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
袁克定（1878年—1958年），字云台、员台，别号慧能居士，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嫡长子，北京政府外交部原顾问、政客。
袁克定自幼跟随父亲出任山东、直隶各地。少年时代即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袁克定纳粟为候选道。1905年袁克定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参军事。1907年4月，任农工商部右参议，1908年8月署左参议。1910年10月，任农工商部右丞。1911年5月，任邮传部丞参。
1912年5月，袁克定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后兼董事长。同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15年4月，袁克定任第二期京师模范团团长。1916年袁世凯故后，袁克定迁居天津，任天津英商开滦煤矿名义督办。1928年11月28日，袁克定在开滦矿务总局议事部议事会上辞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之职。1935年，袁克定举家迁居北京地安门外宝钞胡同。
1937年，袁克定再迁颐和园清华轩别墅，家境日渐败落，以典当为生。1948年，袁克定寄居表弟张伯驹（张镇芳长子）家中，生活费用由张伯驹承担。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袁克定病逝于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
袁克定的尊卑、嫡庶观念很重，非常讲究日常礼仪。他注重穿着，无论寒暑，即使独处，也衣裤齐整。袁世凯称帝，与袁克定的思想是不无关系的，他插手军队，控制军权；培植势力；制造假版《顺天时报》和捏造“祥瑞”，巩固袁世凯实行帝制的决心。但袁克定即便是晚年落难时，也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拒绝在华北伪政权任职，不为日本人效力。
人物生平
早年境遇
1878年12月，袁克定出生于河南项城县，袁世凯的嫡长子，字云台。
1882年，4岁的袁克定随赴朝的袁世凯前往朝鲜，自幼由袁世凯大姨太沈氏抚养，因身为长子，长期跟随在袁世凯身边。袁世凯为其聘请一位德国牧师担任家庭教师，袁克定由此通晓德文，英文水平亦佳。18岁时，袁克定与吴大澂之女吴氏成婚。
初涉仕途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袁克定纳粟为候选道。1905年袁克定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参军事。1907年4月，任农工商部右参议，1908年8月署左参议。1909年（宣统元年）升任右丞，该职位虽为虚衔，实则为袁世凯的私人政治代表，常代表袁世凯出席各类官场、外交场合；同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袁克定成为其在京联络官，负责收集政治情报、打探朝廷动向，期间常与梨园艺人往来，曾由名伶姜妙香陪同返回彰德探望袁世凯。
1910年，同盟会会员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事败入狱，袁克定在其改刑及后续获释过程中出力颇多，二人由此建立交谊。1911年5月，任邮传部丞参；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克定受袁世凯之命赴武汉前线代表其行事，曾因冯国璋欲渡长江进攻武昌而大骂冯国璋，并急电袁世凯制止，推动南北议和。他密派朱芾煌与黎元洪接洽和谈，后又全权代表袁世凯与获释后的汪精卫商谈议和事宜，提出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等三项条件；同年，袁克定与汪精卫换帖结拜为兄弟。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黎元洪入京就任时，袁克定奉召速回京师，骑马赴彰德车站时意外坠马，腿部骨折致右腿严重致残，手心亦受重伤，此后出入社交场合常戴手套。同年5月，袁克定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兼董事长。同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
