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

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是国家5A级景区，始建于清朝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南北长约330米，东西宽180余米，占地面积约61120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32260平方米，花园占地28860平方米，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

恭王府，位于前海西沿、什刹海南岸，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是现在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的前身，原为乾隆朝权臣和珅的宅第和嘉庆皇帝的弟弟庆王永璘的府邸。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恭亲王奕訢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及花园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故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花园位于王府后，又名萃锦园，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据考证是在明代旧园上重修的。园区建筑分东、中、西三路，每路由南自北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

府邸

府邸建筑为乾隆时期最高规制，明显的标志是门脸和房屋数量。亲王府有门脸五间，正殿七间，后殿五间，后寝七间，左右有配殿。低于亲王等级的王公府邸决不能多于这些数字。

中路

王府中路主要为银安殿和嘉乐堂。

银安殿俗称银銮殿，是恭王府最主要的建筑，用于举办重大庆典。最初的银安殿连同东西配殿在内的整个院落于民国十年（1921年）元宵节夜因烧香失火被毁。修缮后的银安殿，呈现出恢弘的气势，殿顶铺设绿色琉璃瓦，飞檐之下彩绘金龙。

嘉乐堂是和珅时期之建筑。因悬挂嘉乐堂匾额得名，该匾疑是乾隆帝赐给和珅的，但匾额无署款，无钤记，故无由证实，但和珅留有《嘉乐堂诗集》，说明是和珅之室名。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内供有祖先、诸神等牌位，以萨满教为主。

东路

王府东路主要为多福轩和乐道堂。

多福轩是府邸东路的主要建筑之一。恭亲王时期称之谓“多福轩”，因其殿内悬挂的许多“福寿”匾而得名。恭亲王奕䜣在此居住期间，是王府的穿堂客厅，主要用于主人日常接待来客、亲友或前来回禀公事的下属，兼用作存放皇帝送来的礼物。院内有一架古藤萝，据考证已生长200多年，在北京实属罕见。因此这个院又被称为藤萝院。

“多福轩”此匾为咸丰皇帝所题。意为幸福很多的殿堂。殿内正中悬挂“同德延禧”匾额，意在告诫主人：你与皇帝同德才能延禧（禧：吉祥如意、福寿绵长）。殿内四壁靠近天花板的地方皆悬挂福寿字匾，这些福寿字均写于红色方纸之上（即“斗方”）呈梭形摆放，一福一寿成对制成匾额。

乐道堂位于府邸东路第四进院落，清代按照以东为尊的习俗，宅院里最主要的人物住在东路，恭亲王奕訢以此为起居处后，改名“乐道堂”，并自称“乐道堂主人”。“乐道堂”原名为道光皇帝亲笔，是奕訢大婚前移居圆明园阿哥所时所题，奕訢为铭记父亲，将自己在阿哥所、海淀旧居、恭王府的居处、陵寝的正堂均命名为“乐道堂”，道光皇帝题匾悬挂在陵寝正堂，其余处是复制的匾额。

2005年修缮时，在乐道堂北卷正梁上发现了贴金凤凰捧牡丹的彩画。主图案为两只展翅的金凤凰簇拥着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周围环绕着五彩祥云，两侧衬托图案的均以牡丹、金凤、祥云为题材，一派富贵堂皇。

西路

西路的四合院落较为小巧精致，主体建筑为葆光室和锡晋斋。

锡晋斋在和珅居住期间叫做“庆颐堂”，殿名缘自乾隆皇帝御赐的“庆颐良辅”的匾额。房屋因全部采用楠木装修，故又称为楠木厅。

葆光室位于府邸西路，在和珅与庆王时期为客厅，在恭亲王时期，是秘密客厅，接待王爷至亲所用。“葆光室”的匾额为咸丰帝临幸恭王府时，御题给恭亲王奕訢的，其意味深长。“葆光”一词源于《庄子·齐物论》：“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咸丰皇帝之意是让奕訢收敛其光，暗含着告诫之意。恭亲王奕訢为此撰写了一篇《葆光室铭》，表示明白咸丰的意思。

后罩楼

府邸最深处建有两层的后罩楼，又称藏宝楼，其后墙一共有44个什锦窗，相传和珅可以根据窗户的形状，来对应宝物的种类。后罩楼位于府邸和花园的衔接处，全长150多米，是一座两层楼阁式建筑。东部为瞻霁楼，西部为宝约楼。后罩楼俗称99间半，蕴含着满则亏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花园

园区内“西洋门”、“福字碑”、“大戏楼”合称恭王府三绝。

西洋门

西洋门坐落在中轴线上，位于花园中路最南端，是花园的正门，称“静含太古”，为奕訢所建。门由汉白玉石雕砌，形制仿圆明园中大法海园门所建，西洋拱式风格。门额外刻“静含太古”，内刻“秀挹恒春”，西洋门也是园内唯一的西式建筑，可以体现出主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来挽救清朝统治之意。这也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另两绝是大戏楼和后罩楼。

独乐峰

独乐峰位于西洋门北部，是高约5米的北太湖石之孤赏石，有点缀园林，不使园内美色尽览之功效。园林专家认为它可同时起到影壁和屏风的作用。石之命名“独乐峰”，或许套用司马光“独乐园”之意。“独乐峰”由于多年风化已经形成一种自然美，像软水漩涡，像淡云舒卷，古朴典雅而又富有诗情画意。

沁秋亭（流杯亭）

沁秋亭位于独乐峰的东北方向，是一座八角形的小亭子。沁秋亭是主人在初春、盛夏、深秋时节邀文人雅士们饮酒作诗的地方，又名流杯亭，取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修禊赏乐”之意。沁秋亭的看点是亭内奇趣的“曲水流觞”，亭后假山中老井的水流入小亭内蜿蜒的沟渠。清水潺潺流入小亭内，园主人常在此接待客人，饮酒作诗。亭内彩绘有二十四孝、白蛇传等故事。

安善堂

安善堂一座宏伟庄重的五开间厅堂，也是萃锦园中路最主要的建筑。其前出抱厦，后带平台，两侧有游廊通向东西两庑。东西配房各三间，东配房为明道堂，西配房为棣花轩。安善堂在蝠池、邀月台、水榭、大戏楼的簇拥下，显得富贵堂皇，景致优美。这里原是主人游园时吟诗、作画的地方，也曾是恭亲王奕訢宴请重要宾客的处所。

安善堂北有一座假山，名叫滴翠岩。藏有康熙福字碑的秘云洞，就位于“滴翠岩”中心腹部。假山顶是整个花园的制高点，顶上的建筑叫“绿天小隐”；建筑前面的平台为“邀月台”，是赏月的地方。滴翠岩为一座由太湖石叠成的宝嵦，为恭王府花园所独有。东西各有一条通向假山顶的曲径小道，小道顶端各卧有一带孔的水缸。仆人把水蓄入缸内，夏、秋高温潮湿，石壁间便生出翠绿的苔藓，石黄苔绿，黄绿相间，苍翠欲滴，故名“滴翠岩”。岩下长方形小池中有三组叠石，意为蓬莱、方丈、瀛洲三个仙岛。

福字碑

福字碑位于花园中路滴翠岩下的秘云洞内，是由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御笔刻成。此福字苍劲有力、颇具气势，可分解为多田、多子、多才、多寿，构思巧妙，堪称天下第一“福”。福字碑碑石长7.9米，贯穿整座假山。碑前的地上有一副用碎石子摆成的中国象棋棋盘，方方正正，清晰可见。

康熙帝很少题字，所以此“福”字极其珍贵。

府内满园“福”字。多达一万多个，与康熙“福字碑”共同组建恭王府“福”文化。

蝠厅

蝠厅又称蝠殿、蝠房子，位于花园中路最北端，也是中路最后一座建筑。建筑正厅五间，前后出抱厦三间。两侧又出耳房，四面出廊，形制多变，如蝙蝠两翼。耳房比正厅略前，形成曲折对称类似蝙蝠的平面，故名蝠厅。其建筑彩绘上的斑竹，全部是由油工一笔一笔画上的。该建筑的造型和彩画被誉为“古建筑中只此一例”。因其特殊形状与较高的地势，此厅自早至暮皆有日照，被誉为北京古建筑只此一例。

