二百余口皆被逮捕进京。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初七日，曹頫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摺，织造亏空曹頫请求分三年补完，获雍正批准后奏谢。

四月初四日，曹頫贺边疆凯旋摺。雍正朱批：“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文采获得雍正皇帝的赞扬。

闰四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来保奏曹頫等三织造售参价银比历年均少摺，称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理应比北京多得价银。实际却相反，显有猫腻。

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允禄等面奏胡凤翚曹頫呈报查问洛兴华被山东巡抚拘捕缘由。

九月三十日，内务府奏停止曹頫等承造马鞍撒袋等饰件，改由广储司铸造。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初十日，内务府总管允禄等奏孙文成曹頫等织造绸缎轻薄议处，曹頫被罚俸一年。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初九日，曹頫向管理淮安关务年希尧口传谕旨。三月初十日，曹頫向两淮巡盐御使噶尔泰口传谕旨。

六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请将曹頫等罚俸一年摺，曹頫与内务府司库各被罚俸一年。

十二月初四日，因曹頫亲自押运送龙衣，经过山东长清县等处，因“于勘内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以勒索驿站被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雍正批准彻查，曹頫获罪。

十二月二十四日，因被举报有转移家产之行为，雍正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此事件牵连致杭州织造孙文成遭解职。

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曹頫举家迁回北京，蒙雍正恩谕与三对家仆居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负责抄家的官员有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江南总督范时绎，由时任总理事务大臣的怡亲王胤祥总负责。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七日，总管内务府咨称，曹頫仍在枷号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曹頫被赦罪，因骚扰驿站尚未赔偿完的302两银子被朝廷宽免。

家庭成员

曹家世系

乾隆官方档案载：“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祐，现任州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转引自胡适《红楼梦考证》）

雪芹之叔

曹頫与曹雪芹，是叔侄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长期以来是个谜，胡适先生认为是父子关系，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叔侄关系，并成为共识。2015年，以中国红学会和北京曹雪芹学会为主的红学界隆重举行了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的活动，确定曹雪芹是曹顒的遗腹子，生于1715年。曹頫为曹顒之弟，故曹頫为曹雪芹之叔。

1、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写到：“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叙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书删改至五次......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因曹顒早逝，作为宝玉原型的曹雪芹“叔辈某人”，只能是曹頫。

2、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也记载，曹雪芹告诉敦敏：“借家叔所寓寺宇……”曹雪芹作为曹寅的孙子，他叔父辈中活在世上的是曹頫，雪芹提到的家叔无疑是曹頫。雪芹有”家叔”，佐证了红学界对曹頫与曹雪芹是叔侄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的定论，因为曹頫在家族中排行最小，雪芹若是他的儿子，则绝不可能有家叔。

3、曹頫有位姐姐嫁平郡王那尔苏为王妃，萧奭《永宪录续编》载:“寅,字子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胡适先生考证：“曹寅有一女奉旨嫁与镶红旗王子，典礼隆重，此即所谓贾妃也。”另一女则“远嫁蒙古王子为妃”。

人物争议

原型之疑

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中做出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结论：百二十回《红楼梦》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真正作者是曹雪芹之父曹頫，也即小说早期抄本上著名的批语者“脂砚斋”；而曹雪芹只是小说中部分诗词的创作者；小说是按照从1706年到1724年这样一个真实的年代序列来逐年叙事的。在关于曹頫的红学专著《曹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中，直指曹頫是贾宝玉原型：

1. 贾宝玉有个英年早逝的哥哥贾珠，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贾兰，贾家因罪被抄家时贾兰十三岁；曹頫有个英年早逝的哥哥曹颙，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曹天佑，曹家因罪被抄家时曹天佑十三岁。
2. 小说透露贾宝玉有两个当王妃的姊妹；史料记载曹頫有两个当王妃的姊妹。
3. 贾宝玉的父亲贾政可以决定应天府知府的命运，有两个当王妃的女儿，长子早丧，留下一个遗腹子，他造过船，赈过灾，晚年名利大灰，脂砚斋透露他曾做过巡盐御史，曾带贾宝玉赴外地出外差，曾在坐船路过毘陵驿（江苏常州）时遇到下雪；曹頫的父亲曹寅可以决定江宁府知府的命运，有两个当王妃的女儿，长子早丧，留下一个遗腹子，他造过船，赈过灾，晚年名利大灰，做过巡盐御史，曾带曹頫出外差赴扬州刻书，曾在坐船路过毘陵驿（江苏常州）时遇到下雪，作《毘陵舟中雪霁》一诗。
4. 贾宝玉有位风光排场、一生享福的高寿老奶奶史老太君，丈夫早逝，一品夫人，其侄子“迁委外省大员”，贾家被抄后，侄子被罢官。；曹頫有位受皇上关爱、一生享福的高寿老奶奶孙老太君，丈夫早逝，一品夫人，其侄子1705年出任杭州织造，曹家被抄后，侄子被罢官。
5. 曹頫有位居官多年的舅舅李煦，因亏空罢官而落败，死于流放中，结局悲惨。王子腾的父亲管着“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李煦的父亲曾出任东南沿海的浙江布政使、广东巡抚等职，海外贸易由其管辖。
6. 贾宝玉被皇上关心过、恤悯过；曹頫被皇上关心过，呵护过。
7. 贾宝玉是贾家事业的继承人；曹頫是曹家事业的继承人。
8. 贾宝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曹頫既败了曹家，又负了朝廷。（“不肖”，最标准而通俗的解释是“败家子”的意思。）
9. 贾宝玉家住北京，甄（真）宝玉家住南京；曹頫家住南京。甄（真）宝玉后来“改邪归正”，大讲“文章经济”；曹頫承嗣补天，为文章经济而忙。
10. 贾宝玉家接驾一次，甄（真）宝玉家接驾四次；曹頫家接驾四次。
11. 贾宝玉住过有山、有河、有稻田的美丽大观园，园内有村庄，有庙庵，有石洞，有竹林，有梅林，有水闸（名曰“沁芳闸”）；甄（真）宝玉家在南京有个一模一样的大观园；曹頫在南京住过有山、有河、有稻田的美丽曹家花园（随园），园内有村庄，有庙庵，有石洞，有竹林，有梅林，有水闸（名曰“回波闸”）。
12. 贾宝玉在少年时，几大家族的亲戚都很显赫；曹頫少年时的几大亲戚也都很牛气。
13. 贾宝玉少年时，贾家有家庙，有戏班子，有几百佣人，周围美女如云（这一点相当重要，没有美女就谈不上金陵十二钗，谈不上红楼梦曲十二支，谈不上《红楼梦》），锦衣纨袴；曹頫年少时，曹家有家庙，有戏班子，有几百佣人，正处家族最繁荣时期，周围不乏美女，锦衣纨袴更是情理之中。
14. 贾宝玉被抄没后，脂批透露其进了曾有仆人探视的“狱神庙”，实际是进了监狱（87版的《红楼梦》电视剧即是按贾宝玉坐牢拍摄的），后来当了和尚；曹頫被抄没后进了监狱，后来当了和尚。
15. 贾宝玉有位挚友北静王水溶，长贾宝玉七八岁，对宝玉很呵护，曹家被抄时北静王颇为照顾。曹頫有位挚友怡亲王胤祥，长曹頫七八岁，对曹頫“甚疼怜”，曹家被抄时，由任总理大臣的怡亲王总负责，对曹家颇为照顾，没有像李煦那样全家被逮捕、插草拍卖。
16. 贾宝玉住大观园的年代在小说中被透露，与曹頫相合。《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到饯春会，“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查黄历，在整个清朝的近三百年间，只有一个年份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种节”交在“未时”，那就是康熙四十五年的1706年，此年曹頫正好十二三岁。这是作者在小说中透露的一个历史现实中的年代，正是曹寅长女1706年出嫁为妃，康熙1705年和1707年连续两次南巡（脂砚斋语：“省亲实写南巡”），曹家最兴旺热闹的时候，小说中描述：“热闹到不堪的田地”。

与曹頫相关的文献，在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瓶湖懋斋记盛》中也有记载，曹雪芹告诉敦敏：“借家叔所寓寺宇。”这佐证了曹雪芹在现实中是有个叔叔存在的。从逻辑上讲，由于曹颙死了，这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叔叔只能是曹頫。关于曹雪芹和曹頫的关系，红学界一般认为曹雪芹要么是曹頫儿子，要么是其侄子，即曹颙的儿子。据以上文献史料判断，二人是叔侄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红楼之疑

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是由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但在近些年，曹雪芹的著作权遭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同时，根据历史文献，曹頫被不少研究者考证认为是《红楼梦》的原作者。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楝亭"是曹頫嗣父曹寅的号，袁枚做过江宁知县，他知道曹寅出门爱带本书，可见袁枚对曹家是非常熟悉的。袁枚称是曹寅的儿子雪芹写了《红楼梦》，而且他还专门介绍“雪芹”是谁，“雪芹者，曹楝亭（曹寅）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嗣君”是过继子的尊称，曹頫是曹寅的过继子，由此可知，是曹頫写作了《红楼梦》。

袁枚心目中的《红楼梦》作者是曹頫，体现他所记载的身份和时代两个方面：一、《红楼梦》作者是曹寅的儿子，而且是嗣子。曹頫是曹寅的嗣子。二、“相隔已百年矣”，也说明袁枚所指是曹頫。尽管袁枚写此文的时间是在晚年，但他比曹雪芹只小一岁，少年曹雪芹若在秦淮河边作诗，再怎么说也不可能“相隔已百年”。

胡适先生当年考证《红楼梦》作者，所依据的就是袁枚的记载。他推断曹雪芹是贾宝玉的人物原型，便断定是曹寅的孙子而不是儿子写出的《红楼梦》。因曹雪芹12岁时曹家被罢官，13岁时被抄家而迁居北京，他不可能经历贾宝玉那样风花雪月的生活，主流红学的观点是，曹雪芹不是贾宝玉的原型，胡适关于"《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论断，由此也引起了很多红学研究者的质疑和否定。裕瑞也说曹雪芹仅是《红楼梦》的批阅增删者，他“宝玉系雪芹叔辈某人”的说法，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红楼梦》开篇的“作者自云”和脂砚斋批语，都强调小说是根据作者自身经历写成的，如“借省亲事写南巡”，“作者亲历之现成文字”，“作者曾经”，“非经历过写不出”等等，作为叔辈人的曹頫经历过，但曹雪芹没有，康熙南巡时，他还没出生。以袁枚和裕瑞的记载为依据，身为“曹楝亭（曹寅）织造之嗣君”的曹頫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定为《红楼梦》的作者。

荒原意识

1922年10月，T·S·艾略特发表长篇诗作《荒原》（The WasteLand），在英美诗坛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现代派诗人那里引起了思想共识和艺术趋同，有人将这种批判荒谬与黑暗现实社会的文化心态称之为“荒原意识”。

将《红楼梦》的批判意识与《荒原》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作家与诗人的“荒原意识”在曹頫笔下已经构筑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曹頫对社会、时代和历史的批判是全面的、彻底的和义无返顾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恰恰是“荒原意识”曹頫式的表达。与艾略特不同的是，曹頫在现实社会的任何宗教活动中都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在曹頫的笔下，寺院、道观和庵堂都是流氓、骗子、杀人犯和拐子等作奸犯科之辈的庇护所。这表明曹頫注定不会与社会达成任何妥协。

没有宗教信仰的曹頫如果不愿意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又是依靠什么来维系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其不至于崩溃呢？由太史公司马迁所总结的“发愤著述”的人文传统可能是曹頫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而从根本上来说，中华文化里那种博大、刚健、豪迈的君子之风和浩然之气已经内化为曹頫个人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是不可复制的，但它又似曾相识；是个人的，而又归类于群体；是历史的，却将再现于未来。这种精神气质的内涵，就是傲然独得的个体敢于反抗历史进程中的一切暴政、强权和谎言。

作为一个思想者，曹頫遗憾地没有艾略特那样多元选择的天空，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曹頫绽放了他最绚烂的才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尽的义务和使命——用奔流的血泪去作诚实的见证。在曹頫的时代里，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在曹頫的文采和风骨中，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优良资质。

脂砚斋

1. 脂砚斋与贾宝玉的关系很不一般。宝玉陪父亲晋见元妃时，贾政说：“岂意得征风鸾之瑞”，庚辰本侧批：“此语犹在耳。” 本是宝玉听到的话，却犹在脂砚之耳。在第二十八回小说写贾宝玉分别与王熙凤和林黛玉交往言谈时，庚辰本分别侧批道：“有是语，有是事”，“有是语，真有是事。”这些私房话也不是谁都可以听到的。写宝玉“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庚辰本侧批：“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不禁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至于小说中看戏一节，批语称“凤姐点戏，脂砚执笔”，更让人大跌眼镜。

2. 与曹雪芹关系密切，了解作者的意图，了解创作内幕，在写书的十年中一直都在参加意见，使曹雪芹有增删五次之举。在写马道婆“又向贾母道：祖宗老菩萨哪里知道，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处甲戌本侧批道：“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混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写贾琏借当时，庚辰本夹批：“盖此等事，作者曾经，批者曾经，实系一写往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笔，究竟不即不离也。”“‘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3. 是曹雪芹的长辈或近亲，熟悉贾（曹）府的兴衰，见过世面，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写到薛蟠想出去经商，宝钗说了一大段话后，脂砚斋评道：“作书者曾吃此亏，批书者亦曾吃此亏，故特于此注明，使后来人深思默戒。脂砚斋。”说明脂砚斋和作者都有做大生意的经历。赵嬷嬷讲到江南甄家接驾四次：“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庚辰本侧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

4. 脂砚斋对《红楼梦》怀有超乎想象的别样感情，二十年如一日，亲自抄评至少五次，动辄痛苦流涕。例如称小说中的“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八字是“作者一生惭恨！”诸如此类的批语有很多：“伤心笔，堕泪笔”，“一句一滴血，一句一滴血之文” ，“今阅至此，放声一哭”，“我读至此，不觉放声大哭” ，“四字是血泪盈面”， “作者眼泪同我泪”， “四字是作者痛哭”， “哭杀幼而丧父母者” ，“可怜、可叹、可恨、可气，变作一把眼泪也”， “伤哉，宁不恸杀”， “作者有多少眼泪，写此一句”， “今读此文直欲拔剑劈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 “所谓此书真是哭成的”，“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 “作者发无量愿，欲演出真情种，性地光圆，遍示三千，遂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画一幅大慈大悲图” ，“我不仅泪流一斗，湿地三尺”；“不忍下阅看完，想作者此时泪下如豆矣”， “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 “此句令批书人哭死” ，“此作者刺心笔也”， “字字看来皆是血”，“一字化一泪，一泪化一血珠”。

5. “脂砚斋”是代用名，本人不便出名（曾是戴罪之身？怕犯禁忌？）为何脂砚斋要将本是一人的作者和批者分开呢？“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四句诗以及批语中的数个“瞒”字，或许道出了脂砚斋的苦衷和纠结。作者是心酸的，痴狂的。“为人要老实,为文要狡猾”的批语告诉我们，作者是“狡猾”的，“烟云模糊”的。和不想让读者知道脂砚斋是作者，而故意将作者和批者分开一样，批语后期又化名畸笏叟，同时也特意将其与脂砚斋分开，为了烟云模糊之目的，可谓煞费苦心。

脂砚斋是个和尚。庚辰本一句侧批可证：“呆兄亦有此话！批书人至此，诵《往生咒》至恒河沙数也。”

6. 是什么促使脂砚斋腰斩《红楼梦》，改为《石头记》呢？

既然“脂砚斋”早已参与《红楼梦》的成书，构思的方针就早己讨论过，十年大功告成才来个大改动，原因无非是：出现意想不到的政治气候，不得不改；他比作者老成持重，经历更丰富，比作者更强烈地感到必须修改。

首先，要给《红楼梦》全壁本加上政治外包装。重写（或大改）了前五回，更加入“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用朝廷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还有石头记载、空、幻……连名字也改为《石头记》。一于来个与今天常用的“本书内容纯熟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相类似的卷标，免得给抓到把柄。

其后，删改不当字句。有些以往作者舍不得删的，这次都大刀砍去。17、18、67、78回都可能是删得较多的。到后四十回，写到贾府衰亡，大量语句都会有政治问题。一再删除，失去完整性。进退两难，干脆不拿出来算了。是故《石头记》就只得八十回。这一删除，显然是“脂砚斋”作的主，而且不会留下原稿，曹雪芹只好默许。是什么力量做成这样呢？关键是乾隆十八年的一桩“文字狱”：

可见，使这部巨著成为残稿的，完全不是“最平淡无奇的偶然原因”──借阅迷失。迷失只是托辞而已。这样说了，可以免露破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脂砚斋”是谁呢？——只能是曹頫。

卮（zhī）

卮（zhī），本是周秦汉晋之际广泛使用的一种饮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圆筒形器身，直壁，深腹，有环形鋬耳或半环耳，有些有盖，有些无盖。类别主要有木卮、陶卮、漆卮、铜卮和玉卮、牙卮甚至铜框玉卮和玳瑁卮等。

简介

卮，特点是圆筒形器身，直壁，深腹，有环形鋬耳或半环耳，有些有盖，有些无盖。类别主要有木卮、陶卮、漆卮、铜卮和玉卮、牙卮甚至铜框玉卮和玳瑁卮等。最早最简单的当为木卮，器形都作圜形。一般来说，木厄、陶卮甚或漆卮多为民间百姓所用，而铜卮特别是玉卮、玳瑁卮、铜框玉卮则较为少见，多是西汉时期皇室贵族最喜欢用的高质量、高品位的一种器皿。

类型

陶卮

釉陶卮，东汉时期，属陪葬明器，2001年出土于㽏井崖脚墓地第27号汉墓。通高8.3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7.5厘米，现藏于忠州博物馆。

铜卮

垂鳞纹卮，西周晚期，高6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5厘米。卮侈口，短颈，鼓腹，单柄，平底，器身矮宽敦实。颈下方饰一周云雷纹,器腹有三层相互叠压的鱼鳞纹。器柄做成三股绳的形状，每股间留有空隙， 精巧写实。

漆卮

战国黑漆朱绘狩猎纹卮，彩绘云气纹漆卮，西汉时期，1997年扬州市郊西湖胡场17号墓出土。通高11.1、口径10厘米。器木胎、筒状，附三蹄足，一侧设圆鋬，上置扁平盖。器外满髹黑漆地，朱漆绘大幅云气纹，正背面云气中各饰一张牙舞爪的立兽；盖侧面绘云雷几何纹，顶面绘双圈云气纹，以几何纹作隔，中心饰一舞兽。

玉卮

朱雀衔环踏虎玉卮，西汉时期，1997年巢湖市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口径8厘米，通高13.6厘米。器作筒状，直口，平沿，三短足。采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技法刻琢纹饰。一侧透雕一朱雀立于螭虎身上，朱雀昂首，口衔索状环，爪部抓住螭虎的腰部，长尾末端一分为二，尾羽内卷；螭作行走状，头侧昂，张口露齿，四足爬伏在器壁上，长尾呈索状曲卷。与之相对的另一侧透雕一熊，以熊身作鋬手。头顶鬃毛上卷，两只前足一只上举抓住鬃毛，一足抱于腹部，两后足一直伸一后屈，长尾亦向内卷起。口沿下，腹中部和近底部分别雕琢三周带状纹。上部为变形兽面纹，中部饰卧蚕纹，近底部刻双足站立的长尾鸟纹。朱雀、熊和纹带的间空雕镂勾连卧蚕纹。三矮足面如牛头形，顶部饰火焰纹，两角尖向内卷，圆睁双目，短鼻。外底部纹饰均为线刻，中间为一圈卷云纹，边缘饰菱形纹和三角纹。

带盖朱雀玉卮，西汉时期，1997年巢湖市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口径6.8厘米，通高11.7厘米。筒状，直壁，平沿，平底，三矮足。盖面微弧，下缘内收凸榫状，与器口套合。器身一侧采用透雕和高浮雕技法刻琢一朱雀鋬手。朱雀双目圆睁，冠羽分向两边，身外挺形成一环状鋬手，其腹部有“几”形刻纹。

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为孙中山的三大著作之一，主要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个部分。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2020年10月，正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驻足凝视，感慨地说：“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孙文学说》

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作。 全书共分8章，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了“ 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该书宣扬了“行而后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有所批驳 。在当时对革命起了一定作用。

《孙文学说》（心理建设）

作品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

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

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

第五章 知行总论

第六章 能知必能行

附录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

第八章 有志竟成

《实业计划》

这部洋洋十万余言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无疑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纲领。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 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

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主张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要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

《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作品目录

自序〔绪论〕

第一计划

第一部 北方大港

第二部 西北铁路系统

第三部蒙古、新疆之殖民

第四部 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京、中部通渠

第五部 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

第二计划

第一部 东方大港

第二部 整治扬子江

第三部 建设内河商埠

第四部 改良扬子江之现存水路及运河

第五部 创建大土敏土厂

第三计划

第一部 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

第二部 改良广州水路系统

第三部 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

第四部 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

第五部 创立造船厂

第四计划

第一部 中央铁路系统

第二部 东南铁路系统

第三部 东北铁路系统

第四部 扩张西北铁路系统

第五部 高原铁路系统

第六部 设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

第一部 粮食工业

第二部 衣服工业

……

《民权初步》

1917年完稿。该书分为5卷20章，包括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之顺序、权宜及秩序问题等内容，叙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 ，反映了孙中山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目标。

《民权初步》（社会建设）

作品目录

序

卷一 结会

卷二 动议

卷三 修正案

第四 动议之顺序

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

结论

附录 章程并规则之模范

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温榆河支流东沙河上，水库紧邻明十三陵地区，因而得名。水库建于1958年，距北京城区约40千米，是一座防洪、发电、灌溉、养鱼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十三陵水库坝高29米，坝长627米，底宽179米，顶宽7.5米，大坝外坡上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总库容8100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5150万立方米。

十三陵水库已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残奥会后不再对外开放，最后一次举办活动是在2011年北京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时，水库全域已被封闭。