1913年5月，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统率办事处主任蒋方震向袁世凯陈说：“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思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参用军官生及速成生，盖以变历来重用速成生摒除留学生之宗旨。”袁世凯决定先成立京师模范团，然后逐步发展为模范师或军，委任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同年9月，赴德国治病。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了解德国对华外交立场，促成帝制早日实现。临行前北洋派重要人物段芝贵、江朝宗等到车站送行，采用总统仪仗执事，威严隆重。袁克定抵达柏林后，谒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转呈袁世凯的亲笔信函。袁克定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威廉二世重申“强干弱枝”的理论，表示德国将在外交上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将一封亲笔信交由袁克定转交袁世凯。袁克定回国后，便向袁世凯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召王士珍进京，接段祺瑞主持军事；二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掌管。这两项建议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
帝制推手
回国后，袁克定积极推动袁世凯称帝，借助杨度等文人造势。1914年5月，袁世凯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克定参与其中；7月，袁克定由京畿拱卫军的三个分队随从担任警卫，以养病为名移居汤山。从此，汤山便成为洪宪帝制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同年10月，他被委任为模范团筹备员，后出任模范团第二期团长，借此培植自身军界势力。
1915年1月，他邀梁启超赴汤山，试探其对变更国体的态度，遭梁启超婉拒。同年，为促使袁世凯下定称帝决心，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后被袁三小姐袁静雪揭发，袁世凯震怒，痛责其“欺父误国”，对其逐渐失去信任；7月，袁克定接待美国学者古德诺，后者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帝制提供理论支撑；8月，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公开推动帝制。严修劝阻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怒而召集帝制派骨干开会，坚决主张推进帝制，迫使严修离京；12月，袁世凯称帝后，袁克定因皇子服纹饰与次子袁克文、五子袁克权相同，怀疑自己的“皇储”地位受到威胁，扬言若袁世凯立袁克文为太子便将其杀害，引发家庭风波。
家道变迁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病逝，袁克定以嫡长子身份主持家政。他受袁世凯熏染较深，言行作风颇有相似之处，袁世凯在世时，他恪守旧礼，对袁世凯、于夫人极为恭顺，对诸庶母礼仪备至，对弟妹亦表现客气，以嫡出长兄自居；袁世凯去世后，他作为一家之长威势甚重，掌控家族重大事务，庶母们需陪其正坐；12月，袁世凯三姨太金氏在天津病故，当时袁克定在彰德，得知消息后发电报给袁克文及其他弟妹，下令金氏不得凤冠霞帔入殓，安葬时仅能葬于袁公林林边，并派专人赴天津督办相关事宜。1917年，其母于氏病逝津门。袁克定将其母灵柩运回河南彰德，与袁世凯合葬。袁克定为了袁氏子弟的教育，来津后设立家馆两处，聘请方地山和孟以铭为师，教授袁氏子弟经史、诗赋等功课。
1919年，于夫人病逝后，袁克定从天津迁居北京，将家安置于鼓楼宝钞胡同，自己则带仆役男侍住进颐和园清华轩，后因袁家诸子弟按房分居，袁克定基本卸去家长之职。
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将宫中大量古玩、字画、珍宝装几车皮运往河南彰德，途中被督豫的冯玉祥扣留没收。后袁家家道中落，四弟袁克端与二侄袁家霖商议并征得各房同意，拟出售河南彰德洹上村房产，袁克定以“祖产不能动”坚决反对，并痛骂河南老家管事徐天成，最终该房产仍被冯玉祥没收。此后袁克定曾在开滦煤矿挂名担任董事，领取俸禄，同时持有袁世凯死后分得的家产，常以“过来人”口吻品评政局。
1935年，袁克定举家迁居北京地安门外宝钞胡同。他的文玩珍品大部运到北平东皇城根14号宅内，少部留存天津。
晚年经历
1936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汉奸王揖唐等人在《庸报》刊登鼓吹“华北自治”的声明，擅自将袁克定列为领衔者，两日后袁克定登报郑重声明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此举引发日本人嫉恨，其住宅被严密监视，后经曾被袁克定谋救过的汪精卫斡旋，袁克定得以获得一定自由。汪精卫曾托人带礼品和钱款游说袁克定，袁克定收下礼品（称系私谊），却分文未取钱款，此次事件后，袁克定彻底结束政治生涯，拒绝与日伪合作，保持晚节。