在花园主山和府墙的蔽护下，幽静而秀美，恭亲王奕訢经常在此和大臣们谋划军国大事。这里也是个消夏纳凉的好地方。后成为恭亲王之孙、著名书法家溥儒（溥心畬）的书房。

邀月台

邀月台是恭王府花园中的最高点。两侧的上山路在最下面有两级台阶，再往上都是没有台阶的斜廊。走的时候，游客要一步跨过这两级台阶，这其中是另有道理的。传说古时候人们把台阶看做是坎坷，和珅希望自己在跨过早年的艰辛后，能够一生再也没有那么多的坎坷，仕途顺利，所以修建了这条“平步青云路”。上下“邀月台”走升官发财路是很有讲究的：要使劲地跨过两级“坎坷”，然后平步青云的一直走到山顶，不能从另一边往下走，而只能从旁边的小路下山才不会坏了运气。邀月台是全园的最高处，居高俯览园中，美景尽收眼底。台上三间小室，名“绿天小隐”，现称“福神庙”。每年中秋节，在此摆上点心、水果，是主人与家人或亲朋好友共同赏月的好地方。

蝠池

蝠池因形似蝙蝠而得名，有祈福的寓意。池四周种植榆树，每年春末，榆钱纷落蝠池。“福”和“财”共佑主人吉祥富贵。在清代的北京，往私宅中引入活水，是要经皇帝特批的，恭王府是少数几个获此殊荣的王府之一。这个用青石围砌成的蝙蝠形大水池，旧名为“蝠河”，后称“蝠池”，又因形状像元宝，也称元宝池。水池的周围种满了榆树，每到春夏之交，榆荚飘落，状似铜钱的“榆钱儿”落满蝠池，谐音“福钱”满盈，寓意是福贵双全。

艺蔬圃

艺蔬圃为王府的菜园。主人在种植杂蔬之时，即能体会天地生机、农耕的野趣。

竹子院

与“蓺蔬圃”一街之隔的正北部是一套清幽雅致的院落。恭王府三绝之一的大戏楼就坐落在院中央。穿过垂花门进入第一进院落——竹子院。院东侧的雅舍名为“香雪坞”，是恭亲王的福晋、侧福晋们游园观戏的小憩之处。据说嫡福晋十分喜欢摇曳的翠竹，所以小院四角种的都是竹子。

明道斋

明道斋又名怡神所，位于垂花门内院西侧，为两卷过厅。所说厅内悬挂着当年康熙皇帝御笔“怡神所”匾额一方，因此得名。

大戏楼

恭王府大戏楼是花园东路的主要建筑，建于同治年间（1862-1874年），是恭亲王及其亲友看戏的场所。这座戏楼是我国现存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大戏楼。在清廷档案中，戏楼均称为“大戏房”。建筑面积685平方米，其建筑形式采用三卷勾连搭全封闭式结构，据说整个大戏楼虽为砖木结构建筑却没有用一根铁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戏楼的声音效果。大戏楼为了保证声音逼真，将戏台底下掏空后放置了若干口大缸，巧妙特殊的构造增大了共鸣混响空间，使观众身处戏楼里的任何位置，都能清晰地听到不借助任何传声工具的演员的演唱。

南部后台为演员化妆室，前为舞台，北部为看戏与休息的地方。大戏楼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大戏楼。1936年，著名画家溥儒为其母祝寿，在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堂会。京剧界的名角齐聚大戏楼，相继登台献艺。这是恭王府大戏楼的最后一次堂会戏。

榆关

榆关，花园西路的门，是一段二十多米长的城墙。城墙上有垛口，门洞石额上书写着榆关二字。站在榆关的城墙上向北看，有遥望、怀念故土之意。也有的园林专家认为是“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园林艺术。

方塘水榭

恭王府花园西路的主要景观，由面积约200平方米的长方形池塘和水中央的湖心亭组成，山中凿泉引水，自池塘三个不同方位的石刻龙头流入池内。

湖心亭

花园西路以水景为主，建有一方形水池，水池中间仿造古人画舫之意而建湖心亭。湖心亭又称诗画舫。碧水之上，赏花垂钓，吟诗作画，颇有江南山水的意境。

历史沿革

清朝和孝公主府（和珅宅）时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将和珅儿子丰绅殷德指为和孝公主（十公主）额驸。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所有李侍尧入官中一所房屋着赏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第”。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珅建造此府，用时至少超过四年。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1790年1月），和孝公主（十公主）下嫁丰绅殷德，正式入住此府。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和珅获罪赐死抄家，宅邸赐予庆王永璘，和孝公主奉旨迁出。

清朝庆王府时期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庆郡王永璘得到和珅宅邸，宅邸开始称为“庆王府”。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庆亲王永璘病逝，其爵位由三子绵慜继承，降袭郡王，成为庆王府的第二位主人。

道光十六年（1836年）绵慜病逝，郡王爵位由仪亲王永璇之孙、绵志之子奕彩继承，是庆王府的第三位主人。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奕彩被爆出在其母丧服期间纳妾生子，后又查出奕彩向宗人府书办贿赂三千钱，奕彩被革爵，退回本支。永璘五子绵悌革不入八分镇国公爵位，降一级授镇国将军，承袭永璘祀事，是为庆王府的第四位主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绵悌病死，无嗣，其弟绵性之子奕劻承嗣绵悌，降袭辅国将军，成为庆王府的第五位主人。奕劻承袭不久，即奉旨迁到府第西侧不远的琦善旧宅。

道光三十年（1850年），奕訢奉旨分府，获赐原庆王永璘旧第、辅国将军奕劻府。

清朝恭王府时期

咸丰二年四月（1852年6月），奕訢正式移居此府，府名史称恭王府。

在奕訢住进来半年后，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52年12月4日），咸丰皇帝陪着奕訢的母亲皇贵太妃驾临恭王府，咸丰皇帝还为奕訢府第的殿堂题写了多福轩、葆光室匾额。

同治初年，奕訢还重新对府邸后花园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命名“朗润园”。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訢在恭王府病逝。

奕訢之孙溥伟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承袭恭亲王爵位。

民国时期

1912年1月，溥伟从恭王府出逃。2月清帝退位，恭王府第一次成为王公可以随意处置的私产。

1924年，隐居西山的溥伟之弟溥儒、溥僡及母回到恭王府花园居住。

1936年，溥伟病逝后，包士杰于1937年向北平地方法院起诉，法院将恭王府进行拍卖，被辅仁大学买去。溥儒于1938年初离开恭王府。

1937年，受圣言会委托，圣言会牧师张维笃出面，以19.9万元依法购得恭王府位于地安门外三座桥路，东至府夹道、南至什刹河，西至什刹海河，北至西煤厂街的房屋五百六十九间，廊六十间，以及花园地亩，合计四十九亩三分产权，用于辅仁大学添办女院。

1939年9月，辅仁大学开始大范围招收女生，恭王府随改称辅仁女院，女院由圣神修女会管理。

和珅

和珅（1750年7月1日—1799年2月22日），姓钮祜禄氏，本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人，籍贯奉天府开原县（今辽宁省清原县），清乾隆时期殿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和珅曾为咸安宫官学生，1769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1772年，授上虞备用处侍卫，后为銮仪卫侍卫，以才思敏捷、办事乖巧获清高宗赏识。1775年，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后骤然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1780年三月，授户部尚书、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和议政王大臣。和珅为官时，其善于打交道，在清朝的外交事务部门担任重要职位，连英王特使马戛尔尼也对和珅的外交手法十分赞赏。清高宗对其更是宠信有加，并将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随着权力的成长，其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结党营私、聚敛钱财。以清仁宗颙琰、监察御史钱沣等人为代表的朝中清议力量，曾多次弹劾和珅，但由于清高宗的袒护，和珅均能化险为夷。

1799年，清高宗驾崩后，清仁宗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并以一条白绫赐其自尽。抄家时发现，在和珅当权的20多年中收敛数额惊人的财产，其罪恶活动不仅给清廷财政造成巨大的损失，也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而且是乾隆后期政治混乱、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1811年，丰绅宜绵将和珅《嘉乐堂诗集》、丰绅殷德《延禧堂诗钞》、和琳《芸香堂诗集》上下卷合刊，称《长白英额氏三先生诗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和珅出身英额地方钮祜禄氏，籍贯英额门（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他的直系先祖叫噶哈察鸾，其旗籍属于满洲正红旗，在后金国建立初期就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了八旗军的一员战将，和珅为其九世孙。

