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Museum of the War of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畔宛平城内街101号，占地面积4.43公顷，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展陈面积1.22万平方米，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首批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87年7月落成并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馆名。2025年7月该馆新建下沉展厅入口并首次投入使用“斜行电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文物共 32831 件 / 套（截至 2025年10月），其中一级藏品达 150 余件 / 套。文物藏品以 1931 年至 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和相关实物为主，同时也收藏日本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以来侵略和占领台湾的各类文物，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历史侧面，逐步形成了以“七七事变文物组群、重要抗战人士相关文物、抗战时期纸质文物、侵华日军武器装备”为特点的文物收藏特色。
2008年5月，该馆被定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6年11月该馆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25年7月7日开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7月8日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恢复开放。
历史沿革
1987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
198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公众开放，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
1989年10月30日，张承钧被丰台区委、区政府任命为抗战馆第一任党组书记、馆长，抗战馆党组成立。
1991年1月31日，《吴印咸抗日战争时期摄影展览》在馆开幕。同年6月10日，《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军部革命活动展览》在馆开幕。
1992年2月24日，《抗战馆馆藏书画选展》在馆开幕。同年5月25日，《战时延安》展览在馆开幕。同年7月6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七七事变55周年大会在馆举行。同年9月11日，《卢沟沧桑——纪念卢沟桥建成800周年》展览在馆开幕。
1994年2月17日，抗战馆被北京市委、市政府定为副局级事业单位。
1995年7月7日，北京市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暨抗日纪念群雕奠基仪式在馆举行，同年11月6日，旅日华侨福建同乡会捐资在馆建立的抗战胜利纪念碑亭揭幕。
1996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向抗战馆捐赠一批抗战时期轻、重武器。
199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江泽民同志亲笔题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
1999年12月31日，“抗战馆隶属关系转变交接会议”在馆召开，抗战馆由丰台区转归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直属管理。
2000年8月4日，抗战馆与日本有关团体合作举办的《回顾二十世纪战争史，面向二十一世纪表达反核战愿望》展览在日本大阪展出。
2001年3月4日，由抗战馆主办、澳门现代文史协会协办的《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展》在馆隆重开幕。同年8月1日，陈启刚调任抗战馆党组书记、馆长。
2002年8月1日，全国中小学生免费参观抗战馆启动仪式举行。同年9月28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展览在馆开幕。
2003年12月13日，由抗战馆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共同举办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六十六周年祭暨《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展览揭幕式”在馆举行。
2004年6月22日，由抗战馆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盖世太保罪行展”在馆开幕。9月18日，勿忘国耻、强我国防——首都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分别在抗战馆和抗战雕塑园举行。
2005年7月7日，《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正式开幕。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并给予高度评价。
2006年12月11日，抗战馆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西安事变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历史的转折——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2007年7月7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大会暨《难忘七七》史料展开幕式”在馆举行。
2008年3月28日，抗战馆向社会实行免费开放。
2009年9月3日，与中国国家档案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云南省档案局共同主办“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史料展”抗战馆开展。同年9月18日，举办“历史的巨轮——百姓抗战故事”专题展览，编辑出版《百姓抗战故事》图书。
2010年5月12日，编撰出版《中国纪念馆集粹》丛书。同年7月7日，抗战馆与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共同举办《回顾胜利——俄罗斯专题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
2011年6月19日，《为抗战呐喊——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艺》专题展览开展。同年9月18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九一八事变发生80周年暨《日本侵华罪证展》开展式”在馆举行。
2012年7月7日，举办“弘扬民族正气 践行北京精神”为主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周年暨抗战馆建馆25周年纪念活动。
2013年9月18日，抗战馆召开公布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档案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珍贵档案，用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当年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
2021年6月29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高标准完成北京市庆祝建党百年重点工程《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并于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2022年7月7日下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恢复开放。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常开放。
2022年11月20日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临时闭馆。
2022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恢复开放。
2025年7月8日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恢复开放，推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
2025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纪念馆”）新建下沉展厅入口，并首次投入使用“斜行电梯”。
2025年8月3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记者招待会，介绍第四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抗战纪念设施和抗战遗址、遗物修缮保护等方面情况。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15个抗战纪念馆新建改扩建、68个抗战纪念馆展陈提升，抗战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
主要职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副局级。主要职责是举办国家级重大纪念活动，弘扬抗战精神；开展抗日战争等红色文化资料、文物的收集整理、展览陈列和学术研究；承担抗日战争北京主题片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承办市委宣传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展出内容
综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馆以来，历经 1997 年、2005 年、2015 年、2025 年四次改造，占地面积 4.43 公顷、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米。2025 年 7 月 8 日，《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主题展览向公众开放。地上地下两个展厅，共 1.22 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展出照片 1525 张、文物 3237 件，多维度展示伟大抗战历史和伟大抗战精神。
《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展览面积8000多平米，涉及59个展厅，征集各类文物1940件（套）。
除了基本陈列外，抗战馆建馆以来，还先后推出了《为抗战吹响号角 ——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专题展》《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专题展》《中流砥柱 ——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伟大工程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等多个专题展览。这些专题展览不仅是基本陈列的补充和深化，而且为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本陈列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主题展览以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为主题，共分为八个部分，展出 1525 张照片、3237 件文物。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中国战场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地位，注重讲好抗战故事，深挖细节，以物证史，多维度展示伟大抗战历史和伟大抗战精神。
2025 年 10 月 25 日，《不屈的宝岛 丹心向祖国 —— 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开幕。展览共展出珍贵历史图片 387 张、文物 453 件，分为 “吾土吾民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宝岛悲歌 台湾被日本强行侵占及殖民统治”“奋起反抗 两岸同胞掀起抗日斗争高潮”“坚韧不屈 台湾同胞顽强反抗侵略压迫”“共御外侮 台湾抗日斗争汇入全民族抗战洪流”“台湾光复 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六个部分，全景式再现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 50 年英勇不屈斗争的光辉历史，将作为基本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展出。
专题陈列