历史沿革

建造渊源

十三陵地区是一个盆地，周围群山环抱，整个流域面积为223平方千米，每遇夏季暴雨，山洪暴发，直泄东山口，从东沙河一直泄入温榆河。两岸村舍、农田经常被毁，人身财产，蒙受严重的灾害，洪水过后，又变成一望无际的卵石沙滩，无水缺水，一片干枯。

据《昌平文史资料》载，在1954年4月，周恩来到十三陵地区视察时就指示说：“北京名胜古迹甚多，风景优美，但有山无水是美中不足，尤其是十三陵这个名胜古迹，是外宾必游之处，有山无水是一大遗憾。若能修个水库，有个大的水面，那就更美了。”同年夏天，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有关领导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从此就开始了十三陵水库的设想和修建规划。当时这项工程原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投资一千九百万元建设。

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普遍高涨。9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水利积肥运动的决定》激励民众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时任昌平区委副书记郭汉文回忆：当时昌平区委认真讨论了中央决定，并根据群众呼声，提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计划。 1957年12月26日，北京市设计院提出十三陵水库的设计方案。水库设计工作以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为主体，邀请水电部北京勘探设计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文所、水工所及清华大学水利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和北京地质水文大队等单位参加，实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

1958年1月4日，北京市委批准了方案，并决定成立了以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为主要领导职务的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由赵凡任总指挥，张俊士、贺翼张担任副总指挥。 1958年1月15日，初步完成了工地上的用电任务，连通了工地指挥部与六、七里外的电源。

修建过程

1958年1月21日，十三陵水库修建工程破土动工；上午10时，在昌平区蟒山与汉包山之间的天地山脚下召开了修建十三陵水库开工典礼。最初，参加建设的人员有昌平民工8000余人和义务劳动大军约2000人，他们自带行李、粮食和炊具，从四面八方来到工地。当时正逢天寒地冻，又缺乏施工经验，加之施工机械少，虽然人们劳动热情高涨，但施工进度缓慢。

1958年2月16日，清理坝基工作基本结束，已经开始筑填坝身。

1958年3月29日下午，周恩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视察，听取关于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向指挥部负责同志转告毛泽东的话：“改良工具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推荐用安徽车子推土的办法，比肩挑好。”

为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筑坝任务，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和北京市委决定再次增加施工力量，动员全市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参加义务劳动，施工劳动力增至5万人。4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聂荣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亲自到工地视察后提出，动员驻京部队和院校力量支持水库建设。

1958年5月8日，北京市委批准水库党委由市委直接领导，指挥部按部队形式组织，从此施工人数猛增至10万。

1958年5月上旬，为了争取时间，加快黏土的运输，经过解放军二支队党委讨论，提出“苦战三昼夜，修好零九线”的计划。零九线是从长陵园黏土料场通到大坝东端的一条轻便铁路线，全长5100米。计划于5月11日清晨开始实施，经过全支队官兵三天三夜的苦战，终于在5月14日清晨建成，当天下午二时全线通车。

1958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准备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水库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张赛英在水库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的介绍下，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题词，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十三陵水库”，刘少奇题写了“劳动万岁”，周恩来题写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题写了“移山造海，众志成城”。在工地上，毛泽东奋力挥嵌，一嵌一嵌地把土装进筐里。刘少奇参加了砸夯，周恩来拉车运土，朱德挑担。70多岁的朱德已是第二次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水库工地劳动，极大地鼓舞了10万建设大军，当日上坝土方量达到5.1万立方米，创下施工以来的日最高纪录。

1958年6月11日，完成了150多万方的土沙填筑，10万多方的坚石开凿，400多米长的输水管道和22米高的进水塔。

1958年6月15日，由周恩来总理挥旗带队，李富春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叶季壮、史良、许德珩、沙千里等部长和李葆华、潘振亚等60多位副部长和司、局长等300多人入驻十三陵水库工地，与群众们吃住一起，参与劳动。

1958年6月30日，经过160天的修建，十三陵水库竣工。7月1日，举行了落成典礼。陈毅副总理为水库剪彩，彭真市长到会讲话。典礼束后，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人在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总指挥罗文坊、政治委员赵凡陪同下，检阅了建设者的队伍，井且乘车绕水库一周，视察了各项工程。

十三陵水库修建过程中，近4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其中解放军驻京部队官兵11.5万人，国家机关干部8.6万人，昌平和其他区县农民2.2万人，中等以上学校师生10.1万人，商业工作者1.4万人，技术工人2400余人，在京的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员5万余人。

后续发展

1958年7月15日，为进一步做好水库的美化和管理工作，“十三陵水库管理处”成立，接管所有工作，现隶属于北京市水务局，正处级单位。至此，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宣布撤消。

1962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工程提高到二级，防洪标准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

1969年，对坝基进行防渗处理。利用浇灌地下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建设防渗工程，设计墙厚0.8米，最大墙深57.5米，墙长554米，截水面积2万多平方米。

1974年，十三陵水库最高蓄水位接近97.2米。

十三陵水库建成后，多数年份水位低，甚至干见底，北京市政府决定建设十三陵水库补水工程。补水工程自1983年开工，1986年完成。该工程可通水4立方米/秒，解决了十三陵水库水位低的状况。

1990年，位于水库右坝前的九龙游乐园建成并对游客开放，十三陵水库成为北京的一个旅游区。

1991年开始，华北电管局利用十三陵水库作为下池，在库北蟒山顶上修建上池，建设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1992年，为防止位于十三陵水库右坝前的上游古河道渗漏，水库大坝上游2800米处的库尾修建了一道长1300米，均深28米，最深处35.4米的地下防渗墙，阻断了古河道的渗漏通道。

1995年，抽水蓄能电站的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至1997年7月4台机组全部投人运行，总装机容量80万千瓦。

2003年3月，十三陵水库开始了加固工程，主要内容为拦河大坝加固、溢洪道拆建及金属结构设备安装、输水系统改造、办公楼及自动化系统建设。

2005年6月29日，十三陵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验收完成。

2007年，经重新复核，十三陵水库达到百年一遇洪水设计，两千年一遇洪水校核标准，相应设计洪水位98.04米、校核洪水位101.89米，相应水库总库容7310万立方米。自2007年起，昌平区每年都会在十三陵水库举办长走大会，路线环绕十三陵水库，途经右堤路、蟒山石门、二道坝、十三陵水库大坝返回，全程约13公里。

2017年7月22日，北京市公布河长制“加强版”，并公示18名北京市市级河长名单：程红为十三陵水库市级河长。

开闸泄洪

2023年8月3日，北京昌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十三陵水库泄洪风险提示：十三陵水库将于近日开闸泄洪，期间滨河森林公园、白浮泉遗址公园、东沙河河道等行洪河道将会涨水，届时上述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涉及朝凤北路、朝辛路、管厂路、怀昌路等低洼路段，将于8月3日12点前采取断路措施。

2023年8月4日8时，十三陵水库提闸泄洪。十三陵水库初始下泄流量为10立方米每秒，后续逐级增大至30立方米每秒，待下游东沙河蓄滞洪区蓄满后，下泄流量降至10立方米每秒，待水头安全通过京密引水渠后，根据现场工况可逐步增加至30立方米每秒，将水库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洪水最终将汇入沙河。8月8日22时，十三陵水库关闭溢洪道闸门，完成本次泄洪，水库水位已降至汛限以下。

2023年8月21日，据水利部召开的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防御情况新闻发布会总结，北三河实施联合调度。潮白河上游密云、怀柔水库累计拦洪1.468亿立方米，降低了潮白河底水，为北运河洪水西排创造条件。北运河上游十三陵水库充分拦蓄，削峰率达100%，统筹上游和下游、分流与下泄，联合调度北关枢纽和土门楼枢纽，避免了下游大黄堡洼蓄滞洪区启用，有力保障了沿线的防洪安全。

2024年7月26日15时，十三陵水库将开闸泄水，流量为5立方米每秒。期间白浮泉公园、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东沙河河道等行洪河道将会涨水，届时朝凤北路、朝辛路、管厂路等漫水路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

建筑格局

十三陵水库为山区盆地水库，占地面积751公顷，其中陆地面积440公顷，水面311公顷。

①主坝。位于蟒山与汉包山之间，全长627米，呈东北—西南走向，为黏土斜墙式土坝，上游用花岗石，下游用紫色安山岩砌护坡。坝前铺盖黏土宽300米，厚1~3米。坝长627米，底宽179米，顶宽7.5米，坝底高程74米，坝顶高程103米，最大坝高29米。主体工程总用工870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231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986万元。水库坝顶上修建了古典风格的游廊。大坝外坡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十三陵水库”五个大字，用汉白玉石块镶砌于紫色的安山岩护坡上。

②溢洪道。原为倒堰式，1964年进行溢洪道扩建工程，改为开散式，1孔。宽14米，长341米，堰顶高程降低，泄洪槽扩宽加深：闸门为弧形，宽14米，高8.15米；配备启闭机1台，为手、电两用卷扬式，溢流道长341米，最大泄洪量1091立方米/秒。

③输水管道。为直径1米的3根铸铁管，管道长341米，最大输水能力28.5立方米/秒。

④小水电站。水电站安装125千瓦发电机1台。

⑤补水工程。自延庆区八家村的白河堡南干渠左侧开口引水，凿隧洞穿过军都山脉燕羽山的西翼分水岭至碓臼石，沿德胜口沟进入德胜口水库，从水库流出后，顺德胜口沟至七孔桥入十三陵水库，全长25千米。

周边建设

十三陵水库建设总体规划中，园林绿化建设已有专题设计。1959年在库区种植了松、柏、枫、槐、橡、杨、柳、桑、杏、桃、梨和苹果等70余个树种，共植树1510万株，以针叶树、阔叶树、果树为主，植树面积6.7万亩。水库建成后，建起十三陵林场。1962年起，在水库周围群山绿化造林，由十三陵林场负责管理。1973年起，北京市又拨给绿化专款，对原有林木进行调整、朴植、更新。

水库原来只有一条至昌平的公路，为了交通方便，水库建成后，开通了南北环湖路。北环从东坝头往北，沿水库北岸环行，直达长陵路口，接十三陵公路：南环从西坝头往南，沿水库南岸环行，直接十三陵公路。从水库大坝西接七孔桥，成为一个环行水库的环湖路。现环湖公路成为十三陵地区的旅游公路。

水库淹没区有5个村庄，即东山口、瓜园、裕陵园、工部厂、龙母庄，共有水库移民350户1700余人。国家投资1986万元，库区移民被安置在水库上游新建的两个新村定居，称南新村、北新村。

库区内有库史陈列馆、水库纪念碑、九龙游乐园等旅游建筑。库史陈列馆位于十三陵大坝东头外侧的墩台上，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展出当年北京广大人民群众修筑十三陵水库的景物资料。水库纪念碑位于东坝头的高台上，面向大坝。纪念碑上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水库的题字，碑的顶端是花岗石雕成的水库建设者群像。

文化活动

2008年8月下旬，十三陵水库成为北京奥运会铁人三项专项比赛地点。搭建了临时座位10000个，11件奥运景观雕塑作品布置在铁人三项赛道沿线。

2011年北京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及周边道路举行。

2023年6月，“环西自行车中国挑战赛·北京昌平”在北京市昌平区开赛，比赛路线途径十三陵水库。

文物保护

2022年12月，十三陵水库入选北京市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价值意义

十三陵水库兴利库容3336万立方米，防洪库容5150万立方米，死库容764万立方米。可控制温榆河山区流域面积1/4，拦蓄上游223平方千米的洪水。设计洪水为50年一遇，校核洪水为200年一遇。1962年后将防洪标准提高到按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经过水库调蓄控制，可配套灌溉面积1.5万亩，年有效灌溉3400亩。 水库建成后，上游洪水全部拦蓄库中，形成较大水面，为发展旅游创造了条件。同时水库作为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池，为电站投产发电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获荣誉

2023年1月，十三陵水库入选“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名单。

衍生文化

发行邮票

1958年10月中国发行了《十三陵水库》特种邮票一套2枚。其中4分邮票400万枚。8分邮票850万枚。

艺术作品

• 郭沫若：诗歌《颂十三陵水库》《雄师百万挽狂澜：1958年7月1日——“七一”参加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书怀》诗歌《西江月——颂十三陵水库》
• 冰心：散文《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散文《十三陵工地上的小王虎》
• 周沙尘：散文《秋游十三陵水库》
• 叶剑英：诗歌《十三陵水库》
• 陈毅：诗歌《雨后重访十三陵水库》《参加十三陵水库完工典礼的颂歌》
• 臧克家：诗歌《毛主席来到十三陵》、诗歌《十八勇士突击队》
• 古一舟、松全森、周元亮：中国画《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
• 王琦：版画《移山造海》
• 钱松喦：国画《筑坝》
• 周令钊：水粉画《修十三陵水库》
• 田汉：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 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九兰》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由联合国发起、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制，以保存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

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范畴，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最高等级。

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力组织，参与世界遗产的甄选、管理与保护工作。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世界文化遗产总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为合理保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行列以来，截至2023年9月，中国已有57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9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

遗产概述

公约标志

世界遗产公约的标志（右图《中国世界遗产标志》所示），它象征着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央的正方形是人类创造的形状，圆圈代表大自然，两者密切相连。这个标志呈圆形，既象征全世界，也象征着要进行保护。

筹建历史

1959年，埃及政府打算修建阿斯旺大坝，可能会淹没尼罗河谷里的珍贵古迹，比如阿布辛贝神殿。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努比亚行动计划”，阿布辛贝神殿和菲莱神殿等古迹被仔细地分解，然后运到高地，再一块块地重组装起来。

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起草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协定。

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

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称为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政府间组织，由21个成员国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委员会选举七名成员构成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2015年3月26日，意大利披萨申请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审批标准

条件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

1. 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 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3. 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 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5. 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6. 与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机构任务

世界遗产委员会承担四项主要任务：

1. 在挑选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时，负责对世界遗产的定义进行解释。
2. 审查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当遗产得不到恰当处理和保护时，该委员会让缔约国采取特别性保护措施。
3. 经过与有关缔约国协商，该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濒危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4. 管理世界遗产基金（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基金）。对为保护遗产而申请援助的国家给予技术和财力援助。

申报过程

• 步骤1、寻求登记的地域由当地政府机关提出候选地推荐并暂定名单提出。
• 步骤2、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要求。
• 步骤3、文化遗产候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ICOMOS）现场调查报告 、自然地遗产候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现场调查报告。
• 步骤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判断登记推荐。
• 步骤5、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最后审议。
• 步骤6、正式登记。

一个国家需要首先对本国有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出一份详细的目录。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的提名表会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这两个机构独立地审核。之后评估报告被送到世界遗产委员会。有时候，委员会会延期作出结论并要求会员国提供更多的信息，或者决议不予列入，被拒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提名遗产地将不得再次提出申请。一处遗产需要满足登录基准，方可被录入世界遗产。

遗产分类

世界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专指"有形"的文化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另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不同。 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以及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的铭文、洞穴以及其综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

《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以及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

中国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

截至2024年7月，中国已有59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0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在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排名第一位（59项）。

经幢（chuáng）

具有纪念及宣扬之意的中国古代宗教建筑。始见于公元7世纪后半期的唐代中原地区，盛行于唐宋时期，以后转衰，但到明清时仍有雕造。经幢一般可以分为幢座、幢身、幢顶3部分。一般置于大道、寺院等地，也有安放在墓道、墓中、墓旁的。

幢是梵名“驮缚若”的译名，原是一种丝帛制成的伞盖状物，顶装如意宝珠，下有长杆，安于佛前以纪功德和镇邪。初唐时期，为耐久计，开始用石刻模拟丝帛的幢。其形制体现出佛幢与塔及传统石柱等建筑形式的结合，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过程。

现存实物中，河北赵县经幢系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所建，体量最大，高达15米余。上海松江经幢建于唐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建筑造型端庄秀丽，系唐幢之精品。

经幢的基本形制

经幢一般可以分为幢座、幢身、幢顶3部分，都是分别雕刻，雕好后再累建成整体的。

幢座

多是覆莲状，下设须弥座。

幢身

呈柱状，多作八面体，上雕经文或佛像等，有的幢身又分为若干段，上面的柱径小于下面的柱径，中间用大于柱身的宝盖相隔。盖上一般刻着模拟丝织品的垂幔、飘带、花绳等图案。

幢顶

一般刻成仿木构建筑的攒尖顶，顶端托有宝珠。

幢体经文装饰

幢体上所刻佛经，主要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有少数刻心经、楞严经等。有极少数刻《道德经》的是道教石幢。刻经所用文字一般是汉字，个别的有用少数民族文字的，如河北保定就有刻西夏文的明代石幢。

在幢身上，除刻陀罗尼经外，有些众入集资修造的大型经幢上还附刻有长篇赞、记等文字以及捐钱人的题名。如河北省元氏县的宋建隆四年四月八日经幢，一至四面刻经文，五至八面刻写赞文和题名。有些小型幢上也刻造幢人的发愿文及姓名、年月等。它们往往刻在经憧座上。

经幢的宗教意涵

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告天帝，若将该经书写在幢上，则幢影映在人身上即可不为罪垢染污。因此佛教信徒多建幢以作功德。

此外，还有一些幢形的石刻与佛、道等宗教毫无关联。如唐开元十一年靳公遗爱颂、元和十二年试院新修石幢记等。这正是石刻中常见的形制与内容不尽统一的现象。说明一种固定的石刻形制并不可能始终被专一的内容与形式所特有。它必然由于世俗社会的好恶面改变其用途，逐渐演变，或兴起，或消亡。

唐代的经幢

结构比较简单，一般幢身只有一段，最多两段。

现存纪年最早的陕西富平的唐永昌元年（689）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下半部已残断，仅存高1.36米的幢身。比较简单的幢，可以陕西陇县的唐开元十六年（728）幢为代表，幢高2.1米，幢座是方形石基上的宝装覆莲座。幢体为八边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下刻纪年等。幢顶也作八边形，每边刻一尖拱龛，龛内有一尊座佛。原来可能还有宝珠顶，但已遗失。比较复杂的幢，可以五台山佛光寺的唐大中十一年（857）及乾符四年（877）幢为代表，幢身分两段，下段长而粗，上段短而细，中间隔以雕垂幔、飘带的宝盖。顶部是上顶宝珠的攒尖顶。

宋代的经幢

结构比较复杂，造型优美，雕造技术已趋成熟。

五代时出现了三段的形式，如苏州云岩寺后周显德五年（958）经幢。

北宋时期这种三段幢身流行，造型日趋优美，其中保存完整的是河北赵县宋宝元元年（1038）造经幢。该幢高15米余。幢座底层为6米见方扁平的须弥座，其上建八角形须弥座2层，共3层须弥座。其束腰部分，雕刻金刚力士、伎乐等。在须弥座上雕出宝山以上承幢身。幢身分为三段，中间隔以雕垂幔、飘带的宝盖，在盖上又加有一层仰莲以承托上段的幢身。在最上一段幢身上端又承托八角城及释迦游四门故事。幢顶也分作三段，最下一段上承屋檐，最上一段上承宝珠，但宝珠经近代重修，已不是原物。这座经幢采用多层形式，比例匀称，形象华丽，雕刻精美，是经幢雕刻高峰时期的典型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锦地开光

锦地开光是瓷器的装饰方法之一，指的是在繁密规整的织锦样地纹中空出数量不等、形状各异白地的方法。

开光用作绘制主要纹饰，与锦地形成主次、疏密、虚实的对比变化，使整个装饰显得较为活泼。宋代吉州窑已有这类品种，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的制品尤为精美。

瓷器锦地开光，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中画以山水、人物、花卉等。在边框外饰以满地锦纹的称“锦地开光”，明代称“锦地盒子心”。见于宋代吉州窑瓷器装饰和清代康熙五彩瓷器装饰。

云纹

云纹，云形纹饰，古代中国吉祥图案，象征高升和如意，应用较广。作为印染专业用语，是指不同深浅层次过渡自然的花纹，在铜辊雕刻年代，云纹是由带麻点的云纹钉敲打出来的，故此名沿用下来。

简介

云纹一般是指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过渡自然的花型，也有由里向四周逐渐散开的云纹，一种或多种色彩深浅层次变化，使图案有立体感，显示细腻而生动逼真。

艺术特点

早期在家纺和丝绸行业手工绘画时云纹用毛笔点，由密向稀或由稀向密，后来改为绘图钢蕊笔（点子笔），电脑分色后改用泥点喷绘或云纹工具，最 近业内多采用专色加网来表现深浅的渐变过程。当时单靠一种色网点表示深浅过渡粗糙且露底，于是又铺上一种浅色做衬底。样品先用浅灰或渐变浅灰网点铺底，再用深灰做渐变网点，先印浅灰后印深灰，深灰网点印在浅灰底上，很快就向四周扩散，从深到浅的色阶变化肉眼难以分辨，产品效果很好。云纹应注意过渡点不宜太小、太密，否则容易造成制网困难。一般全幅印花浴巾电分在精度300dpi情况下用2号-3号点，丝网100-120目即可。

古代吉祥图案，象征高升和如意，应用较广。有“如意云”和“四合云”等多种。

发展历史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云纹图案得到不断的丰富，每个历史时期的云纹样式，都融人各自时代因素的不同风貌。中国云纹艺术因此显出它的博大和精深，有着无限的魅力。按云纹不同时期所具有的特点，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早期阶段

彩陶上的原始旋纹是十分典型的抽象几何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早期的纹样式。作为远古的文化遗存，它在当时是否有“云”的指征意义，现今还无法断定。仅从形态来看，似乎可以看出：楚汉云气纹、先秦卷云纹、商周云雷纹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旋纹，有着一种比较明显的承继关系。但人们一般把多见于商周青铜器装饰的云雷纹，视为云纹的早期形态。在云纹的发展历史中，云雷纹具有重要的意义。

鼎盛时期

汉代是我国云纹运用面最广，也是云纹形态最为丰富和最为生动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云气纹、卷云纹、云兽纹等新型云纹形式。

在云雷纹的基础上，卷云纹通过对其构形元素的“简化”和结构模式的“打散”。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形式，简化的勾卷也从此成为后来云纹形态演绎普遍采用的定型化元素。