和珅家族世代行伍，并获有战功，特别是其高祖尼雅哈纳凭借攻取河间府的战功，为其后代挣下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和珅的父亲常保袭职后，还曾担任过福建副都统的官职；此时，清廷还因追叙他兄弟阿哈硕色的军功，又特别赐予了他家一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其家在西直门内驴肉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即今西四头条胡同）的东头，坐落在广济寺后，和珅也出生在那里。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珅被选入了咸安宫官学读书，受教于吴省兰、李潢和李光云等。他博闻强记，不仅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而且满、汉文字水平也提高得很快。此外，他还掌握了蒙古文和藏文，以及一些西域秘密咒语。与此同时，他的诗词、书法与绘画水平也都有了一定提高。不仅深得老师们的嘉许，当时著名学者袁枚也曾表彰和珅、和琳兄弟“少小闻诗通礼”。他还受到大学士英廉的赏识于关照，因此虽然生活拮据，但顺利完成学业，还考中了秀才，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娶了英廉的孙女。

仕途顺风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参加科举，但名落孙山。后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三等侍卫，被挑选为补粘杆处侍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十三岁的和珅由于在乾隆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学，终于做了乾隆的仪仗队的侍从。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月，和珅擢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任命正蓝旗满洲副都统。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任命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命军机大臣，四月，任命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兼步军统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吏部尚书永贵弹劾，因失察降两级留用，监督崇文门税务，总管行营事务。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连遇贿案

和珅就任侍郎后，有位叫安明的笔帖式送礼给和珅，希望能够升为司务。和珅起初清廉为官，当然不会接受贿赂，但他向安明保证会向尚书丰升额提拔安明。这令安明十分高兴，所以安明对和珅百般依顺，和珅便向丰升额保举安明就任司务。安明任司务后立即送了一颗玉给和珅，和珅婉拒不收。五日后，安明收到老家的信，说安明父亲已经离世，叫安明回家奔丧。按清朝体制，父母过世，要回家守三年丧，这安明刚升职，不想回家守丧，所以就隐瞒下来。但被尚书丰升额查出，丰升额联同权臣永贵一同弹劾和珅包庇安明。不料和珅早就从永贵之子伊江阿得到消息，连忙写了两份奏折，一份送交军机处，一份自己留下来。次日，永贵上奏指和珅包庇安明。和珅立刻上奏折，指出安明不回家奔丧，是为不孝，自己失察，亦应处罚。永贵大惊，忙指责和珅徇私舞弊，弃属下于不顾，有违人伦，理应处罚。乾隆帝说自己已收到军机处呈交和珅弹劾安明的奏折，证明和珅并不是蓄意包庇安明。故乾隆认为和珅被安明蒙蔽，将安明凌迟处死，全家籍没，而和珅则因失察降两级留用。和珅这次得罪了当朝权臣永贵令和珅的仕途蒙上阴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云南按察使海宁揭发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乾隆下御旨命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和钱沣远赴云南查办李侍尧。起初毫无进展，后来和珅拘审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向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待。他把赵一恒交待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掌握了证据。于是他们纷纷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被迫行贿的。和珅取得了实据，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也因此被提升为户部尚书，在议政大臣处行走。案件审结后，李侍尧被判斩监候。不久和珅升任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

利欲熏心

李侍尧案审结后，李侍尧和他的党羽一大份财产被和珅私吞，加上乾隆的赏赐，和珅初尝掌握大权大财的滋味。四月，长子丰绅殷德，被乾隆指为十公主额驸，领受乾隆赏赐黄金，古董等等，百官争相巴结。和珅起初不受贿赂，但日子一长，和珅开始贪污、结党，形成一股大势力。六月，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十月，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

和珅初为官时，由于向乾隆百般讨好，加上年纪轻轻就官居要职，受到了一部分不满和珅的官员恶意对待。加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发生的安明案，和珅被文官们轮番弹劾，令他对朝中文官怀有仇恨之心，这更是后来文人派大多数被和珅残杀的原因。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珅开始对文官实行报复。和珅就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后，大兴文字狱，把反对他的一部分文人派一律诬陷为“私藏逆书”、“禁逆不力”或针对作者本身的“多含反意”、“诋讪怨望”等作为谋反的罪证。

和珅入翰林院，任满翰林院掌院学士，与汉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一起掌管翰林院，不过嵇璜年老力衰，主要事务大多为和珅代理。和珅从此控制科举制度，肆意从秀才处纳贿，形成“价高者得”的一种交易。和珅更用此垄断朝廷士子，要中进士必先通过和珅的审核，如有“问题”者则除名，令乾隆末期的士子“几出和门”。

野心膨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和珅把矛头指向阿桂之子阿迪斯，劾其贪赃枉法，逮解京城审问。和珅献上阿迪斯贪污所得金银八箱予乾隆观看，乾隆帝大怒，下令将阿迪斯发配伊犁充军，其父阿桂连坐，降二级留任。

经过阿迪斯事件后，和珅陷害近半数武官，乾隆更下诏需要严加查办。不久后黄枚案爆发，阿桂是黄枚的义父，黄枚少时天资聪颖，很年轻就中了进士，当年任浙江省平阳知县，窦光鼐告发黄枚贪赃枉法，黄枚反告窦光鼐“刑逼书吏、恐吓生监、勒写亲供状。”窦光鼐欲以死相谏，和珅亦上奏乾隆黄枚贪污，并称阿桂有意包庇。乾隆下令彻查，结果是黄枚家财高达十二万两，黄枚贪污证据确凿，就地正法。大学士和珅、学政窦光鼐举报有功各升一级，领班军机大臣阿桂连坐，但因阿桂领军在外征战，于国家有功，不予追究。

镇压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属甘肃河州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甘肃之官员贪污舞弊，欺压人民，率众起义，于河州围攻中杀死支援之杨士玑，起义军分兵从小道绕过清军勒尔谨部，直取首府兰州。兰州城只有八百守兵，一经交战，便损兵三百。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遂命尚书和珅为钦差由京城赴甘肃，又命军机大臣阿桂督师，速调陕西、四川、新疆等地援军进剿。合共十几万军队入甘肃支援。十日后，巴彦岱率三万大军到达兰州城下，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暂任陕甘地区军事指挥，组织军队反击叛乱军。

李侍尧接任陕甘总督后，只用四万军队把十万起义军打得溃败，分五路进军循化。二十日后，和珅到达海兰察部，发现海兰察部已经击败起义军，于是下令分四路进军，但是四路军中对于和珅这位拍马屁起家之长官多有不满，于是海兰察、图钦保出征，海兰察绕山而进，歼敌军伏兵。但是图钦保则被困于山中，最后被围困而死。和珅此举更增加了诸将之反感，数日未曾再出征。再过数日，军机大臣阿桂领十万大军到达，阿桂问和珅为何战败，和珅推搪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说：“是宜诛！”次日，阿桂下令集合，一会儿军队就全部集合，他马上反问和珅：“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语塞，知道这是诸将有意为难，只得闭上嘴，认错。阿桂正式接手最高统帅，十日后，李侍尧攻下循化，阿桂捕杀韩二个，苏四十三叛乱接近结束，和珅亦被调回京师，因指挥失败关系导致总兵图钦保战死，被停职处分。加上阿桂和海兰察等三十余将上书，奏请乾隆帝禁止和珅再度领兵。和珅知道此事后对阿桂结下不解之恨，直至阿桂去世。清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丙午日清兵包围起义军据点华林山华林寺，清兵放火烧寺，起义军皆葬身火海，苏四十三在混乱中被杀，历时七十多日之苏四十三起义终告失败。十一月，和珅兼署兵部尚书。十二月，管理户部三库事务。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军机大臣身份查办甘肃镇迪道巴彦岱受贿案，因徇私降三级留用。八月，加封太子太保。十月，充经筵讲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赏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