为抗战吹响号角 ——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专题展
2019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为抗战吹响号角 ——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专题展。展览共分为 “坚定文化自信 发展抗战文化”“以文艺为刀枪 吹响抗战号角”“领导文化抗战 凝聚民族精神” 3 个部分，共展出 210 幅珍贵历史图片，240 件（套）珍贵历史文物。该展览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领导军事抗战，也重视领导文化抗战、凝聚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通过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教育和宣传手段，去唤醒、鼓舞、激励全国民众一致抗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传和推动抗战，成为鼓舞中国军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强大动力。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专题展
2020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专题展。展览分为 “创建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4 个部分，共展出历史照片 298 张，文物约 300 件（套），各馆向抗战馆提供珍贵文物 50 多件。展览把握典型性、地域性、故事性原则，全面、系统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军民创建 19 块抗日根据地并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描绘了抗日根据地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的生动场景。展览内容紧紧围绕抗日根据地相关史料、文物、图片、影像，坚持用史实说话，做到有血有肉、形式多样，有感染力、冲击力、影响力。着力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着力宣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法宝。
中流砥柱 ——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专题展
2021 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联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国内 60 家相关主题纪念（博物）馆，共同在抗战馆推出 “中流砥柱 —— 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专题展”，展览分 “勇担历史重任 誓为民族先锋”“秉持民族大义 坚持团结抗战”“制定胜敌方略 引领抗战方向”“开辟敌后战场 开展人民战争”“推进伟大工程 夺取抗战胜利” 五个部分组成，展出 520 件（套）珍贵文物，80 余幅历史照片，科技展项（电子屏、投影、触摸屏）13 组。本次展览旨在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伟大斗争，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展览荣获第十九届（2021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特别奖。
伟大工程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
2023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 “伟大工程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专题展。展览共展出照片 240 张、展品 250 余件（套）、多媒体（含视频）19 个、景观 5 个，5 个部分共计 17 个单元，生动展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光辉历史。
馆藏文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文物共 32831 件 / 套（截至 2025年10月），其中一级藏品达 150 余件 / 套。文物藏品以 1931 年至 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和相关实物为主，同时也收藏日本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以来侵略和占领台湾的各类文物，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历史侧面。
文化活动
宣传教育
2021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新媒体为主阵地，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国内外交流等开展工作，采取线上线下专题报道和综合报道，不断扩展宣传力度、广度和深度，多次冲上中国博物馆热搜榜，抗战纪念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进一步增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近7万条。其中，《新闻联播》播出3次。采用多平台同步直播形式，在重要纪念日节点举办4场直播，240万人在线观看，单场最高120万人在线观看。在新华网、央视频APP、北京日报、百度、今日头条、抖音、北京时间、澎湃新闻、知乎等新媒体平台开通9个官方账号，全年更新近千条，阅读量3300多万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人民网推出“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馆长专访；配合中央电视台《国宝·发现》拍摄系列纪录片；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山河岁月》《建党百年——爱上中国》《闪亮的记忆》等多套频道的栏目和纪录片合作拍摄；配合国家文物局《红色印记》《一路百年》拍摄文物专题片；协助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旗帜▪中国青年说》节目；与北京电视台合作拍摄《薪火相传》《文化北京》《百年历程》专题片；与湖南卫视合作大型革命历史主题文物系列专题节目《闪光的记忆》；参加《理想照耀中国》北京上海四地大型联合直播；和市委组织部、团市委、前线杂志社、人民网智慧党建项目组等合作推出党史教育专题片。
学术研究
学术成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每年都要确定一批专题展览项目并围绕开展专题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先后组织召开了一百多次各种类型、主题、规格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推动学术发展。先后推出学术著作、历史画册、普及读本等各种学术成果一百余部，其中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北京市奖项。
学术期刊
《纪念馆研究》（Memorial Research）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的公开刊物，刊号为CN10-1895/C，双月刊。本刊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协办。《纪念馆研究》是以传承与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纪念馆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宗旨，面向社科机构、高校、博物馆、纪念馆的学术刊物，突出学术性、政治性、实践性。
交流合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自1987年开馆以来，纪念馆共接待了包括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沃洛金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政要，国（境）外 30 多万观众。纪念馆也先后赴日本、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抗战主题的展览，加强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纪念活动
自2025年7月7日开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同时，为纪念台湾光复 80 周年，推出 “不屈的宝岛 丹心向祖国 —— 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
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2025年12月13日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场庄严肃穆，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余人共同参加悼念活动，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悼念活动通过讲述史实和朗诵《和平宣言》等形式，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砥砺复兴、共护和平。
社会捐赠
2009年，孟庆山之子孟速将孟庆山在河间县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指挥刀捐赠给抗战馆。
2025年7月21日消息，开国少将苏进之子苏铁山继七大代表证后再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父亲遗物笔记，内容上至天文疆理，下至风土民情。
2025年8月，北京市民贾元良将他珍藏的一本1937年10月4日《LIFE》杂志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1937年10月4日的美国《LIFE》杂志上，刊登有一张“日军空袭下中国儿童”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抗战时期的著名影像，让国际社会看到了日军的暴行。
讲解提纲
国歌
- 田汉创作国歌歌词的过程
- 聂耳为国歌谱曲的过程
- 田汉、孙师毅、夏衍的歌词回忆
- 座谈会上，徐悲鸿提议，梁思成、周恩来等人的赞同。郭沫若、田汉认为歌词应该改，张奚若、黄炎培等反对改。毛、周赞同安不忘危，决定不改。
- 聂耳和孙师毅商量，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红领巾
- 历史上红领巾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
- 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苏联莫斯科诞生。
- 1922年4月，安源儿童团员佩戴的红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这就是红领巾的雏形。
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
1935年，田汉、聂耳先后完成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谱曲；5月24日，《风云儿女》首映，该曲随即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号角，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文革期间，因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该歌不能演唱歌词，正式场合只能演奏曲谱。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修改，版本调整为聂耳作曲，集体填词。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相关决定。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25年9月3日，该歌曲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播放。
创作历程
时代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词曲创作