在卷云纹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极具时代感的云气纹，构形元素除了依然作主体的勾卷形外，云气纹中还出现了“云尾”这一新的成分。在纹样构成中起着加强力量和速度感的作用，增强了汉代云气纹特有的一种气势。这时云纹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汉代云气纹统摄全局的流动感和生机勃勃的雄浑气息，在魏晋南北朝的流云纹上得以继续保持。作为中国云纹意向最透彻也最简洁的感性阐释，流云纹把自云雷纹以来的“简化”变化趋势强化到极致，使魏晋南北朝的装饰空间呈现风起云涌、情驰神纵的生动。

成熟时期

隋唐是朵云纹盛行时期。宋代云纹在总体上依然是朵云样式。唐宋以来，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而日趋丰富的装饰元素，使朵云纹的架构显得负荷日重。元代所呈现的构形元素单位必然加强，正是朵云形态化过程中，叠云纹是一种呈面状展开，铺张、繁复的云纹类型。它一般由层叠茂密的勾卷云头，加上弯转曲折、流动通畅的排线云躯而构成。在中国云纹体系中，如意云纹是最具抽象品格又认同普遍、应用广泛的一种类型。

云纹形态的整体演变趋势呈现为：在原有的基础上，结构日趋复杂、造型日趋丰厚、形象日趋细腻。这些可以概括为精致化的发展趋势，根本体现了中华民族为满足自身审美需要所作的不断努力。艺术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日益增进的审美经验和表现要求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突破原先的形式构架去寻求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

文化内涵

云纹是我国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中典型的一种，被广泛装饰在古代建筑、雕刻、服饰、器具及各种工艺品上，云纹形态多样，有十分抽象规则的几何图形，也有生动形象的自然图形。古代人们长期的采集和耕作实践，对云和雨决定收成的影响产生期盼和敬畏。使云在人们心中得到升华和抽象，对之产生崇拜和敬畏之情。

蚣蝮

蚣蝮（gōng fù），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龙生的九子之一。好水，又名避水兽，头部有点像龙，不过比龙头扁平些，头顶有一对犄角。身体、四条腿和尾巴上都有龙鳞。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蚣蝮的祖先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被压在巨大沉重的龟壳下看守运河1000年。千年后，避水兽的祖先终于获得自由，脱离了龟壳。人们为了纪念、表彰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的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边的石礅上，并说这样就能镇住河水，防止洪水侵袭。寓意四方平安之意,水性非常好，修桥之时，放于桥头或桥身。嘴大，肚子里能盛非常多的水，所以多用于作为建筑物的排水口。也有传说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在故宫、天坛等中国古代经典的宫殿建筑群里经常可以看到蚣蝮的身影。它爱喜波弄水，长年累月在河水中玩耍，又名帆蚣，擅水性，喜欢吃水妖，据说是龙王最喜之子。

版本不一

大百科全书

龙生九子说法不一，龙生九子之蚣蝮同样混乱，许多小出版社的书刊来回抄袭，以讹传讹，应该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准。蚣蝮的读音总不会再往上倒至“上古汉语的拟音”，一是没有必要，二是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读音大相径庭。

脱龟壳即蚣蝮

传说“蚣蝮”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被压在巨大沉重的龟壳下看守运河，千年后因功获得自由，脱离了龟壳。功能是镇水，防止洪水侵袭。在故宫、天坛等华夏各地负责排水的地方经常能看到“蚣蝮”的身影。据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龙生九子专家梁海燕考证善于负重的龙子“赑屃”另外一个名字叫“霸下”，龙生九子之“蚣蝮”（读音：gōng fù）是正解，有关“八夏”一说实为“霸下”和“蚣蝮”的混淆，把[bà xià] “霸下”当做（gōng fù）“蚣蝮”是误会。

神话寓意

中国民间的神话传说中，一直流传着“龙生九子不成龙”的说法，也就是说龙的九种子嗣都不是龙，而是九种不同的动物。这个传说有很多个版本，各不统一，不过基本上都是九种动物排名的差异，对于九种动物本身基本都是一样的。

蚣蝮，又名避水兽，没人说得清它的样子。头部有点像龙，不过比龙头扁平些，更接近于兽类，有点狮子相，头顶有一对犄角。身体、四条腿和尾巴上都有龙鳞。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避水兽的祖先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被压在巨大沉重的龟壳下看守运河1000年。千年后，避水兽的祖先终于获得自由，脱离了龟壳。人们为了纪念、表彰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的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边的石礅上，并说这样就能镇住河水，防止洪水侵袭。

蚣蝮：寓意四方平安之意，水性非常好，修桥之时，放于桥头或桥身。嘴大，肚子里能盛非常多的水，所以多用于作为建筑物的排水口。也有传说蚣蝮能吞江吐雨，负责排去雨水。

在故宫、天坛等中国古代经典的皇家建筑群里经常可以看到蚣蝮的身影。

蚣蝮，性善好水，又称吸水兽，会调节水量，使洨河水“少能载船，多不淹禾”，保佑一方平安，倍受百姓崇敬。以此灵异之物镇于桥顶两侧，面向滔滔河水，寓示大桥会永避水害，长存永安。

龙生九子

解释

龙生九子是指龙生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

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龙有九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是哪九种动物一直没有说法，直到明朝才出现了各种说法。明代一些学人笔记，如陆容的《菽园杂记》、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杨慎的《升庵集》、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芸》等，对诸位龙子的情况均有记载，但不统一。

一说：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赑屃|狴犴|负屃|螭吻

相关传说

传说一

在明代，龙还被人们附会出了一个繁盛的家庭。龙在其形象形成史中，曾是由多面一，即汇集了多种怪异的兽形象而演化为龙。然而并非所有的怪异兽像都百川归海，纳入了龙像之中，在与龙形象形成、发展的同时，一些怪异兽象也在发展，并且在某一方面糅合了龙的某一种形象特征。因而有人又把二者联系起来。在中国民间，很久就流传着龙生九子的说法，但是九子为何物，并没有确切的记载，然而这一公案却由于“真龙天子”的好奇而有了结果。据说一次早朝，明孝宗朱佑樘突然心血来潮，问以饱学著称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朕闻龙生九子，九子各是何等名目？”李东阳仓卒间不能回答，退朝后左思右想，又向几名同僚询问，糅合中国神话传说，七拼八凑，才拉出了一张清单，向皇帝交了差。按李东阳的清单，龙的九子是：

1. 蚣蝮[gōng fù]：性喜水，被雕成桥柱上的兽形；
2. 嘲风[cháo fēng]：喜好冒险，因而人铸其像，置于殿角；
3. 睚眦[yá zì]：平生好杀，喜血腥之气，其形为刀柄上所刻之兽像；
4. 赑屃[bìxì]：力大，其背亦负以重物，即今刻在石碑 下的石龟；
5. 椒图[jiāo tú]：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是其形象；
6. 螭吻[chī wěn]：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
7. 蒲牢[pú láo]：平生好鸣，它的头像被用作大钟的钟纽；
8. 狻猊[suān ní]：喜欢蹲坐，佛像座下的狮子是其造型；
9. 囚牛[qiú niú]：性喜音乐，其形为胡琴琴杆上端的刻像；

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往往以九来表示极多，而且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九是个虚数，又是个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

传说二

• 好重者：赑屃（音毕戏），最喜欢背负重物，所以背上驮一块石碑。
• 好望者：鸱吻（音吃吻），最喜欢四处眺望，常饰于屋檐上.参见中国古建筑的岔脊上的装饰小兽
• 生性好杀者：睚眦（音牙自），嗜杀喜斗，常饰于兵器刀环,剑柄.
• 狴犴(音毕岸),最憎恶犯罪的人，所以常饰于监狱的门楣上.
• 好烟火者：狻猊（音酸泥），性好烟火，常饰于香炉盖子的盖钮上.
• 好水者：蚣蝮（gōng fù）位于桥边的最喜欢水，常饰于石桥栏杆顶端。在后门桥的四个角上趴着，造型非常优美。
• 性情温顺者：椒图，最反感别人进入它的巢穴,常饰于大门口。
• 好鸣者：蒲牢，最喜欢音乐和吼叫，常饰于大钟的钟纽上。

传说三

龙生九子古时神话传说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传说。但九子是什么，说法也不同。《中国吉祥图说》谓：

• 九子之老大叫囚牛，喜音乐，蹲立于琴头；
• 老二叫睚眦(ya zi)，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
• 老三叫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
• 四子蒲牢，受击就大声吼叫，充作洪钟提梁的兽钮，助其鸣声远扬；
• 五子狻猊(suan ni)，形如狮，喜烟好坐，倚立于香炉足上，随之吞烟吐雾；
• 六子霸下，又名赑屃（bi xi），似龟有齿，喜欢负重，碑下龟是也；
• 七子狴犴(bi àn)，形似虎好讼，狱门或官衙正堂两侧有其像；
• 八子负屃，身似龙，雅好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 老九螭（chi）吻，又名鸱尾或鸱（chi）吻，口润嗓粗而好吞，遂成殿脊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

叠山书院

原文：爱国 守节 行大义

在江西弋阳的信江之畔，有一座始建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的书院，它依山就势、红廊黛瓦、飞檐翘角、错落有致，集讲学、藏书、刻书诸多功能于一体，它就是江西省现存规模较大、建筑构架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书院之一——叠山书院。

谢枋得与叠山书院

叠山书院因谢叠山而建。谢枋得（1226—1289年），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信州弋阳（今上饶市弋阳县）人，南宋著名抗元将领、爱国诗人。南宋末年，元兵南侵，他率兵万余人在信州、安仁、武夷山、仙霞关等地同元军相抗，最终失败。南宋灭亡后，元朝统治者对南宋官员采取笼络收买之策，许以高官厚禄劝诱谢枋得就范，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元大都绝食而死。

谢枋得文章格调高奇，颇具欧阳修、苏轼遗风。所著《武夷山中》《小孤山》《元旦阻雨》《春日闻杜鹃》《寄谢叔鲁》等文章，大多收录于《叠山集》。他选编的《千家诗》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极其深远，被认为是传统社会有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他蔑视权贵、嫉恶如仇、忧国忧民，与文天祥（号文山）一起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二山”。

谢枋得逝后第24年，门生虞舜臣等人在其家乡择山环水抱之地修建了谢文节公祠（叠山祠），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在此聚集祭拜。为缅怀恩师、光大学派主张，谢枋得门生虞韶卿等人提议将叠山祠改建为叠山书院，元延祐四年（1317年）得到朝廷批准。至此，书院正式官学化，成为专讲程朱之学，供祀两宋理学家的传道授业之所。明清以来，叠山书院一直都是信江流域讲学布道的重要场所之一。

书院自创立之初，就以谢枋得在《与李养吾书》中提出的“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为教学宗旨。后逐步形成了讲学与时代、讲学与研究、讲学与议政三结合的经世致用精神。到了清代，在这里求学的诸生也以“敦伦纪、端品行、立志向、习礼仪、重经史”为约束，按照叠山书院的条规，努力做到“通时务、懂兵刑、理钱谷、知礼乐、掌律历、疏河渠、修水利、勘农田”。

林则徐与叠山书院

走近叠山书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礼圣门。相传此门正上方“叠山书院”匾额原为林则徐所题。这位晚清著名政治家、儒学家和诗人与叠山书院亦有着颇深的渊源。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志气，却得罪了腐败的朝廷。因遭投降派诬陷，他被降罪革职，又于次年被派赴浙江筹划海防。林则徐走水路途经广信府弋阳时，出于对谢叠山的仰慕，他不仅泊舟靠岸，专程前往书院拜谒，还应弋阳知县之请，为叠山书院题写了匾额和“讲经堂”前的楹联，林则徐在楹联中写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意思为追求学问每天都有收获，修行大道每天自省吾身。勇敢的人往往看上去沉着冷静，才智出众的人往往表现得含蓄内敛。林则徐曾在书院讲学数日，其间他结合自己在两广总督任上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向书院的学子贤达们阐述了中国人应如何爱国自强，如何传承叠山先生忠贞不屈的精神，其经世致用的思想至今仍令世人为之敬仰。

方志敏与叠山书院

民国初年，在叠山书院内设立了弋阳县四年制的初级小学。1916年改名弋阳县立高等小学，秋季开始招收第一届高小班学生。课程设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英文、自然、体育、手工、图画和修身等。此时的叠山书院已注入传授新文化知识的近代元素。弋阳县人方志敏、邵式平等20余人成为这里的首届学生。在校读书期间，方志敏等人组织成立了以“铲除邪恶、追求光明”为宗旨的进步青年组织——“九区青年社”（后改组为“弋阳革命青年社”），领导并发动了声震江西的抵制日货等一系列爱国行动。大革命时期，方志敏、邵式平等人又回到弋阳，邵式平曾兼任高小校长。不少学生如雷夏、方志纯等后来都成为赣东北苏维埃政权和红十军的骨干。作为培育革命人才的弋阳高小，在江西革命及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早在私塾就读时，方志敏就对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及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主张高度认同，同时对谢枋得率兵抗元的事迹感叹不已。进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后，他深受谢枋得爱国精神影响，立志报效祖国。高小毕业后，方志敏离开家乡外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从此便为这个远大的理想开始了长期艰苦的奋斗，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方志敏在其著作《可爱的中国》中曾回忆道：“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这正是对其在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教育经历的生动总结。

打开历史画卷，拂去岁月风尘。悠悠700年，这座以爱国志士谢叠山命名的古老书院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和无数的风雨沧桑。仰望叠山楼、俯瞰信江水，书院的一草一木仍然青翠葱茏，先贤的精神风骨依旧薪火相传；从经世致用到爱国主义精神传承，水乳交融、延绵不绝，在新时代将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万宁寺

万宁寺建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今已有六百九十八年的历史了。万宁寺内的中心阁位于今鼓楼的位置，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

今草厂胡同12号是万宁寺残址，在鼓楼东侧，如果对其适当修复，既保护了重要的历史遗迹，又可以增加那里的文化内涵，提升鼓楼附近的旅游价值，而且可以改善那里的居住环境。

万宁寺概况

万宁寺建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今已有六百九十八年的历史了。万宁寺内的中心阁位于今鼓楼的位置，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今草厂胡同12号是万宁寺残址，在今天的鼓楼东侧，如果对其适当修复，既保护了重要的历史遗迹，又可以增加那里的文化内涵，提升鼓楼附近的旅游价值，而且可以改善那里的居住环境。

神御殿

根据《长安客话》的记载，在大都的西部，原来有一座建于辽代的寺庙，已经废弃不堪了，只有一座佛塔还在，题曰“释迦舍利塔”，塔内珍藏有二十粒舍利，一到深夜“屡放神光”，附近的居民以为失火了，仰视天空，却没有一丝火焰，“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

元世祖忽必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命人把这座辽塔打开，发现里面有许多灿如金粟的舍利，其中还有一枚铜钱，上铸“至元通宝”四字。忽必烈十分高兴，因为，忽必烈的年号也是“至元”，认为这是天意，是“圣人制法，予定冥中，待时呈现”。

这一天是至元八年（1271）的三月二十五日，距今七百三十二年了。于是忽必烈敕令在那里构筑一座规模宏大的藏式佛塔，并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作为寺的界址，名曰“大圣寿万安寺”，既今天俗称的白塔寺。

忽必烈的做法为其后的皇帝继承下来，在元代，每位皇帝在位的时候都要修建一座或者几座寺庙。忽必烈的孙子成宗兴建了大天寿万宁寺。之后，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大承华普庆寺、英宗建大永福寺、大昭孝寺、文宗建大承天护圣寺、明宗建大天缘延圣寺。

大昭孝寺在寿安山，是在唐兜率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冶铜五十万斤铸卧佛，精美肃穆，至今为人称道。

这些皇帝，生前到他们构建的寺庙里做佛事，故去以后，其肖像往往供奉在他们所营造的寺庙里，享受祭祀。比如，忽必烈在万安寺、成宗在万宁寺、武宗在福元寺。

万宁寺

元成宗建造的大天寿万宁寺在今天东城区草厂胡同12号。营建于元成宗的大德九年（1305），规模浩大，其西，至于今天的鼓楼。“中塑秘密佛像”，十分丑怪，成宗的皇后布尔罕，看到这个佛像，传旨把它的头部用手帕蒙起来，不久，又下令把佛像毁坏。

二十二年以后，泰定帝在位，也就是泰定四年（1327），在那一年的五月，泰定帝在万宁寺，建造供奉成宗御容的神御殿，称万寿殿。从此这里成为祭祀成宗的地方。

元朝灭亡以后，万宁寺规模缩小，逐渐荒废，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引述《析津日记》说：

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文。

“室”在古文之中有浴室的意思，洗澡的地方，进万宁寺为什么要经过浴室，不得而知。但，由此可知，万宁寺当时的环境是恶劣的。或者，受阿拉伯人的影响，在万宁寺里设有可以洗浴的房间？

到了《日下旧闻考》的成书年代，只剩下焦的那块石碑了。

民国以后，当时的市政府，做过几次寺庙调查，其中，1936年的万宁寺是这样的：

坐落内五区鼓楼东大街草厂七十四号……不动产土地约三亩，房屋四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礼器六件，法器两件，另有水井一眼。

在这次调查中，万宁寺，写作万灵寺。原因是清代的道光皇帝叫宁，为避讳，把万宁寺改称万灵寺。有两名僧人，主持叫全祥。

上世纪五十年代，万宁寺已无僧人，成为大杂院，仅余山门与一座大殿。山门坐西向东，大殿坐北朝南。山门与大殿均为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1986年调查，山门与大殿也拆掉，在殿基建民房，门口构公厕。据说，有一座石碑被砌在居民房屋的墙壁里。

城市标志

在大都时代，万宁寺是重要的城市标志。

根据历史记载，大都的中心是中心台。方圆一亩，缭以围墙，是大都的中心点。中心台不在大都的中轴线上，而是在其偏西一点的位置，在今鼓楼的西侧。

中心台的附近是鼓楼。但是，鼓楼在中心台的东侧，还是西侧，北京的史家有不同说法。一派意见认为在其西，今天的旧鼓楼大街的南端；另一派意见认为在其东，今天的鼓楼的位置，明代的鼓楼与元代鼓楼的位置是一致的。这就牵涉到万宁寺内中心阁的所在位置了。

历史记载

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说：

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

中心阁的位置与今天鼓楼的位置大体相当。

中心阁是否是元代的鼓楼呢？不是，鼓楼当时叫齐政楼，中心阁则是万宁寺里面的重要建筑，是供奉元成宗的地方。《析津志》载：

原庙 行香 完者笃皇帝中心阁。 正月初八日。

每年的正月初八日到中心阁行香，祭祀完者笃皇帝。完者笃皇帝即元成宗蒙古语的称谓。这就是说，中心阁是成宗的神御殿。

根据《元史》“祭祀志”与“泰定帝本纪”的记载，成宗的神御殿建于泰定四年（1327），额曰“广寿”，距离大都的建成时间——至元十三年（1276），已有五十一年了。易言之，在五十一年的时间里，在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中部，并没有标志性建筑，五十一年后，才出现，即：中心阁。“阁”称中心的原因便在于此。

中心阁所在的位置，与现在鼓楼的位置，大体相当。这就是说，今之鼓楼的位置，在元代是中心阁，而不是其他。

其西是中心台，再西才是鼓楼，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

寺庙现状

万宁寺建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万宁寺为元成宗铁穆耳兴建，寺内的中心阁位与今之鼓楼的位置相当，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现在的鼓楼东侧的草厂胡同12号，便是万宁寺的残余部分，应该对其适当修复，这样既保护了重要的历史遗迹，又可以增加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底蕴，提升鼓楼附近的旅游价值。

京绣

京绣，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定兴县传统美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京绣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辽时兴旺，在燕京曾设有绣院。元朝定都北京后，随着封建王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宫廷为了更好地为其服务，集中中国各地优秀工匠进京，使这技艺进一步提高。明代以后，宫廷绣的针法、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等特点更加鲜明，刺绣人员日趋扩大。到了清代，宫中特设“绣花局”。在此期间，宫绣融合了中国各种优秀绣工技法，将自身特点发扬光大，成为独树一帜的代表绣种。特别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以用料讲究、格调风雅著称。京绣在色彩上的特点是绣线配色鲜艳，其色彩与瓷器中的粉彩、珐琅色相近。讲到平、细、匀、光，和苏绣比起来，京绣甚至要超过苏绣。

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Ⅶ-110。

历史渊源

京绣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契丹国志》中就描述燕京为“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辽代时，燕京设有绣院。大量从辽墓出土的衣物都可以看到细腻精美的刺绣：全枝花、牡丹花和各种精美的花鸟，绣工花样新颖秀丽。

后来元代定都北京，宫廷召集了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的绣匠进京，来更好的为宫廷服务，使得京绣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明代时期，京绣在针法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等各个方面愈加规范，形成了自己的形制，并且逐渐扩大规模。

到了清代，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同北京文化精神相似，京绣是广泛吸纳了中国各地刺绣精华的基础上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从而拥有了如此高的成就。而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曾为宫廷服务的工匠们回到民间，京绣便以个体工坊的形式生存，工匠们在皇家工艺造办体系的基础上，与民间的特色和探索相结合，相辅相成，更是带来数不清的文化瑰宝。

文化特征

针法

京绣的针法由于汇集到全天下的各类刺绣高手，吸纳融合了各类精绝的技艺和精华，再赋予皇家的审美宗旨和规范加以指导，从而形成了其独特而严谨的针法路数。在针法上，京绣继承了苏绣的法制，有齐针绣、抡针绣、套针绣、施针绣、滚针绣、切针绣、平金绣、打籽绣、网绣、穿珠绣、盘金绣、圈金绣等针法，一针一线都展现了皇家的气势。绣制时，不同的针法组合能够产生丰富的线条与图案，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例如运用施针、滚针来表现朝廷官服上的珍禽异兽毛发的蓬松毛顺，使其更加栩栩如生；运用散套针刺绣花卉，使花叶纹理清晰，表现其尽态极妍艳，娇艳美丽；运用盘金绣来刺绣龙凤，体现京绣的皇族气派，华美富贵。京绣针法中年较为特殊的是平金打籽绣，是以真金打成箔片后捻成线盘成吉祥图，载结籽于上，精致华贵，豪华富丽。

