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Beijing Luxun Museum）是由原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于2014年7月合并组建而成，包括北京鲁迅博物馆馆区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区，为国家文物局直属正局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首批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主要负责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人物、重大事件有关实物、资料的征集、保管、研究和宣传展示等工作。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馆区内包括鲁迅故居以及鲁迅生平陈列馆，鲁迅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和学习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鲁迅先生而建立的社会科学类人物博物馆。1955年12月，鲁迅博物馆开工建设。于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1996年10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基本陈列“鲁迅生平展”正式对外开放。2014年7月11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文物、图书等藏品7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59件。主要有鲁迅的手稿、藏书、藏画、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依托原北京大学红楼建立的旧址类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活动地，于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2年4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4月25日，鲁迅文学花园正式对外开放。

历史沿革

北京鲁迅博物馆

民国12年（1923年）10月30日，鲁迅买下位于宫门口三条21号的6间旧屋的小宅院，议价800元。

民国13年（1924年），鲁迅自己设计改建小宅院。

民国35年（1946年），鲁迅原配夫人朱安通过地方法院办理了《赠与契约》，将鲁迅故居转赠给鲁迅之子周海婴。

民国36年（1947年）6月，朱安病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故居，将其暗地保护起来。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王冶秋等派人查看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故居，并筹备恢复鲁迅故居原状的有关事宜。

1949年9月20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安排人员看管鲁迅故居，在许广平的指导下恢复故居陈设。

1949年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十三周年，鲁迅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1954年，文化部决定建立鲁迅博物馆，在鲁迅故居旁增建陈列室。

1955年12月，鲁迅博物馆开工建设。

1956年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正式开放。

1996年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基本陈列“鲁迅生平展”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1916年，北京大学红楼（原北京大学第一院）始建，用做学生宿舍。

1918年8月，北京大学红楼落成后，改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组成北大文学院，全楼因以红砖红瓦建成而得名。

1952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搬迁到燕园。

2002年4月28日，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基础上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2014年7月11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2025年4月3日，历经近4个月的提升改造，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放。4月25日，鲁迅文学花园正式对外开放。

方位布局

场馆设计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旧址类博物馆，馆内可参观区包括北京大学红楼旧址一层和院内平房展厅。

北京大学红楼是一座五层高平面呈工字形的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因楼的主体用的是红砖，故有“红楼”之称。

馆内布局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区是历史人物纪念馆，馆内包括鲁迅故居以及鲁迅生平陈列馆。

鲁迅故居面积约400平方米，有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中保存着鲁迅当年手植的两棵丁香花。鲁迅生平陈列馆位于鲁迅故居东侧，1956年10月建，占地1000平方米。

陈列展览

综述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文物、图书等藏品7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59件。主要有鲁迅的手稿、生平史料、藏书、藏画、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文物藏品；有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章太炎、钱玄同、许寿裳、胡风、江绍原、魏建功、瞿秋白、冯雪峰、萧军、萧红、叶紫、柔石、冯铿等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人物的遗存；有大量的鲁迅著、译、辑、编著作版本和鲁迅研究著作版本、现代文学丛刊与新旧期刊；还有吴冠中、李可染、蒋兆和等一批作品。

文化活动

社会活动

1996年8月3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支持和帮助下，新成立的日本福冈市综合图书馆作为开馆纪念，举办“竹内实文库·鲁迅展”，并邀请北京鲁迅博物馆代表赴日参加展览开幕式。福冈市桑原敬一市长会见北京鲁迅博物馆代表并向鲁迅博物馆赠送当地画家的绘画作品。

1999年9月25日，“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书画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多功能厅展出。

2004年4月17日，为配合“李何林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制作的“李何林先生生平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多功能厅展出，同年10月该展览被邀请到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展出。

2006年2月12日，“中国印生肖魂 ——陈冠英、张维萍刻石书画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多功能厅开幕。

2010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的“新时代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览”相继在山东聊城傅斯年陈列馆、新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首都图书馆、延庆博物馆巡回展出。

2010年6月11，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从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50余件中国古代建筑经典模型中精选出18件，联合举办“中国古代建筑经典模型展”。

2015年4月29日，“旧邦新命——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幕。

2015年7月3日，“中国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木刻版画展”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开幕。

2015年8月11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福建民俗博物馆主办的“木影流光——福建金漆木雕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多功能厅开幕。

2019年3月16日，匈牙利驻华大使白思谛、大使馆副馆长朱佩杰、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宋妮雅博士及使馆人员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向裴多菲铜像献花仪式暨纪念1848-1849年匈牙利自由革命171周年活动。

20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开展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

2022年1月10日，首都图书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达成战略合作，将联手打造鲁迅主题特色文化空间。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38号，原为两栋建筑，分别建于明初和清代，于民国五年（1916年）10月合并成为国立蒙藏学校校址；于1988年改造为“民族大世界”商场；于2013年启动修复工程；于2023年3月对外开放。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占地面积11880平方米，其中古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分东西两部分，其西路为三进院落，尚存府门、正厅、过厅、后厅、东西跺殿、东西配殿，共有房间50余间；东路为四进院落。

2006年5月25日，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石虎胡同7号（右翼宗学）

明初，石虎胡同7号为延陵会馆，又称常州会馆或武进会馆。

明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常州府宜兴县（今属无锡）籍内阁首辅周延儒在此居住。

明崇祯十六年（1663年），周延儒被赐死，此宅充公。

清顺治十年（1653年），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此建府，后因清太宗皇太极的十四女和硕恪纯公主下嫁吴应熊，此府又被称为驸马府。

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吴三桂举兵反清，此宅充公。

清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在此设右翼宗学。

清乾隆九年（1744年），右翼宗学迁往绒线胡同，此宅被赏赐予大学士裘曰修用作住宅。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裘曰修病逝，此宅由其后人居住。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裘氏后人将此宅卖给安徽人潘氏。

清末，潘氏宅邸被清廷买下，欲改建为海军部，后计划搁置，此宅闲置。

石虎胡同8号（毓(yù)公府）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裘氏住宅隔壁的宅邸（石虎胡同8号）经拆改修理，被赏给乾隆帝长孙爱新觉罗·绵德居住，称贝子绵德府。

清光绪年间（1871年—1908年），绵德的曾孙爱新觉罗·毓祥继承贝子府，因袭辅国公，此处建筑又被称为“毓公府”。两址合并，设立蒙藏学校。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提议设立蒙藏学校。

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民国蒙藏院开办国立蒙藏学校，将校址设在西皇城根转马台孙家花园。

民国三年（1914年）3月，国立蒙藏学校开设预备科一班，招收来自内蒙古各盟旗的学生。

民国五年（1916年）10月，国立蒙藏学校从转马台孙家花园根搬至西单小石虎胡同，租用石虎胡同8号原毓公府及石虎胡同7号潘氏宅第。

民国八年（1919年），蒙藏学校学生荣耀先等参加五四游行活动。同年，蒙藏学校因经费紧张，暂停招生。

民国十二年（1923年），蒙藏学校恢复招生。同年，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来到蒙藏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北洋政府的逼迫下，乌兰夫等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蒙藏学校。

民国十五年（1926年），蒙藏学校校址租期满，北洋政府欲将房屋收回，后经协商，决定将此地永久划予蒙藏学校使用。

民国二十年（1931年），蒙藏学校购买了旁边的松坡图书馆，扩充校舍。

1951年，蒙藏学校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为了适应学校的使用功能，拆除了原有垂花门及东西厢房，正房前原有宽阔的月台和甬路，均以填土覆盖，成了该校的大操场。

1987年11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从蒙藏学校旧址中搬离。

民族大世界商场

1988年，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计划被拆除，建设民族大厦，并临时搭建民族大世界商场售卖服装以筹集建设大厦所需资金，此计划后搁置，但商场得以保留。

1990年9月12日，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进行修葺。

2006年，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消防局认为民族大世界商场存在火灾隐患，对商场提出整改要求。

2008年，西单商业区进行改造，为突出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的建筑特点，拆除了旧址周边的“特别特”市场。

2012年，国家民族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成立“西单33号院文物保护修缮项目联合工作小组”。

启动修缮

2013年5月19日，西单民族大世界商场停止商业活动，宣布闭市。5月30日，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全面封闭，启动修缮工程。

2014年6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规划立项的请示》。

2018年4月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北京市文物局《关于报审北京〈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规划〉的请示》。

2021年11月，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活化利用项目被列入《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

2022年，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完工。

对外开放

2023年3月28日，蒙藏学校旧址对外开放，并举行开放仪式。

建筑格局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占地面积11880平方米，其中古建筑3200平方米，分东西两路。旧址西路（原石虎胡同8号）保存了绵德时期清朝贝子府规制下的府邸格局，为三进院落，建筑较为高大，尚存府门、正厅、过厅、后厅、东西跺殿、东西配殿，均为灰筒瓦硬山顶，有大吻、垂兽，共有房间50余间，除耳房外皆属七檩前后廊式，是清官式小式建筑。

旧址东路（原石虎胡同7号）为四进院落，建筑相对较小，包括大门、正殿、北房、东西配殿、东西耳殿。

文物遗存

古枣树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内遗存有一棵古枣树，其树高10米以上，树围2.8米，相传为明朝初年种植，已有600多岁树龄，有“京都古枣第一株”之称。

成吉思汗纪念碑

国立蒙藏学院西路第三进院后院有石制元太祖成吉思汗纪念碑一座，是蒙藏专门学校为纪念元太祖建立的。碑身为方柱形，下为石须弥座，通高2.92米。

历史文化

价值意义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是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革命先驱重要革命活动场所，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摇篮，也是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下半年开始，蒙藏学校中的蒙古族革命青年乌兰夫等人陆续转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国立蒙藏学校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的诞生地，被称为内蒙古革命的摇篮。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仍保留着绵德贝子府时的“原生态”，是北京市现存格局较为完整的一座贝子府。

