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
王德常严管漕仓
北京国子监博物馆藏有一块《元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该碑是1952年北京老城改造施工时，于安定门东侧城墙附近发现的。碑中的王公就是元代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碑文记录了他实施新政、管理漕仓的传奇故事。
息纷争亲校粮斛
王德常，山东乐陵人，自幼父亲去世，性格刚强。年轻时在京师国子监就读，学业优异，脱颖而出。他初任利用监知事，再任归信县县尹，此后仕途通达，在御史台、国子监、高邮州府、礼部等多部门任职，官至户部侍郎。为整治京畿都漕运使司这个老大难，本来要被派到山南江北道（今湖北一带）担任肃政廉访司副使的王德常，被中书省特奏留在户部任京畿都漕运使。
京畿都漕运使司管理在京诸仓漕粮的运输、出纳，下辖京师22仓和通惠河沿岸的运粮千户所等。漕仓所管漕粮，在天下赋税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京畿都漕运使司地位显赫。
上任伊始，王德常就碰到了棘手难题。漕运使司新旧吏员交割漕仓存粮时，就评估存粮的方式不同争论不休，甚至闹到户部，竟数月而交接不完。按照规定，交割时应先从某个粮包里捞出一满斛粮食取样，判断这包粮食是否受潮变沉，然后从取样的重量估算整包粮食的重量，再跟文案所记漕粮质量、数量比对，完全相符了方能交割。交割时如果发现粮米红腐或短少，库吏要自掏腰包赔偿。
王德常观察新旧吏员交接时取样米的方式，竟截然相反。旧吏只想就着粮斛边沿，多刮掉一些，取的样米就轻一些，可以遮掩粮米亏折；新吏只想把高出粮斛口的粮食略刮掉一点即可，取的样米可重一些，意图为日后内部侵吞留出余裕。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在评估交割时维护自己的利益。
为了平息交接争议，缩短交接时间，王德常亲临现场，让属官在办事厅堂上集合，让交接吏员站在厅堂下面，当着全司官吏的面，要求监督取样米的人秉公行事。每检查一包漕粮，让大家看明白，取样的粮斛是否刮平。得到双方认可后，他才让人过秤验粮。用这种公开监督的方法，仓库新旧吏员的交割时间大为缩短，漕运使司吏员们，特别是各仓库吏，就此领教了新来的王大人的厉害。
从此，库吏们利用交接之机，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现象大大减少。
堵漏洞根绝“飞粮”
王德常镇住了漕仓库吏之后，发现京中漕仓发放粮饷仍有亏空的问题。每年冬初，漕仓支付禁卫军的月粮时，显贵官员的仆从们就来领取超过应发额度的粮饷，而且他们还一个个都拿得出支取凭证。漕仓吏员对此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默默办理手续。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漕粮从运输到收藏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大量的耗损，朝廷允许在正额之外加收。积少成多，滋生出“飞粮”现象。“飞粮”指的是税粮实物不到官仓，只是虚开收支手续的违法行为。
漕运使司的属吏们盯上了这个漏洞，一方面勾结豪富之家，为他们冒领漕粮发放凭证；另一方面根据下属各漕仓贿赂的多少，来决定哪个仓库多支或者少取粮食。各漕仓此时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要么老老实实按凭据支出，导致粮库亏空，自己如果无法自掏腰包赔偿，就会身陷法网；要么硬扛豪富之家的骚扰，但职微力薄的自己要面对将来未知的胁迫。为求平安过关，各漕仓不得不重金贿赂漕运使司属吏，让司里高抬贵手。
通过深入调查，王德常明白了“飞粮”和冒领的伎俩后，便将各仓存粮底数整理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默默记下了各个粮仓应拨的数额。每当属吏们将要变动应支应取的粮饷数额和地点之时，王德常就阻止说：“这批粮应由这个仓库拨出，怎么能让领取人到别的地方去取呢？”如果支取粮饷的数目高达三五万石之巨，他就检查属吏手头的公文，对照自己整理的底案，比较数量多少。如果出入太大，就公开质疑，属吏们陷入支取收纳数额与上司手头存案互相矛盾的窘境。他们碰了钉子，不得不有所收敛，也不敢下压漕仓，上欺长官，外卖好处来谋求私利了。以后漕运使司官吏任满换届时，上下级也可以干净交接了。