色彩

配色是诠释京绣工艺特质的另一重要因素。功能造就了京绣对于色彩运用的讲究。五彩是其一大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青、白、黄、赤、黑为五色正色，在京绣中又分出上五色（红、绿、黄、白、黑）和下五色（紫、湖（淡青）、蓝、粉、香（古铜））。虽然色彩丰富，但京绣讲究的是颜色间的协调统一，根据整体设计的需要进行调整，不杂不浮，端庄沉稳。如补子、团花等，强调颜色之间的对比，突出形象的同时，还有充分的过渡和晕染。较精者每种颜色采用九色进行过渡，如龙袍的“水腿”等，富有层次变化，充分体现出备五采之绣、章四时五色之巧的文化传统。大面积金色的运用是京绣的另一大用色特点，尤其是绣制龙凤图案。这并非绣工个人创意灵感的闪现，而是使用者的要求和礼制的规定。

图案

京绣的纹样图案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用谐音、会意、借代等方法，表达出祈福纳祥、驱邪避恶的想法。然而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其纹样寓意绝不仅仅是祈福纳祥这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对穿着者身份地位的标识。无论是皇帝还是不同官位的大臣所穿着使用的服装图式纹样和色彩都有着明确的规范和区别。并且与民间绣图案所体现的乡土风情，民间意趣所不同的是，京绣的题材寓意都较其高雅正经，如将胸襟的开阔比喻成日月星辰，以山的雄伟赋予镇定的意味，将龙的神秘寓意变化，将华虫赋以文采，将兽尊代表孝忠等。以此表达出帝王统治的意愿和祈福纳祥、驱恶辟邪的美好愿景，从中也可见京绣华美的纹样下，考究的内涵。

制作工序

京绣中所用的绣线是蚕丝，蚕丝在南方叫丝，北方称绒，故有的地方也将刺绣称为“绒绣”。蚕丝可以染成各种缤纷的色彩，绣工们根据绣品的不同需要将绒团劈成细线。绣线劈的越细，绣出的作品也越细腻。《顾绣考》中称顾绣“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来描绘劈丝的细致。京绣在绣制时也会劈丝，但是远不及苏绣劈丝那么细，所以京绣作品中看针脚相比苏绣会明显，因为京绣更注重使用。

京绣所创造的辉煌离不开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同其他绣种一样，京绣刺绣时所用的工具都是由较为基本的绣花架或称绣花绷子、针、绣花线、剪刀，丝绸类的底料等组成。当下人们习惯将刺绣中所用的绣法称为针法或技法，在以前的刺绣行当俗称“做法”。一般而言，刺绣时要先将所绣图样描在蜡纸上，如同当下制作时使用一种绘图用的硫酸纸，它有一定的厚度、透明度和韧性，然后用针在蜡纸上沿着图样的轮廓线扎出细密的小孔，类似于当下服装制版中的“拓版”；透过这些小孔铺上一层特制的粉，这种粉多由石膏粉和煤油混合而成；如今，同样用这样的方法，因为煤油的挥发性比较好，绣完后留在面料上的痕迹，用棉布沾着清水拭掉。当然，也可以用汽油。这个步骤叫“漏粉”，通过这种方式图样就原封不动的“复制”在了绣地上面，轻轻地抖掉多余的粉，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劈丝、配色，然后开始刺绣了。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绣种为了省事直接用机器将绣稿喷绘或打印在底料上进行刺绣，甚至在绣制过程中借助绣稿的底色偷工减料来完成绣品。

题材作品

京绣图案设计的依据来源于统治阶层所遵行的礼仪制度。其常见题材有：龙、凤、蟒、麟、狮、十二章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寿山福海、八宝、祥云、牡丹、芙蓉、绣球、团花、喜寿、蝠、百子等，代表文武官员品级的补服则包括各种飞禽、走兽纹样等。这些图案一来有区分穿着者等级的意义，如：龙、凤、蟒、麟等；再则是内涵着某种美好寓意，如：八宝、牡丹、喜寿、蝠、百子等，寄托着人们对于福祉、吉祥的祈愿。不同于画绣类作品的创作自由，京绣常用图案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能随意应用和设计的。例如十二章纹，是历代帝王袍服上的专有纹饰，受到严格的规制约束。这虽然限制了京绣创作的灵活度，但也较大限度地避免了个体绣工的任意发挥，从而保持了传统的连贯和统一。

传承保护

传承价值

京绣制品充分体现出“章身之具”的功能意义，与苏、湘、顾等地方名绣浸润文人意趣的诗情画意相区别，流露出北方文化的雄健气质。相比于其他绣种，京绣不是在一个充分自由的文化环境中自主发展起来的，在个体绣工对技艺不断求索的同时，更受到统治阶层的文化、意志的深刻干预和影响，从而形成独特的风格。当封建王朝逝去之后，这种影响已然深深印刻在京绣的工艺传统和工艺文化之中，成为其在现代文化环境中特立于众绣之林的重要性格特征。

传承状况

随着近些年来的社会发展和商品变化，各种优秀的工艺文化，手艺绝活，都亟须抢救、传承与弘扬。京绣更是由于其高要求的工艺水平和有限的社会需求，面临着无人传承、濒临消失的危险。如若京绣中的技法、纹样、制式逐渐失传，将会是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较大的损失。京绣，作为中国刺绣独具一格的品种，保护、传承好这珍贵的民族传统艺术已是中国刻不容缓的责任。

传承人物

• 刘秀花，女，汉族，京绣传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为京绣，申报地区为北京市房山区。
• 梁淑平，女，汉族，京绣传承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名称为京绣，申报地区为河北省定兴县。

保护措施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定兴县获得“京绣”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2020年7月23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和北京联合大学主办的《京绣传承人才培养》项目，第一阶段理论课程以网络授课的形式结束。《京绣传承人才培养》项目这一阶段课程邀请到教授和业界专家进行线上讲授。

2020年8月26日，在北京市天坛街道西草市社区，居民正在巧艺班上学习京绣技艺。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京绣项目保护单位北京京都绣娘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定兴县燕都刺绣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评估合格。

社会影响

重要活动

2018年6月8日，作为恭王府博物馆举办的“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系列中京绣板块的展演单位，京绣设计团队D·Rita以“流光溢彩”为主题带来了一场非遗时尚展示。

2019年10月18日至24日，2019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在北京景山公园的中轴线上绽放非遗魅力。活动上有京绣制作的服饰。

2019年11月26日，凤凰网主办的2019“美丽童行”公益盛典在京举行，活动上有京绣龙袍作品进行拍卖。

2020年8月28日晚，“云上阅读”公开课邀请北京市学科带头人、京绣第六代传承人李凤茹做客直播间，展示京绣的魅力。

所获荣誉

2022年3月，入选北京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2021年）。

盘金绣法

中国刺绣传统针法，主要运用于苏绣。条纹绣的一种。是平金绣的简化，作装饰绣品，起美化与调和色彩的作用。经常与打子针一起运用，适宜绣制台毯、被罩等实用品与装饰性较强的欣赏品。针法组织。以丝绣图案为依据，将金线回旋，加于已绣或未绣的图样边缘。绣线有“双金”、“单金”之别（两根金线并在一起绣称双金绣，一根金线称单金绣），一般以双金为主，因其线条方向依样盘旋，故称盘金绣。绣制时金线头要藏好。绣时要注意轮廓线条的正确。盘双金线时，如遇有交叉的图案，可将近交叉点的金线、单线向里盘旋一圈后，回出与原来的金线再合并，按顺序进行，以减少起头、落头的手续。钉线色彩要与刺绣色彩相呼应。

中国刺绣传统针法之一，主要运用于苏绣。属于条纹绣的一种。是用金线在绣面上盘出图案，适宜绣制花卉和水浪等花样，绣品光亮、平匀齐整，具有富丽辉煌的装饰效果。针法组织：用金线、丝线两种线按纹样外缘逐步向内铺扎而成。金线为铺线，丝线为钉线。刺绣步骤：先将金线绕在线轴上，露出两头，使两线并合，同时回旋。开始绣时，先用丝线短针横扎于金线上扣紧，然后将金线线头从原针眼里拉下去，将线头藏在反面，头记好后，即按纹样轮廓，自边缘绣起，每隔半市分钉一针。行与行之间，钉线要相互间隔，铺成桂花形。第一皮绣好后，就顺序向内回旋，直到绣满纹样为止。绣时针线距离要均匀、整齐；金线要拉紧；金线色彩可与刺绣物体色彩相适应，亦可用纯色。最后须将金线头藏没。

特色

作装饰绣品，起美化与调和色彩的作用。

词语名称

词语名称: 平金

词语解释: 一种刺绣，在缎面上用金银色线盘成各种花纹。

闻一多 《秋色》诗：“倜傥的绿杨象位豪贵的公子，裹着件平金的绣蟒。”

苏绣

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刺绣与养蚕，缫丝分不开，所以刺绣，又称丝绣。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现已遍布很多地区。清代是苏绣的全盛时期，真可谓流派繁衍，名手竞秀。苏绣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地方特色浓郁。绣技具有“平、齐、和、光、顺、匀”的特点。

生漆

生漆，俗称“土漆”，又称“国漆“或“大漆”，它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一种乳白色纯天然液体涂料，接触空气后逐步转为褐色，4小时左右表面干涸硬化而生成漆膜。生漆的经济价值很高，具有耐腐、耐磨、耐酸、耐溶剂、耐热、隔水和绝缘性好、富有光泽等特性，是军工、工业设备、农业机械、基本建设、手工艺品和高端家具等的优质涂料。也是中国传统出口的重要物资之一，以量多质好著称于世。

历史记载

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大漆的使用，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关于漆树的记载。《尚书·禹贡》曰：“兖州厥贡漆丝” 。《山海经·北山经》中说：“虢山，其木多漆棕。英靼之山，上多漆木。”上面所说的兖州、虢山系指山东、甘肃一带多漆树，在几千年前已经用漆丝作为贡品了。

楠杆生漆“明清时期”作为皇家贡品，素有“贡漆”之称，一度曾远销东南亚各国。《贵州府志》、《德江县志》介绍楠杆生漆有特色，品质非常好。有诗赞曰：“生漆净如油，宝光照人头；摇起虎斑色，提起钓鱼钩；入木三分厚，光泽永长留”。

漆液成份

漆树上割出的漆液成份有：漆酚、树胶质、氮、水分及微量的挥发酸等，其中近80%的成份是漆酚。而且漆酚的含量越多，大漆的质量就越好。大漆含氮物质中的酵素，能促进漆酚的氧化，大漆略带酸味的独特味道，就是这样发出来的。

分类特点

生漆主要分为两类：

• 大木漆：大多为原始野生，树干较为粗大，所产之漆相对浓稠，干燥性好，黑度大，附着力强，硬度大，耐用性强，是传统出口所需。
• 小木漆：大多为栽种，所产之漆轻淡，透明度好，光泽好，干燥性略差，附着力不如大木漆。

天然生漆以地域而名的主要有以下品类：

• 毛坝生漆 ：产于湖北恩施，漆酚含量高、漆膜厚度好、粘度大。光亮度好、燥性好。
• 城口生漆 ：产于重庆城口，漆酶含量高、亮度好、漆酸香味浓、干燥快。
• 安康天然生漆 ：产于陕西安康，漆酚含量高、酸香味、亮度好、干燥稳定。
• 贵州天然生漆 ：产于贵州毕节和铜仁市德江县楠杆乡，漆酚含量高、黑度大、粘度大、干燥特快。

由于生漆的主要成膜物质，漆酚的分子结构含有芳香烃又含有脂肪族长侧链，因此漆酚具有芳香族和脂肪族的双重特性，在漆酶的催化氧化作用下形成漆酚多聚体，再加上长侧链的氧化聚合反应，而形成网状立体结构。因此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性能

1、耐久性极佳

生漆的漆膜耐久性，早已从出土的文物证实，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朝棺木和漆器距今已有2000多年，其漆膜如此鲜艳完整，充分证明生漆漆膜耐水、耐潮湿。

2、耐化学试剂腐蚀能力优良

生漆的漆膜耐酸、耐盐、耐油、耐有机溶剂等性能十分突出，是优良的耐腐蚀涂料。

3、耐磨性好

生漆的漆膜耐磨。可以抛光，这是由漆酚的结构所决定的，由于含有苯核刚性好，硬度高，因此耐磨。

4、耐热性好

生漆的漆膜可以在150℃ 以下长期使用，瞬时可达200℃。如加入耐热性颜料填料还可以提高其漆膜的耐热温度。

5、电绝缘性能好

生漆漆膜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在高温和高湿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良好的电绝缘性能，甚至在水中其绝缘性能也能保持最佳状态。

6、生漆漆膜的缺点

生漆漆膜柔韧性较差有脆性；耐冲击性差，只能达到30cm；生漆漆膜耐碱性差；另外耐候性差，在阳光照射下易发生失光和龟裂、老化，因为紫外线可使漆酚的碳键断裂，高分子结构被降解而破坏。因此生漆使用量逐渐减少，而多用改性漆酚类产品。

分布地区

漆树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中部地区，越南、朝鲜、日本、缅甸等国均有漆树，但产量、质量都不如中国。中国的漆树生长于甘肃南部至山东一线的南方地区，这些地区湿润温度和环境，非常适于漆树的成长。

中国漆树分布很广，从北纬21度至42度，东经90度至127度之间的山区都可生长，而其中以秦岭、巴山、武当山、武陵山、大娄山、乌蒙山山脉，漆树茂密，树休高大粗壮，素有“漆源之乡’，之称。从垂直分布看，一般在海拔二百至二千五百米之间，其中以四百至二千米之间资源最盛。二千二百米以上有少量生长。从行政区域分布看，遍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市，五百余县，其中以陕西、湖北、贵州、四川、云南五省最多，其次是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山西、河北等省，其他如广东、广西、辽宁、北京、山东等省市也有相当资源。

用途

由于天然生漆具有许多优良特性，因此用途十分广泛。它可以用作军工、化工、纺织、轻工、造船、机电以及工艺制品等方面的重要涂料。

1、可用作优良的防腐剂：生漆的防腐性能，对于木材、房屋、器具、钢铁、管适、车船等都有良好的防腐效果。这些器物因经常受到日光、风雨、潮湿、海水的浸浊，以及与空气发生氧化作用，易于腐朽、生锈和风化，涂上了生漆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我国首都北京的天坛，迄今已有数百年之久，梁柱未腐，主要是涂有生漆之故，海洋舰艇和船舶的下水部位长期浸抱在海水中，经受海水和海洋生物附着的侵袭，不仅影响其使用寿命，而且降低了航速，若使用含有生漆成份的涂料涂刷，便可防止其受损害口在化学工业和采矿工业上的各类管道，以及油罐、塔、柜等设备，因在使用过程中遭受各类介厨的腐蚀，采用生漆改良涂料后都有·很好的防腐蚀能力；此外，例如从石油井开来出来的原油含有一定量的硫份设备易于掉坏，如涂以生漆或生漆改性涂料，可以显若地提高其设备的利用率。

2、可用作纺织印染工业的理想涂料：纺织纱管每分钟的转速达一万六千至二万转，稍有变捆就会断纱，因此，对木质纱管必须保证耐磨、耐热、防潮不变形和有一定的抗拉力。由于生漆的密封性、耐热性、耐磨性好，其膨胀系数又与木质相近，不会发生龟裂和变形，所以，生漆是纺级纱管十分理想的涂料，，在化纤生产和丝绸印染工业中，使用生漆或生漆改性涂牢十涂制皮辊和印花版都有着同样的作用。

3、可用作电器设备的良好绝缘材料：由于生漆的漆膜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和一定的防辐射性能，因此，它是电机、海底电缆漆包线等电器设备的良好绝缘涂料，对某些辐射试验研究设备也是很好的涂料，又由于生漆能耐油和耐有机溶剂，所以，它又是航空油罐内壁的良好涂料。

4、是漆器工艺制品的良好涂料：我国漆器工艺品驰誉世界，是传统出口商品，如福州脱胎、北京雕漆、贡必I*方漆器等。这些漆器不仅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还因为生漆漆膜光亮，色泽耐久，保光性能特优，因而具有经久不会变色，不易污染，不怕虫蛀和不受温度影响的特点。

此外，干漆还是一味重要中药，泡制后可用于治疗疾病和外伤止血。中国古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中说：“干漆入药，主治绝伤今卜中，续筋骨，填髓胞，安五脏，五侵六急，风寒撮脾……有驱虫止咳等动效”。

综上所述，由于生漆具有许多优良性能，所以用途广泛。随着改性涂料的发展，生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需要将日益增多。大力发展生漆生产，对于支援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展山区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意事项

割漆

生漆为割伤漆树树皮自行流出的树脂，收获生漆后应注意，用愈伤防腐膜直接涂擦伤口，可使伤口迅速形成一层坚韧软膜紧贴木质，保护伤口愈合组织生长，防腐烂病侵染，防土、雨水污染，防冻、防伤口干裂。同时还可常年使用护树将军涂刷树体防止树木皮层病虫害。

保存方法

每年割漆的时间，从四月到八月为宜，三伏天所割的漆质最佳，因为盛夏时水分挥发快，阳光充沛，产出的漆质量最好！每天日出之前是割漆的最好时机，漆农用蚌壳割开漆树皮，露出木质切成斜形刀口，将蚌壳或竹片插在刀口下方，令漆液流入木桶中后，以油纸密封保存。

此时的漆液呈灰乳色，与空气接触后变成栗壳色，干后呈褐色。“白赛雪、红似血、黑如铁”就是说天然漆从液体状态到氧化干固后，色泽由浅到深，最后形成坚固的漆膜的过程。说到大漆的颜色，在古代有这样的说法：“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今天人们形容暗夜能见度差，也常用漆黑一片来形容夜色黑到了极至。

过敏症

生漆，会产生程度不同的过敏症。

生漆引起人体皮肤过敏的原因尚未完全为人所知，主要是生漆中的漆酚和多种挥发物致敏所致。生漆致敏源侵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皮肤和真腔、口腔的薪膜。因此不仅触摸了生漆和漆树会生漆疮，有的人嗅了生漆味，也会过敏生疮。

生漆轻度过敏者，仅是裸露在外的部分皮肤，如脸、手背、指缝等处，继而向颈部、阴部等部位发展，开始感觉患处肿胀，奇痒难忍，经抓搔后会出现红色小丘斑，严重者皮肤局部呈现水痘大小的水泡，若皮肤被抓破，则很容易受感染而溃烂。但经过治疗后可痊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髹（xiū）漆

髹，汉语二级字，读作髹（xiū），其本义为以漆漆物。

髹漆亦作“髤漆”，是漆器工艺中的一种技艺，雕漆工艺中的一步工序，亦指油漆。

髹漆是指将漆涂在器物上，雕漆通常需要16毫米厚的漆，必须髹漆300道左右。髹漆的最佳温度为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湿度80%，工匠需在阴暗闷热又潮湿的车间工作。

《续资治通鉴·宋徽宗政和元年》:“ 辽主方纵肆，贪得南方玉帛珍玩，而贯所齎皆极珍奇，至运两浙髹漆之具以为馈。”

最早的漆器是1978年在浙江省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木胎朱漆碗。

涵义

一、以漆涂物

用来防止腐蚀、虫蛀，兼具美观。

髹，以漆涂物。例：木器髹者千枚。——《史记·货殖列传》

漆，以漆涂物。例：把大门漆成红色的。

出处：

我想像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二、油漆

出处：

1. 唐 刘禹锡 《武陵观火》诗:“瑶坛被髹漆，宝树攒珊瑚。”
2. 清 田雯 《黔书·雄黄》:“茅胶者，薯蓣之别种，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髹漆，可以合离而萃涣。”
3. 清 无名氏 《梵门绮语录·震泽新庵连生》:“丰容盛鬋，发光泽如髹漆。”

起源

现知最早的漆器是浙江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两件涂有漆层的木器，将中国甚至世界使用漆器的历史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不过从单纯使用天然漆到用色料调漆，其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待今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商周时代已用色漆和雕刻来装饰器物，并以松石、螺钿、蚌泡等作镶嵌花纹。战国在漆工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器物品种和髹（xiū，指把漆涂在器物上）饰技法等都有很大的发展。汉代漆器产地之广、数量之多、传播之远是前所未有的。器物的造型及装饰也呈现新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漆器发掘出土的虽不多，惟据历史文献可知当时花色颇繁，制作亦精。体大质轻的夹纻（zhù，指用苎麻织成的粗布）像，油漆兼用的密陀绘具有时代的特色。唐代文明高跻当时世界之巅，漆器和其他工艺一样有特殊的成就。它表现在起源于前代的金银平脱至此而愈加华美，盛行于后代的剔红、犀皮等又始创于斯时（据最近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发现的漆器，三国吴已有犀皮，本文不及收入和更改，另有专文论及）。宋代一向以一色漆器制作精良为世所称，而近年来又发现有极为精美纹饰的堆漆与镶嵌、戗金与填漆相结合的漆器更呈异彩。元代漆工名匠辈出，尤以剔红、剔犀、戗金诸作，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明代是我国漆工史上又一次有重大发展和革新的时代，髹饰工艺可谓至此而大备。多种技法和不同纹、地的结合，迎来了千文万华之盛。清代前半叶大规模地任用了明代髹工，由于宫廷的好尚，更趋精工细巧而不免流于纤密繁琐。中叶以后，国运日促，导致各种工艺的全面衰退。

总的说来，我国漆工艺几千年的发展和成就，对全世界的漆器工艺都产生了影响，先是东亚、东南亚、继而是西欧及北美。可以说世界上一切制造漆器或用其他物质摹仿漆器的国家，无不或多或少受中国漆器的影响。中国传统漆工艺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有关髹工、漆器的著作，为数不多，且大都散佚失传。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是明代黄成撰的《髹饰录》。(1)它是研究漆工史、明代漆工的原料和技法的最为重要的文献，使我们认识和了解祖国漆器的丰富多彩，为继承发扬、推陈出新这一工艺提供了宝贵材料。它还为古代漆器的定名及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漆器分类