1934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1935年2月，田汉创作出文学剧本《凤凰涅槃图》（另有说法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故事梗概，按照剧本情节设计，他在编写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时，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宣传抗日，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田汉被捕入狱前夕，原先想把歌曲写的稍长的他，只能就此作罢，并将剧本梗概交给剧组。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后，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此后，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继续完成了因田汉被捕而留下的《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的写作。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主动要求给田汉写就的主题曲谱曲。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歌曲的曲谱初稿。1935年4月，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不被国民党逮捕，批准他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1935年4月15日，聂耳为躲避当局追捕，把《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带到日本修改。1935年4月末，聂耳将歌谱的定稿从东京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歌曲定名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制作发行
1935年5月初，在吕骥、任光等音乐家的鼓励下，上海电通歌唱队袁牧之、顾梦鹤、郑君里等演职人员演唱了此歌曲。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5月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歌谱。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配器，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该曲作为该片主题歌在影片片头、片尾播放。6月1日，歌谱在《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上刊登。7月，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由百代唱片公司出版。这首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最强音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2025年3月1日，经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残联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语言文字规范将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规定了国歌的国家通用盲文书写方案，包括五线谱方案和简谱方案，适用于视力残疾人参加的奏唱国歌的场合，将帮助视力残疾人规范、统一、严肃地奏唱国歌，真切地感受国歌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这一规范的发布与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视力残疾人的爱国热情，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引导视力残疾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国歌历程
中国在清代以前，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中国最早的国歌的产生，缘于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在欢迎仪式上是要演奏国歌的。为此，清政府只好临时编了一首，被后人称为《李中堂乐》，此后10多年清政府在对外交往和国内大典中一直沿用此歌。20世纪初，清政府又颁布了一首名为《巩金瓯》的晦涩难懂的国歌。不久，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这首国歌也随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征集国歌，并在公报上刊登了一首歌词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国歌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把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曲作为国歌。1920年，段祺瑞政府又以名为《卿云歌》的歌曲作为国歌。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把国民党党歌作为代国歌，1943年正式定为国歌。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截至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从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建议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那样，作一个决议把国歌确定下来。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庄严通过宪法的同时，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1984年8月，中宣部下发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的暂行办法》，规定在重要庆典或政治性的公众集会时，在遇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场合均可奏唱国歌。但在私人婚丧嫁娶、舞会、联谊等娱乐活动以及商业活动等场合，不得奏唱《国歌》。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2008年3月6日，鉴于一些人在日常生活及一些重大活动中对国歌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多名军队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呼吁国家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自2009年至2017年，每年两会期间，都有请求为国歌法立法的议案。如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龚建明提交提案，呼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2012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海在文艺组联组会议上提出为国歌立法，于海从2008年到2017年，每年都呼吁为国歌立法。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对国歌的奏唱场合、奏唱礼仪和宣传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7年6月2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对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奏唱的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国歌的宣传教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国歌法发布了国歌的标准曲谱，要求在规定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奏唱、播放国歌的，应当使用国歌标准曲谱和国歌官方录音版本。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规定在公共场合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同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2018年8月3日，澳门特区政府向特区立法会提交了修改国歌法法案；并于8月13日经立法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讨论和表决获得通过。2019年1月24日，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全体会议，细则性通过《修改第5/1999号法律〈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法案，法案对原有法律主要有七处修改，包括奏唱国歌的场合，禁止国歌使用于某些商业或其他不适当用途，国歌奏唱的形式、礼仪和违反规定的处罚，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在重大庆典和节日播放国歌，将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新闻媒体宣传国歌，法案自公布翌日起生效。2019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通过《国歌条例草案》，同月23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但由于反对派议员恶意阻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迟迟未能选出，导致《国歌条例草案》一直未能提交大会恢复二读辩论。2020年5月28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二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6月4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6月12日，《国歌条例》正式刊宪实施。
2024年9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规定，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在中国人大网和中国政府网上发布。此次发布的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包括：管弦乐总谱、管乐总谱、钢琴伴奏谱；此次发布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包括：管弦乐版、管弦乐合唱版、管乐版、管乐合唱版。
歌词曲谱
歌词现行版本（田汉作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进！
1978年3月5日—1982年12月4日国歌版本（集体填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注：由于该版本通过时的时代背景，国歌歌词中的“雄”和“建”两个字用的“厷”和“迠”
奏唱场合
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开幕、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幕；
（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等；
（三）宪法宣誓仪式；
（四）升国旗仪式；
（五）各级机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
（六）国家公祭仪式；
（七）重大外交活动；
（八）重大体育赛事；
（九）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其他使用国歌的场合：
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
外交活动中奏唱国歌的场合和礼仪，由外交部规定。
军队奏唱国歌的场合和礼仪，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不得使用国歌的场合：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奏唱礼仪
奏唱国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附件所载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不得采取有损国歌尊严的奏唱形式。
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对国歌的宣传，普及国歌奏唱礼仪知识。
歌曲鉴赏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创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此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
歌曲开始是六小节进军号般的前奏。它具有铿锵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其中三连音的妙用，更增强了歌曲的战斗气氛。前奏虽然短小，但却蕴含着整个歌曲情感和旋律发展的基础。歌曲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一进行贯穿全曲，曲末并作多次重复，给人以坚定不移、势不可挡之感。
