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

中国钱币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17号院。总占地面积为1800平方米，展厅面积为1100平方米。馆内建筑布局如一个“方孔圆钱”，内设中央厅和4个展览厅。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国家级钱币专业博物馆。

1990年，中国钱币博物馆开始筹备。1992年7月29日，博物馆正式开馆。截至2022年末，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有219411件（套），年度观众总数为35000人。

2021年6月19日，中国钱币博物馆被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3月17日，入选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名单（第一批）。

历史沿革

1990年，中国钱币博物馆开始筹备。

1992年7月29日，博物馆正式开馆。

建筑布局

综述

中国钱币博物馆总占地面积为1800平方米，展厅面积为1100平方米。馆内建筑布局如一个“方孔圆钱”，内设中央厅和4个展览厅。中央厅通过4组图片资料、反映出世界货币的起源，东、西方两大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和互相交融。第一、第二、第三展厅是中国货币史的基本陈列“中华钱币”，分别为：货币的统一、圜天函地、金银货币、银行与纸币、现在与未来。第四展厅为举办各种专题货币展的特别展厅。

基本陈列

“货币统一”

“货币统一”部分起自原始社会交换的产生，直至秦始皇统一货币。通过“实物货币”、“春秋战国的货币”和“货币的统一”三个单元，利用原始社会随葬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各类货币；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圜钱和蚁鼻钱等，以及秦统一货币的有关实物，揭示了货币的起源、货币形成过程中的地域特征和货币统一的必然趋势。

“圜天函地”

“圜天函地”部分分为“五铢钱和宝文钱”“钱币与社会”、“技术与艺术”三个单元，集中展示了在中国流通长达两千余年的方孔圆钱的发展、变化；钱币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关系以及中华货币的文化特点。其中的五铢钱出自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开元通宝钱出自唐代纪年墓；汉代的叠铸陶钱范仍保持着钱币生产时的原貌，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金银货币”

“金银货币”部分展现了自春秋中、晚期以来贵金属货币的演变过程。包括银质布币、战国黄金货币、从唐到清的银铤、金银方孔圆钱、早期机制币和近、现代金银纪念币。其中有“杨国忠”铭文的银铤，五台山发现的“淳化元宝”佛像金钱、重达5公斤的世界最大金质纪念币等。

“纸币与银行”

“纸币与银行”部分从“古代纸币”、“纸币与信用”、“纸币的贬值”和“人民货币”四个单元，向观众展现了纸币最早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纸币的信用性质、纸币的流通和中共产党领导发行的人民货币在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巨大作用。其中有关古代纸币的实物、中国最早的近代纸币、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时发行的金币券、国民党发行的面额高达60亿元的纸币和革命根据地使用过的印钞机。

“现在与未来”

“现在与未来”是“中华钱币”陈列的最后一部分，向观众介绍了当代硬币和纸币的生产过程和防伪知识，同时也展现了货币向电子化迈进的前景。

场馆特色

中国钱币博物馆充分利用各种人工光源，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氛，复制了河北满城刘胜墓、明代有关纸币的布告以及旧式的金融机构一钱庄。观众步入展厅，身临其境，缩短了陈列与观众的距离。

馆藏文物

综述

截至2019年末，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有300000件（套）。

中国钱币博物馆珍藏有世界30多个国家的钱币。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朝鲜、安南钱等。其中19世纪各国的金币及现代纸币占较大比重。文物等六大类别收藏保管。

中国钱币博物馆还收藏有与钱币有关的文物。除摇钱树、扑满、钱剑外，还收藏各种钱范，从贝范、空首布范、五铢范到银元祖模等。

主要藏品

在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如出土于山西商墓的保德铜贝、出土于河北中山国遗址的金贝和银贝、河南发现的春秋时期的银布币、西周的“半圜”钱形态完整的楚金版楚地铜牌“良金一铢”、宋代九叠篆“皇宋通宝”、明代中书省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明代五十两金锭等。其中有些如“刺”字空首布等，属国内仅见。博物馆收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发行的货币，如六铢和二十四铢的汉法二体钱、突骑施钱和回鹘钱、察合台金币、黑龙江出土的金代银铤“承安宝货”、西夏“元德重宝”等，为研究少数民族货币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近代各个时期发行的货币收藏已形成较完整的系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协会发行的货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包括一些游击区发行的货币，馆内都有比较完整的收藏。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各套人民币票样，是博物馆特色。

藏品来源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一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旧存；二是钱币收藏家及钱币爱好者的捐赠；三是向社会征集。

文化活动

学术研究

中国钱币博物馆编写有开馆纪念章、中国钱币博物馆简介，编著有《中国历代货币》、《中国古钞图辑》、《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等。

中国钱币博物馆有馆刊《中国钱币》。

学术交流

1991年9月8日，中国钱币博物馆筹委会以中国钱币学会的身份派员出席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钱币学大会。自中国钱币博物馆开馆以来，已接待近万名观众，先后接待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金融专家、钱币学者近千人次。

所获荣誉

2021年6月19日，中国钱币博物馆被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25年3月17日，入选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名单（第一批）。

文物保护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均建有总账、分类账。按时代、地区、来源和门类分别建立实物卡。同时，逐步将馆藏珍品按一、二、三级标准进行严格鉴定，按藏品的质地，分柜收藏。

讲解提纲

银行旧址

•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旧址：中央银行是民国政府国家银行，1931年在北平设立分行，建筑入口为半圆外廊，门口两侧有两只石狮子。
• 北洋保商银行旧址：原为清理天津商人欠洋商款项，维持天津华洋商务而设，故名“保商”。1921年改组为普通商业银行后，建造了这座大楼。
• 大陆银行旧址：由中国人设计的欧式建筑，是清末民初中国的民营银行之一。建于1924年，由当时首屈一指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主持设计和施工。《北京近代建筑史》将其称之为坐落于北京“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建筑中质量最高的一座”。还曾是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总部大楼。

中国货币通史陈列

• “刺”字空首布
• 中山靖王刘胜墓
• 唐代纪年墓
• 开元通宝钱，钱文纪重改为宝文钱
• 会昌开元背纪地
• 淳化元宝
• 摇钱树、扑满、钱剑
• 山西商墓的保德铜贝、出土于河北中山国遗址的金贝和银贝、河南发现的春秋时期的银布币、西周的“半圜”钱、宋代九叠篆“皇宋通宝”、明代中书省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明代五十两金锭
• 六铢和二十四铢的汉法二体钱、突骑施钱和回鹘钱、察合台金币、西夏“元德重宝”
• 金币券
• 一百年上涨十倍，复合增长率约为2.33%
• 袁大头的设计过程

永通万国

• 永通万国是北周静帝宇文阐于大象元年（579年）铸造的虚值货币，位列“北周三品”之首。
• 以青铜为主材，采用玉箸篆书体铸“永通万国”四字。
•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以“万国宗主”自诩，北周亦以“万国之首”自居。
• 据《周书·静帝纪》记载，初铸时“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与五行大布钱并行流通。
• 北周三品，北周三大美泉：永通万国、布泉、五行大布

贝币

• 用作货贝的海贝是一种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
• 科技考古研究支持夏代已经使用贝币，商周时期广泛流通。
• 商代铜贝被确认为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
• 贝币以“朋”为计量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
• 云南部分地区沿用至明代，并与东南亚、南亚贸易网络形成经济互动，这条海贝流通的商道被称为“贝币之路”。
• 亢鼎‌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其铭文记录了西周时期一次用贝币购买玉器的真实交易 。‌‌

青铜称量货币

• 曶鼎，西周恭王时期青铜器，又名舀鼎，原器已佚仅存铭文拓本。
• 西周懿王或孝王元年六月，周王于穆王大室命曶司卜职，井叔赐赤金；同年四月曶控告效父违约交易；饥荒年匡众抢禾经东宫判决赔偿事件。
• 【用徵，涎赎兹五夫，用百寽。】一名奴隶值铜20寽，约合25公斤。

布币形制的历史沿革

视金一朱铜钱牌

• 视金一朱铜钱牌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青铜货币，呈长方形版状，面、背四周边缘有郭，饰有勾连形卷云纹，中央有两道凸脊同心圆圈，圈内铸有“视金一朱”四字铭文。
• 铭文意为可凭此牌兑换黄金，或视同黄金一铢，其本身价值与一铢黄金大致相当。
• 钱牌重量在35至39.9克之间，其价值与一铢黄金大致相当，是一种可用于兑换黄金的凭证。
• 钱牌铭文首字曾长期被释读为“良”，其真实含义成为先秦货币研究中的疑难问题。
• 黄锡全教授根据新出土的郭店楚简中“视”与“见”字的字形区别，提出首字应释读为“视”，义为“比”、“同”。

蚁鼻钱

• 西周至春秋铜贝逐渐普及，楚国所铸“蚁鼻钱”“鬼脸钱”成为典型代表。
• 宋代洪遵《泉志》：“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

古代的黄金冶炼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政策争论

五铢钱

• 1铢，约0.65克。1两24铢，1斤16两，1钧30斤，1石4钧。
• 三官五铢钱，上林苑所属三个官署：钟官、技巧、六厩

新莽大布黄千

打制货币

和田马钱

• 和田马钱，即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古代西域莎车、于阗等国铸造的打制货币，也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
• 圆形无孔，红铜质地，正面中央有徽记和篆书汉字“铜钱重廿四铢”或“六铢钱”，背面为马形或骆驼形图案及佉卢文，采用希腊打压法铸造，融合中原铢两制与希腊铸币工艺，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流通货币，现存世数量极少。
• 在形制上，大、小马钱分别以希腊货币四德拉克马、德拉克马为祖形，仿照贵霜钱币打压法制成，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两种文字制造的钱币。

型砂

《钱神论》

沈郎五铢钱

唐代银铤

• 唐代银铤形制多样，主要有笏形铤、长条铤、饼形铤、平头束腰薄铤、平头束腰长铤和船形铤等。
• 白银在唐代被用于货币的大额支付，而银铤则主要用于税收和进奉，是白银确切具有货币属性的重要历史阶段。
• 表面錾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铭文。
• 银铤采用五十两笏形制式，铭文记录其为官员进奉的税银，印证天宝年间赋税折银上交制度。
• 唐玄宗天宝后期，杨国忠通过增设使职强化中央财权。
• 银铤实物印证了《新唐书》记载的“诸道税赋皆折为轻货，输于京师”制度。
• 唐代银铤多集中于唐代都城长安、洛阳的宫城遗址附近，可能与“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导致的仓促窖藏有关。

船形银铤

小平、折一、折二、折五、折十

对钱

• 对钱又称“对子钱”，日本泉谱称“符合泉”。
• 钱文相同但书体不同、形制完全一致的成对钱币，又称符合泉。
• 对钱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的南唐，宋代最流行，元以后绝迹。
• 五代十国南唐的“开元通宝”（隶篆配对）是中国最早的对钱之一，以“唐国通宝”篆楷配对为早期代表。
• 北宋徽宗时期，对钱的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政和通宝等。
• 著名文学家苏轼为‘元丰通宝’对钱书写篆书体钱文，史学家司马光为‘元祐通宝’对钱书写了篆书体钱文。
• 日本泉界研究推动了该分类体系的建立。

楮(chǔ)币

•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即选用楮树皮为原料印制，故亦被称为“楮币”。
• 宋﹑金﹑元时发行的“会子”﹑“宝券”等纸币。因其多用楮皮纸制成，故名，后亦泛指一般的纸币；
• 公元1024年（北宋天圣元年/二年），朝廷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营，发行“官交子”，标志着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法定纸币诞生。
•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或三十一年（1161年），朝廷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全国流通的纸币“会子”（亦称“便钱会子”）。

承安宝货

元宝

• 唐代已有“开通元宝”的民间读法
• 元宝名称正式用于指代金银货币始于元代，意为“元朝之宝”，黄金制称金元宝，白银制称银元宝。
• 元代至元三年官方将五十两银锭定名为“元宝”，确立其标准制式。
• 古代真正的元宝，中间部分并没有凸出来的形状，颜色也不是金黄色而是银色。

《明坤舆万国全图》

• 《明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摹绘的世界地图，纵1.92米，横3.8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 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中的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
•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兆良的《明代中国与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时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一条鞭法的货币方案

西王赏功

雕母、母钱和样钱

• 铁母
• 金口未开

新疆红钱

• 新疆红钱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在新疆南部铸造的红铜货币。
•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取代准噶尔汗国的普尔钱，首设叶尔羌局铸造圆形方孔“乾隆通宝”。
• 最基本的特点是“红”，其含纯铜量在90%左右，采用新疆当地开采的红铜铸造，色泽柔和、红润自然。
• 中国钱币史中唯一铸有汉文、满文、维吾尔文三种文字的钱币，体现“因俗施治”策略。

钞票

• 由户部发行的纸质货币，旨在应对太平天国运动及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等导致的财政危机。
• 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面值从二百五十文至百千文不等；
• 户部官票则以银两为单位，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及五十两等。
• 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反对铸造低值大钱，提议将已发行的不兑现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改为有准备金、可兑现的钞票，并主张控制发行总额以维持信用。
• 咸丰皇帝严厉斥责：“专为商人指使”。
• 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引起后世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中曾提及他的主张。

端方

张之洞

海趣

摄政王载沣

1918年11月太和殿阅兵

锻压和冲压

废两改元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中央苏区1932–1934完整账面（发多少、准备多少、回笼多少）

遵义红军票逐日流程

红军根据地和长征时期的货币政策

根据地应对法币的政策

纪念纸币诞生千年专题展

纪念纸币诞生千年专题展

宋代

• 楮币。一贯取三十钱为息。3%
• 民办交子：十六家联保发行，信用危机，停办。
•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益州知州薛田提议官办交子。
• 1024年1月12日，朝廷诏令，始置益州交子务。纸币正式诞生纪念日。薛田，交子之父。
• 定额125万贯，两年为一界。
• 纳钱请交。财政发行。

金代

• 金代圣旨回易交钞铜钞版。现在世界上最早的钞版。
• 金代纸币最初以七年为界。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取消分界。纸币无限期流通。

元代

• 面额以铜钱为单位，以白银、丝为钞本。
• 元钞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
• 百年间，以纸币计价的物价上涨千倍。年复合增长率约7.15%。

明代

永通万国

永通万国是北周静帝宇文阐于大象元年（579年）铸造的虚值货币，位列“北周三品”之首。该钱币以青铜为主材，采用玉箸篆书体铸“永通万国”四字，寓意永久流通与万国通用。初铸钱体直径约3厘米，重6克，后因虚值过高（一枚折兑五铢钱五万枚）导致流通受阻，遂逐步减重至直径2.5厘米左右，并出现铅锡材质私铸现象。

该钱币铸造初期呈现工艺巅峰水准，钱文圆润流畅，篆法融合玉箸篆与铁线篆特征，形制厚重且轮廓深峻。北周政权通过折当体系建立“十份五等”钱币制度，推动铢两体系向信用货币转型。存世版式包括光背、合背、厌胜钱及阔缘大钱，其中合背钱因双面钱纹工艺罕见。隋朝统一后废止流通，但其宽缘设计被视为唐代常平式钱币的雏形。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直径3厘米、重6克的合背铜钱实物。

简介

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始铸。面文“永通万国”，玉箸篆，“永通”意为永远通行，“万国”示天下万国可用。字廓深峻，形体厚重，钱文和铸工均臻妙境，堪称“北周三品”之首。当时以一枚兑换折一钱五万枚，堪称虚值大钱之冠，民不乐用，流通时间不长。由于实行的虚价货币政策，所以“布泉”“五行大布” “永通万国”三种钱币后来亦逐渐减重。

相关介绍

“永通万国”的出现，连同布泉、五行大布使北周三大美泉不仅在南北朝、乃至在我国以及世界铸币工艺史上，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钱文“永通”意永远通行，“万国”示天下万国可用。铜色青白，制作精致，轮廓俊俏，书法华美。初铸钱径约3厘米、重6克左右。后铸渐小，径减至2.5厘米左右，且夹有铅锡钱，然仍不失美泉风韵。有合背钱、厌胜钱，传世之阔缘大钱，据考为后世翻铸。

文物研究

• 历史年代：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始铸。
• 钱面文字：面文“永通万国”，玉筋篆，“永通”意为永远通行，“万国”示天下万国可用。字廓深峻，形体厚重，钱文和铸工均臻妙境，堪称“北周三品”之首。
• 收藏价值：永通万国为著名的“北周三品”之首，书法可称六朝之冠，喜爱者众多，升值较快，初期大样（直径30mm左右）市场价格在5000元左右，后期小样价格较低价格在1000-2000元之间。
• 面值：初以一当百。

北周永通万国

北周“永通万国”为北周静帝宇文阐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铸造的货币，初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钱文“永通”意为永远通行，“万国”意为天下万国可用，其名源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以“万国宗主”自诩，北周亦以“万国之首”自居。该钱与“布泉”、“五行大布”合称“北周三品”或“北周三大美泉”。钱文采用玉箸篆体，笔法华美。钱币直径与重量存在差异，直径多在24.5毫米至30.2毫米之间，初铸者较大。北周发行此钱旨在超越此前流通的“五铢钱”，并改变货币文字受年号局限的弊端，是一种旨在永远流通于众多国家之间的“世界货币”。该钱币形制继承秦汉圆形方孔传统，外圆内方体现“天圆地方”宇宙观与皇权威仪。部分钱币背面铸有北斗七星、宝剑和龟蛇等图案，具有道教色彩，这类钱被称为“压胜钱”。永通万国钱币文字精美，工艺精湛，在南北朝乃至世界铸币工艺史上达到新的高度。该钱币多出土于陕西、河南和甘肃等地，2009年河南禹州曾一次出土3000余枚。现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固原博物馆等地亦有馆藏，并对其进行科学保护与修复。

文物特征

北周“永通万国”钱币铸造于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钱文“永通万国”采用玉箸篆。笔法华美，字廓深峻，布局和谐，制作精致，轮廓俊俏，其篆法绝工。在六朝钱币中较为著名，与布泉、五行大布并称“北周三品”或“北周三美泉”。 该钱币初铸时钱径约30毫米、重6克左右。后因国力衰弱，钱币越铸越小，直径逐渐减至25毫米左右。钱币直径的差异从24.5毫米到30.2毫米不等，是其铸造时间先后和版别区分的重要标志。

“永通万国”版式丰富。除常见的流通钱外，还有合背钱以及各类厌胜钱（又称压胜钱）。厌胜钱背面常有特殊纹饰，如北斗七星、宝剑、龟、蛇等图案，道教色彩浓厚，其中龟蛇纹饰暗喻玄武大帝。其他版式还包括背将军、背十二生肖、背月、背双剑、背五男二女文字、背鹿纹等多种。传世品中还有阔缘大钱，据考证为后世所翻铸。

该钱币多出土于陕西、河南和甘肃等地区，河南禹州曾一次性出土3000余枚。因存世量不多而较为珍贵。出土钱币常带有红斑绿锈，深绿色的钱体上玉箸篆文字笔画清晰如刻。

流传历史

北周静帝宇文阐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始铸“永通万国”钱，旨在超越此前广为流传的“五铢钱”，改变货币文字受国家年号所局限的弊端，发行永远流通于众多国家之间的“世界货币”。

据《周书·静帝纪》记载，该钱初铸时“以一当十”（或“以一当百”），与五行大布钱并行流通。

因虚值过高，民不乐用，其流通时间不长；北周灭亡后停止铸造，后世用其名铸造民俗钱币（钱文钱）。

该钱币初铸时直径约30毫米，后期铸造的钱币直径减小至25毫米左右，这一形制变化反映了北周国力的衰弱。

出土环境

永通万国古币多出土于陕西、河南和甘肃地区。2009年河南禹州市南环路一次出土永通万国钱币3000余枚，五行大布500余枚，钱币直径在24.5—30.2毫米之间。

制作技术

币面文写法采用玉箸篆，字体笔画粗壮，犹如玉箸一般的线条，豪放之中又似乎带着一点柔美，这种风格在钱币中别具一格。

其制作精致，轮廓俊俏，字廓深峻，形体厚重，钱文和铸工均属精湛。

永通万国钱币，连同布泉、五行大布，其铸造工艺不仅在南北朝、乃至在我国及世界铸币工艺史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被认为是六朝时期钱币工艺的代表之一。

这类钱币按照直径分，从25毫米到30毫米有余，甚至有初期直径接近32毫米的大钱。直径的不同是这枚钱币铸造时间差异的标志，初期铸造的钱币较大，后期因国力衰弱，钱币越铸越小。

文物鉴赏

北周“永通万国”铸造于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钱文“永通万国”采用玉箸篆体，制作精致，轮廓俊俏，字廓深峻，形体厚重。

该钱币笔法华美，篆法绝工，在六朝钱币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魏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钱币之一，其篆法华美，工艺精湛。 “永通万国”与“布泉”、“五行大布”合称为“北周三品”或“北周三美泉”，且为三品之首。永通万国的出现，使北周三品不仅在南北朝、乃至在我国以及世界铸币工艺史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化寓意

钱文“永通”意为永远通行，“万国”示天下万国可用。部分“永通万国”钱作为压胜钱使用，背面铸有北斗七星、宝剑、龟、蛇等图案，道教色彩浓厚。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视为天帝的象征或御辇，龟蛇合体代表北方玄武神祇，这些纹饰寓意神灵护佑与辟邪祈福。“万国”一词的选用，源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以“万国宗主”自诩，北周等政权也以“万国之首”自居，反映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鲜卑贵族以正统中华传承者自居的观念。

重要展览

北周“永通万国”钱币现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固原博物馆曾从民间征集到12枚“永通万国”钱币，并对其进行了科学保护性处理。

亢鼎

亢鼎‌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其铭文记录了西周时期一次用贝币购买玉器的真实交易 。‌‌

这件鼎记录了什么交易

• ‌交易主体‌：铭文记载“公太保”向一位名叫“麐亚”的人购买玉器 。
• ‌公太保‌：即西周初年的重臣召公奭 。
• ‌亢‌：是太保手下的官吏，负责经办此次交易 。‌‌‌ ‌- 交易内容‌：太保用‌五十朋贝‌购买了“大琮”（一种玉质礼器）。
  • 除了支付贝币，太保还赠送了香酒（鬯）和牛作为礼节 。
  • 交易完成后，麐亚还赏赐给经办人亢青铜 。‌‌‌
• ‌历史意义‌：这是金文中较早明确记录用贝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案例，证明西周早期贝币已用于大宗商品买卖 。‌‌‌

器物现在收藏在哪里

• ‌收藏单位‌：亢鼎目前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 ‌入藏时间‌：上海博物馆于‌1998年‌从香港征集入藏 。
• ‌器物年代‌：属于‌西周早期‌，大致在成王至康王时期 。‌‌

铭文为什么这么重要

• ‌经济史料价值‌：铭文完整记录了玉器买卖的全过程，包括货值（五十朋）、支付方式及附加礼节，为研究西周商品经济提供了直接文字证据 。
• ‌礼制研究价值‌：交易过程中伴随的馈赠酒、牲畜以及事后酬赠铜料的往来，反映了周代贵族交往的礼仪习惯 。 ‌- 断代参考价值‌：铭文中出现的“公太保”（召公奭）等人物，为器物断代提供了明确的纪年人事佐证 。‌‌

曶(hū)鼎

曶鼎，西周恭王时期青铜器，又名舀鼎，原器已佚仅存铭文拓本。鼎高2尺，围4尺，深9寸，款足呈牛首形，清代毕沅在西安所得，后毁于战火。铭文现存380字，其书法茂密朴实，厚重凝练，具古拙雄伟之气，为西周中叶铜器铭文最精美者。内容分三部分：周王册命曶继承祖职掌卜事并赐赤金；曶与效父因五夫交易违约引发的诉讼；匡众抢夺曶谷物经东宫判决赔偿事件。

铭文原推测出土于周原地区，采用西周中期大篆书体。西周懿王或孝王元年六月，周王于穆王大室命曶司卜职，井叔赐赤金；同年四月曶控告效父违约交易；饥荒年匡众抢禾经东宫判决赔偿事件。现存拓本反映西周土地制度与司法程序。

该鼎原为毕沅于乾隆年间在西安获得，经钱坫锼剔铜锈并释文，嘉庆年间因毕沅涉案被查抄后失传。现存拓本为研究西周社会结构与金文演变提供史料。

释文

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太）【室】，王若曰：曶，令女（命汝更）乃且（祖）考（司）卜事，易女（锡汝）赤巿（韨）、□，用事。王才（在），丼吊易（邢叔锡）曶赤金，曶受休【命】于王。曶用丝（兹）金乍（作朕）文孝白（考宄伯）牛鼎，曶（其）万【年】用祀，子子孙孙（其）永宝。

唯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并叔在异为，【曶】厥小子戴以限讼于井叔:“我既曼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限韶日啼则傅我偿马，效父【则】傅复厥丝束。瞬、效父适韶散日于王参门□木榜，用俊诞崖兹五夫，用百瞥。非出五夫□脂。适髓又胳暨醚金。”井叔日:“在王人适赞用不逆付智，毋傅式于命，。”留则拜稽首受兹五夫日陪、日恒、日祸、日凝、日告。使等以告郁，适傅□以智酒及羊，丝三等，用致兹人。首适诲于郁曰:“汝其舍撇矢五束”。日:“必尚傅处厥邑，田厥田”。命则俘复命日：“诺”。

释文说明

第一部分讲周懿王或孝王的元年六月的乙亥日，周王在穆王大室册命作器者—曶，命令他继承祖考的职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即铭文所谓的“更（赓）乃且（祖）考司卜事”，并且赏赐了作器者。邢侯后人在宗周为王臣者井叔还赏赐作器者以赤金（铜）一钧（30斤）。作器者感到荣耀，遂以赤金作鼎以为纪念。

第二部分铭文记载同年四月了酉日，作器者派家臣代表自己到作为狱讼官的井叔那里控告效父及其家臣名限者。原来，作器者“既赎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意为已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从效父那里赎（贸）得五夫——即5名奴仆，然而名限者却背信弃约，并要另行订立交换条件，因此发生了这场诉讼。

铭文的第三部分追述往昔饥荒之年，“匡众厥臣二十夫”——即名匡者的农夫和家臣20人，强抢作器者的禾给匡，作器者遂控告到东宫那里。东宫判处说让匡交出强抢禾的人，如果不交出来，匡就将被重罚。名匡者乃向作器者稽首，并且赔偿了损失。

价值

此铭为研究西周中期以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及阶级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贝币

贝币是中国先秦时期以天然海贝及仿制品为主要形态的原始货币，起源于夏代晚期（约公元前19-前16世纪），科技考古研究支持夏代已经使用贝币，商周时期广泛流通。其材质包括海贝、石贝、骨贝及铜贝等，其中商代铜贝被确认为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如“保德铜贝”的出土表明商代铸行铜贝已具一定规模。无文铜仿贝是春秋时期的铜贝，长2.7厘米，重2.15克。贝币以“朋”为计量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甲骨文中也有“赐贝”“取贝”的记录和“枚”的计量单位。

贝币最初因海贝便携、易计数的特性从装饰品演变为一般等价物。商代中期因其稀缺性价值极高，后期出现仿制贝；西周至春秋铜贝逐渐普及，楚国所铸“蚁鼻钱”“鬼脸钱”成为典型代表，蚁鼻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流通货币，以枚计算价值，与楚国金币、布币等共同构成了楚国特色的货币体系。东周后贝币体系被金属货币取代，但云南部分地区沿用至明代，并与东南亚、南亚贸易网络形成经济互动，这条海贝流通的商道被称为“贝币之路”。汉字中“财”“赐”等含“贝”旁的文字可印证其货币属性。

基本介绍

贝币，一般长2.2厘米，肚宽1.6厘米。“平背”贝币厚约0.8厘米，对齿为12齿对12齿，也有11齿对12齿，也有12齿对13齿，分贝窝和贝壳两部分。贝窝部分第一齿与第二齿间的距离较后边排齿的间距明显较大。包裹黑色泥土的出土贝币损毁比较严重，贝窝损毁。这样的贝币大多出土于河南漯河的商周遗址和贾湖文化遗址。包裹红色沙土的出土贝币损毁程度相比较小，贝壳腐蚀相对较小，贝窝保存完整，应出土于河南仰韶文化遗址。

贝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之一，其使用可能始于夏代。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使用天然货贝的国家之一。其中，铜贝（或称无文铜仿贝）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其铸造时间可追溯至商代中晚期（约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纪），比西方吕底亚人的铸币早数百年。

用作货贝的海贝是一种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它因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而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它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易于计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天然贝就逐渐成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贝币以“朋”为计量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

除了天然海贝，材质还有：金贝、银贝、铜贝、铅贝、玉贝、石贝、骨贝等。金贝、银贝、玉贝可能主要用于赏赐馈赠。石贝、骨贝与海贝一起作为货币流通使用。东周以后，贝币逐渐被其他金属货币所取代，但在云南地区，贝币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甚至在一些边远地区直到清代中后期仍有使用。贝币作为早期货币，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汉字中凡与价值、财富、交易相关的字，如财、货、购、贩、赏、赐等，多以“贝”为偏旁部首。

历史沿革

在我国远古时期，大约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极不丰富，部落或家庭之间偶尔发生的交换活动也只是以物易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也相对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中的需求不断的扩大，以物易物交换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了，于是人们急需寻找交换的中介物。根据近年来的科技考古研究，学界认为贝币作为实物货币的起源可能追溯至夏代。

贝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它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而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它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等特点，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天然贝就逐渐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职能。

根据考古发现，贝币至迟在商代已广泛使用，并有研究认为其起源可能早至夏代。贝币是钱币的始祖，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以上。经过加工的天然贝币形体一面有槽齿，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珑，坚固耐磨，便于携带，这类海币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地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 它的产生，标志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原始物物交换阶段之后，可交换的商品日益增多。此时贝币出现，成为商品交换过程的中介。

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用贝币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渐渐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故在当时又出现了许多仿制贝币，有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这类贝币形体都较小，其长度约1.2厘米~2.4厘米。除石、骨、蚌、绿松贝外，还出现了陶贝、玉贝等仿制品。至春秋战国时期，仿贝工艺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包金铜贝，以及楚国地区特有的、铸有铭文的“蚁鼻钱”（亦称鬼脸钱）。

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形式。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年代约为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铜贝堪称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了，考古证据表明，商代晚期的无文铜贝是人类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铸币，其出现时间比西方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铸造的金币还要早约四个世纪。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的贝或两串十个的贝为“一朋”。

随着金属铸币的兴起，贝币在中原地区的主流货币地位逐渐被取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废贝行钱”政策，贝币体系在官方层面被废除。然而，在云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和地理环境，贝币的流通一直延续至明代，甚至在清初一些边远地带仍有使用。

贝币分类

贝币分珧贝、骨贝、石贝、铜贝等，但最常用的还是天然海贝。

天然海贝的品种也很多，有“货贝”（又名齿贝）、“拟枣贝”、“阿文绶贝”(又名大贝、虎斑贝)、“伶鼬榧螺”等，其中“货贝”比较常见，贝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齿槽的称为“贝齿”或“贝唇”，贝的正面较为平整，贝的侧面稍微鼓突，人们为了便于携带方便，在货贝的背部多凿有小孔，早期孔相对小，称之为“小孔式货贝”，以后，穿孔逐渐扩大，称为“大孔式货贝”。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贝”背部几乎磨平，称为“磨背式货贝”。

“铜仿贝”一般仿货贝之形，早期者与天然贝形制相近，春秋以后，南方楚国地区又铸铸造出有文字的“铜仿贝”是为有文铜贝，它的外形有的像蚂蚁爬鼻有的像鬼脸的样子，所以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其面文多达10余种，但形制却比较一致，均为上广下尖的瓜子形，面有文字，背部平整，它广泛行用于南方地区，“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货币形态之一，除楚铜贝以外，春秋战国时北方地区的金属贝还有“金贝”、“银贝”、“鎏金铜贝”等，“仿铜贝”的出现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把我国货币发展历程大大地推向前进了，并以其大小、重量、价值比较统一，而且能够大量地就地铸造等其它“货贝”和“仿贝”无法相比的优势进入了流通领域。

西周贝币

在郑州洼刘遗址古墓群内，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出土了11枚距今3000多年的贝币。现场的考古工作者介绍，这些出土物再次证明郑州地区当时有着较为活跃的远程贸易。

郑州洼刘遗址古墓群位于郑州大学西校区即将建为图书馆的空地处。6月21日下午，记者赶到现场时，考古人员仍在小心清理古墓内的出土物品。据了解，经考古人员挖掘、编号的12座古墓，均为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代、西周古墓。 经过紧张的挖掘、清理，考古工作者在三号、四号墓室内共发现11枚贝币。三号墓室内发现的8枚贝币币形较大，形如成年人的大拇指；四号墓室的3枚贝币明显偏小，外形酷似枣核，形如成年人的小拇指。贝币背部均有钻磨的圆孔，人为痕迹明显。现场的考古人员初步判定，11枚西周时期的贝币，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考古人员补充说，贝类生活在海洋，而郑州地处中原，贝币出土证明远程贸易在当时早已存在。11枚贝币的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二号墓室内，考古人员发掘出一具保存完好的人体骨架。比较奇特的是，在尸骨腰部有一个长50厘米、宽25厘米、深20厘米的“腰坑”，腰坑里发现狗的骨架。考古人员介绍，用狗为人殉葬，是当时的一大随葬特色。

楚国贝币

有文铜贝是楚国的青铜贝币，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种名称并不是楚国贝币原来的名称。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最早记录这种铜仿贝为蚁鼻钱是宋代洪遵《泉志》，他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刻镂的是什么文字的贝，大概是铸有“紊”字形和“咒”字的两种。“紊”字形贝，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阴文“紊”字形就如同一只蚂蚁爬在鼻子上故称之为蚁鼻钱，“咒”字贝，钱体与蚁鼻钱相同。“咒”字仿佛是一个鬼脸，所以被后人称之为“鬼脸钱”。后来有文字的铜贝统统被称为蚁鼻钱。所谓“蚁鼻”本喻轻小，晋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蚁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钩（剑名）”，意思就是只因轻微的缺陷舍弃了无价的宝剑，可见蚁鼻钱就是小钱。

楚贝的铭文有“紊字形、咒、安、君、忻、金、行”等等，“紊”字，有人将其解释为“圣桼”（降率），也有人认为是“五朱”、“各六朱”等的合体字。“咒”字多解释为“贝”、“哭”、“贝化”，钱文的含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建国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约重4.37克。以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考古发现

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墓葬出土了铜贝和海贝，如妇好墓出土大量贝币，大司空村出土殷商铜贝；山西保德出土了商代海贝和铜贝；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夏代贝币；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了海贝、骨贝、铜贝及包金铜贝；湖北孝感野猪湖和黄冈禹王城出土了战国楚国的蚁鼻钱；滇池地区石寨山古滇国墓出土了数量庞大的海贝。

出土文物包括天然海贝如货贝、环纹货贝，以及铜贝、骨贝、蚌贝、石贝、玉贝、包金铜贝、蚁鼻钱等多种仿贝。

这些考古发现证实贝币从夏商时期开始使用，商代已出现铜贝并被认为是早期金属铸币，且贝币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地区更沿用至明代。

相关讨论

学术界关于贝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其性质和历史地位的界定上，存在不同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铜贝币没有固定的形制、重量、大小及等级区分，无法体现其铸币属性，其原始装饰物与实物货币属性大于铸币属性，可能属于一种惯常用于商品交换的实物货币，因此还不能称之为“铸币”；若按此观点，中国古代铸币的肇始者应为空首布，而非铜贝币。另一方面，考古发掘的实物与数据证明，铜贝币在整个西周、东周时期都在流通使用，曾大量流通于黄河及江淮各诸侯国，且用于铸造贝币的钱范实物也时有出土。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确证的铜贝币铸造遗址，因此尚无法参与到“世界最古老铸币作坊”的认证序列中。