文物保护

2001年7月12日，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3月，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2024年10月24日，蒙藏学校旧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被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评定为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点）。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Minzu Universitv of China），简称“民大附中”，是一所公办民族高级中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前身为蒙藏学校，创建于1913年。1918年更名为蒙藏专门学校。1929年更名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1937年至1949年建国前易名国立北平蒙藏学校。1950年改名蒙藏学校。1951年该校被命名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文革期间校名易名北京市第一六零中学。1978年恢复原名。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截至2014年5月，该校除北京市海淀区主校区外还拥有海南陵水分校、丰台实验学校；并拥有有专职教师110名，其中特级教师3名，高级教师52名；博士4名，硕士37名，学生574人。

2018年7月10日，丽江市政府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在丽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崔茂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佟丽娟等出席仪式，并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丽江实验学校”授牌。

历史沿革

1913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前身蒙藏学校成立。

1918年7月，更名为蒙藏专门学校。

1929年7月，更名为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

1937年10月至1949年建国前，易名国立北平蒙藏学校。

1950年9月，改名蒙藏学校。

1951年6月，改名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校名易名北京市第一六零中学。

1978年4月，恢复原名。

1987年11月，学校以空军指挥学院北院为临时校舍。

1990年10月，学校迁址法华寺甲5号。

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2008年10月3日，学校举行建校95周年庆祝典礼暨文艺演出。

2011年附中被纳入国家级特色高中建设校的行列。

2012年附中构建了“共美教育”课程体系，实施“混和式”培养模式的“共美教育”，并获得北京市自主课程实验学校和自主会考实验学校资格。

2013年附中被授予首都“百年学校”光荣称号；2014年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2015年成为北京市级优质高中统筹校之一。10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该校建立“优质生源基地”。

办学条件

办学规模

据2015年10月学校官网显示，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除北京市海淀区主校区外还拥有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并拥有学生574人（截至2014年5月）。

硬件设施

截至2014年5月，该校拥有完善的校园网络系统，全部实现多媒体教学；还拥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微机室、电子阅览室、电子录课室、电子备课室、图书馆和体育馆、塑胶运动场等设施。此外，每个教室和寝室安装了空调，新建全塑胶的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

师资力量

截至2014年5月，该校有专职教师126名，其中特级教师2名，高级教师55名；博士3名，硕士37名。市级学科带头人和市级骨干教师5名，海淀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20名。

文化传统

形象标识

校徽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校徽，左边为校名，右边则是鸽子与橄榄枝的搭配。鸽子与橄榄枝是和平的象征，结合校训，意义即为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互相学习包容。

校训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各美其美“就是各个民族自己，弘扬自己优美的文化传统。“美美与共“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话，培养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同的社会。

优良传统

校风

为人为学，至诚至和。

教风

进德敬业，精益求精。

学风

好学好问，善思善行。

百年校庆

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100周年校庆前夕，学校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50个少数民族的1800名学生给习近平写信，汇报在首都北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201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全校学生回信，就学校迎来百年华诞向同学们和全校教职员工表示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作出批示。

社团文化

该校各族学生与北京学生在附中校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长思想、育情怀（举行一二·九合唱节、科技节、春季运动会、文化节、新年元旦晚会、体育节、读书节、高三成人仪式等活动），长能力、出领袖（学生社团、活动频繁：歌舞社、彼岸文学社、棋弈社、电影社、话剧社、街舞社、广播站、动漫社、都仑乐队、跆拳道社、寰球社、华氏100.4、新闻社、模联社等），长身体、增活力（学校建有篮球、足球、羽毛球、兵乓球、博击等体育俱乐部），会生活、能生存（进行生存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国防教育等）。学校在4月举行读书节，5月举行体育节，6月举行音乐节，8月进行国防教育，9月进行民族团结教育，10月至12月举行科技艺术节，12月举行纪念一二·九大合唱比赛、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暨迎新年联欢会。学校俱乐部的各项活动和赛事开展也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开展各类大型活动近百次，2万多人次参加，人均参加活动20次以上。

知名校友

建校以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培养了以生前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革命烈士荣耀先、多松年、贾力更、李裕智、伟大诗人郭小川、传记文学家巴彦布、原国家民委副主任文精等数以万计的各民族优秀人才。

党政界

乌兰夫蒙古族前国家副主席（20世纪20年代校友）

荣耀先蒙古族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20世纪20年代校友）
多松年蒙古族中共五大代表（20世纪20年代校友）
李裕智蒙古族大革命时期内蒙古革命军创建者（20世纪20年代校友）
贾力更蒙古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六期学员（20世纪20年代校友）
吉雅泰蒙古族首任驻蒙古大使（20世纪20年代校友）
奎碧蒙古族内蒙古政协原主席（20世纪20年代校友）
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20世纪20年代校友）
高布泽博蒙古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六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20世纪20年代校友）
朱实夫蒙古族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20世纪20年代校友）
吴勒吉敖喜尔蒙古族内蒙古骑兵师师长（20世纪20年代校友）
弗鼎蒙古族中共国际六大代表参加中共六大工作（20世纪20年代校友）
赵诚蒙古族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20世纪20年代校友）
勇夫蒙古族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内蒙古日报》的创办人（20世纪20年代校友）
康根成蒙古族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在列宁故乡度过30个春秋（20世纪20年代校友）
恒生蒙古族蒙藏学校带头参加五四运动学生之一（20世纪20年代校友）
孟纯蒙古族 1924年北京学联常委担任李大钊交通员（20世纪20年代校友）
克力更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原副主任（20世纪30年代校友）
乌兰蒙古族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20世纪30年年代校友）
黄静涛蒙古族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首任校长（20世纪30年年代校友）
潮洛濛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六届人大常委原副主任（20世纪30年年代校友）
寒峰蒙古族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原纪委书记（20世纪30年年代校友）
墨志清蒙古族包头市市长（20世纪30年年代校友）
浩帆蒙古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院长（20世纪30年年代校友）
赛西（蒙古族）内蒙古建材局原副局长
乌兰木伦（蒙古族）商业部原副部长
蔡萱（藏族）国家民委原计财司长
文精（蒙古族）国家民委原副主任
马福英（哈尼族）云南省缉毒英雄
李先猷（哈尼族）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胡达古拉（蒙古族）原内蒙古妇联主席、党组书记
高原（蒙古族）原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级高级法官
瓦哈甫·阿扎买提（乌孜别克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阿斯娅（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人事委副主任
巴和提亚（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妇联主席
阿扎特（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保拉特（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局长
吴文彦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
扎西顿珠（藏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云南副站长

教育界

孟和（蒙古族）著名骨科专家
斯力根（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赵玉英（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乌林西拉（蒙古族）蒙古文文献、图书管理学专家
布和（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情报研究专家
道布（蒙古族）蒙古语言学家
沙人（蒙古族）中国少数民族第一位遗传优生专家
荫禾（蒙古族）著名园林设计学家
青卓力克（蒙古族）航天动力研究专家
巴林凤（蒙古族）清华大学教授、计算机专家
尹宗禹（回族）中学教学研究专家、西城区教研中心原主任
吴松年（蒙古族）中学教学艺术专家、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主讲教师
姜贵善（朝鲜族）原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资源战略室译审、北京大学教授
木拉提·苏里堂（哈萨克族）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王法利中医按摩专家
李明赞北京四中特级教师
张盛国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原副院长、法学教授
王炎华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孜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巴莫曲布嫫（黎族）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专家
张汉鹏（回族）理学博士、应用化学研究专家
贺卫光（俗固族）民族学博士，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专家
李寿德（土族）管理学博士、交通管理学专家
陆孜（壮族）清华大学数学博士、运筹组合优化与图论方向研究专家
牙浩明（壮族）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青年专家
尹宏（蒙古族）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
林金盈（壮族）中华医学会血液、风湿免疫专家

工商界

康明德（蒙古族）蒙文印刷专家
王性纯（蒙古族）内蒙古毛纺专家
蔡昉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黄颖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主任、教育出版社总编
胡颖北京东来顺集团副总经理
肖春平中国网通集团大客户部经理

文艺界

郭小川著名诗人
照日格巴图（蒙古族）著名作家
毕力格太（蒙古族）著名作家
乌尔莎娜（蒙古族）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苏日图（蒙古族）著名摄影家
纳穆吉勒（蒙古族）著名摄影家
妥木斯（蒙古族）著名画家
娅茹（蒙古族）著名戏剧家
乌嫰齐（蒙古族）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专家（照片见随想录）
云文耀（蒙古族）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摄影师
斯琴高娃（蒙古族）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马国超（回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军旅作家
马德华（回族）著名演员
巴彦布（蒙古族）著名诗人
广春兰（锡伯族）天山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庞旸中国和平出版社编审、青年作家

北京鲁迅旧居

北京鲁迅旧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宫门口二条胡同19号，始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鲁迅先生曾于民国十三至十五年（1924—1926）在此居住，于1956年10月19日辟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鲁迅旧居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为一座小型四合院，有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内的格局布置，室内的陈设展示，都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居住时的模样，院中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手植的两棵丁香花，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寓所，也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

1979年8月21日，鲁迅故居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5月25日，北京鲁迅旧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27日，北京鲁迅旧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历史沿革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30日，鲁迅先生买下位于宫门口三条21号的6间旧屋的小宅院，议价800元。同年10月31日，鲁迅先生亲自绘制房屋改建图3张。同年12月2日，订立买房契约，付原房主500元。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2日，鲁迅先生付清原房主购房余款300元，房屋改建开始施工。同年2月1日，鲁迅先生收到京师地方审判厅登记处的房屋《登记通知书》。同年5月24日，房屋改建完工。同年5月25日，鲁迅先生和朱安夫人搬到此居住。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先生南下离开后，朱安与鲁迅先生的母亲继续在此居住。

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鲁迅先生两次从上海回北平探亲，都在此居住。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朱安通过地方法院办理了《赠与契约》，将北京鲁迅旧居转赠给鲁迅之子周海婴。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20日，周海婴取得北平地方法院认证书。同年6月，朱安女士病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通过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北京鲁迅旧居，将其保护起来。

1949年10月19日，北京鲁迅旧居正式对外开放。

1950年3月，许广平先生将北京鲁迅旧居和鲁迅生前的藏书、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6年10月19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北京鲁迅旧居的基础上正式建馆并对外开放。