1. 质色门 即各种一色漆器。
2. 纹■门 即表面有不平细纹的各种漆器。
3. 罩明门 即在各色漆地上罩透明漆的各种漆器。
4. 描饰门 即用漆或油描绘花纹的各种漆器。
5. 填嵌门 即填漆、嵌螺钿、嵌金银等各种漆器。
6. 阳识门 即用漆堆出花纹的各种漆器。
7. 堆起门 即用漆灰堆出花纹，上面再加雕琢、描绘的各种漆器。
8. 雕镂门 即各种雕漆，包括剔红、剔犀等及假雕漆、雕螺钿等各种漆器。
9. 戗划门 即刻划花纹，纹内填金或银或彩色的各种漆器。
10. 斒斓门 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纹饰相结合的各种漆器。
11. 复饰门 即某种漆地与一种或多种文饰相结合的各种漆器。
12. 纹间门 即填嵌门中的某种做法与戗划门中的某种做法相结合的各种漆器。

最后是裹衣门和单素门，讲的是两种用简易方法做胎骨的漆器。

家具髹漆辨伪

各种家具有各自的髹漆工艺，所谓髹漆辨伪，主要对象是珍贵硬质木材家具，即黄花梨，紫檀，红木类家具。这类家具的传统髹漆技法是“揩漆”工艺，首先进行打磨，以体现木材的天然纹理，然后用天然漆（生漆）髹涂于器物的表面，待漆要干未干时，用布纱揩掉表面漆膜。如此，反复多次，直至表面呈现光亮，这就是“清水货”。而仿制家具，常采用“混水货”工艺，即用有色的漆膜，覆盖家具的表面，看不到木材的天然纹理。

雕漆

雕漆，又称剔红，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象牙雕刻、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再加上宫毯、京绣、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则合称“燕京八绝”。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

雕漆是用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雕刻出花纹的技法，也被称为时间的艺术，需要经过画图、制漆、髹漆、雕刻和打磨等百余道工序手工完成，每道工序，都依赖时间的沉淀。而一件作品的圆满，凝聚着无数匠人的智慧。一位匠人，至少需要十年左右，才能熟练掌握各种雕漆技法，达到器物有灵的境界。

2006年，雕漆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进入被保护的范畴。

艺术简介

雕漆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至少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横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在明清两朝还是皇家宫廷工艺器物，历来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雕漆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漆雕、剔红、剔黄、剔绿、剔犀、剔黑、剔彩、堆朱、堆漆，明朝中后期才统称雕漆。

原料与辅料

漆料

制造雕漆漆器的主要原料是大漆，又名生漆、土漆、天然漆、中国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浅灰白色液体树汁，漆树野生，在中国生长区域广泛。生漆干燥后具有抗热、耐酸、耐碱、耐潮、耐磨等天然优良特性；干锢后具有极具韵味和柔和的光泽，显得明润透体。在原生漆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可以得到制作漆器需要的各种漆料。

（1）净生漆：是对原生漆进行物理性能净化后所得。

（2）加潮漆：在净生漆中加入一定比例的净水，用来补充原生漆在采割、运输、储藏过程中蒸发掉的水分，保持大漆原有的化学成份，使大漆的性能稳定不变，这样的加潮漆才能用来调制漆灰与调制其他色漆。

（3）罩漆：是由加潮漆添进适量比例的熟桐油调制而成，增加了漆质的柔软性和可雕刻性，它是配制各种色漆的基本成份。

（4）彩色漆：是用罩漆加各种化工颜料，均匀搅拌压研而成的各种颜色的漆。原北京雕漆厂可以调制近百种不同色调的颜色漆。传统上以红、黄、绿、黑漆为主，在其上雕刻分别称为剔红、剔黄、剔绿、剔黑，另还有剔犀、剔彩的雕刻。

（5）退光漆：又称推光漆，素漆，为半透明漆。在雕漆制品中用量较少，主要是在不进行浮雕处的次要部位的装饰，俗称"做里子"。

（6）金脚漆：又称为金胶，浑金漆、贴金漆，油光漆。用干快净生漆加适量比例的熟桐油，搅拌均匀即可。主要用来粘贴金、银箔，金银粉。

（7）霸王鳔：又称漆鳔，漆胶。用净生漆与白色面粉按一定比例调制而成，主要用来制作脱胎器，糊布，或用以粘接剂用。

桐油

雕漆工艺的制作，除去主要原料大漆外，桐油也是必不可少的原料。桐油，是从油桐树的果实中压榨出来的植物油，色透明微黄，主要用来涂饰木器胎体，目的是防止潮湿之气侵入木料内部，充当隔离剂；生桐油还用来配制其它的漆料、油料；在雕漆中主要用来配制罩漆。

各色颜料：雕漆漆器的色调，是有一定的传统习惯，雕漆的颜色，是由于在大漆中加入了不同的颜色。雕漆的传统颜色是红、黑、黄、绿，最常用为红色。但由于颜色用量的不同，各种颜料的配比也有差别。一般包括下列颜料：银朱、天然朱砂、丹红、绛矾、石黄、汉沙黄、钛青蓝、靛华、钛白粉、石青、石绿、漆绿、钛绿、烟煤等。

胎料

（1）铜料：北京雕漆使用铜料是为了制造内胎。由于铜材有压延性，可塑性，适宜于各种形体的制作；铜材硬中有软，又适合铜漆吻合的需要，且易于抛光擦拭，所以铜材成为制造雕漆内胎的最主要的原材料。使用铜料的雕漆制品，大都是瓶类、罐类、盒类、洗类、炉鼎熏类等，以圆体形的内胎为多数。北京雕漆使用的铜材，主要是国产的，以洛阳地区较好，也有一定的进口铜。

（2）木料：雕漆漆器使用木材制造内胎的历史是很悠久而且大量的，也应用得非常广泛。木料最好是陈年旧料，不容易发生干裂和变形，而且不同的雕漆制品的木胎对木料要求也不一样，还因雕漆品在制作过程中，要几十次、上百次地进入湿热窨箱，又要进入烘干火箱四至五回，所以对木料的选择和挑剔是必不可少的。如屏风、家具等，要采用上等红松，雕漆串珠则用杨木、柳木、枣木为好，还有的木胎需要使用硬木，如梨木、榆木、紫檀、红木、沉香木等。

（3）夏布：属于麻的织物，包括麻、麻布，也是雕漆制胎中不可缺少的主料。夏布与生漆、生漆灰、霸王鳔，一次次、一层层有规则的在胎体上糊压，待夏布漆灰的胎模干固后，便可以剥毁内部胎体，于是内空外实的完整的夏布胎体，就被脱制出来--脱胎。福州脱胎漆器几乎全部采用脱胎工艺制造内胎，北京雕漆漆器中，有些是采用脱胎的，主要是用在异型立体造型上。

种类

雕漆工艺复杂，种类繁多，可以分为剔红、剔黑、剔黄、剔绿、剔彩等品种。剔红的做法是在器物胎骨上髹涂一定厚度的朱漆，少则二、三十道，多则百道，然后在漆的厚层上雕刻花纹。剔黑、剔黄、剔绿等技法与之相同，只是漆色不同。

剔彩为雕漆的一种，亦以漆层雕刻，但技法与剔红等完全不同。剔彩有“重色雕漆”和“堆色雕漆”之分。“重色”俗曰“横色”，“堆色”俗曰“竖色”。重色雕漆是在器物胎骨上分层髹涂不同颜色的漆层，当漆层达到一定的厚度时，根据图案色调的要求，需要哪种颜色，就将其以上的颜色剔掉，露出所需色漆，并在其上剔刻花纹，故又谓之“雕彩漆”。“堆色雕漆”是用局部填漆的方法，即先涂一种色漆至一定的厚度，再根据图案的要求　将需配色的花纹轮廓内的原漆层剔掉，填上所需的色漆，再剔刻花纹的细部。

工艺特色

元代

元代雕漆的工艺在宋代的基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传世的张成、杨茂、张敏德的雕漆作品代表了元代雕漆的最高水平。宋元时期雕漆作品的特点是刀痕不露，磨工大于雕工。

明代

由于元代雕漆巨匠张成之子张德刚主持果园厂的漆器生产，故明永乐、宣德时期的雕漆仍保持着元代雕漆的风格，漆层肥厚，花纹层次感很强，刀痕不露，磨工大于雕工。果园厂发展了雕漆的工艺技法，其表现是髹漆层较厚，多者厚达百层，尤其是花果题材的作品，有的花纹起伏竟达三、四层之多，花果纹饰更加凸显。明中期以后，雕漆技艺出现了新的艺术倾向：雕漆漆层减薄，作品层次感不强，有些作品的纹饰与锦地漆的层厚度相当；雕刻刀法上虽保留着早期雕漆的磨退，但已难掩饰刀锋快利、磨工不细的痕迹。嘉靖、万历时期的雕漆，雕工精细，刻后不磨，锋棱清楚有力。

清代

清朝乾隆时期的雕漆技法集前代之大成，融会了明代的风格特点并有创新和发展。原在造办处“牙作”当差的南方牙匠，乾隆时命他们雕刻漆器，他们自然追求雕牙般的精细纤巧。乾隆时期大量的雕漆交由苏州制作，苏州匠人则将雕刻竹木逸品奇俏清新、气韵生动的风格带到雕漆中来。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乾隆时期雕漆的技法形成了新的风格。

装饰题材

元代

元代雕漆的装饰题材承袭宋代漆器的风格，花卉鸟禽、山水人物仍是漆器的主要装饰纹样。以花卉为题材的作品，其构图或以一大朵花卉作为主题，旁衬数枚含苞欲放的花蕾，或数朵大花满铺全器，枝叶肥厚，舒卷自如。以花鸟为题材的作品，以花卉衬底，上压飞禽，这种装饰风格至明初仍继续使用。以山水人物为题材的作品，通常刻三种锦纹，以表示天、水、地不同的空间，天锦用曲折回转的单线表示，水锦用波纹组成，地锦用方格或斜方格内饰多瓣形小花表示，似繁花遍地。以锦纹为背景的空间中刻画树木殿阁、人物生活等，画面的层次感十分清晰。

明代

花卉图案

明代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龙凤、山水人物等内容作为装饰题材。

花卉题材的作品，早期为大朵花满铺的装饰风格，后变为缠枝、折枝花卉和小朵花头，图案布局变得疏朗清新。花鸟以四季题材为主，常见的有鸟鸣枝头、鸳鸯戏水、绶带牡丹等。以花卉、鸟禽、龙螭等为主要题材的复合纹样的作品，多用夸张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均以盛开的花卉为地，上压成双的游穿于花丛之中的飞禽、龙螭，浪漫色彩浓厚。

山水人物图案

山水人物题材的作品，图案取材于历史故事、生活场景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文人墨客悠闲清雅、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吉祥图案与龙凤纹饰

由于嘉靖皇帝朱厚熜信奉道教，嘉靖、万历时期雕漆的装饰纹样一改前期风格，一是寓意吉祥如意的图案内容增多，动植物、神灵形象及自然景象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常见有松树、灵芝、仙桃、鹿鹤、祥云以及八宝、八卦纹等，以取长生不老、如意吉祥之意；或以松竹梅的枝干蟠成“福”“禄”“寿”等吉祥文字，与其它装饰纹样组合成图案。二是龙凤图案骤增，尤其万历时期，龙凤纹饰成为装饰图案的主流。

清代

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时期，雕漆的装饰纹样更加丰富多彩，无所不有，新的题材不断涌现，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仿明代以文字和吉祥纹样组合成的装饰图案，大体字成为主要纹样。二是以海水波涛中的鱼龙海兽等为题材，多为三、九奇数的鱼龙海兽在波涛中嬉戏，令人耳目一新，这种题材的雕漆作品波纹如丝，锋芒毕露。三是仿古装饰纹样亦别出心裁，如仿古青铜器的器型和青铜器上的虬螭纹、夔龙纹、凤纹、谷纹等。四是在满刻锦纹的漆地上加刻诗文词句，或以诗写景，或以景配诗，诗情画意交相辉映。此外，以神话故事和具有宗教意味的题材为装饰的雕漆作品也较常见，如八仙人物等。

艺术特点

元代

元代雕漆的款识，根据现存实物可以确定为针划名谓款，有“张成造”、“杨茂造”、“张敏德造”等，均刻在器物底部。

明代

明代官办漆器作坊生产的雕漆均刻年号款。永乐时期的雕漆仍沿袭元代雕漆款识的针划法，多在器物底部左侧边缘针划“大明永乐年制”六字竖行款。

宣德时期的雕漆改为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字体粗大醒目，刀锋刚劲，刻款位置无定制。嘉靖时期的雕漆款识均在器物底部正中刀刻填金“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其位置从右至左横行、竖一行或两行不等。

万历时期的雕漆亦为刀刻填金楷书纪年款，但多在年号之外加干支纪年，刻款部位多在器底上方边缘从右至左横刻，也有竖行或双行刻于器底正中者，字迹工整纤秀。

清代

清代乾隆时期雕漆的款识为刀刻填金年号款和吉言器名款，常见的部位在器底正中或盖内、器内底，也有刻在器盖面做出的圆圈内的，款字有“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古”、“乾隆仿古”等，其中以楷书款为主，也有篆书和隶书。格式有横行、竖行、双行、三行不等，款外有用单方框或双方框。其年号款之外还有加吉言器名者，有的器物年号和器名分别刻在盖内和器底，如剔红雅集宝盒，盒底刻“大清乾隆年制”年号款，盖内镌“雅集宝盒”四字。也有的器物只刻器名不刻年款。乾隆以后的雕漆，有年款的仅见嘉庆雕漆上的“嘉庆年制”篆书款。

元代雕漆

据黄成《髹饰录》记载，我国雕漆技法出现于唐代：“剔红，即雕红漆也。髹层之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精粗，亦甚有巧拙。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后杨明加注补充道：“唐制如上说，而刀法快利，非后人所能及。陷地黄锦者，其锦多似细钩云，与宋元以来之剔法大异也。”这两段记载无疑证明唐代已有雕漆并论及其基本特征，唯至今未见实物。宋元时期，我国雕漆工艺得到发展，至元代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髹饰录》中评价：“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润，纤细精致。又有无锦纹者。”宋元两代雕漆技法已臻成熟，传世的元代雕漆制品以张成、杨茂等的作品为代表。

明代雕漆

在继承元代雕漆工艺的基础上，明代的雕漆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雕漆技艺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明成祖朱棣酷爱雕漆，明朝迁都北京后，他命御用监在皇城内建立了专为皇家服务的漆器作坊——果园厂，专门生产雕、填漆器。工匠从全国各地精选，永乐皇帝亲召元代雕漆巨匠张成之子张德刚进京，授其营缮所副，专司果园厂雕漆的生产。这一时期果园厂的雕漆产品精美绝伦，代表了明代雕漆工艺的最高水平。精美的雕漆制品不仅满足了皇家的需求，永乐皇帝还以此为礼品馈赠日本国王。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官办漆器作坊生产的漆器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工艺水平，装饰纹样一改前期风格，除部分继承了反映民间文化习俗的题材外，对帝王歌功颂德、宣扬宗教神话和表现长生、升仙、福寿吉祥的内容成为雕漆装饰的主流风格。雕漆的这种特点与嘉靖皇帝朱厚熜信奉道教密切相关。

清代雕漆

由于乾隆帝酷爱雕漆，清乾隆时期雕漆工艺得以蓬勃发展，百工炫巧争奇，料不厌精，工不厌细，雕漆工艺达到了漆工艺史上最高的水平，雕漆制品的数量也非常巨大，现存乾隆御制诗中咏雕漆的诗文即有几十首。乾隆朝雕漆多为养心殿造办处制造或交由苏州承做。乾隆后期，雕漆生产由盛而衰，至光绪时，雕漆技法几乎失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令苏州制作雕漆，但得到的承办，至此，雕漆生产跌入低谷。

机构工匠

果园厂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御用监”便在皇城内设置了御用漆器作坊果园厂。元代雕漆名匠张成之子张德刚被召进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掌管果园厂漆器的生产。因此，明永乐、宣德时期，果园厂的雕漆保持了元代张成、杨茂雕漆“浑厚圆润，藏锋清晰，磨工大于雕工”的特点。果园厂遗址今不存，据文献记载，其厂址在西安门内，棂星门迤西，约为现西什库之东的灵境胡同一带。

养心殿造办处

清代皇家御用品多由养心殿造办处制作，造办处设十四作，其中包括漆作。清代养心殿造办处漆作制作的漆器代表了清代漆器的最高水平。

张成

张成，元代雕漆巨匠。据《嘉兴府志》载：“张成、杨茂，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剔红最得名。”张成的雕漆作品特点是髹漆肥厚，雕工圆润，藏锋清晰。其雕漆技艺全面，作品题材广泛，山水人物题材的作品通常画面疏朗，景物深远，空旷辽阔。

金漆镶嵌

金漆镶嵌是中国传统漆器的重要门类，向来为皇家所用。以木胎成型、髹漆，然后在漆底上运用镶嵌、雕填、彩填、堆古罩漆、刻灰、平金开彩、断纹、刻漆、金银、罩漆等装饰技法。清王朝灭亡后，这门原本主要为宫廷服务的漆器工艺传向民间。

金漆镶嵌所表现出的珠光宝气、雍容华贵，体现了皇家的大气，是带有浓厚“京味儿”的工艺品。

1956年，散落在北京各处的16家手工作坊采取公私合营方式联合成立了“北京金漆镶嵌厂”。

手工艺品简介

在中国古老的手工艺品业，一个古老的门类至今还健康存在着，这就是被誉为“燕京八绝”之一的金漆镶嵌。金漆镶嵌是中国传统漆器的重要门类，已有七千年历史。历史上北京是重要的漆器产区，如元代的“油漆局”、明代的“果园厂”、清代的“造办处”，都为北京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虽说漆器为历代官家所经营，但清代也有民间的漆器作坊，皇家也在民间征集精品。

那么，何谓“金漆镶嵌”？漆艺最早出现和应用最广的是漆绘，这就自然离不开漆与颜料的结合。除了颜料之外，便是漆与金的结合。如描金、贴金、搜金、扫金、洒金、戗金等等。明代漆艺专著《髹饰录》称之为“金髹”，一名“金漆”。涵盖彩绘、雕填、刻灰等工艺皆可统称为“金漆”。“金漆”与“镶嵌”工艺的结合称之为“金漆镶嵌”。

主要特征

宫廷艺术，北京风格

中国漆器不但历史非常悠久，艺术内涵博大精深，文化底蕴十分丰厚，而且产地众多，遍布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仅重点产区就有十余个省市。

全国各地的漆器同根同源，大家都是从河姆渡走来。在材料运用和工艺技法方面是基本相通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而在工艺品种和艺术风格方面则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北京金漆镶嵌从师传系统、工艺技法到艺术风格都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明清宫廷艺术，形成了古朴典雅、端庄华贵、富丽堂皇、品类繁多的皇家风范，北京风格，在祖国的漆器百花园中独树一帜。

品种繁多，千文万华

北京金漆镶嵌的工艺技法从大的门类划分，包括镶嵌、彩绘、雕填、刻灰、断纹、虎皮漆等。而每一门类又可细分为诸多工艺。如镶嵌类，从材质上划分有玉石镶嵌、彩石镶嵌、螺钿镶嵌、百宝镶嵌。从工艺上划分有平嵌、矫嵌和立体镶嵌。彩绘类包括描漆、描金、搜金、扫金、洒金、平金开彩、平金开黑、堆古等。雕填类又有填金、填银、填漆之别。刻灰类有彩地刻灰和金地刻灰两种。断纹类从工艺上划分有烤断、晒断、撅断、颤断。从艺术风格上划分有龟背断和流水断。而虎皮漆类还包括漆宝砂。

不同工艺所使用的材料、工具，采用的技法和最后形成的艺术风格都各有不同。

同宗一门，多支传承

自集多种工艺之大成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解体前后，民间作坊由于受师传和规模的影响，形成了四支传承体系，并形成了大体分工。其中，韩启龙和苏明堂两支以彩绘雕填类漆器为主，王俊江一支以镶嵌类漆器为主，中和局一支以金漆牌匾楹联为主。因而四支的各代传承人也分别掌握着不同的工艺技法。但其中也不乏一专多能者。

在传承关系中，虽有子承父业者，但从总体上讲，属于社会性传承，而不属于家族式传承。这与金漆镶嵌门类繁多，技艺复杂，一人一家难以独立完成，需要分工合作，集体完成有关。

四大工艺步骤

设计（包括造型设计和纹样设计）——制作木胎——髹饰漆胎——装饰（包括镶嵌、彩绘、雕填、刻灰、断纹、虎皮漆等工艺）

设计

要求造型美观，结构科学，主题突出，布局合理，适应工艺，便于操作。要使艺术性与实用性、造型与纹样、题材与工艺、材料与技法、主景与配景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制作木胎

选用上好木材经烘制定型处理后制成木胎。一般选用红白松木。因为松木木性较为稳定，不易开裂走形。虽然松木质地较软，花纹也不够美观大气，但经多道工艺处理后不再显露木纹，可谓扬长避短。此外，还有少量脱胎的。

髹饰漆胎

首先要在木胎上披麻或裱糊布、纸，涂刮数道灰腻子，道道打磨，以起到平整、加固、托漆的目的。再施以数道中国天然大漆或合成大漆，道道打磨平整，出亮产品还需抛光，制成漆胎。要求漆色匀正，平整光洁。如使用天然大漆需要窨干，必须掌握好窨房的温湿度。

装饰

镶嵌以各种天然软硬质玉石、螺钿、兽骨、牛角等为原料，以搜、磨、堆、铲、镂、雕等技法制成人物、花鸟、山石、楼台等浮雕，镶嵌于漆胎之上。这类产品翻转折叠，层次清晰，雕刻细腻，玲珑剔透。若施以高浮雕技法，于浮雕之中显现立体效果，谓之“矫嵌”，乃更为精湛的技艺。