聂耳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个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起伏跌宕、浑然一体。歌词第一、二句都是带有号召性的。作曲家把这两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趋势处理，特别是节奏的安排，采用了后半拍起句，更能给人以紧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四度上行跳进，显得庄严雄伟而又富有推动力。歌词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突出的强调。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歌曲评价
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的解释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
对于中国人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最能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国各族人民同唱这一首国歌，将不断激发出爱祖国、爱人民、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而努力奋斗。（中国政府网 评）
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申报》 评）
社会影响
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演唱了该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台湾光复初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人学国语外另一项重要学习内容。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举办示威游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台湾当局列为禁歌，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解禁。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该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总共演奏了十余次。
纪念传承
专题片
1999年9月9日，被中宣部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十大献礼影片的故事片《国歌》在广州首映。
200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由中国田汉研究会、基金会和聂耳音乐基金会合拍的四集电视专题片《我们的国歌》，讲述了该曲的创作历程、社会影响、现实意义等内容。
2010年9月9日，以《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事件为中心而创作的电视剧《国歌》在中央电视台与湖南卫视播出。
2021年6月18日，主旋律爱国题材影片《为国而歌》正式上映，电影《为国而歌》再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历程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历。
音乐剧
音乐剧《国之当歌》
《国之当歌》是上海歌剧院的原创音乐剧，表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情景。全剧在横向分为两幕，第一幕主要写聂耳与民众的血肉联系，突出其为民众苦难而呐喊；由此出发，第二幕主要写聂耳与民众面临民族危亡的情感，抒写其为民族救亡而怒吼。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该剧在上海大宁剧院试演。在多地演出、邀请专家观摩、听取各方意见后。2013年，该剧正式定名《国之当歌》，并由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领衔，献演于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此后，该剧为适应不同演出场地，打造出预制录音小剧场版、多媒体巡演版、校园版、讲演版等多种版本。
音乐舞台剧《国之歌》
《国之歌》是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主办，聂耳国际文化促进会、北京彩云之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制作的四幕音乐舞台剧。该剧以聂耳的母亲彭寂宽，三哥聂叙伦，初恋女友袁春晖，革命战友田汉、夏衍以及工作中的挚友白丽珠、王人美、阮玲玉、黎锦晖、许幸之、袁牧之等诸多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为主线，以“1931年初到上海”、“1931年在明月歌剧社的日子里”、“1932年北上北平 再回上海”、“1935年再见祖国”这四个聂耳主要的青春经历为切入点，演绎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过程，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故事。2014年8月7日，《国之歌》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公演。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
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由上海歌剧院、徐汇区文旅局联合制作，上海歌剧院创排，入选文旅部“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讲述了田汉、聂耳等进步青年参与、见证《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过程，塑造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用笔做刀枪”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群像，于2023年12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纪念邮票
1979年10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的J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第三组）》纪念邮票，一套1枚，票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谱，面值8分。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邮政为此发行了J9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纪念邮票，一套2枚。一枚面值8分，图案为人大代表们步入人民大会堂的场景，另一枚面值20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左上角为国徽图案，主票面为《义勇军进行曲》原词歌谱。
油画作品
油画《义勇军进行曲》由全山石和翁诞宪创作，以歌词“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立意，力图通过浓郁的色调、恢宏的构图以及人物气质的刻画，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团结一心，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纪念场馆
上海国歌纪念广场和国歌展示馆
为纪念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共杨浦区委、杨浦区人民政府在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杨浦区荆州路，联合建设了全国第一个以国歌为主题的纪念广场及展示馆。2006年11月，上海国歌纪念广场奠基。2009年9月25日，上海国歌纪念广场落成开放，并举行国歌展示馆开馆典礼。国歌展示馆分为上下两层，建筑面积1450平方米。全馆以国歌故事为主线，全面展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传播及其深远影响，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互动展示，生动演绎了《义勇军进行曲》从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馆内收藏有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保罗·罗伯逊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等藏品。
《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百代小楼
1935年5月3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徐家汇的百代小楼被灌制成黑胶唱片，随后传唱到全国各地。2021年4月30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首张唱片灌制地——百代小楼正式揭牌，5月1日起以主题展形式对外开放。
河北省英烈纪念园国歌广场
河北省英烈纪念园内建有国歌广场，并为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与夫人安娥塑像。
纪念唱片
首版唱片
1935年7月，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由百代唱片公司出版。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为黑胶材质，片号34848，片芯标注袁牧之、顾梦鹤合唱。唱片制作精良，由小号奏出高昂的前奏曲，之后是袁牧之、顾梦鹤等激昂的歌声。
第二版唱片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百代唱片公司将当时畅销的唱片模板运到印度，在加尔各答继续生产。这批唱片模板包含大量的抗战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其中之一。再版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封套重新进行了设计，唱片片芯与第一版原版唱片保持一致，仅字体大小略有不同，且下方用英文注明印度制造。
第三版唱片
1941年，《义勇军进行曲》第三版唱片灌录于美国纽约，名为《起来》，由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中英两种语言演唱。1941年，经罗伯逊提议，与刘良模以及“华侨青年歌唱队”合作，在纽约出版了这套著名的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专辑，向全世界发行，影响深远。此套唱片共3张，灌录了6首抗战救亡歌曲：《起来》《军民团结》《新凤阳歌》《锄头歌》《游击队员之歌》《中国军人之歌》。这套唱片由宋庆龄作序，唱片版税及发行的收益捐赠给保卫中国同盟，表达了保罗·罗伯逊及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是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实证。
其他版本唱片
1949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厂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片》。这套新中国成立后的首版国歌唱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新四军军歌》两首歌曲组成，标号为“38254”，其中A面标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典礼音乐，管弦乐，聂耳曲、林超夏编曲，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B面标注为“《新四军军歌》，中国革命音乐管弦乐，何士德曲、黄贻钧编曲，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这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片仅制作10张，存世量稀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版记录国歌的唱片，这版唱片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要历史见证物。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精选了《义勇军进行曲》不同时期21段珍贵录音，编辑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录音珍版典藏》唱片。
纪念画册
2015年5月18日，上海地方志办公室推出了首本国歌画册，收录300多幅图片。这套《国之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八十周年》画册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前进！前进！前进！”三章，讲述了这首歌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及田汉、聂耳、夏衍、孙师毅以及俄籍犹太人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等为创作成功做出的各自贡献。此外，画册还讲述了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美国黑人中传唱《义勇军进行曲》、鼓励广大黑人兄弟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动人故事。