建筑格局

鲁迅故居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有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中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手植的两棵丁香花。

主要建筑

北房

北房面阔三间，呈凸字形，是用木隔扇隔开的一明两暗的开间，中间的一间是全家人的起居室。东面的一间是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的住室。西面的一间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的住室。

鲁迅卧室

鲁迅卧室位于北房东侧一间的北侧，门开在东厢房北墙上，人称“老虎尾巴”，鲁迅先生自嘲的称为“绿林书屋”，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和卧室，占地面积约10平方米。北墙上有两扇大玻璃窗。

南房

南房面阔三间，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室，是用木隔扇隔开的两明一暗的开间。

东、西厢房

东厢房是杂物间，堆放着许多杂物。西厢房是女工住的房间。

文物遗存

鲁迅藏《山野掇拾》

《山野掇拾》是孙福熙留学法国期间写成的，也是孙福熙的第一本书。全书共82篇，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暑假期间，从里昂到乡村去画山野时的种种见闻。这本书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由新潮社出版，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

这本书的出版曾得到鲁迅的大力帮助。

鲁迅藏《昨日之歌》

冯至的《昨日之歌》作为《沉钟丛刊》的第二种，由北新书局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出版，共印行1500册。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收抒情短诗46首，下卷收爱情叙事诗4首，作于民国十至十五年（1921—1926年）。

鲁迅藏《绿天》

散文集《绿天》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苏雪林说此书的写作是受了章廷谦《月夜》的启发。《绿天》一出版，苏雪林很快就送给了鲁迅。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了：“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版权页的留印处还加盖了“绿漪”朱红印章。

历史文化

文物保护

1979年8月21日，鲁迅故居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5月25日，北京鲁迅旧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3月27日，北京鲁迅旧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沙滩红楼，是依托北京大学旧址建立的专题性博物馆，为全国唯一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专题场馆。红楼始建于1918年，曾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及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2014年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并，保留旧址与展陈功能。

纪念馆以复原北大红楼历史原貌为核心，恢复了图书馆主任室、第十四书库等六处旧址场景，推出《新文化运动陈列》专题展览，涵盖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文物、图片及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工作场所。馆藏包含蔡元培手迹、五四时期文献等文物，通过旧址复原与影像资料再现历史进程。

该馆现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单位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日9:00至16:00免费开放（周二至周日）。

历史沿革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依托原北京大学红楼建立的旧址类博物馆。北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营垒，五四运动发源地，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见证地。

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4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2014年7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为一家单位。

纪念馆简介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红楼为依托，秉承宣传和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宗旨，不断推出各种形式的展览，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为突出旧址类博物馆特色，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确立以旧址复原为主、陈列展览为辅的原则，恢复了图书馆主任室、登录室、第二阅览室、第十四书库，以及新潮杂志社、学生大教室等六处旧址，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红楼历史氛围，使观众通过旧址原状的再现和展品展示。

陈列和馆藏

该馆以红楼为依托，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地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红楼部分历史原貌，并先后推出了《新文化运动陈列》《蔡元培与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专题陈列，展出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文物和图片。恢复陈列或标志了李大钊、毛泽东、鲁迅曾在红楼工作过或进行讲学的房间、教室，如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等，纪念馆内同时还设有北大学生上课的大教室复原陈列、五四期刊陈列。纪念馆设有放映厅，专门放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名人故居》专题片，生动地再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该馆馆藏有京师全图、蔡元培手迹等。

基本陈列

基本陈列为新文化运动陈列专题展览，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分为

1．共和制度下的社会变革；

2．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

第二部分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分为

1．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3．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第三部分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分为

1．五四运动；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所获荣誉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

2002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被命名为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2010年，被命名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

2012年3月，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示范单位。

北京大学红楼（Red Build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红楼（Red Building of Peking University），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因该楼墙体主要部分均用红砖砌筑，故俗称“红楼”。建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红楼是北京大学的旧址，“五四”运动纪念地。

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七年（1918年）落成。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楼体呈工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东西面阔100米，主楼南北进深14米，东西翼楼南北各长34.34米，总面积10000平方米。北京大学红楼遗存有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第二阅览室等。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1961年3月4日，北京大学红楼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时开始筹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2月正式开办，最初以和嘉公主府为临时校舍。

民国元年（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大学红楼始建。

民国六年（1917年）始，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民国七年（1918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红楼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下半年，北京大学红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在二层设校长室，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民国九年（1920年），北京大学废止分科办法，红楼改为北京大学第一院。

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此地设有日军中国驻屯军宪兵队司令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设北京宪兵队总部、日本宪兵队置留所等军、宪、特务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因院校调整，北京大学于1953年迁往西郊。

2002年4月，依托北大红楼建立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对外开放的参观区分北京大学红楼一层和院内平房展厅两部分，复原了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以及学生教室等。

2014年，依托北大红楼建立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合并为北京鲁迅博物馆。

建筑特点

建筑构成

北京大学红楼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东西宽100米，正楼南北进深14米，东西两翼楼南北进深各34.34米，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建筑布局

北京大学红楼建筑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后改为校部，并作为图书馆和文科教室，地下室为印刷厂。大楼一层为图书馆，二层是教室及行政办公室和大教室，三、四层全部为教室。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曾在二楼西部今208室办公。

文物遗存

北京大学红楼遗存有校长室、校长办公室、第二阅览室、文科学长室、日刊处等，陈列千余件。

校长室

校长室，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二层右手朝南第一间房，房间内有办公桌椅，还有一张圆木桌，上面摆放着一盘青菜、一碗汤，还有一碗米饭，这是校长蔡元培家人送来的一餐。

校长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二层东靠北的第一个房间，门外挂着“校长办公室”的牌子，用途是校长秘书室，而秘书主要是办理校长函件往来事务；室内有老式办公桌上，摆放着绿色玻璃罩的台灯，门旁衣架上挂着一件深色大衣和一顶帽子。

第二阅览室

第二阅览室，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一层，民国七年（1918年）毛泽东在第二阅览室工作，每天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名字，领取八块钱的薪金；阅览室恢复了陈列，报架上摆放着《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华文日报》，还有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神州日报》等。

文科学长室

文科学长室，陈独秀的办公室，挂牌“文科学长室”，办公桌摆在屋子中间。

日刊处

日刊处，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二层，是《北京大学日刊》的编辑处，蔡元培聘请徐宝璜担任《北京大学日刊》主任，经理一切事务；日刊处除主任外，设事务员、书记各一名；事务员负责招登广告、发送稿件、管理印刷、发卖日刊、购买纸张等，书记负责办理缮写校对等事宜。

图书馆主任室

图书馆主任室，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一层的东南角，是新潮杂志社和李大钊曾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

五四游行筹备室

五四游行筹备室，位于北京大学红楼一层东侧旧址。

文物价值

北京大学红楼汇集了许多学者和新派人物来此授课，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更是重温五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鲜活教材，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文物保护

1961年3月4日，北京大学红楼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依托北大红楼建立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合并为北京鲁迅博物馆。

2016年9月，北京大学红楼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019年9月4日，北京大学红楼二层完成旧址复原和陈列布展工作，并正式对公众开放，复原了原校长办公室、文科教员休息室、日刊处等场景。

2021年3月，北京大学红楼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2021年6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召开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新闻发布会。

2022年3月，北京大学红楼保护展示工程获得第三届（2021）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

2022年12月1日消息，北京大学红楼文物保护规划已形成初步成果，市文物局正在组织专家论证，并指导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同时完成北京市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核定。

主要展览

2021年6月29日，北大红楼“光辉伟业红色序章”主题展览正式开放。

北大红楼恢复开放 “光辉伟业红色序章”主题展亮相

2021年6月29日，北京大学红楼整体对外开放，接受观众预约参观。

湖南米盐公款

关于毛主席在北大期间（1918.8-1919.3）为赴法留学筹款的经过，需要明确一个关键事实：他在北大任职期间并未直接向社会募捐，而是通过政治斡旋争取到了“公家”的贷款。那笔著名的2万银元社会捐款，发生在1920年5月他离开北大、在上海活动期间。

📅 北大期间：争取“米盐公款”

时间：1918年秋至1919年春

经过：毛泽东抵京后，为解决湖南学生路费，利用恩师杨昌济（北大教授）的关系，联合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向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等湖南籍名流游说。

金额：成功争取到湖南米盐公款（前清积存）的利息约16000元。

性质：这笔钱是贷款，由华法教育会管理发放，学生需在法国做工后偿还。毛泽东在此阶段扮演的是组织协调者，而非直接收款人。

💰 2万银元社会募捐：1920年上海之行

时间：1920年5月

经过：毛泽东送别萧三等人后，因经费缺口大，持杨昌济病危前的推荐信赴上海求助章士钊。章士钊利用其在沪影响力，向上海工商界募捐。

金额：2万银元。

捐款人：上海工商界名流（章士钊发动募捐，具体名单未公开，非个人独资）。这笔钱一部分用于资助第二批赴法学生，一部分带回湖南用于革命活动。

📚 参考文献目录

《毛泽东自传》（斯诺笔录）——提及1920年上海筹款经过。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收录了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关于经费筹措的通信。
《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涉及1920年募捐背景。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张允侯等编）——详细记载了米盐公款拨借的档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权威时间线梳理。

民国时期湖南纷乱的公共领域：基于米盐公股问题的研究

参考：民国时期湖南纷乱的公共领域：基于米盐公股问

论文出处(作者):向常水　吴仰湘

【摘要】米盐公股是粤汉铁路商办时期湖南通过米捐和盐斤加价形成的巨额公产。铁路国有化后，米盐公股的索讨、保存和分配引起湖南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湖南教育界、工业界和慈善公益人士围绕米盐公股的最终用途更是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因此成为重要的公共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省宪及联省自治、落后的经济、拮据的财政等因素对湖南社会的影响，也相当典型地映照出民国时期湖南公共领域的热闹与无序。

【关键词】湖南；米盐公股；公共领域　　民国时期的湖南，教育和新闻事业较为发达，湖湘文化又有浓厚的经世传统，再加上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引人瞩目。但民国以来湖南公共领域的发展态势，迄今为止没有人作专门探讨。本文拟选取在湖南持续二十多年的米盐公股问题，略作考察。

