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造立川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这架飞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收缴的，后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使用最多的机型，通常称为“99高教”。
1946年3月东北老航校成立之初，缺乏初级和中级教练机，学员们直接用99式高级教练机训练；器材不足，就用各种废旧材料代替；没有汽油，就用酒精做燃料。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上，培养出人民空军第一批飞行员、领航员和地勤人员，为人民空军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
- 乘员：2人
- 机长：8米
- 翼展：11.8米
- 机高：3.64米
- 动力装置：1台日立98式1型活塞式发动机，功率331千瓦
- 实用升限：8180米
- 最大速度：349千米/时（高度2000米）
- 武器装备：7.7毫米机枪1挺
赤色高练：人民军队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1946年3月1日，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通化成立。
由于缺乏可用的初级及中级教练机，航校学员只能直接使用日本制造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进行训练。
飞行教员训练班的刘风首先试飞，成为直上高教第一人。
1946年7月21日，航校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开始在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上放单飞，吴元任成为直上高教的第一个学员。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创造了人民军队“直上高教，一步登天”的辉煌纪录。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是东北民主联军最早大批量缴获并投入使用的飞机，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使用最多的飞机。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原型飞机称为Ki-55飞机，简称“九九高练”。
是由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研制的下单翼高级教练机，由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川崎航空机工业株式会社制造。
Tachikawa Ki-55，盟军代号Ida（艾达）。
1935年以后日本飞机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1937年前后日本研制生产了九七式战斗机、九七式轻爆击机、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等飞机都是下单翼飞机，日本陆军急需同类教练机。
九九式高等练习机是为取代日本陆军老旧的双翼教练机，于1938年在低速安定性好的下单翼Ki-36九八式直接协力侦察机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现代化教练机，设计师远藤良吉。
99式高等练习机与98式直协侦察机的机体结构相同，通信和轰炸设备去除，拆掉了机后的可旋转机枪，取消了机轮整流罩，但保留了机头固定机枪，后座增设了复式操纵系统。
1939年4月首飞，1939年7月被日本陆军正式采用。
Ki-55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乘员2人，机长8米，翼展11.8米，机高3.64米，机翼面积20平方米，空重1292千克，全重1721千克，采用两叶可变距螺旋桨，动力装置为一台日立ハ13甲式风冷单列星型9缸活塞发动机，起飞功率510马力（2300 转/分）；
飞机最大平飞速度350千米/小时（高度2200米），巡航速度235千米/小时，实用升限8150米，高度3000米爬升时间6.9分，最大航程1060千米，起飞滑跑距离235米，着陆距离290米（着陆速度100千米/小时）；
飞机武器装备为7.7毫米八九式固定机枪1挺。
1940年，99高练开始全面部署，作为新型教练机在日本陆军飞行学校被广泛使用。
除了与98式直协侦察机一样有翼尖失速的缺点之外（因此严禁在低空突然转入机动），99高练机具有良好的低速飞行性能及操纵性能，而且使用简单、易于维护。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几乎是一架完美的高等练习机”。
至1943年，日本共生产了1386架九九式高等练习机，其中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制造1075架，川崎航空机工业株式会社制造311架。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除装备旧日本帝国外，也装备韩国空军、泰国皇家空军以及伪满洲国飞行队、中国国民党空军、中国共产党空军。
1945年，日本战败后，九九高练即从日本陆军早早退役。
日本由此成为99高练最早退役的国家。
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并在平顶堡缴获了100余台ハ13甲式发动机及汽油与备件。
后东北民主联军在辉南县朝阳镇又缴获一批九九高练。
老航校修理厂厂长徐昌裕、熊焰领导日本与中方技术人员，一共修好了九九式高级教练机20架及大量ハ13甲式发动机。
经航校修理以及拼凑后，总计约有30架九九高练机可以使用，成为了航校主力教练机。
东北老航校早期使用的99式高级教练机，为隐瞒身份免遭国民党空军空袭，机身上仍涂饰国民党空军机徽。但仍与国民党空军有细微差别以便我军识别，后来国民党空军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之后涂装沿用日本样式：上部是绿、土棕、黑色的迷彩，以使国民党空军空中不易察觉；下部是醒目的橘红色，以方便地面我军人员观察。机徽则是红五星中间嵌入一个“中”字。
最后，又使用统一的标准的解放军空军机徽。
Ki-55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作为东北老航校装备数量最多的一种高级教练机，为人民空军培训了大批早期飞行员。
正是因为99高练良好的低速飞行与安定性能，才为我军飞行学员直上高教创造了必要条件。
所以，在人民空军的发展历程中，99高教也算是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在航空学校使用。
1953年，最后14架99高练从第七航校退役。
中国成为99高练最后退役的国家。
东北老航校在1946年3月至1949年9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人才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目前已知仅保存有3架，一架在泰国皇家空军博物馆，另两架分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因此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立川99教练机
立川99教练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航空兵的高级教练机，该机1945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日军手中缴获。
发展沿革
立川99教练机，是日本于1939年生产的一种高级教练机。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日军手中缴获了这种飞机，是东北老航校和第7航校的主力教练机型。
在东北老航校期间，飞行学员使用它进行训练。飞机的涂漆还沿用日本的方式，上部绿、土棕、黑等色迷彩，下部却是醒目的橙红色，而不是和天空近似的蓝、灰色。它的机徽是一个红五星，中间是一个“中”字，这是任弼时同志为东北老航校专门设计的，可以算是我军最早的机徽版本。该机为我人民空军早期战斗机飞行员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朝鲜战争中涌现出的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张积慧等均是使用99式高教机完成的飞行训练。该机于1953年全部退役。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是日本立川飞机出产的一款教练机。
中文名：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
英文名：Tachikawa Type99 Advanced Trainer(Ki55)
机型概述：
立川99式高级教练机是东北民主联军最早缴获的飞机，也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使用最多的高级教练机。在人民空军中通常称为“99高练”。
二战时期，日军的高级教练机是初级教练机与作战飞机间的过渡机型。99高练是日本立川飞机厂将98式直协侦察机改型而成的高级教练机。立川飞机厂于1938年研制成98式直协侦察机，由于该机飞行员视界开阔、飞行速度范围宽、机动性和起飞着陆性能好，因而于1939年4月决定将该机改型成操纵训练用的高级教练机，制式型号为99式高级教练机，工厂编号キ55。高教机与直协机的机体结构完全相同，主要区别是在后座增设了复式操纵系统，拆除了机头的固定机枪和后座的可旋转机枪等武器装备。从外观上看，教练机取消了机轮整流罩，外表漆由绿色改为橙黄色。99式高级教练机在立川、川崎两间工厂累计生产了1386架。
9 9式高级教练机主要供日本国内的飞行学校使用，也有部分供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作日常训练用。1945年底组建的晋察冀军区航空站，曾于1946年初在张家口机场修复1架99高练，但被国民党空军飞机空袭击中烧毁。1945年10月底，东北民主联军成立航空队，即开始收集航空器材。在沈阳郊区奉集堡机场缴获日军第4练成飞行队各型飞机46架（完好的16架），其中包括若干架99高练。1945年底修复首架99高练及30台发动机，由日籍飞行教官林弥一郎（当时改名为林保毅）完成试飞。
1945年11月开始用于东北和张家口之间的联络飞行，部分筹建航校的人员就是从张家口乘99高练（或98直协）飞往东北。1945年12月从奉集堡空转通化时，2架99高练因迷航迫降在鸭绿江边。1946年3月中旬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残缺不全的99高练。1946年3月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200余台发动机、汽油及备件，运回通化机场。4月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机场又缴获一批99高练及发动机，在公主岭机场缴获30余台发动机和数十副螺旋桨。1946年7月21日正式开始在东北老航校用于训练新飞行员。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已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办法训练新飞行员！