权势独揽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调正白旗满洲都统，充清字经馆总裁，授轻车都尉世职。不久调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不久封一等男爵。和珅已经成为了朝中四大势力之一，四大势力分别是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以刘墉为首的御史派、以钱沣为首的反对派、以和珅为首的贪官们。和珅并不急于和他们争斗，他将自己的触手伸向商人和犯罪集团手里。和珅迫令商人们臣服于他，假如不臣服便会遭到犯罪集团灭门。浙江富商曾氏，因拒绝交和珅的帮费竟在一夜之间，全家被杀金银财宝全部被掠去。对外称被强盗抢劫，后来被御史平反。和珅因此得到了庞大的利益，亦因此有了资本进行政治斗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六次南巡。和珅在第五次南巡时亦有随行，但这次和珅的势力与几年前倍增数倍，更由于和珅下令各府进献资金，国库未曾花一毛钱便完成南巡的准备。所以乾隆帝下令和珅南巡时站在自己旁边，以显示其功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户部。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和珅38岁。春，北京粮荒，粮商囤积粮食，和珅献策，设官厂，减价粜卖粮商之粮。三月，李清《诸史同异录》事件发生，和珅受降一级留任处分。五月，和珅致函江苏、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指令访查李清著作六月，和珅向乾隆报告，《四库全书》讹舛“不一而足”，从而掀起《四库全书》校书、赔罚轩然大波。后来《四库全书》总校陆费墀因而家破人亡。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珅39岁。二月，台湾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和珅因“承训书谕”功，晋三等伯。五月，和珅致函江苏、浙江、安徽总督及巡抚，传达乾隆谕旨，要求加紧收缴“违碍”书籍，再掀禁书、毁书高潮。

乾隆五十四年（1789），任殿试读卷官，充教习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赏黄带、四开禊袍，官加三级，其子丰绅殷德赐散秩大臣。

如日中天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珅创立议罪银制度，假如官员犯罪，可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免罪。而所收银两收入内务府库，供乾隆运用。不过内阁学士尹壮图对此制度作出弹劾。于是乾隆帝下令户部侍郎庆成带领尹壮图视察，不过为免扰民，必须在将到某地时通知当地官府，所以尹壮图所到之处都张灯结彩，人民安居乐业。以致尹壮图到了山西太原后即上奏：“仓库整齐，并无亏缺，业已倾心贴服，可否恳恩即今回京待罪？”不过朱批道：“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最后尹壮图当然什么也查不到，都察院下令：“移会内阁稽察房查照。奉上谕，尹壮图前奏各省多有亏空。经令庆成盘查实系尹逞臆妄言虚词欺罔。尹壮图著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廷议处斩，最后乾隆以“不妨以谤为规，不值加以重罪也。”免去了尹壮图的死罪。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五十八年（1793），充教习庶吉士，兼管太医院、御药房。

嘉庆元年（1796年），福康安在镇压苗民起义时死去。和珅调正黄旗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二年（1797年），和珅管理刑部，去掉户部管理工作，不久以军需报销复管户部。十月，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去世，朝中只剩下刘墉和董诰两个暗中反对和珅。乾隆帝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他上朝时命令和珅站在他和嘉庆的旁边，因为只有和珅才听明白乾隆在说什么。所以每天上朝满朝文武三跪九叩后，和珅就等同摄政，满朝文武上奏什么，他就“听取”乾隆说话，自己下判断，把持朝政，因此清人都称和珅为“二皇帝”。而坐在一旁的嘉庆没有实权，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和珅和乾隆。

乾隆、嘉庆两帝的人身自由受到和珅很大的限制，因为无论是太监、官女或者是亲信官员都有可能是和珅派来的间谍。嘉庆侍读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就是一例。

嘉庆三年（1798年），白莲教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擒，和珅因功晋升公爵。

狱中自尽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令和珅总理丧事；正月十五日，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月十八日，廷议凌迟，不过，固伦和孝公主和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应改赐和珅狱中自尽。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用白绫自杀。

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因娶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得免连坐。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进行报复，刘墉向嘉庆帝建言应避免案件扩大化，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

主要影响

政治

和珅在清朝的外交事务担任重要职位，英特使马戛尔尼对和珅的外交十分赞赏。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干，为政清廉，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并用贿赂、迫害、恐吓、暴力、绑架等方式笼络地方势力、打击政敌。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成为后人所称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贪官之王”、“贪污之王”。和珅亦同时是18世纪世界首富，超越了同时期的梅耶·罗斯柴尔德。以嘉庆帝、监察御史钱沣、大学士刘墉、翰林院编修范衷、军机大臣王杰、户部尚书董诰和礼部侍郎朱珪为代表的朝中清议力量，曾多次弹劾和珅，但和珅均能化险为夷。

虽然贪污是他的最大的过错，但他的才华还是应该得到认可。有人将他与刘墉和纪晓岚并列为清乾隆时期三大中堂。虽然刘墉和纪晓岚均未入军机处，但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纪晓岚官至协办大学士（从一品），按职级标准而言，称为中堂是合理的。《清史稿》说“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故称为刘、纪为中堂还可以，宰相则不沾边了。他虽然聚敛，但他确实善于理财。前几任都因办不到，而被罢职。之后，由于要花钱办事，所以，还得靠和珅来弄钱。

文学

和珅一生读书甚多，清史载和珅喜读《三国演义》和《春秋》，精通四书五经，他早年对朱熹的理念十分认同。虽然后来更加注重现实世界的利弊得失，不过在闲时，亦爱与文人墨客一聚。而且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也是因为和珅才保留了下来。他常常与乾隆帝一起作诗，和珅对乾隆所作诗词的风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和珅为了迎合乾隆，下功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偶尔会在乾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对诗文的研究，甚至闲暇的时候以“骚人”自居。和珅的诗合乎乾隆的审美趣味，乾隆很多时候就命和珅即景赋诗，以代替自己。在和珅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就有很多首是奉乾隆帝的命令所为，从中可以看出和珅的文学和书法之造诣。

人物评价

乾隆帝：①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唯明切断。平萨拉尔，亦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干。②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③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

袁枚：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对少时的和珅、和琳评价）

冯英廉：①机敏且善察言观色。②相貌白杳而英俊，少有大志，他日前途不可估量。

阿桂：此欺上瞒下之辈，吾早晚必为国除之！

朱珪：①珅早年好学，唯其为官后日渐贪婪，后手握权柄，挟百官于朝廷。不顾师生之谊，陷吾于不义。②今珅已殁，吾惜其才致其入歧途。吾本欲与其一同为皇上效力，惜珅先吾而去，令吾感叹。

于敏中：此人奸险古来稀，吾欲除之而后快。惟其善测上意，宠冠诸臣，难以除之。

昭梿：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

马戛尔尼：①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斯当东：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乾隆后期朝鲜使臣：“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珅，莫不侧目唾骂。”

吴熊光：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

伍秉鉴：和相为人穷奢极侈，以珠佐食，家中又以黄金为器。吾日进万两，仍不能望其项背。

薛福成：性贪黩无厌，征求货财，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

《所闻录》：清乾隆时，和珅当国，权倾一世”，“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

《清史稿》：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仁宗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杌近志》：和珅用事二十余年，至嘉庆三年以前，未尝一被弹劾。乾隆间御史曹锡宝虽尝一劾其家奴刘全藉势招摇，家资丰厚。然廷闻查勘，竟以风闻无据复奏。锡宝坐妄言被诘责。及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为御史广兴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所劾。即日夺职下狱，寻赐自杀。其家财先后抄出，值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两。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蔡东藩：和珅为相二十余年，家中私蓄，几乎不可胜算。乾隆时，清政府岁入，止七千万，和珅家产，适当清廷二十年岁入之一半而强，然卒之全归籍没，贪官污吏之结局如此。后之身为公仆者，亦何不奉为殷鉴耶？

萧一山：珅在政专肆，中外多其私党。朝士之持正者，亦噤口不言，任其恣睢，以故宠尤隆而势尤赫。时文臣中如纪昀，武臣中如海兰察，皆功业昭然，颇蒙帝眷者，徒以与珅不和，不得大用。而每预文字之役，则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笔误斡补处抉去之，其五笔误，则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画之。与诸大臣会同阅卷，珅辄专决，或取或舍，其气焰可想。嘉庆初元，珅自负拥戴功事详后节，鸱张益甚，外而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而掌铨选，理财赋，决狱讼，主谏议，持文柄，大小臣工，顺其意则立荣显，稍露风采，折挫随之。及嘉庆二年，阿桂卒，和珅乃更肆无忌惮矣。珅专政既久，吏风益坏，卒酿成川楚教匪之变事具后章，为清室中衰之最大原因。彼复任意稽压军报，授意各路将帅，虚张功级，以邀奖叙，而己亦得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时，勒索重贿，以致将帅不得不侵克军饷，教匪乘之蔓延，几不可收拾。盖至嘉庆初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斫丧于和珅一人之手矣。