米盐公股指晚清时湖南各界为商办粤汉铁路，经由米捐和盐斤加价方式筹集的470多万元款项。铁路国有化政策实施后，该问题的解决提上议事日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米盐公股如何保管，二是怎样促使北京政府交通部按约兑现还款，三是这些款项如何使用。因这笔款项为全省人民公款，而且数额巨大，在当时湖南灾患频仍、经济落后、地方自治思潮劲吹的情势下，社会各界对它非常在意，纷纷从自身利益出发，以通电、信函、会议、游行等方式表达立场，采取行动，经由报刊杂志跟踪报道、刊登读者言论，使米盐公股问题的进展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重大事件，相当典型地映照出湖南公共领域的热闹与无序。　　

一米盐公股保管问题引发的纷争

　　粤汉铁路赎回后，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曾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款项，其中发行米盐公股是主要的途径之一。据统计，“从1905年到1910年8月底止，湘路公司所收各项股款共计银445万两……至1911年湘路收归国有为止，其实收股款仅有652万元”。这当中，通过米捐和盐斤加价方式筹到的款项就达4722619元，共1131套。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粤汉铁路干路国有，米捐、盐斤加价各股暂时停收。湘路公司也出现人事异动，总理余肇康托病不视事，谭延闿委任陈文玮接充总办。次年6月，北京政府再度重申川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派谭人凤出任粤汉铁路督办。他赴任后提出对先前所筹款项的处置办法，分两类区别办理：“(一)捐款(即地方公款)如米捐及盐斤加价等出自地方财政的，一律换给国家保利票，留为办理实业及公益之用；(二)私股又分二项办法：(甲)情愿附股者，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红分利；(乙)不愿附股者，一律偿还规银。”但绅商仍希望保全铁路商办，谭人凤前来接收时，董事会提出“应请督办先备现款，再议交收之法”，可是这一要求未被采纳。随后湘路国有的具体手续历经谭人凤、黄兴、岑春萱三任粤汉铁路督办都未办妥。1913年2月起，湘路发还股款和交接事宜径直与交通部联络。1913年6月，湘路公司推举陈文玮、傅定祥为代表与交通部议定“收路还股办法”。经协商，双方确定，粤汉铁路湖南段改归国有后，“公司所有资本，应一律发还现款”，股款分两种，“按照商、房、租、薪股本金额，列为甲项；米、盐股本金额，列为乙项”，甲项自1913年至1915年，乙项自1916至1927年共12年分24期还清，均先发给有期证券。乙项应付本利共计约741万元。同年10月1日，交通部湘鄂铁路总局在长沙设立驻湘工程处，湘路公司依约改组为湘路股款清理处，正式办理交接事宜。

接下来，米盐公股以及部分换回的交通部有价期票和现金归谁保管颇费周折，还引发了熊希龄与张敬尧间的口角争执。

总额达472万多元的米盐公股股票，1913年按省督令交给湖南银行保管，其用途由官、绅、商协商确定。1915年湖南巡按使刘仁熙饬令湖南银行将股票解送省署，再转交湘路股款清理处，以换领交通部证券。但随即股款清理处面临裁撤，该处绅董决定交给成立不久的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代为保管。1917年2月13日，省议会以慈善总公所未受政潮影响比较安全为由，请其继续担当保管职责。同年春，接省长谭延闽之令，在京的袁家普顺便把所有股票换成交通部证券。按省署财字第1046号令，换回的460张交通部有期证券由其保存，共计券面本息7881822.51元，仅剩第一期证券20张(本息241049.37元)未交到位。1918年春，长沙形势危急，在籍湘绅担心地方公产受损，将米盐公股证券送交居京的熊希龄收管。熊希龄则将此证券交由旅京筹赈会共同保管。

但旅京筹赈会暂代保管米盐公股证券，使张敬尧与熊希龄的矛盾升级。张氏就熊希龄对已领股款的处置问题发难，在通电中指责：“全湘千万人之米盐公款八九百万，执事则俨然已有，不肯分丝毫以救济桑梓。今且以零零碎碎有名无实之义赈，厚自矜诩，使全湘人民皆赖如此慈善家之义赈，然后苟延生命。”熊氏随后对其代管的米盐公股处置一事做出说明，到期证券领回款项共交钞40多万元，但因“交钞价跌，售出只得半数，公款损失太多，不如购买七年(即1918年——引者注)公债，再将各债票转押银行，以为平粜经费，每年利息，足以相抵，粜款所得，仍可偿还，是仆之保存公款完全无缺”。

除了张、熊两人以电文隔空交火外，双方阵营不断有人加入，让米盐公股保管话题升温。省长公署顾问李鹤皋致电旅京筹赈会，对米盐公股的处置提出质疑；而由收受张敬尧2万元贿赂在京的郭人漳所组织的湘事维持会则直认已领公股的处置是熊的个人行为。李鹤皋、孔庆轫等人还在黎头后街营产经理处侧旁武德俱乐部内组设清查米盐公股临时事务所(张敬尧委托王礼绳为米盐公股清理员，并要设立独立机构保管米盐公股公所，专事保存职责。

熊氏这边主要是由湖南旅京筹赈会出面，说明已领股款的处置是由旅京筹赈会公同议决的，且各项子目清楚可稽核。11月17日，旅京湘人(实指旅京湖南筹赈会成员)徐佛苏等26人联名致电湖南省议会、总商会、湖南全省善后讨论会各处说明情况，以释疑虑，证明熊氏清白。1920年4月，旅京筹赈会再次将经过旅京同人范源廉、刘揆一等以及旅京筹赈会全体干事审核的、已经电复湘督湘绅并通报总统国务院及各主管各部的米盐公股出入账目再次公布，企获社会信任。同时，旅京筹赈会于1920年4月29日召开会议，将米盐公股证券的保管交由湘省三路选出的9人专管。他们是：中路的周渤、叶瑞棻、晏才杰，南路的刘揆一、陈毓华、洪翼升，西路的廖名缙、易顺豫、欧本麟。

经过张、熊二人间的唇枪舌战，慈善总公所只好把保存在京的证券和已兑现金取回。对领回的米盐公股现金、证券和公债如何保管，省议会变得更加慎重。考虑到米盐公股数额庞大，多方试图染指，且有人觉得“慈善总公所恒有徇情挪用之事，是该公所保管实不稳妥”，于是议决待慈善总公所追回其挪借他人之款后，直接移交省议会保管。但此后因多种原因，米盐公股证券、现金一直存放在慈善总公所。只是张、熊争执后，慈善总公所更注意主动披露保存清单和数量。1923年3月，在保存米盐公股6年之后，慈善总公所将截止1922年7月底之前历年保管公股的实际情况及各项收支数目刊印《保管米盐公股收支报告书》，并附录《证券发行规则》及各要件，印刷170份检送省议会，“以凭公核，而昭信守”。

在省议会确定将到期的米盐公股证券兑现交给湖南华洋筹赈会办赈之后，共计90万元的证券暂时交给华洋筹赈会保管。

到1925年10月，慈善总公所致函省议会要求解除保管米盐公股的职责。请辞的理由是认为米盐公股为全省人民的公产，不敢长期保管；一旦有所闪失，有负省议会之重托。到这时，总公所保存的未兑证券还有426张(包括第三期的6张和第四至二十四期的420张)，合计券面本息洋7445204.27元；保存的1918年长期公债票25340元，1924年结存光洋20004.41元。另外还包括矿务总局白铅砂2万吨发票1张、榷运总局兑票1张(票面光洋196141.5元)和1918年公债息金2389.6元。另还有7月份救济青沪惨案和湘西奇灾支出2万元的凭证。

湘省各界历经多年不懈地向北京政府索要兑换，但成效甚微，仅兑现了第一、第二期证券。可就是这种充满兑付希望的票券，却成了各方角力的标的。　　

二　湖南各界围绕米盐公股用途的角力

　　实行省宪后，省议会作为合法的民意机关，握有米盐公股的最终处置权。省议会先在1921年1月决定用此款项兴办银行以救活湖南金融，但次年5月新一届议会另又决定将其拨充修筑省路。但这两种方案因社会各界的反对，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

1920年下半年，米盐公股证券及公债从旅京筹赈会处领回后，湘省各界都盯上了它，纷纷向省议会请愿，要求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支配公股。省议会收到的请愿案共计8件，有要求提充教育基金的，有要求开办银行的，有要求修筑省路的，有要求增股第一纱厂办实业的。基于此，省议会决定在11月23日第四次临时会上最终决定其用途。但因分歧过大，无果而终。可省议会于1921年1月19日专门召开第十次会议，通过以米盐公股办理国民银行的决议案。该案指出，以银行余利的七成办教育，二成办实业，一成办慈善。这一分配方案看似兼顾了教育、实业、金融、社会公益等多方利益，但社会各界对该方案的前景缺乏信心。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认为银行在湖南人心中全无信用，对国民银行的盈利状况表示怀疑；二是认为国民银行作为民立银行只能自己筹款开办，不能得到全省大宗公款作为的款。不过这一方案定下后，纷争的风波暂时有所平息。谁知1922年5月新一届省议会开议，推翻前案，转将米盐公股悉数用于修筑省路，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省议会之所以改变处置方案，转而用于修路，关键是考虑到美国救灾协会捐助的以工代赈修路款严重不足(约20万美元)，无法收到修筑省路的效果，也无法苏缓广大的灾民，于是改变此前的决定。是年秋，省议会又决定追加修路经费，将太平械款及筹赈会印花赈票收入提作工程款。