争议辨析
创作经历争议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故事，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最传奇的是这样一则故事：田汉被捕，聂耳找来小号在狱外山坡之上吹奏旋律，田汉以此灵感奋笔疾书，将歌词写在烟盒衬纸上从狱中传出，成全一段佳话。这个故事传得绘声绘色，直至20世纪80年代，电影《风云儿女》编剧夏衍在写给《北京晚报》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当时田汉已被捕，聂耳绝无谱好了曲，再用小号吹给他听的可能。
此外，关于《义勇军进行曲》词作的创作经过，还有一种说法：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已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借探监之机带出田汉写作于烟盒锡纸上的歌词，并交给聂耳谱曲。其实，《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本人，至少两次在报纸和杂志上撰文称：“这支歌曲，我原想写得稍长，歌词写好后，因（电影）摄制前，我即被捕入狱，就成为现在这样子”，“《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中）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电影梗概的）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歌词创作者田汉坦承自己已记不清当初创作的情形。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载有夏衍同志谈《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他在报纸中指出：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歌词创作争议
有观点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雏形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其中抚顺清原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的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相似度很高。《血盟救国军军歌》由孙铭宸作词，张显铭谱曲，原词是：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不能亡国！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因此，部分观点认为，田汉很可能收集到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作为创作素材。
有报纸报道，夏衍对该歌的原词进行过修改。1982年，夏衍接受采访时澄清，真实情况是因为田汉写原词的纸有些字被水浸湿了，他怕别人看不清楚，在旁边对歌词进行了誊写。
曲调创作争议
有观点认为，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来源于辽宁义勇军军歌。据史料记载，1933年2月底，聂耳到达建平县的朱碌科镇，慰问驻守在那里的辽宁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亲眼看到了义勇军血战突围归来的景象。此外，在1942年5月出版的《歌林二集》中，《义勇军进行曲》被改编成了《总动员进行曲》，而且在歌名下方特别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原调。
歌词修改争议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会议上，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得到了梁思成、周恩来等人的赞同。但郭沫若、田汉等针对于该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认为不符现况，应当修改。张奚若、黄炎培等提出反对意见。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从而决定不做修改。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认为，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仍然受“文革”左的思想影响，有些人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由集体填写的歌词。改定国歌歌词后，社会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复国歌原来的歌词。1979年，陈登科在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要求大会讨论是否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后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四次、五次会议上，陈登科坚持地提出该议案，最终在五次会议上得到通过。
古北口抗战
古北口抗战是1933年3月10日至5月14日中国军队在长城要塞古北口抗击日军侵略的战役，为长城抗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激烈的战斗。1933年3月日军占领承德后进犯古北口，中国陆军107师在青石梁阻击日军侦察队，歼敌近千人后撤防。蒋介石调派中央军第17军驻防，25师在将军楼阵地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师长关麟征负伤仍指挥作战。145团戴安澜部在龙儿峪激战中击退日军，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帽儿山观察哨7名官兵因通讯中断未获撤退命令，坚守阵地直至全部牺牲，日军为其立碑称‘支那七勇士之墓’。此役中国军队360余名阵亡将士合葬于古北口阵亡将士墓，但因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终防线失守。
过程
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出兵山海关，热河省(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南部)的中国守军不战自退，日军得以长驱直入，3月4日占领了省会承德。接着又分兵数路，攻向长城东部各主要关口，进逼平津。日军主力第8师团全部及骑兵第三旅气势汹汹地向北平东北大门古北口扑来。3月4日傍晚，日寇先头部队骑兵侦察小队在距古北口30千米外的滦平县青石梁，遭到中国陆军67军107师张政枋部621团的迎头痛击。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不畏顽敌，以血肉之躯与日军展开激战，打掉了日寇4辆坦克和6辆装甲车，并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取得毙伤日寇近千名的战绩。随后，日军主力赶到，又调来飞机、重炮狂轰滥炸。3月6日，107师被迫撤至古北口防守。
在全国上下抗战呼声的压力下，蒋介石从南方抽调中央军第17军北上，开赴古北口前线。17军25师在赶到古北口后，立即修筑工事，做好迎头痛击来犯之敌的准备。
3月8日晨，日寇在飞机和远程重炮的掩护下，向古北口大举进攻，中国陆军白玉麟部与敌展开激战。该团将士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日寇伤亡惨重，中国军队依然牢牢掌控古北口。3月9日，日寇绕过长城，前后夹击据守古北口制高点“将军楼”的634团，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但仍顽强战斗，打得长城上下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日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占领了炮筒子沟口。635团团长白玉麟带兵前往，经过血战，重新夺回炮筒子沟口。日军随后派出飞机进行轰炸，白玉麟团长不幸为国捐躯。3月11日上午，日军占领“将军楼”。
随后，在防守要地龙儿峪，17军第25师145团戴安澜部与日军主力展开激战。团长戴安澜身先士卒，虽身负重伤，仍顽强指挥战斗。师长关麟征在得知战况后，亲自率领特务连和149团前往增援，途中与日军展开遭遇战，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关麟征率部冲锋，虽被日军手雷炸伤五处，血流不止，仍大呼杀敌。最后，经与日军反复激烈搏斗，日军撤退，龙儿峪阵地战中国军队胜利，暂时稳住了右翼防线。12日凌晨，日军第17联队主力以及第32联队第3大队开始对145团发起猛烈进攻，关麟征急命第149团增援。149团团长王润波与日军肉搏战时被日军炮弹炸伤。此时他拒绝下火线，仍坚持与日军厮杀，最终因失血过多而身亡。中国军队在连续击退日军3次大规模进攻后，由于伤亡过大，只得且战且退，撤出古北口。
在战略要地“帽儿山”前沿观察哨驻守的是145团的7名战士，他们的任务是随时把前线的战况通过电话向师指挥所报告。当中国军队大撤退时，观察哨与师指挥所的电话线已被炸断，没有得到撤退命令。7名官兵毅然坚守阵地，利用地理优势打退了大批日寇的数次攻击。日军摸不清山上到底有多少军队，不断组织大批军队进行强攻，7名官兵为大部队撤退争取了时间。大部队渐渐远去，但7人已被日军团团围住无法撤退。日寇多次进攻都被打退，只好调来５架飞机对山顶进行地毯式反复轰炸，之后再进攻，但又被顽强的7人打退。随后，日军调来10门重炮对山顶再次狂轰，之后再进攻，又被打退。日军气急败坏，不得已组织空军、炮兵、步兵联合进攻。3名战士阵亡，1名战士重伤，腿被炸断。断腿的战士向班长要过机枪，继续向日寇射击，直至战死沙场。另外3名战士直至子弹打光，搬起石块砸向日寇，随后冲入敌群与日寇展开刺刀拼杀，壮烈殉国。此战创造了二战史中绝无仅有的防守战例。日军将领大为惊诧，佩服至极，遂将７勇士安葬山下，立碑署文“支那七勇士之墓”，并列队鞠躬致敬。另外，中国军队360余名阵亡将士遗体合葬于古北口长城脚下，建古北口阵亡将士墓。
长城抗战第一阶段20多天的作战，不仅给目空一切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民心。但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经蒋汪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主要影响
古北口抗战，虽因国民党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而告失败，但是17军爱国将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悲壮的失败，使民众认识到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误国。将士们的英勇抗日，使民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用民族之魂和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新长城。
古北口之战在长城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为激烈。参战官兵以民族大义为重，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辱的能力，表现出来的“长城精神”和民族气概将万古长存。
《风云儿女》
基本信息
《风云儿女》是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袁牧之、王人美、谈瑛等人主演的抗战故事片。该片于1935年5月16日在中国上映。
该片讲述了在抗战时期，只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投入抗战的故事。
2022年，该片获得新时代国际电影节·金扬花奖百年百部优质电影奖。
剧情简介
辛白华是个诗人，他有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是大学生梁质夫，两人都是东北人。“九·一八”爆发以后，他们两人从家乡出来，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但他们一直都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辛白华和梁质夫的二楼住着生活十分贫苦的少女阿凤和她的母亲，辛白华和梁质夫非常同情她们母女，并且时常帮助她们。后来，梁质夫因和革命者有关系，被捕入狱。而辛白华却和富孀史夫人堕入了情网。刚刚离婚的少妇史夫人对辛白华很有好感，白华也深受史夫人吸引。阿凤的母亲去世了，白华很同情她就把阿凤送到学校读书。无依无靠的阿凤到了歌舞班，经常去各地演出。梁质夫被释放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梁质夫参加革命，英勇抗敌。白华躲到了史夫人家，被史夫人带到青岛游玩。阿凤所在的歌舞团到青岛演出，遇见了辛白华。看了阿凤演的《铁蹄下的歌女》后，辛白华受到很大的震动，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但是还是没有摆脱开爱情的束缚，那股热情又冷却了下去。最后，梁质夫在抗敌的战场上牺牲了，辛白华得知这一消息，终于抛弃了以前那种享乐的生活，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
幕后制作
创作背景
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为了支援抗日救亡，聘请田汉写了一个文学剧本，田汉先交了个剧本梗概，名叫《凤凰的再生》，就在影片筹拍之时，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后，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主题曲创作及其命名