严要求勉励下属
王德常平时随和沉静，对待下属则很讲原则，尤其能以自己的诚恳来打动人心。下属报告公务时，如果说的话不违背法规，那么他会和颜悦色；如果话里有牟取私利的嫌疑，他就拿出律条来正言厉色地批驳他们。每逢休沐日，他就借公务集会，召集下属同知、副使、判官来到公署，开设宴席，犒劳下属。大家依次敬酒时，王德常就会劝勉他们通力合作，谨防违规之事，态度极为恳切。同僚们公宴回来，就互相告诫说：“朝廷只是让王大人掌管漕储总务，他竟然连粮斛所取样米的高下区别之类的小节都能追究到底。我们这些人就是负责监督的官员，朝廷漕务责任重大，利害切身相关，我们难道可以轻忽松懈吗？”于是他们工作也更加谨慎了。
按照司里的制度，漕库吏员们要提交工作日报。王德常读了以后，专门训诫他们：“你们上蒙皇帝恩典，一年就能升任一级，而州县吏员辛辛苦苦干三年，要经历好几任长官，才能升一级。你们和他们比起来，待遇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们竟然不想着报效国家，还逐渐染上玩忽职守的毛病，难道就不怕自己最终落入法网吗？至于遭遇到丢官抄家甚至送命的后果，这不是咎由自取，又是谁的过错呢？”
受此训诫，属吏们都心有所感，幡然醒悟，有的甚至痛哭流涕，互相勉励要遵纪守法，恪尽职守。
按照惯例，以前司里主办文书的佐吏，无法获得正式官员身份。他们只能钻营私利，苟且养家。针对这种情况，王德常努力向吏部争取，朝廷六部的办事典吏如有空缺，就允许从京畿都漕运使司各级攒典里选拔。从此，佐吏们升任有望，纷纷勤勉工作，为非作歹、触犯法令的事大为减少。
元至正十一年（1351）后，农民起义席卷东南。就在这风雨飘摇的末世，王德常临危受命。他在京畿都漕运使任上的种种业绩，实际上也只是元顺帝“至正新政”的余波罢了。
“去思碑”看元末漕运
参见：“去思碑”看元末漕运
北京孔庙大成门西侧有一座《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为了彰显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在任时的政绩，元廷为他树碑，赞其品质高尚，作风正派，关心下属。碑文中还记载了元朝末期元大都的漕运、仓储情况。碑文书法也可作为研究元代碑志书法风格的参考。
元末新增三十余漕仓
“漕运”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运输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京畿都漕运使由吏部任命，《元史·百官志》中载“世祖中统二年，初立军储所，寻改漕运所。至元五年改漕运司，秩五品，十二年改都漕运司，秩四品。十九年改京畿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二十四年，内外立两运司，而京畿都漕运司之额如旧”。
京畿都漕运司创设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初设时“掌凡漕运之事”，总领全国漕运。至元二十四年时，从京畿都漕运司分立出来都漕运使司，形成“内外两运司”格局。都漕运使司（外司）负责“接运”，接收海道漕粮，管理天津至通州段运输和仓储。京畿都漕运司（内司）负责“转运”，将通州、河西务的粮食运入大都各粮仓。
关于王德常去思碑的研究，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容肇祖的《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1953年）以及首都博物馆张宁的《关于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碑》（1983年），陈宇彤的《王公去思碑所想》（2007年）等文章，但对碑文内容没有进行释读。笔者根据所查阅的文献史料，试对该碑碑文做详尽考释。
容肇祖先生在《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中对这通碑发现的过程有详细说明。该碑于1952年8月发掘于安定门东侧城墙新开豁口内东北方向。当时，相关部门对碑周围的一些遗迹进行了详细勘察，虽不能确定碑附近的建筑物是京畿都漕运使的衙署或仓库，但能推断出此碑一直立在此处。
后来此碑移至孔庙。如今，这座碑位于孔庙第一进院落、大成门西侧的碑林内，由北向南第二排的最东边即是。为了保护碑体，碑身外罩玻璃门铁柜，但透过玻璃仍能清晰地看到碑上的文字。