人际关系

妻妾

冯霁雯，直隶总督冯英廉的孙女，冯氏与和珅生得二子。
长氏：相府中人称二奶奶、二夫人。长氏与和珅有二女。
吴卿怜：和珅家的内部事务都由她和太监呼图二人主持，外面的一切帐目报到和府中，则由卿怜一人主持整理。
豆蔻：扬州名商汪如龙的“进献美女”之一，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豆蔻得知和珅吊死的消息，悲痛异常，赋七律二首挽之，并以此自悼。诗成之后，豆蔻纵身从楼上跳下，追随和珅而去。

子女

长子：丰绅殷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由乾隆帝赐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丰绅殷德与乾隆帝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成婚。历官御前大臣、护军统领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行营事务等。
次子：和珅的次子是和珅在40多岁才生的。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所以没有名字。由于和珅悲痛万分，故提笔写了《忆悼亡儿绝句十首以当挽词》。
长女：钮祜禄氏，后嫁与康熙皇帝七子淳亲王允佑之孙贝勒永鋆。和珅死后，受到冲击，抑郁不得志。
次女：钮祜禄氏，后嫁与成都将军观成之子贵庆，累官至一品经筵讲官、礼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镶红旗汉军都统兼管太常寺鸿胪寺事务。道光十六年七月壬寅，接替恩铭，担任清朝礼部尚书，赐紫禁城内骑马。

轶事典故

福字碑

和珅秘密地将康熙皇帝写给孝庄皇太后的福字碑从皇宫内偷出来，并安装在自己家花园内的假山洞中，假山修成龙形，依然存于该假山下的‘福’字碑为康熙御笔之宝，隐于密云洞中，谓之“洞天福地”，纵观康熙皇帝亲笔所书的这个“福”字刚劲有力，颇具气势，右上角的笔画像个“多”字，下边为“田”，而左偏旁极似“子”和“才”字，右偏旁像个“寿”字，故整个“福”字又可分解为“多田多子多才多寿多福”，巧妙的构成了福字的含义，极富艺术性，且意味深长。更为珍贵的是碑的右上方，刻有康熙的玉玺以镇福，因此此“福”字被誉为天下第一福。

古籍收藏

和珅颇好文史典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任四库馆正总裁，后又任国史馆正总裁，充文渊阁提举阁事，其在职期间，多有文物古籍，或强取豪夺，或自己收藏，其藏书处有“致斋”，收藏颇有规模。颇有古书鉴赏水平，宋刻元椠，一眼即识。陈鳣《经籍跋文》有其南宋刻本《礼记注疏》63卷，和珅跋文称：“余得宋椠本《礼记》，前有昆山徐氏、泰兴季氏收藏图章，后有惠定宇跋。其与监本、毛本增多，互误互异之处，考证详明。余复以毛本对校一过，一一吻合，洵为艺林鸿宝”藏书印有“大学士章”、“子子孙孙永宝之”、“致斋和珅”等。

绝命诗篇

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嘉庆帝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处所，“赏赐”他白绫一条，令其自尽。此时和珅一看到白绫，知道死期已至。他对自己惨淡经营一生，家业富比皇室，到头来落得个如此悲惨下场，不禁万分慨叹。这一次自己锒铛入狱，身陷囹圄，尝到了凄凉、冷清、饥饿、刑罚、痛苦等苦辣滋味。特别是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和珅自然而然想到往年家中欢欢喜喜，自己在众人侍奉下悠然自得、尽情享乐的情景，提笔作了题名为《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的诗：

“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新。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从上述两首诗中可以得知，和珅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时间不会太长了，末日即将来临，伤感前事，发出几声悲鸣。他至死执迷不悟，觉得自己满身是才，“怀才误此身”，表现出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可奈何心情。

和珅看到白绫后，又提笔写下了一首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含龙日，留取香烟是后身。”赋诗完毕，和珅拿起白绫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终年50岁。

亿万家产

相传，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据《清朝野史大观·和珅家财》等野史记载，和珅总财产是“二十亿两有清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阁臣，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税（岁）入而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提供的数额是二亿三千万两。副都统萨彬图力陈“和珅家产甚多，断不止此查出之数”，要求严刑审讯“和珅家掌管金银内账使女四人”，对和宅院附近进行挖掘，寻找“窖埋金银”以及查清和家帐本和各大银号，以求彻底查清。他的府邸装潢胜似皇家园囿，其华贵为其他大臣府邸所不及。和珅“跌倒”后，他的府邸被转赐给恭亲王，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恭王府。由于清朝与现代的时间最接近，因此和珅成为中国史上最著名的贪官，乾隆五十五年至六十年的税收被和珅贪掉了一半；2001年，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查抄的黄金有33500余两，白银300余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还有大量的房产和地产，珍贵衣物、珠宝、古玩、洋货等不计其数。对109件查抄清单中的26件清单估价，即值2.2亿两白银，而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仅为4000多万两，所以当时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中记录的抄家清单

一、房地产类：正屋共78间；东屋共38间；西屋33间；东西侧房共52间；徽式房一所，共62间；花园一座，楼台42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64所；四角更楼12座（更夫120名）；堆子房72间（档子兵180名）；杂房60余间。这里所说的“钦赐花园”是位于圆明园南边的淑春园，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如今北大未名湖岸边有一艘石舫，就是当年淑春园的遗存。而“正屋一所、东屋一所、西屋一所”即恭王府的前身。还有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万两）；古玩铺15座（本银3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

二、货币（金银）类：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银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生金沙200万余两（估银180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46万余两，洋钱58000元（估银40600两）。制钱1500串（折银1500两）。

三、玉器：白玉九如意378支，嵌玉九如意1908支，嵌玉如意1610支，整玉如意230支；白玉大冰盘16个，碧玉茶碗99个，玉汤碗153个，白玉酒杯120个；白玉鼻烟壶374个、汉玉鼻烟壶276个；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这尊玉马用碧玉雕成，是和珅从圆明园中窃取的，按照清人野史笔记的记载，和珅与爱妾在家中共浴时常骑此马。和珅被抄家后，这尊玉马重新放回圆明园，1860年被英军掠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

四、珠宝：高三尺六寸的珊瑚树8株，珊瑚素珠57盘。大东珠60余颗（每颗重2两），珍珠手串236串（每串18颗），珍珠素珠11盘。宝石素珠1010盘，蜜蜡素珠13盘。小红宝石383块，大红宝石280块，蓝宝石43块。玛瑙罗汉18尊（高一尺两寸），宝石珊瑚帽顶132个，水晶杯120个。金玉珠翠首饰28000余件。

五、金银器皿：金罗汉18尊；金镶玉箸200副、金镶象箸200副；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赤金唾盂220个，银吐盂200余个；赤金面盆43个，银面盆56个。

六、古玩陈设：汉铜鼎一座、古铜鼎13座、玉鼎13座；宋砚10方、端砚710余方；玉磐20架；古剑2把；大自鸣钟10架、小自鸣钟300余架；洋表280余个；嵌玉炕桌24张，嵌汉玉炕桌16张，镂金八宝大屏16架，镂金八宝床4架，镂金八宝炕屏36架，赤金镂丝床2顶、镂金八宝炕床24张。

七、杂项：人参680余斤（估银27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7000万两）；绸缎库四间（估银80万两）、瓷器库二间（估银1万两），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800版、鸳鸯呢115版、五色羽毛600版、五色哗叽200版）；皮张库二间（元狐12张、色狐1520张、杂狐36000张、貂皮800余张）；铜锡库六间（共26937件）；珍馐库六间；铁梨紫檀库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800余件）；药材库2间（估银5000两）。貂皮男衣713件、貂皮女衣650余件、杂皮男衣806件、杂色女衣437件、绵夹单纱男衣3808件、绵夹单纱女衣3118件、貂帽54顶、貂蟒袍37件、貂褂短罩48件、貂靴124只。