立体镶嵌多以人物及龙、凤、麒麟等鸟兽为题材。首先要根据设计要求制作木雕（或脱胎），再将玉石、兽骨、螺钿等加工成的众多形态各异的片、甲、麟、块精心组合，粘附于木胎之上。这类产品雕琢纤细，拼嵌严谨，神形兼备，光彩照人。

彩绘以各色漆胎为画面，以各种色漆及金银粉为颜料，以特制的画笔为工具，精心描绘。调色要准确，润彩要丰富自然。细分之，又有描漆、描金、搜金、平金之别。这类产品犹如国画中的工笔重彩，生动而细腻，典雅而隽秀，情景交融，灿如锦绣。搜金产品则虚实相间，层次分明，苍劲古朴，意味深沉。而平金产品更显现出金碧辉煌的特征。

雕填的基础是彩绘。彩绘之后，需按纹样轮廓，以特制的勾刀勾勒出较为浅细的纹路，称之为“剌”或“雕”。线条的深浅粗细要均匀一致，不崩不豁，不能“跑刀”。打金胶后，戗之以金银粉，称之为“填”。要填得饱满实足，干净利落。这类产品具有线条流畅，锦地规整，色彩艳美，富丽堂皇的风韵。

刻灰其灰地工艺具有特殊要求，灰层略厚且刚韧相济。髹漆后，在漆胎上以勾、剌、片、起、铲、剔、刮、推等技法，雕刻出和谐精细的凹陷纹路，要防止断道。最后施粉、搭彩、固色。

断纹即在漆地之上制作均匀细密的裂纹。从工艺上划分有晒断、烤断、撅断、颤断之别；从艺术形式上划分有龟背断、流水断之别。漆纹裂而不糠，仿古旧而不脏，给人以饱经沧桑后自然形成之感。其要领是所出断纹必须均匀，不可有多有少，有大有小。

虎皮漆先要在漆地上制作高低不平的花纹，低凹处层层涂饰各种颜色的色漆，磨平滑润，五彩斑斓。其要领是既不能呆板，又不能杂乱，虽是人工所为，却似天然成就。

历史渊源

1978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大量文物，其中“在第三文化层有一件木碗，造型美观，腹部瓜棱形，有圈足，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经科学鉴定“它的物理性能和漆相同。”距今已有七千年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漆器不断丰富发展。从工艺上讲，最早的漆器装饰方法主要是漆绘。商代出现了玉石镶嵌和螺钿镶嵌，战国时期出现了脱胎漆器，汉代出现了雕填戗金工艺，三国时期出现了虎皮漆工艺，唐代出现了剔红（即雕漆），宋代出现了断纹工艺，明代出现了百宝镶嵌，清代出现了立体镶嵌。从品种上讲，由器皿摆件、酒具、食具发展到各类家具、屏风、牌匾、壁饰，并被广泛应用于室内外建筑装饰。

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上文人荟萃，工匠云集。尤其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御作，为北京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元代设有油漆局，隶属工部，配备副使一员，用从七品印，掌管髹漆之工。元代漆器的主要品种有彩绘、雕填、螺钿镶嵌、雕漆等。元代螺钿漆器的特点是螺片由厚变薄，开创了“软螺钿”的新工艺，因而更加丰富多彩。

明代漆器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永乐年间皇室在果园厂（今西什库东）专门设立了官局制造漆器。关于果园厂的漆器，适如明代著名漆工杨明所说：“今之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又出国朝厂工（即果园厂）之始，制者殊多，是为新式。于此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矣。”又据清代高士其《金鳌退食笔记》：“果园厂，在棂星门之西，明永乐年制漆器，以金银锡木为胎，有剔红、填漆二种。所制盘、盒、文具不一。填漆刻成花鸟，彩填稠漆，磨平如画，久而愈新。其盒制贵小，深者五色灵芝边，浅者回文戗金边。古色苍莹，器传绝少，故价数倍于剔红。二种皆称厂制，世甚珍重之，而不可多得”。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下设42作，其中设有“漆作”。漆器产品主要有车、轿、仪仗及皇室贵族所用的日用家具和器皿。乾隆年间颁布的《工部则例》中有《漆作用料则例》、《漆作用工则例》、《泥金作用料则例》、《泥金作用工则例》。此外还有《圆明园漆作价值则例》、《圆明园漆活彩漆扬金则例》、《圆明园内工佛作则例》等，分别讲述了制作灰胎、漆胎、描漆、描金等工艺的配料、操作。可以说，这是清宫漆作的操作规程。

清王朝的灭亡，使漆器这一宫廷艺术大步走向了民间。

价值体现

深厚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漆器却有七千年的历史了。数千年来，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有源有流，有继承有创新。她也曾屡遭磨难，甚至曾面临灭顶之灾。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她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她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愈是民族的也就愈是世界的。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金漆镶嵌产品不仅走向了世界，走进了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国务活动场所，走进了众多的楼堂馆所，也走进了众多的百姓家庭。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永久不衰的魅力。

高雅的艺术价值

金漆镶嵌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工艺种类繁多，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一件产品可以只采用一种工艺制作，也可以将多种工艺综合运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化万千。或穆然古朴，或典雅清新，或鲜活艳丽，或金碧辉煌。

二是题材广泛。有历史典故、文学名著、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山水人物、龙凤花鸟、名人字画、民俗民风等，几乎涵盖了各个文化领域。同时还有现代题材和外国题材。大多有繁荣昌盛，前程锦绣、福禄寿喜、吉祥如意之寓意。

广泛的实用价值

北京金漆镶嵌产品既是工业产品，又是文化产品；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既是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一种艺术，又与器皿文化、家具文化、屏风文化、牌匾文化、壁饰文化和建筑装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珍贵的收藏价值

应该说，每一件精美的金漆镶嵌工艺品都具有收藏价值。尤其是历史性作品、精品、孤品、绝品、大师作品更是具有增值潜力很大的收藏价值。

传承关系

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清末至1937年是北京漆器作坊的兴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几十年间陆续开业的金漆镶嵌作坊有十余家。

其开业缘起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原皇宫中的漆器艺人在辛亥革命后自开作坊；

二是清末即有民间私人作坊，多是通过太监拉关系，应宫中之活；

三是漆器作坊中的艺人出师后自开作坊。如“英明斋”创始人苏明堂是清末皇宫中的漆画匠首领。辛亥革命后，苏明堂流落民间，在金鱼池精忠庙旁开办了“英明斋”。苏明堂桃李满园，收“侯永泉”为徒。“侯永泉”学成后开办的第一家漆器工艺品店铺就是东单三条的“瑞兴斋”。“侯永泉”不忘师恩，把师傅的“苏”字放在前面，这就是北京城著名的“苏漆侯”的来历。“侯永泉”的长子“侯明达”（现北京金漆镶嵌厂创始人）学成后又先后开办了自己的“瑞明斋”和“明达号”，侯明达之子侯荣恒跟随其父学艺，目前是苏漆侯第四代传人。“侯永泉”的三徒弟“姚林五”学成后在灯市口开办了自己的“升利”，而苏明堂的另一再传弟子陈瑞兰又在东四头条开办了“瑞丰斋”。

还有一些无字号的作坊。虽无字号，却有来历。清代光绪年间，漆器艺人韩启龙在东城沙井胡同开作坊，专应宫中之活。韩启龙的弟子孙其祥在橡皮坑胡同开作坊。孙其祥的弟子王兴瑞又在马圈胡同开作坊。王兴瑞弟子众多，其中最有成就者当首推王珍。解放后，王珍在北京金漆镶嵌厂从艺，为挖掘、恢复传统产品做出了宝贵贡献，并培养了很多新人。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漆器作坊擅做彩绘雕填类产品。此外，还有些作坊擅做镶嵌类漆器。如清末王俊江在隆福寺街开办“永信局”镶嵌作，专应宫中之活。王俊江弟子魏焕丰于1914年也在隆福寺街开办了“华丰斋”。初起为位于王府井大街大元帽胡同的“协立成”古玩铺修复镶嵌类旧活，由此发展到较大规模地生产镶嵌类产品。

由于受师传关系和作坊规模的影响，这些作坊除在工艺技法和艺术风格方面有别，在品种方面也自然地形成了大体分工。其中大部分作坊以家具、屏风和摆件类为主。但清代光绪年间，在东四六条开业的“中和局”，以及出师于“中和局”的张文彬于1914年在南箭厂胡同开办的“兴一局”，却是以牌匾楹联为主。

第二个时期，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949年，是北京漆器行业的萧条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后，使北京的漆器行业面临灭顶之灾，除少数一、二家外，纷纷倒闭。

第三个时期，1949年至1956年，是北京漆器行业的恢复时期。在国家的扶植和发展手工业政策指引下，一些过去的掌柜重操旧业，再招旧部，收纳新徒，一些艺人也自开作坊。到1956年，北京16家作坊采取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建厂，命名为“北京金漆镶嵌厂”。从此，北京金漆镶嵌的发展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金漆镶嵌传人

侯荣恒是清代光绪年间宫廷漆器造办处漆绘匠首领“苏明堂的第四代传人。跟随其祖父侯永泉、其父侯明达（现金漆镶嵌厂创始人）学艺。现年77岁的侯老先生，一直致力于钻研将金漆镶嵌技术与电影美术特种工艺设计相融合的创新工艺领域，以老一辈艺术家执着的精神不断创作更多更优秀的电影美术作品。侯老的父亲是京城有名的工艺老号瑞明斋（现北京金漆镶嵌厂）创始人，其中关于金漆镶嵌的工艺更是在京城数一数二，侯老就深得此项真传。15岁那年，侯老先生迈入自家店铺开始学习工艺制作，18岁时参军，是当时北京义务兵役制的头一支，这一参军就是13年，退伍后侯明达”之子“侯荣恒”子承父业，在自家学艺有所成就后，曾在北京金漆镶嵌厂从事漆器绘画工作。1978年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置景和特种道具制作工作，在工作期间曾多次收徒，教授电影美术工艺，但在金漆镶嵌技艺方面至今并未收徒。

柏德元是清代光绪年间宫廷漆器艺人韩启龙的第五代传人。2003年，由柏德元组织设计、施工并监制的香山勤政殿“金漆镶嵌宝座系列工程”，被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评定为珍品。

过硬的工艺来自过硬的基础，这一点从柏德元的经历就能找到答案：北京金漆镶嵌厂是1956年建厂的国有企业，主要生产经营项目有传统漆艺类家具工艺品、明清式古典家具及室内装饰业。1962年，15岁的柏德元来到金漆镶嵌厂学徒。他聪明好学，又很懂事，师傅们都很喜欢他。领导看他有出息，就专门安排他拜老艺人王珍为师。

这位王珍师傅也很了不起，光绪年间，京城著名漆器艺人韩启龙在沙井胡同开作坊。他的拿手好戏是彩漆描金和雕填类产品，专应宫中之活。韩启龙弟子孙其祥、再传弟子王兴瑞后来分别在橡皮坑胡同和马圈胡同自开作坊。王兴瑞弟子众多，其中最有成就者首推王珍。王珍为挖掘恢复烤断、撅断、颤断、晒断等“四大断”产品和色彩斑斓的“虎皮漆”产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王珍培养了很多新人，柏德元是他最得意的“门生”。王老艺人不仅把一身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柏德元，还带着他共同参加了“四大断”和“虎皮漆”的挖掘整理工作。柏德元既掌握了技术，又打破了手工业“口传心授”的传统。就此，金漆厂的新产品、新工艺层出不穷，如电视柜、啤酒柜、楼梯柜、书柜、写字台、电话桌、鸳鸯桌椅等，既有明清风韵，又有时代气息，很受市场欢迎。再如，用旧大车轱辘改制的餐桌、用旧纺车改制的咖啡桌、用古建中的雀提改制的花台、用花窗做的桌面等等。这些将古旧作品移花接木的奇妙之作令人拍案叫绝。

漆艺中的彩绘和雕填工艺，传统风格是浓抹重彩，金碧辉煌。近年，他们大胆借鉴国画中的滃染、皴搜、点晕等技法，形成了水墨丹青、淡雅飘香的新风格，既有工笔之风，又有写意之法，令人耳目一新。

金粉

金粉是商业名称，实际不是金粉，而是铜和锌合金的细粉，所以又名青铜粉、黄铜粉（Bronze powder）。

制备

金粉可按铜和锌的不同比例，制出青金色、黄金色及红金色的各种不同光彩的成品。

注：

（1）金粉的生产过程为一系列的机械加工过程，加工的目的是使金粉的颗粒，具有特殊的鳞片状、球形或多角形的颗粒。在加工的同时，也进行化学品的加工处理。

（2）金粉的生产操作过程大致如下：

人造合金配料→熔融→铸薄皮→轧箔→捣碎→分离→化学品加工→风选→磨粉→筛粉→成品

规格：青金粉170目，红金粉250目，青红光400目。

包装：一般是25公斤至50公斤铁桶装。

贮运：金粉是危险品，容器须密封。应放置在干燥、通风、有遮盖的地方，与酸、碱及氧化剂隔绝，避潮，防火。

注：搬运时切勿撞击，防止粉末飞扬。

性质

（1）金粉呈美丽的金黄色，与一般颜料不同，颗粒是平滑的鳞片状，每一鳞片直径约50~100微米，厚度0.1～1.75微米限度以内。

（2）金粉的硬度较大，不溶于水，而溶于无机酸中，为强的还原剂。与湿空气接触则发热燃烧，遇火爆炸。

（3）金粉的遮盖力非常高，平均在10克/平方米左右。由于它是鳞片状的颗粒，表面像镜面似的，能将射上去的光线反射出达75～80%左右。金粉不但对可见光线是不透明的，同时对紫外线及红外线也透不过。

（4）金粉在实际应用上，要能够保持一定时期的鲜艳夺目，不受空气氧化，水汽浸蚀，或空气中微量硫化氢的硫化变色，所以每一个鳞片状的金粉，必须涂复上一层透明的隔离保护层。

印染

金粉在印染上主要是与胶粘剂调合，在印染织物上印制金印标志。应用方法一般有印金、刷金和烫金，可根据织物要求和设备条件选定。

（1）“印金法”是把调制成的金印液，用排笔蘸取涂刷在文字模型板上，然后打印到织物上。

（2）“刷金法”是把金印液刷在绢网上，金印液通过绢网上没有涂漆部分的文字细孔，而落到垫在下面的织物上。刷金法比印金法手续方便。

（3）“烫金法”是把金粉，胶粘剂、松香等经过特种处理，胶粘在白纸上，形成需要的文字标志，然后用熨烫的办法，把纸上的金色文字复印到织物上。

（4）所用的胶粘剂为桃胶、羧甲基纤维素（C．M．C．）等。胶粘剂的作用，不但作为金粉印刷在织物上的一种载体介质，并使金粉颗粒上涂复一层透明的隔离保护膜，可以防止空气氧化、水汽侵蚀，或空气中微量硫化氢的硫化变色，从而使金印在一定时期保持鲜艳夺目的光彩。

铜金粉

铜金粉是由铜锌合金经熔融雾化、球磨粉碎、抛光而得。具有较高的金色光泽，与铝粉相比质地较重、遮盖力较弱、反射光和热的性能较差；主要用于装饰漆，是纸张、塑料、织物印金或涂饰各种器具和美化环境，产品包装装潢的理想佳品。

规格、品种：有红光、青光、青红光，纯铜粉四种色光品种；有220目、400目、800目、1000目四种粗细规格。

使用要求：要使用中性调剂，应随用随调，防止调剂蒸发糊板和变色。印金物表面应光洁，或金漆打底，才能使印物表面光亮，细腻，仿金感强，耐侯性强，印张率高。为防止酸碱接触，印金要有罩光清洁保护。

专题展览

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卷

《北京大运河揽胜图》由北京画院的七位艺术家联袂创作，精心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打造的集历史风貌与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大运河实景长卷。

画卷起舞，勾勒出北运河波涌千年的绮丽——古老的桥梁、耸峙的殿宇，鳞次而张弛有度的现代城市建筑群……只因如练的运河水，古人与今人、传统与现代就能同框对视；历史的星空下，城市的年轮、你我的人生都曾被同一朵浪花拍打。

徐徐展开的北运河画卷，正等您来看、来听……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陈大楼二层七号展厅

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

时间：2023年12月27日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陈大楼三层十号展厅

主题“不止运河”，寓意大运河流淌不止，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该展览以“波沿南北泽被千秋”“集萃中国 流光华彩”“运河之洲 惠济天下”为叙事结构，以全域沉浸CAVE体验系统、核心区三维衍射系统、衍生区超智能数字点云系统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空间，让观众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实现身临运河、畅游运河。这是在国内博物馆常设展中首次尝试如此规模的三维衍射系统装置。在实现视觉震撼的同时，借鉴舞台艺术设计，让装置、灯光、影像分而有序、合而成势，艺术与科技共生，奉上一场耳目一新的视觉盛宴。

燕赵乘春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

时间：2024年5月18日-2024年12月31日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层十一号展厅、十二号展厅

前言

“山脉如镰，河流如扇，平原如毯，海洋如盘”，京津冀是中国地貌类型最齐全的地区。独特的山川地理，孕育了京津冀区域文化特征，也塑造了燕赵儿女慷慨、朴实、勤奋的性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互相融合、协同发展。

北京是京津冀区域中心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演进，燕赵大地上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格局。从周边城市拱卫京师、服务首都，到协同发展，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京津冀正在朝着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阔步前进。

古代京津冀“首都圈”的形成

本单元叙述北京成为首都前后，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城市关系的形成，分为两部分，一是今北京地区成为全国性政权首都之前（辽金以前）形成的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二是北京成为全国性政权首都之后，形成的以中央直辖京畿地区，京畿拱卫首都为核心的古代首都圈。

近代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

进入近代之后，特别是帝制消失之后，京津冀的城市群由原来的拱卫京师的关系，发展成为近代化、城市化和工业生产的结构性关系，各城市逐步兴起，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发生转变，加之京津地位的不断变化，直隶及后来的河北省开始了省会频繁搬迁的时期。

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足迹

本单元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津冀关系的逐步发展，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建立在不同时期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成果。京津冀协同发展突破了京津冀的范畴，打破了周边城市为北京服务的单一格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创举。

结束语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增强抓机遇、应挑战、化危机、育先机的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

时间：2024年2月-2024年12月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陈大楼三层九号展厅

前言

为全面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发挥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服务社会大众的职能，特此举办“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此次展览是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成立60余年以来首次举办的珍藏文物展，依据文物类别共遴选展品161件（套）。大部分展品为首次面向观众展示，希望观众从中感受到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积淀，厚植家国情怀，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

青花雅韵

审美。青花瓷，是历代烧瓷技艺和心得感悟的结晶，也是多元文化和谐交融、开放包容的典范。中国古代工匠把他们的智慧、巧思与匠心付诸于青花瓷上，在造型、釉色、装饰、烧造技艺上不断探索精进，青花瓷中融入的山川河流，池塘野趣、花鸟走兽、生活写照等一系列生动图景，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人与自然、天地和谐共生的理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

璞琢生烟

“玉，石之美者。具“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玉，钟灵毓秀，聚天地之灵气，化万物之浊气。

吉金流彩

是红铜、锡、铅的合金。公元前21世纪前后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达到鼎盛，并大量铸造青铜礼器。青铜礼器被古代贵族占有，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和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礼器特性逐步消失，更多作为日常生活用器。

秦、汉之后，随着铁器、漆器、瓷器的不断发展和广泛使用，青铜铸造业逐渐衰退，但轻巧、实用的各种铜制生活用器依然得到创新和使用，其铸造的形制、风格和纹饰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所变化，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京津丹青

地区画家群体，他们来自祖国各地，画风不尽相同，但都是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广泛吸收其他绘画流派的精华，在艺术上兼收并蓄，強调传统笔墨功力，同时借鉴西方绘画的色彩和写生技法，在北京、天津地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来京津地区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薪火相传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原北京市文物商店、北京市文物公司)历经六十余载，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始终保持对文物事业的初心和情怀，在艰苦条件下，不畏艰辛，冒酷暑斗严寒，吃苦耐劳，以恒定持久的专注力，深厚扎实的专业素养，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种，坚守在文物保护一线。他们下农村、进场站，拣选抢救了大量文物，便众多珍贵文物得到保护，同时为国家级博物馆，大专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藏品和学术研究资料。

主要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的唐代《敦煌彩绘水月观音像》等，为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北宋张先《十咏图》、南宋马和之的《小雅鹿鸣之什图》卷等，为首都博物馆提供的宋刻原石晋代王献之书《洛神赋》 玉版十三行、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大方套瓶和明宣德洒蓝釉钵等，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瑰宝。

结语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原北京市文物商店、北京市文物公司)历经六十余载，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始终保持对文物事业的初心和情怀，在艰苦条件下，不畏艰辛，冒酷暑斗严寒，吃苦耐劳，以恒定持久的专注力，深厚扎实的专业素养，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种，坚守在文物保护一线。他们下农村、进场站，拣选抢救了大量文物，便众多珍贵文物得到保护，同时为国家级博物馆，大专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藏品和学术研究资料。

主要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的唐代《敦煌彩绘水月观音像》等，为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北宋张先《十咏图》、南宋马和之的《小雅鹿鸣之什图》卷等，为首都博物馆提供的宋刻原石晋代王献之书《洛神赋》 玉版十三行、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大方套瓶和明宣德洒蓝釉钵等，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瑰宝。

五光十色——故宫博物院藏古代颜色釉瓷器展

时间：2024年2月-2024年12月

地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陈大楼三层八号展厅

前言

颜色釉瓷是指主要以釉的质地和呈色作为装饰的瓷器，其烧造历史可上溯至夏、商之际的原始瓷。至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以青、红、黄、白、黑五大色釉为主的颜色釉瓷体系。而此“五色”亦是自春秋以来，中国人对于色彩的基本认识与概括，通常视之为正色，为基本之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本展览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遴选出112件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精品。包括五大色釉体系分为十种釉色。

愿您通过此展，领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精神标识与中华美学天人合一、中正平和的审美风范。