碑质为青白石，通高3.75米，宽0.75米，厚0.23米，螭首龟趺，碑下龟趺长1.39米，宽0.93米，高0.65米，头部形态似鳖，体现了元代龟趺风格。
碑上额题，正中为阴刻篆书“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共3行15字（王敬方篆）。碑阴无字，碑阳正文27列，每行60字，除空白共有1389字（欧阳玄撰，王思诚书）。笔法风格近似欧柳，细瘦挺拔，清劲舒展，可作为研究元代碑志书法风格的参考。
笔者借助《全元文》第34册“欧阳玄集”和多年前公开展示过的该碑拓片，解读碑文中关于元代漕运以及王德常与欧阳玄交往的情况。
王德常是山东乐陵县人，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时任礼部侍郎的王德常被选为京畿都漕运使，在任上二年后，由于政绩出色，至正十四年夏，升迁至吏部尚书，漕司故吏刘国显、益足仓监支纳许祯等人将王德常的“德政”记述下来并刻石立碑。
碑文提到：“京漕统五十有四仓，其隶百六十有五人，岁出纳粮以数百万计。”当代学者王颋在《元代粮仓考略》一文中根据《皇朝经世大典》里的记录，统计出元初至皇庆二年（1313年），元大都的漕仓总计有22仓。建仓时间主要在中统、至元、皇庆年间，共有仓房1295间,可储粮3282500石（注——元代的一石约为75.96公斤）。
碑文载“五十有四仓”，也就是说从皇庆二年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这42年间，京城漕仓数量仍有增加。碑文中提到的“益足仓”在《元史》与《大元仓库记》等史料中均失载，有专家推测应该是皇庆二年之后增建的新仓。
元代漕运弊端多
碑文写道：“漕使以两耳目之聪明，酬酢上下，上不受权贵侵挠，下不容有司奸利；不受侵挠而人不以为讦，不容奸利而人不以为苛，可谓难矣。”漕粮涉及巨大的利益空间，于是各级官员权贵，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团体。漕仓事务管理起来十分棘手，但王德常却能凭借过人智慧和情商运筹帷幄，巧妙周旋。
“廉吏齐界受代，交在仓陈粮，新旧必先后斛。旧吏唯欲概下，新吏唯欲概高，各适己便，于是讼不平于省部者，逾月不定。”这里说的是对于库官离任时交接的规定。根据元代的制度，当旧库官离职、新库官接任时要认真清点库存，核实无误后由双方签章，财物清算前发现的粮食短缺、霉变等责任属于旧官，但清算完毕交接后若再发现新问题，责任归新官。但秤有高低两头，用秤量米的时候难免会有出入，秤头高一点，米的分量就会多，反之则会分量变少。上一任仓官和新接任的仓官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对称量结果不满而争执不下，上诉于省部，数月都得不到定论。
面对这种情况，王德常自有办法：“君会新旧僚佐坐厅事，召吏立庭下，面谕校斛者以法，使不得为高下手。每校一斛，俾共观其平否，众曰平，乃覆斛。壹用是法，计日而毕。”大意是，他当场召集新旧官吏一齐观看称米过斛的过程，众人亲眼所见斛平斗满，这样称重出的粮米数目才令人信服。
虽然在《通制条格》第七卷《军防·看守仓库》中对漕仓的管理有明文规定，但条例法规对于那些权贵及爪牙们毫无约束力，碑文就提到了当时漕仓管理中的贪污腐败和粮仓官吏做手脚的情形。王德常对漕司积弊进行了整顿：“搜索弊幸，剜硩蠹原，昭揭绳约。”这也是他被人们赞许的原因之一。
当时有哪些不良现象呢？“将下各敖，厚赂属吏，求免此扰，吏视贿多寡为增损，往往不均。”漕仓管理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被相关负责人钻空子收受贿赂。官吏们得到贿赂后不但验收可以顺利通过，还可以在过斛时帮忙做手脚。如果钱没给到位，不但上缴的粮食质量不予过关，还会被少计算若干重量。敲诈克扣、弄虚作假等事屡有发生。
“盖诸仓通患，莫甚于飞粮，飞粮自妄费始，能杜妄费，则飞粮自熄。仓无飞粮，则曹司不得持官长短长，因而为奸。”根据碑文上下语意，“飞粮”指的是仓库中的粮食不翼而飞，揭露出粮仓管理者和相关利益团体互相勾结，盗取粮食，然后拿出去倒卖以牟取暴利，或以次充好。
王德常廉洁自律，秉公用权，有“言不及私”的优良官德，因其风清气正被下属所敬仰。“他日去官，粮数无虚，上下可得善代。”元代有“钱粮文册”的编报和审计制度，王德常离任时将漕仓工作交接得非常清楚，粮食账目核对无误。
元朝政府对仓官的仕途升迁有优待政策，京畿都的仓官，工作强度比其他地方的仓官更繁重，所以元朝政府规定就任京畿都的仓官可“于应得资品外，例升一等”。但漕仓工作冗杂，还要承担风险，如果犯事情节严重，将被严惩甚至判处死罪。因此，王德常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以身作则。