另外，从和珅家中还带出家人606名、妇女600人。

史料索引

《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
《清史列传·卷三十五·和珅传》
《归田琐记》
《乾隆起居注》

爱新觉罗·奕䜣

爱新觉罗·奕䜣（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宗室，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奕䜣自幼与咸丰帝奕詝一同成长，深受道光帝宠爱。道光帝死后，根据其遗诏被封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时废时起。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䜣以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与之签订《北京条约》。次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䜣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授议政王，确立了两宫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体制。此后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长期为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部分时间身处权力中心。后逐渐倦怠政事，终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获起用，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善后。此后至去世前，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但暮气已深，无甚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䜣逝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为“忠”，后世称“恭忠亲王”。有《萃锦吟》《乐道堂诗钞》等传世。

奕䜣是洋务运动期间清廷中枢的首脑人物，因精通洋务，被称为“鬼子六”。他建议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西人称之为“（清）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人物生平

出身贵胄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时，爱新觉罗·奕䜣出生。为道光帝第六子，与后来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属异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早死，是奕䜣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䜣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

奕䜣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六岁时便入乾清宫上书房读书，与奕詝同往来，关系密切。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百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宿儒翁心存为师。不久后，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䜣乃师事贾桢（道光六年的榜眼）。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十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

兄弟构隙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䜣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䜣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帝属意奕䜣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奕䜣的补偿。奕䜣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占尽优势。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奕䜣之母静皇贵妃修墓，亲令皇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䜣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䜣为亲王”。一匣两谕，这是清代实行锦匣书名制度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例，由此确实可见道光帝对奕䜣的眷顾。随后，道光帝病逝，奕詝即位，即咸丰帝。

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䜣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䜣为十五善射大臣。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降旨原庆郡王府（曾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给奕䜣为府邸，命仍在内廷行走。八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奕䜣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因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

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此时，奕䜣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䜣请旨尊封皇太后，咸丰帝碍于抚育之恩，只得依奏，于七月初一晋封其为康慈皇太后。但奕䜣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康慈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她“不系宣宗谥，不祔庙”，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䜣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䜣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令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以示惩罚。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奕䜣复起，被补授为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临危受命

时值清朝内忧外患，纷至迭起，危机四伏之际。对内，太平天国起义未灭，江南难定；对外，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䜣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敌对清朝的威胁。但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夺占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奕䜣与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誴联衔奏请在通州设重兵，泄运河水，以防英法兵舰内驶，并建议密令两广总督设法收复广州，直捣香港，作为牵制英法联军后路的计策。四月二十五日（6月6日），他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爱新觉罗·耆英去天津参与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奕䜣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伍弥特·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在朝廷主战派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奕䜣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希望咸丰帝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任命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此时，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的状况，使奕䜣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与英法方面关于放还巴夏礼、罢兵和谈等事进行了艰苦的交涉。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奕䜣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奕䜣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jūn）（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兴办洋务

主词条：洋务运动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䜣认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国，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指太平天国）”，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使他愈发坚定了先镇压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指捻军）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他与桂良、文祥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疏奏陈：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在这份奏折里，奕䜣虽然看到了列强窥伺所导致的危险，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他也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镇压各路反清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一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䜣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奕䜣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湘军首领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䜣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

在《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奕䜣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奕䜣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成为了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䜣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䜣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朝的军事实力，尽快镇压各地起义。他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此，奕䜣向咸丰帝提出购置法国枪炮，“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雇佣外籍工匠，在上海制造，用以剿灭太平天国。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创立了安庆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应运而生。

亲王议政

主词条：辛酉政变

奕䜣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大部分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䜣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他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䜣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爱新觉罗·载垣、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等人，对列强的疑惧未解，对奕䜣鄙夷不屑，将其内外政策搁置不理。而咸丰帝与奕䜣的隔阂历经风浪，始终未能消除。和议达成后，奕䜣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䜣力求到承德省侍，咸丰帝却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兄弟间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䜣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皇太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䜣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䜣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䜣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䜣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奕䜣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列强赞成和支持奕䜣一派夺权。

肃顺等人对奕䜣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䜣到承德。奕䜣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䜣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咸丰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䜣，“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䜣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䜣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䜣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䜣于八月初七日兼程赶回北京，尽力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务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拥有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臂助，由此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爱新觉罗·仁寿和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咸丰帝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奕䜣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并领神机营事务等要职，免去召对时的叩拜之礼，免去奏事时书名。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把只有中官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奕䜣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慈禧太后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䜣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总的来说，奕䜣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他以显赫的权势，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各地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䜣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完全指挥“阿思本舰队”。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人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剿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论功行赏。奕䜣以主持枢廷，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其子辅国公载澂破例加授贝勒衔，其子载濬被封为辅国公，载滢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奕䜣的权势达于极盛。九月，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奕䜣对外态度中的矛盾。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当同治三年（1864年）初，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时，他便与英国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干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求福建、广东不许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可见其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奕䜣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奕䜣在奏请购买欧洲军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䜣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几度起落

奕䜣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䜣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䜣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

但是，奕䜣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却主张削弱地方势力，这就引起了湘淮势力的不满；奕䜣办洋务，导致清廷中乌齐格里·倭仁等顽固派不满。这时，由于奕䜣的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也对他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䜣，也给予了奕䜣巨大权力。但随着奕䜣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䜣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䜣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䜣，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䜣当然是不满的。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虽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首先发难，弹劾奕䜣，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日后两宫太后就以同治帝名义颁诏，以其目无君上，免去他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䜣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西捻军逼近畿辅地区，奕䜣受命节制各路统兵大臣，调集淮军镇压捻军起义。旋加授右宗正。

同治八年（1869年），奕䜣和慈安太后利用慈禧太后生病之机，示意并批准山东巡抚丁宝桢处死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由此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户部尚书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被允许世袭罔替亲王爵。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䜣会同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请求停止修治圆明园，戒除“微服冶游”的行为。同治帝大怒，斥责奕䜣：“此位（指皇位）让尔，何如？”旋即宣布“恭亲王无人臣礼”，完全革去其本兼各职，取消亲王世袭罔替特权，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并削其子载澂封号。二十九日，奕䜣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9月11日），经过两宫太后干预，同治帝赏还亲王世袭罔替及载澂的封爵。十二月，同治帝病危，奕䜣受命代批奏章。同月，同治帝驾崩，奕䜣与慈禧太后等共同商议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

在主持军机处的近二十年间，奕䜣先是倚重文祥。文祥于光绪二年（1876年）逝世后，改由深受奕䜣信任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主持日常事务。当代学者姜鸣认为“在1880年前”，奕䜣“只是把把关”。光绪七年（1881年）除夕，沈桂芬去世。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䜣更为孤立。与此同时，奕䜣不断地感受到慈禧太后和清流派两方面的压力。因此在工业近代化问题上日益裹足不前。当李鸿章请他出面向太后进言，请兴修铁路时，他回答：“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为此，李鸿章私下抱怨说：“枢廷无能主持大事者 ”，表示对奕䜣畏难情绪的不满。

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奕䜣仍构成慈禧太后肆意奢纵的障碍。当慈禧太后企图修三海以自娱时，奕䜣一再抵制不办。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太后偏听太监污陷守门护军的一面之词，想要治护军的死罪。奕䜣带领全体“枢臣力争不奉诏”，顶回原旨，次日懿旨将护军死罪免除，但仍从重定罪。这时奕䜣不便再顶，但当张之洞和陈宝琛相继上疏直谏，终使护军获得从轻处理、肇事太监受到薄惩的时候，他在朝臣中极力赞扬二人的谏章说：“此真奏疏也。”这使得慈禧太后对奕䜣越来越耿耿于怀。

甲申易枢

主词条：甲申易枢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奕䜣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敢轻言战事，致清流派交章弹劾。适逢中国军队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以因循委靡的罪名，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罢黜奕䜣及其全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颜扎·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趁机另组军机处，并通过自己的妹丈奕譞居幕后操纵军机处。此事即所谓的“甲申易枢”或“甲申政潮”。朝廷在罢斥奕䜣等人的上谕中称：“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此外，被停赏亲王双俸。此后，奕䜣家居养疾，常于京西的古刹戒台寺“养疾避难”。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朝廷赏还奕䜣亲王双俸。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奕䜣在恭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