青色系

青为木色，为草木山川江水之色，为万物出生之色，为东方之色，而蓝、绿、碧、翠、苍、葱、玉等告为青色之属。青亦为瓷器孕育之色，当先民将对生命之色的理解注入土与火的艺术，使有了最初的原始青瓷。此后虽历经数千年，中国人始终崇尚青釉瓷所蕴 含的清淡含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风范。

红色系

红为火色，为日出花卉云霞之色，为南方之色，红、赫、朱、丹、绛、彤等皆为赤色之属。滔滔梦夏，日至而万物生，红色从古老的岩画到瓷器的釉色，无不体现着生命的热烈与张场，表达出古人对于光明的崇敬，其华而不俗，象征着温暖、庄严、喜庆和吉祥，为中华美学中的祥瑞之色。

黄色系

黄为土色，为秋叶金菊粟谷之色，为中央之色，缃、橙、金、姜、茶等皆为黄色之属。此色之于中华民族尤为特殊，厚重的黄土地见证和滋养着这个伟大民族的诞生，成长和壮大，无数炎黄子孙以黄为尚，以黄为中和之色，为御用之色，其象征着尊贵、高尚、丰收和兴旺，亦为中华美学中的祥瑞之色。

白色系

白为金色，为月光浮云山雪之色，为西方之色，琼、雪、霜、银、素等皆为白色之属。昭昭如月之明，其素朴而不染纤尘，象征着初始与本源，亦常有圣洁、优雅、善良或美好之意。

黑色系

黑为水色，为长夜浓墨黑漆之色，为北方之色，乌、玄、缅、皂、涅、等皆为黑色之属。在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精神世界中，黑色是天地洪荒、混沌未明之色，往往象征着包容、庄重、神秘与沉静。

结语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四时流转，而五色纷回，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千载间从未间断的烧造，使其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实物见证，而且亦是中华美学之风雅与诗意的重要载体。它以丰富的情感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出特有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不仅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尊崇和向往，而且也展现出中国人对于天人合一、中正平和的审美风范的追求。时光婉转，釉色依旧，千里通波，曾运资来。也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种特别的颜色，于此可以邂逅，在艺术与生命的呼吸中，感受一个民族的性情与气质。

赵孟𫖯(fǔ)

赵孟頫[fǔ]（1254年10月22日－1322年7月29日），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一说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原籍婺州兰溪。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文学家，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

赵孟頫自幼聪慧，于南宋末年曾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隐居不仕，屡次辟命，直到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才赶赴大都觐见元世祖，被授为兵部郎中。此后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自世祖至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皆获礼敬。晚年逐渐隐退，延祐六年（1319年）借病乞归。至治二年（1322年），赵孟頫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获赠魏国公，谥号“文敏”，被后世称为“赵文敏”。

赵孟頫博学多才，工古文诗词，通音律，精鉴赏。在书法上，他精于正书、行书和小楷，其书圆转遒丽，被人称为“赵体”。与鲜于枢并称“鲜赵”，又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其画取材广泛，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俱工，并倡导师法古人，强调“书画同源”，主张变革风行已久的南宋画院的体制格调，开创了元代的新画风，为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有“元人冠冕”之誉。其绘画、书法和画学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此外，他的诗文风格和婉，兼涉篆印，以“圆朱文”著称。有《松雪斋文集》等著作传世。

人物生平

宋室之后

赵孟頫于宋理宗宝祐二年九月十日（1254年10月22日）生于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其十世祖是太祖的第四子秦王赵德芳。其五世祖为宋孝宗赵昚的父亲、秀安僖王赵子偁、四世祖为崇王赵伯圭，因孝宗赐赵伯圭宅第于湖州，故而他的后代子孙成为湖州人。赵孟頫的曾祖赵师垂，祖父赵希戭，父亲赵与訔，亦皆仕于南宋，官衔颇高。嫡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无子，由祖母收他为后。赵孟頫为赵与訔第七子。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由生母督学。

赵孟頫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写字运笔如风。十四岁时，赵孟頫因其家世代为官亦入补官爵，并通过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调任真州司户参军。

南宋灭亡后，赵孟頫一度蛰居在家。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他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举荐赵孟頫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但他辞不赴任。

元朝重用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隐居于江南的宋代遗臣，得二十余人，赵孟頫名列其首，并单独被引见入宫，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世祖见赵孟頫才气豪迈，神采焕发，如同神仙中人，非常高兴，让他位坐尚书左丞叶李之上。当时朝廷刚刚设立尚书省，命赵孟頫起草诏书，颁布天下。世祖看了诏书后称赞道：“说出了朕心中所要说的话。”朝廷召集百官于刑部，商讨制定刑法。众人认为凡贪赃满至元宝钞二百贯者，都应论死罪。赵孟頫则认为处罚太重，因为钞法创立后的几十年内，已大幅度贬值，用贬值的宝钞来决定人的生死，不足采取。有人见他年少，又是来自南方，不了解元朝国情，指责他反对以宝钞来定罪，是想阻碍宝钞的流行。赵孟頫也理直气壮地反驳，指出：“刑法是关系到人命的生死，必须分别轻重。我奉诏参与商议，不敢不言。你不讲道理，企图以势压人，这是不行的！”那人被说得哑口无言。世祖打算重用赵孟頫，但遭到了一些人的阻止。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六月，世祖授赵孟頫为兵部郎中。兵部总管全国驿站，当时来往使臣的饮食费用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当地官府无力供给，只有强取于民，百姓不胜骚扰，请中书省以增加钞币来解决。但当时至元钞不能通行，朝廷派尚书刘宣与赵孟頫一同至江南查办行省丞相贯彻执行钞法不力之罪，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均遭鞭打，然而赵孟頫却不打一人。回京后，丞相桑哥对他的这种宽容大加谴责。

当时，大臣王虎臣揭发平江路总管赵全的违法事实，朝廷命王虎臣去查处。叶李坚持奏请不可派王虎臣，世祖不听。赵孟頫进言说：“赵全违法确实应该问罪，但王虎臣以前在平江也常常强买民田，纵令下属臣僚奸诈营利。赵全曾多次与他争斗，王虎臣怀恨在心。如今派王虎臣去，他必然陷害赵全；纵然查出赵全不法事实，人们也不能不有所怀疑。”世祖这才明白过来，改派他人去处理。世祖知道赵孟頫家境素来清贫，曾赐他钞五十锭。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赵孟頫升任集贤直学士。同年，发生地震，北京尤其剧烈，死伤数十万人，世祖为之忧心如焚。世祖亲驻龙虎台，派集贤大学士阿剌浑撒里回京，召集集贤、翰林两院官会议，询问此次天灾发生的原因及消灾的办法。但这些官员畏惧桑哥的权势，不敢说实话，只是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的话，以修人事、应天变来回答，不敢触及时政。在此前，桑哥遣忻都及王济清理全国钱粮，大加搜括，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还有数千万，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有自杀的情况。逃入山林的人，官府发兵追捕，无人敢来劝阻。赵孟頫与阿剌浑撒里非常友好，劝他去奏请世祖大赦天下，免除赋税，这样就可能消弭天灾。阿剌浑撒里按照赵孟頫的意见向世祖奏禀，并得到世祖的允许。诏书已经草拟完，桑哥大怒，说这不是皇帝的旨意。赵孟頫挺身而出，对桑哥说：“百姓死亡已尽，那些未征上来的钱粮到哪里去征？若不及时免除，以后若有人将此未征之数千万钱粮作为损失而归咎于尚书省，这岂不深深连累了丞相？”桑哥明白其利害，同意全部免除赋税，百姓因而得救。

世祖曾向赵孟頫询问叶李与留梦炎的优劣（二人均为降元的宋臣）。赵孟頫说：“留梦炎是臣父亲的挚友，为人庄重厚道，很自信，多谋能断，有大臣之才。叶李所读的书我都读过，他所知所能的事，臣都能知能办。”世祖说：“你是认为留梦炎比叶李要贤吗？但是，留梦炎在宋朝为状元，位至丞相，而在贾似道欺上误国之时，却对贾似道阿谀顺从。叶李当时虽为平民，却敢于上书朝廷，斥责贾似道，显然贤于留梦炎。你因为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挚友，不敢非议，可赋诗以规劝他。”赵孟頫便赋诗一首，其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的话，世祖看后大加赞赏。赵孟頫退朝后对奉御彻里说：“陛下在谈论贾似道误国时，责备留梦炎当时不敢指责。如今，桑哥的罪恶甚于似道，而我等不加指责，将来如何能推卸责任？但我毕竟不是陛下亲信之臣，说话陛下必不听从。侍臣中读书知理、慷慨有气节而又为陛下所亲信的人中，没有能超过你的。捐出自己生命而为百姓除害，是仁者之事，希望你能这样！”彻里果然向世祖揭发桑哥的罪恶。世祖大怒，命卫士将他掌嘴，彻里口鼻血涌，倒在地上。再问，彻里还是斥责桑哥罪行，大臣也相继指责桑哥，世祖便将桑哥按罪诛杀，并废除尚书省，凡有罪的大臣也统统罢官。

世祖有意让赵孟頫参与中书省政事，赵孟頫坚持不肯。他认为久在君王身边，必受人嫉妒，故极力请求到外地任职。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頫外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当地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服役，因不胜艰苦而逃走。他的父亲诬告是同服劳役的人将掀儿杀害。赵孟頫怀疑其中有冤情，不立即判决。一个月后，掀儿自己回归盐场。郡中人都称赞赵孟頫料事如神。佥廉访司事韦哈刺哈孙，性情暴虐，因赵孟頫不顺他的意，借口中伤他；恰逢朝廷要修《世祖实录》，召赵孟頫还京，这才无事。其后，赵孟頫被改授为汾州知州，还未成行，朝廷又令他书写金字《藏经》。

大德三年 （1299年）八月，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

至大二年（1309年），在杭州十年官江浙儒学提举任期已满，赵孟頫被改授为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尚未赴任，为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遣使所召。

深受宠遇

至大三年（1310年），朝廷召赵孟頫回京师，授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命与其他学士共同撰写祀南郊祝文。在拟定殿名的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不合，告假还乡。仁宗在东宫时，就闻知赵孟頫之名，等到他即位后，便召其为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

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十月，转集贤侍读学士、正奉大夫。

延祐元年（1314年）十二月，升任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

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仁宗待他甚厚，只呼其字而不呼其名，在与侍臣谈论文学之士时，将赵孟頫比作唐代李白、宋代苏轼，称赞他品行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又精通佛学及老庄之学，这些都是人所不及的。有不乐意者想离间仁宗与赵孟頫的亲密关系，仁宗不加理会。既而又有人上书，认为赵孟頫不能参与编修国史。仁宗说：“赵子昂（赵孟頫）是世祖皇帝选拔的重臣，朕特加优待，让他在馆阁从事著述，传之后世，你们还罗嗦些什么？”并赐赵孟頫钞五百锭，叮嘱侍臣：“中书总说国用不足，这笔赏金他们必不肯付与，可从普庆寺库存中支给。”赵孟頫曾数月不至宫中，仁宗向左右侍从询问，都说赵孟頫年老畏寒，仁宗于是令御府赐他貂鼠皮裘。

归家安逝

延祐六年（1319年）四月，因管夫人病发，赵孟頫得旨还家，于二十五日离开大都。五月，管夫人逝于临清舟中，赵孟頫父子护柩还吴兴。同年冬，仁宗又遣使催他回朝，最终因病未能成行。

至治元年（1321年），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遣使到赵孟頫家中，命他书写《孝经》。

至治二年（1322年）春，英宗遣使趋吴兴问候赵孟頫，并赐礼物。六月十五日（即辛巳日，7月29日），赵孟頫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九岁。逝世之日，仍观书作字，谈笑如常，至黄昏，逝于吴兴。九月十日，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

至顺三年（1332年），赵孟頫被追赠为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

主要影响

绘画

地位

赵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他兼擅各种绘画，其中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他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称“作画贵在有古意，如果没有古意，即使再精细也没用”，遥追五代、北宋法度，时人称赞他有唐人的“致”及北宋人的“雄”，并去除了二者中的“纤”及“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如果说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那么，赵孟頫在其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么，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仍是赵孟頫。

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

1. 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2. 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
3. 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
4. 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
5. 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
6. 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
7. 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
8. 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巎巎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画论

赵孟頫通过批评“近世”、倡导“古意”，从而确立了元代绘画艺术思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也广泛地渗透于诗文、书法、篆刻等领域中。

赵孟頫提倡“古意”，试图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应该说，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应当特别指出，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赵孟頫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

影响

有记载说，入元之后，赵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而赵孟頫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代宗师，赵孟頫影响了友人高克恭、李衎，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的画艺，他的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他与儿子赵雍、孙子赵麟都创作了《人马图》，称《三世人马图》，传为佳话。

书法

主词条：赵体、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其篆、籀、分、隶、楷、草诸书俱佳，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据明人宋濂记述，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直接晋人，评价其书法“因熟而俗”。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前人得到古碑帖数行，专心学习，便能闻名于世。何况《兰亭集序》是王右军（王羲之）满意的书法。如果不停地学习，怎么会担心书法胜不过别人。”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赵孟頫善于吸取他人的长处，因而在书法上获得较大的成就。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他手书佛、道的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

其他

文学

赵孟頫的诗赋及文章，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在至元年间的诗人之中，赵孟頫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

经学

在经学方面，赵孟頫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

律学

赵孟頫精通音乐，对律吕之学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

金石学

赵孟頫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兼工篆刻，以“圆珠文”著称。

历史评价

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后世知我朝有斗家，大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杨载：公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

虞集：

大德、延祐之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邓文原）、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

魏晋以来善书者，未尝不通六书之义，吴兴赵公之书冠天下，以其深究六书也。

欧阳玄：公治尚书，有书注于礼乐，度数甚明，知音律，……为文清约典要，诸体诗造次天成，不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牍能以数语曲畅事情，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隶小楷行草书，惟其意所欲为，皆能伯仲古人，画入逸品高者诣神，四方贵游及方外士，远而天竺、日本诸外国，咸知宝藏公翰墨为贵，故世知之浅者，好称公书画识者，论公则其该洽之学，经济之才，与夫妙解绝艺，自当并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

林弼：赵文敏、虞文靖（虞集）文翰，近代称绝。

徐达左：当是时，以诗文名世者，若赵松雪（赵孟頫）、虞道园、范德机（范梈）、杨仲弘（杨载）诸君子，以英伟之姿，凌跨一代，谐鸣于馆阁之上，而流风余韵，播诸丘壑之间。

陶宗仪：性通敏持重，未尝妄言笑。书一目辄成诵，诗赋、文辞清邃高古。善鉴定古器物、名画。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悉造其微。尤善书，为国朝第一，篆法石鼓诅楚，隶法梁、钟，草法羲、献。或得其片文遗帖，亦夸以为荣。然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才也。

孙承恩：前代王孙，异时翰学。粹质令仪，高吟大作。绘事拟圣，墨妙入神。文采风流，照映后人。

王世贞：

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頫、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傒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赵稍清丽，而伤於浅。

余尝谓吴兴赵文敏公孟俯，风流才艺，惟吾郡文待诏征明可以当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诗文也，书画也，又皆以荐辟起家。赵诗小壮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浅同也。文皆畅利而乏深沉，其离古同也。书小楷赵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纤，其精绝同也。行押则赵于二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逊也。署书则文复少逊也。八分古隶则文胜，小篆则赵胜也，然而篆不胜隶。画则赵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浅，其天趣同也，其鉴赏博考复同也。……若出处大节之异，前辈固巳纷纷言之，独赵集有述太傅丞相伯颜德一章，中所云：‘舆地久巳裂，车书当会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顾颛蒙。’呜呼元诚而亲主，宋社诚屋，伯颜诚贤有功，岂而所宜言者，何有胸无心至此也，吾待诏不与同年语也。

项穆：若夫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书法雅言》）

董其昌：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能解也。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画禅室随笔》）

冯班：

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之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

赵殊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

学前人书从后人入手，便得他门户；学后人书从前人落下，便有拏把。汝学赵松雪，若从徐季海（徐浩）、李北海入手，便古劲可爱。（《钝吟书要》）

梁巘：

子昂书俗，香光书弱，衡山书单。

学董不及学赵，有墙壁，盖赵谨于结构，而董多率意也。（《评书帖》）

纪昀等：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事元，故不谐於物论。观其《和姚子敬韵诗》，有“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句，是晚年亦不免於自悔。然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於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

吴德旋：永兴书浑厚，北海则以顿挫见长，虽本原同出大令，而门户迥别。赵集贤欲以永兴笔书北海体，遂致两失。集贤临智永《千文》，乃是当行，可十得六七矣。

刘诸城云：

“松雪自当为一大宗，既或未厌人意，然究无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论，谓鲜于、康里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

松雪行书以《天冠山》为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艳称《民瞻十札》已属次乘，《梅花诗》则自《郐》无讥矣。（《初月楼论书随笔》）

钱泳：

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睇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书学》）

阮元：元赵孟頫楷书摹拟李邕。（《北碑南帖论》）

包世臣：

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

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则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废者，以其笔虽平顺，而来去出入处皆有曲折停蓄。其后学吴兴者，虽极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净，是以一时虽为经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烟销火灭也。

吴兴用意结体，全以王士则《李宝成碑》为枕中秘。（《艺舟双楫》）

周星莲：赵集贤云：“书法随时变迁，用笔千古不易。”古人得佳帖数行，专心学之，便能名家。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临池管见》）

朱和羹：子昂得《黄庭》、《乐毅》法居多。邢子愿谓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钵，唐、宋人皆不及也。（《临池心解》）

康有为：吴兴、香光，并伤怯弱，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妍妙可观念更新，若举石臼，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之不兴也。（《广艺舟双楫》）

柯劭忞：赵孟頫以宋宗室之俊，委贽事元，跻于通显。其在《大雅》之诗日：‘殷土肤敏，裸将于京。’刘向以为悯微子之朝周，故君子不责孟頫，而为赵氏悯也。

杨载称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经济之不。人以为知言。

马宗霍：元赵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落笔如风雨，一日能书一万字，名既振，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轶事典故

佛教因缘

赵孟頫是高僧中峰明本的弟子。赵孟頫生前的最后一封信是给中峰明本的《疮痍帖》，写于去世前半个月。赵孟頫信仰佛教、皈依中峰明本之后，把写经当作积累功德之资，为后人创造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赵孟頫对佛法的信仰，对他虚淡谦和的书画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鹊华秋色图》《水村图》《江山萧寺图》等画。

援作春题

元朝时，扬州有个姓赵的人，富裕而喜欢招待客人。他的家里有明月楼，人们替楼写春联，大多无法符合主人的想法。一天，赵孟頫路过扬州，主人知道这件事，把他迎接到明月楼上，用丰盛的酒席款待他，席上所用的都是银制的器具。酒过半巡，主人拿出纸笔，请求赵孟頫替他写春联。赵孟頫拿起笔即写道：“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得到春联后，非常高兴，把酒具全部撤下并把它们送给赵孟頫。

衣冠盛事

赵孟頫原因程钜夫的举荐而以兵部郎中入仕元朝的。后来程钜夫任翰林学士承旨时辞官归家，朝廷命赵孟頫接替他任职。赵孟頫就任后，先去拜谒程钜夫，然后再进入翰林院视事，此事被当时的士大夫传为佳话。

一家皆善书

赵孟頫的二子赵雍、赵奕并以书画知名，而其夫人管道升聪敏过人，能书善词，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元仁宗曾取管道升的书法，与赵孟頫及其次子赵雍的书法用玉轴精装，钤上御印藏于秘书监，说：“让后世知道我朝有一家的夫妇父子都善书，这也是奇事啊！”

主要作品

赵孟頫的传世文集有《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另著有《谈录》一卷。故宫出版社出版有《赵孟頫书画全集（全十卷）》，是“目前收录赵孟頫作品最全的图书”。

后世纪念

墓葬

主词条：赵孟頫墓

赵孟頫墓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洛舍东衡里“阳林堂”别业东南侧。此墓穴为赵孟頫和夫人管道升的合葬墓。赵孟頫墓穴距地下约1.5米，长3米，宽2.6米，墓为石棺双室墓，墓前有石马一匹，石朝官二尊。1915年加土修理，立墓碑。1992年发现地下墓穴，8月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德清县人民政府修复墓地。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对墓周边又进行了绿化，墓前石人石马重新安放，泥沙地也铺成了大理石。

故居

赵孟頫故居位于浙江省湖州市所前街月河桥西侧孙衙河头（甘棠桥南）。1994年被湖州市政府以“赵孟頫故居”之名列为市级文保单位，2003年更名为“赵孟頫故居旧址”。纪念馆于2009年上半年开始保护性改建，至2011年上半年完成，2012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

艺术馆

赵孟頫艺术馆位于浙江省湖州市莲花庄路的中国湖笔博物馆内，于2001年9月建成开馆。建筑外观歇山顶，飞檐翘角，亭廊楼院皆为仿古式建筑。主体部分设赵孟頫纪念厅、赵孟頫仪式厅，珍藏赵孟頫及其艺术同道等历代书画传世作品37件，书迹刻石38块。

陨石坑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水星上的一个直径167公里的陨石坑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为“赵孟頫陨石坑”。

纪念活动

2012年及2014年，湖州博物馆举办了两届“赵孟頫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8年3月，“松雪问茶”赵孟頫与茶文化2018书画展在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名茶展示厅开幕。

史料索引

• 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 《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
•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五十九》
• 《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元》
• 《新元史·卷一百九十·列传第八十七》

董其昌

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

万历十七年（1589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历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提学副使、河南参政，因病辞职。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继位，授太常少卿、国子司业，参修《明神宗实录》。天启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因事辞官。崇祯五年（1632年）任太子詹事。崇祯七年（1634年）回归乡里。崇祯九年（1636年）去世，谥号“文敏”。

董其昌擅于山水画，师法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画作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作品《戏鸿堂帖》（刻帖）。颇能诗文，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

人物生平

初露锋芒

董其昌，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上海市）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2月10日）出生。

董其昌17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于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松江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进退得宜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田一儁去世，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