1937年，袁克定再迁颐和园清华轩别墅，家境日渐败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曹汝霖曾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克定坚决不同意。日本人对袁克定许以高官厚禄，让其出任华北伪政权要职，借以网罗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袁克定虽然经济拮据，境遇困难，仍推说自己年迈多病，婉辞拒绝。
1938年12月，袁克定60岁生日时，其表弟张伯驹前往探望，并赠寿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蓬壶多岁月，家园山河半梦中。”同年，袁克定夫人病故。
1948年，袁克定寄居表弟张伯驹（张镇芳长子）家中，生活费用由张伯驹承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袁克定在北京文史馆担任馆员，月薪60元，其言论、思想、行为依旧守旧，不信宗教，曾在张伯驹家见到西藏活佛时，未参与叩拜，仅与活佛握手；无论何种场合，提及袁世凯必称“先总统”，始终坚守自身身份体面。
1958年，袁克定病逝于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
成就和影响
艺术成就
袁克定擅长篆隶书法和绘画，但很少赠人。写书信使用特制烫金菊花信纸信封，字句系以章草或狂草，且其中含有典故颇多。
秩事典故
胎记为名
《容庵弟子记》称，袁克定出生之时，“啼声响亮，大不类常儿”，直把袁世凯乐得手舞足蹈，遂以额上胎记为名，给儿子起了个乳名“记光”，一呼为“记儿”。
“太子”自居
1912年初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时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袁世凯便于次年从他到德国继续治疗。在德国期间，袁克定被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的功效深信不疑。因此回国后，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据《洪宪纪事诗本事注》记载，袁克定初退汤山，日与杨度往还密议，络绎载途，操纵发放。京师为之谚曰："多谢当炉袁大嫂，汤山圈里喂黄羊。"袁氏诸子中，克定称为皇大储君，克文称为皇二子，各镌玉印。书翰启用"皇二子"三字，克文所书联条多用之。皇大储君则克定用押密件，常简另章，故外间流传绝鲜。
太原公子
袁克定与杨度在广和楼看《秦王李世民》的戏，台上李世民恳切陈词劝李渊起兵攻打洛阳，其刚劲决断、有远见卓识的形象让袁克定情不自禁称赞其为英雄。散戏后，袁克定送杨度一本东京出版的《富士山》杂志，称要给他看篇文章。杂志上有贺长雄所写《访太原公子袁克定》，从人品学问等方面大力称颂袁克定，还称袁大总统应做唐高祖，袁克定是今日的李世民。杨度回家后第二天才看文章，意识到这是袁克定借有贺之笔赞扬自己，且选择在日本刊物发表是有选择地送人试探心思。
平息风波
袁克定虽已无权无势，然“袁大公子”之名在社会上仍具一定影响力，有人仍愿买其账。一次，名为王连五者，在那桐宅子东头开设澡堂（即今东四宝泉堂）。王连五囤积大量肥皂，且顾客洗澡时不提供肥皂。后警察局经济科人员前来洗澡索要肥皂，伙计称无，警察大怒，遂进行搜查，果在其马号中发现满满一马号肥皂。王连五自知囤积居奇将惹官司，心生不妙之感，便前往万寿山求助于袁克定。袁克定听闻后言：“你就住在我这儿，正好明日我进城，顺便将此事解决了。”类似诸事，只要袁克定出面，往往能够轻松化解，不了了之。
生活讲究
解放前夕，袁克定生活极为潦倒，时常连房租都无力支付。此时仅有一忠心老佣人，常去街上捡拾白菜帮子，为其蒸制窝头果腹。开餐时，袁克定仍正襟危坐，胸佩餐巾，以刀叉将窝头切片，佐以咸菜进食。平日里，他亦常正襟危坐，或读书、或写字，有时也会画画、抚琴以消磨时光。
历史评价
刘文瑞、秦丕栋在《中国历史上的父与子》中写道：袁克定是袁世凯刻意培养的继承人，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也十分活跃，有很大的影响力。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洪宪帝制以克定为中心，杨度为祭酒。外挟德皇之劝告浸说其父，内率臣工之学说伪表人民。
孙方友在《陈州笔记》卷四写道：项城袁世凯故居有一帧袁克定从德国留学回来时的照片，威武英气，一副踌躇满志之状。
张甜甜在《天津近代历史人物传略》（三）写道：袁克定的尊卑、嫡庶观念很重，非常讲究日常礼仪。他注重穿着，无论寒暑，即使独处，也衣裤齐整。他写书信使用特制的烫金菊花信纸信封，字句系以章草或狂草，且其中含有典故颇多。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写道：大兄名克定……幼时赢孱，呕血几殆，然好学不倦，未尝以病偶辍。