从社会的反应看，对省议会处置米盐公股方案最关心、反对最强烈的是教育界。省教育会在1920年的常年大会上专门通过《筹定教育基金案》，要求将米盐公股拨作教育经费。该专案分析指出，教育普及是湘省自治之基础，但地方教育连年疲败不堪，“各县小学十停八九，儿童失学甚于饥荒”；要筹集款项，靠征彩筹定缓不济急，而米盐公股分年摊还，很适合用作教育基金，更何况用于惠及全省的教育事业非常正当。省教育会请求政府核准并交省议会议决，“将此项公股指定为教育基金，每年以利金分配各县，为补助地方教育之用”。省教育会还在1922年6月2日呈文省署，要求暂缓执行米盐公股用于修筑省路的决议案，并提出三点理由：第一，米盐公股用于修筑省路，不符合其来源普遍的事实；第二，省路经营扣除经费之后会有盈余的评估，缺乏足够的依据；第三，华北五省以工代赈修路的实践，证明难有预期的效果。同时，通过发表陈情书、致电各机关团体报馆、游说省议员、组织请愿团等方式表达诉求。醴陵、新化、宁乡、新宁、衡山等县也通电响应。社会各界也有很多人认同教育界的诉求，纷纷投书报刊，以示声援，主张国家发展、实业和教育发展都与教育经费是否充足密切相关，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米盐公股用作教育基金。

与此同时，省农会则要求将米盐公股用作农工银行的基金。1922年7月，省农会致电各县农会，要求共同争取公股，并请求在实业司内设立农林专科。此后，省农会等团体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交通部“将该项米盐公股保留，待解决后再行请拨”。此外，工业界也起来争款。为阻止公股款项用于修路，湖南工业总会、湖南省农会、长沙县农会总干事等径直致电交通部，以米盐公股处置未定，阻止交通部兑现证券。

华洋筹赈会对该三团体的做法甚是不满，后经多次协商，同意先由四法团及省议会、慈善总公所各派一人将股款领回，然后再商议具体的分配方案。但这一共识遭到中华工会的反对，认为湖南工业总会仅是长沙一隅的组织，无法代表全省。省议会察觉到各法团争相要求赴京领款，意在瓜分公股，因此致电交通部，重申非省议会代表不得发领。湖南内部的意见分歧，为交通部提供了拒付股款的借口，也错失了收回公产的机会。

省议会将米盐公股用于修筑省路的决议虽然遭到多方反对，也因交通部无现款可领失去实际意义，但华洋筹赈会还是四出设法，将米盐公股变现，以续修潭宝路永(丰)宝(庆)段。为筹工程款，1922年底马邻翼受赵恒惕之托，力争交通部兑现米盐公股或以此抵押现款，但无果而终。后经多方努力，与亚洲建业公司达成包工垫款意向，并得到交通部总长吴毓麟的认同。但马氏的做法招致京、沪湘籍人士的反对，理由是马等人可能从中获益，并有替赵恒惕筹款、以公产参与政治之嫌。马氏则立下字据，表示如从中获取好处，“所有损失概归签约代表赔偿”，以表清白。1923年6月23日，正式合同签署，只是另增附约两条：合同是在省路局成立前暂由省政府委托筹赈会与亚洲建业公司签订的，主权在省政府；永宝线购地费不足部分由筹赈会筹垫。然而，各方质疑、反对的声音依然没有消退，关键是担心路权被洋人通过筹赈会控制和修筑潭宝路有地域之私。为此，筹赈会中方总干事谢国藻解释道：以到期米盐公股押借工程款是根据省议会的决议办理，主权仍属省议会；华洋筹赈会只负责公路修筑，购地费用由省政府负责，路权完全在省政府手中；修筑省路从中路的潭宝路开始只是从公路的实效性考虑，别无其他想法。省政府考虑到包工垫款可以完成潭宝路工程、亚洲建业公司垫款不取息金也无回扣、包工价格俟测量后再议定等情况，同意该合同备案，只是强调省路局成立后，具体的修路事项应由筹赈会转给省路局。7月下旬，合同生效的手续只等北京交通部批复。但功亏一篑，交通部迟迟没有下文。到1924年上半年，华洋筹赈会忙于结束工作，上海亚洲建业公司又催请筹赈会履行包工合同，各方再次就米盐公股的处置展开争论。省议会确定俟湖南路工工程局成立，兴工需款时再行领回，证券暂时由筹赈会代表欧本麟保管。筹赈会则要求领还省议会，并且得到批准。此后，已正式更名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的筹赈会，仍未放弃筹集现款续修永宝段的希望，但以米盐公股抵现修路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落幕。

米盐公股的用途之争，各方的理由似乎都着眼于全省利益，并以省宪和地方自治等为依据。但在地方与中央关系因联省自治生变、中央财政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省内各界的争执最终证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让原本有一丝希望的潭宝路半途而废。在稚嫩扭曲的权利意识驱动下各方争夺公利的表演，只不过让湖南社会公共领域显得热闹非凡而已。　　

三米盐公股问题体现的社会情态

　　尽管米盐公股始终未曾如约兑还，但湖南省政当局与北京政府、湖南省内各界各地之间已为此费尽心机。这集中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状况，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第一，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匱乏。作为中央财政主要来源的关税和盐税，北洋政府无法征收入库。“1917-1926年这段时间内，尽管关、盐两税的总收入额达16.6亿元，……但北洋军阀政府真正可以运用的，却只有3.6亿多元的关余和盐余，约占两税实收额的22％左右。”北京政府为了维持运转，被迫发行各种债券，借债度日。“1912-1926年间，财政部发行了27种内债，票面价值总计614000000元。”同时又发行短期国库券、有奖公债等的88种，发行额达1.03多亿元。湖南省是各派军阀必争之地，“相对缺乏商业活动和私人财富”，民间财富几近枯竭，省政府财政非常困难。“民国十一年以来湖南省政府收入的总数不足以抵偿该省军费”。这让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运转变得非常艰难，而米盐公股作为数额庞大的全省公产，势必加重了各种诉求自认的正当性、合理性，彼此争夺自然激烈。

第二，湖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复杂。湖南在实行自治和省宪运动中宣布独立后，北洋政府每每以湖南不隶属中央。在灾赈拨款、拨还米盐公股款项时另眼相看或全然拒绝，如1924年8月，省议会代表晋京告灾，但“均以无省长负责之报告为推诿”；在要求把湖南列为特等灾区时，“每以未得湘政府报告为言”予以搪塞。湖南则以“由省长出名有所不便，未能办到”，不向京中部院提供灾情的官厅公文。这种情形正如熊希龄感叹，“北部院对于湘灾，甚为漠视”。与此同时，省宪和联省自治也使米盐公股的分配增添了新的困难。湖南人胸怀天下，热望建设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小王国，交通、实业、商务、教育都要发展，各方势必对公股展开激烈争夺。例如教育界认为“吾湘首倡自治，必赖昌明教育，方固百年不拔之基”，应该优先重视教育事业。又如省议会确定米盐公股用于修筑省路方案后，湘南、湘西的代表不满先修潭宝路，要求芷黔、衡永与潭宝路同修。他们论说的依据同样是省宪和自治，指出“吾湘厉行自治，欲求美满之结果，不能不首重交通。况西、南两路僻处边隅，水陆舟车异常迟滞，总筹全局，尤应从不交通之地方谋交通，始能发展平均，以免知识不一，贫富各异”。

第三，米盐公股的处置成为湖南实行省宪自治后政治运转的重要公共话题。米盐公股既然是全省公产，其保管、处置必须相当慎重。省议会是民意机关，掌控米盐公股的处置权；省城慈善总公所因基本公认的公信力，长期受省议会委托保管股票、证券、抵押品和现金。在这一架构下，省政府挪借动用这笔公产必须经得省议会同意，履行相关的借款手续，尽管政府的挪借最后有去无回，但至少在程序上实践了新的政治运转机制。因此，看似单纯的米盐公股问题，在激烈的时局漩涡中却显得十分复杂。

总之，米盐公股问题久拖未决，最后无果而终，但它持续了二十余年，成为湘内外热衷谈论的公共话题，映照出民国以来湖南社会公共领域热闹而无序的格局。至于其成因，至少包括工商经济落后环境中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狂热性追逐、对地方自治和省宪的偏执性理解和大众媒体的相对发达与宽松。

袁克定

袁克定（1878年—1958年），字云台、员台，别号慧能居士，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嫡长子，北京政府外交部原顾问、政客。

袁克定自幼跟随父亲出任山东、直隶各地。少年时代即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袁克定纳粟为候选道。1905年袁克定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参军事。1907年4月，任农工商部右参议，1908年8月署左参议。1910年10月，任农工商部右丞。1911年5月，任邮传部丞参。

1912年5月，袁克定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后兼董事长。同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15年4月，袁克定任第二期京师模范团团长。1916年袁世凯故后，袁克定迁居天津，任天津英商开滦煤矿名义督办。1928年11月28日，袁克定在开滦矿务总局议事部议事会上辞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之职。1935年，袁克定举家迁居北京地安门外宝钞胡同。

1937年，袁克定再迁颐和园清华轩别墅，家境日渐败落，以典当为生。1948年，袁克定寄居表弟张伯驹（张镇芳长子）家中，生活费用由张伯驹承担。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袁克定病逝于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

袁克定的尊卑、嫡庶观念很重，非常讲究日常礼仪。他注重穿着，无论寒暑，即使独处，也衣裤齐整。袁世凯称帝，与袁克定的思想是不无关系的，他插手军队，控制军权；培植势力；制造假版《顺天时报》和捏造“祥瑞”，巩固袁世凯实行帝制的决心。但袁克定即便是晚年落难时，也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拒绝在华北伪政权任职，不为日本人效力。

人物生平

早年境遇

1878年12月，袁克定出生于河南项城县，袁世凯的嫡长子，字云台。

1882年，4岁的袁克定随赴朝的袁世凯前往朝鲜，自幼由袁世凯大姨太沈氏抚养，因身为长子，长期跟随在袁世凯身边。袁世凯为其聘请一位德国牧师担任家庭教师，袁克定由此通晓德文，英文水平亦佳。18岁时，袁克定与吴大澂之女吴氏成婚。

初涉仕途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袁克定纳粟为候选道。1905年袁克定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参军事。1907年4月，任农工商部右参议，1908年8月署左参议。1909年（宣统元年）升任右丞，该职位虽为虚衔，实则为袁世凯的私人政治代表，常代表袁世凯出席各类官场、外交场合；同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袁克定成为其在京联络官，负责收集政治情报、打探朝廷动向，期间常与梨园艺人往来，曾由名伶姜妙香陪同返回彰德探望袁世凯。