收拾残局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屡招败绩。清朝统治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这年三月，庆亲王奕劻替奕䜣吁请参加本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祝嘏活动，慈禧太后扬言：“予闻其名（指奕䜣）且头痛，不许。”八月下旬，南书房师傅、署理工部右侍郎李文田等人联衔奏请起用奕䜣，慈禧太后不允；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亲御中南海颐年殿，身为帝师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再次面奏起用奕䜣，慈禧仍“词气决绝”。但为尽快结束战争，并“借重其（奕䜣）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慈禧太后很快改变了态度，在九月一日（9月29日）正式召见奕䜣，事后发表懿旨说：恭亲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衰”，令其“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

朝臣们认为，当此时事多艰之际，宫廷之间尤当团结一心，不应该使恭亲王屈处会办地位。先后有檀玑、陈其璋等人上折请奕䜣主持全局，总理枢务，未获允准。十月初，日军攻破清军鸭绿江防线，翁同龢、李鸿藻向奕䜣“痛哭流涕”，请力持危局，奕劻进一步明确奏请赋恭亲王以督办军务全权，慈禧太后终于同意。在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的上谕中，明令：“著派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 ”但直到一个多月后，日军攻占凤凰城并从背后进逼旅大时，慈禧太后才复命奕䜣为军机大臣，恢复了十年前的职务，拥有决策权。

此时奕䜣衰病在身，老耄昏聩，无所作为。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邀请各国出面调停上。最初，谋求英、美、德、俄、法各国联合对日干涉，许诺的和平条件是允许朝鲜独立和对日赔款，但各国均不愿参加联合调解。随后，又谋求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求和，以及求美国公使田贝居间求和，均告失败。在这一情况下，奕䜣转而筹划派出本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与此同时，他通过军机处力劝湘军老帅刘坤一出镇山海关，组织战略反攻，以图战而后和，使和谈条件有所改善。最后，因谈判代表张荫桓、邵友濂被日方逐回；湘军在辽东之战中又全面溃败，乃不得不起用并敦促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

新旧之间

甲午战后，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震惊于国力空虚，认为中国需要在国际上结一强援而立，出现“联英拒日”与“联俄拒日”两派主张。奕䜣赞同联俄，但当俄使喀西尼提出在中国东三省修建铁路以通海参崴时，奕䜣担心会导致俄人控制东北，坚决反对，指示驻俄公使许景澄照会俄国：东三省铁路将由中国自修。李鸿章去俄国订立《中俄密约》后，将密约文本差人先送恭亲王，他拒绝收视。

内政方面，奕䜣痛感于中国三十年来所做之事，有自强之名而无自强之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协助光绪帝提出“力行实政”的新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清政府开始以较大步伐从事筑铁路、造机器、创邮政、办学堂、改革武科考制、练陆军等活动，民间也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热潮。这些，当然均未出洋务路线的窠臼。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奕䜣因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被赏赐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甲午战争以后，朝野上下产生了蓬勃发展的维新潮流，年轻的光绪帝也实行维新，对此，奕䜣极力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䜣的坚决反对。奕䜣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䜣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光绪帝根据给事中高燮曾的奏议，谕令总理衙门研究派遣康有为出洋入“弭兵舍”之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会议，决定首先由总理衙门向康有为进行集体问话，然后再定派遣与否。实际是对光绪的意旨拖延不办。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日（1月25日），光绪帝在听取问话情形报告后，意欲召见康有为，奕䜣以祖制：皇帝不能召见小臣为由，进行阻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䜣再度被授为宗人府宗令。此时，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䜣“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䜣也表示反对。二月间，奕䜣“痰喘频作”，闰三月，奕䜣病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视，奕䜣虽气息奄奄，仍“殷殷以国事为忧”（见“轶事典故-恭王遗言”）。至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奕䜣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与慈禧太后再临祭奠，赐陀罗经被，并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库雅拉·启秀办理丧事。奕䜣逝世隔日，慈禧太后亲赴恭王府奠醊，追念他数十年的劳绩，特别是念及最后几年的小心辅佐，对自己一无违逆，特颁懿旨，赐其谥号为“忠”（终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䜣与和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得单谥“忠”），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位列东庑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之次，超勇襄亲王博尔济吉特·策棱之上）。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主要影响

奕䜣作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其主持、参与中枢机务的时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秉政的第一阶段

在通过“辛酉政变”夺权后的第一阶段，奕䜣锐意进取，努力调整统治阶级秩序，大胆依靠汉族地主武装；实施“借师助剿 ”，利用洋兵洋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并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及时将其遣散，实行“外敦信义，隐示羁縻”的弹性外交，即在信守中外条约前提下，抵制列强的逾格要求，其中包括拒绝俄国的有损主权的馈赠武器，遣散妄图摆脱中国控制的“阿思本舰队”等，又创设同文馆，开了近代教育的端绪。

秉政的第二阶段

在同治四年（1865年）与慈禧太后发生冲突、不复议政王称号后，奕䜣开始了秉政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仍力行改革，在若干领域内开展近代化建设。同治四年（1865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间，奕䜣支持并批准创办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实行大机器生产。同治六年（1867年），他决定在教育领域正式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并聘请外籍教师任课。顽固派官僚群起攻之。他反复辩难，指出科学育人，事关自强大业，“若安于不知，深虑江河日下，及设法求知，又复众论交攻，一误何堪再误”。

在外交事务方面。同治五年（1866年）春，奕䜣说服并协助两宫太后派出中国第一个出洋考察团（即斌椿出访），次年又派出第一个巡回使团（即“蒲安臣使团”）出国正式访问。同治七年（1868年），奕䜣在中英“修约”谈判中，立足于保卫利权，多方抵制了英国旨在扩大侵略权宜的新要求。“天津教案”发生时，奕䜣力疾视事。在一次讨论办案方针的御前会议上，曾国藩、崇厚关于辟谣、惩凶、赔罪的具体方案引起在廷王大臣的激烈争吵。奕譞尤力主反对，但终以“恭邸（奕䜣）持之坚 ”，通过了二人对法妥协的方案。

同治七年（1868年），奕䜣与慈安太后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同治十一年（1872年），奕䜣主持造船大辩论，面对反对派的论难，他通过军机处寄谕，总结说造船制械等各项事业不但应继续进行，而且应当“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力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半年后，又批准了成立轮船招商局的奏议。

秉政的第三阶段

光绪帝即位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开始了奕䜣秉政的第三阶段。光绪初年，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奕䜣主持军机处会议，定海防与塞防二者并重的决策。根据这个决策，他通过军机处对内政外交作出下列重要决策：

一、批准左宗棠借用外债五百万两，另拨户部二百万两，又指令各省将西征协饷提前拨给三百万两，保证了西征军的饷需，终于规复全疆。这次借外债基本上不损主权，作用是积极的。

二、加速筹办海防，授权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多次指示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督抚大员要留意吏治、军政、外交，以巩固边防；批准各项购买或自造铁甲舰、巡洋舰、炮舰以及水雷、鱼雷等计划。在这一系列指令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先后开始筹建近代海军，但由于经费短缺及其他原因，海防建设的速度及成果并不理想，不能有效地抵御列强的海上侵略。

三、批准建立近代化煤铁矿，支持李鸿章等人引进外国大机器设备，聘用外国科学技术人员发展民用工业，同时一再强调要“权自我操，毋任彼方搀越”。这种思想及部署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改良信息传送手段，采纳沈葆帧的建议，指示福建省迅速创办闽台电报线，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信息手段近代化的指令。但由于内外各方掣肘，此项指示搁浅。

五、开发台湾，先后调派沈葆桢和刘铭传到台，破除清开国以来对台湾的有关禁例，着手进行交通、矿业、种植和防务等方面的开发建设。

六、派遣曾纪泽改订崇厚所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从俄军占领下收回伊犁，减轻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损失。但奕䜣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力图保持内外相安的格局。因此，他极力推行对外妥协的外交路线，其理由是“中国兵力财力两有不逮，早经外国人暗中觑破”，即使对外国侵略有所反对和抵制，也竭力保持在不使中外关系破裂的限度内。他依赖并支持李鸿章办理了中日台事交涉、中英烟台条约、中日琉球交涉等外交。