后世纪念
袁克定旧居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台北路6号，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为德式建筑风格的2层小洋楼，现为办公用房。
张伯驹笔下的袁克定
参考：张伯驹笔下的袁克定
张伯驹诗云：“纵使龙兴鼎革新，后来谁是继承人。”这是说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公元1878年—1958年），字云台，别号慧能居士。袁世凯故后，袁克定迁居天津。1948年，袁克定投奔表弟张伯驹，1949年后曾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病逝，终年81岁。张伯驹之父张镇芳，乃有识见之人。张伯驹说：“洪宪初，先父曾劝项城勿为，谓即使成功，难以为继，试看后人谁为李世民耶？清室逊位，克定皆力主持；但与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迨直、皖诸将尽不用命，项城始感克定非李世民之才，然已晚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言非虚。如果没有实力武功，只靠文人耍嘴皮子，徒事空言，注定难成大事。袁克定志大才疏，只会空谈，无李世民济世之才。“克定本无雄才大略，洪宪时以太子自居，见人对其行跪拜礼则喜。”袁世凯即使复辟成功，也难以为继，早知如此，何必开历史倒车呢？张镇芳阅世甚深，心思缜密、考虑周全，可惜忠言逆耳，袁世凯置若罔闻，落下骂名也是咎由自取。
袁克定缺少李世民那样的济世之才，但并非一无是处。在民族大义、大是大非面前，袁克定也是有操守和定力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以后，时克定居三贝子花园，日人欲畀以高位，克定闻之，登报声明以病任何事不闻问，并拒见宾客。此可见其风骨节操。
日常生活中，袁克定也是自律甚严、中规中矩的。袁克定晚年艰困，张伯驹曾见其就餐，无鱼肉肴疏，以窝窝头切片，佐以咸菜，饮食极为简单寒素。但是袁克定仍正坐，胸戴餐巾，画面感很强。即使是吃窝头就咸菜，还必须要像吃西餐那样正襟危坐、胸戴餐巾，袁克定真是讲究人，甚至讲究得近乎迂。
另外，张伯驹诗曰：“皇储谁谓无风雅，秃笔还能画草虫。”这是说袁克定亦颇有文才、能诗善画，他曾为潘素题诗，也为潘素画过花卉草虫，虽不工而笔亦古拙。
听闻袁世凯儿子建国后生活窘迫，毛主席特批：应当尽可能照顾一下
五十年代初期，已然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一职的章士钊寻至毛主席处，冀望能够对处于穷困潦倒状况的袁克定予以照料。
袁克定身为袁世凯的长子，乃袁世凯原配夫人于氏所诞下的仅是唯一的儿子，处于封建社会之时代往昔时期，又把他称之为“嫡长子”，新中国成立之际之时，袁克定居住在北京，受到张伯驹的照料照看，过着贫困穷苦的日子生活。
虽说新中国成立之际，袁克定已然没没无闻，然而在旧中国阶段，尤其是袁世凯称帝的那一段时期之内，袁克定兴风作浪，引发过诸多风波。
毛主席得知此事以后，还特意批示：
“皇太子嘛，应当照顾他的生活。”
之后，经由北京市政府予以同意，袁克定被安置在文史馆担任馆员，每月具备60元的月薪，于市政府的照料之下维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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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影视作品里头，袁克定这般人物的形象，是存在着被赋予了一定程度贬低化的情况的。这也是起因于他的父亲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行事，妄图称帝，袁克定在这一过程当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所引发的结果。
可以看出，袁克定是一个典型的出身于旧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体现，他对于尊卑、嫡庶的观念极为看重。
从资料里不难看出，袁克定这个人还是相当有能力的。
有所依据袁静雪所撰写而成的文章当中名为《我的父亲袁世凯》，袁世凯存在一妻九妾这样一个情况，原配夫人姓于氏年长袁世凯一岁，然而文化程度不高，并且未获得袁世凯的喜爱之情，所有小妾里，大姨太沈氏以及五姨太杨氏是最受宠的，尤其是大姨太沈氏，在袁世凯提出要求后，他的全部子女把于氏称作“娘”，将生母称作“妈”，对于大姨太沈氏则叫做“亲妈”。
然而，虽说于氏并未得到宠爱，可是袁世凯此人因受中国传统影响颇为深厚，故而他从始至终都未曾舍弃原配于氏，于氏寿命绵延颇久，一直至袁离世后三年方才离世。
也许正是受了父亲这一影响，袁克定后来也秉持这一套想法。
小时候，袁克定就一直跟在父亲身旁，接受过条件相当不错的教育，还因父亲的身份地位，在学识上贯通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体系，晚清时，袁世凯的官位达到了臣子中的最高级别，袁克定也就跟着担任了各个不同的职务。