碑文还提到，王德常平日清廉节俭，还用自己的薪水来弥补经费中的亏空，而且王德常上任之前，杂职人员是没有机会得到晋升的，王德常向朝廷请命，使这些“小吏”能有官职，说明王德常给了刘国显、许祯等下属被提拔的机会。
去思碑是否文过其实
碑文中还有欧阳玄与王德常的交往，从中也能看出碑主的经历。
“余复之曰：‘泰定初，余为国子监博士监丞，汝之漕使，其名时可，六馆之高第弟子也。是时中书改积分为升斋等第法，余实讨论之，是法仅以行。’”
元泰定年间（1324年至1328年），欧阳玄任国子监博士监丞，王德常是国子监的生员，恰逢元朝改革吏选制度，将积分法改为生斋等第法，把国子学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共计六馆，学生按照各自的等级学习相应内容，然后依据学业成绩和品德行为，依次递升。下斋生每三个月考试，列为优等而不违规者能够升到中斋，中斋生每三个月考试，均为优等者升到上斋。
王德常和欧阳玄不但有这层师生关系，且后来同为馆阁之臣时私交也不错，所以刘国显等人才能请到欧阳玄来写这篇碑文。
“王君自国学出身，初筮从仕郎、利用监知事，迁归信县尹，选江南行御史台掾，历浙西宪司知事，复南台管勾。入为国子监典簿，拜南台监察御史。后入为宣文阁授经郎，拜中台御史，擢户部员外郎，选礼部郎中。”国学即国子监，是元代的最高学府，王德常从国子监毕业后当过管理皮货衣物等事宜的利用监知事，后来历任国子监典簿、赴南台当御史，后来升迁至京畿都漕运使（秩正三品），又升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
碑文有“三任春官”之语，唐代武则天时将礼部改称为春官，这里说的是王德常三进礼部任职。
去思碑或德政碑本是地方官卸任后百姓和士人为颂扬其德政，抒发怀念而立，但是常被地方官个人或阿谀奉承者所利用，刻意加入美化粉饰的成分，去思碑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常受到质疑。
事实上，至正元年（1341年），元大都就出现了“海运不给”的问题，粮食供应进入了困难阶段。至正十一年，情况更加严峻，“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一张十锭（约十两银子）的“至正交钞”都买不起一斗米。至正十二年（1352年），漕粮海运基地港口被海寇破坏，船只被烧毁，无法向北方运输粮食，导致元大都的粮食危机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转。元大都“强贼四起”，参议中书省事陈思谦提议：“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但元顺帝没有同意。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京师大饥荒，甚至导致民间父子相食的惨剧，民间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的统治处于崩溃边缘。
然而，这通碑却记载王德常任职期间（至正十二年到至正十四年夏），“仓廪充实，国用以赢，颂声载涂”，一片盛世气象，这明显有悖于当时元朝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史实。尤其碑文中“岁出纳粮以数百万计”等情况在王德常任职期间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立碑者是得到过王德常恩惠的下属，并且立碑的时候王德常在礼部尚书的高官之位上，碑文中有夸大粉饰的成分便不足为奇了。
不过，《太中大夫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对元代漕运史研究还是具有史料价值，而且通过对碑文进行释读，对元代漕仓管理中的弊端进行总结，对于当今粮仓管理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王德常是山东乐陵人，但在清乾隆年间修的《乐陵县志》里并没有列传述及，幸有容肇祖先生经过仔细查究，才从县志卷八《艺文志》中查到王德常曾为吏部侍郎清河郡张公（之贤）撰写过墓志。关于王德常的生平，有待于地方志和文史专家进一步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