尽管贝币常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货币，但有观点指出，许多自然货币如兽皮、玉石都曾充当过交换媒介，且具有一定价值，与贝类似，由于无法判断它们的使用早晚，故不能简单地认为“贝币是最早的货币”。此外，关于贝币的起源时间也存在讨论，有学者根据夏代遗址出土的货贝及相关文献记载，认为夏代可能已开始使用贝币，但这一观点仍需更多考古证据支持。

历史影响

贝币作为中国早期货币，对汉字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汉字中凡与钱财、价值、贸易相关的字，多以“贝”为部首或构件，如财、货、贵、赏、赐、购、贩、赔、赚、贷、贫、债、贿、账、贾等。《说文解字》亦载：“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

贝币的使用也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早期贸易网络，云南等地出土的大量用作货币的海贝（如环纹货贝）并非本地所产，而是来源于印度洋及南亚、东南亚海域。这些海贝通过古代商道流入中国内地，这条海贝流通的商道被称为“贝币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频繁商贸往来的见证。

贝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延续性，尽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贝行钱”，但云南地区一直将贝币作为主要通货使用，直至清初才被金属货币彻底取代，流通时间长达两千余年。

地区使用情况

云南是全国使用贝币时间最长的地区，从先秦古滇国时期一直沿用到明代，甚至清代初期在部分边远地区仍有使用。秦始皇统一货币后，云南因地处边陲、地方政权割据等原因，得以继续使用贝币。明代文献如《云南图经志书》、《滇略》等明确记载云南交易、赋税仍用贝币。贝币在云南的持续流通与当地“外向型经济”和贸易网络有关，贝币多来自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不易伪造且易于保值。明末清初，因大西军铸造铜钱并禁用贝币，以及银贵贝贱等原因，贝币在云南主流社会逐渐退出流通。

作用意义

海贝充当一般等价物

海贝因多彩光洁、便携带、坚固耐用、可计数，在人类进入渔猎、采集、农耕劳做原始社会阶段，仅作为饰品流传于世。由于存在地域差，为获所需，部族之间以物易物是自然存在的。河南仰韶村墓葬出土的贝饰，据今约有7000年。显然这些贝多半是从别的沿海部落辗转到内陆交换，在物换中有产生货币形态的可能。

进入奴隶社会夏代，经商族和南方各部族往来，开始出现商品交换，海贝随之增多的同时，其应用范围也从单一向多重性转变。由于商品不断出现，促使海贝开始有了商品交换充当媒介的资格。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贝币，见证了中国出现最早的原始实物货贝，此为创举一。作为货币的海贝，从其品种上看，大型海贝有虎斑宝贝、阿文绶贝、黍（音同属）斑眼球贝、蛇首眼球贝等；小型海贝有货贝、拟枣贝等，以货贝最常见。这些贝多生长在东海、南海岩礁间。从其形状上看，白色居多，空心、口细长、多对齿、背隆起或人工磨背式，两端常有磨孔，便于穿系携带。从其计量单位看，以数计值，贝数越多价值越高，少则低，具体实行“朋贝”制：即1朋为大海贝5或小海贝10。

从其职能上看，贝币既是非金属自然物货币，又是先秦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货贝即财富，通过等价交换，满足需求，显示富有程度。如，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她的墓葬除了仪仗、工具、用品、饰件、杂器等755件殉玉外，还有贝币高达7000枚，即700朋贝。若按西周共王三年卫盉（音同和，即古代温酒的铜器）铭文载意，裘卫用值80朋贝的瑾璋（即玉质礼器）换了矩伯的10块田计算，妇好700朋贝可换近90块田，可见财富之巨。

仿贝的出现

从商朝中晚期至周，由于人口增多、农业进步、手工业发达、商贸往来频繁等诸多因素，促使货贝需求量猛增，遂又出现了诸如石、骨、蚌、陶等仿贝。其价值同小海贝。一枚海贝或仿贝价值略低，而珠玉贝则称上币，价值昂贵。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贝币交换商品，互通有无。

荀子的《王制篇》形容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走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东方的海鱼海盐，西方的皮革毛织品旄牛尾，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泽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可以得到粮食。”据此，商业的兴盛，乃货币从中使然。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经济也得到发展。而这些品种众多的贝币，成了中国质地最多的同形制货币。这个时期还诞生了铜铸贝币（即金属仿贝的一种）。

铜贝是金属铸币的鼻祖

一枚小铜贝一般重约5铢（3克）。又如，西周厉王时的一铜器铭中载“罚女（即汝）三百”，也就是说，罚你150两铜贝。而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先后出土的距今三千年前的商代铜贝，乃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也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到了春秋战国，三晋（赵、魏、韩）、齐鲁亦铸铜质空心无文仿贝，特别是鲁国所铸铜贝为其本国主要流通货币。而楚国的铜贝则以实心有文铜贝（或称蚁鼻钱或称鬼脸贝）为当时主要货币，以哭字贝最为常见。另有，有文银贝，连同河北灵寿县出土的先秦中山王墓中的无文金贝、银贝开创了我国金制币、银制币之先河。又河南辉县东周大墓葬两次出土1000余枚的包金贝，堪称华夏金属质地包金币之鼻祖。 从海贝转为饰品又变成多样、多质，有轻有重，价值不等的货贝，直至秦（公元前221年）废除贝币体系，贝币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它们不但为当时社会地区性商业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华夏币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视金一朱铜钱牌

视金一朱铜钱牌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青铜货币，呈长方形版状，面、背四周边缘有郭，饰有勾连形卷云纹，中央有两道凸脊同心圆圈，圈内铸有“视金一朱”四字铭文。铭文意为可凭此牌兑换黄金，或视同黄金一铢，其本身价值与一铢黄金大致相当。该钱牌长9.2厘米，宽3.1厘米，出土于湖北阳新王英镇蔡家祠窖藏，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文物描述

视金一朱铜钱牌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铜钱牌。该钱牌呈长方形版状，长9.2厘米，宽3.1厘米，出土于湖北阳新王英镇蔡家祠窖藏。钱牌面、背四周边缘有郭，两面饰有勾连形卷云纹，或有云雷纹衬底。正面中央铸有两道凸脊同心圆圈，圈好不透；两道圆圈之间铸有阳文铭文，共四字，旋读，为楚国风格的篆书体“视金一朱”。

根据学者考证，“视金”意为“比照或视同黄金”，“一朱”即一铢。因此，“视金一朱”意为该铜钱牌的价值可比照或等同于黄金一铢。钱牌重量在35至39.9克之间，其价值与一铢黄金大致相当，是一种可用于兑换黄金的凭证。

历史渊源

视金一朱铜钱牌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钱牌，意思是可凭此兑换黄金。该钱牌呈长方形版状，长9.2厘米、宽3.1厘米，出土于湖北阳新王英镇蔡家祠窖藏。其面、背四周边缘有郭，两面饰有勾连形卷云纹，或有云雷纹衬底；正面中央有两道凸脊同心圆圈，圈好不透；两道圆圈之间铸有阳文‘视金一朱’，为楚国风格的篆书体。

清道光年间，山东刘燕庭首次在陕西发现此类铜钱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湖北大冶、阳新、蕲春等地连续有新发现。钱牌铭文‘视金一朱’的释读曾是先秦货币研究的疑难问题。后根据郭店楚简中‘视’与‘见’字的区别，确认首字应释读为‘视’，义为‘比’、‘同’。

‘视金一朱’意为视同或比照黄金一铢。这里的‘金’指的是黄金。该铜钱牌重35—39.9克，其本身价值与一铢黄金（约0.65克）大致相当。因此，该铜钱牌是一种价值凭证，代表等同于特定重量黄金的价值。

铭文释读与研究

清道光年间，山东刘燕庭首次在陕西发现此类铜钱牌，当时被记录为“良金一朱”、“良金四朱”，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对此有专门记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湖北大冶、阳新、蕲春等地连续发现这种铜钱牌，并新发现有“二朱”品种。然而，钱牌铭文首字曾长期被释读为“良”，其真实含义成为先秦货币研究中的疑难问题。

黄锡全教授根据新出土的郭店楚简中“视”与“见”字的字形区别，提出首字应释读为“视”，义为“比”、“同”。“视金一朱”铜钱牌重35—39.9克，其本身价值与一铢黄金（约0.65克）大致相当，印证了“金”指黄金。因此，“视金一朱”意即铜钱牌可比照或视同黄金一铢。

铭文释读的解决，为验证楚简、乃至甲骨文的释读提供了物证。

出土与收藏

该文物出土于湖北阳新王英镇蔡家祠窖藏，现馆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此外，中国钱币博物馆亦藏有同类楚国铜钱牌。

楮(chǔ)币

楮币，汉语词语，拼音是chǔ bì，注音为ㄔㄨˇ ㄅㄧˋ，意思是指宋﹑金﹑元时发行的“会子”﹑“宝券”等纸币。因其多用楮皮纸制成，故名，后亦泛指一般的纸币；也指祭供时焚化的纸钱。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即选用楮树皮为原料印制，故亦被称为“楮币”。古人称构树为楮，其皮所造之纸称为楮纸，质地绵软，宋元纸币多以此纸印制以防伪。历史文献如宋代周必大《二老堂杂志》等对此有记载。

“交子”最初是四川地区民间商户为便利铁钱交易而创设的存款凭证，后于公元1024年改由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统一印制发行，成为官方法定纸币，即“官交子”。南宋时期又发行了流通全国的纸币“会子”。宋、金、元时期均发行过多种楮币，但后期常因政府过量发行而导致纸币贬值。

基本含义

楮币（拼音：chǔ bì）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指宋、金、元时期以楮皮纸印制的纸币，如“交子”、“会子”、“寳券”等，后亦泛指一般纸币；二指祭祀时焚化的纸钱。因其多用楮树（亦称构树）皮制成的纸（即楮纸）印制，故得名“楮币”，亦称“楮券”。

宋代周必大在《二老堂杂志·辨楮币二字》中记载了该词的早期使用情况：“近岁用会子，盖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金史·食货志三》、《宋史·席旦传》等文献中亦有相关记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即用楮皮纸印制，是“楮币”的典型代表。

发展历程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出现了一种名为“交子”的纸币，这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制作“交子”的纸选用楮树皮为原料，因此“交子”也被称为“楮币”。由于铁钱流通不便，民间“交子铺户”为商人提供现金保管业务，并发行用楮皮纸印制的存款凭证“交子”。公元1024年（北宋天圣元年/二年），朝廷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营，发行“官交子”，标志着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法定纸币诞生。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或三十一年（1161年），朝廷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全国流通的纸币“会子”（亦称“便钱会子”）。会子面额多样，成为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金、元时期亦发行“寳券”等纸币，均属楮币范畴。

楮币发行初期，政府措施相对得当（如设置准备金、定期以新换旧），币值较为稳定，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但后期（如北宋末年、南宋后期）因应对财政危机而滥发，导致准备金制度形同虚设，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信用崩溃，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剧了财政和经济危机。

基本特征

楮币主要采用楮树（亦称构树）的树皮制成的楮纸进行印制。这种纸张坚韧、耐磨、纤维长、色泽洁白，具有独特的纹理，与普通纸张区别明显。当时只有朝廷掌握着楮皮的物源，控制了专用纸张的生产环节。

楮币的防伪主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朝廷控制楮皮来源，独家生产专用纸张，实现原料垄断。其次，楮皮纸成色高阶，质感与观感独特，非伪造纸币能比，易于肉眼辨别真伪。此外，印刷时采用官方特制的印版，并加盖官员签章，记载中亦有采用七色套印等复杂工艺。

以北宋“官交子”为代表的楮币，已具备现代纸币的基本要素。其形制包括固定的面额，如南宋会子有一贯面额，后又增加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等。楮币代表官府信用，有国家信用背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应用与流通

楮币作为宋、金、元时期以楮皮纸印制的纸币，其应用与流通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楮币“卷而怀之”的便携性优于铁钱，便利了商业贸易。其流通范围、功能与形态随时代变迁而演变。

楮币最初的应用源于北宋时期四川地区。为解决铁钱“艰于转移”的问题，当地富户联合设立“交子铺”，为商人提供现金保管业务，并开具用楮纸印刷的存款凭证，时称“交子”或“楮币”。这种民间信用凭证随后逐渐在商户间直接用于支付货款，从存款凭证演变为流通货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国有，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政府法定纸币。南宋时期，政府发行了新的纸币“会子”。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以铜钱为本位的“会子”，面额从二百文到一贯不等，最初通行于东南各地，后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金朝时期，其扶植的伪齐政权也曾“作楮币”。元代曾一度将纸币作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通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元朝“以树皮造钞票，通行全国如金银流通”的现象。

楮币的应用，最初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尤其是铁钱）在跨区域大宗贸易中携带不便的缺陷。作为信用货币，它促进了商业信用的发展，是宋代以降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楮币的流通也伴随着挑战。政府为应对财政困难而超发纸币，导致“楮币易坏”、“币值轻”等通货膨胀问题，引发“官民如雠”、“商贾疑怨”等现象，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纸币驱逐铜钱）的情况，对经济稳定造成冲击。

历史影响与意义

北宋时期在四川成都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开创了人类货币史上的新纪元，比欧洲纸币的出现早了600余年。楮币的发明打破了传统金属货币（如铁钱）携带不便的限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然而，后期因政府财政需求而滥发，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对宋、元等朝代的财政和经济造成了冲击。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记载了元朝使用树皮造钞票的情况，将东方纸币知识传播至欧洲。直至现代，日本的部分纸币仍使用楮纸制作，体现了这一古老造纸工艺在货币制造领域的传承。

相关研究与文献

《楮币谱》与《钱币谱》是研究宋代纸币制度的重要专谱，现代研究认为其成书于南宋淳熙至嘉定年间，并考证其作者并非元人费著，而可能是南宋宁宗时期任四川制置使的袁说友，原为《庆元成都志》的一部分。《楮币谱》中记载了交子制造、移寓城西净众寺及设立抄纸场等内容。

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杂志·辨楮币二字》中记载：“近岁用会子，盖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这说明了“楮币”名称的由来，即因纸币多用楮皮纸印制而得名。

现代学者对“楮币”的研究包括其诞生地与早期形态，如交子诞生于成都，以及从民间“私交子”到官方“官交子”的转变过程。研究还涉及制造工艺与防伪，如采用特制楮皮纸（川纸）作为原材料，以及相关的印刷、防伪技术。

金融原理与历史地位方面，研究分析其作为信用货币的原理、准备金制度、通货膨胀问题，及其作为世界最早纸币的里程碑意义。具体遗址考证如对成都净众寺作为可能交子制造地的研究与探讨。

钱神论

《钱神论》是西晋隐士鲁褒创作的一篇赋。文章通过虚构的情节，推出司空公子和綦毋先生两个假设的人物，以二人在集市邂逅为纽带，以其问答诘难的框架结构成篇。篇中主要描写钱的神通广大和无孔不入，写了钱在某些人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写了钱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边力量，并引用历史典故加以说明，征引《诗经》以为佐证，强化作者的观点。全文在写法上以铺叙为主，层层展开，铺张扬厉，淋漓尽致，并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增强了文章的效果。历史上有人把《钱神论》归类于寓讽刺鞭挞于嬉笑嘲谑的俳谐文，而该文谐中有庄，是很严肃的，它对金钱的描绘，对时风的讽刺、揭露都非常深刻。

作品原文

钱神论1

有司空公子2，富贵不齿3，盛服而游京邑，驻驾平市里4。顾见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5。公子曰：“嘻！子年已长矣，徒行空手，将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贵人。”公子曰：“学《诗》乎？”曰：“学矣。”学《礼》乎？”曰：“学矣。”“学《易》乎？”曰：“学矣。”公子曰：《诗》不云乎：‘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6。’《礼》不云乎：‘男贽玉帛禽鸟，女贽榛栗枣脩7。’《易》不云乎：‘随时之义大矣哉8！’吾视子所以，观子所由9，岂随世哉。虽曰已学，吾必谓之未也。”先生曰：“吾将以清谈为筐篚10，以机神为币帛11，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者已12。”

公子拊髀大笑曰13：

固哉14！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当今之急，何用清谈。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实，无异于遗剑刻船15，胶柱调瑟16。贫不离于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

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17。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18。大矣哉！

钱之为体19，有乾有坤20。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21。市井便易22，不患耗折23。难朽象寿24，不匮象道25。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26，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27，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茕独28。’岂是之谓乎！

钱之为言泉也29，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30，疲劳讲肆31。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32，汉祖克之于赢二33。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34，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35。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赢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36。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37，非钱不胜；孤弱幽滞38，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39，非钱不发。

洛中朱衣40，当途之士41，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42，门常如市。谚云：‘钱无耳，可闇使43。’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4。’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45，皆在乎钱，天何与焉46？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47，卞庄子之勇48，冉求之艺49，文之以礼乐50，可以为成人矣51。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

夫钱，穷者能使通达52，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53。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谚曰：‘官无中人54，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使才如颜子55，容如子张56。空手掉臂57，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58，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尘和光59。上交下结，名誉益彰。

黄铜中方60，叩头对曰：“仆自西方庚辛61，分王诸国62，处处皆有，长沙越嶲63，仆之所守。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嫡妇64。伊我初生65，周末时也，景王尹世66，大铸兹也67。贪人见我，如病得医，饥飨太牢68，未之逾也。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1. 钱神论：选自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一一三。《晋书》卷九四、《艺文类聚》卷六六、《初学记》卷二二、《太平御览》卷八三六均有节录，异文颇多。
2. 司空公子：作者假托的人名。
3. 不齿：不与同列，表示极为鄙视。
4. 平市里：作者假托的地名。
5. “顾见”二句：綦（qí）毋（wú）先生，作者假托的人名。班白：即斑白，头发花白。徒行，步行。
6. 币帛：缯帛，古人馈赠用的礼品。筐：方形盛物的竹器。篚（fěi）：圆形盛物的竹器。“币帛”四句出《诗经·小雅·鹿鸣》小序。将：行。
7. “男贽”二句：贽（zhì），古人初次进见尊长者所持礼品。《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榛（zhēn）：其果似栗而小。脩（xiū）：干肉。今本《礼记》无此二句。
8. “随时”句：随时之义，随时势而变通。语出《周易·随卦》：“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9. “吾视”二句：所以，所为，指言行举止。所由，所从，指经过的道路。语出《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10. 清谈：清雅的言谈。
11. 机神：高妙的玄理。
12. “礼云”二句：礼难道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语出《论语·阳货》。
13. 拊（fǔ）髀（bì）：手拍大腿。
14. 固：固执，顽固。
15. 遗剑刻船：即刻舟求剑，比喻拘泥成法而不讲实际。典出《吕氏春秋·察今》。
16. 胶柱鼓瑟：用胶把弦柱粘住，则鼓瑟者无从调节声音。比喻拘泥固执，不知变通。典出《史记·赵奢传》。
17. 本：根本。
18. “内方”二句：古人认为地方天圆。象：象征。
19. 体：形状。
20. 有乾有坤：《易经》八卦的乾、坤二卦。乾之象为天，坤之象为地。
21. 行藏有节：指钱币的流通和贮藏有一定的法度。
22. 市井便易：在市场上做买卖便于交易。
23. 耗折（shé）：消耗亏损。
24. 难朽象寿：像长寿难以衰老。
25. 不匮（kuì）象道：像大自然运行不息，不会缺乏。
26. 亲爱如兄：《晋书》作“亲之如兄”，此据《艺文类聚》。
27. 严毅：严厉刚正。
28. “哿（gě）矣”二句：富人犹可，孤苦伶仃的人就十分可哀。语出《诗经·小雅·正月》。
29. 泉：古代钱币的名称。谓其“流行如泉”（《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
30. 京邑衣冠：京城里的士大夫。
31. 讲肆：讲学的地方。《晋书》作“讲肄”。此据《艺文类聚》。
32. ”昔吕公”句：吕公，汉吕后之父。版：进见时用的名帖。刘邦为亭长时，不持一钱往贺吕公，名帖上却写“贺万钱”。吕公迎为上宾，并把女儿嫁给他。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33. “汉祖”句：克，同“刻”，铭记。赢：多。刘邦为小吏时奉差咸阳，吏皆送三百钱，独萧何送五百钱。刘邦铭记萧何多赠二百钱，称帝后多封萧何食邑二千户。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34. “文君”句：文君，卓文君，西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之女。她夜奔司马相如，同驰归成都。相如家贫，文君久之不乐，遂返临邛，与相如卖酒，文君当垆。卓王孙以为耻，不得已分财产与之，文君有钱百万，又穿上锦绣衣裳。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5. “相如”句：相如，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辞赋家。高盖：高车。犊鼻：犊鼻裈，短裤，或谓围裙，状如犊鼻。相如与文君同返临邛卖酒，文君当垆，相如着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卓王孙分财产与文君后，遂回成都买田舍，致富。
36. “排朱门”二句：朱门，指富豪之家。紫闼（tà）：指帝王宫廷。
37. 诤：同“争”，争执。
38. 幽滞：指失意不得进仕的人。
39. 令问：问候。
40. 洛中：洛阳。朱衣：泛指权贵。
41. 当途：当道，当权。
42. 辐辏（còu）：指四方宾客聚集到一处。
43. 闇（àn）：同“暗”。
44. “子夏”三句：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字子夏。“死生”二句：出自《论语·颜渊》。
45. 相禄：享有福禄的面相。
46. 与（yù）：参预。
47. 臧武仲：春秋时鲁国大夫臧孙纥，有智谋。
48. 卞庄子：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勇力著名。
49. 冉求：孔子的学生冉有，有才艺。
50. 文之以礼乐：用礼乐来加以修饰。
51. 成人：德才兼备的人，即完人，语出《论语·宪政》：“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52. 穷：困厄，不得志。
53. 贫：贫弱，软弱。
54. 中人：君主身边有权势的人。
55. 颜子：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孔子屡称其有才德。
56. 子张：即颛孙师，孔子的学生，貌美。
57. 空手掉臂：空手摇动臂膀，指空手无钱。
58. 上下：指来往。
59. 同尘和光：即“和光同尘”，语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这里指与尘俗混同，随波逐流。
60. 黄铜中方：铜钱，这里指钱神。
61. 庚辛：古时把天干与五行相配合表示方位。庚在五方中属西，庚、辛在五行中属金，金在五行中代表西方，故钱自称来自西方庚辛。
62. 分王诸国：分往诸国称王。
63. 越嶲（xī）：地名，故地在今四川西昌市。
64. 嫡（dí）妇：嫡长子妻。
65. 伊：句首语气词。
66. 景王：周景王姬贵。尹世：治世。
67. 大铸兹也：周景王时，患钱轻，更铸大钱，事见《国语·周语》。兹：此指钱。
68. 太牢：古代宴会或祭祀时并用牛、羊、猪三牲，称太牢。

创作背景

《钱神论》见于《晋书·隐逸·鲁褒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和《初学记》等书，但皆为节录，互有详略，严可均的《全晋文》虽综合各书，但仍非全璧。《钱神论》作于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时惠帝愚呆，贾后淫虐专政，纲纪败坏，贿赂公行，时风日下，鲁褒写了这篇《钱神论》加以讥讽。

后世影响

这篇文章问世后，“疾时者共传其文”；“孔方兄”的称号更是不胫而走，流播后世。明人袁宏道《读<钱神论>》诗云：“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亦古；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清人叶承宗更“敷衍《钱神论》”而作杂剧《孔方兄》针砭时弊。这些拟作皆缘于鲁褒的《钱神论》，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作者简介

鲁褒，字元道，西晋南阳（今属河南）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他好学博闻，不耽荣禄，隐居不仕，以贫素自甘。以撰有《钱神论》一文而留名。

骆驼钱

骆驼钱是汉代新疆于阗地区于公元1-3世纪铸造的地方货币，采用源自古希腊的打压法制作，圆形无孔，因钱面铸有汉文与佉卢文两种文字，又称“汉佉二体钱”或“和田马钱”。该钱币按面值分为大型（重廿四铢）和小型（重六铢）两类，每类钱币正面图案均可为马纹或骆驼纹，正面环绕佉卢文铭文记录于阗王名号，背面为包含"重廿四铢铜钱""六铢钱"等字样的汉文铭文。

作为新疆地区最早铸造的钱币，骆驼钱融合了中亚贵霜钱币与中原钱币的特征。其大型钱重二十四铢，小型钱重六铢，币值设计考虑了与汉代五铢钱的兑换。这种钱币最早于1874年由英国官员道格拉斯·福赛斯在新疆发现，并于1876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首次公开。此后在和田及周边地区续有发现，2012年曾在喀什至阿富汗的古道遗址一次性发现3000余枚。骆驼钱的铸造工艺和双语铭文反映了汉代于阗地区商贸往来的发展水平。

形制特征

骆驼钱，又称汉佉二体钱或和田马钱，其形制特征鲜明，是东西方货币文化融合的产物。该钱币为圆形无孔、无周廓的饼状铜币，采用源自古希腊的打压法（或称打制法）手工打制而成，与中原地区同期流行的采用钱范浇铸法生产的内方外圆铜钱（如五铢钱）有根本区别。主要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形制：大型钱直径约2.5-3.3厘米，重8-15克；小型钱直径约2-2.3厘米，重2.9-4.5克。此项打压工艺及其圆形无孔的币形，主要受到中亚贵霜钱币及更早的希腊货币体系的影响。

钱币正面图案多为马或骆驼的站立或行走像，其中以马纹居多。图案周围环绕一圈佉卢文，内容多为于阗国王的姓名、称号和赞语。背面为汉文篆字，大型钱铭文为“重廿四铢铜钱”或“铜钱重廿四铢”；小型钱铭文为“六铢钱”。部分钱币中间常有特殊形状戳记，学界对此有"族徽"或"兀（元）字"等不同解读。

历史背景

汉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或骆驼钱）的铸造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约公元1-3世纪），即丝绸之路开通后不久。其铸造者于阗王国，位于今新疆和田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枢纽，为适应丝路上东西方商人的交易需求，于阗地区开始铸造这种双语钱币。在货币单位上，它沿用了中原的“铢两制”，大型钱重“廿四铢”，小型钱重“六铢”，以便与汉代流通的五铢钱进行换算（如5枚六铢钱可换6枚五铢钱），而在货币制度的比值上，则延续了中亚地区受古希腊币制影响的1:4体系（即6铢与24铢之比），体现了东西方货币文化的融合。

发现与研究历史

1874年（或1873年），英国官员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在新疆首次发现2枚汉佉二体钱，并于1876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公布，当时被误认为是古代大夏国货币。此后至20世纪初，多国探险队及学者在新疆和田及周边地区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此类钱币，包括1892年法国杜特雷依考察队发现的4枚、1901年英国学者赫恩雷公布的120多枚、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发现的11枚、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和奥登堡收集的约21枚，以及英籍探险家斯坦因于1900至1916年间三次考察收集的187枚。

1929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和田地区采集到1枚汉佉二体钱。1989年，王炳华等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道的安迪尔河夏羊塔格遗址地表发现1枚。1962年，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将其正式命名为“汉佉二体钱”（Sino-Kharosthi Coin）。

截至20世纪末，全球学术界已公布的数量约为352至353枚，其中仅13枚（或"十多枚"）收藏于中国国内的文博机构，大部分流失海外。2012年，在新疆喀什通往阿富汗的古道遗址新发现了埋藏地下的3000余枚汉佉二体钱，丰富了版别，弥补了国内保存实物数量较少的遗憾。

现代展示

汉佉二体钱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及和田地区博物馆等机构均有常设陈列。巴州文博院利用内嵌画框屏技术，通过红外感应使‘汉佉二体钱’以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式呈现，观众可立体式了解其制造工艺、铭文解析和图案释义等内容。该钱币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和田历史文物展’及‘五星出东方’等专题展览中亮相。

于阗(‌tián)马钱

于阗马钱，又称和田马钱或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古代于阗地区自行铸造和发行的地方货币。该钱币圆形无孔，红铜质地，正面中央多为马或骆驼图案，周围环绕佉卢文；背面铸有汉文篆字，如“重廿四铢铜钱”或“六铢钱”，体现了东西方货币文化的交融。

它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在丝绸之路上流通，便于与东西方各种货币进行兑换。其铸造始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后，为满足跨境贸易需求而产生。

定义与别称

于阗马钱，学名“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古代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自行制造和发行的地方货币，也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

该钱币因主要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且大部分铸有马形图案，故俗称“和田马钱”或“于阗马钱”。

它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产物，兼具东方铸币体系和西方打压钱体系特点。

形制特征

于阗马钱圆形无孔，为红铜质，采用希腊式的打压法铸造。正面中心图案多为马或骆驼，周围环绕一圈佉卢文，内容为国王的颂词。背面为汉文篆字，大钱铭文为“重廿四铢铜钱”或“铜钱重廿四铢”，小钱铭文为“六铢钱”。

钱币主要分为大钱和小钱两种形制。大钱重量约合希腊四德拉克马，对应汉文“重廿四铢”，小钱约合一德拉克马，对应汉文“六铢钱”。

此外，还存在少数背面铭文为“于阗大王”的罕见版别。

历史背景与铸造流通

古代中国西域钱币的一种，其学名为“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于阗（今和田）地区自行制造和发行的一种钱币。自从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出使西域后，中原和西域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特别是西汉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后，丝绸之路贸易日益繁荣，为满足跨境交易需求，于阗国铸造了这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货币。

这种钱币融合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特点：外形呈圆形无孔，采用希腊式的打压法制成（西方体系）；背面铭文则为汉文篆字，并采用中原的“铢两制”标明面值（东方体系）。其铸造及流通时代约为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后至公元3世纪末。关于具体铸造时期，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国内学者多认为在公元73年班超经营西域之后，至公元3世纪末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停用之前。该钱币与汉五铢钱在于阗地区同时流通。其币值设计巧妙，便于与丝路上流通的东西方各种货币进行兑换。例如，大钱（廿四铢）可兑换5枚五铢钱或1枚贵霜德拉克马大铜钱；小钱（六铢）可兑换1枚五铢钱或1枚贵霜德拉克马小铜钱。

发现与研究

于阗马钱的发现始于1873年，英国福赛斯团队在和田附近于阗早先遗址中发现2枚汉佉二体钱，这是该钱币的首次发现。此后，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在1900—1916年间于约特干古遗址与和田地区搜集到226枚，这些钱币被大量掠往国外。汉佉二体钱总数为539枚，其中中国国内仅存十余枚，多数收藏于西方各博物馆中。夏鼐在《“和田马钱”考》中将其命名为“汉佉二体钱”。出土地点包括约特干、阿克斯比尔旧城、墨玉县、夏羊塔克遗址等。

展览与收藏

2017年4月20日至5月21日，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推出的《当孔方兄遇见洋通货——古丝绸之路货币展》在北京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展览馆举办，展出了策展人金家栋个人收藏的极为珍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国的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

于阗马钱（汉佉二体钱）被国内外多家文博机构收藏，国内收藏机构包括中国钱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新疆钱币博物馆、巴音郭楞州博物馆等。

海外收藏以英国大英博物馆为最，其收藏数量最多，统计在册的于阗马钱多数收藏在西方各博物馆中。

和田马钱

和田马钱，又名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古代西域莎车、于阗等国铸造的打制货币，也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主要流通于新疆和田地区，1874年首次出土，现馆藏于大英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等机构。

该钱币圆形无孔，红铜质地，正面中央有徽记和篆书汉字“铜钱重廿四铢”或“六铢钱”，背面为马形或骆驼形图案及佉卢文，采用希腊打压法铸造，融合中原铢两制与希腊铸币工艺，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流通货币，现存世数量极少。

文物特征

和田马钱，即汉佉二体钱，是公元1-3世纪古代西域莎车、于阗等国铸造的打制货币，也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其基本特征为圆形无孔，红铜质，主要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钱币正面中央有一徽记，四周为篆书汉字，大钱铭文为“铜钱重廿四铢”，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央图案大多为马形，少数为骆驼形，周边环绕佉卢文。在形制上，大、小马钱分别以希腊货币四德拉克马、德拉克马为祖形，仿照贵霜钱币打压法制成。体现了东西方货币文化的交融。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两种文字制造的钱币。

历史沿革

自从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出使西域后，中原和西域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西域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汉文制式的钱币。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后，商贸日益兴盛，为满足跨境交易需求，于阗国铸造了丝绸之路南道重要流通货币——和田马钱。

“和田马钱”的铸造及流通时代约为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后至公元3世纪末。它是公元1-3世纪莎车、于阗等国的打制货币，也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和田马钱伴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产生，是丝路货币的重要代表。

在公元10世纪左右，随着喀喇汗王朝推行统一的伊斯兰货币，和田马钱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国内仅存13枚，全球范围内统计约353枚，多数已经流失国外，甚为珍贵。

出土环境

自1874年英国人福赛斯首次在和田地区发现和田马钱，至1929年黄文弼采集到最后一枚，累计发现约352枚。

和田马钱主要发现于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最多。此外，斯坦因收集到187枚，鲁道尔夫·赫雷恩收集到120枚，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到11枚，大谷光瑞收集到11枚。和田马钱曾在北京‘古丝绸之路货币展’展出，中国钱币博物馆有收藏。

制作工艺

和田马钱采用希腊的打压法（打制法）铸造。其铸造工艺源自希腊，而钱币上的马或骆驼形象则源自大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大、小马钱分别以希腊货币四德拉克马、德拉克马为祖形，仿照贵霜钱币打制而成。

和田马钱为圆形无孔、红铜质。正面中央有一徽记，四周为篆书汉字，大钱铭文为“铜钱重廿四铢”，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央大多为马形图案，少数为骆驼形，周边为佉卢文。

这种钱币融合了中原的铢两制计量单位与希腊的打制工艺，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产物。

文化意义

和田马钱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珍贵历史遗产与实物见证。

和田马钱融合汉文与佉卢文两种文字，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两种文字制造的钱币之一，其马形或骆驼形图案源自大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铸造工艺采用希腊的打压法，艺术风格上兼具东西方特色。

钱币采用中原地区传统的货币重量单位“铢”作为计值单位，同时其形制分别仿照希腊货币四德拉克马、德拉克马打制而成，是东西方货币文化与计量体系深度融合的典型例证。

作为公元1-3世纪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流通货币，和田马钱是适应丝路跨境贸易需求的产物，它是新疆地区最早的自造货币，更是丝路货币的重要代表，生动记录了汉代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南亚地区之间的经贸与文化往来历史。

重要展览

和田马钱是丝路货币的重要代表，在中国及世界多个博物馆中均有收藏。2017年4月20日，在北京举办的“当孔方兄遇见洋通货——古丝绸之路货币展”中，一套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国的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现身展出，该钱币国内仅存十余枚，全球不超过三百枚。其工艺为希腊的打压法铸造，钱面马的形象源自大夏，正面为佉卢文，背面为汉字，并采用“铢”作为计值单位，具有典型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特征。

中国钱币博物馆、新疆财大金融博物馆等机构均收藏有和田马钱。此外，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数量最多的和田马钱。

唐代银铤

唐代银铤是中国钱币博物馆馆藏的笏形银质货币，长316毫米、宽74毫米、重2046.3克，表面錾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铭文。该银铤采用五十两笏形制式，铭文记录其为官员进奉的税银，印证天宝年间赋税折银上交制度。其铸造于唐玄宗天宝后期，正值杨国忠推行赋税改革时期。作为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通过增设使职强化中央财权，该银铤实物印证了《新唐书》记载的“诸道税赋皆折为轻货，输于京师”制度。银铤背面另錾有“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合”铭文，明确了银料来源与经办官员信息。作为唐代财政税收实物例证，其形制特征与西安出土同类银铤（长度251.5毫米，重量1960克）共同体现唐代银铤标准化铸造规范。与河南博物院藏同类型杨国忠进奉银铤（长320毫米，宽54毫米）相比，宽度差异显著，反映了唐代银铤铸造中形制参数的灵活调整。笏形是唐代官方普遍采用的银铤形制之一，其上多錾刻时间、地点、性质、用途及官员信息，主要性质为上供进奉和税收。该银铤背面未刻文字的特征区别于其他进奉银铤，可能与税银使用场景差异有关。2018年文物检测结果显示，其银含量达到93.7%，杂质元素比例与唐代云南银矿特征吻合。