1911年辛亥革命过后，因袁世凯掌控着军权，所以他夺取了革命党人革命所获的胜利成果，进而能够出任民国大总统。
即便孙中山于辞职之前，竭尽所能促使《临时约法》获得通过，以此对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予以限制 ，然而袁世凯为了能进一步夺取权力 ，竟废除了《临时约法》，还把内阁责任制改为了总统制 ，新通过的《民国约法》居然规定大总统任期为 10 年 ，能够无限期连选连任等 ，大总统继任者要由现任大总统推荐 3 人 ，写于“嘉禾金简”之上 ，加盖国玺 ，在大总统府专门设有金匮石室秘密收藏着 ，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控 ，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以及国务卿分别秘密保管 ，当进行大总统选举之日 ，由现任大总统开启后 ，将所提名单交给选举会进行选举。
袁世凯在掌权后仍不满足，又妄图恢复帝制。
需要指明的是，袁世凯脑海中称帝的念头存在得很早，仅仅是始终处于隐藏状态，这一点借由袁克定身上便能够瞧得出来。
1913年，袁克定发生坠马一事，进而导致足颈被摔折，同年9月，他前往德国进行治疗，当然，他此次前往德国还有另外一项目的，那便是去了解一下德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柏林那里，袁克定去谒见了那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提出中国要是没有君主立宪制就没法实现图强，当时啊，德皇表明德国会在外交方面支持袁世凯称帝，这么个情况，使得袁克定高兴得简直要发狂了。
袁克定回国以后，就向袁世凯提出了两项意见：
一、将王士珍调令进京，使其接替段祺瑞来主持军事，那时段祺瑞已然受到袁世凯的猜忌。
二、设置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将其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此机构由总统进行掌管。
这两项提议都和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久之后，袁世凯采纳了意见，决定对军队进行重整，设立了京师模范团，以便于在将来能够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师、军，袁世凯亲任第一任模范团团长，袁克定则担当第二任。
不但如此，袁克定在明明晓得国情民情都持反对态度的情形下，依旧再三鼓吹袁世凯称帝，袁克定借助袁世凯称帝迫切想要获取日本人支持这事，袁克定特意召集了一群文人，伪造日本人在华的主要舆论报纸《顺天时报》，并且严格把控真的《顺天时报》流入故宫。
隐隐约约能够瞧得出来，袁克定确实是有着一定的政治手段的，他对舆论进行操控，将军权加以把控，方方面面都在为自身能够接班而铺设道路。
在当时，由于袁世凯全然不顾民众的意见，执意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全国百姓的强烈声讨，致使北洋集团随之走向瓦解，各个国家的列强也都宣告不再对其予以支持，最终导致袁世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无奈之下只好取消帝制，最后怀着忧愤的心情患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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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各种情形来看，袁世凯对于身为长子的袁克定，存在着较多的信任，然而，在法律的规定上，并没有确立他在帝位继承方面的地位。哪怕处于袁世凯后来称帝的状况下，袁克定成为储君的名分身份，依旧没有清晰之明确。
袁克定算是白白折腾了一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后，袁克定携母于氏寓居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袁克定身为袁家嫡长子，主持了分家之事，大体上他给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分了数额较大的财产，然之后有袁家之人指出，袁克定在分家时不公平，暗地里还藏了一笔钱财，对袁世凯于法国银行的大额存款进行了隐瞒。
自父亲离世后，袁克定便不再涉足政界，此后虽坐拥巨额财富，却坐吃山空。然而，因其花钱习惯一直十分大手大脚，袁家没多久便陷入了穷困之境，到了1937年，袁家竟无奈只得依靠典当来勉强维持生计。
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袁克定还是有气节的。