1910年，同盟会会员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败入狱，袁克定在其改刑及后续获释过程中出力颇多，二人由此建立交谊。1911年5月，任邮传部丞参；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克定受袁世凯之命赴武汉前线代表其行事，曾因冯国璋欲渡长江进攻武昌而大骂冯国璋，并急电袁世凯制止，推动南北议和。他密派朱芾煌与黎元洪接洽和谈，后又全权代表袁世凯与获释后的汪精卫商谈议和事宜，提出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等三项条件；同年，袁克定与汪精卫换帖结拜为兄弟。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黎元洪入京就任时，袁克定奉召速回京师，骑马赴彰德车站时意外坠马，腿部骨折致右腿严重致残，手心亦受重伤，此后出入社交场合常戴手套。同年5月，袁克定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兼董事长。同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

1913年5月，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统率办事处主任蒋方震向袁世凯陈说：“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思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参用军官生及速成生，盖以变历来重用速成生摒除留学生之宗旨。”袁世凯决定先成立京师模范团，然后逐步发展为模范师或军，委任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同年9月，赴德国治病。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了解德国对华外交立场，促成帝制早日实现。临行前北洋派重要人物段芝贵、江朝宗等到车站送行，采用总统仪仗执事，威严隆重。袁克定抵达柏林后，谒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转呈袁世凯的亲笔信函。袁克定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威廉二世重申“强干弱枝”的理论，表示德国将在外交上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将一封亲笔信交由袁克定转交袁世凯。袁克定回国后，便向袁世凯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召王士珍进京，接段祺瑞主持军事；二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掌管。这两项建议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

帝制推手

回国后，袁克定积极推动袁世凯称帝，借助杨度等文人造势。1914年5月，袁世凯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克定参与其中；7月，袁克定由京畿拱卫军的三个分队随从担任警卫，以养病为名移居汤山。从此，汤山便成为洪宪帝制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同年10月，他被委任为模范团筹备员，后出任模范团第二期团长，借此培植自身军界势力。

1915年1月，他邀梁启超赴汤山，试探其对变更国体的态度，遭梁启超婉拒。同年，为促使袁世凯下定称帝决心，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后被袁三小姐袁静雪揭发，袁世凯震怒，痛责其“欺父误国”，对其逐渐失去信任；7月，袁克定接待美国学者古德诺，后者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帝制提供理论支撑；8月，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公开推动帝制。严修劝阻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怒而召集帝制派骨干开会，坚决主张推进帝制，迫使严修离京；12月，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因皇子服纹饰与次子袁克文、五子袁克权相同，怀疑自己的“皇储”地位受到威胁，扬言若袁世凯立袁克文为太子便将其杀害，引发家庭风波。

家道变迁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病逝，袁克定以嫡长子身份主持家政。他受袁世凯熏染较深，言行作风颇有相似之处，袁世凯在世时，他恪守旧礼，对袁世凯、于夫人极为恭顺，对诸庶母礼仪备至，对弟妹亦表现客气，以嫡出长兄自居；袁世凯去世后，他作为一家之长威势甚重，掌控家族重大事务，庶母们需陪其正坐；12月，袁世凯三姨太金氏在天津病故，当时袁克定在彰德，得知消息后发电报给袁克文及其他弟妹，下令金氏不得凤冠霞帔入殓，安葬时仅能葬于袁公林林边，并派专人赴天津督办相关事宜。1917年，其母于氏病逝津门。袁克定将其母灵柩运回河南彰德，与袁世凯合葬。袁克定为了袁氏子弟的教育，来津后设立家馆两处，聘请方地山和孟以铭为师，教授袁氏子弟经史、诗赋等功课。

1919年，于夫人病逝后，袁克定从天津迁居北京，将家安置于鼓楼宝钞胡同，自己则带仆役男侍住进颐和园清华轩，后因袁家诸子弟按房分居，袁克定基本卸去家长之职。

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将宫中大量古玩、字画、珍宝装几车皮运往河南彰德，途中被督豫的冯玉祥扣留没收。后袁家家道中落，四弟袁克端与二侄袁家霖商议并征得各房同意，拟出售河南彰德洹上村房产，袁克定以“祖产不能动”坚决反对，并痛骂河南老家管事徐天成，最终该房产仍被冯玉祥没收。此后袁克定曾在开滦煤矿挂名担任董事，领取俸禄，同时持有袁世凯死后分得的家产，常以“过来人”口吻品评政局。

1935年，袁克定举家迁居北京地安门外宝钞胡同。他的文玩珍品大部运到北平东皇城根14号宅内，少部留存天津。

晚年经历

1936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汉奸王揖唐等人在《庸报》刊登鼓吹“华北自治”的声明，擅自将袁克定列为领衔者，两日后袁克定登报郑重声明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此举引发日本人嫉恨，其住宅被严密监视，后经曾被袁克定谋救过的汪精卫斡旋，袁克定得以获得一定自由。汪精卫曾托人带礼品和钱款游说袁克定，袁克定收下礼品（称系私谊），却分文未取钱款，此次事件后，袁克定彻底结束政治生涯，拒绝与日伪合作，保持晚节。

1937年，袁克定再迁颐和园清华轩别墅，家境日渐败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曹汝霖曾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克定坚决不同意。日本人对袁克定许以高官厚禄，让其出任华北伪政权要职，借以网罗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袁克定虽然经济拮据，境遇困难，仍推说自己年迈多病，婉辞拒绝。

1938年12月，袁克定60岁生日时，其表弟张伯驹前往探望，并赠寿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蓬壶多岁月，家园山河半梦中。”同年，袁克定夫人病故。

1948年，袁克定寄居表弟张伯驹（张镇芳长子）家中，生活费用由张伯驹承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袁克定在北京文史馆担任馆员，月薪60元，其言论、思想、行为依旧守旧，不信宗教，曾在张伯驹家见到西藏活佛时，未参与叩拜，仅与活佛握手；无论何种场合，提及袁世凯必称“先总统”，始终坚守自身身份体面。

1958年，袁克定病逝于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

成就和影响

艺术成就

袁克定擅长篆隶书法和绘画，但很少赠人。写书信使用特制烫金菊花信纸信封，字句系以章草或狂草，且其中含有典故颇多。

秩事典故

胎记为名

《容庵弟子记》称，袁克定出生之时，“啼声响亮，大不类常儿”，直把袁世凯乐得手舞足蹈，遂以额上胎记为名，给儿子起了个乳名“记光”，一呼为“记儿”。

“太子”自居

1912年初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时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袁世凯便于次年从他到德国继续治疗。在德国期间，袁克定被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的功效深信不疑。因此回国后，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据《洪宪纪事诗本事注》记载，袁克定初退汤山，日与杨度往还密议，络绎载途，操纵发放。京师为之谚曰："多谢当炉袁大嫂，汤山圈里喂黄羊。"袁氏诸子中，克定称为皇大储君，克文称为皇二子，各镌玉印。书翰启用"皇二子"三字，克文所书联条多用之。皇大储君则克定用押密件，常简另章，故外间流传绝鲜。

太原公子

袁克定与杨度在广和楼看《秦王李世民》的戏，台上李世民恳切陈词劝李渊起兵攻打洛阳，其刚劲决断、有远见卓识的形象让袁克定情不自禁称赞其为英雄。散戏后，袁克定送杨度一本东京出版的《富士山》杂志，称要给他看篇文章。杂志上有贺长雄所写《访太原公子袁克定》，从人品学问等方面大力称颂袁克定，还称袁大总统应做唐高祖，袁克定是今日的李世民。杨度回家后第二天才看文章，意识到这是袁克定借有贺之笔赞扬自己，且选择在日本刊物发表是有选择地送人试探心思。

平息风波

袁克定虽已无权无势，然“袁大公子”之名在社会上仍具一定影响力，有人仍愿买其账。一次，名为王连五者，在那桐宅子东头开设澡堂（即今东四宝泉堂）。王连五囤积大量肥皂，且顾客洗澡时不提供肥皂。后警察局经济科人员前来洗澡索要肥皂，伙计称无，警察大怒，遂进行搜查，果在其马号中发现满满一马号肥皂。王连五自知囤积居奇将惹官司，心生不妙之感，便前往万寿山求助于袁克定。袁克定听闻后言：“你就住在我这儿，正好明日我进城，顺便将此事解决了。”类似诸事，只要袁克定出面，往往能够轻松化解，不了了之。

生活讲究

解放前夕，袁克定生活极为潦倒，时常连房租都无力支付。此时仅有一忠心老佣人，常去街上捡拾白菜帮子，为其蒸制窝头果腹。开餐时，袁克定仍正襟危坐，胸佩餐巾，以刀叉将窝头切片，佐以咸菜进食。平日里，他亦常正襟危坐，或读书、或写字，有时也会画画、抚琴以消磨时光。

历史评价

刘文瑞、秦丕栋在《中国历史上的父与子》中写道：袁克定是袁世凯刻意培养的继承人，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也十分活跃，有很大的影响力。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洪宪帝制以克定为中心，杨度为祭酒。外挟德皇之劝告浸说其父，内率臣工之学说伪表人民。

孙方友在《陈州笔记》卷四写道：项城袁世凯故居有一帧袁克定从德国留学回来时的照片，威武英气，一副踌躇满志之状。

张甜甜在《天津近代历史人物传略》（三）写道：袁克定的尊卑、嫡庶观念很重，非常讲究日常礼仪。他注重穿着，无论寒暑，即使独处，也衣裤齐整。他写书信使用特制的烫金菊花信纸信封，字句系以章草或狂草，且其中含有典故颇多。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写道：大兄名克定……幼时赢孱，呕血几殆，然好学不倦，未尝以病偶辍。

后世纪念

袁克定旧居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台北路6号，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为德式建筑风格的2层小洋楼，现为办公用房。