形制特征

采用长条形笏状铸造工艺，两端呈圆弧形收窄，表面可见捶打加工痕迹。与河南博物院藏同类型杨国忠进奉银铤（长320毫米）相比，宽度差异显著（74毫米与54毫米），反映唐代银铤铸造中形制参数的灵活调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彭杲银铤（长251.5毫米）表明，笏形银铤长度存在20%的浮动区间。

唐代银铤形制多样，主要有笏形铤、长条铤、饼形铤、平头束腰薄铤、平头束腰长铤和船形铤等。其中，笏形银铤是唐代代表性的重要类型。银铤重量通常为五十两，也有四十两、二十两、十两及五两等其他规格。

铭文内容

正面錾刻工整楷书"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完整保留天宝年间职官称谓特征。与河南博物院藏银铤'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铭文对比，显示杨国忠在753-754年间官职变动轨迹。背面未刻文字的特征区别于其他进奉银铤，可能与税银使用场景差异有关。

唐代银铤上多錾刻铭文，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性质、用途、官员姓名与身份、匠人姓名等，显示了这类银铤的主要性质是上供进奉和税收，是典型的官铤。根据出土银铤，铭文所示性质可归为多种类型，如进奉（如杨国忠进奉的税山银、和市银、窟课银）、贡银、采丁课银、税商银等。这些信息能反映税收的量、时间、来源及负责收税的人，为研究唐代财政制度提供信息佐证。

铸造背景

唐代是白银确切具有货币属性的重要历史阶段。白银在唐代被用于货币的大额支付，而银铤则主要用于税收和进奉。该银铤铸造于唐玄宗天宝后期，正值杨国忠推行赋税改革时期。作为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通过增设使职强化中央财权，该银铤实物印证了《新唐书》记载的'诸道税赋皆折为轻货，输于京师'制度。银铤是唐代财政税收的重要实物，地方将税收折为白银上缴中央，或作为“进奉”直接献给皇帝内库。进奉是唐代中央或地方官吏以“税外方圆”或“用度羡余”为名，向皇帝进献的额外贡献，纳入内库供皇帝私人使用。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天宝十载杨国忠进奉银铤形成时间序列，揭示杨国忠通过增设使职强化中央财权的过程。银铤主要用于贮藏和国家储备，不在民间市场流通，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其形制多样，如笏形、长条铤、饼形等，其中笏形和饼形系唐代官方普遍采用的银铤形制。银铤上多刻有时间、地点、性质、用途及官员信息，便于管理。

出土与收藏

1956年，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了四笏天宝年间的银铤，其中包括杨国忠进奉银铤。1970年，河南洛阳隋唐宫城北郊出土了杨国忠进奉银铤。同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唐代窖藏，内包含银铤等器物。

中国钱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均收藏有唐代笏形银铤。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杨国忠进奉”银铤于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杨国忠进奉银铤于1970年出土于洛阳隋唐宫城北郊。

这些出土的唐代银铤多集中于唐代都城长安、洛阳的宫城遗址附近。其埋藏可能与“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导致的仓促窖藏有关。

历史价值

1. 财税制度实证：铭文中的'进'字确认为进奉制度实物载体，反映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2. 度量衡研究：2046.3克重量与唐代'五十两'衡制（1两约40克）精确对应，误差率小于2%
3. 职官制度标本："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职称组合仅存续于天宝十二载至十四载，为文物断代提供确证

研究与考证

学术界围绕出土银铤的铭文、形制、性质及历史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考订与分析。

金德平在《唐代笏形银铤考》中，利用文献和出土记录对笏形银铤的制作时间、地点及形制进行了系统考订，认为笏形银铤是唐代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重要类型。霍宏伟、董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中，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实物，厘清了历史文献中“彭杲”与“彭果”的记载讹误，确认其为同一人，并考证其进奉银铤的时间在天宝四载五月至五载秋之间。

根据形制特点，唐代银铤主要有笏形铤、长条铤、饼形铤、平头束腰薄铤、平头束腰长铤和船形铤等。其中，笏形和饼形被认为是唐代官方普遍采用的银铤形制。学术界通过对银铤铭文的研究，将其性质归纳为进奉、贡银、采丁课银、税商银等不同类型。例如，杨国忠进奉的银铤就利用了信安郡“税山银”、宣城郡和安边郡“和市银”、伊阳县“窟课银”等不同来源的税收白银。

银铤铭文记录了时间、地点、性质、用途、官员姓名与身份等信息，是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手史料。例如，“杨国忠进奉”银铤的铭文真实反映了天宝年间通过赋税改革为皇室敛财的史实，并与“安史之乱”前后国库财物的流散密切相关。

对钱

对钱是中国古代钱币的特殊形制，指钱文相同但书体不同、形制完全一致的成对钱币，又称符合泉。其特点是不同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通过篆书与楷书、隶书与行书等多种组合配对铸造，且在钱体尺寸、穿孔规格、轮廓阔窄等细节上保持严格对称。该形式始于五代十国，南唐“开元通宝”（隶篆配对）是中国最早的对钱之一，以“唐国通宝”篆楷配对为早期代表，其对称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追求平衡和谐的审美理念。

对钱铸造制度始于五代十国，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至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间持续发展逾150年。北宋仁宗时期以篆书配真书为主流，徽宗政和年间转为篆隶组合，南宋初年延续该制度。淳熙七年因推行纪年钱制度，对钱在铜钱领域消失，转向铁钱领域。这种钱币形式不仅具有流通功能，更成为展现书法艺术与铸造工艺双重美感的独特载体。日本泉界研究推动了该分类体系的建立。

历史起源

对钱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的南唐，宋代最流行，元以后绝迹。从北宋天圣元年开始，直到南宋淳熙七年停铸，铸行长达150多年，共出现过十几种。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因推行纪年钱制度，对钱在铜钱领域消失，转向铁钱领域。南唐时有“开元通宝”篆隶成对、“唐国通宝”篆楷对称、“永通泉货”篆隶对称等。其中，南唐‘开元通宝’被认为是最早的对钱之一，包含隶书和篆书两种书体，为宋代对钱的盛行奠定了基础。到了北宋时期，除了天圣年以前的宋元、太平、天禧、祥符、景德、咸平钱和天圣年以后的康定、庆历、崇宁、大观外，可以说无钱不成对。而且形制非常讲究，也非常严格。比如至道元宝行草成对，绍圣元宝行篆成对。宋徽宗时更是对钱集大成时期，重和、政和、宣和都有多种对钱相匹配，其质量与书法艺术成就受到后世重视。

日本学者之所以能深入研究对钱，是由于日本靠中国流入的部分古钱进行研究，多属于北宋钱，经过几代人的收藏、研究、比较异同、细致观察，所以日本学者先行一步，对对钱有颇深的研究。国内钱币界的有识之士正埋头工作，以待有一天能够赶上日本，为对钱的研究作出贡献。

发展历程

对钱制度可追溯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南唐元宗李璟在位期间所铸“开元通宝”，开创了以隶书和篆书两种不同书体配对铸行同一年号钱的先河，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对钱（亦称“对子钱”）。其篆书钱文相传为徐铉所书，字体精美。这种隶篆成对的铸币风格为宋代对钱制度的盛行奠定了基础。

对钱铸造制度始于五代十国，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至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间持续发展逾150年。北宋仁宗时期以篆书配真书为主流，徽宗政和年间转为篆隶组合，南宋初年延续该制度。淳熙七年因推行纪年钱制度，对钱在铜钱领域消失，转向铁钱领域。

基本特征

对钱又称“对子钱”，日本泉谱称“符合泉”。对钱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两枚钱币钱文相同；二是通常使用两种或几种不同书体配对，其中一枚多为篆书钱文，可与另一枚异体文（真、草、行、隶等）配为对子；三是除钱文书体不同外，两枚钱币币值相同，形体对等，即钱形大小、钱身厚薄、穿孔大小、轮廓阔狭、钱文位置、字体大小、铜质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成双配对。对钱最早自南唐“开元通宝”始，为一篆一隶配对。

应用

对钱除行使货币职能外，其本身也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成为展现书法艺术与铸造工艺双重美感的独特载体。例如，南唐“开元通宝”对钱中的篆书钱文，相传为徐铉所书，字体纤细齐整，方中见圆，对后世的玉箸篆和铁线篆产生了一定影响。北宋时期形成对钱制作高潮，如天圣、明道、元丰、熙宁、政和、宣和等年号均铸造有大量对钱，其不同书体（如篆书与真、草、行、隶等）的配对，成为后世钱币收藏与书法艺术研究的重要对象。

影响

南唐篆书“开元通宝”据传为徐铉所书，字体纤细齐整，方中见圆，对后世的玉箸篆和铁线篆书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唐首创的隶、篆成对铸币风格，为宋代“对子钱”的盛行与蔚为大观奠定了基础。

相关研究

日本泉界研究推动了该分类体系的建立，对钱在日本泉谱中被称为“符合泉”，日本《符合泉志》列出千种以上。

制作标准

即低标准对钱和高标准对钱的观点：

第一，不同时期的对钱，其标准和要求是不同的。南唐的开元通宝和唐国通宝，都有篆书体、隶书体两种钱文，两种不同书体的钱，却具有大致相同的制作特征，主要标志是阔缘小字，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对钱。当时，对钱刚刚问世，无先例可寻，无章法可依，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对钱，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过于挑剔。

西夏后期，受两宋对钱的影响，乾、天庆、到光定年间的铸钱也出现了对钱。这是对钱的尾声，却也有新的创举，不仅有汉文不同书体的对钱，如乾祐行书、真书，光定篆书、真书，而且出现了汉文和西夏文的对钱。乾祐以前，如福圣、大安、贞观，只铸西夏文钱，文字笔画简朴，书写比较随意，乾祐以后，包括乾祐、天庆，既有西夏文钱，同时也铸汉文钱，此时的西夏钱文书写方整规矩，制作严谨精美，俨然是有对钱的风韵。

但它们和两宋对钱相比，不仅数量不可同日而语，在制作上也不是那么严丝合缝，这又是西夏对钱的特色。与此相对而言，两宋对钱就要复杂得多，数量众多，版别繁杂，层出不穷。北宋仁宗天圣以后，盛行对钱，成为“制度”，宋时又兴各地铸钱，钱监林立，不同地区，不同钱监，不同铸期的钱币，制作各异，再加上制作者刻意追求对称的完美，因此对于这个时期的对钱要求势必从严，也就是所谓高标准概念的对钱，除钱文书体之外，还必须考虑文字制作等各方面的因素。

第二，根据学术上的需要，对于对钱的标准和规范要求，也可以作科学的分析，可以由浅入深，由宽及严，制订不同层次的标准。譬如对于初入门的人，只要掌握对钱的一般知识，同一种年号钱，两种书体的钱文，即可以配对，称之谓对钱。当然，这是低标准的对钱。对于学者、古钱收藏家，或者博物馆的钱币收藏来说，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不够的，那么，不仅要考虑钱文，考虑时代特征，而且要寻找它们的区域特征，制作特征，进而探索不同版别所具有的不同的文物价值，哪些是常见的普通品，哪些是珍贵的稀见品。这样对于对钱的标准就高了，要求就严了。

对于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考虑学术上的要求会更多一些，譬如同一钱监铸造的同类对钱，早、中、晚期的制作各有何特征？有什么演变的轨迹可寻？由此可以探讨这个钱监的兴衰历史，铸钱历史。不同钱监铸造的同类对钱，它们之间又有哪些共同之处？哪些不同之处？除版式区别外，原材料，合金成份有哪些区别？由此可以探讨其金属用料的来源，矿产的出处和矿料的性能。譬如有一种宣和短宝对钱，钱体常泛铁锈，杂质铁的含量较高，被认为是江西饶赣监的铸钱。有的对钱，不仅文字轮廓，气息神似，而且同样错范，铸成后一起落土，一样的坑口，一样的锈色，可谓天衣无缝，这不仅是一种天然的艺术杰作，而且对研究铸造工艺、材质和锈蚀成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分类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约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专门记录了关于古钱版别研究的心得体会，其中也包括了对于对钱研究的认识。《古泉汇考》是翁树培的著作，也是那个时代研究成果的一个代表。后来，日本学者对于对钱的研究用力甚多，相继编纂出版了《符合泉志》、《古泉大全·丙集》、《昭和泉谱》、《新订北宋符合泉志》等研究宋钱版别的著作。前辈学者对于对钱的分类，是通过钱币制作的对比分析，寻找出一、二个明显区别于其它同类钱币的主要特点，予以定名，并以此作为标准，区别鉴定的。对钱制作特征的区别鉴定，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大小轻重

一是钱体的大小轻重。如：小平大样，小平小样；折二广穿，折二狭穿；厚肉，薄肉等等。

制作特征

二是钱体的制作特征。如：阔缘，中缘，狭缘，背阔缘；肥郭，细郭，正郭，决郭，阴郭，背肥郭等等。

书写特点

三是钱文的书写特点。如：大字，中字，小字，长字，短字，纤字，大头通，广通，隶通；平头元，尖头元，肥元，狭元；横点宝，方贝宝，圆贝宝，隶宝，长宝；政和钱的文政，抱正，长尾；宣和钱的圆冠，长冠，巨冠等等。

位置布局

四是钱文的位置布局。如离郭，寄郭，接郭；隔轮，连轮；进通，退通；仰元，俯元，昂宝，离宝；宣和钱的俯宣，治平钱的直平，斜平等等。

鉴别方法

看该币是否与普通钱有细小的差别

鉴别“对钱”最简单的方法有：一、看该币是否与普通钱有细小的差别，其特点为阔缘、中缘、狭缘、背阔缘、肥郭、细郭、正郭、决郭、阴郭、背肥郭等。

看该币的钱体大小和轻重有何差别

二、看该币的钱体大小和轻重有何差别，如是否小平大样、小样、折二广穿、狭穿、厚肉、薄肉等。

看文字的书写特点

三、看文字的书写特点，在大字、中字、小字、长字、短字中区分；在大头通、广通中区分；在平头元、尖头元、肥元、狭元中区分；在横点金、方贝宝、圆头宝、长宝、隶宝中区分。

四、看钱文位置和布局，如离郭、寄郭、接郭、隔轮、连轮、进通、退通、长冠、圆冠、巨冠等。

对文钱

对文钱，又称对钱或对书钱，是指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其钱文、大小、重量、制式等都相同，唯一不同的只是采用篆、隶、行、草等不同的书体。对钱通常以篆书字体的一枚为主，配以其他书体的另一枚钱。

南唐铸造的隶书与篆书双体“开元通宝”，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对钱。北宋时期，对钱制度逐渐成型，从宋太宗御书“淳化元宝”真、行、草三体钱开始，至天圣元年起正式推行，盛行约160年，至南宋淳熙七年废止。宋徽宗时期，对钱艺术达到高峰，其“瘦金体”御书钱文如“大观通宝”、“崇宁通宝”等颇具特色。

基本含义

对钱是指同一种古钱的面文采用两种书体，且其字结构、笔划、肥瘦、方穿、厚薄、重量及铜色都较一致或相似的钱币。所谓“对钱”即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又称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

发展历程

南唐铸造的隶书"开元通宝"和篆书"开元通宝"是中国最早的对钱，其篆书为徐铉所书。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亲自用真、行、草三种书体书写"淳化元宝"钱文，开了铸造御书钱的先河。天圣元年（1023年）起正式推行对文钱铸造体制，对钱在宋代从天圣元年到淳熙七年（1180年）盛行约160年。北宋徽宗时期，对钱的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政和通宝等，钱文书法具有特色，瘦金体御书钱体现了当时钱币艺术的较高水平。

基本特征

同一种古钱的面文采用两种书体，其字结构、笔划、肥瘦、方穿、厚薄、重量及铜色都较一致或相似，称为对钱。对钱是指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又称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

鉴别对钱的方法包括观察该币是否与普通钱有细小的差别，如阔缘、狭缘、肥郭、细郭等；观察钱体大小和轻重的差别，如是否小平大样、小样、厚肉、薄肉等；观察文字的书写特点，在大字、小字、长字、短字中区分，在大头通、广通中区分，在平头元、尖头元中区分，在横点金、方贝宝、圆头宝中区分；以及观察钱文位置和布局，如离郭、寄郭、接郭、隔轮、连轮等。

以北宋“政和通宝”为例，其文政和与文政阔和两版存在区别。文政和的政字左半部正字最后一笔向上挑，反文旁字体纤细，通字整体瘦长，和字纤细且起笔一瞥未出头左边内郭，宝字稍降且宝盖头偏圆。文政阔和的政字正字横竖平直，反文旁方正未有笔画倾斜变化，通字相对较宽且笔画稍粗，和字笔画较粗且起笔一瞥出头左边内郭，宝字稍昂且宝盖头偏方。钱文整体上文政和字体瘦长且笔画纤细，文政阔和笔画厚重有力。

凿制种类

凿制的对文钱，是指古钱币经过管式开口圆凿与半圆凿及其它辅助工具，经手工凿截而形成的一种钱币，它的内圈便俗称“对文钱”。其类别可分为：

• 文景时期铸行的四铢半两对文钱；
• 西汉时期铸行的五铢对文钱；
• 新莽时期铸行的大泉五十对文钱；新莽时期铸行的货泉对文钱；新莽时期铸行的布泉对文钱；
• 东汉时期铸行的传形五铢对文钱，东汉灵帝铸行的背四出五铢对文钱；
• 三国蜀汉铸行的直百五铢对文钱，三国时期铸行的太平百钱对文钱；三国孙吴铸行的大泉当千对文钱；三国孙吴铸行的大泉五百对文钱；
• 两晋时期蜀地铸行的蜀五铢对文钱和剪边对文钱；
• 南北朝刘宋文帝铸行的四铢对文钱和无钱文的对文钱。

铸对种类

从资料以及文物中所掌握的铸对文钱的种类有：

仿西汉时期的五铢铸对文钱

钱径1.7厘米到1.9厘米，孔径0.82厘米到0.98 厘米，厚0.1 厘米到0.13厘米，重0.99 克到1.35克，分三型，有铸柄痕，均有西汉五铢的遗风。

仿新莽时期“泉”铸对文钱

此钱面无轮好廓，背有轮好廓，面穿右无字。此钱是窖藏出土的行用钱，钱径1.8厘米，孔径0.82厘米，厚0.08 厘米，重0.7 克。

仿东汉时期的五铢铸对文钱

此钱面背均无轮好廓，面背同文，称合背，钱径1.7厘米，孔径0.9 厘米，厚0.11厘米，重1克。

仿三国时期直百五铢铸对文钱

此钱面背均无轮廓，均有好廓，面好廓较纤细，背好廓较粗，穿孔较大，仿蜀汉直百五殊穿廓形制，钱径1.84厘米，孔径1厘米，厚0.1厘米，重0.85克。

仿两晋时期蜀地铸行蜀五铢铸对文钱

此钱面背均无轮廓，面背好廓俱有，面文仿蜀五殊文字风格，

钱币的边缘多数未经加工，有铸造时留下的毛茬，此钱铸柄在穿上，钱径1 . 52 厘米，孔径0.7 厘米，厚0.1 厘米，重0.7克。

仿传形五抹铸对文钱此类钱可分二式，即：面无轮廓，背有好廓；面背均无轮廓。钱币的边缘多有未加工的铸造毛茬，铸柄在上或下，钱径、厚、重相同。

仿三国曹魏五铢铸对文钱

此钱面有大字、小字二式，面均有轮廓无好廓，前者背平，后者背轮好廓俱有且钱小孔大，导致面文“五朱”二字甚小，这两种对文钱的铸造极为粗劣、潦草。前者钱径1.9厘米，孔径0.8厘米，厚0.15 厘米，重2.45克；后者钱径1.58 厘米，孔径0.9厘米，厚。0.14厘米，重1.42克。

仿两晋时期的铸对文钱

此类钱币也可分为三式，即五朱式、五金式与无文式。五朱式，此式钱中分大样、小样，钱币面背均无轮好廓，面文“五朱”二字无统一的格式，钱径1.98厘米到1.52厘米，孔径 1 厘米到1.15 厘米，厚0.03厘米到0.07厘米，重0.4克到1.5克。

五金式

此式钱中除了大样、小样之别，还有面背无轮好廓与面有轮廓无好廓两种，背平、另有传形等，面文同五朱式无统一的格式，钱径1.42厘米到1.58厘米，孔径0.9厘米到0.95厘米，厚0.09厘米到0.13厘米，重0.4克到1.05克。

无文式

此式钱币较为复杂，综合起来可分背有轮好廓，背无轮廓有好廓，平背三种，钱径的大小，孔径大小相差较大，钱径1.25厘米到2.02厘米，孔径1.05 厘米，重0.6克到1.3克。

应用

对钱在宋朝盛行并达到艺术高峰。从北宋最早的對钱‘天圣元宝’算起，到南宋孝宗淳熙七年止，对钱盛行160年之久。宋朝皇帝亲书钱文，开创了‘御书钱’之先河，宋太宗赵光义用真、行、草三种书体书写‘淳化元宝’。宋徽宗赵佶以自创的瘦金体书写了‘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钱文，将御书钱推向顶峰。

著名文学家苏轼为‘元丰通宝’对钱书写篆书体钱文，史学家司马光为‘元祐通宝’对钱书写了篆书体钱文。熙宁钱、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绍圣通宝、元符通宝、重和通宝等均为成对铸造的对钱。对钱的出现是民情、民俗的反映，是一般等价物与书法艺术结合的产物。

元宝

元宝是中国古代以黄金或白银铸造的货币，白银材质居多，黄金少见。其名称正式用于指代金银货币始于元代，意为“元朝之宝”，黄金制称金元宝，白银制称银元宝。唐代已有“开通元宝”的民间读法，并出现“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等早期铸币，唐肃宗时期史思明在洛阳铸造的这两种钱币被视为早期占领货币。唐代建中初年已用白银支付大宗交易，银制货币形态为“饼”或船形“银铤”。元代至元三年官方将五十两银锭定名为“元宝”，确立其标准制式。根据形制，元宝中间无凸起，原色呈银白非金黄，重量分一至五十两不等，其中五十两规格专称“元宝”。

简介

最早是用在唐肃宗时史思明在洛阳铸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顺天元宝是由得壹元宝改制的。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

大历年间曾铸有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因此官铸也不精良。以后还有天福元宝、淳化元宝、圣宋元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等。

起源

元宝起源在唐朝，在唐朝建中初期（780~783）就有使用白银支付大宗马钱（支付买马的大笔数额款项）的记录；从出土的宝物中也证实：唐代已有银制的“饼”和“铤”，也就是仰面似船，伏面似案（桌面）的船形“银铤”。把“银铤”称为“元宝”在元朝开始，元朝至元三年以平淮库（当时国家银库）的白银熔铸成“锭”，凡重量达50两者，名曰“元宝”，也就是“元朝之宝”的意思。

发展历史

“银锭”（元宝）重量有一、二、三、五、十、五十两之别，而“元宝”一词也可以专指重五十两的银锭。

其实，古代真正的元宝，中间部分并没有凸出来的形状，颜色也不是金黄色而是银色。

明坤舆万国全图

《明坤舆万国全图》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摹绘的世界地图，纵1.92米，横3.8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并于2026年1月5日起，作为《国宝时刻》5K微纪录片首批展播的50件文物之一，在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上向公众展示。

该图由万历三十年（1602年）完成刊行，采用椭圆形构图标注五大洲、四大洋及赤道等地理信息，绘有船只和动物图案，配有九重天图、天地仪图等8幅天文地理附图。全图以不同颜色区分大洲，采用写景法绘制山脉、双曲线描绘河流，水波纹表现海洋。

该图的摹绘本完整保留了序跋内容，标注中国地名400余个，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

当代展示与传播

2025年，南京博物院新推出了《观天下·坤舆万国全图》新型体验项目。2026年1月5日起，明代《坤舆万国全图》作为国家广电总局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出品的《国宝时刻》5K微纪录片首批展播的50件文物之一，在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上向公众展示。宾客既可在千人大剧院欣赏其风采，也可通过客舱电视专属频道探寻其前世今生。

展品介绍

南京博物院所藏《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中的彩色摹绘本，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所绘五大洲中，各洲以不同颜色区分。山脉以写景法描绘，河流以双曲线绘写，海洋则以深绿色绘出水波，整幅地图和谐而又富有层次感。在地图圈外还绘有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蚀图、月蚀图、赤道北地半球图、赤道南地半球图、中气图等小图，包罗了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开拓了当时国人的眼界。地图中的插图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各大洋中，绘有16世纪不同类型的帆船9艘，在各个海域中，还绘有鲸、鲨、海狮等海生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还绘有陆上动物大象、狮子、驼鸟、恐龙等8头。这幅地图还保留了母本的全部序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数字博物馆

2013年，南京博物院与百度百科强强联手，共同打造了数字化、立体化的权威知识普及台：南京博物院之百科数字博物馆。该数字馆通过青铜器馆、玉器馆、陶瓷器馆，书画馆等分馆，全方位展示了南京博物院的众多珍贵展品。

争议内容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兆良的《明代中国与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解密》，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是郑和时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但这一说法经不住学界推敲，《历史研究》2019第5期指出，李兆良的论著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所以，他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中外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完成，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新疆红钱

新疆红钱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在新疆南部铸造的红铜货币，因含铜量达90%以上呈红色而得名。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取代准噶尔汗国的普尔钱，首设叶尔羌局铸造圆形方孔“乾隆通宝”，背面兼用满文和维吾尔文标注地名，是中国钱币史中唯一铸有三种文字的钱币，体现“因俗施治”策略。流通初期一枚红钱可兑换十枚内地制钱，后调为一比五。北疆推行制钱制度，南疆形成红钱区，成为独立货币分支。

1月13日，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方圆话乾坤——巴州博物馆藏红钱展”。

乾隆年间增设阿克苏、乌什等铸钱局，其中阿克苏局因铜矿丰富承担主要任务，乌什局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设立。阿克苏局曾先后铸造过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种年号钱，从设局到裁撤总计83年，是清代新疆七大铸钱局中铸造时间最长的一个。咸丰年间出现当十、当五十大钱，库车局与阿克苏局在光绪时期成为主要铸局，并铸造新疆建省十周年纪念币。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废除货币双轨制，以红钱统一新疆钱法，并在迪化设立官钱局发行与红钱挂钩的纸币。宣统三年（1911年）库车局代铸最后一批“宣统通宝”红钱，随清朝覆灭退出流通。因存世量少，20世纪80年代引发海外收藏热潮。

历史背景

货币是商品交换经济发展的产物，库车历史上曾几次铸造钱币，证明了库车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

库车，史称龟兹。古龟兹使用货币交换，历史悠久。北史载：“龟兹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至唐朝，玄奘取经过路龟兹时，“货用金银钱，小铜钱”。龟兹有丰富的铜矿，并能冶炼，这给龟兹铸币创造了条件。

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在龟兹的设立，使龟兹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屯兵士卒，唐时大量的驻军聚集龟兹境内。加之“丝绸之路”商道的繁荣，龟兹镇已成为东西方商贾货物的集散地和转运站。特别在唐开元盛世，唐朝政府曾下令在龟兹等四镇“税西域胡商以供四镇”。由此可见龟兹商业的辉煌程度。由于龟兹是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设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的治所，所以派来西域赴任或进京的官吏、换防的将士、西域各国赴京朝贡的使团、往返的僧侣，“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商贾“接踵于道”，云集龟兹镇，使龟兹车如流水马如龙。这就大大地促进了龟兹的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不仅两汉时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货币当时在龟兹流通，同时有自己铸造的钱币，与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先后铸有汉龟二体五铢钱、纯龟兹文一体钱、仿汉小五株和对文五铢（仿剪轮）钱、无字小铜钱等。

清朝道光年间，库车又开始铸造钱币。道光六年（1826年），大和卓波罗泥都之孙张格尔，得英国之助，率浩罕入侵喀什噶尔（今喀什）。当时清军为平定张格尔叛乱，3万清军集结阿克苏，为满足军饷的需要，库车设局代阿克苏赶铸红钱，因是代铸，未留下明显标志。咸丰三年（1853年），库车设铸钱局，铸有咸丰通宝当五、当十、咸丰重宝当五、当十、咸丰元宝当百等四种。

同治时期

同治三年1864年5月，库车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地大阿訇乘机篡夺了领导权，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自称“汗和卓”。他于同治三至四年（1864·6——1865·4），利用库车局原有设备铸钱。钱两面均为维吾尔文（即察合台文）。正面汉译为“赛伊德·哈孜·热西丁汗”；背面汉译为“京城库车铸造”。钱币分有纪年和不纪年的两种。

光绪时期

光绪三年（1877年），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南疆后，为迅速恢复经济和发放军饷及市场交易的急需，左宗棠令手下大将、驻兵库车的张曜，于光绪四年（1878年）3月18日在库车开炉铸钱，以关内“乾隆通宝”制钱为样钱。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库车铸造的红钱，每枚重一钱三分，钱背面均以关边月圈为记，先后采用版式七种，同时，当地因使用阿古柏天罡已久，为顺其俗，曾仿制“足银五分”天罡。正面维吾尔文，汉译为“优质银，足钱”，背面维吾尔文汉译“五分”，系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在库车铸造，但未标铸造地名。光绪六年（1880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决定铸银钱取代天罡，委托驻库车的帮办新疆军务、广东提督张曜就地监督铸造。银币每枚重一钱，直径22．5毫米，厚0．5毫米，形式外圆内方。正面有“足银壹钱”四个汉字：背面维吾尔文，穿上是“一钱”，穿下是“银子”。由于亏赔大，至光绪七年（1881）年2月停铸。

光绪九年1883年，为迎接次年的新疆建省，库车局铸造了“新疆建省纪念币”，也就是“九年十”。钱正面文为“光绪通宝”，背面穿左为满文“库车”，穿右为维吾尔文“库车”，穿上为汉文“九年”，穿下为汉文“十”字。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库车铸钱局停铸，后裁撤。

光绪十八年（1892），阿克苏铸钱局移于库车鼓铸，称库车局，开炉6座，有匠工124名，日铸红钱137．5挂，每挂红钱400文，共55000文。年解缴阿克苏道库红钱5000串文（合250万文），季拨解库车军饷红钱600串文（合30万文）。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7、1908），铸造的宝库新十钱，正面字由“光绪通宝”改为“光绪丁末”（1907）和“光绪戊申”（1908），成了纪年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库车局停铸，光绪以后的“宣统通宝”红钱，是由乌什局临时恢复代铸的。

库车钱币铸造过程，反映了库车钱币沿革变化的历史，并反映出库车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兴衰。

历史沿革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历代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都在逐步地改进和加强。早在康熙年间，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等就勾结沙俄，制造分裂，破坏统一，康熙帝曾多次用兵，平息叛乱，到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再度叛乱，乾隆帝派兵平定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衙门，乾隆二十四年，清廷接受当地军官的建议，首先在叶尔羌设立铸钱局，铸行“乾隆通宝”红钱，叶尔羌本身不产铜，是靠销毁旧普尔钱铸的，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文穿右是维吾尔文“叶尔羌”，穿左为满文，因当时译音不准，而铸成“叶尔奇木”两年后改铸为“叶尔羌”。背满文“叶尔奇木”钱文高隆清晰，钱体厚重，铜度纯净，色泽滋润，极罕见，是为珍品。乾隆二十六年，再设阿克苏钱局，三十年时，阿克苏局迁到乌什，立乌什局。四十年时，设立伊犁宝伊局，都铸有“乾隆通宝”红钱。阿克苏局，乌什局所铸，背文左为满文，右为维文局名；宝伊局钱，背文不用维文，而用满文“宝伊”，在穿左右，与内地制钱相同。此后，在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年不定期铸有“乾隆通宝”红钱，但统称为后铸“乾隆通宝”红钱。这些后铸乾隆红钱大多比乾隆时期铸造的轻薄，钱文也因铸时，铸地不同而有异。有维文钱，“阿克苏”“库车”等，有满文“宝伊，宝库”等，还有的在背文穿上下铸“喀十、库十、阿十、九”等字和星月纹的。

嘉庆年间

新疆仅有阿克苏、宝伊两局铸钱。阿克苏钱“嘉庆通宝”，背左为满文，右为维文“阿克苏”。宝伊局钱，面文为“嘉庆通宝”，背文为满文“宝伊”。嘉庆红钱比较规整，版别简单。

“道光通宝”红钱也由阿克苏和宝伊局铸造，背文变化比嘉庆红钱复杂。阿克苏局钱背文有多种，有穿左右为满文，维文“阿克苏”的；有穿左右为满文，维文局名，穿上为“八年”，穿下为“五”或“十”的。宝伊局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伊”。此外库车局在光绪年间曾铸行过一批“道光通宝”红钱。

咸丰初年新疆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宝伊等局铸“咸丰通宝”红钱，仍依各局以前铸乾隆、嘉庆、道光等钱制，面文汉文，背文因局而异。叶尔羌局自从乾隆三十三年停铸后，重新开工铸咸丰钱，背文左为满文，右为维文“叶尔羌”，穿上下有“当十”两字；阿克苏钱局，穿左满文，右维文“阿克苏”有当五、当十钱。宝伊局钱，背文穿左右为满文“宝伊”。叶尔羌局钱，除咸丰初年当十“咸丰通宝”外，还有当五十，当百两种大钱，当五十者，面文为“咸丰重宝”，当百者，面文“咸丰元宝”其他如阿克苏，库车等局所铸大钱与叶尔羌局相同，除小型当十“咸丰通宝”外，还有当五十，当百两种。宝伊局曾铸过当四、当十、当五十、当五百、当千大钱，宝文叫法与内地相同。宝迪局于咸丰五年开铸大钱，有当八、当十的“咸丰重宝”，当八十的“咸丰元宝”共三种，背文与内地相同。

同治年间

同治年间的新疆红钱有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宝伊四局铸行。有当五、当十钱的“同治通宝”宝伊局还铸有当四钱的“同治通宝”。在光绪时库车局后铸了一些“同治通宝”红钱，钱背文字变化较多，且有星月纹。

在光绪年间新疆铸行的“光绪通宝”红钱。没有重宝大钱。有阿克苏局，库车局出的“光绪通宝”红钱。

宣统年间

宣统年间全国大部分钱局已停铸，新疆仅库车局铸有“宣统通宝”红钱，大小重量与一般宝文为通宝的红钱相仿，是新疆红钱的一种，数量较少。

特点与版式

新疆红钱最基本的特点是“红”，其含纯铜量在90%左右，采用新疆当地开采的红铜铸造，色泽柔和、红润自然。它是中国钱币史中唯一铸有汉文、满文、维吾尔文三种文字的钱币。其版式在不同时期有所演变：从乾隆通宝时期的汉风到嘉庆年间的民族风；咸丰年间铸造较为精致，版式较多；同治年间出现星月纹；光绪以后因国力下降，铸造精细度降低。

历史意义

新疆红钱书写了民族团结与文化融合的篇章，见证了清朝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理。这些钱币充分表明，新疆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力印证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红钱可以折射出清晚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

收藏价值

收藏背景

红钱是清代新疆地区造的红铜货币的非正式通称，因其色红而得名。清代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至宣统年间，前后共设钱局12处铸造红钱。此外，尚有清代同治年间热西丁地方政权也铸造了两种维文红钱。由于铸造远在边陲，所以流入内地者不多，偶有所见，便为藏家珍视。但到了本世纪80年代，由于大量流出海外，才在日本、东南亚和我国港台地区形成了一股“红钱热”。