到1948年，东北老航校修理厂通过修理拼凑共恢复20架99高练。加上缴获的完好飞机，共有30架可以使用，还有6架待修，成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主力教练机。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3架99高练，均在第七航空学校使用。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均陈列有该型飞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是1946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先后辗转移至牡丹江、东安（今黑龙江密山）、长春等地。在短短的3年零9个月里，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成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航校历史
筹备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后，侵华日军在东北遗弃飞机和航空器材较多，具有创办航空学校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决定，抽调30余人，由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负责人王弼、常乾坤带队，于1945年10月，分批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1945年9月底，原驻辽东侵华日军航空大队300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率领下，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
10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将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12月上旬，航空队移驻通化。12月下旬，选调110人到航空队。1946年1月1日，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筹建航空学校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作为主要任务，在搜集到120余架破旧飞机、200多台飞机发动机和一批其他航空器材、设备、油料后，3月1日，由中共中央选派的航空技术干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合编，在通化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常乾坤任校长，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校务处、供应处，辖1个学生大队。全校共631人，有30—40架经过修理可以使用的飞机。
初建阶段
当航空学校准备开始飞行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铁岭，直逼四平，国民党空军飞机频繁轰炸通化机场。1946年4月，全校转移到牡丹江市。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王弼为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为迅速培养教学骨干，学校选定过去学过飞行的部分人员组成飞行教员训练班，学员编成2个飞行班（飞行第1期甲班12人、乙班31人）、1个机械班（机械1期40人），开始航空理论教育。飞行第1期甲班学员于7月开始飞行训练。11月，机械2期57人开学。
训练阶段
按照飞行训练常规，要按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顺序进行。当时，航空学校只有4架破旧“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和一些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提出，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通过反复试验和严格训练，取得成功。
随着飞行训练时间增加，面临缺乏油料的严重困难。从资料查到，日本投降前，曾因缺乏油料，一度用无水酒精代替汽油进行飞行训练。学校通过反复试验，以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获得成功。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心和支持下，1946年9月，生产出可用作飞机燃料的酒精。10月，马文任航空学校第一政治委员，王弼任第二政治委员。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飞机经常到牡丹江地区侦察、扫射，11月，全校迁至东安（今密山）。
1947年2月，飞行第1期乙班克服技术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开始飞行训练。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编队飞行时，采用晃动机翼的办法互相联络；飞机上没有时钟，转场飞行时，学员把闹钟绑在腿上计时；没有航空地图，学员们对照普通地图进行描绘；飞机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机务人员就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将轮胎、螺旋桨拆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没有充气设备，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没有棉衣，自己动手用面袋缝制；细粮和蔬菜不足，自己开荒种菜、养猪、磨豆腐，改善生活。9月，为加强对航校的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空学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航空学校政治委员。
发展阶段
1948年1月1日，学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归东北军区建制。3月，形势好转，全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市。4月—10月，机械第1、2期学员，飞行第1期甲班、乙班学员相继毕业，共毕业飞行员43名、领航员24名、机械人员97名，全部留校工作，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辽沈战役结束后，1949年3月，学校迁到长春市，训练规模扩大，除开办第2、第3期飞行班和第3、第4期机械班外，还创办通信班、气象班、场站班，全校发展到3 500人，在校学员320余名。5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机务处、供应处、卫生处、管理科、通讯科、场站科、队列科，辖第1、第2飞行大队，第3、第4大队（机械）和警卫营。
1949年12月13日，该校停办，所属人员调往新组建的航空第七学校等单位。该校先后共培养各类航空人员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创办、发展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
航校人员
创建航校人员
- 张开帙：航校早期创建者之一，空军少将军衔。
- 魏坚：1945年11月开始参加东北老航校早期的筹建工作，中央组织部最早选派创建航校的人员之一。
- 王麦林：张开帙夫人，曾任航校教员、指导员、编译室主任等职。
- 方子翼：教官，1955年少将。
- 王弼：航校副政委、政委。
- 常乾坤：航校副校长、校长，1955年中将。
教官
飞行主任教官有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人。一直到1958年前后，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的协议，这批日本军官才能先后回国。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参见词条：日籍解放军）
学员
航校决定从山东抗日大学和延安炮校、山东大学挑选一批学员学习飞行。他们是飞行第1期甲班12人：姚 峻、孟 进、刘耀西、张建华、翟满绪、吴元任、李熙川、张风岐、阮济舟、于希和、吉世堂、龙定燎。飞行一期乙班一31人： 刘玉堤、张积慧、孟力、王勃、白云、刘洪德、林虎、韩明阳、陈继发、王洪智、王恩泽、李永宽、牟敦康、李宪刚、李汉、徐登坤、相玉刚、姜宗奎、徐东和、张文亮、马杰三、李向民、吴玉润、林军、高月明、慕宗惠、钱焕章、马周全、华龙毅、李国治、陈亮。
由于没有初、中级教练机，航空学校加强地面演练、增加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使学员直接飞高级教练机。造就了王海（航校二期的学员）、刘玉堤、张积慧、李汉、邹炎、徐怀堂、王天保、高月明等空军飞行员，其中多人后来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大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时，参战的空四师十团二十八队飞行员全部是航校的毕业生。
航校飞机
主要飞机型号
东北老航校的飞机大多是从东北各地的日军手中缴获的，有各型日制飞机120余架。航校以其中的46架（可飞的36架）为主要装备，开展了飞行训练。
国际四式基本练习机（Kokusai Ki-86 Cypress）
通常称为“英格曼练习机”。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先后缴获了10余架不完整的国际4式基本练习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初期，经拼凑修复4架该型飞机。1946年6月7日首次使用该机带飞学员时，即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事后检查其余3架也有故障，遂停止使用。
立川九九式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5 Ida）
通常称为“九九高练”。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东丰机场缴获了30余架九九高练；在铁岭与开原间的平顶堡缴获了100余台发动机、汽油与备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又缴获了一批九九高练，经修理拼凑后约有30架可以使用，成航校的主力教练机。由于东北老航校当时没有初级和中级教练机，所以采用直上99高练的方法训练新飞行员。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9高练23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3年最后14架退役，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都陈列有该型飞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Tachikawa Ki-54 Hickory ）