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董其昌借口回家养病辞官。

潜心书画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

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

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亦官亦隐

泰昌元年（1620年），神宗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启用董其昌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其间，奉命修《神宗实录》。但是，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继任的明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母客氏。

天启五年（1625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即辞官退隐，退隐“家居八载”。

崇祯五年（1632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七十七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起故官，掌詹事府事”。

崇祯六年（1633年），阁臣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离开内阁，温体仁在魏忠贤余党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次年（1634年），董其昌又乞求致仕。

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到八十岁告老还乡，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与家乡松江的先贤陆机崇奉“士为知己者死”相比，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用得出神入化。他以科举入仕进入精英阶层，既结交东林派、公安派，又与反东林党人惺惺相惜。

死后哀荣

崇祯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戌时（1636年10月26日），董其昌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是日距董其昌知交好友袁可立三周年祭日十二天）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

弘光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政权追赐董其昌谥号“文敏”（与赵孟頫相同）。因此，后人也把他称作“董文敏”。

主要影响

艺术成就

综述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万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绘画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

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入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的结果。

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千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入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

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正如中国当代书画家南山乐山评论董其昌的艺术特点说：董香光（董其昌）满腹经纶，故能笔清墨润，山色如洗，宁静深邃，绝无尘垢。

书法

董其昌的书法，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如董其昌在黄庭坚书法《黄文节梵志诗》的题跋：黄文节公书世多摹本又多赝本，生平所见以此卷为灼然无疑，梵志诗较寒山更自奇崛书亦近之。董其昌观因题。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艺术影响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董其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正因董其昌有禅宗的思维，才能有对中国画进行空前绝后大省减的魄力和勇气，他对文人画发展的作用，才能同苏轼、赵孟頫并列。

虽然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进行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他以禅喻画提倡文人画，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南北宗论"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明朝著名画家蓝瑛、王鉴、袁枢等拜其为师，蓝瑛的著名作品如《白云红树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袁枢的作品《平泉十石图》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松溪泛舟图》于2013年9月17日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出现。

2019年9月下旬，“百代标程——董其昌书画艺术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此次展览遴选上海博物馆馆藏董其昌及相关艺术家作品共计40余件（组），较好地呈现了艺术性、经典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此次展览由“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超越”及“董其昌的艺术影响和作品辨伪”三个部分组成，展品尽可能涵盖董其昌各时期代表作，包括传世所见其最早画作《山居图》扇页和最晚作品《细琐宋法山水图》卷，跨度长达48年，较好地呈现了董其昌的艺术世界。该展览一直持续至2019年12月20日。

历史评价

《画史绘要》：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处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

周之士：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何三畏：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爱新觉罗·玄烨《跋董其昌墨迹后》：

①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

②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转运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雄奇峭拔，草书纵横排宕有致。

《明史·董其昌传》：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儗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明史·文苑传》：

①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②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

王文治《论书绝句》：书家神品。

包世臣：行笔不免空怯。

翁同龢：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李志敏：主张学古变古，但在书法神韵问题上的迷信观念，却比古人尤有过之。

主要作品

著作

董其昌一生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高逸图》轴，作于63岁，略仿倪、黄、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关山雪霁图》卷，作于81岁，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据卷末自题，此卷是从关仝的《关山雪霁图》原幅改写而成。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月赋》卷，作于47岁，取法唐晋，笔画秀娟，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作于50岁，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岁，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正，法度严谨；《岳阳楼记》卷，作于54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兆和（李北海，即李邕）。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路马湖记》卷，代表晚年行书之作；《观海市》，作于69岁，以“米家法”为其同年袁可立所书，十分秀逸飘洒，成为山东蓬莱阁上的传世名品。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秋兴八景》大画册；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天津博物馆有一幅其晚年为同年袁可立所创作的《疏林远岫图》（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播出）；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诰》；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16幅《董其昌纪游册》，本为河南袁可立家藏品，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主要作品如下：

《石渠宝笈》著录董其昌《疏林茅屋图卷》。

人际关系

据松江光训堂《董氏族谱》卷二《世谱》所载，董其昌有四个儿子。除了长子祖和为董其昌原配夫人龚氏所生，另外三个儿子都是庶出。

董祖和（1586年—1662年），字孟履，号起玄。上海廪生，荫入国学，选都察院照磨，升工部营缮司主事。配潘氏，葬四保五六图新阡，子庭、广、用威、赓。

董祖常，字仲权，号得庵。华亭庠生，以荫选太常寺典簿，升南京应天府通判，升刑部江西司主事。生母陆氏，配潘氏，葬胡港上原新阡，子延年、康、廙。

董祖源（1596年—1647年），字季苑。官生。生母刘氏，配徐氏，子黄中、建中。

董祖京，字欲仙，号瀛山。官生。生母唐氏，配王氏，子之帷。

轶事典故

藏书之家

善鉴别古书画，擅长写书法。在书法上造诣颇深，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对书籍有很强的收藏欲。遂藏书尤多，家有“玄赏斋”，贮法帖、名画、古书。撰有《玄赏斋书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为是他人所撰，清人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董其昌的家藏书目较可信。

袁董奇缘

睢阳（袁可立祖籍睢阳卫，属明代河南睢州，今睢县）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传为千载佳话。

清代乾隆年间，王椷的《秋灯丛话》对二人的神交奇缘做了这样的记载：“前明睢州（应为松江）有宿儒某（董其昌），屡试不第，郁愤无聊。夜梦人谓曰：‘子须待袁可立（睢州人）同考，乃可望中耳。’觉而异之，遍访学校内，并无其人。偶出游，力倦憩村塾中，见一总角童子貌颇歧嶷。诘其姓名，师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闻之，甚为惊异。询其家，贫甚。乃携归，亲为课读。弱冠联登甲第，某乡会皆与同榜。”

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王椷《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

而今在袁可立的家乡一带族里间，还有一个同样神奇的故事在一代代相传：袁可立幼年时，一天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尚书爷尚书爷，请你把灯盏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灯光下却看到一个光头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头就把灯盏放了上去，并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尚书爷尚书爷你好大的胆。”幼年的袁可立很是诧异地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爷转世，正等着你前去同读共考呢 ，来日当有尚书爷的名位等着你。”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那小鬼便消失在黑夜中。

上述两则故事出处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记载于清代笔记，一个出自民间口碑，但二者却互为印证似有同根之源。而且袁可立和董其昌在知道这是神明向他们泄露天机后，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都不辞辛苦地去努力奋斗，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先后在乡试和会试中双双同科考取了举人和进士，成功地兑现了两个年轻人各自所窥见的天机。

袁可立和千里之外的董其昌同窗拜读于陆树声尚书之门，并不仅仅是一个传奇故事这么简单，而是在大明万历十七年会试大比记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盛事。颜晓军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继续求证道：“就在万历五年（1577），陆树声延请董其昌馆于其家，教授他的儿子陆彦章。……同时在陆家私塾寄读的还有睢阳人袁可立，后来董、袁、陆三人于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一起中进士，堪称是陆树声家门的荣耀。袁可立后来官至兵部尚书，陆彦章则官至南京刑部侍郎。”要知道这个三人的同科中榜直接影响了当年进士总名额的一个百分点。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父亲）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璧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

明崇祯六年十月，董其昌触景生情，想其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寄。然而就在董其昌把袁可立比作隔水对岸高大的山峰凝神作画时，远在河南72岁的袁可立却溘然长逝，似乎也有了冥冥之中的一个幽会和照应。

正所谓“茫茫一水间，相隔不能语”，这一时刻董其昌是否也有传奇的另外一梦，我们因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不得而知。但明末著名学者黄道周在给袁可立作《节寰袁公传》时对他的仙逝却做了这样耐人寻味的记载：“（袁可立）自知其名位所届，寿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陨西南，坠地有声。”

在袁可立去世三周年来临十二天前的一个晚上，董其昌无疾而终薨逝于家，至此这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挚友亡灵得以永久相聚，后人一直以为是冥冥之中有此际会。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董其昌传》），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多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还有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画稿册》，均为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等多枚袁氏印章，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人物争议

“民抄”董宦

董其昌晚年居乡时，其次子董祖常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月诱淫并强抢同城生员陆兆芳家婢女绿英，引起董陆两家到官府争讼纷纷。经乡绅何三畏、吴尔成等极力劝解，“陆生甘心含忍，自秋迄春，抱病杜门”不出，默示抗议，但事情得到平息。不过，松江社区流言说唱四起，十分不满董家强行霸道，为陆家平白无故受辱鸣叫不平。董其昌恼怒万分，状告于官府。官府下令追查，却查无得实。董其昌只得动用家丁四处寻访，结果查到说书瞎子钱二。钱二拒不承认，推头说唱本来自同城生员范昶，引得董、钱当堂跪地对质，范生不认，董、范又去面对城隍发毒誓相应。范生经此变故，忧忿交加，不到十日，悒愤暴亡。范母、范媳、范婢骂上董门，被董宦家奴分隔，将范婢三人剥裤捣阴，血流如注。这一当众侮辱、惨无人性的凶恶行径立即肇致道路侧目，在社区传播的作用下，民众平素对董家的怨愤被充分调激起来，而秀才出于社会义愤和公正，勇于向府县官员陈情请事，要求严惩凶犯。松江官府积级惩处董家家奴头目陈明，以示支持。但民众因怒而起的集合行为已成势头，群情激奋，斗志高昂，加上少数地方无赖觊觎董家财物已久，乘机搀和，而董家处事惊慌，一味蛮横骄纵，终于导致董家和民众的直接冲突。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十六日（1616年5月1日）傍晚5—7点，在江南南直隶松江府城（今上海市松江区治所），府属华亭、上海、青浦三县和金山卫军民上万人，“民抄”董其昌的家宅，焚毁室庐，抢劫财宝。据明人无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描写其暴乱现场为：“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自此，董家多年积聚的辉煌，统统毁于一举∶房宅被烧，财物被抢，文物受毁，声名受损。董其昌和家人仓惶亡命于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事隔半年才被平息。此事就是震动朝野的晚明“民抄”董宦事件。

也有人怀疑“民抄董宦”的真实性，如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说事情的起因缘于董其昌为官时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是这些势家鼓动的乱民所为。清朝初年修撰《明史》的学者认为，“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后世纪念

董其昌墓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墓位于苏州胥口镇渔洋山，而渔洋山就在太湖大桥入口处。碑前有一块吴县人民政府1986年3月25日立的石碑，上刻“吴县文物保护单位：董其昌墓”。碑阴刻有简介：墓在胥口乡渔洋里，传有两处：一在阳家场，墓穴已毁，墓地平为桑田；另在渔洋山坞，规制较大，有龟、狮、马、翁仲、碑等石构件。墓小而简陋，一堆乱石，几丛衰草。墓碑上刻的是“明董文敏公墓”，题款：已未冬吴中保墓会立，后学吴荫培拜书。

邮票

纪念邮票《董其昌作品选》，2010年发行。

旧居

董其昌故居-醉白池，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南路，始建于1644年，为明代画家董其昌觞咏处，也是名人学士常游之地。

史料索引

《明史·董其昌传》

通州燃灯佛舍利塔

通州燃灯塔（Tongzhou Lighthouse Pagoda），又称燃灯佛舍利塔，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大城街1号，始建于北周年间，唐贞观七年（633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塔身，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合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

通州燃灯塔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实心密檐塔，平面呈八角形，原高48米，现高约56米。塔基基座由大城砖砌筑而成，其上是双层须弥座。平座位于须弥座之上，下有仿木斗拱承托。平座之上用三层硕大的仰蓬莲瓣簇拥塔身。塔身平面呈八角形，塔身中空，内置神台。塔身之上建造13层密檐式塔檐。塔刹是两层八角形须弥座承托仰莲。燃灯塔是通州古城的象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和参观游览价值。

1979年8月21日，燃灯塔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7日，通州燃灯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

历史沿革

北周年间，佑圣教寺始建通州燃灯塔。

唐贞观七年（633年），尉迟敬德监督重修通州燃灯塔。

辽重熙年间（1032年~1054年），通州燃灯塔重建。

元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通州燃灯塔修缮。

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通州燃灯塔修缮。

清康熙九年（1670年），通州燃灯塔修缮。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通州燃灯塔塔身毁于地震，只剩下基座。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通州燃灯塔塔身重建完成。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通州期间，通州燃灯塔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期间，通州燃灯塔塔身的佛像、兽雕被破坏。

1976年，通州燃灯塔受唐山大地震影响，塔身受损。

1985年，通州燃灯塔开始进行修缮，重建塔顶、补配铜铃，恢复塔基。

1987年，重修通州燃灯塔塔顶。

建筑格局

通州燃灯塔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实心密檐塔，平面呈八角形，原高48米，现高约56米。塔基基座由大城砖砌筑而成，其上是双层须弥座，须弥座束腰雕有图案，下层雕双龙戏珠图案，转角部分雕刻狮子头像，上层须弥座设有壶门形小龛，龛内雕坐佛一尊，转角处亦雕有顶抗塔基形象的金刚力士像，顶盔挂甲，共104尊。平座位于须弥座之上，砖雕双层勾栏，上层雕动物图案，下层雕几何图形。平座下面有仿木斗拱承托，拱眼壁间嵌有花卉图案。平座之上用三层硕大的仰蓬莲瓣簇拥塔身。塔身平面呈八角形，四正面辟拱门，四斜面雕饰直棂假窗。四座券门除南门外，其余三个券门都是仿木砖雕假门。南门为木制，门上有门钉和门钹等装饰物，门楣雕花卉图案。塔身中空，塔内置神台，其上供燃灯古佛。塔身之上建造13层密檐式塔檐，檐下均施以仿木结构的双翘单昂五踩砖制斗拱。檐椽及角梁为木制，在每根椽子的端部，都悬挂制作精致的风铃一枚，风铃上篆刻有捐银者的姓名及捐助数目。在每层斗拱的拱眼壁之间，置有佛像一尊，全塔总共有风铃2248枚，神像共计415尊。第十三层檐正南面中间部分，放置砖刻碑记一方，碑首刻“万古流芳”。碑身篆刻七言诗一首：“巍巍宝塔镇潞陵，层层高耸接青云。明明光影河中现，朗朗铃音空里鸣。时赖周唐人建立，大清复整又重新。永保封疆千载古，万姓沾恩享太平。”背面正中刻“立碑僧寂玉造”。塔刹是两层八角形须弥座承托仰莲，纵贯铁杵，上置铜质相轮等饰件，有八根铁链连接于塔尖各脊。

文物遗存

通州燃灯塔上共悬铜质风铃2248枚，转角檐头挂大铃，其余为小铃，大铃一个重2斤，小铃一个重1斤。角梁下壁处各倾置一尊砖雕力士神像，共104尊，其中有一尊猪八戒像，为明代所雕，早于《西游记》小说问世数十年。

历史文化

艺文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清·王维珍《文昌阁十二景·古塔凌云》

“千尺巍峨塔势雄，层霄矗立障天风。半空铃语云间碧，元夕灯光顶上红。多宝自应真佛现，题名不与曲江同。潞亭作镇城楼北，终古祥雯五色笼。”——清·王维珍《通州八景·古塔凌云》

“郡城塔影落波尖，生齿休和日日添。才命农官出红朽，顿教米贱乐穷阎。”——清·爱新觉罗·弘历《过通州浮桥即景杂咏·其三》

传说轶事

相传，通州燃灯塔修缮竣工当晚，尉迟敬德叫工匠在塔下燃起篝火，四周拉起帷幔，火光冲天，照得塔顶的鎏金铜镜光芒四射，连塔下十里以外的船只都可以看到。从此以后，运河上的船只来来往往特别顺畅。通州燃灯塔也成为运河上一座著名的“灯塔”。

文物价值

通州燃灯塔是通州古城的象征，与临清舍利宝塔、杭州六合塔、扬州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和参观游览价值。

文物保护

1979年8月21日，燃灯塔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10月7日，通州燃灯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

都城设计师

宇文恺是隋代著名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大师，他设计建造了隋大兴城（即长安城）和洛阳城。宇文恺出生于北朝的武将世家，自幼喜好读书，特别是工艺建筑方面的书籍。他在隋文帝的任命下，负责大兴城和洛阳城的规划和建设，展示了其高超的建筑技艺和卓越的设计才华‌。

刘秉忠是元代著名的城市规划师，他参与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元大都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展现了刘秉忠卓越的城市规划能力‌。

赵秉温则在元大都城的实际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贡献使得元大都城得以顺利建成‌。

隋朝和元朝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和元朝大运河在路线特点、主要功能、修建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具体如下：

路线特点

• 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呈“弓”字形。它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南北的同时，也加强了洛阳与各地的联系。
• 元朝大运河：路线较直，主要是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它截弯取直后，新开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段，缩短了从北京到杭州的航程。

主要功能

• 隋朝大运河：加强了南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巩固了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同时也方便了隋炀帝巡游江南。
• 元朝大运河：主要是为了将南方的粮食和物资更高效地运往大都（今北京），以满足都城的物资需求，保障朝廷的运转，强化了南北经济交流，维持元朝的统治。

修建技术

• 相同点：都充分利用了天然河道和湖泊，减少了工程的开挖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在修建过程中都需要解决水利工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河道的坡度、水位控制、水源补给等，都运用了水利工程技术，建造了水闸、堤坝等设施来调节水流。
• 不同点：元朝大运河在修建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测量技术上有所进步，能够更精确地测量地形和水位，使得新开的河道更加符合实际需要。此外，元朝在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护方面也积累了更多经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

船闸

通惠河和巴拿马运河的船闸

通惠河船闸和巴拿马运河船闸在功能、原理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在规模、建造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以下是具体对比：

相同点

• 功能作用：二者都是为了克服水位差，帮助船舶顺利通过不同水位区域，保障航道的畅通，以实现内河或跨洋的航运交通。
• 基本原理：都采用了船闸的基本工作原理，即通过闸室的充水和泄水，使船舶能够在不同水位之间升降，从而适应航道的水位变化。

不同点

• 建造背景与目的：通惠河船闸是元代为解决大都（今北京）的漕运问题，使南方物资能更便捷地运至京城而修建。巴拿马运河船闸是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缩短船只航行距离，促进全球贸易和航运发展而建造。
• 规模与尺寸：巴拿马运河船闸规模大，可容纳大型远洋轮船，如第三套船闸闸室宽55米，长427米。通惠河船闸主要服务于内河运输，规模小，如元代通惠河上的船闸，闸室长度一般在几十米左右。
• 技术复杂程度：巴拿马运河船闸因要适应不同季节、不同海域的水位变化以及大型船舶的通行需求，技术复杂，有完善的水位调节、船舶引导和闸室维护系统。通惠河船闸相对简单，主要是依据内河的水位变化和小型船舶的通航要求设计。
• 运行管理：巴拿马运河船闸由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面向全球船舶，管理严格，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收费制度。通惠河船闸在古代由朝廷相关部门管理，主要服务于国内漕运和内河航运，管理模式相对简单。

巴拿马运河的设计

巴拿马运河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整体布局

利用巴拿马地峡的地形，以加通湖为中心，通过船闸和人工渠道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运河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约81.3千米。

船闸系统

• 船闸构造：设有三级船闸，如加通水闸、佩德罗—米格尔水闸和米拉弗—罗林斯水闸。每组船闸成对设置，船只可双向同时通过。闸室长300米，宽33米，深12米。闸门宽20米，厚2米，高14~25米不等，由电动机驱动，由控制塔操控开合。
• 运作原理：船只从海平面进入船闸后，通过闸室充水，使船只上升到加通湖的高度（海拔26米），然后驶过运河中部的航道；在另一端，再通过船闸泄水，使船只降至海平面。

人工湖

加通湖是巴拿马运河的关键部分，由加通大坝拦截查格雷斯河及其支流形成。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湖之一，面积达430平方公里，为船闸提供了所需的淡水。

航道设计

• 宽度和深度：最窄处152米，最宽处304米，水深13~15米，能满足不同类型船只的通航需求。
• 弯道和坡度：因运河沿线地形起伏，航道有一定的弯道和坡度，在一些狭窄或弯曲地段，对船只的航行操作有较高要求。

配套设施

• 防护链：在船闸入口两壁间设有防护链，防止船只行驶过快发生碰撞。
• 牵引机车：稍大的船只靠运行于闸壁顶部齿轨上的电动机车牵引通过船闸。
• 导航设施：配备了完善的导航设施，如灯塔、信号标志等，为船只在运河内的航行提供指引。

在2016年扩建后，新增的三级船闸长427米、宽55米，可用深度18.3米，极大地提升了运河的通航能力，能允许载重13000标准箱的集装箱船通过。

大运河和南水北调

大运河和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工程和大运河工程都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伟大工程，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它们的异同点对比：

相同点

• 工程目的：都致力于解决水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的问题，以优化水资源配置。大运河在古代主要是为了连接南北水系，便利漕运，加强南北经济交流与政治联系；南水北调工程则是为了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调水方式：二者都主要依靠修建人工河道、渠道等水利设施来实现水资源的调配，通过一系列水利工程设施来控制水流的走向和流量。
• 重大影响：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运河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繁荣，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水北调工程为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水资源保障，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社会稳定。

不同点

• 工程规模：南水北调工程规模宏大，分为东、中、西三条线路，调水距离长，涉及多个省份和广大地区。大运河主要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人工运河，虽然长度也很长，但在调水规模和涉及范围上相对较小。
• 修建时间：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经多个朝代不断修建和完善，历时两千多年。南水北调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长期规划和论证，于21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建设的。
• 调水方向：大运河主要是沟通南北水系，实现内河航运和水资源的南北调配，以满足漕运和沿岸用水需求。南水北调工程是将长江流域丰富的水资源调往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是从南向北的单向调水。
• 技术难度：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着复杂的地质条件、跨流域调水的技术难题以及生态环境影响等诸多挑战，需要解决一系列高科技难题，如穿黄工程等。大运河的修建主要是在平原地区开挖河道、建设船闸等，技术难度相对较低。
• 生态影响：南水北调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复杂和深远，需要考虑对水源地、输水沿线以及受水区生态环境的影响，采取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大运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沿线生态环境也有一定影响，但主要是在航运和灌溉方面，影响程度和范围与南水北调工程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