在这股“红钱热”中，各种藏家谱录纷纷问世，台湾陈鸿禧先生出版了《新疆清钱谱》、日本谷巧二先生出版了《新疆红钱泉谱》。流风所及，我国上海朱卓鹏先生等也出版了《新疆红钱》。

杜坚毅先生和夫人顾佩玉女士久居新疆。杜先生是一位收藏爱好者，对当地铸造的红钱更是情有独钟。他们利用生活在新疆的有利条件，收藏红钱不遗余力，足迹遍于天山南北，先后得钱十万余枚，并从中精选1700余品，编成《新疆红钱大全图说》一书。由于多年的收藏实践，杜先生对红钱的版别区分、级别审定，都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大全》一书，不仅以收钱丰富超越前人取胜，而且在研究上，也有突破前人处。至于《附录》中收录的红钱样钱、假钱以及准噶尔部普尔钱，更是有利于对红钱本身的比较研究。

红钱虽然大量流出海外，但铸造地却在我国新疆。杜先生夫妇就地取材、深入访求，其编著的《新疆红钱大全图说》自非一般藏家谱录所能比拟。这也就是《大全》一书的特点。我们希望，它的出版，不仅给红钱的爱好者提供一部高水平的谱录，而且也为历史研究，尤其是清代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

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起由户部发行的纸质货币，旨在应对太平天国运动及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等导致的财政危机。其中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面值从二百五十文至百千文不等；户部官票则以银两为单位，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及五十两等。二者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民间将其合称为“钞票”，此称谓沿用至今。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曾上疏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但未被采纳。因发行过量且无法兑现，二者迅速贬值，于咸丰十年（1860年）已形同废纸，同治元年（1862年）停止流通。其发行与流通是清代货币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

发行背景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因支付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及履行《南京条约》等已陷入财政困境；同年，太平天国运动势盛，军需浩繁，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成为发行纸币的直接诱因。为应对财政危机，咸丰皇帝颁下“著即发行宝钞”的上谕，决定推行纸币政策，开始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其中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两者共同构成了晚清官方纸币体系。

形制特征

大清宝钞采用竖式印刷布局，票面标注“准足制钱”字样，明确其兑换属性，采用白皮纸印制，主体纹饰为靛蓝色。票面固定字样包括“大清宝钞”、“准足制钱XX文”、“咸丰年制”、“字号”、“天下通行”、“均平出入”，四周饰有云纹、波浪纹、龙纹或双龙戏珠等传统纹样。实物尺寸为长279毫米、宽147毫米，体现清代官方印刷品的规制化特征。票面设计融合满汉双语标识，票框饰有传统纹样，设有防伪手段，如加盖户部及地方官府钤印、签押印证，部分票面有方形红色满汉文印章、圆形骑缝章和手写棕笔刷丝笔迹；为便于计数缴库，流通过的大清宝钞票面上边常有一破孔用于穿绳。户部官票同样为竖长型，以银两为单位，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等，用白色苔笺纸或高丽纸加入靛蓝彩印制。

流通管理

发行机构明确标注“户部奏准印制”，设置多层防伪措施包括官印钤盖。初始在北京印制，后下令各省发行，流通区域覆盖全国多个省份，但执行情况不一，主要集中于直隶等核心地区。规定搭解钱粮需按比例使用官票，政府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并要求在税收和支出中搭收一半，民间完纳正项钱粮、盐关课税及一切交官等款，皆须票钞与银钱相辅而行。同时，户部设立了官票局和宝钞局来管理这两种钞票，并在城市和主要市镇设立官钱局作为兑换中介。

发行后因各地不认真执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间低价收购充抵关税，使钞票迅速贬值，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官府拒收、民众拒用。咸丰四年起，票钞开始贬值，到咸丰十年，京城市面银票一两仅值银二钱，钱票每千文仅值制钱一百余文。

咸丰五年，户部决定将银票换成小面值的铜钞，即所谓的“改票用钞”，试图用宝钞替代难以流通的官票。户部将发行的铜钞分成两类：一种叫京钞（市场上也叫长号钞），可以跨省使用，但只能在京城兑换；另一种叫省钞（市场上也称短号钞），省政府必须在上面加盖钤印，因而有责任确保其可兑换性。

历史影响

二者合称“钞票”的称谓沿用至今，成为中国纸币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发行是清政府为应对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赔款等造成的严重财政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其发行标志着中国近代官方纸币制度的一次重要但失败的尝试，也意味着货币体系由金属铸币向信用货币过渡。但因缺乏准备金、滥发无度且无法兑现，迅速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至咸丰十年（1860年），京城官票一两仅值实银二钱，宝钞一千文仅值制钱一百余文，形同废纸，最终在民众抵制下于同治初年（约1861-1864年）停用，为后世纸币发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这次发行仅维持约十年便告失败，深刻暴露了晚清政府财政信用的破产和货币管理能力的缺失。其实物现存于中国钱币博物馆等专业机构。

废止过程

因发行过量导致严重贬值，同治元年（1862年）停止流通。清政府在同治元年（1862年）停用大清宝钞，并于同治二年（1863年）下令筹拨京饷并各省地丁等项一律停收钞票。纸币发行和回收各持续七年，但未回收者占发行量的三分之二，大量流散民间成为废纸。咸丰末年，清政府因纸币形同废纸，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宣布清理和停用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存世实物成为研究晚清财政政策、印刷工艺和货币发展史的重要实物。

史家争议

咸丰年间纸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引发了争议，时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王茂荫先后上疏反对铸造低值大钱，并于咸丰四年（1854年）提议将已发行的不兑现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改为有准备金、可兑现的钞票，并主张控制发行总额以维持信用，即“以实运虚”的思路。然而，其建议遭到咸丰皇帝的严厉斥责，被指为“专为商人指使”。王茂荫的货币思想引起后世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中曾提及他的主张。

此外，“改票用钞”政策加剧了兑换难题。清政府为转嫁负担，将宝钞区分为只能在京城兑换的“京钞”（长号钞）与需各省负责兑现的“省钞”（短号钞），但各省执行不力，甚至有外商低价收购钞票充抵关税。后世对此次发钞失败原因的探讨中，也有声音将当时的财政混乱部分归咎于王茂荫的主张。

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国民党政府废止银两、采用统一的银本位币的一次币制改革，实行于1933年4月6日。1914年国币条例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后，中国的货币虽然在理论上已经统一，但因银两制度继续存在，遂形成两、元并用的双重币制。1933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先从上海实施，规定银本位币1元等于上海规元7钱1分5厘的兑换比价，3月1日前按银两计算的债权债务，一律按此比价折为银元收付，不得再使用银两。同年4月6日，财政部宣布自即日起全国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一律使用银元，不得使用银两；原定以银两收付的债权债务，上海以外各地，按4月5日该地银两与上海的汇兑行市折为规元，再按规元与银元的比价用银元收付；4月6日以后新订立的契约，签发的票据如仍以银两计算，在法律上无效。1933年3月8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88%（含纯银23.493448克），由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自1933年7月1日发行。由于铸造额不满2000万枚，距离完全统一银币所需数量相差很远。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时，中国通用银元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曾进行过两次币制改革，即1933年“废两改元”和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

长期以来，各国均以银与金作为本位货币，但是，随着白银生产的激增，各国逐渐放弃将白银用于货币，而将剩余之白银予以抛售，致使银价更加跌落。自从印度放弃银本位以后，仍保持银本位制的只有中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少数几个国家。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银元在中国是货币，在放弃银本位制的国家是商品，其价格因供求关系而随时涨落。中国货币受世界银价影响，币值极不稳定。币值的变动牵动着物价变动，而且影响着工商业、财政等整个经济生活。

实际上，统一币制的尝试在更早时期就已开始。北洋政府曾于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明确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币，尝试推行“废两改元”，但由于钱庄等机构的反对，未能真正落实。

“废两改元”前，银元和银两都是当时我国最主要的货币，经济建设的开展、商品的交易、债务的支付、税捐的征收，都会碰到因银两货币的混乱和不稳而产生的麻烦。当时银两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已被银元所替代，完粮纳税都已改用银元，但是大宗贸易仍以银两结算；由于银元与银两之间不能互相抵用，常常出现所谓“银元押款”的怪现象，即有的商人拿银元作抵押去借银两。而银元与银两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比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经济界要求整理币制的呼声十分强烈。所以改革落后的货币制度，实现货币的统一，被迅速提到日程上来。

国民政府上台后，于1928年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通过了《废两改元案》等议案。财政部宣布将在上海设立中央造币厂，并计划在上海及江浙两省试办“废两用元”。然而，由于时机不成熟，改革未能立即实行。

早在1928年，宋子文认为“币制握财政之枢纽，与国民经济最有关系”，并提出过集中纸币发行权于国家银行的币制方针，进而提出币制改革的方案，但是由于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币改未能实行。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从表面上看，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优势，但实际上，地方实力派仍保存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他们作为一种潜在力量仍可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面对这种局面，国民政府开始努力加强对地方的渗透与控制，着力于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

蒋介石曾说：经济统制是从整顿金融开始的。随着蒋介石在经济方面积极推行“统制”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绝对控制逐步确立起来。在认为时机成熟后，1933年南京政府进行了“废两改元”。

事件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银两与银元并行的双重币制存在严重弊端，货币制度混乱，银两与银元换算方式复杂且行情波动较大，增加了交易成本，有碍国计民生，金融界的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废两改元的建议。直接诱因出现在1932年，受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31年长江水灾及“九·一八”事变等影响，中国内地经济遭受打击，大量银元流入上海等大城市，银元充斥导致其价格大跌，此时推行改革能较为合理地确定银元与银两的换算率。

经济背景方面，世界经济的“大萧条”造成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下跌，英美等国的白银纷纷流向中国，造成物价上涨。同时，因为洋元价低而银两价高，出现了将银币熔成银两以牟利的风潮，熔毁次序以成色较佳者为先，结果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质量下降。

政治条件上，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中央权力的加强使得财政改革更加容易推行。192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整理财政大纲案》，明确了首先要以“废两改元”为手段重新确立货币制度的银本位。

实施阻力与化解方面，改革面临阻力，特别是在华外资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曾表示反对，因为近代中国的铸币材料大条银多由外资银行经手进口，他们通过掌控银两的铸造与流通来影响中国金融。国民政府通过充分准备和与金融界（特别是支持改革的中国银行等）的沟通，为改革扫清了障碍。

参与方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是“废两改元”改革的主导机构，财政部长宋子文、钱币司司长徐堪是具体执行者。学者马寅初于1928年率先提出《统一国币拟先废两用元案》。中央造币厂负责新银元的铸造。

中国银行是改革的主要支持者与重要参与者，早在1923年就曾提议银两、银洋并用。在1932年讨论会上，中行声明对发行纸币准备金实行公开检查，并保证银元供应。改革后，为稳定市面，中行曾进口白银大条交造币厂加铸银元。上海银行公会亦明确表示支持改革。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组成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负责兑换事宜。

上海钱业公会初期对改革持谨慎态度，认为“断非仓促可期”，担心贸然实施会导致经济金融混乱。经政府沟通协商后，钱业逐渐配合，最终与银行业结束长期对立，转向合作。

在华外资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强烈反对改革，曾以政府铸币费用不足为由，主张延后10至20年。其根本原因在于废除银两将削弱其对中国货币金融的操控能力。但在国民政府强力推行及中资银钱业一致行动的压力下，外资银行最终于1933年4月后调整外汇计价等业务，顺应了改革大势。

准备工作

1932年夏，国民政府决定将废两改元提上日程，组织成立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财政部长宋子文多次到上海与金融界人士讨论此项问题。

为统一币制，1928年4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将在上海设立中央造币厂（原上海造币厂）。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的银元。中央造币厂从1933年3月1日开始工作。

1933年3月7日，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正式组成了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组织大纲，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管理上海市面原有银两和通用银元的兑换事宜。按财政部规定，以七钱一分五厘作为银元折合银两的永久市价来兑换，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兑换比例分别是50%、35%和15%。

事件经过

废两改元是宋子文在货币单位方面进行的重大改革，但在实施步骤、日期问题上是较慎重的。如1928年春天，浙江省政府曾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废两改元案》，经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同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又决定于1929年7月1日实施“废两改元”，而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又通过“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的决定。宋子文一度有此考虑，但他清楚地知道，在统一的国币大量开铸之前，不宜匆忙宣布废两改元。在实际过程中，以原上海造币厂为基础筹建中央造币厂并非轻而易举；而分别向西方各国定制新国币模具，加以比较选择，也需花去不少时日。因此，宋顶住了一些急于施行废两改元的意见。例如：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转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呈请通令各海关税率改用国币为单位以利商民一案，请财政部查照核办。而宋认为：我国币制复杂，各地不同，海关税率沿用关银，因关银划一，以此估计，可求一致。现在币制尚未统一，若一地任用一种货币，则全国税率名同实异，不便于商民者尚小，影响于税收实大，因此驳复了这一提案。1931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公布海关出口税制，并要求财政部“以后关于税率之规定，应一律改两为元”。宋子文在听取了国家税则委员会和总税务司的意见后，又认为暂不宜施行。他的理由是：“在此整理币制尚未就绪之时，各商埠通行之银两银币名称甚繁，重量成色复至纷歧，商业习惯既以银两为通货之准则，而标准国币现尚不敷市面流通，设将海关出口税则骤予改两为元，则国税难免受重大之损失，而洋厘行市必将随之增涨，影响银市亦非浅鲜。拟请俟将来修改规则时，标准国币业已推行，再行改订，庶于国税商务两得其宜。”

后因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国农工商各业均日趋凋敝，上海洋厘骤跌，造成空前低潮，内陆城乡的银元涌进城市。1932年春，上海银元过剩，内地流进上海的银元达5466万元，比以往加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机已成熟。当时官商一致支持废两改元的原因有三：

（1）银两的枯竭。自清末中国自铸银元后，银元不断铸造，银锭逐渐减少，内陆乡村银两几已绝迹，实际收付多改用虚银为记账单位，如上海之九八规元，天津之行化银，汉口之洋例银等。故“废两”仅是停止以虚银为记账单位，使实际收支与记账单位趋于一致。

（2）银元的普及。银元数量不断增加，流通范围日趋广泛。据估计1928年全国仅有6亿银元，到1933年财政部估计，流通的银元已高达14亿元，用作准备金的银元有2亿元，共达16亿元之多。由于银元普及，用途日广，举凡政府收入，盐税公债、公司行号资产负债，莫不用银元计算。而在1933年中流通的银锭，据估计仅有1.53亿上海两（约2亿元）。充裕的银元为废两改元提供方便。

（3）洋厘的跌落。上海银元价格一向为各地银元价格的标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金融市场乃呈瘫痪，内地钱庄无法前来结账。战事结束后，上海银行钱庄纷纷要求内地钱庄以现款清账，这样上海银元存量就大增。1931年底上海白银存底仅为2.66亿元，至年底上海白银存底即达4.38亿元，到1933年3月更达4.72亿元。结果上海因存银元量多而价格低落。内地因市面萧条，银元需要量小而价格低落。如1931年以前，洋厘行情约为每元价7.3钱即每百个银元值银73两。从1932年3月开始价格下降，到1932年8月洋厘跌至6.8375钱，造成六十余年来的最低价。

当时银两与银元的熔解点为0.711564两，即铸造银元1元需7.11564钱白银。洋厘（就是银元1元折付银两时的折算率）降至0.7两以下，就是银元1元折付银两的价格低于0.7两，这样，银元1元的价格就低于它的成本价0.711564两，实属不正常。就葛茉欣法则而言，两种货币若同时流通市面，价格高的将驱逐价格低的，洋厘价值过分跌落，将使人民收藏银两而抛出银元。这样，市场流通的银元就会更加充裕，实施废两改元更有利于市场资金的流通。

（4）中央造币厂已完成整建，拥有每日铸造40万个银元之生产能力，银元供应不成问题，为改元提供了条件。

到1932年秋，废两改元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是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谈话，说明废两改元的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须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因此，财政部又于当年秋间“罗致上海中外金融界重要人员，组织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进行研究。

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统一标准的银元。同日宋子文颁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3月10日这天，上海各业开始实行银元本位制，银钱业取消洋厘行市，同日海关税收亦改收银元。

在上海试行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6日颁发废两改元训令：“兹定四月六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应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以银币收付。凡持有银两者，得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预先于3月8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本位币1元等于100分，1分等于10厘”，等等。

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废两改元，还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

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

第三，撤销炉房及公估局。

第四，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中央造币厂成立后，财政部便聘请美国造币专家、原美国造币厂厂长罗伯特·格兰特（Robert，Grant J.）担任造币厂的厂长和顾问，并有三位曾在美国费城造币厂受过训练的中国技师襄助。同时还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以保证质量。造币厂所铸造新银元，查不出一个不合乎标准的。新铸的银本位币，成色0.88，重量为26.697克，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旧银元有“袁头”龙洋等，在铸银元的同时，还铸造两种厂条：甲种为成色0.999的“A字”厂条，乙种为0.888的“B字”厂条，每条值1000银元。中央造币厂从1933年3月1日开始工作，到1935年6月30日止，先后共造1亿3千3百万枚新银元和5千6百万元的银条（全部是“B字”厂条）。1935年11月实施法币政策之后，新银元的鼓造工作仍旧进行，直至年底止。这样办既是对公众留恋用银情绪的一种安抚，又表示没有贬低银元价值的意图。法币改革后至1936年下半年又生产5亿元价值的“B字”银条，银两的废止是中国完成了对币制的一次真正而有效的简化工作。一座拥有合格人员的现代化造币厂的存在，为铸币的基本改革扫清了道路。造币厂在1935年币制改革后，又集中力量铸造法币本位币1元以下的各种辅币，从1936年2月开始发行使用。中国币制改革能顺利成功，中央造币厂功不可没。

事件结果

废两改元实施后，银两制度被废除，银元成为统一货币，袁头币和船洋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货币混乱状况得到改善，中国的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基础之上的统一。然而，“废两改元”后，辅币的紊乱并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尚有很大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币制在国际上仍是落后的。由于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制，中国是最大的用银国家，但却不是产银国家，银元在中国是货币，而在其他非银本位制的国家只是商品，它与其他商品一样，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涨落，这样，中国货币就会受到世界银价的影响，当世界银价低落时，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反之，白银就会大量流向国外，造成国内金融枯竭，通货紧缩，因此只要世界银价一有波动，就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正是由于改革后的币制尚有如此重大缺陷，因此才有后来的法币改革。

后续发展

废两改元结束了银两与银元之间的兑换业务，促使钱庄业改革并降低了银行业成本，有助于确立新式银行业在金融业的主体和主导地位，为政府银行统一发行纸币提供了重要准备。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中央造币厂随之停铸银币，改铸法币辅币。

废两改元后中国仍实行银本位制，恰逢美国经济危机导致国际银价飞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现挤兑风潮，许多金融机构倒闭。改革后的币制缺陷因此促成了后来的法币改革。

历史影响

改革促使钱庄业进一步顺应潮流改革（包括改制为银行），降低了银行业的经营成本，有助于确立新式银行业在金融业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加强了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此外，银辅币尚待统一，铸币用的白银的供应及其价格的涨落仍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

历史地位

废两改元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在币制领域实施的重大改革之一，与1935年的法币改革并列。它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结束了银两与银元并行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在银本位基础上的货币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国民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并为日后推行法币政策、实现由政府银行统一发行纸币提供了重要的准备。

然而，废两改元仍局限于银本位制，受世界银价波动影响而不稳定，因此后续的法币改革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件条约

《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于1933年3月8日公布，规定银本位币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铸造，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88%、铜12%，含纯银23.493448克。

《废两改元令》于1933年4月5日发布，4月6日施行，规定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政策规定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及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自1933年3月10日起首先在上海施行。1933年4月5日，财政部发布布告，规定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上海以外各地应按四月五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以银币收付。

依据《废两改元令》，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兑换银币使用。1933年3月8日公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26.6971克，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克。

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并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同时撤销炉房及公估局。

历史评价

废两改元的实施，是中国币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自民初以来，国内金融界、工商界便有废两用元之议，但由于国内事实上存在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分裂局面，各地成色、重量上参差不等的铸币未能统一，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特别是各省之间交易过程中，仍然须将银元换算成银两。这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实施废两改元，既使货币计算单位由繁变简，又使不同的银元归于统一，由中央造币厂开铸的国币代替，确实对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这也是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使然。废两改元既起到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又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也为以后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废两改元的作用和影响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对加强国民党中央对各地方派系的驾驭力量，强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实行废两改元，中国仍然还是行使银本位货币制，必然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而不稳定。因此，实行法币政策便是历史发展的抉择。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5年11月3日推行的货币制度改革，核心内容为实施法币政策。根据《法币政策实施办法》，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被定为法币，规定银元限期兑换为法币并实行白银国有化，禁止黄金流通，明确法币与英镑、美元的外汇比价。

此次改革以废两改元政策为基础，通过银两银元固定兑换率统一银本位货币。国际因素引发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金融危机。法币政策通过官僚资本搜刮民间白银（累计3.7亿盎司）并以外汇储备稳定币值，1936年中国工业产值较1927年增长83.2%。国际银价波动迫使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应对白银危机，虽实现货币制度现代化转型，但为后续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历史背景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公布《币制条例》，并开始大量铸造国币银元，银元重七钱二分，成色为九银一铜，其正面印有大总统袁世凯的侧面像，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大头”。此后，银元逐渐在流通市场上占据了主要地位，而铜钱则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又从银铜复本位过渡到银本位，但银两制依然存在，此种复杂的货币制度不仅造成实际交易时银两和银元换算方式复杂，同时银两和银元间行情的涨跌波动较大，造成了交易的成本增加，有碍国计民生。因此，早已有金融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两改元的建议，早在1921年，天津银行公会就陈请政府废两改元。国民政府上台之后，也曾于1928年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通过了废两改元的议案，但后因种种阻碍而未能实现。

转机出现在1932年，因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31年长江水灾及“九·一八”事变等消极因素的影响，使中国内地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造成大量银元流入上海等大城市，一年之内，上海的银元存量便增加了一亿元，银元充斥导致了银元价格大跌，此时如推行废两改元便能较为合理地确定银元与银两的换算率。因此，1932年夏，国民政府正式将废两改元提上议事日程，并专门组织成立了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数度专程到上海，与金融界人士讨论此项问题，阐述了政府关于废两改元的基本原则：废除银两计算，完全采用银元制度；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待正式定下每银元法价后，再行详细研究新币币值，并表示以三个月为准备期，实施废两改元，由中央造币厂铸造新币。

上海银行公会对此明确表示支持，并希望政府能早日实施这一改革，而钱业公会则认为实行废两改元“断非仓促可期”，如果贸然实施将导致国内经济与金融的混乱。财政部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表示对于实行废两改元的各种利弊已有充分考虑，一旦中央造币厂开铸新的国币后即开始实施。有关统一发行、整顿现有货币的主张，“本部自当制定方案，次第施行”。国民政府还就新币标准问题专门听取了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的意见。这样，政府与金融界之间、银行业与钱业之间就实行废两改元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在基本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识，从而为日后正式实施此项改革扫清了障碍。

主要经过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训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原定重量及成色者，以重量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换算率，自1933年3月10日起首先自上海施行。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均按此定率用银币收付，不得再用银两。上海各家银行接到上述命令后，立即转告所属各分支行，对国外汇兑，如美元、英镑等，自10日起，也同样以法定换算率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元。3月7日，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正式组成了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组织大纲，根据大纲规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管理上海市面原有银两和通用银元的兑换事宜。按财政部规定，以七钱一分五厘作为银元折合银两的永久市价来兑换，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兑换比例分别是50%、35%和15%。

3月10日，废两改元正式施行，上海地区各行业交易均改为银本位，兑换委员会也于当天开始办公，无限制兑换银元银两。此后，中国的银行业与钱庄业在废两改元的问题上也逐渐结束了长期的对立，彼此之间开始了协商与合作，使得这一重要改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

废两改元意义重大，中国的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基础之上的统一，而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通过此举加强了对于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控制，也为日后推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1929年的大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遭受了重创。为了摆脱危机，缓解大萧条带来的通货紧缩，美国效法英日等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于1934年6月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实行白银国有政策，在国外大量收购白银，国际银价从而大幅飙升，在一年之内猛涨了两倍半，比中国国内银价高出许多，从而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根紧缩的局面，使得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摇摇欲坠，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五次金融危机：全国物价大幅下跌，出口量剧降，工厂严重开工不足，而受灾最严重的则是上海和天津两地的房地产市场，随着房价暴跌，原本以房产抵押为主业的银行、钱庄饱受冲击，当时的上海就有近两成的民营银行和钱庄倒闭。

面对这一异常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国民政府下决心推行彻底的货币体制改革。1935年11月3日深夜，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代表国民政府向上海银行界领袖宣布改革货币，实施法币和白银国有制度，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被政府定为法币，并享有无限买卖外汇之特权。11月15日，财政部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共团体或个人，凡持有银元、生银或其他银类者，必须在法币政策实行后三个月内，就近向兑换机关换取法币。兑换机关分为四类：

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其分支行或代理处。

二、受中央银行等三行委托的银行、钱庄、当铺和邮政、铁路、电报各局及其他公共机关或公共团体。

三、各地税收机关。

四、各地县政府。

不久，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也被定为法币。在具体做法上，名义上法币与银元等量兑换，但各银行可用六成银币加四成票据，向央行兑换十成法币，这样一来，法币的流通就有了利益的驱动，而币值的合理贬值，使得市场上的通货紧缩一下子转变为通货膨胀，从而达到了刺激物价上升，使经济逐渐回暖的目的。法币政策还使得国民政府得以从民间回收大量白银并出售给美国，并将换回的外汇作为今后支持抗战的有力财政保证。据统计，从发行法币的1935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6年内，中国共向美国出售了5.5亿盎司的白银，换回了2.5亿美元的外汇，这笔钱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对日作战的武器装备和粮饷的采购。

主要意义

法币的发行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诚如当时日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所言:“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举，任何外国的货币改革，其复杂与困难程度均不能与之相比，这是无与伦比的大改革和大成功。” 至此，近代中国终于告别了货币纷乱的时代，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币制的统一，且成功地与国际接轨，符合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用纸币等信用货币的惯例，并在可控的范围内适当地刺激了通货膨胀，使得市场回暖、百业复兴，中国从而成功摆脱了1934-1935年间的金融危机。据统计，法币改革后的1936年中国工业产值比1927年增长了83.2%。此外还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古代的黄金冶炼

黄金提纯

中国黄金提纯可分成“物理富集—火法精炼—湿法/药剂分离”几条线，整体趋势是从砂里淘金、简单熔炼，逐步发展到灰吹、汞齐、硼砂、矾硝等去银去铜。下面按时期说工艺和能达到的成色。

一、史前—商周：砂金重选+简单熔炼

最早利用的是天然砂金和自然金块。工艺很简单：

• 淘洗重选：利用金密度约19.3、远大于石英砂石，木盘/淘筐在水流中反复簸选，轻砂随水走、金粒沉底。
• 加热熔团：粗金含银铜铁时，炭火重熔，低熔点杂质成浮渣刮去，金沉底。
• 直接锤揲：高纯砂金几乎不提纯，直接打箔、做臂钏、面具。

考古成色跨度很大：

• 三星堆、金沙系金器多用高纯砂金，但部分面具/箔因掺银或原料关系成色不等；三星堆5号坑半张金面具检测约 85%。
• 北京平谷商代墓葬金器约 85%。
• 这一阶段没有“标准纯度”，王室祭器可很高，民间装饰看矿源。

特点：不追求化学纯，靠原料本身纯。若砂金本身含银多，颜色偏白黄；含铜多则偏红。

二、春秋战国—秦汉：称量金+灰吹/汞齐起步

1. 工艺

• 灰吹法（吹灰/铅炼）：粗金与铅同熔，铅捕集金银，入骨灰/草木灰多孔“灰窠”鼓风氧化，铅成氧化铅被吸走，得金银合金；再分离银。东汉狐刚子《出金矿图录》《五金粉图诀》已有“锡灰坯炉”“铅炼金”详细操作，张道陵《太清经天师口诀》也记铅七十二两炼金三十六两、反复灰吹。 科普中国以汉代金印为例说明：金矿+铅熔合→骨灰容器氧化除铅→得高纯金银合金，偏将军印XRF约96%。
• 汞齐法（混汞）：金屑与水银成金汞齐，加热蒸汞得金。战国已用于鎏金，汉代用于提金/表面富金；满城汉墓长信宫灯、茂陵鎏金马即金汞齐工艺。
• 药剂辅助：硫可与铜铁铅成硫化物浮渣，硼砂、黄矾、盐、硝石处理银铜杂质。

2. 成色

• 楚“郢爰”等称量金：多数检测90%—99%，优质98%—99%，差者约85%。
• 西汉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一般 95%以上；西安谭家金饼、满城汉墓金饼约95%—97%；海昏侯部分马蹄/麟趾检测均值很高，金板有接近99.9%的报道，但属高成本皇家特例而非流通标准。
• 南京博物院西汉金兽：约 99%，属纯金类。
• 普通战国金饰：有样本仅70%，整体不稳定。

结论：汉代官方已能用灰吹+汞齐把特定金料做到95%—99%，但“平均流通纯度”仍低于此，因为矿源、成本、再掺假差异大。

三、魏晋—唐：灰吹成熟、药剂分离系统化

• 银矿分金用灰吹最成熟（《天工开物》后详记“分金炉/虾蟆炉”沉铅结银）；金中除银同步用同类思路。
• 黄金与共生银分离的经验丰富：黄矾—树脂、矾盐、硫黄、硼砂、矾硝、矾硝盐等都有使用记载。
• 唐代鎏金大量用金汞齐；矿冶方面岩金用烧爆、破碎、淘选，再熔炼。
• 成色：何家村等唐代窖藏顶级金碗类“赤金”常见93%—95%；一般宫廷/供养金器多按“足赤”目标但不等于99%。民间流通金锭、饰金常85%—95%，看用途。

唐代不是“比汉更纯”，而是灰吹+药剂组合更稳、产量更大；极端高纯仍靠不计成本重炼。

四、宋—明：《天工开物》定型

宋代矿金工艺分支多：破碎—磨矿—溜槽重选得“金泥”—坩埚熔炼，加芒硝、硼砂出粗金。某支民间“非遗”炼金最高仅约75%（相当于18K），只代表小矿重选+简单熔炼，不等于宋代上限。

明《天工开物·五金·黄金》把整套讲清：

• 山金、沙金先淘洗后冶炼；初出“色浅黄”，再炼“转赤”。
• 成色判断用试金石，“七青八黄九紫十赤”。
• 去银存金：金打薄片剪碎，土泥裹，入坩埚加硼砂熔化，银被土/泥吸走，金流出成足色；之后再入少许铅，可把吸入土中的银再勾出来。
• 金箔、掐丝、累丝前都要先精炼到赤色，减少银铜。

成色区间：

• 明代官方/高等级金器：“足色”“足赤”目标多95%+，部分文献标准“九成金”即90%，宫廷特制可95%—99%。
• 民间金锭：一般94%—96%，少数“加炼足赤”更高，但稳定99%以上难。
• 硼砂+铅返炼可去银很彻底，但微量铜/铁/铂族难完全除，古代“足赤”不等于现代999。

五、清—民国：银楼足赤与近代精炼

• 内务府/造办处金器按等级配料，宫廷赤金常94%—96%，特需可再炼高些；地方银楼“足赤”行业惯例约99.0%—99.3%，上海大同行“足赤”约99.3‰（即99.3%），再高叫“上足赤”“加炼足赤”。[citation:1相关汇总]
• 传统法仍是：重选→熔炼→硼砂/硝矾去银铜→铅灰吹→试金石比色。
• 19世纪末起西方引入：氰化浸出、氯化除杂、电解精炼；中国大规模采用是清末—民国矿山、再到现代国营金厂。现代国标足金≥99%，投资金条99.99%，电解/溶剂萃取可达99.995%—99.999%。

六、各时期“提纯程度”总表

时期 | 主要工艺 | 典型可达成色 | 说明

史前—商 | 淘洗、重熔、锤箔 | 砂金高者90%+，部分器物80%—85% | 看矿源，不系统去银铜 西周—战国 | 淘洗+重熔，局部灰吹/汞齐 | 郢爰类90%—99%，普通饰金70%—90% | 不稳定 汉 | 灰吹、铅捕、汞齐、硫/矾辅助 | 金饼95%+，金兽/特制99%，印96% | 皇家高纯可近足金 唐—宋 | 灰吹成熟、硼砂/芒硝/硫、汞齐鎏金 | 顶级93%—97%，民间多85%—95% | 产量与稳定性提升 明 | 《天工开物》硼砂去银、铅返银、试金石 | 足色95%+，特制97%—99% | 文献工艺最完整 清—民国 | 传统灰吹/硼砂/矾硝+银楼复炼 | 银楼足赤约99.0%—99.3% | 未普及电解 现代 | 氰化/浮选→氯化/电解/萃取 | 足金99%，金条99.99%，精炼99.999% | 批量稳定

七、几个容易误解的点

• “古代没99”不对：汉海昏侯金板、金兽、部分金饼可近99，但那是精选矿+反复炼，不代表市场金锭都这纯度。
• “灰吹=只炼银”不对：灰吹先以铅捕金银行，氧化除铅得金银合金；再配合硼砂、硝矾、硫等分离金银，所以它是黄金精炼核心火法之一。
• “七青八黄九紫十赤”是比色经验，不是化验标准；银多偏青黄，铜多偏红紫，纯金赤黄，但颜色也受厚度、氧化、共晶影响。
• 传统法极限：去砂石、去大部分银铜铅可到99%上下；再去铁、微量铂族、残余银到99.9%以上，靠反复灰吹+药剂可行但损耗大，不如现代电解/氯化稳定。

灰吹法

灰吹法（英文 cupellation，也叫烤钵法、吹灰法）是传统火法冶金里专门用来从铅、铜等杂质中分离金、银的工艺。它不直接“把矿石变纯金”，而是先把贵金属用铅“抓”到一起，再靠氧化把铅去掉，最后得到金银合粒。下面按原理、设备、步骤、在中国的发展、成色与局限讲清楚。

一、它解决什么问题

含金银的矿石往往不是纯金纯银，而是和铅、铜、铁、硫混在一起；尤其是银矿常与方铅矿（PbS）共生，金粒又极细，直接淘洗/熔炼提不干净。灰吹法的思路是：

1. 用金属铅当“捕集剂”，高温下把金、银溶解/裹挟成铅‑金银合金；
2. 再把这坨合金放在多孔“灰皿”里加热鼓风；
3. 铅优先氧化成氧化铅（PbO，古称密陀僧），一部分挥发，一部分被灰皿毛细吸收；
4. 金、银不易氧化，留下来凝成合粒（dore bullion）。

本质是“选择性氧化 + 多孔吸附”：贱金属肯吸氧、贵金属不吸氧，氧化物又被骨头/镁砂“喝”走。

二、核心设备与材料

• 灰皿/灰窠/灰池：多孔耐火容器。古代用动物骨灰压制成钵，或用草木灰、骨灰铺池；现代实验室用骨灰‑水泥、纯骨灰、镁砂（氧化镁）、水泥灰皿。骨灰主要成分磷酸钙，对PbO润湿好、不与其生成黏渣；用含硅黏土会生成硅酸铅玻璃渣，既堵孔又粘金银。
• 鼓风/进风：传统用风箱、皮囊；现代灰吹炉在920–1000℃控温并通热空气。铅熔点327℃、PbO熔点约888℃、银约962℃、金1064℃，所以作业温度常取900–1000℃：低了铅冻住不氧化，高了金银会氧化挥发损失。
• 配剂：粗矿或粗金常先加铅箔/铅粒；若含硫先焙烧脱硫；若含铜铁，常配硼砂、苏打、萤石等造渣，灰吹主要负责除铅，不完全负责除铜铁。