通常称为“双发高练”。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加上先前1945年9月初，八路军民兵在山东根据地缴获日军1架该型机。此后共有5架“双发高练”在东北老航校作双发运输机和高级教练机使用。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双发高练”4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1年这批飞机被用于训练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批女飞行员。1952年这4架飞机退役。
满飞二式高等练习机（Manshu Ki-79b）
此机是双座高等练习机，通常称为“二式高等练习机”。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几架“满飞（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位于哈尔滨）2”式高等练习机，但因备件不足而无法使用。随着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城市和飞机工厂，缴获了大量飞机器材，2式高等练习机才得以恢复使用。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式高等练习机3架，均在第7航校使用。1953年，这3架飞机退役。战后印尼至少拥有该型机九架之多。
中岛一式战斗机“隼”（Nakajima Ki-43 Oscar ）
二战时大坂基地的一式战斗机，通常称为“隼”式战斗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4月在吉林辉南县的朝阳镇、同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机场，先后缴获了1式1型战斗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隼”式战斗机5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这5架飞机退役。
中岛二式重型战斗机“钟馗”（Nakajima Ki-44 Tojo）
该机是日本中岛公司在1938年与1式战斗机同时研制的防空用重型高速战斗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队缴获了一批中岛2式战斗机。国军曾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18分队。东北民主联军在1946年也缴获了3架中岛2式战斗机2型乙，在航校用于飞行训练。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2架中岛2式重型战斗机，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川崎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Kawasaki Ki-48 Lily）
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接替93式轻轰炸机。由日本川崎航空机公司于1937年12月研制，各型累计共生产2000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缴获了一批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由于数量众多，国军曾于1945年10月用该机装备了第6大队5中队。东北民主联军也缴获该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到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1架99式轻空炸机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该机退役。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Mitsubishi Ki-51 Sonia）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乙型是一种性能介于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之间的机型。1938年2月，日本三菱公司按军方提出的要求，开始研制用于袭击地面目标的袭击机。三菱公司以九七式轻轰炸机为基础，减小尺寸、减轻重量，设计了一种战场侦察机兼袭击机。九九式乙型为袭击机，机身下部增设了装甲板，左右机翼各增装了1挺12.7毫米机枪；外翼下可挂4枚小型炸弹。九九式甲、乙型在三菱工厂生产到1944年，累计生产1472架。侵华日军从九九式飞机刚投产即将其广泛用于中国战场，其中包括军侦察机和袭击机。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了九九式乙型袭击机。航空学校用于飞行训练，直至1953年最后4架退役。
三菱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Mitsubishi Ki-15 Babs）
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ki-15-II）司令部侦察机主要用于战略性的远程照相侦察、相当于现代的战略侦察机。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6月在哈尔滨附近的孙家机场缴获了该型飞机，1948年下半年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修复后用于飞行训练。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时，还有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2架，均在航校使用，1951年退役。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Tachikawa Ki-36 Ida）
该机是日军将九八式直协侦察机改变用途而成的联络机。于航空学校中用于飞行训练。98式飞机在1944年停产，累计生产1333架。侵华日军曾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98式直协侦察机，以后又将部分该机转为联络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缴获了该型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还有98式联络机2架，均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
三菱一〇〇式运输机（Mitsubishi Ki-57 Topsy）
三菱公司于1939年8月在九七式重轰炸机基础上研制的人员运输机，采用了与九七式重轰炸机相同的主机翼、动力装置、着陆装置等。1940年9月，首架一〇〇式运输机制成。适合载运伞兵。该机的日本民用型号是（日文）MC-20。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缴获该机。1949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时，唯一的一架MC-20运输机在第7航空学校使用。1952年退役。
三菱九七式单发轻轰炸机（Mitsubishi Ki-30 Ann）
三菱97式攻击机（原名97式轻爆击机）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第一种单翼全金属攻击机。是原三菱93式的后继机，该机除翼下装有炸弹挂架外，机身腹部也设有开放式的炸弹舱，采用带有半整流罩的舱盖；1938年后由三菱飞机厂及日本陆军航空工厂联合生产，至1940年止共出厂686架。1938年1月首次配属陆军航空队第9飞行队在中国华北战场出现。曾参加徐州会战和在华南战线上使用，亦参加初期的太平洋战斗；在中国东北则驻有第32飞行队，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搜集日本飞机时曾获得3架，曾提供其航校训练用。
三菱一〇〇式3型乙防空战斗（拦截）机（Mitsubishi Ki-46-III Dinah）
1936年日本三菱飞机厂生产的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以其速度快、续航运的优点为轰炸机开道而横行壹时；为了再提高侦察机的性能，军方向三菱再提出设计壹种高度在6000米以上，速度达到600公里埘，能续航6小时以上的快速侦察机；1937年12月27日由久保富夫工程师负责设计，1939年11月制出原型机，1940年又继续制出8架作试验，随后小批量生产26架试用，等到量产时该机共有4个修改型，除设备上有所改进外，主要是机头型状作了修改，其中的III型曾改作防空战斗机而称为“III乙”型，共改造过75架。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接收两架。其中一架编入1949年3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机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川崎2式双座重型战斗机“屠龙”改型丁（Kawasaki Ki-45 Nick）
川崎2式是一种装有重武器的双座重型战斗/攻击机，该机根据作战任务而有5种修改型，也供夜间作战之用，能作攻击、轰炸、导航多种用途·其中II、III型曾配用于东北和华中战场基地。当1944年秋美国驻成都基地的B-29空袭东北鞍山的日本军事经济要地时，“屠龙”所属的第28战斗飞行队和第16独立航空队曾多次参加对B-29的截击战斗：后来，当苏军进攻东北时，“屠龙”丙型曾在机头安装37mm的机炮对苏联坦克进行低空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接收的3架”屠龙”是属于”改丁’型，后曾调入1949年3月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飞行大队第1中队使用。
飞机徽记
1946年至1947年 飞机以青天白日徽外镶白圈涂装机身与机翼。尾翼则是四蓝条间三白条。
1947年至1949年 飞机以五角星内镶中字徽涂装机身与机翼。尾翼则是四红条间三白条。
航校荣誉
1950年9月，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同年12月，空四师十团二十八队被空军司令部确定为首批参战的部队，飞行员全部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是新中国空军的精华。此时，人民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