张伯驹笔下的袁克定

参考：张伯驹笔下的袁克定

张伯驹诗云：“纵使龙兴鼎革新，后来谁是继承人。”这是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公元1878年—1958年），字云台，别号慧能居士。袁世凯故后，袁克定迁居天津。1948年，袁克定投奔表弟张伯驹，1949年后曾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病逝，终年81岁。张伯驹之父张镇芳，乃有识见之人。张伯驹说：“洪宪初，先父曾劝项城勿为，谓即使成功，难以为继，试看后人谁为李世民耶？清室逊位，克定皆力主持；但与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迨直、皖诸将尽不用命，项城始感克定非李世民之才，然已晚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言非虚。如果没有实力武功，只靠文人耍嘴皮子，徒事空言，注定难成大事。袁克定志大才疏，只会空谈，无李世民济世之才。“克定本无雄才大略，洪宪时以太子自居，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袁世凯即使复辟成功，也难以为继，早知如此，何必开历史倒车呢？张镇芳阅世甚深，心思缜密、考虑周全，可惜忠言逆耳，袁世凯置若罔闻，落下骂名也是咎由自取。

袁克定缺少李世民那样的济世之才，但并非一无是处。在民族大义、大是大非面前，袁克定也是有操守和定力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以后，时克定居三贝子花园，日人欲畀以高位，克定闻之，登报声明以病任何事不闻问，并拒见宾客。此可见其风骨节操。

日常生活中，袁克定也是自律甚严、中规中矩的。袁克定晚年艰困，张伯驹曾见其就餐，无鱼肉肴疏，以窝窝头切片，佐以咸菜，饮食极为简单寒素。但是袁克定仍正坐，胸戴餐巾，画面感很强。即使是吃窝头就咸菜，还必须要像吃西餐那样正襟危坐、胸戴餐巾，袁克定真是讲究人，甚至讲究得近乎迂。

另外，张伯驹诗曰：“皇储谁谓无风雅，秃笔还能画草虫。”这是说袁克定亦颇有文才、能诗善画，他曾为潘素题诗，也为潘素画过花卉草虫，虽不工而笔亦古拙。

听闻袁世凯儿子建国后生活窘迫，毛主席特批：应当尽可能照顾一下

参考：听闻袁世凯儿子建国后生活窘迫，毛主席特批：应当尽可能照顾一下

五十年代初期，已然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一职的章士钊寻至毛主席处，冀望能够对处于穷困潦倒状况的袁克定予以照料。

袁克定身为袁世凯的长子，乃袁世凯原配夫人于氏所诞下的仅是唯一的儿子，处于封建社会之时代往昔时期，又把他称之为“嫡长子”，新中国成立之际之时，袁克定居住在北京，受到张伯驹的照料照看，过着贫困穷苦的日子生活。

虽说新中国成立之际，袁克定已然没没无闻，然而在旧中国阶段，尤其是袁世凯称帝的那一段时期之内，袁克定兴风作浪，引发过诸多风波。

毛主席得知此事以后，还特意批示：

“皇太子嘛，应当照顾他的生活。”

之后，经由北京市政府予以同意，袁克定被安置在文史馆担任馆员，每月具备60元的月薪，于市政府的照料之下维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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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影视作品里头，袁克定这般人物的形象，是存在着被赋予了一定程度贬低化的情况的。这也是起因于他的父亲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行事，妄图称帝，袁克定在这一过程当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所引发的结果。

可以看出，袁克定是一个典型的出身于旧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体现，他对于尊卑、嫡庶的观念极为看重。

从资料里不难看出，袁克定这个人还是相当有能力的。

有所依据袁静雪所撰写而成的文章当中名为《我的父亲袁世凯》，袁世凯存在一妻九妾这样一个情况，原配夫人姓于氏年长袁世凯一岁，然而文化程度不高，并且未获得袁世凯的喜爱之情，所有小妾里，大姨太沈氏以及五姨太杨氏是最受宠的，尤其是大姨太沈氏，在袁世凯提出要求后，他的全部子女把于氏称作“娘”，将生母称作“妈”，对于大姨太沈氏则叫做“亲妈”。

然而，虽说于氏并未得到宠爱，可是袁世凯此人因受中国传统影响颇为深厚，故而他从始至终都未曾舍弃原配于氏，于氏寿命绵延颇久，一直至袁离世后三年方才离世。

也许正是受了父亲这一影响，袁克定后来也秉持这一套想法。

小时候，袁克定就一直跟在父亲身旁，接受过条件相当不错的教育，还因父亲的身份地位，在学识上贯通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体系，晚清时，袁世凯的官位达到了臣子中的最高级别，袁克定也就跟着担任了各个不同的职务。

1911年辛亥革命过后，因袁世凯掌控着军权，所以他夺取了革命党人革命所获的胜利成果，进而能够出任民国大总统。

即便孙中山于辞职之前，竭尽所能促使《临时约法》获得通过，以此对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予以限制，然而袁世凯为了能进一步夺取权力，竟废除了《临时约法》，还把内阁责任制改为了总统制，新通过的《民国约法》居然规定大总统任期为 10 年，能够无限期连选连任等，大总统继任者要由现任大总统推荐 3 人，写于“嘉禾金简”之上，加盖国玺，在大总统府专门设有金匮石室秘密收藏着，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控，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以及国务卿分别秘密保管，当进行大总统选举之日，由现任大总统开启后，将所提名单交给选举会进行选举。

袁世凯在掌权后仍不满足，又妄图恢复帝制。

需要指明的是，袁世凯脑海中称帝的念头存在得很早，仅仅是始终处于隐藏状态，这一点借由袁克定身上便能够瞧得出来。

1913年，袁克定发生坠马一事，进而导致足颈被摔折，同年9月，他前往德国进行治疗，当然，他此次前往德国还有另外一项目的，那便是去了解一下德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柏林那里，袁克定去谒见了那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提出中国要是没有君主立宪制就没法实现图强，当时啊，德皇表明德国会在外交方面支持袁世凯称帝，这么个情况，使得袁克定高兴得简直要发狂了。

袁克定回国以后，就向袁世凯提出了两项意见：

一、将王士珍调令进京，使其接替段祺瑞来主持军事，那时段祺瑞已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

二、设置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将其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此机构由总统进行掌管。

这两项提议都和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久之后，袁世凯采纳了意见，决定对军队进行重整，设立了京师模范团，以便于在将来能够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师、军，袁世凯亲任第一任模范团团长，袁克定则担当第二任。

不但如此，袁克定在明明晓得国情民情都持反对态度的情形下，依旧再三鼓吹袁世凯称帝，袁克定借助袁世凯称帝迫切想要获取日本人支持这事，袁克定特意召集了一群文人，伪造日本人在华的主要舆论报纸《顺天时报》，并且严格把控真的《顺天时报》流入故宫。

隐隐约约能够瞧得出来，袁克定确实是有着一定的政治手段的，他对舆论进行操控，将军权加以把控，方方面面都在为自身能够接班而铺设道路。

在当时，由于袁世凯全然不顾民众的意见，执意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全国百姓的强烈声讨，致使北洋集团随之走向瓦解，各个国家的列强也都宣告不再对其予以支持，最终导致袁世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无奈之下只好取消帝制，最后怀着忧愤的心情患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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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各种情形来看，袁世凯对于身为长子的袁克定，存在着较多的信任，然而，在法律的规定上，并没有确立他在帝位继承方面的地位。哪怕处于袁世凯后来称帝的状况下，袁克定成为储君的名分身份，依旧没有清晰之明确。

袁克定算是白白折腾了一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后，袁克定携母于氏寓居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袁克定身为袁家嫡长子，主持了分家之事，大体上他给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分了数额较大的财产，然之后有袁家之人指出，袁克定在分家时不公平，暗地里还藏了一笔钱财，对袁世凯于法国银行的大额存款进行了隐瞒。

自父亲离世后，袁克定便不再涉足政界，此后虽坐拥巨额财富，却坐吃山空。然而，因其花钱习惯一直十分大手大脚，袁家没多久便陷入了穷困之境，到了1937年，袁家竟无奈只得依靠典当来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袁克定还是有气节的。

1936年，日本人宣扬华北五省自治，在晓得袁克定身处天津这个情况后，打算借助他的名去做此事。彼时汉奸王揖唐等在《庸报》刊登声明，宣扬“华北自治”，且把领衔人署名定为“袁克定”。

袁克定晓得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于报纸之上公然宣称，表明这件事情跟自己彼此没有那种相互的关联！

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沦陷，那时曹汝霖曾向袁克定提建议，要把袁家位于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克定坚决不答应。而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找到袁克定，期望他出任伪职，虽能借此获得一笔丰厚月薪用于开销，但袁克定依旧坚决拒绝了这件事。

后来袁克定同好友张伯驹谈起此事，还郑重地表示：

“给日本人当官虽然能有财源，但却当了汉奸，这样非我所愿。”

日本人数次前来邀请袁克定出山，袁克定皆予以婉拒，为防止再次遭受骚扰，袁克定唯有在报上声明，表明自己已然年迈且疾病缠身，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心思去过问，期望往后不要再有人上门来打扰。

当时人还多盛赞袁克定保持了民族气节。

在1948年的时候，穷困的袁克定夫妇，搬去了表弟张伯驹的家里，此后，他们的生活由张伯驹来照料。

有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张伯驹在早些年的时候，是比较厌恶那个鼓吹袁世凯称帝的袁克定的，然而到了后来，瞧见他生活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最终还是同意去接济他。

需明确指出的是，那时张伯驹自身生活亦是颇为艰难，抗战胜利以后，张伯驹一家返回北京，居住于弓弦胡同一号，然而为了防止国宝展子虔的《游春图》流落至外国人手中，他狠下心来以低价变卖了这处居住之所，如此才将这幅画作买下，随后捐赠给了故宫。

张伯驹一家从城内弓弦胡同迁出，而后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而就这处院落而言，其规模也并非不大，按照张伯驹女儿张传綵所回忆的情况来看：

雍正年间始建的承泽园，属于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如今呈现在北大西门前方的那个院子称作蔚秀园，经由穿过蔚秀园从而能够抵达承泽园，在父亲将承泽园购置之前，其先前的主人为庆亲王奕劻，承泽园面积颇为广阔，拥有数量达30多间的大小不一的房屋，园内设有假山，建有供人赏玩的人工湖，另外还配备了特别大的荷花池，整体环境显得极为雅致且幽静。