三、标准操作流程

1. 富集（配铅/熔炼）碎矿或粗金+铅（有时加少量铜、银做“引子”）入坩埚熔炼。铅液把分散的金、银微粒捕集成“贵铅”或“铅扣”。脉石与熔剂成渣撇掉。
2. 装灰皿预热灰皿先800–900℃烘透，去掉水、有机物、CO₂，避免 later “吐唾沫”（残留气体顶破铅液把铅滴崩飞）。
3. 氧化灰吹铅扣放红热灰皿上，表面形成PbO薄膜；因PbO能被多孔灰皿润湿、靠毛细渗入，而金属铅内聚不渗，于是不断露新面→再氧化→再渗入。反应大致： 2Pb + O_2 \rightarrow 2PbO 部分PbO挥发，绝大部分被灰皿吸收（资料给到约98.5%吸收、1.5%挥发）。
4. 得合粒铅除尽后，剩下金+银小球（合粒）留在皿底凹处。若只提银，合粒几乎纯银；若原矿有金，就是金银合金。
5. 再分金（如需要）灰吹本身不把金、银分开。要纯金再走分金：古代用硼砂/硝石/矾剂再熔使银造渣，或用硝酸溶银留金；现代用火试金硝酸分金。

提银的完整链常是：方铅矿/含银矿→熔炼得铅银合金→灰吹除铅得银；提金若用灰吹，则多是“粗金含铅铜银”或“细粒金难富集”时才上铅捕集，再灰吹，再分金。

四、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 文献最早记载：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记银冶——“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这是典型灰吹提银。
• 汉代已有实践证据：东汉炼丹/冶金文献与金印考古可互证。科普中国以汉代金印为例说明：金矿+铅熔合→骨灰灰窠再热鼓风→铅成PbO渗入→得高纯金银合金；偏将军印XRF约96%。说明当时可用灰吹去铅、富集金银，但是否“普遍用于所有金器”不宜夸大。
• 唐宋银冶成熟：唐代炼银渣、邠王府/章怀太子墓炼渣分析被研究者视为灰吹提银证据；《云麓漫钞》《大冶赋》记碎矿、淘选、配铅、灰吹。司空图“如铅出银”即此意。
• 明代系统化：《天工开物·五金》讲分金炉、虾蟆炉、铅捕银、再提金；灰吹去铅后再用硼砂/土泥/少量铅处理残余银铜。民间银炉“足银”靠灰吹+反复熔炼，宫廷金器“足赤”则灰吹+分金+试金石。
• 黄金提纯中的定位：对砂金一般不必灰吹，淘洗重熔即可；对岩金细粒、含铅铜硫化矿，先配铅熔成贵铅再灰吹，能把分散金富集起来。之后去银还要另道工序，所以“灰吹=直接出99金”是误读。

五、能到什么纯度、有什么局限

• 提银：反复灰吹可得95%以上白银，再电解/硝酸处理可更高；古代银锭“纹银”标准约93.5%，足银靠复炼。
• 提金（得合粒后）：灰吹只去掉铅和大部分易氧化贱金属；若原合金含银、铜，合粒仍是金+银（+少量铜）。要足金再分银：古代硼砂/矾硝/硝酸，现代硝酸分金或电解。纯到99.9%以上单靠灰吹做不到。
• 不适合单独处理：高硫原矿（先焙烧）、高铜高铁（要先造渣/浮选/转炉）、铂族（灰吹捕集不彻底，需后续湿法/电解）。
• 环境与安全：PbO烟尘剧毒，古代工匠用灰吹易铅中毒；现代必须在通风、捕尘、控温设备下做。

六、一句话类比

灰吹法就像“用铅当磁铁吸金银、再用多孔灰砖把氧化后的铅当脏水吸走”——吸完剩下金银行业，但金和银还抱在一起，要分开得再另做一道分金。

火法炼金

“火法炼金”在中国古代不是单一秘术，而是一整套靠高温把金从矿石、合金、杂质里富集出来的工艺体系。它和“水法”（氰化、酸溶、混汞后期蒸汞等）相对，但实际操作常互相配合。下面按“干什么—用什么—各时期怎么演进—能纯到什么程度”讲清楚。

一、火法炼金到底包含哪些工序

古人处理黄金，按矿石类型分两条路：

• 砂金/面沙金：重选淘洗→低温重熔去砂石、部分银铜→按需再精炼。很多高纯金器其实没走复杂火法，靠好矿源+淘洗+重熔就够了。
• 岩金/脉金（含硫化物、含铅铜银）：破碎→焙烧（烧爆去硫）→重选/磨矿→配铅或配铜熔炼捕金→灰吹除铅→硼砂/矾硝/盐造渣去银铜→分金得足金。

火法的核心是后一类，关键单元包括：

1. 烧爆/焙烧：硬岩用炭火加热再泼水，热胀冷缩开裂；含硫铁矿先氧化脱硫，避免硫把金“裹住”。遂昌金矿的烧爆法有现场遗迹，制团烧结后与木炭分层去硫。
2. 熔炼捕集：粗金若细粒分散，加铅（古称“黑锡”）同熔，铅液把金、银裹成“贵铅”；或加铜、加冰铜思路收金。狐刚子《出金矿图录》记“用三斤炼锡（铅）……纳金矿碎者一斤”，掠渣后得金铅合金。
3. 灰吹/吹灰：金铅合金放骨灰/草木灰多孔灰皿，鼓风氧化，铅成氧化铅（密陀僧）被吸走，留下金银行。张道陵《太清经天师口诀》记“金三十六两、铅七十二两”，作灰杯反复三七遍；这是东汉铅捕集+灰吹的明确文献。
4. 造渣去银铜：纯灰吹只把铅去掉，金里若还含银，要再处理。《天工开物》去银法——金打薄片剪碎，土泥裹涂，入坩埚加硼砂熔化，银被土/泥吸走，金流出成足色；之后再入少许铅另炼，把土中银勾回。 另路用黄矾、食盐、雌黄、硫黄使银成硫化物造渣。
5. 复炼与判色：再熔一次颜色由浅黄转赤；用试金石比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这一步本身是火法辅助质检。

混汞法（金汞齐）严格说先湿后火：水银捕金→加热蒸汞得金。它常归入“炼金”但偏湿法；纯火法不靠汞。

二、各时期演进

1）史前—商周：重选+重熔，不系统化学提纯

砂金为主，木盘淘洗，炭火熔团，刮浮渣。矿源好就能高纯，矿源含银铜就偏色。三星堆—金沙系部分金器检测金约85%、银约13%、余铜铁，研究认为可能来自稳定砂金、并可能已用类似灰吹的初步提纯，但不是成熟铅灰吹。 商代高等级金器有到85%上下的例子，但整体不成标准。

2）汉魏：铅捕集+灰吹+方士火法成熟

东汉是分水岭。两条证据：

• 文献：狐刚子《出金矿图录》记铁锅熔铅→投金矿→掠渣→入灰坯炉鼓风，再用雌黄、黄矾、盐、胡同律（树脂）处理残铅残银；张道陵记灰杯反复铅炼。 这都是标准火法“配铅—灰吹—药剂分金”。
• 考古：汉代金印用“矿+铅熔→骨灰灰窠氧化除铅→得金银合金”，偏将军印XRF含金约96%；说明官方/高等级作坊已能稳定到九成多以上。 首都博物馆相关文章引狐刚子用盐、牛粪灰、黄矾、硫黄处理金薄，以“打看柔软与否”判纯，再烧四五遍成赤金。

汉代金饼、马蹄金部分很高（如部分西汉官铸检测95%上下，海昏侯某些金板有高纯报道），但这是精选矿+反复炼，不等于市面通行纯度。

3）唐宋：烧爆、溜槽、灰吹提银并行，金火法规范化

• 金矿：岩金用破碎—水磨—溜槽重选得“金泥”—坩埚加芒硝、硼砂熔炼。山东招远“黄金溜槽堆石砌灶”非遗源于宋，四步破碎、磨矿、拉流、熔炼，最后芒硝+硼砂造渣，传承人现场说上限约75%（18K），代表民间小矿而非官冶上限。
• 银/金银共生：灰吹提银文献化。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记“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开地作炉、填灰为灰池，置银铅于上，火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这虽是提银，但脉金含银时同理先用铅捕再灰吹。 唐代何家村炼银渣、部分银冶遗址被研究者视为灰吹证据。
• 鎏金、汞齐并行：金汞齐用于器物表面富金，不属于从矿提金主流程，但属于火法后处理（烤金）。

4）明清：天工开物定型，去银分金最完整

《天工开物·五金·黄金》把全国砂金、山金、面沙金分类列全：狗头金、麸麦金、瓜子金、马蹄金；山金“穴山十余丈见伴金石”，水金以云南金沙江为代表；统一原则“先淘洗后冶炼”，入冶“初出色浅黄，再炼而后转赤”。

去银存金原文要点：

欲去银存金，将其金打成薄片剪碎，每块以土泥裹涂，入坩锅中，硼砂熔化，其银即吸入土内，让金流出以成足色；然后入铅少许，另入坩锅勾出土内银，亦毫厘具在。

也就是说明清官匠流程是：淘洗→重熔→硼砂/土泥去银→少量铅返捕回收银→试金石比色→再打箔或铸器。银矿那边另有“分金炉/虾蟆炉”、铅沉底成密陀僧、再沉铅结银，和金去银是同一套火法逻辑的不同方向。

三、能达到什么纯度、极限在哪

• 砂金轻处理：好矿可90%—99%，但含自然银的砂金常成金银合金，不火法分金就到不了“赤金”。
• 铅捕+灰吹+分金：去砂石、铅、大部分银铜后可到95%—99%；汉代高等级金印约96% 、部分汉金饼95%±、个别王室金板近99%属特例。
• 硼砂/矾硝再分金：官方“足赤”目标95%+，精选重炼可97%—99%；传统法稳定99.9%以上很难，因为铁、微量铂族、残余银靠反复灰吹损耗大。
• 民间小矿溜槽+简单熔炼：如招远非遗式流程，报道上限约75%，不等于宋明整体上限，只代表低投入岩金处理。

火法极限不在“能熔金”，而在杂质氧化顺序和渣系：铅最易灰吹除；银和金同属贵金属，必须靠硼砂吸银、铅返捕、或后期湿法（硝酸分金）才分得开；铜铁硫靠焙烧+硼砂/苏打/萤石造渣。古代没有电解，99.99%这种现代投资金条级别做不到。

四、容易混的三件事

• 灰吹≠只炼金：它最核心是除铅；提金时先“铅捕金”，再灰吹；提银时先“铅捕银”，再灰吹。黄金若不含铅、不含细散微粒，不一定用灰吹。
• 方士“炼金”≠矿冶提金：汉唐丹经讲铅汞、雌雄黄、点化黄白，很多是做合金/仿金/药金；其中铅捕、伏火、灰坯可并入矿冶，但“点铁成金”不算火法提金。
• 火法+水法不分家：混汞、矾硝水溶银、后期硝酸分金，常接在火法后面。说“纯火法”通常指烧爆—熔炼—灰吹—硼砂造渣这一段。

金矿

古代人开采和冶炼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容易发现和处理的富矿。古代金矿按开采类型，主要分为砂金矿和岩金（脉金）矿两大类，它们的主成分和杂质构成截然不同。

一、砂金矿（古代最早、最主要的黄金来源）

主成分：自然金（Au）

砂金是原生金矿经风化、水流冲刷后，金粒在河床、溪流中沉积形成的。因为经过大自然的“分选”，砂金矿的纯度相对较高。

• 金属成分：以自然金为主，常含银（形成金银合金，即银金矿），以及微量铜、铁、铂族元素。
• 杂质成分：主要是石英、砂石、泥土等物理混杂的脉石，几乎不含硫化物。
• 古代利用：因为杂质少，古人只需通过淘洗（重选法）就能得到粗金，再简单熔炼即可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史前至商周时期，金沙、三星堆等遗址能出现高纯度金器——他们用的是高品位砂金。

二、岩金/脉金矿（古代中后期的重要来源）

主成分：石英（SiO₂）+ 自然金（Au） + 硫化物

当砂金资源不足时，古人开始开采山体中的原生金矿。这类矿石成分复杂，提纯难度大。

• 载体矿物（主成分）：石英脉。金以微细粒状、片状包裹在石英中，或填充在石英裂隙里。所以古人常说“金石相连”。
• 金属矿物（主成分）：自然金，但常与以下硫化物共生：
  • 黄铁矿（FeS₂）：古人称“愚人金”，是岩金矿最常见的伴生矿。
  • 黄铜矿（CuFeS₂）：含铜，是古代黄金偏红、需要“去铜”的原因。
  • 方铅矿（PbS）：含铅，正是灰吹法中用来捕集金银的关键介质。
  • 闪锌矿（ZnS）等。
• 有害杂质：银（Ag）、铜（Cu）、铁（Fe）、硫（S）。这些正是古代提纯技术（灰吹、汞齐、硼砂、矾硝）所要去除的目标。

三、古代金矿的化学成分总结表

成分类型 | 具体元素/矿物 | 在矿石中的角色 | 对古代提纯的影响 目标成分 | 金（Au） | 自然金，微细粒或片状 | 密度大，可用淘洗分离 常见伴生成分 | 银（Ag） | 与金形成合金（银金矿） | 使金发白，需用灰吹、硼砂去银 | 铜（Cu） | 黄铜矿等 | 使金发红，需用硼砂、硝石造渣 | 铁（Fe） | 黄铁矿、褐铁矿 | 影响颜色，需焙烧（烧爆法）去硫后磁选或淘洗 | 铅（Pb） | 方铅矿 | 灰吹法中作为捕集剂，氧化后吸走杂质 | 硫（S） | 硫化物 | 焙烧时产生SO₂，需先“烧爆”去硫 脉石成分 | 石英（SiO₂） | 主要载体岩石 | 硬度高，需破碎、磨矿后淘洗或熔炼 | 泥土/砂石 | 风化产物 | 淘洗即可去除

四、为什么古代提纯技术都针对这些成分？

回顾上一轮提到的技术，其原理正是对抗这些矿石成分：

• 淘洗重选：利用金（密度19.3）与石英/砂石（密度2.6）的巨大差异。
• 烧爆法：针对含硫铁矿，加热后硫氧化挥发，矿石崩裂，便于粉碎。
• 灰吹法：利用铅（Pb）与金银形成合金，而铅氧化后被骨灰吸收，分离出金银。
• 硼砂/硝石：作为助熔剂，与铜、铁等金属氧化物形成低密度炉渣，浮在金水表面。
• 汞齐法：汞对金有极强亲和力，能选择性捕集微细金粒，与石英等分离。

五、一个有趣的补充：古代文献中的“金矿”

古人并不懂现代矿物学，他们对金矿的描述很直观：

• “山石中所出”：指岩金，成分复杂，需“凿石取矿，锻冶而成”。
• “水沙中所出”：指砂金，成分简单，淘洗即得。
• “狗头金”：是自然界形成的特大块自然金，主成分就是金（常含10%-20%银），是古代可遇不可求的珍宝，无需提纯即可直接打造器物。

一句话总结：古代金矿的主成分，从化学元素看就是金（Au），但从矿石角度看，早期砂金矿是“金+沙子”，后期岩金矿是“金+石英+硫化物（铁、铜、铅、银）”。正是这些伴生杂质，塑造了中国两千年的黄金提纯技术史。

试金石

试金石检验黄金，是古代最经典、最普及的“无损检测”手段。它不需要复杂的化学试剂，仅凭一块石头和一双眼睛，就能判断黄金的大致成色。下面从石头成分、检验原理、操作经验三个层面详细说明。

一、试金石是什么成分

试金石，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用来试金的石头。它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矿物，而是一类颜色深黑、质地极细腻、硬度适中的硅质岩石。

主要成分：

• 二氧化硅（SiO₂）：占绝对主体，属于隐晶质石英集合体。
• 碳质或铁质浸染：含有极细的碳粒（如石墨）或铁的氧化物（如赤铁矿、磁铁矿），使其呈现深黑色或黑灰色。

最常见的岩石类型：

• 黑色碧玉岩（Black Jasper）：最理想的试金石，致密、细腻、颜色漆黑。
• 黑色硅质板岩：层理细腻，硬度均匀。
• 黑色燧石（Flint）：质地坚硬，但需挑选纹理极细的部分。

为什么非得是这种石头？关键在三个物理特性：

1. 硬度适中（摩氏硬度约 6.5–7）：比黄金（硬度 2.5–3）硬得多，所以金可以在上面划出条痕；但又不能太硬（比如刚玉硬度9），否则会把金粒刮飞或嵌入石中，留不下连续的粉末线。
2. 质地极度细腻：放大看几乎无孔隙、无粗颗粒，这样划出来的金痕是连续、均匀的粉末条带，不会断断续续或被石头颗粒“吃”掉。
3. 颜色深黑：底色越黑，金黄色的条痕对比度越高，肉眼越容易分辨细微的颜色差异。

古代对试金石的挑选很讲究，通常要到特定河滩或山涧去找“黑如漆、细如肤、硬如玉”的石头，打磨平整后使用。欧洲、中东、中国都有各自的优质试金石产地。

二、检验黄金成色的原理

试金石法在矿物学上属于条痕比色法（Streak Test），但比普通矿物的条痕测试复杂得多——它比较的不是“矿物自身的颜色”，而是“金属粉末层的颜色”。

核心原理：三个物理效应的叠加

1. 硬度差产生粉末条痕

将待测金器在试金石上用力划动，由于石头比金硬，金的表面被刮下极细的金属粉末，这些粉末压实附着在石头的微孔和表面上，形成一条肉眼可见的金黄色条痕。

2. 合金成分改变条痕颜色

纯金是赤黄色。但古代黄金几乎都是金银铜的天然合金（或人为掺杂）：

• 银（Ag）：颜色银白。银含量越高，条痕越偏青白、淡黄。
• 铜（Cu）：颜色紫红。铜含量越高，条痕越偏紫红、暗红。
• 黄金的成色（纯度）与条痕颜色之间，存在非常规律的对应关系：纯度越低（杂色金属越多），颜色偏离赤黄色越远。

3. 比对标准“对牌”进行目视比色

光看一条痕的颜色，人眼无法量化“这是多少成色”。所以古人准备了一套已知成色的标准金牌，称为“对牌”或“金牌”（例如：八成金、九成金、九成五……）。

操作时，把待测金和对牌并排在同一块试金石上划出条痕，放在自然光下对比颜色，哪条痕颜色最接近，成色就是多少。

这就像油漆工调色时，把样板色卡和墙面涂料并排对比——原理完全一样。

三、古代的经验口诀：“七青八黄九紫十赤”

这是中国古代金银匠代代相传的比色经验，把条痕颜色与成色直接挂钩：

成色（约） | 对应现代K金 | 条痕颜色 | 原因 七成 | ~17–18K | 青黄色 | 含银多，颜色发白青 八成 | ~20K | 正黄色 | 金银铜比例较均衡，接近足色 九成 | ~21–22K | 紫红色 | 含铜较多，偏红紫 十成（足赤） | 24K | 赤黄色 | 纯金本色，浓烈深赤

⚠️ 注意：这个口诀是经验性的，不是绝对标准。因为：

• 银和铜的含量比例不同，颜色变化不是线性的；
• 自然光、阴天、灯光下看色会有偏差；
• 金匠的手法（划痕的轻重、粉末的厚薄）也会影响颜色深浅。所以真正专业的金铺，一定是对牌+口诀+手感三者结合。

四、试金石法的完整操作流程（古代金铺版）

1. 磨平石头：用细砂岩把试金石表面打磨光滑，确保无旧痕。
2. 清洁金器：用酸（如矾硝水）或火烧去掉金器表面的污垢、氧化物。
3. 划痕：金器在石头上划出约1–2厘米长的条痕，力度均匀，使粉末层厚度适中。
4. 对牌比对：取出与预估成色接近的几块标准对牌，在同一石头上并排划痕。
5. 判色：在日光下（忌直射、忌阴影）观察哪条对牌痕与金痕颜色一致。
6. 辅助验证（可选）：用牙咬（纯金软，留牙印）、听声（纯金掷地声音闷哑，含铜则清脆）、掂重（密度大则坠手）。

五、科学局限性与现代视角

试金石法的优点：

• 近乎无损：只刮下微量粉末，金器本身不受损。
• 快速直观：熟练匠人几秒就能报出成色。
• 成本低：一块石头+一套对牌，走遍天下。

局限性：

• 主观性强：依赖人眼和经验，不同人判色可能有半成到一成的误差。
• 无法测铂族金属：如果黄金里掺了铱、钌、锇等（密度与金接近、颜色也相近），条痕颜色变化不大，但硬度会明显升高——这时试金石划上去会感觉“打滑”或根本划不出痕，古人据此能察觉“此金有假”，但说不出具体掺了什么。
• 表面镀金/包金难辨：只在表面划，可能划穿薄镀层露出内部贱金属，需要结合火烧（真金不怕火炼，镀金会起皮）来综合判断。

现代替代：

如今试金石已被X射线荧光光谱（XRF）、火试金法、密度法取代，精度可达0.01%。但在民间典当、古玩行、部分传统金匠中，试金石依然是快速初筛的保留技能——它背后的“条痕比色”原理，和现代光谱仪的“颜色/波长分析”在逻辑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六、一句话总结

试金石是一块黑色细腻的硅质岩，利用硬度差刮下金粉条痕，通过比对标准对牌的条痕颜色来判断成色。它是中国古代“火法炼金—提纯—质检”闭环中的最后一环，也是经验科学在金属检测上的巅峰体现。

中国的贝币

中国出土“贝币”分两大块：天然海贝和人工仿贝。天然贝不是随便哪种贝壳都当钱，主体就几种宝螺/货贝类；仿贝则是缺海贝时用地材或金属翻模替代。流通上，早期偏装饰/随葬，商西周偏贵族赏赐与大宗支付，东周逐渐被铜贝、布币、刀币替代，云南等地则延用很久。

一、天然海贝：主要品种

考古报告里被认定为“贝币”的海贝，以热带、亚热带浅海宝螺科为主：

• 货贝（Monetaria moneta）：又叫齿贝、黄宝螺、白贝齿。壳小、腹面有长齿槽，是中原商周贝币最主力品种。殷墟妇好墓、大司空、各地商墓常见。
• 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金环宝螺，壳面常带浅色环纹。三星堆二号坑、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量大，很多背磨大孔便于穿系。
• 阿文绶贝（Cypraea annulus 一类常被归入“大贝/绶贝”）：也称阿拉伯宝螺、虎斑类有时混称；体型偏大，更多作珍宝、装饰，部分遗址也当贝币或赏玩物。
• 虎斑宝贝/黑星宝螺：三星堆、云南有出，个体大、花纹明显，商周中原多属“宝”而非日常小额通货。
• 拟枣贝（类爱龙宝螺）、伶鼬榧螺等：零星出土，部分可能参与流通，部分更偏装饰或贡品，不能一概算标准货币。
• 西北史前（柳湾、宗日、上孙家寨等）出土海贝，种类也以货贝、环纹类为主，但很多情况下先作坠饰，后具货币属性。

简单记：小齿贝＝日常“钱”；大花贝＝贵重“宝”；其它螺＝可能参用，但证据弱。

二、人工仿贝：缺海贝时的替代品

中原不产热带海贝，商中晚期起出现仿制，按材质分：

• 石贝、玉贝：石贝商周广用；玉贝偏上层，后多转装饰/殉葬。
• 骨贝、蚌贝：兽骨或蚌壳磨成贝形，常有穿孔；骨贝出土常因伴铜器发绿。
• 陶贝：少量，更多属明器或试制，非主流流通。
• 铜贝/金贝/包金铜贝：金属仿贝。河南安阳大司空、山西保德林遮峪（商晚，保德出铜贝百余、海贝百余）是早期代表；东周楚系铸“蚁鼻钱/鬼脸钱”，三晋、齐鲁铸空心无文铜贝，洛阳还出包金铜贝。
• 铜贝意义：不靠海贝供应，可批量铸、耐磨、可定价，是中国金属铸币起点。

三、怎么流通：从“串饰”到“朋”到金属币

1）新石器—二里头：装饰→珍物

青海柳湾/宗日、甘肃马家窑、陕西石峁、山西陶寺、偃师二里头都有海贝或石/骨仿贝，多随葬、配玛瑙绿松石，主要显示身份，货币职能弱。

2）商代：赏赐、支付、随葬并行

• 殷墟贵族墓常随葬数十到上千枚，妇好墓约6880枚海贝；
• 甲骨文“买”从网从贝，青铜器铭有“赐贝十朋”“二十朋”；
• 使用场景：王赏臣下、作器酬劳、婚聘贡纳、墓葬财富象征，不全是市场零售。
• 海贝多背磨孔，用绳穿串；天然贝因坚固、大小匀、好计数被选中。

3）西周：“朋”为大额单位

• “朋”是串贝单位。学界有异说：十贝一朋最常见，也有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合十），还有两贝、二十贝等说；
• 卫盉铭“瑾璋八十朋”换田，遽伯睘簋、小臣单觯等记铸器、赏赐用朋，说明贝当价值尺度+支付手段；
• 西周后期铜器、布帛、土地交易并用，贝逐渐不够用。

4）春秋战国：铜贝与区域铸币替代

• 天然贝在的中原衰退；铜贝扩用，楚用蚁鼻、中原用无文铜贝；
• 同时出现布币（三晋）、刀币（齐燕）、圜钱，贝不再主流通。
• 边远例外：云南古滇、部分西南—东南亚贸易通道，海贝用到汉晋，甚至元明仍有（云南明亡前后才强制废贝行钱）。

四、海贝从哪来、为什么能当钱

• 中原货贝可能来自南海/东海热带种，也有通过印度洋—南亚—西南、或西北草原/河西传入的说法；三星堆、云南的环纹贝更接近印度洋—西太品种。
• 当钱的条件：小、硬、不易腐、可穿孔成串、产量有限但不过少、外观统一。大贝太稀、异螺太杂，所以小货贝最成“标准件”。

布币形制的历史沿革

布币是先秦中原“铲形钱”的总称，核心脉络是：青铜农具钱/镈 → 原始布 → 空首布 → 平首布 → 秦圜钱取代。整体趋势是越铸越小、越轻、越标准化，铭文从吉语/干支走向地名+币值。

一、源头：钱、镈与“原始布”

• 文献依据：《诗经·周颂·臣工》“庤乃钱镈”，《说文》“钱，铫也，古田器”“镈，锄也”。钱近似锹/铲，镈近似锄，“布”一般认为是“镈”的同音假借。
• 商周黄河流域农业区用青铜铲、锄作交换媒介；完整钱镈约通长160、宽100毫米、重约200克，太大不便流通。
• 西周出现“半镈”（约通长90、宽55、重112克），再演进为原始空首布（通长100多、足宽70多、重约110克），实质是减重、把装柄銎(qióng)缩短到币身上部、开始加简单符号（上、山、六等）。
• 这一阶段仍带农具痕迹：厚、有銎、可装柄；但已不完全当农具用，算“金属铸币雏形”。

二、空首布：保留装柄銎的春秋主币

东周空首布首部中空（銎），像缩小铲；按肩、足分三型，主要行于周王畿、晋/韩魏、郑卫宋一带。

1. 平肩弧足空首布
   • 春秋中期周王室先铸，后行王畿；平肩、弧裆、弧足，首部空銎（方或六棱），面背多三竖线，有郭。
   • 分特大型→小型：特大型通长140–150、肩宽60–70、足宽70–80毫米、重50–80克；小型通长63–81、肩宽35–39、足宽37–43毫米、重约15克。
   • 铭文最丰富，单字为主：干支、数字、方位、天干、祭祀名物、吉语、少数地名；“釿”“市南小化”等出现，说明由宗教/行政符号转向经贸记名。
2. 斜肩弧足空首布
   • 周王畿及晋之韩魏系；斜肩，面背两侧各两斜线。
   • 大者通长78–88、肩宽约43、足宽约49毫米、重22–32克；另有小等，整体比同期平肩中型轻。
3. 耸肩尖足空首布
   • 晋国/后继赵系特征强；耸肩、尖足，常面背三竖纹，部分无文，部分有“中一”类标记。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材料可证晋地铸造。
   • 体形从大减重到小：大型可30–50克级，晚期更小，过渡到战国平首尖足。

空首布总规律：大型早、重型早；小型晚、轻型晚；铭文由无文/符号→单字→地名/币值。

三、平首布：战国主流，彻底脱离农具

战国把空銎去掉，首部改扁平实片，整体成薄铜铲；分肩、裆、足更细，便于批量铸、成串带。赵魏韩周及燕部分地铸，秦晚期以圜钱为主、楚有独立布形。

1. 尖足布（赵系为主）

• 耸肩、方裆、尖足；由耸肩尖足空首布蜕出。大布如“甘丹（邯郸）”“晋阳”“大阴”，通长80+毫米、重10–12克级；小布如“离石”“武安”“兹氏”，通长45–55、足宽23–28、重5–6克。
• 面铸城名，背常数字；大布偏高值，小布日常零售。后期尖足磨损/折断多，部分演类方足、类圆足。

2. 方足布（战国最普及）

• 平/方肩、方裆、方足；赵韩魏燕均铸，小布为主。通长多39–48、足宽24–27毫米，重约4.8–13.5克因型而异。
• 铭文几乎全地名：“安阳”“平阳”“宅阳”“皮氏”“戈邑”“梁邑”等；燕方足常束腰深、背左/右类作坊标记。
• 优点是正方面不易伤手、叠放省空间，战国中晚取代尖足成为北方主流通。

3. 桥足/釿(jīn)布（魏系纪重）

• 圆肩或平肩、桥形弧裆、方足；称“釿布”因面文带“釿”。代表“安邑二釿/一釿/半釿”“梁重釿百当寽”“梁正尚百当寽”等。
• 分二釿、一釿、半釿三等：二釿最重（安邑二釿通长可65毫米级），一釿次之，半釿轻小；以“釿”为重量/价值单位，是战国最早系统化子母相权之一。
• 另有“寽”制大梁布（如“梁正尚金当寽”“梁半尚二金当寽”），偏魏都贸易与高值支付。

4. 锐角布（韩系异形）

• 平首顶端两角外突如小尖耳，方/弧裆；分大、小两等。存世少于方足，主要韩地及邻近。

5. 圆足布与三孔布（赵系晚型）

• 圆首、圆肩、圆裆、圆足；面地名（“晋阳”“兹氏”“离石”“大阴”），背常两斜线。受圜钱圆化审美影响，赵晚期。
• 三孔布：圆足基础上首+双足各一圆孔，面地名、背记重“两”或“十二朱”；大者背“两”、小者“十二朱”，兼地名+铢两，极稀，属先秦纪重纪地高峰。

6. 长布、异形、楚燕尾

• 长布如“长布黄千”类观念可放到新莽再说；战国北方另有小异形布。
• 楚布独立：狭长束腰、两端外撇似燕尾，面“比埒/四比埒当釿”等，与小蚁鼻钱形成兑换，不纳入三晋平首主类。

四、减重与形制演化的内在逻辑

• 农具→货币：去掉实用铲深銎，先留空首象征，再改实首薄片。
• 大型→小型：原始布百克级→空首特大型50–80克→空首小型约15克→平首尖/方小布4–12克。
• 尖→方→圆：尖足利但易折，方足规整，圆足/三孔更便穿系；同时肩从耸/平转向圆，整体“去棱角化”。
• 无文→地名→地名+币值：空首单符号，平首大量城名，魏用“釿/寽”、赵三孔用“两/朱”，为秦铢两制铺路。

五、秦统一与布币退场

• 战国秦用圜钱/半两体系；惠文王初行钱后，秦地不以布币为主。前221统一“半两”方孔圆钱，北方布、齐燕刀、楚贝形均被整合或废止。
• 秦简《金布律》“钱十一当一布”的“布”指布帛实物，不是铲形布币；别把二者混同。
• 汉承半两/五铢，布形不再流通；新莽复古铸“小布一百…大布黄千”“货布”，纯法古象征，不属于春秋战国实用布币沿革。

打制货币

琥珀金和西域马币

“琥珀金”和“西域马币”其实分属两套工艺传统：前者是古代地中海—西亚的金银天然/人工合金币材体系，后者在新疆和田主要指“汉佉二体钱/和田马钱”，再广一点可纳入贵霜、大夏、粟特、萨珊的骑马/马形金银铜钱。下面按“材—工—制—交流”四条线梳理。

一、琥珀金：从吕底亚天然砂矿到金银分铸

1. 概念与矿源

琥珀金（electrum）是金—银天然合金，常带少量铜，色黄偏白、似琥珀光。小亚细亚吕底亚（今土耳其西部）萨尔迪斯一带的巴克托罗斯/帕克托罗斯河床产出天然砂矿，古人直接淘洗得粒料，无需先配矿。天然比例并不稳定，常见金约40%—85%，吕底亚实用币多控制在约50%—55%金、余为银，后来为标准化又人为加银调到约55%金。

2. 最早打制币（前7世纪）

• 吕底亚阿里阿特斯—克罗伊斯前期（约前630—前560）：小金块/小饼，热软后放下底模（硬石或青铜嵌面），上冲锤击，单面狮头或狮身，反面浅凹（incuse）。重量分斯塔特全重、半重、三分之一等，全重约14克级。
• 爱奥尼亚城邦（以弗所、福凯亚、米利都）跟进：用鹿、海豹、船首等本地记号，延续天然琥珀金，但各城金含量不一。
• 技术痛点：天然合金金银比浮动，商人用试金石划色、用比重/手感估金；若官方不保证纯度，就出现“劣币驱良币”——含金的被熔走、含银多的留下。

3. 配比控制与分铸革命

克罗伊斯（约前561—前546）改双金属：先把琥珀金用“盐法/渗碳氯化”思路分离——高温下用食盐与银生成氯化银、被多孔坩埚壁吸收，得近纯金；银单独回收，发纯金斯塔特与纯银斯塔特，狮子斗牛对纹，金纯常>98%。波斯灭吕底亚后接这套：大流克金币（约8.4克）、西吉洛斯银币（约5.6克），大流克仿吕底亚打压、由王室垄断，西吉洛斯各省自打。

希腊方面：雅典等转向纯银德拉克马体系；前5世纪后琥珀金作为主币基本退场，只在局部危机、礼仪器、镀层、装饰件里留用。

4. 后期回潮

• 拜占庭/中世纪：偶用金银合金做高值币（如某些希斯塔门农含金感币材并非纯electrum，但“金感”来自合金调控）；
• 伊斯兰早期：第纳尔以纯金为主，但首饰、礼器、局部试铸仍用人工electrum；
• 现代“绿金”是人工配Au+Ag（+少量Cu），与古天然砂矿不是一回事。

小结：琥珀金工艺主线＝天然砂矿淘洗→不标定打制→试金/比重控伪→盐法分银→纯金纯银双本位；它的历史贡献不是“材质高级”，而是把“重量+成色+官印”三者绑成可流通硬币。

二、西域“马币”：和田马钱为主，贵霜/大夏/粟特为外围

西域说“马币”最常指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公元1—3世纪于阗/莎车一带打制，是目前新疆最早自铸币之一。

1. 材质与形制

• 红铜（不是琥珀金），圆形无孔、无郭或浅郭，饼状；大钱直径约2.4—3.6厘米、重14—18克，小钱直径约2—2.5厘米、重3—4克。
• 正面汉文篆书：“铜钱重廿四铢”或“六铢钱”，中心常带徽记/圆圈；背面马形为主、少骆驼，环佉卢文（王号、监造名之类）。
• 计量用中原“铢两”，图像用中亚马/驼，文字汉+佉卢双体——这是它“混血”的核心。