在朝鲜上空，年轻的中国空军很快就有了与强敌的第一次交锋。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平均飞行时间只有200多小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仅15小时的中国年轻的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喝过”成千上万吨航空汽油、飞过数千小时的美国空军“老油条”们，丝毫没有胆怯。大队长李汉首战即击伤敌机，8天以后，也就是1951年1月29日，与敌再次交锋时，李汉又首创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先河。这一天，喷气式飞机打掉敌机的世界首创，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空战的史册。
初战胜利，对整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乃至全中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随后，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不断地在朝鲜战场上创造战争的奇迹。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的威名远扬世界，5名空军一级战斗英雄有3名出自东北老航校，他们是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邹炎、王天保、高月明等4名毕业学员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据统计，凡参加抗美援朝的东北老航校毕业学员人人都立有战功。
纪念场馆
黑龙江省密山市是拥有空军赠送飞机最多的地方。为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密山市多方筹措资金，建成成了东北老航校历史纪念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
东北老航校：从抗战遗物到新中国空军摇篮
东北老航校的成立与发展
航空学校的创立背景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于1946年3月1日在吉林通化诞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成立。这所学校在短短的3年零9个月内，克服重重困难，培养出了一百多名飞行员和四百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东北地区遗留大量日军飞机的背景下成立的，得益于延安派遣的专业人员和日军的投诚。中共中央决定派遣30余名干部，由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负责人王弼和常乾坤带领，于1945年10月分批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
初期发展与合并
10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并在12月上旬将航空队移驻至通化。随后，在12月下旬，又有110人被选调至航空队中。到了1946年1月1日，航空队进一步扩编为航空总队，并在14日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学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吸引各类专业人才，确立了其在中国航空发展中的地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筹建航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经过努力，他们成功搜集到了120余架破旧飞机、200多台飞机发动机以及一批其他航空器材、设备和油料。
迁移到牡丹江市及进一步发展
1948年1月1日，学校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并归东北军区建制。3月，全校迁回牡丹江市。战争结束后，学校迁移不断，从通化到牡丹江再到长春，逐渐扩大规模，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辽沈战役结束后，学校于1949年3月迁至长春市，训练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全校人数已发展到3500人，在校学员320余名。战争胜利后，学校将各种缴获和接收的飞机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重要飞机介绍
满飞二式乙型高等教练机
满飞二式乙型高等教练机，源自中岛九七式战斗机的改良，通过拆除武装并增设第二个座位，同时降低发动机功率，成为一款专为训练而设计的飞机。东北老航校曾使用此型教练机进行飞行员训练，这种教练机曾是东北老航校的重要训练工具，在飞行员的培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岛一式“隼”战斗机
中岛一式战斗机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卓越的性能，在战争时期展现了不凡的实力。被东北老航校用作训练用途，作为战时日军的重要战斗机之一，被用于解放军早期的飞行员训练。
中岛二式“钟馗”战斗机
中岛二式“钟馗”战斗机是日本陆军在二战期间研制的一种创新型战斗机，以其先进的设计理念和独特的功能而著称东北老航校用作高级飞行员的训练。尽管最终因缺乏备件而退役，但其象征着日本飞机制造的精湛工艺。
三菱一百式司令部侦察机
三菱一百式司令部侦察机因其出色的侦察功能被老航校用于重要训练任务。这款二战时期日本陆军最出色的侦察机被盟军赋予了“黛娜”的代号。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
三菱九九式袭击机具备侦察、对地攻击和俯冲轰炸多重功能，曾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军训练中使用。这款飞机的设计精巧，实用性强。
三菱九七式轻型轰炸机
Mitsubishi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场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盟军称为“安妮”。东北老航校缴获并修复后用于训练，作为日本陆军的重要轰炸机型之一。
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三二型
三菱零式舰上战斗机三二型是日本海军的重要机型之一，作为教学用具被用于飞行训练。东北民主联军在1945年10月缴获了3架此类飞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
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这款日本训练运输机飞行员的主力机型，曾被老航校用作训练运输机飞行员的主要机型。
三菱一百式运输机
三菱一百式运输机在战争中被广泛使用，为日军的运输主力。东北老航校将其用于训练和运输，为早期航空运输奠定了基础。
川崎九九式“莉莉”轻型轰炸机
川崎九九式轻型轰炸机是二战末期日本陆军的主力轻型轰炸机，作为教练机使用，为战争结束后的训练所用。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
立川九八式联络机，作为侵华日军的重要侦察工具，用于东北老航校的侦察和训练，是日军重要的联络工具。
为人民航空事业培养“种子”——东北老航校创建始末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初期诞生在长白山下，起飞在牡丹江畔，创造了马拉飞机、直上高教、酒精代替航油等一个个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孕育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东北老航校精神，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东北老航校是人民空军的摇篮，是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新中国空军的许多著名战斗英雄，当年就是从这里飞上蓝天，威震长空，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老航校培养出来的各类航空人才，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大批干部从延安奔赴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14年的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
1945年8月30日，刘少奇召见王弼［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军委航空学校）校长］传达党中央关于在东北创办航校的决定，并指示：选派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搜集航空器材，为创办航校做准备。9月下旬，任弼时、刘少奇召见常乾坤［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军委航空学校）教育长］时指示：尽快赶到东北设法创办航校，给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打下基础。在常乾坤等人动身那天，周恩来专程赶来送行，嘱咐大家：“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1945年9月2日，第一批建校人员王弼、刘风、蔡云翔等人乘飞机离开延安，飞向东北。10月2日，第二批建校人员魏坚、林征、吴恺、张开帙、许景煌、马杰三、熊焰、龙定燎等20余人由延安赴东北。10月15日，第三批人员常乾坤、油江、吴元任、李汉、于飞、张华等20余人由延安赴东北。10月中旬，曾和蔡云翔一起策划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人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几经周折，也于12月底到达东北，加入筹建航空学校的行列。
千方百计寻找航材
搜集飞机和航材的工作是在复杂动乱的形势下进行的，筹建航校的3批人员在到达东北后就兵分几路，凡日军可能留有航材的地方都派人去寻找。气候恶劣，日伪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搜集航材的人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一次，顾光旭在搜集航材时误入日军“731”细菌部队试验室，落下终身残疾。也有的同志在搜集航材时惨遭敌人毒手。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搜集航材的人员走遍了东北30余座城镇和50多个机场，共搜集到各种日式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油料数百桶，航空仪表200多箱，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辆马车。这些为航校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日本飞行队基础上改编的沈阳航空队