张伯驹的妻子张传綵后来讲，他们一家人搬至承泽园后，袁克定跟他们家居住在了一块儿，鉴于袁克定是张伯驹表姐夫堂兄长的缘故，张传綵称呼袁克定为“大爷”。

张传綵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袁克定十分好奇，毕竟袁克定乃是袁世凯的大儿子，在袁世凯称帝的那段日子里可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然而在他们首次碰面之后，袁克定给她所留下的印象着实惊到了她：

有个老头，干瘦且矮小，身着一身长袍，头戴一顶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时一高一低，瘸得十分厉害，脾气还有点怪，这便是袁克定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那里面呈现出一副风流倜傥的形象，可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

不过呢，这也是能够被理解的，毕竟那个时候的袁克定已然七十多岁了，已然步入暮年阶段了。

在对于张传綵的印象而言，袁克定持续呈现相当安静的模样，于此期间，张伯驹家中时常会迎来诸多客人，有这样一群人聚集一块儿畅所欲言，然而，却始终未曾见到袁克定参与其中。

大多时候，袁克定是默默在家中埋头看书的，鉴于袁克定学问综合贯通着中国和西方，故而他所阅览的书籍大多是德文版本，偶尔他也会亲自进行些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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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辈子妻妾数量众多，子女数目无数，大体上多数都充当了袁世凯用于政治联合协作的工具，举例拿出一份名单来瞧，袁世凯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其婚嫁对象皆是达官显贵之人的联姻。

然而，在袁世凯这位大家长离世之后，妻妾子女便都各自分散在不同地方，相互之间往来极为稀少。并且，因早年处于富贵生活状态，袁世凯的子女大多没什么突出才能，在生活方面又是肆意挥霍，是很难称得上能有什么成就的。

相比起来，袁克定还算是其中不错者。

在所有袁氏子弟中，张伯驹与袁克文的关系比较好。

袁克文乃袁世凯第二个儿子，往后过继予大姨太沈氏，沈氏对待这个过继得来的儿子分外宠爱，这也造就了袁克文挥霍金钱毫无节制的个性。

可袁克文与袁克定的关系就很一般了。

早年时候，袁世凯瞧不上长子袁克定，原因是袁克定腿有残疾，故而袁世凯曾有心思立二子袁克文为“皇储”。后来，袁世凯称帝之后，无意中把相关消息透露出去了，这消息便引发了长子袁克定的忌惮。袁克定为了能得到“太子”之位，几乎到了疯癫的程度，于是他公然宣称，倘若父亲打算立袁克文为皇储，那自己就要去刺杀袁克文。

事实上，袁克定担忧过度，因袁克文自身对政治并无兴趣，所以他后来为避开嫌疑，曾有一段时间称病不露面，过后还让人刻了“皇二子”印，来表明自己不存在争夺储位的想法。

袁克文对政治无心思，其一生都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喜好收藏古玩以及书画，和他有往来牵连且多都是文化范围内的有名之人。

这或许也是张伯驹与袁克文交好的原因之一。

值得说一说的是，袁克文有个儿子叫袁家骝，袁家骝是个学习厉害的人，后来前往美国留学，成长为有名气的核物理方面的专家，就连他的妻子吴健雄，都被尊称“东方居里夫人”，还被叫做“核物理女王”，也被誉为“物理学第一夫人”。

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出现转圜之后，袁家骝夫妇曾经回到了中国，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不过，以上这些同袁克文就关系不大了。

袁克定育有一子两女，其中长子是袁家融，早年他也曾前往美国留学，得以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然而，在各个方面的资料当中，均不存在袁家融对老父亲袁克定予以照顾的记载，很明显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融洽。

按照张伯驹女儿所回忆的情况来看，袁克定在其晚年的时候，是由他的侄女老十七，也就是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来进行照顾的。

1953年，张伯驹把承泽园卖给了北京大学，之后全家搬迁至海淀一处有着三十多亩地的院子居住，然而只住了半年，便卖给了傅作义，随后全家又都搬去后海居住了。

无论搬到何方，张伯驹从始至终都未曾舍弃这位表兄袁克定，始终坚持着去照料袁克定的晚年生活，而且还特意在西城买下了一处房屋，将其用来提供给他们夫妇进行居住。

袁克定在文史馆有了工作，之后每个月有了60元收入，然而每次一拿到工资，就需要交给张伯驹的夫人。

从这个角度，也不难看出袁克定的个性。

章士钊反映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生活困窘，毛主席特批：应给予生活方面的照顾！

参考：章士钊反映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生活困窘，毛主席特批：应给予生活方面的照顾！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毛主席和多位民主人士谈话时聊到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

得知袁克定生活过得很一般，毛主席当即说道：“对于袁克定，我党应当尽可能帮助他。”

不久，毛主席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一笔钱帮助了袁克定。

当袁克定拿到这笔稿费，他顿时感动的热泪盈眶……

一、毛主席帮助袁克定

建国初，著名教育大家章士钊收到了袁克定的来信。

信中，袁克定述说了自己近些年的困境。

章士钊早年曾与袁世凯有些交集，武昌起义后，章士钊遭到同盟会一些误解，生性刚烈的章士钊愤而辞职，后来，袁世凯邀请章士钊担任北大校长，并赠送给章士钊一套豪宅。

章士钊是了解袁世凯的狼子野心的，最终，他没有前往北京就任，不过，几年后，章士钊还是出任了军务院秘书长，因此，章士钊和袁家多少是有些交情的。

而袁克定之所以给章士钊请求帮助，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章士钊和毛主席关系非常好，1920年，章士钊筹集了2万银元，交给毛主席用于留法勤工俭学。

建国后，毛主席多次邀请章士钊来中南海谈话，多次请章士钊吃饭。

章士钊收到袁克定来信后，思虑再三，他还是找到毛主席，说明了袁克定的事情。

章士钊说道：“主席，袁克定以前虽然做过一些错事，可是在抗战中，他没有做对不起民族的事情，而且他精通德国、英语等多国语言，能力是有的，现在他生活穷困潦倒，您看新中国是否帮助一下他。”

毛主席微微沉思了一会说道：“新中国的确应该照顾一下他的生活。”

不久，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我党安排袁克定担任文史专员，月工资60元。应该来说，在那个年代，这份工资还是挺不错的。

二、袁克定为何后来穷困潦倒

写到这里，很多历史爱好者或许疑问来了，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他一生虽然大起大落，可是他毕竟是当过皇帝的人，还是北洋军阀的主宰，他去世后留下的财富，至少是数以百万计，作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后来怎么就穷困潦倒了呢？

袁世凯去世后，他到底留下多少遗产，这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不过，结合种种历史资料可以大致推算，袁世凯留给17个儿子的遗产，至少超过一千万银元，作为长子，袁克定至少独得200万。

在那个年代，200万银元可是一笔巨款啊！要知道，国民党一名普通士兵一个月军饷也就是几块银元。

袁克定拥有如此庞大财富，他怎么就在短短二三十年挥霍一空了呢？

首先，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袁克定这笔巨大财富，现金只有几十万银元，其他大部分是股票和房产等固定资产。

袁世凯去世后，袁家在老家河南等一些土地和房产，因为各种原因，被国民党政府“拿走”，据说，袁克定后来生活困难时，曾请求蒋介石将一些房产归还袁家，不过，蒋介石没有答应。

因为战争等原因，袁克定手中的一些固定资产被毁坏。抗战时期，袁克定手中就有很大一部分财产，被日军霸占。

导致袁克定穷困潦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袁克定从一出生，他就不缺钱，因此，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仍然是花钱如流水，每次和朋友们出去吃饭游玩，几乎都是袁克定买单。

还有，袁克定还算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袁世凯去世后，袁世凯一些旧部混的很不好，一部分人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于是，袁克定拿出很大一笔钱，用于帮助袁世凯旧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袁克定很大一笔钱和股票，被人卷走，这导致袁克定彻底陷入困境当中。

三、袁克定不当汉奸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帮助袁克定呢？

要知道，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袁克定可都做了不少对不起民族的事情。

袁世凯当年之所以称帝，袁克定这个“皇太子”一个劲的助推，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袁世凯称帝前，袁克定刊登假新闻，误导袁世凯。这些假新闻中，刊登了大量民众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内容。

这让袁世凯误认为自己称帝是“民心所向”。袁世凯临终前痛骂儿子是“欺父误国”。

虽然袁克定犯下过不少错误，可是袁克定在抗战时期的一些爱国行径，却让他得到了不少“好评”。

华北沦陷后，日军考虑到袁家在北洋军阀体系拥有不小影响力，于是，日军试图以购买袁克定房产的方式，给袁克定一大笔钱。

袁克定虽然此时生活已经很困难，也很需要钱，可是他不敢当汉奸，最终袁克定还是拒绝了。

不久，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拜访袁克定，试图说服袁克定到伪政府任职，袁克定坚决拒绝了。

第二天，袁克定还特意登报表示自己身体不好，不参与政治。

袁克定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的确值得人们称赞。

从毛主席给袁克定安排工作，拿出一笔稿费帮助袁克定可以看到，毛主席之心胸和格局实在非常之大。

实际上，建国后，不少曾经犯过错的人，都受到了我党的厚待。

这其中，溥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要论过错，溥仪可比袁克定大的多。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在日军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十几年间，溥仪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杀害了无数抗日志士，可以说，溥仪绝对算是一个民族罪人。

建国初，当苏联将战犯溥仪移交给新中国时，溥仪内心是惊恐万分的，他害怕新中国枪毙自己，毕竟他知道自己做了太多太多错事。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新中国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帮他治病，厚待他。

1959年，溥仪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溥仪恢复自由后，我党还异常关心溥仪，周恩来总理安排溥仪到相对轻松的植物园工作。

毛主席多次在中南海请溥仪吃饭，还拿出稿费帮助溥仪。

上世纪六十年代，溥仪病重时，我党还安排一些名医为其治病。

从毛主席对溥仪、袁克定的宽容和厚待可以看到，毛主席格局之大，实在令人钦佩，这样的伟人，怎能不让后人缅怀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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