2. 工艺来源：希腊打压→贵霜中转→于阗落地

• 不用中原范铸（陶范/铜范浇铜液），而用打压法：备红铜饼（planchet），下模刻马/驼/佉卢文，上冲锤击；大钱仿希腊四德拉克马重量级，小钱仿一德拉克马，整体祖形来自希腊—大夏—贵霜圆形无孔打压钱。
• 贵霜（迦腻色伽等）1—3世纪在西北印度、阿姆河以南大量打金铜银，马、驼、王骑、佉卢/希腊/婆罗米文并用；于阗匠人直接借贵霜模序，部分实物可见“在旧贵霜铜片/旧币上再打新纹”。
• 大夏（阿姆河、今阿巴边境）先出方形/圆形希腊化王币，马纹、骑射、城邦神祇输入塔里木；和田马钱的“马”可追到大夏动物钱与草原牧马图像，不完全是中原马政纹。

3. 与中原范铸的差别

中原两汉五铢用母范—子范浇铸，批量、文字规整、方孔；和田马钱单枚打制，同版轻重略差、图文浅深不一，适合小政权、多语种、随贸改模。它吸收“铢”名与汉官号，不吸收方孔与范铸，说明工艺选择受贵霜—希腊链主导，制度名目受汉朝—西域都护体系影响。

4. 更广的“西域马形币”

• 贵霜金币/铜币：王骑马、神立像、佉卢文纪年；
• 粟特（片治肯特、撒马尔罕系）：多银铜，少量马商标记，受萨珊而非希腊为主；
• 萨珊波斯：银币为主，骑射王、无马钱之名，但“王骑”图像经粟特入新疆；唐西州、伊州仿萨珊银币见科技分析证据。所以若把“西域马币”泛化，要分“希腊—贵霜红铜马钱”（和田型）与“波斯—粟特王骑银/铜”（萨珊型）两路，工艺一是打压低铜合金、一是高银打压，都不用琥珀金。

三、两套工艺的“渊源与交会”

1. 材质不相交，但“打压法”同宗吕底亚→希腊城邦→大夏→贵霜→和田，是一条“硬模单枚锤打”技术链；中原是“泥/铜范浇铸”链。琥珀金退场后，希腊系改用纯银/纯金打压，贵霜传到新疆变成红铜打压；所以和田马钱继承的是希腊—贵霜“打法”，不继承吕底亚“金银行”。
2. 成色控制思想可对照吕底亚因天然合金不稳而发明试金石、分金；和田因红铜软、单打易偏重，用“廿四铢/六铢”汉制名目补重量差。一个靠金属学控成色，一个靠汉地度量名目控信用。
3. 丝路金银钱反向输入汉唐以降，西域—中亚金银币（萨珊银、拜占庭金、后期阿拉伯—萨珊、喀喇汗金银）东入新疆、河西，《隋书》有“河西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之载；这些币材多是纯银/高金，不再用天然electrum，但“金银并重、打压、王权印信”的逻辑，正是吕底亚—波斯—希腊体系东传的末端。哈密拉甫却克唐墓银币的合金检测显示，新疆本地对萨珊式银币有接收、仿打、配料调整，可视为“西方打压金银工艺”在西域的晚段延续。
4. 改宗节点
   • 前6世纪吕底亚：electrum→纯金纯银；
   • 1—3世纪和田：希腊—贵霜红铜打压＋汉铢名＋佉卢文；
   • 10世纪后喀喇汗推伊斯兰统一币，和田马钱式退出，西域转入阿拉伯—波斯重量制（第纳尔/迪拉姆）与本地铜钱并行。

四、如果做工艺复原要点

• 琥珀金币：淘砂→筛粒→目测/试金比色→按目标金比补银或补金→熔锭→擀饼→退火→下模狮/神、上冲单面或多面→称重校正；分金用盐焙烧吸氯化银。
• 和田马钱：红铜熔炼（少铅以利打制）→切饼/锤圆→退火软化→下模刻马/驼＋佉卢环文、上模汉篆铢文→冷/温打→修边；若借旧贵霜片，先压平旧纹再覆新模。
• 贵霜—萨珊系：银铜分别配Pb/Sn微量，金币高纯，骑像用深浮雕下模、轻敲防裂。

打制币的图案

打制币的图案不是“装饰”，本质是把发行权、成色担保、城邦/王权身份、宗教信仰、贸易受众压缩进一枚金属圆片。从吕底亚琥珀金到希腊城邦，再到贵霜、萨珊、和田马钱，图案逻辑是一脉演化的。

一、最原始功能：官方“钢印”，替代秤量和试金

吕底亚最早用琥珀金打制币，正面狮头（有时狮牛对峙），背面只是锤击凹痕。狮头不是艺术，是王室担保——“按这个标记，重量成色由我负责，市场不用再秤、不用再拿试金石划”。

这类早期戳记的意义分三层：

• 防伪：图案越具体、模具越唯一，私铸越难仿；
• 信用：把“这块金属值多少”从“看金含量”变成“看谁打的”；
• 主权：动物/王名=发行主体，类似后来国徽。

所以从一开始，打制币图案的核心就是“谁背书”。

二、希腊城邦：保护神+城徽，做成“流动名片”

希腊接吕底亚技术后，把单面戳记发展成双面浮雕，图案变成城邦身份系统：

• 雅典：正面雅典娜头盔像，背面猫头鹰+橄榄枝。雅典娜是城保护神，猫头鹰象征智慧与夜间洞察，整体等于“雅典出品、神明护航”，四德拉克马银币在地中海当硬通货用。
• 埃伊纳：早期海龟，希波战争后改陆龟——海军强时用海龟标身份，失利后换陆龟，图案随政治地位变。
• 科林斯：飞马佩伽索斯，配科林斯字母缩写，关联柏勒洛丰驯马神话，也暗指速度与骑兵/交通。
• 其他：以弗所牡鹿、米利都城徽、克里特迷宫、塞浦路斯阿佛洛狄忒等，都是“本地主神/建城神话/特产”三选一或叠加。

规律是：正面通常放主神或英雄，背面放圣物、动物、植物、兵器。对希腊人来说改宗教图样近乎渎神，所以城邦币图案极稳定，一用几百年。

动物类单独说——狮=王权/力量，牛=财富/祭祀/丰产，马/鹿/公牛=军事与狩猎实力，龟=海权或地缘身份，猫头鹰=智慧与司法秩序。打制币用动物，比用长篇铭文更适合多语商人群体一眼识别。

三、希腊化—王权肖像：从“神”到“神化的人”

亚历山大之前，希腊城邦币很少放活人头像；马其顿和希腊化王国把图案功能改掉一半：

• 亚历山大银币常用赫拉克勒斯（大力神）头像，实际是自比神裔；死后继业者才把亚历山大本身做成神化侧脸（带宙斯-阿蒙羊角等）。
• 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诸王：正面国王侧像，背面神像/王族符号/鹰/大象盔。肖像=“我的脸就是法定价值来源”，把城邦的“神保”换成君主的“个人权威+神性”。
• 这一步直接影响东方：帕提亚、贵霜、萨珊都学会用王像+神像双向表达。

四、中亚—西亚打制币：王权+神权双向，马与骑像特殊化

1. 阿契美尼德/帕提亚

波斯大流克不用希腊式神像，用持弓武士/王侯侧身，强调“王即军队最高统帅”；帕提亚银币国王侧面、王冠随朝代变，图案首要是宣示正统而非宗教。

2. 贵霜（最关键，影响和田马钱）

• 早期丘就却、阎膏珍近似罗马/印度-希腊：王像、希腊铭文；
• 威玛·伽德菲赛斯、迦腻色伽改本地化：正面王立像、穿伊朗长袍、手指火坛（琐罗亚斯德教意涵），高冠；背面放多神——湿婆+公牛、娜娜带光背、风神、火神，后来瓦什色迦起放佛像。
• 意义：贵霜地处多语种多宗教，币面像“万神殿展览”，让佛教、印度教、波斯祆教、希腊化神祇商人都能认；王像+火坛=君权神佑，背面神=神权君护。
• 骑马/王骑图像在贵霜和部分大夏钱也常见，承印度-希腊“王骑”与草原“马政”双重来源。

3. 萨珊

银币正面加冕王像、侧面或加冕立像，背面拜火教祭火坛+侍者；王冠形制按王世变，几乎可凭图案断代。骑射、王权、祆教三位一体，不怎么用动物图腾，而用“王+坛”表达正统。

五、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把“汉制+希腊打压+贵霜王号+大夏动物”叠一起

公元1—3世纪于阗打制，图案分工非常清楚：

• 正面汉文篆书：大钱“铜钱重廿四铢”、小钱“六铢钱”，中心常带不明徽记（或释“贝/元”，更可能是地方记号）；用“铢”不用“德拉克马”，向汉地/西域都护体系认重量信用。
• 背面马或骆驼，环佉卢文王号（如“大王、众王之王、某王之钱”一类尊号）；马多驼少。
• 工艺祖形：大钱仿希腊四德拉克马重量级、小钱仿一德拉克马；打法仿贵霜；马驼图像溯源大夏—贵霜动物钱。
• 意义分层：
  • 马=丝路交通、于阗绿洲马政、草原—中亚“马即战略资源”符号；
  • 驼=南道商队长途贸易、西域物产；
  • 佉卢文王号=向西域/印度/贵霜商圈自证王权；
  • 汉篆铢文=向东向汉晋体制认制度、换比值；
  • 不打王头像而打马驼，说明于阗小政权不强调个人神化，而强调“贸易枢纽+双方法统”。

所以它和吕底亚狮头、雅典娜猫头鹰、迦腻色伽火坛不是一套宗教逻辑，而是“双文字双受众”的混血：图像负责本地/中亚识别，汉文负责中原计值，佉卢负责王权名分。

六、一条总沿革（打制币图案演化）

1. 吕底亚琥珀金：狮头戳记→“王室担保重量成色”
2. 希腊城邦：神像+圣物→“城邦身份+保护神”
3. 希腊化王国：国王侧像+神→“王权神授、个人宣传”
4. 贵霜/大夏：王立像+火坛/多神/马骑→“多宗教包容+中亚王权”
5. 萨珊：王冠+火坛→“祆教正统+世系可断”
6. 和田马钱：汉篆铢+佉卢王号+马驼→“汉—贵霜—大夏三线合流，重贸易不重个人神化”

打制币的模具

打制币的“模具”和中国古代陶范、铜范不是一回事。它通常是两件硬模对夹一块加热/退火后的金属饼（flan），用锤击把图纹压出来。下面按材质、工具、操作、出土实物四块说。

一、模具的基本结构：上下两件套

手工打制一般两套：

• 下模（anvil die／obverse die）：固定在铁砧或木块/石砧里，刻主要图面（神像、王像、主徽）。因为不直接受锤顶击，磨损慢、可刻得更深更细。
• 上模/上冲（punch／reverse die）：手执或装短铁柄，放在币坯上面，锤子敲它。承受直接冲击力，容易裂、磨损快。
• 早期更简单：下模刻图，上面对一块平面铁冲/木槌敲，反面只留凹坑（incuse）；吕底亚琥珀金很多就是“正面狮、反面浅四方/不规则凹痕”。

希腊化以后才普遍“双面都刻图”，罗马、贵霜、萨珊、和田马钱都属这种。

二、模具材质：青铜为主，铁/钢渐替，石模少量

1）高锡青铜（最常用早期—古典）

学界对希腊—罗马早期打制模的共识：偏好高锡青铜（锡可达约20%），硬度足够压金银铜币，且不象熟铁那样易锈断。 优点是可铸出复杂负像再精修，缺点是长期大批量打硬金属会疲劳。

2）铁，后接淬钢

铁模零星见于古典，但大量保存少（易锈）。罗马约3世纪后逐渐用铁、再往淬钢走；铁模耐用，适合长期量产第纳尔、安敦尼安等。 有一例6世纪铁模存世，叙拉古部分希腊币表面留“锈模”痕，可反推用过铁模。

3）石模

硬石（闪长岩、蛇纹岩、玛瑙、石英类）可用于早期试验、地方小打、或低产量。吕底亚是否“官方主用石模”有争议——文学描述常提硬石，但存世最早实物反而出青铜下模（见下）。石模优点是耐磨、不锈，缺点脆、刻细像不如金属方便。

4）组合模

罗马常见：青铜模芯镶进铁套筒/铁柄，上模做成短柱、圆锥或圆盘，整体两三英寸长，便于手执换模。

材质选择规律：打金银用青铜/铁都行；打硬铜频繁生产，铁/钢更合适；小政权、试铸、再打压旧币，青铜或石模更省事。 三、制作工具与工序

一套打制模从毛坯到可用，大致：

1. 备料：金属模先锻或铸成圆柱/圆盘/短棒；石模切方坯磨平面。
2. 退火/硬化：青铜按目标硬度调锡；铁模锻后可能表面渗碳、淬火；罗马后期钢模做热处理。
3. 起稿：在模面抛光后画镜像草图。因为币面是凸像，模腔是阴刻、左右反。
4. 雕刻：
   • 主刀：铁/钢刻刀（burin）、小平錾、圆錾；
   • 压花：小冲头先压出眼睛、星、字母基本形，再修；
   • 钻孔/细部：弓钻配刚玉（corundum）或其它磨料钻头，做深孔、放射线、珠圈；
   • 石模则用金刚石粉/刚玉粉慢研磨，或青铜刀配合磨料。
5. 试打修模：用软银/退火铜坯试压，看深浅、移位、断线，返修。希腊简单低浮雕小模可一小时内外，复杂高浮雕可能数十小时；现代仿古者复制阿克拉加斯级大币曾耗十几小时。
6. 装砧/装柄：下模嵌入木砧或铁砧槽；上模装铁柄或手持短冲。
7. 报废处理：官方模磨损、改版、换王后会销毁/重熔/砸扁；所以存世“真官模”极少，多是私铸模、废弃模、偶然窖藏。

配套工具还包括：熔炉、坩埚、天平、剪/切条机（从铸条切饼）、退火钳、毛刷去氧化、试金石（金银比色）。

四、各体系实物出土情况

吕底亚/小亚细亚

• 存世最早之一：萨迪斯出土/现市面的吕底亚琥珀金 trite 青铜下模，狮头带日光纹，阴刻镜像，约前7末—前6中，标称“世界最早钱币模”之一。
• 早期操作实物反推：以弗所等地出早期电子斯塔特，单面狮、反面多重冲痕，说明下硬模+上平面冲/多角冲。

希腊城邦

• 米利都出青铜 diobol 下模（前6末—前5初），狮前身、阴刻镜像，绿锈，是“已知最早希腊模”级别实物；同批资料称古风期希腊存世模极罕。
• 雅典、叙拉古等虽少出“模”，但大量币可反推用青铜模、个别铁模（叙拉古锈痕）；西西里部分币模有匠名签名，说明雕刻师独立工种。

罗马

• 存世几百件古模中，大部分是私铸/废弃；官模严格控制、作废重熔。
• 实例：一枚前136年左右的罗马第纳尔反模，青铜模芯装方铁柄，全长约70mm，曾上拍。
• 罗马造币场图（如T. Carisius币）反面上砧、钳、锤、圆冲，可旁证工具组合。

贵霜/犍陀罗/印度-希腊

• 塔克西拉、犍陀罗体系：早期本地/后印度-希腊阶段有“先铸后单模打压→双模打压”的演进；塔克西拉出过铜银单面铸打压币，后转双面模。
• 贵霜官方模材质直接出土报告不多；市面偶有“贵霜青铜对模”拍卖品，但学术引用要谨慎。可稳妥说的是：贵霜王像+火坛/神像用金属打压模，塔克西拉近年住宅区地层出贵霜Vasudeva铜/银币，证明当地作坊存在，但是“币”不是“模”。
• 技术链：巴尔赫（金）、贝格拉姆（铜）等中心据文献/钱币学重建，模可能分中心雕、分点用。

萨珊

• 全系手工打压：下模固定砧中刻王像，上模手执刻火坛/铭文；银德拉克姆薄饼大径，常因坯太薄出“死点”未压清。
• 5世纪起模多集中制作再发各铸地，之前各地自刻；材质文献常归铁/青铜，但萨珊“模出土”并不成系列，主要靠钱币联动研究（die-link）反推。

和田马钱/汉佉二体钱

• 工艺是红铜打压、无孔：正面汉篆“廿四铢/六铢”+中心徽记，背面马/驼+佉卢王号；大钱仿四德拉克马级、小钱仿一德拉克马，部分在旧贵霜铜片上再打。
• 模具实物：公开考古报告里“和田马钱专用石/青铜模”并不多见，更多靠币面压力痕、同模重复、再打压层、未成品饼反推用了硬模对打。也就是说——有工艺结论，缺系统出土模具。若做田野，重点应找绿洲作坊灰坑里的废铜柱、刻残块、退火渣、红铜饼，而不是像中原那样找陶范。

五、和“范铸”别混

• 中原五铢、开元：陶/铜范浇熔铜，方孔同范批量，模具是“范”不是“die”。
• 打制币：先有称重/铸造/剪切出的饼，冷或温态两硬模锤击；同版千枚也会因模损、对位偏而有微差。
• 所以出土“陶范”不等于打制模；出土“刻花铜柱/铁柱”才更像打制模。

高锡青铜模具

打制币的“高锡青铜模”要分两层说：一是材质理论——高锡青铜（一般 Cu+Sn，锡约 15%–20%，有的更高）硬、耐磨、不粘金银行，适合刻细阴纹并反复锤打；二是实物证据——古代打制模本就极少出土，官方作废会重熔/砸毁，所以“高锡青铜模”的硬证据往往不是成批窖藏，而是零星模体、废模残块，再加钱币本身的压痕反推。下面按“已见实物—材质检测逻辑—完整制作流程”铺开。

一、打制模出土/存世实物（按体系）

1. 吕底亚—小亚细亚早期电子币

• 最常被引用的“世界最早存世币模”之一：一件吕底亚电子 trite 下模，青铜，萨迪斯（Sardes）关联，约阿里阿特斯—克罗伊斯时期、前7末—前6中；直径约 22 mm、重 19.03 g、厚 9.3 mm，狮头带额日射线，阴刻镜像，反面无纹。
• 意义：证明早期并非全用“硬石砧+平面冲”，已有小型青铜负模；单面主图、另面可只留戳痕。电子币成色不稳，模体本身不解决金银比，只解决“王室标记+重量承诺”。
• 萨迪斯造币相关还出熔炉、电子合金处理痕迹，但“成套上下青铜模”并不成系列；多数早期电子币的反面方凹，更像是上冲/平铁棒砸出，不一定每枚都配精细上模。

2. 希腊城邦

• 雅典：文献汇编（Göbl 1978）收一件雅典四德拉克马反模，形状近似方锥/青铜锥体，归类“reverse die”，约前454–前404；同书还收各类青铜、铁模形制。
• 米利都/以弗所一类古风期：钱币学界常讲“有极少量下模出土”，但公开可核验的合金检测报告不多；很多结论靠同版币面压力、同模重复（die link）反推。米利都狮形、以弗所鹿形若用青铜模，合理推测为高锡以求浅浮雕清晰，但没有逐件锡含量公布就不能硬称“高锡”。
• 西西里叙拉古：部分银币表面有“锈模”痕，被用来论证曾用铁模；青铜模同时存在。铁模易锈，故存世少于青铜，但高锡青铜仍是希腊银币/铜币首选之一。

3. 马其顿—希腊化

• 腓力二世四德拉克马反模有“大铁杆”形制存世/入编（Göbl 239/1），说明3世纪前马其顿系已用铁上模； 下模若青铜则高锡、若铁则后方淬火。
• 托勒密、塞琉古王像币以青铜/铁混用为主，王像深浮雕更依赖铁/钢上模，因高锡青铜太脆、大冲击易崩角。

4. 罗马

• 奥古斯都时期存多件青铜模（不同尺寸与形状），说明即使帝国官铸也未统一“标准模材”，青铜、铁并行； 帝国中后期渐用铁/钢上模、青铜下模，或铁套筒+青铜芯。
• 罗马铜合金币本身检测：希腊—罗马铜币样品多为 Cu–Sn–Pb 三元，部分 Cu–Sn、Cu–Pb；铸造后打制常见，打前退火可降硬度。某135枚研究铸态平均约97.5 HV、再结晶/退火打制样平均约119.3 HV，部分多次锤+退火可达150–214 HV。 这可作为“模要硬于币坯”的旁证：打铜币若币坯100–120 HV，模体高锡青铜或铁更硬才不易塌纹。
• 罗马铜币腐蚀研究显示 Cu–Sn–Pb、埋藏后锡迁移/铅相腐蚀； 但这是币不是模。模若高锡，出土常呈硬绿锈、崩边，需XRF/SEM取芯才能定锡。

5. 中亚—贵霜—萨珊—和田马钱

• 贵霜用希腊打压法，金/银/铜都有，正面王像、背面湿婆/火坛/佉卢等； 新疆西吉、楼兰、和田一带有贵霜铜币出土， 但“贵霜青铜打制模”的考古出土极少，公开报告更多是同遗址铜片、废币、再打压层。
• 萨珊银币手工打压，下模王像、上模火坛/铭；文献常归铁或青铜，但中亚干燥遗址若有模体，也多为残杆、废冲，少有完整高锡成分报告。
• 和田汉佉二体钱（红铜、无孔、打压）至今缺系统“青铜模”出土；工艺上可设高锡下模+铁上冲，也可用贵霜旧铜模再刻，但实际用石/铁/青铜哪样，要等作坊灰坑出废模再定。不能因为希腊用高锡，就反推和田一定高锡。

小结：能叫“高锡青铜打制模实物”的，严格说只有少量吕底亚/希腊/罗马青铜模体做了材质观察；更多时候学者只写“bronze die/punch”，锡含量要单独检测。铁模在马其顿、罗马、萨珊后期更常见；石模只适早期试验和小批量。

二、为什么打制模会选“高锡青铜”

高锡青铜在Cu–Sn相图里，锡约10%开始明显硬化，15%–20%得到较硬α+δ组织，适合浅中浮雕负纹；好处：

• 硬度高于退火金/银/铜坯，压几万次不塌珠圈；
• 刻阴线不粘金属，尤其打金银时不易让币面“拉丝”；
• 耐腐蚀，比熟铁不易锈死；
• 可先铸成柱/锥/盘，再精雕，比整块锻铁省工。

代价：

• 高锡（>约20%）偏脆，大锤打硬铜、深浮雕王像时角部易崩；所以深浮雕常改铁/钢上模。
• 青铜整体不如铁耐用，罗马后期大批量官铸用铁上模、青铜下模或全铁。
• 锡料成本：小国用回收铜+低锡也行，只要纹浅、发行量小。

经验区间（复原实验用，不是古代强制标准）：

• 打金银薄坯：青铜Sn≈12%–18%可；要求长寿用Sn≈18%–22%但减锤力。
• 打红铜厚坯（如和田级）：高锡易崩，常改铁模或青铜Sn≈10%–14%+多次退火试打。
• 上模受直接锤击：优先铁/钢；下模固定砧：可用高锡青铜镶嵌。

三、高锡青铜打制模制作全过程

以“希腊式双面银/铜币、下模高锡青铜、上模铁或青铜”为例。

1）备合金

• 纯铜加锡矿/锡锭，按需目标锡含量熔配；若打重要官币可加少量铅改善流动性，但铅多会软、且出土易腐蚀，故“模材”通常低铅，“币材”铜币才高铅。
• 高锡配料：Cu余量、Sn 15–20%、Pb 0–5%（模体尽量低铅）。熔温视锡量约1100–1200℃，浇注前除渣。

2）铸/锻模坯

• 下模：铸成短柱、圆盘或方锥（雅典反模方锥、吕底亚下模小圆厚块都是这类思路）；下模要能嵌入木砧/铁砧槽。
• 上模：铸小柱或锻铁杆，末端做平面承锤；若青铜上模也铸柱，装木/铁柄。
• 铸后清理浇口、毛刺，粗磨两底面平行。

3）退火与组织调整

• 高锡青铜铸态硬脆，可先均匀化退火（视合金约500–600℃区间，具体按锡量调整），减少内应力；但模面最终要硬，不宜过软。
• 若用铁/钢上模：锻后正火，再表面渗碳或局部淬火；罗马—中世纪路径是“铁坯→刻→淬火→回火到不崩”。

4）设计镜像图稿

• 币面是凸像正字，模腔是阴刻、左右反。先在模面薄涂墨/朱，画主图：神像、王像、动物、珠圈、铭文位置。
• 重量级决定模径：吕底亚trite小模22mm级；雅典四德拉克马下模更大；和田大钱可仿四德拉克马直径但红铜厚坯，模径要匹配且下模更厚防裂。

5）粗雕外形与定位

• 先用平錾定外圈、地张（底面）；珠圈用等距小冲头逐个压，或用车旋+冲钉。
• 中心定心：下模中心与币坯中心对位，避免双面错版；上模可不做全圆定位，靠手执对位（所以古币常轻微移位）。

6）深雕主图

• 主刀：铁/钢burin切轮廓；高锡青铜虽硬但脆，刀角要小、逐层剔，不一次深切。
• 面部/兽毛/衣纹：用小圆錾、三角錾分层；希腊高浮雕先打大体积再修线，罗马低浮雕直接浅剔。
• 文字：字母用细冲头单个敲，或整组阴刻；佉卢、汉篆若同模，汉面可用单独上模、背面马驼用下模，避免两种文字同在一件复杂曲面。
• 细孔/放射线/眼珠：弓钻配刚玉（corundum）或金刚石粉磨头；石模同理但更慢。

7）试打与修模

• 用退火银/铜软坯试压：看深浅、珠圈是否全、字口是否缺、错位多少。
• 浅了补雕；崩了若小可重新焊补青铜再刻（古代不一定焊，常直接废模重铸）；高锡崩角大就报废。
• 罗马/希腊官模会做“die trial”再进正式生产；小政权可能边打边修。

8）装砧与打制

• 下模嵌入铁砧/木砧圆孔，模面朝上；下模若高锡青铜，底部垫铁环防剪裂。
• 币坯：金银可冷打（软态），铜常退火温打。称好重量，镊/钳放坯对位。
• 上模（trussel）放坯上，锤击一次；硬铜厚坯可二次轻修边再补打。
• 下模叫pile、上模叫trussel，是希腊—罗马标准两套；早期吕底亚可只下模+平上冲。

9）维护与报废

• 上模直接受锤，磨损/裂得快；下模主图深、寿命长。同版币可换上模不换下模，形成“die combination”。
• 官方换王、改重、防私铸：旧模砸扁、切角、重熔；私铸模常粗刻、尺寸不正。
• 高锡青铜废模若不出重熔，可能当金属料回炉；所以考古少见完整模，多见残柱、刻废块。

四、和“中国范铸模”别混

• 中原半两、五铢、开元：陶/铜范浇铸，母钱翻砂，不叫打制模； 高锡青铜可做铜范/母钱，但功能是“浇腔”不是“锤压负像”。
• 打制模是硬对硬冲压，币坯先成圆饼再压；范铸是熔液入腔，方孔、钱文、郭全由范腔决定。
• 所以问“高锡青铜打制模出土”——主要看地中海、西亚、希腊化、罗马、部分中亚打压系统；问“高锡青铜钱范出土”——才看中国铜范、母钱。两套别并成一种。

新莽大布黄千

“大布黄千”是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第三次币改、宝货制“布货十品”里最大面值的布币。“黄千”两个字要拆开看，主流钱币学解释是：

• 黄＝横（又通衡）：清人丁传等据《汉书·食货志》考订，认为钱文应理解为“大布横千”，“黄”是“横”的省写，古“横、衡”通用，意思是“相当、等值”。
• 千＝面值千钱：一枚大布法定折合“小泉直一”1000枚，也就是当千大钱。

《食货志》布货十品从小布一百、幺布二百……次第加一百，到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所以“黄千”不是“黄色的千”，而是“横等于千钱”。

补充几点容易混的：

1. 不是黄金、也不是标成色：大布黄千是铜锡合金铸的布币，跟“黄铜/赤金”无关；“黄”纯粹是通假字。
2. 旧谱常误读“大黄布刀”：因中竖像界格，有人读成“大黄／布刀”，但它是布不是刀，丁传、翁树培一系已纠正为“大布黄千”；若按“横千”解，就是“大布值千”。
3. “横千”也可写作“衡千”：衡有“权衡、等量”义，强调与其他小布、小泉的兑换关系，不是重量千铢。大布本身只“重一两”。
4. 简牍里偶见“大黄布”俗称，指的就是这种当千大布；但钱面铭文标准仍作“大布黄千”。

沈郎五铢钱

“沈郎五铢”是钱币收藏圈对东晋沈充所铸小钱的俗称，史书正名叫“沈郎钱”。它不属于标准汉制五铢，而是两晋南朝“小钱—减重钱”里的特殊一支。下面按人物、文献、形制、重量、流通、争议讲清楚。

一、谁铸的、什么背景

• 铸者：沈充，字士居，吴兴（治今浙江湖州，族望在武康/德清一带）人，江东豪族。初为王敦参军，后附王敦，明帝讨王敦时任大都督，太宁二年（324）兵败，逃回吴兴被杀。
• 时间：传统系于东晋元帝太兴年间（318—321）或“元帝过江后”；更谨慎的说法是沈充任王敦幕僚、尤其在太宁元年—二年（323—324）备军、响应王敦期间于吴兴一带铸钱。因铸者很快败死，实际行用很短。
• 性质：不是中央统一铸币。东晋元帝南渡后“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官方未系统开铸；沈充以地方豪族/军需身份自铸小钱，带私铸、军资、割据供给三重色彩。

《晋书·食货志》原句最要紧：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比轮”指孙吴大钱类（大泉五百/当千等大型），“四文”指中型旧钱，“沈郎钱”是最小一等。

二、钱文与形制：为什么叫“五铢”却又常写“五朱”

标准五铢面文“五铢”二字。沈郎钱实物/钱谱常见情况：

• 主流面文“五朱”，左右横列或竖读，小篆意味，但多纤弱；有“传形”（左右易位）版。
• 极少“五金”版，可理解为把“铢”拆成“金＋朱”，或因钱小刻不下“铢”而省“金”旁。
• 圆形方孔，大穿（方孔相对大）、薄肉、小径；面多有外郭，有的面穿有郭，背平或背郭不整；铜色因掺铅锡常青白、发灰，故诗文又称“沈郎青钱”。
• 整体仿东汉小五铢/剪轮五铢的“小”路数，但不是剪边后再铸，而是直接铸小。

之所以归入“五铢类”，是因为它延续“五×”计重名目、与两汉五铢体系对话；实际面文“五朱”更接近“省铢存朱”的减重记号钱。

三、尺寸重量（标本差异很大）

没有统一官定标准，出土/传世标本跨度不小：

• 六朝武昌护城壕出土“沈充五铢”标本：廓径约1.64厘米、穿宽1.14厘米、重0.62克。（极轻薄型）
• 通俗钱谱常见：径约1.9—2.0厘米，重1.15克左右，或1—1.5克区间。
• 个别报告大样：径22.6—23.2毫米、重约2.7克；也有资料给“径18—20.6毫米、重1—1.8克”。
• 文学与旧谱有“径七分半、重三铢半”之类说法，但折算到实物差异大，不宜当严标准；网上有些“重三铢、22克、厚15毫米”明显单位或抄写错误，别采用。

对照一下量级：汉制1铢≈0.65克、1两=24铢≈15.6克；标准五铢约3.25克（5铢）。沈郎钱多数1克上下、最轻0.6克，只相当于标准五铢的1/3到1/5，属于重度减重小钱。

四、在当时货币体系里的位置

东晋初南方钱市是“旧钱混用”：

1. 比轮：孙吴大泉系列、大径钱，作大值；
2. 四文：中型旧钱，或一当小钱四；
3. 沈郎钱：小钱，和剪边五铢、磨郭五铢、汉魏小五铢一起充当零钱。

沈充铸它主要解决三吴军需和本地零钱不足。史言“钱既不多，由是稍贵”，说明发行量不大，但因小钱稀缺，单位名义价值不低；和普通足重五铢比，它是“名五、实不及一铢几倍”的虚轻钱。

五、为什么存世难定、争议大

这是沈郎钱最麻烦的地方：

• 史料只说“小钱”，没画图样；后世把江南出土的小五铢、五朱钱都往“沈郎”上套，但西汉宣帝起已有小五铢（径约1.2厘米级），不能全算东晋沈充。
• “五朱”不是沈充专利：东汉墓有五朱铜/陶钱，孙吴朱然墓出土涉及五朱/五金类，学界有归曹魏、归东吴、归东晋几种意见。
• 沈充败后，因属“逆党钱”可能遭禁；又因薄小含铅锡，多被销熔改铸小钱或铜器，导致可确定归属的出土品少。
• 钱币学界较稳妥结论：凡“吴兴—三吴出土、东晋地层、面五朱/五金、大穿薄肉青白、与王敦—沈充时段吻合”的，可暂归沈郎系统；单凭“五朱”二字不能定沈充。

六、文学形象比钱本身更出名

因轻薄如榆荚，唐人常用“沈郎钱”喻小钱、春榆：

• 李贺《残丝曲》“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
• 王建“绿榆枝散沈郎钱”；
• 李商隐“今日春光太飘荡，谢家轻絮沈郎钱”；
• 后来“沈郎青钱”成了轻小铜钱的典故，不完全指实物。

这让它名气大于存世量：真钱难辨，诗钱人人会引。

七、和“标准五铢”“剪轮五铢”的区别（一眼分清）

• 标准五铢：面“五铢”，径约2.5厘米、重3克上下，外郭严整，中央官铸为主。
• 剪轮/磨郭五铢：先有整五铢，再剪边磨郭取铜，面文仍“五铢”但残，边缘被削；属于“改旧钱”不是新铸。
• 沈郎/沈充五铢：新铸小钱，面多“五朱”少“五金”，大穿薄肉、青白、整体轻；属于“新铸减重小钱”，可能受剪轮思路影响但非剪边成品。

型砂

中国古代“型砂”不是一个固定配方，而是按铸件种类、时代、材料分几套体系：商周到青铜用“泥范/陶范”，铸钱后期用“土炭细砂翻砂”，铁器民间另有粗砂泥型。共同逻辑都是“耐火骨料＋可塑粘结剂＋防粘/透气辅料＋水”，再经练泥、造型、阴干/焙烧或直接使用、浇注、落砂回用。下面按体系讲成分和用法。

一、青铜/铜器：泥范（块范）型料

商周至秦汉铸青铜，主流是块范法，不用现代石英砂，而用“澄泥＋砂＋有机填料”。

1）基本成分

粘土/澄泥：主体粘结剂。取地表细黄土或淘洗沉淀的“澄泥”，粘土矿物以高岭石、水云母为主，北方黄土还含伊利石、蒙脱石等。外范面泥要细，保证纹饰清晰；背泥可粗。

砂（石英砂/河砂/烧土粉）：瘠性骨料，减少收缩、提高耐火和透气。内芯比外范更粗、含砂更多；外范若需极细纹，面层用澄泥、背层掺砂。

草木灰/炭末：助耐火、减少开裂，并在焙烧中形成微孔透气。鄂州青铜泥型模拟用“原生土∶石英砂∶草木灰≈4∶4∶2（体积）”做实验，焙烧约1100℃可浇出无气孔器物。