1936年，日本人宣扬华北五省自治，在晓得袁克定身处天津这个情况后，打算借助他的名去做此事。彼时汉奸王揖唐等在《庸报》刊登声明，宣扬“华北自治”，且把领衔人署名定为“袁克定”。
袁克定晓得这件事情之后，马上于报纸之上公然宣称，表明这件事情跟自己彼此没有那种相互的关联！
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沦陷，那时曹汝霖曾向袁克定提建议，要把袁家位于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克定坚决不答应。而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找到袁克定，期望他出任伪职，虽能借此获得一笔丰厚月薪用于开销，但袁克定依旧坚决拒绝了这件事。
后来袁克定同好友张伯驹谈起此事，还郑重地表示：
“给日本人当官虽然能有财源，但却当了汉奸，这样非我所愿。”
日本人数次前来邀请袁克定出山，袁克定皆予以婉拒，为防止再次遭受骚扰，袁克定唯有在报上声明，表明自己已然年迈且疾病缠身，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心思去过问，期望往后不要再有人上门来打扰。
当时人还多盛赞袁克定保持了民族气节。
在1948年的时候，穷困的袁克定夫妇，搬去了表弟张伯驹的家里，此后，他们的生活由张伯驹来照料。
有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张伯驹在早些年的时候，是比较厌恶那个鼓吹袁世凯称帝的袁克定的，然而到了后来，瞧见他生活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最终还是同意去接济他。
需明确指出的是，那时张伯驹自身生活亦是颇为艰难，抗战胜利以后，张伯驹一家返回北京，居住于弓弦胡同一号，然而为了防止国宝展子虔的《游春图》流落至外国人手中，他狠下心来以低价变卖了这处居住之所，如此才将这幅画作买下，随后捐赠给了故宫。
张伯驹一家从城内弓弦胡同迁出，而后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而就这处院落而言，其规模也并非不大，按照张伯驹女儿张传綵所回忆的情况来看：
雍正年间始建的承泽园，属于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如今呈现在北大西门前方的那个院子称作蔚秀园，经由穿过蔚秀园从而能够抵达承泽园，在父亲将承泽园购置之前，其先前的主人为庆亲王奕劻，承泽园面积颇为广阔，拥有数量达30多间的大小不一的房屋，园内设有假山，建有供人赏玩的人工湖，另外还配备了特别大的荷花池，整体环境显得极为雅致且幽静。
张伯驹的妻子张传綵后来讲，他们一家人搬至承泽园后，袁克定跟他们家居住在了一块儿，鉴于袁克定是张伯驹表姐夫堂兄长的缘故，张传綵称呼袁克定为“大爷”。
张传綵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袁克定十分好奇，毕竟袁克定乃是袁世凯的大儿子，在袁世凯称帝的那段日子里可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然而在他们首次碰面之后，袁克定给她所留下的印象着实惊到了她：
有个老头，干瘦且矮小，身着一身长袍，头戴一顶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时一高一低，瘸得十分厉害，脾气还有点怪，这便是袁克定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那里面呈现出一副风流倜傥的形象，可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
不过呢，这也是能够被理解的，毕竟那个时候的袁克定已然七十多岁了，已然步入暮年阶段了。
在对于张传綵的印象而言，袁克定持续呈现相当安静的模样，于此期间，张伯驹家中时常会迎来诸多客人，有这样一群人聚集一块儿畅所欲言，然而，却始终未曾见到袁克定参与其中。
大多时候，袁克定是默默在家中埋头看书的，鉴于袁克定学问综合贯通着中国和西方，故而他所阅览的书籍大多是德文版本，偶尔他也会亲自进行些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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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辈子妻妾数量众多，子女数目无数，大体上多数都充当了袁世凯用于政治联合协作的工具，举例拿出一份名单来瞧，袁世凯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其婚嫁对象皆是达官显贵之人的联姻。
然而，在袁世凯这位大家长离世之后，妻妾子女便都各自分散在不同地方，相互之间往来极为稀少。并且，因早年处于富贵生活状态，袁世凯的子女大多没什么突出才能，在生活方面又是肆意挥霍，是很难称得上能有什么成就的。
相比起来，袁克定还算是其中不错者。