秉政的第四阶段

在甲午战争期间，奕䜣得到起复，并再掌总理衙门及军机处。然而，此时的奕䜣年老多病，并无实权。由于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奕䜣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甲午战后，他支持“联俄拒日”的主张，并在内政问题上协助光绪帝提出“力行实政”的口号。但对“维新变法”运动，他持极力抵制的态度。

历史评价

中国

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以同治帝名义发表的上谕对其功绩肯定道：“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在私下说：“我在上海曾见过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曾国藩则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他还在咸丰十年（1860年）回复曾国荃的书信中说：“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

与奕䜣同时代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记载了自己对奕䜣的印象：“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叙谈颇久，人甚明亮。”并高度评价道：“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

王闿运在所撰《祺祥故事》中认为：“恭王、孝钦（指慈禧太后）皆有过人之敏智，而俱为财累。”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载：“光绪初，恭王奕䜣当国，事无大小，皆谨守绳尺，无敢僭越。”

奕䜣死后，光绪帝在上谕中予以高度评价：

朕叔恭亲王，天赋聪明，宅心忠正。……凡军国重事，无一不尽心规画，上协圣谟。中闲养疴数年，又复起膺重寄。夙夜匪懈，始终不渝。……朕惟近支尊长中，王年德最劭，勋业最隆。失此股肱，曷深震悼。

溯当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秋狝木茧。恭亲王奕䜣，留京办事，中外乂安。迨同治初元，垂帘听政，恭亲王首膺重寄。入赞枢机，荐拔贤才，肃清区宇。数十年来，蹇蹇匪躬，恪勤罔懈。王之功绩，薄海咸知。王之悃诚，祖宗昭鉴。

近年以来，军国重事，实赖王竭诚匡弼，悉协机宜。一旦失兹柱石，中外臣工，谅亦同深感悼。尔诸臣等，当以恭忠亲王为法，各摅忠悃，共济时艰，以竟贤王劢相国家之志。

慈禧太后在奕䜣死后亦降懿旨道：“恭亲王奕䜣，谊笃亲贤，久襄密勿。溯当同治初元，予与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论功行赏，特命以亲王世袭罔替。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其闲养疾家居，旋复起膺机要，朝夕从事，力任其难。”

许指严《十叶野闻》：“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称：“清同治间恭王长军机最久，畺吏中以左文襄最负时望……。”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称赞奕䜣“真心为国图谋，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外国

在奕䜣留守北京，与英、法、俄谈判后，西方人就开始对他产生兴趣。如同治四年（1866年）法国《环球画报》记者弗尔努瓦（H.Vernoy）便说奕䜣“年富力强而且精明睿智”，并认为：“虽然年纪不大，恭亲王却已成了清朝立宪派的首脑。”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认为他“处事决断、态度开明，并且有着相当开放的思维，因而被公认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领袖”。

美国记者、作家约翰·拉塞尔·杨恩（杨约翰）曾跟随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访问中国，并见到奕䜣。他后来回忆道：“恭亲王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

作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李氏王朝的国王李熙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与臣下的对话中批评奕䜣道：“恭亲王为天子叔，不以为国，招入外敌，乱其国家，其人之不善可知也。”

奕䜣死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曾在清海关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作家马士提到：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说：“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心计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见。”

轶事典故

字号别名

奕䜣为道光帝第六子，内称“六爷”，加之精于洋务，与西方人（清人鄙称为“鬼子”）接触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称号。又因他被封为恭亲王，故人因其王号称“恭邸”；死后谥号“忠”，后世称“恭忠亲王”。

锋芒太露

在与奕詝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奕䜣才华横溢，聪明过人，骑射武功突出，深得道光帝喜爱，却过于锋芒毕露，不善于揣摩其心思。奕詝则在老师杜受田的教导下，投道光帝所好。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䜣射得猎物最多，奕詝故意一箭不发。道光帝询问原因，奕詝回答：“正值春季，鸟兽生长繁殖之时，臣不忍伤生以违天和。”道光帝闻言大喜：“这真是帝王之言啊！”道光末年，道光帝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道光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自此“储位遂定”，奕䜣失去了皇位继承权。

恭宝互谑

奕䜣与宝鋆同在中枢供职时，也有一些趣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载，一日，宝鋆临近散值时如厕，归来时奕䜣还在等他。见面后，奕䜣便笑问道：“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是当时北京对如厕的谑称。宝鋆针锋相对，答道：“那（哪）里，是出恭。”又一日，奕䜣从太庙出来，指着庙碑下的赑屃，对宝鋆说：“汝看这个宝贝。”宝鋆字佩蘅，“贝、佩”音近，奕䜣以此为戏。结果宝鋆应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处不仅用了既有的“龙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䜣正是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一。何刚德认为，当时枢臣见面闲谈时，多掺杂以此类玩笑话，用意在于担心一旦在闲谈中说到正事，会导致泄露机要，并认为这也是古人“不言温室树”的用意所在。

父子仇隙

奕䜣的长子载澄品行恶劣，深为其父所恶。据《清代野记》载：奕䜣听说载澄患病时，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着他死去，所谓请医开药，不过是掩人耳目。很久后，载澄病危，左右侍从把这个消息告诉奕䜣，奕䜣说：“姑且念在父子一场，去为他送终是可以的。”等到进了载澄的卧室，见他侧身卧在南坑上，已经气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绉绸作的衣服，用白丝线在衣身上绣满蝴蝶。奕䜣一见，大怒道：“就为这一身匪衣，（载澄）早就该死了。”头也不回地离开。载澄于是气绝身亡。

藏书故实

奕䜣藏书颇富，恭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如宋板《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传》《韩昌黎集》《柳河东集》《艺文类聚》《翰墨大全》《王临川集》《东都事略》《文选》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选》《埤雅》各有两部。有《多福轩书目》2册，著录藏书近2000种；《乐道堂书目》1册，著录各处所藏零星之本，精品为多。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干《马图》；元代赵孟頫、倪瓒等人的画作有数张。进入民国后，所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由于索价甚高，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部分藏书画印章为“恭邸藏书”“锡晋斋印”“恭王府珍藏书画”“清心斋赏读”“韬华馆”“宝约楼秘藏”等。

恭王遗言

反对康梁“改革”

在奕䜣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帝频繁慰问，并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探讨。据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记载，奕䜣在临终前曾告诫光绪帝：“闻有广东举人（指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高层密谈，不大可能被泄露给位卑言轻的胡思敬。但关于奕䜣反康梁“改革”的说法还是流传甚广。

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人得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戊戌变法进行的过于操切，确实将大量官员，无论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这或许是奕䜣之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不仅是奕䜣，当时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在内的重臣，大多也与这场“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绪要警惕“小人”之外，奕䜣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奕䜣死后一个月，《申报》发表报道称，奕䜣重病期间，光绪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奕䜣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奕䜣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光绪帝专门问奕䜣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奕䜣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奕䜣去世后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职，永不叙用。

人际关系

亲属

联姻

奕䜣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瓜尔佳·桂良之女瓜尔佳氏为嫡福晋。瓜尔佳氏为奕䜣诞下长女、长子、次女等诸子。

宦游

奕䜣在多年仕宦过程中，与朝臣过从甚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善后议和期间，奕䜣与岳父桂良，以及瓜尔佳·文祥、索绰络·宝鋆、苏完瓜尔佳·胜保关系紧密。在奕䜣主政期间，文祥、宝鋆均入主中枢，参预朝政。文祥死后，奕䜣最为信任的军机大臣是汉臣沈桂芬。

主要作品

奕䜣流传下来的尺牍共有六十六件（公函六十五件，私人信函一页，均藏故宫博物院），反映了清末的对外交涉、军工事宜及民教纠纷等史实，有重要价值。

据《晚晴簃诗汇》载，奕䜣有《赓献集》《岵屺怀音》《乐道堂古近体诗》《萃锦吟》等作品集传世。《晚晴簃诗汇》还单独摘录有其诗十三首：《琉璃河口占》、《易州道中咏怀古迹五首用杜工部韵》（五首）、《七弟二十寿辰》、《鉴园遣兴集句》（四首）、《新秋集句》、《赠李少荃相国集句十二韵》。

奕䜣亦工书法，诸体皆精通，尤其擅长行楷，字多苍劲有力，且具一种简淡之风。毓庆宫中有奕䜣的书迹四幅（楷书、行书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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