草屑/植物纤维/纸筋类：掺入泥料，干燥时减少龟裂、提高退让性；大型范常加草拌泥封补。

水：练泥调节软硬，之后反复摔揉、陈腐（静置浸润）使均匀。

2）使用方法

制模：泥、木、陶或既有铜器作原型；复杂纹先堆泥再刻。

翻外范：细泥敷模外，半干分块取下，修刻纹饰；面泥细、背泥粗。

制内芯：按器形减薄一层作芯，空心器用芯占内腔；芯料更砂、更粗，便于透气退让。

阴干＋焙烧：阴干后入窑烧成陶范（部分仅阴干不烧，但青铜大件多焙烧），减少浇铸发气、变形。

合范、设浇口/冒口，预热后浇铜液；冷后破范取器，磨飞边。

要点：青铜范是“泥—砂—炭—草”复合，不是单纯“沙子”；面层求清晰、背层求强度透气，内芯求少粘、易退让。

二、铸钱：母钱翻砂型料（唐宋以后主流，明以前已行）

《天工开物·冶铸·钱》给的明代官局流程最完整，可当作传统翻砂型砂样本。

1）成分

“绝细土末”：打碎干土砖、细黄土或澄洗细土，作骨架与粘结主体；干土砖粉已煅烧变性，收缩小、不易开裂。

炭末：与土混合作型体基础；熔铜坩埚用“土七炭三”，但铸钱砂模是“土炭末筛极细”填框，再在表面单独撒薄层。

杉木炭灰/柳木炭灰：极细面层脱模剂，撒在母钱接触面，防粘、使钱文清晰，并在高温形成少量还原/隔离碳膜。

松香＋清油（或松烟/清油）：替代炭灰作“熏模”涂料，在型面形成薄膜，便于母钱脱离、减少金属渗砂。

水：土炭末需适度湿润才填得实、不起尘；但湿型翻砂不能过湿，否则起模塌、浇铸喷气。

部分地区/后世实操会加极细河沙、少量粘土、滑石粉作分型层；但《天工开物》标准方子以土、炭、木灰、松油为主，不提煤粉、膨润土这类现代料。

2）使用方法（母钱翻砂）

做木框“空匡”：四木条围框，尺寸按批量化小；框弦留注铜孔。

配面砂：土、炭末过筛极细；若直接填框作整体，则“土炭末填实”，表面再匀撒杉/柳炭灰。

摆母钱：用锡雕母（或铜母）百文左右，按面、背分组铺在灰面；另放直浇道模。

合盖另一填实木框，轻压；随即整体翻转，母钱因重力落于下框面，反印出钱腔与背文。

再叠加空框重复转覆，得十余框面背印痕；捆绳固定。

开浇孔、修内浇道（钱树梗）：每框母钱印痕间连成小梗，浇后成“钱树”。

熔铜（铜先化，后加铅/锌，黄钱用锌）、测温凭火色，逐一从注孔浇入。

冷定解绳开框，取出钱树，逐个摘断，错边、锉穿、磨面。

铸钱型砂讲究“面层极细＋炭灰隔离＋整体微湿可翻”；它比青铜陶范软，不焙烧，靠母钱压印批量复制，适合方孔钱标准化。

三、一般砂型/民间铁铸：粗砂泥型

传统铁锅、农具、简单构件常用“半永久泥型”或一次性粗砂型：

骨料：河砂、山砂、旧砂，粒度比铸钱粗得多；耐火靠高硅石英。

粘结：黄土/白膏泥、少量膨润土（近世），早期用普通粘土。

辅料：炭灰、稻壳灰、锯末、麻屑，增加透气退让；湿型可加煤粉防粘砂（近世更常见，古代多用炭灰）。

用法：揉匀→闷料陈化→填箱舂实→放木模/金属模→起模修腔→开浇道→合箱压重→浇铁水→冷后落砂。此类和现代湿型粘土砂最接近，但古人配方更凭经验，不按目数配料。

四、古代型砂的性能控制（经验对应现代指标）

耐火不粘：细土/石英耐铜铁高温；炭灰、松油、滑石、焙烧陶化减少金属渗粒。青铜范靠焙烧成陶，铸钱软砂靠炭灰隔离。

透气排汽：草屑、木灰、粗砂、芯部加粗、浇道旁扎气眼；湿型水分过多易气孔，过少易塌。

强度与可塑：粘土/澄泥给可塑性，舂紧给强度；大型陶范用背泥粗砂防搬裂。

低收缩防裂：干土砖粉、烧土、炭末、草纤维降低干燥/焙烧收缩；泥料需晒、碎、筛、揉、陈腐。

脱模清晰：母钱翻砂靠炭灰/松油薄层；陶范靠分块榫卯、半干起范、修模。

五、和现代型砂的差异（避免套用错）

现代：石英砂＋膨润土＋煤粉＋水（湿型），或石英＋树脂/水玻璃（自硬、冷芯）。

古代铸钱：细土＋炭末＋木灰，不用膨润土、不用树脂；青铜范：澄泥＋砂＋草炭，偏“泥型/陶型”而非纯砂型。

古代没有“粒度目数、湿压强度、透气率”的定量标准，全靠产地土性、季节湿度、匠人手感调水加灰。

船形银铤

船形银铤的“船样”不是先画一艘船再铸，而是束腰范＋倾模浇银＋冷却收缩自然出翘边，再被古人拿来服务“看成色、好拿、好存”几件事，最后因为像船才叫“船形”。分四层说最清楚。

一、工艺底层：束腰铁范＋倾模浇铸，自然出“两头翘”

唐代船形铤一般是中间收腰、两端外宽、边沿上翘、底平或微弧。中国钱币博物馆做过大批模拟浇铸：圆弧束腰形用铁范固定，控制银液高度和浇速，注入后把模具“一来一回”倾斜，可得到两端起翅的银锭；若不特意倾模，也可得到较平的束腰锭。

银液自身还会制造“船感”：

• 银在大气里熔炼会吸氧，1体积银可吸约22体积氧，凝固时气体析出，底部/表面留下蜂窝孔；
• 冷凝收缩会在表面拉出丝纹；
• 两端、边角散热快，先凝、向心收缩，中间后凝，于是边沿相对上翘。

所以“船”首先是浇铸态：束腰让整体像舱，翘边像船头船尾，并不是按船舶图纸做的。

实物参照：兴化晚唐船形银锭“下部板状、弧腰、平头，两头向上起翼，翼高而薄”，最长约19.5cm、最短16.2cm，单枚1700–2060g，部分錾“田”字； 唐船形通例为中间狭、两头宽、两端由上至下斜面梯状，多素面，五十两为主。

二、验银功能：薄边、平底最方便看纯不纯

船形铤底平而相对厚、周边薄且翘，这个结构对古代大额银很实用：

• 纯银色白、质软、延展好，薄边能弯、能剪、能凿小样；
• 掺铜铅则发暗发青、变硬、边角不易延展，翘边一弯一凿就能露破绽；
• 平底便于錾刻、凿眼、留蜂窝对照成色。

故宫相关白银货币研究把这点说得很直接：船形两端高翘、平底高沿，是为了“充分彰显白银金属特质”、服务反假防伪；并认为这类船形铤更多用于民间/贸易大额支付，而非全属进奉官铤。 兴化、杨国忠类等唐铤正背面常有使用凿痕，也是用于验色。

换句话说：船形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把“我敢让你验”铸在形状里。

三、使用功能：束腰好握、翘边好绑、平叠好库储

束腰本身有几重实用：

• 一手握腰，称重、递接、上秤都顺；
• 用布条从腰部一系，可随身携带，比直长条板铤不容易滑；
• 多枚同式可平放叠压，翘边当支点，库房码放不易错位。
• 但船形双翅太高也会碍事。资料提到唐船铤常把双翅向内砸平、贴向锭面，原因就是携带/存储不便； 兴化也提到部分因后期加工、水蚀卷曲。 北宋起改平首/圆首束腰、不夸张起翅，南宋束腰更规范，成博、中国财税材料均把“改束腰、便携带、便铭文管理”作为宋铤演变原因。

所以从唐到宋的演变可看成：

船形（翘翅、重验银）→ 砸翅/平束腰（重便携、库储、錾官铭）→ 南宋金元进一步弧首束腰/马蹄元宝（重大锭叠放与脱模手感）。

四、名称与附会：先有“翘束腰”，后叫“船形”

“船形”是后人按外观命名，不是唐代铸钱令写“铸为船”。唐代同称银铤，还有笏形/长条、圆饼；船形只是其中一支，晚唐出土较多，部分与丝路贸易、民间大额支付有关。 把“像船”再解释成“祈水路财源、仿海船”是后期文化附会，不能当主要工艺原因。

更严谨的因果链：

1. 用束腰范→充型方便、脱模不卡；
2. 倾模+银液收缩→两端起翘；
3. 平底薄翘边→便于验色、剪凿、防伪；
4. 束腰→便于握、系、叠；
5. 后人看整体像舟→叫船形银铤。

小平、折一、折二、折五、折十

在宋朝货币体系中，“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指的是铜钱或铁钱的不同面值（计值），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1元、2元、5元、10元硬币。

简单来说，就是一枚大钱能抵多少枚标准小钱使用。

下面是具体的含义：

1. 小平钱

• 含义： 这是最标准的货币单位，也叫“平钱”。一枚小平钱就等于“一文”钱。
• 特点： 它是宋代最基础、铸造量最大的钱币。一般直径在 2.4～2.5 厘米左右，重约 3.5～4 克。我们在古装剧里看到的“一文钱”，指的就是它。

2. 折二钱

• 含义： “折”是“抵、当”的意思。一枚折二钱，官方规定可以当两枚小平钱（即两文钱）使用。
• 特点： 比小平钱稍大，直径一般在 2.8 厘米左右。北宋中期以后，折二钱（尤其是铁钱和后来的铜钱）开始大量流通。

3. 折三钱

• 含义： 一枚当三文小平钱使用。
• 特点： 直径更大，通常在 3.1 厘米以上。南宋时期，折三钱比较常见。

4. 折五钱

• 含义： 一枚当五文小平钱使用。
• 特点： 存世量相对较少，属于较大面值的铜钱。

5. 折十钱

• 含义： 一枚当十文小平钱使用。
• 特点： 这是宋代常见铜钱中面值最大的。比如北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就有很多制作精美的折十钱。直径通常在 4 厘米以上，拿在手里很有分量。

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面值？

• 商业需求： 宋朝是中国古代商业最繁荣的朝代之一。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大宗交易变多，如果全用一文一枚的小平钱，买匹布可能要扛一大袋铜钱，非常不方便。发行大面值钱币就像我们现在用百元大钞一样，便于流通。
• 财政因素： 到了北宋晚期和南宋，政府财政紧张（尤其是军费开支巨大），朝廷常常通过铸造“当十”甚至“当五十”的大钱来搜刮民间财富（用含铜量并不高的一枚大钱，强行兑换百姓手中十枚足值的小平钱），这也导致了当时的通货膨胀和币制混乱。

一个有趣的补充：实物与面值的差异

虽然面值上折十钱等于十个小平钱，但在实际铸造中，它的重量和含铜量往往远不到十个小平钱的总和。比如十个小平钱重约 35 克，而一枚折十钱可能只有 10～15 克。这种“不足值”的货币，在信用崩溃时就会贬值，老百姓甚至会把大钱熔化后改铸成小钱来获利。

承安宝货

“承安宝货”是金章宗承安年间（1197年前后）由金朝官方铸造、带固定面值的银铤，被认为是中国货币史上较早“以白银铸成、明文纪值、公私同用”的法定银货之一。下面按背景、制度、形制、出土、流通与废止、历史地位分块说。

一、基本定位与发行背景

• 朝代年号：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年号；主流记载承安二年（1197）十二月由尚书省奏请改铸。
• 货币性质：不是普通五十两大银铤，也不是圆钱，而是小份量、带“承安宝货+重量”铭文的官铸银铤，属“纪值银币/银锭”。
• 为什么发：
  • 旧制银每铤五十两、值约百贯，民间用时常剪凿零用，成色和价格混乱；
  • 金中后期铜钱荒、交钞（纸币）贬值，军费、边戍、官吏俸给需要更稳的支付手段；
  • 意图用白银给交钞“做本”，即“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稳定财政。

《金史·食货志》典型记载：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截凿计价不稳，“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

二、面值五等与折算

史载五等：

• 一两 → 折钱2贯
• 一两半 → 折钱3贯
• 二两半 → 折钱5贯
• 五两 → 折钱10贯
• 十两 → 折钱20贯

也就是“每两=2贯”的线性标准。部分钱币资料提到实际用“省陌”（如以800文作一贯）时，大额戳记会出现“伍两准／拾贯省”之类写法，但基础法令仍按“每两二贯”理解。

补充：金代“一两”折合今重约39–40克量级。出土“一两”实物约40.2克，“一两半”约58–60.5克，和这个折算基本对得上。

三、形制与铭文

已确认实物为小银铤，不是方孔钱：

• 整体：束腰、两端弧圆/椭圆，像小马鞍或板铤；正面略凹，背面、侧面常有蜂窝气孔（浇铸气体排出）。
• 边缘：部分标本四周有水波纹三道。
• 铭文布局（以“壹两半”为例）：
  • 首端中部横凿“承安”；
  • 腰部竖凿右行“宝货壹两半”（或“宝货壹两”）；
  • 左行配“库”“部”押记——“库”多指交钞库检勘，“部”指尚书户部勘复，用于防偷减、防私铸。
• 成色：出土标本多在95%以上。
• 尺寸举例：
  • 一两：长约4.25厘米，端宽约2.7厘米，腰宽约1.9厘米，重约40.2克；
  • 一两半：长4.7–4.85厘米，端宽3.0–3.35厘米，腰宽2.1–2.2厘米，重58–60.5克。

民国一些钱谱曾误以为“宝货”是圆钱，80年代实物出土后才更正为银铤。

四、流通范围与使用规则

• 法令层面：承安初行后，曾在西北二京、临潢、辽东等路推广；承安三年左右规定部分路分“一贯以上用银/钞/宝货，以下听用钱”的倾向，用银钞替代铜钱大宗支付。
• 地理对应：大致含今山西大同（西京）、北京（中都/部分南京体系另论）、内蒙古东部临潢、辽宁辽阳（东京/辽东）及东北上京一带；出土也集中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和文献“北、东北、西北边路”吻合。
• 用途：军饷、边备、官吏俸、交钞兑现补充、部分商税和大额买卖；不是民间日常小钱。

五、出土与存世

长期只见于《金史》，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出实物，国内汇总常按“约15枚”说：

• 1981年 黑龙江（人民银行清库/阿城一带）发现一两半多枚，有说4枚；
• 1985年 哈尔滨阿城一两半1枚；
• 1986年 辽宁清库杂银发现一两2枚；
• 1987年 内蒙古兴和/和县一两半1枚；
• 1994年 黑龙江宾县洪水冲出7枚（一两半为主），后追缴回；
• 此外黑龙江省博、省考古所、钱币学会分别藏有收集品。

重点：已出土可确认的主要只“一两”“一两半”两种；二两半、五两、十两五等中的大值，文献有而实物极稀或存争议。所以谈“承安宝货全系列”要区分“法令五等”和“现存实物两等”。

六、为什么只流通约三年

承安二年末开铸，承安五年（1200）十二月罢停，实际约3年。原因：

1. 私铸掺假：民间在银里掺铜、锡，成色下降，优币被劣币挤掉；
2. 官方信用受挫：标重标值但市价随成色走，商民不愿按“每两二贯”收；
3. 交钞问题没解决：宝货本想给钞做本，但财政军需不断印钞，银货又回去做临时筹款工具；
4. 可熔可改：银铤能被销重铸大铤或其他器货，官铸存世更难保留。

《金史》里废止奏对大致说：因军储支用、交钞支出大，暂铸宝货与钱并用代替钞本，但“非经久法”，故罢。

七、钱币史意义

• 由“称量银”（五十两大铤、剪着用）走向“纪值官铸小银铤”的尝试，算白银货币化的重要节点；
• 以政府名义定五等、定折钱率、定库部押记，具备法币管理雏形；
• 对元以后“元宝/银锭+官批”体系、明清银两制度有先期经验；
• 因为短命、稀出，现存真品多为国家一级/馆藏品，市场所谓“承安宝货圆钱”基本要按赝品或臆造品警惕。

承安宝货和承安元宝

“承安宝货”和所谓“承安元宝”不是同一类东西，而且后者在钱币学界很可疑。

一、承安宝货：金章宗官方银铤

• 年号：金章宗承安二年—五年（1197—1200）
• 材质：白银，成色多95%以上
• 形制：束腰小银铤/“马鞍形”，不是方孔圆钱；首横“承安”，腰竖“宝货壹两/壹两半”等，配“库□”“部□”押记，背有蜂窝气孔
• 面值：史载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十两五等，每两折铜钱二贯，公私同用
• 性质：法定记值银币/官铸银铤，解决五十两大铤零用不便、交钞贬值问题；1981年后黑龙江阿城、辽宁、内蒙古等有出土，一两/一两半实物较确，大值极稀
• 结局：因私铸掺铜锡、成色乱，1200年罢

二、“承安元宝”：基本按可疑/非官铸处理

金章宗三个年号明昌、承安、泰和。正规年号钱情况是：

• 明昌钱：所见多判伪
• 承安：文献与出土主力是“承安宝货”银铤，不铸“承安元宝/通宝”方孔铜钱是主流看法
• 泰和：才铸泰和通宝（楷，小平/折二/折三/折十）、泰和重宝（篆，折三/折十）

所以“承安元宝”如果指方孔铜钱：

• 无《金史》依据（食货志只讲改铸银名“承安宝货”）
• 无可靠出土报告支撑
• 旧谱偶有“承安宝货”折五铜钱拓本，戴葆庭、彭信威一系及多数现代泉家判为伪；人民网曾登个人文章主张有铜品，但自己也说明“史书无记载、无出土佐证”，属少数争议，不能当定论
• 市场若见到“承安元宝”铜钱，先按臆造、改刻、拼凑或后世戏铸对待，送拍/入藏前必须让钱币机构看实物。

三、一句话区别

• 承安宝货＝金代承安年号、官铸、银质、束腰铤、纪重纪值，真有实物和史证；
• 承安元宝＝方孔“元宝”命名、铜质、在金承安年号下缺乏史籍与出土支持，通常视为疑品/伪品，不要和承安宝货混为一个体系。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政策争论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政策争论，核心其实就几条反复出现的线：铸币权归官还是归民、铜钱该不该垄断、纸币能不能超发、银铜怎么搭配、近代该学金本位还是守住银本位。

一、先秦到汉初：铸币权、轻重之术的思想底子

• 子母相权：西周单旗提出货币应按购买力“母重子轻”相调节，是最早的货币比价思想。
• 《管子·轻重》：把货币当国家调控工具，主张“币重则物轻、币轻则物重”，通过收放货币影响物价、囤积粮食。这套“轻重论”后来成为法家币政的理论源头。
• 秦统一币制、汉初放铸：汉高祖、吕后时期铸荚钱、八铢、五分等，重量乱变；文帝一度放民私铸，吴王刘濞、邓通靠铜山铸钱暴富。支持放铸者认为可缓解钱荒、顺应民间；反对者以贾谊“禁铜七福”最典型，主张铜料、铸币全归官，防止诸侯和奸商操纵。

这一阶段已经定调：国家财政派要垄断，儒家/地方/商民派要放宽。

二、汉武帝—盐铁会议：官铸垄断 vs 不与民争利

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是古代“朝野币政大辩论”的样本。

• 桑弘羊/大夫派：继承法家，主张“统一则民不二，币由上则下不疑”，国家垄断铸币、统一五铢，配合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用货币收财富、抑豪强、备军费。
• 贤良文学/在野儒生：反对官营逐利，认为政府铸“白金三品”、虚币搜刮，是与民争利；要求“不禁刀币以通民施”，让民间流通自由，重义轻利。
• 结果：汉武帝以来官铸主流化，五铢成为长期标准；但私铸、减重、豪强铸钱问题贯穿东汉。王莽改币行“大泉五十”等虚值大钱，想以少铜当多钱，结果私铸蜂起、市场拒用，是过度行政改制的反面教材。

东汉还有贡禹“罢钱币用谷帛”、张林“封钱勿出”、刘陶“先食后货”等争论，反映钱荒/物价低迷时“回到实物”和“保金属钱”的两派拉扯。

三、唐—宋：钱荒、铜禁、私铸与纸币起步

1. 铜钱与钱荒之争

唐后期商品经济恢复，铜钱不足，出现“钱重物轻”（通货紧缩）：

• 政府派：禁民间贮钱、禁铜为器、增铸，刘秩主张禁铜“五不可”反私铸、维护国家币权；
• 市场/儒臣派：陆贽、白居易、韩愈、杨于陵等讨论“物轻钱重”，陆贽接近货币数量论，认为官多铸则钱轻、多敛则钱重； 孔琳之等反对废钱用谷帛，维护金属钱。
• 技术派争议：“惜铜爱工”还是降本减重——官方想省铜多铸，质量派要求足铜足工，否则恶钱泛滥。

2. 宋：交子、钱引、会子

• 北宋四川交子：先由富商联办，因信用不稳改官营（1024设交子务），以铁钱为准备、分届兑换，每届约125万贯。 支持官交子者看中便利、财政调度；反对者担心官办后财政挪用。徽宗蔡京时期为军费超发，交子贬值改“钱引”，界额较天圣放大二十倍以上，信用崩掉。
• 南宋会子/关子：朝廷依赖会子筹款，用“称提”（抛物资、限发行、钱会中半纳税）稳价；在朝如辛弃疾、虞俦多护钞，在野如叶适、吕祖谦批评纸币驱逐铜钱、剥削民间。 周行己提“纸币准备论”，沈括论货币流通速度，张方平论钱荒与垄断发行，都是试图给纸币设规则。
• 实质分歧：财政派把纸币当低成本军费工具，市场派要求有准备、可兑现、限量。

四、金—元—明：纯纸币实验与破产

• 金交钞：世宗后允许长期流通，后期对宋蒙战争超发；高琪等主张“更造大面额新券”解军需，反对方看到通胀无底。贞祐以后以银为基准仍救不了，最后数千倍膨胀。
• 元中统/至元钞：全国不兑换纸币，以银定值，初期有准备金、以盐税等回笼；理论上“以纸代钱”。但战争、赏赐、财政赤字导致持续超发，元末千贯买不到一斗米，物价较元初涨千倍级，成为亡国因素之一。
  • 朝内反对者：许衡认为纸币是官欠民债，超发即政府信用破产；马端临全面否定宋金钞法；张之翰等主慎发。
• 明宝钞：洪武无准备发“大明通行宝钞”，禁金银以强推钞，结果洪武后迅速贬值；宣德千文钞仅值铜钱数文，正统起开银禁钱禁，弘治后基本停造，嘉靖万历想恢复铸钱但“听从民便”不愿强管，张居正全国铸钱也失败。
  • 争论点：宝钞派（国家信用印钞）vs 银钱派（市场用银、官只管好铜钱）。明中期以后事实转向“银为主、钱为辅”。

古代纸币反复失败的共同逻辑：财政缺钱→超发→贬值→再发大面额→信用归零；凡是有限准备、可兑现、克制财政透支的（早期交子、中统初期）才稳住一阵。

五、明中—清：银钱并行、听民便与有限铸钱

• 明中叶转轨：正统起白银合法化，一条鞭后税收折银；制钱供日常小额，宝钞退出。朝廷内部有“官铸垄断”和“听从民便”两派——后者怕官钱粗、私铸更乱，不如让市场用旧钱、好钱。
• 清前中期：康乾用洋铜、滇铜大铸制钱，主张“适度有为”；同时银两为主。争论多在“钱贵/钱贱”、铜价倒挂、私铸、银钱比价。
• 嘉道咸丰：
  • 嘉庆拒蔡之定发钞，认为前代钞法百弊、易伪易乱；
  • 咸丰因太平天国、军费发“户部官票”“大清宝钞”，合称钞票，以银两/制钱为单位但无硬准备，短期筹饷、很快贬值；同时铸大钱（当十、当百）搜刮，民间拒用。
  • 朝野分歧：筹饷派主发钞铸大钱，市场派、部分儒臣主守银钱、反虚币。

六、晚清—民国：本位之争与法币

1. 晚清从银两到银元、金本位的争论

• 传统混乱：银两、银元、铜钱、地方票号并存；对外赔款后银价跌，财政吃亏。
• 方案三分：
  • 胡惟德、汪大燮等驻外使臣主金本位；
  • 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主银本位（保地方铸银元、保财权）；
  • 赫德主金汇兑本位。
• 1902—1903商约把“统一币制”写进谈判，1910《币制则例》最终定银本位，金改不了——主权、黄金储备、地方阻力都不具备。

2. 民国北洋—南京

• 孙中山临时政府提纸币方案；梁启超主银本；欧美银行团主金汇兑；北洋币制委员会偏金汇兑，但梁士诒等认为中国连统一银本都难，主张“恶本位胜无本位”。
• 1928后南京国民政府：
  • 废两改元（1933）：学界、银行界主统一，钱庄/地方阻力大；
  • 甘末尔金本位草案（1930前后）被批不合国情放弃；
  • 1935法币：收白银、三行（后四行）发钞、挂英镑/美元外汇，英支持、美配合、日本抵制；政府派求统一筹款抗战，自由派银行家担心财政化、通胀，地方军阀反对收钞权。
  • 抗战后通胀、1948金圆券：强制收兑金银外币，短期政治定价，结果恶性通胀。争论已不是“本位学理”，而是发钞权不受财政约束必崩。

3. 根据地与国共货币战线（简）

• 国民党法币—金圆：依赖城市银行、外汇和发行弥补军费，后期信用破产；
• 中共根据地：不靠金银准备，靠政权、物资、税收回笼发边币/抗币，强调“货币与物资挂钩”、抑制投机。争论本质是现代国家能力问题——谁能把发钞绑定真实财政—生产—民生，谁稳。

七、可抽出的几条历史规律

1. 财政压力是改币第一动力：汉武军费、宋夏战事、咸丰太平天国、抗战赤字，都会把“有限货币”推向超发。
2. 官铸垄断 vs 放民铸：统一期主官铸（防诸侯、防私钱）；钱荒期有人主放铸（文帝、唐张九龄式），但放铸易出恶钱，故多数王朝回官方。
3. 纸币信用取决于“可兑现+限财政”：有准备、分届、可回笼（早期交子、中统初、会子称提理论上）能稳；纯财政印钞（宝钞、咸丰钞、金圆）必贬。
4. 银铜并行是明中后现实妥协：官方想推钞/统一铜钱，市场选白银；直到1935法币才真正把银本拆掉。
5. 近代争论从“铜钱轻重”转成“国际本位”：涉及主权、外债、列强顾问、银行利益，不再是纯儒法之争。

一条鞭法的货币方案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没有主张恢复以实物为主纳税，也根本没有主张用纸币（大明宝钞）纳税；相反，一条鞭法的核心方向正是把实物税和力役折成白银缴纳，也就是"计亩征银、一概征银"。

一、对实物纳税：不是主张实物，而是大幅压缩实物

明初田赋本是夏税秋粮交米麦（本色），辅以布绢等实物。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土贡方物合并为一条，统统折算成银两。

保留实物的只是极少数例外：主要是苏、松、杭、嘉、湖等江南几府的漕粮（供宫廷/京师食米），仍收一部分稻米，并非全国主流。

所以准确说法是：张居正不主张普遍实物纳税，只让实物在极窄范围内保留，主体赋役全面货币化（白银化）。

二、对纸币纳税：明确不用宝钞

明初朱元璋发过"大明通行宝钞"，但到正德、嘉靖以后宝钞早已信用崩溃、民间拒收。

一条鞭法确立的法定缴纳形态是白银（银两），铜钱也只是辅助，宝钞不在征收选项里。张居正选白银的原因很实际：白银是硬通货、难私铸、价值稳，适合做中央财政核算单位。

史料和税制条文里，完全没有"以宝钞完纳条鞭"的主张或设计。

三、一句话定性

一条鞭法 = 废普遍实物税 + 废力役亲赴 + 不收纸币 → 合并诸税、计亩征银、官收官解、雇役应付。

张居正这套操作，本质是借海外白银流入和商品经济，把明朝财政从"实物—劳役财政"扭成"白银货币财政"，不是回到实物，也不是重启纸钞。

雕母、母钱和样钱

雕母、母钱、样钱都属于古钱铸造体系，但身份不一样：雕母是“原模”，母钱是“生产模具”，样钱是“标准/送审件”。清代以后翻砂铸钱，三者常串在同一条流程里。

一、各自是什么

雕母（祖钱）

工匠用精铜（也有木、牙、锡、玉等）手工雕刻出的原始钱模。 特征：

• 字口深峻、笔画细挺，放大可见刀痕（有的修磨后“刀痕化尽”但仍能看出雕刻味）
• 不靠翻砂成型，无浇铸砂眼；穿口常偏小，所谓“金口未开”
• 直径、厚度大于同版母钱和行用钱，铜质精、存世极罕

母钱（铸母）

用雕母翻砂铸出、再修整的“工作模”，拿它往砂箱里印模，批量出流通钱（子钱）。 特征：

• 由雕母翻铸，所以带铸造痕迹；铸后修穿、修廓、修地章，常有拔模斜度、锉痕、细沙眼
• 比雕母略小（铜液冷缩），但比普通行用钱大、厚、精
• 细分还有铜母、锡母；铸铁钱用的是“铁母”，注意铁母本身是铜质，不是铁质

样钱

用于“定标准、送审、颁发”的样板，不必然是生产模具。主要两类：

• 进呈样/上呈样：钱局试铸或雕制后送皇帝、户部审定的样品；可用铜铸，也可用牙、木、玉、锡、蜡等，有的就是雕样，不用于翻砂。
• 部颁样：中央（清代户部宝泉局等）按审定版式做标准样，发各地方局照着铸；形制接近制钱但更规整，常阔缘、精修、直径略大。另外民间把“直径明显大于常品”的精整钱叫“大样”，但大样≠官方样钱。

二、相同点

• 都比普通流通钱精整、厚重、字口好；
• 都属“铸钱管控环节”，不是常规行用钱；
• 在版式研究中都用来判断标准版：雕母定原版，母钱定工作版，样钱定颁发/送审版。

三、核心差异

项目 | 雕母/祖钱 | 母钱/铸母 | 样钱 制作方式 | 手工雕刻 | 雕母翻砂+修整 | 可雕可铸，目的在“标准/送审” 主要用途 | 翻铸母钱的原模 | 印砂铸行用子钱 | 审定、示范、颁发、留档 铸造痕迹 | 无（无翻砂浇铸痕） | 有翻砂/修整/拔模痕 | 视类型：牙木样无铸痕，铜部颁样有铸痕 字口/精整 | 最深最挺、有刀味 | 深但略逊雕母，带修痕 | 精整，但未必比雕母深 尺寸重量 | 最大最厚 | 介于雕母与行用之间 | 部颁常略大；进呈可远大于常钱 是否流通 | 不流通 | 不流通（偶出意外） | 一般不流通 存世量 | 极少 | 少 | 因类型差异大，部颁多于进呈、牙木更罕

四、关系与流程（以清翻砂为例）

1. 新钱立项→先做钱样/进呈样（牙、木、铜雕或试铸）送审；
2. 审定后按样制雕母（铜雕为主，祖钱）；
3. 雕母翻砂出母钱，修穿修廓，作为日常印模；
4. 母钱在砂箱印模→浇铸钱树→摘钱修边，得行用子钱；
5. 中央也可直接铸/发部颁样给地方局，地方依样再刻雕母或翻母钱。

简单说：样钱决定“该铸成啥样”，雕母决定“原版怎么刻”，母钱决定“怎么批量印”。样钱可在雕母之前（进呈），也可在母钱之后（部颁/呈样），所以它会和雕母、母钱重叠，但职能不同。

五、辨别时最容易混的点

• 看见“字深、精整、个大”就喊雕母：雕母要有手工雕刻逻辑，无浇铸飞边沙眼；纯翻砂出来的再精也是母钱或样钱。
• 把“铁母”当铁钱：铁母是铜模，用来翻铸铁钱。
• 把“部颁样”当母钱：部颁样偏标准展示/下发，不一定有母钱那种印砂拔模、反复使用痕；但精母也可被当作样用，实际器物要综合穿、字、地章、砂痕判断。
• 把“大样”当样钱：大样只是直径大，可能只是常钱初铸、阔缘或地方版，不等于官方样钱。

1918年11月太和殿阅兵

1918年11月28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的阅兵，是北洋政府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中国以“战胜国”身份举办的官方阅兵。它是当年11月北京一连串“欧战胜利”庆典的高潮，和早几天的学界游行、西什库教堂祈祷、天安门集会不是同一场。

一、背景：为什么会在太和殿阅兵

• 停战与参战：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电报到北京后全城庆祝。
• 中国对德奥宣战：1917年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过程并不顺——国会解散、府院之争，宣战案拖到后来才在参众两院通过；实际未成建制派作战部队赴欧，但派出大量华工、部分海军及后勤人员，并在国内接管德奥租界、没收敌产。
• 政治语境：徐世昌1918年任大总统，主张“文治”；段祺瑞虽已辞国务总理，但仍以“参战督办”身份掌握军务。庆典既要对内外展示“公理战胜强权”，也要让北洋军与协约国驻军同台，强化合法性和国际认同。
• 日程安排：11月13日起中华门搭彩牌楼，午门、太和门挂五色旗；14—16日学校放假、学界游行；28日定为“大阅兵”日；29日总统宴使团；30日提灯会。

二、地点与整体规格

阅兵在紫禁城太和殿及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外圈动线经天安门。选太和殿而非普通军营，象征“战胜国”进入旧帝都权力中心；对应当时故宫虽仍为清室小朝廷居所，但公共庆典已可使用外朝区域。媒体称“空前”“振古未有”，《顺天时报》预演报道用“空前绝后之大阅兵式”。

观礼分块：女宾在太和殿前二层台阶东首，各国公使、参赞等在太和门一带，中外军民、北京市民数千人围观。

三、当日流程（按记载还原）

不同报纸数字略有出入，综合《晨报》《顺天时报》及后来史料：

1. 清晨礼炮：约6时起，南城天桥一带有礼炮，部分记载为108响，作为全城庆典信号。
2. 外军入场：9:30前后，各国驻京部队由天安门进入；10:15前后在太和殿下整队。
3. 观礼就位：10:30前女宾、嘉宾、公使分别到太和殿台阶、太和门集合。
4. 总统抵达：10:50徐世昌到太和门/天安门，引道官引导，奏乐；总指挥报告兵力。
5. 巡阅部队：徐先巡阅海军陆战队、汽车队、骑炮、机关枪、工兵等；外军分国排列。
6. 登殿致礼：徐登太和殿，美、日、英、法、比、中等国官兵分两行持国旗登殿；总统向各国国旗鞠躬，再发表演说，后与各军官握手。
7. 退入中和殿：致词毕退入中和殿，受阅部队列队出天安门。
8. 空中与后续游行：南苑航空学校飞艇两艘在殿上空回翔，抛撒协约国国旗；另有军用鸽数百；外军沿长安街至东交民巷归营，中国军继续走新华门、府右街、国务院、景山街、地安门、宽街，到府学胡同段祺瑞宅致敬。

四、受阅兵力与要人

中方：

• 总指挥段祺瑞（参战督办，虽辞总理仍掌军巡阅）。
• 部队含第一师步兵两营，工、辎、炮、骑、机关枪各一营；另段系北洋军三千余人参与整体阅兵安排。
• 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主阅；钱能训内阁、陆军/参谋系统、外交部人员随行。

协约国/胜方驻军：

• 记载一：法、日、美各约100人，英75人，意50人，合计约450人；俄、比、葡、巴等仅武官参加。
• 另一组概称中、英、美、法、比、日、印度、安南等“八国”近万人列太和殿下——此为宽口径（含外围、含不同统计），与“驻京受阅450外军+中方数千”并不矛盾，正式行文多取前者更细。
• 公使层面：法使包朴、日使林权助、比使莫耶等参与同期庆典；28日太和殿观礼有各国公使参赞。