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并没有主题曲，但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聂耳得知后，主动要求谱曲并对歌词进行了三次修改。
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进行曲，《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将这首歌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影片评价
专业评价
《风云儿女》长期以来未得到中国的文艺界、电影界的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尽管这部电影无论在编剧、导演和表演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它至少应被看作是中国影坛上最早的宣扬拿起武器与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做斗争的故事片之一。它至少应被看作是中国文艺界抗日救亡题材的影视作品的一个良好的发端吧。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评介文章只是把它看作是一般的进步影片或是左翼影片，提到它时并不看好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有的地位，更多的只是说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乃源发于此而已。（中国文化传媒网评）
《风云儿女》有明确的抗日主题，它反映了当时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大背景下知识青年的觉醒和成长，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热烈愿望。影片编剧壮怀激烈，然思想主题稍嫌外露；许幸之初执导筒，技艺相对稚拙；袁牧之有千面人之称，但台词却有话剧痕迹。影片主旨显然不在儿女情感，而在时代风云。尤其是它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的革命热情，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其影响远远超过影片本身。（1905电影网评）
田汉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本名田寿昌，笔名有田汉、陈瑜、伯鸿等，男，汉族，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景星学社社员，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创办《南国半月刊》。后相继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夏大学；1929年冬开始，他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1937年，是其创作最旺盛、最多产的时期，话剧、电影、歌剧等作品达到140多部；还与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创作了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1944年春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1949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1950年，创办戏曲实验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前身）并兼任校长。1953年，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1968年，被迫害死于狱中。1979年4月为田汉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田汉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组织者和创造者。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898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塅一户贫农家庭。九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白天给人帮佣，晚上热爱戏曲的她给田汉兄弟说戏文，成为田汉的戏剧启蒙老师。10岁时，他们寄居在老家以北的仙姑殿山下的“栖凤庐”，庐主系田家远房亲戚“梁三娭毑”，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田汉在这里阅读了《西厢记》《红楼梦》等才子书，受到了文学熏陶。
戏剧创作
1909年，11岁的田汉到长沙县清源庵学堂读书。
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同年发表了戏剧处女作《新教子》，发表于《长沙日报》。
1915年5月，仿照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写作了戏曲剧本《新桃花扇》，对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进行了讥讽，连载于上海《时报》副刊。
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组成员。
1920年，发表处女作《梵峨琳与蔷薇》，出版了与郭沫若、宗白华的通信集《三叶集》。
1921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在中国文坛显露峥嵘，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剧作《灵光》、《梵峨嶙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面世的。
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以后相继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
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
1927年秋，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校长，创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同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甚广。
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主编《南国月刊》。
1929年冬开始，他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他是发起与组织者之一。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左翼戏剧联盟党团书记，和夏衍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等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
1934年，作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及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后经夏衍改为电影台本，主题歌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
1935年2月，田汉曾被捕入狱，后被保释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创作了五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8月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到长沙、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1月，发表诗歌《返长沙》。12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他是组织者之一。同年出版著作《抗战与戏剧》。
1930年至1937年，是田汉一生创作最旺盛、最多产的时期，话剧、电影、歌剧等作品达到140多部。还与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创作了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梅娘曲》等大量歌曲。
1938年，年初与马彦祥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又去长沙筹办了《抗战日报》。2月，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
1940年，到重庆，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戏剧春秋》，后到桂林领导组建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1944年春，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受到迫害
1968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4月，为田汉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田汉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易克勤靠缝洗衣服、采茶、典当衣物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田汉身为长子，聪明懂事，从小最得母亲疼爱和器重。1922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刚在上海落脚，24岁的田汉就给母亲寄钱，把她从湖南老家接来上海同住。此后易克勤大部分时间跟着儿子四海为家。
情感生活
田汉的一生共有四位爱人。第一位爱人是舅父易梅臣的女儿易漱渝，1916年，舅父出资将田汉和自己的女儿送往日本读书。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于是易梅臣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1920年底，田汉与易漱渝在日本结婚。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田汉虽然又有新的恋人但是已然没有以前的滋味，尽管如此，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
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幸福的，田汉在婚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她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而田汉的才华恰巧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在频繁的信件交往中两人建立不一般的感情关系。直到1929年新年之后，田汉与黄大琳友好分手。
1929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文艺上取得田汉这一位大剧作家的支持，将安娥安插到田汉身边做秘书。从此安娥进入了田汉的视野，安娥不但照顾了田汉的生活，还顺利的影响了田汉的思想，但是频繁的接触与交流，也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安娥与田汉同居了。两人的同居的消息很快被林维中得知，于是在林维中和家人的逼迫下，田汉又无奈的与定下婚约的林维中完婚。虽然两人已然成婚，但是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为田汉已经心向安娥不可挽回。1946年3月，林维中无奈与田汉协议离婚，结束了两人痛苦的婚姻。田汉与安娥，历经情感的磨折最终走到了一起。随后，他们度过了20多年幸福的晚年生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田汉不幸被文革造反派关押、批斗，于1968年含冤而死。8年后的8月，71岁的安娥也随田汉而去。
人际关系
田汉为人慷慨豪爽，在戏剧界被称为田老大，家中常年宾客不断。而易克勤则被大家尊为“戏剧妈妈”。老人家爱热闹，几乎每年“戏剧妈妈”过生日，田汉都要邀一大群朋友来家里给她祝寿，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创作特点
思想内容