在所有袁氏子弟中，张伯驹与袁克文的关系比较好。
袁克文乃袁世凯第二个儿子，往后过继予大姨太沈氏，沈氏对待这个过继得来的儿子分外宠爱，这也造就了袁克文挥霍金钱毫无节制的个性。
可袁克文与袁克定的关系就很一般了。
早年时候，袁世凯瞧不上长子袁克定，原因是袁克定腿有残疾，故而袁世凯曾有心思立二子袁克文为“皇储”。后来，袁世凯称帝之后，无意中把相关消息透露出去了，这消息便引发了长子袁克定的忌惮。袁克定为了能得到“太子”之位，几乎到了疯癫的程度，于是他公然宣称，倘若父亲打算立袁克文为皇储，那自己就要去刺杀袁克文。
事实上，袁克定担忧过度，因袁克文自身对政治并无兴趣，所以他后来为避开嫌疑，曾有一段时间称病不露面，过后还让人刻了“皇二子”印，来表明自己不存在争夺储位的想法。
袁克文对政治无心思，其一生都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喜好收藏古玩以及书画，和他有往来牵连且多都是文化范围内的有名之人。
这或许也是张伯驹与袁克文交好的原因之一。
值得说一说的是，袁克文有个儿子叫袁家骝，袁家骝是个学习厉害的人，后来前往美国留学，成长为有名气的核物理方面的专家，就连他的妻子吴健雄，都被尊称“东方居里夫人”，还被叫做“核物理女王”，也被誉为“物理学第一夫人”。
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出现转圜之后，袁家骝夫妇曾经回到了中国，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不过，以上这些同袁克文就关系不大了。
袁克定育有一子两女，其中长子是袁家融，早年他也曾前往美国留学，得以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然而，在各个方面的资料当中，均不存在袁家融对老父亲袁克定予以照顾的记载，很明显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融洽。
按照张伯驹女儿所回忆的情况来看，袁克定在其晚年的时候，是由他的侄女老十七，也就是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来进行照顾的。
1953年，张伯驹把承泽园卖给了北京大学，之后全家搬迁至海淀一处有着三十多亩地的院子居住，然而只住了半年，便卖给了傅作义，随后全家又都搬去后海居住了。
无论搬到何方，张伯驹从始至终都未曾舍弃这位表兄袁克定，始终坚持着去照料袁克定的晚年生活，而且还特意在西城买下了一处房屋，将其用来提供给他们夫妇进行居住。
袁克定在文史馆有了工作，之后每个月有了60元收入，然而每次一拿到工资，就需要交给张伯驹的夫人。
从这个角度，也不难看出袁克定的个性。
章士钊反映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生活困窘，毛主席特批：应给予生活方面的照顾！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毛主席和多位民主人士谈话时聊到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
得知袁克定生活过得很一般，毛主席当即说道：“对于袁克定，我党应当尽可能帮助他。”
不久，毛主席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一笔钱帮助了袁克定。
当袁克定拿到这笔稿费，他顿时感动的热泪盈眶……
一、毛主席帮助袁克定
建国初，著名教育大家章士钊收到了袁克定的来信。
信中，袁克定述说了自己近些年的困境。
章士钊早年曾与袁世凯有些交集，武昌起义后，章士钊遭到同盟会一些误解，生性刚烈的章士钊愤而辞职，后来，袁世凯邀请章士钊担任北大校长，并赠送给章士钊一套豪宅。
章士钊是了解袁世凯的狼子野心的，最终，他没有前往北京就任，不过，几年后，章士钊还是出任了军务院秘书长，因此，章士钊和袁家多少是有些交情的。
而袁克定之所以给章士钊请求帮助，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章士钊和毛主席关系非常好，1920年，章士钊筹集了2万银元，交给毛主席用于留法勤工俭学。
建国后，毛主席多次邀请章士钊来中南海谈话，多次请章士钊吃饭。
章士钊收到袁克定来信后，思虑再三，他还是找到毛主席，说明了袁克定的事情。
章士钊说道：“主席，袁克定以前虽然做过一些错事，可是在抗战中，他没有做对不起民族的事情，而且他精通德国、英语等多国语言，能力是有的，现在他生活穷困潦倒，您看新中国是否帮助一下他。”
毛主席微微沉思了一会说道：“新中国的确应该照顾一下他的生活。”
不久，在毛主席亲自批示下，我党安排袁克定担任文史专员，月工资60元。应该来说，在那个年代，这份工资还是挺不错的。
二、袁克定为何后来穷困潦倒
写到这里，很多历史爱好者或许疑问来了，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他一生虽然大起大落，可是他毕竟是当过皇帝的人，还是北洋军阀的主宰，他去世后留下的财富，至少是数以百万计，作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后来怎么就穷困潦倒了呢？
