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应对法币的政策

参考：根据地应对法币的政策

1935年法币改革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一项重大金融改革，给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本文谨就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对法币的态度作一简要论述。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

中国近代以来，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以白银为本位币的混杂的货币体系必须要进行变革。为完成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统一，南京国民政府甫一成立，即开始筹备币制改革事宜。但由于国内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矛盾，国民政府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没有实现实质的统一；国外面临着美、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改革推进缓慢。

1933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为恢复美国经济，实行新政，采取了“以邻为壑”的白银政策，核心是废弃金本位，实行货币贬值，提高白银价格。这些措施导致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给本就困难的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冲击。中国以白银为本位货币，受白银价格变化影响直接，通胀和通缩交替出现，国家缺少金融调控的手段，亟须建立现代金融的管理通货制度。

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对华北进行蚕食和侵略。1935年春夏之交，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日本在政治上策动“华北自治”，军事上进行武装挑衅，经济上武装走私掠夺，金融上拟订方案，设立“联省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谋求华北金融独立。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高层看来，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同于长城外地区，已触碰了战争的底线，不得不考虑战争准备的问题，须尽快控制金融资源，向战时经济过渡，以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亲日派代表汪精卫遇刺，金融市场极端慌乱，汇率下降17%，金价涨幅28%。国民政府提前宣布推行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告进行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停止白银支付，实行白银国有，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和日常交易功能，对私藏偷漏白银者以危害民国罪进行惩治，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国民政府将民间集中白银，建立法币发行准备，成立货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负责货币发行、准备保管等事宜。

国民政府1935年的法币改革，废弃了白银本位货币，避免了白银价格变化对货币的直接冲击，增加了国家调控经济和金融的手段，国民政府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促进经济的恢复，通过控制金融资源，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了物质准备。

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买办的利益，存在阶级的局限性，对外没有完整的主权，法币改革又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实行“不兑现”的纸币政策，和“无限制”的外汇兑换政策，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恶根。法币改革作为场重要的货币改革，发生在国民政府内外交困时期，必然引起各方对法币政策产生巨大反应。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作为国内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对国民政府法币政策也有不同的反应态度。

根据地对法币政策的反应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根据《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按照掌握的白银数量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状况发行钞票。各根据地的银行也发行了200多种苏区货币，当时苏区不接受国民党货币。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发行苏币，这时法币改革已经完成，法币遂成为根据地的本位货币。从此法币在我党根据地的地位随着国共双方的合作与斗争而发生变化。

合作利用阶段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总部设在延安，另外在关中、绥德、三边、陇东等地设立分行。初期对外不公开，不发行货币，主要是领取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法币，经营光华商店。1938年3月陕甘宁合作总社与光华商店合并，仍由陕甘宁边区银行经营管理。

由于国民政府发的军饷使用整票，缺少辅币，根本无法适应日常市场交易。据统计，从1938年1月到6月，中央银行向陕甘宁边区兑换辅币小票仅2000元，陕甘宁边区市场交易甚至用邮票找零，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为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支持前方抗战，边区借鉴其他地方发行代价券、土货券的做法，1938年7月发行小面值的“光华商店代价券”，券面印有“为便利市面流通特发行代价券，凭此券伍拾张或与其他通用小票凑足拾角即兑付法币壹圆。此券发行十足准备，准备金全部存放边区银行，由边区银行保证并代理兑换”的内容，对光华券发行的目的、发行准备、兑换的标准予以说明。由于代价券与国民政府《辅币条例》不合，蒋介石一再重申地方不能发行辅币。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多次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予以质问。林伯渠作出回应：“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币万分缺乏，以此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之生活与商业之繁荣。商人则因无辅币之找换，货物不易出售；农民则因需用品之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收受法币。遂致法币失去信仰，流通大受障碍。尤以客岁六月以前，辅币之缺乏已成严重问题，主币比辅币之价格低落十分之一，而尤以十元、五元之法币为甚。当经托请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交涉，结果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编者注）一月起，直至二十七年（1938年，编者注）六月，此一年半中，只由中央银行兑换辅币贰千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困难愈渐严重。各地商会、农会纷向本府环请，矧是之故，该光华商店为巩固法币流通，畅旺市场交易起见，业经呈请本府，准许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于辅币缺乏之陕甘宁边区，并备有充足之保证金，且由各地合作社代办兑换，凡是一元之代价券，即可随时随地兑换法币。查自该代价券发行以来，深得人民之信仰，使法币流通畅达无阻，市面交易益臻繁荣。奏效良深，尚无不合之处”。说明是因为国民政府辅币配备不足，造成边区的困难，才有“光华商品代价券”的发行，并特意说明其流通范围和用途，孔祥熙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时期共产党根据地态度坚决地维护国民政府法币，打击敌伪货币。1939年6月10日，陕甘宁边区颁布《禁止仇货取缔伪币条例》，规定：“凡属敌国或伪政府之货币，不得使用之。……边区人民不得以任何物资供给敌人暨伪政府，并不得以硬币或法币向敌人或伪政府做一切交换，凡违犯以上两条者，得按情节之轻重，处以有期徒刑或死刑，或科以罚金。”体现出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

斗争抵制阶段

1941年，国民党搞摩擦，发动了皖南事变，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接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饷。国民党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做法，逼迫共产党对法币的态度发生变化，并采取对应措施。1940年12月8日《新中华报》在《抗议停发八路军经费》的社论中提到:“十一月十九日，军需局面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谓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八路军军费，即十月份欠发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国民党同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采取对应措施，要求停止法币使用，不允许私藏和携带法币出境，法币只能用于兑换边区票币，“私藏的法币只能向边区银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使用，禁止私带法币出境”。另外宣布发行边币，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确定“边币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本位”。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经济困难。为了缓解财政紧张，边区加大了边币的发行，1941年底累计发行边币2737万元，1942年底边币增幅达到432%，到1943年底发行额已达13.87亿元。由于发行量过大，造成边币贬值，物价上涨，直接影响边区财政经济和人心稳定。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出，以流通券置换法币，缩小流通量，缓解通胀压力，用边区的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控制边区物价上涨，实现通胀转移。1944年7月1日，商业流通券开始发行。朱理治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至于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边区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军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增加生产；同时进行精兵简政，以开源节流，节约财政开支。陈云于1944年提出边区经济离不开进出口贸易，也就离不开法币，金融不能稳定在物价上，而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要维持边币和法币保持相对的购买力，促进边区的进出口贸易。边区利用陕北食盐产地的优势，鼓励发展食盐生产和运输销售，购买边区急需的药品布匹等急需物资，扩大进出口贸易，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到1944年，边区基本实现了物价稳定。

全面排斥阶段

随着抗战的胜利，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解放区内物资生产明显增加，边区内外的经济金融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地对法币进行全面清理。1945年6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本币为流通券。

根据1946年12月18日中共《关于严禁法币与完全行使券币的指示》，要求采用各种手段，禁止法币的使用，对之采取完全拒绝和排斥的态度。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1948年解放区坚决驱逐法币，贯彻货币本位一元化，对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进行逐步合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法币急剧贬值，解放区的货币也随着战场的推进而扩大使用区域，为不浪费手中的法币，有新解放区的群众持法币到国统区抢购物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货币，法币由于自身的缺陷，和战场失利的国民政府一样，成为了历史。

总的说来，从1937年国共合作，成立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拨款，共产党根据地接受法币；到1948年解放区彻底肃清法币，法币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接受到排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的，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共产党为抵抗外敌而顾全大局、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以及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