田汉早期的剧作主要在于宣扬个性，彰显五四运动中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精神。他早期的作品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以及传统势力剥夺人的自由与幸福的罪行，并随着创作历程的推进，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表现也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又着力表现人们面对黑暗现实所产生的苦闷、思索以及对光明的热烈追寻，这一主题也贯穿在田汉所有剧作中，其中尤以《咖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为最。《咖啡店之一夜》通过盐商之子李乾卿对纯真爱情的背叛与亵渎，揭示了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市侩的丑恶嘴脸，又通过白秋英与林泽奇的觉醒，体现了作者“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的理想。《名优之死》通过刘振声与强大的邪恶势力的斗争，更让人感到振奋鼓舞。而到了30年代，田汉已经完全接纳了马列主义思想，他的立场又开始逐渐转向贫苦的工农一边，于是他的的剧作也开始着力宣扬民众反抗压迫求、寻求解放的斗争精神，如独幕话剧《梅雨》，这类作品主要描写工人的生活与斗争，描绘他们生活苦难，同时借此歌颂和赞扬他们的反抗压迫剥削的精神。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田汉开始响应时代的号召创作出了一批旨在宣扬抗战的戏剧，这类作品宣扬和表现抗日爱国的精神，鼓励人们前往最前线为国家流血斗争，这类剧作中的杰出代表有如《回春之曲》，作者以诗意盎然、优美动人的语言书写了爱国华侨高维汉与梅娘抗日救国的爱情故事，以满含深情的笔调赞美着抗日青年人的爱国热情。
创作风格
田汉戏剧最明显的特征即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度融合。田汉明确指出其处女作《梵峨嶙与蔷薇》是“通过现实主义熔炉的新浪漫主义剧”，而其往后的作品也多沿着这一思路创作，如三十年代的《回春之曲》和四十年代的《丽人行》等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优秀作品。田汉戏剧的浪漫主义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又有着更为主流的表现，如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相比，虽有不少的共同之处，但比起后者的热烈、豪放来，田汉的浪漫更显出一种温馨、轻柔的韵致。他塑造人物往往不重细腻的描写，而着重于内心感受的抒发。他的作品状绘时代、勾勒人物，追求精神气质的凸显，而不在具体细节上细心雕琢。他的剧本结构也不以严谨取胜，而以气势见长，不论题材大小、人物多寡，皆能形成“广厦高阁”的壮阔情势。同时在语言方面，他善于运用诗的语言为人物性格的深化、为情节冲突的进展设置独特的意境。
与当时的剧本创作者相比，田汉又不同于他人的，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地状绘人生，他往往在剧作里着意地凸显当时国难深重的时代氛围。如《母性之光》中对于社会的声讨：“是这个罪恶的社会毁掉了孩子的生命”而大声疾呼地号召：“要努力奋斗，打倒吃人的大魔王！”；《三个摩登女性》里义正辞严地呼吁：“救亡图存，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责任，你们拍影戏的，也应该出把力才对，不要再麻痹观众，也麻痹自己了！”；《风云儿女》里面对日寇的枪炮，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拿起匕首、枪支、铁耙、铁锨、铁镐、斧头、砍刀，高举火把，怒吼着“民族万岁！”的民众……应该说，田汉的戏剧是激情的，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与中华民族的心声。戏外的激情也使戏剧内人物往往与作者自我融为一体。开始的《到民间去》，剧中描写的一群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无疑都显现着田汉的身影，突出显示了田汉个人憎恶封建军阀统治，同情饥寒交迫的民众，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的一腔热血。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能从中发现作者田汉的人格特质。另一部作品《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不仅正直善良，而且刚强自立、正气凛然。她在酒宴上一反原来的羞怯，慷慨激昂地一番演说也已经分不出淑贞与作者的区别了。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田汉作为中国戏剧领域的改革者对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早在1927年，田汉创办了南国社，为中国现代戏剧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同时田汉领导的南国社也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戏剧作品作品，如田汉本身所创作的《灵光》《湖上的悲剧》和《苏州夜话》等，这些戏剧极大的丰富了20世纪20年代的戏剧文学，同时增强了戏剧在当时的文艺影响。同时田汉是中国戏曲事业的最早也是贡献最大的改革者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戏曲的“三改理论”，在此理论下田汉领导同时也亲身整理改编了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目，其中他亲自考察的京剧剧目就达900多个，他为这些剧目书写了许多精辟精彩的分析指导，为戏曲改良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向。田汉也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翠艳亲王》写于1925年，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剧本之一。同时他为中国的电影创作了许多先例，如为电影插入大量音乐作为插曲和片头曲片尾曲，田汉为这些曲子写词，其中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了中国国歌，被代代传唱，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2019年6月，《义勇军进行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政治影响
1930年，田汉领导发起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领导和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同时由他创作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广泛传唱于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了抗战士兵，后来该曲也成为了中国国歌，影响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人物评价
夏衍：“田汉同志走过来的道路是曲折而坎坷的，但是他对国家民族，对文学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却是灿如金玉，不可磨灭的。”
夏衍：“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
苏叔阳：“田汉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位文化巨人。”
黄仁宇：“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
赵晋华：“田汉一生不懂政治，他有追求、有信仰，但胸无城府，口无遮拦，终其一生只是个戏剧家。”
田申：“我父亲这个人，成也在他太重情，败也在他太重情。”
曹禺：“田汉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他对中国话剧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 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他在中国话剧史上， 是一位具有开拓性的剧作家和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缔造者。”
宋宝珍：“他的性格如火， 他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 他在事业上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因此，凡事认真, 忧心如焚，嫉恶如仇。”
轶事趣闻
四处学习
田汉的家乡长沙县是湘戏、影子戏盛行的地方。田汉从五六岁时起，就经常骑在叔叔们肩上，赶十几二十里地去看庙台戏，他每次看戏回家。参加学生军后，当时军人看戏不要钱，他便时常到“三尊炮”去看京戏，在这种四处可学的气氛和四处爱学的精神下，田汉初步掌握了戏曲艺术的形式，懂得了一些舞台处理方式。而此时传统的折子戏《三娘教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根据这部戏改写产生了他的处女作《新教子》。剧本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而田汉这年只有13岁。
真假田汉
1929年，田汉率南国社到南京晓庄公演。受到校长陶行知和师范院校学生、农友的热烈欢迎。会上，陶行知发表了极富感情极为生动的欢迎词：“今天我是以‘田汉’的身份欢迎田汉。晓庄是农民的学校，农民是晓庄师生的好朋友，我们的教育是为种田汉而办的教育……所以我是以‘种田汉’代表的资格在这儿欢迎田汉。”
田汉则用同样风趣的语言说道：“陶先生说，他是以‘田汉’的资格欢迎田汉，实不敢当。其实我是一个假‘田汉’能够受到陶先生这个真田汉的欢迎，实在感到荣幸，我们一定要向真田汉学习。”
拍案而起
田汉根据《白蛇传》改编的《金钵记》发表后，获得一片赞扬声。这时，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戴不凡写了篇文章，对此戏提出批评意见。许多人看了哑然失笑，但田汉拍案而起－－不是发怒，而是高兴地敲打桌子。他连连称赞说：“写得好，有胆略，有才华！”并积极打听戴不凡其人，还向有关方面推荐他，终于使戴不凡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干，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后世纪念
相关会议
2018年7月2日，中国戏曲学院召开“纪念首任校长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回顾和总结田汉校长的戏曲教育思想、戏曲管理思想和戏曲创作艺术。田汉基金会会长、田汉长孙田钢，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超，以及戏曲界资深老专家于玉蘅、王诗英、谢锐青、刘秀荣、朱秉谦、钮骠、贯涌、孔祥昌、奎生、杨少春、李鸣岩、逯兴才、孙洪勋、马名骏、陈国卿、叶蓬、赵景勃、张关正，田汉研究专家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华生、谢雍君，学院党委书记龚裕、院长巴图、党委副书记徐超、副院长宋飞、副院长冉常建等出席会议。
纪念故居
长沙故居
该故居位于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村，住居始建于1820年。田汉从出生起直至10多岁前往省城求学前一直居住于此。2005年，故居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2007年7月10日长沙市政府公布其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故居
该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地区东四北大街路细管胡同9号。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戏剧家协会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田汉购置了此宅。田汉自1956年开始在此居住，直至去世。1986年6月该故居被东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故居
该故居位于上海瑞金二路409弄内。是田汉1927年起开始在此居住，该故居也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正式成立后的社址。田汉在此发起和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直至1930年秋，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田汉才离开此处。
影视形象
1999年电影《国歌》：何政军饰演田汉；
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甄子丹饰演田汉；
2010年电视剧《国歌》：谷智鑫饰演田汉；
国歌歌词最早来源
“经考证，国歌歌词最早源于发生在密云一带的古北口抗战”，在刚刚结束的市党代会上，密云县古北口村书记宋立滨昨天披露了这个历时多年的寻访结果。
一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为抗战影片《风云儿女》中的著名歌曲。在筹备和建设古北口长城纪念馆过程中查证发现：1933年3月，田汉随当时的上海800人慰问团来到古北口抗战前线慰问，在古北口住了23天，感动于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的事迹，他写下一首《古北口长城诗》，随后发表在上海《申报》上。此后田汉为《风云儿女》所作“万里长城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内容正是这首“古北口长城诗”的后半部分。
红领巾
红领巾（Red scarf），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是少先队组织的重要象征，代表红旗的一角，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精神内涵。