1945年9月9日，驻沈阳奉集堡机场的一支日本飞行队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下，向南逃跑，在本溪以西的山区凤凰城一带被曾克林、唐凯部队包围。东北局获悉情况后，决定收编这支飞行队，为我们创办航校服务。
1945年10月初，处于重围之中走投无路的林弥一郎飞行队向我军投降。10月中旬，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局委员伍修权在沈阳召见林弥一郎，亲自做争取教育工作，进一步阐述我党的政策，林弥一郎及飞行队300余人在感召下表示愿意参加航校的筹建工作。
10月下旬，这支日本飞行队正式改编为沈阳航空队，由刘风、蔡云翔等人负责航空队工作。11月9日，又任命黄乃一为航空队政委。11月下旬，又先后派顾磊、白平、刘西科、张培根、姚峻、李熙川等到航空队工作。
为了加强对航校筹建工作的领导，东北局于1945年11月中旬成立了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任主任委员，委员有王弼、常乾坤（在赴东北途中）、黄乃一（秘书长）、刘风、蔡云翔和林弥一郎。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成立
妄图独占东北的国民党，1945年11月16日攻占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面对严峻形势，航空队根据东北局指示，向通化地区转移。到通化后，航校的筹建工作遂由驻通化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和政委吴溉之负责。
1945年11月，抗大山东分校的1000多名学员奉命进军东北，于11月下旬到达通化地区。经报请东北局批准，从中挑选104名学员，又从炮校挑选5名学员，共109人到航空队学习。这是进入航空队的第一批学员。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朱瑞、吴溉之分别兼任总队长和政委。航空总队下设教导队、民航队、学生队、机务队、修理厂等机构，共有500多人。航空总队的成立，标志着航空学校已经初具雏形。
1946年2月3日，国民党特务孙耕尧勾结曾任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的藤田实彦，以暗藏的3000多关东军为骨干，组织了1.3万人的反共武装，在凌晨发动了旨在推翻新生人民政权、破坏航校筹建的暴乱。由于我军事先掌握情报，端掉了暴动指挥部，仅用两小时就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毙敌1000余人，俘虏3000余人，为通化建立巩固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朱瑞任校长，吴溉之任政委。在开学典礼上，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作了重要讲话，祝贺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诞生。
航校刚刚成立，国民党军队就攻占了沈阳、辽阳等地，战火即将烧到通化。为此，航校奉命向北转移，于1946年5月迁至牡丹江。这是航校第一次大搬迁，任命常乾坤为校长、王弼为政委。6月1日，航校代号改为“六一部队”。
在牡丹江实现了“一飞冲天”的梦想
1946年5月中旬，航校编成飞行教员训练班，飞行一期甲班、乙班，一期机械班，并开始学习航空理论。
7月，飞行一期甲班开始飞行训练。据吴元任回忆：一期甲班学员的训练就要开始了，但是当时航校只有四架“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木制机体经过风吹雨淋，已破旧不堪。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怎么办？有的同志在研究讨论中提出：干脆一步登天，直接上“九九”高教机训练（直上高练）。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直上高练的可能性和具体困难。常乾坤校长总结大家的意见，以飞机性能发展的科学数据，说明直上高练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增加地面练习和带飞时间、教员严格要求、学员刻苦学习、没有把握不放单飞等措施，增加了教学人员的信心。
7月下旬的一天，天空蔚蓝，一架“九九”高教机的尾翼被拴上了红布条。这是新飞行员放单飞的标志。第一个放单飞的正是吴元任，他曾在新疆八办航空训练班和安塞工程学校学习过，有基础，训练进度快。当常乾坤一声令下，吴元任驾机滑行，机头抬起来了，飞机离开了跑道，飞上了天空。在航校任教的日籍教官由衷地赞叹：“奇迹，真是奇迹！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的道理！”
直上高练成功了！虽然飞机只飞了一个起落，但却是了不起的一步。甲班12名学员平均只由教员带飞了15个小时，就驾驶“九九”高教机实现了“一步登天”的梦想。
以酒精代航油
1946年夏开飞以后，随着学员人数增多和飞行场次增加，油料消耗越来越大，开始紧缺。航校从缴获的日本有关资料中发现，日军曾进行过烧酒精的试验。校领导于是决定，由蒋天然、顾光旭等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试验。 经过上百次试验，在把汽化器喷嘴加大到2.5毫米、酒精纯度提高到96%的情况下，调整进气阀和排气阀的间隙及点火位置，发动机可以正常运转。因酒精难以直接启动发动机，就增加一个汽油箱，开车时先用汽油启动，然后转用酒精。经过多次地面试车，发动机最大转速符合飞行要求。
为了尽快生产大批量高纯度酒精，6月初，航校派徐昌裕、胡华钦和郦少安、熊焰分别接管哈尔滨两家酒精厂，筹备生产高纯度酒精。
9月上旬，航校副校长白起和日籍教员黑田驾驶装满酒精的飞机飞上蓝天，上升、下滑、平飞、转弯，一切正常并稳稳着陆，试飞成功。用酒精代替航油，是航空训练保障史上的重大创新。
航校由牡丹江迁至东安
1946年10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委派马文任航校第一政委，王弼改任第二政委。11月中旬，航校校部由牡丹江移驻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市）。
据机械班第一期学员何培元回忆：“一期机械班是老航校培养的第一批机务人员。到1947年，多数同志就已独立维护飞机。当时一架飞机交给你，不分机械、电器、仪表、军械，从维护到修理一切都由你管。我们白天在机场工作，晚上在油灯下学习理论，到毕业时，个个都成了多面手。”
由于机械设备缺乏、零部件不足，所以维修工作都靠手工操作，体力消耗很大。一副螺旋桨，一套机轮，拆下来，装上去，几架飞机轮换使用。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几个人排队干，一两个小时才能打完。加油时，先从大桶倒入小桶，再提到飞机上加入油箱。严寒季节为启动发动机，要先燃起柴火加温，再用手摇启动，常常是几个人轮流摇上一百几十圈才能启动成功。经常是发动机没启动起来，很多人已累得满身大汗。当时既没有棉皮工作服，又没有棉手套，手上常常被金属粘掉肉皮。
航校的机务工作非常艰苦，但是大家为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建立自己的空军，再苦再累也心甘。
航校在东安不断发展壮大
1947年2月，在新疆学习航空的方子翼等29人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到达东安。东总任命刘善本为航校副校长。4月初，根据刘善本的建议，航校从机械班选调24人组成领航班开训。
5月，飞行一期乙班开始飞行训练。日籍教员筒井重雄回忆带飞学员林虎时的情景说：“凌晨3时，大家就起了床。早饭大改善，白面馒头，大碗里是漂着肉花的白菜炖粉条。到了机场，天还没亮，只见中日机械师们早已忙起来了。我驾驶的53号飞机是用多架飞机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不仅发动机、仪表、机翼、尾翼、起落架等不是同一架飞机上的，就是机身、机翼上的蒙皮也足足有50多个大小不一的补丁。第一个带飞林虎，当我和林虎分别在后前舱坐好后，韩明阳、王洪智等几个学员和地勤人员轮流摇开大摇把，油门接通三次后，飞机才启动。我轻轻地松开刹车，稳稳地起步滑行，在缓缓地拉起升空后，我用右手捅了捅前舱的林虎，冲回过头来的他做了个‘自己试试’的动作。林虎使劲一点头，就毫不迟疑地握住操纵杆试着操作起来。后拉、前推、左搬、右压，飞机随着林虎的动作上升、下俯、左转、右拐。尽管是第一次飞行，我发现这个‘老八路’出身的学员真是一块学习飞行的好料！”
9月26日，东北局和东总对航校领导班子作出重大调整，任命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大副政委吴溉之兼任航校政委，常乾坤改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立航校临时党委；调整了组织，成立第一、二飞行大队。
12月5日，中央军委电询东北局：“建设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你处关于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如飞机集存的数量种类，修理装备的能力，机件汽油的储蓄，空军人员的训练和数量，空军基地、航空站及工厂的准备以及可能发展的条件等，统望电告。”12月12日，东北局复电军委，全面报告了航校的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3月下旬，校部由东安搬回牡丹江。4月，飞行二期开训。6月，航校决定由王弼等负责组织试制滑翔机。7月27日，试飞成功。1948年12月8日和1949年1月2日，航校根据指示，连续两次召开党委扩大会，吴溉之、常乾坤、王弼等校领导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就航校的形势、任务和方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根据刘亚楼的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召见了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常乾坤在汇报了我党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了十分高兴。在汇报过程中，许多领导同志不时插话询问，气氛极为热烈。毛泽东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名时，毛主席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中共中央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下一步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3月19日，中央领导同志在详细听取了航校情况汇报后，采纳了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决定立即成立军委航空局。军委规定，航空局的任务，主要是指导与协助各大军区、各野战军接收新解放区之机场、设备、航空机械、器材及人员等工作，并在军委直接领导下作必要的调剂，以便逐步地、有计划地建设人民空军与人民航空事业；同时规定，航校建制上仍继续隶属东北军区，其所需干部及经费等均由东北局负责解决，在业务方面，与军委航空局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到了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需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由东北老航校人员组成的17架飞机空中受阅编队飞过天安门。