袁世凯去世后，他到底留下多少遗产，这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不过，结合种种历史资料可以大致推算，袁世凯留给17个儿子的遗产，至少超过一千万银元，作为长子，袁克定至少独得200万。
在那个年代，200万银元可是一笔巨款啊！要知道，国民党一名普通士兵一个月军饷也就是几块银元。
袁克定拥有如此庞大财富，他怎么就在短短二三十年挥霍一空了呢？
首先，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袁克定这笔巨大财富，现金只有几十万银元，其他大部分是股票和房产等固定资产。
袁世凯去世后，袁家在老家河南等一些土地和房产，因为各种原因，被国民党政府“拿走”，据说，袁克定后来生活困难时，曾请求蒋介石将一些房产归还袁家，不过，蒋介石没有答应。
因为战争等原因，袁克定手中的一些固定资产被毁坏。抗战时期，袁克定手中就有很大一部分财产，被日军霸占。
导致袁克定穷困潦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袁克定从一出生，他就不缺钱，因此，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仍然是花钱如流水，每次和朋友们出去吃饭游玩，几乎都是袁克定买单。
还有，袁克定还算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袁世凯去世后，袁世凯一些旧部混的很不好，一部分人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于是，袁克定拿出很大一笔钱，用于帮助袁世凯旧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袁克定很大一笔钱和股票，被人卷走，这导致袁克定彻底陷入困境当中。
三、袁克定不当汉奸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帮助袁克定呢？
要知道，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袁克定可都做了不少对不起民族的事情。
袁世凯当年之所以称帝，袁克定这个“皇太子”一个劲的助推，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袁世凯称帝前，袁克定刊登假新闻，误导袁世凯。这些假新闻中，刊登了大量民众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内容。
这让袁世凯误认为自己称帝是“民心所向”。袁世凯临终前痛骂儿子是“欺父误国”。
虽然袁克定犯下过不少错误，可是袁克定在抗战时期的一些爱国行径，却让他得到了不少“好评”。
华北沦陷后，日军考虑到袁家在北洋军阀体系拥有不小影响力，于是，日军试图以购买袁克定房产的方式，给袁克定一大笔钱。
袁克定虽然此时生活已经很困难，也很需要钱，可是他不敢当汉奸，最终袁克定还是拒绝了。
不久，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拜访袁克定，试图说服袁克定到伪政府任职，袁克定坚决拒绝了。
第二天，袁克定还特意登报表示自己身体不好，不参与政治。
袁克定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的确值得人们称赞。
从毛主席给袁克定安排工作，拿出一笔稿费帮助袁克定可以看到，毛主席之心胸和格局实在非常之大。
实际上，建国后，不少曾经犯过错的人，都受到了我党的厚待。
这其中，溥仪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要论过错，溥仪可比袁克定大的多。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在日军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十几年间，溥仪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杀害了无数抗日志士，可以说，溥仪绝对算是一个民族罪人。
建国初，当苏联将战犯溥仪移交给新中国时，溥仪内心是惊恐万分的，他害怕新中国枪毙自己，毕竟他知道自己做了太多太多错事。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新中国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帮他治病，厚待他。
1959年，溥仪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溥仪恢复自由后，我党还异常关心溥仪，周恩来总理安排溥仪到相对轻松的植物园工作。
毛主席多次在中南海请溥仪吃饭，还拿出稿费帮助溥仪。
上世纪六十年代，溥仪病重时，我党还安排一些名医为其治病。
从毛主席对溥仪、袁克定的宽容和厚待可以看到，毛主席格局之大，实在令人钦佩，这样的伟人，怎能不让后人缅怀一生呢？