按照新标准的要求，红领巾分为小号和大号两种规格。其中，小号的尺寸为底边长100厘米、腰边长60厘米；大号的尺寸为底边长120厘米、腰边长72厘米。历史上红领巾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1922年4月，安源儿童团员佩戴的红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这就是红领巾的雏形。1950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确定红领巾为少先队员标志。2012年，《红领巾》国家标准（GB/T 28846-2012）发布。2022年5月2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红领巾》国家标准（GB/T 28846-2022），202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规范佩戴红领巾的方法：将红领巾披在肩上，钝角对准脊椎骨，右角放在左角下面，两角交叉；将右角经过左角前面拉到右边，左角不动；右角经左右两角交叉的空隙中拉出，右角恰绕过左角一圈；将右角从此圈中拉出，抽紧。少先队员要爱护红领巾，保持红领巾干净、平整，按照有关要求规范佩戴红领巾，佩戴时服装规整。少先队员离队时应当珍藏红领巾。佩戴规格及使用范围：小学低、中年级少先队员佩戴小号红领巾，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少先队员佩戴大号红领巾。小学中年级身高较高或身形较胖的少先队员，可佩戴大号红领巾。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在参加少先队会议、集会、活动时，应当佩戴红领巾。
诞生背景
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苏联莫斯科诞生了。刚成立的组织，没有特殊的标志。那时的饥饿、困难正威胁着全苏人民，当然考虑不到少先队的标志问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建议共青团给少先队员们设计一种特有的标志。在一次接受新队员的大会上，来参加会议的先进女工把自己的红色三角头巾解下来系在少先队员的脖子上，勉励他们说：“戴着它，别玷污了它！它的颜色是同革命战旗一样的！”红领巾就这样诞生了。
1922年4月，安源党组织首先将王耀南、刘玉汉、张正等7名小矿工召集组织起来，培养和训练他们，交给他们一些简单的工作任务，同时定下了三条纪律：保守秘密，不许打架，完成任务。安源儿童团的雏形就这样，在安源革命的星火燎原中渐渐成型。安源儿童团员佩戴的红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岁月的侵蚀使它失去了往日的鲜艳，褪色而微微泛白的颜色，是红领巾的雏形。
历史发展
1950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会议颁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旗、队歌、队员标志、队礼、誓词及口号等。包括确定红领巾为少先队员标志。
现在其他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少年先锋队的类似组织成员佩戴红领巾。现在，拥有少先队的国家有朝鲜、越南。
2022年5月2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新版《红领巾》国家标准。11月1日，新版《红领巾》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使用规定
少先队员要爱护红领巾，保持红领巾干净、平整，按照有关要求规范佩戴红领巾，佩戴时服装规整。少先队员离队时应当珍藏红领巾。少先队的各级组织应当加强对红领巾的规范使用和宣传管理，教育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员遵守红领巾的使用规范，及时发现并举报社会上有关不当行为。
佩戴规格
小学低、中年级队员佩戴小号红领巾，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队员佩戴大号红领巾。小学低、中年级身高较高的队员，可佩戴大号红领巾。少先队员离队时应珍藏红领巾和队徽徽章。
使用范围
- 少先队员参加校内外少先队集会、活动，参加升国旗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重要仪式活动，须佩戴红领巾。参加体育活动、生产劳动或在家里休息时，可以不佩戴红领巾。天气炎热时可暂不佩戴红领巾，但应佩戴队徽徽章。
- 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在参加少先队会议、集会、活动时，应当佩戴红领巾。少先队活动邀请党员、团员团干部等参加时，其可佩戴红领巾；邀请非党员、团员团干部的先进人物参加时，经学校少工委或县级和县级以上少工委同意后，其可佩戴红领巾。
- 红领巾及其名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商业活动。
- 各级少先队组织、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不得购买使用不合规定的红领巾。
佩戴方法
- 将红领巾披在肩上，钝角对准脊椎骨，右角放在左角下面，两角交叉；
- 将右角经过左角前面拉到右边，左角不动；
- 右角经左右两角交叉的空隙中拉出，右角恰绕过左角一圈；
- 将右角从此圈中拉出，抽紧。
2024年6月7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关于红领巾佩戴方法的说明》：
近日，网络上对红领巾的佩戴方法讨论很热烈，感谢大家的关注。
关于红领巾的佩戴方法是有明确规定的。1950年颁布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旗、队歌、队员标志等(“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作了明确一、将红领巾披在肩上，钝角对准脊椎骨右角放在左角下面，两角交叉。二、将右角经过左角前面拉到右边，左角不动。三、右角经左右两角交叉的空隙中拉出，右角恰绕过左角一圈。四、将右角从此圈中拉出，抽紧。2005年发布的《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队徽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和2017年发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标志礼仪基本规范》，均对红领巾佩戴方法进行重申，与1950年所作规定一致。在规定中，对红领巾披上肩之前是否折叠、是否压在衣领下等细节未作硬性要求。具体操作中，各地在这些细节上有所差异。
针对网友的反映和关切，我们将指导各级少先队组织和少先队辅导员根据少先队员年龄、身高等匹配合适大小的红领巾，避免出现红领巾滑落至肩膀以下、领结以下红领巾左右角过短等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
规格材质
红领巾分为小号、大号两个规格，分别是：
小号：底边长100厘米、腰边长60厘米。
大号：底边长120厘米、腰边长72厘米。
红领巾颜色采用国旗红，应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红领巾》国家标准（GB/T 28846-2022）生产制作。
技术标准
新版《红领巾》国家标准（GB/T 28846-2022）是在2012年版《红领巾》国家标准（GB/T 28846-2012）基础上进行的修订，在红领巾的规格、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运和标志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细化指标。明确提出基本安全类项目要符合GB 31701的B类（直接接触皮肤类的儿童纺织产品）标准。
该标准的发布实施，为生产企业提供更新更高的技术要求，将有助于提升市场流通的红领巾产品质量，进一步满足少先队员需求和少先队工作需要，对于突出少先队标志标识庄严的政治涵义、维护少先队组织形象、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沿革
红领巾并非某个单一历史事件的道具，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百年发展史的延续性象征。从革命年代儿童团的"红领带/红飘带"演变而来，1949年后正式定为少先队员标志，代表"红旗的一角，革命先烈鲜血染成"。以下按历史阶段介绍其渊源与相关事件：
一、萌芽与雏形——安源儿童团与黄静源就义（1922年）
1922年，中共在江西安源煤矿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安源儿童团，早期佩戴长约90cm的红飘带/红领带作标志。
1925年，安源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军阀杀害，工人们将其血衣撕成条分给儿童团员系在颈上，以此纪念烈士、继承遗志——这被视为"红领巾是先烈鲜血染成"说法的由来。
二、大革命时期——劳动童子团与烈士邓金娣、罗志群（1924—1927）
中共在城市与农村建立劳动童子团（童子团），标志为红色领巾或红领带，儿童团员参与宣传、募捐、游行、放哨等活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劳动童子团队员邓金娣、罗志群冒险上街刷标语贴传单被捕，临刑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她们曾冒死藏起红领巾继续革命工作，是早期红领巾与烈士事迹直接关联的典型事例。
三、土地革命与苏区——共产主义儿童团（1927—1937）
各革命根据地建立共产主义儿童团，戴红袖章或红飘带，高呼"准备着！"，承担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等任务，延续了红色标志的革命传统。
四、抗日战争——抗日儿童团（1937—1945）
晋察冀、太行等根据地广泛组织抗日儿童团，虽多以臂章为主，但"红色标志=革命后代"的观念深入人心，王璞等儿童团长带领团员高呼抗日口号宁死不屈，成为红领巾精神谱系的一部分。
五、解放战争——解放区儿童团与地下少先队（1945—1949）
老解放区保留儿童团组织，国统区出现地下少先队，以暗藏红布条或红色折纸作联络暗号，支援前线、传递情报。
六、新中国——中国少年儿童队/少年先锋队成立与重大活动（1949起）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成立（1953年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1950年4月首次全国少儿工作会议正式确定红领巾为少先队员标志。
抗美援朝捐献（1951年）：全国少先队员节省零花钱、捡废铁，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后命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大量红领巾随慰问品送往前线，战士将红领巾系在高射炮上宣誓保卫祖国。
"小五年计划"（1950年代）：少先队员开展"收集废钢铁""种树""捐建红领巾水库""红领巾邮电局"等活动，红领巾出现在工农业建设的各种公益现场。
学雷锋与各类纪念活动（1963年起）："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中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做好事；此后清明祭英烈、"红领巾讲解员"、入队仪式等常态化活动中，红领巾始终是核心符号。
总结：红领巾的直接历史渊源可追溯至1922年安源儿童团的红飘带，经劳动童子团→共产儿童团→抗日儿童团→解放区儿童团一路传承，1950年正式定为少先队标志。它与邓金娣罗志群就义、黄静源烈士纪念、抗美援朝捐献、各类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密切相关，是中国近现代少年儿童参与革命与国家建设的标志性物证。
敌我识别标志
近现代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中使用的不是少先队"红领巾"，而是形制相近的"红领带/红布条（牺牲带）"，被起义军系在颈上或臂上当作敌我识别标志。二者外观相似（红色三角布系于颈），但性质不同：前者是成人武装部队的临时识别记号，后者是后来少先队的正式标志，不过源头上红领巾正是脱胎于这种革命红带。
以下是具体使用情况：
一、南昌起义（1927.8.1）——最典型的"红领巾"作识别标志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多为原国民革命军，穿着与敌方相同的军服。为避免误伤和混淆，起义官兵统一在脖子上系红色领带（红领巾/红带）作为己方识别标记，民间称其为"红带兵"。这是中共领导的武装首次大规模用红色布条区分敌我。
二、秋收起义（1927.9）——红领带＋红袖章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部分官兵颈系红领带、臂佩红袖章，史料记载"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同样是为在无统一军服情况下区分敌我。
三、广州起义（1927.12）——红布带（红颈带）
广州起义总指挥部规定所有参战人员须在颈上或手臂缠绕红布带，部分队员因红布短缺甚至撕红被面做成布条系在脖子上——当地文物馆也称此为"红领巾（红颈带）"。起义失败后，敌人挨家搜捕凡是系过红布带留有红印痕的人。
四、湘南起义、井冈山时期——"牺牲带"
南昌起义余部转战湘南及井冈山会师后，红军仍沿用红色识别带（牺牲带）系于颈或腰，既作敌我识别，也写姓名供阵亡后辨认，一直沿用到红军有了统一灰军装和红领章为止。
五、补充说明：安源儿童团的红飘带
1922年安源儿童团佩戴的红飘带（后据黄静源血衣布条系颈）是少先队红领巾的前身，但儿童团在工人罢工中主要承担放哨、送信，不作为武装起义的敌我识别标志。
小结：三大起义（南昌、秋收、广州）及早期红军确实用红布条/红领带系颈作敌我识别，时人也俗称"红领巾"，但它不等同于后来的少先队员红领巾——只是今天红领巾在形制和象征意义上继承了这份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