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12月，中央军委命令，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组建七个新的航空学校，分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至七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共培养出多种航空技术人员537名。其中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机务人员322名，场站、气象、通讯、仪表等人员65名，为人民空军、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输送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为人民航空事业培养“种子”的历史使命，对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老航校：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创办航校落户通化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指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央东北局。9月17日，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进行了磋商。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为此，中央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1945年末，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中央作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我党、我军的许多机关、学校先后进驻通化，包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炮校等军事院校，为后来建立东北老航校储备了大批干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伪统治时期，日军在东北建成了不少航空训练基地，战败投降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和器材，机场不下160座。中央领导审时度势，预见这是创建空军力量的重大机遇，于是决定在东北创办航校，加快人民空军建设的步伐。
对于航校建校的选址，中央领导最终把目光聚焦在位于今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仅一条界江（鸭绿江）相隔的，素有“边城”之称的南满重要战略要地通化。
艰苦卓绝的创办之路
经历长期革命战争洗礼，共产党把早日建立空军摆上议程，并做过充分的准备，专门培养了一批航空人才。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党中央决定将创办航校的任务交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派往苏联学习过航空的王弼、常乾坤等同志。
1945年9月至11月，中央组织部从延安航空研究小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选调30多名干部开赴东北筹建航校。1945年9月2日，王弼、刘风率领起义的汪伪“建国号8.20”机组人员蔡云翔、顾青等从延安飞赴东北。由于飞机发生故障，王弼等人留下，其余人在刘风带领下，从陆路抵达沈阳，后至通化。10月初，常乾坤等20多名同志从延安启程于年底抵达通化。
为加强对创办航校的领导，1945年9月18日，中央任命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负责航校筹建工作。11月，东北局成立以伍修权为主任委员、黄乃一为秘书长的航空委员会。1945年10月，东北局将归降我军的日本空军第二航空队林弥一郎所部300多人改编为沈阳航空队，并指派刘风、黄乃一、蔡云翔、林弥一郎负责航空队。1946年1月1日，根据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成立航空总队，共有500余人。在通化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宣布朱瑞任总队长，吴溉之任政委，航空总队下辖教导队、民航队、机务队、修理厂等。
1945年11月，东北局书记彭真指示，航空总队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航材，组织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要尽快恢复技术。老航校创业者顶风冒雪，足迹遍布东北各地，收集各种破旧飞机120架，发动机3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2000大桶。国民党派飞机空袭，并指使日伪残余和土匪破坏，加之东北气候严寒，许多同志身负重伤甚至终身残疾，有的误入日军毒菌场，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朱瑞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白起任副校长，顾磊、黄乃一任副政委。
托举起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
解放战争岁月里，东北老航校被迫四次转移，先后辗转于牡丹江、东安（密山），最后落户长春。1949年11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先办航校、再创空军”的指示，先后成立了7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陆续选派骨干力量输送到各个航校，这些优秀的航空人才后来成为建设人民空军的重要技术骨干。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6架美制B-24轰炸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我军组建第一支战斗飞行部队——南苑中队，由东北老航校一期甲乙班学员及国民党起义加入东北老航校的人员组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军委决定空军组织机群通过天安门，参加空中分列式接受检阅。邢海帆、刘善本、林虎等来自东北老航校的20余名飞行员驾驶P51战斗机、C-46运输机等5种机型17架战机组成编队机群，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新中国的检阅。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1950年9月，美国侵略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派出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首批赴朝参战，飞行员全部是东北老航校毕业学员。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200多架战机和人均飞行时间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不畏强敌，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以“出奇制胜、近战歼敌”的空战战法，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空军原司令员王海、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刘玉堤，还有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张积慧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东北老航校为人民空军的建立准备了骨干，成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建军史上的重要篇章与精神传承
1946年3月1日，在吉林通化的通化二中操场上，一场盛大的仪式正在进行。600多名官兵整齐地排列着，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当10时整，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现在正式成立！”这一声音，如同巨石落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花。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整个操场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氛围中。
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为“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它不仅承载着培养空军人才的使命，更在人民空军建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东北老航校的创始人们凭借废铜烂铁，将一架架破旧飞机修复并投入使用。仅仅建校三个月后，学校便开始了飞行训练，采用速成教学法，使得一群原本放牛的少年得以实现飞行梦想。令人瞩目的是，在短短三年九个月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就为即将诞生的人民空军输送了560名各类航空技术人才。
由于战火不断，校址多次迁移，老航校人展现了非凡的毅力，他们曾创造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的壮举。在飞行训练中，他们不拘常规，勇于探索，甚至尝试用酒精替代汽油，直接飞上高级教练机，创造了多个奇迹。
捡飞机办学
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初期，由于缺乏飞机资源，校方不得不广泛搜集。他们奔波于东北各地的日伪机场，历经艰辛，最终搜集到120多架各式破旧飞机、300多台发动机、100余箱仪表、近2000桶油料以及大量其他航空器材。这些航材的运输全靠人力，包括肩挑和马拉，被运回航校。当时修理的飞机，许多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缺少机翼，有的没有轮子，甚至有的没有尾翼，被戏称为“十不全”。为了修复这些飞机，大家只能采用拆东补西的方法，即从同一型号的飞机上拆下可用的零部件，来弥补被维修飞机的不足。
因陋就简修飞机