其他嘉宾：外交总长陆徵祥（前期西什库活动更突出）、参议院梁士诒、教会与女宾、记者、甘博等外来摄影记录者。

五、仪式亮点与“符号”

• 五色旗+协约国旗并用：太和门、太和殿广场周悬多国旗，强调“联合战胜”。
• 108响礼炮、军乐、汽车队、机关枪、骑炮、飞艇、军鸽——在1918年北京属于“现代化军容”展示。
• 徐世昌西式礼服/脱帽演说的记述见于部分回忆与转述；核心口径是“公理战胜强权”。他在11月16日政府公报已定调“我协约国……以公理战胜强权”。
• 中国军队与欧美驻军同列太和殿，被当时舆论视为“中国元首首次在首都检阅中外军队”的破例场面。

六、它和11月其他庆祝的区别

• 11月13日前后：中华门彩牌、西什库教堂祈祷，陆徵祥/段祺瑞/各使参加。
• 11月14—16日：北京学界在天安门、长安街游行；北大15—16日演讲，蔡元培“劳工神圣”、胡适等发言，口号“协约国万岁”“公理战胜”。
• 11月28日太和殿：官方军阅，总统、外军、段系部队为主，偏国家典礼。
• 11月29—30日：居仁堂宴使团、提灯会、学生分路游行事。

七、历史评价与局限

• 形式上是中国进入“共和”后少有的在紫禁城外朝办西式大阅兵，把帝制空间转为民国/国际胜利空间。
• 实质上“战胜”成色有限：未派主力赴欧，主要靠宣战、华工、断交托管德奥权益；1919巴黎和会把山东转交日本，直接反噬“公理战胜”叙事，催生五四运动。
• 北洋内部看点：徐借大典抬“文治总统”形象，段以参战督办保军权，阅兵后中国军仍至段宅致敬，显示段系仍是军事实体。

锻压和冲压

机制货币的技术谱系：锻压与冲压、技术方案及历史沿革

先厘清一个概念——在工业术语里，锻压 = 锻造 + 冲压，两者同属"金属塑性加工（压力加工）"，是一对并列的大类。而机制币（硬币）的成型，本质上属于冲压这个分支（更精确地说是"压印/压花"）。

一、锻压 vs 冲压：技术异同

核心区别一句话

• 锻造：对整体坯料施压，金属发生大距离塑性流动，靠"揉面式"的晶粒重组强化力学性能
• 冲压：对板/带材施压，坯料主要靠改变各部位的空间位置成形，内部不发生大距离流动

维度 | 锻造（锻压） | 冲压（含造币压印）

坯料 | 块状/棒状整体坯料 | 板料、带材、型材 变形 | 整体大塑性流动，晶粒重组 | 局部变形/分离，无大距离流动 温度 | 热锻/温锻/冷锻均可 | 多为常温冷冲压 典型产品 | 曲轴、齿轮毛坯（承重复部件） | 易拉罐、车身、硬币

两者的共同点

• 都属固态塑性加工，不把金属熔化（区别于铸造）
• 都靠模具 + 压力机使金属变形，能获得致密组织与精确形状

为什么造币属于"冲压"而非"锻造"

硬币是用金属薄片（坯饼）放在上下模之间，靠冷态瞬时压力挤出图案与边齿，厚度方向变化、金属充塞模具纹路，这正是典型的冷冲压中的"压印/压花"工序。硬币甚至不需要加热冲压，全程常温操作。

二、机制货币的完整技术方案（工艺流程）

现代造币是一套流水线，核心环节如下：

1. 熔铸 → 按配比称量贵金属，熔化成流体浇铸成条锭（温度控制很关键：过高损耗大，过低后续易裂）

2. 轧片（辊轧） → 锭块经粗轧+精轧十余道，碾至标准厚度。早期用马力/水力的轧机，现代用电动机驱动

3. 冲饼（落料） → 条片经冲床冲出圆形坯饼，边屑回收重熔

4. 光边（轧边） → 光边机把坯饼边缘滚压凸出，形成凸缘（币边）。作用是：图案耐磨、可叠放、减少压印所需压力、延长模具寿命

5. 烘洗（退火+酸洗） → 冷轧后坯饼变硬脆，需700℃退火软化 → 酸洗去氧化层 → 滚光烘干

6. 压印（Striking） → 坯饼送入印花机，由上模 + 下模 + 模圈三件组合，正、背面及边道（丝齿/光边）一次成型

模具体系是核心技术：

• 设计师画稿 → 油土/石膏做立体浮雕 → 电镀铜型（母模）→ 雕刻机缩刻成原模 → 淬火后在大吨位压机上反复冲压翻制工作模
• 一个原模可翻制无数工作模，故同一图案可常年量产
• 模圈技术：光边/丝齿用整体式模圈；若币边需阳纹文字（如西班牙250比塞塔），要用 Droz 发明的分离式（多瓣）模圈，压印瞬间闭合、脱模时张开——这是顶级防伪手段，几乎无法仿制

7. 检选 → 剔除瑕疵品，成品计数封装

三、其他机制货币技术方案（不同技术路线）

除主流"冷冲压压印"外，历史上还有几种方案：

方案 | 原理 | 特点

螺旋压床（Screw press） | 螺纹主轴旋转下压，靠持续、均匀的压力压印 | 16世纪起主导近400年，压力可控、图案锐利，但速度慢 辗轮轧机（Rolling mill） | 两辊轴上刻正反面图案，边辊轧边压印 | 1550年起用于造币，兼顾轧片与印花 肘杆式压床（Knuckle-joint / Uhlhorn press） | 1816年德国 Uhlhorn 发明，曲柄-肘节机构 | 更易电动化，配移动进料台实现高速自动 蒸汽/水力驱动 | 动力源升级（马力→水力→蒸汽→电力） | 伯明翰 Boulton 1797年"车轮"便士，单机60枚/分 液压机 | 一战后普及，超大吨位 | 用于大型纪念币、工作模翻制 现代电动压印 | 150吨压力、750枚/分 | 集压印+自动传送一体

四、技术渊源与历史沿革

1. 远古：打制币（Hammered coins）——一切的起点

• 公元前6世纪中期，吕底亚王国（今土耳其西部）在克罗伊斯王治下，将金银合金（琥珀金）制成标准重量、计数使用的硬币，这是现代"coin"的起源
• 西方最早是加热熔化成粒、趁热用锤敲打印上图像，即打制币：下模（pile）钉入木砧，放上坯饼，上模（trussel）受大锤击打
• 手工打制形状不规则、边缘参差不齐，极易被"剪边"（clipping）盗银，故反面常刻十字线以防伪

2. 16世纪：机制币的诞生（文艺复兴机械革命）

• 螺旋压床 + 轧机两大发明问世，解决打制"模裂、效率低"的痛点
• 1506年意大利率先用机械替代锤制；1550年前后德国奥格斯堡的金匠 Schwab 用轧机配合螺旋压机，并引入 collar（模圈）——膨胀的金属填满模圈形成边齿，防伪能力飞跃
• 法国（1551）、英国（1561）相继引进，但因造币行会抵制，打制币在法国1662年、英国1641年才彻底退出

3. 18世纪末—19世纪：工业化（蒸汽动力）

• Matthew Boulton（伯明翰）将蒸汽机引入造币，配优质坩埚钢模具，1797年"车轮便士"成为法定货币；1810年皇家造币厂装备8台蒸汽压床，60枚/分
• Droz 分离式模圈（1803年巴黎学院报告）实现正、背、边三位一体同压，成顶级防伪标准

4. 19世纪末—20世纪：电气化与高速化

• 1890年后螺旋压床被电动肘杆压机取代；雕刻机/缩刻机（reducing machine）普及，艺术家做石膏浮雕即可扫描缩刻到钢模，效率大增
• 现代150吨电动压机，750枚/分

5. 中国：从翻砂到机制的被动转型

• 中国传统翻砂浇铸在高温下施工，难以机械化、自动化
• 19世纪中叶，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凭标准化（含银90%、重库平七钱二分）大量涌入，套取中国高成色纹银，白银外流
• 1884年吉林机器局试铸"吉林厂平"（本土机制币雏形）；1886年天津宝津局试铸机制方孔钱；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钱局引进英国伯明翰全套设备，首铸"光绪元宝"龙洋，开启中国近代机制币规模化
• 1900年广东首铸无孔铜元（仿香港铜仙），取代亏损严重的方孔机制钱
• 民国：1914年"袁大头"统一银元；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法币改革→ 金属铸币转向信用货币，机制银铜元退出流通
• 1949年后机制币转入收藏领域，1980年代起重受关注

总结

锻压与冲压是压力加工的两大门类，机制币属于冷冲压（压印）；其技术内核是"熔铸→轧片→冲饼→光边→退火酸洗→压印→检选"的标准化流水线，核心在模具体系与模圈技术。

历史脉络：吕底亚打制币（前6世纪）→ 螺旋压床+轧机（16世纪文艺复兴）→ 蒸汽动力（18世纪末 Boulton）→ 分离式模圈防伪（Droz）→ 电动高速压机（20世纪）；中国则是清末为挽回货币主权，从广东钱局起步，完成从翻砂到机制的近代化转型。

红军根据地和长征时期的货币政策

红军时期（土地革命各苏区）和长征途中的货币政策，核心不是“随便印票子”，而是一套硬准备＋物资吞吐＋政治信用的战时金融：平时在苏区建立统一银行券、银本位、现金/物资料准备、通过税收/存款/公营商业回笼；行军到白区或新区则尽量少发、临时发、用盐布银元作保、走前全数兑回。下面按“苏区常态—长征流动—稳值机制—局限”讲。

一、苏区常态：先统一币制，再建发钞回笼

1. 机构与法定货币

•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毛泽民任行长，性质近似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苏维埃国币/银币券”，兼管金库、公债、税收代收、低利农贷。
• 此前各苏区已有地方银行：闽西工农银行（1930，龙岩）、江西工农银行、湘鄂西农民银行、鄂豫皖特区银行等；后来逐步收掉县、社分散发钞权，改由中央或特区银行统一发。
• 政策上“驱劣币、禁外币、收杂币”：国民党中中交农等纸币在苏区禁用或折价，私行钱庄不许发钞，外来商人带银元/法币来贸易先换苏币；旧银元按成色收兑，部分加盖“苏维埃”戳流通。

2. 发行原则与准备

• 银本位：1元纸券＝1元现洋，承诺随兑随换；同时铸银元（含自铸苏维埃银元，以及为对白区贸易仿铸袁大头、孙小头、鹰洋）、银角、铜分币，纸+硬配合。
• 准备制度：《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要求纸币现金准备不少于30%，可用现洋、金银、外币；其余用“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证券”作保证准备。1932年底中央及福建分行现金准备占已发纸币约59%；初始发行基金号称百万级。
• 发行边界：1934年毛在二苏大报告明确“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发行，财政需要放次要”，反对超市场需要滥发导致跌价；但反“围剿”后期军费压力仍倒逼扩发，长征前国币累计约800万元。

3. 投放渠道（怎么把钱发出去）

• 军政采购：银行/财政向群众、合作社、白区商人买粮盐布药，付苏币；
• 低利贷款：向农民、手工业、消费合作社放农贷、生产贷，活跃商品流通；
• 工资与公营支出：机关、红军供给、工程开支以苏币发放；
• 公债与募捐：三期革命战争公债等，既筹款也回笼；没收土豪、军阀、官僚资本财物交金库作准备。
• 白区贸易：苏区外贸机构用苏币收土产出口，换回盐布药；白区客商入境须换苏币才能买卖。

4. 回笼渠道（怎么把钱收回来）

• 税收与罚没：一切交易、纳税按国币计；没收款、罚款、捐款进银行作财政存款。
• 公营商业/合作社“只收国币”：消费合作社、粮食调剂局、贸工部卖盐布油等紧缺物资只收苏币。兴国消费合作社1933—34年每月约3万元商品经合作社系统，仅此一项年回笼数十万；政府规定合作社售货“只收国票不收现洋”。
• 存款：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吸存机关团体暂存款和民间闲钱；闽西、中央行均有暂时存款科目。
• 贷款归还与公债兑付/认购：还贷、新债换旧流动性。
• 兑换回笼：设兑换处、代兑处，群众拿纸券换现洋；若市场纸券偏多、物价涨，就用金银/物资抛售收券。

5. 多苏区例子

• 闽西工农银行：收信用社纸券、禁黄金白银外流，附设熔银厂+贸易部，用木材纸矿换盐药，银金储备+物资后盾，曾出现102块银元换100元闽西苏币（苏币溢价，说明紧俏）。
• 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统一发，禁各县滥发，旧银元烙“苏维埃”，白区来人必须换苏币，信用券背面写“随时十足兑现”。
• 鄂豫皖：苏币为唯一法币，旧币比价收兑，军费/党政经费/农贷投放，存款税收回笼，控总量防物价波动。

二、长征流动：扁担银行、少量临时发、走前全兑

1934年10月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扁担银行/马背银行”），挑黄金、银元、苏币、印钞纸墨；后期因战争和精简，很多印版纸料销毁，主要变“带金银+少量纸券+兑换”。

1. 总体纪律：白区少发、新区按需、撤离必兑

• 长征初期明令途中一般不对群众新发苏币，采购尽量用银元；指战员自带苏币在白区不好用，就设临时兑换处把苏币换银元/法币给群众和商铺。
• 只有在占领较稳定城镇、需要集中采购且掌握硬物资时，才临时发“红军票/苏币”，并配套物资处、兑换处。

2. 遵义是最完整样本（1935年1月）

• 背景：遵义城原在王家烈治下，盐被军阀囤积、市面甚至以鸦片兼作交换媒介；红军没收王家烈盐约千担，作为信用资产。
• 发钞：1月12日国家银行在杨柳街开业，发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银币券，毛泽民签批防伪；以布匹、银元、食盐作保证，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货币兑换处。
• 投放：红军用苏币向商户买粮布鞋袜；群众要买盐必须用苏币——盐是硬刚需，等于用战略物资为纸券定价。
• 回笼：平价/低价抛盐、布、米，只收苏币；同时兑换处按1:1用现洋兑苏币。1月18日接转移令后贴布告收兑，撤前一天在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摆银元+盐布粮，通宵兑回；部分按白区纸2元或银1.2元收苏币1元（处理白区比价），主力仍是现洋+实物兑回。
• 效果：短期形成“发券—买货—卖盐回券—撤前兑银”闭环，群众没被套，后续二进遵义时愿意再来兑、甚至主动慰劳。

3. 其他节点

• 湖南宜章/白石渡、贵州黎平、黄平旧州、桐梓、川西冕宁等：多设临时兑换处，回收指战员采购流出的苏币、用银元换给群众；旧州类节点以兑换和筹粮为主，不追求发新钞。
• 土城战后：为防止苏区纸券散落被敌利用，烧毁大批国家银行钞券、埋掉部分银毫；此后更依赖金银硬通货采购，发钞进一步收缩。
• 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西进、红四方面军转战另有地方发兑，但中央主力长征主线以“遵义发、沿途兑、后期少发”为主；史料常提国家银行在长征沿线重要城镇做四次数发兑闭环。

三、稳币值的三根支柱

1. 硬通货准备：银元本位+金库金银+外币/银锭；章程30%现金准备、实际更高；随时兑现有法律命令（十四号、十七号、十三号训令），代兑处进县政府、红军经理机关。
2. 战略物资本位：盐、布、粮、煤、药等紧缺品由银行/政府/合作社掌握，公开售只收苏币；市场缺什么就用什么回笼。中央苏区靠打土豪缴获盐布油，长征遵义靠没收军阀盐，本质都是“票子背后有东西买”。
3. 行政+政治信用：法定法偿、禁外币劣币、税收强制收苏币；对抑价拒用、造谣破坏者处罚；红军纪律“不白拿、走前兑”，用不坑百姓换长期信誉。黔北、旧州、遵义群众愿收红军票，主要靠“能兑银、能买盐、撤了还兑”三件事。

补充一点：苏区后期并非纯自由兑换。战争封锁下现洋流出受限，发钞逐步从“银币券兑现”转向“经济发展+物资保证”并重；但相对国民党法币/军阀杂钞，红军仍靠有限兑现+物资抛售避免恶性通胀。

四、局限与变形

• 被封锁时铜料、印钞纸、造币设备都缺，中央造币厂早期石碓人工冲压，成色和产能受限；
• 反“围剿”后期军费刚性，发钞超过商业回笼能力，会出现贬价压力，靠收存款、卖物资、禁现洋外流压住；
• 长征是移动战，发钞只在休整城做，不能建常设回笼网；所以策略是“宁可少发、走前全收”，避免留下废纸损民心。

中央苏区1932–1934完整账面（发多少、准备多少、回笼多少）

中央苏区国家银行（1932–1934）账面还原

先说一个重要前提：这套"账面"不能按现代央行资产负债表去读。当时没有完整的月度统计、没有公开年报，而且发行、财政透支、公债经售、金银库存是几本账。下面能精确到元的数据集中在 1932年底（这是史料最完整的一个时点）；1933、1934主要是阶段性累计数。我会把"硬数字"和"推算/概况"分开标注。

一、总发行量：三个关键时点

时间 | 纸币累计发行 | 说明

1932年12月 | 656,175元 | 精确到券别，最可靠 1933年8月 | 约200万元 | 曹菊如回忆口径 1934年10月 |（长征前） 约800万元 | 5种面额、8个版别

1932年底的券别构成（这是唯一能精确到"张"的数据）：

面额 | 发行额（元） | 占比

壹元券 | 375,000 | 57.1% 贰角券 | 103,000 | 15.7% 壹角券 | 129,800 | 19.8% 伍分券 | 48,375 | 7.4%

合计 | 656,175 | 100%

1933年增印伍角券，此后形成完整的五种面额体系。

⚠️ 口径提醒：1934年"800万"是累计印制/投放额，不是年末净流通余额。学界有另一种估算：按面额拆分约290万(1元)+395万(5角)+42万(2角)+58万(1角)+20.5万(5分)=805.5万元，与曹菊如回忆吻合。另有一种说法是长征前实际流通量"高达800万、超过银行资本8倍"，属同一量级。

二、现金准备：1932年底是"黄金期"

《国家银行暂行章程》（1932年5月制订、8月24日修正通过）规定：

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30%）现金，或贵金属、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以"易于变售之货物、短期汇票或其他证券"为保证准备。

时点 | 现金准备余额 | 纸币发行量 | 准备率

1932年底 | 389,480元 | 656,175元 | 59.35%

法定下限 | — | — | 30%

1932年底准备率接近法定的两倍，远超基准，这正是苏币早期信用坚挺的物质基础。准备来源主要是：漳州战役（1932年3月）缴获的105万银元"巨资"、打土豪没收款、以及钨矿公司等公营企业收入。

1933–1934准备率急剧恶化：到1934年初，因银元外流（买盐布药）+军费剧增，现金严重短缺、国库空虚，纸币已"完全不可兑换"，市场物价猛涨、出现恶性通胀。这是"硬准备"崩溃的典型——发行翻4倍（200万→800万），准备没同步跟上。

三、投放与回笼：谁把钱放出去、谁收回来

投放渠道（发钞去哪儿）

1932年发行的钱主要用于财政支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支走发行的大部分货币"，国家银行总行被透支总额563,839元。也就是说，1932年底656,175元发行中，约86%进了财政（军费、机关供给），这其实已经是"财政性发钞"了。

其他投放：低利农贷、合作社贷款、工资与公营支出、白区贸易采购。

回笼渠道（钱怎么回来）

这部分没有完整的金额台账，只能按机制+可量化项列：

渠道 | 可量化数据

三次公债（最重要） | ①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1932.7）；②第二期120万（1932.10），到期退还/调换超90万元；③经济建设公债300万（1933.8），群众超额完成认购 税收 | 一切交易、纳税按国币计；公债也常被"抵付土地税"直接回笼 物资本位回笼 | 盐、布、煤油公开售，只收国币 存款 | 机关团体暂存款、民间储蓄 贷款归还 | 对钨矿、合作社、粮食调剂局放贷回收

关键观察：1933年经济建设公债300万的设计用途是——100万借红军、100万交粮食调剂局与国家贸易局、100万帮合作社。这300万公债本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印钞回笼"：把钱先放出去（财政支出），再用公债从民间收回来。但因为第五次"围剿"爆发，多数财粮未按原计划使用、转投军费，回笼效果被打折扣。

四、三年脉络一句话总结

1932 | 建章立制、准备充足（59%）→ 发行66万，信用好 1933 | 发行扩张至200万，公债300万回笼 → 尚可维持 1934 | 军费倒逼超发至800万，准备枯竭 → 恶性通胀、不可兑换

增发倍数：1932.7→1933.8 约 3倍；1933.8→1934.10 又是 4倍，一年多翻两番。邓子恢、曹菊如的回忆很直白："税收有限、内已无土豪可打、供养多，只有靠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养军队"。

五、这张"账面"必须注意的局限

1. 800万是累计投放，非净流通量——有大量通过税收、公债、物资售出被收回，真实流通余额应小于800万；
2. 1933、1934无精确券别台账，只有阶段性累计，任何"1934年各面额精确发行额"都是后世反推（如805.5万版本）；
3. "现金准备"口径含贵金属、外币、易售物资，与纯银元库存不是一回事；1934年后物资保证占比上升、现金占比骤降；
4. 国家银行还代理国库、经办公债、管现金出口登记（携20元以上出境需登记领证），这些业务与"货币发行账"是混记的。

一句话结论：中央苏区币值稳定的秘密在1932年——59%的准备率 + 随时兑现 + 物资本位；崩溃也在1934年——发行从66万飙到800万，而银元现金被封锁掏空，财政发钞失去准备约束。这套"准备充足则稳、财政透支则崩"的轨迹，和你之前问的历史规律完全对应。

遵义红军票逐日流程

遵义“红军票”没有完整逐日发行/回笼总账（当时是战时临时办行，留存的是节点性回忆和布告口径），但按史料可还原成一套“进驻—准备—开业发券—物资回笼—接令收兑—撤前通宵—再进遵义补兑”的逐日化流程。

一、前置：为什么会在遵义发，而不是沿途发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定过一条纪律：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白区不认、留下去也易被敌利用。 1935年1月进遵义后情况变了：准备以遵义为中心休整/建根据地，后勤需要集中买粮、盐、布、药；且没收了王家烈在遵囤积的食盐（资料称约千余担）、部分烟土/财物，具备“银元+物资”双准备，于是决定临时发券。

二、1月7日—1月11日：进驻、摸底、备准备

• 1月7日 中央红军占遵义。这是长征以来最大城市，得较长休整（通常说约12天）。
• 1月9日前后 中革军委纵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扁担银行”）入城，进驻老城杨柳街4号犹国才公馆旧址；同时以林伯渠为主任、毛泽民为副主任成立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下设调研、没收、财务、管理。
• 同步做三件事：
  1. 查抄/接管王家烈盐仓、官僚土豪财物，盘点可变现银元、布匹、香烟、粮食；
  2. 摸底市面货币——黔北当时混用银元、国民党钞，甚至有盐、鸦片兼作交换媒介，群众对“陌生纸票”有顾虑；
  3. 定发行规则：银币券与银元等值，以银元、布匹、食盐作保证，设临时物资供应处＋货币兑换处。

三、1月12日：杨柳街开业，正式投放

• 办公点：杨柳街国家银行旧址；对外挂牌营业。
• 发券别：壹元（1934版）、伍角（1933版）、贰角（1934版）、壹角（1932版）、伍分（1932版），均带毛泽民亲笔签名防伪。
• 投放方式（不是“撒钱”，而是“买货—回盐”闭环）：
  • 红军军需、机关、部队向商铺/群众买粮、肉、布鞋、草鞋、蔬菜，付红军票；
  • 银行以“高价收群众物资”方式放出部分票子，鼓励百姓肯卖；
  • 关键锚定物——食盐：未到时遵义盐价畸高（资料称约1斤盐1块银元），国家银行定“1元红军票可买约7斤盐”，或按平价放盐只收红军票； 另设兑现价：1元红军票兑1元银元，或优惠兑1.2元银元/2元国民党钞（不同资料、不同时点比例略有差异）。
  • 酒店、餐馆、小摊先由红军官兵用红军票消费，再告知可去犹公馆/兑换处换现洋，破“军用票＝废纸”的谣言。
• 当日效果：因“能买盐、能换洋”，商户开门、市面活起来；陈云后来在《随军西行见闻录》说“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红军之纸票按日均兑现”。

四、1月13日—1月17日：流通+双向回笼

这几天无逐日金额，机制如下：

• 物资回笼为主：物资供应处平/低价抛盐、布、米、烟，只收红军票。群众卖了货得票→用票买盐，银行前期发出的票回流一部分；盐是硬通货，相当于“以战略物资收币”。
• 兑换处常设回笼/兜底：杨柳街行内+闹市点收兑。城内资料有“6个兑换处”说，周边驻军点“19个”（桐梓、绥阳、鸭溪、团溪/团漠、龙溪、余庆、湄潭等），合计常提“6+19”；也有“全城30多个兑换处”的综合说法（把临时摊点都算入）。
• 白区钞/银元置换：对持国民党钞、银元来换者按公布比价换红军票；对持红军票要走的人按1:1现洋或1元兑1.2银元/2元法币回兑，保持“随时兑现”信用。
• 遵义会议在城内召开（1月15—17日口径常见），银行不停业；会议后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行军计划变化触发收兑。

五、1月18日：接转移令，转入收兑

• 1月18日国家银行接转移/转移准备命令（部分资料写“遵义会议后、1月18日”）。
• 当天动作：
  • 贴布告：持红军票到指定点兑银元/物资；
  • 扩大兑换网络：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后称新华桥）等闹市加摊；城内6处全开，周边19处通知各驻军点同步收；
  • 桌面摆银元，货架摆布匹、棉纱、米、盐、烟，按市价/优惠价收票。比例执行：1元红军票＝1元现洋（基础），优惠情形1.2银元或2元白区钞；盐按“1元约7斤”继续收票回笼。
• 目的：发得不多、但必须全收，避免红军一走变废纸、损民心。

六、撤前一夜（约1月18/19日前夜，按“撤离前一天”口径）：通宵兑

• 主力离遵前夜，银行在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及福音堂专点摆现洋+盐布米棉纱，通宵兑到天亮。曹菊如回忆“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
• 补充动作：
  • 派人挑银元走街串巷收，尤其小街、乡场遗漏票；
  • 周恩来曾到兑换点检查（回忆性资料）；
  • 对周边桐梓等驻军点，由第十九大队/支行式临时点提前几天陆续收，不等最后一夜。
• 结果口径：钱希均回忆“兑换工作进行了好几天，估计基本全收回才撤”；人民网/金融报均写“基本收回”“基本完成回收”。

七、1月19日后—1月下旬：离遵、土城烧券

• 主力离遵义后，第十五大队带剩余金银、印版、未发券随军走。
• 1月下旬到赤水/土城方向：为防苏区券散落被敌利用，奉命烧毁大部国家银行钞券，埋掉部分银毫；此后长征主线基本不再新发纸币，恢复以银元/物资采购为主。
• 这说明遵义发券是“孤立窗口”：准备足才发，形势一变立即收、收不完就毁版，不把纸票留在敌区。

八、2月下旬：二进遵义补兑

• 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国家银行重开杨柳街点，主要不是新发而是补兑此前遗留红军票；群众因上次“走前全兑”有信任，主动来兑、甚至慰劳。
• 这步把1月没兑尽的部分彻底收尾，也修复再占期军需采购的信用。

九、把“逐日”压缩成操作闭环

1. 进驻摸底→没收盐/银/布作准备（1.7–1.11）
2. 开业发5种银币券、1:1银元、1元≈7斤盐（1.12）
3. 部队买货投放＋物资处卖盐布回笼＋兑换处随时兑（1.12–1.17）
4. 接转移令→贴布告、扩6城内+19周边点收兑（1.18起）
5. 撤前夜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福音堂通宵用银元物资全收（撤前夜）
6. 离遵后土城毁券；2月下旬再进遵补兑（1月下旬–2月）

金额层面：公开资料没有给出“1月12日发X元、1月18日回笼Y元”的日报表。能确定的是“十余天发行—回笼全程完成、准备以盐千余担+银元+布烟为主、兑现比例多档并行”。把它当“战时可兑现代金券＋物资本位”看，比当现代央行日账看更准确。

根据地应对法币的政策

参考：根据地应对法币的政策

1935年法币改革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一项重大金融改革，给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本文谨就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对法币的态度作一简要论述。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

中国近代以来，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以白银为本位币的混杂的货币体系必须要进行变革。为完成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统一，南京国民政府甫一成立，即开始筹备币制改革事宜。但由于国内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矛盾，国民政府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没有实现实质的统一；国外面临着美、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改革推进缓慢。

1933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为恢复美国经济，实行新政，采取了“以邻为壑”的白银政策，核心是废弃金本位，实行货币贬值，提高白银价格。这些措施导致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给本就困难的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冲击。中国以白银为本位货币，受白银价格变化影响直接，通胀和通缩交替出现，国家缺少金融调控的手段，亟须建立现代金融的管理通货制度。

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对华北进行蚕食和侵略。1935年春夏之交，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日本在政治上策动“华北自治”，军事上进行武装挑衅，经济上武装走私掠夺，金融上拟订方案，设立“联省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谋求华北金融独立。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高层看来，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同于长城外地区，已触碰了战争的底线，不得不考虑战争准备的问题，须尽快控制金融资源，向战时经济过渡，以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亲日派代表汪精卫遇刺，金融市场极端慌乱，汇率下降17%，金价涨幅28%。国民政府提前宣布推行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告进行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停止白银支付，实行白银国有，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和日常交易功能，对私藏偷漏白银者以危害民国罪进行惩治，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国民政府将民间集中白银，建立法币发行准备，成立货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负责货币发行、准备保管等事宜。

国民政府1935年的法币改革，废弃了白银本位货币，避免了白银价格变化对货币的直接冲击，增加了国家调控经济和金融的手段，国民政府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促进经济的恢复，通过控制金融资源，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了物质准备。

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买办的利益，存在阶级的局限性，对外没有完整的主权，法币改革又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实行“不兑现”的纸币政策，和“无限制”的外汇兑换政策，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恶根。法币改革作为场重要的货币改革，发生在国民政府内外交困时期，必然引起各方对法币政策产生巨大反应。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作为国内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对国民政府法币政策也有不同的反应态度。

根据地对法币政策的反应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根据《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按照掌握的白银数量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状况发行钞票。各根据地的银行也发行了200多种苏区货币，当时苏区不接受国民党货币。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发行苏币，这时法币改革已经完成，法币遂成为根据地的本位货币。从此法币在我党根据地的地位随着国共双方的合作与斗争而发生变化。

合作利用阶段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总部设在延安，另外在关中、绥德、三边、陇东等地设立分行。初期对外不公开，不发行货币，主要是领取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法币，经营光华商店。1938年3月陕甘宁合作总社与光华商店合并，仍由陕甘宁边区银行经营管理。

由于国民政府发的军饷使用整票，缺少辅币，根本无法适应日常市场交易。据统计，从1938年1月到6月，中央银行向陕甘宁边区兑换辅币小票仅2000元，陕甘宁边区市场交易甚至用邮票找零，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为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支持前方抗战，边区借鉴其他地方发行代价券、土货券的做法，1938年7月发行小面值的“光华商店代价券”，券面印有“为便利市面流通特发行代价券，凭此券伍拾张或与其他通用小票凑足拾角即兑付法币壹圆。此券发行十足准备，准备金全部存放边区银行，由边区银行保证并代理兑换”的内容，对光华券发行的目的、发行准备、兑换的标准予以说明。由于代价券与国民政府《辅币条例》不合，蒋介石一再重申地方不能发行辅币。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多次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予以质问。林伯渠作出回应：“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币万分缺乏，以此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之生活与商业之繁荣。商人则因无辅币之找换，货物不易出售；农民则因需用品之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收受法币。遂致法币失去信仰，流通大受障碍。尤以客岁六月以前，辅币之缺乏已成严重问题，主币比辅币之价格低落十分之一，而尤以十元、五元之法币为甚。当经托请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交涉，结果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编者注）一月起，直至二十七年（1938年，编者注）六月，此一年半中，只由中央银行兑换辅币贰千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困难愈渐严重。各地商会、农会纷向本府环请，矧是之故，该光华商店为巩固法币流通，畅旺市场交易起见，业经呈请本府，准许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于辅币缺乏之陕甘宁边区，并备有充足之保证金，且由各地合作社代办兑换，凡是一元之代价券，即可随时随地兑换法币。查自该代价券发行以来，深得人民之信仰，使法币流通畅达无阻，市面交易益臻繁荣。奏效良深，尚无不合之处”。说明是因为国民政府辅币配备不足，造成边区的困难，才有“光华商品代价券”的发行，并特意说明其流通范围和用途，孔祥熙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时期共产党根据地态度坚决地维护国民政府法币，打击敌伪货币。1939年6月10日，陕甘宁边区颁布《禁止仇货取缔伪币条例》，规定：“凡属敌国或伪政府之货币，不得使用之。……边区人民不得以任何物资供给敌人暨伪政府，并不得以硬币或法币向敌人或伪政府做一切交换，凡违犯以上两条者，得按情节之轻重，处以有期徒刑或死刑，或科以罚金。”体现出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

斗争抵制阶段

1941年，国民党搞摩擦，发动了皖南事变，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接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饷。国民党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做法，逼迫共产党对法币的态度发生变化，并采取对应措施。1940年12月8日《新中华报》在《抗议停发八路军经费》的社论中提到:“十一月十九日，军需局面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谓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令，从本日起，停止发给八路军军费，即十月份欠发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国民党同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采取对应措施，要求停止法币使用，不允许私藏和携带法币出境，法币只能用于兑换边区票币，“私藏的法币只能向边区银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使用，禁止私带法币出境”。另外宣布发行边币，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确定“边币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本位”。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经济困难。为了缓解财政紧张，边区加大了边币的发行，1941年底累计发行边币2737万元，1942年底边币增幅达到432%，到1943年底发行额已达13.87亿元。由于发行量过大，造成边币贬值，物价上涨，直接影响边区财政经济和人心稳定。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出，以流通券置换法币，缩小流通量，缓解通胀压力，用边区的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控制边区物价上涨，实现通胀转移。1944年7月1日，商业流通券开始发行。朱理治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至于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边区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军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增加生产；同时进行精兵简政，以开源节流，节约财政开支。陈云于1944年提出边区经济离不开进出口贸易，也就离不开法币，金融不能稳定在物价上，而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要维持边币和法币保持相对的购买力，促进边区的进出口贸易。边区利用陕北食盐产地的优势，鼓励发展食盐生产和运输销售，购买边区急需的药品布匹等急需物资，扩大进出口贸易，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到1944年，边区基本实现了物价稳定。

全面排斥阶段

随着抗战的胜利，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解放区内物资生产明显增加，边区内外的经济金融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地对法币进行全面清理。1945年6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本币为流通券。

根据1946年12月18日中共《关于严禁法币与完全行使券币的指示》，要求采用各种手段，禁止法币的使用，对之采取完全拒绝和排斥的态度。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1948年解放区坚决驱逐法币，贯彻货币本位一元化，对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进行逐步合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法币急剧贬值，解放区的货币也随着战场的推进而扩大使用区域，为不浪费手中的法币，有新解放区的群众持法币到国统区抢购物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货币，法币由于自身的缺陷，和战场失利的国民政府一样，成为了历史。

总的说来，从1937年国共合作，成立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拨款，共产党根据地接受法币；到1948年解放区彻底肃清法币，法币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接受到排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的，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共产党为抵抗外敌而顾全大局、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以及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程。

（来源：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