在东北老航校，机务人员面临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飞机的维修全凭手工完成。他们需要不断拆装螺旋桨和机轮，几架飞机之间轮换使用这些部件。为飞机轮胎打气时，他们甚至需要排队等候，用自行车气筒手工打气，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完成。在严寒的冬季启动发动机更是困难重重，他们需要先点燃柴禾加温，再通过手摇启动，通常需要几个人轮流摇上一百多圈才能成功启动。对于风挡的修理，由于缺乏明胶玻璃，他们只能用白铁皮制作风挡外形，再镶上普通玻璃来应对。发动机修好后，因为没有专门的试车台，他们就巧妙地利用报废的飞机机身和前舱仪表板等制作简易试车台。最终，这些修好的飞机上布满了补丁，最多的一架飞机甚至有一百多个补丁。
手工打气，轮番上阵
在东北老航校，为飞机轮胎打气是一项繁重的任务。由于缺乏专门的打气设备，机务人员只能依靠自行车气筒手工操作。他们轮流排队，耐心等候，往往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才能为飞机轮胎充气完毕。这种手工打气的场景，在东北老航校的维修车间中成为了常态。
酒精替代汽油，创新实践
在汽油供应紧张的背景下，东北老航校的领导们决定探索用酒精作为飞机燃料的可行性。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副校长白起的支持，他曾在法国留学时了解到酒精作为飞机燃料的先进技术。经过校领导们的商讨，决定召集中日两国的技术人员共同进行试验。他们历经数百次的调试发动机喷油嘴、优化混合汽条件，并进行了多次地面试验，最终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一创新实践，不仅缓解了汽油供应的压力，也为飞机燃料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发动机喷油嘴的改装与试飞
为了使发动机适应酒精燃料，机务人员精心改装了喷油嘴。随后，副校长白起与日籍教官黑田共同驾机进行试飞。试飞过程中，飞机尾部冒出浓重的黑烟，令人担忧，然而当飞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时，现场的人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庆祝这一初步的成功。
马拉飞机
在1947年的东北老航校，东安修理厂应运而生，它坐落于原日伪加工厂的旧址上。由于飞机体积庞大，难以直接运往机场进行总装，因此，他们不得不采用马车进行运输。虽然从修理厂到机场的路程仅有五六公里，但因路面坎坷不平，往往需要几十名工人耗费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将飞机艰难地运至机场。当时，马拉飞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卸下机翼，将机尾与马车绑在一起，进行倒拖运输；其次是把飞机拆解成若干大块，分别装载在马车上进行运输；最后一种方法则是将飞机架在前后两辆相连结的马车上，通过马车组进行运输。
人推火车
在从哈尔滨至牡丹江，再至东安航校的航材运输途中，机车因燃煤质量不佳而蒸汽不足，导致火车行驶乏力。当火车爬至老爷岭前的陡峭上坡时，速度愈发缓慢，最终停在了半山腰。面对这一困境，老航校的前辈们毫不犹豫地跳下火车，在夜色中肩并肩、手挽手，齐声喊着号子，艰难而坚定地将火车推上了老爷岭。
历史长河中的辉煌篇章
在条件艰苦的办学环境下，老航校依然能够培育出众多杰出的飞行员，他们的卓越成就不断为学校赢得荣耀时刻。
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辉煌时刻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驾驶着17架战机，以编队形式飞越天安门广场。他们克服了飞机机型复杂、排练时间短等重重困难，严格遵守飞行规定，完美地完成了飞行任务，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掌声。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再次展现了他们的英勇与智慧。他们飞行时间虽短，但凭借出色的战术素养和精湛的飞行技术，与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王牌展开了激战。李汉等飞行员在初次交锋就取得了击伤敌机的优异成绩，随后更是创造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历史。
王海大队的传奇战绩
其中，王海大队更是成为了传奇。他们在空战中屡次创造佳绩，一次就击落了4架敌机，共计击伤、击落敌机29架，创造了志愿空军的新纪录。王海个人也以一己之力击伤、击落敌机9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的殊荣。
王海率领的飞行大队的辉煌战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率领的飞行大队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斗能力。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尽管飞行时间仅有百小时，却在这场空战中独树一帜，创造了志愿空军部队一次击落敌机4架的惊人纪录。他共计击伤、击落敌机8架，因此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立特等功。
刘玉堤与张积慧的辉煌战果
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刘玉堤与张积慧两位飞行员脱颖而出，展现了卓越的战斗技艺。刘玉堤，这位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虽飞行时间短暂，却在此次空战中独树一帜，以一己之力击落敌机4架，荣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立特等功。而张积慧，这位曾被教官暂缓单飞的学员，在抗美援朝时任四师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他先后击落美军4架F86佩刀战机，其中一架更是击落了美国空军号称“双料空中王牌”的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的座机。
东北老航校的卓越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扬威名于世界，培养出5名一级空战英雄、4名二级空战英雄，9名飞行员获得特等功和一等功。从1946年3月1日成立到1949年11月结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东北老航校共计培养出各类航空技术干部560名，为人民空军的建立、成长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老航校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东北老航校在探索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这一精神一直被视为弥足珍贵的传家宝，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如今，人民空军已经从当年的“马拉飞机”“酒精代汽油”发展成为一支由多兵种、多机种组成的现代化高技术军种，“东北老航校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新一代空军人不断前行。
东北老航校：从困苦中创造历史的航空奇迹
东北老航校的创立与挑战
东北老航校，全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于1946年3月1日。这所学校的创立并不平坦，它是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学校最初在通化设立，但随着国民党军队的逼近，航校不得不在1946年4月迁至牡丹江。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威胁，还遭遇了土匪的频繁袭击，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然而，即便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也从未放弃。最终，他们的迁移专列在宁安站停靠，尽管两地间的铁路桥已经被破坏，运输只能依靠人力，但东北老航校的师生们不屈不挠，在达子香盛开的山岗上，在日军遗留的海浪机场安顿下来。
克服困难实现初期训练
初建时期的航校，在校领导常乾坤、王弼等人的带领下，与教官们共同编创教材。他们齐心克服文化差异进行教学，编写了《航空学教程》和《飞行原理》等重要教学资料。学校环境复杂，飞行教官团队和学员的文化层次差异明显，但共同的目标与努力让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试飞初教机失败后，校领导果断决策，停飞初教机，直接进行“九九”高练机的飞行训练。为了加速飞行员的培训进程，航校成立了多个训练班级，包括飞行员训练班、飞行一期甲乙班和飞行一期机械班。这些班级中涌现出了许多像刘风、吴恺、姚峻、吴元任等优秀的学员。在复杂条件下，航校通过创新和团队协作，成功开展了飞行员的训练。
航校的创新与成就
酒精代替油料的创新
当时，飞行用油极度紧缺，航校师生们通过不懈努力，成功用高纯度酒精代替油料。他们改造发动机喷油嘴，实现了这一创新，解决了燃眉之急的同时，也创造了一项航空史上的奇迹。吴元任更是成为首位独立驾驶“九九”高练机的学员，在教官带飞不足12小时的情况下，便完成了升空的壮举。
频繁搬迁中的培养与损失
1946年秋季，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随着战事愈加紧张，航校不得不在11月中旬从牡丹江迁往东安市（现密山市），并选定了原日本关东军机场作为新校址。这一时期，学校还在桦南的千振机场和汤原机场增设了训练场地。频繁的搬迁对学校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飞机受损严重。然而，机械班的学员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迅速掌握了飞机维修的技能，多数人都能独立完成维修工作。同时，国民党空军对训练场地进行轰炸，迫使航校师生们经常在凌晨二三点起床准备早飞，避开敌机的袭击。
航校的发展与贡献
来自延安的新力量
1947年初，东安迎来了新的力量。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29名曾在新疆盛世才航空大队学习飞行的人员，包括方子翼等，以及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如刘善本等。这些新力量的加入，为航校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航校还与苏联达成了油料供应协议，通过用当地物资换取苏联油料，结束了以酒精代油的飞行历史，从而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飞行训练保障。
重要历史时刻与成就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标志着学校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东总”也做出了将学校由守转攻、向内地回迁的重要决定。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从密山迁回牡丹江，并在这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王弼、顾光旭等人组成的攻关小组，凭借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决心，成功制造出第一架“八一”式滑翔机，并实现了首飞的成功。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航校的实力，也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3月，为了进一步壮大航校力量，党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迁往长春，并在此建立人民空军。这段历史不仅因为这段经历值得永远铭记，更是因为学校更名和迁至长春标志着发展新阶段，为国家航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望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一
1932年4月，红军占领漳州。
时任红11师政委刘亚楼得到一个消息后翻身上马，甚至一时顾不得武器弹药的“丰收”。
这是一处机场内的荒草地，一架再没法耀武扬威的飞机趴在那儿。银灰色，双层翼，机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辨。
刘亚楼沉默地围着缴获的飞机转了几圈，又坐进机舱摸摸、看看。谁也不知道他此刻为什么沉默。但这位22岁的师政委、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思考的一定和眼前陌生又“熟悉”的飞机有关。
几年后，长征的红军将士又因敌人的飞机感受到另一种苦涩的“沉默”。老红军方子翼说：“长征路上，每逢敌机来了，就命令不许说话，大家甚至连粗气都不敢喘……”
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杜黑在著作《制空权》里写下力透纸背的两句话：“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制空权除了依靠一支强大的空军外是无法夺取的”。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远征中，深刻体会到没有“制空权”的艰难与痛苦。
拥有从天空俯冲鹰击的能力是多么珍贵且重要。很早，我们就意识到：要有空军，要有一支能够护卫蓝天高地的空军。没有一个理由，能让志在解放中国的共产党人旁置飞天的梦想。
1940年冬，延安枣园的窑洞前，创建空军的构想第一次舒展了羽翼。党中央决定要建学校，培养航空人员。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1941年春，在八路军第358旅任侦察参谋的刘玉堤未满18岁，距离成长为那只在朝鲜天空叱咤风雷的战鹰，还有10年。当他得知自己入选学员队、要被培养成飞行员时，一时间难以相信是真的。
就在此前两年的那个秋季，他和两名抗大的同学正在吃早饭，日军飞机猝然临空，一阵狂轰滥炸。一位同学被炸得血肉模糊，牺牲在刘玉堤抬的担架上。刘玉堤当然想要飞天，想要杀敌。
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困难重重的现实环境，让我党成立空军的梦想暂时落了空。
清醒地认识现实困难，且敢于战胜现实困难，是历史赋予这支军队的能力。太多次，发展壮大的希望并没有向共产党人径自走来，但共产党人总会义无反顾地努力奔向它。人民空军，是肯定要建起来的。
像刘玉堤一样，一群点燃了蓝天梦想的人，仍然在为了飞行、为了蓝天，默默积蓄力量。
终于，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拔地而起。
二
1951年，一位名叫李汉的年轻人率队飞临朝鲜定州以西上空，对敌机进攻。
敌机调转机头，迎面扑来。这名飞行时间少得不能再少的飞行员，首次把敌机紧紧套进瞄准环，用力按下炮钮。
不可一世的敌机冒出浓烟，径直坠落。
中国空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战，就是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空军狭路相逢。这场“轻量级拳击手与重量级拳击手不公平的较量”，却生生打出了一个“米格走廊”奇迹。
空战奇迹的序幕，始于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从老航校起飞。李汉打下美军飞机的惊天一炮，其实在东北老航校就已经击发了。
1945年9月，曾在枣园前向毛泽东勾勒人民军队战斗于云层之上壮丽景象的常乾坤，即将把脚印踏在“开天”之路上。
临行前，刘少奇同志一再叮嘱：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苦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一声令下，一支队伍奔向东北，向蓝天进军。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行员刘玉堤、王海、张积慧、林虎等，都在其中。这群年轻人选择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把自己作为一枚石子投向时代激流中。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办航校的过程，有太多太多的困难。
惟其艰辛，更显勇毅。搜集飞机、航材和设施时，刘风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从战火里抢降落伞、风挡等物资。骊少安等人搬运残碎飞机和发动机，驾起马车爬犁，一路坎坷颠簸。林虎和战友付出千辛万苦，把残破的飞机送上车皮和火车头。还有人累坏了身体，有人被日军遗留的细菌病毒感染，有人在抢运时被火车轧断手脚，有人失去了生命……
老爷岭上，运送物资的火车在爬坡时，耗尽了“力气”，只能艰难蠕动。这些未来的蓝天雄鹰跳下火车，用人力推动着车轮爬上山的顶峰。这是世界空军发展史中震撼人心的一幕——人的能量推动着钢铁巨兽向上攀登。
顶峰上，他们在夜空下纵情欢呼。和长征时的“不敢高声语”截然相反，未来雄鹰的初啼响亮如雷：“我们胜利了！”
三
办航校，有些问题绕不过、避不开——没有初教机，会不会让底子单薄的航校重蹈5年前那个功亏一篑的结局？
常乾坤猛地一拍桌子，决策越过初、中两级，直上“九九”高教机。
“不可能。”被俘后为我所用的日籍飞行员林保毅摇着头反对。他用世界各国探索的“三级训练法”告诉众人，这一决定将要面对的生死风险。
这是一次蕴含着力量和勇气的激烈争辩。常乾坤说，这一飞关系着航校的生死存亡，不能有半点差池。
可他们的基础，是怎样的薄弱啊。
年轻的飞行学员们把自己的心神魂魄完完全全放进了学习中，恨不得把航空知识拌饭吃下去、枕在枕头上梦进去。奇冷无比的夜，他们笑着作诗：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窝子里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
最终，带教不到15小时的、年轻的“鹰”们，成功飞越了“不可能”。那是一个看似很平凡的日子，一架尾翼拴着红布条的“九九”高教机安全着陆了。林保毅说，全世界空军不敢做的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做到了。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标志——被强敌封锁占据的天空，已经被人民军队撕开了属于自己的一角。
属于人民空军的时间在加快。
老航校成立第4年，常乾坤向党中央汇报了老航校一路的艰苦创业。两个月后，毛泽东点将刘亚楼组建人民空军，告诉他：将来我们一个大国的军队没有空军怎么行？
又过8个月，林虎等人驾驶战机组成的空中编队飞临开国大典上空。天安门广场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千万杆红旗沸腾。没有担惊受怕，没有慌乱躲避，人们用尽力气把眼睛和耳朵贴上天空……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
1年后，年轻的中国空军的飞进速度，面临着一次能否赶上超音速的挑战——米格-15，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机，依旧没有教练机。
刘亚楼曾说，苦难即使像高山，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把它填平。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
年轻的空军雏鹰再次令世界难以相信，他们成功直上米格-15。
这年，第二次“一步登天”的刘玉堤27岁。他随后开赴朝鲜上空，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4架美机的纪录。
从延安到东北，从地面到空中，人民空军的故事是传奇中的传奇。
1952年2月10日，张积慧将有着3000小时以上飞行经历、朝鲜战场“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斩落。
1953年4月7日，韩德彩把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击落。不服气的费席尔被俘后要求见一见将他击败的对手。当未满20岁、稚气未脱的韩德彩站到他面前时，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确实成长为驰风挟雷的“天兵”。
老航校为什么能战胜曲折和挫败而攀登云端，人民空军为什么能击败力量对比空前悬殊的对手，而且越战越强？
答案在人民空军的历史群峰中，在连绵不绝的英雄雕塑群里。
历史的天空，是精神的天空。雄鹰被精神武装着。
四
今天，传奇还在继续。
人民空军“由空到天”向高处拓展，“由陆向海”向远处延伸，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向着“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
东北老航校步入了历史，空军航空大学接过了接力棒。2020年7月23日，习主席在视察该大学时叮嘱：“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那个洋溢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家园依旧清晰可见。它枝繁叶茂、浓荫泽被，继续孵化更多共和国雏鹰的成长。
蓝天都记得。它会记得林虎所说，那架他和战友争着上天试飞、身上有100多个“补丁”的教练机；它会记得老一辈飞行员的飞机，飞到空中一个轮子掉落后、单轮落地的英勇；它也会记得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运油-20、歼-20和歼-16带来的惊喜。
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讲述曾经的荣光，却不能不为创造更大的荣光而枕戈待旦、殚精竭虑。
这是个战争模式迅猛迭代的大时代。超视距空战来了，无人机群打击来了，军事变革汹涌澎湃，空中作战领域的你追我赶惊心动魄。
当“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伟大目标摆在新时代人民空军的面前时，我们必须拥有超越前人、拥抱变革的决心，必须拥有锐意进取、开拓新路的坚定意志。 到了我们为后人坚实自己肩膀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